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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中担任省区“一把手”的信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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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1966年5月,历时10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破四旧、立四新”、“砸烂公检法”,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全国一片混乱。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党政大权。随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夺权”之风,造成各级党政机构瘫痪半瘫痪。在“全面夺权”的基础上,为了搞好“抓革命、促生产”,各地陆续建立了由军队干部、地方干部、人民群众“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取代“文革”前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实行“一元化”领导。各地革委会的“一把手”大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年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从1967年至1972年的6年间,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280多万名指战员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正是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一些信阳籍将军被推上了政治前台。当时,除港、澳、台外,中国大陆共有29个省、市、自治区(那时海南岛、重庆还没建立省、市)。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先后担任省、市(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党政一把手)的信阳人有8位,这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对于稳定当时的政治局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下面,让我们重温那段历史,简要介绍一下他们的概况。
       许世友(1905—1985),新县田铺乡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于1968年3月至1973年1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在他任期内,南京长江大桥建成。南京长江大桥是双线、双层的铁路、公路两用桥,铁路桥长6700多米,长度为武汉长江大桥的4倍;公路桥长4500多米。大桥建成后,当时就以“最长的公路、铁路两用桥”而载入了吉尼斯世界记录。
       李德生(1916—2011),新县陈店乡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1988年晋升为上将)。时任军长的李德生,于1968年4月至1974年12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在任期内,通过做思想政治工作,采取“一手硬、一手软”的办法,有效制止了淮南、芜湖等地的大规模武斗,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充分肯定和赞扬。处理芜湖问题的经验,由于毛主席的推荐,1968年8月4日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
       尤太忠(1918—1998),光山县砖桥乡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1988年晋升为上将)。时任军长的尤太忠,于1971年5月至1978年10月,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区革委会主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当时,前苏联在中俄边界陈兵百万,双方对峙严重,战争一触即发。身兼党、政、军要职的尤太忠,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日夜操劳,准确把握、机智灵活、巧妙应对,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曾绍山(1914—1995),商城县(现属金寨县)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时任沈阳军区政委的曾绍山,于1971年1月至1978年9月,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 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为辽宁的发展作了很大贡献。
       腾海清(1909—1997),商城县(今属金寨县)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腾海清,于1967年11月至1971年5月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党委书记)、兼任内蒙古军区代司令员,为内蒙古发展做了很多工作。
       黎原(1917—2008),原名关俊彦,息县关店乡人,黄埔军校第十一期毕业,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时任军长的黎原,于1968年4月至1970年5月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党委书记),为湖南发展做了很大贡献。
       张体学(1915—1973),新县八里畈乡人,长期战斗在鄂豫皖苏区。建国后,一直在湖北省担任领导工作,“文革”前夕和初期,曾任湖北省委代第一书记、省长、省军区政委、武汉军区政委、省革委副主任等职。张体学对家乡十分关怀、支持,我曾听说有这么几件事:一是他曾向中央、国务院要求把新县划归湖北省,以便加快发展,后因河南省委主要领导人刘建勋坚决不同意而只好作罢。二是他让湖北省出技术、资金、物资,为新县修建了著名的香山水库。三是他多方支持家乡建设,比如新县是我市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最早实现村、乡通电的。另外,1945年11月,由于叛徒告密,他的夫人林少南(此时已怀孕8个月),和其母亲被国民党抓住投入监狱,孩子在监狱出生后就叫“牢生”至今。后来,经过王震和党组织的积极营救,她们三人才出狱。林少南建国后曾任湖北省人大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张牢生后来任湖北省民政厅长,她们母子也和张体学一样,对新县建设十分关注支持,令家乡人民念念不忘。
       程世清(1918—2008),新县陈店乡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军政委的程世清,于1968年1月至1972年4月,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因林彪事件的牵连,于1982年3月退出现役,按地师级干部待遇休养。
       程世清11岁就参加红军独立团当传令兵,他聪明好学,口才极佳,文艺细胞丰富,很快就学会了吹拉弹唱。他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曾发表过《在林彪副主席家作客》一文,表明了他与林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这里,着重介绍一下1971年8月毛泽东主席到南昌的情况。
       1971年8月30日,毛泽东南巡从长沙到达南昌,住“八二八”招待所。毛泽东这次南巡,意在为最终解决庐山会议问题(实质是林彪问题),继续做各地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的思想教育工作。当时毛泽东把南昌作为这次巡视途中的一个节点,召许世友(南京)、韩先楚(福州)赶到南昌,对许、韩、程一起进行谈话教育。
       当天(8月30日)在火车上,毛泽东就找程世清等人谈了话。会谈直指庐山会议问题,点名批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暗示根子在林彪。毛主席并以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引导与会人员,进一步提高认识,讲清各自的问题,跟林彪划清界限。在与程世清谈话时,毛泽东问他:“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
       程世清赶忙对毛主席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毛泽东并未继续深问,接着就把话头转到其他人身上去了。
       毛泽东的谈话极大地触动了程世清,当晚他彻夜难眠,联系种种情况,反复思考,决心讲清自己的问题,并冒出了“林彪可能要逃跑”的想法。他决定向毛主席报告。
       9月2日,程世清即到毛泽东处,向毛泽东做了报告,最后推测说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也可能坐飞机往香港跑。程世清讲完后。毛泽东说:“程世清呀,你说的这些只能跟周总理讲,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讲。”
       听了程世清的汇报后,引起了主席的高度警觉。9月3日吃过中饭,大家刚躺下午睡,突然传来命令,主席现在就要走,立刻启动警卫和护路等工作。不一会儿,毛泽东在汪东兴和程世清的陪同下,从一号楼的内室来到门厅,招招手,登车而去。于是,毛主席打破惯例,出其不意,提前于9月12日傍晚回到北京中南海。林彪、叶群闻讯后,当晚十一点多乘坐“三叉戟”专机,慌忙从山海关机场登机外逃。9月13日凌晨三时左右,在蒙古共和国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叶群、林立果等9人全部被烧成焦团……过去,毛泽东的南巡行止,都是有规律的,保障工作依预案进行。自从在南昌听了程世清的汇报后,毛主席机智灵活,打破常规,从容应对,及早赶回北京,为及时果断解决林彪问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1971年“9.13林彪事件”之后,程世清被隔离审查,后又被关押于北京秦城监狱三年多。在坐牢期间,他以圆珠笔芯裹着胶布,创作了一部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柴山保故事》,反映他少年参加红军在家乡闹革命的往事。程世清晚年潜心学画,喜以白布代纸。将军豪饮,酒量了得。60岁时一日一斤、70岁时一日半斤,80岁时一日仍三、四两。他喜饮烈酒,逢饮必微醺,然则从未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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