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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梦彪:艰难纪事----浩劫中的养正中学和老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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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纪事
----浩劫中的母校和老三届

郑梦彪
作者简介:
郑梦彪  男  养正中学初55组。2000年至今,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史研究》、《文艺报》、《中华儿女》、《福建日报》、《泉州晚报》、《厦门晚报》、《厦门文学》等报刊发表大量的论文和文学作品。曾连续两年,在泉州电视台大型历史文化栏目中,主讲郑成功、“酒文化”和“孙子兵法”。2003年获得第十四届中国新闻奖和全国晚报“三特”新闻大奖一等奖和第十届福建新闻奖一等奖。


题记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老三届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有文化的青年人中遭受最多磨难和折腾的群体之一……,历史曾使他们的生命断裂,没想到他们在修补了自己的生命之后立即又以生命修补了断裂的历史。
                                          ----余秋雨

写下本文题目和引述如上题记后,我的心在颤抖,几度拍案而起,几度掷笔于地。这种心态,与我的几个采访对象的老三届刹那心情是一样的,即不想触及母校在文革的乱象,也不想触摸我们这一代人曾经有过的狂热、迷茫、落寞和惨烈的岁月。几个月后,我的情绪略为平息,但是郁愤感喟依旧难以消退。由于年前我答应现任的养正中学香港校友会会长林志滔先生撰写这篇文章,也鉴于我的采访对象的多次热切问询,今天我之所以重新敲打键盘,缘于我的承诺,我的思考,我的良知,我的感恩,也缘于我梦中的母校凤凰树!

一、风雨前夕

记得临近小学毕业前,我的哥哥们经常告诫我,一定要好好读书,考入养正中学。在兄长的话题中,我知道应该叫他六舅时任福州一中校长陈君实对养正中学的教学质量有许多赞许。就读小学时,我的成绩还不错。1962年初考后,我却没被养正中学录取。我的四哥查了我的分数,成绩甚好,特别是作文《<小英雄雨来>读后感》获得了高分。那时,我全然不知道象我这类所谓的“被镇压家属”子女已被打入另册。几经周折,开学第三周后,四哥带我穿过养正中学校园的棵棵凤凰树,一阵风来,凤凰花飘落在我的肩上。进入校长陈名贤老师的办公室时,陈校长和蔼可亲地摩挲我的小脑袋后,我就被编入初54届5班了。我能就读养正中学,应该感恩我的二哥和四哥,没有他俩平生第一次为我弯下腰,我上不了养正中学,也应该感恩时任养正中学书记、校长陈名贤先生,倘若他坚持“阶级路线”的办学方针,那么,我将被养正中学抛弃校门之外,凤凰树也将与我无缘。初中一年级下学期,我因患流行性脑膜炎,休学后,被编入初55组6班。
母校教师宿舍拥挤不堪,我家距离母校仅5分钟路程,因此,许自明、陈文淡、蔡尔辇、李培植、施仲篪、林庆东等几位老师成为我家的房客。白天他们极少回房间休息,全身心扑在教学上。晚上老师们秉烛批改作业,写教案和夜读至东方之既白是常有的事。有好几次,我母亲看到许自明老师因熬夜缘故,双眼红肿,即递上眼药水。回忆起许自明老师因痔疮发作,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到校授课的情景,依旧让我感动,虽然他曾经向我母亲和哥哥投诉我在学校的冥顽行径,并郑重地提出郑梦彪如不改弦易辙,有一天会出事的。危言耸听罢了,我不当一回事,依然故我,即上新课不闹,听懂便闹;课间寻衅,大施拳脚。当我在作文上把“解放军刮刮叫”写成“解放军乱乱叫”后,差点被负责初中部的某校领导提升到写“反革命标语”之层次。幸好,汪智化老师以“错别字”敷衍之,让我免受行政处分。师恩于我,令我愈发兴趣语文学科。由此我从初一年下半学期至初三年坚持写日记。
1964年下半年至1965年母校推行教学改革,在松绑学生作业量的同时,通过各种活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那时,老师组织学生成立有许多兴趣小组,朗诵、史地、植物、数学、舞蹈、体育、美术兴趣小组等层出不穷。兴趣小组采取以老师为主,高中部学长协助为辅的办法,因此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高中部的历史老师刘连生和语文老师陈鸣、蔡伯年在霁云殿旁的大餐厅讲述关于“赤壁大战”,关于“雷锋故事”,关于“欧阳海之歌”。老师们口若悬河,绘声绘色的神态,吸引了学生渴望知识的眼神,其时学生们莫不朝气蓬勃,意气风发。高20组林水源先生是我班的辅导员,他的激情,他的诗人气质感染了我。他的诗作象郭沫若《女神》,跳跃律动,嘶声呐喊,让我痴迷诗歌写作。在今后的岁月里,高中部学长成为老三届群体的核心源发于此。当时最期待的是去图书馆。中午一点半时,图书馆周边围着人墙,学生翘首等候陈昌伦老师前来打开大门。当看到陈老师踱着方步走来,俄语“O—YE”和英语“ Long live”声顿起。高中部的学长看的各类别的书,我看不懂,书很厚,有许多蝌蚪样子的符号,莫测高深。我抢过高20组林建国和陈永兴手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打开几页,懵了。如此枯燥的句子,有啥嘛子看头?让我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的是,腼腆忠厚的初一年级学生骆惠南竟然要他的母亲、母校地理老师吴琼英从图书馆搬回一大推的数理化书籍。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还是去看我心爱的《羊城晚报·花地》、《新民晚报·体育》和《文汇报》。母校体育场最热闹!下午四点左右,王嘉种、黄钟瑜、陈昌辉老师率领一群体育尖子,或跑圈,或跳远,或跨栏,喝彩声,尖叫声,声声入耳。黄警尘老师的腾空扣球,如美的律动。王子健身轻如燕,以卧式越过175横杆,打破学校跳高记录、陈健全狂风般的奔跑和腾跃打破100米、200米和跳远校记录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林志滔精准的中距离投篮、苏永安的800米跑的加速、在篮筐下,矮小的黄福森和桂邦遥在篮下如猴之灵动,张明河提着竹篙高高地越过3米高度、跑道上黄淑环和王培玲如箭疾飞,吴美惠在沙坑上的滞空瞬间,初55组女同学“短裤队”的青春少女的激扬叠印在操场上。


