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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仁、谢燕  万晓塘书记和胡昭衡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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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晓塘书记和胡昭衡市长

  万晓塘,胡昭衡,如今都已作古了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们聚首天津,一个当市委第一书记、一个当市长。他们相互的关系,在十年内乱中遭到严重的歪曲。本文试图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作一些粗浅的描述。

  一、万晓塘欢迎胡昭衡到任
1963年秋天,经党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华北局对天津市领导班子成员进行了调整:李耕涛的市长职务被免去,保留市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胡昭衡被任命为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第一书记仍由万晓塘担任,增加了一名第二书记赵武成。此外,还调来一名副市长杨拯民。
胡昭衡原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长。赵武成原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杨拯民原任陕西省副省长。胡昭衡和赵武成分别从呼和浩特、广州来到北京,向华北局报到。1963年10月11日晚上,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和书记处书记解学恭、李立三、苏谦益、池必卿等一起,接见了他们。杨拯民的任命略晚于他们,没有参加这次接见。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胡昭衡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好习惯。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天津市长胡昭衡》一书就是作者权延赤看了他的几十本日记,并和他作了多次长谈后写成的。
权延赤在这本书里,详细地记载了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们接见胡昭衡、赵武成时的谈话经过。现摘录如下:
李雪峰说:“今天跟你们两个谈话,介绍一下天津的情况。(解)学恭和(苏)谦益同志跟(胡)昭衡同志谈过一些,我也或多或少讲过几句,这次算正式谈话。……去年天津工业受了批评。工业生产落后,工业企业搞五反试点,没有亲自动手,清理资产拖了很大尾巴。我们准备帮一帮,派(李)立三同志去帮助五反。……天津这两年的工作,做是做了,不得力。对工业落后认识不一致,有点怨气。”
池必卿插话:“1962年比较1957年,华北各地工业产值,天津增长最慢。有客观也有主观原因。”
   李雪峰继续说:“不是工业潜力落后,而是工作落后,干部有怨气。”………
“(万)晓塘同志是书记,干劲足,团结人好,但是思想上也不赞成降格(指天津市由中央直辖市改为河北省省辖市)。思想不通,对下面干部的怨气就顶不住,没有很好做工作,有时自己也流露怨言,可是到了上面还得掩盖,怕上面有意见。这一点不算很强。……”
   解学恭插话:“你们去了解了解情况,了解清再看看怎么办。”
解学恭又说:“干部中普遍性的问题是对(省市)合并思想不通。解决方针就是——帮。对争论不要介入。昭衡,你到市委,核心要搞起来。”
李雪峰忙接过话来说:“省市矛盾要两方面做工作,通过工作解决问题。存在几年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实事求是,(胡)昭衡可能碰到困难,包括财贸、工商关系、市政建设,有事去找刘子厚(省长)。……”
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们的这些话,既向赵武成、胡昭衡交了华北局对天津市委及其第一书记万晓塘的看法的底,也就说清了调他们到天津工作的原因。书记们这样做自然是要求他们走马上任以后,一定要按照这些话办事。其中解学恭说“了解清再看看怎么办”,暗示了华北局对天津市领导班子成员的安排,决不仅仅是调他们三个人去天津工作,而是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将有更多的干部调出和调进天津。至于解学恭要胡昭衡在天津市委内,把核心搞起来;李雪峰吩咐胡昭衡,工作遇到困难时,不要去找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而是去找省长刘子厚;这些话固属与华北局调整天津市领导班子成员的计划有关,也反映了华北局、河北省委之间的关系问题。
万晓塘一贯具有很强的组织性、纪律性,自然会拥护华北局的决定,甚至发自内心的表示欢迎。这还有一个原因,即万晓塘感到肩上担子沉重,举步艰难,甚至有几分苦恼。
1958年,天津市改为省辖市以后,原在天津工作的黄火青、吴砚农、于致远、谷小波、杜新波、郑季翘、郭春原、梁寒冰等一一调离天津,另有安排。天津市的领导干部配备有所削弱。河北省委当时还要调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江枫到河北省公安厅工作,一向风格很高的万晓塘就不得不表示“抗命”,和他的老战友、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争论起来。万晓塘以开玩笑的口吻对张承先说:“你是省委书记,我也是省委书记,我们两个人的意见不一致,看来还得提交省委书记处会议上去讨论吧?”
