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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蓝新光/编著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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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蓝新光 / 编著

一、山西省概况

        山西省行政区划:一九六七年,山西省辖四个地级市:太原市、大同市、长治市、阳泉市,五个专区:雁北专区(驻大同市)、忻县专区(驻忻县)、晋中专区(驻榆次县)、晋东南专区(驻长治市)、晋南专区(驻临汾县)。省会太原市。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山西省总人口一千八百万人。

        一九六六年六月前,山西省党、政、军负责人: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注1:卫恒同时兼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山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山西省人民委员会省长王谦,解放军山西省军区司令员陈金钰。

    二、山西省“文化大革命”的开展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九日,中共山西省委决定将之前设立的“学术批判领导组”改为“文化革命领导组”,仍由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大任任组长。
        五月二十一日,中共山西省委发出《关于坚决地迅速地贯彻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的紧急通知》,称“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文件。各地接此通知后,必须立即在县委委员、省直各厅局党组(党委)成员和各厂矿党委委员中进行认真的学习和讨论”,“各地在学习和讨论中,除对通知的内容要反复学习,领会精神,并且检查自己的认识、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外,对于原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央所作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一根本错误的文件,必须严肃地深入地进行批判。”“各地党委学习和讨论的情况和反映,应当及时的书面报告省委。”此通知下发后,“文化大革命”在山西省内全面展开。
        六月初,山西省太原市的部分高校学生开始走出校门“闹革命”,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共山西省委。六月六日,太原冶金工业学校的部分学生在中共山西省委门前张贴大字报,指责“山西省委和北京市委一样”,请求中央改组山西省委。
        五月二十一日至七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工作会议。山西省参会人员有: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第二书记王谦和书记处书记、省委常委,地(市)委书记,省直相关部门负责人与部分县委书记。会议期间,在山西组讨论时,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中共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被指“诬陷省委”而受到严厉批评。
        七月上旬,中共山西省委决定对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注2:中共山西省委给王中青定的“罪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蒋家王朝的孝子贤孙”、“漏网大右派”、“地主资产阶级走狗”等。】,作家、中共晋城县委副书记赵树理【注3:中共山西省委给赵树理定的“罪名”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家”、“叛徒”等。】,作家、山西省文联主席李束为【注4:中共山西省委给李束为定的“罪名”是:“周扬黑帮的忠实走卒”、“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分子”等。】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三反言行在《山西日报》上公开点名批判。
        同时,太原市不少大中学校和文艺单位也开始了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那些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也受到批斗。
       七月十六日,中共山西省委作出《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安排意见》,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必须立即行动起来,站在运动的最前面,加强领导,坚决把这场伟大的革命进行到底”。同日,中共山西省委在太原湖滨会堂向省直机关、高等院校十七级以上干部与部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传达了这个文件。
       七月十八日,中共山西省委在太原湖滨会堂召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卫恒、王谦、王大任以及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郑林、武光汤、赵雨亭、贾俊等人出席了大会。卫恒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报告。卫恒在报告中称:“现在我们所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击的目标,就是一小撮钻进党内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同时,还要注意把那些有个人主义野心的阴谋家、伸手派挖出来。”这个“有个人主义野心的阴谋家、伸手派”指的是袁振。
