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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文杰  答余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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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罪,我们忏悔
  ——兼答余秋雨先生《答余杰先生》


余文杰



   一九九九年底,我写了《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该文在《大舞台》杂志发表后,迅速被多家报刊转载,并收入杂文集《想飞的翅膀》之中。余秋雨先生本人在千禧之旅归国之后读到此文,对其中的许多论点和论据都有不同的看法。于是,他在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一日写了《答余杰先生》,以公开信的形式就该文中所涉及的某些问题与我进行探讨。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二日,经由著名戏剧家魏明伦先生牵线,我与余秋雨先生在成都魏先生的家中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谈,就诸多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自由、平等、坦率地交换了部分看法。会面的氛围是良好的。就我个人而言,觉得余秋雨先生在对待我的批评时所采取的态度,跟面对以往的许多批评意见时的态度有了相当的变化。他作为被批评者,能够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与批评者讨论,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余秋雨先生也承认,我对他的批评并不包含任何恶意在内。在私人生活领域里,我们可以成为朋友,但是并不掩盖我们之间尖锐的争论。在许多领域内尤其是在戏剧研究领域,我会将余秋雨先生当作我的老师,虚心向他讨教,但这同样不妨碍我在忏悔问题上对他提出严肃而尖锐的批评。


   经过面对面的探讨,我们发现双方最重要的分歧在于:忏悔作为一种精神资源,是否适合当代中国、尤其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我们都意识到这一话题对新世纪中国文化的走向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也愿意在见面之后以多种形式就此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并欢迎各个领域的学者和朋友们参加到这场讨论中来。我相信,这场论争将远远超越个人意气之争,而进入到价值立场的澄清和精神资源的吸取层面上来,从而与近年来文坛、学界许多陷入人身攻击和商业炒作的论争之间产生本质区别。


   余秋雨先生比较详细地谈到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这在他此前的文字中是罕见的。就此而言,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遮遮掩掩,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真诚。但是,对许多具体事实的陈述,我个人认为有大量避重就轻、自相矛盾甚至颠倒黑白的地方。就他的公开信和访谈录中所涉及的具体事件、具体人物和相关细节,我觉得有必要作出我个人的追问、质疑和反驳。当然,我在这篇文章中要展开的,是我对忏悔精神的体认以及我所认为的忏悔精神在当代中国不可或缺的意义。我一再表明,我对余秋雨的批评仅仅是一个契机,我想引发的是全民族对我们自己所创造的一部血迹斑斑的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对我们国民性中劣根性的无情揭露。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在新世纪的阳光中过上真正健全的、自由的、民主的、配得上称作“人”的生活。


   细节与真实


   余秋雨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犀利必须以真实为基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我又不希望您在考证、调查中忙碌,而且事实证明,很多细节真实也会组成一个大不真实。我只建议您固守两点:辨轻重、合常理。这比细节真实重要。”


   对于这一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整体的真实是由细节的真实构成的,没有细节的真实,整体的真实就无从谈起。我们对一个宏大历史事件的叙述是以对细节的点点滴滴的描述开始的。我在阅读英国大历史学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时候,就惊讶于书中那无穷无尽的细节。从宫殿建筑的装饰特色到帝王将相的日常饮食,吉本都不厌其烦地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正是有了大量细节的真实,他才能够对细节进行归类、总结和提炼,最后找到罗马帝国衰亡的根本原因来。我认为,我们在面对文革这一历史事件的时候,也应当有像吉本这样严肃而科学的态度。只有这样的历史才称得上“真史”和“良史”。


   余秋雨先生在谈话中批评说,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根本就“不懂‘文革’”——我觉得这种说法过于轻率。在“文革”结束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有谁能够说自己真正懂得了“文革”?我想,即使是历史学家、“文革”研究专家,也不敢说自己完全懂得了“文革”。对于许许多多“文革”的参与者来说,他们也不敢说自己完全理解了“文革”。每个人所参与、所观察、所体验、所掌握、所研究的,仅仅是“文革”的某一部分、某一侧面、某一时段、某一区域而已。“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对于像我这样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青年人来说,与“文革”的时间距离固然会带来某种“疏离感”;但是,反过来看,正是身在庐山之外,也许反倒有看透庐山真面目的可能。我所谈论的“文革”当然可能有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地方,但不能因为我没有经历过“文革”,就剥夺我谈论“文革”的权利——那样的话,历史就没有办法书写了,就拿司马迁的《史记》来说,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是关于他自己所处的时代的,而绝大部分都是司马迁并没有经历过的历史。我认为,只有“文革”的当事者们以及“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们都关注“文革”、谈论“文革”甚至研究“文革”,各自呈现出对“文革”的一部分真实的阐述和理解来,才可能将无数的细节整合起来,让我们所书写的“文革”越来越逼进历史的真相。
   对历史的歪曲正是从对细节的歪曲中开始的。那些善于掩盖历史真相的人,正是从掩盖细节的真实着手的。余秋雨先生建议的两点“辨轻重、合常理”,我当然同意。但是,如果没有对细节的研究和核实,“辨轻重、合常理”又从何谈起呢?究竟什么是轻、什么是重、什么是常理呢?没有对细节的考证和核实,所谓“常理”只能是空中楼阁。


