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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端阳博客林启予口述文革(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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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启予口述文革 (一)关于我


凡是在天津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林启予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他当年可是个风云人物,当过天津市工代会的头、市革委会常委、市地震局局长。四人帮粉碎后,在揭批查运动中,他又入狱十年。不管从正面或反面来说,他在天津都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王 端 阳

   凡是在天津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林启予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他当年可是个风云人物,当过天津市工代会的头、市革委会常委、市地震局局长。四人帮粉碎后,在揭批查运动中,他又入狱十年。不管从正面或反面来说,他在天津都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我从不讳言,文革初期我也是一个狂热的红卫兵,造反、破四旧、抄家、砸教堂、大串联......什么都干过。那时还不知道有个林启予。后来我们 "犯错误",逍遥,逐渐离开了历史舞台,直到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而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成了文革的主力军。这也符合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这时我就听说了林启予,而且我的许多红卫兵战友和他很熟,也经常谈论过他,可我和他却无缘相会。
   时间一下子跨越了四十多年,我也开始反思文革。从2006年开始,我相继在北京的"七九八"举办了《1996·教堂》摄影展,展出了我于1966年8月拍摄的红卫兵砸教堂的照片。接着我又连续出版了我的《一个红卫兵的日记》和我父亲的《文革日记》。这些书我都分发给了天津的相关人员,自然也传到了林启予的手里。在朋友的撮合下,我们在他的家里见了面。
   见面当然离不开文革的话题。他给我详细谈了609厂武斗的情况,这在当时可是震动全国的事件,陈伯达亲自参与处理。我当时虽也听说过,但他以当事人的角度谈,而且有那么多的细节,确实令我吃惊和震撼。
   我问他这些东西记录下来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为什么不整理出来?他很直爽地说自己不想弄,希望我来帮他写。
   这给我出了难题。经过思考,我表示可以帮忙,但有个条件,就是一定要自己亲身经历的,要真实的,尽量不加评论的。因为文革中的是非很复杂,我们说不清楚,还是让历史学家去评论好了。我们只是提供我们所看到的历史真实就够了。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于是就定了下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必须拿出整块的时间才行,而我那时正忙于整理我父亲的七卷文集,人又在北京,实在无法分身。前后拖了一年多,于是委托给杨祁和周新民。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当我看了他们的文稿后,觉得特别欣慰,这件事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我也对得起林启予的重托了。说实话,拖了这么久,我对林启予还是有点内疚的。
   林启予的这个口述,有大量的历史细节,而且涉及了许多历史人物,如周恩来、陈伯达、谢富治、康生、江青、王曼恬、姚文元、郑维山、戚本禹、杨成武、闫达开、胡昭衡、李雪峰、解学恭、张淮三、刘政、江枫、郑三生、华国锋、杨拯民等等。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光从这个名单,就可以感受到一种历史的厚重。我认为这个口述为研究天津的文革史填补了一个空白。特别是今天,当我们跳出了历史上的"派性",以一种完全解放的思维来重新审视文革时,其价值就越发显现出来。
   同时,我也惊叹林启予的记忆,我问他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潜意识中我确实担心有不实之处。他说,在监狱中的十年,没别的事可干,每天都在想这事,想了有几百遍。这让我信服。
   我也希望其他有相同经历的人能把自己所看到的写下来,即使不同也没关系,因为每个人的视角都是不同的。我曾经引用过"瞎子摸象"的典故,只要每个人把自己"摸"到的如实描述出来,合在一起,就是一只"全象"了。
                                                                             2011年4月


林 启 予 口 述 文 革

周新民  杨祁  整理

一、  关于我
   我是1936年在天津出生的,一直生活在天津。老家是甘肃省定西县。我姥爷是兰州当地的一个土财主,姥姥只生了两个闺女,因为没有生儿子,被姥爷遗弃。姥姥自己把两个女儿带大。把大女儿胡云英嫁给了定西师范学校校长林少文,也就是我父亲。父亲当时在烟台海军学校读书,即将毕业,奶奶因怕他毕业后不回家,就把他骗回老家,给他娶了媳妇,不让他走了。爸爸念过书有学问就当了校长。后来西北军开进兰州,西北军中有个军官是爸爸当年的同学,见到爸爸说:"当什么校长啊,当兵吧。"于是介绍他进了西北军,刚好就在吉鸿昌的部队当了少校参谋。吉鸿昌当时是旅长,还没结婚,由爸爸牵线做媒,把小姨介绍给他。经姥姥同意,把二女儿胡红霞嫁给了吉鸿昌。吉鸿昌就是我的姨父,所以林家与吉家有着很深的渊源。后来吉鸿昌当了省主席,为了避嫌,不愿意让父亲在其手下干,就介绍他去孙连仲主席的手下,当了县长。
   蒋、冯、阎中原大战,最后以阎锡山倒戈,西北军溃败而告结束。吉鸿昌所辖部队被迫接受蒋介石改编,成为二十二路军,紧接着被派往潢川,围剿鄂豫皖苏区。吉鸿昌是有名的常胜将军,基本上没打过败仗,可1929年他在河南剿共,和徐海东的部队打了一仗,结果大败而归。"这红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队伍呢?"他感到不可思议。经军中地下党的策划,于是一天晚上他化妆穿便衣跑到共产党那边一看究竟。从此以后他拒绝剿共,有心起义。蒋介石一直在拉拢吉鸿昌,送了好多钱、物给他,但又对他心存戒备,派心腹冷欣(军统特务)潜入吉鸿昌的部队,收买了吉鸿昌下属的两个师长。吉鸿昌一共有三个师,现在两个师不听调令了,起义的事情也就泡汤了。接着蒋介石又强迫吉鸿昌"携眷" 出国考察,意思是出了国你就别回来了,实际上把他给撤职了。
   1930年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霞飞路买下一座小楼,当年便举家从兰州迁到了天津。在兰州时我们家是姥姥当家,姥姥去世后,林、吉两家始终住在一起没有分开。到了天津仍生活在一起,一直到解放后。我父亲到了天津后,吉鸿昌忙于抗日前线事务,顾不了家,我父亲实际上成了这个家的管家。1932年2月,吉鸿昌回国经上海到天津,在上海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津后积极组织抗日救亡活动。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国民饭店38号房间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后,被法租界工部局逮捕。当天晚上,父亲和我姨母去巡捕房探望,吉鸿昌对其妻再三嘱咐:"红霞,不要到处托人花冤枉钱,好好教育子女。"临走时,父亲也被工部局当场逮捕。其原因是:在国民饭店是以父亲的名义开的房间,父亲自然逃不了干系。11月10日至14日吉鸿昌被关押在法租界工部局,迫于国民党政府的压力,吉鸿昌被引渡给北平军分会,父亲也一起被送进了北平的陆军监狱。11月24日姨父吉鸿昌英勇就义,时年39岁。行刑的那天,父亲也被带到刑场陪绑。在刑场上,吉鸿昌以树枝代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流芳千古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首诗及吉鸿昌将军就义时命令行刑的官兵给他搬个椅子,坐着面对面开枪的壮烈情景。都是我父亲林少文亲历并记录了这一历史时刻后,从监狱中传出来的。吉鸿昌就义后,父亲被移送到南京宪兵三团关押,在押期间受酷刑而得了肺病。又因主管他案件的军官是他在烟台海军学校的同学,没查出他是共产党,就保释回天津了。父亲于1942年死于天津市和平区营口道仁和里24号。(此时吉、林两家从法租界霞飞路小红楼搬到此处,小红楼出租了。)
   天津解放后,军管会贴出布告寻找吉鸿昌的亲属,姨母带着吉鸿昌的遗书和《就义诗》去了军管会。军管会副主任王世英接待的,经确认后由政府每月供给七袋面粉供养全家。并为母亲和姨母安排了教育工作。因姊妹同是兰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母亲就在河北省师范附小做了教师,我和弟弟随母亲在此校读书。
   我于1952年至1958年在天津一中学习,高中毕业后,由于出身好,在校是学生干部,曾担任过团委委员,学生会主席,被保送到天津大学动力系发电专业。当时天津是河北省的省会,为筹备第一届全运会,我又被借调到省手球队。全运会结束后又回到天大学习,所以1965年我才从天大毕业。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市电业局所属发电设备检修大队电机中队为实习技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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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6-03-11
林启予口述文革 (二)造反的缘由

2008年5月我和林启予于他家后院合影。就在这一天,我们决定做这件事。



二、 造反的缘由

      我所在的电机中队,电动机班组长是耿成民,也是我的师傅。这个人是三代老工人出身很好,但孩子多,而且都是男孩子,负担重,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在节粮度荒时粮食不够吃,有点小偷小摸的毛病,偷点黄油啊、轴承啊、铜啊等等,卖点钱好买粮食。在四清时已经作为一般问题有结论了,他也因此受到过处罚,在同时期进厂的工人当中,他要比别人少一两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十六条》一公布,单位也开始组织学习,我们中队就抓了他的典型。
    我们班还有一个人叫朱光海,是个贪污犯,他原来是农电处的保卫科长,支农的时候贪污了一万多块钱,在当时算是大数了。四清的时候工作队队长苏敏(赵武成的夫人,原天津市工交政治部主任、天津市委派驻天津电业局四清工作队队长)找他谈的话,说这是最后一次找你谈话,两条路,一条是坦白交代,退回赃款;另一条就是逮捕你。结果他坦白了,钱倒是没花,全退赔了。处理结果是免于刑事处分,保留党籍,下放劳动。正好就分到了我们组。文革一开始,他就成了我们电机中队党支部书记的一杆枪。
      我是个学生,历史也比较清白,学生时期又是个活跃分子,我总觉得他们批斗的矛头不对,和中央公布的《十六条》精神不符。我师父的问题算个嘛,四清都结论了,你们折腾他有嘛用呢!就和朱光海顶上了,两边都用毛主席语录展开辩论,贴大字报,越顶越大,最后竟演变成了全大队的大辩论。当然他们也给我造了些谣,说我爸爸是出卖吉鸿昌的叛徒等等。这不可笑吗?吉鸿昌是明摆着的共产党员,这连蒋介石都知道,还用得着别人出卖吗?!就说当时辩论到这种激烈程度。
    从大队辩论回来,我们就在班里成立了一个叫做"只争朝夕"的小战斗队,四五个人,都是同情我的年轻人,还没出师的学徒工。当时我们的活动还只限于单位,没有到社会上去。三轮六社事件、万晓塘的死......我们都没有参加。大概到10月份以后了,红卫兵高潮都过去了,天津大学的学生到我们单位串联,他们听了双方辩论的理由,然后公开表态,支持我们的观点。学生一介入,全大队其他组织的观点也都倾向我了,很多班组也都成立了造反组织,我就翻身了,成了大队的红人。但我没管过全大队统一的造反组织。这时电业局成立造反联合总部,我在单位也算是小有名气了,就把我调到电业局造反联合总部,当二把手。一把手是白长福,他是搞测试的,还有用电的、发电厂的等等,组成了电业局的造反总部。这时我的造反历史就到了局里,还没有进入社会。
    当时天津总的造反格局是以大专院校来划分的。虽然也成立了天津市大专院校联合造反总部,都承认自己是造反的,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天大八一三、南大卫东这算一个大山头儿;河大八一八为一派;天工八二五为一派,实际上已经有了分裂的迹象,成三足鼎立之势。这和北京的形势有关。我们单位要走向社会,奔哪个"山头"呢?天津大学是工科院校,跟企业的联系比较密切,天津又是传统的工业城市,因此这派组织在天津的工业系统势力强,到我们系统来串联的又都是天大八一三的学生,于是我就成了外派的联络官,跟天大的"山头"挂上钩了。
    这时天津的形势是考虑怎么夺权了。当时全国夺权有好几种模式:一种是青岛的模式,先夺权,后表态;一种是贵州模式,叫联合起来,按行业夺权等等。在天大八一三支持的企业内部也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白金生为代表的,主张先夺权,然后争取部队的承认。白金生是荣复转退军人联合造反总部的头儿,他的观点得到了解放军运输学院(简称后字253)造反组织的支持。我们在化工局礼堂辩论过一次。我也发言了,我这个人爱说,我主张:先联合,后夺权,叫人承认以后再夺权,你要先夺权绝对失败。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八一三、卫东的头头脑脑,但是我的观点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在社会上学生虽然出名,但是得打工人的旗号,再加上我的单位好,电业局、产业工人、吃香,所以那次辩论会以后就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政变",原来八一三山头里的工人代表是白金生,被换掉了,我就成了这个山头的工人代表。
    1966年12月底的一天,张承明挑头干了一件事。张承明是何许人也?他是反修锦纶厂(化工局所属企业)的造反派头头。文革开始时最早起来造反的学校是十六中,最早给市委贴大字报的学校是"劳二半",第一个给市委贴大字报的工人造反组织就是反修锦纶厂,张承明是个响当当造反派。那一天他联合了各大单位的造反组织,下午两点半在体育馆批斗张淮三,并让解学恭、胡昭衡来参加。没想到到会的人员太多,都上万人了!坐落在成都道和贵州路交口处的老体育馆根本装不下,批斗大会又临时改到民园体育场。等把人都组织好,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可张淮三还没有到场。找胡昭衡要人,没有。僵持到五点半多,天都快黑了,胡昭衡站起来了,他在主席台一进门的一个水泥台上开始讲话:"我跟你们说,今天你们批斗不了张淮三。"他停顿了一下后,转了个话题说:"现在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中央已定了,从1967年的元月一日起,天津市由省辖市升格为直辖市!第二,中央已经任命解学恭为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阎达开为第二书记。第三条,我告诉你们实话,张淮三现在太原监狱关押。"可是与会的群众坚持要批斗张淮三,解学恭就和造反派的头头们商量,让他们派个代表,和公安局的人一起,把张淮三从太原押回来,然后再批斗。张承明是批斗大会的召集人,于是就派张承明和市公安局的人一起去了太原。把张淮三押回天津后,没有关在天津监狱,而是直接带到了反修锦纶厂,以后再也没有人提出开批判会的事。
我后来是听解学恭说,张淮三被关进太原监狱一事和江枫有关。1964年,全国都开展了政治大讨论,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在此期间,天津市成立了一个"审干办公室",江枫任办公室主任。他们从公安局现存的解放前伪警察局档案中,发现了张淮三曾经被捕过的线索。当时抓捕张淮三的是天津市伪警察局,情况汇报给上峰之后,还没来得及审问,第二天张淮三就被军统局的人给带走了。时间不长,军统局就把人给放了,扣押在伪警察局的贵重财物也都悉数退还。从伪警察局档案中看,只有逮捕张淮三的手续,但没有审讯笔录,到了军统以后的情况也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因此张淮三就有了重大嫌疑。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此情况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反映到了中央,康生下令隔离审查,放在天津不放心,就把他关押在了太原监狱。
    1967年初,全国出现了夺权的势头,这时候天津又发生了一件大事:1967年的1月21日,造反派把公安局的权给夺了。这是群众组织自发的夺权行动,参加的组织很多,主要是公安局内部有个组织叫政法公社挑头干的。后来解放军介入,第一项任务就是宣布公安局军管,军管会主任是刘政(他当时是六十六军的参谋长,支左代号是三号)。其他群众组织撤出,把夺权定为反革命夺权,只把政法公社定成反动组织,其他的群众组织全解脱了。公安局内部还有一个多数派叫公安造总,是支持江枫的。这件事情事先我不知道,事中也没有参加。这以后支左就分系统全面展开了,有支工的、支农的和支学生的,三支两军开始介入。
    军队支左介入以后,就开始酝酿全市的大联合。第一次开会是在天津宾馆。参加会议的有五个山头的代表,分别是:我是一个,还有天大的杨长俊和南大的于泽光,代表天大八一三;反修锦纶厂造反派张承明和劳二半的郭长年;河大八一八的张崇俭和新冶金的代表王洪章;侯振江代表公安造总;干部代表是巴木兰,代表巴市联委。三个地方领导:解学恭、江枫、胡昭衡;三个军队领导:郑三生、杨银生、肖思明。就这些人开会,研究天津市怎么联合。张承明的观点是:主张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大联合,凡是造反派都要联合。我的观点比较倾向贵州的联合模式,主张按行业、按系统的联合,好操作。会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发言,别的人都没有表态,会议也没有最后的结论。事后支左联络站又出头组织,按照张承明的意见,在全市找了28 个单位(系统)的造反派,在民园体育场开大会,公开亮相,地方领导是解学恭、江枫、胡昭衡,军队的领导肖思明、郑三生、杨银生等都出席了,张承明是大会执行主席,我负责大会组织。会上宣布全市的造反派大联合,散会以后在和平路举行游行,军队在前边开路,搞得轰轰烈烈,这算是天津市第一次三结合雏形的亮相。
      这以后清净了好长一段时间,没了动静,各回各单位闹革命。我还在联络站办公,地点在常德道2号。大概有一个多月,到了三月份,突然又来指示了,说周总理指示,让天津成立革命委员会夺权筹备小组,又把我们叫到宾馆。早晨八点去的,这回单位多了,不是28个了,而是32个,单位也略有变化,增加了歌舞团东方红蒙建农,增加了农民代表:东郊的翟殿柱,南郊西右营的王凤春;按系统的代表也多了。大学四个,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天津体育学院,没有了天工八二五,这时八二五已经被边缘化了。会上宣布成立天津革命委员会夺权筹备小组,筹备小组由15个人组成,军队领导三个名额,地方领导三个名额,群众组织代表9个名额。
      接下来是分组酝酿。可就在这个时候,天大、南大开始揭发张承明,说张承明是保张淮三的,把张淮三押回天津以后不交给群众批斗,搁在厂里好吃好喝好待遇。张承明本来已经是亮相的人物了--工人、党员、转业军人、最早造反、民园三结合亮相大会的执行主席......进筹备组非他莫属。可经天、南大这么一折腾,他的威信大打折扣。支左联络站在大会组织方面由于考虑问题不够周全,会议偏偏组织了大小会交流,充分酝酿,这样一来,个别小组对张承明的意见就传播开了,所有的代表都知道了。选举又采用了全员无记名投票方式,投票的结果,38个代表,张承明只得了17票。我得了26票,名列第一,进了筹备组。选举出来的三个工人的名额没有一个是纯粹工人:一个知识分子,就是我;两个是干部,孙长瑞是二轻系统的政工干部,王洪章是冶金系统的宣传干部,张承明落选了。后来天津就有了一个典故:康生第一次接见三派群众组织时讲了一句话:"看起来选举不如协商。"就是针对张承明落选这件事的。当时军队应该先拿出一个名单,让大家讨论协商,还有进退的余地。可是一选举,完了,一唱票谁也没治,板上钉钉了。就这样我进了革委会筹备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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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6-03-11
林启予口述文革 (三)卷入文革大潮
林启予口述文革 (三)卷入文革大潮

 


三、 卷入文革大潮


      我当选了筹备组成员之后,就去河北宾馆(现在叫天津宾馆)办公,筹备组临时设在那里,那儿给了我一间办公室。过了些日子,是在三月份吧,周总理又指示:天津市要做一个试点,成立五代会,即:工代会、干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大联合。因此组织筹建工代会的任务就交给我了,筹备组领导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五代会中工代会是第一个召开成立大会的。我们三个人,孙长瑞调去组建干代会,我和王洪章是组长、副组长。我就提议,把张承明请进筹备组当个副组长,他虽然落选了,但也是一个响当当的工人造反派。上报给支左的解放军后批准了,他也来上任了。我们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在全市调查摸底。我的意见是:造反不分先后,在一个单位或一个系统,只要造反组织能联合起来的,就吸收进工代会。调查后,大家开会,确定参加工代会的群众组织,张承明也参加了。所有的系统都顺利通过了,可在"641"也就是现在的大港油田的问题上出了点差头。当时的"641"属于半军管单位,早就被部队保护起来,可也分成两大派,一派是"五一",另一派是"大联委"。"五一"这派复员军人多,得到部队的支持;大联委是老工人多。两派斗得很厉害,合不到一起。联合调查组的意见:同意部队支持的"五一",我也同意了。而张承明支持"大联委",这就产生了分歧。当然是多数人的意见占了上风,最后五一兵团被吸收为工代会成员。
      市工代会成立大会于1967年3月15日在体育馆召开,开会那天李雪峰参加了。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据说他已经在天津活动一段时间了,也找了不少人谈话,具体要干什么,我们都不清楚。工代会成立大会张承明没有参加,大会结束了,开会的人们走出体育馆,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体育馆周围贴满了大字报,公开打出"打到李雪峰"的旗号,宣布成立"反复辟"--也就是大联筹的雏形。张承明公开站出来,另立山头,和五代会分庭抗礼。市工代会成立的这一天,标志着天津市两大派群众组织对立的公开化。大会后,经各系统代表酝酿协商,市工代会的领导班子最后定下:组长林启予(电业);副组长李荣贵(铁路)、金家瑞(外贸);成员王洪章(冶金)、王勇(财贸)、姜卫东(房管)、刘晓云(军工)、张连友(一轻)、陈玉泉(新港),一共是9个人。

