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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忏悔》(王克明、宋小明编):一代人对文革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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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tuffy05 从 百花齐放 移动到本区(2015-12-27) —
《我们忏悔》:一代人对文革的反思


向“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必须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8月20日,陈毅之子陈小鲁公开反思自己文革中的行为。

这个夏天,抄过老师家的山东文化局退休干部刘伯勤,因举报而致使母亲被枪毙的安徽人张红兵,打过老师的河北邯郸退休宣传干部宋继超……先后向文革中伤害过的人道歉忏悔。他们代表了很多经历那个年代的人的想法,只是一些人还未走出这一步,因为勇气或其他原因。
而更早前,北京一群老知青则自发去推动一些文革亲历者撰写文革经历,再结集出版,无奈进展迟缓。但发起人王克明始终希望,能借此让忏悔的观念得到更广泛的认同,解开一代人的死结。

为什么没问为什么


没人说的清,“忏悔”的概念何时出现在这群当年曾插过队的知青的脑海中。对于北京学者王克明来说,公开忏悔文革中自己的作为,源自对知青经历的思考和痛苦反思。

1970年,文革中的王克明在陕北余家沟插队,在一次批斗会上,他曾“狠狠一拳”打向当时定为“阶级敌人”被免职的大队书记谷志有。其后8年,这位山沟沟里的农民未再提挨打一事,反倒尽己所能照顾这个来自远方的年轻人,令王克明羞愧不已。

“为了让自己觉得打一个被批斗者没错儿,我曾经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警惕他,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疏远他,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不敢面对他。”回忆录中,王克明这样剖析自己,文革中的“那一拳”,成为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其实在返城后,王克明曾几十次回到余家沟,并为村里做了不少事情,“想以此减轻心底的负罪感。”

但王克明的努力,并没有让他更好受些,罪恶感如一块巨石,随着时光不断膨胀,压得他透不过气。

2004年,作为陕北文化研究学者的王克明,再一次去余家沟的时候,几经犹豫,他鼓足勇气走进谷志有家的窑洞,将凝聚了30多年的沉痛思绪,化作他无数次涌到嘴边却又强忍着咽下肚去的三个字,“对不起”。  

没有责怪,没有斥骂,74岁的老汉只是憨厚一笑:“嗨!运动嘛!你们那则会儿娃娃家,解下(懂)个甚!”

重负似乎卸下,但另一个问题很快占据了王克明心头:“为什么几十年来我都不愿认错,为什么几十年后我才想起道歉?”

他决定继续清算自己,并有了新想法,就是忠实记录自己年轻时的恶行,“公开忏悔道歉。”  

很快,王克明以“我打谷志有”的直白标题,开始写一篇“忏悔式”的回忆录。

这时他对文革忏悔也越想越深,“为什么文革参与作恶的人那么多,公开站出来道歉的人却那么少?”直到2007年底,在与同做过知青的两位好友宋小明、伍嘉冀讨论时,他豁然开朗:个体的忏悔力量有限,应该做一本“忏悔文集”,“由参与过文革的这代人,反思忏悔自己年轻时盲从狂热的行为及恶果。”

王克明说,忏悔只能是个人行为,只有参与者真正正视并忠实记录内心最深处的那些隐秘,才可能生出忏悔之心。

经过与岳建一等几位好友商议,文集的名字被确定下来,而且同样直截了当——《我们忏悔》。

2008年4月,集中了朋友们意见的王克明,写信开始约稿,受约者多曾下乡插队。

约稿信中,王克明写道,对于那个“同样是人,我们分出三六九等;同样是友,我们撕裂成对立阵营”的时代,“我们为什么没问为什么?”人过中年的王克明,已经不止一次对自己说:“没有敌人。”

而在每封约稿信的结尾,他总要附上这样一句话:“让我们对孩子说:不要放弃对灾难的记忆,否则灾难会降临于你。”

平庸的恶

定下做这本书的计划后,王克明很快又找来好友,工人出版社的编辑岳建一,后者也是知青出身,并编辑出版过多部有影响力的知青文学作品。

其实自文革结束后,对这场浩劫的反思就从没停过。但无论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知青文学,多是对自己受到伤害进行指责、控诉,“受害者”印记明显,独独缺乏对文革中自身行为的“忏悔”。

岳建一则在不同场合呼吁,参与过文革的知青一代,应该为自己当年的行为公开道歉忏悔,为此,还多次被不同意见者轰下讲台。
“这些人认为自己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不同意道歉。”王克明说。

尽管赞成者不多,凭借在北京知青圈的影响力,岳建一还是很快组建起了52人的编委会。这些编委们都曾作为时代主角,在文革中满怀“革命”信念上山下乡,如今却大多生活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的边缘,但仍未淡忘内心背负的巨大创伤。    8月27日下午,60多岁的退休干部张华告诉记者,她偶然跟岳建一认识,岳就选她做编委,原因很简单,“他知道我有知青经历,而且赞同对文革忏悔。”

