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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及困难时期]谢贵平:北大学生黄立众与1961年「中国劳动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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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贵平

  1961年元月28日,安徽省无为县昆山公社破获了一起反党反政府暴动未遂事件,逮捕了首犯黄立众和骨干分子吴舜臣、方荣舟、焦兆祥、焦水云、汪正权、汪必贵和潘荣明等八名罪犯。缴获了「劳动党党章」、「宣言」(又称「告全国同胞书」)、「标语」、「口号」、「杀人条例」、油印机(包括钢板、腊纸、铁笔等)、「入党申请书」、花名册及粮食、斧头(据说是准备在暴动时使用的凶器)、军事搏斗知识教材等大批罪证。据说,无为县公检法军事小组为了预防「劳动党」组织激起事端,经过精心策划酝酿,准备了两个连的部队逮捕了他。后来,随著形势的发展,无为县公检法军事革命委员会对该案的惩罚力度加大,打击面增宽,许多无辜的人遭受打击,造成许多冤假错案。

  至于黄立众作为一个北大学子,本应该前途光明,却为何秀才造反,走上反党反政府道路。当地人民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想通过对这一事件的研究,弄清事情的本来面目,剖析黄立众发动反党反政府的真正原因。

一 黄立众其人与他被北大开除学籍的原因

  黄立众,字美琦,号立众,曾用名黄道河,曾化名赵为民。1936年12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昆山乡芦塘黄村。195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1958年8月被开除团籍,1960年6月被开除学籍。至于黄立众为何被北大开除学籍,笔者经过调查研究,大致有以下三种解释:

(一)北京大学证明材料解释黄立众被开除学籍的原因

  据北京大学哲学心理系1960年4月22日《关于开除黄立众团籍的决议》证明材料中叙述,黄自入北大以来,即由于达不到个人愿望,闹专业思想,一天到晚到处乱跑,坚决要求转系。当个人的目的达不到时,即与学校、行政上形成对立情绪,在班里也散布了许多不满情绪,造成不良影响。主要问题有:1、配合右派向党倡狂进攻;2、攻击领袖和干部,挑拨党群关系;3、攻击三面红旗;4、诬蔑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攻击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5、配合扩张主义分子攻击我国外交政策。

  在历次批判运动中,黄的态度极不老实,一直想以「头痛」、「思维混乱」、「记忆不清」等手法蒙混过关。他对自己问题的严重性毫无认识,他说甚么「不是反对人民公社」,是「自己糊涂」。支部几次找他谈话,叫他好好交待问题,认识问题的严重,但他每次都是说「没有信心改造」,「想去当和尚」,又说「改造最好是劳动」,想以此否定对他的批判的意义。他又说:「我脑子里没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概念,有的只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东西」。在批判过程中,支部曾多次找其谈话,但他仍执迷不悟,毫无悔改之心。

  根据上述事实和黄美琦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黄美琦是怀著地主阶级对无产阶级强烈的阶级仇恨,他的很多问题已经超越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实在是大是大非问题。黄美琦又顽固地不接受改造,实属反动派的「硬骨头」。因此必须对他做严肃的处理,以便对他进行彻底的改造。我们同意上级党委对黄美琦的处理意见;划为右派,保留学籍,劳动察看。1

  黄立众被开除学籍则是在1960年6月,「我校哲学系四年级学生黄美琦(男),因一直坚持反动立场,怀有深刻的阶级仇恨,无培养前途,于1960年6月经校长批准开除学籍。」2

(二)黄立众的母亲解释黄立众被开除学籍的原因

  关于黄立众被开除学籍的原因,笔者曾走访黄的表弟徐伍荣,徐听黄立众的母亲(已去世)说,当年她儿子班经常上政治课,讨论国家大事。班上同学们经常就当时党在农村实行的政策诸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吃食堂、农民生活等问题进行讨论,以黄立众为代表的农村派学生极力批驳城市派学生认为农村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活直线上升,已达到小康水准的谬论,遭到城市派同学舆论的围攻。以后,在每次的讨论过程中,黄立众都根据自己的耳闻目睹和亲身体验,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无奈他的观点跟不上当时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与当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违背,虽遭大多数同学和老师的攻击,以及一部分好心的同学和老师的善意劝解,但是他就是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最终受到打击,被开除团籍和学籍。

(三)黄立众自述被开除学籍的原因

  关于黄立众被开除团籍和学籍的原因,黄立众自己则说:「在反右斗争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发出了新的战斗号召,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全国上下一片热气腾腾。为适应这一形势,党中央及时提出『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怀著一颗与一般同学不同的心情,欢欣鼓舞地投入到农村,当时我身上还带著恶性疾病。真没想到有那么多同学在农村,无论社员群众、男女老少同我真是鱼水相融,无所顾虑地畅谈。我感到干部身上的缺点,严重地妨碍著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我在小组会议上提及某干部态度生硬,工作方法简单时,不知为甚么这些善意的探讨,却遭到嫉恨的对抗。于是我想假期回家探亲换一下这沉闷的空气。谁知道回家成了我的灾难。安徽情况比河北更糟,怨声载道,骂声冲天。这里说饿死人,那里说吃四两米。回到学校学习讨论时,我就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大跃进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农业方面,有个别地区却有问题,如安徽出现的饿死人现象』,但遭到了无情的批判。接著陆平校长又把我开除了。系领导宣布我离开学校,不到一个小时,我被押上火车。」3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黄立众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条件下,冒天下之大不韪,如实地反映农民和农村的真实情况,更重要的是对党的方针政策,尤其是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评头论足,提出批评意见,在那以言获罪的年代,其被开除学籍以至获罪也就不可避免了。另外,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政治部保卫科薛安义1968年7月17日《关于黄美琦开除团籍、学籍原因等情况》证明材料中说:「黄因写反动黑诗,思想反动,攻击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运动,说甚么庐山会议不应该反『右』,应该反『左』等谬论。黄在57年反右倾斗争中也不好,黄绝不是因为他反对陆平及教育制度而被开除的。」41960年6月16日,经北大人事处决定和校长批准,黄立众被开除学籍。