在老师的解惑传道下,在学生的求知渴望里,1966年,母校高中部和初中部涌现一大批尖子学生群。曾杰老师、杨景芳老师、杨景星老师、许自明老师、蔡尔辇等老师曾经在多个场合说:“这批三届生是养正中学有史以来综合素质最好的!可惜,一场文革葬送了他们的青春,也让老师的心血付之东流!”可以无愧地说,文革前,母校老三届有着灿烂的理想和崇高的志向,有着为毛主席发奋读书的决心。我们真幸福啊,啊啊!我们是上世纪60年代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哺育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学生!
上世纪80年代我到母校办理学历证明,发现我的初中毕业考试成绩相当不错。某年,在一次同学团聚会上,时任团支书黄天堂先生代表全班的同学向我道歉。原来我班拍摄全班毕业照片时,在某位尊敬的老师的授意下,养正中学初55组6班全体同学在凤凰树下的毕业照片里没我的影子。知道这一件事后,我心里一阵发酸。
母校办公室前的凤凰树虽然不在了,但是,在我的心里永远有母校的凤凰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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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5-12-20
艰难纪事----浩劫中的母校和老三届(二)

郑梦彪


二、浩劫初澜
      1966年春季,正是高三年级和初三年级学生准备高考、中考的时段。分析高三年级学生考试的情况,可以预计母校1966年的高考有望大面积超过往年的录取率。其中诸如苏德良、陈永兴、曾智良、侯全胜、黄旭晁、陈清源,郭秀庆、林建国、林再来、陈启图、许尚仁、黄碧泉、许远望等是进入清华北大等重点学院不二的人选。因此全校师生精神振奋,莫不摩拳擦掌,迎接即将到了的考高。记得有这样的一则轶事:高20组归侨女生郭秀庆女士为考入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物理系”,彻夜攻读。为了免受宿舍老鼠的切切声响的干扰,挥手一扬,把来之不易,留做点心的酥饼一股脑地撒向老鼠洞中。可见,其时学生对高考寄予多大的希望,倾注了多少心血!可惜,因一场浩劫,郭秀庆女士和高20组的学生的大学梦破灭了。11年后,即1977年恢复高考,郭秀庆女士终于考入厦门大学物理系,圆了大学梦,这梦来得太迟了。其时,她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了。我已经近半个世纪遇见过这位当年雍容华贵的郭姐了,未知安否?学弟这厢有礼了!
      初三年段的毕业考试,成绩也非常好,素有“尖子班”初三(2)苏永安、连秉中、桂邦伍、蔡永富、吕薇薇以及1斑颜伟劲、陈和平,4班曾紫玉、许显荣、5班的王云灿、6班王恭执、黄天堂、苏明解、柯信生、陈佩娜、陈金玉、施紫英等继续就读养正中学高中部是铁板钉钉的事儿。
      正当母校高三年级和初三年级学生进行最后的冲刺的关键时刻,世道风云突变。1966年6月1日,聂元梓和六位北大哲学系教师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由新华社全文播发,在全国报刊发表了。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此后几天,《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大量煽动性,充满火药味的社论、报道和文章。母校老三届热血沸腾了。他们与上世纪60年代的青少年一样,崇拜伟大领袖毛泽东,渴望为反击“资产阶级复辟”而献身,为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甘洒一腔热血。
      浩劫狂潮向母校扑来,平静安谧的母校开始躁动不安了。在凤凰树下掩映着的校园内,三届生开始行动了,他们用大红纸水红纸写下对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忠诚,用旧报、用花花绿绿的纸张写下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愤慨。没几天时间,校园的大字报便铺天盖地。
      1966年6月7号,晚自修结束之际,也是高20组学生侯全胜刚刚填报“北京大学”的高考志愿后之时,母校办公室前,凤凰树下人声鼎沸,走前一看,圈子中间被吓得颤颤抖抖,把头尽往衣领藏的是物理老师王明能。喝斥声,痛骂声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交织在一起。今后写母校文革史,这一个场景肯定入列。因为它开创了母校学生斗老师之先河。其次王明能老师是母校第一位被学生揪出来的“黑帮人物”。王老师被揪抖出来发端于他在教案上断断续续书写了“朱德”、“毛泽东”、“还我河山”,这9个字串连起来,不就是仇视伟大领袖毛主席吗?不就是反攻倒算吗?其实,王老师出生贫寒,没有历史问题,解放初期还当过区长。他怎能反对毛泽东这位人民的大救星?怎反攻倒算重蹈贫穷呢?在我的访谈中,没有一位当年的老师和学生向我披露是老师或是学生发现王老师的“罪证”。因此个中就有一个疑问了,即能接触到老师的教案是学校老师几率大,还是学生的几率大?是谁出卖王老师?没人回应我。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编写母校40余位“黑帮老师”的冠头联,诸如“赠王明能---明目张胆企图反攻复辟,能狡善辩终究法网难逃”等是某位已故校领导和某位已经老迈的语文老师之大作。几幅冠头联算什么?抛出老师的档案,向学生泄露老师境内外社会关系,乃至情爱床笫之轶事。是什么人之所为?母校百余名老师,竟然有40余名被打成“黑帮”!可以肯定,当年最先在背后打“黑枪”施冷箭的不会是学生,而是曾经经历文革前各项运动,且能接近老师档案的人。同类相煎,情何以堪啊!其实要查清是何人所为不是困难的事情,在我的采访札记中,就有蛛丝马迹。
      看来,在当时的条件下,在教师中几位在“思想改造”和“反右”运动的积极分子兴趣依旧,尚未改掉嗜好“运动”的癖性。1966年元月,母校来了五位身份特别的教师(肖则庭、李宁川、黄东海、刘贤加和陈美标),他们原是当兵的,因有点文化,于是在“全国人民大学解放军”和“让工农兵占领教育阵地”的大形势下,有幸参加省教育厅短期培训。当母校几位嗜好“运动”的老师和这五位天然的“革命教师”会师母校时,自然别有一番大作为。杨景星老师近2万余张资料卡片被5位“革命老师”中的一位姓肖的“革命老师”收缴焚毁了。肖某还带领一批学生搜查我家,把我家的端砚窃走了,连同我的20余本日记。挑唆我和表哥、我的英语老师黄哲亨先生的关系也是他。此人已驾鹤归西,而尊敬的杨景星老师、黄哲亨老师们还快乐地活着,而当年战战兢兢的我灵魂也不再颤抖了。这是命定吗?
