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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默  贵州方向:中国大陆潜流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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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大陆现当代的潜流文学问题,应该有一本专著。
    近年我完成《百年春秋文化泪》、《等待命名》、《历史的影子》、《火炬与苦难的旗帜》等系列文作,系统地论述了百年来中国文化,特别是本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的现当代文化与文学的发展、变化及当下的现状,其中也对潜流文学进行了阐述。这里基本上是将以上几文的部分内容进行综合,对潜流文学这一议题作一框架性的简谈。其中作为个案分析,重点又放在以贵州为例。
    所谓潜流文学,我认为是指一直在主流意识形态专控之外,坚持独立创写与操作的文学。
    潜流文学对专制的主流意识形态持不合作、对抗的态度。
    潜流文学只遵循文艺创作自身的规律:生命情志的张扬、社会良知的认同,铁肩载道的人文精神和个性独异的大奔发。
    潜流文学长期与解放牌的遵命文学对峙、对抗、对照,并对之进行猛烈的冲击。
    潜流文学长期处于被迫害、被围剿追杀、被视为异端邪说的受压地位。
    潜流文学是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的真正基脉。
    以上是我个人对潜流文学的基本界定。
    考潜流文学的国内成因:
    ——“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的大发祥之后,进入二十年代,“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部分文学引入马列道统的入口(这一问题,作为当时种种文学流派中的一种,无可厚非)。
    ——三十年代,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十年文化围剿,国共两家各自的政统文化进入两军对垒(其余的各派相形见弱见消),只剩“彼”、“此”。
    ——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中国文艺界发生了三件大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1938.3.);“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延安整风、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布(1943.10.)。文艺创作自此纳入严格的政统。
    ——作为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战争文化的遗存,一种理念、一个模式开始出现,二律对立背反:敌我、好坏、美丑、善恶、是非、真假、革命与反革命……
    ——五十至八十年代间(以下简称“三十年”),中共建政及其后的肃整、“反右”、“文革”等系列运动,在策动、实施与处置上都是战争文化的继续,以二律背反的毫无选择余地的思维导势,知识分子及文艺工作者都已只能定从于一尊地创作。此类创作就是后来学界公认的解放牌文学,并发出重写文学史的呼吁。在1976-1980年间,“文革”善后处理,两个凡是之争等均为战争文化的遗波、平复期。
    ——“三十年”间文化精英向民间转移,这里的“民间”,就是人称的“地下文学”、“抽屉文学”、“地下文艺沙龙”……文化精英的这一偏转与对抗,也是民族文化心态的悖逆,是一个明隐实显的大问题:标示了中华文脉(“三十年”间)的断裂与续承。断裂是万不得已的,续承是自觉的。
    由于严酷的人文环境,“三十年”间文学呈现了这样一种大致的格局:
    解放牌文学——中间质——潜流文学。
    解放牌文学:略。
    中间质:一大批被打成“反革命集团”、“裴多菲俱乐部”成员、“右派”的文学家在长年的管训中作了潜隐的思考与秘作。但从他们复出后的“归来的歌”中,绝大部分以“三十年”文化作参照系,仍在一元化格局所允许的范围内运作,很多是对“往日辉煌”的顾念,而未有深层地触及本质存在。
    潜流文学:历经地下创作,涌动,逐渐合流三个阶段。
    鉴于本文篇幅有限,不可能作全国性的综论与施展。而在全国范围内,贵州的潜流文学的历程与状况极有代表性,而此前有关文籍中又鲜为绍介,故以该省作个案重点析论。


    六十年代中后期,贵州的一伙青年诗人及文学艺术爱好者黄翔、路茫、哑默、曹秀青(南川林山)、孙惟井、肖承泾、李光涛、张伟林、周渝生、郭庭基、白自成、江长庚、陈德泉……就经常聚在一起,在“文革”的一片“赤色风暴”中对文学、美术、音乐作顽强的自修、探索与创作。当时的环境极其险恶,在一个废弃的天主教堂里,郭、白、江、陈等是狂热的小提琴爱好者,他们一伙六七人聚居在天主堂内,实行“巴黎公社”式的生活:乐谱、唱片、小提琴、饭菜票、生活用品全部公用……黄、路、哑则对人文社科,特别是诗歌作全面的研讨和创作。当时他们的此举得以存在的原因是社会上派性夺权大战,各派无暇顾及社会上的“渣滓鱼虾”。在六十年代,黄翔创作了诗《火炬之歌》、《我看见一场战争》、《背后》、《野兽》……散文诗《鹅卵石的回忆》等,哑默写了诗《海鸥》、《鸽子》、《晨鸡》、《是谁把春天唤醒?》、《大海》及短篇小说《小路》、《檬子树下的笔记》等。那时黄翔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在青年中朗诵《火炬之歌》。而此类聚会常是通宵达旦,有时是在郊野进行。
    七十年代,黄翔写了诗、长诗、组诗:《我的奏鸣曲》、《诗人的家居》、《青春  听我唱一支绝望的歌》、《中国,你不能再沉默》、《长城的自白》、《火神》、《不,你没有死去》、《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天空》、《大自然》、诗论《留在星球上的札记》等;路茫写了《新诗学》、《寄给死去的爱情》、《形象哲学》、《奔腾吧,黄河》、《致欧罗巴》等诗及诗论;哑默创作了诗集《美与真》、散文组诗《苦行者》、长诗《飘散的土地》、组诗《梦中的歌》、《你留下来吧,夏天》、《海边的歌》、文艺性散论《文学、艺术和未来》、散文《大街上的春天》、《罗曼•罗兰》、短篇小说集《良心》、中篇《回旋曲》、《小善良》等;另外,有位诗人名叫何怀清(已故)写了长诗《梦幻巴黎》(1975.)……
    由于十几年的集累,这批诗人创作了丰厚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当时都是冒着被劳教、劳改乃至枪决的种种危险写就和保存下来的!