留在天津工作的干部中,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李耕涛身患肝硬化,肝大四指,近几年来,一直不能工作。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李权超得了白血病,休养一段时间后,带病上班,就死在工作岗位上。至于万晓塘本人,多年来患有多种疾病,本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心,硬撑着身子努力工作。
还要说明,万晓塘就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是在1958年。这时,就全国而言,反右派斗争刚刚结束,“大跃进”又将到来。大家知道,此后连续三年发生严重的经济困难。特别是党的指导思想日益向“左”的错误方面发展,给万晓塘的工作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困难。万晓塘对于这个问题不可能有如我们今天这样的认识,但是,党的某些错误决策在天津推行后,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他还是看到了。
过去在冀鲁豫边区一起工作的一位老战友,由山东出差到天津来。万晓塘在家中设宴招待他,当时任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的王诚熙应邀作陪。据王诚熙回忆,席间,客人说了一些恭维万晓塘的话,万晓塘听了连连摇头,说:“你只看到我的地位提高了,不知道我现在的工作有多难做呢!回想我们在冀鲁豫工作的情景,那是多么愉快。”王诚熙说:万晓塘从来不说牢骚怪话,这次可以说是万晓塘的心迹少有的一次流露。
1963年10月16日,胡昭衡举家来到天津,就任市长。天津市委机关管理部门遵照万晓塘的指示,将解放前英国人修建的一幢漂亮的小洋楼拨给他居住。
在万晓塘以及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们一一和胡昭衡见面、相识之后,胡昭衡便按照自己的意愿,开始听取市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情况汇报。第一个是市人民委员会即市人民政府秘书长介绍全市基本情况,接着是化工、市政、科委、卫生、工业调整、经委、政法、财贸、计划、建委、教育、农业等部门以及河东、红桥、大港等区负责人汇报当前工作情况。其间还抽空参观了一些工厂、商店和学校。
赵武成、杨拯民也在这期间先后抵津就职。

  二、万晓塘忍辱负重,顾全大局
1963年11月,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李瑞山、华国锋带领一批干部,前往邻近的广东省,参观农业生产情况,事后给党中央写了一份工作报告。毛主席对这份报告颇为赞赏,随即写了批示。中共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批示,于1963年12月12日向全党发出《关于加强互相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
党中央在指示中批评了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种种表现之后指出:“中央和各地同志中,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不能解脱。大量的好同志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们,亦即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把向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定为制度。”
华北局负责人认为毛主席、党中央所批评的这种官僚主义者,在华北地区各级领导干部中大有人在。应该通过学习这个文件,领会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改进工作作风的目的。于是,为此召开了一次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工作部署。
万晓塘是华北局委员,参加了这一会议。会后回津,于1964年1月11日主持召开了市委常委会议,传达了华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精神和李雪峰在会上的讲话。接着,又接连用了六个半天时间,首先学习毛主席的批示和中共中央指示。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李立三和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颉伯也到会讲话,帮助大家提高认识。随后会议就以毛主席的批示为指针,分析了全市工作的落后状况和主要问题,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了市委领导在思想上、作风上和工作上的缺点,提出了一些初步改进措施。
大家一致认为,“近几年来,天津市的工作确实落后了。不仅落后于北京、上海,也落后于其他先进城市;不仅工业工作落后,而且农业、商业工作,以及文教工作的一些方面也落后了。工作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市委领导思想落后,跟不上形势,对工作落后的状况认识不清楚,对落后的原因分析不正确,抓不住工作中的主要矛盾。障碍认识工作落后状况的,是市委领导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固步自封,骄傲自满,革命精神不足,革命化不够。对工作不是采取两分法,而是看成绩多,看缺点少,取得一些成绩便自满起来,对自己要求不严,对工作中缺点错误的一面认识很不够。”
会议还检查了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一些问题以及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和领导作风方面的缺点。
根据华北局的要求,会议还决定起草一个检查报告,上送河北省委和华北局。然后召开市委扩大会议,由万晓塘代表市委常委作检查报告。
据一些知情人回忆:在市委常委会上,市委检查报告稿曾经反复讨论,进行了多次修改。胡昭衡发言时始终主张市委的检查,应该高标准,严要求,讲得更深刻一些,使我们今后的工作得到真正的改进。这意味着他不赞成这个稿子就这样通过。这使主持会议的万晓塘感到为难。万晓塘显然认为,大家提的修改意见,都已写进去了,大家的认识现在就达到这个程度,怎么才能更深刻一些呢?于是,就直率地问胡昭衡:“老胡,你看这个稿子怎么写好?你说说具体的意见。”过了一会儿,胡昭衡也觉得不好再说什么,摇摇头,勉强表示:“反正不深刻,就这样吧。”
胡昭衡一向要好心切,此时又体现了华北局负责人的意图,和李雪峰当时的言行正相呼应,给万晓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雪峰在最近一次会上说:“现在许多地方按兵不动,对毛主席的批示没有认真学习,‘四清’、‘五反’都抓得很慢。……必须认真反复学习中央指示,检查克服我们不良的思想和精神状态。”
