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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银林  忻中文革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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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中文革略记



  1966年6月17日以体育教师郭耀宗为首的几个人在学校水塔旁贴出了第一张炮轰校长王法成的大字报。学校贴第一张有份量的大字报(史称“6.17忻中马列主义大字报”)。点燃了忻中文化大革命的火。地委派了工作组进驻学校,工作组组长刘玉柱,副组长邢存栓晚上,传达上面精神,为保证文革进行,高考推迟半年,全校停课,全体师生参加文化大革命。
  工作组组建“文化大革命领导组”,郭耀宗任组长。学校党委、校长办公室、团委会等党政机构就停止了活动,领导统统靠边站,只有总务处部分职工在继续维持工作,主要是购买、领发大字报纸和搞伙食。学校领导权落在“文化大革命领导组”的手中。由“文化大革命领导组”发起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要求“根正苗红”。只能由家庭出身是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的学生参加。这些学生只占全校的一小部分。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董继斌,周黄银为骨干。这是最正统的“红卫兵”,只有他们能够戴红袖章,同学们都很羡慕他们。
  文化大革命领导组,按上级有关部门的部署,分批让红卫兵去北京觐见主席,余下的有人就满世界找有特色的古建筑一类去“破四旧”,好好屋脊上的装饰给敲掉,妇女长长的头发给人家剪掉。
  不几天工作组离校,又派来了络联络员。此时,全校师生昼夜“奋战”,写、贴大字报。据统计,全校130多名教职员工,就有120多人受大字报攻击,受大字报围攻的有30多人。
  7月,教员王耀堂在大字报围攻下自杀致命,自杀的工具是一把剃刀,地点是学校外的玉米地里。
  8月,校党委书记兼校长王法成同志被批斗,遭受侮辱殴打,致使神经错乱,胡言乱语,更加重了批判内容。
  8月20日,造反派糊高纸帽,逼王法成、黄治经、张桂林、王子义、蔡荣方等同志戴高帽子敲锣打鼓,嬉游校园,并软禁起来。同时,“当权派”、“走资派”、“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罪名从天而降,压在了教师罗明锟、白一清、李亲民、苏维光、付平、曲瑞琪、蔡荣方、毛侃等中老年骨干教师的头上。
  8月25日,中共忻县地委在红旗广场召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进军大会”,将“牛鬼蛇神”全部集中在人民舞台“亮相”。王法成、王子义、黄治经、张桂林等也被逼戴上纸帽游街。
  八月二十五日前后,以“破四旧”为名,抄了部分教职员的家,老师们多年来精心收集的教学参考资料、工作笔记、图书等丢失殆尽。后来把被批斗的领导、教师关进学校的澡堂,组织成“劳改队”,指定“黑队长”,手执黑旗,胸挂黑牌子,强迫劳动。
  学生会成员王富元家庭出身为富农,受到冲击,服毒自杀未遂。以服毒表示革命决心,得到同学们的赞同。
  12月“红旗”、“延安”、"共产主义红卫兵"、"东方红"等红卫兵组织先后成立。
     "红旗”有朱玉宝,赵生玉为骨干,“延安”有段玉林,兰治文为骨干,"共产主义红卫兵"有阎俊祥、赵贵才为骨干,"东方红"有贾尚武为骨干。