二 黄立众组织「劳动党」暴动的社会背景

  1958年,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大刮「五风」,对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失。无为县县委曾两次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左」的偏差,但由于是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整顿结果反而助长了「左」倾错误的发展。5严峻的现实,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党员和群众纷纷向中央和省委上书反映情况,引起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1959年7月4日,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到无为县基层进行社会调查,发现社员劳动强度过大,口粮供应偏低,社员面呈饥色,浮肿病患者普遍存在,妇女子宫下垂特别多,年轻妇女几乎都丧失了生育能力。广大群众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及时向省委、省人大常委作了汇报,提出立即停止蛮干,提高群众口粮供应标准(每人每天不少于1斤原粮)。为减少浮夸风所带来的虚假及吃食堂所带来的层层克扣行为,决定把口粮按人口直接分配到户等应急措施,责成县委认真纠正「共产风」,并提出「三还原(吃饭还原、房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两开放(集体鱼塘开放、自由市场开放)」等应急措施,给无为县人民生活带来转机。6

  但是,这场被无为县人民称之为「张恺帆大闹无为二十天」的改革只进行了20天,反右倾斗争就接踵而来。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张恺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党」7。

  由此,张恺帆被安徽省委定为右倾分子,一大批党员、干部、群众受到种种打击,59年7月,全县有92人因对张恺帆反映「浮夸风」问题持支持态度而受到斗争和处分。59年9月,中共安徽省委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张恺帆受到不公正对待,被关押200多天,全县有28741名干部、群众遭到批判。8从而使刚开始纠正的「共产风」在无为县又刮了起来,「左」倾路线又占了上风。

  据笔者走访调查得知,当年张恺帆被打成右派后,地方干部不仅将社员从张恺帆改革后的口粮标准(每人每天1斤原粮)恢复到张恺帆改革前的口粮标准(一家老小,平均不过2两原粮),而且还将张恺帆改革期间用以救济社员的口粮全部分期扣回。

  1960年春,由于浮夸风、高估产、高征购,加之浪费严重,城乡居民的口粮严重不足,发生了浮肿病,一些地方出现了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的严重情况。9

  1960年6月,黄立众被开除回家后,因户口本上注明了开除原因,觉得很没面子,在回家乘铜陵至无为土桥的轮渡上,一气之下,将户口本扔进长江,曾先后去过芜湖、上海、南昌、长沙等城市找工作,均因没有户口证明无功而返,被迫在家务农。

  据笔者走访调查得知,黄立众也曾组织社员外流以求生存,但由于地方民兵看管过严,只有6人外流成功,其中包括黄立众的弟弟黄和道。而且当时地方法纪荡然无存,地方干部违法乱纪,任意捆绑、吊打社员和克扣社员饭票,普通百姓毫无民主自由可言。由于粮食供应不足,又没有外流机会,许多社员只有坐以待毙,家乡到处都见饿死人现象。正如他后来所交待的那样:「回到家,因户口失落,到处找工作,四处碰壁,于是被迫与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几两米的生活不是人受的,我们县的死亡率就高达27%。于是我就拿起阶级斗争理论,唤起人民群众为自己的生存权作斗争」。10正是这些残酷的现实使黄立众走上了反党反政府道路。  

三 黄立众组织「劳动党」暴动的经过

  黄立众从北大被开除学籍回家后,耳闻目睹农村农民生活困难,而且当地农民也经常向他反映地方干部横行霸道,群众生活困难问题,但农民只能是敢怒不敢言,他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有责任向上级政府反映群众生活的真实情况,于是调查民情,搜集农村粮食产量、人口死亡数字、口粮标准、干部作风、群众劳动情绪等材料,组织社员上访,向公社反映,要求政府解决困难。由于社员胆小怕事,他自己又是地主成分不宜上访而未果,看到许多农民被活活饿死,其他农民仍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黄立众决定自己组织「劳动党」,想通过暴力途径来改变现状。

(一)积极筹建「劳动党」组织机构,发展「劳动党」成员

  黄立众首先发展自己认为可靠的骨干成员,然后利用这些骨干成员筹建「劳动党」组织机构,自己幕后策划指挥,成立特别委员会、党委会和区委会,在区委会下面设立支部和小组。特别委员会负责与各区委员会联系工作,党委会负责审核和批准入党成员名单,区委会负责宣传和政务工作。还计划在当地小村庄建立「自卫团」,在大村庄建立「保卫团」,并从中选拔正规军和游击队,在各村设正、副村长,在群众中发展「农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还打算雇用转业军人做军事顾问。由于该案及时被破获,这些组织仅具雏形,有的还在筹画之中,没来得及成立)。