       在6月中旬,17岁的我被揪出来了,并与黄哲亨老师、谢婉清老师、汪智化老师一起成为“四家店”的成员。我的“罪证”有四:一是在日记中夹着数张临摹岳飞“还我河山”的字迹;二是同学揭发我在英语课本里。把“毛主席”这三个字下面注上谐音“千人骂”;三是日记里记录大量的反革命言论。诸如“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一个人只要有一本书,谁也打倒不了你”、“放下你的鞭子”。四是在批斗会上,同学要我对父亲在新中国解放前夕被游击队枪杀表态时,并要我诵读毛主席《纪念张思德》。战战兢兢中,我把“重于泰山”读成“轻于鸿毛”,把“轻于鸿毛”读成“重于泰山”。其实这四条“罪证”之一之二全是诬陷,无中生有的事儿。谁人之所为,我心知肚明,上帝,宽恕他们吧!当时他们和我一样年少。
      工作组进校后,我更遭殃。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时任晋江县共青团委书记、工作组组长姚培祥在母校高三高二年段教室前的操场上,正式宣布:对镇压家属、现行反革命学生郑梦彪可以继续揭发和批判。我们对郑梦彪的揭发和批判仅仅占全校不到千分一的比例。于是,工作组成员以及5位1966年元月份才到学校任课的原是“阿兵哥”的“革命老师”轮番向我施压,并且一再地诱导我对老师,对亲人的“反革命罪行”进行检举揭发,彻底背叛反动家庭。陈文淡老师被工作组迫害而投井自杀后的这一天下午,姓肖的老师拽我到井口,他在现场喝斥我,警告我。长年以来,我恐惧或深或浅井口盖缘于此。本来我想在这篇文章里,诠释原是报刊编辑陈文淡老师之死的原因。但是我的同学,我的知青伙伴陈老师的儿子陈海平兄弟交代我,不想再触及他父亲的事,以免勾起痛苦的回忆。我遵嘱,不写下去了,但是,曾住在我家的陈文淡老师的身影不时地在我眼前浮现。当陈师母率子女几次找不到陈老师的墓茔时,她在旷野上的那一声声“文淡啊,你在哪?”的凄厉鸣咽至今还我的耳际萦绕,惊懔我的灵魄。
      一天,我正在学校餐厅左侧的小房间里写交代和揭发材料,两个工作组成员喝叱我,要我跟他俩走。就这样,我走入县里看守所。我没日没夜地写揭发材料。我编造了黄哲亨老师梦见蒋介石。实在没词了,我知道表哥家对面是邮局,就给表哥来一个段子,即蒋介石反攻开始,表哥说,我先占邮局。在禁闭室,我把语文老师教给我的记述文的写作方法全部发挥到相当高的水平。47年前,在母校文革期间,我对黄哲亨老师的诬陷以及诸多不切之词,让黄老师蒙受许多不白之冤,备受身心折磨。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对于我在17岁时的造孽有诸多的辩解。但是,当我慢慢地迈入老年门槛时,这事已成为我的一大心病。近年来,我不断地向黄老师的长女黄瑜瑜女士诚恳地提出要求,请她在认为适当的时候,把我带到她父亲跟前,让我在黄老师面前,肃立低头赔不是。今天,让我借特刊的一角,正式向黄哲亨老师郑重道歉。敬请黄女士能让她的父亲看到我这篇文章的这一个章节。好吗?
      1966年8月8日,“文革十六条”发布,在这个文件里载明:“文革”的目的“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运动中……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安海镇的文革运动的进程与北京、福州、厦门和泉州慢几个拍子。1966年7月29日,北京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而派往母校的工作组却到了8月18日后才撤离母校。撤回后,姚培祥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指导母校的文革运动。工作组姚组长不失时机地和“养正中学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由“五位革命教师”和从海军退伍,淳厚得象农民的数学老师陈江海和高20组陈清源等组成)共同组织声势浩大的批斗陈名贤校长。为了让我感受批斗会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也为了落实“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政策,我有幸被带到批斗大会。肖姓“革命教师”交代我,要做好上台质问陈名贤为什么背弃党的教育方针路线,破例把我这个反动家庭出身,且对仇视党和人民的反革命学生招入养正中学?我望着他阴沉的目光,浑身发抖,嗫嚅地回应是是是。设在母校大餐厅的批斗会的气氛森严。当陈名贤老师被押送到批斗会场时,口号声持续不断。
      陈名贤,陈名贤!站好,听到吗?站好!
      陈名贤,必须向革命师生低头认罪!
      我从最后一排向台上望去,影影绰绰中,有人猛按陈校长的头。
      我记不清是哪一位老师或学生上台揭发陈校长丧失阶级立场,背叛党的教育路线了,又是哪一位师生检举陈校长训斥学校政审外调人员把不必要的,不利于高三毕业生的家庭历史问题资料放入学生档案。之后,亲自删姨一一除这些夸大其词的“污点”。陈校长的细声回答,又引起一阵的口号声。“打倒走资派陈名贤!”“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批斗会在口号声中结束之时,正是我尿湿之际。可能是发现我的抖索状态,担心我经受不了陈校长的反问责问,坏了批斗会声势。姓肖的“革命教师”放弃让我上台揭发陈校长的计划,这让我能够逃避陈校长那锐利的目光。
      陈名贤校长是否属于“好的”一类干部,“比较好的”二类干部、还是“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三类干部,或者“属于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四类干部?这一争论在几个月后,成为两派学生对立的主要原因之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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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5-12-20
艰难纪事----浩劫中的母校和老三届(三)