      五代会成立以后,天津一片欢喜,虽然也有一点小乱子,大字报、口头辩论不断,但问题不大,也无妨大局。五代会内部各种观点错综复杂,纠缠不清,还经常搞出一些摩擦。
      五代会成立后的第一个大活动,就是3月20日在广场召开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每逢开会都是我牵头组织,我在下边要做许多工作,得把五代会统一了,包括各个队伍站在什么位置,不同观点的队伍不能挨得太近,大会谁来主持,都谁参加,发言的次序谁先谁后,如何交叉,标语口号如何制定......当时开大会,喊口号是一个重要程序。开会之前,我就看见江枫把许光黎叫过去,不知谈了些什么,结果一开大会,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发言的次序变更了,把陈相文(南大八一八的头)发言排到了最后,下边就有了一些躁动。最要命的就是口号,当时开大会都要反复地呼口号,除了毛主席万岁之类的通用口号外,还有结合当时形势制定的一些口号。我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制定的口号是"1.21政法公社夺权是反革命夺权",并再三叮嘱领喊的人,一定要按这个口号不能变。但是他一喊还是变了,把口号中的政法公社四个关键字给没了,变成了"1.21夺权是反革命夺权"。因为当时参与公安局夺权的单位很多,其中包括天大八一三、南大卫东等等,军管以后,该事件定性为"政法公社反革命夺权",把社会上的其他参与单位都解脱了。但解脱了并不意味没参加,总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此,这个口号一喊,无疑触到了一些人的痛处,那还不炸了锅!学生可不听那一套,主要是天大的,呼啦就涌上了主席台,连喊带砸,把大会给搅了。
      铁路系统虽然参加了工代会,但内部摩擦仍时有发生。1967年5月12日夜铁路北站调度所发生了被砸事件。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5月13日早晨8时许,我去工代会上班,刚到了办公室电话铃响了,是支左联络站总机转来的,说:"三号找你。"接下来就是刘政和我通话,他说:"昨天晚上北站调度所发生武斗,你知道吗? "我说:"不知道"。他接着指示我说:"你不许掺和,不许派人支援。"我说"是。"电话刚撂,李荣贵就带了两个人进了我的办公室,劈头就说:"我们被对立面的人打了,你得派人支援。"我问:"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他说:"昨天晚上。"我说:"那我派人去打谁呀?"他不说话了。我问他:"那你现在怎么办,还有什么要求? "他说要去北京告状。我说:"可以。"于是向市里要了一辆吉普车,又派了姜卫东和管万安和他们一起去北京。姜卫东他们回津后告诉我说,他们和李荣贵等人去了华北局接待站,向接待站人员讲述了调度所被砸,致使调度所指挥失控,火车停运若干小时的经过。这件事情暂时搁置了。

    1967年6月19日,正值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发表10周年之际,市里在体育馆召开纪念大会。开会之前,天大、南大已经贴出了打到胡昭衡的大字报。我跟市里建议,又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最好别让胡昭衡参加,请他回避一下。我已经估计到可能要出问题。当时胡昭衡是市革命委员会筹备组成员,天大要打倒胡昭衡主要是发现了胡昭衡有"假党员"的问题。我的态度很明确,也亮给市里了,胡昭衡的事情我们工代会不介入,由中央定,由市里定。我也嘱咐工代会的人不许贴大字报,不许到外边去瞎议论。但市里就不同意,非要让胡昭衡出席。胡昭衡自己也愿意出席,因为那时的干部也都希望自己有个"亮相"的机会,表明自己没问题。看到市里不采纳我的意见,我就耍了滑头,跟农代会的翟殿柱说:"我感冒了,明天的大会怕是去不了了,你去主持吧,你农代会也是五代会的。"翟殿柱不知内情,也乐于出面。许光黎安排体育学院的体育公社飞舟队的人保护胡昭衡,但是人不多。结果,胡昭衡一上台,会场呼啦一下就乱了,刚稳定些,大会宣布开会,天大的学生就冲了上去,和体育公社的人打成了一片,抢话筒,高呼打倒胡昭衡!这就乱了,幸好没有形成武斗,刚宣布开会就不欢而散。体育学院上午吃了亏,心有不甘,下午又组织两辆宣传车,手持棒球棍,到天大叫嚷。天大的学生不甘示弱,把棉被褥用水浸湿,顶着往前冲,拽住一个就臭揍一顿。体育学院的人虽然能征善战,但架不住天大人多势众,结果体育学院的人被打得落荒而逃。
还有一次,天大八一三把南大八一八的人逮走一个。又叫我去要人。我认识他们啊,就在我原先上学时住的那个楼。一看,屁股蛋子上都是眼儿,在一个板上摁上图钉,专往屁股蛋子上打!没有深度,有点渗血。我给接出来送还南大八一八。
    这是五代会内部的几次武斗。当然,和大联筹的对立也在不断升级。

        五代会成立以后就要准备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可两派对立越来越严重。1967年3月下旬,中央要求两派组织到北京谈判,五代会的,大联筹的,还有中间派,都去。我当时在宾馆的后楼办公,江枫在前楼。他的秘书来找我说:"江枫说了,你是五代会谈判代表团的团长,给你们工代会9个名额,其他参加谈判的人你拿一个名单。"名单拟好了,在工代会开常委会通过一下,交上去。正要通过名单的时候,段曙光把我叫出去,他是支左联络站支工组的头儿,他说:"你有三个问题:一、你姐夫是历史反革命(他在初中毕业的时候,统一填表参加了国民党中统,但没干过坏事,已作为一般历史问题结论;反右的时候被打成右派。他去世的时候已经是改革开放的年代,河西区教育局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告别仪式上遗体覆盖着党旗。)。二、你爱人是资产阶级出身。三、你岳父曾经被判刑(我岳父是开货栈的,解放后曾为王光英存过货,是易燃品,结果着火了,货物被烧,他因渎职被判三年监禁)。因此你不适合去北京谈判。我们的意见叫白长福去,他也是电业局的,也是工代会的委员。"
我还是顾大局的,其实这些问题在我进革委会筹备组、工代会的时候就已经审查过多少遍了,现在又提出来,肯定是托词,不让我去肯定是另有原因,大概是因为有人认为我是学生,不是纯工人,只是不便明说罢了。(后来我才从一个空军支左的军代表那儿了解到真相,他离开之前来看我,说:"你主要是学生!他们怀疑你有派性,总倾向天大八一三。")我当时没有回过味儿来,心里虽然不舒服,但嘴上还是挺痛快地说:"行啊,我没意见。"回到常委会上我就宣布,白长福去北京开会,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在家留守,主持工代会的工作。工代会的常委也都相信了,他们不了解上边的意图,都没说什么,名单通过了。1967年3月27日他们到北京去谈判。
会怎么开的我就不知道了。4月7日、9日和10日,中央领导人三次接见了参加谈判的代表。陈伯达是主管,据说总理、康生、江青等都出来了。谈判结束,定的调子是:天津市斗争大方向是万张反革命集团,天津的革命委员会暂缓成立,以五代会为基础,继续扩大大联合,把没有进来的造反组织都吸收进来。
丁玉琪是百货公司的职工,党员,他是一商造反派的头头,是财贸系统中另一个山头的代表人物。按照中央的意图,应该把他们吸纳进来,这我完全同意,但是,要在工代会领导层里安排职务却有一定的难度。江枫就曾经问过我:"给他安排个副组长怎么样?"我说不行,中央定的调子是以五代会为基础,财贸已经有了金家瑞,而且是工代会的副组长,我总不能把现有的班子成员都拿掉,把位子都让给他们吧!在工代会支左的是解放军74师的田克华政委,他知道,在对待财贸系统的问题上军队和地方(主要是江枫)的看法不一致,于是就私下对我说:"咱俩去塘沽,躲开是非,财贸的问题咱不管了。"他的主意正中我的下怀,于是我们俩就去了塘沽,走访了天津化工厂、大沽化工厂、塘沽盐场等国营大厂,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促成造反组织之间的联合,并吸纳他们进工代会。
    从北京谈判回来以后别人都回单位了,我还得继续主持这个摊子。北京开会的调子一传下来,天津可就乱套了。最先开始乱的是和平路,两派的人都去宣传自己的观点,宣传车、辩论车都集中到了和平路,街头辩论,先是嘴斗,到处是辩论声,传单满天飞。和平路是一条商贸街,大联筹在财贸系统势力比较大,结果辩着辩着,大联筹就把和平路给控制了。大标语一边倒,东北角官银号鸵鸟墨水的霓虹灯广告变成了李雪峰的脑袋,满街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制造着对立情绪,五代会的人根本不能去了,一有小股的游行队伍进去,就被手持棍棒的人追着打。
    当时整个和平路被大联筹统治着,五代会的人根本进不去。姜卫东是工代会的常委,一天晚上,我们派他去给《天津日报》送个稿子,支左联络站出了一辆罗马吉普,一个当兵的开着。《天津日报》的老楼离和平路很近,办完了事,姜卫东就让司机拉着他到和平路转一圈。他以为自己坐的是军车,到和平路兜风看看,没人敢把他怎么样。走到少年宫,车被大联筹工矿造总铁血团的人扣下了,一看车里坐的是姜卫东,不由分说,就把他从车里揪出来,一顿乱打。大联筹的人让他喊打到李雪峰,他就是不喊。打完了又当街示众,最后被关押到少年宫里。司机是现役军人,车又是军车,他们没敢动。司机就回来报告了,说姜卫东被人打了,关押在少年宫。我们赶紧找刘政,刘政够厉害,马上通过公安局的专线找到他们,说:"限你们在12点以前必须把人放了,不放我就抓你们,把你们都逮走!"不到12点,11点多吧,来电话了,说人已经放在花园路那边。我们赶紧出车把他接回来,安排在宾馆里,他当时穿了一件短袖衫,身上都是血。刘政又亲自到宾馆去慰问一番。他在宾馆住了一个礼拜。这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姜卫东从此名声大噪。
    当时李荣贵回单位不露面了。金家瑞单位两派也闹起来,后院着火了,自顾不暇,工代会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没人商量,也没法请示,我就独断专行了。五月初,情况不断反映到工代会,我可就有点急了,说:这不行,和平路必须闯过去!谁再喊喇叭就给我拔掉!有人担心出事,我说没事,出了事我负责。于是组织工代会在海河广场开大会,会后上和平路游行。电业、基建、化工等等,都是能打的,人人头戴安全帽,身穿工作服,手持白蜡杆,在前边开路。上万人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沿和平路向东北角进发。一路上势如破竹,高呼五代会、大联合的口号。白蜡杆撴在地上,齐唰唰发出洪亮的声响。对方有个高音喇叭突然喊起来,马上就有人冲上去给拔掉了。没有人出来闹事,也没有发生打架斗殴,游行队伍非常顺利地走到了东北角。我没有在队伍里,跟几个记者在一边观察,记者们也都觉得非常兴奋,一吐多日积压在胸中的怨气。第一次闯和平路获得圆满成功。这件事完全是我组织的。新华社的记者都是支持五代会的,他们说:"这回可解气了!"上边的领导也乐了。

    7月7日又发生了大联筹围攻砸毁3527工厂事件。这是1967年大联筹的一次大行动,也是全市大武斗开始的一个信号。起因是天津市第55中学的两派组织发生了矛盾,一个是红代会;一个是红革会(属大联筹)。3527厂是军工单位、工代会的成员,就在55中的隔壁,支持学校的红代会组织。红革会的人就叫来了大联筹,包括河北大学井冈山、天津市工矿企业无产阶级造反总部、工农学革命造反野战兵团等组织三千余人,一下子把3527厂围住。告急电话就打到了工代会,同时厂里又派专人赶到工代会,请示我怎么办。"人家已经派兵了,我们派不派人?"当时工代会里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不正面冲突,派人把厂里的工人安全转移出来。另一种就是主张派兵和他们对打。我当时冷静地分析了一下形势,觉得不能打,一旦打起来,很可能造成伤亡,后果难以预料。于是决定:撤!不正面冲突。我将我们的决定请示了支左联络站的领导,并派出电业和基建的队伍,从工厂的后门将全厂职工安全转移出来。工厂空了,大联筹的人攻了进去,在厂里一通哄抢乱砸,还打电话给消防队,谎称工厂着火了。消防队派出两辆消防车到工厂灭火,被大联筹扣下,把消防车也砸坏了。两派没发生武斗,成了大联筹单方面的行动。7月8日陈伯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紧急召见天津驻军支左联络站负责人,并指示:"工厂是国家的财产,社会主义的财产,人民创造的财产,怎么忍心破坏吗?请你们好好想一想。工人是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翁,你们可以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劳动人民吗?要把我的话贴到街上,贴到每一工厂。我上边的话是提醒受蒙蔽群众的。现场不要动,要由五个代表会议组织人去参观"。根据陈伯达的指示,五代会组织各个单位到现场参观。现场得有人保卫啊,以防大联筹的人再来怎么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工代会成立了护厂队、文攻武卫队,是工代会直接组织的队伍,大约有800人,保卫展览会。这个厂是解学恭蹲点的厂,由于各造反组织之间的联合搞得很好,没有影响正常的生产秩序。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和李荣贵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朗了。我们主要的分歧点是:工代会到底应该依靠谁?我主要依靠造反派,他想为一商革联、二商革联要地位。我对他们的态度是:你进工代会可以,但不能吸收为领导成员。李荣贵却希望在领导层里多给他们争取一些名额。矛盾焦点集中在组联组。工代会有一个组联组,负责组织各单位的联合、发放加入工代会的证明。这个组由李荣贵负责管理。组联组的负责人是卷烟厂的张连友,他净给我惹祸。比如说,一个单位有两派群众组织,已经给一派组织发了证,另一派组织也来要证。按道理先不能发了,把两派都叫来,促成联合,然后再统一发个证不就完了?可他呢?又把证给发了。结果两派争得更欢了,都说自己是工代会的正根儿,都来找工代会评理,搞得乱糟糟。气得我就想干脆把他拿掉,让他回单位得了,而李荣贵却护着他。就是这些工作上的分歧吧,惊动市领导了,他们也怕后院起火啊,市革筹的领导就来工代会听取汇报。我和李荣贵各抒己见,市里听了不表态,结论是斗私批修,各自都做自我批评,自己到宾馆去办学习班。

    大联筹的表演越来越疯狂,天工八二五就成了大联筹的总部。很多去过那里的人都说那里阴森可怕。我也是出于好奇,想一探究竟。有一天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了天津工学院,只见院里冷冷清清,很少有人出入,似乎所有的窗户都用油毡钉死,透不出一点光亮,让人隐隐约约感到有无数的眼光在盯着院里的每一个人,确实有点瘆人。我不敢进楼,也没敢多呆,只在门口处转了一圈就赶紧走了。7月24日以天工八二五为首的造反组织查封了《天津日报》,8月9日又上演了一出"火烧政师"。那天,我们正在办学习班,任学明来了。他是中学红代会的常委组长。他进门就说:"大林,政校的红代会被人围困了!"政校就是天津政治师范学校,在河北区,学校里两派组织,一个是红代会,一个是红革会,红代会已经是五代会的成员,红革会属大联筹。来人说得邪乎:学校大楼被围困了,他们放火烧楼,有的被打了,有的跳楼了,有的被强奸了......又是大联筹围攻五代会!根据此情况不支援不行了,任由大联筹嚣张,五代会的人心就散了。箭在弦上,容不得多想。当时工代会的常委都在,李荣贵也在,经大家研究,就看我怎么表态了,我对任学明说:"你先回去吧,我马上就带人过去。"任学明回去,我就去了3527厂,我们的队伍在那,其他常委都没提出异议,
    河北区是大联筹的天下,为了保证行动的顺利,我事先查看了地图,选择了609厂作为立脚点。609厂在小王庄一带,也是个军工厂,是参加工代会的。我们是下午到的,人派过去了,到政校一看,人家那边的围攻已经结束了,楼也烧了,人员也都撤走了。两边没有交锋,我们的人也都撤回609厂待命。到了傍晚,609厂的春雷造反组织就把津京公路给封了。津京公路是通往天津工学院的主要道路,天工八二五当时已经是大联筹的大本营了,把守森严。封路之后还抓了一些人。天津大学的一些学生也参加了围攻政校的活动,围攻之后撤回到天津工学院,天大的林红桔带了一些学生去给他们送饭,被封路的工人扣下,带到厂里。干代会的许光黎当时也在场,说:"打他!"我说:"什么?你敢动!你要是敢打人,我可要采取措施了!"厂里那么多人,一打不就乱了,一乱局面就难以控制了。我认识林红桔,她是天大八一三的,比我低一年级。我对她说:"放你走了,赶紧带人回家吧。"把人放了。我的人多,大家都听我的,没打起来。许光黎一赌气走了。我刚处理完天大那档子事,回到楼上的临时办公室,我的司机李月波就跑来对我说:"林头儿,要出大事了,李芝林(化工的一个头头)要把何振武的大筋给挑了!"我问:"在哪?"他说:"就在后边的大院里,你得看看去。"我赶紧下楼,司机领着我到了后院,然后小声对我说:"看见了吗?那个就是何振武。"只见他光着膀子,在墙根儿蹲着。我说:"这样吧,你去把电业的几个人叫来,把人先放在我的汽车里,派人给我盯住了,谁也不许乱动。"电业的人都听话,这事就处理完了。还扣了一辆大轿车,是天工八二五的一个宣传队,他们是演出回来,走到这里被扣下。可能还有一些,都被关在工厂的食堂里。我去看过,有的坐着,有的蹲着。我问:"他们吃饭了吗?给他们吃饭啊!"回答说:"给了,给了。"
    一夜过去了,平安无事。第二天早晨8点多钟,66军政委杨银生带队来了,有侯再林、苏强,还有几个解放军,找我谈,说:"我、江枫、胡昭衡去天工八二五谈了,他们说你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扣了。现在江枫和胡昭衡被扣在天工八二五做人质,为了避免武斗,你们得放人。"我说:"没问题,马上放人。"他问:"何振武在吗?"我说:"在。"他又问:"演出队在不在?"我说:"在。"他接着问:"打没打?"我说:"可能打了两下子,但具体的我不知道,我撂下话了,不许打人。"609厂是做电缆的,厂里的工人一人一个用电缆做的大鞭子。我判断打人肯定是打了,但没什么后果,如果问题严重,早就有人向我反映了。我说:"放!"于是叫人去通知609厂的造反派和军代表。先放的宣传队,我说:"杨政委,这就是他们的宣传车,人可是放了。"然后是何振武,"这辆车就是何振武的,放啦。"稀里哗啦,人是都放了。杨银生走了。我也认为没事了,就回工代会了。
    中午,大联筹的大队人马就开始围攻609厂。怎么打的我就不知道了,是姜卫东代表工代会在那指挥,还有609厂的造反派。这是后来听说的。他们开来一辆推土机在前边开道,被609厂的工人截下。天机的一个工人又开着这辆反击过去,谁知推土机半路熄火了,大联筹的人蜂拥而上,把人给打死了。这是死的第一个人。还有一个是641的工人,大联筹的人,攻上来又撤回去,被误认为是五代会的人,也被大联筹的人给打死了。这是死的第二个人。大联筹的人攻上来,609厂的一个工人用自制的土炮还击,他没经验不会用,结果被土炮的后坐力给坐死了。这是在现场死的三个人。609厂告急,要求增派人手。马上组织了一拨人,去609厂支援,走到半路上,被人用小口径步枪射击,打死了一人。没有支援到位。我急了。这时候,也就是8月10日下午,陈伯达和郑维山(当时北京军区的司令员)的指示就到了:"攻打609厂是错误的,动员天津的工人阶级保卫609厂!"指示不是给我的,是通过支左联络站传达到我们这的。据我后来查到的有关文字记录:8月10日下午,陈伯达、郑维山对"609厂事件"作出指示:"你们(指攻打609厂的大联筹)这样做是错误的,错误不要犯得太多了,第一次、第二次是可以原谅的,不要把自己引到没有出路的道路上。我们国家是大好的形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要搞好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做破坏国家财产的事,不要上少数坏人的当。群众力量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深入人心的,希望你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当时《革命职工报》1968年编印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44页)有了尚方宝剑,我的信心更足了,立刻组织了20辆卡车、近千人的队伍,亲自带队奔赴609厂。我坐在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对司机说:"你就开车往前走,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只管给我冲过去。"还好,一路上没遇到任何阻挡,只有一处路障,停车搬开就过去了。李荣贵也用火车调来一部分人马。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这时候,609厂已经聚集了上万人的队伍,见到大批援军到来,大联筹的人也不敢再贸然围攻了 。这是我亲眼所见,两边的人相隔有三五十米,互相投掷酒瓶、石块,他们又开过来一辆推土机,但推土机里无人驾驶,是定向的,把传达室撞坏一角,把大门撞开,又撞到树上,熄火了。我们在喇叭里反复播放陈伯达和郑维山的指示,见到了效果,大联筹的人渐渐散去。人到了,也没交手。大联筹没有攻进609厂,却把旁边的一个自行车配件厂给抢砸一通。我们的人没砸也没抢,这么多人吃的用的--饼干、面包、罐头、面粉......都是由工代会开具借条,通过正常渠道领取的。
    第二天早晨,天津警备区司令员王一来了,问了问情况,还问我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就问他有什么意见,他说对609厂实行军管,你们撤出。我说:"没问题,撤出。"上午定下来,下午队伍就开始往回撤。撤的过程当中又出事了。
    工矿造总组织的一个人叫张鸿俭,他认为大联筹已经攻下了609厂,就跑到厂门口看热闹,结果被撤离的队伍给逮了。还有一个人是粮食系统的,是工代会的人,他开着个车在3527厂门口转来转去,也被3527厂的工人带回厂里。要不说这观点的事情说不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俩人分别关押,一个被关在3527厂军代表的屋里,一个被关在职工的更衣室里。这些情况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人太多了,我忙着疏散队伍,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根本顾不上那些事。一会儿有人来告诉我说,关在军代表室的张鸿俭被打了,我赶紧过去看,挺壮实,五大三粗的一个小伙子,被打得不轻,肩膀上还挨了一刀。赶紧找来大夫给包扎处理,说不要紧。原来回厂以后,不知道这话是怎么传的,说他参加了政校的围攻,强奸政校的女学生里就有他,于是遭到暴打。我还有事要处理,出来的时候对看管人员说:"可不能再打了,再打可就要出事了。"12点了,又来人告诉我说,人死了。这可怎么办呢?正在着急,又来人说后边又死了一个人!"怎么又一个!哪来的?"来人怎么来怎么去跟我讲了一遍。我赶紧去看吧,屋子里一个人也没了。这就赶紧去找军代表,人是在他屋里死的,商量怎么办。军代表姓张,是个连长,他请示了支左联络站后,把姜卫东叫来,让他先找个地方把人扔了,不要放在厂里给大联筹留下口实。于是小姜把人拉到李七庄子,体院那边一片野地里扔了。要说姜卫东这人也明事理,把人扔了以后,他就赶紧给公安局打电话,把死人的经过向公安局报了案。果不其然,第二天,这两具尸体被大联筹抬到市公安局门前,静坐、示威,折腾了一通,后来又成了第二次谈判的一个重要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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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启予口述文革 (四)中央首长的11次接见
林启予口述文革 (四)中央首长的11次接见