   余秋雨先生在信中写道:“以我们已经展开的话题为例,要判断一个人在‘文革’中的基本表现,一定要抓住最重要的几个方面,如:有没有在‘文革’初期造反、打人、抄家、诬陷、罗织别人的罪名并进行大批判?有没有在‘文革’后期明知邓小平整治有功却昧着良心批邓、批四五运动?有没有借运动之名迫害同学、老师、领导、朋友?与这一切相比,一个教师有没有参加过哪个教材写作组,这个教材写作组受什么部门领导等等,就比较次要了。”这里,余秋雨先生混淆了一个大问题:“文革”当然有其罪魁祸首。罪魁祸首之下,还有他们大大小小的爪牙。按照现代法理来说,罪魁祸首和爪牙们是法律意义上的犯罪,应当接受法律的惩罚(尽管“文革”结束以后,许多有实际犯罪行为的参与者通过种种方式逃避了法律的惩罚,但并不说明他们就没有犯罪)。跟这部分人相比,更大多数的是受蒙骗的轻度参与者、半心半意的参与者以及最大多数的旁观者,他们固然不需要承担法律意义上的惩罚,但是从良心和精神的意义上来说,他们同样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所以,巴金老先生才提出“全民共忏悔”这样惊心动魄的呼吁——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响应者寥寥无几。


   那么,余秋雨先生究竟在“文革”中扮演了何等角色呢?他所参与的那些事件是否全是不值得重新探讨的细枝末节呢?当我面对他侃侃而谈的那些事实的时候,我心中的疑团不仅没有消除,反倒越来越大。现在,我想就其中的某些细节问题再次就教于余秋雨先生。


   关于“石一歌”的问题。认定余秋雨是“石一歌”之一,是我的《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一文的一个最重要的立足点。所以,余秋雨首先就此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辩解。他明确指出:“把‘石一歌’说成是我,是不对的。没有想到这两年因为我的关系,‘石一歌’居然逐渐提升到与‘梁效’、‘丁学雷’、‘罗思鼎’并列的地步,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


   第一,“石一歌”作为受到上层重用的写作班子之一,在“文革”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它的地位虽然比不上当时红极一时、直接受江青控制的“梁效”,但就性质和组织方式来说,与其他几个写作班子是一致的。“石一歌”在当时就享有相当的名气和地位,完全不是余秋雨所说的“石一歌那时候连外围组织都算不上”。把“石一歌”与“梁效”、“丁学累”、“罗思鼎”等写作班子并列,是许多历史学家和“文革”史专家早就公认了的,并非我第一次这样阐述,更不是为了要批评余秋雨先生,“石一歌”才突然一夜之间受到大家的重视——显然,余秋雨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作用。


   第二,更关键的地方在于,余秋雨先生反复想说明,自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加写作班子的,几乎没有实际为写作班子做过什么事情,所有的重头文章都没有参加撰写。因此,自己简直可以说就是一个处于旁观地位的无名小卒。实际使用“石一歌”这一名号,却缘于一起戏剧性的事件。


   按照余秋雨先生的说法是这样的:“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刚垮台不久我倒是戏剧性地用过一次‘石一歌’的名号。在那最紧张的十月,有一个鲁迅代表团要去日本访问,鲁迅儿子周海婴先生也在里边,原来的团长是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但他问题严重,照理不能去了,却一时无法向日本解释。上海警备区司令周纯麟少将临时掌管上海大局,派了两位先生来找我,说从一些干部子弟那里知道我的思想趋倾向,要我随团出去起‘阻止’作用,一是阻止朱离队出走,二是阻止朱离开讲稿发言,并规定代表团一切讲稿都由我起草。但我以什么身份参加?一不是写作组成员,而不能在办手续时用上海戏剧学院的证件又号称复旦大学中文系鲁迅教材编写组,两位先生犹豫了一会儿决定,用暧昧的‘石一歌成员’的说法。出去了十二天,回来接受我汇报的已是新上任的宣传部长车文仪先生。”


   余秋雨对这一事件的描述与前面的描述呈现自相矛盾的状况:既然仅仅是一个没有发挥过什么作用的无名小卒,为什么当时掌权的军方将领会毫不犹豫地就让他承担如此重大的使命?大上海拥有若干名牌大学和若干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为什么官方不找其他人,而来找当时不过30上下的余秋雨?而且,按照常理来说,朱永嘉是代表团的团长,有较高的地位,余秋雨一个毛头小伙子,有什么权力来起“阻止”作用呢?周纯麟少将仅仅因为因为从几个干部子弟那里听到一点点余秋雨的“思想倾向”,就对他委以重任,在阶级斗争严峻的当时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就是放在今天,也几乎是一个神话。假如余秋雨的观点完全与“石一歌”对立,军方的两个代表难道会让他轻易地就使用这一名号吗?我认为,冠以“石一歌成员”的称呼,不仅不是一种“暧昧”,反而是一种“顺理成章”。