  黄立众发展成员的方式是通过熟人、亲戚朋友来发展联络的。先由他自己发展骨干成员,再由骨干成员分别向各处发展其他成员。要求参加者填写入党申请书,也可叫人代写。后来为了加快发展速度,口头报名即算是加入「劳动党」,甚至也可由别人代替报名参加「劳动党」。申请加入「劳动党」的人必须由劳动党成员介绍,本人鉴字和按手印,青年、妇女都允许参加。党费五分、一毛随便给,完全视其本人的生活状况和自愿决定。「劳动党」的活动经费,一部分是来自党费,一部分是木匠组成员节衣缩食和卖柴草积蓄的钱。黄立众还非常注重向外地发展,要其弟黄和道利用外流机会到淮北濉溪市发展。其发展原则正如黄立众所说,「要冲破一个集体到另一个集体去,这样全国就像一挂爆竹,编起来就可以一起爆炸」。为了与外地联系方便,在枞阳县、土桥等地建立了联络站。

(二)在「劳动党」组织初具雏形后,黄立众亲自撰写「致全国同胞书」、「关于人民群众就是力量问题」和其他宣传材料,制定「党纲党章」、「惩治官僚主义临时条例」、「入党申请书」和「土地纲领」11,等一系列「劳动党」组织理论,同时编制歌谣,刻写传单,进行宣传,动员社员加入「劳动党」组织

  针对当时农民的生活情况,黄立众编写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歌谣,,对农民的困苦情况进行宣传,如「政府说得都好听,口口声声为人民。我农民实在难忍,哎哟,哎哟,我农民实在难忍;四两米稀饭照见鬼魂,浮肿病到处流行,田里草长得比人深。一亩七斤、八斤,哎哟,哎哟,一亩七斤、八斤」。在田头地间向当地社员宣传参加「劳动党」的好处,如妇女一天只干8小时活,月经期不下地劳动。对农民说目前的困难不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就应该得到救济。并引用黑格尔的话说:「人民是大地之王,一切政党,其理论政策都是人民的工具,当它丧失了工具作用时,人民将它一脚踢开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他说目前的困难不仅仅是下面的官僚主义的错,这还是上级党的错。告诉群众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活动。

  他还向「劳动党」成员说,这个组织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没得吃,我们就要想办法,想偷的办法,偷不著,放一把火,一起来抢。据笔者走访得知,黄立众本人和当地群众尽管有这种想法,但是由于民兵看管过严,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这只不过是群众在饥饿的驱使下一种莽撞的想法而已。他还讲饿死了许多人,以后找公社算账,去惩办那些吊、捆、打、骂社员的官僚主义干部。

  除此之外,「劳动党」组织还购买油印机,刻写标语、宣传单,其标语和宣传弹内容有「还我民主」、「还我自由」、「反对打人骂人」、「反对夜间干活」、「要吃饱饭」等。要求解决群众粮食和冬天生活问题,要求增加粮食,改变粮食政策。

(三)欺骗群众,散布谣言,制造恐慌和混乱局面

  为了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利用社员想摆脱困境的迫切愿望和大多数社员的愚昧无知及农村中的资讯闭塞状况,黄立众说自己是北京大学派下来成立「劳动党」的,他是三县调查员,下来调查农村群众生活的,上面有彭德怀领导,省里有张恺帆领导。为了煽动群众的情绪,制造恐慌气氛和混乱局面,「劳动党」还利用当时国际形势和大陆同台湾的紧张关系,大肆散布谣言,如「毛主席不爱人民,人民饿死完了」,「美国很快就要同苏联打仗了」,「国民党飞机送粮,在襄安(无为县属下的一个镇)丢了兵,在福建丢面粉了」,「飞机来了不要怕,不是丢传单,就是丢面粉,不是丢饼子,就是丢红糖」,「上海活动了,南京活动了。飞机运粮到景德镇,还丢灰面」,「劳动党爱人民,共产党不给人吃」,「福建被台湾打过去了,上海、南京爆炸了,台湾飞机炸的」等等。尽管没有资料表明是黄立众亲自杜撰、传播和散布这些谣言,但有资料证明,确有「劳动党」成员在传播和散布这些谣言。

  谣言能够引起恐慌,自古以来,好事者和叛乱者都希望利用谣言来制造恐慌和社会混乱,以达到其目的,「劳动党」组织亦然。

(四)积极筹备武装力量,制定暴动计划

  在发展武装方面,1961年元旦,黄立众利用熟人关系到无为县县城大量搜集、侦查无为县城军警布置情况,以及县公安局、民警二支队人数和武器种类等军事装备情况。曾动员土桥公社民兵教员潘荣明,让其答应在暴动时,利用职权将土桥公社民兵使用的一梃机枪和三十六支步枪全部献给暴动人员使用,并打制一批刀矛。如果武器不够,一旦暴动发生后,就有甚么用甚么,如在田里做事手里拿著锄头,就用锄头,拿著鍁就用鍁。暴动时,一家老小全部上。同时准备在暴动时,散发传单,对解放军进行思想宣传,企图让解放军掉转枪口。

  暴动的时间确定在61年春节,黄立众开列了将要杀害的地方干部名单。布置徐长松抢夺临湖大队枪支,借木匠组作掩护特制八把斧子作为杀人武器,又召集焦兆祥等12人成立突击队,准备以500人攻打生产队、大队和昆山公社,以500人攻打普济墟农场(今属铜陵市,为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劫夺犯人,扩大暴动力量。两支队伍汇合后再攻打无城,入山(大别山余脉一直延伸至无为县西南境内)展开游击战争。其计划周密而详细。正如黄立众后来所交代的,「原准备发展到一百万人才暴动,本来发展特别快,发展的社会条件非常好。可后来社员要求快点暴动,我打算将人数缩小到15000人才行动。准备足够力量全面行动,首先建立政权,建立武装斗争,将公社干部监禁起来,对那些罪大恶极、贪污腐化干部不客气,实行饿死政策,并建立自卫队来保卫人民胜利果实。对人民解放军采取说服办法,讲清我们不是造反,而是没有办法,来瓦解人民解放军……」12