 

四、  中央首长的11次接见


    1967年8月13日晚上12点左右,解学恭通过军队的专线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中央定了,举行第二次谈判,你代表工代会,一共给你们7个名额。"让我赶紧把名单定下来。我连夜草拟了一个名单,并召开工代会的常委会,讨论通过。我的意见是,在"609武斗"中有功的单位都去,工代会里我和姜卫东两个人去。李荣贵对姜卫东比较反感,他提议让军工的刘晓云去。我是比较护着姜卫东的,因为"609武斗"开始是他在前方参与指挥的,我说:"姜卫东必须去,工代会去两个人就不少了,我和姜卫东,其他的都让下边单位的人去。"名单定下来,商量的结果,有609厂春雷造反组织的韩恩荣、3527厂联总的庞连仲、市政公路三团的侯纯民、电业造总的白长福、基建联总的白启荣等。名单定下来以后,第二天早晨6点把名单交给解学恭。转天开车去北京,住在动物园那边的北京政治师范学校里。三层是大联筹,二层是五代会,门口有解放军站岗。支左联络站去了几个人,没有地方干部。
这次谈判从1967年8月15日开始,一直到12月8日,共进行了一百天。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第二阶段是大联合;第三阶段是成立革委会。所有的接见都在晚上12点以后。主要是中央领导讲话,陈伯达讲得最多,他的闽南口音十分浓重,一般人都听不懂,郑维山给他做翻译。第一阶段谈判,双方不要再打了,共同成立一个制止武斗领导小组,由支左部队挂帅,五代会这边是王勇、姜卫东、白长福参加。大联筹方面是李勇代表,也是三个人,共同组成制止武斗领导小组,办公地点就在现在科委的那栋楼。以前的问题都不许再提,以后再出问题就由制止武斗领导小组负责解决。
    从第一次接见起,中央的态度就已经很明确了。会议进行到大联合阶段的时候,解学恭、江枫找我谈过一次话。秘书把我接到民族饭店,他们住在那边。解学恭问我:"你对大联合有什么看法?"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第一次北京谈判时没让我参加这档子事来,当时虽然接受了,但心里总还有些疙瘩,于是我就说啦:"我先说我家庭的吧。我这么个社会关系,你们不考虑考虑?"这话当然是针对第一次谈判不让我参加的所谓"三个理由",这个时候我得找补回来。本来么,并不是我要当这个筹委会的成员,选举的结果把我推到这个位置上,把张承明选掉了,我得票最多......所以这人啊,有时候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江枫不容我再说,把我的话打断了:"你的家庭我都了解,别说了。你就说说大联合怎么促。"我就谈了我的观点。首先分析了天津市整个造反形势,都是由各个大专院校串联社会的方方面面,形成大大小小的山头,其中,以大学串联起家的工人造反组织中,天大八一三、南大卫东影响最大,在天津的工业企业、各大系统行业中都占据重要位置,应该是大联合的骨干。其次是河大八一八,他们在冶金、机械等行业中,有一定的影响。第三,天工八二五是大联筹的主要支持者,他们联系的单位多,组织比较分散,成分比较复杂,成行业系统规模的比较少,大多是社会零散单位。因此,在这种形势下,要稳定天津的形势,促成全市的大联合,必须以天大八一三、南大卫东为骨干,团结河大八一八,分化瓦解天工八二五。解学恭和江枫没说什么,都不表态。我就回去了。第二天上午没有接见的任务。郑三生、杨银生等又派车把我接到八大处北京军区所在地,在天津支左的海陆空部队领导都在那里,他们又让我陈述了一遍我对天津大联合的观点。郑三生、杨银生等都没有表态,空军一个在红桥区支左的副师长叫汪润田,实说了自己的看法:"小林啊,你的观点对。"
围绕大联合的讨论似乎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发展的。首先在领导接见的时候,态度日趋明朗,支持以五代会为基础的大联合,暗示大联筹这个组织不行,应该解散。这在大联筹内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时间是1967年8月15日晚上10点至第二天凌晨1点,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的安徽厅。参加接见的有陈伯达、谢富治、郑维山等人,陪同接见的有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解学恭、江枫、杨银生。陈伯达主持,白金生是大联筹的代表,我代表五代会。上来先挨个介绍,陈伯达看了名单以后,先问的大联筹:"你叫白金生?"一句话就完了。等介绍到我了:"你叫林启予?"我说:"是啊,我是林启予。"陈伯达又问:"你爸爸叫什么名字?"我说叫林少文。他又问:"他还有别的名字吗?"我回答说:"这我就不知道了。"他又问:"你爸爸读过书吧?"我说:"读过。他是烟台海军学校毕业的。"他看了看我问:"你知道你名字‘启予'是怎么来的吗?"他接着说,《论语》里有一句话,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你的名字出自这个典故。
    原来陈伯达早就认识我父亲。早在1932年以前,我们家也就是吉鸿昌家在天津法租界的霞飞路(今天的花园路),已经成了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联络地点。吉鸿昌毁家纾难,四处筹措经费购置武器,曾一次交党费六万银元,为抗日前线购买武器。我父亲就是购买武器、运送武器的当事人。1934年吉鸿昌在这栋小楼里创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亲任中央委员会主任,在三楼设秘密印刷室,出版了《民族战旗》、《华北烽火》等抗日刊物。这些活动都有中共党人参与,地下党的陈伯达、南汉宸、朱其文、宣侠父等人,就在我们家三楼办公,吉鸿昌出经费供给他们,陈伯达就在我们家住着。
市里肯定知道我们家和陈伯达的关系,但这些事情我从来没和任何人说过。陈伯达在这个场合一点,说到这种深度,我就明白了,这是在释放一个明显的信号:说明中央的调子已经定了,完全倾向五代会。在这种情况下,用不着我再多说什么。因此在这次会议期间,我始终不发言。只是到了中央首长最后一次接见,会议结束的时候,由别人起草了一个讲话稿,让我代表新成立的天津市革命委员会,邀请总理参加天津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这是我在此次会议期间,11次接见中唯一的一次发言。当时我姨还活着呢,我回天津以后和她说起开会的事,她问我:"这事谁管着呢?"我说是陈伯达。她说:"嗨,不就是‘白毛狸'(陈伯达的外号)吗?我给他写封信,让他接见你。"我说:"不用了,现在陈伯达已经站在五代会这边了,基本上大局已定。"信没写,我也没去找陈伯达。这完全是蒙的,是我的下意识里觉得没这个必要,不是我如何如何有先见之明。幸亏没写这封信,要是真的写了信,陈伯达也接见了我,我就更说不清了。(后来还真为此事查过我)
陈伯达、谢富治不断发言批评武斗,大联筹也予以反驳。陈伯达说:天工八二五,你们觉得乱得够了吗?天工八二五的赵建敏振振有词地回答说:我们是不希望乱的,乱不乱不取决于我们,而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天津支左的问题,请首长注意66军的问题。

第二次接见是8月16日晚上10点至第二天凌晨2点半左右。有陈伯达、谢富治,还有军方的李天佑、郑维山等人。继续解决制止武斗的问题。陈伯达进场后先问大家:你们打电话没有?扣的人放了没有?双方在回答问题时互相辩论,争吵不休。陈伯达说:"昨天没有放的就算了。现在就放,12点(指当晚12点)前全部放完。不放就不谈了,就散会。同意不?"双方都表示同意后,陈伯达要求双方各出三个代表签字。然后中间休息,要两派马上打电话通知放人,放人之后再谈。17日1时30分继续开会,陈伯达同意双方各派一名代表,军管会出一名代表,回天津检查放人的情况,并要求双方协商拟定制止武斗的协议。
这期间,谢富治还有一次单独接见,参加人主要是大联筹里边的工人代表,工代会的代表旁听,江枫参加了会议。谢富治当时还兼任公安部长,主要是解决天津港武斗问题。这次武斗规模很大,造成了天津港全面停产。谁挑的头儿呢?白金生!白金生领导的"荣复转退军人造反总部"参与了这场武斗。谢富治发言,直截了当地点了白金生,下令"今天晚上12点以前必须把你的人全部撤出,我进驻部队一个团,你们的人要是不撤出,就逮捕你们。不能影响天津港的正常作业。"散会以后,马上叫白金生打电话,把他们的人都撤出来了。这次会本来没我们的事,我是一点情况也不知道,坐在一边什么话都不说。姜卫东就坐在我旁边,可能知道点什么,这时候他就站起来了,哇啦哇啦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通,说得口吐白沫,无疑是火上浇油。他倒霉也就是从这开始。刚一散会江枫就找我说:"这个代表撤,给我换一个,谢副总理说话了。"帮倒忙了!人家上边调子都定了,你就别再激火了!我就找姜卫东谈:"你回去吧,谢副总理发话了,我也保不了你了。"他回天津了。我打电话把李芝林换来。

第三次接见是8月18日凌晨1点半至4点半。陈伯达、谢富治、戚本禹、李天佑、郑维山等出席。陈伯达先问了天津港武斗解决的情况,要求双方各出五名代表一起协商起草制止武斗的协议。然后双方代表交替发言。辩论到对解放军的态度问题时,天津市第三配件厂的一个代表叫董广发,他是代表大联筹的,站起来辩论,他说:"我们不是反对解放军,而是反对军内的‘一小撮'!"这时戚本禹就在台上坐着,而最早提出"抓军内一小撮"的正是戚本禹,他因此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可当时事情并没有公开,好多人还不知道这个内幕。戚本禹就说话了,叫他不要再提"抓军内一小撮"。可是董广发偏偏不知趣,还站在那不停地辩解,戚本禹"啪"的一声拍桌子站了起来,会场的门也开了,几个便衣迅速地跑进了会场,大联筹的人一看情形不对啊,生把董广发给摁在座位上,不让他再说。戚本禹讲话很严厉,说,今天达成制止武斗协议以后,如果再发生杀人、放火、打人,就把这个组织定为法西斯组织。

第四次接见是8月19日凌晨3点半左右。参加接见的有陈伯达、谢富治、郑维山。中央领导走进会场的时候,大家起立鼓掌。陈伯达走到台前对大家说:不要鼓掌了,不欢迎,鼓什么掌呀!我们来不是为了让你们鼓掌的。以为一鼓掌我就会高兴?不会高兴的!谢富治插话说:不武斗,我们就高兴了!陈伯达批评了前一天大联筹冲击五代会的游行队伍,也询问了五代会游行队伍说没说刺激对方的话。谢富治还特别讲了大联筹的白金生,说他不像个三轮工人。白金生马上回答说,自己确实是个三轮工人。谢富治询问了白金生的历史,然后对他说:你由集体工厂的工人到去蹬三轮,这是一个倒退,你必须承认这一点。

第五次接见是8月24日晚上快11点的时候,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参加接见的有谢富治和郑维山。陪同接见的天津领导除老三位以外还有66军军长郑三生。这次会议通过了双方达成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还讨论了《六四一厂协议》和《塘沽协议》等等。在这次会议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谢富治批评双方都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一而再,再而三地领着大家读毛主席语录,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郑维山讲了一段话之后,天工八二五的赵健敏当场质问郑维山,郑维山显然是生气了,大声说:"你这是让我把刚才讲的话收回吗?!难道强奸犯、抢劫犯就不要处置吗?"说完就退席了。

第六次接见是9月8日凌晨1点左右至5点半。陈伯达、戚本禹先到。天津的老三位还有肖思明(66军政委)陪同接见。大联筹的白金生要发言,陈伯达说:又是你?算了吧,换一个。这时,江青披了个斗篷在谢富治的陪同下进入会场,全场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江青一落座就抢着发言:"谢富治同志要我来看看同志们。天津市夜里有人出去抢东西,奸淫妇女......我听了一个录音,林造反是大坏蛋,他强奸妇女,这个人还能要他......对这种东西要专政!(大家热烈鼓掌)我为什么说是‘东西'呢?因为他们是反动的。人民愤怒极了!我们有责任。强奸妇女的这些人十分可恶,我都不好说出口。这些人要抓起来枪毙!"林造反是大联筹工矿造总的头,和李勇、程国富在一起的。李勇没来开会,程国富来了,就在台下坐着,江青没有点他的名。河北区一个二轻系统的厂子被工矿造总给砸了,被砸的群众组织里有几个女工被他们给强奸了。这是"609武斗"之前发生的事情,和"609武斗"没关系。江青讲话之后就把林造反逮捕了。录音是女工的控诉。

第七次接见是9月14日凌晨两点到早晨5点半。参加接见的有陈伯达、谢富治和郑维山。这次接见不光是天津的代表,还有石家庄、唐山、张家口等地的群众代表和当地领导及驻军首长。接见的主要议题就是要促进大联合。陈伯达一上来就高呼口号:"在毛主席的倡导下,大联合万岁!"代表们也都跟着喊。他问:天津已经联合了没有?台下回答说没有。大联筹的代表说,他们自己捉了28个坏人,陈伯达带头鼓掌说:"你们做了一件好事。"他做了长篇讲话,对大联筹有批评也有表扬。谢富治说,自己抓自己一派的坏人,合乎毛泽东思想。问五代会抓了没有?接着就是五代会的人汇报,说是已经通过了内部整风,大家交换了意见。

第八次接见是9月26日,晚上12点半到2点半。有周总理、陈伯达、谢富治等。除了天津的代表之外,还有保定的赴京代表团。开始陈伯达没到,谢富治先讲话,他表扬天津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了。他问:大联筹的赵建敏来了吗?赵建敏说来了。谢富治说:老先生,你怎么不能联合呀!周总理问赵:你是按主席指示办事,还是以我为核心?赵建敏赶紧说:我主张五代会内外造反派联合起来,我不主张以大联筹为核心,以大联筹为核心是错误的。周总理还讲了很多鼓励天津工人的话。本来谈判代表中没有天津师范学院的人,临时叫来一个师院的女学生,我挺佩服她的。她站起来反映单位里大派的组织掌权后扣押小派群众的工资,总理几次示意让她坐下,可她就是不坐下,坚持将自己的意见完整地表达清楚。最后总理给予肯定和支持,并指示天津的领导要尽快予以解决。陈伯达走进会场,总理退席。他说了一些鼓励和祝贺天津大联合的话,说保定的协商气氛不如天津,然后就带头高呼口号:向天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大家就喊:毛主席万岁!有人在发言中称陈伯达"首长",他说:"我是小小老百姓,我没有什么官名。你看我有什么官名?你们都是各个组织的勤务员,我连个勤务员都没有当上。"

第九次接见的主要对象是大联筹,时间是10月10日晚11点至第二天凌晨4点半。陈伯达讲了一段话之后说:"你们这里有没有赵建敏?赵建敏来了没有?你们到前面来讲嘛!听说你有一套意见,今天就是要听听你的意见,看你的意见站得住站不住嘛!"赵建敏充分地表述了自己的意见,陈伯达话里有话地说:有一种野心家想垄断天津,想随便玩弄天津老百姓!会上赵建敏和程国富吵了起来,工矿造总的何光临也站起来揭发赵建敏的问题。紧接着又有人说何光临两面三刀,陈伯达、谢富治则支持何反戈一击。有人表态要和赵建敏一起战斗到底,陈伯达问:你向谁战斗?回答说:走资派。陈伯达问:哪个走资派?答曰:万张反党集团。陈伯达说:你晓得万张集团的人在你背后操纵吗?这些谈话都是明显地在给大联筹施压。