   根据在这一事件中余秋雨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他所掌握的重要权力——负责起草代表团的一切讲稿并在归国后直接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汇报情况,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余秋雨先生显然在写作班子中有较大的知名度,是上海秀才们当中的红人,而且还拥有相当的职务。虽然在“石一歌”中他不是最核心的成员,但是他却是当时与《学习与批判》齐名的一份重要杂志《朝霞》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据一位当年也参与过《朝霞》杂志编辑的学者透露,余秋雨先生是该杂志的灵魂人物,他负责了大量重要的编辑事务并对是否刊登某一篇批判文章有相当的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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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5-12-27
  关于《胡适传》的问题。对于这篇白纸黑字署名“余秋雨”的文字,余秋雨先生用当时特定时期作者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署名权、发言权来进行辩解。固然,在非常时期,有不少作者违心的、甚至被强迫署名的文字,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让所有人都推卸自己的责任。如果这一思路成立的话,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也会辩解说,他们的文字是在毛泽东的强迫下写的,并非出于他们的本意。这样也就丧失了谈论问题的前提。

   余秋雨回顾说:“我们当时所谓编教材,写胡适生平,居然连他的任何一本书都没有读过,完全不存在研究和写生平的起码条件,现在想来是荒唐可笑的。”由此看出,似乎余秋雨先生在“文革”中由于条件的限制和官方对胡适著作的封锁,对胡适几乎一无所知。但是,余秋雨在《长者》一文中却有另外一种表述,1975年在回乡养病期间,“居然让我认识了一位八十多岁的沈先生,他受当地文化馆委托管理着早年蒋经国先生在山间的一个读书室,经他点头,我就全身心地钻到那些旧书里去了。那儿除了《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外还有《万有文库》和比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刊物。”(见《霜冷长河》)既然是“比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刊物”,哪会没有胡适的文字呢?胡适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同时也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之中,在二三十年代出版的许多重要刊物中都倾注了胡适巨大的心血。这些刊物刊登有胡适的若干重要文章,也彰显着胡适的若干核心理念。既然余秋雨阅读了比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的刊物,就不可能继续处于与胡适完全隔膜的状态,就会对胡适的学术、思想和生平有一个起码的了解。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应当比大多数信息被全面垄断的同代人更早地觉醒过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再用“当时所有人都骂胡适,所以我骂胡适也没有什么错”的思路来替自己开脱,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至于对胡适先生的评价,当然可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余秋雨认为:“他的有一些经历即使在后来我读了他的书,对他产生尊敬之后也还是抱非议态度的。他后来实在太政治化了,影响到自己的学术成果。”其实,与胡适相比,余秋雨本人才是真正的“太政治化”。胡适后来虽然相当程度地卷入了蒋介石集团的政治运作,但是他一直保持着对国民党政策乃至最高首脑蒋介石本人的批评。在他晚年定居台湾时所经历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例如《自由中国》杂志事件——当中,他始终有着自己鲜明的态度,这比起余秋雨先生心甘情愿地充当官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来,不知要勇锐多少倍。而余秋雨先生居然还要批评胡适的“政治化”,真是让人难以信服。学者刘东在《腐朽政治中的自由知识分子》一文中指出:“(胡适)总是号召积极参加公共事务,但又总是注意保持个人的独立地位;总是珍视自己对政治的发言权,但又总是超乎政治之外;总是强调个人的独立判断能力,但又总是愿意以社会共同利益为准;总是批评社会的种种弊端,但又总是保持一种温和节制的态度;总是和现实的政治组织离心离德,但又总是尊重和利用现行的法律秩序;总是要促进社会制度的不断更新,但又总是不赞成使用激进的手段……”(载《读书》杂志一九八九年第五期)学者欧阳哲生则预测:“随着中国现代化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胡适的历史地位逐渐确立,胡适的思想的现代化意识必将被人们所承认。”(《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反过来再读余秋雨先生的半部《胡适传》,充斥着谩骂和诬蔑的语言,真有隔世之感。文字中的磨刀霍霍、刀光剑影,又岂能用学术观点的不同来解释呢?


   余秋雨在反驳有关事实的时候,用自己八十年代曾经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事实来作为反证:“‘文革’清查在中国整整经历了三年,可以说每个字都曾经查过,清查结束后,居然作了正厅级的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这难道合乎政治常识吗?”这一反证是无法成立的。“文革”之后,在八九十年代有为数不少的参与者浮出水面,重新在某些文化和学术机构中担任要职。这正是中国的特色,中国的“政治常识”。“文革”之后沉寂一段时间,又重新成为风云人物的,并非余秋雨先生一个人。这一现象固然匪夷所思,但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应当对此有更多的思考:这已然不是人的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体制的问题。为什么现行的体制能够让这类人频频得势呢?我们应当不断地追问。我也相信,追问的结论将超越某个具体的人物,而具有某种普遍性的意义。


   余秋雨先生在访谈和公开信中凸现了部分历史的真实,同时他还在自觉不自觉地掩盖着某些更重要的真实。至少在以上几个问题上,他的叙述很难自圆其说。余秋雨在答记者问时口口声声地说:“请所有人拿出证据来”,同时却又劝告我不要在“考证、调查中忙碌”,不考证、调查,怎么能够得到证据呢?证据难道自己从天上掉下来?我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和上面的相关文字中,已经涉及到相当多的具体材料,有明确署名为“余秋雨”的若干文字材料和数位当事人的采访记录,这些不是证据又是什么?尽管余秋雨蔑视细节的重要性,但我却是一个坚持从细节中整合真实、整合历史的人。尽管我所考证、调查到的材料现在还有限,但既然余秋雨先生公然表示“请所有人拿出证据来”,所以我也坚信越来越多的“文革”史研究者会贡献出他们所掌握的更多的细节和更多的真实来。这些材料既可以支持我的观点,也可以反驳我的观点并还余秋雨先生以清白。