郑梦彪



三、狂潮乱象

      5月盛开的凤凰花,到了8月就调零了,校园一地落英,几个月前红艳艳的花瓣成了一地暗红血色。停课了,工作组撤了。高中部学生继续留校,初中部每班留校3-5名学生继续参加母校的文化革命,并且根据运动的态势,随时通知同学回校。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毛泽东身穿军装,接受并配戴了红卫兵敬献的袖章。一个民族的十年狂热从这一天聚集,一个民族十年的空前浩劫也从这一天汇集。红卫兵身穿绿军装,皮带束腰,左袖佩戴毛体“红卫兵”袖章的形象风靡大江南北。“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红太阳!”“天下者,我们的天下!”“造反有理!”“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响彻云天。
      母校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是“官方”的,即由学校“文革领导小组”指定约50余名出身于“红五类” (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和下中农)家庭子女成立养正中学红卫兵组织,谓之“人民中学红卫兵”(文革初期,在“破四旧”运动中,母校易名“人民中学”)。,其袖章是红底黄色。高20组陈永兴担任这个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我班女同学王美华女士有幸在成立大会上第一个发言。最近,我和她提起这事。她说:“发言时很很激动,喊口号喊得嗓子都嘶哑了。”这50余名英姿飒爽的红卫兵小将确实了得。在安海镇区砸庙宇,毁石碑、焚毁族谱、“封资修”书籍和字帖书画,随意抄搜查认为“有问题”的家庭,动辄对“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肆意谩骂鞭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滚蛋”是他们对“黑五类”子女的口头禅。叱咤风云的母校首批红卫兵真风光洒脱了,杀向社会,一声令下,即纠集一大片喝彩百姓,还不是红卫兵的学生虽有嘀咕,但说句实话,期待加入红卫兵组织者趋之如骛。譬如我也想加入红卫兵组织,但是因我的家庭出身和我的“现行反革命”问题,没有一个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敢要我。我可能是母校唯一个没有参加任何“革命组织”的学生。
      1966年8月24日,厦门八中红卫兵爆发揪斗原省教育厅厅长,省委书记叶飞妻子王于畊事件。这个事件开创了我省文革揪斗省级“走资派”之先河。8月27日下午4点左右厦门八中一群学生路过安海,在母校图书馆前操场略作休息,并散发宣传单。5点时分,厦门市委派几部大卡车抵达母校操场,因诸事商量不果,厦八中学生一边喊口号,径往泉安公路奔去(此处疑似有误。据了解,厦门八中302名学生及12名该校工作组成员在8月24已经到了福州)。6点左右,同安二中一群学生也到母校操场。有几个高中部学长砸破学校电话室窗口玻璃,叩响麦克风,通知学生到校集中,到福州揪斗王于畊,批判王于畊在新中国解放17年来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随即,学生赶去安海广播站,嘶声力竭地播放这一通知。不一会儿,百多名学生在母校操场集结,其时群情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昂。当晚八点,母校老三届学生上路。晋江县委派出三部客车在灵水等候学生,并把学生送到泉州客运站、高中部学生有人呛声高喊,“我们要学厦门八中和同安二中步行干革命”。这天晚上,百余名学生在汽车站的客车里睡觉。8月28日上午,李宁川老师要求晋江地区行署派车送学生到福州。行署领导同意送学生回校,不同意学生上福州。闻讯后,顿时在学生中爆发一阵阵声讨声。傍晚,学生步行上福厦公路,到了泉州华侨大学囫囵吃个晚饭。8月29日凌,一行人到了惠安一中操场。惠安县长马三聘赶到。他苦口婆心地说,情况不明,不能盲动行事。不能受蒙蔽,不能上福州。当场,几个高中部的学生向前和马三聘展开辩论,无果。10点左右,继续上路。到了枫亭,近20名初中部学生大气嘘喘,脸色苍白,走不动了。经过和晋江方面联系,晋江县委派两部一部客车到枫亭,把实在不能支撑的30—40名学生送回安海。晋江县委恐生意外,再次派出4部客车,把步行到郊尾的学生送到福州。(如上由57组2班曾鸿模先生提供)晚上,之前在福州参加批判王于畊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王振华副校长和许自明老师、何伯煊老师到省农学院探望参加“8·29”运动的母校三届生,并劝说学生返校。夜已深了,学生革命激情未减,高20组侯全胜、黄旭晁、曾智良和高21组颜纯钩共同执笔疾书《告安海人民书》和《告安海人民中学书》。曾智良找来钢板、钢笔、蜡纸和油印机、在天亮时分,他完成这两份通告的印刷,并郑重地交给高20组黄国泰先生捎回安海广为散发。8月31日,大部分的学生返回安海,侯全胜、黄旭晁、曾智良、苏德良、颜纯钩、张世源等28人继续留在福州参加“8·29”事件后引发的一系列事件。9月10日左右,侯全胜、黄旭晁、曾智良等28名学生返校后,即被人民中学“文革领导小组”打入另册。(如上由高20组侯全胜先生提供)
      “8·29”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这成为“人民中学红卫兵”和前往福州参加“8·29”运动的学生之间争论的焦点。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双方越辩越纠缠,越辩越难解,两派学生的对立情绪愈发严重,愈发不可调和,在辩论中,屡屡发生严重的肌体冲突。现在想起两派学生因“8·29”的观点不一而口沫飞溅和血流满面的场景,真个令人忍俊不禁。不久,以林水源、侯全胜、黄旭晁、曾智良、苏德良、颜纯钩、张世源等人成立了“人民中学造反独立大队”和“人民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其红卫兵袖章是红底黑字,以此区别于“人民中学红卫兵”袖章的红底黑字。文革运动烽火燎原,母校“文革领导小组”驾驭不了母校文革运动,在1966年9月寿终正寝了。与此同时,“人民中学红卫兵”也易名为“人民中学红色造反总部”。这两个红卫兵组织简称为“人中8·29”和“人中红色”。根据侯全胜先生和高20组许振鸿先生回忆,“人民中学造反独立大队”和“人民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的那天,高21组颜纯钩先生打着大鼓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8·29”运动在文革初期闻名全国。2000年,著名的厦门老三届知青作家,学者谢春池先生对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做过全面细致的调查和考证。诸君如有兴趣可阅读其《最后的母校》。在这里,我转述谢氏的两点结论:一、“8·29运动”是由进驻厦门八中工作队队长张同伦和张安定两人共同策划的。这个文革工作队前身是福建省委直接派出的社教工作队。二、把参加“8·29”运动的老三届描绘成暴徒式的群体是有失公允的。
