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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为平:干革命为什么这样难?我亲历的上海两次炮打张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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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为平 四川南充延安路372号
            (637000)

  这不仅仅是说我亲身经历的炮打张春桥事件,而且另有意思在内。用以自勉也跟年轻的朋友们互勉。不了解那段历史,我们中国会到了现在这种地步也就难以理解了。


  先从拙作《私有观念、阶级与私有制的兴亡》说起吧。这似乎文不对题,但正因于另有意思在内。该文定稿已有二十多年了,一直压在箱底,我自己也有十多年未摸了,也有些生疏了。如问我某张图是什么内容我还回答不出来。所以我也得复习复习。由于有十六万字,一下子打不出来。

  尽管目前还拿不出来,但希望现在或将来凡有机会读到拙作的朋友能够给以严肃的批评指正,文章要点可见末尾小结。私有观念是脑力劳动脱离体力劳动的结果。只要实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还有必要。就会有私有观念发生,就会发生阶级分化,到一定时候就会爆发社会革命。在生产力的一定历史阶段,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对社会与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利的,人们就会去进行这种分工。这和农业与畜牧业对生产力发展有利后,人们就会去从事农业与畜牧业一样,毫无神秘之处。但是由于认识的限制,人们往往只看到这一分工的好处,把这一分工扩大到过分以至互相脱离。私有观念就是要求无限制地扩大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观念,这种脱离造成了人们实践范围的不一致,从而认识上就不一致了。脑力劳动者脱离了体力劳动后就会发展到脱离群众,进而去压制群众,最后成为高踞于群众之上的贵族,成为剥削者。

  私有观念其实也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列宁参加共产主义义务劳动时,有些工人对他说:“您有更重要的工作做。”列宁说:“现在这就是最重要的工作。”这些工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实际是要列宁先脱离体力劳动,再脱离群众,然后镇压群众,成为新贵,新的剥削者。列宁没有照这条路走。

  但毛主席对这些观点的描述更具体了,而且还用来指导革命实践,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因此我不过是重新发现了毛主席发现而未写成书的东西。我不知道是否把主席思想表达完全了,有没有错误,如比他差,差在哪里?差多少?这些都不是自己能够封就的,只有让历史来回答,让群众来评判。

  当然,后人应该胜过前代。毛泽东思想必须得到发展。毛主席在世时也一直在发展自己的思想。但现在历史把这一任务交给谁,那是谁也不能自以为是的。我们能作的只是尽量去学习,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我不但是在毛主席启发下,也是走他指出的工农之路发现的。自觉还做得很不够(完全是真心话,无丝毫谦虚在内。)这是一条艰苦的路,既然决心与工农相结合,就得与工农共甘苦,他们受难的时候我也得受难,这我早就有思想准备已有三十多年了,所以尽管目前经济上很困难,对我来说,哪儿会有后悔不后悔的事呢?

  私有观念历史上也起过进步作用,曾是进步思想。当然,即使在它最进步的时候也始终有消极的一面。而且常常发展成破坏性的纯属消极的思想。这使得革命成为必要。

  如秦始皇功劳极大。柳宗元已说过,公天下自秦始。但他并吞六国出于极端自私的念头,要独霸天下作为一家产业传至万万世。最好能长生不老独自享用。“四人帮”提出“法家思想中断论”我不能同意。我说法家思想是在完成历史使命后从内部溃烂的。修阿房宫、骊山墓,尤其秦二世根本不知权力是从哪儿来的,以至激起陈胜吴广起义都是合乎逻辑的结果。统一中国的朝代注定是短命朝代。历史的过程、逻辑的过程与人们的认识过程是一致的,只是现在谁也没有能力把整部人类历史演绎出来。


  现在的年轻人对于毛泽东时代和文革基本上是从很远处去观察,看到的是大概轮廓。一般来说,能够肯定那一时代的功绩,肯定毛主席的已非常不错了。暂时也不是非要了解那时的细节不可。不过除了右派的诬蔑印象还存在外,另一方面不少人把那一时代又看得过分玫瑰色。那个时代也不是什么都好。

  比如现在许多人听到老年说到那时,就好像那个时代的人似乎个个大公无私。这一观念的产生不是毫无根据。我已在其它文章里说到过上海在1958年办过的无人售货商店。90%以上货是付了款的,但毕竟还有一些人拿了货不付钱,使商店办不下去了。以至文革中批判为阶级斗争熄灭论。有人说毛泽东时代一堆桃子放在路边一个月没人拿——确实如此。直至七十年代,上海的菜市场猪肉堆放在路边过夜,没人看守也没听说被偷了的。

  但也不尽是如此。文革前我在学校食堂吃饭时,曾有一次把铅笔盒忘在那儿,一支金笔就丢了。七十年代到四川后,衣服裤子凉在外面过夜,被偷了好几起。当然和现在比,社会治安那就大大地好多了。我丝毫不会贬低那个时候,但那个时代没有那一年没有问题。我不是说毛主席不好,但正象他说的那样,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各个年份情况不一样。

  解放以后人们的精神面貌大为改变,尤其社会主义改造后,经过整风反右干部作风大大改善。——现在一说到整风似乎就为了引蛇出洞,其实不是如此。普通群众给干部提意见,大多数干部是虚心接受认真改正的。不是说没人怀恨在心,借反右报复的人是有的,文革中,我亲眼看到档案,有人给干部提了意见,干部就上报要将此人划为右派。中央明确下令在工人中不划右派,保护了一大批人,但五八年将一些坏分子送去劳教时,就有一些干部乘机把给他们提意见的人也送了去。到了四川,听一些老工人说,不知怎么,四川反右时竟然会挑动工人到农村去和农民“辩论”。这种事我在上海市从没听说过的。不知全国其他地方还会有什么怪事情。

  但是这不能掩盖整风运动的功绩。正因为干部作风大为好转,加上搞社会主义是在给自己的国家干,所以工人劳动积极性极高,可以不分昼夜地拼死拼活干那是我亲眼看到的。以至于中央专门要下达文件,要大家注意劳逸结合。这样的事是亘古未曾有的。有人说那时群众都是受强迫劳动,真是胡说。干部和工人同甘共苦,工人积极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也是得到干部们热情支持的。不象现在,说的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支持革新。实际却比干私活还要难。

  但是到了六一、六二年干部作风就大不如以前了,有些人就是做官当老爷,贪污盗窃,多吃多占,工人要搞技术革新也不象以前那么受支持了,甚至工人的热情贴在冷面孔上。不是说以前没有多吃多占贪污盗窃,办食堂时就有。食堂解散后,变着法子大吃大喝风,在大官中反比以前更烈了。那两年社会风气也不及以前了。人也自私了,犯罪的也多了,要推翻共产党的反动组织也出了不少——尽管比现在要好得多。

  如果仔细推究,也不是在六一、六二年才出现自私自利风气的,别人在忘我劳动,有的人却在搞浮夸沽名钓誉不也是自私自利吗?当然不能抓住这一点把当时的一切都否定了。

  六二年下半年,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来又是学雷锋、四清,社会风气又好多了。但根子没解决。尤其四清,原本是农民对干部中多吃多占贪污盗窃不满意,要求清查账目。结果却在许多地方搞成人人过关、人人自危,伤害了许多好人。但从公开状况看,学雷锋蔚然成风,人的精神面貌大为改变,六六、六七年到了最高峰。六八年一度偷盗、流氓出笼,但很快就打下去了。

  1971年以后,社会风气总的来说每况愈下,个人主义日益泛滥。直至毛主席逝世也未解决。如果说那时一切都好的话,那我是写不出《私有观念、阶级与私有制的兴亡》的,我于1970年到工厂时社会风气还很好,后来可以说亲眼看着私有观念是怎样地发生发展起来的。自然与现在比,那时还是好得多。

  邓小平说:“雷锋叔叔不在了。”不完全是事实也不完全是诬蔑。一方面人的确一天比一天自私了。另一方面只要中央有指示,或者发生唐山大地震这样的事,人们还是会积极地劳动,人的精神面貌还是朝气蓬勃、热气腾腾、奋发向上、大公无私的。所以唐山地震时,“四人帮”说的:“人民的子弟兵,个个都是活雷锋。”也是事实。

  又有人说:听父辈说那时女孩子出门千里父母不用操心,这在大多数时候是事实。但是1973年春节我从四川回上海探亲,在重庆半夜步行一个多小时去火车站,有人听了吓得咋舌。我还不是女孩子,但那时重庆半夜抢劫、奸淫妇女时有发生。上海没有重庆严重,也比以前差了。七四、七五年似乎要好一些,但也不如七一年以前。

  那时并非一切都好,“黄金时代”、没有矛盾。当然毛主席是没有责任的,他还承认:“我们的党不大好了。”(大意)我在1970年11月写的“考察一个领袖人物,不是看当前社会出现了什么矛盾,而是看他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矛盾与斗争是永恒的,关键在于站在哪一边。”就是这个意思。尽管当时不知道以后的社会风气不好,但那时也有那时的矛盾。解放后没有哪一年没有矛盾或者说问题。只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而已。而且矛盾是合乎逻辑地依次发展下来的。

  许多人都知道,如果毛主席还活着就不会有邓小平上台,也不会有今天。但是如果没有那些矛盾,毛主席去世后也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事。一切都是合乎逻辑地发生,该走的弯路就得走,或大或小而已。也许毛主席的去世使得几个月的弯路要走上二、三十年,但决不是说可以跳过去。或者说纯是偶然的。

  所以邓小平能在毛主席逝世后上台也不是毫无缘故的,而是那时矛盾斗争的发展结果。

  《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称六一、六二年是“热月的反动”,并认为文革后(指七十年代初)也出现了热月反动。这一说法有点道理,但两次都是部分热月,不是全面热月。第一次热月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毛主席还在,没有成功。第二次毛主席去世后,邓小平就上了台。文革对第一次热月作了全面批判,但在此以前已开始批判了。一九七六年毛主席说:“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实际是批判第二次热月的苗头。我相信如毛主席还活着,几年后又会对第二次热月进行总清算的。把毛泽东时代说得一片玫瑰色,那保守势力是最欢迎的,毛主席也不会赞成。自然反动派抓住那些问题要搞倒退,好像他们已经不再关心自己,而是为国为民操劳。

  不过现在的年轻人是不该受指责的。那时社会的矛盾,不要说现在年轻人不知道,就是当时过来人虽看到一些问题,也未必知其所依然,而且各种人由于认识和立场不同,往往夸大一些方面,缩小和抹煞一些方面。现在不能苛求年轻人,能够肯定毛泽东时代就不错了。但如老是不了解,那无论年轻人还是过来人就无法真正了解现在,从而解决眼前的问题。


  没有亲身经历过文化革命的同志,也许不会理解“四人帮”为什么会失败,甚至会被搞糊涂了,有的人对于张春桥他们抱有极大的同情心,这不能怪现代的年轻朋友,我也早就预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在这儿不得不说以上这些。下面就谈一谈我亲身参加的我们上海两次炮打张春桥的情况。希望年轻的朋友不仅仅不要同情他们,而更重要的是既然准备走上革命的路,就得准备一辈子艰苦奋斗,一辈子认真学习,不然就随时可能迷失方向,而且甚至要做好不怕迷失方向并因此为历史所淘汰的准备。总之革命是一条险路,历史是最无情的。

  毛主席说过,即使像他们那样的人,犯了错误人民群众也会骂娘的。林彪不是革命了大半生,功绩极大,最后结果却极不好。我在其它文章里曾说过我们复旦大学的代理党委书记王零的种种问题,今后还会写到更加多的问题。但是,即使在文革年代,尤其一九六九年下乡时,王零和我们在一个生产队,晚上睡在一个铺上,我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那就是王零怎么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的呢?他原是新四军的参谋。我们问他参谋是干什么的?他说“吹牛”。也就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到“参谋没长,放屁不响。”也就是说,他们给首长提些建议,首长不一定听你,但你也不必为建议不着边际负责。但就算“放屁不响”吧,建议提对了为首长采纳总是对革命的功绩,提得不对也是个参考,这也是一种功绩。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打仗并不是儿童游戏,即使在司令部也是极其危险的。现在有的人攻击毛岸英同志在志愿军司令部,说是毛主席不懂现代战争,本以为没有风险。这实在又无知又丧心病狂,自古以来司令部都是敌人重点攻击的对象。如果日本鬼子打到了新四军的司令部首先是警卫部队去顶,警卫不足就得他们这些“放屁不响”的上阵了。总之他是为革命担过风险的。以前我虽然对他不熟,但是对于为革命担过风险、出过力的总是很尊敬的,就是现在何尚不是如此?可是为什么后来会落到了这个地步?所作所为实在不能令我们恭维,我们原来非常尊敬他,可是现在竟会使得我们对他们极度失望并被我们打倒呢?

  对江青原来我的印象很好,现在也不错。但是我承认,刚打倒“四人帮”时,关于她的下流不堪的谣言我很反感,但不是认为她在政治上没有过错,或仅仅是方式上的过错。就是现在,还是觉得她是多少有错误的。

  一个起码的事实是,他们自称文革派,也公认是文革派,又掌握着文化部门。可是从文革开始经过九年,正面描写文革的电影才于七五年出了个《春苗》。就是《春苗》虽然受到攻击,实在也很不够。赤脚医生不是哪一个人发明的,电影里写到春苗和一个愿意和工农结合的年轻医生,也写到了大队书记。但是并没写到赤脚医生出现的历史背景。赤脚医生是大跃进的产物,在六一、六二年被下马了。合作医疗也是那时发明的。《春苗》也小心翼翼地只反到一个县的卫生局。实际上大跃进后对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反攻倒算得当然不是那么简单。文化革命不过重新开始推广大跃进的发明而已。现在没有了,难道也是一个县卫生局的责任?现在有人说邓小平多能干,会抓舆论,一出来就出了好多反对文革的电影,而“四人帮”却不会抓舆论。

  实际情况是文革中凡是有人写了正面肯定文革的文艺作品的全面挨整。大多被打成反革命,罪名是“写真实论”。在我们印象里文革是只准搞不准写的。当然不仅是他们干这类事,但是他们出的头。上海张春桥就是这么干的。有一部电影剧本,据张春桥说,是江青提出要批的,不知是真是假。他们如此对待自称代表的事业,最后自己也被打倒就在情理之中了。到七六年他们才想起需要拍文化革命的电影,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还没有来得及拿出来就倒台了。那些电影我一步也没看过,不然我还得看看有没有对历史篡改的。我在《冤有头,债有主……》里说的,1967年上海的《英雄的红卫兵万岁!》引起了我们一片抗议,就是他们搞的。


  当然我们在上海接触到的首先是张春桥,两次炮打张春桥我都是炮手。如要抓一百个炮手我或许不在内,如要抓两百个我肯定在内。

  七十年代末有一篇《疯狂的节日》,说我们炮打张春桥是为了反对文革,纯是胡说八道。叶永烈写的《张春桥传》把上海图书馆藏书楼里一个人,说成是炮打司令更是胡说八道。那时我根本没听说过此人,现在我把叶永烈书放下就把他的名字忘了。对“狄克”也毫无印象。也许当时我在大字报里看到过,但决不会认为是什么了不起的罪状。张春桥也没有对那个人怎么样,1975年就把他放了。而胡守钧差点杀头。真正炮打张春桥的司令和带头人是胡守钧、陈秀惠(男,自号“反复辟”)、周谷声、赵基会、邱励鸥(女),还有投机取巧的劳元一,两面派安文江。全是我们复旦的。还有一个中学女生,个子小,年龄也小,还要吃手指,叫侯美度,文革名“红鸥”。可叶永烈对这些人居然一个不提,把我们连名字也没听说过的人硬拉出来说是我们的司令。何况此人手法也不光明,自己躲在幕后,把学生诱向第一线。不管炮打张春桥是功是过,他都不过是个黑手。

  当时我们炮打张春桥有没有错误?答案是肯定的,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反“四人帮”的英雄。1968年四·一二炮打失败后,张春桥亲信徐景贤(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徐老三)到复旦在工会礼堂召开了一百余人的座谈会。我也在内。不知谁先提出:“我们炮打张春桥错了,错就错在毛主席没挥手,我们就前进。”赢得了满堂喝彩,我们已把个人命运完全置之度外了。气得徐景贤站了起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听不懂这话。其意思是:张春桥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就是走资派,(凭心而说,他本人生活上并不奢侈,我们也从未这样说他。)但打倒他的时间还未到来,干扰了毛主席战略部署。后来我一直就是这样认为。

  那么我们反对张春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第一次1967年 1月,不但不是什么反对文化革命,而是认为张春桥跟上海的陈丕显、曹狄秋、杨西光是一伙的,说他是上海旧市委的地下班子。当然这是非常可笑的,但不是毫无原因。

  张春桥是中央文革成员,原来我们是非常尊敬他的。可在一月,他很快就显示出不是依靠大多数群众、大多数工人,对造反派实际是排斥打击的。依靠的是旧官吏,而这些旧官吏对群众造反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上海市委有三个写作班子,是张春桥直接领导的。其负责人有徐景贤、郭仁杰、朱永嘉。只有郭是造反派。徐在造反前一夜还在为陈丕显起草假检讨。朱永嘉在我校历史系镇压造反派很厉害。但陈、曹为了整张春桥,想从他们那儿打开缺口,找到整张的材料,尽管他们保他们,还是让保守派整他们。1966年11月28日,我校保守派拖着朱永嘉经过复旦食堂时,被我们拦住了。我们虽然不知道他们整朱永嘉是为了整张春桥,但感到蹊跷。当时复旦党委已经摇摇欲坠,我们怀疑又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所以尽管朱永嘉整过我们,我们还是去保他。就在食堂里开了辩论会。朱永嘉说出真情,他们整他是为了炮打中央文革,打张春桥,并当场宣布造反——那时他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了。受到了我们欢迎。五天后复旦党委就被我们搞得威信扫地宣布罢官了。

  徐景贤也是那时宣布造反的,自然张春桥对他们交了底。我们了解他们的底细。可是一月夺权时张春桥把几乎所有的权力都交给了他们,而排斥造反派。先是用专政工具整跨了一些小造反组织。最先由胡守钧、陈秀惠提出徐、朱等人造反是假的,是上海旧市委的地下班子,张春桥是“陶铸、王任重那样的两面派”。


  现在不能不介绍上海学生造反派情况。北京有五大领袖分属五所高校。上海大学生三大组织,第一把手与大多数骨干全是复旦的。张春桥称复旦是“藏龙卧虎之地”。

  复旦造反派原只是一派,六六年八月称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八·一八”,后主席不同意称“主义”去了前五个字。九月份的白色恐怖中,劳元一等人被吓破了胆,搞右倾投降,在造反派内制造分裂打击同志,用见不得人的手段篡权,准备把造反派引到受招安的道路上去。其他造反派头面人物没对他们做有效斗争,使他们得了逞,并于1966年10月12日成立了红革会。被排斥的人组成了一个红三司、一个东方红公社。这三个组织又到上海串联成立了全市性的学生组织,并各自吸收了中学生。东方红公社在上海的组织称为炮打司令部联合总部,简称炮司,最先开展了工学运动,协助成立工总司。

  局势发展很快,中央下达指示要对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反,所以劳元一等人的面目大多数人一开始不知道,红革会就成了人数最多的组织。我是复旦最早的造反派,但一贯自称拿冲锋枪不拿指挥刀,对造反派上层不大关心,就糊里糊涂地成了红革会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红卫兵八·一八要改名为红革会。当我知道真相后,就骂劳元一是叛徒,分裂主义。并检查自己没有野心原是不错的,但像这样大的事都不知道就不应该了。如果九月我知道真相,就会跟他们的投降分裂作斗争,极力阻止他们叛卖、分裂、篡权。所以我认为复旦造反派分裂不但所有的头头都有责任,我作为最早的造反派也没尽到责。我知道真相后,就一直认为自己首先是红卫兵八·一八,而不是哪一派。

  其实劳元一的投降主义我在九月不是一点不知道。他们写了一篇大字报,公开指责不愿投降的同志。把造反派内部的争论暴露于外。实际上是以此作为投降的见面礼。我看了很不满意,准备写文章批驳。但是我正在写一篇批判九月二十八日一次大围攻的文章,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也不是劳元一才当投降派,我不知道他比任何投降派情节更严重,不知道他还有篡权行为,不像别人仅是自己投降,而是篡权后准备带着全部造反派去受招安。因此竟对此事漫不经心,准备在写了批九·二八后再说。因为九·二八也是极严重的事,是那时白色恐怖到了极点的标志。

  ——这次围攻我自始至终亲身经历。围攻的具体对象是邱励鸥。当时复旦保守派铺天盖地地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内容在现在年轻人中看了大概会以为是天方夜谈。举其要者如下:“火速成立校文革,立即转入斗、批、改”(校文革是十六条里肯定的学校文化革命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简称。)“文化革命的阻力来自造反派”“造反派反对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罪责难逃”“造反派反对斗牛鬼蛇神罪责难逃”“造反派反对扫四旧罪责难逃”“斗牛鬼蛇神不是请客吃饭,对造反派不能温良恭谦让”……我才看过了“对造反派不能温良恭谦让”付诸一笑,接着到十几米外看其他大字报去了,也是围攻我们的。

  正在这时,听到有个女生在说:“好好笑哟,居然把我们和牛鬼蛇神并列,说什么对造反派不能温良恭谦让。”后来知道她就是邱励鸥。就在这时保守派围了上来,开始了对她的围攻。很快,围攻者越聚越多,连同围观者达到了一千多人,我都被挤到外面去了。邱励鸥的父亲是个工厂的工程师,不知是厂里本来就要整她父亲,还是按照惯例我校的保守组织去厂里通了气,她父亲被打成了反动技术权威。直至六七年一月大平反中才平反(后来她又受张春桥打击,父亲自然又跑不脱了)。保守组织就说她是“黑小女”,抱着阶级仇恨在学校里反党。最后得出结论:“就是应该把造反派和牛鬼蛇神并列,就是应该对造反派不能温良恭谦让。”

  最令人痛心的不是这些保守派,而是造反派里有人居然出来“感谢帮我们揪出了我们中间的败类”。这些人有的是投降派,有的则自认为出身好,别人抓不着把柄,受了血统论的影响。所以当邱励鸥说话时,我们支持她的掌声相当冷落。当我鼓掌时,看到旁边有一人也鼓掌,就互相感到极大的鼓励。那时我还并没看清邱励鸥,我是在1967年才正式认识她的。以前只听到过她的声音,看到过她的侧影。邱励鸥也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受诬陷的,一度宣布和父亲断绝父女关系。——这话不是可以说说而已的,是要在经济上不再接受父亲供养的,一度她就靠战友接济过日子。父亲平反后才恢复关系。她与她父亲也不知是谁最大地伤害了谁?但保守派并不因此放松对她的攻击。