  由此可知,黄立众组织的「中国劳动党」,组织严密,纲领明确。至破案时,不到3个月时间,共发展成员119人13,散布当时牛埠区昆山、汪田、民权、湖陇、练溪、洪巷6个公社和湖陇镇,波及无为、枞阳、濉溪三个3个县、市。从其成员构成来看,有地主11人,富农3人,坏分子3人,土匪1人,伪三青团分队长1人,地主子弟9人,小刀会会员1人,兵痞3人,被清洗干部12人,被开除学生1人,共45人,占该案成员总数38%。基层干部中少数政治上动摇的分子,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其中有木匠组组长1人,生产组长2人,民兵干部5人,社办工厂车间主任1人,生产队会计2名,共11人。其中还有共产党员2人,共青团员5人,基干民兵8人,普通民兵37人。这个组织共有骨干分子28人,包括主犯1人。其中有三青团分队队长1人,地主子弟5人,被清洗干部5人,计11名,占骨干分子总数39%,其他皆为农民。14其参加人员社会成份的多样性,涉及面之广,在秘密状况下,短时间内参加人数之多,甚至还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加入,也正说明了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的严重性。

四 黄立众组织「劳动党」暴动案破获后的结果和影响

  以黄立众为首的「劳动党」反党反政府案件被破获后,在无为县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劳动党」组织和成员受到无为县政府和公检法部门的沉重打击和严肃处理。经无为县委拟处,芜湖中级人民法院(当时无为县隶属于芜湖地区,后改隶属于巢湖地区)同意,判处黄立众死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吴舜臣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他人有9人被判3至7年有期徒刑。

  黄立众本人自入狱后,无为县人民法院曾多次组织法官对其进行审讯,无奈黄的政治理论修养太深,常常针贬时弊,慷慨陈词,始终不肯认错,并在狱中组织号犯,冲击监狱,写「反动黑诗」,如(1)五言:「饿死千千万,家家无鼠粮。感时天落泪,悲来风癫狂。大道埋枪炮,羊肠伏虎狼。何当再北上,奏本给太阳。」(2)焦面诗:「一步一陷井,井井埋活人。先生教学生,为民要忠诚。饿死千千万,为何不动心?」(3)菩萨蛮:「铁幕难买自由贵,青春誓给人民累。饿死地灰悲,遍野尸骨堆。今朝还杀人,龙心何时碎?莫学秦始皇,快获真舜尧。」

  此外,还利用节省下来的草纸来记写他的思想。经狱警多次教育而仍不悔改,再以装疯卖傻以求保释出狱,继以绝食、自尽以示威,坚持「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写信给毛主席,要求狱中领导代其向省和中央上诉,自1961年至1970年在无为监狱关押期间,其生活基本如此。

  此后,随著政治形势的发展,在深入调查「劳动党」案件的过程中,对「劳动党」组织的审查和处罚力度也在加大。1970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无为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刑事判决书(62)刑字第27号判决书判决首犯黄立众死刑,立即执行;判处主犯吴舜臣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他同案犯7人分别被判处3至10年有期徒刑;8人被判管制2至5年;9人被判为反革命分子、监督生产;有11人被判为反革命集团成员;有83人不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给无为县社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和影响。

  首先,许多无辜群众受此案的牵连,遭受打击和迫害。

  据笔者后来走访得知,即使那些没有被划为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劳动党」成员后来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地方干部的批斗和迫害,那些被判刑的「劳动党」成员不仅自己本人遭受打击,连他们的家属、亲戚及朋友都受到牵连,据《无为县志》记载,1968年,安徽省无为县牛埠区汪田、湖陇、练溪、洪巷公社和湖陇镇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错把一些人打成反革命组织「劳动党」。这个案件涉及12个生产大队,牵连180多人,关押70人达100多天,造成严重后果。15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其次,在物资极为匮乏的时期,无为县公检法部门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甚至动用军队对该案进行调查、取证、侦破、审理。

  第三,「劳动党」组织对昆山乡的生产也造成一定的影响。仅昆山公社临湖大队共6个生产队,就有四个生产队由于参加「劳动党」组织的成员较多,受其影响极深,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劳动力出勤率很低,第五生产队出勤率仅24%,第一生产队出勤率只有22%。16

  第四,给当地群众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

  该案被破获后,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对于那些参加「劳动党」的成员也没有区别他们各自参加「劳动党」组织的动机、原因和方式,许多「劳动党」成员或是被哄骗而加入的,或是被别人报上名,自己根本就不知道稀里糊涂地加入的,有的人甚至与黄立众根本就未曾谋过面,都因为他们的名字在「劳动党」组织的花名册上,而遭受打击和迫害,前后直接被该案牵连者达180多人,打击面过宽,其中许多人都是无辜获罪。