    1978年10月,贵阳青年诗人黄翔、路茫、方家华、莫建刚、梁福庆首举文学义旗,以《启蒙•火神交响诗》为总名,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举贴出一百多张诗歌大字报!从此撕裂中国当代新诗的大幕!此后,全国民刊大潮澎湃,进入潜流文学的涌动期。
    (1978.12.北京《今天》相继而起。)
    此后,在1978年12月—1979年3月短短的四个月间他们五上北京,前后贴出五大版大字报(其中有部分已逾出文学范畴),并每次都配以出售、散发该版内容的油印本(以此谋存)。
    同时,哑默的油印本诗集《哑默诗选》(含一百多首诗)亦在北京民主墙发布,并邮传全国。
    八十年代黄翔写了《艺术的否定》、《自我运动体》、《血啸》、《活着的墓碑》、《非纪念碑》、《世界  你的裸体和你的隐体》等文论、诗集;路茫写了《第六个诗集》、《海滨遐想》、《画家和诗人的情歌》、《诗学随笔》等;哑默写了“非模式文学”的《湮灭》、《见证》第一部《留给未来的岁月》、散文诗集《乡野的礼物》及大批诗、散文、短篇小说等。
    他们的这批作品全部发自强烈的内心冲动、严肃思索,逸出主流意识形态之外,而且至今亦只有极少的部分得以问世。但远在八十年代初期、中期,他们的大批作品均各以油印本或民刊的方式暗中广泛流传,如:黄翔的油印本总集《狂饮不醉的兽形》,路茫的题名诗集、哑默的《哑默诗选》、《心,在跳动》、《野百合》等。
    在八十年代,仅贵州的潜流文学中就涌出大批青年诗人,他们在新诗的冲杀中都奋不顾身地前赴后继,完成先锋与前卫的使命:


    《春泥》,民刊(第一期,1979.3.),贵州大学春泥文学社主办,主要撰稿人有:余竹、白原、建明、袁欣、戎戎、龙超云、区人、廖志强、侯兰、严为礼、彭小青、秋、北岛、歌还等。
    《烛光》,民刊(约1979.春),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穆培贤等主办。(缺此刊)
    《艺术小辞典》,民刊(1979.8.),配合《贵州五青年上京画展》发布,旷洋执笔。
    《酸浆草》,民刊(第一期,1980.3.),贵州大学中文系部分学生自办,编者及主要撰稿人:竹之、辛辛、林楚、戎秋、肖一。
    《破土》,民刊(第一期,1980.10.),贵州大学中文系部分学生自办,编者及主要撰稿人:张嘉谚、黄建勇、王建远、叶小军、吴秋林、肖幸福、袁欣等。
    《崛起的一代》,民刊(第一期,1980.11;第二期,1980.12;第三期,1981.3;被压制后1981.6.出传单)。该刊以贵州大学中文系学生为主体,主要撰稿人及编辑有黄翔、哑默、张嘉谚、吴秋林、龙超云、李发模、黄建勇、庆云、章心、方华、田心、梁福庆、张时荣、彭纯基、顾城、舒婷、莫刚、王尺修、罗迎贤、高伐林、杨牧、孙昌建、孙武军、冉小斌、徐敬亚、王小妮、瞿巍、兰亚明、白光、吕贵品等。该刊以全国各大专院校为基地,广为流传。《崛起的一代》拉开了对解放牌诗歌的全面挑战,锐利抨击当代诗歌精神现状,直指现代诗歌的病穴,对人的本质存在进行宽阔的寻求,带着疑问和希望向人的深层进发。
    《三签名》,民间诗集(1982.春),贵州大学中文系部分学生自办,编者及撰稿人:吴秋林、瞿巍、黄建勇、张时荣。
    《地铁》,民刊(创刊于1982.2.),贵州大学学生作品选。撰稿人有童维正、梁雅雅、廖冰、谌谟、实秋、于小丽、江筑人、陈默、谭亚萍、费菲、蒋爽宛、戴彦仑、寒星等。
    《地平线》,民刊(创刊于1983.4.),贵州大学一月诗社主办,主要成员有朱一鸣、张时荣、王力农、王国付、杜一夫、汪红、杨云贵、赵宇飞、黄晓众、胡郁芬等。
    《诗魂》,民刊(创刊于1983.4;第二期,1983.8.),王刚、罗奕主办,撰稿人有刘辉、王刚、逢焕东、文乞、姚洪松、罗利琴、李泽华、高伐林、张久运、徐国静、汪泓、吴晓英、周玫、黄翔、李希容、龚伟、初烨、刘清正、哑默、罗奕、王力农、徐彬、翰野、吴秋林、柯楠、张时荣、张嘉谚、游小苏等。