第十次接见就到了11月22日了,从凌晨2点半到5点半。有陈伯达、谢富治、郑维山等。陈伯达在讲话中态度已经十分的明显。比如他提到了大联筹的张承明,并引导他说大联筹就是不好。他质问刘秀荣(小站镇的年轻教师,大联筹观点):"你是受什么人委托?你是大联筹的,你搞的恰恰是复辟!"他表示:白金生这个人我很反对。赵建敏这个人我是反对他的。陈伯达、谢富治等反复强调贯彻执行毛泽东按系统大联合的指示,不赞成大联筹这样的跨行业组织。陈伯达更是多次点大联筹的名,说:"要把参加大联筹的群众同头头区别开来,大联筹有些头头搞了很多坏事,亲者痛仇者快,他们做的坏事是不能容忍的,对一些头头做的坏事,参加大联筹的群众不能替他们负责任。"
    几次接见形势都对大联筹十分不利。这时候大联筹内部就开始分化了。首先站出来的是程国富,他是工矿造总的二把手。还有一个是冶金造反组织的魏洪全,代表人物就这两个人,张承明也动摇了,白金生这个人不表态。晚上在我们驻地的小饭厅,大联筹的人自己就开始辩论了,这些人主张加入五代会实现大联合。天工八二五的赵建敏死活反对以五代会为基础的大联合,主张和五代会平分天下。辩论进行得十分激烈,人都站到桌子上,我们都在场,站在一边看热闹。
    工作主要就是中央领导在做,他们在接见时不断地灌输一些观点,施加压力,促使一些人重新思考,有些人一看没戏,大联筹这个组织没有前途,于是转变了立场。转机就是那天晚上的辩论,矛盾公开化了,经过辩论一部分人站出来,公开表态:我们承认错误,加入五代会。后来这些分裂出来的人都进了市工代会和市革委会。
谈判期间毛主席还出来接见过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的礼堂。事先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那天突然通知我们提前吃饭,饭后在屋里等着别动。白启荣他们几个人下饭馆去了,没赶上。段曙光带我们去的。叫我们自己查身,不许带打火机、火柴,什么也不许带,到人民大会堂门口又被查一遍。大会堂里坐的都是各地的群众代表,这时候才知道是毛主席要接见。等到10点多钟,毛主席出来了,跟在他身后的是林彪、总理、陈伯达等等,中央文革那些人。大家都站起来鼓掌欢呼,主席走到台中间站下,和大家招手示意。大家一直在鼓掌,毛主席只是出来接见一下,什么都没有讲。
    这里我必须提一句,最后一次接见是总理主持的。总理对万晓塘的死确实提出过疑问,他是这么说的:"当时万晓塘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啊?"我当时就在现场,是我亲耳听到的。但在市里的会议记录中没有这句话。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利多了,12月2日中央首长第十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姚文元、吴法宪、郑维山等。以五代会为基础的大联合成立了,并发表了联合公报,消除了大联合的障碍,为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铺平了道路。最后由筹备小组核心组拿出一个革委会人员组成名单,这个名单怎么出的我们都不知道。根据这个名单大家讨论,19个群众代表的常委当中,工人代表占了一半。学生代表中,河大一个,体育学院一个,天南大各一个。大家举手通过,宣布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毛主席批准。会议下发了三个文件,一个是同意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一个是《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再一个是《实现革命群众的大联合》。我代表天津赴京谈判代表团宣读邀请信,邀请周总理和中央首长们参加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11次接见到此结束,总理对天津的邀请表示感谢,并表示由于工作太忙,庆祝大会就不再参加了。


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

    中央于12月1曰发出《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文如下:
    (一)中央认为天津驻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央是满意的。在天津某些支左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缺点、错误,但是从今年四月以后,在中央和广大群众的帮助下,已经改正。肖思明、郑三生、杨银生同志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天津支左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态度是好的,诚恳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九个多月中,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推进革命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批判,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四月以后已经有了纠正。中央同意郑维山、解学恭、肖思明三同志的报告。
    (二)天津是我国一个重要工业城市,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和中国赫鲁晓夫最大走资派和他们的代理人万晓塘、张淮三反党集团的影响。他们结合美、蒋、  日、苏修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妄图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破坏活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对此,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提高警惕性。要坚决同上述敌人作斗争,加强革命群众之间团结,加强军民团结,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希望天津市的人民解放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三)中央同意天津市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关于"立即、坚决、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是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精神的。当地驻军和革命群众组织,都应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
    (四)中央同意天津市广大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筹备小组的意见,立即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以九十七名委员组成,并由解学恭同志任主任,肖思明、郑三生、江枫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祝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在文件前面批示:很好,照办。

    12月份,去北京参加谈判的人员都回到天津。筹备庆祝大会。在海河广场召开大会,《天津日报》发表社论《海河两岸尽朝晖》,会后解学恭等革委会领导带队到和平路游行,从北安桥走到中心花园。游行过后革委会全体成员回到市委机关的地下室,吃了一顿忆苦饭--糠饽饽。

    后来江青到天津,纪登奎陪着她来的。纪登奎问解学恭:"你们天津的革委会成立以后为什么没有反复?"解学恭的回答是:因为天津大联合的基础好。66军在天津支左中,姿态高,对其他兵种支左起到了团结、核心作用。虽然军种之间有矛盾和不同看法,但没有彻底暴露在群众组织面前,对稳定天津革命形势、促进各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联合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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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16-03-11
林启予口述文革 (五) 进入市革委会
林启予口述文革 (五) 进入市革委会

 


五、 进入市革委会


      刚回天津不久陈伯达的指示就来了,说天津还有"大石头"。 让天津搬石头,谁呢?阎达开。革委会赶紧召开会议,传达研究陈伯达的指示,成立了"搬石头领导小组",江枫是组长,我是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的组织工作。阎达开虽然宣布了任天津市的第二书记,但一直没来天津任职,他被保定给扣下了。因为当时保定是河北省的省会,38军和河北军区在支左时有些不同看法,38军支持他,河北军区就要打倒他,于是就把人给扣下了。对此事最积极的有三个人,一是李荣贵,二是侯振江,再一个许光黎。李荣贵是天津铁路分局的,事先已经有了动作,对搬石头的事贴过大字报。我们俩在工作中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有分歧,矛盾挺多,再有呢,他认为我是知识分子不是工人,又不是党员,怎么能做工代会的头头等等。结果我进了搬石头领导小组,没让他参加,开始我还真有点沾沾自喜。可后来事情发展的出人意料,远比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我遵命,赶紧筹备批判大会:组织人收集材料,写批判稿。总结出材料,第一次在一个小范围内通材料,念完之后,我一听就傻了,其中有一段说,阎达开是天大八一三、南大卫东的后台。我的观点是倾向八一三的,八一三和卫东两大组织在天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知道,真要按这个调子搞起来,天津非乱不可 。我说:"总结材料念完了,可证据呢?我们不能光凭嘴说啊,得有真凭实据才行。你们尽快拿出证据给我。"会上没有驳我,但材料也不给我。这边江枫催我赶紧召开批判大会,逼得我难受,事情已经架在这了,干也不是,不干也不是。于是,我就想了个办法,把五代会所有成员,不管五代会的还是大联筹的,都召集来,在解放路市工代会的总部。会上又把材料念了一遍,让大家讨论。开始大家都不说话,这时候中学红代会的代表、原十六中的学生李惠明放了一炮,她说:"这么大的事情,光有结论性的意见不行,一定要有证据。你们拿出证据来。"她这一炮还真的"救驾"了,她这一说,大家也都放开说了。因为到会人中支持天大八一三的人多,大家纷纷对这个材料提出质疑,要他们拿证据,要慎重,没有证据非把天津搞乱不可,要对天津的大联合负责,对刚刚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负责。我当机立断,见好就收吧,赶紧宣布散会。
      散会后,我跑到市革委政治部去找我的顶头上司市革委会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74师的政委段曙光。一见面我就跟他说:"你跟解学恭说说,我不干了!"他当时也感到很突然,问了我一句很奇怪的话:"为嘛不干了?是不是没让你当革委会副主任你闹情绪了?"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想法,说:"你们让不让我当革委会副主任那是另一回事,我现在是遇到难题了。"于是我就把开会的情况和群众的反应向他汇报了一番,然后说:"这边是领导逼着让我开会,那边是群众有意见。开会以后出了问题,天津市乱了谁负责?你跟解学恭说说吧,这个会有人负责我开,没人负责我就不开。"这么一闹还真起作用了,以后开会的事再没人找我,办公室也撤了,这事就不了了之了。这是我在文革中办的一件好事。我当时还没想到对阎达开负责,而是出于对天津形势稳定的考虑。
    1968年12月17日,南开大学的两派组织又打起来了。南大卫东的人把把南大八一八的办公楼给围了,断水,断电,把人也给打伤了。时值江枫领班,我当班,江枫就对我说:"你去处理一下吧。"我责无旁贷。我跟南大的头儿认识啊,跟他们说:"算啦,把人放了吧,打也打了,人也伤了,你们还想干嘛!"于泽光那人通情达理,说:"行,行,行!放啦。"谈好了。66军的大胖子宁参谋长救了我一次。我去找他帮忙,他给我派了一个团的解放军。我说:"咱们去接人吧。"他说:"你糊涂呀,小林!大白天的,人救不出来怎么办?"我说:"都谈好了,他们同意放人啦。"他说:"嗐,这你不懂。等晚上,人都睡觉了,咱们再去。"看起来我还是没经验,人家有经验。晚上去了,一个团的战士,把军装的上衣都脱了,从被围的楼门口一直站到南大的校门口,围出一个通道。刚把楼里的人接出来,好家伙,后边卫东的人就涌上来了!校门口有一条臭河,就在河边上打成一锅粥了,打伤了一些人。人总算救出来了。当天晚上向江枫汇报,被打伤的人都送到公安医院了。江枫问我:"解放军打人了吗?"我说:"也打了吧?"因为那个场合不可能不发生肢体冲突!这下坏了,又把人家部队给得罪了。后来江枫就在会上给军队提出来了,说:"打人不行啊!"这次武斗打得够狠,陈伯达都亲自来了,我没见到他,因为事情都平息了,人也都安置好了。
    1968年2月21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在天津的文革史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简称"二二一事件"。这之前,天津文艺界发生了三件事:第一、全国文艺界在天津开了一个会,代表人物是方纪,后来被称作"黑会"。第二、1967年的5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天津人民话剧院一一三革命造反队根据陈里宁的《狂人日记》改编成话剧《新时代的"狂人"》,尹舒坤编剧,李启厚主演。该剧在北京天津共演出48场,剧本发放到21个省、市,110多个单位,1967年7月15日《天津日报》刊登了一组赞扬文章。原以为这个"狂人"是反刘少奇的,后来又有高人发现,"狂人"的日记里不但反对刘少奇,也有反对毛主席的内容,于是乎,一夜之间"狂人"就由一个正面典型变成了反革命!那么这出话剧也就成了"黑戏"。第三、天津文联的群众组织串通外单位,把文联的另一个叫做文联红旗的组织给砸了,这在文革中本是很平常的事情,惊动不了中央,但文联红旗不同,它的前台人物是张继尧,后台是王曼恬!王曼恬是何许人?她是毛泽东的表兄王星臣的女儿,在文革中那可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文革前她是天津市文联的秘书长,文革中曾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中共中央文化组副组长等职。后来就把这三件事罗列在一起,统称为"二黑一砸",通过王曼恬上报给了中央文革,又经毛主席批示。
    2月20日晚上11点半,我都睡了,市革委会的王水田跑来砸门,通知第二天早8点到干部俱乐部开会。什么会?不知道!让穿暖和点。2月21日一早我就赶去开会了。到了干部俱乐部礼堂一看,欸?情形不对,会场冷冷清清,没有布置,到会的人也不多,都是群众组织的头头。等到9点多了也没有开会的迹象。后来,来人了,每人发给一个面包、一截儿火腿肠。不一会开来几辆军用卡车,车厢都被篷子罩住。催促我们赶紧上车,去哪?不知道,也不许多问,遇到熟人也不许打招呼,搞得神神秘秘。11点多到了杨村,人就多了,车也多了,原来是各路人马都到杨村集中,然后统一向北京进发。刘政在前边带队,还出了点差错儿,他的车到铁路那熄火了,当然很快就好了,有惊无险。到北京也没停车,一直开到昌平,天都快黑了。在一个二炮部队院校稍事休息,吃饭,干饭、炖肉。吃完饭又上车,掉头返回北京,一直开到京西宾馆大礼堂。下车,开会。
   大礼堂里楼上楼下坐满了,都是天津的,足足有一千多人。有革委会的领导、部队首长、以及大大小小造反组织的头头儿。解学恭和几位地方领导坐在楼下前排当中,他的左边坐着三个66军的首长,右边坐着三个警备区的首长。一会儿,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汪东兴、叶群等都出来了,坐在主席台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杨成武等先后都有讲话。叶群给陈伯达当翻译。江青主持会议。她上来就说:"我有证据证明,李树夫、方纪就是天津公安局的车送到北京的!你们天津有变色龙!"她在会上不指明地骂"小爬虫"、"变色龙",还点了王亢之的名,说他是深泽叛徒集团的头子、日本特务、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骨干。也点了胡昭衡的名,说他是坏人(胡在津,但不是革委会成员而没让到会)。把《新时代的"狂人"》定为"黑戏",还点了杨润身说:"杨润身,我找你好多年了,原来你躲在天津!"陈伯达在讲话中更是推波助澜:"你们天津出了变色龙,我都不敢到天津去了,变色龙太厉害......"杨成武当时是代总参谋长,也讲话了,大意是谁反对长城谁就要被打倒。
    回到二炮学院的驻地,分组讨论。我们这些革委会委员在一个组,辩论十分激烈,基本上是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也包括我的意见)是"变色龙"指的就是江枫,因为江青话里话外已经影射到了。另一种意见认为"变色龙"绝对不可能是江枫,因为天津市革委会是毛主席批准刚刚成立的,这"变色龙"怎么会是市里班子成员呢?两种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服不了谁。第二天下午,召开天津市革委会委员全体会议,在主席台就坐的是:解学恭坐在正中间,他的一侧坐的是肖思明、郑三生、杨银生,全是66军的代表;他的另一侧坐的是王一、许诚、王元和,全是警备区的代表,地方干部的代表一个都没了。江枫坐在会议室门口,始终低着头。这阵势一看就明白了。
这次赴京开会,在天津文革史上被称为"二二一事件"。刚刚宣布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又出问题了。在回天津的路上,王亢之和王占瀛(革委会常委)同乘一车。王亢之文革前是天津市委文教书记,当时被结合为革委会常委,主管文教。他在车上对王占瀛说:"我不行了,你好好干吧。"
从北京回天津后不让回家,当天夜晚,王亢之、王占瀛均住在河东大光明桥口、后来是乡镇企业局的那个楼里。中间王亢之回家取了点药。第二天吃早饭时,王亢之没有下楼,杨拯民就去叫他,这才发现他已经死了。解学恭不敢怠慢,说要吸取万晓塘死的教训,找来法医,当场开膛验尸,查明死因,是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江枫原是天津市公安局局长,结合为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回天津以后,立即被关押到天津梨园头的第二劳改监狱。江枫这个人脾气很大,时间不长,就因心脏病发作去世。胡昭衡是原天津市市长,尚未被结合,但已担任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回津后亦被长期软禁。杨润身当然更没跑了。这就是"二二一讲话"以后造成的后果,一大批刚站出来的地方干部又被打倒,军队干部全面掌权。
到天津后,24日向全市传达中央会议精神,由肖思明传达,解学恭主持。宣布对江枫隔离审查,其他人有的被停职,有的被逮捕。随之而来的是最初的群众代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于北京开会期间,江青点了林造反的名,天津就已经把林造反逮了。革委会成立之后对林造反进行了处理,在民园开大会,很隆重、严肃,林造反被判处死刑,枪毙了。从北京回来以后把陈国富也逮了,林造反的案子还牵涉到陈国富,他是同案犯,也是强奸事件的当事人。这个案子主要是军管会处理的,我没有参加,后来听解学恭告诉我:"陈国富的命是他保的。"在研究这个案子的时候,军管会报了两个死刑,一个林造反,一个他。解学恭就说了一句话:"陈国富是革委会委员,咱们报请一下中央,看看中央是什么意见。"结果中央不表态,这样就把陈国富判了个死缓,关进了监狱。陈国富在监狱里关了10年,当我进监狱的时候,他被无罪释放了。他家住房紧张,单位也表示无力解决,他就硬从单位里拉了三十多块四孔板,单位报了案,以盗窃罪又被判三年徒刑。
    李勇没进革委会,我们安排他作了工代会常委。他后来也是没完没了地参加学习班。革委会成立后,大联筹的主要头头都安排了,唯独没有白金生。从北京回来后开了一个会,有部队支左的代表、工代会的代表和大联筹的代表,都住在北站一个军队的招待所。我和白金生住在一个屋,他跟我说:"完了,我完了!"可能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整他的问题了。天津有一个"零号工程",是毛主席批准的项目,他把人家军工单位的权夺了,把印章弄丢了,还丢失了一些机密文件,再有就是天津港的武斗事件等,把他逮捕了。在监狱里关了四、五年,后来就解除关押了,并补发了工资。1978年揭批查时他又"二进宫",被判了五年时,因前次刑期已超过了。
    高崇瑞是电车红旗的,原属大联筹的核心成员,后是工代会常委。后来被判了死缓,说他是 "609武斗"中打死开铲车司机的凶手。当时是关在"牛棚"里。他毕竟是我们工代会的人啊,我得想法保他,于是我和金家瑞等人到单位去了。他们那支左的是空军,我找到军代表,问怎么回事。军代表就把证据拿出来了,说他"强奸人",我一看人家证据确凿,没法保了。他在揭批查运动中被平反,无罪释放了。1988年冯骥才(当时是天津市文联副主席)采访了高崇瑞,并在1989年《报告文字》第二期上发表了《我不愿意承认是牺牲品》一文。文中提到了关于"609厂武斗"是哪一方先动手的?有这样一段表述:"晚上,我们大港一支造反队出了事,黑灯瞎火看不清,误把自己人当成对方,捅死一个,可大港的向指挥部报告时说了瞎话,说是对立面捅死我们一个战士。顿时群情激奋,成千上万的人喊叫着要为死难的战友讨还血债,武斗控制不住了,两边交上火......"由此可佐证:武斗不是市工代会引起的。另外,文中还提到:"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派人来感到现场,没能解决。陈伯达来电话,命令我们撤人......"这是大联筹撤出武斗的主要根据,也说明陈伯达对"609厂武斗"的指示确实存在。
    二机局的王宝平是革委会委员、工代会常委,也被审查,主要问题是:1966年乱的时候,他的组织中一个人的家被对立面砸了,结果他就采取了报复措施,带着人把对方的家也砸了。再有就是平时有些小事。二机局的军代表非要定他反革命,把人也关进了"牛棚"。市里把他的革委会委员给撤了,我们工代会不表态也不合适啊,就把他的工代会常委给撤了。后来革委会开会,肖思明看见我问:"哎,小林,你们怎么把王宝平的工代会常委给撤了?"我说:"你们把人家革委会委员都撤了,我不撤行吗?!"那意思是说我们撤错了,为此我对肖思明还很有意见。当时正在开大会,我在主席台上坐着,工代会的工作人员蒋忠兴来找我说:"林头儿,王宝平关牛棚了,非要定他个反革命,你说怎么办?"刘政就在台上坐着,散会后我就找他:"这不像话,不就这么点小事吗?他又没有人命,又没有后果,够嘛反革命!"刘政说:"你别管了。"后来反革命没定,但还是做了处理:开除公职,保留厂籍,监督劳动。
    我身边的这些人都受到如此冲击,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革委会成立之后两派对立的格局转变了,大型武斗基本上不再发生。但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革委会"一言堂"的局面正逐步形成,以革委会名义开展的运动接踵而来。枪毙林造反之后,"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整个社会上,从单位到街道,都是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执掌大权。有些单位的政策水平极低,批斗、抄家、打人、"坐飞机"、关"牛棚"、整黑材料,动不动就开除党籍、遣送的人太多了......比1966年扫四旧动静要大得多。这时候我们做了一件大事、正事。刘政找我谈,说现在好多事情的政策界限不清,哪些属于"黑五类"?政策如何掌握?要有一个大致的框框,要我们工代会拿出一个指导性的、不是决议性的文件。这件事我们做得非常认真,首先成立了一个起草文件的班子,连续开会十多天,形成初稿,在常委会上讨论,反复了两三次,最后以布告的形式发出去。这个文件完全是我们自己搞的,还是有点水平的,对平抑当时的混乱局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革委会成立以后,还有一个变化,市里把所有的黑帮都不再交给群众了,统一集中在立华大楼,所谓黑帮就是卷入万张集团的那些人,我们工代会根本就不掺和。但有一个案子非要给我,就是李树夫的案子。当时市里有一个清查办公室,搞审干、搞专案的,办公室的头是张政委。刘政的秘书也在这个办公室,他到工代会找我。天津发电设备厂是当时市委抓的一个四清工作的点,市里派的工作组组长是李树夫。后来军队又参加了四清,杨银生又带队到发电设备厂蹲点,结果两个工作组意见不一。矛盾就带到了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一个是保李树夫的,一个是军队支持的。我知道此事的矛盾点实际上就是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之间的矛盾,但不知道里边的具体事情。因为工代会的常委吴敏章就是发电设备厂的,他是支军派。这事我不能不接,就叫工代会的副组长金家瑞负责,让他先看看那堆材料。过了几天材料看完了,他来找我说:"这个事咱干不了啊。我没辙,牵涉到历史上的事太多......"我说:"没辙是吧?好,咱给他退回去。"于是我去政治部反映,找王元和谈的:"这不让我们坐蜡吗,我们是群众组织,我们开的介绍信不管用,人家都不接待我们......"王元和想想说:"这也是。"把案子收回了。
市工代会接管总工会我们做得好,大楼接管,财产接收,一宫、二宫、疗养院......这个都归我们管,但是人员我们不管,原总工会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也不介入,你们爱怎么弄就怎么弄。我这个人没有整人的本事,没学会,也不走这根筋,对专案的事情也不感兴趣,人家都抓专案,我是向来不抓专案。所以后来我挨整的时候,没因此事受审查。
以后陈伯达又通过市领导传达他的指示:市工代会要从办公楼搬到工厂基层去办公。于是我就决定从原总工会大楼搬到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和平路与赤峰道交口)办公。还指示市工代会负责人每星期回原单位劳动三天。我们也执行了。此后,解学恭指示我带电业局检修人员去石家庄发电厂学习检修发电机的经验。我带了发电设备检修大队的张善琦,杨家录等五名人员。事后,我与当时主持河北省工作的李雪峰联系,李雪峰派秘书把我们六人接到了省委大楼。还接见了我们学习取经的全体人员。并赠送每人一本毛主席语录,圆满回津。
    1968年3月份全国发生了"三右一粉碎"即"杨、余、傅事件",毛主席批评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有"山头主义"。此事件后在天津有反应,先后把肖思明政委调任新疆军区任副政委,把郑三生军长调任武汉军区任副司令,把杨银生政委调任总参二部任政委。肖思明的军容是很讲究的,从来不披大衣,军装穿得一丝不苟。可在这次欢送会上,他把大衣往头上一蒙,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在毛主席批示广州军区"反骄破满"的大形势下,野战军退出政权。那年春节慰问,我和解学恭一组,在干部俱乐部集合时,支左的人都在那站着。我们在楼道等出发,可队伍迟迟不动。过了好半天解学恭才下来了,他把我叫过去说:"小林啊,今天刘政军长做检查,你得发言。"这我就明白了:人家检查,你就不能再打三杆子,得说点好的。刘政检查主要说了三点:"我们占的位置太多了,挤了地方干部;我们用的公车太多了;我们占的房子太多了......"刘政检查完了,我发言,大意就是:吃水不忘挖井人,军队对地方的稳定、革命形势发展、成立革命委员会等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我这一发言别人也都跟着歌颂,算是给了刘政一个台阶。66军进驻地方也确实对稳定天津的局势起到一定的作用,他们团结了驻天津的海、陆、空各军种,没有将军队内部的矛盾带到地方。另外在1970年左右,我在市审干办公室见到田克华、张业平二位,据他们介绍,当时天津已经解放了局以上干部70%多。
    这以前还发生了两件事。天津大学成立革委会,我去参加成立大会,坐在主席台上。这时候台下就有人递条子给刘政。刘政也哏儿,就把条子给了我。我一看,条子上写道:"林启予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为什么他坐在主席台上,而我们却要接受再教育?"我能说嘛呢?笑笑而已。再有就是,天津市革委会成立以后,在革委会副主任中始终没有群众代表,这个位置一直空着,就是我在那里碍手碍脚,不安排我吧说不过去,因为我在文革中确实卖了力气,对稳定天津的形势发挥了作用;可安排我吧,我又不是正牌的工人,总有人拿着"学生"说事。
    1968年下半年,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给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工宣队进驻大学制造舆论。为了配合新的形势,毛主席要在天安门接见工人群众,特意邀请天津市工人代表团到北京,参加接见。王占瀛的团长,李荣贵的副团长。革委会开会研究这件事情的时候,支左中有一派人支持我去,可最后敲定的却是李荣贵去。工代会中的许多人都为我鸣不平,认为我在文革中是卖了大力气的,应该去,可咱不是"工人",是"臭老九"......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我也开始新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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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5楼 发表于: 2016-03-11
林启予口述文革 (六)离开五代会
林启予口述文革 (六)离开五代会

