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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恒、陈雁:《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在慈溪的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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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tuffy05 从 国史纵横 移动到本区(2016-02-22) —

中共慈溪市委党史研究室

    1966年,正当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基本完成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克服了国民经济中的严重困难,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搞好建设,改善生活的时候,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不断升级,并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层的政治运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两个发动、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在“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阶段,浙江和全国各地一样,全省各条战线许多正确的方针政策、规章制度都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东西横加批判,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遭受批判和斗争,各级党政群机关遭受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文化大革命”在慈溪的全面展开,是从1966年全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①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②开始的。

  贯彻《五一六通知》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进行批判,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作为一个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特殊机构,指挥开展“文化大革命”,并于5月16日,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明确指出,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会议同时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成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宣布成立,由陈伯达任组长(8月底起,由江青任代理组长),这个小组逐步代替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五一六通知》的发出,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做好了组织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此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地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浙江各县市为贯彻中共中央精神和响应省、市委号召,纷纷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央文件。早在1965年9月,省委社教二分团①为开展“四清”运动进驻慈溪。因此,此时期慈溪的文化大革命是在省委社教二分团和慈溪县委的共同领导下进行的。1966年6月,省委社教二分团和慈溪县委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以及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号召,多次召开常委会,学习、讨论中央文件和主要报刊上的有关文章,并根据省、地委的指示,研究贯彻《五一六通知》,在全县范围内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但在思想认识与实践上,县委和多数干部均与中央的要求存在很大的差距,认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化、教育领域,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学术权威,因此,县委工作的重点是抓突出政治。县委号召全县各级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新高潮,特别是要以“老三篇”②为座右铭,改造世界观,促进思想革命化,为广大干部和群众做出榜样,并拟定《关于突出政治、组织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报告》,上报省委和地委。1966年5月23日至26日,根据省委、地委通知,县委召开公社党委书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议,总结交流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经验,明确提出“把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此后,全县掀起了大学毛泽东著作的高潮。为推动学习的广泛、深入开展,县委还组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宣讲团”,在机关干部和县属中学师生中开展宣讲活动。各个中学纷纷成立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这些学习小组后来大多成为红卫兵战斗队。紧接着,县委召开全县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出席会议的有区社干部、县级机关干部、工交、财贸、文卫、农林等基层单位的负责人,共1000多人。会议交流、学习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经验。6月15日,省委社教二分团在浒山召开声讨“邓拓黑帮”罪行大会。6月18日,一些中学师生贴出第一批大字报,主要揭批学校领导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贯彻修正主义教育方针等问题,学校秩序日趋混乱,“文化大革命”开始波及慈溪县。为了坚持党对运动的领导,使文教卫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浙江省委、宁波地委派出工作组进驻大专院校、中学和新闻、文化单位,并要求各县根据实际情况向教育、文化系统派出工作组,加强领导。6月下旬,省委社教二分团、县委抽调机关干部组成工作组,进驻全县22所中等学校,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6月,省委、地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组织认真学习《五一六通知》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合称“两报一刊”)社论,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意义及其深远影响,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文化大革命”。6月26日,省委召开省、地(市)、县三级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央《五一六通知》,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并对浙江省开展“文化大革命”作了具体部署,首先把文教系统的运动抓起来,重点是城市的大专院校、高中和文艺团体,方法上做到分期分批、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次会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浙江全省发动。从此,“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浙江省异常迅猛地开展起来。慈溪根据《五一六通知》和省委、地委的指示和有关会议精神,6月28日至7月5日,省委社教二分团党委召开了一次工作组长会议,讨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工作组长以上的骨干和面上的区、公社党委书记,共592人。会议传达了中央、省委有关文件,并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的有关社论和江华同志在省、市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的讲话。会议着重讨论三个问题:一是明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进一步提高对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认识。二是认识到“四清”运动要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要进一步突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三是下定决心打破框框,不受时间限制,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开展“四清”运动。会议还学习了主席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初步讨论了如何在运动中贯彻农业的根本路线问题。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根据省委和地委关于有范围、有秩序、有领导地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县委于7月2日召开常委会,会议传达了《五一六通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等文件;学习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解放军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文章,还传达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等人的报告,一方面要求响应党的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另一方面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县委书记在会议上作了报告,对全县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具体部署。会议决定现在文化教育界进行“文化大革命”试点,县级机关和农村继续集中精力搞好“四清”,待“四清”运动结束后再分期分批、由点到面逐步展开,并强调要加强党组织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会议通过回忆对比吸取经验教训,明确三点:一、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及重点对象。二、三个横扫,依靠谁,《二十三条》①中“五个依靠”。三、学习毛主席著作。会议最后决定在五洞闸公社搞农村点,浒山中学为学校点,并决定上报地委,要求写大字报要遵守党纪。

    省委社教二分团和县委在传达省、地委有关指示过程中,要求全县各级干部克服对“文化大革命”的模糊认识,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但许多干部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化、教育领域,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因而县委工作的主要精力仍集中在抓工农业生产上。大多数干部也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是在文化教育系统进行,是文化界和学术界的一种争论,是文教部门的事,与工农业工作无关。因此,这一时期慈溪“文化大革命”只在局部范围内展开。