      母校凤凰树花讯,秋季如约而来,花期却匆匆,满地的落花,层层相叠,风雨过后,花瓣成泥,一地血色不知要洇向哪里。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让革命师生代表免费赴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这意味着母校师生代表很快就能见到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了。组织学生在国庆前进京,接受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检阅是学校“文革领导小组”所做的最后一件事。这个时间是在9月上旬。进京的条件一是“红五类”子女;二是初中部“十选一”,高中部“五选一”,计200名左右。
      曾鸿模先生记忆很好,他向我介绍当时的情况。他是初57组2班班长。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授意下,班主任陈江海老师、学生曾鸿模、李明安、颜呈灿和高锦华入选。上京师生于9月18日到校集中,并自带棉被。9月19日中午,第一批100名上京的学生每个学生领到10个馒头、1斤苏打饼和10个面包。9月20日上午8时,安海通用厂和安海搬运公司工人代表一路敲锣打鼓放鞭炮,欢送师生往北朝拜毛泽东。9月23日,抵北京后。京城接待站用公共汽车把师生代表带到天安门时,师生们急不可待,夺开车门。以城楼上伟大领袖大幅相片合影是多么幸福!学生们或情不自禁,或歇斯底里地高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当晚,师生们住在北京百万庄大礼堂。9月22日,学校的第二批百名进京师生代表也抵达京城,住煤炭工业部大礼堂。当晚高21组2班李天乙到了百万庄和我们会合。晚上,带队的学校“文革领导小组”决定由高20组陈元龙住中南海三天,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前,直接上天安门观礼台。李天乙也荣幸地获得上观礼台的一个名额。24日,休息。25日至30日,训练队形。18人为一排,5排一个方队。母校师生刚好够上两个方队。30日晚上,师生代表,每人领到1斤北京白梨,3粒鸡蛋和3个黑馍馍。之后大卡车把师生代表送到东长安街。10月1日10时,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在雄伟的《东方红》的乐曲中,红卫兵的红司令、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如狂飙,似巨浪,壮阔了天安门广场,震撼了三山五岳、师生们象中邪一样,象抽风一样,不停地挥动手上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列队通过天安门城楼了!看到了身穿着灰色中山装的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了。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有多少知心话儿要对你说啊!看到了毛主席林彪副主席了,看到了刘少奇主席了!可惜,没看到周总理!跳啊跳,喊啊喊,不停地舞之蹈之。虽然整个队形乱了,但是不乱的是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节奏,不变的是忠于毛主席的颗颗红心!印象极深的是满地尽是丢失的单脚鞋。据说,装了3部大卡车。10月10日,这批进京的老三届回母校了。
      曾鸿模先生忘记回校时是否受到热烈迎接,毕竟整整过去47年了。但是曾先生肯定地说,在上北京之前或之后,这批师生以办公室和凤凰树为背景拍了一张团体照。不过,在冲洗中,不慎曝片。
我冷不防一问:“凤凰树叶调零了吗?”
      曾鸿模先生一怔,陷入沉思,他喃喃道:“仅剩横横纵纵的枝条,不好兆头啊!。”看来,母校凤凰树不愿意留下老三届接受毛泽东检阅的这一昙花时刻。
      不过,老三届学生不管凤凰树记忆与否,也不管1966年秋风萧瑟,纷纷成立诸如“真如铁”、“打铁店”、“10·18”、“千钧棒”、“红心”、“红旗”、“未名社”“驱虎豹”、“鬼见愁”、“险峰”、“血战到底”“云水怒”、“虎山行”、还有什么“反修司令部”、“8·28公社”等等,不一而足。如果仔细收录,估计这些如雨后烂笋,也象凤凰树下的毒菇一样的红卫兵组织之冠名可以辑编一本厚厚的“辞条”典籍。学校两派的阵营分明,一派“8·29”派。另一派是“红色”派。“8·29”派旗帜鲜明,颇有几分“造反者”色彩。“红色”派系的宗旨较为羞涩。“八”派在母校,在安海镇区具有压倒性优势。这种优势导致“红派”在1967年10月撤离安海镇区,而固守六角亭这一泉安路的交通要塞。1967年初,我获知工作组整我的“黑材料”被“人中8·29”一个冠名“红旗”的造反组织焚之一炬。“红旗”战斗队还为此发了一份声明。几年后,我才知道这个“红期”战斗队成员是高21组1斑颜纯钧先生先生、郭英权先生、黄锦标先生、颜瑞仁先生、王淑惠女士、黄婷婷女士等。在这里,我谢谢您们了!
      母校学生造反组织有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即对立两派的“学生领袖”基本是高20组和21组的“尖子学生”。母校一代佼佼者之青春如此随意扬弃实在令人惋惜。但是,此时“造反有理”正在老三届血管里流淌着。更何况他们的行动受到红司令毛泽东的褒扬,即“革命小将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既然如斯,义无反顾了。母校红卫兵汇入全国革命小将的“大串联”的狂潮中;及时转发全国各地的文革信息;在繁华的下墟巷“三角窗”地段架起两派对垒的高音喇叭;一夜之间,两派的大字报一占半条三里街。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社论中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要求在全国开展“总攻击”。刹那,“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成为这个阶段的主要思潮。