 


六、离开五代会


      郑三生调走,池必卿来了,接替郑任二把手。
      池必卿来天津以后干了三个大工程: 6985铁厂、玉田煤矿、7047天津地铁。"6985"是1969年8月5日中央批准建设的,由天津市和河北省共建。地点在河北省邯郸地区涉县更乐村和武安县。天津最早的负责人是吴毅夫和李先元,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前期考察。这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了矛盾:工程款到底批给谁?给天津呢还是给河北?两边都给肯定是不行。河北省不想放手,天津也不想退出,争执不休。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出面协调此事,天津是池必卿带队,河北是革委会副主任(副省长)岳宗泰带队,到北京协商,各自陈述理由。当时河北省的革委会主任是李雪峰,他是华北局的老书记,职务比解学恭大,他说了一句话:"我已经飞了一块地了(指迁安铁厂已经划给北京),不能再给天津飞地了,要是6985再划归天津,河北又飞了一块地。"此话不知怎的就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毛主席就说了一句:"飞来飞去也没有飞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了毛主席的这句话,事情就顺利多了。协商的结果,铁厂和矿山划归天津。天津开始着手组建"6985"工程指挥部。
      革委会开会研究组建"6985"的班子,这时我就考虑了:自己总在工代会这个地方呆着也不是个事啊!总也脱离不了派性的山头不说,而且当时的形势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自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天津的各区县局及各单位也都按"军、干、群"三结合的路子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此时,在"群"的部分中,造反派所占比例还比较大。但时间不长,1969年4月"九大"密秘召开以后,中共天津市委恢复了,下属单位党的组织也都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陆续恢复了,逐渐取代了革委会的领导地位,革委会的作用不断被弱化。进入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中,造反派所占比例也大大削减,因为造反派中非党员的人多,进不了领导班子,市委常委里只有张福恒和蔡淑梅两人。在这种形势下,工代会已经形同虚设,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
      经过一番思考,我提出来要去"6985"。解学恭当时就同意了,散会以后把我留下谈话,提了三条要求:第一你的工代会组长不撤,由副组长李荣贵主持工作。第二下去以后好好锻炼。第三要全力以赴支持杨拯民的工作,不能搞左的。市里任命杨拯民为"6985"的总指挥,我排在第二位,领导班子的组成:杨拯民、林启予、吴毅夫、李先元、郝城、白启荣、师义,主要负责人就是杨拯民。我们去涉县的时候已经是1969年11月份了。也是在这时才认识了杨拯民。由于矿山没有人去,杨拯民提议、市里批准,增加刘兰泰为指挥部成员。去涉县之后,领导班子就厂区选址问题展开了一场辩论,分成"山上派"和"山下派"。"山上派"主张将工厂建在山上,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这样做可以不占耕地、不占好地。"山下派"的依据是,加快三线建设,方便运输,节省建设资金,可用节省下来的钱补贴被占耕地的农民。我代表山下派,李先元代表山上派,向市里汇报。听汇报的领导有池必清、费国柱等。最后,还是市里拍板,将铁厂建在山上。
    那么大个单位没有党组织还行,这些老同志咋就一心只想着出来工作。杨拯民从干校出来,他没有等到恢复党籍,便风风火火地走马上任了。当时的"6985"只有指挥部,没有党委,这就给以后的种种矛盾埋下了伏笔。"6985"上马,组建队伍,从北京军区要了五千名复员军人,市里又分配了69届、70届六、七千名中学生,还接收了文革中被分配到天津盐场劳动的几百名大学生。大量的干部和职工怎么管理?杨拯民跟我说:"是不是找部队要点军代表。"当时社会上各个单位都有军代表,红得很。这本是杨拯民的好意,完全是为了队伍建设着想。我当然同意啦。他就去找66军的杨子安政委商量,定下来了:分配到"6985"的复员军人,连以上的干部作为军代表不脱军装,连以下的全部复员,另派陈长庆师长作为军代表的总头头到指挥部工作,排名在杨拯民之后。
    文革中我一直都是"支军派",可到了"6985"我却成了"反军派"。陈长庆是66军的一个师长,党籍没有受到过影响,结果到了指挥部就开始抓权。首先是成立临时党委,只有郝城入阁,杨拯民等其他老同志都还没有恢复党籍,我是白牌,无缘入围。
    指挥部的工作分成几大块:现场高炉指挥由李先元负责,水源由我负责,矿山由刘兰泰负责,铁路编组站建设由郝城负责。供水工程原设计方案是全部铺设铸铁管线,可当时物资匮乏,国家一寸铸铁管也不给。这么多民工队伍都已经开进了现场,施工如何展开?杨拯民就来找我商量,看看能不能在山上做做文章。我说:"明白了。"于是带人从更乐到涉县,又从涉县翻山回到更乐,考察了一遍,回来向杨拯民汇报说:"行,但是需要打通一条隧道。引水的管道用不了多长,自己用钢板卷就行。"整个方案是先把水提升到山上,然后沿山势修一条水渠,水沿着水渠自流而下,直接引入厂区,再加压送入铁厂。
    铁厂建设有两支专业队伍,第一支队伍是冶金部直属的二冶,另一支就是天津五建,这是白启荣的"杰作"。白启荣本就是五建的职工,市革委会常委,他带队修建的天津去北京的公路大桥--引河桥,池必卿挺满意。组建"6985"的领导班子时他主动向池必卿提出申请,池同意了。派哪个建筑公司去"6985"?,池必卿没有找吴毅夫,而是找的白启荣咨询。白启荣拍着胸脯推荐了五建,池必卿同意了。吴毅夫得知情况后还很有意见:怎么不咨询我呢?五建的队伍最差了,要六建,要三建、一建,也不能要五建!(吴毅夫文革前为基建政治部主任)
    五建的革命委会主任赵登山是66军转业的,陈长庆就抓住他开始大做文章。1970年底开计划工作会议期间,赵开始攻击铁厂的领导班子,说"6985"领导班子不是党的领导,是资产阶级的,我们要脱离开,坚决不服从他们的领导。扬言要撤回天津。还搞了很多名堂,建工局的郭玉斌带队去慰问,他们搞夹道欢呼等等,非常嚣张。实际上是在给指挥部施加压力。陈长庆却要把他树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标兵。我们坚决反对,吴毅夫有意见不敢讲,我不怕,就和他们顶起来,并在回市里汇报工作的时候向池必卿做了汇报。在计划工作的总结大会上,池必卿对赵登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说市里已经决定五建划归铁厂领导,脱离建工局了,花了这么多钱,你现在不想呆了,不服从指挥部的领导,想搞什么名堂!他讲话很策略,批的是五建,没有直接批评陈长庆,可矛头所指大家都心知肚明。这让陈长庆窝了一肚子火,回来就问,是谁向市里做的汇报?我说是我汇报的,赵登山他做事太不像话了!我有权向上级领导汇报。
工程建设已经开始,几万人的队伍也已经部署到位,斗志昂扬准备大干。就在这时,陈长庆又开始安排抓"反革命"、抓"5.16分子"。没过几天,杨拯民打来电话,说陈长庆找我,让我去更乐总部一趟。我赶紧从涉县前方指挥部赶到更乐,来见陈长庆。他说:"给你换换工作行吗?"我说:"行啊,干什么呢?""党委成立一个斗批改办公室,你去当主任。"我说:"斗谁?批谁?改什么?你得跟我说明白啊!"陈长庆说要抓"反革命",揭批"5.16"分子。我知道他指的是谁,便一口回绝了:那个组织早就不存在了,这"6985"哪还来的"5.16"分子?斗谁?斗他?我不干。说完就回了涉县。没两天陈长庆又亲自打电话叫我,我又从涉县跑到更乐,见面后陈长庆对我说:"解学恭说了,让你下去劳动锻炼。"我一听就明白了,他这是存心要整我了!于是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劳动行!我过去是搞电的,爬电线杆子没问题,我去动力部,就干这个吧。"说完就走了。
    到动力部没几天他又把我叫回来,办学习班。什么学习班啊,就是要开始整人了。首当其冲的就是杨拯民,说他有作风问题,还保存着他爸爸(杨虎城将军)和蒋介石的合影,有翻案的想法,还说杨拯民是我的后台等等。那些老同志都不敢说话,我这人浑身是刺,没什么好怕的,针锋相对和他顶起来:"你说对了,来的时候是解学恭亲自交代我的,第三条:要全力以赴支持杨拯民的工作!你叫我不支持他,行啊,拿解的手令来!你没有手令,我就支持他!"他没辙了,却有办法治我,怕我回天津汇报,从此不让我再回天津。
    两三万人的队伍都在山上,工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到处是军代表,基本上是听陈长庆的调遣,批这个斗那个,动不动就给你扣个帽子。能干的不让干,不能干的瞎搅和。不干吧不合适,干吧又说了不算,人心都散了。陈长庆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通过各种渠道把信息反馈到市里。结果市里派来工作组,由市委书记、市革委副主任赵武成带队,一个一个听汇报,了解情况。我一五一十地汇报:当时的指挥部都是租用的老百姓的民房。有一天班子开会,开到很晚了才吃饭,喝点酒。杨拯民感冒,俞贤五(原市第三医院内科主任)带来一个护士给他打针,杨拯民就拿起酒杯对来者说:你也喝点吧。人家不喝,说:"你们领导开会有事,我就不耽搁了。"说着就走了。就这么点事,大家都在场,当时谁也没当回事,喏,这就成了调戏妇女、作风问题?没影的事嘛!他爸爸和蒋介石的合影那是历史的事,和他有什么关系......陈长庆这样搞是别有用心,他就是想夺权,要当这个一把手。汇报到最后我说:"杨拯民当政的时候,我们是大年二十八从天津往工地赶。现在他陈长庆在这搅合,人们大年不到就回天津了,找个理由就回家了!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你们琢磨去吧。"后来我到市里开会,散会了,我找到解学恭想和他谈谈,解说,别谈了,你先回去吧,事情肯定要解决,过两天吴岱就去。(当时吴岱同志是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天津市委第二书记)。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市里是怎么考虑的,我不清楚,但结果还是搞了一个折中方案,把杨拯民、吴毅夫、李登津(政工组长)、聂璧初调走了。聂璧初是吴砚农的秘书,河北省来的,和解学恭都认识。他是因为家里确有困难调走的。把王中年、郑重调来。郑重是66军的政治部主任,级别比陈长庆高,担任临时党委书记,抑制了陈长庆的权利欲望,为王中年开展工作保驾护航;王中年是常务副书记,总指挥,是实际上的一把手,在"6985"掌权。
    领导关系理顺了,工程也就顺利地展开了。我被下放到动力部当副主任,铁厂的送水、送电、送气三大工程都是我指挥完成的。那些日子我是没日没夜地工作,送电工程进入到关键时刻,缺少一种电容器,这东西天津生产不了,只有去上海。王中年就派我去办。我回到天津先找到王一司令员,他当时分管工业。他又找王曼恬给上海方面写了个求援信。我到了上海,接待我们的是上海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人家很热情,先安排我们在东湖宾馆住下,让我们等几天,发了货再走。不到一个星期事办妥了。回来一汇报,王中年也乐了。安装施工完毕,点火烘炉的时候又出了点问题。眼看就要到年关了,大家都心急如焚。我原先是发电厂设备检修大队的,赶紧去发电厂求援,厂里派来技术人员,检查以后发现了问题:原因是过热管沾油了,结果锅炉一点火,过热管也跟着点火。原因查明了,他们说:这样吧,过年以后我们来人修理。刚过完年,人家就来了,他们用绝缘材料将过热管包裹严实,问题就解决了。点火成功,铁厂正式出铁了!1972年初指挥部委派我代表"6985"指挥部将第一列车铁锭送回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解学恭等领导亲自到东站迎接。从此结束了天津市"手无寸铁"的历史年代。

    铁厂建设告一段落,王中年就找我谈话:"你把动力部的工作交代一下,还回指挥部当你的副厂长。"交办过程中,回天津办事,刚到,王中年就打来电话,他说,咱们得赶紧回去,有个事得通过一下,你没办完事也先撂下。这就赶紧买票去北京,从北京转卧铺去邯郸。上车以后王中年才告诉我说,解学恭和吴岱让我出国,去东欧几国访问,这件事要回指挥部讨论通过一下。结果到了厂里,陈长庆已经组织开会,把我出国的事情又给否了!理由还是那三条,林光说:"林启予那么多问题怎么能进革委会?"林光是二冶的党委书记、党委成员。这事让王中年也很尴尬。
    这件事让我心里特别扭。在回天津办事时,晚上,我去找解学恭,跟他说:"我不干了,我要回天津,这个军代表我没法跟他配合。"解问:"你的想法和刘军长说过吗?"我就明白了,转天我就去找刘军长,和他说了我的想法。他跟我说:"你先回去吧,第一,这次你出国的事主要是人员超了,解学恭一个名单,吴岱一个名单,王曼恬一个名单,我一个名单,加到一起人就超了。第二,入党的问题一定解决。"我说:"早就请示了,人家陈长庆不同意,不让入。"刘说:"你回去吧,保你入。"然后刘又接着说:"第三,出国的机会以后有的是。第四,有机会把你调回来。"话说到这份上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4月下旬,市里来调令了,让我回市委组织部报到。组织部的人对我说:"你先去工代会,张福恒等着你呢。"当时市里正在筹建市总工会,我是筹备小组副组长。经过紧张的筹备,市总工会成立大会召开了,经选举,张福恒为总工会主席,还有一位是老的工会副主席,我是副主席,排在第三位。可我还不是党员呢,王元和(市委书记市政治部主任)找我说:"回去入党去!"我说:"人家不同意啊!"他说:"回去办手续,下边就没你事了。"我就赶紧坐火车回"6985"指挥部了,一下车就填表,第二天党委批准下来,就是党员了。其实,我上中学的时候,也就是1957年的10月份,已被发展为学生党员,天津一中党支部大会通过,上报区党委。区委组织部黄健也和我谈了话。但始料不及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全国的反右运动开始了,并规定暂时停止在学校发展学生党员。结果上级党委没批,此事就不了了之了。临走的时候王中年找我说,陈长庆要给我送行,我说:"不去。"王中年劝我,嗨,去吧去吧。在五建那边给我践行。后来我回了天津,陈长庆回天津找吴岱汇报工作,可进不了吴岱的家门,找我帮忙。王中年调回天津后,他又请王中年全家和我们一家,虽未明说,但陈长庆也算是表示歉意了。

我原本好动,喜欢文体活动,在工会工作期间,也正好发挥了我的特长。我专心组织职工的业余体育比赛,职工的文艺汇演。全市工厂企业的篮球联赛,组建了市男女工人篮球队,用各种比赛活动活跃职工业余生活。在那个生活枯燥乏味的年代,能有文艺节目看,那是一件多么享受的事情!工会,我每年都搞职工业余文艺汇演,组织文艺小分队下厂下乡,到部队慰问演出,天津的职工业余演出火得不行,一说哪有演出,方方面面、头头脑脑来要票的迎接不暇,简直就到了一票难求的地步!连新华社都发了通稿,《人民日报》头版刊登过天津群众业余文体活动。那时候天津也真的涌现出不少艺术方面的人才,有唱京剧的,唱大鼓的,唱琴书的,最突出的要说关牧村了,她嗓音条件好,台风好,只要是有她出场,观众就热情得不得了。
那会儿的人们还是左得不行。这关牧村歌唱得好,有人不那么想。有一次王莘(当时是文化局的副局长)陪着王曼恬看了关牧村的演出,王曼恬莫名其妙的给出了一个评价:关牧村的嗓子是酒吧嗓。且不说王曼恬说这话的依据是什么,按理说王莘是行家,好坏应该能听出来的。王曼恬这么一句话,王莘就当成令箭了,立即吩咐所管辖的群艺馆及演出场所赶紧将关牧村的演出剧照全部取下来。我不听那套,凡在工会所管辖的一宫、二宫等场所照挂不误。江青先后8次来天津,大概是第二次来天津的时候,点名要看一场天津群众的文艺节目。市里不敢怠慢,责成工会安排。我们经过千挑万选,把认为最拿手的节目凑成一台晚会。定节目的地点是在老群艺馆剧场的楼上,参加人有张继尧、王莘和我,就我们仨人。王莘又把王曼恬的这句话端出来,所以关牧村的节目必须拿掉。我一听就急了,我们还指望她的演出出彩呢,哪能说删就删!于是据理力争,可王莘就是不吐口。僵持不下,我跟他叫板了:要演,节目都上,要是把关牧村的节目删了,那我们所有的节目都不上了!最后节目也没演,不了了之。后来,日本神户友好访问团来访,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宴会中要上关牧村的节目,外办同意了。
在市总工会工作期间,我被推选为四届人大代表。1975年1月去北京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天津代表入驻京西宾馆。会议期间聆听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当大会进行选举下届总理计票休息时,周总理在大会堂的天津厅,接见了天津全体代表。解学恭代表大家向总理表示欢迎致谢,并汇报天津代表团的情况。总理问候全体代表并询问了伉铁隽代表(总理在南开中学的同学)的健康情况,伉答:"心脏和血压都不太好。"周总理说:"我的身体也不太好,得了膀胱癌,已经做了几次手术"。顿时,全场代表都惊呆了。大家为总理的病焦虑,心痛,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晚间再开小组会时就宣布了一条纪律,绝对保密。那一次,也是我们和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