    “红旗”是由高三四班的同学发起组织的,校学生会主席朱玉宝,校学生团委书记赵生玉被老派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排斥在门外,他们就成为后成立的“红旗”的领导成员。由于批判了“血统论”允许非“红五类”子女组织革命造反组织,“红旗”一下班收罗了全校剩余的同学,成为忻中人数最多的组织。    
    大礼堂辩论会红卫兵方主辩为学生董继斌,副主辩为学生周黄英;红旗方主辩为学生田长安,副主辩为学生张文学和教师张乃彬。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运动和由毛择东,江青操控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红卫兵运动基本是同步的。工作组进校指导,撤消工作组,批判“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解决走资派老子和老红兵儿子互保的矛盾,红卫兵对立派组织必然要出现。“红旗”、“延安”等红卫兵组织就是在批判血统论中产生组织起来和老派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相对立。两派大辩论不可避免,主题就是血统论。辩论中董计彬抓住红旗成立宣言中批判血统论过头的言论攻击,而使以为必胜的田长安稍逊一筹。
  2月“红旗”、“延安”、“共产主义红卫兵”参加地委2.4夺权成为革命造反主干组织。“红旗”是忻县区人数最多的群众组织,受到忻县军分区的重视。
  2.4夺权前由忻州军分区首长和省核心小组刘格平的代表,组建忻县地区党的核心小组和忻县地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为原地委书记,军分区第一政委徐志远,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政委为军分区第二政委贾如胜,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为军分区司令员朱光。斟别可“三结合”的革命造反群众组织的界线,就是看你对待地委书记徐志远的态度。“红旗”兵团参加表态的是赵生玉,表态支持徐志远。押对了政治筹码。为“红旗”赢的了生死攸关的一局,因故不在的朱玉宝获的了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付总指挥的位置,“红旗”兵团进入了参加地委2.4夺权地序列。后来地区组建革命委员会,朱玉宝获的了常委,赵生玉获的了委员,康力勋,田常安,任复兴,王富元,张希田,李元中等也进入了地委大院,成了指五画六的工作人员。王富元还混到地委大管家的地位,一段时间地委花钱都的他签字,很是神奇。
  忻中学生联合社会组织活动反对徐志远的的就数贾尚武,他所在的“忻中东方红”和“农机校东方红”,还有“忻师红造”是学生中反徐派的主力。他们被排斥在2.4夺权之外,受到压制。
  1967年3月“红旗”、“延安”、“共产主义红卫兵”合并为“井冈山”,成为学校多数派组织。在学校按装了震耳欲聋的大喇叭,整天唱着“山下锦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还办了一张“井冈山”铅印的报纸,有任复兴,田长安,李元中等编辑,还成立了编辑部。
  10月以贾巨卿、齐福礼为首的五十多名轩岗煤矿工人,组成“工宣队”进驻学校。从此,军宣队、工宣队共同管理学校。这一年,在军工宣队的领导下,在建立筹备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学校几个大的红卫兵组织联合起来,夺了权。革命委员会主任为原忻中副校长肖度,副主任为张桂林。我们34班军宣队派的刘四喜,33班军宣队派的王玉。



    忻中有高中部和初中部,高中部三个年级,每一年级四个班。每班学生30-40人,全校学生有800余人,教职员工200余人。高三学生,家是城里的学生登记在31,32班的多,33班城乡浑杂,34班基本全是农村的。34班的楞头青多,特别是山里来的“匪气”较重。文革一来不知死活,敢作敢为,在忻中成了“土匪窝”。
    “红卫兵”头是董继斌彬是34班,“井冈山”的头朱玉保,赵生玉是34班,“宣传队”的头郝应根是34班,这些组织人数加起来就占了全校师生的80%。还有白少山组织了“反到底”,张鹏组织了“红大刀”,刘银亮组织了“山鹰”也是34班。34班在地委出了一个常委朱玉保,一个委员赵生玉,《红忻报》编辑任复兴,地区工会张希田。当时真是叫34班的同学都很兴奋。
    34班造班主任梁代群的反,也是底朝天。抄出了梁代群写的《教人难》,追求班内女学生的情书,给班里捣蛋学生写的“黑本”, 大字报贴的铺天盖地,还贴到他办公室,床上。有未婚妻了还追求班内女学生,这叫我班男生恼怒万分,帅先打头造他的反,并鼓动那女生揭发梁代群,搞的全校哗然。当时也真是叫人们很兴奋。



  我校挨斗时间最长,挨斗次数最多,挨斗程度最惨就数校长王法成,政教组长付平,语教组长蔡荣方。公开的游街,大会挂牌,戴高帽子那是家常便饭,最麻烦的是吃小灶,叫“拼刺刀”,就是少数几个人审你,斗你。我亲见的是我校初中几个学生,在校办公室靠东门的一个房间和王法成,付平,蔡荣方他们“拼刺刀”。他们叫付平,蔡荣方捆绑王法成,表演枪决王法成,搞的王法成满脸是血。后来又把三个人一起绑起来,让他们站在一条凳上,“拼”到高潮时,一脚把条凳揣了,把三人跌到地上,有于被绑着,手无招架,碰的个个鼻青眼肿。我是高年级学生,不怕底年级的,就去说,水泥地上不能干这一套,磕了脑袋是会死人的,那些拼刺刀的扔下流着血的王法成,付平,蔡荣方骂骂咧咧的走了。