说到天津工作,他指出:“天津市前一段对学习毛主席的批示抓得不好,后一段也没有搞透,受到了一些损失。现在开始认识了,已经动起来。这次市委常委会议,用主席的批示作武器,开得不错。……下一步怎么做?要抓紧时机,把已经开的好头,坚持贯彻下去。具体做法可以考虑:先搞‘司令部’,要揭盖子。‘司令部’的核心要思想革命。最重要的是书记处,其次是常委。书记处这次洗澡要搞好,要推心置腹,开门见山。要把意见、问题都摆出来,不要留一手。同志之间,不要保留,不要怕伤和气,要有战友之谊。……”
华北局书记处和河北省委书记处联合听取了天津市委的口头汇报。李雪峰在汇报会上几次插话,严厉批评天津市委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汇报结束时,李雪峰作了题为《提高觉悟,振作精神,鼓足斗志,刷新作风,改进工作,增强团结》的长篇讲话。
1月29日,天津市委召开全市党员负责干部大会,遵照华北局的指示,由赵武成传达李雪峰的讲话,要求在全市范围内掀起学习党中央指示、毛主席批示的高潮。李雪峰在听天津市委汇报时批评天津市委的话,什么“死猪不怕开水烫”、“保命哲学”等等,也都被赵武成端了出来。会后迅速传遍了天津的大街小巷,几乎达到妇孺皆知的程度。
这时,万晓塘精神上受到很大压力,是可以想见的。
如今六十岁以上的人都熟悉刘少奇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还有一本《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读过的人却不多。据知情的人说,这两本堪称姐妹篇的重要著作,万晓塘早在抗战期间,在冀鲁豫边区参加整风运动的时候,就反复研读过。此后,多少年来,他一直把刘少奇的教导牢记在心里,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无疑是他的一贯的优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62年重新出版以后,万晓塘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论修养》修改后,我重新学了一遍,很好,你们也应该认真重学,想不通的问题,学习《论修养》就想通了。现在党内有些人连党的基本原则都不懂,应该好好学学《论修养》。”他在市委自修班作辅导报告时又说:“我这么大个子骑车子也难免会跌跤子。跌了跤子不要紧,坐下来好好读《论修养》。”
所以,面对李雪峰的批评,他的心胸坦荡,举止从容大度,完全是以大局为重,继续努力工作,而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
对于华北局批评天津以及对于天津市委及其负责人万晓塘这个时期的工作应作何种评价,迄今在一部分干部中还有争论。例如曾长期担任天津市政府办公厅主任、对天津解放以后经济发展变化情况最熟悉的宋祝勤同志为纪念万晓塘逝世34周年而写的一篇文章中,就反驳了李雪峰的批评,称赞万晓塘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他写道:
“在‘大跃进’‘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对一个地区及其领导人的工作评价,往往把在‘大跃进’中‘跃’得越‘高’,甚至说大话、吹牛皮、放空炮的人和地区视为先进;把比较实事求是、说真话、脚踏实地干的人和地区视为落后。在当年的这种气候下,从上面来的某些同志,带着这种偏见,不体谅天津所处的地位和复杂、困难的环境条件,更不问天津在那种情况下所付出的努力。不察实情,不辨事理,似乎早‘胸有成竹’,抱着一种成见来评功过。汇报听了,下工厂看了,但从未对天津工作(工业)作出客观的全面的分析和指示,而是这也不好,那也不对,横加指责,甚至恶语相加,硬要给天津戴上一顶‘落后’的帽子。现在,这些莫须有的说法早已和那股‘左’的气候一样烟消云散了。”
当年任天津市委工业部副部长的李树夫也曾就这个问题求教于胡昭衡。据李树夫回忆,胡昭衡的看法是:“华北局批评天津后,万晓塘同志在市委会上作了检讨。我认为他的检讨是深刻的。实事求是地说,天津工作落后,市委是有责任的,但不能由万晓塘个人负责。万晓塘同志顾全大局,把责任承担起来,作了深刻检讨。当然如果不作深刻检讨,对上也无法交待。……”接着,胡昭衡又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天津工业落后的客观原因。如果无视这些原因,也是不对的。

  三、万晓塘维护胡昭衡
在这期间,胡昭衡、赵武成和杨拯民曾经几次互相关照:不要初到天津,就哇哩哇啦批评天津工作落后,说天津这也不好,那也不对。内蒙、陕西和广东的工作未必就比天津强。有些地方,恐怕还不如天津。外来干部还是要谦虚谨慎,注意搞好和本地干部的关系。
但是,如同内蒙、陕西、广东一样,天津工作中确实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他们一经着手工作,就会有所接触,这是无法回避的。
胡昭衡和赵武成、杨拯民的性格不一样,处理问题的方法也不一样。
胡昭衡早年上过大学,在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只有他受过高等教育。参加革命后又带过兵,打过仗。他既有文化科学知识、政治理论修养,又有实际斗争经验,也敢想敢说敢干,工作显得很有魄力。这时年龄不算大也不算小,四十八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正是人生干一番事业的最佳时期。他的性格,在他调离内蒙时,专门为他召开的党小组会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说他“争强好胜,有时有点急躁情绪”。书记处书记权星垣认为他“有长处,也有以长处凌人之处”。
也许与这种性格有关,天津市原有的某些干部和赵武成、杨拯民都能正常交往,相安无事;和胡市长有时就有些磕磕绊绊,对他的意见渐渐多起来,当然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有的人甚至在会上、会下和他打嘴架,认为他否定过去天津工作的成绩。
对于同志们的批评,胡昭衡非常重视,几次写进了自己的日记。他绝无否定过去天津工作成绩之意。他开始感到,在天津这块地方,不如在内蒙工作那样顺利。但是,他又不肯在困难面前后退。
他听完各部门、各单位汇报,便下决心,首先去抓一下环境卫生。按照他的说法,这是“捡芝麻”,还不能算是“抱西瓜”。天津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市区既脏且乱,环境卫生搞得太差了。和内蒙古草原上的那种清新空气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没有用多长的时间,经过他大抓一番之后,环境卫生便显见好转……。
接着,他便把精力转到工业生产上去。
在市委常委会上,他提出了天津工业“迎头超北京,立足赶上海”的口号。