        同日,中共太原市委也召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会上,袁振作了动员报告,声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犯了罪”,“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
        八月,中共中央《十六条》发表后,中共山西省委发出通知,允许高校师生在校际间互相参观大字报,互相访问,召开座谈会。太原五中、太原六中、太原工业学院和山西大学等校的部分学生随即组织起“星火战斗队”、“炮轰组”到中共太原市委“炮轰”。
        八月二十日,中共山西省委在太原市五一广场召开有十五万人参加的“欢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山西省军区、驻山西的解放军部队领导人卫恒、王谦、王大任、郑林(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山西省副省长)、武光汤(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山西省副省长)、赵雨亭(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贾俊(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焦国鼐(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副省长)、刘开基(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副省长)、张日清(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胡炜(陆军第二十一军军长)等出席了大会。卫恒在会上讲话,要求“革命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革命精神”,“在辩论中要善于独立思考”,“决不轻易附和”。卫恒说:“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十六条》,是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区分正确和错误的标准”,“当前,我们革命师生的主要任务是要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一斗二批三改,完成这个任务是很光荣很艰巨的。”会上宣布成立官方性质的全省红卫兵组织筹备领导机构,领导全省的红卫兵运动。此后,山西全省各地大中学校普遍成立了红卫兵组织。
        九月十一日,太原五中学生刘灏贴出题为《痛打卫恒黑帮》的大字报。这是山西省第一张指控卫恒为“黑帮”的大字报。大字报在指控卫恒为“黑帮”的同时,称赞袁振“站到革命派一边”,“同卫恒坚决斗争,大方向始终正确”。
        九月十六日,太原五中、太原六中、太原工学院、山西大学的部分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了“炮打黑省委临时指挥部”,提出了“炮轰卫恒,支持袁振”的行动口号。这个组织的部分成员于十九日占据山西省第一招待所,把卫恒拉去,辩论袁振“阴谋家”问题。
        十月二十六日,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等七个造反派组织的部分成员到中共山西省委机关围攻王大任和武光汤,迫使王大任、武光汤在他们提出的“协议”上签字【注5:“协议”的主要条款是:立即给受害群众平反;不准转移整群众的黑材料;追究打击迫害群众的干部的责任。】。
        十一月二日至十九日,中共山西省委召开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因受到造反派组织的冲击,无果而终。
        同月八日,山西省革命造反兵团、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和当天刚刚成立的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共数百人,将卫恒拉至山西省第一招待所进行辩论,然后要其在他们提出的“八项要求”上签字。【注6:这“八项要求”是:一、交出卫恒历年来的讲话稿;二、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三、造反派组织召开的批判大会,卫恒必须随叫随到;四、宣布贾俊代理中共太原市委第一书记是不合法的;五、撤销省委派驻各单位的工作组、联络员和没有卫恒的“卫恒”(意指卫恒的代理人——引者注);六、为被整的群众彻底平反;七、广播车应由造反派调用;八、各造反兵团在省委设立联络站。】对此,卫恒给出六点答复【注7:这六点答复是:一、对八项要求,我无权答复,省委也不能答复;二、迅速地积极地为被整的群众平反;三、袁振问题是党内问题,材料不能给;四、十一日以前撤出派驻太原市委的全体工作人员,贾俊除外;五、要求撤销贾俊职务由省委研究,十日前再给答复;六、录音机去购买,时间不能马上定。】。
        他们还要求在太原市五一广场召开大会,与卫恒在大会上辨论“袁振问题”,让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人参加,并要卫恒在为此事已经拟好的《海报》草稿上签字。九日凌晨,卫恒签字同意。稍后,中共山西省委有人对卫恒提出批评,认为卫恒在《海报》草稿上签字是错误的。十日,卫恒发表《关于十一月九日〈海报〉声明》,称“以个人名义同学生签定《海报》是错误的,希望机关干部、职工、市民不要同学生辩论,不要干预学生运动,不要与学生发生冲突”。
         十一月十日下午,造反派组织在太原五一广场召开批判大会,批斗卫恒等人。现场有人高呼“打倒土皇帝卫恒,解放全山西”的口号,并殴打卫恒。一部分人反对殴打卫恒,与看押卫恒的造反派辩论。批判大会草草收场。
        十一月二十日,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等造反派组织的部分人,再次找到卫恒,辨论“袁振问题”,时间长达十七个小时。卫恒被迫在他们提出的“八项协议”上签字。
        十一月二十二日,王谦、王大任、郑林、武光汤、赵雨亭、贾俊、焦国鼐、史纪言以个人名义联名给周恩来、陶铸、陈伯达、李雪峰写报告,称“卫恒同学生签署的'八项协议’有许多是违犯党的原则和中央规定的严重政治错误”,建议撤换卫恒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随后,这份报告在中共山西省委常委会议上通过,并以省委221号文件和省委223号文件下发。中共山西省委常委会议批评卫恒在“八项协议”上签字是“严重的组织错误”和“严重的政治错误”,决定:一、卫恒写一个深刻的检讨,公开印发,省委将转发各级党委引为教训;二、今后不准以个人名义答复与中央指示相违背的或未经省委集体讨论的重大问题。