  九·二八后劳元一就加紧了篡权、分裂、投降活动。但是分裂的细节我不清楚。1983年我探亲回复旦,问胡守钧,胡守钧的回答不能使我满意。他说“红革会不要我们,红三司也不要我们。”我认为本来“红卫兵八·一八”是属于全部造反派的,不是他劳元一一伙的,说他们不要自己,实际上是放弃了斗争承认他们篡权。对这件事我经常在做自我批评,可他们却拱手把造反派的领导大权让给了他们。红三司也是受劳元一等人排斥的,肯定也没作斗争,而且又排斥另一些同志。这样的分裂我是不能接受的。

  劳元一能篡权还有两笔政治资本。其一是他作为复旦造反派红卫兵的代表去北京告状,在周总理安排下,于1966.8.18.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登上天安门城楼,毛主席走过来和他们亲切握手。但是毛主席是和各地进京告状的红卫兵代表握手,不是和他一个人握手。他是作为我们的代表去的,连经费都是募捐的,怎么能作为他个人的政治资本?我们完全可以派另外代表去,难道就是另外个人的资本了?第二,他会成为代表是因为有另一个政治资本,而这说起来实在是见不得人的事。八月上旬,他们不知从那儿得到消息,中央肯定了“文化革命委员会”。他们就作为自己的发明贴出了大字报《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在复旦受到了愚蠢的保守派的大围攻。他们有恃无恐,一再“坚持”。如果捉弄一下保守派倒未尚不可,但事后应该说明真相,可他们居然作为自己的发明创造!中央正式文件下来后,他们就胜利了,名声大振了,这是赤裸裸的剽窃行为。其实他们在造反派内造成了思想大混乱,复旦当时完全没有产生这一口号的条件,也因为他们并不真正懂得,所以又机会主义地提出“党委作参谋”。保守派非常正确地指出,这一口号“要害是权”,他们又慌慌张张地声明并不是要夺权。当时复旦造反派绝大多数人还并不要打倒党委,而是认为党委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要帮党委改正。可当保守派质问他们是不是认为党委烂了时,他们又急急忙忙地声明“我们认为党委是正确的”真不知他们要干什么。但他们的“坚决态度”在造反派中赢得了很大的声誉。

  劳元一他们的篡权欲望也不是九月才表现出来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他们打电话到上海,我们就到上海各高校报喜。直至第二天早晨,我们累了一天一夜去睡觉了。等我们醒来,才发现昨天白天还在攻击红卫兵是反动组织的保守派已经一下子成了正统的红卫兵,而且得到了上海市委的承认,引起了我们的愤怒。因为我们不但从红卫兵一出来就肯定这一组织,也早就在筹建红卫兵了,自然不像保守派早就有组织可以一夜拉出队伍。我们的联合需要时间,我们最先是全校出现了不少战斗组,后来是联合战斗组,最先是十五个战斗组联合,我们在内,不久发展到二十五个,后来越来越多就准备成立红卫兵。劳元一他们也是最早的战斗组之一,他们的名字就叫做“红卫兵战斗组”。在反对保守派的所谓“正统的红卫兵”时,我们以我们最先肯定红卫兵并在筹建红卫兵为根据,当然劳元一他们是我们派去北京的并受毛主席接见也是理由。可是劳元一他们却说,只有他们的“红卫兵小组”才是红卫兵,现在是扩大组织的问题,这受到了其他造反派的反对。从这件事可以看到他们这时已经在准备篡权了。八月二十日,我们宣布我们的红卫兵成立,为了与保守派区别,称之为“红卫兵(造反派)”在我的印象里这是最先见到的造反派这一称呼。不知其他地方是不是已先我们提出,或者我们这样称呼是受了其他地方启发?不然的话,由于以上原因造反派的称呼最先出于复旦八月二十日。不久北京的红卫兵南下,全国的造反派红卫兵要求有统一的名字。八月二十四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传到我们学校时,我们宣布改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八·一八”。再后来就是毛主席不同意称主义,成了“红卫兵八·一八”。

  后来劳元一等又多次暴露出机会主义面目。《解放日报》事件我们称他:“先是冒险主义,后是逃跑主义。”那是因为他的投降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反对,为了表现“坚决”,这样大的事不和任何同志商量,就派人进驻《解放日报》。当受到数以万计的保守派围攻后,他又吓倒了,要草率收兵,一溜了之。我不是第一批进入《解放日报》的。我进入时已被包围了,接着大围攻就开始了。后来耿金章的工总司二兵团来,局面完全扭转了。就是那个时候开始,上海的工人运动超过了学生运动,正式成了主力军。


  造反派胜利后,劳元一日子更不好过。尤其是红三司的安文江,当初劳元一叛卖时不和他斗争,此时造反派胜利了,却对“红革会”挑起了内战。我们对劳元一一贯极不满意早就想清算,所以在红革会内部贴出大字报反对劳元一他们。现在看来不是时候,安文江的内战是为了与劳元一争夺胜利果实,我们主观上是反对劳元一叛卖,客观上帮了安文江争权夺利。劳元一看到胡守钧、陈秀惠在反张,就想在反张中把名声捞回来,由于红革会人数最多,所以许多人就只知道红革会反张了。

  劳元一的做法也不对,既然曾经承认徐景贤、朱永嘉等为造反派,那就是造反派内部矛盾,斗争要有方式方法。他为表现“坚决”,派人把徐景贤、郭仁杰、朱永嘉抓起来。张春桥也辣手,他知道矛头是指向他的,竟派军队来镇压。以前陈丕显、曹狄秋也从没做过,当然他们也没这个资格。矛盾就一下子激化了,把全部的学生造反派都激怒了。安文江则先做出拥护张春桥的样子,看到群情激愤就出来说:“以前我是两面派,现在我要做一面派了。”这种做法也不光明。给张春桥开列的罪状中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也不是没有。但主要原因就是排斥广大群众、排斥造反派、只重用市委旧机关人员。

  说到捕风捉影,最可笑的是炮打张春桥竟然拿蔡祖泉同志开刀。蔡祖泉同志是个工人出身的电光源专家,为国家勤勤恳恳,打破迷信解放思想,研究出了许多电光源,填补了科技上的空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可以说是大跃进时涌现出来的无数英雄人物之一。我们都很尊敬他,称他为“老蔡”。不过如要说谁最先贴蔡祖泉同志大字报那就得数我了。1966年12月上旬,我写了一张《狠狠触及老蔡灵魂》的大字报。对他提出了批评。但是任何人只要不带偏心就会得出结论,我的话虽然尖锐(那时我们说的话都是尖锐的)却不是要打倒蔡祖泉同志,而是要他好。最后我提出无论是他还是我们都必须“一切从零开始”,不要把过去的功绩作为包袱背上,而要为人民继续作贡献(那时我们刚胜利,被认作文化革命的功臣)。可是我在1967年 1月有一次从海港回来,看到陈秀惠和胡守钧在炮打蔡祖泉。而蔡祖泉同志大概并没有真正放下包袱,贴出大字报“欢迎火烧、欢迎炮打、欢迎打倒”,实际上是十分沮丧。我就感到不可思议了,我去问陈秀惠为什么要整蔡祖泉,他给我的回答神秘兮兮的,我也不知所以然,后来才知道是想从老蔡入手,炮打张春桥。因为老蔡作为上海四个标兵之一,张春桥是参与树立的。当然这我一直不能同意是罪状。可后来炮打张春桥失败后,又有人把老蔡捧到九霄云外去了,这对他也不好。所以后来我把《狠狠触及老蔡灵魂》又抄了一遍再次贴了出来。荒唐可笑的是,有人居然给我加了一条罪状——最早炮打蔡祖泉同志——唉!我也不知该怎样说这些人!

  现在有人说,炮打张春桥的原因主要是夺权,红革会等曾经去夺权,张春桥反对。据说徐景贤就是这样说的。——这话是不正确的。应该指出,不论是红革会还是其他组织,单独去夺权都是错误的。上海不是哪一个组织的。红革会的所谓夺权,也正是劳元一的机会主义表现。他要表现自己“坚决”,甚至也有野心在内。一个群众组织充其量只能去封存印信,在建立起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成立包容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临时权力机构后,把印信交给该机构。也许劳元一等会以自己夺权受到张春桥反对而不满。但是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这样认为。尤其红三司、炮司,怎么会同意红革会一个组织去夺权?夺权没有上海的工人参加更不对。问一下胡守钧、陈秀惠,安文江,他们什么时候承认过劳元一的夺权?又怎么会以此作为炮打张春桥的原因?炮打张春桥是大多数红卫兵的意愿,但是没有几个人会认真对待劳元一的夺权。——事实上我历来认为张春桥不承认红革会夺权是正确的,红卫兵和工人中大多数也会这样认为。就是劳元一也没有把张春桥反对他夺权作为炮打的罪名(在复旦的炮打大会上,他没有这样说)。当然上海也不能光由张春桥的亲信徐景贤等的“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夺权。

  补充一点。当时有个说法,我虽然没到上海市委机关去调查过,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相信这个说法——那时不少人都在说。那就是“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最先并不是徐景贤他们成立的,另外人早就在上海市委机关造反了,并受到领导压制,徐景贤他们参与了这一保守行动。但在徐景贤他们造反后,就篡夺了“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一切权力,最先造反的反被他们打下去了。

  这次炮打张春桥由于所谓的“中央文革特急电报”而流产。

  直到最近,我才知道“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也是张春桥伪造的。这在以前我一直不知道。张春桥骗了我三十七年一个月又二十八天。在六十年代,我对“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从未怀疑和反对过。到七十年代进入工厂后才认为偏袒张春桥,但又认为当时中央正处于斗争最激烈时期,当然不会允许我们搞垮张春桥,偏听偏信不对,但态度过分严厉,也是可以理解的。不久前我还在这么说。实在没有想到连这都是假的。但仔细想也不奇怪了,张春桥连毛主席指示都敢大胆伪造,何况中央文革电报了。下面马上说到。

  这以后张春桥对上海红卫兵进行了全面围剿,刚开始我们只是检查自己错误,想得通想不通都认为自己错了,也不知是怎么陷入了错误之中。

  可张春桥还在同济大学扶植起一个陈敢峰,一般都说他是保守派,并称他陈看风。他是靠把同济大学造反派头头打下去篡权的。罪名是为前同济大学党委书记王涛翻案,王是在文革开始时被杨西光抛出来的,那个头头要解放他。(本来解放干部是应该的,解放错了也不该打倒。)就被陈敢峰说成是保走资派,把他打下去了。张春桥竟把他作为上海红卫兵的代表,还出国到过朝鲜。后来陈看风看错了风,上了林彪贼船。

  张春桥一贯提拔重用陈看风,在他上了林彪贼船后,还保了他。不知他现在下落如何?倒也真想念他呢!也许他过得很舒服。不知张春桥如此器重他,倒霉后他又如何对待张春桥的。是不是这次又看准了风反戈一击了?

  张春桥派郭仁杰到复旦来,郭秉承张的意旨,把复旦的红卫兵头头和骨干全部整了下去。拼凑了一个“新复旦”师,姚文元起的名字,由谁也不知道的夏三弟当师长。名义上是红卫兵大联合的组织,实际上是政权组织。我们对中央文革当然是拥护的,加上张春桥又伪造了一个毛主席语录,称之为“毛主席三点指示”,说要算四笔帐,第一个就是反他的帐。我们根本就没想到张春桥连毛主席的指示也敢伪造,对此想得通想不通都无异议。

  我没有想到,最近我看到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大红卫兵团,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一九六七年三月编印的毛主席著作中,会把张春桥夹的私货也收在里面,但与我的记忆不完全一样,我有记错的地方,但有的可能是编印的传抄件有问题,另外印刷也有问题。现全文照录如下:


毛主席最新指示

(张春桥同志在上海群众大会上传达)

  二月十二日——十八日,毛主席请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到北京,在一个星期中,毛主席接见了三次。张、姚还没有到机场,毛主席就问他们来了没有,机场的同志说,马上就到,主席在门口等着他们,他们一到,主席就问(北上返沪)一、二、三兵团怎样?他们上这里告你们的状。

一、三结合问题

  主席讲:夺权一定要三结合。福建的问题不大,贵州的问题也不大,内蒙的问题不大,乱就乱一点。现在山西53%是革命群众,27%是部队,20%是机关干部。上海应该向他们学习。一月革命胜利了,二、三、四月更关键更重要。
  毛主席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上海市人委机关向总理勒令要把所有的部长都取消。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这是谁搞的?现在都不愿叫××部长,叫勤务员,服务员。其实这是形式,实际上总是要有长的,要看内容。主席说:湖南有一个口号:“现在的无产阶级专政都要改变。”这是反动口号。

二、关于上海人民公社

  毛主席说: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如果全国都成立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改的话,就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人家承认吗?苏联就可能不承认你,英、法倒可能承认。改了以后驻各国大使怎么办?等等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现在许多地方都向中央申请成立人民公社,中央有公文,除上海人民公社外,其他地方都不准搞人民公社。主席建议:上海还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员会,或者还是改成市委或市人委。主席说:公社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手软了一些,有人向我告状,公安局抓人前门进后门出。
  主席说:学校的权力机构可为文化革命委员会或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三:关于中央文革紧急指示(曹注:指所谓的《中央文革特急电报》)

  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有造反的气派。最后一点说: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只有半边引号,原文如此——曹注)这一次炮轰张春桥大会开的话,一定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抓人。

四:有几笔账以后还要算

  ⒈市人委机关向总理勒令。
  ⒉红革会问题。
  ⒊街革会反对电台军管。
  ⒋龙华机场反对军管。



  ⑴现在用得很多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这段语录是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讲的,(原文如此,毛主席不是在四二年说的,是在年轻时说的,肯定印刷错误——曹注)自己也记不住了,以后不要用了。
  ⑵以后不要提“打倒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还是提“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⑶主席问:“同济大学的学生是否还在车站,码头?”张春桥同志答:“还在。”主席又问:“你们来的时候是否还在?”张答:“还在。”主席说:“那很好。以前学生和工人结合,没真正的结合,现在才是真正的结合了。”
  ⑷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是反马列主义的。现在我们的斗争方法要高明一些,不要老是“砸烂狗头!”“打倒×××”,我看大学生应该更好研究一下,选几段,写文章批判。
  ⑸文艺界也要回原单位进行文化革命。
  ⑹文汇报搞得很好,很同意他们斗争黑帮干部的观点,我支持他们。张春桥同志说:“文汇报压力很大。”毛主席说:“要支持他们。”


  在我的记忆里,当时称之为“毛主席三点指示”这绝对不会错,而这儿有了五条。我怀疑是把两次传达混淆在一起了。

  毛主席关于上海人民公社的意见也在里面。在我记忆里是另外传达的,似乎确是群众大会上亲耳听的张春桥的广播讲话——不知记错没有。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毛主席关于上海人民公社的意见完全是以商量性的口吻说的,没有任何强制性。因此我称之为意见而不是指示。也确实不是指示。毛主席非常尊重群众,非常民主。尽管他在人民群众中威望非常高,深受人民群众爱戴,但是他说话做事都是有分寸的。有的话是指示,有的话就不是指示。尤其在像上海人民公社这样的大问题上,毕竟毛主席仅是人民的领袖,不是君主,上海不是他私人的,因此究竟叫什么名字不是他说了就算的。尽管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我相信,如果上海人民坚持要叫人民公社,他还是会尊重人民的意见。类似的事情还有王洪文第一次到北京与毛主席相见,大家如果去翻一下报纸的话就可以发现,和大多数时候不一样,不是毛主席坐正面,而是王洪文坐正面,毛主席坐侧面。因为毛主席那次是把王洪文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代表来对待的。这使上海人民感到非常荣耀和感动,一时成为人们的话题。当然,九大以后,毛主席选举为主席,王洪文只是中央委员,那和毛主席就是上下级关系了,他就不能坐正面了。不像有些人,论威望根本没资格和毛主席比。却一付高踞于人民群众头上的架子,完全像个封建帝王,只会对人民群众指手画脚,一切都得听他们的,丝毫不知道尊重人民群众,他们只会运动群众。可群众偏偏不听他们的。而毛主席的话却是广大群众最愿意听的,所以最后上海人民公社自然地改成了上海市革会。所以在这儿把毛主席这一意见称之为“最新指示”是错误的。——换一个人,声色俱厉地教训群众取消上海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听他的?

  湖南有一个口号:“现在的无产阶级专政都要改变。”这是反动口号。——与我的记忆不同。我记忆中是“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不对,说部分改善可以。”

  而当时“毛主席三点指示”绝对不是群众大会上传达的,传达的范围极小。我校只有很少一些人亲耳听张春桥说,绝大多数人都是他们传达的。我现在只记住了两点,那就是第三点和第四点。所谓“中央文革特急电报”写得很好,有造反的气派。如召开这次炮打张春桥大会就一定要抓人。还有算四笔账。由于年代久远我只记住三笔,并一度把算四笔账与三点指示混淆说成算三笔账了。由于我们听的是传达,不是原文,所以记忆中如下:第一:红革会炮打张春桥的账一定要算。即这儿说的红革会问题,不是放在第二位。第二:“带长字号的靠边站”,大概就是“市人委机关向总理勒令”吧!第三:红卫军冲击电台。“街革会”肯定是印错了,没有这样的组织。第四点没记住。可能就是“龙华机场反对军管”。另一点“指示”是什么我至今记不起了。

  在这儿张春桥还有其他造谣,显然是为他的政治需要服务的。

  比如说张、姚还没有到机场,毛主席就问他们来了没有,机场的同志说,马上就到,主席在门口等着他们……,还有说毛主席“请”他们,就算毛主席真的这样对待他们,他也不能这样自吹——这在那个时候我没注意到,现在看到了就觉得很不顺眼。

  又如现在再来看所谓“主席问:‘同济大学的学生是否还在车站,码头?’”也肯定是谎言。当时和工人一起革命、一起劳动的岂止同济,毛主席不会只提一个学校,如真的要数学校也得首先数我们复旦。我就在码头和工厂,那时我还不知道,红鸥在海港的指挥部里。一打三反时居然把这算做她的篡权活动,说上海海港九个区,她篡夺了八个区的权。我有一个数学系的同学,中学跟我同校,但比我高一年级,那时在车站。他跟我说:“车站的调度员都是保守派,都离岗走了,现在都是由工人和红卫兵在搞调度,发出的车比以前还多得多。调度工作说得神秘,其实没什么稀奇。”毛主席可能问到上海的学生是否在车站、码头。决不至于光问同济。张春桥要树立他的陈看风就篡改成问同济。“带长字号的靠边站”固然不妥,但不能因此打倒整个市人委机关。多半是市人委机关不像徐景贤那样是张春桥亲信,张要排斥异己。

  还有一些问题下面再谈。


  既然毛主席说要算炮打张春桥这笔账,那大家自然就得接受清算。称之为“反逆流”,成了上海运动的方向,红卫兵各派都打下去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批斗“炮司”的头头了。那倒不是我后来跟他们关系特别密切。而是我第一次看到红鸥。主席台上宣布“将炮打张春桥同志的混蛋头头揪出来示众”,那边站出来一个又高又瘦的男青年,比我大一岁,就是周谷声,我们系比我高一个年级。另一边却走出一个小女孩,又矮又小,还在吃手指,据说文革开始时才十四周岁,看起来似乎最多才十一二岁。后来有人说她是有意装小吃手指给大家看的。但不管如何,台下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片感叹声,都在说“炮司的头头怎么这么小?”对于这么小的人都拉出来批斗,不少人都觉得不忍。又对于这么小就成了炮司的头头,大家还感到不简单。

  复旦一时死气沉沉。渐渐地有人对这种情况不满了,开始向郭提意见。对伪造的语录大家凭自己想象来解释。我们的解释是,当时那么多干部犯错误,毛主席都说要团结,账要算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上,红卫兵犯错误自然也应照样办理。我们还并没有否定“反逆流”。我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我们老造反要讲话》,另有人以我们的名义贴了一张《让头头们出来亮相》得到了我的认可。那时不是要干部们出来亮相吗?1967.4.10.报上出现《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文章后,更觉得中央不会如此对待我们。因郭坚持己见,还加强了对我们的压制,所以我们又发展到了反郭,但并不是要把他打倒。后来我们成立了一个八·二五串联会。红革会、红三司、东方红(炮司)三派人都有,以东方红最激烈,全都参加了,其负责人胡守钧成了八·二五的头头。不过即使在胡守钧提出“大方向错了”后,我们还只是认为“反逆流”本身是必须的,只是反错了方向。

  郭仁杰搞不下去了,就改变策略,把红革会头头赵基会等拉出来,这些人全靠我们才得以解放,此时却靠打击我们取悦于郭仁杰,在“新复旦”中取得了一定地位。红三司头头既打击我们取悦于郭,又对郭没让他们上台不满,没有得到郭的理会。由于郭打一派、拉一派,我们在学校里基本上仍处于受压状态。

  另一方面,郭毕竟原是造反派,在上海市革会里对徐景贤等不满。究竟什么矛盾我不清楚,但有人称他是“上海的八·二五”。不知是否恰切?

  一个最最明显的事实是,六七年六月,山东出了个文件,人民日报登了,受到了中央的肯定。内容大致是各级领导和群众组织头头都不要出头露面,宣扬自己,还有要艰苦朴素等。而徐景贤却正是最最喜欢张扬自己的。而且恰恰就在上海报纸发表山东这一文件时还刊登了徐景贤招摇过市的照片。郭仁杰写了一篇文章《未低头》反对,后来竟然被说成是什么“炮打市革会的大毒草”,他徐景贤就代表市革会?!批评他就是炮打市革会?!