天津的三大轻工业产品:飞鸽牌自行车,东风牌手表,牡丹牌缝纫机,在国内市场上颇为吃香。但产量总是不能满足需要,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凭证供应。当年谁家拥有这“三大件”,谁家就显得阔气,令人羡慕。胡昭衡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便果断下令采取一些措施,将这些工业产品的产量、质量推了上去。
胡昭衡为此还曾带着市委工业部副部长李树夫到自行车厂去蹲点。
在这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去自行车厂的路上,他走进路旁的早点铺去买油条、烧饼、馄饨吃。他原是以一个普通顾客的身份去的。有时不是发现豆浆大锅里掉进了苍蝇,就是感到馄饨碗里的分量不足。这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利益,与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性质也不相符。一种为民服务的强烈愿望驱使着他,随即将这些问题向早点铺提出来,希望他们今后注意。那时的社会风气非常纯朴,人人都以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为荣。早点铺立即表示虚心接受,努力改进自己的工作。但是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停在路边的他坐的那辆外国产的小轿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年能坐这种小轿车的人寥若晨星。有人终于从那辆小轿车上认出了胡市长。
这样一来,胡市长微服私访,深入基层,体察民情的佳话,便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开来。广大市民热烈称赞胡市长的这种工作作风。
然而,在某些领导干部中,对胡昭衡的这种作风,却褒贬不一,出入很大。那时的舆论导向是一切工作成绩都归功于党,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而不允许突出宣传任何个人的功劳。乒乓球运动员打赢了球,得到了金牌,也要说成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因此,有的人认为,胡昭衡搞微服私访,是别有用心的。他不是维护党的威信,也不是维护市委的威信,而是突出他个人,追逐名利,妄想当社会主义社会的“胡青天”。到了“文革”期间,胡昭衡被诬陷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野心”之说就源出于此。
万晓塘对于胡昭衡的这种作风,是怎样看待的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说一说万晓塘为人的一些特点。
据历史档案记载,1958年万晓塘被任命为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他在就职演说中说:“我这个人水平不高,能力不强,但有一点我保证做到:团结人。”这简短的几句话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过了几十年之后,还有人津津乐道,赞叹不已。从万晓塘历来的表现看,大家认为他确实能团结人,更可贵的是在日常工作中以及政治运动中还能爱护人才。
据当时担任市委常委、市委候补书记的崔荣汉在为纪念万晓塘逝世34周年而写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
“对于市委一班人的团结,晓塘同志作了很多的工作。他经常同一些书记、常委交换意见,或谈工作问题,或相互谈心。我回想,他也曾几次和我交换意见。我们没有一次谈论过家庭的情况,也从来没有议论过哪个人。我们所谈的,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时间长了,在常委会上,磕磕绊绊的事情是有的,但有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总之,他用了很大的努力来维护市委的团结。”
万晓塘特别注意维护市委领导班子里的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团结。他强调本地干部要注意团结并正确对待外来干部,他为此耐心地做那些对胡昭衡有意见的同志的思想工作。他认为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要看主流,要看本质,要看对党和人民是否有利,不要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斤斤计较,纠缠不休。
至于万晓塘对胡昭衡的看法,据当时担任《天津日报》总编辑的石坚说,由于办报需要,
他经常列席市委常委会议、市委书记处书记会议。他不只一次听到万晓塘讲话时赞扬胡昭衡,说胡昭衡“有能力,有魄力,有精力”。万晓塘认为,有的干部精力充沛,也有魄力,能力却比较差。有的干部有能力,有魄力,精力却不够。胡昭衡三“力”都具备,这样的人才不多!万晓塘说这些话,显然都是发自内心,有时胡昭衡在场,有时胡昭衡不在场。
在讨论领导班子成员配备时,石坚还记得万晓塘说过:一般的说,一把手要配备能力强一点的干部。但有的时候配备的一把手不一定强。怎么办呢?可以配备比较强的二把手帮助他……。石坚认为,万晓塘这话等于是说胡昭衡在许多方面比自己强。
由于万晓塘具有这种优良的品格,就不难理解,在日常工作中,他何以悄悄地采取了支持保护胡昭衡的方针,使胡昭衡能在市长的岗位上,积极主动地抓工作。
过去,市委书记处分管工业的书记是张淮三。万晓塘本人也曾用很大的精力抓工业,并且兼任市委工业领导小组组长。近来,华北局几次批评他不抓阶级斗争,“提不起阶级斗争这个纲”。又派来赵武成、胡昭衡、杨拯民三位同志,并指定胡昭衡、杨拯民重点抓经济工作。万晓塘反复考虑之后,觉得市委书记处书记们的分工需要重新调整明确一下。于是,在1964年2月8日召开的市委常委会上,万晓塘提议:市委工业生产领导小组组长改由胡昭衡担任,张淮三仍任副组长,增加一名副组长杨拯民。工业领导小组的组成人员仍是市计委、经委、科委等综合部门的负责人:王占瀛、罗云、李树夫、李中垣、廖斗寅等。
万晓塘提议改组市委工业生产领导小组,实属明智的举动。这样做,就使胡昭衡发挥聪明才智,去抓工业,有了组织上的保证,也使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能更好的做到步调一致,密切配合。事实证明,效果很好。工业生产领导小组规定每月开一次会,讨论全市工业生产中的重大问题。日常事务工作则委托杨拯民副市长处理。杨拯民还兼任市经济委员会主任。此后,胡昭衡和杨拯民在天津工业系统就很快树立起很大的权威。大家一听说是胡、杨市长交办的事,都努力尽快完成。
但是,不久,在一次市委常委扩大会上,听取了市计划委员会负责人汇报编制1964年天津市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草案的情况时,却发生了争论。市委一位领导成员首先发言批评说:“我看这个计划不行。给科委那么一点钱,他能干什么?……不行。必须再增加。……”口气显得有点武断。
“总的投资情况你是知道的。你说要增加给科委的钱,你看削减给谁的钱呢?”