三、山西省的“夺权”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成立

        十一月二十三日,刘格平(山西省副省长)给毛泽东、林彪、康生写信反映薄一波(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安子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人发表声明出狱,而他本人则如何坚持斗争和北平军人反省院的情况。
        十二月,周恩来、康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刘格平。周恩来对刘格平说,毛主席要你站出来,山西省委瘫痪了,你回去找省委的一些同志组织一个小组,把工作管起来,注意要抓紧经济工作,特别是山西的煤炭很重要。当刘格平表示不好办时,周恩来说,不要紧,中央支持你。在这之前,毛泽东曾说过,山西就让刘格平搞吧,让他把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起来。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受毛泽东委派(一说是受江青委派)在北京饭店与刘格平谈话。他们要刘格平回山西去,把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争取革命领导干部,把山西省革命和生产的大权掌握起来。还说毛泽东表扬了张日清,说省军区党委九个常委只有他一人主张“支左”,他是少数,可他是对的。你回去后要取得张日清的支持。
        一月六日,刘格平由北京回到太原,住进山西省军区招待所,并与张日清(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取得了联系。一月七日,受刘格平委托,刘贯一(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副省长)先后同袁振、何英才(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政协副主席)、陈守中(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谈话,动员他们“站出来革命”,他们完全同意。刘贯一、何英才还分别找郑林、朱卫华和郭钦安,动员他们“站出来革命”,“造反夺权”,遭拒绝。
        一月八日上午,刘格平在山西省军区招待所召集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陈守中、何英才等人开会,商谈在山西的夺权事宜。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注8:二月十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取代原中共山西省委。】。核心小组由刘格平、袁振、刘贯一、陈守中四人组成,刘格平任组长。张日清不参加核心小组,但以顾问身份参加核心小组的活动。
       一月十日,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忠、何英才联名贴出题为《请看以卫恒、王谦、王大任为首的钻进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的大字报(以下简称“五人大字报”)。“五人大字报”称中共山西省委“长期以来”“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彭真、薄一波、安子文串在一条黑线上”,“在山西实行法西斯特务统治”,“企图把山西搞成一个在中国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战略根据地”。“五人大字报”指控“以卫恒、王谦为首的一小撮人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注9:一月十二日,卫恒在和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史纪言研究如何写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检讨稿时,史纪言向卫恒谈了刘格平等人写的大字报,并问他对这份“五人大字报”有什么看法,卫恒说:“这五个人闹,我不怕,好得很!这个大字报我未看到,总之是:事实可以查对,也可批驳。他们总要无中生有地造谣哩!”】。
       “五人大字报”在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委门前的墙上张贴,并打印成传单,在社会上散发,引起强烈反应。北京农机学院“全无敌”纵队当天发出《致山西革命干部的一封公开信》,为“五人大字报”叫好,称“五人大字报”“吹响了决战的冲锋号”,鼓动党政机关干部“站出来,冲上去”,“向卫恒反党集团发起总攻击”。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散发题为《目前时局和我们的任务》的传单,赞扬刘格平等人“率众造反”是“大气岿然,斗志大振”,指控中共山西省委领导人与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陶鲁笳的所谓“黑线”关系。
        当天晚些时候,王力、关锋在北京《红旗》杂志社接见山西造反派组织代表时称:“刘格平是经过考验的干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们要支持刘格平。”
       一月十二日下午,刘格平和刘贯一在山西省军区招待所和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北京农机学院“全无敌”纵队、太原工学院永红战斗队等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商讨在山西的夺权事宜,决定当晚在山西省军区招待所刘格平宿舍内召开山西省左派联席会议,研究成立全省统一的造反派组织问题。
       当晚,山西省左派组织联席会议在刘格平宿舍内举行。太原市二十三个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和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以及刘志兰、丁磊等人参加了会议。刘贯一主持会议,刘格平讲话。刘格平说:“今天晚上请来大家,是要研究夺权问题。我们认为夺权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非解决不行。卫恒等人把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引上邪路了,不把他们手中掌握着的党政财文大权夺过来,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夺权靠一两家造反组织不行,各个组织必须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总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名称就叫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吧。这个总指挥部既是大夺权的领导机构,又是夺权以后的临时权力机构。今天我们向大家宣布,我们几个人,有贯一同志、张政委、袁振同志、守中同志已经成立了一个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这个核心小组代行省委职权。但我们核心小组每个人都不参加总指挥部,我们核心小组是总指挥部的顾问机构,我们当你们的顾问。总指挥部采取巴黎公社的选举办法,由你们自己推选领导人,我们几个人作为个人意见,也可以提一些人名,供你们参考。”接着刘贯一讲话。他讲了夺权的意义和当时山西的局势。张日清也在会上表态支持总指挥部夺权。与会者一致同意,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推定杨承效(中国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工人,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负责人)为总指挥,朱永庚、宋捷、张建国为副总指挥。
