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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陆  张春桥为什么摧折周信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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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为什么摧折周信芳

金大陆


  一

  2015年1月,为纪念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诞辰120周年,由文化部、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了“麒艺流芳”系列活动。张春桥在文革中折辱这位麒派大师的经过和深层原因,值得重新反思。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张春桥即指示《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注意收集反映。不久,传来吴晗抱屈的声音,提出上海的周信芳在1959年就率先创作了京剧《海瑞上疏》,并在上海庆祝建国十周年的舞台上进行公演。张春桥接报后,赶赴上海京剧院,当众斥责周信芳演出《海瑞上疏》是“为民请命”,指认戏中出现的大雨伞,就是“为民请命”的“万民伞”。同时布置徐景贤领衔的写作组,撰写批判《海瑞上疏》的文章。
  张春桥为什么如此急迫呢?显然,周信芳的《海瑞上疏》在张的职责管辖之内是理由之一。更紧要的则是批判《海瑞罢官》的矛头针对吴晗背后的“司令部”。所以,其蕴含的政治目的既不能因京剧《海瑞上疏》而引向戏剧学术思想的讨论;更不能因上海周信芳而遮掩和分散对北京吴晗的瞄准。所以,必需将两者捆绑在一起,甚或强调南北呼应,将吴晗推到更突出的位置上。当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注1)同日,毛泽东还说:“《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毛泽东的谈话不仅是对《海瑞罢官》和吴晗的定性,也是对这场批判运动的定性,周信芳的《海瑞上疏》在劫难逃。
  1966年2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丁学雷”的文章《〈海瑞上疏〉为谁效劳?》,5月又发表了署名“方泽生”的文章《〈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该报“编者按”指出:《海瑞上疏》和《海瑞罢官》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疯狂进攻”。如此,周信芳便被打入了“牛鬼蛇神”的行列。

  其实,《海瑞罢官》和《海瑞上疏》都是奉旨之作。1959年4月,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主席在会上倡导为坚持真理而“五不怕”。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上海锦江饭店约见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并送《海刚峰奇案》、《丘海二公合集》两书,建议上海编演一部“海瑞戏”。周信芳接受了建议,率京剧院编创新编历史剧《海瑞上疏》。该剧列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重点剧目,于1959年9月30日,首演于上海天蟾舞台。周信芳以精湛的麒派艺术,塑造了海瑞的舞台形象。继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紧随形势,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并与马连良联手编演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一南一北的呼应,就是为了迎合毛泽东赞颂的“海瑞精神”。殊不知,情随事迁,云谲波诡,奉旨之作竟成了“继续革命”的祭品。