这位市委领导成员听市计委负责人说完这句话,顿时站起来,大声说:“我知道削减谁的钱!你这样说不是故意难为我吗?……”
胡昭衡认为,这位领导成员这么指责计委负责人是不对的,便耐心地劝说他不要发急。计委编制这个计划,现在提交市委常委讨论,下一步还要提交市人大讨论,有意见都可以提。
市委这位领导成员仍盯住计委负责人不放,指责计委负责人骄傲自满,不听他的话,不好领导等等。
胡昭衡感到这位领导成员这么发脾气,不是从工作利益出发,而是意气用事,便接着说:“现在开会不是讨论谁领导谁,而是讨论这个计划草案行不行。”他说明这个计划草案是计委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反复综合平衡之后,才制定出来,并已经过市计委党组讨论通过。市委工业领导小组也几次讨论研究过这个草案,表示同意提交市委常委讨论。胡昭衡直率地表示:“我胡昭衡是同意这个草案的。”这句话一说出,也就把会场上正在开展的市委领导成员和市计委负责人之间的争论,转变为市委领导成员和市长胡昭衡之间的争论。胡昭衡的作风一向就是这样: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怕得罪人。他在作了上述解释之后,又不客气地批评市委领导成员:“市委工业领导小组开会时,请你到会,不知道什么原因,你没有参加。现在,在市委常委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时,你不满意,但又提不出具体的改进建议,这叫计委的同志怎么办好。……”
常委会开到这里,气氛有些紧张。除了他们三个人之外,其他人都还没有发言。且看会议的主持者万晓塘作何表示。
万晓塘首先耐心劝说市委领导成员:“你坐下,坐下。要这样争,咱们常委扩大会就不好开下去了。讨论计划,扯那么远,你还让各部委讲话不讲话?你还是先听一听,让各部委发言,他们负具体责任,更了解本部门的情况。”
各部委负责人发表意见之后,万晓塘又说:“好,既然各部委同志都同意这个计划,我看就这么定了。大家对个别分支计划提出的具体修改建议挺好,可供计委同志进一步考虑完善。但总体上就这样确定了,就照这么办。”
事后,胡昭衡在日记中写道:“晓塘同志正派,又能团结人。”

  四、胡昭衡和万晓塘保持一致
当胡昭衡以旺盛的精力,去履行市长的职责,企图改变天津工作的落后状况时,他就更进一步地理解、同情万晓塘的处境,并在行动上和万晓塘保持一致。
关于河北省和天津市的关系问题,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们本来指示胡昭衡不要介入,并且认为万晓塘“这一点不算很强”。但身为天津市长的胡昭衡,又不可能不和他的顶头上司河北省发生工作上的关系。胡昭衡上任以后,就已妥善地处理过省市之间的一些实际问题。但由于各人所处地位不同,认识不同,就很难不发生一些矛盾。不介入是不可能的。
果然,在省、市领导人之间开展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1964年8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上讲话时,针对他所认为的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情况,作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判断。他认为,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他提出,各省市都要建立自己的二线、三线。把工厂一分为二,一半迁到内地去。可以设想天津包燕山,北京包五台山,山西包太行山。要接受斯大林不向内地搬工厂因而遭到严重损失的教训。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学校、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家。他批评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建设四川、云南、贵州铁路问题上行动迟缓。他强调建设三线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一项工程。“三线建设不好,我睡不着觉”。(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万晓塘、胡昭衡对于毛主席的决策采取何种态度呢?
我们从历史档案中看到,天津市参加党中央召开的战备工作会议的是市长胡昭衡和副市长兼市计划委员会主任李中垣。他们开完会回来,万晓塘便马上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讨论如何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上,他认为事关重大,提议成立以胡昭衡为首的市委战备工作领导小组,以便统一领导全市战备工作。
胡昭衡在天津的主要职务是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主持市政府的日常工作。按照党内分工,前面已经说过,工业由他负责抓,现在又由他负责抓战备,这两项都可以说是“重量级”的工作。此外,他还担任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的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省、市两级的外事工作都由他管。后来,陈伯达鼓吹发展电子工业,胡昭衡又被任命为天津市委电子化领导小组的组长。
现在我们还是继续说战备工作。
毛主席在作出形势判断时,还有这么几句话与天津有关:要调好人、好设备、好产品支援三线,天津市要搬走一半工厂,要像炸弹就落在身边那样抓紧行动。……
河北省委领导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华北局商量并得到支持以后,开出了一份长长的清单,要天津市一次迁走一百多家工厂,疏散一百多万人口。去向自然是河北省。这使一向执行上级指示不打折扣、更不会公开顶撞上级领导的万晓塘感到很为难。这个问题又实在太大了,既关系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态度问题,又涉及由来已久的省市之间的矛盾,都是万晓塘不愿意发生的。
河北省委领导人的态度很坚决,一定要天津市按照他们开出的清单搬迁厂子。省市两级领导人为此专门开了一次会,讨论研究这个问题。