8月29日晚,编委之一、曾为媒体人的吴琰回忆,2008年年底,编委会第一次开会并很快达成共识:“应该道歉。”因为所有人对那段荒诞而激荡的岁月都有着“痛彻骨髓”的体悟。

“文革裹挟了所有的人,从某种角度讲,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可以称之为‘平庸的恶’。”吴琰认为,正因如此,对于那段历史,所有置身其中者,都脱不开干系。

也是从2008年起,《我们忏悔》一书的编委之一、《炎黄春秋》杂志总编辑吴思在自己的杂志上,开辟了“忏悔录”专栏,不定期刊登文革忏悔的文章,王克明的《我打谷志有》则成为开篇之作。

正是受该杂志上的忏悔文章的影响,山东文化局退休干部刘伯勤最终决定在2013年《炎黄春秋》第六期上登出一则文革“道歉广告”。

其中那句“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也成为紧随他而公开道歉的文革忏悔者们的共识。  

公开其实很残酷

王克明陆续收到了一批高质量的稿件,这让文革中一条条被掩盖的伤疤,开始一点点显露出来。

2010年,吴琰向插队老友王冀豫约来的稿件也被发表在《炎黄春秋》上,取名《背负杀人的自责》。

为了这篇稿件,吴琰前后催了王冀豫数次,等了一年多稿件才到她手里。吴琰坦言,当时她并不知道老同学曾在文革中杀过人,“对于文革中犯下罪责的人来说,要把那段历史公开写出来,其实很残酷。”吴琰说,但如实记述就是忏悔的基本前提。

然而很多约稿都石沉大海。吴琰告诉本报记者,通过交谈、电话、邮件等形式,她曾向十几个亲友约稿,但最终收到的“忏悔稿件”,只有4篇,这样经过痛苦挣扎才写成的稿件,实属难得。

“亲身经历过这场历史巨变的绝大多数人还健在,可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普通人的话语中,几乎听不到关于它的深入的讨论,我们只能说它仍处于心理创伤的压抑之中。”2005年,山东青岛心理学者苏永生就如此警示,几年过去了,很多人依然选择了回避。

“其实就连我最亲近的一些朋友,都认为他们在文革中没错或犯的错很小,根本不值得忏悔。”吴琰说,而另外一些人,在开始时答应的很痛快,但最后却交不上稿子来。“他们的压力很大,包括自己的顾虑,家人的乃至亲戚朋友的压力,都很大。”经历过文革的她,对此“感同身受。”

正因如此,对那些写出稿子诚心忏悔的作者们,吴琰“由衷佩服”。而她四处碰壁的遭遇,几乎每位编委也都会遇到。因此,5年来,“这本书的推进过程非常缓慢。”王克明告诉本报记者。


受害者也忏悔

在收到约稿邀请之前,女作家卢晓蓉从未想过将“忏悔”和自己联系起来。

民国知名实业家卢作孚孙女的身份,让卢晓蓉在文革前就历经坎坷:先是被打入“出身不好”的另册,备受歧视和屈辱。而后,高中毕业即被大学拒之门外,随后就到农村插队。

卢晓蓉说,文革期间,她既没有参与对老师的批斗,也没有欺负过农民,更没有出手打过任何人,她应该“有一千条理由不忏悔。”

但是,随着不断内省,卢晓蓉记忆中的一些东西逐渐清晰起来:文革中年纪不大的她,对自己祖父的个人经历还一无所知,就一味儿跟风“深挖”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

“正是我这样的无知,愚昧,狂热而不假思索的迷信盲从,才酿成了文革灾难性的后果。”8月28日晚,回想当年情形,67岁的卢晓蓉语调不禁高了起来。

“如果人皆如我,同样的灾难必定再度加害于我的子孙后代。”在忏悔文章中,卢晓蓉写道,在检讨“我不说话”带来的祸害时,她分明看到“我不说话”的巨大惯性还在这块土地上盘桓:现实世界的假货泛滥、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贫富分化等等,岂不都与“我不说话”有关?

在她提供给《我们忏悔》一书的文稿结尾处,卢晓蓉写下一句话:“祈望我在有生之年能从那头蒙着眼只知拉磨的‘驴’变回人,这样就有资格去天堂见我的祖父了。”

“这本书中收录的,不完全是文革暴力的参与者。”王克明认为,但他们都是文革迷信盲从和拥戴的一部分,他们在向历史道歉,值得尊重。

“我们这个群体很齐心,”卢晓蓉说,他们的想法非常一致,就是要在剩下的年月中,尽量多做一些“有益于这个民族未来的事情。”她坦言,到了这个年龄,没有人会再浪费时间,因为这代人,已经在文革中“浪费了太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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