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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银林  忻县地区的人物朱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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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刘邦诗云“大风起兮云飞扬”,云本来在天上,讲飞比较贴切,讲扬就不那么贴切了。我说:大风起兮尘飞扬。亲眼所见,自然界所见如此,人间所见也如此。我虽是小人物,但我讲的比较贴切。尘土靠风确能飞扬起来。
       毛泽东是个大人物,中外敌友都不否认。尽管有人夸他,有人贬他。最为垢病的是他刮的那股大风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前所未有,史无前例,波浪状阔,汹涌澎湃。大风起兮尘飞扬,确实使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一下子火了气来,成为耀眼的名星,令人乍舌。北京有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太原有刘灏,宋捷,史纪礼。忻县区有赵存元,康超,康国良。当时为学生们追随,羡慕,敬佩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时是说他们是名星,名副其实,一点不假,有好多学生为了追星,甚至搭上了性命。
      说到忻中校星,说到忻中文革,说到忻县地区文革,学生们最追随,最羡慕,最敬佩的莫过于朱玉宝了,他是忻县中学学生会主席,忻中同学(井岗山派)的领袖,忻中红旗第一顺序的领导人,忻县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副总指挥(总指挥朱光是忻县军区司令员),忻县区革命委员会的常委。
      文革中他没有资格造反,学生会主席照例被划为保皇派,他的家庭成份是中农,也成不了红五类。有些人还想整他,把他当作是的校长王法成走资派的徒子徒孙,可是没有啥把柄,无法揪出来斗他。
      忻县区有个卫校,文革主任比教有头脑,开始组织红卫兵就贯彻:看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把全校的同学都收了。其实学生娃娃们就是想戴那个红袖箍,显示自己也是革命派。忻中的校文革主任郭耀宗要叫校红卫兵是响当当,硬梆梆的红五类(革命工人,革命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烈属的子女)董继斌为首的忻中红卫兵,收了近有半年,只收到了忻中学生的约三分之一。等到批了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后,任何人都可发起组织群众组织时,朱玉宝和赵生玉发起组织的忻中“红旗”三天人数就超过了忻中红卫兵,一下成为忻中人数最多的组织。  
  忻中和忻师当时是忻县区的两所最大的中等学校。地区卫校,地区农机校次之。 
  1966年6月忻师开展的文革一开始就比忻中好,轰轰烈烈的程度在忻州城里引人注目。
  由于忻师在忻州城的西南角,离忻州城的主要街道很近,文革一开始就有好多老师被揪了出来成为黑帮分子游街批斗。其中还有忻县地区的学毛选积极分子王粉花。
  后来又揪出走资派校长程友三,抄他家时竞抄出两万元存款,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一般普通教员月工资也就三四十元,叫人很吃惊。
  忻师的革命造派,还去太原到山西省委告程友三的状。使当时以卫恒为书记的省委发文说:中共忻县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校长程友三、党委宣传委员高云伟与教师冯陶民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允许程友三、高云伟、冯陶民在《山西日报》上点名批判。

  8.25事件
  1966年8月25日,忻县地委、忻县专署召开“忻县地区文化大革命进军大会”。3万多各界民众聚集在红旗广场。
  上午9时会议开始。地委副书记刘寰主持会议,简短致辞后,地委书记、军分区第一政委徐志远作了动员报告。在大会将近结束之时,突然出现了意外情况,忻县师范红色造反兵团的赵存元、康国梁等学生,忻专农机校东方红兵团的学生冲上主席台,抢过麦克风以大会没有悬挂毛主席像,没有向毛主席三掬躬为由发表造反宣言。
  下午忻师、忻中、农机校的学生造反组织在大街上贴了不少大字报和大幅标语,表明态度要向地委造反。晚七时许多学校的造反组织陆续聚集到地委大院东楼前(现在市委院东楼)要徐志远出来接受批斗,要求地委罢免徐志远的官。
  忻县师范的学生没有善罢甘休。8月26日,忻师的造反派们赴省委、省人委告状。省委在8月29日决定撤销徐志远党内外一切职务 
  8月30日清晨,城内锣鼓宣天,忻师同学在庆祝告状胜利。