   让我们拭目以待。


   历史的伤痕与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认为,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是中国人多灾多难的一个世纪。灾难和伤痛远远多于辉煌与光荣。百年来,中国人至少留下了四道至今没有愈合的伤痕:一是本世纪上半叶军阀、党派之间先先后后、大大小小的若干次内战,在内战中国力遭到严重的削弱,更有数千万同胞死在同胞的枪口之下;二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死于抗日战争的中国军民超过了三千万人;三是五六十年代之交所谓的“自然灾害”(实际上乃是“人祸”),活活饿死、病死三千至六千万人;四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从“反右”到“文革”的若干次残酷的政治运动,剥夺了数千万人的生命、特别是绝大多数本民族最优秀分子的生命。对于这四道至今仍然血淋淋的伤痕,我们却没有作出任何有分量的反思来。我们在跨越新世纪的门槛的时候,企图将这四道伤痕抛弃在旧世纪,但这能做到吗?假如忘却灾难,对未来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没有思考造成这四道伤痕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对罪行进行必要的清理和审判。凶手们逍遥法外,而历史以一种虚假的方式书写着。我们“大度”地原谅了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的暴行,并轻轻松松地表示放弃了应得的战争赔款;我们用“伤痕文学”来掩盖真正的伤痕,并乐观地宣布冬天已经过去、春天已经到来;我们在灾难过去以后立刻宣称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要控诉那已经被关在监狱里的四个人,除了他们仿佛没有其他害人者了。


   相对于那些遥控中的杀人者、害人者和实践中的杀人者、害人者来说,余秋雨仅仅是编写教材、拼凑批判文章,确实算不上什么。在追问余秋雨之前,我们当然要呼唤一场真正的大审判、大追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对纳粹暴行和法西斯主义的反思、苏联崩溃之后俄罗斯及其原苏联境内他民族人民对七十年的历史和斯大林主义的反思,都已经深入到大部分国民的骨髓里。在德国和俄罗斯等国度里,历史的书写早已走上正轨,罪人都受到了相应的惩罚或者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在中国这一切还完全没有展开。我们应当以更大的勇气和耐心,来面对我们的伤痕、我们的耻辱。有的人认为,以上的四大伤痕已经远离我们,我们不必斤斤计较,我们应当“放下包袱”,全心全意地来应对新时代的挑战。可是,我认为,正是因为伤痕与耻辱没有得以彰显,所以我们依然生活在它们的阴影之下,它们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作为当事人之一,余秋雨先生对“文革”的叙述是淡漠的、轻松的。在《长者》、《千年庭院》以及公开信中,他都显示了世外高人般的从容和潇洒。他也许真的没有经历过另一种残暴和惨烈的“文革”,但是的的确确存在着另一种比余秋雨先生的描述要残暴和惨烈千百倍的“文革”。我虽然是七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一代人——当余秋雨正在写作班子中工作的时候,我才刚刚诞生于世,但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里,我发现了这样的“文革”——学者王毅在《“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一文中写道:“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该县的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又如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一人,挖心肝的五十六人,割生殖器的十三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 被吃光)的十八人,活割生剖的七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老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吴树芳老师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见《北京文学》一九九八年第九期)


   学者徐友渔在《“文革”的起因》一文中谈到:“在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有一位性格多愁善感的女学生郭惠兰以‘爱看十八、十九世纪描写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小说’我罪名遭到批斗,她愤而服毒自杀。而同班的红卫兵‘齐向东战斗组’称郭为‘反动学生’,警告医生不得抢救。而医院居然也停止抢救,将她移入停尸间,致使她几天之后死亡。就在同一班上,一个姓王的学生亲自带领红卫兵去抄自己的家,而且亲自动手将自己的母亲打死,而原因不过是她母亲以前是小业主。”(《自由的言说》)我觉得,假如余秋雨先生真的不知道有这样一面的“文革”,那么不妨找一点这样的文字来读读。这些罪行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为我们所共有。我们没有办法拒绝这曾经真实地发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事实。正视这些残酷和暴虐的事实,并不是说就要让某一位正视者来承担全部的历史责任,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正视这些残酷和暴虐的事实,目的是将可能触发暴行的因子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清除出去,让我们的现实生活不再受到它们的威胁和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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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新手上路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5-12-27
  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同暴力、血腥以及杀戮脱钩。恰恰相反,我们的日常生活依然深陷在其中,因为我们有意识地忘却了暴力、血腥和杀戮。我们在描述“文革”和其他曾经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悲惨事件的时候,持一种完完全全的局外人的态度。我们异口同声地说,那些都是“非常”时期发生的事情,而我们现在生活在“正常”时期。我们巧妙地将“非常”与“正常”之间划上了一道人为的鸿沟,用这道鸿沟将两者割裂开来,仿佛有了这道鸿沟就能够保障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却认为,“非常”与“正常”是水乳交融的。在似乎是“非常”时期之一的“文革”当中,大多数人在大多数的时候,过的依然是我们今天这样的“正常”生活;同样,在被认为是“正常”时期的今天,我们的身边还在不断地发生和上演着类似于“文革”的惨剧和悲剧。“文革”没有离开我们,“文革”已经内化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文革”不仅与每一个亲历者息息相关,而且还与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息息相关,它像一种病毒一样,肆无忌惮地遗传和变异。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戈德哈根在《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一书中指出,许多疯狂杀害犹太人纳粹刑警,并不是看起来凶神恶煞的恶魔,而是德国的最普通不过的老百姓,他们像水珠一样存在于德国的大街小巷中,他们是商人、是学生、是老师、是工人,甚至还有在公司当过秘书的美丽少女。邪恶的意识形态毒化了所有的人,毒化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文革”也是如此,“文革”已经内化到我们民族的深层精神结构之中,已经成为我们无法拒绝的历史遗产之一。我们越是不敢面对它,我们越是不由自主地受到它的主宰。当谈论“文革”成为一种巨大的禁忌的时候,发生下一次残酷程度将超越“文革”的可怕事件的温床就形成了。