  二

  1966年6月1日,经毛泽东批示北大聂元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全国广播后,文革从高层政治博弈进入了全面发动群众的阶段。上海各高校学生纷纷上街游行声援北大。同时,揭批本校“牛鬼蛇神”的大字报亦纷纷上墙。6月2日,上海市委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张春桥兼任组长,姚文元、徐景贤等为组员。市委部署在各部、委、办、区、县、局、大专院校、科研所成立文革领导小组,在各单位党委领导下开展运动。(注2)6月10日,上海市委召开全市17级以上党员干部万人大会,动员全市党团员及广大群众,“最坚决地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张春桥与曹荻秋、马天水等出席大会(注3)。会上,抛出了周信芳、贺绿汀、周谷城等八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周信芳成为上海文革中第一批被打倒的“老虎”,连续遭遇隔离、抄家、批斗,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夺权”的风潮中,周信芳还被押上无轨电车空中线路修理车上,在全市游街示众。
  如果说,这是通过打倒“死老虎”,企图显扬并证实文革运动的成果。那么,形格势禁,随着各种代表人物、各种利益群体、各种社会力量,在此“革命造反”的舞台上上上下下,至1967年下半年,文革运动的整体态势已日趋复杂化了。1967年10月14日,张春桥亲赴上海京剧院强调“周信芳是到死也不会改变的,重点应搞周信芳”(注4)。之后,张春桥还于10月16日全市报告会上、11月19日和25日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连续四次点名批判周信芳。周信芳早因文革初期的“海瑞戏”而成为“死老虎”了,张春桥为何还要在这个时候,将周信芳挂在炮口上呢?原来,“死老虎”可以成为“活靶子”,可以成为转移方向,化解造反派内部裂痕的借端。
  就此,张春桥借批判周信芳,向上海的造反派谈了三个问题:
  其一,“文艺界阶级阵线不清”,尤其在上海京剧院,“那里周信芳的势力根本没有打下去”,而两派小青年“双方的人就干呀,整天斗。那能斗出个什么结果来?这样消耗了我们革命派的精力。”(注5)“你们两派青年斗,把个周信芳放在一边没人管,周信芳就舒服极了”(注6)。所以,张春桥指示:既然两家“都是忠于毛主席的”,“关起门来,咱们两家开一个会”,通过“斗周信芳,在这样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张春桥的布局中,打周信芳这个“靶子”不是要害,更不是目的。而要害是尽快结束造反派之间的“内斗”,目的是联合起来,以稳定局势。
  其二,“斗周要与刘邓陈曹联系起来”(注7)。张春桥说:“陈丕显、曹获秋根本不认账,什么都要翻案。我们的同志对这些问题不关心了。”“这就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我们自己”。(注8)其实,刘邓之案在中央,对从上海起家的张春桥来说,陈曹之案才是他的心头之患。以至张春桥数次在电视直播中,察看陈曹的表现,并认为一年多来,他们的“本事也学会了”,“反正不跟你顶牛,辩论”。比如你问一个问题,“他就说:我不记得了,请你们揭发。”张春桥说:要允许陈曹申辩,否则就“没有味道了”。缘此,张春桥承认陈曹“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我可从来没有轻视这对手。”(注9)周信芳已无足轻重,通过周信芳指向陈曹则此事体大。
  其三,11月23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决定将修改党章(草案)任务交给上海,并连夜电话通知在沪的张春桥。25日,张春桥即宣布成立“上海党章修改小组”,张任组长。张春桥在会上说:新党章由上海写出后,上报给中央,再发动全国讨论,交给“九大”通过后,就“成为今后中国共产党共同遵守的规章”(注10)。至于为什么交托给上海?张春桥强调:上海是毛主席的“可靠根据地”,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主席的一生想法能在这里实验”。(注11)至于修改党章的指导思想,张春桥说:文革“这一年半来,对党来说,就是一个整党、整政、整军的运动。”而“中心活动还是整党,因为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形式。”张春桥解释:主席提出“吐故纳新”,说明“我们党至少是一部分单位要重建的”,所以整党“也有一场激烈斗争。”(注12)接着,张春桥又把“死老虎”周信芳当作“活靶子”揪出来,声称刘邓陈曹把“周信芳这些乌龟王八蛋也拉进党里来”,整党就是要“抱着严肃的阶级斗争观点”,清除这些人。同时,希望“如果愿意继续做党员、团员的”,“就严格地要求自己,和造反派站在一起”。(注13)至于造反派中的非党员,何时“加入到毛主席的党里面来”,这关系“工人造反派的阶级队伍的建设,阶级队伍好了,党的问题也有办法”。(注14)所以张春桥说,毛主席称赞了上海的工人阶级。但张以为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掌权了,有的开车去游泳,有的到外地游山玩水,这“距离主席思想太远了吧!”“我看用不到一年两年就出问题”。(注15)恰如当年国庆庆典时,张春桥看着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脑脑们,坐着轿车鱼贯而入,曾严厉地质问:是不是明年就要搞“三反”、“五反”运动!
  如此,周信芳成了整党的对立面,成了整党“吐故”的对象和“纳新”的警示。实际上,张春桥是借周信芳这个“靶子”,来展开并阐述文革整党的思路——党员要通过整党,在思想上向文革运动的政治路线看齐;准备入党的造反派则要在行为上,坚持为“公”的“党员的标准”,将这两个方面契合起来,目的和路径则是要在“革命”的基础上,重建一个“继续革命”的党。
  由此可见,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张春桥密集地提吊周信芳,实质上是借助这一个案,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步步紧逼地指点造反派的行动。
  1967年12月7日,上海各造反组织联合在上海杂技场召开了全市性的“打倒周信芳”电视斗争大会。终于,周信芳因为“海瑞戏”遭揭批成了“死老虎”;又因张春桥校对文革运动的方向,成了“活靶子”。1968年,周信芳被关进了牢狱,其夫人裘丽琳一病不起,并祸殃儿孙两代,弄得家破人亡。

  三

  中共“九大”后,文革运动进入“斗、批、改”阶段。当年9月,张春桥在上海讨论落实“国庆宣传”的任务时,仍不忘在“大批判”中揪住周信芳。张春桥说:当前怎样开展革命大批判?上海正在批判周信芳、贺绿汀、斯坦尼、凯洛夫。但是外国人不宜批得太多,不必要在远程中多花笔墨。(注16)被张春桥称为“南霸天”的周信芳,处于楚囚对泣,束手待毙的境况中。
  继而,因毛泽东批示了“六厂二校”的经验,在“清理阶级队伍”等方面提出了“注意政策”、“给出路”等工作要求(注17),上海各方面开始对运动初期及“清队”中揪出来的“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进行甄审,这也就牵涉到了周信芳的定案问题。