  至于那些「劳动党」成员更是遭到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如「劳动党」成员之一的焦水云说:「我被捕后,在当时左倾路线干扰下,法院不以(依)法办案,大搞逼、供、信。历次提审,我总是向法院诉说误入理由,但是审判人员不由我分辩,强迫我认罪。我开口分辩,他们就采取所谓的「革命行动」,讲通俗话,就是动刑。我身上多处受伤,每逢天阴或干重活就发痛……,在证据未实,只凭我上名盖章为依据,判(我)为现行反革命骨干分子,判有期徒刑10年,强迫劳动改造。父母、妻子和子女受苦胜我十倍。当时阶级斗争扩大化,搞得很利(厉)害,帽子、棍子满天飞。他们哪天(每天)都挨骂受气,运动一来,要关就关,要训就训……」(原信字句有误,括弧内为笔者所注)。17

  焦水云因饥饿所迫,想改善生活,又盲目轻信,而加入「劳动党」,受到迫害,还情由可原。更有甚者,连那些劳动党成员的子女、亲戚都遭到牵连、批斗,如现为昆山某中学教师程某,曾因其父参加了「劳动党」组织,两次考取无为师范名额都被取消。其他被牵连者则被挂牌游行、劳动改造、监督生产,给当地群众造成极大的心理阴影。

五 对黄立众「劳动党」反党反政府案件的几点认识

  笔者认为,黄立众组织「中国劳动党」图谋暴动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其主观原因是他勇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为民说话的精神及其对现实强烈的不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份子在平民百姓心目中通常占有重要地位,黄立众在当时的农村,可谓是很有学问的文化人,又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乡亲们信任和崇拜的对象。群众有甚么问题都愿意向他反映,向他征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使他在当地群众中有一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他也曾对当时农村的现实状况进行过调查研究,也曾努力为当地百姓谋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残酷的现实使他无所作为,特别是他被开除学籍回到农村后看到和亲身体会到的农村悲惨现实生活,当所有想改善现实的努力都告失败后,便产生了对现实社会制度的不满,于是想建立一种能够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中国劳动党」,来取代他所认为当时已不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愤而走上反党反政府道路,企图用暴力来改变现状。

  其客观原因是党的「左」倾政策给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破坏和由此引起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其中大范围的饥饿问题和地方干部的横行霸道问题尤为突出。从全案角度来看,黄立众等人当时指向的矛头,主要是针对三年自然灾害这段历史时期。出发点是关心群众疾苦,讲的也是当时实际问题,例如他在「告全国同胞书」、「关于人民群众力量问题」和其他宣传材料中所反映的情况。当时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实际情况是,群众听干部的,下级听上级的,地方听中央的。上层所下达的任务,其下级得不折不扣地完成,以致地方干部弄虚作假,谎报产量,国家粮食征购增加,强迫农民卖过头粮。粮食紧张,副食品紧张,同时地方干部克扣社员饭票,吊打捆绑社员都非常残忍毒辣,人民生活越来越困难,许多农村出现了饿死人的悲惨局面。所以,当时社员对地方干部都痛恨之极,在黄立众《惩治官僚主义腐败分子条例》中共有10条,其中有7条规定是针对「五风」干部的,如规定「捆、打、吊、骂、克扣饭票、罚款、贪污腐化及损伤生命财产的穷凶极恶的官僚主义分子,立即就地正法」。

  由此可知,黄立众组织「劳动党」,待机暴动,主要是反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极「左」政策,对「五风」干部不满,为群众说话,其组织成员大多数又是基本群众和少数党、团员。他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某些方面也是正义的、合理的。因为当时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干部违法乱纪,群众生活确实困难,加上自然灾害,群众民不聊生」。他之所以不再采取正当的提意见方式,是因为事实上他也尝试过,而当时的现实已阻断了这一途径。他又像是敢为群众说真话,如他在交待中说:「我告诉农民,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要,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衣食温饱的社会主义」,「我认为共产党58年以前都是正确的,以后是不正确的,是冒牌子的」,「我对现政权不满是事实,我建立政权是事实,我认为农村实行责任田,食堂自由与我思想是一致的,我是想反党,我觉得党是搞社会主义的,为甚么搞成这样子?我的理想是从社员生活好角度出发」18。其思想基础反映出他对党的现实不满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而他的出发点又是关心群众。

  正如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法刑三鉴字(82)第107号批复无为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中所说:「被告黄立众为首的『中国劳动党』,主要是出于对当时农村受『左』倾政策的影响,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和对『五风』盛行不满,想要改变和改善这种现状,并非出于反革命目的,而且他的主张现已证明有些是正确的,但被告黄立众为首成立的组织是非法的,错误的,原判以反革命集团罪处刑不当,属冤杀,其余被告均宣告无罪。」历史终于做出了公正的判决,但留给我们的教训也足够惨痛。

  但是,黄立众撰写的一系列反党反政府政治纲领,成立「劳动党」组织并发展「劳动党」成员,待机暴动,其行为已明显具有反党反政府性质,其方式也是极端的,因为社会主义矛盾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然而他却以秘密地组织反党反政府组织,希图借助暴动手段解决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却是错误的。

  由于党内「左」倾政策的错误,造成了当时农村社员生活的极其困难。自古以来,中国农民都有「好死不如赖活」的思想。在饥饿的驱使下,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一经别人鼓动宣传而乘机作乱,也是情理中之事。当然,全国各地当时的具体情况也许不一定都像无为县昆山公社这么悲惨,黄立众案件也只是具体个案,但是全国当时农村农民的饥饿状况,昆山公社的情况虽不能概其全貌,也可借其窥见一斑。黄立众组织反党反政府活动,在短时间内竟有这么多人参加,且有大肆蔓延之势,其原因,即使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去深思。据笔者调查,当时社员对「劳动党」主要抱有三种态度,一部分胆子大的社员一开始就加入「劳动党」组织,并对之坚决拥护,积极活动;一部分胆子较小的社员持犹豫不决、徘徊不定的态度;更多的社员则持观望的态度。倘若「劳动党」组织再酝酿一段时间,饥俄会驱使更多的饥民加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所幸的是党及时破获了这起案件。