   就我个人来说,虽然没有经历过“文革”,但“文革”以及半个世纪以来意识形态教化的毒素同样深入到我的语言、行为乃至思维方式之中。在包括《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在内的许多文字中,我都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文革”的语言和“文革”的思维方式来。例如,我在文章中轻率地使用“文革余孽”这样的词语,充满了个人的情绪化,偏离了文化批评的界限,这也是我想向余秋雨先生表示歉意的地方。我相信,这是每一个中国当代的写作者和思想者都面临的一个困境。要痛苦地把这些毒素都从自己的血液里清除出去,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崭新的、健全的理念来支撑自己的批评,从细部的修辞到表达的方式都遵循宽容的原则,避免独断论的、二元对立的思路,这是我努力追求然而远远还没有达到的境界。在我写作和思考的过程中,我希望得到所有的师长和朋友的批评——在这方面,许多师长朋友已经给予了我们不少严厉的批评,我衷心地感谢他们。


   例如,一位优秀的“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在一封给我的信中,曾经对我的文字提出过若干的批评意见,她写道:“我也想告诉你,不太喜欢你用的《与学生为敌》和《教育杀人》两个标题。毛泽东说‘考试方法与学生为敌。建议从全部课程中砍掉三分之一。’除了主张不对以外,这种语言风格是不是也有问题?那还是‘文革’前,到‘文革’时,语言就更是不讲理了。‘杀人’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是,当真的‘杀人’都未被记录时,夸张的说法显得含混了。——你写了反驳张承志的文章,你虽然年轻,但你对六七十年代历史的感觉敏锐而准确。清华附中的‘作家们’从来都未提到他们学校的真的‘杀人’行为。他们的老师刘树华被大会斗争毒打后自杀,他们的女老师顾涵芬被毒打后又被丢到自行车棚旁,昏迷在地,一只眼睛被打瞎。有两个女同学自杀,一个死了,一个残了……。1966年8-9月的40天里,北京的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一千七百七十二人——这是官方分统计数字,只会少,不会多。这个数字也不包括被毒打后自杀的人。可是,这些都被排除在历史记录之外,也在学者视野之外了。想到这一点,我常常依然觉得不可思议。”王友琴对“文革”残酷性的描述还有很多很多,而她在信中对我的批评却让我心惊胆战:“文革”的幽灵就在我的身边,我必须时时与之作艰苦的斗争。对于“文革”来说,我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完全置身事外。我们每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与之密切相关。


   要真正愈合“文革”的伤痕,必须拒绝遗忘。人的记忆是危险的,因为它有选择性,往往选择那些人们认为轻松、愉悦的部分进行组合,而尽量遗忘掉那些惨痛、耻辱的部分。余秋雨在回答记者的提问中说:“例如你问我父亲在‘文革’中打过多少人,我怎么谈?我能谈的,只是他挨了多少打。又比如,有人问我,你在‘文革’中担任什么职务,我也无法回答,我能回忆的是被造反派批斗了多少回。”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记忆选择”与“记忆改写”。这种说法是非理性的,近乎于“无赖”。在这里我要感谢余秋雨先生的坦率,这确实也是他心中比较隐秘的想法。不过,按照这样的逻辑,除去伟大领袖之外任何“文革”的参与者,都可以将自己描述成受害者或者受骗者。在“文革”以及我们民族经历过的若干伤痛之中,许多参与者都身兼双重身份。一旦雨过天晴,人们便抛弃掉其中的一种,堂而皇之地以另一种身份登场。正是因为对记忆进行了过滤,所以余秋雨能够理直气壮地表示,自己仅仅是一名受害者,没有任何值得或者应该忏悔的地方。


   在谈论自己的造反派同学的时候,余秋雨认为:“即使他们应为此负责,他们所受的苦难已经够多了,下到农村,几十年的压抑,难道他们的罪行还没有抵消吗?我不希望这种苦难继续延续下去。”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罪行难道是可以抵消的吗?罪行就是罪行,难道因为受到了命运的惩罚,罪行本身就不存在了?如果罪行可以抵消,那么那些被吃掉的“地、富、反、坏、右”们的冤魂归该依何处呢?人人都认为罪行是无足轻重的,于是在商业化大潮汹涌澎湃的今天,以黑芝麻为代表的黑色食品便打上了“黑五类”的商标,以一种后现代玩笑的话语方式来言说当年的血腥。喜剧在不知不觉之间取代了悲剧。