  我校两大派学生组织“红卫兵”和“井岗山”随然在学校内有观点不同,但在社会上观点确一致,都是支持徐志远,卫校也是支持徐志远派一统天下,仅有忻师两派在社会上观点对立,对稳定忻县区学生组织起了良好的作用。学生在社会上基本没有直接组织大的派性斗争。

  赵生玉忻中人数最多的群众组织“井岗山”的领导人,派了好多学生调查校长王法成,他的每一段历史都说名王校长是革命派,出于同情,出于正义感,冒着极大的风险,支持王校长站出来。没想到,连同一造反派的人,也反对他。说解放了王法成,忻中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忻中文革就没意思了。没有了敌人,就没有了世界,这是那时侯的普遍真理。



  “忻中井冈山”干的最为不仁义的事是“炮轰朱光”。太原炮轰张日清时,井冈山高参阎润考到太原打听到不利于朱光的消息,井冈山开会决定“炮轰朱光”。朱光是最支持“忻中井冈山”的军区司令员。“忻中井冈山”有些背信弃义。到朱光家想抄家的忻中学生又被他们的范老师朱光的夫人吓虎加礼请给轰了出来。更缺大德的是我校有些学生还赶到北京,从朱光前妻那里收集朱光的材料,把前妻骂朱光的话写在大字报上,贴到北门城楼。毛的一声还我长城,使“炮轰朱光”没有结果。

    1967年12月,忻县区发生以建工部八局五公司工人为主体的两派以钢筋棍长矛为武器的武斗。最初支持徐志远的"二八"派被"联合总部"打的焦头烂额.到区革委哭诉。后来通过“明抢暗給”,驻忻8041部队输送武器给"二八",仅子弹就有20多万发。我校为首的支持徐志远派也集中支持“二八”。
  1968年3月全校复课闹革命,高三大部学生到轩岗矿学工劳动。

    1968年5月4日,“二八”开始“54大反击”,我校有任复兴等在总指挥部负责“文攻”广播攻势。总指挥部在这座城楼北面2公里新城区区革委附近、军分区隔壁。我班刘银亮等参加了战斗,佩有真的武器弹药,在我们的面前显摆过。5月4日这天,全城宣布了戒严,街上路断人稀。在北城楼上,架起了重机枪,守卫附近大本营、做为控制旧城区的火力点。不停的机枪声以及攻势强大的高音喇叭全天不绝。经过两天激战,夺取了"联合总部"盘踞的邮电大楼工地和五公司办公大楼,将对立面赶出忻州城,完全控制住了局势。有十余人死伤,有无辜的妇女和儿童被流弹打死。

    在文革中我校还出现了不少革命爱情双丰收的同学,叫大家叫好。我所在的高34班就有朱玉宝,白少山,宿春怀,刘银亮娶了同校同学。



    1968年后季,在“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号召下,学校高初中学生分别于八月、十一月先后全部毕业离校。同时,有98名同学参了军,将36名教职工,以支持农村办初中为名,下放到忻县农村。

    1969年春,整党开始,在整党中,仍执行“左”的路线。同时,组织全体教师到轩岗煤矿,“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一月余。秋天,又组织全体教师到忻县曹村边收秋,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月余。

    1969年11月,忻县地区革命委员会决定,忻中与忻县师范、五寨师范、耕读师专、河曲农职校、定襄农职校、地区农机校、地区教干校八个学校,合并为地区“五七学校”。其后,校长王法成被几个心肠硬郎的老师和同学集体做证,在批斗他时"要找毛主席说理",以恶毒攻击领袖罪,打成现行反革命,送回老家劳动改造。教员付平、曲瑞琪、毛侃、谢冰、狄子中也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将教师杨廷钧、李春霖、李亲民、钟国泉、苏伟光、刘金铃(女)、汪慧莲(女)、白一清,职员王重伦、尹友三等同志,以光荣的“五七”战士为名,分别下放到宁武、河曲、五寨、岢岚、神池等山区县边远农村去插队。
  至此,历史悠久的忻县中学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解体,校址也被别的学校被占用。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悲哉!忻县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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