  我们是怎样给徐景贤起上徐老三这个绰号的?第一次炮打张春桥失败后,上海到处贴着“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像这样吹吹拍拍的大标语不是贴了一时,而是延续了好长时间。开始还不怎样,越到后来大家越是反感。大概四月份徐景贤整工总司(这下面说到)以后,我们对张春桥还没怎样,对徐景贤实在反感到了极底。他的底细大家都知道。张春桥是中央文革的,姚文元也是,他真的算什么?于是很自然有人贴出大字报《徐景贤算老几?》。也不知是谁,在旁边用钢笔批了一句,“算老三”,他不是总是排在第三吗?这一下,“徐老三”就叫开了。六七年秋天,我们连张春桥也不再恭敬后,更是都不再叫他名字了,就叫老三。那时有人反对周总理受到了中央文革江青等人的严厉痛斥,张春桥居然在上海以同样的口吻痛斥我们叫徐老三。徐老三居然可以和周总理比?这自然不会增加我们对张春桥的尊敬,徐老三照喊不误。

  由于在一开始我们还并没有彻底否定“反逆流”,复旦群众一般也不会赞成这样做,因为这实际上是反对张春桥,我们都还没有这样的要求。充其量六七年夏天一度大家认为他气量狭小,蒯大富反康生给他列的罪名,我们看了觉得毫无道理。但康生说:“上帝都允许年轻人犯错误,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还不如上帝吗?”——在所谓的毛主席指示揭穿前,我们对张春桥的最大看法都不过如此。由于郭仁杰改变策略拉一派打一派,也由于有不少人认为郭仁杰是上海的八·二五,对他抱有幻想,反郭后来也就反不下去了。先是红革会的赵基会他们被郭利用,出来跟我们“辩论”时,我们自以为真理在手总是赢的没做任何准备,辩论会被他们转移方向引到纠缠派别矛盾上去了。我们输了。事后我总结经验,我们根本就不该和他们辩论,只能和郭仁杰辩论。因为他们靠出卖我们来讨好郭仁杰好做官,行为卑劣,根本就没有和我们辩论的资格。在红革会中,我原来对赵基会印象比较好,至此完全破灭。接下去就是原红三司头头搞的所谓八·一八串联会和郭仁杰他们较量了,由于他们仅仅是想做官,又以打击我们来讨好郭仁杰,自然得不到什么结果。

  我和我的亲密战友z两人在八·二五里提出八·一八串联会是最危险的思潮,应该批判这一思潮。胡守钧对八·一八串联会不满意,但觉得此事很难办不表态。而八·二五串联会中许多原来红三司的人坚决地反对我们的主张。争论中甚至说我们才是最危险的思潮,当然这是气话。这样对八·一八串联会的批判就未能开展。我和z两人也没有单独地对八·一八串联会进行批判。但最荒唐的是,在八·一八串联会遇到困难混不下去时,八·二五放弃原则和他们联合了。这一联合原是他们提出的,因为没和他们做任何斗争,实际上八·二五被他们并吞了。合并会上只有我和z出来对他们进行了批判,也是软弱无力的,因为最终我们没有宣布不承认这一合并,实际上也参加了。后来我读了《哥达纲领批判》,把那次合并称之为复旦的《哥达纲领》,并对自己未能像马克思那样,作坚决斗争和批判进行了自我批判。不久武汉事件爆发,我就去武汉了,胡守钧带的队。上海的红卫兵被镇压成了既成事实。

  在《冤有头,债有主。从三十七年前一份道歉书看真实的文革》里我说到的,在红卫兵造反派里引起了一片抗议声的《英雄的红卫兵万岁》就是徐景贤他们搞的。它把红卫兵史写成了扫四旧史与串联史。除此以外,徐景贤还篡改历史为自己脸上贴金,把他在六六年十一月底被迫造反,又是在张春桥交底后造反,说成在六六年八月份就起来造反了。这自然也引起了我们一片抗议声。——这已是后来的事了。


  不单学生,张春桥把上海的造反派几乎都打下去了。包括工人造反派。但他知道工总司在上海威望很高,得到二百万工人阶级的拥护动不得,于是就改造。

  现在描写文革的文章全是造谣。据说工总司成立时大家都想当第一把手就比谁的人多,王洪文说:“我有两千人!”于是当了第一把手。其实也不过几十人。——这完全是胡说!起码的事实是:王洪文一开始根本不是第一把手。第一把手是潘国平。北京红卫兵南下,上海市委组织机关干部和工人去围攻,结果走向了反面。潘国平就是奉令去围攻的,但到了现场反而使他对这种做法不满,站到了红卫兵一边。回到厂里发表他自己的观点受到了打击。他就于九月上北京告状,他说他不要工资了。我一个中学同学在北京遇到了他,他对我说了这件事。

  工总司成立时发生安亭事件,张春桥签了五条,工总司总部潘国平、王洪文等都满意了。但不少工人不满意,他们弃他们而回上海了。不满者决定北上,自己组成了三个兵团,其中二兵团负责人为耿金章。张春桥不得已,只好找到他们又签了五条,他们回来了。自此以后张春桥就对他们怀恨在心,说是被逼签的,后来整耿金章时作为他的罪状。而按造反派的说法,这些人,尤其二兵团造反劲头足。《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昆山事件都主要是二兵团干的,所以极受人尊敬。许多单位工人造反派组织成立后都加入了二兵团,不受总部统辖。二兵团急剧地膨胀起来了。工总司发展到八十万人时,总部仅二十万人,二兵团倒有六十万。所以二兵团决不是工总司的下属组织,实际上工总司出了两个头。原来除了造反劲头大点小点外,也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

  康平路就在我家不很远处。我说过,我们这儿称之为“上只角”,解放前都是达官贵人居住处。解放后也是市委干部居住处。张春桥、陈丕显、曹狄秋都住在这一带。如不是文化革命我们也不会知道。陈丕显、曹狄秋想知道毛主席给张春桥交了什么底,就由保守组织“工人赤卫队”出面,借口要求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目的是抄张春桥的家。(这就是徐老三所谓的“赤卫队最先要打倒上海市委”)陈丕显、曹狄秋立即出来表态,说他们是革命组织。张春桥不在家,他们就到张春桥家里抄了家。耿金章他们听说了,立即赶到康平路,在张春桥家里和“赤卫队”迎头相碰了。他们质问为什么要抄张春桥的家,“赤卫队”抵赖。张春桥的女儿是保守派,就出来“证实”他们没抄张春桥的家,这使得造反派大为恼火——后来也就成了炮打张春桥的一大罪状。这次事件,二兵团出动了二十万人,“赤卫队”六十万。但“赤卫队”大多数人是拉壮丁来的没有斗志。说拉壮丁就是叫你参加,你怕得罪领导不敢不参加。号称八十万人实际多少不知道。有的人并没提出参加也毫无理由地列入了花名册。如六七年一月,铁路瘫痪时,把第一辆火车开出上海的司机据说也是“赤卫队”的。但他原在出差并不知道。回上海时正是一月,他听说后立即表态说不参加“赤卫队”,并服从工总司要求把第一列火车开出了上海。后来很快就参加了工总司。而造反派都是自愿参加的,斗志旺盛,尤其二兵团。先是双方辩论,大多数“赤卫队员”只听不说。加上毕竟抄张春桥家输了理。工总司造反队员把他们包围起来,不让他们出去。后来拿来了一些箩筐,说“受蒙蔽无罪”,要他们把“赤卫队”袖章摘下丢入,才放他们出去。大多数人自己摘掉袖章出去了。从此再也不参加“赤卫队”活动。真正的“赤卫队”员,实际只有二十万,大多数是工厂的机关干部或快要提干入党的人,产业工人不多。看到形势不妙,这些人的大多数也自己摘下袖章出去了。但后来仍然参加“赤卫队”活动。还在上海贴出大标语,“袖章被抢,红心不变”,引起了我们的一片嗤笑。据说最后剩下几千人拒绝摘袖章,确是被强行摘掉的。——就这样,二十万一夜之间就打败了六十万。从此“赤卫队”一蹶不振。只剩下那二十万作了最后的一搏,就是搞“停水、停电、停交通”和昆山事件。

  由于张春桥女儿的不光彩表现,“赤卫队”一直抵赖他们抄了张春桥的家,张春桥看到造反派很不满意,六七年一月,就由他老婆文静出来表态,说:“赤卫队即使没抄张春桥的家,大方向也是错误的。”这一表态显然是张春桥的主张,并且经过认真斟酌的。这儿既没有明确地说“赤卫队”抄没抄张春桥的家,又安抚了造反派。不知张春桥是为了保他女儿还是出于什么目的。文静是叛徒,后来我们都知道。但不是炮打张春桥的主要原因。不是没提,但一直很少提。在八十年代初的审判中,漏洞不少。首先张春桥并不在上海,康平路事件与他无关。另外,康平路是极冷僻的地段,“赤卫队”是如何去的没有个交待,难道是造反派硬把他们拖去的?他们自己去的话又是为了什么去的?为什么他们六十万人会斗不赢二十万,顷刻瓦解?这些都没头没脑的。最近网上看到,有人说康平路事件“赤卫队”只有三万人,我不知道最初造出这种说法的人,究竟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尽管“赤卫队”在上海职工中从来都不是多数派,但是历来保守组织都是自称人多势众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这对他们的确是个难题,如说少了岂不表明他们并非人多势众,并非受大多数人拥护?照实说,人家又会问为什么六十万斗不赢人家二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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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昆山事件许多人都不知道,八十年代初的审判连提都不敢提。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为了对抗文化革命,上海陈丕显、曹狄秋等人召开司局长会议,说是以前对群众关心不够,以后要关心群众的经济要求,凡是来提经济要求的有求必应,甚至煽动他们来提经济要求,脱离工作岗位,刮起了一股经济主义妖风。许多经济主义者离开工作岗位。保守组织“工人赤卫队”也借口上京告状全离开了工作岗位。不但人数达二十万之多,而且因为大多数不是生产工人,而是工厂的机关官吏,如上面说到的铁路调度员,海港的管理人员等,所以破坏很大。除此以外,“赤卫队”还阴谋搞“停水、停电、停交通”,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上海搞瘫,给中央施加压力。一度上海的海港有四十万吨外轮货物不能装卸。外轮把我国的国旗倒挂。

  工总司和红卫兵共十二个组织就出了《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迎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我们学生就到工厂、车站、码头和工人们一起劳动,“革命生产一肩挑”,接管了生产调度等工作,如在海港就开展了大战四十万吨。后来我们意识到这就是夺权。那年春节我们都一致赞成不放假。那假放不得,一放上海就彻底瘫了,上海一瘫全国经济都得瘫痪。可到四川后,有的人,其中不少保守派,对那次不放假大为不满,说我们上海最极左了。我跟他们解释,他们根本听不进。

  现在许多文章都说我们一开始就有野心要夺权,纯是胡说八道。如不是发生经济主义和赤卫队大批离岗我们还不知夺权,甚至害怕夺权呢!复旦大学于1966.12.3.把杨西光和党委弄得威信扫地,宣布罢了他们的官。按理应该立即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其他临时权力机构,但当时我们害怕夺权谁都没有提出。经济主义妖风刮起后,有些人去找原党委书记王零等要钱要求签字,王零等签了,而且居然领到了钱,八万元钱流出去了。后来稍有政治常识的人对我们说,这说明你们学校的党委实际上并没罢官——的确如此。如我们成立了临时权力机构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了。虽然八万元钱后来被我们追回来了,毕竟这是一个损失和教训。蒯大富说:“宁可当野心家,也不当马大哈。”虽然过了分,但也不能说不是有了惨痛教训后的片面结论。至少我们是当了马大哈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原本也的确不想打倒陈丕显和曹荻秋,就是因为他们要搞瘫上海,才不能不打倒的。我原来也只是认为他们背离了毛主席路线,要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路线上来。《解放日报》事件时,有一伙保守派“赤卫队”攻了进来,和我们进行了辩论。我在说话时称“曹荻秋同志”,他们说:“你们还称他同志吗?”并表白了他们是如何坚决地拥护曹荻秋,攻击我们反他就是反党。——这就是徐老三说的“赤卫队最先要打倒上海市委”,实际上保守派都是一贯地最会对权势者表忠心了,还十分肉麻——我就说了我们的理由,表明我们决不是要打倒他,而是希望他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可跟他们说不通。最后我发脾气了,我说:“我现在且不论我们如何对待曹荻秋。我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论战时,双方都还是称对方‘亲爱的同志’的。何况我们的确并不想打倒他”。上海一月夺权不提反经济主义,又不提“赤卫队”搞“停水、停电、停交通”,不提昆山事件,是严重地歪曲历史真相。

  昆山事件就是耿金章带着二兵团追赶赤卫队到了昆山,迫使他们回来。

  现在许多文章都是造谣,竟然对我们和工总司以及其他工人努力把生产抓回来一字不提,猪八戒倒打一钉耙,把经济主义、破坏生产归罪于工总司。事实上,大多数工人是不会赞同破坏生产的,工总司的这一做法赢得了大多数工人的拥护,许多原来没有参加工总司的工人,通过这次事件觉得不参加工总司不得了,工总司就这样成了上海两百多万工人坚决拥护的工人组织。

  任何权力都是和一定的社会职能相联系的,放弃社会职能天不会垮下来,反而使得自己失去了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古以来没有人民群众的夺权,只有统治者自己弃权。人民群众自己承担起了社会职责,这就是夺权。文革以前,历史课说到巴黎公社,巴黎公社指责统治阶级失职,我感到奇怪,统治阶级是镇压老百姓的,他们失职不是好事吗?经过文化革命我才真正懂得。

  据徐老三后来说,《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陈丕显签了字的,据说是很大的功劳。可他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签的字?在当时,他一转身就会说是在造反派围攻下,被迫签的字,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陈、曹原来内定把潘国平、王洪文、耿金章判了死刑的。如果那时形势就逆转,他们被送上了断头台,围攻陈丕显,并强迫他签字无疑会成为他们的主要罪行。徐老三在这儿的表演实在太不光彩了,拍马屁也不是这样拍发的,投机变节分子原本就没有什么原则可说。《疯狂的节日》则不管事实说,经济主义是工总司搞的,只是两个红卫兵看到生产破坏不对,起草文件找到了一个当权派,那个当权派签的字,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曹荻秋。——这更是胡说八道。那时十二个组织联名出的文件,公开以报纸传单形式发表,难道都是假的?如果谁要问,为什么文化革命时候的历史资料现在看不到了,这就是真正的原因。那时有两个经济主义组织,造反派还将了他们一军,请他们来开会,要他们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有一个组织还让他们把名字排在第二位,即仅次于工总司,排在所有的红卫兵前面,但他们拒绝了。后来中央支持下来后,这两个组织的群众起来造了他们头头的反,(参加这两个组织的也不都是经济主义分子,有的人原来去参加工总司,工总司不接纳才参加到这两个组织去的。)把总部解散了。由于有上面下来的指示,所以大多数单位领导都无条件地接受经济主义的要求。一些人,有风险的政治活动都不参加,平时工作也不积极,听说找到领导就可签字领到钱,就活跃起来了,从而造成了经济主义的妖风。但是也有少数领导比较好,我就听说了一个,他认为不管怎样,即使有上面的指示,这么做总是不对的。所以当闹经济主义的人上门来时,他就顶住了。那些人问他,别的领导都签了字你为什么不签字,他回答说别人是别人,他就是不能签字。这以前,他对他们单位的造反派镇压也是很厉害的,造反派也就反他。就在这时,造反派来了,他认为是来和他算账的,这下完了。可他没料到,造反派并不是原来他所想象的那样,而是来支持他顶住经济主义的,把闹经济主义的人轰走了。他表示在这个问题上愿意和造反派搞统一战线,但是还特别声明,以前其他事情他还和他们保持距离,坚持他的观点。造反派同意了。后来那个干部最先参加了三结合,和造反派的关系也改善了。像这样的干部才是真正有骨气的,他从来没有失过职,所以也从来没有被夺权,他应该最先参加三结合,准确说,在他和造反派结成统一战线时已经结合了。徐老三真的算是什么东西?

  事实上“赤卫队”搞“停水、停电、停交通”如此之大的罪行,上海市革会和工总司是给了为首分子处分的,两个人被戴上了帽子。本来这样的罪行杀了也不为过,可是在七十年代后期,居然作为“四人帮的迫害”平了反。

  我还是那句话: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中国历来有个奇怪的法庭,具体犯罪的被告既不出庭,更不说出他们的名姓,而是一切往毛主席身上一推,还有往他发动的运动,往他的拥护者身上一推就是了。如果人们真是反对共产风、浮夸风与文化大革命中破坏生产等罪行,那就应该把具体做的人揪出来,要有名有姓,要证据确实,然后严加惩办,该关的就要关,该杀的还要杀。不要老是模糊数学,不要什么事都往毛主席身上一推。真正破坏生产的受了极轻的处分居然还说成是“迫害”可以平反,罪责却一定要推在文化革命和工总司头上的。这种手法也不新鲜了,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杀害了许多无辜群众,却把江西的残破归之于共产党的烧杀。秘鲁反动当局大肆杀害人民,却归罪于“光辉道路”。

  尽管二兵团保过张春桥,可张春桥一到上海就把二兵团作为打击对象,不是在铲平山头前先承认山头,承认各方功绩、照顾各方利益。而是要耿金章解散二兵团。耿当然不同意,张春桥又一次动用专政工具把耿抓了起来,二兵团被强制解散。许多人不服。不能说耿金章没错误,比如与工总司总部闹矛盾后,贴出大标语要潘国平、王洪文从总部滚出去,他们来坐。总部就说他是张国涛,我看也不对。这一矛盾的发生和激化细节我不清楚,但张春桥肯定有责任。他不是团结双方,化解矛盾,而是利用总部打击二兵团,激化矛盾。就算耿金章是张国焘吧!当初中央红军可不可以把张国焘抓起来,强行解散四方面军?事实上四方面军来投奔中央红军的,中央红军一律不接受。

  工总司总部的潘国平、王洪文也不是没有错误。在安亭事件时他们就不能团结最大多数。有事和群众商量,团结最大多数本应是作为领导的起码要求。工总司才成立时,总部威信还不高,重大事情更应与大家商量着办。在签了五条后,有人不满意要认真听取大家意见,如有理就照着办,没理也应通过讨论解决分歧以求尽可能地一致。何况张春桥还是签了五条,毛主席也同意了,不能说没理。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意见一致的越多越好,至少要求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一致。最好再多一些。他们不该自己同意后就弃其他人而回上海,结果弄得工总司出了两个头。耿金章和张国焘根本不一样。四方面军到了四川,四川人民是没有选择的。而上海的工人却在总部与二兵团之中有个选择。二兵团能得到大多数工人拥护,当然有他们的正确之处。当然,耿金章也不能因为人多势众功劳大威望高就不和总部搞好团结,即使总部受了张春桥挑动整自己,也不该贴出要潘国平、王洪文滚出去的大字报。因为这也背离了大方向不利于团结。总部整二兵团自然也是背离了大方向不利于团结。我没有参加到工总司成立工作去,安亭事件我也不在场。我不知道潘、王弃其他人于不顾回上海,张春桥在这中间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潘、王是他挑唆下回上海的,那么上海工人阶级队伍的分裂,他张春桥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文革一开始就在分裂上海工人阶级了,后来对二兵团的打击和对工总司的改造也就不奇怪了。安亭事件时就在拉拢一批、打击一批,进行改造了。

  耿金章后来被软化了,放了出来在总部坐了一把交椅。张春桥知道如不这样他在上海就永远坐不稳。我不知道,如果耿金章不要潘、王从总部滚出来,被抓后也不软化,而是坚持把牢底坐穿,他张春桥将如何收拾这个局面?

  抓耿金章时似乎只针对耿,实际这种硬把一个组织的领袖与群众强行割裂开来,目的是针对整个组织的,耿金章原本是大家倾心拥护推选出来的。二兵团强行解散后,许多人受压,事情也未解决。

  张春桥还砸了许多其他组织,就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由于没有团结绝大多数,所以会有后来许多事情,包括张春桥自己的被抓。


  1967年 1月24日张春桥又派公安人员到上海柴油机厂镇压一个组织,后来叫做联司。联司不服,原二兵团许多人去声援,又聚集了几十万人先是要求否定对他们的镇压,在继续受到镇压后,发展到反对当时已成立的市革会。柴油机厂有两派,一派东方红人数很少,联司占绝大多数。两派互相指责对方是保守派。工总司总部支持东方红,张春桥、徐景贤就更不用说了。1967年8月4日张春桥调动十一万人围剿联司,全市支持联司的都被砸,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联司被镇压下去了。不过十一万人中大多是消极的,有的人原来还不知是去砸联司,如邱励鸥就在中间,后来她说到这件事就老大地不满意。最积极的是消防队。历来各国消防队除了灭火以外,在这种场合还起这种作用。

  由于我专心在校反郭,对联司的事不清楚,一直没表态。八·四时,我正在武汉,听说后,对张春桥这一做法很不满意。我说如果联司来砸市革会或工总司,我可以承认你是文攻武卫,现在你打的文攻武卫旗帜,却打上门去实际是武攻,我不能赞成。就是这个原因,有人给我加了个罪名“支持联司”,但实在我没支持过,在当时甚至还没有同情过,我只是没有去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

  这次事件还拍了电影,准备在上海公映。听说后来张春桥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声不吭就走了,才没公映。

  1980年,有个联司的人来到我们化验室,说到此事件。他只说两派。我问他三次你们究竟是不是造反派,他都回避了。由此我得出结论,说联司是保守派纯是诬陷。事实上没有一个保守派得到过这种待遇。现在看来联司事件实际是对于二兵团镇压的继续。就是还不知道东方红究竟是不是象他们说的是保守派,也不知道张春桥为什么那么恨联司,为什么在1967年 1月24日要派公安人员去砸。

  现在再来看前面张春桥传达的所谓毛主席指示,所谓他们一到,主席就问(北上返沪)一、二、三兵团怎样?他们上这里告你们的状——显然又是谎言,张春桥借此打击二兵团等。毛主席一贯反对拉一派打一派,既然连八·四都一声不吭地走了,又怎么会如此对待二兵团呢?联司的错误比耿金章他们大得多,他们要推翻上海市革会,推倒工总司,实行武斗,据说武斗中打死了人。当然他们也有被逼上错误道路的一面。


  张春桥在搞倒二兵团后,觉得潘国平未必会顺从他,就借口王洪文是党员,潘不是,要潘把第一把手让给王洪文,其实耿金章何尚不是党员。后来潘和一个“白毛女”谈恋爱,把她的肚子搞大了,张春桥又借此狠狠地打击了潘国平,潘国平地位又一次下降,后来也软化了。就这样张春桥改造了工总司。

  批“四人帮”时说,“四人帮”把机关干部说成是国民党留用人员,这又是瞎说。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上海解放时曾吸取一些工人到政府工作。这些工人和南下干部对国民党留用人员处处看不惯。可不久工人们糊里糊涂地被排挤出来了。国民党留用人员倒有不少人入了党,提了干。

  一月夺权时大批工人与红卫兵参加了上海机关工作。有一些老工人正是解放时进机关的。他们把当时被排斥归罪于刘少奇,说刘少奇把我们排挤出来,现在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我们又杀进机关了。工人们和红卫兵对市委机关里的人——就是徐景贤手下的人极看不惯。那些老工人说,这些人就和当初国民党留用人员一样。但不过两个月,绝大多数工人和红卫兵又被排挤出来了。徐景贤、朱永嘉等把持了大权,后来他们就对工人的这一说法大加批判,说是打击革命干部。他们显然是受张春桥支持的。不料后来会说是张春桥他们说的。