当初去"6985"的初衷就是为了摆脱文革的旧账,可到了市工会里,还是这拨人,我又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到文革当中的那个角色中去了。因为总工会的人员组成多是老工代会的班底,大多数人都是我调来的,张福恒是市委常委,经常不在工会,他是三条石的老工人,人挺本分,所以那些人都看着我呢,我就得替他们说话。
第一次筹备会的时候就开始了交锋,一个老工会组织部的和一个解放军在会上汇报工作时说:"按照老总工会的章程,没有问题的委员下届还是继续任委员,可这次不行,工代会不算一届。"我一听就火了,一下子就又进入到文革的角色了:"这是中央批准恢复的总工会,市工代会是一届工会,怎么就不算,这是哪的指示?让出名额,淘汰一些人,把老工会的委员吸纳进来,这我同意。可你们说工代会不算一届,根据嘛?这绝对不行!"
第二次就是安排干部,他们都安排好了,把老的都安排成部门的一把手,我坚决不同意:"一老一新!这个部门的一把是老的,那个部门的一把就是新的,新老搭配。"僵持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按照我的意见办了。
还有一次,我提议把王育芝安排为宣传部副部长,他们不同意,告到了市委组织部,说这个人是地主出身。当时王中年已调回天津任组织部长,他把我叫去做工作。我说:"地主出身又怎么样?他入党已经好长时间了,比我的党龄都长,我就安排他。"王中年叫我让一步,我说:"那就让他当党支部书记。"自觉不自觉地又卷进去了。自己也觉得应尽快离开这个环境。
    1974年,杨拯民已回建委工作。我们在党校学习又碰上了,他问我:"你愿不愿意换换工作?"我说:"行啊,去哪?"他说:"市里让我筹建地震局的班子,你想去吗?"我说:"行啊,我去。"学习班散了,杨拯民告诉我说:"你那个事完了,人家不同意,说你不稳当。"还说:"反正我也没报别人,先拖着吧。"我以为这事完了。一个多月过去了,忽然有一天,杨拯民又给我打电话,说事情有了转机。原来,北大港往天津送气,他们去庆贺,回到市里还有点时间,解学恭就问杨拯民:"老杨,地震局的班子怎么老组织不起来呢?"杨拯民说:"我早就报了,人家不同意,我有什么办法。"解学恭就叫王珍堂(当时市委秘书长)把组织部部长阎多才叫来,叫他赶紧把地震局的班子定下来,并针对班子问题说:"我给你出个方案,你就按这个标准给我选:一要年轻,二要有文化,三要有干劲。"当时组织部就按解的指示推荐了三个人,老中青各一个。就这样经市委决定去地震局当了一把手。地震局是一个新组建的单位,没有那些恩恩怨怨的事情,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才真正跳出文化大革命那个圈子。去上任的时候,张福恒、解学恭、吴岱都找我谈话,要注意团结,不要太主观了。
  
天津地震局是1975年5月成立的,其背景是:根据地质部部长李四光的预测,京津唐张一带可能要发生大震,地震局的任务是监测好这一区域的震情,做好防震抗震和震情预报工作。市里任命我为地震局局长兼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成员有黄若影、张咏、张敬宇、韩满贵。副局长由黄若影、张咏担任。下设二室,办公室和分析预报室;三处,政治处、群测群防处和抗震处。重点抓了几件事:一,由我带队,赴辽宁海城学习取经。海城地震预报是我国地震史上成功预报的典范,据海城地震部门介绍,7.5级大地震发生前期,曾出现了几百次2-4级的小震。当时的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毛远新主抓此项工作,他根据地震部门的报告和建议,在大震之前下令停产停课,人员撤离。由于措施得当,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很小。二,分别派出队伍,赴云南省龙陵和内蒙古林格尔做地震考察。三,为市领导当好参谋,制定出《天津市防震抗震紧急措施草案(暂行)》,并由市革委批转全市各区县局实施。四,狠抓了地震台网建设,分别在唐山大地震之前建成了蓟县台、宝坻台、宁河台、静海台、武清台、张道口台和葛沽台,加强了对震情的监视工作。五,狠抓了群防群测和抗震加固工作。经市革委同意,在各区县成立地震抗震办公室,同时建立了许多群防群测点,形成了专业和群众的监视预报体系和防震抗震体系,建立起定期的专业和群测群防震情会商制度。并总结推广了防震加固厂房和民用房有效实用的经验与措施,这项工作曾被国家建委予以表扬。六,向国家地震局申请建局办公大楼,向市建委申请建职工宿舍等均已落实。
1976年6月底,我们在宝坻县城召开了全市地震预报商讨会。在这次会上,专业预测人员和群众业余的监测人员互相交流了情报,最后形成了一个比较统一的意见,就是:7月底8月初,在天津市东北方向将有4.5级左右地震发生。我们将此结果印发了会议简报,上报给市建委和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并下发到各区县的地震办公室。时间也对,方向也对,只是震级没有考虑那么严重。没有引起重视,后来也就没人再追究了。
1976年7月28日大地震的那天,我正在青光台蹲点,晚上3点多强烈的地震发生了,刹那间青光台与外界所有的联系都中断了。测震仪都乱了,也不知是哪震的,震级有多大。我回不了市里,赶紧找到青光台的测震员赵慧君问:"地震是在哪里发生?"她说:"不知道。一台测震仪只能测个大概的方向,无法确定具体的位置。何况根据目前的记录也无法判断出方向。"我考虑了片刻,马上做出决定,并指示她说:"小赵,先将无法判断方向的记录图纸停掉,取下来,换上一张新的图纸,只要捕捉到一个4级左右的余震,就取下来,以此作为地震方向的判断,看看地震的方向到底在哪?"小赵说,这样一来,连续记录的图纸可就中断了。我说:"你就只管照我说的做,由此产生的记录中断、不连续等责任都由我来负!我给你签字!"她照我的话做了,很快地捕捉到了一个4.6级的余震,并确定其方位是在天津的东北方向。这个第一手的资料至关重要!方向测出来了,我心里就有点谱了。天亮了局里来车接我回去,回局里,向一些老技术人员请教核实,也同意这个结果。
早晨6点市委来电话了,问林启予回来了没有?让我赶紧到市里开会。各委办的头头脑脑全来了,解学恭站在大院里布置任务,兵分几路到各区县视察灾情。我站在一边没人搭理。散会了,我过去问解主任去哪,他说当然去和平区了,那死人最多。我说不对,地震的方向是东北方向,并建议他去宁河和汉沽视察。解学恭说:"不对呀,3点多钟的时候,你们局来了一个姓张的副局长,说地震的方向在南边,静海那边。"我说:"他说的没有根据,不对,我说的情况是在地震台核实过的。"解学恭听了,马上把王一叫过来,俩人交换了一下意见,接受了我的建议,俩人更换了视察的地点,让王一带队去和平区,解学恭亲自去宁河。我本打算也跟着去的,解让我在局里留守。我赶回局里,做了安排部署,还不放心,又带上赵世敬和司机王秀峰,驱车赶往宁河。一路上都很平静,河东区、东郊区基本上没有灾情,我担心自己的情报不准,心一直悬着。可到了潘庄就不一样了,不断有房倒屋塌,不断有死人抬出。上午11点左右到了宁河大桥,桥已经震塌了。在那里我们刚好碰见了国家地震局搜索组一行,他们也是没有一点头绪,互相交换了信息之后,他们就返回北京了。我们继续前行,车是不行了,过河靠船和一条临时架起来的绳索,然后徒步赶到宁河。在县委大院里见到了宁河县委邢书记,向他打听解学恭的消息,他说早就到了,已经安排部署完了,现在去了汉沽。他还命令市卫生局、一商局、二商局和舟桥85部队等有关方面立即组织队伍抢修宁河大桥、派遣医护人员抢救伤病员、组织运送救灾物资。回来的时候津塘公路上的车都满了,一直顶到河东区。我们对地震的判断为全市的抗震救灾工作争取了时间,争取了主动。我的心这才踏实了一点,如释重负。
从宁河回来,再去市委,我就成了香饽饽了,王曼恬他们见了我都非常客气地和我打招呼:"永生,给小林弄点饭吃!"解学恭对我的印象好就是从那开始的。确定地震方向对他很重要,赢得了时间,救援队伍、医疗队伍、物资供应等等都上去了,对灾区的百姓有了交代。向中央汇报了,对上也算是有了交代。解学恭对我局更重视了,市委作出决定:1、由市建委副主任徐天祥主抓地震一事。2、每天晚上7点徐天祥和我都要到市委常委会汇报震情,并向全市发布震情预报。3、授权地震局和我在紧急情况下可建议拉响全市的警报。并且告诉徐信(当时是市委副书记):"什么时候拉警报听林启予的,他说拉你就拉,他说不拉你就别拉。"
华国锋到天津来视察,是洪学智打前站。洪学智是总后勤部长、慰问团的副团长。到天津来听汇报,想听听天津对地震形势的判断。解学恭叫我到会汇报。中国的地震界一直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传统的板块学说,大陆板块漂移造成相互撞击,产生地震。另一派是由李四光为代表的地应力学说,能量聚集到一定程度就会有一次大的释放,这就是产生地震的原因。根据我们的看法,能量集中需要一定的时间,大量的能量集中释放过后,不会马上再聚集起新的更大的能量。根据这一学说,京津唐地区近期内不会有更大的地震,最多过不去7级,天津无大震。把我们的监测和分析做了详细的汇报,中央工作组根据我们的汇报重新调整了安排部署。据部队后来反馈回来的消息说,我的一句"天津无大震",让中央少派了一个军。后来的事情也正如我们所料,到了11月份老震区又发生了一次6.8级的余震,以后就平静了。所以我以后就落下一个绰号叫"无大震"。那会儿就是年轻敢说,后来毛昌五、吴毅夫、刘小岩等人见了我也说:"幸亏是你小子当地震局长,要是换成我们几个人,崴了!"
市里对我们确实很重视,震后市委第一书记解学恭和市委书记王中年等多次来我局慰问,给我们的地震工作高度的评价,在物质方面也给了极大的支持。我们给市里打报告,要人,要物资,给了我们一百个大中专学生指标,另批20 个技术人员进市指标(现在我局不少人就是那个时候进来的)。为每个台站都增加了无线电通信设备和交通工具,为适应地震特点而组建了流动队,从仪器、交通工具到穿用住行等都满足了。大小汽车、摩托车三十多辆,还配套武装了一个机动队。为加速研制地下深井测震仪组建的机械加工厂还装备了配套的大小机床,市革委副主任孙敬文还特批给我局外汇指标进口了一台监测地震用的重力仪(安装在宝坻台),和一台用于抗震研究的振动仪。此外,天津警备区王一司令员特批给我局10部军用电台。其他局的局长看着都眼红!此后,在全国召开的抗震救灾表彰大会上,我局青光台的赵慧君同志出席,并被评为抗震救灾先进人物。
    地震发生之前,天津正在建设北大港大化纤工程。震后,有些地质人员给中央打报告说,天津是地震多发区,不适合建设这个项目。李先念批给国家地震局的魏副局长,让他们组织天津和北京的有关地质专家论证,看这个项目到底建不建,天津是否适合建此项目。通知了正在北京开会的天津抗震处的刘玉坤,让他第二天早晨9点钟之前,将有关材料送到会上,不让参加会议。晚上11点了刘玉坤给我打来电话,我撂下电话就去找徐天祥,徐天祥又通知时任规划局局长的毛昌五,将他们掌握的有关天津的地质资料和知情人送到宾馆。经过一个通宵的紧张筹备,搞出来一个汇报材料,结论是,坚持不动,继续建设。第二天早晨7点向市委汇报,赵武成是第二书记,得知此事之后十分焦急:"不可能啊,前期投入那么多了,说下马就下马?"话没说完,就让解学恭给拦下了。他说:"你不知道,这个项目扔个几千万,说收就收,中央考虑问题跟咱们不一样,不会考虑你前期投入了多少。"不到七点半,解学恭就催促我上路,亲自把材料送去,马上就走。9点多点材料送到了。他们是怎么研究论证的我就不知道了。晚上有了消息,计划不变,继续建设。
当时杨拯民是建委主任,带我去北京国家建委开会,国家建委副主任是张百发主持。会上杨拯民给天津争取一些款项,除了中央直接拨给的抗震救灾款之外,希望建设部再另外给一部分震后老房屋的加固费。会后张百发将我们留下说:"钱同意给,每年拨2000万,但不给三大材,中央没有三大材的指标。"三大材指的是钢筋、水泥和木材,当时是计划经济,拨款和三材指标应该同时下达的。那也要,办好手续,钱就拨到了天津财政局。回天津以后正好在宾馆开会,向徐天祥汇报了,并问这个钱怎么办。徐说:"这样吧,你们和财政局拿个方案,报建委批一下。"我找到财政局长,拟好方案,报给徐天祥。徐天祥给了建委副主任李明,他当时分管地震局。以后就没了下文,一压就是一个多月。一次开会时解学恭问我:"哎,小林,那个钱怎么着了?"我说:"钱我们报了,方案我们也报了,可李明不批。"我估计方案事先没和他商量。可他当时没在宾馆开会,没法和他商量。我又接着说:"这个钱今年花不完,明年给不给可就两说着了。"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今年的拨款没有用完,明年的计划就会削减或取消。解发火了,马上叫人把李明找来,批评他一顿。问题就解决了。
由于天津对地震形势把握得好,国家地震总局也向天津投资建地震台。我在位期间就修建了武清台、蓟县台、宁河台、静海台、南郊台和张道口台,还给我局盖了办公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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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启予口述文革 (七)造反的结局

 


七、造反的结局


    到了1976年初,我表现最突出的是在总理逝世的问题上。为什么要在这里说这个问题,这牵涉到后来对我的审查。我们接到市里的第一个通知,要求各单位组织好对总理的追悼活动,这个通知没有任何问题。局里马上召开党组会,我在会上做了有关悼念活动的具体部署,并在通知上签了几条意见,明确批示地震局要怎么干。第二天我还没上班,建委就来电话了,要我到建委去开会。建委下属各局的主要领导、一把手都到了。会上没有中央文件,只是念了一个《周总理治丧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其实这个通知已经下发到了各区县局,大意就是说,不要因为悼念总理的事情影响了抓革命促生产。念完通知,让大家说说想法,大家都不说话,尤其老同志更是一言不发,徐天祥不拿意见,建委也不拿意见。我还是城府不深,结果说话了:"毛主席在纪念张思德的文章里不是写得很清楚了吗?村上的人死了还要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办法来寄托哀思,这是最高指示,还有比这更大的吗?群众有强烈要求悼念总理,我们就要按群众的要求办。群众不要求,那就再说,再引导。"徐天祥说:"小林的意见怎么样?没有意见就这么办吧。"
    回到局里,我把办公室主任周杰叫来,他汇报说,总理治丧委员会的通知接到了,你没在,是黄副局长代签的,把咱们开会的决议都否了,按通知执行。问我还看不看。我说,文件我也不看,通知我也知道了,黄副局长的批示现在作废,就按原先我说的意见办。结果,我们在局里开了追悼会,我致悼词,读了报纸上刊登的总理生平,还专门派人往烈士陵园送了花圈。会后,我还让工作人员把总理的相片放大到12吋,一个办公室一张。这个事情处理得蛮好,就是说,我在总理这个问题上没有留下任何把柄。

    1978年初,天津的揭批查运动开始。首先批的王曼恬。大概是2、3月份,在干部俱乐部开会,院子里贴了好多大字报。批判会中场休息,我在院里溜达,解学恭也出来溜达,这时候人们都不太沾他了,我年轻啊,解学恭就过来了,我提醒他说:"你呀,一定要注意,王曼恬有自杀的可能,她一自杀你可就说不清楚了。"我这么提醒解是有根据的,因为王曼恬以前曾经自杀过。文革初期,她到北京去见毛主席,结果毛主席不见她,她想不开,就卧轨自杀,幸亏发现及时。果不其然,就在开完会的下午,王曼恬就喝了安眠药自杀,幸亏警卫人员进屋及时发现,抢救过来了。当时王曼恬的市委书记还没有免职,也不能软禁她,怎么办呢?就从天津宾馆找了几个服务员,都是出身好、政审最合格的人,由警务处的处长带着,把王曼恬安排在市委党校。结果她还是自杀了。
    那天半夜12点来人敲门,声音十分急促,我去开的大门,来人是警卫处长高云祥,说是有急事要找王中年书记。不大一会,王中年就跟着警卫处长出来,我问:"出什么事了?"他说:"王曼恬自杀了!"顾不上多说就匆匆走了。王中年回来,把事情的过程详细地告诉了我。王曼恬个儿小,给她安排了一个大软床,她把床单的边儿撕下来做成绳索。然后她就给服务员讲故事,讲完故事回到床上,她把绳索拴在床头的横栏杆上,打好结,把头套住,身体往下一出溜,吊死了。
    接下来就是张继尧(市文教组组长)被停职检查。主要是和王曼恬的关系,及"2.21接见"的材料是他们整的。
    4、5月份市里召开市委扩大会,解学恭讲清楚。每个单位的领导班子里都去两个人,一个老的一个新的。上午解学恭做大会检查,下午复会分组讨论,解学恭一屁股坐在我们这个小组里。会议由徐天祥主持,对解上午的检查进行评议。开始有两个老同志先发言,发言都比较温和。我是第三个发言,主要观点是:解学恭有路线错误,江青8次来天津的问题、天津在全国地方党委中提前一天批邓的问题,在悼念总理的活动方面有暧昧的想法。我说:总理对你那真是呵护有加, "2.21接见"总理保了你,后来上了贼船又是总理保的你,其他的还不知有多少。虽然有这么多问题,但我认为他还够不上四人帮的爪牙。解在文革中没干什么坏事,总的来说,解不是整人的人。我的发言既有批评也有肯定。结果解的检查在我们小组全体通过,并发了会议简报。
    关于抢先批邓的事,之前我就听王中年说过。王说,王曼恬听陈相文(此人是市团委书记,后来是团中央筹备组的副组长)说的, 陈相文是从北大谢静宜那里得到的消息,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曼恬。王曼恬就给解打电话。当时市里的王辉等几个大秘书都说再等等,看有什么变数再说,天津别冒这个尖儿。可解没有采纳,还是提前动了。解在检查中没有提到这些人,只说自己的政治觉悟不高,党性不强,自己把责任都揽下了。
第二天早晨一复会就爆炸了,昨天的会议简报,大概有三四个小组通过了解学恭的检查,大多数没通过。张淮三来到我们这个小组,他当时已经是市委副书记,行政上还没有职务。老家伙们敏感性强,我也感觉到气氛不对了。房管局党委书记李金生第一个发言,接下来是毛昌五,风头急转,调子已经上升到解学恭是"四人帮"在天津的爪牙。揭批了解学恭之后他们问我:"林启予,你的态度变不变?"我说:"我的态度不变,是实事求是的,没有掌握你们所说的那些情况,在工作中也没有发现解学恭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就我所知道的,解不是‘四人帮'的爪牙。"
我当时之所以这样肯定,是有根据的:一是,毛主席批评了江青,解学恭也不是没有行动的。我是从杨拯民那里听说了毛主席批评江青的事。江青私下接受了外国记者的采访,出版了《红都女皇》一书。驻法大使黄镇发现了问题,并将该书的版权买下,向中央作了汇报。毛主席得知情况后非常生气,做了批示,停止了她政治局委员的工作,只能看看大参考。江青曾8次来天津,抓小靳庄这个典型,红极一时。当时我刚好到宝坻出差,见到了我的同学,时任县委宣传部长的李绍清,我跟他说:"毛主席批评江青了,你可要小心点儿,过两天市里就该撤工作组了。"我当时真是估计的,没有任何人跟我说过工作组的事。结果市里还真的撤了工作组。通过这一点说明解学恭还是个老实人,是听毛主席话的。二是,解学恭曾对我说:"张淮三是1977年底解放的。是胡耀邦亲自给解学恭打的电话:他的历史过去有过结论嘛,先解放了再说"。解放后先住了三个月的医院,官复原职,然后市里给他安排了住房,刚好就和我住在一个院。楼上是王中年,他住楼下。地震的时候,当时王中年问我,你的地震棚在哪?我说就在自家的小院里。王说,你不行就搬到我们院来吧。这样,我就在他院里盖了半永久性的临建,搬了过去。现在我们成了邻居。三是,解学恭这个人还不是整人的人,阎达开就是他提名解放的。当年我把搬石头的事都给顶了:陈伯达让"搬石头",谁敢不听啊?市里开会部署,我遇到了难题就找市政治部段曙光副主任让他转告解学恭:"市里有人负责我就干,没人负责我就不干,我不去当这个祸头!解学恭也没有把我怎么样,他是从天津的安定团结出发的。这些说明解学恭是执行中央指示的,不是跟那几个人跑的,怎么是"四人帮"爪牙呢?
继续开小组会,张淮三坐在前边,李金生、毛昌五等轮番发问。第一个抓我辫子的事就是王曼恬的儿子的事,让我说清楚。农代会那个组提出来的,说解学恭通过林启予将王曼恬的儿子安排在总工会。我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给我打电话的人是安淑静(民政局副局长),她的丈夫叫李祥,是杨得志的部下,早年牺牲在朝鲜。她是个寡妇,但是活动能量特别大。她打电话说:"小林啊,王曼恬的儿子,海军的,因为搞对象神经受点刺激,今年要复员了,你们给安排安排。"我说:"我又不是工会头儿,我们头儿是张福恒,你找他去。"她说:"我就找你了。"好吧,找我我就安排吧。我把组织部部长(姓纪)叫来,对他说:"曼恬的儿子复员要到咱们宣传部工作,你去复员办公室把人要来。"事情的过程就是这样,我安排的,跟解学恭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非要和解学恭扯到一块?第二个问题就更可笑了,是说我妈去世的问题,我说我不谈,没意思。其他就来了,说王洪文有4辆汽车,你林启予有两辆车。有两辆车到是不假,其中一辆"上海"是市里配发的,每天上下班都要接送三四个同志一起走。还有一辆北京吉普,是建设部三局赔的,一次车祸我们单位的人一死两伤,对方来人找我们商量,只要不判对方的司机,要什么条件都答应。对方单位妥善安排了死者的家属,丧葬费、养伤的补助费都从优,还把局里坏了的天津吉普换成了北京吉普,一个司机两辆车。
    开了7天会,结果两天是解学恭的问题,后来就是冲我来了。他们给我出简报,我也给他们出简报,会上是允许个人发简报的。先是李金生,后是毛昌五,都拍了桌子,我也拍了桌子。在会上我就说了一句大话:"你们不就是想整我吗?整就整!"。
    会议结束了,天津的班子里只留下吴振和张福恒两个人在家主持工作,其他人都上北京说清楚去了。我就说这些老家伙能捕风捉影,有经验!天津干部俱乐部游泳池原先只有常委们才去,领导们一去北京,局长们都来了,毛昌五、刘晓岩、吴毅夫、我等也都去了。毛昌五私下里小声问我:"你说解学恭和华国锋是老乡,华国锋不会给他说好话吧?"我说:"这可备不住。"话就说到这种程度。北京会议之后,解学恭没有回来,林乎笳来了,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黄志刚是第二书记。
    后来好多人都跟我说,你在会上就多余发言。后来解学恭也这样说,我难以接受,对他说:"你也说这样的话,我心里有点不接受,你在那坐着,我一言不发,装傻啊!我心里过不去啊"话说回来,我就是一言不发,他们能饶过我吗?结果还不一样!