毛泽东肯定了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1月5日篡夺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即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随即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号之后,使得两派之间的争斗更为剑拔弩张,不断地向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走向发展。更加剧了全国大规模的动乱局面。母校对立两派的矛盾也因此水火不相容。当年安海发生的“3·17”夺权反夺权事件(学校归侨英语教师陈海顺因拍摄夺权照片,被抓,并游斗,真冤!)、当年6月4日,“8·29”派系学生在保健院周遭静坐。两派相互抄家抓人以及“7·27”两派学生组织攻守母校原初三年级教学楼等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为了夺权反夺权,晋江区域社会上各种势力以及各种因历次运动的后遗症,不断地影响和渗透到工人、农民的“革命组织”和红卫兵造反组织之中。凡是经历过文革风风雨雨的老三届见证了政治的残酷与血腥。母校两派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就是政治漩涡里的牺牲品,祭坛上的烟灰纸屑。
      1967年7月27日,学生中对立两派攻守母校原初三年级教学楼,之所以造成伤亡血案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母校的武斗中,出现非学生其它“革命组织”。初56组学生郑昕垣因拨弄枪机,不慎走火,付出一条年轻鲜活的生命。郑昕垣是我的石井郑氏本家,印象中,他长得很英俊,聪颖机灵。如果他不死,今年也是花甲人了。当年郑昕垣的墓茔就在安海纪念碑后面,路过时,一阵悲鸣无端地袭来。后来,他的墓茔被迁走,几年后,我路过这个位置时,依旧嘘唏,依旧感喟。因派性因武斗的死者最大的不幸是身后得不到安息,或被抬尸示威,或在死者身上覆盖派性战旗,既供“战友”吊唁,也为自己壮行。当年安海镇区百姓人家因武斗而死的人,在其送葬队中,没有安海著名人士“聋阿碰”挑着“神篮担”走在前面,也没有姓氏衍派引导的青红灯和经幡,更没有族亲、邻人、朋友和同学相伴走一程。这是何等的悲哀!叩地问天,魂兮归来否?
      1968年5月12日,两派武工队争夺安海医院制高点是安海文革中最激烈的武斗事件,有二男(黄鸿辉和许昔与)一女(张秀美)殉命,而他们身上均无携带武器。母校职工许昔与最为不幸,他是在医院石条围墙外窥视时被击毙的。45年后,当年点燃炸药包导火线炸开安海医院大楼左侧大门的柯达生先生向我讲述硝烟弥漫的情景,让我感受到惨烈的场面。
      我问柯先生:“是你自己扑上去的?”
      柯先生回话:“有人‘褒啰嗦’我机灵,身手敏捷,我就上了!”
      我问:“那时你几岁?”
      柯先生说:“16岁呀!”
      我起身,痛斥他:“你真傻!”
      柯先生笑着说:“当年谁不傻?”
      听了柯先生这话,我心头隐隐作痛,几滴的眼泪湿了我的采访札记。后来,我走访很多人谈“5·12”事件,得到的结论是在这一事件上,两派的学生造反组织不是这场武斗的策划者或骨干。
当年犯傻的何止柯达生先生?我知道还有一位“红”派的学生领袖、高20组的陈永兴先生也犯傻。1967年,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江青“文攻武卫”的煽动下,诱发了晋江对立两派抢夺地方驻军武器事件。11月7日,晋江“红”派成员被某部队击毙若干人,酿成血案。为了控诉部队镇压“造反派”,“晋江县红色总部”组成“‘11·7’上京控诉团”。经过反复研究,一致同意推举由陈永兴先生出任团长。理由一是出身“红五类”家庭;二是组织能力强;三是能写会说,且有辩才;四是处事果断。重任在肩,陈永兴先生不敢懈怠,当晚,由某部队派车把“上京控诉团”成员送到厦门。军车驶出营地时,即遭射击。几经踪周折,几度惊恐,“控诉团”选择在角美站上火车。摆脱“八”派的跟踪、到了鹰潭,控诉团打出自己的旗号,向革命旅客出示几位“造反派” 被击毙的血衣。历经千辛万苦,陈永兴先生和控诉团成员终于到了北京。时任晋江县县委副书记朱江水、县长杨维辉和“晋江县红色造反总部”主要负责人蔡文东亲切地接见控诉团一行,当即,由蔡文东亲手交给陈永兴先生20000元现金,供“控诉团”在京的活动费用。请诸君留意,这巨额的20000元意味什么?当年百姓的5口人的家庭生活费仅在30元至40元之间,且繁华地段的一个店铺仅2000元。该“控诉团”拥有的这20000元的活动经费,真让人匪夷所思!在我在与陈先生的反复印证这20000元的真伪时,陈先生提供的细节,即两个人把钱塞在军用棉袍中等细节,我信其真。不过,我陈述这事的意思在于说明:一、在夺权反夺权和武斗中,革命小将身后有蝎毒的推手;二、在派系的争斗中,时任晋江县的“当权派”还控制着财权;三、学生领袖也罢,革命闯将也罢,无非是两派势力的政治博弈的玩偶而已。尽管他们在1969年初的“革命大联合”时段,被推上什么县级、镇级、校级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什么这个常委,那个委员的位置。1968年下半年,当晋江县通用机械厂工人为主的“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进驻母校后,已经意味着老三届红卫兵即将被伟大领袖无情驱逐,赶出文革“云谲波诡,摧摧而成观”的历史舞台。
      在采访中,我找到了高20组、时任安海公社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组长侯全胜先生写于1969年初的一首诗歌:“明月小叩户檩∕茅店初声纳支∕好梦难拾五更时∕新添一片愁思∕朋侣天边暮云∕‘意志楼’傍枯枝∕谈根本农家桑梓∕又恁恋得此寺。”这诗难得之处在于摒弃了当年的“革命化的语言”,流露出“走出浩劫,离开造反岁月”的情绪。这阙词颇具古典诗词意境,让人回味隽永。显然,在这个时候,母校老三届已经开始不傻不盲从了,能够反思这几年走过的风雨之路。
      31年后,陈永兴先生写到:“倘若当年的我们,能有选择自己生活和命运的一点权利,你会义无反顾地走上那布满荆棘的炼狱之路吗?”“我们是与新中国同龄的一代人,谁不想拥有自己美好的人生。无奈的是我们却共同拥有一段不该属于我们的人生。”
      我想,此时最适合诵朗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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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纪事----浩劫中的母校和老三届(四)