  1970年6月,有关专案组回复上级诘问周案的情况,称周信芳“戴反革命分子帽子这个问题没有定”,接着,再呈上一报告,称“可以不戴反革命帽子就不戴帽子。”(注18)显然,这应该是周信芳专案组根据形势研判后,向上级报告的意见。6月23日晚,张春桥召集王洪文等讨论周信芳的定案问题,张春桥表示:“别的不要去说他了。就‘海瑞上疏’这一条就是个现行反革命。这样的人,为什么能够不戴帽子呢?实际这种右倾倾向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这个家伙不戴帽子,这个家伙如果是能解放了,那我们还有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那就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翻了嘛!”(注19)6月29日,张春桥在听取“清队”运动的工作汇报时,再次表态:“我对公安局可有意见了,有些案子一到他们那里就完了!”“周信芳根据什么定人民内部矛盾?我就定他是死不悔改的反革命!”“这种人不在判不判刑,要看效果,这些人社会效果就是反革命,他可能什么组织也没有参加,但他就是反革命,他写反动文章和戏,他是用演戏来反对革命的吆!”(注20)就此,专案组做出将周信芳“定为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永远开除出党”的结论送审。就是面对这个一曲一折的定案意见,张春桥说:“这个字我不能签!杀了我的头,我也不能承认”,“文化大革命中,上海第二个批判的是周信芳,他和吴晗一样,一根藤上的两只毒瓜,这个《编者按》就是我张春桥写的,照你们这样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重新搞”(注21)。
  张春桥在毛泽东“给出路”的示意下,依旧死死地揪住周信芳,要给周信芳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非因为周信芳的“历史问题”不可解脱,“现行问题”不可饶恕,要害恰恰在于周信芳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紧紧相扣,即若是周信芳解脱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就松动了,其性质、意义和结果就有危险“给翻了”。所以,给周信芳定性,就是给文革加锚,不许为文革翻案。
  毛主席都表态了,张春桥为何还要如此死倔呢?包括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批复了大量的申诉信,解放了一批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张春桥仍相当介意。1974年建军节前,张春桥和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京政治局委员,代表中央向吕正操、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宣布平反。接见中,张春桥特别对吕正操说:“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还是有错误的嘛”(注22)。同年9月,毛泽东批示陈丕显“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注23)张春桥一面强调“似可作”,说明陈问题的性质“是一回事,是严重的”;处理则“考虑作为内部问题”(注24)。一面通知上海方面抓紧为贪腐而处理的老造反潘国平等“落实政策”,要让陈看到他的“老对手还在”(注25)
  张春桥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就是要在更宏观的方向上集聚文革的政治力量,坚守文革的政治路线。检视文革十年间,中国政坛上各路政治力量的交集和博弈,包括1966年的所谓“资反线”一路,1967年的“二月逆流”一路,1971年的“9·13”一路以及文革后期的“右倾翻案风”一路,甚或“粉碎四人帮”的一路,几乎都是或抵制、或违迕、或背弃文革政治路线的。只有张春桥、江青等,从策划批判《海瑞罢官》,到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再到起草中共九大、十大《政治报告》,确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始终坚定不移地恪守着文革路线。张春桥在党内、军内并没有功勋,在人脉方面没有实在的资格和地位。张春桥所以能升迁至中央政治局常委,既靠文革运动起家,更靠攀附于江青,领悟并阐释晚年毛的思想,为文革运动做出理论的标示。张春桥的政治生命全部投注于文革中,怎能不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呢?张春桥的行事风格是坚决的,这就加深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张春桥的行事风格又是没有弹性的,所以毛泽东去世,张在政治上必随之而亡。
  现在回到对周信芳的定案问题上。1970年11月,按照张春桥的指令,专案组重新定案指认:周信芳因1959年上演《海瑞上疏》,配合“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和“污蔑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京剧革命,因‘退功’糟蹋演员青春”,而定案为“戴反革命分子帽子,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清除出党,交群众监督批斗”。后因定案的个别措辞没有确定暂缓宣布,1974年3月,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追查此事,专案组向周信芳作了宣布。
  一年后的1975年3月8日,周信芳凄然去世。


  注释:
  注1 《传达报告整理件》。
  注2 《中共上海党史大典》,第119页。
  注3 1966年6月11日,《文汇报》。
  注4 、注5 、注7、注9、注11、注13、注14、注15 朱锡琪,《工作笔记》。
  注6 1967年10月19日,上海市革委会《内部学习文件》。
  注8 《张春桥同志在十一月十九日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注10 、注12 《传达报告整理件》。
  注16、注18、注19 上海档案馆,B92-2-1526;B173-2-88-8;B173-2-88-8。
  注17 简称“清队”。1968下半年起始,宣传上强调为建立以“左翼为骨干的无产阶级队伍”,从而“为政权建设、党的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下册,人民出版社,第815页。见1968年5月,北京市革委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实际上,因其斗争目标、专政对象与文革的宗旨并不相符,所以笔者认为:其主要目的应是借助大规模的“清队”运动,来转移全国两派持续武斗的方向,以收拾乱局。
  注20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篡小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521页。
  注21 《浩劫》,第269页。
  注22、注23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697页;第1698页。
  注24 《陈丕显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62页。
  注25 冯小明主编,《中共上海历史实录》,上海教育出版社,第598页。


炎黄春秋 2015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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