  大多数工人、红卫兵排挤出市革会后,徐景贤又把矛头指向了工总司。1967年 4月下旬,矛盾激化到王洪文要与徐景贤辩论。张春桥慌忙从北京赶回来。他知道其他造反派可以砸,工总司里大多数人可以不同程度排斥打击,但工总司的旗帜不能打倒。——事实上我们都已在“蠢蠢欲动”了,徐老三的绰号就是在那个时候起的。只要徐老三与王洪文干了起来,肯定是支持工总司反对徐老三的。但经过张春桥工作,事情总算平了下去。大多数工人也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只要工总司大旗不倒,他们就可以满足了。但这从另一方面说,工总司也改造了张春桥,抑制了徐景贤等人。张春桥改造了工总司,却又不得不适应上海的工人阶级,他知道工总司得罪不起,上海有两百万工人。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徐景贤还在张春桥面前告王洪文的状!告状信后来被反文革派利用。我没有机会看徐景贤回忆录,但在网上看到别人的点滴转述实在大大地背离了历史真实。他的回忆录绝对不足为依据。我实在不知道徐景贤算什么人?他一开始是保守派,可后来又背叛了陈、曹;说是起来造反又始终对造反派大加打击;如说我们与张春桥是造反派内的两派,他属张春桥派,也没有忠于张春桥;说是反文革派又一度据说是造反派,说是文革派又没有忠于文革。如说当时造反是弃暗投明,那后来就是弃明投暗,如说后来是弃暗投明,那当时又是弃明投暗,一个人的一生能够有几次弃暗投明?有一次是正常的,有两次不成了三姓家奴了吗?何况他的次数实在太多了。这种人写的《回忆录》根本就不可相信。

  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后者又应以革命的学生为首要。可张春桥不要说排斥革命学生,也没有真正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在上海,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大部分是存在的,但又有不小的部分不是工人阶级在领导,而是被旧机关官吏把持着。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通过他们的同意,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小。当然他们又受着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制约,和下层群众的制约不能过分。


  就在八·四砸联司时,解放军报记者来上海,说所谓的毛主席语录,即算四笔帐,首先是炮打张春桥的帐是不存在的。张春桥砸了联司气焰正盛,郭仁杰与徐景贤正闹得不可开交,于是嫁祸于郭仁杰,说是他伪造的,把他打成了反革命。可郭从未承认过。后来又据说自杀了。

  那时我还在武汉,回来后听说十分惊奇。我可以肯定,据我个人经历,这语录绝对不是郭仁杰伪造的,除了张春桥不会有别人。

  首先,我们谁都不是从郭仁杰那儿听来的,而是听了张春桥讲话后的少数人传达的。当我们忽然听说毛主席指示是郭仁杰伪造的大为吃惊,都去问他们。这些人看到我们就躲。实在跑不脱了有的就说是自己听错了,或说是自己理解错了,都往自己头上扣。但怎么能使我们相信呢?他们听错了或理解错了也不等于郭仁杰伪造的。这些人都是郭仁杰一手提拔起来的,他用的都是这样的人,没有一根骨头,没有一人愿为他说一句公道话。我们在反郭时,有人曾经这样向郭提出:“如果发生战争,在复旦,谁跟你走?”我们的意思是你这样整我们,真的发生反侵略战争只有我们才是你最可依靠的对象。结果战争没有发生那些人就显了相。不过这些人绝大多数没有骨头还有脸皮,郭仁杰倒后自己退了下来。只有夏三弟既没有骨头又不要脸皮,始终赖在领导岗位上不走。现在他多半也是在飞黄腾达。

  郭仁杰绝对不承认毛主席指示是他伪造的。他说他开始并不知道,第一次还是在睡觉时从广播上听到的。徐景贤的走卒说他伪造,没有举出一丝稍有样子的证据或理由来。反正说是你伪造的就是你伪造的,否则就是不老实。这又怎么能够说服我们呢?

  更重要的是,六七年二、三月份,具体时间已忘,在上海的文化广场上召开了一次“打倒无政府主义”大会。这次会议是徐景贤他们召开的,与郭仁杰绝对无关,我得到通知去参加了这次大会。我们学校里参加的很有一些人。这次大会的格调就是落实所谓的毛主席三点指示。大会还未开始就先有人演出丑化红卫兵的节目。会议开始就先宣读所谓的毛主席三点指示。接下来的发言就是所谓算四笔账,一笔笔账算过后才散会。大会的气氛非常压抑。那时我们自然没有话说。后来在八·二五串联会里,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人说到这次会、说到会议前的节目都觉得太过分了。但是还没有想到毛主席语录是伪造的。后来忽然说是郭仁杰伪造的怎么能使我们相信呢?他根本就不在场。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想参加这个大会的一万多人大概不会都失去了记忆。也有的人有其他亲身经历。

  我们最先起来反郭,但一直称他老郭,至此也认为他是人民内部矛盾。可想打击我们来讨好郭仁杰,得一官半职,又因不得赏识而对郭有怨言的原红三司头头组成的八·一八串联会,此时成立了“红复旦”,把郭仁杰当作敌人来打。八·二五中一些原红三司的人到红复旦归了队。比如说我是最危险思潮的同志就归了队。而“新复旦”由于保郭此时灰头土脸,不久又受徐景贤拉拢,由于红革会的头头都在里面,八·二五中许多原红革会人看不来红复旦的投机取巧,也归了队。这样新复旦成了红革会的继承者,红复旦成了红三司的继承者。东方红(炮司)继承了八·二五。我们原来就骂红革会头头叛徒,在对郭仁杰的态度上更不满意,留了下来。仍然是八·二五的,实际成了东方红(炮司)派了。但胡守钧他们对我们基本上是客礼相待,没有把我们当作下级。胡守钧后来对于没有采纳我们的意见批判八·一八串联会很是后悔,对我说,我们的意见是对的,如果当时批判他们,他们就抬不起头来了。

  郭仁杰最先关在我们原子能系里,我们很不满意,就贴出大字报说我们系是保密系不该把他关在里面。“红复旦”就说我们“名为保密,实则保郭”。但我们最先起来反郭全校都知道,他们是不能抹煞的。“红复旦”主要头头之一,后来是我们系的系革会主任。曾在大会上作过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曾经保过郭保错了。但我敢说,就是因为我与z在,他才会做这个自我批评,因为他知道我们知道他的底细。也知道我们差点就对他开展批判了。六七年四月初反郭不久时,我们的大字报已经贴出去过,后来我们做了东郭先生,被他一说好话又撕了下来。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感谢我们,反而怀恨在心,时过境迁几次整我们。

  郭仁杰关在复旦始终没有承认毛主席指示是他伪造的。而复旦红卫兵们又根本不相信是他伪造的。张春桥就把郭仁杰关到了华东政法学院。过了一段时间,对我们说,他已在华东政法学院招供了——既然如此就把他弄到复旦来批判证实吧!可是到了复旦的批判会上,徐景贤的走卒说:“你不是承认了毛主席指示是你伪造的吗?”他回答道:“我什么时候承认过?”又说:“你不是在华东政法学院承认了的吗?”郭仁杰说:“我在华东政法学院也从没有承认过。”会开不下去,就草率收场了。自然更说服不了我们。

  接着就传来消息,说郭仁杰自杀了。我校有人到“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去问此事,其实也没有说是他杀,只是问一下是不是死了。回答居然是:“你们不要又炮打张春桥了。”这样的回答只能使我们认为是做贼心虚。

  由于以上原因,加上张春桥始终对我们大加打击,即使在所谓的毛主席指示拆穿后,也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我们对张春桥的不满又开始了,终于酿成了1968年四·一二第二次炮打张春桥。其实回过头来看,在复旦反郭仁杰,实际上也是反张,只是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

  就是那时徐景贤他们搞了《英雄的红卫兵万岁》,引起了我们的群起抗议,并有人针锋相对地搞了《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引起了我们的喝彩。

  这儿特别要说一下那年秋天的《一切为了九大》,那是红鸥和毛兵等一些尚未成人的中学生写的。文章不能说一点没有错误,但毕竟是未成年的孩子,就是错误较大也该教育为主。何况只是一个借口,一时间到处都在抓“××的《一切》”,打击了很多人。但所有这一些还是次要的——关键是当时把《一切为了九大》批得好像是反革命宣言。可是到了一九七六年批邓时,令我吃惊的是,在张春桥他们的写作班子写的文章里,有许多简直就是从《一切为了九大》里逐字逐句抄来的!——堂堂大理论家,几十岁的人了,居然剽窃十几岁的未成年孩子的文章,还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毛兵后来在一打三反时被捕,是带了手铐的。我实在不知道这究竟算什么样的人?!

  《红卫战报》发表文章赞扬《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又引起了张春桥他们的敌视。《红卫战报》最先是红革会的报纸,后来为徐景贤、陈看风等人在“反逆流”时窃取,不为我们承认。六七年下半年,原来的真《红卫战报》自己宣布复刊,出的是影印版,由于刊登了《一切为了九大》,又被取缔。上海的红卫兵因此丢失了最后的阵地。

  张春桥看到复旦群众对他的不满又开始了,原来捏造的毛主席语录不灵了,就用武汉事件来威胁我们,他说武汉的百万雄师揪斗了中央大员王力,所以被取缔了, 1.28.我们如果召开了炮打他的全市大会,就将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因为他是钦差大臣是动不得的。

  对于“二月逆流”当时下层群众的解释是和现在流行的说法不一样的。现在许多年轻人都只知道“大闹怀仁堂”,但当时我们的解释却是1967年二月对造反群众的打击和压制,白色恐怖比以前还厉害,而且是全国性不约而同的。由于我们上海二月大搞什么“反逆流”,所以当我们知道“毛主席的三点指示”是伪造的以后,就认为上海也有“二月逆流”,当然是说张春桥搞的。而张春桥一再宣布上海没有“二月逆流”,老是说和其他地方比上海形势如何如何地好。我们当然很反感。

  批“四人帮”时,有文章说:“我们历来主张对造反派进行阶级分析……”似乎张春桥他们是反对对造反派进行阶级分析的。其实这一口号不是别人,正是张春桥他们最先提出的,就发表在1967年的《工人造反报》上。经过他们一“分析”造反派大多数都成了阶级敌人。提出这一口号和解放前提出对于共产主义者进行阶级分析一样地荒谬。目的正是打着阶级分析的旗号,要把造反派打下去。如果一定要说造反派代表什么阶级,那么我们只能做这样的回答:造反派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对造反派就是反对革命,打击造反派就是打击革命。用有些造反派的头头犯有错误来否定造反派也是荒谬的,共产党的第一把手从陈独秀开始有好几个犯了错误。对造反派首先要提到他们的功绩,不能开口闭口就是有错误有错误。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能夸大其词,尤其不能颠倒是非把攻击当成错误。

  在上海华东师大最先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张春桥又搞了一个华东师范大学经验。内容大致是某某老造反被揪出来了原来是个反革命,某某红卫兵在文革开始时很积极,但揪出来了原来是个阶级敌人。整个“经验”打的是所谓反极左的旗号,虽然并没有明确说要彻底否定红卫兵和造反派,基调却是把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搞成清理红卫兵、造反派,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论调,越是红卫兵、造反派的骨干分子和头头就越是怀疑打倒对象,以前造反越是积极毫不畏惧的就越是有问题。张春桥就是要把这样的“清理阶级队伍”推行到全上海。

  1968年春,复旦清理阶级队伍,张春桥利用新、红复旦,对八·二五派或东方红—炮司派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剿。4月3日胡守钧、周谷声、邱励鸥还有更多的人被抄家、被关押起来了。其实这不过是全面打击复旦造反派的先声,荒唐的是红革会和红三司的头头都作了打手。不过胡守钧也犯了个错误,在成立校革会时他参加了竞争第一把手,三派都参加竞争第一把手的,但胡守钧这一争,使得原来复旦不少群众对他的好感一下子荡然无存了。他也认为群众是健忘的,说:“以前我们做了那么多好事,群众都忘了。”但是群众并没忘,后来群众还是记得的,而那时印象却比另两派都坏。原因就是原来对他有很大好感,给人们一个希望破灭感。就是我也感到抬不起头来——文革中就是这件事才使我感到抬不起头来。

  如果说对于红卫兵造反派张春桥他们是这样的态度的话,那么对于另一些人他们又是另一样态度了。1967年清队前夕,有人提出有些人是“三开人物”,就是说,日伪时期吃得开、国民党时期吃得开,解放后还是吃得开。其实这正是共产党的悲剧,一旦当上了执政党,投机分子就会钻进来捞好处。毛主席也提出要防止敌人拉出来、打进去,可是他们不但不在清队中清理这些“三开人物”,还对“三开人物”这一说法大加攻击。徐老三就为此发表了严厉的讲话。罪名是“不讲阶级”,到处打击说“三开人物”的人。我不知道这又是在讲什么阶级。好像除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外别的词都不能用。那么象投机分子、机会主义分子等等称呼中也没有阶级两个字,也是不讲阶级吗?他们搞什么“反逆流”又是什么阶级?徐景贤就是一个典型的三开人物,他解放前如何我不知道,但是解放后,他在张春桥面前吃得开,在陈、曹面前也吃得开,后来背叛了陈、曹,到了造反派队伍里又数他最吃得开。再后来打倒“四人帮”,别人都打倒,却到处贴满了“徐景贤同志给张春桥的一封信”还称他同志,也没有上审判台,也数他吃得开。只是时间长达近十年,他陷入太深,才没有什么器重他。他写那些回忆录,显然是又一次卖身投靠,想再次图个吃得开。应该指出,那时群众提的三开人物现在已经成五开人物了,经过文化革命他们还是吃得开,到了“改革开放”他们更是吃得开。自古以来,这种投机分子是最受人鄙视的,如五代时的冯道。可张春桥他们居然连群众提一下都是犯了大罪。世界名著《随风而去》(Gone With the Wind)里有个方老太太就是个可怕的几开人物,第四十章里她专门对郝思嘉传授了她的经验,大家可去看看。也可看一下拙作《随风而去研究》,像她这样的人物在那个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还可以有所肯定,至少减小了革命的阻力,但是得千万警惕她的那双脚。在现在,这种人物就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了,不少革命中的英雄人物,不是在他们的微笑下,被他们占了便宜,后来他们强壮了又被他们狠狠地踢了一脚。

  话也说回来,尽管张春桥对红卫兵一而再、再而三地围剿,跟其他地方比,我们没有那么惨。他重点打击头头和骨干。在红卫兵里拉一派、打一派。堕落为投机分子的先被利用作为打人的工具,到1971年春天也没有逃脱被打击的命运,而且没人同情。没堕落的如胡守钧、周谷声、邱励鸥等后来也犯了错误,于一打三反中被整了下去。按某工宣队员的说法,我是唯一的漏网者。既然我作为前一百多位可以“漏网”(但也有许多远不如我出名的没有逃脱被打成反革命或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见上海的红卫兵作为组织全整下去了,绝大多数人的个人命运还可以。与有的地方不一样。

  在六七年秋天,我们这支箭实际已经扣在弓弦上了,直指张春桥,随时准备放出去。如果说我们引而不发,那纯粹是有了大半年的经历,怕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已经明白,把张春桥说成和陈、曹一伙的,旧市委的第二套地下班子是十分荒谬可笑的。也知道毛主席需要张春桥。“张春桥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跑脱了,第二次跑不脱。”成了我们的共识。另外我们还是承认张春桥不是什么好事都没做过。其他的行政工作且不说了,当时上海政府工作都在运转,承担起了社会责任,经济形势也相当好。这儿重点说一下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情况。第二军医大学造反派组织叫红纵,反邱会作的,另外保守组织叫“红旗”保邱会作。邱会作行为实在不可恭维,在一月垮了。“红旗”也跟着垮了,但是五月十三日林彪把邱会作提了起来,邱会作一下子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红旗”也就又翻了起来,给红纵扣上了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要把他们打下去,他们又处于受压的处境。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承认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只能认为上层斗争复杂,需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上面让他出来并不等于他是对的,不等于反他反错了,也不等于“红旗”保他保对了。相反他应该做自我批评痛改前非,否则难免再次打倒。“红旗”保他还是错的,不该翻起来,尤其不该再去打击红纵。就是在五月,红纵搞了一次静坐,我们去声援。红纵很感谢我们,但是当我们要和他们一起静坐时,他们对我们一个个做工作,说军队情况和地方不一样,他们现在还有“四大”,如果被别人扣上引地方冲击军队的罪名,他们就会连“四大”都取消了。开始我们不了解坚持要和他们共患难,他们一说就是两个小时——准确说我看到的是两个小时。后来我和另一些人说,我们对军队情况不了解,既然会使他们为难就不要坚持了,我们就该退出。可有一些人一时说不过来,我就决定自己先退出。后来大概陆续地全都被劝走了。在红纵最困难的时候,张春桥为他们说了话,这使我们对张春桥有相当的好感。所以我们认为打倒张春桥也得选个时间。抗战时毛主席并没要打倒蒋介石,许多人民的敌人在一定时间内需要和他们共事,张春桥自然也是这样。

  我们实际上在“窥测时机,以求一逞”,就是在看毛主席什么时候要打倒张春桥,我们就什么时候当急先锋。这大概也可以算是揣摩吧,只是我们和那些机会主义的揣摩不一样,他们是看上面欲向东就说向东,欲向西就说向西。而我们只有一个方向,我们这支箭始终是对着张春桥的,只要毛主席说声放,我们就射出去了。巴不得早点放出去,却又不敢过早放出去,怕影响大局,怕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1968年春,二军大的“红旗”忽然在街上贴了影射张春桥的大标语。我们开始的态度是幸灾乐祸,对“红旗”我们没好感,不管张春桥倒,还是“红旗”倒,我们都高兴。但是毕竟我们自己和张春桥更有利害关系,最后我们自己卷入了炮打张春桥,而且复旦成了主战场,没有哪个地方像复旦那样群情激愤。像“红旗”这样的投机分子居然会炮打张春桥使我们感到奇怪,怀疑有来头。“红旗”的后台是邱会作,邱会作是当时的副统帅林彪的下属。所以我们怀疑是不是中央的意思,一直在分析情况,如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意思,我们这支箭就毫不犹豫地会射向张春桥。我和一些战友到二军大去了解底线,我们鄙视“红旗”就到红纵他们那儿去问,可没有得到任何结论。这也不奇怪,张春桥保过他们,他们总不能随便背叛他。

  有些事现在看来是很好笑的,纯是捕风捉影,但当时却被我们分析成肯定的事实。比如,张春桥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有传言说被撤职了。凑巧,有一次报上登出文章,说到张春桥时只说他是上海市革会的负责人,我们就认为张春桥中央文革副组长多半被撤了。又如张春桥一直喜欢吹嘘上海的形势如何地好,我们很反感,这不单是在吹嘘他自己,而且也是他压制群众的手段,无非是说他压制我们压对了。正好江青那时有个讲话,她说“有人说上海的形势比北京好,但北京的形势不比上海差,北京的工人阶级真正发动起来了。”我们认为江青是在说张春桥。张春桥不久又说:“现在有人用外地来压上海”。我们就又认为张春桥在对江青“反扑”。张春桥一直在上海把我们作为极左来打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江青说:“现在的主要危险是右,不是左。”得到了我们的拥护。当我们指出上海一直是“反极左”时,张春桥他们又混淆视听地说:“极左就是右”,我们也认为矛头是指向江青的。还有一些“证据”记不起了。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文汇报》历来是保张春桥的,也突然一反常态,发表了影射张春桥的文章。《文汇报》夺权是得到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觉得总有来头。

  总之我们急不可耐,我们认为毛主席在挥手了,我们就该前进了。这样就掀起了1968年的四·一二炮打张春桥。长期积压的对张春桥的不满,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了。据徐老三他们估计,复旦卷入者占百分之八十,实际据复旦大多数人估计真正没卷入的绝少,心态各一。当然,不少人只是在情绪上卷入,而我们岂能光说不练?