郑梦彪



四.兽性人性

      人,有两重性,一是与生俱来的兽性,二是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性。人的兽性,需要刺激,人的人性,需要引导。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可以说,母校老三届在母校遭遇浩劫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而且体现出人的兽性特点,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母校的教学秩序和教学设施产生破坏作用。
      但是,刺激老三届的兽性是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诱导。老三届在当时个人崇拜的社会心理氛围中随了大流,当了红卫兵当了造反派,其中不少人批过人,整过人,甚至打过人,这些行为充分地体现出人的兽性的一面。不过,他们在“文革”发生的年代还是不到20岁的青年,既不是“文革”的发动者,也不是“文革”的决策者,甚至不是安海镇区文革武斗大事件的骨干。如果把母校老三届当成愚昧、血腥的符号,那是极不公平的。请问老三届在母校酿成什么血债吗?有哪个校领导有哪个老师在老三届红卫兵造反派的棍棒下,倒卧在血泊之中?校领导和老师遭遇到学生“喷气式”的惩罚吗?母校的图书馆和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被砸烂了吗?当母校老三届红卫兵杀向社会“破四旧”时,推倒了龙山寺国宝级文物“千手千眼观音”神像吗?安海毕竟是区区的一个镇,不是晋江的政治文化中心,其派系关系网和地方宗族势力也非盘根错节,尚不能影响或威胁到一方权势,且安海在历史上属“诗书冠绅”之地,在某种程度上,民风较为文明,因此在文革初始的二三年间母校遭遇的破坏比之青阳、石狮,泉州和厦门的各个学校略为轻微。
      老三届学长学弟告诉我许多关于不同观点的同学在武斗中相互保护,体现人性辉光的一些例子。譬如1967年夏日某天,“红派”许振鸿被“八”派捉拿关押,即喊“‘大水’(曾智良先生绰号)救我啊!”曾智良先生闻讯赶来,力排众议,为许振鸿松绑,并送其出古庙“8·29”总部大门。当“八”派在青阳莲屿被“红”派围攻,体育教师黄钟瑜被殴打,“红派”高21组鲍金锄疾呼“打错人了!”随即,搀扶起黄老师,替黄老师遮挡拳风腿影。当听到了以下三件事的陈述后,我的心再度为我的老三届群体而震撼着,感动着!