北京会议上市领导决定隔离了三人,徐信、张继尧、李荣贵。李荣贵其他的职务也早已免去,隔离时他只剩下一个生产指挥部副主任的头衔。徐信是天津化工厂的工人,在"十大"的时候,由汉沽区革命委员会推荐,进入到市委的领导班子(任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他的主要问题是:1976年在北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时,他是天津代表团团长,和上海的代表在会上向谷牧副总理发难。再一个问题是在唐山大震时接待华国锋主席,他去塘沽打前站,说话翻来覆去,颠三倒四,给大家的感觉是对华主席的态度"不冷不热"。最后,徐信被开除党籍,回原厂当工人。张继尧被开除党籍,调到天津市教育科学院从事教育研究工作。现已退休。
李荣贵隔离是因为砸北站调度所事件,早在1974年天津市选举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时,市革委会在干部俱乐部开会,听取各区县对天津的代表的意见时,有农村组和工业组的人反映,李荣贵在文革初期天津铁路北站调度所被砸事件中是恶人先告状,是他们先打了对方一个耳光,并把调度所指挥信号盘推了。在解学恭主持的市革委会上当场询问李荣贵,下面反映的意见对不对?李荣贵都承认了。我还向常委会做了说明,刘政军长怎么给我的电话指示,我是如何派人派车处理此事的等等,全盘托出。解学恭说:当时林启予的职位,这样处理是他的职责。解学恭还是坚持让李荣贵当了天津市的全国第四届人大代表。最后被开除党籍,判有期徒刑15年,因癌症保外就医,于1986年病故。
关于其他人,工宣队进驻大学的时候,解学恭、刘政召开了一个革委会委员中的群众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当时毛主席给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打招呼,说:"到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还说了"相形见拙"四个字。刘政在会上反复讲这几个字,还点了张承明,点了丁玉琪,点了冯玉田。冯玉田是第二棉纺厂的工人,当年解学恭在第二棉纺厂蹲点的时候发现的,后来作为群众代表进了革委会常委。刘政问冯玉田:"你为什么说你是解学恭的干儿子?说你的自行车是解学恭给的,你到底在宣传嘛?!"说明冯玉田当时就完了。刘政讲完了,于泽光犯愣了,跟刘政叫板:"刘军长,你也是革委会成员,我们也是革委会成员,你有什么权利点人家!"于泽光是南大的毕业生,原先已经被分配到天津五一手表厂下放劳动。会议后,刘政大笔一挥,批示:分配到河北省衡水专区。我们赶紧帮他活动,找到正在天津一饭店开会的解学恭。解说:"这个事现在看来不行了,让他先去吧,没有别的办法。"这很显然就是那么回事。只好去吧。到了衡水,市清查办一个材料转到了衡水,说于泽光整过康生的黑材料。衡水专区根据这个材料就把他打成了"五·一六"分子。此时于泽光正在烟台老家探亲,衡水公安局从烟台将其押回,送进监狱。他现在的老婆当时正和他搞对象,得知情况后给解学恭写了一封信,反映情况。解学恭在信上批示:此材料未经核实,追回。给清查办主任张振江,把信转到衡水,把材料追回来,人放了。出来以后于泽光不想在衡水呆了,跑回天津找我。我当时已经到了6985天津铁厂,正在天津办事。于是我就去找市委的秘书长侯再林,对他说:"把他弄回来吧。"侯说:"弄回来不成,刘军长现在还在位。不如让他先去6985吧。"于是我就找王仲年帮忙,将他们两口子安排到铁厂。于泽光和李先元的关系不错,李是老红军,后来把他们两口子调回天津。这不自找倒霉,非要拿鸡蛋往石头上碰,落得这个下场。好歹没开除他的党籍。于泽光在铁厂,当时市里就让铁厂开除他的党籍,铁厂打了个报告:"根据我们的调查,于泽光不够三种人,如果市里不相信,请另派人来查,我们就不管了。"这么一顶就过去了,党籍保住了。
还有两个造反派杨长俊和许光黎。杨长俊是因他叔叔的问题,他叔叔是66军的一个团长,戚本禹的秘书、笔杆子。杨长俊通过他叔叔送过材料给中央文革。许光黎是因为和李雪峰走得近,他曾代表天津体育局和河北省分家,就这样和李雪峰有了关系。林彪事件一出来,李雪峰出了问题,他受到牵连。事后解学恭、吴岱找他们谈话,问题说清楚了,许光黎去体育局任副局长,最后被免职,为击剑队的教练,现已退休。杨长俊被安排团市委,核心小组成员、宣传部长。他在揭批查运动中,被审查了十年之久,以后才按排工作,现已退休。
       四届人大开会以后,天津筹备八大。造反派的头儿留在市革委会的就四个人了,我,杨长俊,巴木兰(原市文化局副局长,因曾是张淮三专案组的成员,开除党籍,离休,现健在),还有翟殿柱(原东郊区区委副书记,最后免职,回四合庄公社,现已病故)。

林乎笳到天津后,赵武成的夫人苏敏(文教组副组长)在一次办公会议向林乎笳提出:"天津要掀起运动(抓三种人)高潮,杀一批,关一批,斗一批。"林乎笳参加过北京会议,对天津的情况了解一些,没有听取苏敏的意见,还是按部就班地搞工作。我还没事,但已经有信号,林乎笳来,市革委会委员和各部委办领导在干部俱乐部欢迎,王中年给林乎笳一一介绍这些人,赵武成挨个和大家握手,到了我这不和我握手,扭头过去了。这时候我就明白了。张淮三检查卫生从河东路经到我们单位,我们还到门口去迎接,人家不和我握手,根本不予理睬。
1978年9月份林乎笳调回北京任职,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由陈伟达接任。也就在这个时候,市委派工作组进入市地震局,并宣布我停职审查,说清楚,地震局的所有工作由市工作组代行职权。发动群众揭发我的问题,责令我写检查交代问题,并召开全体员工大会,让我在大会上"讲清楚"。经过一个多月的内查外调,深揭狠批,并没有查出我的重大问题,没搞到能致我于死地的过硬材料。因为地震局是个新组建的单位,绝大多数人对我在文革初期的表现不甚了解。我主持地震局的工作以后,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在唐山大地震和震后重建工作中,地震局功不可没。其他如在总理逝世的问题上,在"批邓"追查"总理遗言"等问题上,我没有任何过激的举措,只是照本宣科传达上级的文件和指示。我心里十分坦然,也很清楚,唯一能抓我辫子的就是"609厂武斗"一件事。

访客lxq 2011-08-31 08:45
我们是过来人,感觉总起来是说得有鼻子有眼,光凭记忆不太可能,他应由日记一类的文字资料。对研究文革史有一定意义。
藏策 2011-08-31 08:45
好史料,问候端阳兄!
韩利明 2011-08-31 08:45
看不到幕后黑手.好象都是一些自发活动.
钱初颖 2011-08-31 08:45
有多少人真的玩得起政治?梦醒了就是好事。
颂剑 2011-08-31 08:45
林乎笳应为林乎加。
颂剑 2011-08-31 08:45
安淑静丈夫的名字叫李湘,是朱老总起的。李湘在朝鲜战场牺牲时是67军军长。
何龙江 2011-08-31 08:45
这一段比较重要,过去说这些人被忽悠当枪使的事多,说后来代人受过的事少,其实都是悲剧里的一个角色而已。
王钦华 2011-08-31 08:45
“梦醒来是谁在窗口把结局打开,那薄如蝉翼的未来经不住谁来猜……”。
访客 2011-08-31 08:45
我是看到就收藏起来,怕不知哪一天会被和谐掉,历史价值不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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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7楼 发表于: 2016-03-11
林启予口述文革 (八)十年监狱生涯

林启予的口述到此结束,其它附录就不发了。
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乃至一个人,历史是不能回避的。



八、 十年监狱生涯


      到了1978年的9月中旬开始对我动真格的了。一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正在局里写检查,市工作组的人骗我说:"奉市里的指示,今天你不能回家了,我们给你找个地方。"我说:"行啊,文件呢?拿来我看看。"他说没文件。我就说:"没有文件我到点可就回家了。"等到5点多了没有,6点多了还没有。"怎么样,文件呢?还没有吧?对不起,我得走了。"我也没客气,下班回家了。10月2号放假在家,工作组的人来家,叫我到局里看文件。到了局里,根本就没有文件,他们就拿出一个假文件,装模作样地向我宣读,说从今天起要将我隔离审查。我想亲眼看看文件,就说:"把文件拿来我看看。"他们不给,说:"到地方再看。"就这样他们把我带到尖山,原河北省遗留下来的一个专门审理高干的监禁所。工作组的人员把我交给看管人员就走了。我找看管人员要求看有关隔离我的文件:"文件呢?给我看看文件。要不凭什么关我呀?"那个看守说:"我们这里是市揭批查办公室专设隔离审查的地方,有人送来我们就收,没什么文件给你看。至于今后的去向,我告诉你林启予,去向就有两个,一个是审查之后问题不大,就放人。另一个就是逮捕你,蹲大狱。"我在那住一个独间。一个星期过去了,那天晚上工作组组长、规划局的副局长张龙宾来了,向我宣布市委决定:开除我的党籍,依法逮捕。然后让我在逮捕令上签字。我不签,说:"你们凭什么逮捕我?一没有听我的申诉,二没有开支部大会,党章上不是有规定吗?凭什么开除我党籍?!"他们根本不管那套,把我送到市监狱看守所。第二次又让我在逮捕证上签字,我仍不签。不签也行,照样关进去。
      1978年11月15日,市建委系统在人民体育馆召开大会,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副主任黄志刚出席,市建委主任毛昌武主持大会,宣布逮捕打砸抢分子林启予,并开除党籍。同时宣布的还有姜卫东、刘忠林、杨振岭,对侯纯民隔离审查。到了12月中旬,又在中国大戏院召开电业系统的批斗大会,把我从监狱里提出来,押到会场进行批斗。对我进行批斗发言的居然有朱光海,四清时清理出来的贪污犯!这本身已经很滑稽了,而他的发言更不靠谱,说我勾结江枫陷害于他!这哪对哪啊?实在是可笑之极!而在当时,为了政治的需要就可以这么胡来。
      看守期间主要审查的就是一件事,"609厂武斗"。六处光预审就给我换了6个人。最多的一次来了6个人,是市委的,主要就是引导把"609厂武斗"和王一、解学恭挂钩。我说没有!"609厂武斗"王一,解学恭都没有参合。王一去的时候是宣布的军管,让我们撤出。我的态度很明确:有一说一,没有的事决不乱说,我也没有请示过,人家也没有指示。当时那种情况下根本就来不及请示,连陈伯达的保卫609厂的指示都是通过支左军代表电话传达的。王一当时在五代会是管我们工业口的,接触得比较多,解根本就不插手,解绝对不跟五个代表会的任何人直接联系,因为都有军代表分管。
      在市看守所关押期间,当时有一个信号,《天津日报》发表了一篇黄克诚的文章,黄当时是中央纪委书记。文章我看过了,有一点记得比较清楚,他针对当时一些当政的领导干部说:"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我当时是没有发言权,可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人。你们应该为此负责任"。还谈了对军队的一些看法。这篇文章发表后,对我的看守有了明显的变化。市看守所的沈所长第一次找我谈话,说从明天开始你可以找家里要书,要东西,随来随接,不受限制。晚上还让我看了电视电影《吉鸿昌》。
      11月11日检查院下达起诉书,我在起诉书上写了三条意见:一、聘请辩护人,我的爱人沈鸿芬。二、公开开庭审理。三、电视转播。
      1979年11月30日第一审。审判长叫邵牧岗。当时已经有律师制度了,不能不让我请辩护人,但又不想让辩护人说话!开庭的头一天才通知辩护人来见我,不事先通知,搞突然袭击,违反了审判程序。我和辩护人谈情况,我们俩达成共识:坚持做无罪辩护。然后给法庭提供了一个有十多人的证人名单,都是军队领导。邵审判长拿着名单从头看了一遍,然后摇了摇头对辩护人说:"你们提供的这些人名单我连进大门都进不去!"开庭那天下边坐了六个人,四个女的,其中有两个孕妇,还有两个老大爷,我哥哥去了。我的辩护人以"法院送达辩护时间违犯了法律程序,辩护人要求取证,法官拒受"为由,表示抗议,拒绝出庭。在辩护人缺席的情况下还是开庭了。我在法庭上问:"作为起诉方,检察院的人怎么没来呢?法院既是起诉方又是审判方,合法吗?我现在还是天津市的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你们还没有免除我的代表资格怎么就审判我呢?"法官根本就不理你,拿起起诉书就开始宣读,他念一条就问我一句,是否同意,我回答说:"请法官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他念一条,我的回答就是这几个字。念完了,审判长把起诉书往桌上一撂,就说了:"林启予啊,你也别在庭审记录上签字了。不是我非要审你、判你,是市里领导要我审你,判你。"然后就把我送回监狱了。一审就这么判了,以"聚众打砸抢罪"判了我十年。后来我听人说,在研究我们的案子的时候,市委听取汇报,其间张淮三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蹲了多少年,他们不能少于我!错了再改。"他在监狱里呆了9年,按照不能少于他的指示精神,判了我10年。
      我当然不服,回到看守所就提出上诉。1980年3月高法开庭,这次规模大,搞得隆重。审判长叫赵华峰,5个审判员。还是没有检察院的人到场。这次我们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我爱人把我的人大代表证拿来当庭出示,没用,法官根本不予理睬。然后就开始念审判书。
      我就审判书中认定的罪责做了申辩,我的陈述:
一、 法院认定的"609厂武斗"起因有误。法院认为武斗起因是因为工代会没放大联筹的核心人物何振武之故。此证仅是何振武自己的证词,更没有其他旁证支持他的书证。我要求证人何振武出庭,当堂对质。放何振武的时候有66军的政委杨银生、侯再林和苏秘书(杨政委的秘书)在场,可以证明我们是在武斗之前就已经放了何振武。另外还有大联筹的负责人白金生愿意出庭作证,白金生说:"何振武被放之后没有去天工八二五(大联筹的总部),而是直接去了北京他姐姐家。"
二、 我去609厂是因为接到了天津市支左联络站党委的通知,通知中传达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指示:攻打609厂是错误的,动员天津市的工人阶级保卫609厂。我是接到领导通知以后,遵照中央指示才去的。
三、 在"609厂武斗"中,工代会方所吃用的东西全部都是通过合法的手续取得的。通过开具介绍信,到有关单位暂借,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由市财政统一报销了。 工代会根本就没有砸、抢的行为,砸、抢的行为是对方大联筹所为。
四、 关于死人的事实:法院认定是11人,实际上"609厂武斗"总共死了6人,法院把5个和"609厂武斗"毫不相关的死人也列入其中,连最基本的事实都没有搞清楚。实际情况是:整个武斗过程中死了6个人,工代会一方死的人多,现场死了3个,对方自毙死了一个,还是他们失误造成的。后来在3527厂又死了两个。这两个死亡事件法院另行处理了。对工代会方死难的人我们都做了善后处理,发放了抚恤金。
五、 "一贯的参与文化大革命打砸抢",我不是一贯的,我只参与了"609厂武斗",仅此一次而已。而我在文革中大部分工作都是在避免矛盾升级,促成大联合,不是一贯参与文化大革命打砸抢的,更不是屡教不改的。
六、 天津市在文革期间,斗争大方向是万张反党集团,这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周总理两次接见天津市党政军领导和群众组织代表时定的调子,市工代会只是执行者,何罪之有?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说到这,法官不让我发言了。
      接下来是我的辩护人沈鸿芬为我做无罪辩护:
      首先,她指出,林启予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天津市人大代表,在没有撤销其代表资格的情况下就予以逮捕、审判,这违背了我国宪法的规定。市检察院作为公诉方只是送达了起诉书,而两审开庭均未到庭,均未当庭起诉,这等于是被告和法院打官司,法院既是原告方又是审判方,不是很可笑吗?以上两点均违背了法律审判程序。
      接下来,我的辩护人沈鸿芬用《新刑法》(1980年1月1日起实施)的条文对检察院的起诉加以驳斥:
      一、《新刑法》还没有施行,而中法院就已经用《新刑法》来判决了。中法开庭的时间是1979年11月29日,判决的时间是1979年12月27日,均赶在《新刑法》实施之前,这是为什么呢?是老百姓没有法律常识?还是法官没有法治观念?表面上看这只是打了一个时间差,但其中却隐藏着一个阴谋,其幕后的指使者就是当时的市委书记张淮三,他逼着法院在《新刑法》执行前判,而且还指示:"我蹲了多少年,他们不能少于我的年限,错了再改。"这是典型的权大于法,简直就是拿着法律当儿戏!
      二、即便是用《新刑法》判决也是违法的。《新刑法》第九条明文规定:1980年以前的行为应按当时法令、政策执行。林启予的行为是1967年的行为,发生在1980年以前。1967年12月1日《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原文第三条:中央同意天津市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关于《立即、坚决、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是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精神的。当地驻军和革命群众组织都应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其中《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主要就是解决了"609厂武斗"的问题,是中央同意了的。中央同意,就意味着此事件已画上句号。这就是说,按《新刑法》第九条之规定,1980年以前的行为按照当时法令政策执行,"609厂武斗"事件已被中央认可解决。林启予的行为是接到市支左联络站党委转达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指示后发生的行为,而且此事件已被中央认可解决,用《新刑法》判决林启予是无法可依的,他的行为是无罪的。
      三、1978年中央下达《48号文件》明确指出:一贯搞打砸抢,屡教不改,情节严重者才予以追究责任。而林启予在中央和市领导的教育下,以后再也没有参与过其他武斗。法院判林启予之罪,也不符合中央文件的规定。
      综上所述,林启予保卫609厂的行为是无罪的。
      最后沈鸿芬在高法的法庭上理直气壮地辩护:林启予在文革十年中的行为,你们审查了多年,但没有查出他和林彪反革命集团、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在文革中没有打过人,也没有指使别人打过人,更没有迫害老干部和群众。没有查出他贪污一分钱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生活作风上都没有问题,他何罪之有呢?他是一个无罪的人。
      休庭的时候,审判长让我爱人去打饭,他小声对我说:"别提总理,上边的事就不要再说了。"下午继续开庭。法警把我带到审判庭的门口,先在外边坐等。此时大厅里都是空的,没有人。一会儿大楼里铃声响起来了,人们从各个楼层、各个办公室出来,有的手里拿着毛活儿,有是端着茶杯,有的拿着报纸,这时我就明白了,参加公开开庭的人都是他们法院的。下午主要是律师辩护,赵审判长不干了,审判员也少了,不是5个人了,变成了3个人了。审完了,也没让我签字。
      二审没下来,我一直关在小西关监狱,但一直是未决犯,没有正式裁决。这期间还发生过一件事:唐山有一个红卫兵组织在文革中抓叛徒集团,整过一些人,并死了人。在揭批查运动时被逮捕。就这件事胡耀邦(当时已是总书记)曾写过一封信,下面是当时原信的手抄件:

                 《胡耀邦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六日
彭真、彭冲同志并火青、江华、于华、文伯、苍壁同志:
      五月十日,我已连接到两封群众来信,说的都是涉及公安部门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严重错误的红卫兵应如何正确处理的问题。因此,我感觉到这是涉及到我们党的政策而又没有解决的大问题。所以用书面形式写出这封意见信。
      我先简要介绍一下两封来信的内容:
      一封是刘鼎同志的大女儿写的,说的是她为北京市公安局处理一个案子很不安。这个案子的简要情况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六中王昌明、陈晓伦、姜华三个当时都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都当了红卫兵。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刑讯拷打了一个教师,并且确确实实把这个老师打死了。大概是一九六七年,他们三个都受到了逮捕,关了一年半,释放出来,分配当了工人。从释放到去年底,既十年间表现不错,再无犯罪行为。去年十一月,北京市整顿社会治安,把这个案子又重新翻腾,将他们三个人再次逮捕。事后,彭真同志和我都收到了申诉,我们两人都不赞成重新加刑,并明确主张释放。但因为北京市无人拍板,到现在已经五个月,还没有处理。
      另一封是从四川亲自来投寄信件的成都机车厂技术员蒋梅修写的。说河北唐山市公安局将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唐山铁道学院学习的四名青年予以拘捕了。这四个人的姓名和现在工作地点、职务如下:
      华永亮(四川成都机车厂技术员);高化贵(辽宁锦州铁路分局技术员);徐树成(南京铁路分局技术员);何多成(西南交大工作)。今年三月又将成都机车厂的江绍成(工程师既写信人的丈夫)逮捕。唐山市公安局为什么逮捕他们五人?信上说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都犯了严重错误,具体情节则说不清楚,但基本事实还可以看出一个轮廓:
      一九六八年三月,唐山市清查杨白反党集团专案组从当时唐山铁道学院抽出了四十多名学生,参加了搞逼供信,这五个青年都参加了,他们在专案组指挥下,对唐山市级机关十几名干部实行了刑讯逼供,并将一名十七级干部于明信同志乱拳打死。几天后,晚上因监护捆绑,另一名干部杨月锋同志又坠楼身死。五人中的四个人也参加了,信上说是跳楼身死(我估计也可能是他们丢下去的)。这两件事当然是很重要的犯罪行为,但是,当时犯这种罪的小青年有多少呀!单这一件案子就再抓起五个,如果全国都仿效唐山市办法,我看再抓一百万也还不清账。单这一条,就要引起全国的震动,破坏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局。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问题。
      为什么我们一些同志对上述这类旧账,老是不同意中央同志提出的"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方针呢?依我看,可能主要有两条原因:
      原因之一,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大批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跟着林彪"四人帮"犯罪缺乏历史的全面分析。林彪"四人帮"之所以能在六十年代后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掀起一股弥天盖地的恶浪,首先就是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手段,利用和煽动青少年那种幼稚无知的狂热,使他们真正相信了我们党几乎所有的老干部、老党员和几百万知识分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而对这批"牛鬼蛇神"当然只能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因此,一切最野蛮的办法都是"最最革命"的行动。为什么我们现在说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呢?说浩劫的理由之一就是枉死了几十万人、上百万人!不同程度参加这一浩劫的有多少人?我估计总有几千万人,伤人致死、致残的参加者,我估计也有几百万人。这几年全党坚定地宣传和贯彻中央团结起来向前看的政策,是深得人心的。但我们有些同志并不了解,还有成千成万的人,因为犯了错误,甚至做了亏心事而心神不安。我不是主张一个也不追究责任,而是主张严格执行中央﹝1978﹞48号文件的规定,要追究责任的只限于"行凶杀人的刑事犯罪分子,搞阶级报复的地富反坏分子,搞挟嫌报复后果严重,不处理不足以平民愤的分子,一贯搞打砸抢情节恶劣,屡教不改的分子。"这里必须补充的是,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中杀伤人的不应在行凶杀人刑事犯罪分子之内。总之,群众性的历史悲剧,抓人越少越好,对于一切由于思想认识问题而犯了罪的人一律以教育方法解决。即使这样办,我们也得花二、三十年的工夫才能愈合我们整个人民在十年浩劫中所造成的裂痕。如果我们稍不谨慎,只能延长我们整个民族的痛苦。不了解这一点,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思想觉悟,有什么共产党人的觉悟,那些以为要在平反历史"冤假错"案的同时,不加区别地惩办一切冤假错案和在政治运动中杀伤人的参加者,我看倒是觉悟不高和缺乏觉悟的表现。
      原因之二,可能是我们一些同志顶不住受害者的要求与压力。以我这几年亲自出面解决一些案件的实践中,我深深体会这是一个极大的棘手问题,受害的人特别是死者的亲属,对那些迫害的直接参加者,总是苦苦哀求依法惩办的。有些强烈要求者,甚至是我们党内的负责干部,文化程度相当高的知识分子,有些受过冲击或迫害的老同志,重返工作岗位以后,对自己挨过整、挨过打骂,至今仍耿耿于怀,也有意无意地同情甚至支持受害家属的这些要求。要打通这些同志的思想,实在费劲,但是,我们必须要说服这些同志,要引导这些同志向前看,顾大局,特别是老同志、和文化高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胸怀要宽广些:要历史的看问题,要把一切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身上,要认识到当时很多青年缺乏政治经验,他们也是上当受骗的受害者,是林彪"四人帮"借了他们的手杀的,我们要谅解他们,并使他们在痛苦的经验中受到教育,为四化立功补过。我们的负责同志如能带头做出榜样,就会起很大的示范作用。几年来,有些地方做得好,可惜没有很好地推广。前几天我又碰到一个案子,使我想起并查到《曹操集释注》上的一个故事。我向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宣讲了,我说曹操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能统一中国的一大半,而且能够实现长期的社会安定,原因之一就是他懂得如何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他因为手下一个大官徐宣抓住另一位有才干的陈矫的一个历史问题,排斥陈矫,特地下了一道手令,手令上说:"丧乱以来,风教凋敝,谤议之言,难用褒贬,自建安五年以前,一切勿论,其以断前诽议者,以其非之。"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一个封建主,出于本阶级的利益,都晓得如何正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难道我们自称要改造全人类的共产党员连这点本事都没有吗?因此,我主张,广为宣传各种生动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提高我们各级政治工作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
      除了以上两个原因之外,我认为我们还有必要提高一点警惕性。从大量的事实中说明,我们各条战线的领导班子都还没有调整好,有些领导核心中还有顽固坚持派性的人,甚至还埋藏了个别居心不良的分子。政治部门,特别是掌握了政治工作要害的公安部门也不例外。我经常琢磨,我们队伍中有些人观察和处理问题极不正常,甚至把事情搞颠倒了,譬如说:对抓过去了若干年的违法乱纪案件没完没了,而对现行的违法乱纪行为却不闻不问;对反过去了的特殊化现象津津乐道,而对纠正现在的特殊化却无动于衷;对处理别人的历史错误调子很高,对处理自己参与的冤假错案却顶着不办;对别人的缺点毛病要求很苛刻,对自己现在的领导工作马马虎虎,甚至阳奉阴违,等等。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过去几年,某些心怀叵测的人,总是接过中央的正确路线、政策、措施,加以歪曲、篡改,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现在仍然值得警惕。
      用什么办法防止某些人歪曲党的政策呢?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领导机关千万不要满足于泛泛地讨论和布置工作,而要勤于了解真实情况,通过调查、考察发现问题,发现一个就抓紧核实一个,处理和解决一个,这样就能不断改进工作,转变作风,就能发现好干部,才有可能暴露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目的和手法,使其不能得逞。

      我爱人来探监时带给我此信手抄件,看过我非常激动、欣慰,认为自己的案情出现了转机。但不久才得知,对此信中央有不同的声音,既不能执行,更不能落实。为了缅怀胡耀邦总书记,表达敬佩之情,将此信的手抄稿录下以做纪念。
     由于此信在监狱发生过一段小情节:我把此信手抄件给了同性案的狱友传阅了,然后在厕所里烧毁,顺马桶冲走了。我曾嘱咐大家看后千万不要留下任何痕迹。谁知,一个家伙看到文件像得了宝贝,偷偷记在笔记本上了,结果被看守所的人发现了,追查到我身上。公安局六处来了三个副处长提审我,追查文件的来源和下落。我说没有文件,是我老婆来看我时口述的。他们不信,我就让他们念一个文件看我是否能记住。审问没有结果,把我关进独监。又去我爱人单位调查,她说去石家庄出差,人家都公开传达了。天津也都传达到了政协委员。最后事情反映到当时的市委组织部长李研吾那里,李研吾批示:查无实据,到此为止。此事算是告一段落。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我得罪了监狱的领导。我们屋都是未决犯,我、姜卫东、李荣贵,李荣贵后来得了癌症。还有一个刘忠林,也是文化大革命案,是组长。后来又关进一个香港的诈骗犯,判刑3年,刚刚服刑几个月。看管我们的是7分队队长姓唐,此人原是张子善的警卫员,资格老,级别高,职务小。他也知道自己因何受到的牵连,因此把什么事都看得十分开,对我们的管理也比较人性化。一次他和我商量要给一个犯人减刑,让我写个材料。材料报上去,结果没批,他不服,回来和我念叨:"这叫嘛事呢?咱们报的没批,却给香港的诈骗犯减了刑。"我们有意见啊,就和监狱理论,我们这个队长可能也说了一些不在行的话,结果我们这个屋的人全被拆散重组,我被批判,关了独居。恰好在这个节骨眼上严打开始了。我的案子从1979年开始审的,一直不判。高法的审判长侯慕玑一直不肯在裁决书上签字。他说:"我不签发,我签完了,以后见到人家的家属,问我怎么判的,我无言以对啊!"一直等到1983年严打时把我们一锅烩了,我从"未决犯"变成了实行犯,裁决书也不是审判长签发的,而是审判员。裁决完以后,把我送到河北省深县的前磨头--天津设在那里的一个监狱。
      我释放后,才知道在此期间,王一司令员曾写给当时的市委各位书记一封信,写明"609厂"武斗的经过,以此说明我是无罪的。另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会时,郑三生(当时是十一届中央委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原市委第二书记)问张福恒(十一届中央委员,市委常委):"林启予的案子就这么定了?没有办法了?"深表遗憾。以上两位领导过问我的案情,虽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但对我是个极大的安慰。

      我在西监关押期间经历了严打的全过程,这是我在监狱中亲眼所见。举几个例子:这里关了一个宁河县的13岁的小孩,强奸犯,判3年。据说是因为强奸了一个46的妇女。天大的笑话!第二个,棉一的女工,据说是抓歹徒的英雄,将闯入女澡堂的流氓按在地上,《天津日报》曾大肆宣扬。这个歹徒刚好就被关在我们这个号里,引得全监狱的人都来看西洋景。该犯先天智障,白痴,又矮又痴呆,他穿最小的号服,衣服袖子都要挽起快一半,裤腿也是挽到膝盖处。他妈妈也是棉一的女工,那天他妈妈去澡堂洗澡,他去澡堂找他妈,手里还拿了一个小的水果刀,结果就成了流氓。再一个就更没法说了,两个人在公园搞对象,有亲密举动,被巡逻队当成流氓抓起来。本来已经解决了,证实两个人确实是在搞对象,有过亲密的行为。后来严打了,又把男的抓进监狱,判了15年。有些案件真出奇,抢西瓜的、抢军帽的,都判了重刑关进来了。据说市各公安派出所都有逮捕犯罪分子硬行指标。监狱超员到什么程度?原来犯人都睡床上,后来铺下都挤满了,起来上趟厕所,回来就找不到睡觉的地方了。连监狱的看管人员都满腹牢骚:把重犯、刑期长的犯人都遣送到大西北去了,不但要出钱,还要有民警跟着。监狱里的罪犯技术工人一下子都没了,刑期短的用不了几年就出去了,打乱了监狱里正常的生产秩序。到了大西北,人家不管那一套,凡表现好的马上就减刑释放了,这些人返回城里,衣食无着,继续在社会上游荡,危害治安,警察也不好管。
      前磨头监狱属于天津市的编制,五十年代初期组建于青海省,主要用于镇压反革命。后来迁回河北。我在磨头监狱是一大队犯人劳改的积极分子头儿。我也卖了不少力气,帮他们修操场,修灯光篮球场。不知怎么搞的,我去之前,监狱里都是高粱面、棒子面。自打我们去了之后,白面有了,大米也有了。我当头儿从来不克扣犯人,还经常组织犯人打篮球,搞一些活动。监狱的领导也找我谈过话,说:"林启予啊,按你的表现我可以给你减刑,不是我们不给你减刑,就是我们给你减了,找谁批呀?"有一年过春节,市里来了慰问团,慰问干警。带队的是当时政协的一个领导。随团同来的有一个新华社的记者,非要见我一面。见面后问了问我的情况,然后对我说:"你这个犯人的头儿恐怕当不成了,慰问团的领导说了,这林启予在外面当官儿,怎么进了监狱还当官儿?"果然,慰问团走后,监狱的领导找我谈话:"市领导发话了,说你林启予在外面当官儿,怎么进了监狱还当官儿?看来你这个头儿是当不成了。这样吧,你看看咱们一大队哪好,你随便挑个地方吧。"我们一大队是搞铸件的,我说:"就干统计吧。"搞铸件也就是一上午的活,没我的事,我就看报纸,喝喝茶,到处溜达溜达。到下午两点我上班做记录,到4点多就完事了。我自己还有一个电炉子,想吃什么都可以自己做,买肉买鸡蛋都不受限制,过得满舒服的,确实没受罪。在西监狱管得严,也没有自由,到了磨头可以说是因祸得福了。到磨头还有这点好,一句也不提让我认罪的话,而且也没有剥夺我的选民资格。监狱的领导跟我说:"根据宪法你有选举权,我们给你选民证。"每到有选举的时候都会给我发一张选票,爱选谁就选谁。
      1987年这个单位突然撤销,迁回天津的梨园头。高法的一个书记员问我爱人:"林启予是不是在文革期间参加过学习班?如果参加过,可以顶刑期。"我在6985铁厂工作期间还真的参加过学习班。我爱人把证明开来,我于1988年1月6日提前释放了,我的刑期本该到1988年10月1日。像我这样因文革中的问题被判刑的,天津一共有36人。而被判刑的人当中,大联筹的人一般被判5年,而工代会的人一般判刑都在10年以上。唯一例外的可能就是张承明了, 不但没有被判刑,而且还当了科长。其原因,是在文革初期,张淮三在他们厂关押期间,他招待周到,在揭批查运动中他逃过了一劫。

      所以啊,通过这段监狱的生活,我一直在想,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是错吗?粉碎了四人帮,人民终于有望过上安定的生活,举国欢庆,大好形势下,难道就不会有人继续制造冤假错案吗?市委书记张淮三文革初期受到批判、关押,让人同情,可一旦翻过手来,又利用自己的权位,无视法律,瞒天过海,继续制造新的冤假错案,难道这不是文革思潮的延续吗?张淮三是一个报复心理极重的人,我再举一例来证明我的说法:江枫是原公安局的局长、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被四人帮迫害致死。文革后,罗瑞卿继任公安部长,极力主张为江枫同志平反,却遭到了市委书记张淮三的极力反对,因为江枫在1964年审干期间曾查到过他的一些历史问题。他说:"给他(指江枫)平反了,他成了革命的,我岂不又成了反革命?"他还一直记恨着审干时的事情,耿耿于怀。最终,罗瑞卿派了一名公安部的副部长坐镇天津,江枫同志才最终得以平反昭雪。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研吾参加了江枫同志的平反大会。
      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冤假错案!哪朝哪代都一样,谁当权了都是这一套!出来以后,监狱这10年我跟谁也不提,不能提,提了也没用,只能自己去消化。我自己也想明白了,政治这东西就是不讲理,用你的时候你就是年轻有为的干部,不用你的时候你就是一堆臭狗屎!人就是这个意思,刘少奇这么大的人物又怎么样?还不是说完就完了!还是邓小平为他平反了。说实在的,监狱这段生活我是有收获的,就是把身体弄好了,业余爱好打篮球成了我救命的机遇。我爱打篮球,比他们多打了几年,他们都爱看我打球,我也天天组织大家打球,给他们当教练,组织全监狱的篮球队。我往球场上一疯,什么烦恼都忘了,解放了思想,把心情调整好了。再有,我每天早上没事,就去跑步,锻炼身体,出门就是澡堂子,洗完澡就睡觉,身体保养好了。我原先有心脏病,早跳、间歇,还有痔疮,到现在什么病也没有了。
      出了监狱,到地震局去报到,因为那时市委只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并未开除公职,地震局安排我在张道口做检测员。正值改革开放,时机与政策都很好,我就办理了停薪留职下了海。在这中间徐天祥(大无缝总指挥,曾在市地震局工作时是我领导),武明(建工局党委书记,在6985工作时我的同事),徐景树(武清县县委书记,市党校学习时我的同学)都给了极大的支持与帮助,我发自内心的感激他们。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那些在我落难中,对我和家庭及子女给予精神上、物质上援助的领导、朋友、同学都要表达衷心的感谢,他们有:杨拯民(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聂璧初(市长)、李文夫(市政局党委书记)、吴毅夫(市基建政治办主任)、李红军(民航学院书记)、张福恒(原市委常委)、李涛、于泽光、周少华(周荣鑫之女)、王建英、侯纯民、白启荣、南新国(南汉辰之子)等人。还有和我共同经历磨难的沈鸿芬,在我落难十年中她牺牲了最美好的年华与我共苦,对这个家做出了贡献,我由衷地钦佩她。

                                                           2011年4月 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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