    《大乌蒙》,民刊(创刊于1985.10.第二期,1985.12.),大乌蒙文学艺术社主办,撰稿人有刘强、王刚、杨展华、王林、石中华、吕晋德、翔遥、彭陶、李书明、晓卉、李刚、童晶、印俊、李昌齐、兰风、小河、梁函、吴秋林、思求等。
    《现代诗》,民刊(1986.9.8.),黄相荣主编,编委及撰稿人有哑默、王强、赵云虎、唐亚平、吴若海、陈绍陟、何怀德、旷洋、梁和平等。
    《中国诗歌天体星团》,民刊(创刊于1986.11.)。以铅印大报十二个版面一次性大规模推出黄翔、哑默、黄相荣、王强、赵云虎、王付的诗作(赵云虎、王付的版面后改为《新宇宙》)。该刊疾斥新诗的精神阳萎症,力主“人身全体”的“原欲喷射”,揭示世纪末人类的苦闷不安和精神骚动。该刊以浩大的阵势、迅疾的行为造型、对原生命的礼赞、以及高原“黑豹”、“野公牛与野母牛”的旋风般的呼啸,几乎是闪电霹雳般地在萎顿的诗坛上塑起自己横强大蛮的形象。
由于诗人们连续在北京各大专院校以及上海、南京、武汉、贵阳等地的文化运作,该刊仅出一期即被压制。
    八十年代,零星的个人油印本、复印件、铅印、手抄本诗作还有:
    何怀德(德戈):《风景与沉思》
    王  强:《一路流浪》(1980-1990)
    王  刚:《黑洞》
    唐亚平:《黑色沙漠》等
    黄相荣:《金字塔》
    阿  黄:《生命》(1986.8.)
    张  凯:《抒情短诗选》
    罗利群:《独自吟唱》
    ……
    九十年代:
    《状态》,民刊(第一期,1991.11.),撰稿人:王付、农夫、饕餮(吴若海)、赵征、吴奈、寡妇。
    《大骚动》,民刊(第一期1991.12;第二期1993.3;第三期1993.7;第四期1994.4.),地点:北京圆明园艺术村诗歌厅,主办人:王强,编委及撰稿人有:王强、农夫、海上、张景、寡妇、乳无房、王梅梅、钟山、王艾、郑单衣、唐亚平、严力、方子、大风、荡天、赵征、马贼、马松、隐南、默春、雪迪、黄翔、哑默、食指、芒克、栗宪庭、秋人、阿伟、张晓军、林忠成、默默、态川、南鸥、刘翔、郁郁、空空、彭一田、孟浪、曹学雷等。
    该刊的发起与组织核心仍是由北上的贵州诗人为主体。
    从《大骚动》第三期的一段编者按语中,可以概括出中国现当代潜流文学的流向与价值:“……(诗人们)所走过的独异的人生历程和文学创作道路,历时半个世纪鲜为人知,这在当代中国文学实属罕见现象。他们的作品以各自不同的特色参与当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从他们的作品,我们鲜明地感受到当代中国文化奇特的历史境遇与民族文学命脉潜行的踪迹。”
    《高原诗报》,民刊(创刊于1997.1;第二期1997.2;第三期1997.3;第四期1997.7;第五期1997.10),主编田峰(西楚)、张原,主要撰稿人:龙志敏、天天、张红尘、淋寒、华原、孤帆、夏贵清、张野、田小川、原人、采薇、韦天宇、王永良、冷燃、白牙、石龙、西楚、关兴华、杨智勇、醉汉、雨听、周伟、傅京人、杨春光、长江水、卧龙、巴子、戏子、卢天雄、陈冬杏、龚吉先、梁军胜、郭馨、李尚远、周巧玲、高克、扎西才让、伊沙、秦巴子、张作梗、曹光辉等。
    《零点》,民刊(创刊于1997.5;第二期1998.2;第三期1998.11;第四期1999.4;第五期2000.6.),主编梦亦非(伍开翔),主要撰稿人有:梦亦非、谭X、黄济和、唐方立、李启发、非人、王了、李鸿、路茫、天风、黄翔、哑默、黄漠沙、管彦博、茜阳、戴修泓、吴健甫、韦成研、陆廷涛、文郁、蒙富春、湄子、阿南、卢枣、林忠成、唐朝晖、发星、西楚、石龙、安琪、蒋林、李郁葱、吴若海等。