      8.30请愿
      1966年8月30日清晨,睡梦中的忻中同学被喧闹的锣鼓声惊醒,原来是忻师同学告状胜利,省委在8月29日决定撤销徐志远党内外一切职务。愤怒,嫉妒,恨的忻中同学不满忻师同学获的胜利,不满省委的决定,决心赴省城讨个说法。
      8月30日下午,省运输公司倾巢出动50辆大骄车、大卡车载着忻中、忻纺、地区造纸厂、匡村民兵2000余人开赴省城。车队由尖草坪入太原,沿解放路从督军府西门直入省委大院。
      在到达省委后,几个单位的负责人临时碰头,一致推举忻纺刘继平为请愿团总指挥,董继斌担任副总指挥。早已得到消息的省领导,安排接待处把忻县请愿团集中到“七一礼堂”,宣布将2000余名请愿人员安排在迎泽宾馆、省政府一所、并州饭店、省团校。
      8月31日,省委书记处书记赵雨亭在湖滨大会堂接见忻县请愿团。主席台上除赵雨亭、阴发祥、刘贯文外,还坐着几个官员。刘继平和董继斌坐在主席台靠左的位置上。赵书记要先听取请愿团的意见,刘继平让董继斌去讲话。董继斌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哪里登过如此大雅之堂,一个19岁的毛孩子,现在要在省委书记面前讲话,两腿还在发抖,内心忐忑不安。但事已至此,没有退路。于是走到麦克风前。台下坐着的除请愿团2000多人外,还有省委省人委相关人员,5000座位的湖滨会堂坐了一大半。从来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的董继斌,鼓足勇气将8.25事件的经过讲了一番,把忻县人民不理解省委的决定的心情讲了一番。董继斌讲完之后,赵雨亭讲话,他的中心意思是,这中央明确规定,并三令五申,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不许领导干部以任何方式挑动群众斗群众。徐志远所犯的错误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赵书记讲完话,会场一片骚乱,有人冲到前台要求讲话,被警卫人员制止,接见会就这样结束了。
  之后的几天,省委负责接待的领导穿梭在请愿团中做工作,要求返回忻县。更多的是做刘继平和董继斌的工作。直到9月6号,请愿团一无所获,再也憋不住了,于是在晚饭后都集中在省委5号楼前,要求省委书记卫恒接见大家。省委书记处书记赵雨亭出来,不行!省委副书记王大任出来了,还不行!大家一定要见卫恒。就这样僵持着,直到深夜12点钟,卫恒书记才出来,简短的讲了几句话,和前几天赵雨亭讲的口径一致。
  看来徐志远的官复原职是没有希望了!但请愿行动无果而终,如何动员这2000多人返回忻县?尤其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尤其是那些初中学生,住在高级宾馆,免费享受着白面馒头,有的不想走了。于是我们决定,董继斌负责,组成8人赴京请愿团,于9月8日登上去北京的列车。忻县赴太原请愿团也在同一天返回忻县。
      看学校历史忻中是老资格,看师生人数忻中是忻师的好几倍。忻师拔的文革的头筹,忻中人自是很不爽快。打倒程友三、高云伟、冯陶民那是忻师人家自己的事,忻中人说三道四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徐志远那就不同了,忻中人也可以插一杠子,你打倒,我就喊支持,对消忻师人的锐气,给忻师人的狂欢添点悔起。所以忻中人大多数一齐喊“支持徐志远”,忻中红旗也喊“支持徐志远”。
      这时朱玉宝还忙于大串连,没太考虑徐志远的问题,“支持徐志远”会有油水他也没有预见到。

     2.4夺权
      受山西省1967年1月12日夺权的影响。
      1967年1月20日忻县区有一次夺权。山西省红联站和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忻县军团联合忻县专区5家造反组织,成立忻县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夺了忻县地委和专署的大权。
      山西省夺权后的原忻县地委书记、曾被原山西省委罢了官的徐志远,此时已成为刘格平省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他不承认忻县区“1.20夺权”  他于2月3日由刘格平的特派员王建陪同,带着刘格平的旨意回到专区,王建向忻县军区主要干部传达要支持徐志远,要重新组织了革命造反组织,成立了忻县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重新组织忻县区的夺权。这成了忻县区革命造反组织兴衰的一个重要的分水令。由忻县军分区朱光,贾如胜侦别革命造反组织的唯一的题目是“支持还是反对徐志远”他们召集全区主要的革命造反组织的代表,在2月4日晚一一单独提堂。革命造反组织忻县中学红旗革命造反兵团赵生玉到场应对。他答案是“支持徐志远”,他答对了,马上得到一顶忻县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的“乌纱”。这“乌纱”赵生玉自己可以戴,他是好人,没有戴,立即让人们去找朱玉保。这时离夺权不到三个小时了。幸愧朱玉保被找着了。
      人们严究“必然”和“偶然”的原因,朱玉保能当上忻县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和他平时的为人处世有关,才使他能够成为忻县区最有影响力革命造反组织的领导人,这是“必然”。说是“偶然”就是赵生玉答对了题,又肯找他,又找到了他。就忻县中学红旗革命造反兵团内部也是支持,反对徐志远的观点都有。只有赵生玉,即支持忻中的走资派王法成,又支持地委下台干部徐志远,他不相信一个人一天就会由革命变成反革命。
  若认真的选择忻中师生中支持徐志远有作为,有功劳的当数董继斌了。可是夺权在急,也无人来得及靠虑这些了。
      徐志远重新组织了26家革命造反组织于1967年2月4日晚0时0分夺权。传单号外朱玉宝副总指挥大名赫然在目。
      山西忻县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后附革命造反组织名单“忻县中学红旗革命造反兵团”名列第一。
      1967年3月26日像上海,省城听从毛主席的"还是革命委员会好"的说法,在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基础上成立忻县区革命委员会。徐志远(原中共忻县地委书记,忻县军分区第一政委)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任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贾如胜(忻县军分区第二政委),朱光(忻县军分区司令员),张天槐(原忻县专员公署副专员),赵文甫(原忻县专员公署副专员)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朱玉宝当上革命委员会常委。当时赵生玉获的了委员,康力勋,田常安,任复兴,王富元,张希田,李元中等也进入了地委大院,成了指五画六的工作人员。王富元还混到地委大管家的地位,一段时间地委花钱都的他签字。大家都沾了朱玉宝,赵生玉组织忻中红旗的光。