      之一、
      1968年5月12日发生了两派争夺安海医院制高点的武斗中,当柯达生先生点燃导火线炸开医院住院部大门后,瞬间,战情急转直下,“红”派武工队有撤退迹象。当时有人提出用两挺机枪在母校和星塔交界处伏击,这个提议遭到了母校“八”派学生的激烈反对,从而避免一场血光之灾。

      之二、
      1968年“5·12”事件后,镇守在六角亭的“红”派获知近日将有“八”派人马从星塔启程,折转加坂溪,路经六角亭西侧。“红”派因在“5·12”事件败走安海医院,因此伏击“八”派的方案提起来了。讨论时,母校几位“红”派学生领袖当场持反对意见。之后,有意泄露出风声。因此,“伏击”方案停止实施。
      如上的这两件事,使我沉思良久。说实在的,我对文革两派老三届之间的纷争以及纷争的是是非非不感兴趣。如果在浩劫结束37年后的今天再度论辩两派不同观点,那是毫无意义的事儿。我写本文的关注点之一是思考是什么因素引发母校老三届在文革的兽性。二是在文革中老三届是否闪烁人性的辉光?
      如果否认老三届曾经的兽性,无异于肯定文革红卫兵运动的正确性;如果存有诸如“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唯我独大”、“莫须有”的“文革情结,并且在言行和文字上下意识地展现出“文革遗风”,那是让人疼惜的,也令人不齿。此时非彼时,只有让天真、懵懂、盲从、冲动尽快地离我们远去,我们才是真正长大了,成熟了。我们之所以荒废抛掷青春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的兽性在浩劫中被我们崇拜的领袖的一个误判,畸形大诗人构想出一个唐·吉可德式的“赫鲁晓夫”意蕴意境所激发。如何或多或少地摆脱与生俱来的兽性是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些文革过来人需要自我审视和自我反思的一件事。前年,我参加武汉知青研讨会,重庆有一个老三届一身红卫兵装束,在江轮上舞蹁跹,大喊“打打打杀杀杀”,当场我痛斥了他,并撰文鞭笞他,我写道:“作为老三届知青其责任是否仅仅告诉我们的后代牢记苦难?不!这不够!虽然我等老朽了,行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但是趁我等尚能饭,就得树立一个原则,即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老三届知青不能为“文革”引幡招魂!反之,不如畜生!”
      我认为最能体现母校老三届在文革中闪现人性辉光的就是关于对立两派中的老三届“放弃伏击”的这两个事例。如果“伏击”方案得以实施,那么扳机扣发之时,正是生命终结在血泊之日。母校老三届为什么能够在这个派性严重对立的时刻,在攸关生命的关键时刻,反对实施“伏击”?我认为有几个原因:第一、自上而下的危言耸听的煽动和极尽各种方法填鸭式的思想灌输不能推到毁弃中华千年道德行为规范。第二、在血与火中,母校老三届开始懂得思考,渐渐消除兽性回归人性。人性中的珍惜生命,生命的意义、真正的爱与恨的初始意识被唤醒了。对立两派反对“伏击”的是一群老三届的精英,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既有安海千年文化氛围的熏陶,也有母校一群坚守人性底线教师的教诲以及良好家庭的教育。这为母校老三届的觉醒早于其它区域的老三届而创造了条件。之一和之二的材料是我在采访陈永兴、侯全胜、曾智良这三位老三届学长时,他们在不经意中披露出来的。这也就是说,1968年“5·12”武斗事件之后的这45年,绝大多数母校老三届尚不知有“伏击”这一件事,更不知道母校老三届学生领袖基本上在同一个时间段已经开始偃“8·29”战旗和息“红色”的战鼓。他们慢慢地擎起人性的旗帜。所幸的是,在两派学生在冲突中,没有出现学生间的血债惨象。因为如此,当母校老三届在今后的知青岁月里,能过够在艰难困苦中,相濡以沫,一起匍匐前行。

      之三、
      1966年,文革伊始,母校有40余名老师被打成“黑帮”,高22组陈镇欣先生是看管关押“黑帮组”的成员之一,负责看管老校长俞贵元老师。某日,陈镇欣先生手持“79式步枪”押送俞老师到学校看揭发俞老的大字报,并让俞老师在当场接受革命师生的批斗。重返关押“黑帮”的斗室后,陈镇欣先生时而拨弄子弹没上膛的步枪,时而持枪眯眼瞄准,时而扣动扳机。这时俞老师发话了:“镇欣,你这样做不好,呵呵,会出大事的。”俞老师一脸慈祥,轻声地说,炯炯的眼光落在镇欣的身上。陈镇欣先生久久地仰望着俞老师,俞老师没收起慈祥的脸和炯炯的眼光,依旧看着陈镇欣,依旧微笑着。在幽暗的斗室里,一位老三届学生在这几个月被诱发出来的兽性在我们的老校长的慈眉善眼下熔化了,回归人性了。这时,窗外一缕阳光,投射在老校长俞贵元老师和陈镇欣先生的身上。一阵秋风挟带着几瓣凤凰树花飘入室内,轻轻地落在陈镇欣跟前。陈镇欣把头低下,放下手中的步枪,把枪口杵于地,如安平桥桥头的石将军一样把剑尖杵于地。几天后,陈镇欣先生毅然决然地退出看管母校“黑帮组”的行列,邀几个同学打乒乓球去了。
      行文至此,我肃然起立了---
      向老校长俞贵元老师,向陈永兴、侯全胜、曾智良、黄旭晁、陈清源、张世源、肖清萍、陈镇欣敬礼!向我的母校老三届群体敬礼!
      我不想再说什么了。我祈祷“文革”不再重演,我鄙视痛斥为“文革”招魂引幡的任何行径。这时,我再度捡起掷于地的笔,为母校,为老师,为老三届群体,也为我们的下一代。
我多想母校的凤凰树和凤凰花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中!

(全文完)

作者系晋江老三届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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