        会后,造反派组织在山西省军区的配合下,对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委、中共太原市委、太原市人委实行夺权。这是全国第一个夺了中共省委、省人委一切权力的省份,也是第一个采取军队、地方“革命领导干部”与群众造反派组织“三结合”方式夺权的省份,对全国全面夺权“提供了新的经验”,成为全国的“榜样”和“旗帜”。
        在夺权之前,造反派组织还分头查抄了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武光汤、赵雨亭、刘开基等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的住宅,并对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力之、山西省副省长兼山西省人委秘书长卫逢祺和赵承亮(山西省人委办公厅干事,代管山西省人委党组机要文件)实行控制,限制人身自由。夺权后,原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委的主要负责人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关押看管【注10:卫恒被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关押在太原市迎新街一栋楼房里。】。
       一月十三日晚上,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下属各造反派组织的代表一千余人在中共山西省委礼堂集会,表示坚决支持“一·一二”夺权。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在会上讲话,表示坚决和造反派站在一起,夺走资派的权。
        一月十四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注11:参加该指挥部并在《第一号通告》上署名的二十五个造反派组织是: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山西革命工人野战兵团、山西工农商学革命造反总部、山西省红色造反者联盟、山西医卫革命造反总部、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太工永红战斗队、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捕猎大队、山西革命干部造反兵团、北航播火兵团、北农机“全无敌”纵队、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山西体育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山西日报革命造反军、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太原市小学教师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共青团山西省委机关大无畏战斗队、中共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太原革命造反司令部、晋京革命造反大军、山西反修兵团、山西红色革命造反联盟、山西农民造反兵团、山西“延安”文艺兵团、太机第四野战军。】。《第一号通告》宣布“于元月十二日夜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
       一月十五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被批斗,并被拳打脚踢,坐“喷气式”。造反派组织的行为引起了一部分群众的反对,不少人冲上主席台,与主持大会的杨承效等人辩论,显示了一部分群众对“一·一二”夺权的反对和对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蔑视。
        批斗会后,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等人被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太原机械学院第四野战军的负责人挟持到上兰村太原机械学院。第二天,机械学院的造反派组织围攻卫恒。卫恒进行驳斥,并称“刘格平、刘贯一、袁振等人所写的大字报,是政治迫害。他们五个人的底子我们清楚,他们掌权不如我们掌权。现在我还是省委第一书记,要对中央和山西人民负责。你们把我软禁在这里是非法的,赶快放我,我要大摇大摆回省委去办公”。造反派毫不理睬卫恒的这番话,坚持要他交出整群众的材料。
        十五日晚上,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太原市迎新街的一个学校内召开下属各组织负责人会议。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等人在会上再次表示“一定与革命造反派同生死共命运”。
        一月十六日,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等人联名向中共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呈递《关于卫恒、王谦等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向中央文革小组并中央的报告》。《报告》罗列了中共山西省委领导人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十二大罪状”,称中共山西省委“成立了地下黑司令部、设立了黑据点,在组织上准备和安排了应变对策”,“赵雨亭、武光汤、郑林、焦国鼐、刘开基、胡晓琴、史纪言和副部长以上的大多数干部转入地下,正以全部力量向革命群众和革命左派反扑,成为山西广大革命人民的公敌”。《报告》请求中央批准“对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实行军事接管”。
        同日,正在盂县主持召开全省计划工作会议的山西省副省长刘开基说:“刘格平、张日清、袁振等人在太原发动了政变,我是做农村工作的,准备上山打游击。”
         对“一·一二”夺权持怀疑态度的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发表《就目前形势告全省人民书》,提出“向卫、王、王集团夺权应该怎么夺?谁夺?夺在谁的手里”等一系列问题,表示了对夺权领导人刘格平、刘贯一等人的怀疑。此后,红色造反联络站和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又连续发表《再告全省人民书》,《评总指挥部一号通告》、《二评总指挥部一号通告》、《三评总指挥部一号通告》。一时间,对“一·一二”夺权的指责纷涌而至,抨击其为“宫廷政变”、“不是左派夺权”,“没有造反派参加”等。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等组织随后声明退出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虽然各方对“一·一二”夺权的态度不一,但山西“一·一二”夺权却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的支持和肯定。