      我去朱玉宝的常委办公室拜访过他,那时他已和杨文亮公开了关系,校星和校花,叫人羡慕。朱玉宝大人大气严然地委干部的样子,没有了学生娃的气息。办公室超常的宽敞明亮,王富元管车,随叫随到。地委,军区的大干部们听了朱玉宝脱稿的有板有眼的讲话,都说这年青人对时局把握的准,有远见,了不得。



      后来徐志远照顾他们在革委会工作过的同学们,让他们到轩岗矿当了工人,免得回农村务农只苦,比毕业返乡,毕业插队的学生强多了。
      我的同学赵生玉,董计斌,张希田等都和朱玉宝一起到了轩岗。
      张希田于2015年9月4日上午从白石龙他女儿家乘地铁四号线到龙华我的寒舍畅谈了好久,谈到了朱玉宝时,由于我们都很欣赏他,我至68年离校后,也未在见过朱玉宝,很想知道他的一些情况。嘱他把给我说的过的朱玉宝事情写成文字。不过数日果然有了回文。他写的很好照录如下:

      朱玉宝琐事追忆:
      1.朱生于1946年秋季。朱与杨文亮结婚是在1970年2月,是在到轩岗当工人后,已不在区革委会了。(为我写的错误纠正)
      2.1967年成立区革委会时,忻中朱为常委,赵生玉,董继斌,段玉林均为委员。(为我写再前面的文字补充)
      3. 2.4夺权到区革委会成立后,忻中部分同学到革委会工作是以工农兵学的名义,是三结合之一的革命群众,并非都出于照顾,当时忻师卫校也有。工作能力忻中同学最受赏识,各部门领导都要求留用,1968年冬因河南灵宝县精乒简政被中央推广而搁置。
      4.1969年1月30日,忻中18位同学到轩岗当工人属于老徐照顾。当时轩岗矿革委会副主任杨拴劳想招知识青年到矿上,创造了照顾的机会。18同学当时分散在区革委会各部门:朱常委分管文教卫生,王富元在总务处,张希田,田昌安在核心小组办公室,王成义刘保英在宣传部,任复兴吕福仓兰智文在文革办公室,康立勋在政研室,张文英张绪亮在农委,田天才在财委?边明堂在中级法院,靳安在检察院,董赵段三人在校革委会。
      5.朱玉宝简历:
      山西省定襄县留念村人,1946年生,10岁丧母,由父亲拉扯成人。1963年定襄河边中学初中毕业并考入忻县中学读高中,任忻中学生会副主席,主席。  1969年1月分配到焦家寨矿机电队,背起四大件搞井下维护。1972年冬参与共青团整建工作,1973.3选为轩岗矿团委书记,1974年任轩岗矿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任矿党委副书记(二把手)。十一届五中全会后遭人诬陷,排挤,于1980年8月调到大同云岗矿子弟学校任党支部书记。1983年考入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1986年毕业后任大同矿务局多种经营总公司开发公司经理,后调任挖金湾矿党委书记,晋华宫矿党委书记,矿务局水泥厂党委书记,煤气厂党委书记,2006年退休。(白樵苏 2015-9-13 下午)
      并嘱我说:继斌和我均认为,玉宝很可能不愿意人写他的过去,希望你慎重考虑,要写也要特别谨慎,不要伤了弟兄们的心。