结 语

  总之,黄立众进行反党反政府活动的主观原因是对当时农村中由「五风」引起的饥饿的不满和对地方干部暴行的愤怒,而这些又是当时的「左」倾政策的产物,所以说,「左」倾错误的政策才是黄立众进行反党反政府活动的主要原因。

  历史已经过去,但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我们应该吸取。黄立众反党反政府暴动未遂案件再一次告诉我们做好农村工作的重要性。我国大部分人口在农村,农村的稳定是国家长久治安的前提和保证。目前,我国农村长期以来潜伏的各种矛盾日益突出,如何有效地处理好「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到我国农村社会稳定的长久之计。   


注释
1    无为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制案件档案《现行反革命集团──「劳动党」•黄立众》,档号10120,无统一页码,现藏无为县人民法院档案室。
2    同注1。
3    同注1。
4    同注1。
5    无为县地方志办公室编:《无为县志》,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页342-343。
6    同注5,页127。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的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页431-432。
8    同注5,页28。
9    同注5,页27。
10    同注1。
11    同注1。
12    同注1。
13    同注1。
14    同注1。
15    同注5,页31。
16    同注1。
17    同注1。
18    同注1。


谢贵平 1972年生,安徽无为人,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新疆塔里木大学文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

《二十一世纪》(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五十一期 200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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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贵平:1960年黄立众反革命案及其社会背景

1960年黄立众反革命案及其社会背景



谢贵平


1971年8月,黄立众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资料来源:《无为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131 页。资料来源:《无为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106 页。


1961年元月28日,安徽省无为县昆山公社破获了一起“中国劳动党”反党反政府暴动未遂案件,逮捕了首犯黄立众和骨干分子吴舜臣、方荣舟、焦兆祥、焦水云、汪正权、汪必贵和潘荣明等8人,缴获了“劳动党党章”、“宣言”(又称“告全国同胞书”)、“标语”、“口号”、“杀人条例”、油印机(包括钢板、蜡纸、铁笔等)、“入党申请书”、花名册及粮食、斧头(准备在暴动时使用的凶器)、军事搏斗知识教材等大批罪证。

该“劳动党”组织是由无为县昆山公社芦塘黄村一名被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学籍的北大学生黄立众组建的。其纲领明确,组织严密,发展迅速,在无为县引起巨大震动,引起无为县公安局和公、检、法军事小组、芜湖地区公安局注1及安徽省公安厅的高度重视。自该案破获后至1968年,无为县及芜湖地区的公、检、法部门在省公、检、法部门的指导下,花费了大量的警力、物力、财力对该案进行深入调查,陆续逮捕了一批涉案人员。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对“中国劳动党”组织的打击面过宽,许多无辜人员也被牵涉其中。据《无为县志》记载:是年(1968年),“牛埠区汪田、湖陇、练溪、洪巷公社和湖陇镇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错把一些人打成反革命组织‘劳动党’。这个案件涉及12个生产大队,牵连180多人,关押70多人达100多天,造成严重后果。次年彻底平反。”注2据笔者调查注3,当时不仅这些劳动党成员本人遭到判刑、打击、批斗,遭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而且连他们的子女、亲戚、朋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歧视打击、挂牌批斗游行、劳动监督改造等,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本文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探讨三年困难时期无为县农村社会情况及农民的生存状况,进而以此为窗口,来了解“中国劳动党”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



一、“五风”盛行及其造成的破坏



从1958年开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广大农村带来破坏和灾难,导致“五风”(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盛行,无为县农村也是这样。

共产风和平调风,须依靠无偿调用农村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所需房屋、用具等大多数都是向生产队和社员平调。1958年秋至1959年上半年,无为全县毁去村庄1591个,拆毁农民住房6.5万多间;还有的移民并村,把农民一家祖孙三代并在一间房里睡觉;1960年春办万头养猪场、万鸡山、万鹅湖,对社员的家禽实行无偿大集中,实际上就是无偿剥夺,致使大部分村庄鸡、鸭、鹅断种。注4在人民公社化之前,自留地、家庭副业都是社员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向市场提供蔬菜、副食品的重要渠道。但是在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自留地归集体,家庭副业也不准搞,否则就被指斥为搞资本主义。

1958年夏农业大跃进,无为县内刮起了浮夸风,大办农村集体食堂。粮食产量“卫星”一放再放。据1958年8月20日《无为日报》(号外)载:石涧区拓城社第五作业区第17小队放出一颗中稻卫星,一亩零九厘中稻,共收稻谷33709斤,平均亩产30926斤。注5而粮食产量的实际情况,却是如当时任无为县粮食局主任的夏可文注6所说,当时奉上级命令,让他去调查了解农民亩产到底是多少,他随机抽取三块土地肥瘠程度不同的农田分成三个等次,亲自监督收割和打谷,经过计算发现实际情况是:上等田平均亩产是120斤;中等田平均亩产是80斤;下等田平均亩产是40斤。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是6.2亿斤,上报13亿斤;1959年总产量是4.4亿斤,上报11亿斤。注7虚报的总产量只得在社、队亩产上浮夸,在粮库里做夸大的假账,在减少社员的口粮供应上下工夫,大搞所谓“低标准,瓜菜代”。