        一月十七日,王力、关锋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了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山西汽车工人造反团、山西大学“八·一四”毛泽东思想先锋队等造反派组织的代表。王力在接见时说:“我们研究了昨天接到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对这样一个行动,我们昨天没有表示态度,现在我宣布:我们支持这样一个行动,我们支持山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卫恒、王谦、王大任手里夺权!”王力说:“昨天,有一位副司令的儿子提出了一个论点:'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居然加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违反了中央的规定,破坏了党的纪律。’我们研究了他的意见,我们认为他的意见是错误的。事实上没有不加入的……问题是你支持哪一派,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抵制革命派。我们认为,解放军和公安部门应当鲜明地表示态度:支持革命派!支持造反派!支持一切革命的正义行动。”“张日清同志反对卫恒、王谦,支持你们造反派,我们赞扬他的革命精神,今天我们给你们亮明这个观点。”王力的讲话迅速被山西驻京的造反派组织以“特大号外”、“中央来电”等形式传回太原,公布于社会。
       一月十七日,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以及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杨承效、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负责人杨保明等人在刘格平宿舍开会,策划接管省、市公安机关。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在给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电报中说:“山西省公安厅、太原市公安局现在完全掌握在省、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已经成为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的的御用工具,来反对革命左派队伍。现在革命群众已经包围了公安厅、公安局。我们的意见请中央考虑迅速下令,由山西省军区接管。”会后,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立即宣布夺了山西省公安厅和太原市公安局的权。当日,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和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还宣布夺了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山西日报社、太原晚报社以及太原市电信局的权,并派人抢占了这些单位。
        一月十八日,刘格平在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与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和首都赴晋的几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红色造反总部的筹备会上说:“你们可以成立第二指挥部,同总指挥部并肩作战。”
        从此,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和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支持的各下属组织,在省城太原及各专区(市)展开了夺权斗争。太原铁路分局、太原钢铁公司、太原纺织厂、太行仪表厂、大众机械厂、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文化局、山西大学、山西省委党校、太原工学院、山西医学院、山西农学院、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矿业学院、太原机械学院、太原重型机械学院等四十多个单位相继被夺权。一月二十日,中共大同市委和大同市人委、中共雁北地委和雁北专署、中共忻县地委和忻县专署、中共阳泉市委和阳泉市人委被夺权。一月二十五日,中共晋东南地委和晋东南专署被夺权。一月二十六日,中共晋南地委和晋南专署被夺权。一月三十一日,中共晋中地委和晋中专署被夺权。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称他们在这些单位和地方的夺权,是“山西一月革命夺权风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很快这些专区(市)的夺权大部分被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否定,并进行了二次夺权。
        一月二十二日,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何英才等五人联名贴出第二张大字报《打倒以卫恒、王谦、王大任为首的钻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张大字报还以传单形式散发到各地。这张大字报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中共山西省委有一个“庞大的特务网”,这个“特务网”不仅遍及山西省的省、专区(市)、县、社各级各部门,而且还在首都北京设有“黑据点”。由此,造成数千名干部蒙受不白之冤,被关入监狱。不少人因此致伤、致残、致死。
        同日,周恩来在各地来京群众代表大会上谈到夺权问题时说,山西省的夺权斗争,向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致电刘格平,对“一·一二”夺权“表示支持”,并要刘格平与华北局书记处联系。
        一月二十四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第一号通告》,表明中央对山西“一·一二”夺权的肯定和支持。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这个《第一号通告》,并配发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社论称:“平地又是一声春雷,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山西省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和代表们,联合起来,把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的种种大权夺回来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山西省重新掌了大印,当家做主了!”社论宣称山西“一·一二”夺权“是继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胜利后,在一省的范围内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为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创造了新的经验”,“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为全国的革命领导干部作出了良好的榜样。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全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树立了鲜红的旗帜”。社论号召:“学习上海市和山西省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革命造反精神,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夺权斗争!”“敌人不投降,就叫它彻底灭亡!”