      网上查阅到有关朱玉宝的文字很少:
      忻中学子篇上有他的大名。
      朱玉宝 1948年生,忻中高中34班学生,中共党员。中央党校经济专业本科毕业,高级政工师、经济师。大同煤矿集团公司煤气厂党委书记。主要论文有:《企业内部尽快建立模拟市场》,刊登在92年由刘国光、周桂英主编的中国改革全书工业企业体制改革卷上;《一元线性回归在企业工资预测中的应用》,发表在煤炭部主办的《煤炭企业管理》一九八零年第二期上;《煤炭企业经济技术指标评价刍议》,发表在《煤炭企业管理》一九八五年第三期上。另在中国煤炭协会主办的《开采》杂志、大同日报、大同矿工报上发表过几十篇文章。
      何于清,北京作家,著有《特殊生态难民》的文章,有一段写到朱玉宝的说的话。把这断照录如下:
    “父母官"的热泪在缺水最严重的某煤矿,我采访了这里的"父母官"--矿长王举堂和他的副手们。
  像一块朴朴实实的煤一样,他很朴实,没有一点"官"架子,也很豪爽坦荡。他是这片黑沃土上的儿子,他爱脚下这片养育他的土地。然而仅仅用了几十年时间,矿区的环境受到这样严重的破坏。特别是水,竟缺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大学的教材书里他知道,日本人不吹自己的树,朝鲜人也不砍自己的树,他们宁愿出高价进口木材。过去战争使朝鲜烧成一片焦土,而如今森林覆盖率已达到80%。
  他点燃一支烟后对我说:"我们现在的生存方式要改变,这倒不仅仅是对煤矿而言,是个全球性的问题。这种原始的对地球采取掠夺性撷取的生存方式最终要毁灭人类自己!"他不言语了,埋头边吸烟边注视着烟蒂的红光,顿了顿又说:"面对矿上的缺水,难道我心里就不急,可着急又有什么办法!工人们接班先到澡堂看,有洗澡水就报到,没有水就回家。急得我们高价外雇拉水车,一吨水50元,一车4吨200元,这还得管饭拿点儿小玩艺。每天最多拉7车。我刚来矿有一次结水费,一下子就让周围农村结算走21万元。春节缺水严重时,我们领导每天一进调度室的门第一句话先问'来水了么?'其次才问生产,区队干部每天满世界拿上水盆提上水桶找水,好让工人们出井能擦把脸。所以我每天宁肯少派拉主材的汽车,也要多派车拉水,"党委书记朱玉宝对我说:"我来矿时间不长,但一看到工人们洗澡那情景,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三四天就那一池子水,几乎成了黑糊糊,臭气熏天。工人们洗澡时看那样子也难受。久久地坐在池边,看着那池水,看着看着,猛然扒开浮在上面那层污渍,一下跳了进去,一个、二个、三个……那场面真使你眼泪在眼睛直打转!我们的工人太好了,相比之下,我们这当父母官的,就问心有愧,愧对他们!"
  又一个人接着说开了,我抬头看看,是刚提拔不久的张矿长。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还是我当科长时,有一件事情给我印象太深了。我的一个远房亲戚没有水了,老人也是矿上退休老工人,是工伤矽肺,气短得连气都出不上来。他找到我说,别说是亲戚,就是凭我给矿上抱风钻打眼放炮打得出不上气这份上,也得给我拉点吃水吧。我不能拒绝他,答应下来,求人找了一个小水车,终于给老人把水拉到了门口。没想到老人只接了一担水后便让其他人哄抢了。那阵子天己黑了,借着路灯的光亮我看见老人气得额头的青筋崩得老高老高。老人大骂起来……我流泪了,按说我这个人还不肯轻易流泪。我劝老人说您别说了,要骂就骂我吧,是我这个官没当好啊!
       看了这些文字,你就会知道,朱玉宝他们这些煤矿的基层干部在和什么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2014年他老了,他以同煤集团老年学学会副会长写了《建设生态文明、打造美丽同煤路径的思考》。看这篇文章就有好象在听他的铿锵有力的报告。
      不要一提红卫兵你就骂,全国现在还有几个亿的红卫兵,骂红卫兵就是骂你们的祖宗。红卫兵中决大多数是好人,现在的各级领导几乎都是做过红卫兵的人,连习主席,和李总理都作过红卫兵。红卫兵中有坏人你们可以骂,就是共产党中也有叛徒,贪污犯,国民党中也有忠诚良将一样,任何人群都是一分为二的,红卫兵中有浑球,也有明星。
      我讲的就是朱玉宝,赵生玉组织的忻中的革命群众组织,三天就网络了不是“红五类”的忻中冠有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家庭出身的,那些一心想革命,人家又不要你革命的孩子。成了忻县区最大的学生组织,攒足了人气,使他们进入了忻县地区革命委员会的事实。

郜银林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0f61db20102wkb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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