会上,省委一位领导人说明开会的宗旨之后,市长胡昭衡没有推让第一书记先讲话,就以市委战备领导小组组长身份,侃侃而言。他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有关战备工作的指示,至于省委对天津市战备工作的具体要求,他说,市委几位负责人商量之后,认为很难做到,请省委重新考虑。他反复说明,党中央指示我们坚决执行。但是在这当中有一个“度”的问题,不能不考虑。也就是说,省委要天津一下子搬走一百多个厂子,疏散一百多万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双方引起争论。胡昭衡情绪激动起来,尖锐指出:这样建设三线,还要不要天津?他作为天津市市长,既要做好战备工作,还要考虑天津市今后的发展问题。决不能采取这种“杀鸡取蛋”的办法。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便遭到主持开会的省委领导人的批评:“你这是只从天津本位出发,不顾全大局,不考虑国家战备需要。你这是不讲党性,不讲阶级性,不突出政治……。”
胡昭衡面对这一顶顶大帽子,仍然从容不迫,据理力争:“我是一市之长,就要谋一市人民的利益。我有本位,但没有本位主义。……为了顾全大局,需要作出牺牲时,也应尽可能把这种牺牲减少到最小程度。”
省委领导人斥责他“胡搅蛮缠”。胡昭衡则以“牛头不对马嘴,谈不拢”回敬。争论越来越激烈。
这时,万晓塘讲话了。他劝说大家“不要吵,不要吵”,“讨论问题,心平气和。”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要求省委领导人让胡昭衡“把困难讲出来。”
省委领导人听出了万晓塘说的最后这句话的用意,顿时表示不满。他这时不只是批评胡昭衡一个人,而是批评天津市委所有到会的领导人:“你们就是喊困难多。党中央的精神是立足于打。今年不打明年打。在这种形势下你们还喊困难……。”
争论到最后,胡昭衡表示:“厂是一定要迁的,但迁不了那么多,也迁不了那么快。”
会后,万晓塘在和胡昭衡谈心时,诚恳地说:“省委这次实际上是朝着市委,朝着我来的。省市矛盾过去就很大,中央和华北局批评过我们。有些话我不好说,你这次都替我说了。”
不久,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华北局会议上讲话时,赞同天津市委的意见;周恩来总理也批评了“一哄而起”的做法,从而结束了省市委之间的这场争论。
天津市在万晓塘、胡昭衡的领导下,在这一年内,迁走了四十几个工厂。其中少数全迁,多数采取“割韭菜”的办法。实践证明这种做法的效果是比较好的,为内地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促进了内地经济技术的发展。

  五、万晓塘贵有知人之明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指导下,“阶级斗争”的范围越斗越广,“阶级敌人”的数量越斗越多,造成了阶级斗争形势十分严重的假象。这种假象对于领导决策思想产生了不良影响,原来部署在全国广大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逐步发展成为一次范围广泛的政治运动。
1964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明确提出:从此以后,对“四清”的提法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过去的提法是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城市工厂企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四清”,不再叫“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在这之前,党中央就已要求每个领导干部以及预备培养的接班人,都要轮流下去参加一至两期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受阶级斗争的教育和锻炼。天津市委也先后发出《关于分期分批抽调干部参加“四清”“五反”的决定》、《关于市、区主要领导干部轮流深入基层蹲点的决定》。
从1964年8月到1965年7月,万晓塘参加了市委直接领导的第一批开展的工厂的“四清”运动。他选定了天津针织厂作为蹲点单位,亲自担任了这个厂的“四清”领导小组组长和“四清”工作队队长。领导小组的成员全是市委点名调来的各局领导干部。他们是:林远(统计局)、朱铮(纺织局)、王葆珍(公用局)、石坚(天津日报)、赵振之(劳动局)、韩玉斋(化工局)、邱彪(建设局)、陶正熠(市委政策研究室)。
天津针织厂有四个车间,加上厂部(又称五车间)。工作队也相应的分成五个工作组。万晓塘还选定规模最大的三车间(缝纫车间)作为他的蹲点车间。他也和大家一样,实行“四同”,即和工厂职工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所以,除了市委通知他回去开会或看文件外,他都是住在厂里,遵守厂里规定的作息时间。每天都到三车间参加生产劳动,到蹲点结束时,他已学会用平板机、包缝机作几种活。吃饭也和工人一样,拿着碗筷,进食堂排队买饭。……
在市委常委、书记们纷纷下去蹲点的情况下,华北局和河北省委指示天津市委,为了抓好面上的工作,可以成立市委代理常委会,代行市委常委的职权。
1964年10月26日,市委常委会开会,决定采纳这个意见,推举胡昭衡、张淮三、王培仁、路达、杨拯民、王真如、赵步崇、郭茂桐(女)、王金鼎、周茹、李中垣、韩德富、王诚熙(后改为江枫)组成代理常委会。代理常委会又决定:由胡昭衡、张淮三、杨拯民、王培仁、路达组成市委办公会议,负责处理日常工作,起市委书记处的作用。
代理常委会既已明确以胡昭衡为首,实际上就形成由胡昭衡主持市委日常工作的局面。第一书记万晓塘和第二书记赵武成等只是在必要时,被叫回来参加开会。由于胡昭衡在处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河北省和天津市的关系等许多重大问题上,和万晓塘观点一致,又敢于抓工作,所以代理常委会并没有辜负重托,而是做了许多有成效的、有益的工作。万晓塘对此深感欣慰。
但是,人际关系从来是很复杂的,不可小看。“代理常委会”这种组织形式引起一些同志的非议,尤其是和胡昭衡个人关系有过嫌隙的几个同志,纷纷找万晓塘提意见。万晓塘感到长此下去,不利于党内的团结。于是在一次会议散了之后,私下交谈时,他轻声地对胡昭衡说:“是不是不要继续搞代理常委会了?你要注意压压盛气。”