  我首先参加了一次行动。我们把周谷声从牢里抢了出来。那时八·二五没了头(不过邱励鸥刚放出来,但我们还没见到),大家就策划把周谷声抢出来。我自然很积极。又因周谷声被关在我们原子能系里,作为保密系专门被围着。我提议有个边门平时关着,由我去借钥匙打开,从边门里出去。我一个战友在系正门口控制电话。我们分成两路。一部分人在校门口掩护出门,有人骑着摩托等在那儿。我们负责去抢。当我借到了钥匙打开边门时,其他人已到了牢门前了。我赶上时他们正在敲门。门一开他们就冲进去,拉起周谷声就走。我稍慢一步进去,拉住另一个被关押的人的手就要走,不料他把我的手挣脱了走了进去,我只好退了出来。后来有人作为他自己认为自己有问题的根据,可他后来告诉我,他以为复旦形势大变,进去收拾行李去了。我又赶了上去叫大家从边门出去,但大家已经走在从正门出去的路上了。也一路顺利,所以边门并没用上。那时复旦到处都是人,有数以万计的人赶来看大字报。没人在意周谷声,(有不少人事后知道了还是同情我们的)就这样很快到了校门口,没有任何阻拦周谷声就骑上摩托飞驰而去了。正好那时邱励鸥赶来了,我们都为自己的胜利而高兴。

  接下去,我们到了历史系某房间,讨论下一步该如何行动。但是没等我们讨论出什么结果,一切就结束了。

  在那个时候,复旦的军宣队一直没表态。下午大概五点,他们才出来表态,说中央的意见,打倒张春桥是不能同意的,张春桥一个职务也没有撤。第二次炮打张春桥又失败了。复旦的形势又大变。尽管如此,我们对于自己的个人命运已置之度外了(认真说我们两年前就把个人命运置之度外了),只是感到好笑,看尽了人生百态。

  像赵基会,原来通过打击我们讨好郭仁杰好当官,跟我们辩论,硬说二月份整红卫兵包括他自己的大方向没有错,后来又一直整我们,此时却成了复旦炮打的主将。但这也就算了。最荒唐的是“红复旦”一天态度变三变。先是上午表示坚决反对炮打张春桥,要保卫张春桥;中午叫一个小角色出面贴出了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下午五点又贴出“新帐老帐一起算”表示他们没有卷入还要算别人的帐。“新复旦和“红复旦”在清队时给周谷声加的罪名是炮打张春桥,但他们自己也在策划炮打,仅仅九天,就全都参加进去了,却还要拿这作为罪名来整别人。二军大“红旗”原是受我们鄙视的,有的人也不择对象,竟然贴出大字报和大标语说是“革命群众组织”,新、红两派头头都是这样干的。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到,张春桥在复旦大学中,实际也是在上海的学生中是如何地不得人心,没有什么人真正拥护他,那些表示拥护他的人也是机会主义者,有的想当官,有的不过是想通过这来打击我们罢了。以前只隔了一层窗户纸,现在窗户纸被捅破了。——这些张春桥也知道。

  最卑鄙的是那些人,他们从另一个角度对张春桥不满,炮打他们没有公开的行动,炮打失败后,他们又加紧做出一付保张的姿态整我们。这儿特别要说到两个组织,都是原复旦机关的人。当初保杨西光、王零,专门整我们。此时还是整我们,罪名变了。他们的组织名字也变了。一个叫“保卫市革会”,表明谁反对张春桥,甚至反对徐景贤,谁就是反对市革会,另一个叫“革命到底”,据说是要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即使反对徐景贤也是反对文化革命。我们就把他们连起来称之为“保到底”。其实张春桥也知道他们是什么东西,那时利用他们,后来他们也被整了下去,但个人的命运大概不错。在现在这个“彻底否定文化革命”的时代,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是在“保卫市革会”“革命到底”。

  四月十八日就是徐景贤到复旦工会礼堂来开座谈会。会上除了红复旦那个小角色痛哭流涕地认罪,并说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他们的头头不知道外,没有任何人做检讨,相反对此人的做作发出了一阵阵的嗤笑。有人要徐景贤当面说明白,所谓的“毛主席三点指示”究竟是谁捏造的?徐景贤来了个倒推逻辑,一口咬定我们是立场没站对才会有这种想法的,硬要我们承认张春桥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说什么:“张春桥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会伪造毛主席指示吗?”我们对此只是嗤笑。而且我们都表示,我们不能保证下次发生炮打张春桥不参加进去,相反,即使又是炮打错了,还是肯定要卷入进去的。那次会议除了陈看风以外,王洪文也来了,他说四·一二曾来复旦,准备像砸联司那样地砸我们。对于工总司大家都无话可说。但是从这儿也可看到,后来王洪文为什么会堕落的,在“审判”中表明他在精神上已经完全崩溃了。炮司是在上海最先搞工学运动的,工总司的成立他们帮了极大的忙,和潘国平、王洪文都是老朋友。按理来说,王洪文得为他们说些公道话,可是后来在一打三反中,居然说炮司企图控制工总司。王洪文原来看来很不错,也为上海大多数工人所拥护,尽管上海工人真正拥护的是工总司,拥护他仅仅是他成了第一把手,而这潘国平、耿金章也并非没有资格。但是他地位变了,思想也变了,后来脱离了群众。自然潘国平、耿金章被张春桥软化,也脱离了广大工人群众。

  后来回过头去看,这次炮打实际是林彪集团和张春桥他们矛盾的反映,如果没有上面指示,二军大“红旗”这样的组织是决不会反张的,他们只会在安全状况下整人害人,担风险的事是不会干的。反过来也要明白,张春桥所以会支持红纵决不是出于什么正义感,而是与林彪集团争夺的需要。应该指出,林彪搞了个“三军无革派”主要是保守组织,打击红纵那样的军内造反派的。我们本来准备看戏,结果张春桥没有事,“红旗”也没有事,唯有我们受到打击。但是没有马上进行秋后算账。正确说:算了账但不算严重,我就成了整风对象,但有人要把我往死里整,军宣队就没有同意。张春桥表态说:“这次炮打的帐不算。有关事一律不进档案。”不仅如此,周谷声被我们抢出来,也没有要把他抓回来,这也不奇怪,法不治众,当初整他的罪名仅仅是炮打张春桥,现在大家都炮打了,除非都整,否则还整得下去吗?后来张春桥的爪牙们说让他回来,并表示不整他,当时也果然没有整。不久胡守钧又被王志惠等人抢了出去。后来工宣队进驻学校后,也要胡守钧回来,一时也没再整他。自然这都是暂时情况,一打三反时都整了下去。胡守钧差点杀头,后来判了十年。周谷声和邱励鸥还有许多人都戴上了反革命帽子。这是七零年的事。

  由于四·一二炮打张春桥,整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搞不下去了,针对所谓的华师大经验,八·二五贴出大字报《坚决不整学生》,开展了对华师大经验的批判。对立面没有公开反驳,只是通过流言说,《十六条》里不是说对真正的右派分子要在运动后期整的吗?现在又不是所谓的反极左了,而是反右了。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毛主席提出:浙江的红暴会是犯错误的造反派组织,和武汉的百万雄师不同,应该帮助、批评、联合(大意,手头无原件)。毛主席对红卫兵、造反派始终是保护的,和张春桥根本不一样。

  但在1968年春我对复旦三派学生组织都感到失望了。觉得头头都是小资产阶级分子。自己在思想上也陷入了一种莫名奇妙的疑惑之中。说起来似乎与现实政治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在哲学上钻了牛角尖,但就是不能自拔。我也觉得像炮打张春桥这样的事为什么工人中就没有发生,不是说工人们对张春桥就那么拥护,但他们的确不像学生那么冲动,他们不会随便做什么事,但一旦走出一步就不会随便倒退。我想我们早晚是要到工农群众中去的,早点去了算了,文化革命中我们长了不少见识也带来了一大堆问号,我相信毛主席的话,希望在工农群众中得到解释。夏天,我们要到海港去战高温(劳动),系革会把这个差使交给我,后来我听人说,给我的只有这种苦差事,想想倒也是事实。但当时是二话没说的。我也带不来队,无非是自己带头劳动呗。所以我们系其他人是轮流去的,唯有我是每次都去的,也许在复旦就我一人在海港劳动时间最长。八月毛主席派工宣队进校我坚决拥护。从此就服从工宣队,不再参加任何派的任何活动了。说也奇怪,原来在哲学上陷入了牛角尖不能自拔,此时却自然消退了。我认为是海港劳动和工宣队进校的结果。

  我认为工宣队进校是完全必要的,是起了好作用的,所以始终拥护工宣队,许多老师傅对我们都很好,我们不能说没受到一点教育。

  但也不是没有错误,最大的就是进校不久就搞了个“九·五行动”。1968年9月5日,工宣队召集大家开会,突然宣布要采取行动,搜查武斗器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四旧和其他东西。每个学生寝室里的东西都要抄,教师连家都要抄,家家都抄。对此,只有一些家在上海市内的教师提出一些要求,抄是可以的,但不戴袖章、关着门抄,以免引起邻居误会,影响他们声誉。工宣队也答应了。先抄学生,我们奉令在寝室的走廊里站着,不准随便进门。然后由工宣队一个个地带进去,在他们监视下,我们把东西一件件地全都翻一边给他们看。如见违禁就没收。我们班上没有任何人抄出任何违禁品。有的班上有人去过外地的武斗战场抄出子弹、大刀等,也捉出了一些小偷等刑事犯罪分子,就作为成绩。但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东西一点都没抄到。抄了我们学生后,又要抄教师的家,教师的家大,工宣队人手不够就叫我们红卫兵也去抄。我们才被抄又得去抄别人!我和一个同学 W奉令去抄一个年轻的女教师。说实在话,我想不通, w何尚想得通,路上两个人都不说话。倒是那个年轻的女教师有几句话说。说实在,我们心中根本就不认为她会有什么问题,大致像她那样的人胆子都很小,一般也不关心任何政治活动。哪会有什么事呢?到了她家,我和 W两人看着,只是由她把一个写字台里的东西翻了一道,我们也没认真看。整个差事都是敷衍塞责,其他家具一样都没看,她家有个阁楼我们也没上去,她问我们要不要查一下,我和 W不约而同地说:“如有四旧你们自己打扫就是了。”就离开了她家。大概她也明白我们不过是做个过场。回去的路上我们两个人仍然不说话,各想各的。说实在话,我们都想不通。学校里有人贴出大字报,对此行动有抱怨,说我们难道现在都不可靠了吗?我是拥护工宣队的,这样的大字报不会写,虽然想不通,但想不想得通都要把工宣队往有理处去想。后来我“想通了”,认为蒯大富他们朝工宣队开枪,大概怕学生和知识分子不服工人阶级的领导给大家一个下马威。那时我还以为全国都是这样,是中央的主张。到我毕业前我一直真诚地这样想的。但是我毕业后到了四川,才惊奇地发现,全国就只有我们上海才这样。这时我才明白纯是张春桥的决定,而且我马上认定真正的目的是抄炮打他的材料,是害怕学生教师中藏有这样的材料,趁机借用了工宣队的力量。只是不知道他要工宣队这样做时,有没有又假传圣旨说是中央的意见。

  1969年算来没有什么别的事,那年工宣队搞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没有整造反派。而真正是清理阶级敌人。但上海发生了一起“保卫样板戏运动”。由于样板戏电影还没拍出来,许多群众自己就搞起了演出样板戏的活动。但是在这次“保卫样板戏运动”中,凡是自己组织剧团演出样板戏的全都挨了整。罪名是歪曲样板戏,丑化英雄人物。我又陷入迷惑不解之中。虽然不能说那些演出一点问题没有,但我总感到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样板戏的热爱才搞的,也不能要求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以为大多数人是出于好心,就是有缺点也该教育,怎么都成了罪人了?这事上海传达下来说是江青主张搞的。一年后,1970年 8月,我毕业到了四川,突然传达下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样板戏要普及、要提高,不要工农兵的戏工农兵看不到。”一时到处搞起了演出样板戏活动。我还受厂里所派,到了南充市革会有关部门参加了样板戏普及活动。我演不来,搞些跑腿和评议工作。我看如按六九年的标准,这些演出没有哪个不该戴破坏样板戏的罪名。于是我明白了,1969年“保卫样板戏运动”是错误的。毛主席也不会赞成。还有上海曾发生一次文化广场着火事件,就在那次事件里我们知道那儿有个秘密的地下仓库。路过的千万群众不顾自己安危前去救火,抢救国家物资。总共有二十多人牺牲了生命。但是上海的宣传非常低调,这二十几人,按理应该在报上登出他们的照片,可是竟然连名字都没有公布,也没有上人民日报等,现在看来对上是瞒着的。群众中传言,有两人“有问题”正在审查,这两人不是别的,就是造反派。据说对他们的结论是“立功赎罪”,群众很不满意,不少人议论,他们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了生命,为什么就不可以考虑一下对他们的审查有没有错误呢?还有这二十几人中,有工人、有红卫兵、有解放军战士,就是没有一个干部。群众问,不是我们希望他们牺牲,我们一个都不希望牺牲,但是难道那天偏偏没有一个干部经过那儿?这次事件使不少群众对干部队伍的素质又提出了疑问。还有个中学红卫兵到黑龙江插队,叫金训华,为抢救国家财产跳入江中牺牲了,那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宣传了的。在红卫兵中传言说是和我们一样是受张春桥打击的真正红卫兵。我已经记不起跟我们同观点同处境的中学红卫兵组织在后来叫什么名字。

  该年珍宝岛事件、备战、我们下乡两次、第二次又因备战而在农村长期留了下来。那时提出“科学种田,越种越甜”,农民们和科技人员、学生结合搞选优良品种和其他农科活动,我们参加搞九·二〇。直至1970年一打三反,这次复旦八·二五派被作为五·一六全面地打击下去了。新、红复旦头目自然做了打手。但是红三司和红革会里也有一些人受了打击。比如说我们是最危险思潮的红三司人员也被打成了五·一六。红复旦的头头没有那个人保他们。其实这些人除了有些牢骚以外实在没任何别的问题,他们中有的人原来比我出名,但我还抢过周谷声,说来我的“罪行”要比他们还大。但是我始终拥护工宣队,停止了任何那派活动,对于我们的不公正待遇放在第二位,积极参加工宣队安排的活动。他们虽并不反对工宣队,但相互之间对遇到的不公正待遇在发牢骚。尽管当初在八·二五里他们反对我们要求批判八·一八串联会,但红复旦的头头为了自己还是把他们出卖了。其中有两位女战友,她们的最大罪行是在读民国史时,有人问她们,读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她们的回答是:“蔡元培出国去了。”那一位就说:“你读通了。”

  作为教训,我在这儿插几句,希望年轻的朋友们能够共勉。他们这些话虽然不能算是什么罪行,我还是决不能赞成的。后来1983年回上海探亲,我去复旦看望了一些老战友,这种观点还很流行。据我看,这一回答好虽然好,了却未了。历史并没有真正读通。蔡元培的确失去了革命朝气出国去了,但是中国的革命是不是就此永远地结束了呢?谁都知道,辛亥革命的元老们,有的消沉了,有的后来成了反动派,汪精卫还成了大汉奸,像蔡元培那样失去革命朝气还不算什么。但是中国革命并不因此结束。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曲折,三次国内战争,一次抗日战争,终于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了三座大山,把中国经济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总量上虽然还比不上西方国家,但发展速度却比他们任一个都快,我们还是在他们的包围封锁下,几乎没有外援搞成的。所以,英雄人物虽然对历史发展是不可缺少的,但历史却并不是他们造就的,他们消沉后,广大人民群众还是要革命,历史还是要前进,新的英雄人物历史还是会造就出来。而他们实在是落伍了。既然决定走革命的路,就要做好准备,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走在历史的最前列,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消沉、不要落伍。有一些战争年代的老革命就是落伍了,甚至堕落了,被资产阶级拉下水了,以至于有的人还被我们打倒。但是毛主席还要革命,在他领导下一些年轻人成了革命的新鲜血液。现在这些人大多数消沉了,有的还成了非常不光彩的人物,但是中国的工农大众还是要前进,中国的革命还是要继续。又会有更多、更新的年轻人成了新的新鲜血液加入了进去。不少红卫兵没有按毛主席的教导吸取五·四运动英雄人物的教训,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数不要在将来走上那些红卫兵的道路。

  对于一打三反,我至今仍认为是必要的。这与六七年二月及后来借清队整造反派不一样。这次的确是毛主席发动的,以前不是。毛主席历来是保护造反派的,只是有的人犯的错误发展下去对他们也不是好事,不能不批。可以说,在这件事上我对毛主席佩服得五体投地——尽管我受到了牵连,有人企图把我也整下去(没有得逞)。毛主席的主张是“清除隐患,教育后代”,张春桥借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且大大地扩大化了。

  这一次,张春桥作了一个自我批评,说他1968年有一句话说错了,那时说炮打他的帐不算,但现在要算。——这就是他做的自我批评!

  工宣队进校后,我认为以后就是受工宣队领导,其他一切活动都该停止了。尤其九大以后,尽管我感到我们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但文化革命已经胜利,今后要进入大建设高潮。至于第二次文化革命那是以后的事,不应该再冲冲杀杀了。可胡守均等却在准备“奔南闯北的运动”——或者第二次文化革命,或者新沙皇打进来拉起队伍跟他们打,队伍壮大后就跟张春桥算账。这种做法我是绝对不能同意的。如果发生了我肯定要站到他们的对立面去。文革开始我们为了大多数人利益投身进去,而这却是为了自己的不公正待遇,要全国人民经受一次动乱。我认为对国家对人民无疑是一种祸害。毛主席发动一打三反实际是挽救了他们,不然发展下去真不知道他们将到什么地步。

  举个例子,下面是他们写的一首诗。

  风云突变北风狂,风如棒,雪如墙。
  寒夜上岗,朔气透严装。
  风声疑是人声响,抬头望,白茫茫。
  刀已出鞘弓已张,火更旺,气更壮。
  放眼世界,正道是沧桑。
  待到山花烂漫时,聚一堂,酒满觞。

  这首诗在艺术性上是没有话可说的,但是为的就是那么一个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小团体。不是想到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仅仅是自己那一些人能够“聚一堂,酒满觞”,社会却得受一次“沧桑”。那和文化革命刚开始时的情况完全不一样,那时头脑里想的纯然是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了祖国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尽管我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尽管有些人整我们归根结底也是为了爬到绝大多数人的头上,但现在他们想的毕竟只是自己少数人,大多数群众也并没有要求来了一次沧桑后,马上又来一次沧桑。

  既然你要参加革命,就得为大多数人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包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后也得把大多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拿毛主席自己来说吧,他的一生不知受过多少不公正的待遇,但始终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王明排斥打击了他四年,夺了他的兵权,他并没有因此在红军内搞兵变,而是照顾大局,争取尽可能多数的同志,终于在遵义会议上取得了统治地位。毛主席始终是我们的榜样。而搞富田事件的最后却没有好结局,由于他们已经开始了红军打红军,最后不能不把他们作为叛乱镇压了下去。他们受的不公正待遇实在比我们要厉害得多。

  我不是说革命者就不能有自我保护意识,但必须放在大多数人利益的后面。即使自己受到了极大的冤屈,也不能要求大多数人倒过来为自己。而且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完全可能向右转,有的人可能已经向右转了。那时说他们是帝修反的别动队,尤其红鸥,原来毕业后分配在上海工厂,主动要求下乡去河南兰考焦裕禄那儿,不久广播上还报道了她们的先进事迹,但居然这一行动会被说成是“一支流窜中原腹地的帝修反别动队”,这自然是无稽之谈。但是给他们开列的右的罪行,有的我是相信的,他们自己也作了供认。到后来,知道有的仍是诬陷,有的还不能说一定不是真的。复杂的政治斗争会把原来愿意为革命付出自己一切的人的思想搅乱了,从而迷失政治方向。无论如何必须明白,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叱咤风云的人物不管起了多大作用都离不开广大的人民群众,离了大多数人民就必然一事无成,切不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和功绩,我们自己的力量实在小得微不足道。我们只是革命洪流中的一滴水,也许是被革命波涛里被推的最高,在阳光下最耀眼的一滴水,但离开了其他水的推动和阳光的照耀,我们就极不显眼了。过高估计自己作用的一个可能方向就是认为自己既然有着了不起的力量,历史既然是自己创造的,那就可以为所欲为,古往今来有不少为人民立了不朽功勋的英雄人物就是这样迷失方向,甚至成为人民的死敌为历史所淘汰,他们完全面临着这样的危险。他们准备拉起队伍壮大后就跟张春桥算账,但是如果这一切都实现后,又会做什么呢?——想下去太可怕了!

  我也不是说对张春桥不能有斗争,我们跟他的斗争有相当大的合理性,而且是完全必要的,如果没有斗争,不知他又将会如何为所欲为。但是要适可而止、要有理有利有节、要顾全大局。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对蒋介石不是没有斗争,但是并没有提出要推翻国民政府,没有要打倒蒋介石,因为那不利于抗日。尽管他明白抗战胜利后就是和蒋介石斗争了,但抗战胜利,他还去重庆和谈,并没有立即提出要打倒蒋介石,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后他也并没有立即提出打倒蒋介石,而是自卫战争。只是在1947年蒋介石表演充分了他才正式提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毛主席对我们反对张春桥实际是有所赞同有所不赞同的。不然第二次炮打后,张春桥就不会做那个后来赖账的表态。军宣队的表态不管出自何人都是不能不受制于毛主席的态度,所以只是说打倒张春桥我们是不赞成的,没说要对我们算帐。

  曾经有一次,我们在校门口照相,有人说:“当时就是这班人马把上海翻过来的。”大家都说他不对,但是我相信有的人实际是同意这一看法的。可如果上海的工人和大多数人本来就不想动,凭我们这些人又怎么把上海翻过来?到了一打三反为什么又变得如此地无能了呢?我不知道有几个人想过这个问题。何况在红卫兵中也不仅我们这些人,红革会、红三司的大多数战士都是起了作用的。红革会的头头是投降篡权起家,但红三司头头虽然后来也成了机会主义者,一开始可不是投降派,东方红—炮司也不是没有缺点。格瓦拉的失败就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在人民暂时未有革命要求时,输出革命。他们的宣传人民群众何尚不知道?但是人民必然要问,美国是在侵略掠夺我们,现政府也不像他们刚上台时所宣传的那样,也许以后会证实和前政府一样是卖国贼。但是我又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为了达到什么目的?

  还有一次,一位于六八年分配到四川的同学于六九年来信说,周围的人都不关心政治,只知道上班、吃饭、生孩子,然后死亡。大家都说他不对,我也说他不对。但是其实都没有真正知道他错在那儿。也许有的人心里还认为他是对的。我是真心认为他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历来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最有觉悟。但我可以承认,如不是坚决要求到工厂去当个工人,那我大概要不了多久也会认为工人阶级没有什么先进性可言。1970年我到了工厂,刚看到的工人似乎就纯是这样,我说的他们不感兴趣,他们说的我也不理解。但我是真心想向工人学习,加上得到了一套《马恩选集》,后来又买到了一套《列宁选集》。尽管我并不是工人的好学生,我还是懂得了:上班、吃饭、生孩子,然后死亡,都是人类的最基本的社会存在,就是由它们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并不是什么庸俗的事。马克思主义不就是这样说的吗?可许多知识分子遇到了就忘记了。群众在一场大革命后回到日常生活是正常的事,人总是要吃饭的,劳动是必需的,生孩子也是必须的,死亡也是免不了的不然就没有必要生孩子了。正是这些成了人类社会的基础。不是说仅仅关心这些就够了,而是说这些里面就有政治,并且出政治。离开了那些的政治都是无源之本,正是在这些中间,人们结成了一定的生产关系,建立了上层建筑,并形成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并因此有阶级、有阶级斗争,才有政治斗争。那时工人最最关心的政治恰恰是大多数知识分子所不明白的,也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不能赞同为工人阶级优秀品德的。六九、七零年时,工人最痛恨的就是那些不做事,即脱离体力劳动的人,毛主席不是一直认为脱离体力劳动、脱离工农群众就是蜕化变质的开始吗?我在后来写的《私有观念、阶级与私有制的兴亡》就是认为人类的阶级社会是从脑力劳动者脱离体力劳动开始的,那就是从工人那儿学来的,也是从毛主席还有马列那儿学来的,但马列毛都是自己和工农相结合后才总结出来的,因此学他们也是间接地学工农。工人痛恨这样的人,正是表明那时有新资产阶级的苗子出来,并一出头就受到了他们的坚决反对,正是他们觉悟高和关心政治的表现。那些企图摆脱体力劳动当人上人的人,绝不会承认这是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学校里的学生也不能懂得,进了工厂却不准备和工人相结合的人也不能懂得。自然那时社会刚经过大扫除还比较纯洁,工人说的主要就是这些,后来矛盾发展了,特权、走后门之类出来了,工人的主要话题也就转移了。

  大凡知识分子——这儿说的还是真心认为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到工人中去前,心中的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不是别的,其实就是他们自己,他们实际是拿自己来衡量工人阶级,好像只有像自己那样才最先进,一旦看到实际工人并不是像自己那样,就迷惑不解了。我到工厂去前就是这样。有的人就这样认为以前听信了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话是上当受骗了,认为工人阶级没有什么先进性可说的,其实是他们带着成见去工厂,又不愿反思自己,结果什么都没有学到。

  刚开始一打三反整胡守钧等人时,我认为不就是张春桥又借机打击异己罢了。但是后来揭发出来一封信,就是刚才说的那位同学写的——他们在准备搞“奔南闯北的运动”(这就是他们关心的政治,和工人的确不一样,也不会得到他们赞成。)我就觉得事情不一样了。我觉得且不管张春桥如何,现在最重要的是弄清他们的问题了。我怕我的最亲密战友 Z转不过弯来,还对他做了说服工作,后来我才意识到,他的弯子可转得比我还快、还大得多。