四、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成立

        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二点,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太原市五一广场举行有十多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山西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大会由杨承效主持,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等出席大会。
        张日清“代表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以及驻山西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首先发言,“最热烈地祝贺和最坚决地支持山西省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和代表们,联合起来,把山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的种种大权夺了回来,让山西省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重新掌握全省大印,当家作主人!”
        刘贯一以他的名义并代表刘格平、何英才、袁振、陈守中在大会上发言,“热烈欢呼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说:“我们几个同志在这个大会上庄严表示:我们坚决和山西省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紧紧地站在一起,坚决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纵然折骨断肢,断头流血,我们也要和革命造反派奋斗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奋斗到底,战斗到底!请大会接受我们的这一诚意,并对我们的行动,给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大的考验。”
        太原纺织厂工人、荣动模范解悦以她的名义并代表陈永贵和李顺达发言。她兴奋地说:“我们进行的大夺权好得很!夺得有理!就是有理!我们热烈欢呼这场具有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的夺权革命的大风暴,使山西省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一个大飞跃的崭新阶段。”解悦“呼吁一切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夺权!夺权!胜利地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的光荣伟大的历史任务”。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代表在大会上宣读了给毛泽东的致敬电
        下午六点,大会结束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十点,山西省军区和驻山西的第二十一军指战员在太原市五一广场集会,支持“一·一二”夺权,表示誓做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坚强后盾,坚决地、积极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袁振以他的名义并代表刘格平、刘贯一、何英才、陈守中在大会上发言。他感谢山西省军区和山西驻军部队“坚决支持和援助山西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致敬电”。会前和会后,解放军指战员还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
        同日,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就其发表过的“三评”、“两告”问题,在五一广场“向毛主席请罪”。张日清派出数十辆汽车,满载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指战员进入太原纺织厂,宣布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下属的太纺红卫兵是“反革命组织”,其“夺权是非法的”,并逮捕其成员数十人。同时,又支持该厂另一个造反派组织红卫兵队重新进行夺权。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布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夺山西省广播电台的权是非法夺权,从即日起,山西省广播电台由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接管。
        一月二十九日,卫恒在关押地自杀身亡。
        二月一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二号通告》,动员全省的造反派“要迅速返回原地,把省城的夺权斗争情况广泛地进行宣传,配合当地革命造反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夺权斗争”。《山西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称:“《第二号通告》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面夺权,彻底夺权的动员令和进军号”,“把革命的烈火燃遍全省,解放全山西”。
        同日,刘格平派遣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的邢晓光、赵卫东和中共太原市委红旗战斗队的朗秀梅等三人,到北京向王力、关锋汇报“一·一二”夺权后的情况,请示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的问题。王力、关锋肯定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派工作队到各地(市)、县夺权的做法和准备在二月底以前完成县以上夺权的意见,对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表示十分赞赏,说“这又是一个新生事物”,让很快成立起来,总结经验。
        二月五日,陈永贵(中共昔阳县大寨大队支部书记)、李顺达(中共平顺县西沟村支部书记)、解悦、牛发和(中国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大修厂副厂长)等人宣布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并加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注12:二月六日,《山西日报》在头版以醒目的大字标题报道说:“陈永贵同志'杀’出来了”。为这条消息配发的编者按特地指出了陈永贵“杀”出来的重要意义及其对政局的影响:“革命形势越来越好。陈永贵、李顺达、解悦等一批劳动模范'杀’出来了!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劳动模范有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劳动模范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列,带头闹革命,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这一个头一带,浩浩荡荡的革命造反大军就会更加迅速地形成。”】,由此开创了劳模造反夺权的先例。
        同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布成立“山西省公、检、法接管委员会”,接管山西省公安厅、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山西省军区也宣布对公、检、法进行军事管制。
        二月七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三号通告》,称“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的斗争已经由省城发展到地、专、县。地、专、县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把持的权力,继前省委、省人委、太原市委、市人委之后,也正在被革命造反派夺了过来,那些即将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土崩瓦解之势已经注定,他们已处在广大革命群众包围的汪洋大海之中,面临灭顶之灾”。《第三号通告》要“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听着:只许无产阶级、贫下中农造你们的反,不许你们造贫下中农的反。在农村中只准组织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贫下中农协会和以贫下中农青年为骨干的红卫兵;不准地、富、反、坏、右搞反革命组织。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组织一律解散”。
        二月九日,张日清在《山西日报》上发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全省全面夺权斗争》。文章强调:“通过整风要从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整顿我们的队伍,形成一支非常革命化、非常无产阶级化的文化革命大军,夺取新的胜利”。文章最后提出:“在夺权过程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建立革命人民法庭”。
        二月十日,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会议决定增补徐志远、刘志兰、胡炜、陈永贵为组员【注13:二月二十二日,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会议决定将小组新增加的成员和分工电报中央审批。上报的名单中包括夺权前成立的核心小组五名成员和新补的四人,共九人。组长:刘格平;副组长:张日清;秘书长:刘贯一;副秘书长:刘志兰;组员:刘贯一、袁振、徐志远、陈守中、胡炜、陈永贵、刘志兰。】。
        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本报记者述评《巩固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记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记者述评称“在革命大联合的旗帜下,一批又一批的革命造反队伍站出来了”。“山西省委内一批革命的领导干部站出来了。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五位领导干部,在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中,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一月十日贴出了向省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猛烈开火的大字报。他们这一行动获得了广大革命造反派的热烈支持。这些革命的领导干部中的一部分同志,长期以来在中央和地方就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过不调和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经受了群众运动的考验。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他们不怕戴上'野心家’、'幕后操纵’的大帽子,不怕群众暂时的不理解、不信任,不怕保皇派的围攻咒骂,毅然决然站出来,和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给了广大革命群众以有力的支援。山西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同志和广大指战员,自觉地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破了阻碍革命的条条框框,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直接参与了一月十二日的夺权斗争。