这时正在天津南郊区小站蹲点搞“四清”的陈伯达也曾劝告胡昭衡,“不要太积极了。太积极了不利于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要放手让别人多干事。”陈伯达和万晓塘两个人的看法竟至不约而同。胡昭衡过去就已听到陈伯达的这一高见,认为不符合共产党人信奉的哲学。但万晓塘提出的意见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不能不引起他的重视。
据当年担任胡昭衡秘书的崔广兴亲眼所见:市长和市委第一书记的工作,配合得很默契。平时他们每个星期都要碰一次头。胡昭衡主持市委代理常委会工作期间,遇到重大的问题,也都要随时通过电话和万晓塘、赵武成商谈,然后才作决定。这在胡昭衡留下的日记中也都有记载。
事实上,当时不仅要开展“四清”运动,还要抓战备工作,工农业生产任务也很重。为了加强对全市工作的领导,把这些工作都做好,在讨论许多重大问题时,还需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和市委书记处会议,才能做出决定。因此,到1965年6月,市委代理常委会和市委办公会议就宣告结束。
胡昭衡担任天津市长一年多以后,不只是在工业生产方面抓出了成绩,他还在其他方面作了许多具有开拓性的工作。如天津市区的环境卫生有所改善,并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环境卫生局。这在全国是第一家。天津市的成人教育也取得一些宝贵的经验,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还就此作了专题发言。在计划生育工作上,他提出免费实行绝育手术及人工流产等主张,也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天津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天津人有目共睹,交口称赞。外地人、中央领导人也有所耳闻。
1966年春天,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委托市计委负责人王占瀛前往北京,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天津的农业生产情况。
出乎王占瀛的预料之外,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听他的汇报,不免使他有点紧张。结果,周总理对他的汇报表示满意,并且举行家宴,招待所有参加这次汇报的同志。总理自称是“半个天津人”,天津是他的“第二故乡”、“对天津有特殊感情”,还把王占瀛叫到他身旁就坐。谈到近几年来的工作时,总理说:“胡昭衡在天津工作得不错呀!你给他带个口信,要他继续努力,把天津搞得更好。”
饭后,总理又重复说了一句,要王占瀛给胡昭衡带个口信,“我打问他了。”
王占瀛回天津后,首先去向万晓塘汇报、交差。
万晓塘听到王占瀛说周总理表扬了胡昭衡时,反复思索了一番,看了看王占瀛,然后吩咐他:“总理这些话,你就不要对老胡说了。”
万晓塘看出王占瀛为难的表情,又耐心地作了一番解释:“我认为不对他说,对他有好处。如果你认为不会这样,那就由你看着办。”
王占瀛十分佩服第一书记,真可谓贵有知人之明。市长很有能力,很有干劲,但这种干部往往容易滋长骄傲自满情绪,遭到周围同志的非议。第一书记不让王占瀛告诉他,确实是为了他好,没有任何恶意。
但是,王占瀛又想到如果将来周总理问起这件事来,或者别人告诉了胡昭衡,那就不好了。
经过再三考虑,王占瀛还是将周总理的话,原汁原味地告诉了胡昭衡,同时将万晓塘的话也告诉了胡昭衡。胡昭衡思想非常敏捷,听完王占瀛的话,立即表示理解,他将正确对待周总理的表扬和万晓塘的关怀爱护。同时,还表示,王占瀛将周总理和万晓塘的话告诉了他,将更能促使他戒骄戒躁,搞好团结。
从1949年到1966年,天津的经济建设和全国各省市一样,有很大的发展。在这17年中,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4.8%左右,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8%左右。其中从1963年到1965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3%,快于全国17.8%的发展速度,各项技术经济指标也创造了较好的水平。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北京,发展速度赶上了上海。这显然与胡昭衡的努力工作分不开。但按照所负的责任来说,记头功的还应是万晓塘。此后,天津市工业本来有可能出现一个较长时期的持续稳定发展阶段,一场由上而下发动的内乱开始了。

  六、万晓塘、胡昭衡的不幸遭遇
在这场内乱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上,天天都在咒骂“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在1966年5月16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是发动内乱的纲领性文件。
“五一六通知”当时没有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从5月20日开始,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这个文件。万晓塘奉命率领天津市、区两级负责干部53名参加,住进北京东方饭店。
“五一六通知”在大会上传达之后,会议主持人便发动大家联系实际,“揭阶级斗争的盖子”,对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乌兰夫、河北省委负责人林铁等同志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行”进行揭发批判。接着,进入所谓“乱箭齐发”阶段,天津市市长胡昭衡也接到华北局的通知,要他在会上做检查、交代。
万晓塘知道,胡昭衡1963年调到天津来,担任天津市市长,是华北局选拔、提名,经党中央批准的。短短两年当中,胡昭衡在天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周总理表扬过他,天津人民热爱他。万晓塘不明白:华北局为什么要把他们原先信任的这样一位优秀干部打成反革命?