生产瞎指挥风,表现为不顾自然规律一味蛮干。1959年春,县政府要求全县提前半个月,即在清明前3天播种,由于稻种不能在常温下发芽,一下损失早稻种子8万斤。幸存的少量秧苗,又要求提前栽插,因苗短气温低,栽下的20多万亩秧苗几乎冻死殆尽;地方干部强迫社员用盐水拌种,盐水下田,仅开城区在早、中稻栽插后就下田1.8万斤食盐,严重破坏了土壤结构。注8

为了放更高的卫星或完成上一级交给他们的层层加码下来的生产指标,地方干部便采取强迫命令的手段,有的地方干部竟打人成了风气,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说话不好听也打。对于“吃食堂”问题,地方干部只讲参加食堂自愿,不准退出自由,群众谁也不敢说不干。尽管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每当电话会议时都提到干部作风问题,可地方干部仍然打人、骂人,甚至逼死人命。注9正如黄立众所反映的,地方干部不顾群众生理特征,强迫群众日夜干活,“对群众打骂、捆绑、绳吊、法办,在无休止的大小会议上,有谁提出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谁就是叛党,谁就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恶,而招致跪长凳的辩论、斗争,甚至法办劳改。”注10

由于“左”倾政策的错误,“五风”的盛行,给广大农村带来巨大的破坏和影响,当时农村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农民缺吃少穿,生活用品奇缺,人们生活、生产困难,导致土地抛荒,村野荒凉。

由于浮夸风、高估产、高征购,加之浪费严重,城乡居民口粮严重不足,生活用品奇缺。

原安徽省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1959年到无为县调查时,社员向他反映,“现在我们生活不如鸡,鸡每天还有两把米,我们现在只有两把稻子”。至于当时社员每人每天的口粮,“县里讲一斤(原粮),其实一家老小平均不过二两(市秤一斤是16两)”。群众个个都像叫花子一样,即使雨雪天都带个瓢,扶着老人,带着孩子跑到公共食堂吃饭。注11

据笔者在昆山乡和周边乡镇调查,各地口粮标准在不同地方、不同时期,虽然有所不同,但情况基本是:最初每人每天的标准是一斤(原粮),后来由于粮食供应日益困难,下降至7两、4两、2两,小孩减半,一日只吃两顿稀饭。实际上由于干部中饱私囊,有时连这点口粮也没有,最困难时,有时连续三四天一两米都不供应。

社员由于饥饿,身体乏力,加上劳动强度大,体力消耗大,个个都饿得骨瘦如柴,甚至青年人走路都须带拐杖,加上一部分青壮劳力都被调往各地,移动作战,支援大炼钢铁,修筑公路,兴修水渠,缺少劳力种田,致使农民无法进行有效的田间管理。同时耕牛、农具也大量减少。

当时还有一种现象是,即使田里长稻,也是稻田四周长稻,而田中间荒芜。其原因就是,一方面社员饥饿无力,走路都摇摇晃晃,需要拐杖,无法下田劳动。另一方面,有些农民即使稍有力气,也不愿出力劳动和进行田间管理,因为丰收后,即使产量再高,自己也还是一无所有。被迫下田时,也是消极应付。

(二)浮肿病流行,因饥饿而生病、外流、死亡的人数剧增,导致人口锐减。

三年困难时期,饿、病、逃荒、死亡,都不同程度地波及全县。首先,因公社留存的口粮严重不足,社员收割后就近乎断粮。接着就出现非正常死亡、人员外流现象。因为人口骤减,导致土地大量荒芜,粮食连年减少。

三年困难时期,无为县的人口都是负增长。在这三年中普通社员家出生的人口寥寥无几。据无为县人口变动情况表分析,1949年至1957年全县平均每年净增长人口15351人,自然增长率为15‰。1962年后,经济好转,外流人员陆续重返家园,人口逐年递增,连续四年出生率在50‰以上。而1959年、1960年、1961年三年的自然增长率分别为-75.47‰、-51.44‰、-1.43‰。注12据黄立众调查,当时社员饿得没有办法,只好找树皮、树根、蒿草、糠秕、蕨类、小鸡草等野草野食充饥,实在没有办法时,只有大量喝水充饥,结果大批人浮肿,许多人饿死,昆山公社的非正常死亡率约为27%。

据无为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全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1957年年底统计,全县人口为982979人,1960年年底仅剩662557人。1961年饿死的人数还未统计在内。据此推算,“大跃进”的三年“共产风”时期,即使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全县饿死人应在30万人以上。注13

(三)饥饿使人们的伦理观念发生裂变,犯罪活动上升。

饥饿使许多人露出其动物性的野蛮和残暴,造成他们刻薄、吝啬,冷漠无情,缺乏人性,道德颓丧的心理,为求生存,不择手段。

曾任联合国粮农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南北美洲巴西营养研究所所长的卡斯特罗教授曾指出,“没有别的灾难能像饥饿那样地伤害和破坏人类的品格”,“人类在完全饥饿的情况下,所有的兴趣和希望都变为平淡甚至完全消失”,“他的全部精神在积极地集中于攫取食物以充饥肠,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一切危险”,“而且对于环境的一切刺激所应有的正常反应完全丧失消灭,所有其他形成人类优良品行的力量完全撇开不管,人类的自尊心和理智的约束逐渐消失,最后一切顾忌和道德的制裁完全不留痕迹”,“其行为之狂暴无异于禽兽”,盗窃、抢劫、卖淫以及其他一切道德堕落越轨行为,“或多或少都是饥饿对于人类品格的平衡和完整所起的瓦解作用的直接后果”。注14