  但是他们这些活动我一点不知道。事后感到这是顺理成章地会发生的。我觉得毛主席想到了,为什么我就一点没想到。所以对毛主席佩服极了。毛主席不会同意他们的“奔南闯北的运动”并不等于从此不要革命了,正是他在九大时提出的:“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而且一直坚持,在十大还再次强调过。但革命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必须是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才不可避免地发生的,必须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而张春桥经过文化革命,权也有了,官也当了,是不愿再发生革命了。他完全成了保守的右派,谁提以后还要革命,就是谁的罪行。至于他们,革命后还是受压,或许受压比原来还严重了,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就不顾大多数人怎么想,要人为地制造一场“革命”,成了极左派。

  他们大概对我作过试探,发现我不会赞同,所以一直瞒着我。一次是在1969年,有人来找我,说现在胡守钧虽然没再整了,但是他原来是校革会第三把手,没有恢复,他们要求恢复他的第三把手职务,要我在我们系里制造舆论。我听了后埋怨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工宣队进了校,一切听从工人阶级的领导,我们早晚是要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路的,现在还争这个干什么。”我希望他们到此为止,也没有替他们造什么舆论。还有一次是珍宝岛形势正紧时,有人遇到我问我:“如果战争打起来了,你怎么办?”我说:“毛主席说的,人总要死的,意义有所不同,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他说:“很好,现在很快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我没等他说完就说:“不会吧!我们现在必须抓紧备战工作,不抓紧备战工作帝修反就会趁机打进来,但我相信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是会作好备战工作的,他们一时就不敢打进来,也没有理由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是我们与新沙皇先打。”他也就没说什么就走了。我后来怀疑这两次是对我的试探,也许我多心了。但是这两次事情表明显然我的观点和他们不同,或许我在其他方面还有表现为他们知觉,因此即使不是有意识试探,也是他们准备“奔南闯北”而没让我知道的原因。

  附带说一下,对那时备战我始终是这个观点。有人——有好心的也有恶意的——在那时认为我主张战争打不起来,反对备战。可是我并不反对备战,气氛有些过分紧张我也理解。那时把玻璃窗都贴上纸条,我觉得是必要的,备战也必须有些气氛。但是我的确在挖战壕时一边挖一遍说:“这战壕其实等到战争打起来了再挖也来得及。”我觉得有些地方挖战壕把地下的水管子和下水道挖坏了是个损失。许多好心的工宣队员和战友对我进行了“帮助”,也许恶意的人已经给我记入了黑账。但说实在对于挖牢固的永久性的防空洞我历来不反对,而是十分赞成的,现在许多防空洞被破坏我也觉得很可惜。九月下乡,后来说形势紧张要疏散,我们就留在农村一时不回,我并无异议,但认为战争已到了马上要打起来的地步是不正确的。那时柯西金要到中国来谈判,我觉得我们作疏散等备战工作是必要的,但柯西金来是可能谈出结果的。因为他们看到我们有准备就不敢打过来。那时有个非常奇怪的观点,说是:“以前帝修反寄希望于×××搞复辟,现在经过文化革命他们这一希望破灭了,就只有自己打过来。”我说:“这话是不对的,毛主席说:‘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按这一说法是革命引起战争了。帝修反失去了内应应该更不敢打过来。现在中国和新沙皇形势看来特别紧张,但是他们看我们不好惹就不能不考虑后果,他们和美帝国主义的矛盾也是不可调和的,没有理由认为一定先是我们和他们打。如果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很可能还是他们先打,以后再咬到我们这边来,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那样。”但是我还是被许多好心人误解为反对备战。至于恶意的人根本就没有什么“观点”,而是什么可以整人害人就主张什么。1970年传达下来,毛主席说:“现在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就是说只要搞好备战一下子打不起来。我到现在还是认为当时备战是必要的。后来有人说那时是什么“狼来了”,不知是好了伤疤忘了痛还是什么?我跟他们说,狼就是来了,两只大狼一些小狼,还对我们张牙舞爪的,如果说没有扑上来咬住我们的喉咙,那是我们手中有根打狗棍。也就是由于我们做好了备战,他们不敢打过来。但并没有把他们说服。我可以断言,现在许多嘲笑当时备战的人,正是当时要用“反对备战”的罪名整人害人的人。那时想把我打成“反对备战”的人,说不定现在正在嘲笑那时的备战。——他们永远是正确的?!

  八·二五搞了个《通信录》,我也得到了一份。刚开始一打三反时,被说成是《智取威虎山》里的《先遣图》(联络图)。对此我很想不通。专案组要我交出来,我马马虎虎找了一下,没找到就说失了——有人贴大字报说我有抵触情绪,也许说对了。我历来觉得,我们毕业后,通通信没什么不可以,我如早已毕业是会和他们通信的。但是不会再有什么活动。这世界大了,应该在新的条件下去寻找新的朋友,不能光逗留在原来的小圈子里。但是他们却是通过通信在准备“奔南闯北”,所写的信编了个《远方战友通信集》,一封也没给我看过。一直到前面说到的那封信揭发出来后,我才认认真真地找《通信录》或者说是《先遣图》吧!也找了出来交了出去。

  还有1969年春节,有一些毕业后分配到了外地的老战友回上海探亲,在上海的黄埔公园进行了一次聚会,我也参加了。这在一打三反刚开始时被称为“黄埔黑会”,作为清查的重点。问到我,我始终没有承认是什么黑会,有什么图谋,我认为只不过是一些老战友的普通聚会而已,没有什么人操纵,没搞什么阴谋,也没有任何人发表任何错误观点,总的思想是革命的。开始一直问我,而且还搞诱供,我一直这样回答——因为这是事实么。直至后来其他问题比如前面说的信揭发出来,对于所谓的黄埔黑会不感兴趣了,也没有人再来要我承认是什么黑会了——尽管专案组还是称之为黄埔黑会,也不过是顾面子而已。从以上这些事可以看到,张春桥他们在一开始实在是什么证据都没有的,像前面说到的信和那首诗都是在抄家时抄出来的,离开了毫无证据下的抄家,不知道张春桥还有什么办法搞下去。最荒唐的是,竟然说胡守钧是什么“假红卫兵”,我不知道,他当红卫兵究竟要谁批准?复旦红卫兵在八月做的最大的事就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三次大串连。这三次我都参加了。第三次有1400多人,八月二十五日宣传毛主席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这就是我们叫做“八·二五串联会”的原因。第二次复旦红卫兵代表见到了毛主席,我们到上海各高校报喜,200 多人,安文江带的队,八月十八日,或者说到了上海戏剧学院已是十九日凌晨了。但第一次仅仅59人,八月十六日,是胡守钧带的队。不管如何评介文化革命和红卫兵,我不知道说胡守钧是假红卫兵,复旦文革史和红卫兵史将怎么写?无稽之谈也实在太多了。——假红卫兵最早是在“清队”时由夏三弟宣布的,我不知道他这个红卫兵究竟是真还是假。也许现在他自己也羞于说自己曾是“红卫兵师长”了。[font=]
[font=] 不过既然他们搞的活动,我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告诉我,当然也没有理由要我为他们负责。工宣队不是没有做过错事,有人(不是所有的工宣队员)就在毫无根据下对我的柜子抽屉抄过。当然抄不出什么。不过总的来说,工宣队对我还是保护的,这样我就“漏网”了。由于我不能同意“奔南闯北”,也反戈一击了——我问心无愧。我不是叛卖、不是变节、也不是为了自己安危讨好人。实际上我对他们也不能有什么打击,因为我实在什么都不知道,我不过认为他们错了,要尽快搞清他们的问题。对张春桥仍是不满的,认为他不过借此打击异己。不过话说回来,如仅仅对他们办个学习班教育教育,我想他们决不会罢手的,最后弄到不可收拾反而不好。所以说,坏事也可以成为好事。一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认为。

  也正是这个原因,文革以来大多数红卫兵精神上崩溃了,我却从未崩溃过。就是在一打三反正浓时,有人因为邱励鸥是女的,想弄点下流的开心开心,恶意问我她有没有两性问题,还说你怎么能保证她没有两性问题时,我就把脸黑了下来。我说《二十三条》说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怎么能无端给别人下这样的结论。我还在准备,如他再说我就要说:“我也没法保证你没有两性问题。”不过他没有再说了。这绝不是变节者能做的。有什么办法呢?总有那么一些卑鄙小人要幸灾乐祸的。自然,王零他们就更是幸灾乐祸了。他在我们班里说:“就是这些人,当时都是这些人。”他说的也确实事实。还有一次——由于我认为必须尽快地搞请他们的问题,所以也对他们有所揭发——有人歪曲了我揭发的他们的言论,我进行了声辩,说我不是这个意思,结果发生了争论。我的亲密战友都要我不要再争了,我还是认为要实事求是,不能背离事实给他们加罪名。其实正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实在也没有揭发出他们什么问题。我揭发的最“严重”问题不过是他们对自己挨整不满意。还有不少无意之中是在为他们评功摆好或开脱——确实是无意之中,我虽然并不准备颠倒是非否定他们的历史功绩,也不准备在这个时候为他们评功摆好或开脱——比如王志惠说:“胡守钧那首诗《孔明灯》,不是反对毛主席的,而是歌颂毛主席的,是说毛主席著作比孔明灯更光明,要孔明灯让位给毛主席著作,不是要毛主席著作让位。胡守钧写的‘滚蛋吧!’是写在一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书上,不是要毛主席滚蛋。”以上这些都是1968年清队时张春桥他们给胡守钧加的罪名。又如某某人说:“新(复旦)、红(复旦)内战,老猴(胡守钧)促联,历来如此。”这不是在给他们评功摆好吗?我所知道的就这些,也只能做这样的揭发。还有一些则是有意识地对张春桥他们嘲弄。比如某某人说:“同济大学揪出了一个反对陈敢峰的反革命小集团。”当时某某人是对陈敢峰他们嘲弄,我也是恶意的“揭发”。

  ——张春桥他们非常霸道,不但反他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也不仅对称徐老三大发雷霆,把反对徐老三说成炮打上海市革会,而且切实把反对陈敢峰也看作反革命行为。我们都很反感。“同济大学揪出了一个反对陈敢峰的反革命小集团。”一度在复旦流行,我也不知是否确实,但至少不是无风起浪。在同济反对陈看风是要受打击的。究竟打击严重到什么地步,当时的同济学生最清楚,希望能够看到他们的回忆录。

  不过文化革命也在我头脑里装了一大堆问号,我相信毛主席的话,只有到工人中去才能找到答案。我可以公开承认,如不是坚决要求到工人中去安家落户,最多半年,我精神上肯定也会崩溃的,1971年这个关我将过不去。

  我相信毛主席是为他们好,除了发展到不可救药的人外,不是要打倒他们。毛主席当然是为了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他的老战友只要违背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他也要批判的,那么对于年轻的新战友,所作所为违背了大多数人民利益当然也不能不批判。要治病救人,要团结大多数。至于他们被打成反革命,毛主席是知道的,除了不可救药分子外是不会赞同打倒他们的,但一时也不能为他们落实政策。大家都知道,1976年毛主席在他的最后日子里说:“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这是毛主席的最后态度。后来还知道,早在七十年代初,他就批评了动不动就是“三反分子”“五·一六”。

  我可以公开承认,在七零、七一、七二那些年头,对于毛主席的言行我做过了反复的思考,我从来就不是盲目崇拜。经过那些年头更不是盲目崇拜。我在一打三反时才知道,在1969年有一股思潮(那时我连想都没想到),认为毛主席“背叛了文化革命”,这个问题后来我也反复想过——喜欢整人的人赶快拿出笔记记下,说不定什么时候被打得粉碎的毛主席又完好如初了,就可以把我的这些“黑话”拿出来作为反毛罪行来整,反正我据说早就有几条反毛言论了——但我最后的结论都是毫无根据。正是在那以前不久,红卫兵造反派受压时,毛主席特别提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

  1970年8月毕业后到了工厂,加上得到了《马恩选集》和《列宁选集》,通过学习和总结历史经验,于1970年11月我写下了下面那些话:


      关于群众领袖与革命政党

  群众领袖就是在群众运动中产生,并在群众运动中证实的,领导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群众代表。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上出现过不少,可是有的失败了,有的变质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具有这样的领袖:他认识群众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始终地领导人民群众胜利前进。
  剥削阶级代表人物有时也能利用一下群众运动,但他们本能地感到与群众运动格格不入,因此到了一定时候他们就必然要背叛群众运动,站在群众运动的对面,反对并且镇压人民群众的。
  对于剥削阶级来说属于破坏因素的群众运动,却正是无产阶级领袖的存在条件。离开了群众运动,就根本不可能存在无产阶级领袖,没有无产阶级领袖,无产阶级的运动也就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群众运动的发展也总是要创造出自己的领袖来。除此以外,无产阶级领袖还必须在群众运动中得到证实和锤炼,这样的证实和锤炼不能只进行一次,而必须经过多次,归根结底必须永远地进行下去。
  考察一个领袖人物,不是看当前社会出现了什么矛盾,而是看他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矛盾与斗争是永恒的,关键在于站在哪一边。


  这后来收在我写的《唯物史论》里,也在网上发表过。这些话,我不是专门对着那一个人的,但我可以承认,四年多来的经验教训首先总结在里面。如果说,“考察一个领袖人物,不是看当前社会出现了什么矛盾,而是看他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矛盾与斗争是永恒的,关键在于站在哪一边。”首先是用于毛主席的话——后来我也在对他“考察”,并结论是: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事不能由他负责,他是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并且“认识群众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始终地领导人民群众胜利前进”的。那么“剥削阶级代表人物有时也能利用一下群众运动,但他们本能地感到与群众运动格格不入,因此到了一定时候他们就必然要背叛群众运动,站在群众运动的对面,反对并且镇压人民群众的。”首先就是适用于张春桥。害人成性的人也许会问我,你说“无产阶级领袖还必须在群众运动中得到证实和锤炼,这样的证实和锤炼不能只进行一次,而必须经过多次,归根结底必须永远地进行下去。”是不是说,对于毛泽东也必须永远地考察下去?我的回答是——是!我相信毛主席不会认为这是反动言论,他也始终做出表率,让群众来考察自己。张春桥,还有更多更不堪的人就是经不起群众考察,也不允许群众考察,而要群众盲从自己的。

  后来林彪事件出来,又大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经过一段时期思考,我又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再一次对毛主席极为佩服,反问自己为什么会没有预料到。就在那以后,我得出一个结论:不要和毛主席扳手劲。他有他的独特的思想方法。一般的人根本就不懂,攻击毛主席的人大抵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在一打三反时,张春桥又搞了个花招。叫做什么“防扩散”。就是说对揭发出来的“黑话”任何人包括专案人员不许到处乱传,否则就得以反革命宣传论处,搞得十分神秘。称之为“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言论”,而且一般在群众中的传达是属于人身攻击。对于人身攻击不能扩散可以理解,但是后来我有了疑问,怎么会有那么多“防扩散”言论?有不少人说他反对张春桥是事实,但说他们反对毛主席和林彪并进行人身攻击我就觉得难以相信。我怀疑张春桥在搞什么名堂,他怕人家反对他的言论扩散出去,所谓防扩散的最主要目的可能是防止反对他的言论扩散,而且不是人身攻击。搞得这么神秘,不就可以把不是罪名的罪名加在要整的人身上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在复旦说得最多的是张春桥伪造毛主席的指示。可这次一打三反中公布的“反动言论”中,竟然没有一条是说张春桥伪造毛主席指示的。我怀疑“防扩散”了。如果说张春桥宽宏大量不把这作为罪行是说不过去的,有些反对张春桥、徐景贤甚至陈看风的言论要轻得多,却作为不防扩散的“反动言论”公布了(据一些到复旦来参观的人说:“我看他们最大的罪状就是不愿意挨整。”)在那个时候——我居然还想打听这件事,我问一个和我关系很亲密,但没参加八·二五,因此让他搞专案的战友,究竟“防扩散”是什么?我说:“我也不要你跟我说那一条内容,我只是问,究竟是不是仅仅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究竟是不是仅仅是人身攻击?‘防扩散’中有没有反对张春桥的言论?”可他很为难,说不好说。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防扩散”究竟是什么?一条都没听到过。我很希望参加过专案了解当时情况的人士能够出来跟大家说一说。但是毕业到了四川后,我几乎很快就肯定了我的猜想,因为开始我还以为防扩散是全国性的,这时才发现只有我们上海才“防扩散”。

  毛主席历来认为反动分子的反动言论应该公之于众,让群众来认识、来批判,从来不主张什么“防扩散”。1961年,上海出了一些反动组织,贴了一些反动传单于阴暗角落。发现后,这些反动传单被小心地揭了下来,在各单位、各学校里公布在报纸栏里,并号召大家去看。我们学校里就公布了两张。我都看了,是点名攻击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我历来认为这事做得很光明、很有气度,我也没有看到哪个人因为看了这些反动传单就跟他们去了。跟赫鲁晓夫论战时,他们的文章都是全文刊登的,而他们就没有这个胆量发表我们的文章。我历来说,我在文化革命中的《黑帮语录》比《毛主席语录》多得多,《毛主席语录》我只有五本,《黑帮语录》少说也有几十本,甚至上百本,虽然真正的名称是《反动言论集》,但也的确是语录。张春桥这件事做得极不光明。

  但是不能说张春桥什么事情都做得不光明,有的事他是很有气度的。上海批判陈、曹都是允许他们说话,不打人的。有一次,杨西光弄到复旦来批斗,会上揭发到他曾经说要工农子弟从学校里爬出去。引起了工宣队和许多学生的公愤,有人要他在主席台上爬。工宣团长没有及时阻止,只是在他离开会场后,才说以后不要这样做。结果张春桥知道了,还是把工宣团长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并要他写检讨,说以后杨西光不能再到你们复旦批判了。还有,1969年上海发生了“桑伟川事件”。张春桥他们批判《上海的早晨》。有个叫桑伟川的说《上海的早晨》是正确的,写了一篇文章,在单位里影响了一批人,并一定要《文汇报》刊登。张春桥先给他们办了学习班,其他人说服了,但是没有说服桑伟川。桑伟川一定要《文汇报》发表,后来《文汇报》果然发表了,当然说是错误的要批判。桑伟川说他来应战。一次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万人批判大会。桑伟川并不是揪到会场的,而是对他说,某月某日我们在文化广场对你批判。他就说:“好!到时我一定来应战。”由于坐位有限,到场的都得凭票。但他没有票,他要进会场,守门的不认识他不让他进去,他就说:“难道我也要票?”守门的说:“没人可以例外。”他说:“今天你们批判我,难道我也要票?”守门的问他是什么人,他说:“我就是你们今天要批判的桑伟川。你们要批判我又不让我进去,那我就走了。”守门的在得到证实后自然只有让他进去。批判时也既没要他点头,更没挂牌子等。也允许他把他的话说完,并专门给了他一个话筒。别人喊打倒他的口号时,他看到认识谁就喊打倒谁,找不到认识的人,就指着喊口号的人说:“打倒你”。我至今没看过《上海的早晨》没有发言权,但是我觉得在这件事上,双方都很有气度。

  有的人只会以势压人,他们只有在剥夺了别人发言权时才有真理。如果他们掌权,那反对的意见是一概不许发表的,更不要说要求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反对他们的文章。如果你写了,自己贴在墙上也会马上被他们撕下来,再有理也无疑会被说成是非法行动。说不定除了威胁、关押以外还会给你一顿拳脚。反过来,他们失势时,对自己说过的话或者死皮赖脸地赖帐、或者忙不迭地认罪,甚至指天发誓。最起码是一声不吭,不会跟你来“应战”的。但一旦又得势了,就会说当时对他们的批判是什么不让人说话,不民主。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攻击别人,可以造谣,可以不要根据地给别人加上任何罪名,别人却不能还口或反批判,他们的民主就是剥夺别人的发言权,只让他们说话。

  但是张春桥的气度和光明也是有对象的。对红卫兵、造反派,从来就没有什么气度和光明可说。防扩散就是典型事例。除此以外,我还亲眼看到,前面提到的王志惠被他逮捕后反铐着,有个人用一只手臂从他反铐的两手中间穿过去,用手掌把他的头拼命往下按,同时把手臂拼命往上抬,这样王志惠就被“凤凰晒翅”了,痛得他连连惨叫,还用那只手推着他在复旦的大路上狂奔。——这个人虐待人真有经验!那就没有什么人说这样做应不应该。我虽然不同意王志惠积极参加“奔南闯北”,但是我可以保证,王志惠在文革中绝对没有打过人。八·二五历来只有挨打的,被抄家的,从来就没有打人的。红革会和红三司中绝大多数人也不打人,而且鄙视打人。但是新复旦和红复旦各有一个“兵团”,一个叫“无畏”,一个叫“台风”,是私设公堂打人的团体,但都只有十几人,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两个团体的头目虽然都是造反派,(红复旦那个就是我们系的系革会主任)成员却有不少是保守派。是个不择手段、不择人员拼凑起来的。据说安文江后来也要打人了,不知是不是事实,但他确实因此而臭了。在复旦,任何人只要打人,名声就会臭了。1966年8月6日保守派搞斗鬼风时,行凶打人的就不是十几人、几十人,估计几百人。八月下旬的大抄家中,究竟有多少人打了多少人就没见到不知道了。其中有些打人成性的,后来就参加了“台风”和“无畏”。

  郭仁杰也是受到严刑拷打的,就是红复旦那个兵团打的。这些张春桥就不会说什么了。

  一打三反后,我们于1970年 8月毕业分配,我带着满脑子的疑问,坚决要求远离上海去工厂,希望在工人中找到答案。详情已在《唯物史论》的按语里说了。最后我选择了南充地区农机厂当上了一个翻砂工。按语中我自己写了我的思想发展过程,在工厂安家落户和学生时代到工厂劳动完全不一样。

  进厂不久,我又得到了一套马恩选集,不久又买到了一套列宁选集。我觉得自己头脑里的思想简直在突飞猛进,以前很混乱的经历被梳理出来了,经常象发现新大陆那样地有了新的思想冒出来。不过回过头去一看,其实还是毛主席、马列早就说过了的。然而温故尚且知新,何况是我在自己的实践里总结的,尽管是在他们的启发下重新发现。这使我加深了对这些革命导师的学说的理解。这是光会背语录的人所无法理解的。我把亲身经历与从历史书上学到的知识进行总结的结果,就是写出了后来命名为《唯物史论》的文章,当时有一万多字。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统一起来了。也写了另外一些东西,都在七一年春被人拿走,全军覆没了。