这样就大长特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特灭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记者述评指责“军队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是非法的”的观点,“岂有此理!过去,省委里那一小撮资产阶级老爷们动用政法、公安等专政机器镇压革命造反派,派遣武装特务对革命造反派进行盯梢,你们吭也不吭一声;在两个阶级决战的关键时刻,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挺身而出,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坚决镇压反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倒成了大逆不道,违法乱纪了!真是反动的逻辑!”记者述评认为:“'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成立具有重大意义。它是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新的组织形式的萌芽。”述评称:“一月十四日,总指挥部的代表到经济主义大肆泛滥的'山西省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待站’,首先宣布接管接待站,然后和接待站内部的革命造反派联合成立了管理委员会,全面控制了接待站的政治、经济大权。”“总指挥部的代表、革命的工农商学兵代表和政法部门内部的造反派相结合,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统一行使原省公安厅、法院、检察院的一切权力,大力支持革命造反派,无情镇压反革命分子。”“现在,山西全省的革命造反派在总指挥部的领导下,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的新攻击,其势如暴风骤雨,一个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正在从他们的宝座上滚下来,他们御用的反革命组织也纷纷瓦解。山西的经验表明:必须建立有权威的革命机构,来领导全省的夺权斗争,必须充分发挥革命权威的作用,镇压反动势力的挣扎和反扑。这样才能保证夺权斗争胜利发展。”
        二月十六日,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和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张日清在会上称:“卫恒、王谦、王大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夺权派对党和人民犯了滔天罪行,已成为山西人民的公敌。他们从上到下,有一条黑线,上面以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做他们的后台,下面伸向各地,市、县和各大厂矿、学校有他们的爪牙和帮凶。他们临垮台时,搞了一、二、三道反革命防御线,对抗革命派”。张日清又称:“目前以夺权斗争为中心的全省全面的阶级斗争已经展开,已经由省城发展到地、专、市、县和各机关、厂矿、学校,并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讲到目前主要任务和干部问题时,张日清称:“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团结,大夺权。”“对干部我们要采取一抓、二罢、三保的方法。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坚决地抓起来,坚决专政;对执行资产阶级发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不突出政治的,斗争意志衰退的,犯了严重错误不愿改正的分子,要严重斗争他们,但不要过早地处理;对站出来的领导干部,要相信他们,和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张日清在讲话中要求,“各地区各单位要根据电话会议精神,研究讨论,安排一下工作,没有夺权的地方和单位,要进行夺权,夺了权的地方和单位要巩固这个权,发展这个权。”
       二月二十六日,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会议决定:成立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由张日清任主任。二月二十七日,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太原五一广场召开“庆祝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宣称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是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创举”。刘格平、刘贯一、袁振等出席了会议,张日清代表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在会上讲话。他说: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是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执行机关。它是按巴黎公社的原则产生的,是在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又是由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和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组成的。”会上还宣读了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关于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的决定》和《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通告》。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镇压人民的升级,标志着全面夺权的疯狂进行。截至一九六七年五月底,被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抓捕的干部和群众就达一千多人。省城太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五、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三月九日,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召开常委会议,决定三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太原召开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产生山西省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
        三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在太原湖滨会堂举行。四千多名“来自全省各个专区、市、县的革命组织以及各级领导机关,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山西部队”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的成员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负责人也都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常委、委员名单,选举产生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由二百四十五名委员组成,其中常委二十七名。刘格平任主任,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郭永彪(山西省军区副政委)、谢振华(陆军第六十九军副军长)、焦国鼐、陈永贵任副主任,陈金钰(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兰敏(山西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益三(山西省军区军事法院院长)、曹中南(陆军六十九军政委)、张宗文(陆军六十九军副政委)、曹西康(陆军六十九军参谋长)、陈守中、何英才、胡亦仁(中共山西省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徐志远(原中共忻县地委书记)、杨承效、宋捷(太原工学院学生,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负责人)、郝廷云(山西省电业局工人,山西电业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主要负责人)、段立生(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生,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主要负责人)、解悦、刘灏等人任常委。
        会议期间,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长刘格平作了《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兼秘书长刘贯一作了《关于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草案)》的报告,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副组长张日清作了《普遍深入地开展整风运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袁振作了《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坚决争取革命、生产双胜利》的报告。会议通过了给毛泽东的致敬电。
        三月十九日中午十二点,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在太原市五一广场举行有三十万人参加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刘格平在讲话中说:“这是山西省革命人民继一月十二日夺权之后的又一个伟大胜利,是全省一千八百万人民又一件激动人心的大喜事。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放射着无限光辉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山西省军区副政委郭永彪和陆军六十九军副政委张宗文在会上分别讲了话。他们说,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山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的一件大喜事。山西省有了这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就能保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贯彻执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杨承效、陈永贵、刘灏作为工人、农民、学生代表也在会上发了言。在会上发言的还有贵州省革命委员会、青岛市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给毛泽东的致敬电。会后,参加大会的三十多万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在市区主要街道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但是,山西省的夺权斗争并未到此结束。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没半个月,山西省就发生了“红总站”等造反派组织炮轰刘贯一、袁振、陈守中、刘志兰等人事件,刘格平、陈永贵等人支持,“红联站”等造反派组织反对炮轰刘贯一等人,张日清等人支持。两派矛盾日益加剧,互相攻击对抗,“派仗”从此开始,并不断升级。为此,中共中央派康生主持出面,连续召开多次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解决山西两派的矛盾。直到一九六九年七月,中共中央专门向山西发出《七·二三布告》后,山西的混乱局面才暂时稳定下来。