    《过程》,民刊(2000.秋),主要撰稿人:西楚、黑黑、赵卫峰、杨世龙。
    《寄身虫》,民刊(创刊于2001.),主编农夫,主要撰稿人:山鬼、农夫、姚辉、黎明鹏、无奈、李明月、魏克、尹丽川、王强、张洪波、吴若海、刘伟雄、郁葱、谢宜兴、赵丽华、大解、安琪、孙文涛、周瓒、黄礼孩、老刀、黄金明等。
进入九十年代,黄翔在极其艰困的处境中完成了诗哲《沉思的雷暴》、诗论《锋芒毕露的伤口》、文论《伪文化现象批判》、《精灵》、《“体系”之外》、《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辩》、《逃避哲学》、《黑暗中的布宁》、《陀斯妥耶夫斯基》、《诗书驰骋》、《秋潇雨兰》、《末世哑默》、诗《大动脉》、《苍蓝静脉》,自述多篇,现正进行《梦巢启示录》及半自传体诗化长篇小说《逃》;哑默全面完成《湮灭》、《见证》第二部《活着的墓碑》、散文组诗《高原》、《水晶笛》、中篇《虹雾》、诗电影《林中路》、大批散文随笔、评论文字,现正写家族体文艺之作《世纪的心》和文化性回忆录《哑默的自白》。他们都是中国大陆现当代潜流文学先行者之一,希望各自巨大的文学艺术工程能在本世纪末一次性全面推出!
    当然,就潜流文学而言,其中的作品也自有优劣之分,亦呈鱼龙混杂的状况。但作为一种创作,一种直面现实并寻求终极关怀的努力,无论是作为知识分子群落或知识谱系的独存,在漫长而严酷的岁月里,他们首先坚持做人的基本准则,蓄存与传达了一种真实的声音,怒揭丑恶,以高度的知行合一履践了自己的人生,他们对抗现代文化专制,不作媚俗的“迫降”,不注目于低级气味拜金实惠、不对历史的血腥气作消解,而是以人文精神为凭藉,据中国传统的文化士风,坚毅潜沉地攘臂前行,这一文化使命构筑了中国现当代潜流文学的纪念碑。
    作为一种客观、全面的俯瞰,我们又必须充分估计:
    从历史的反观与当下的现实照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文化的反比函量关系,现实的张开度愈大,文学的潜流性愈小;反之,亦然。任何时代,现实的巨大张合度可以决定潜流文学的强化或自行消解。这一点,在八十年代后的中国大陆文化生活中已得到逐步证实。事实上,进入九十年代,绝大部分“潜流文学”作品基本都可以涌上地面,一定程度上只剩个质量与操作问题,自生自灭问题。这一点极关键。作为文学家的我们,不能因受难于历史,而否定现时;亦不能因盲从世俗,而无视时下的困惑。
    不管怎样,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潜流文学倡告了民族文化中一种真实的,该有的本质存在。
    但面临时代转型、世纪末的递变,潜流文学也将受到巨大的挑战:如何彻底冲溃一元化的单向结构,如何再建人文精神,怎样抗阻科技权威的另一夹击,从何途径进入深层的生命体验,以什么视角来凸现个体存在的终极意义,能否承担起民族主体的价值责任乃至精神信仰的重新构建……在多元文化精英格斗的局面中能否争得一席存在之地……
    潜流文学必须有新的超越!






                                                      1996.9.2.
                                                          野鸭乡居






注①:本文原系《倾向》(美国)杂志特约稿,限于篇幅,不少内容只好略写。全文发于该杂志1991年夏总第九期。近年因发掘出新的资料,特作补遗,并略有删改。


http://www.poemlife.com/showart-33229-14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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