  列宁说要用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知识武装自己,非常正确。特别历史知识非常重要。一个人要有真正的知识必须做到四点:第一,亲身参加到革命实践中去。不能光在旁边看。在旁边看,光总结别人的经验,是得不到真正的知识的。第二:总结大多数群众的经验,为此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第三:不但要总结现在人民群众的经验,也要总结人类历史上的全部经验。这就要学习和研究历史。第四:要学习前人已经总结出的理论,对我们来说,首先就是学习马、列、毛的主义和思想。当然也要学习他们以前其他人的理论。学习不等于盲从——下面我又要说黑话了,要整我的人快记下——对任何人都不能盲从,包括马、列、毛,而是要真正理解弄通,如果真的有错误还要敢于纠正,只是不要自以为是,不要以自己的成见来作为判断正确错误的标准。在中学时,我的历史成绩不错,大学《中共党史》成绩也不错,但是对于历史并没有真正懂得。在复旦我们住在二号楼,对面六号楼是历史系的学生。文革前,历史系的学生经常争论,吵得我们常常不能午睡。和我同寝室的同学不理解,说难道历史就是把以前的事大家哇啦哇啦地吵一番,我也不明白。而且我可以断言,就是历史系的学生也很难说哪个是真正懂得历史的。毛主席历来不相信学校里能出历史学家。但是只有半年,确实只有半年,到了六六年十二月,在红卫兵和造反派中,许多人就一人一本历史书捧了起来,越到后来大家越感到自己的历史知识缺乏。读史越是如饥似渴。反过来看那些自命不凡自以为知识多的先生就越感到荒谬可笑了,就是对马、列、毛的理论,也是在经过实践后才越来越觉得正确,需要学习。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我终于在《私有观念、阶级与私有制的兴亡》里对恩格斯的两段话作出了纠正。尽管这些话对我有过很大的启发。

  现在的《唯物史论》只有三千多字,但是许多话在第一稿里大致也是有的,如:

  由此可见,任何革命都是以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而开始的,而以生产力发展到另一历史阶段而结束的。
  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又是类似的运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矛盾又出现了,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该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群众领袖与革命政党应该领导人民群众继续前进。
  任何社会、任何时代,所具有的矛盾总包括过去矛盾的遗迹,现在斗争着的主要矛盾和将来矛盾的萌芽。在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往往雄心勃勃。企图解决所有的矛盾,但是后来人们就会发觉经过一场革命以后,过去矛盾的遗迹将进一步被扫荡,当前的主要矛盾将基本解决,从而成为新的条件下新的矛盾遗迹,然而作为将来矛盾的萌芽不仅不会消灭掉,反而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扩大,成为新的条件下新的主要矛盾。我们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思想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大多数群众的革命要求,总是埋怨历史车轮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历史倒车。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企图超越客观条件的许可,完成只有将来才能完成的任务,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革命始终是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为转移的。坚持前进反对倒退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由于社会上新的矛盾的出现,原先的革命队伍也常常分化。有的哀叹、有的颓废、有的倒退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锅。社会也会出现热月政变、出现旧制度复辟,历史注定走曲折的路。但更多的人,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步伐总是坚定不移的,必将寻找那新的目标重新起航。的确,这时候人们原先的认识也往往会暴露出它的内部矛盾,这就要求新的革命,人们的认识必须继续发展。我们是彻底的革命论者,但是彻底革命的长河正是由无数次不彻底的革命汇成的。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次革命是彻底的,每次革命的终点都是新的革命的起点。任何革命真理都不仅为当时的革命运动所证实,而且要为而后的革命运动反复予以证实。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客观现实世界的改造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运动也就永远没有完结。每经过一次反复,人们的认识总是比较地进入了高一级的程度,而社会也总是向前推进了一步。

  这在那时大致上也是这样,只是还没有那么精炼,但通过读历史,我已经意识到,革命不彻底不是我们才遇到的。恰恰相反,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都是不彻底的,如果一次革命就把所有矛盾都解决了,那么人类以后还会有革命吗?经过一场革命,矛盾并非就此不再存在了,相反,随着生产力的大发展,正是新的矛盾大肆泛滥的时候。六九年和七零年,正是新的矛盾开始发生发展,也正存在着埋怨历史车轮走得太快,企图开历史倒车的右倾机会主义;也存在着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企图完成将来任务的“左”翼空谈主义。那时提出进行“奔南闯北”的行动如果是指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左”,也有可能转化成右或为右派所利用。革命始终是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为转移的,那时绝大多数人民并没有这个要求。但是坚持前进反对倒退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随着新的矛盾的产生,人民群众确实是在准备着新的革命。那是从他们周围开始的,首先就表现在痛恨不做事的人上,而不是脱离工农的学生自以为是的所谓革命。我已经明白,张春桥他们正是代表着新的矛盾,这个矛盾那时根本不可能解决,我们不能要求毛主席也做那种一时做不倒也不能做的事。在那个时候,原先的革命队伍也确实分化了。原来叱咤风云的人物,有哀叹的、有消沉的、有颓废的、也有思想倒退向右转了的。毛主席曾经说过,五·四运动的英雄好汉到哪里去了。我已经认识到,将来会有人问,当初的红卫兵领袖都到哪里去了?但是社会并不会不前进。与一打三反时比,与再以前比,又有了很大的不同,我的思想第一次经过梳理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这一观点,在七二年更明晰了,但是七零年冬天,也已经大致有了这样的看法。

  现在既然说到学理论和研究历史,就可以插入陈秀惠的遭遇了。现在不知道他在那儿,情况如何?六七年“反逆流”他当然首当其冲地挨整。后来“反逆流”反不下去了,他就组织了一个“反复辟学会”,说要学习毛主席象当初的“新民学会”那样研究理论,发表了一些文章。但是六七年冬天,与批判《一切为了九大》同时,他又被打成了反革命。说他组织《反复辟学会》是为了实现复辟梦。整胡守钧时,又把胡守钧说成是陈秀惠的后台,胡守钧始终没有承认过。陈秀惠一度招认了,但不久又翻供,说他搞《反复辟学会》没有任何后台。但翻供是不受重视的,张春桥他们只要目的达到了就好。他们就是这样,在红卫兵造反派中,先把一些人打成反革命,然后说另一些人和他“关系密切”甚至是“黑后台”,以此作为根据把另一些人打下去,再以后又说其他人又跟他们“关系密切”又打下去。在文化革命中,大家一起造反,红卫兵和造反派之间的“关系”都是“密切”的,照这种办法非要把红卫兵、造反派统统打击下去不可。

  那个时候,凡是搞“学会”或“论坛”,从事理论研究的几乎都打成了反革命。但是人们经过实践,上升到理论的要求是不可能消灭的,所以学习历史和理论的风气长期存在。渐渐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中不少人开始觉得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限于学习老三篇,或老五篇。那时一本《共产党宣言》在大家手里传来传去地看。我在六九年才看到,三年前,我大概看不懂,此时却很快就钻进去了。大概也是在六七年,我开始知道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但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在那时竟已被人弄到了这样的地步,似乎除了老五篇,就不能学其它文章。记不起是六七年冬还是六八年初,总之校革会成立不久,在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会议上,别的人都只说学习老三篇,胡守钧出来说:“我们还应该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这居然在校革会里引起了冷场,后来校园里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大家都要学习老三篇,胡守钧居然要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我实在不明白,大庆是两论起家的,为什么现在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还要加上“居然”两个字?至于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更似乎大逆不道。那时有个论调,“现在有的人学习马列著作就是为了反对毛泽东思想。”六九年我读《共产党宣言》时就有人议论,说我“不读”(?)老三篇,却在读《共产党宣言》。我没有理睬这种论调,工宣队也不会让人用这种罪名整我的。

  许多当官的对于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只让读“老五篇”,他们尤其喜欢的是《反对自由主义》。其实他们无非是要群众当奴隶,《反对自由主义》被他们歪曲到了不像样子,好像毛主席反对自由主义就是要剥夺人民的自由。但是毛主席说的自由主义和他们的解释根本不同,毛主席是主张开展思想斗争。文章一开始就说:“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如果领导有错误,群众和下级不与之斗争是不是自由主义?应该说是。可是他们决不会承认,他们强调的是盲从。七〇年九届二中毛主席又特别强调反潮流。七二年再次强调反潮流,七三年在修改党章时又强调“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我看,最最顽固最大的自由主义就是不愿反潮流。因为那风险最大。

  林彪事件出来后,当初只许群众学习老五篇的人,又一反常态,对学习老五篇大加攻击。实际矛头是针对整个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七二年毛主席给江青的信发表,毛主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我当然非常赞成。可他们却以此作为根本上否定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根据”,现在攻击毛主席给江青的信是伪造的又正是这些人。早在六八年,我就说过,“为人民服务”是个实践问题,不是理论问题,在理论上是不能论证的。毛主席在老三篇里就没有论证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只是说应该这样做,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实践。这话受到了一些人的攻击,他们说,照你这么说“为人民服务”是不可理解的了。我说怎么能够这么说呢?难道只有可以论证的才是可以理解的?几何公理就没有论证。“为人民服务”是世界观问题,世界观是根本问题,如果说是可以论证的,那不等于说不是根本问题,还有比它更根本的?那又是什么呢?我相信我这些话被人记入了黑账,只是没有机会拿出来整我而已。应该指出,老五篇现在还是应该学的,不管林彪是什么,我们不能因人废言。林彪说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是完全正确的。学习老三篇不能改造世界观——那是夸大。如果说一个学习老三篇的人能够为人民服务,那他在学以前就愿意为人民服务了。反过来如果不愿为人民服务,倒背如流还是不愿为人民服务的。但作为座右铭倒是恰如其分的。林彪提出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那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也是完全正确的。有的人就是光要群众来学,而且得按他们的歪解释来学,学了就当奴隶,他们自己是不学的。

  陈秀惠的文章我看得不不多,不能说没有一点荒谬之处。但最重点地批判的是他认为“人类历史上,每次革命时期以后,就会有一个反动时期。”当时我们也被搞糊涂了。但是到了七零年冬天,我通过学习理论和总结历史意识到,他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人类历史就是这样,在革命和反动的反复中曲折地前进。解放以前老的革命者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同样,夏天到了,秋天也就不久了。以后就会有严冬。自然我明白我们中国总的处于上升时期,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只会是局部冬天,但我的确是准备迎接冬天的到来,哪怕是严冬。

  1970年我才毕业,传来毛主席的指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我感到如释重负,又一次解放了。可一直到1971年挨整时,还有人说我:“你为什么要经常学习马列著作到深夜?现在有的人学习马列就是为了反对毛泽东思想。”至于学习历史就更是罪了,胡守钧他们读《第三帝国的兴亡》就是一大罪名。据说他们还赞扬过希特勒,并为希特勒祝酒。他们自己也没有声辩,把我也搞糊涂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但不久我就明白了,他们说过希特勒能干——本来希特勒就是有不少别人没有的歪才——而祝酒完全是污蔑造谣。七一年整我时,造谣者给我加的一条罪名就是说我读过《第三帝国的兴亡》,可我虽然的确很想读,却实在没有机会读。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读到。其实毛主席历来主张“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在七十年代又开展了史无前例的群众性的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运动。对我来说又正是对上了胃口。

  从1970年冬直到1971年春节,我真可谓十分自信,神气十足,“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似乎解开整个人类历史秘密的钥匙已经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可是不久,1971年春一场不是中央发动的席卷全国的大清洗来了。我又受人诬陷,被打成反革命。犹如一个闷棍打来,使我不知所措了。有人说我背了很重的思想包袱,那是活见鬼。对我来说,又不是第一次,但是还没有哪一次那样突然,那样毫无思想准备,尤其是发生后还不知如何解释。

  我自己问自己,连迎面而来的事都解释不了,还自以为解开整个人类历史秘密的钥匙已经掌握在自己手里了,还说可以描绘出从人类产生到现在、再到将来、直至消亡的大致轮廓。我又变得极其不自信起来。

  那段时间里,我觉得自己好像被人用被子捂着,憋得透不过气来,对外面的世界一点不知道,眼前一片黑暗,我想顶破这被子透透气,看一下外面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可是顶不破呀!这层被子是那么地厚。

  后来批林时,传达毛主席于 1966.7.8.给江青的信,毛主席说他又很自信又不自信,在我心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现在有些右派否定这封信的真实性,我只是感到他们又无知又可笑。我相信,毛主席一定不止一次地有过那样的经历。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毛主席说,四·一二政变时,他的心情就是不知道怎么好。

  我决心一切从头开始,抛开以前的一切观念,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但是有一点我是坚信的,在工厂里,在工人中是可以找到答案的。至此,一切都得从头学起。我发现工人阶级的背后有着无穷的秘密。但是自己却很难看到这些秘密。

  要了解工人很不容易,我至今不能说做好了。但我的确学到了不少东西,后来经过摸索,又一次突飞猛进,混乱的经历再一次地被梳理出来了。大概到了七二年秋,我的思想又形成了,那年我二十六岁。1973年12月,我重写了《唯物史论》,后来又终于写成了《私有观念、阶级与私有制的兴亡》。我现在的思想大致上形成于那个时候,后来都是那时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不过回头去一看,其实还是自己原来那个思想发展下来的,的确比原来高了一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还是马列、尤其毛主席早就说过了的。这也不奇怪,马列毛就是从工农中吸取养料总结出来的。我自己明白,如不是到工人中去安家落户,我的思想就不可能象现在那样。我亲眼看到不少原本朝气蓬勃的青年人,不久就成了庸人,说的尽是庸俗不堪的陈词滥调,又荒唐又可笑,还自以为是、自命不凡、自封为社会的精英。而且我明白,如果不是置身工人,真心向工人学习,最多半年,我也将变成这样的庸人,过不了七一年这一关。

  但是回过头去看,尽管后来写的《唯物史论》内容上没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七一年春节前,我的理解实际还远没有后来深刻。

  有人可能要问:“你不是说70年底已经知道经过一场革命,随着生产力的大发展,正是新的矛盾大肆泛滥的时候。不是说人类历史上,每次革命时期以后,就会有一个反动时期。准备迎接冬天的到来,哪怕是严冬。怎么会觉得犹如一个闷棍打来不知所措了?甚至还没有哪一次那样突然,那样毫无思想准备,尤其是发生后还不知如何解释。怎么会好像被人用被子捂着,憋得透不过气来,对外面的世界一点不知道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还有,既然后来认识比原来提高了,写的又怎么和原来差不多,那又怎么谈得上认识比原来高了呢?”其实我写的《唯物史论》只是一部最最抽象的历史,我确实意识到会有新的矛盾扑面而来,但究竟是什么矛盾基本上不了解。也没有想到会来得那么快。尤其不知道它来的形式。我明白张春桥正是代表着新的矛盾,可充其量只是抽象地意识到他也是代表资产阶级的,他和以前猖獗的资产阶级应该说是不同的,如何地不同却不知道。何况不仅一个张春桥。这部抽象历史是和原来的相差不多,但理解更深入了一层。我预言了会有新的矛盾大肆泛滥,但却不知是什么矛盾,以什么形式出现。我的认识也不仅仅是《唯物史论》,《私有观念、阶级与私有制的兴亡》在七一年春节前还只有一个苗头,在七二年才大致形成思想。完全完成并写出来还在后头。至于对当时的具体历史的理解,那七一年春节时八字还没有一撇,到七二年才大致上对当时出现的一些现象或者说矛盾有了解释,并大致预言了发展的趋势。而且后来历史的发展固然有偶然的因素在,总的趋势和大致的曲折一直没有离开我的把握。直至今天。

  1971年上海一样进行了大清洗的。这次连红复旦的头头也没有跑脱,一个个从外地揪回上海挨批斗,而且没人同情。相比之下我的处境比他们好得多了。这次大清洗和以前不同,以前一般还不敢对文化革命、红卫兵、造反派明确地全盘否定,而这次否定文化革命实际是公开的。红卫兵、造反派全部打下去了。《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说,红卫兵造反派全被打下去了,但有少数人被吸收入官僚机构。现在许多其他地方的人把上海当作造反派的天下,实在是搞错了。王洪文等人,大概就是所说的被吸收入官僚机构的少数人。在1971年以后,掌权的没有真正的造反派那样的群众代表。三结合的革委会实际已被推翻被篡夺了。我们厂里的革委会四年没开一次全委会,直至1974年批林批孔,才召开了一次全委会。所以,尽管用的公章都是革委会,这革委会还能说存在吗?但是在四届人大的宪法中还是肯定了革委会是地方和基层的政权,这当然是毛主席的主张并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所以说,毛主席并没有否定革委会,另一方面,当时的地方和基层的政权大多不合法。不过话也说回来,这不合法的政权也不是没做一点好事,就拿我们厂来说,扩建工程基本顺利进展。许多地方都在大建设的高潮之中。

  我们学校有个工宣队员,回厂后,跟别人说,说我很有一套,几年来,直到一打三反,就只有我一个人是漏网的。“漏网”两字就是他第一次说出来,后来被我知道的。其实我有什么套套啊!想当初,我们出则成群,聚则满堂。开口“中国社会”,闭口“天下大势”。我们的确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虽然也是通过一个痛苦的过程才走上了那条路,这将在其它文章里说。但我们做的一切,可以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许多事是有计划的。可是到了1970冬天,我再回过头去看,一切又是那么地盲目。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人蒙着双眼从悬崖边走过来的。我的确像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里说的那样,又自信又不自信。张春桥说我们复旦是藏龙卧虎之地,但又都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亲眼看到我的许多战友掉了下去。“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有的消沉,有的颓废,有的变节,有的堕落,有的成了投机分子,有的人格上无大缺点却也犯了错误,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大的错误。几乎所有的人都掉下去了,只有我自己奇迹般地还在悬崖边上。回忆我以前写的一些文章,说过的一些话,感到简直不可思议,那难道就是我写的吗?我不否认,原来写的东西里有不少非常幼稚的话,但另一些却难以相信,难道我那时已有这样的水平了?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明白,语言和文章往往大于思想。当初我们出于一种朴素的正义感,但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使我们写了、说出了不少大大超过自己实际水平的话。正是时代的洪流把我们送到了我们未曾想到过的高度。所以一定要正确地估计自己,不要夸大自己的水平和作用。七二年秋,当我的思想又有了一次飞跃后,我也意识到,现在看来,今后我做的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把握了历史发展的曲折和总趋势,但是到了再经过一次革命后,如果我没有掉下去的话,回过头来看,一定还是感到就像蒙着眼睛从悬崖边上走过来的那样,革命是一条险路,永无止境的险路。

  最关键的是要多为全中国和全世界绝大多数人考虑,少考虑自己,哪怕受了不公正的待遇。1972年,毛主席党中央下达文件,要为1971年的大清洗中受害者落实政策,可见毛主席并不像有的人所说那样对红卫兵和造反派只是利用,然后是打击。毛主席的指示到处都受到了抵制,不少掌权者,其中有的只是篡权者,采取种种措施拒不落实政策,甚至继续打击。那时有不少人起来闹。对他们闹,我当然不会认为没有合理处。但是我觉得必须适可而止,我们面前的路还长,个人的命运不是最最重要的。我想劝他们,但他们说我“腰杆硬不起”,不容我把话说完(唉!他们也染上了这种听不得不同意见的习气)。可是在后来这些人全都被打成了“帮派”,而我却又一次“漏网”了,也许有些当权者眼里我也是“腰杆硬不起”吧!让他们去说吧!1981年南充发大水,当局不负责任,到水淹了上来才采取行动,群众意见很大。可是后来却厚颜无耻地拍为自己评功摆好的电影《特急警报 333》不知怎么居然要我去充当群众角色,受到了我的严词拒绝,不管他们如何威胁利诱都只能引起我的鄙视。我想,在这件事上我的腰杆还是硬得起吧!顺便说一下,那个逼迫我的女的居然说我:“不去也算了,还说我们说假话、演假戏,叫我们怎么做工作?”——这世道真是颠倒了,她当不好走狗还得我来替她负责?!许多不久前还对“文化革命说假话”义愤填膺的人,此时却说:“那又有什么要紧,那么认真干啥,这世上哪有那么真的。”我真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干啥,究竟谁是真谁是假?再后来我又抵制做面子的所谓“选举”。

  我确实被不少人误认为腰杆硬不起。在《急待批判的两大疯论》里我说过,1974年我两次回复旦,我跟我的同学说了工厂里的情况不但他们没听进去,还被他们歪曲了。我们原来的政治指导员姜××也在场——一个神父,以后我会说到,一个蒙泰里尼式的神父,我以前崇拜他就像崇拜上帝那样——在那时就做了极不光彩的表演。春节那次我说到工厂里停工停产的情况,他就连连对我说:“造反么!造反么!”不要以为他真的是要我造反。论造反我是内行,他是外行,大萝卜还要屎来浇?他完全是狗眼看人低,以为我已经失去了革命朝气,故意讽刺,似乎我已经吃够了造反的苦头不敢再造反了。我真的不再造反了吗?如正是这样,我对他们说工厂里的事干什么?我原本是要同学们了解一些工人的情况,如果我从此退出政治舞台,他们了不了解工人与我又有什么关系?那时正是批林批孔的前夕,许多人以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连许多不久前还不可一世的官吏也惶惶不可终日。但是我却不认为那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我那时说,即使中央也称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那也一定和文化革命不一样。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不少人以为我已经失去了革命朝气,连姜××这个政治骗子也可以来对我嘲讽了。其实我明白在那个时候革命不是那样革法。

  《杜鹃山》出来后,我听到不少人感叹道:“干革命为什么这样难?”这可以算把《杜鹃山》看懂了。《杜鹃山》决不是一般人能够写出来的,没有一定的经历,没有切身的体会决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话。我在拙作《要复仇,但不要做野兽》里说:“《杜鹃山》中有一句话最发人深思,谁没注意到,谁就算没看懂。那句话是雷刚说的:‘干革命为什么这样难?’这话决不是随便写的,没有深切的体验决写不出这句话。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决不是轻而易举的。这儿不是说苦、累、死,不怕苦、不怕死,很容易,一点都不难。最难最难的就是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由于走错了路,有的人最后被历史无情地淘汰,如陈独秀,当时何尚不是一身正气,把十月革命的火种引向了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也是功绩巨大。李立三会消沉到自杀,而瞿秋白,竟然在最后关头变节,写下了《多余的话》。他俩都是有功绩、有过错、也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我相信他们原来是朝气蓬勃的,却最后迷失了方向。