   这种“戏说”的态度,将记忆的功能重重包裹起来,正是悲剧再次得以产生的肥沃土壤。正如学者朱学勤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恶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才是真正的悲哀!在这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一个民族只知控诉,不知忏悔,于是就不断上演忆苦思甜的闹剧。从前是目不识丁的底层文盲;现在则轮到知识分子,这个‘家’,那个‘权威’。他们中的很多人将终生念叨某年某日某人某张大字报中的某句话曾加害于己,却拒绝回忆自己远比红卫兵更早,就使用过红卫兵的手段伤害过远比自己优秀的同类。他们的‘控诉’实质上是一种可怜的补偿要求,而不是那种高贵的正义之情。所以,他们从来只控诉别人对自己的不公平,却绝难控诉自己对别人的不公平,尤其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我们需要一场灵魂的拷问》)朱学勤所批评的那类知识分子对历史、对伤痕的态度,恰恰就是余秋雨对历史、对伤痕的态度。


   更重要的是,记忆罪行、声讨罪行、反思罪行,不仅不是像余秋雨所说的那样让“苦难继续延续下去”,相反,却正是中止苦难和从苦难中走向新生的唯一途径。将对罪行的清理看成是延续苦难,才是对苦难的最不负责任。写到这里,我想起批评家摩罗在《中国人,你怎么跳得过“文革”这一页》一文当中的一段话:“‘文革’就是我们的经验,就是我们的切身经验,是我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所造出并承受的现实苦难。它深深地烙在我们的神经上,它时时飘袅在我们阴暗而有恐惧的眼神里。从愿望上说,也许每个人都希望摆脱这种苦难与恐惧,但遗忘决不是通向摆脱的门径。要用灵魂的痛苦反思我们的苦难,要用真诚的忏悔清算我们的罪恶。是清算,而不是掩盖。是记忆,而不是遗忘。是在痛定思痛中以每一丝罪恶的记忆敲醒我们沉睡千年的良知。”(见《自由的歌谣》,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4页。)我真切地希望余秋雨先生早日卸下自我保护、自我安慰的心理机制,早日主动凸现出自己双重身份中的另一面来。这不是另一轮的苦难和又一次的迫害,而是让自己的灵魂真正舒生、让自己的伤痕真正愈合。在与余秋雨先生的交谈中,他曾表示正在撰写自传,并有相当的篇幅涉及文革的经历。但愿不久之后能够读到他的自传,但愿他的自传不再让人感到失望。


   我们为什么有罪、我们为什么要忏悔?


   余秋雨先生在与我的对话中谈到,忏悔是个人内心的事情,忏悔不能由别人来强迫,别人强迫的忏悔就不叫忏悔了。我同意他的这一观点,并且为他的真诚所感动。我最担心的并不是余秋雨的不忏悔,而是本来内心并不想忏悔,仅仅是出于维护自身形象考虑而进行“假忏悔”。这才是最可怕的一种结果。因此,余秋雨先生强硬的“不忏悔”的态度反映了他相当程度的率真。同时我认为,余秋雨有不忏悔的权利,而我作为一名普通公民,也有批判他不忏悔的权利——只要我没有利用权力来强迫他进行忏悔。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三个环环相扣的问题:我们是否有罪?我们是否忏悔?我们的忏悔或者不忏悔将会导致怎样不同的后果?


   我与余秋雨先生最重要的分歧,也就在这一价值立场的层面展开。


   我所说的忏悔不是惩罚,也不是侮辱;我所说的忏悔与爱、与宽容紧紧相连。余秋雨先生一听到“忏悔”,就想起文革中暴风骤雨式的批判来,因而感到恐惧和担忧,这是因为他误解了忏悔的本质。忏悔的目的乃是在人与人之间重新建立起信任和尊重,重新让每个人获得安宁和自尊。忏悔既是一种回顾,又是一种前瞻。忏悔是对自己的爱,也是对他人的爱。爱是忏悔的核心内容。


   我为什么特别要批评余秋雨的不忏悔呢?我们都知道,在“文革”中表现得比余秋雨风光、干过更多的恶行的人还有很多很多。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都逃脱了惩罚并依然不忏悔,他们当然与余秋雨一样应当受到批评和谴责。但是,我认为,余秋雨先生作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界相当重要的一位代表人物,他如果率先忏悔,将超越个人的意义而具有某种典范性。在新书《霜冷长河》中,他已经日益把自己打扮成人性大师的角色,并迅速成为许多青年读者心目中的“人生导师”。处于这样的特殊地位,如果能够真心诚意地忏悔,将带动全民族在新的世纪之交补上上个世纪缺下的忏悔这一课。相反,如果余秋雨坚持不忏悔,将责任推诿给历史,以“法不责众”的态度来对待历史,这一态度将更加恶化当前知识界乃至全民族的精神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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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5-12-27
   忏悔的前提是认识到我们都是有罪的。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无罪,那么忏悔也就无从谈起。与余秋雨先生迥然不同,我是坚信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为什么有罪呢?