  贯彻《十六条》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为进一步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8日,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对“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方法和领导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都做了错误的决定,是继《五一六通知》后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那里的领导权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不要怕出乱子,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等形式,进行大鸣大放等。但关于所谓“走资派”、“反动权威”的标准,《十六条》并未明确界定,这就导致了严重混淆敌我矛盾及“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狂热程度。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党内完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法定程序,随着全会精神的逐级贯彻,“文化大革命”自上而下在全国全面发动,各级党委从运动初期的组织领导者逐渐变成斗争的对象,党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根据省、地委的统一部署,慈溪县委于8月中旬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十六条》的学习宣传。8月12日至l5日,省委社教二分团党委和县委召开了队委书记会议。会上认真地学习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毛泽东《炮打司令部》、《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及几次讲话,并且听取了中央负责同志在北京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录音。会议按照中央和毛主席指示精神,初步检查了前段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四清”运动的情况,总结了经验教训,部署了会后的工作。在会议讨论中,许多人对开展“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尤其对“炮打司令部”疑虑重重,思想抵触,但出于对毛泽东的热爱、崇拜和迷信,仍表示要“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把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8月4日,省委社教二分团在县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批判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慈溪的代表人物”县文教局副局长陆吾省,这是慈溪“文革”期间大规模批斗干部的开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陆吾省同志予以平反)。会后,教育系统层层揪斗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代表人物”。“一个多月以来,慈溪县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县迅猛开展起来,广大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揪出了一批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隐藏在文化、教育、宗教等各个角落的‘牛鬼蛇神’,并且自上而下地抓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放手发动群众,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从而打退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基本上摧垮了统治势力,有力地打击了以封建迷信复辟活动和反动道会门活动,夺回了被他们占领的思想文化阵地,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至8月10日止,在重点批判斗争的310人中,被认为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252人,占80%。在基本结束“四清”运动的地区,补上文化大革命这一课;正在开展“四清”运动的地区,则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开展“四清”运动。

    然而,随着运动的迅猛发展,由于青年学生群众以毛泽东不断发表的最新指示和中央报刊发表的社论、文章为导向,一时间,省、市、县委派到各单位的工作组不断遭到学生们的“炮轰”,相互之间矛盾日益尖锐。7月25日,毛泽东听信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的片面汇报,认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了运动”。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于7月28日决定撤销工作组。8月14日,根据中央、省、市委指示,省委社教二分团和县委作出决定,全县22个派驻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撤离,工作队员于17日起在浒山集中整训。9月8日至14日,省委社教二分团党委在观城召开了工作队员整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805人。会议认真学习了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和有关社论。会上还具体介绍了公社工作队、浒山综合厂工作队关于“干”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的经验教训。通过总结前段工作及检查思想等,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认清当前形势的主流,要“干”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加强党的领导,坚决地认真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政策。此后,学生群众的批判斗争矛头开始指向各级党委。

    为研究解决县委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9月9日,省委社教二分团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1372人,被划分为91个学习小组(其中县级机关干部664人,分为43个学习小组,区、公社干部708人,分为48个学习小组)。会上,主持省委社教二分团工作的副团长王荫森作了动员报告。通过讨论,与会者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及其伟大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决心炮打司令部,同时,也表示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经过反复酝酿,大会于13日下午选举产生了由21位三级干部组成的大会主席团。14日,机关有些单位开始写大字报,区、公社部分同志参观阶级斗争展览会(展览会展出25人的所谓罪证,其中包括县级机关科局长以上干部9人的所谓罪证)。下午,慈溪越剧团5位同志以大会不符合《十六条》精神为由,向大会发出“紧急呼吁书”,要求会议扩大到全县各阶层,发动全县红卫兵、革命师生“炮轰县委司令部”。省委社教二分团党委决定交大会讨论。晚9时,与会干部600多人赶到文教局批斗慈溪越剧团部×××等5人,此事即被称之为干部斗群众的“9·14”事件。县级机关干部对“紧急呼吁书”意见各异。一部分区、社干部小组开始写大字报,酝酿怎样打好司令部的问题。据龙山、周行、长河区干部小组246人排队情况反映,敢于大胆揭发的有132人,占54%;不敢当闯将跟跟的有96人,占40%;有顾虑的18人,占6%。16日,大多数小组边学边议边写大字报。全城迅速掀起大鸣大放大字报的高潮。17日,省委社教二分团召开科局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思想动员,大家表示,写大字报要克服“我”字、“怕”字、“懒”字,应树立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精神。一天当中,区社干部写出大字报259张,县级机关各单位写出大字报55张,大字报的锋芒指向县委常委和主要领导人。18日至l9日,鸣放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区社干部写出大字报751张,机关干部集中力量投入写大字报,二天内写出大字报376张。至21日放鸣告一段落。22日,省委社教二分团针对当时各会员的思想状态,又进一步作了动员,要求大家深入学习中央文件,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分析揭露出问题,抓住主要矛盾分析批判。区社干部集中学习讨论,认识到要搞好运动,一定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大家一致认为省委社教二分团提出的政治方向、教育方针、文艺路线、干部路线、立场问题和民主集中制问题是县委主要领导成员的主要问题,也是影响我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问题。至此,中共慈溪县委工作几乎无法展开。迫于无奈,岑志浩等5位同志向大会作检讨。但这一举措未能制止事态的发展。在“造反有理”、“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正确”狂热的极“左”思潮驱动下,10月12日,省委社教二分团、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参加的揭发批判大会,批判县委领导在文艺、教育等方面推行所谓的“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和教育黑线”。至此,县委已由“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领导者、组织者变成主要冲击对象,陷入被动境地。

    直至12月14日,“四清”运动结束,省委社教二分团党委在《关于岑志浩等五位同志的呼吁书问题的检讨》一文中说:“在今年9月全县三级干部大会期间,分团党委在处理岑志浩等5位同志的呼吁书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现在我们向参加全县三级干部大会的全体同志作公开检讨……分团党委向岑志浩等5位同志道歉,并明确宣布恢复5位同志的名誉。我们欢迎岑志浩等5位同志及全体革命干部对我们的批评。同时也向电办、卫生科的有关同志道歉”。12月底,省委社教二分团撤出慈溪。


  (执笔:陈小恒 陈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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