  我以前的朋友此时都星散了。不少人失去了原来的朝气。我却意识到我这辈子只有一往无前。并且将一辈子在悬崖边走着。

  有人劝我从此以后多考虑自己,周围许多事物的确都在向我说:“你必须一切为了自己。”出于必要的自我保护,我也的确比以前不得不多考虑自己,有的时候也没把握好分寸做过了头。也许在一些人看来和那些自私鬼没什么两样。但我必须走自己的老路,永远不能消沉,不能忘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必须一辈子革命。我意识到,坚持走原来的路必然得一辈子经受艰难曲折,工人受的我将都得受,甚至一辈子受压。列宁说过,革命是被压迫阶级的盛大节日。如果说在以前我不知道的话,此时我却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对列宁的话必须从两方面去理解。另一方面就是,节日是短暂的。对革命者来说,节日的极乐狂欢只是一两个月,十几天甚至几天,受压制却是一辈子,甚至在节日就开始了新的受压。《疯狂的节日》不是对我们这样描写的吗?别的胡编乱造这一点却是真实的。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不要指望革命胜利后自己就翻身了再也不会受压了,只要自己还坚持革命就得准备新的压迫甚至更严厉的压迫扑上来。因为反动派即使打倒了也并没有休息,而历史前进后,总有一些人要求到此为止,不允许在前进了,他们都会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阻止历史前进,打击革命派。希望现在决心投身革命的年轻同志们事先就得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人生难得经过两次革命,但即使可以经历一万次,我明明知道最后还是受压,还得参加第一万零一次。
  我明白,我如果走了回头路,必然将堕落到十分不堪的地步。许多人就是这样,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以前付出很多,现在要把它捞回来,必然比谁都穷凶极恶,而论手腕,他们又是新手,那儿比得上那些老手,所以也必然更快地失败。以前有不少革命者,为人民作出不少贡献,后来却为人民所唾弃。甚至被人说得历来就比谁都坏。历史上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许多农民起义领袖,如洪秀全,都是追求享受很快就失败了。在中国的亡国之君中,我最惋惜的是隋炀帝杨广。我的《唐周历史研究》就预定了写一篇《贤晋王和隋炀帝》。杨广的历史功绩非常大,不仅仅开了一条大运河,唐周的极盛,理论基础就是他打下的。迁都洛阳、均田制、租庸调法都是他提出的。他年轻时在隋文帝的领导下,灭了南陈小朝廷,严厉地打击了南方士族,而自己却一无所取。有人说他是假的,我不能承认,没有取就是没有取,只有拿了说没拿才能说假的。他又在北方打击了突厥并在外交上也取得了不少成绩。我相信他的思想和理论就是在那时形成的。但是他受到了两方面的攻击,一是太子杨勇的嫉妒和谋害,二是腐朽势力千方百计地把他往水里拉。他的弟弟秦王杨俊先他被拉下了水,为了攻击隋文帝倒有人表示同情,其实和他一个样或还不如他。而他成了隋炀帝迹同桀纣,成了人人唾骂谁也不同情也确实不值得同情的人物。到了那个时候,什么人都来骂他,包括以前被他革了命的反动派,如南方士族。他的有些罪名实在不值得相信,说他平定南方一无所取是假的就是例子,还有他想得张丽华也是不可相信的,说他一贯做作,年轻时的优秀品质是假的,更不公正。人民仇恨他说些过头话可以理解,但骂他的人并不都是好人。最典型的就是宇文化及,还有王世充手下有个云定兴,先是腐蚀太子杨勇,后腐蚀隋炀帝,最后投靠王世充。我觉得,我国历代亡国之君中,唯有隋炀帝临死前承认对不起老百姓倒是难能可贵的。还有解放后不少老革命,被糖衣炮弹打中,失败后就有人拍手称快,把种种诬蔑不实的罪名也加到他们的头上。按国民党的说法,刘青山张之善就是历来坏的,而且说明共产党历来就是坏的。应该指出,有的人所以会被糖衣炮弹打中,这和历史曲折,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迷失方向是有很大关系的。把共产党说得历来都是坏人成群我不能容忍。但后来有的人的行为的确非常难以恭维。我不知道,在那些人中有几个能像隋炀帝那样承认自己对不起老百姓。

  毛主席的经历比我们多得多,他何尚不是一辈子受压?王明路线以前就是受压,四年王明路线统治就不用说了。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更不用说了。全国解放后,他成了国家元首,何尚没有受压?大跃进时就有人说他右倾,他说要旗帜鲜明地当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准备被开除党籍。有人说他第一把手谁把他开除党籍?这些人实在什么都不懂。建议他们去看一下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康熙说:“我以前不明白皇帝为什么喜欢杀人,现在我明白了,因为天下有人要杀皇帝,皇帝心里害怕。”贵为皇帝尚且有那么多人要害他,何况主席呢?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我向不少人提出,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红卫兵欢呼着、喊着“毛主席万岁!”甚至留下了激动的泪水,此时此刻毛主席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人们的回答是:“他什么没见过?”没有一人的回答使我满意。我的回答是,毛主席的心情和红卫兵一样是十分激动的,他喊“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和我们喊“毛主席万岁!”是一样的心情。他接见红卫兵不仅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情感上的需要。但是没人同意我的看法。只是近来在网上,我才看到了和我同样的结论。

  林彪事件后,到处传达一个消息,说林彪认为张春桥是毛主席意中的接班人。这种话林彪集团会说,但任何人不该随便传达。我意识到这是张春桥野心勃发想当“太子”。

  后来毛主席提拔王洪文我非常高兴。知道张春桥落空了。而且知道毛主席的确了解张春桥,只可能比我们更了解张春桥。我也知道,毛主席不会明确确定谁是接班人了。但是他身后不管如何总得有人接手,如在此时,就是由王洪文接手。但是他能不能干好,那要靠他自己。

  1977年初我写下的:“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人物,如果这样的人物失去了,历史就会重新锻造出来一个。一个事业后继无人了,无非是那个事业停滞、保守、没落的象征。但是这样的人物只有在群众运动中才能产生,因此往往只有当他亲自掌舵时才能体现出来。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处于兴旺时期,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定后继有人。”实际形成于那个时候。对王洪文适用,对华国锋也适用,他们搞对了适用,接不好班也适用。没有理由要求毛主席为那个人打保票。

  七六年毛主席提拔华国锋,我不了解华国锋,但又坚决拥护非常高兴。两个争当总理的都落了空。而且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说明毛主席对王洪文也不满意。他在政坛上肯定已迷失方向了。看看他在审判台上的表现就可以知道毛主席没看错他。毛主席评《水浒》当然不是随便说说。那是发了中央文件的,而中央文件必须经过毛主席圈阅。但是毛主席有一句话许多人都没注意到或不愿意正视:宋江与高俅的矛盾是地主阶级这一派与那一派的矛盾。(大意,手头无文件)许多人说宋江是指邓小平,我说不是,是指张春桥,当然不是哪一个人,而是一个阶级,一个政治派别。毛主席的意思是两派都不可信,都要整。毛主席又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的人自以为懂得了实际并不懂得。”我认为后者也是指张春桥。——那时我自称自己是第三世界。
  张春桥是宋江,那么徐景贤就是卢俊义,实际上比卢俊义更坏,卢俊义原来还有点正义感,有点名气。
  像他们这样,毛主席怎么能把万千重担交给他们呢?毛主席过世后,谁来暂时担起这副重担,华国峰一时就成了不是人选的人选。当然这不等于接班人。

  至于华国锋不争气那也是没有办法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出一个很不容易。相比之下斯大林真了不起。到现在为止那么多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了他一个接班人。“你办事,我放心”当时传达是写在一个文件《全国大多数省形势很好,有少数省不好》里。这一说法可以相信。不能说毛主席就是让他当接班人了,也不能说不是。当时是在提高他的地位。但又只是说办这件事放心。华国锋刚上台时宣传一下未尚不可,但是不能过分,到时候自己要出来说明情况,主要得靠自己。就靠着主席的六个字正说明自己没能耐。斯大林就没有依赖列宁。

  “四人帮”得罪的人太多了,在中央大多数中央委员都不能团结。按无产阶级接班人五个条件看,这一条就很成问题。我相信,毛主席如多活几年,也是要批他们的,而且也快了。但是第一不会搞阴谋诡计,第二不会做得那么绝,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第三也不见得四个人个个都要打击,至少一开始还是教育为主。毛主席要江青不要搞“四人帮”,要王洪文不要和张春桥他们搞在一起,要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确实是对他们的批评,另一方面也是对他们的爱护,他对同志的批评许多是与人为善的。从某种角度上讲,有没有要他们和张春桥保持距离以免和他一起垮台的意义在里面呢?可是他们都没听毛主席的。还是四人抱在一团。

  上海1967年 1月热火朝天,大多数工人都投入进去了。可是1976年却普遍冷淡。原因可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848年法国革命后,资产阶级镇压工人,工人回答以六月起义。小资产阶级也参加了对工人的镇压。然后,小资产受到压迫反抗,工人不计前仇与小资产一起战斗又一起失败。再后大资产镇压资产阶级。工人、小资产又加入一起反抗。又一次失败。这三次斗争,工人积极性一次不如一次。每次都靠军队镇压下去的。大资产阶级以为天下就是自己的了,却不料军队向自己开了枪,发动了政变。他们走出议会大厅向群众呼吁,高喊:“共和国万岁!”群众却毫无反应,军队开来,把他们拖了下来,送进了监狱。

  同样,王洪文、张春桥即使躲过了北京的逮捕,到了上海,当军队开来时,他们高呼:“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群众同样将十分冷淡地看着他们被抓起来。他们掌握着上海民兵与北京民兵都没起作用,王秀珍等给民兵发枪不是没人理会吗?而在六七年,每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被抓,都不是轻易平息下去的。张春桥对造反派是动不动就要调动军队、公安和消防队镇压的,如果说他自己后来也被军队抓起来,那实在是历史的活报应。

  当然,张春桥统治期间,上海不但经济发展很快,对国家贡献也很大。那段时间,国家几乎没给上海投资,上海给国家的利税却占全国六分之一,对于其他地方发展经济,提供了大量人才物资等帮助。这一点决不能抹煞。尤其不能颠倒黑白说成是破坏。不能说他们没有一点功绩,把成绩归于上有党中央、毛主席,下有广大人民是说服不了人的。用这种方法可以否定任何人。他们也并不排外。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个阶级力量、一个政治派别,在它的社会积极性完全发挥出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就是张春桥在上海能统治那么久的原因。我们四川也一样,南充经济在全国不能说好,但也是飞速发展的,我在《急待批判的两大疯论》里已经说了。但是南充也不是在没有矛盾下取得成绩的。实际南充的许多官吏比上海的更专横、更霸道,做得十分露骨。我在七十年代就说过,毛主席是见怪不怪了,所以不会同意打倒张春桥。如果南充有个领导面子上做得像张春桥那样,南充的群众也许要喊万岁了。当然,张春桥如果到南充来不会比哪一个更好,充其量更老练,实际更阴险、更毒辣。上海是个大工业城市,是工人阶级最最集中的地方,张春桥不能不考虑工总司的大旗不能倒。文革前,许多地方工人阶级力量不强,基本上是农业地区,农民是分散的,封建专制势力也就得以横行,根本就没有必要顾虑到什么工总司,那儿对工人组织的镇压也就做得更赤裸裸。

  统治权力到处都是与一定的社会职责相联系的。我们不能要求毛主席在时机未到时就对他和另一些人代表的阶级力量采取行动。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政治腐败,人民还不是受压迫受剥削,但是我们能够要求毛主席这个时候就去“解放”国统区的人民吗?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抗日。还有,解放军开进西藏时,还跟西藏农奴主统战,民主改革被长期拖延,我们能要求解放军一进西藏就打击农奴主,解放农奴吗?到那时候,就是农奴也不会看成是对自己的解放,会受农奴主挑拨,以为是汉人对藏人的欺侮。

  现在的年轻人不了解这段历史不要紧。但是以上所说早晚会反映到现实中来的。到那时,这段历史旧帐作为革命者就不能不知道了。现在不少人在为张春桥说话,也许他的确还有一点积极性尚未发挥,我早就肯定他的戏还没完,还会有他表演的时候。但是对于他们的本性,年轻人一时不了解不奇怪,长期不了解是很不利的,我们就有责任使他们了解这段历史。历史注定要走曲折的路。中国的老百姓历来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革命和反动注定交替而来。反动到了头就必然会有革命,革命以后也必然会有反动。我们曾经经历的历史将以另一种形式,在更高级的阶段让现在的年轻人经历,实际会怎么样谁也不能知道,到时候任何人都必须重新学习。肯定会有人从悬崖上掉下去,但也肯定会有人做得远比我们那代好。我们只要不短命不牺牲也还会亲身经历的。

  在审判时,王洪文、姚文元都是精神已经崩溃的人物,昔日的英雄,成了小丑。尤其蒯大富更令人恶心。江青已经去世了。张春桥还活着,希望他在狱中能够反思,有所进步。不过不管他进不进步都不希望他死。

  我也不希望其他人死。如邓小平于1997年寿终正寝,真是可惜。

  胡守钧现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当教授。他的情况在网上可以搜索得到。周谷声、邱励鸥“出国去了”,现在美国。劳元一成了大老板,九十年代听说他发表讲话大大地赞扬了现在这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八九年看到安文江一篇《自白》,这是一篇厚颜无耻的文章。他表白说他并不想要官,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因为他说他这样的红卫兵司令虽然犯了历史错误,但是他们是有才能的人。这不是在讨官又是什么?无论如何他都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如果文化革命是正确的,他就是无耻地叛卖,并向敌人求得一官半职图荣华富贵;如果文化革命是错误的,他就只有向邓小平低头认罪的份,凭什么邓小平要给他官当?陈秀惠、红鸥下落不清楚。对红鸥我本来就不熟。赵基会也不清楚。不是我污蔑,我料定他的表现不会比劳元一、安文江更好。

  邱励鸥多才多艺,1983年我回上海,看到她画了不少瓷器,就问她要了一个盆子,至今还保存着。对于能够引起我对年轻时代回忆的事物我都很珍惜。对老友也很思念。但是我绝不是要回到以前那个圈子里去。过去的都过去了,以前的友谊不能忘,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寻找新的朋友。那次我对邱励鸥说,希望他们圈子不要划得太小。可是她的回答并没使我满意。她说我们的圈子并不小,许多老教授关系和我们都很好。至此我才明白他们的圈子实在还是没有划出复旦大学的校门。她曾在铸工车间监督劳动七年,在铸工车间的时间是我的两倍,我不明白为什么她就没有得到两倍于我的知识呢?我自认为自己向工农学习很不够,和工农实际还是格格不入,并没有像毛主席要求的那样真正打成一片,但是还是学到了不少知识。我经常奇怪,就凭我这个样子居然能够学到这些知识,使我看历史文学会有许多常人没有的见解,并可以写出专著来。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够比我们那一代做得好得多,真正到工人中去向他们学习,那是可以得到许多学校里得不到的知识的。只有在工农之中,才能真正了解社会。

  本文从拙作《私有观念、阶级与私有制的兴亡》开始,还是从《私有观念、阶级与私有制的兴亡》为结束吧。解放后,人们常说:“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不同。”这话实际上是错误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分工就是阶级,阶级划分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只是要求逐步缩小乃至最后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而不是立即消灭这一分工,因此总有人把这一分工引向极端以至脱离,相应地总会有新的阶级分化,新的剥削阶级产生。社会上也总有不少人把脑力劳动者看成高踞于体力劳动者头上的贵族。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对分工作相应的改变。脑力劳动者不要做单纯的脑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也不能让他们当单纯的劳动力。干部要参加一些体力劳动,工人要参加管理。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任何脑力劳动者,不管是干部还是知识分子,只要脱离体力劳动,只要自以为比一般工农高明,就是向特权阶级蜕化的开始,就是要做精神贵族。这些人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知识。倒是认认真真向工农学习,拜他们为师的才可能获得一定的知识。

  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也不能说都是失败的。我在《私有观念、阶级与私有制的兴亡》中是这么说的;

  ——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人民革命没有一次是不胜利的。因为每次革命都推翻了已完全腐败没落的剥削阶级的统治,解决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人们思想意识中,已经严重地阻碍社会和生产力发展的那一部分矛盾。从而推动了社会和生产力的大发展。
  …………

  在中国古代的奴隶社会和封建时代,大规模的人民革命没有一次是不失败的。因为每次革命的成果都被新兴的剥削阶级篡夺了。革命成功了,革命派却被打下去了!新贵代替了旧贵,人民依然受剥削!

  这样的历史一直延续了几千年。

  拙作《唐周历史研究》,就是通过一千三百年前的历史事实,揭示了这个道理。革命成功了,唐高祖、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裴寂、武士彟、李孝恭、任環……这些革命派被打下去了至少是冷落了,李世民、长孙无忌等篡夺了政权。但均田制虽停止了,已均的却保留了下来。后来又在人民推动下由唐高宗、大周金轮皇帝(即封建史家所说的“武则天”)继续了下去。从而开创了唐周之盛。今天我们还在受惠,不能说隋末农民起义的鲜血白流了。大周金轮皇帝的政权是寒族知识分子和下层人民的联合政权,为广大受压迫人民伸冤,出现了大规模的进京告状洪流,让下层人民如来俊臣、侯思止索元礼等参与政权,镇压的对象主要是旧的腐朽的士族和贪官污吏,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后来也被反动政变所推翻,但是她的政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果,中国南方县增加了一倍多,北方长期因战乱而造成的荒芜结束了,农业得到了大恢复,生产奴隶也在她那个时候大致消灭了。市民阶级开始形成,并为以后的手工业和科学的大发展提供了条件。所以她的变革也没有白革了。在她以后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是以张说为代表的寒族地主中的新贵,已不是旧的贵族了。

  张春桥所代表的也是一伙新贵,文化革命中,上海的工人是主力军,红卫兵是先锋。而他张春桥则是劫收大员,就好像1927年蒋介石到上海那样。还有其他新贵。我们看到的还是革命的成果被新兴的剥削阶级篡夺了。革命成功了,革命派却被打下去了!新贵代替了旧贵,人民依然受剥削!张春桥他们这些新贵,既然有了权有了势,自然不要革命了,所以他到上海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革命者打下去,就像蒋介石那样需要发动四·一二政变。革命的组织必须全部摧残,工总司大旗不能倒就改造。文化革命不搞他们就上不了台,但绝不允许再有群众造反,于是凡是描写文化革命的文艺作品统统都冠以“写真实论”的罪名打下去。这一切都为他们自己垮台创造了条件。到他们感到威胁需要重新呼吁文化革命时,已经来不及了,也没有什么人听他们了。没有他们中国也不会走到今天。

  这种情况以后还是不能完全改变。

  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天下三分有其二和历史上还是有所不同。即使看来似乎到处都是新贵在掌权,人民还是占了三分之二的天下。新贵们不能不受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下层人民的钳制。正因为如此,他们十分难受,千方百计地想进一步篡夺权力,有的新贵甚至不惜讨好旧贵。这就形成了七十年代错综复杂的上层斗争。毛主席去世后,中国就成了现在的中国。

  你既要革命,就要做好准备,准备一辈子受压,一辈子艰苦奋斗。即使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有了冤屈,也得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自我保护必须服从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即使自己的确有很大的功绩也没有理由要求历史按自己的要求走,即使自己有很大的冤屈也没有理由要群众为了自己而经受“革命”。还有如果革命改变了自己的地位,无论如何思想不能变。反过来说,不要沾沾自喜于自己的地位变化,要知道,地位的改变就是实践的改变,接下去就是思想的改变,因此自己先得把自己的地位摆到老位置,依然放到群众一边来,始终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人民中的一分子,只要力所能及,就得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永远记住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不然的话就可能蜕变成人民的压迫者,到那以后,不管自己以前为人民做过什么好事,人民群众都没有义务一辈子对你感恩戴德,该打倒的还得打倒。要知道革命以后将有新贵上台篡权,自己不要当新贵也不要因此而放弃革命。对新贵我们是不可能一开始就有深刻了解的,只有在实践中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了解,在此以前我们必然两眼抹黑。革命是一条险路,必须准备一辈子就如蒙着眼睛在悬崖边走。也正是如此必须永远认真学习,总结经验,学习前辈的革命理论,向人民群众学习,总结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经验,认真学习历史,用人类的全部知识来武装自己,使自己眼亮心明。只有这样才能不至于从悬崖上掉下去。

  下面套用毛主席的两段话,那在七二年的时候,我已经基本上这样认为了。第一段是: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任何人,不管他(她)的革命经历如何,为人民做出过多大贡献,付出过多大的牺牲,有着多么崇高的品质,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始终存在着蜕化变质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随时自我警惕。要积极参加到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去,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永不脱离工农,永远向工农学习,绝不自命不凡自以为是,在力所能及时永不脱离体力劳动,永远注意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斗争,为此不计较个人的任何得失。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历史经验,努力用人类历史上的全部知识来武装自己。不然的话,少则几个月、一两年,多则几年,任何人都会走向反面,都会变质,就会蜕变成为人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并最后为人民所打倒。这个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必须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只有这样才能永葆革命青春。

  这儿说的是任何人——下面我又要说反动的黑话了,害人成性的人还不赶快拿出笔记本记入黑账——就是说即使像毛主席那样为人民做出过巨大贡献、付出过巨大牺牲的伟大领袖也免不了,也随时存在蜕化变质的可能。毛主席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他的话不能说不对,历史也确实已经证实了他的话。但是中国共产党毕竟是高举着马列主义的旗帜打败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创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解放后把我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世界前几位的工业大国,甚至成了第三核大国和航天大国,具有了相当扎实的经济基础。如果说没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那是不可能的,当初革命时多少热血青年就是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甚至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说他们不懂马列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如果说真懂马列是指用人类历史上的全部知识来武装自己,永远按照历史规律办事,永远为着绝大多数人民,这又有谁能够说已经完全做到了呢?只能不断努力直至盖棺论定吧!不少战场上的英雄为糖衣炮弹所打中,不少人地位变了思想也变了。不能说这些人都历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说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有些人原来是真诚地信仰马列主义的,为此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运气使他们在战场上没被子弹打中成了幸存者,并到了全国解放成了国家的干部。但是复杂的历史条件和地位的变化造成了他们的实践变化,实践的变化又造成了思想的变化,他们也就堕落了,甚至成了人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

  第二段是:

  一个人参加一次革命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革命,永不消沉,永不颓废,永不当反革命,一贯的为着广大群众、为着国家的前途、人类的解放而奋斗,一贯的朝气蓬勃,永葆革命青春,为广大青年做出表率,坚持革命、艰苦奋斗、奋不顾身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

  就以此来和大家共勉吧!


埋葬帝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强国
曹为平跨千纪恶魔 2004.5.4.毕

补遗:
    现在许多文章都说我们一开始就有野心要夺权,纯是胡说八道。如不是发生经济主义和赤卫队大批离岗我们还不知夺权,甚至害怕夺权呢!复旦大学于1966.12.3.把杨西光和党委弄得威信扫地,宣布罢了他们的官。按理应该立即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其他临时权力机构,但当时我们害怕夺权谁都没有提出。经济主义妖风刮起后,有些人去找原党委书记王零等要钱要求签字,王零等签了,而且居然领到了钱,八万元钱流出去了。后来稍有政治常识的人对我们说,这说明你们学校的党委实际上并没罢官——的确如此。

    可是现在混迹左坛的“大左派理论家”也是一个腔调,到处乱扣“强烈的权力欲”的帽子。他们真是左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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