六、山西省各地(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概略

    太原市: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并举行了成立大会。大会发布了《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和几项决议的通告》。《通告》称“太原市革命委员会,现在负责行使太原市党、政、财、文等各种大权”。陈守中(原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任主任。


    大同市: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中共大同市委、大同市人委被夺权。同年三月,又被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支持的造反组织重新夺权。同年三月十六日,大同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王金贵(原山西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任主任。

    雁北专区(雁北地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中共雁北地委、雁北专署被夺权。同年三月,又被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支持的造反派组织重新夺权。同年三月十六日,雁北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康伯成(原中共雁北地委书记处书记)任主任。一九六九年七月,“雁北专区革命委员会”改称“雁北地区革命委会”。

    忻县专区(忻县地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中共忻县地委、忻县专署被夺权。同年三月,又被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支持的造反派组织重新夺权。同年三月二十六日,忻县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徐志远(原中共忻县地委书记,忻县军分区第一政委)任主任。一九六九年九月,“忻县专区革命委员会”改称“忻县地区革命委员会”。

    长治市: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长治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赵连胜(原中共长治市委常委、工交政治部主任)任主任。


    晋东南专区(晋东南地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晋东南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该组织正式接管中共晋东南地委、晋东南专署的一切权力。同年二月十六日,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召开电话会议,承认晋东南专区“一·二五”夺权及各县的夺权是“左派夺权”。同年四月十一日,晋东南专区召开“革命组织代表会议”,宣告晋东南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程首创(原晋东南专员公署副专员)任主任。一九六七年八月,“晋东南专区革命委员会”改称“晋东南地区革命委员会”。

    晋南专区(晋南地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晋南地委和晋南专署被夺权。同年四月,又被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支持的造反派组织重新夺权。同年五月十日,晋南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石珉(原山西省粮食厅副厅长)任主任。一九六七年八月,“晋南专区革命委员会”改称“晋南地区革命委员会”。

    阳泉市: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中共阳泉市委、阳泉市人委被夺权。一九六八年九月,又被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支持的造反派组织重新夺权。同年九月二十六日,阳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周云涛(六十九军二○七师副政委)任主任。

    晋中地区: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晋中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振国(原中共文水县委书记)任主任。


    附录:

    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社论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平地又是一声春雷,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山西省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和代表们,联合起来,把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的种种大权夺回来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山西省重新掌了大印,当家做主了!
    这是继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胜利以后,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压迫最重,哪里就反抗最烈。山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长期以来,上下勾结,结党营私,企图把山西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独立王国。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更是变本加厉,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阴一面,阳一面,表面上高唱“检讨检讨”、“认罪认罪”,暗地里却刮阴风,放暗箭,处心积虑围剿革命派。最近,当他们陷入广大革命群众的层层包围之中,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就狗急跳墙,使出了更加阴险狡猾的手段——反革命经济主义,企图以此挽救他们彻底灭亡的命运。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山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这样一些蠢人,他们对革命派的疯狂围攻和反扑,正是掘下了埋葬自己的坟墓。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造他们的反了,罢了他们的官,夺了他们的权,这真是好得很!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善于作阶级分析,善于掌握毛主席的策略思想,不断发现和壮大左派队伍。他们不但把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军人、革命知识分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而且把领导机关中那些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领导干部也联合起来,组成了更加广泛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
    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生死决斗的紧要关头,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同革命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学生团结一致,上下结合、内外夹攻,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总攻击。
    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山西省的革命造反派,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创造了新的经验。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为全国革命的领导干部作出了良好的榜样。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全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树立了鲜红的旗帜。
    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热情支持他们的夺权斗争,大力宣传他们的夺权斗争,积极参加他们的夺权斗争,认真学习他们的夺权斗争经验。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的态度。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站在后面指手划脚是错误的,站在旁边冷眼观望也是错误的。革命的造反者们,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干部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
    学习上海市和山西省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革命造反精神,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夺权斗争!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彻底灭亡!
    (原载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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