后来,万晓塘才弄清楚,胡昭衡的所谓问题,一不发生在天津,而是在他过去工作的地区内蒙古。华北局在这次北京工作会议上,要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乌兰夫的问题,而胡昭衡在内蒙古长期工作过,和乌兰夫的关系不错,因此华北局企图从胡昭衡口中搞到乌兰夫的问题。
二不发生在市长工作上,而是在他业余写的一本书名为《老生常谈》的杂文集上。胡昭衡原是一位文人。早年在晋绥解放区工作时,写过小说,得过奖。后来服从党的工作需要,放弃了从事文学创作的志愿,转到实际工作岗位上来,逐步成长为一名高级干部。近年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喜欢写些短文,抨击时弊,发抒己见。在内蒙古和天津的报刊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署名“李欣”的杂文发表。这个李欣就是胡昭衡。不久前,他把这些杂文汇集成册,以《老生常谈》的书名出版。当北京对杂文集《燕山夜话》大张挞伐的时候,《老生常谈》这本杂文集也被认为是一株大毒草。
既然华北局已经做出决定,把胡昭衡列入大会揭发批判的重点对象,那么作为下级党组织的天津市委,按兵不动是不行的。于是,从6月3日至17日,在万晓塘、赵武成轮流主持下(万晓塘生病期间由张淮三主持),先后召开市委书记处会议,市委常委会议和参加华北局工作会议天津组的全体成员会议,对胡昭衡的问题展开了揭发批判。
从历史档案中可以看出,在这些“批胡”的会议上,到会的天津市区、局级领导干部都是按照会议主持人的要求,轻描淡写地说几句,表一下态。但在到会的市委常委中,则有几位同志的调门很高,坚持认为胡昭衡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给胡昭衡戴的帽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简称“三反一家”。唯有万晓塘的发言,显得比较平和。他也批评了胡昭衡的缺点,但从不与纲、线挂钩,同时还肯定了胡昭衡几年来的工作成绩。权延赤在《天津市长胡昭衡》一书中说:对待胡昭衡,“第一书记万晓塘还是保持了一些同志情谊,在那种大气候下,有可能时还要说几句公道话。”
万晓塘坚持与人为善的态度,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但是,在“文革”期间,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他这种做法是不容许的。华北局过去就批评过万晓塘“提不起阶级斗争这个纲”,现在又看到他不上纲上线去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便在大会上对他进行了点名批评。
按照万晓塘当时的身体健康状况,他完全有理由请病假,住进医院,也可以避开一下“风头”。但是,他不肯这样做。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带病工作,现在,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他岂能临阵脱逃,回避自己应尽的责任?
华北局北京工作会议整整开了两个月。会期之长,在华北局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由于对“文革”不理解,对“文革”中的一些说法想不通,再加上连日来大会、小会不断,弄得人困马乏,叫苦不迭,以致会议中期,万晓塘的身体就再也坚持不住了,心脏病复发,还加上大口吐血,同时发着高烧。恰巧他的老战友杨勇将军来看望他,见此情景,将他送进解放军总医院。
据知情人、万晓塘的秘书高书田对胡昭衡的秘书崔广兴说:当时万晓塘对华北局工作会议的做法很有意见。他既不赞成华北局把胡昭衡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不赞成市委常委中的几个同志“批胡”时调门那么高。但他不能讲话。为了避开这些是非,他才一改初衷,接受杨勇的意见,去住医院。
万晓塘出院以后,继续参加华北局工作会议。当他见到胡昭衡和他的夫人林以行时,主动地伸出热情的手,并询问胡昭衡最近的身体状况,再三地嘱咐他们“多保重”。这简直成为市长夫妇近两个月来得到的唯一的一次礼遇。
华北局工作会议散会以后,遵照华北局的统一部署,上行下效,天津市委接着在河北宾馆(今天津宾馆)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在天津市的干部队伍中,传达贯彻“五一六通知”精神。参加会议的有一千多人。会上除了继续揭发批判胡昭衡外,还揭发批判了市委宣传部长白桦、市委文教部长王金鼎等同志。
万晓塘回到天津,原应参加并主持三级干部会议,但是,华北局嫌他整人时心慈手软,叫他到基层去蹲点,说是“和群众在一起搞文化大革命”。此时,胡昭衡已被隔离反省,只有秘书崔广兴还能见到他。在一次大会会场上,万晓塘与崔广兴相遇时,又主动地问崔广兴:
“广兴,老胡近来怎么样?告诉他,注意保重身体,相信群众,相信党。”
此后万晓塘和胡昭衡就再也没有什么交往了。
万晓塘在“文革”开始之后不久,就因为劳累过度、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了,享年50岁。以解学恭为第一书记的中共天津市委,秉承“四人帮”的旨意,不肯放过对他的诬陷,将他定为“万张(淮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首领,罪状之一,竟是排挤、打击外来干部胡昭衡。
胡昭衡在华北局北京工作会议上被“揪”出后不久,曾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复出,参加了1966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周总理仍然记得胡昭衡在天津工作的出色表现,还说看过胡昭衡的《老生常谈》一书,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是,1970年陈伯达垮台以后,胡昭衡受到株连,又一次被隔离审查。“四人帮”硬把胡昭衡和另外四个同志联系在一起,通称为“江胡王方李”。他们的工作岗位不同,相互联系也不多,因此有人把他们形容为一串冰糖葫芦。江是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江枫,王是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方是作家方纪,李是市委工业部副部长李树夫。在“四人帮”的心目中,他们成为天津市“文化大革命”中所要打倒的一个“反革命集团”,而这个“反革命集团”又是“万张反革命集团”的对立物。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落实党的政策,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几经周折,胡昭衡仍未能继续在天津工作。
1979年1月20日,中共天津市委为万晓塘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胡昭衡以生前友好的身份送了花圈。

   结束语
如今我们回顾这些往事,深感惋惜。在我们看来,万晓塘和胡昭衡这两位领导干部,同在天津工作,本来可以成为十分理想的一对搭档,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把天津的工作做好。市委第一书记深思熟虑,脚踏实地,顾全大局,埋头苦干。市长才思敏捷,事必躬亲,锐意进取,敢说敢为。两个人各有其优点和缺点,互补性极强。战争年代,在人民解放军里,就不乏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密切配合,指挥部队,取得作战胜利的先例。遗憾的是他们刚刚开了个头,便赶上“文化大革命”,无法继续作出他们的贡献。这自然不是他们的过错。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交往和共事中学到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

作者陈德仁、谢燕


①万晓塘于1966年9月19日在天津病逝,享年50岁。胡昭衡于1999年11月9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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