   人有罪的因为人的有限性。近一个世纪以来,人类遭受了若干巨大的灾难——奥斯维辛的烟囱、南京的大屠杀、苏联的古拉格群岛、红色高棉屠刀下的白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鲜血……这些惨绝人寰的悲剧的诞生,正是因为人不承认自身的有限性,人开始不择手段地去追求人的完美无缺、人的无限性和人对神的取代。近一个世纪以来,人类开始变得越来越狂妄自大,尤其是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自认为能够掌握自身的命运。然而,事实证明:所有的一切发明并没有让人类在精神上更加自由和幸福。人的苦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大大地加深了。人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可以为所欲为的,人就为自己也为他人制造了一个地狱。


   “罪”这个字的本意在新约圣经《罗马书》里面被讲解得最为清楚。《罗马书》是用希腊文写的,在希腊原文里,“罪”的意思就是“失去了目标”(矢不中的)。保罗对罪是这样论述的,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由此可见,罪并不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客观存在物,罪是一种实际的状态。有位神学家对罪打了个很好的比方,他说罪很像瞎了的眼睛。本来上帝所造的眼睛是奇妙的、完美的。眼睛的奇妙不仅在于它能够感光和反映影像,让人能够分辨明暗、感受色彩、判断距离、观测点、面、立体。更奇妙的是,眼睛还可以传递信息,表达爱和恨,欢喜和恐惧。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可是,瞎了的眼睛就不能做到这些。瞎了的眼睛,是它的功能受到了亏损。这并非是因为起初不好。所以,罪就是完美的亏损,是美善的扭曲,是美好关系的破坏。人的有限性决定了人是有罪的。一个人如果承认自己的有限性,就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


   然而,在是非曲折都依靠道德判断的中国,人们却很难接受罪的定义。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说一个人有罪,就等于说他不道德或者道德上有问题。而认罪的行为则被当成是对不道德的行为或意念的复述和批评。因此,认罪以及认罪之后的忏悔,在中国一直就未能蔚然成风。我在与余秋雨先生的谈话中,明显感受到他对忏悔怀有一种深深的恐惧,他将忏悔与文革中的人整人、对人尊严的践踏、对人的自由的蔑视和对人的生命的剥夺联系起来。这当然也余秋雨真切的文革经历有关。但是,这种理解却大大地曲解了忏悔这一行为本身的意义。


   中国人一直都没有搞清楚“罪”、“恶”、“过”三者的区别。“罪”是由人的有限性决定的、人生而有之的一种状态;“恶”是罪的结果,并且超越了一种状态,特指某些由罪而来的严重行为,例如杀人、放火、奸淫、偷盗、贪污等;“过”是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被广泛使用的一个词语,也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过失”。中国人能够认识到什么是“恶”,却故意用“过”来取代“罪”。我们在使用“罪过”这个词语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重心已经转向了“过”。因为是“过失”,所以忏悔也就显得没有必要了;因为是“过失”,我们也就无须去获得他人的谅解。


   这种混淆,在余秋雨谈论《胡适传》的来龙去脉的时候表现得尤其突出。对自己当年写的《胡适传》,余秋雨有这样的一个论断:“这样的文字对胡适先生当然是不公正的,但说当时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不相信。”也就是说,因为这篇文字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所以忏悔也就无从谈起。这里,我想继续追问三个问题:第一,《胡适传》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仅仅靠“至少没有读者来信问为什么开了一个头就没有了下文”就能够判断吗?更何况作者当时很快就离开了这个写作班子,究竟有没有读者来信追问他又何以得知?第二,假如这篇文字并不像我们后来所推测的那样产生了较大得影响,而仅仅是影响了为数不多的少数读者,甚至仅仅是几个或一个读者,那也说明这篇文字确实发挥了它所蕴含的坏的作用。这些文字不仅对胡适先生的不公平的,而且将思想的毒素贯注进读者的头脑中。作为作者,难道不该为此道歉、为此忏悔吗?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这篇文字发表后没有一个读者读到,甚至根本就没有发表、写出来后放进了作者自己的抽屉里,作者因此就能够完全地心安理得吗?写作这样的文字,作者的良知难道没有感受到任何压力?这样的写作本来就是违背人的尊严的写作、与那些恶势力充当帮凶的写作。尽管存在着若干“不得不写”的现实原因,但是这些现实原因能够理直气壮地成为作者不忏悔的理由吗?


   我曾经在一篇谈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文章中分析了《古拉格群岛》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索尔仁尼琴在被捕后的第二天,与一群囚犯一起被押解着步行到某个营地。同行的有六个俄国士兵和一个德国战俘。押解队队长要求索尔仁尼琴拿起自己的箱子,但索尔仁尼琴想:我毕竟是一个有战功的军官,怎么能够自己拿着箱子与空着手的六个列兵和一个战败民族的俘虏一起走路呢?于是便对队长说:“我是一个军官,让德国人拿我的箱子吧!”队长便命令毫无错误的德国人扛箱子。德国人很快就扛累了,把箱子不断地倒手,和他并排的六个士兵不用押解员下命令,接过箱子轮流拿着走。当时,索尔仁尼琴还为次感到自豪:“我的被捕不是因为偷窃,也不是因为背叛祖国或者临阵逃脱,而是因为以猜想的力量看透了斯大林的恶毒的秘密。”许多年以后,在集中营中承受了无数苦难的索尔仁尼琴却意识到了当年这一行径的可耻:是谁将人分为三六九等,是谁说“好人”可以奴役“坏人”?这难道不是重复着斯大林的思路吗?一个自诩为反斯大林主义的清醒者,做的却是与斯大林一模一样的事情!索尔仁尼琴就是从这一细微的事件中开始了自己的反省和忏悔。他意识到,自以为“自由”的心灵其实是不自由的,自以为“健康”的生活其实是不健康的,自以为“平等”的准则其实是不平等的,自己并不是单一的被迫害者,自己也曾经充当了迫害者的角色。承认自己的两重身份是痛苦的,但是只有承认这一点,才可能让自己获得新生。一九九三年,在回国的前夕,索尔仁尼琴对俄罗斯《文学报》的记者有一番意味深长的谈话:“每个人都必须悔过,说清罪孽,说出他怎样参与了欺骗。必须从此开始。不必指责谁和定谁的罪。人们自己不应该原谅自己。我在作品中作了许多悔过。我不能替你们忏悔,你们也不会替我忏悔。进行宽恕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每个人,因为上帝。”


   我在许多场合反复谈到这一细节。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让索尔仁尼琴揪心了长达半个多世纪,而且还会继续让他揪心下去。这就是真正的大师的心灵、真正的人道主义者的心灵。这样的小事,在谁的生活中没有发生过几起呢?但是有多少人出来忏悔、出来反省呢?与余秋雨的振振有辞、不以为然相比,索尔仁尼琴的坦诚、谦卑和勇敢,让人不由得不肃然起敬。忏悔不是个人品质的下降,而是灵魂的飞升;忏悔不是授人与柄,而是启示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值得忏悔的地方。索尔仁尼琴认为,只有从每个人开始进行全民的忏悔,才有可能诞生新的俄罗斯和新的俄罗斯人。我对此深信不疑,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中国,而且对中国来说比俄罗斯还要迫切。忏悔没有旁观者,所以也就不用担心遭受到他人的嘲笑和谩骂;忏悔是出自内心的,因而将获得精神上巨大的愉悦,而不是恐惧或者忐忑不安。


   鲁迅是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中对人的有限性和人的弱点意识得最清醒的之一。因此,他以“历史的中间物”自居,他从来不考虑自己将在未来的历史叙述中占据怎样的地位。鲁迅深刻地感受到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匮乏和对这种匮乏的不自知,与其说他是“伟大的审问者”,不如说他是“伟大的犯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道:“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学者王乾坤对此论述说:“‘吃人’在这里可以通过抽象,读作人的沉沦,人的罪性。在狂人的眼里,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觉醒了的狂人,也未必不无意之中吃过妹子的肉。而所谓觉醒,不过是明白了‘难见真的人’,发现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的罪性,发现了‘四千年时时吃人的地方’之罪史,而不只是发现了某些人有罪。‘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是一个很古怪的说法,其实这是一个全称,是大我,集合的我,没有人在之外。”(《鲁迅的生命哲学》)在这里,鲁迅透彻地说明了我们为什么都有罪,我们为什么都需要忏悔。认识到自己有罪是痛苦的,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也是痛苦的。但正是认识了罪并进行忏悔,才拥有了肩起闸门的力量。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远远超越了他的同代人,并让半个多世纪以后几代的知识分子都难以企及。


   我又想起了德国神学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这位可敬的学者,义无反顾地参加到反对纳粹德国、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之中,不幸失败被捕。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被允许与父母通信。这些书信和文稿开启了战后一个新的神学流派。朋霍费尔在其中的一封信中这样谈到关于罪的问题:“人肯定是有罪的,但并不是卑贱或粗俗,并不是差一大截。用最平常的方式来说,歌德或者拿破仑是罪人,难道是因为他们不总是忠实的丈夫吗?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软弱之罪,而是强悍之罪。在这里,丝毫没有必要去查出什么事情来。圣经从来不这样做。强悍之罪,在天才中,是狂妄自大;在农民中,是打破生命的秩序;在市民中,是害怕自由的责任。”在朋霍费尔心目中,有值得信仰的东西,有值得捍卫的东西,也有必须与之决裂和斗争的东西。他清醒地意识到存在于现实世界的罪行,并愿意自己站出来用实际的行动、用生命来进行忏悔。问题已经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对罪行的自觉意识,并在意识罪行之后展开真正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忏悔。就余秋雨个人而言,他既有朋霍费尔所说的“天才的狂妄自大”的一面,又有“市民的害怕承担责任”的一面。他是“市民性格的天才”,拥有双重的弱点。正是这双重的弱点阻碍了他进行基本的忏悔。重新认识“罪”的定义,由此开始精神上的拷问和灵魂上的忏悔,这是余秋雨先生应当做的,也是我们每个年老的和年轻的中国人应该做的。


   忏悔问题的根源在于信仰问题上。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信仰资源的稀薄,正如空气中氧气的稀薄一样,在新世纪来临的时刻,已经被越来越多有远见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意识到。



   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有这样的两句问答:
   “丧钟为谁而鸣?
   丧钟为我们每个人而鸣。”
   而我想告诉余秋雨先生的是:忏悔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忏悔属于我们每个人。
   我们需要建构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需要认识我们自己的罪行,我们需要开始我们自己的忏悔。
   为了历史,为了现实,也为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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