三年困难时期的无为县,处于饥饿边缘的农民,伦理观念发生异变,以致父子不认、兄弟相残的案例并不鲜见。正如该案成员之一的焦水云1983年3月22日所写的申诉材料中所说,“有一点吃的,老子抢儿子的,儿子抢老子的,弄得不成一家人”注15。甚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饿死,却视而不见。

伴随社会物质资源匮乏的是社会犯罪活动的上升。1959年至1961年,抢劫杀人案件突出。注16 1962年7月,无为县重点复查1958年至1961年逮捕判刑案9种178件,发现逮捕不当的109件,事实不清的17件,错定罪名的3件,轻罪重判的2件。1978年11月至次年底,复查案1108件(政治案662件、刑事案446件),对全错的354件全部平反;对部分错的,部分平反。注17

1962年至1964年,进行第一次复查,共计复查2744件,改判减刑或宣告无罪的1263件,占复查总数的46%。1978年至1982年,进行第二次复查。复查“文化大革命”前判决案1181件,改判免予刑事处分或宣告无罪的政治案件318件、刑事案件541件,两项合计占复查总数的72.7%。注18



二、黄立众组党事件的教训



原安徽省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解放前曾在无为县长期做地下革命工作,对无为县人民深有了解,他说:无为县是革命老区,在战争年代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群众的觉悟是比较高的,“就是有意见,也是放在心里”注19。而黄立众作为一个北大学子(195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心理系,1958年8月被开除团籍,1960年6月被开除学籍),本来前途光明,却走上反党反政府道路。据群众反映,当时无为县许多地方都有反党反政府事件发生,“劳动党”事件只不过是其中最典型、最严重的一件。该案被破获时,已地跨当时无为县昆山、牛埠、土桥和湖陇四个公社,涉及无为、枞阳、濉溪三个市、县,短短不到3个月时间就发展到119人(另一说法是124人),其成员涉及各行各业,甚至还有全国劳动模范、共产党员(2人)、共青团员(5人)参加。据笔者调查,当时社员对“劳动党”主要抱有三种态度,一部分胆子大的社员一开始就加入“劳动党”组织,并对之坚决拥护,积极活动;一部分胆子较小的社员持犹豫不决、徘徊不定的态度;更多的社员则持观望的态度。倘若再酝酿一段时间,饥饿会驱使更多的饥民加入。因该案被及时侦破,暴动未遂,但其原因,即使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去反思。

黄立众撰写的一系列反党反政府政治纲领,并发展“劳动党”成员,待机暴动,其主要原因是反对三年困难时期的极“左”政策,对“五风”干部不满,为群众说话,其组织成员大多数又是基本群众和少数党、团员。正如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法刑三鉴字(82)第107号批复无为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中所说:“被告黄立众为首的‘中国劳动党’,主要是出于对当时农村受‘左’倾政策的影响,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和对‘五风’盛行不满,想要改变和改善这种现状,并非出于反革命目的,而且他的主张现已证明有些是正确的,但被告黄立众为首成立的组织是非法的、错误的,原判以反革命集团罪处刑不当,属冤杀,其余被告均宣告无罪。”注20历史终于做出了公正的判决,但留给我们的教训也足够惨痛。



注释:

注1 当时无为县在行政上隶属于芜湖地区,现在隶属于巢湖地区。

注2、4、5、7、8、9、11、12、16、17、18、19 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无为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26、26、28、126~127、603、600~601、106、387、389、392、602页。

注3 笔者曾在2002年寒暑假和2003年寒暑假期间走访了昆山乡和无为县城一些还健在的“劳动党”成员及涉案人员和许多知情群众,并在无为县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和无为县法院档案室工作人员的帮助之下,查阅了《无为县志》和《“中国劳动党”反革命集团暴动案》全部档案,获得了许多一手资料。

注6 夏可文,三年困难时期曾任无为县粮食局主任。笔者曾于2004年8月份与夏可文多次交谈得知,他因职务工作需要,三年困难时期经常下乡检查统计粮食产量情况。

注10、15 无为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制案件档案:《现行反革命集团——“劳动党”·黄立众》,档号10120,无统一页码,现藏无为县人民法院档案室。

注13 杨金声:《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第41页。

注14 (巴西)约绪·德·卡斯特罗著:《饥饿地理》,三联书店1959年中译本,第63~66页。

注20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复),法刑三监字(82)第107号文件,藏无为县法院档案室。



(作者为新疆塔里木大学文理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谢贵平.1960年黄立众反革命案及其社会背景[J].炎黄春秋,2012,(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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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贵平:北大学生黄立众与1961年「中国劳动党」事件
北大学生黄立众与1961年「中国劳动党」事件
⊙ 谢贵平

  1961年元月28日,安徽省无为县昆山公社破获了一起反党反政府暴动未遂事件,逮捕了首犯黄立众和骨干分子吴舜臣、方荣舟、焦兆祥、焦水云、汪正权、汪必贵和潘荣明等八名罪犯。缴获了「劳动党党章」、「宣言」(又称「告全国同胞书」)、「标语」、「口号」、「杀人条例」、油印机(包括钢板、腊纸、铁笔等)、「入党申请书」、花名册及粮食、斧头(据说是准备在暴动时使用的凶器)、军事搏斗知识教材等大批罪证。据说,无为县公检法军事小组为了预防「劳动党」组织激起事端,经过精心策划酝酿,准备了两个连的部队逮捕了他。后来,随著形势的发展,无为县公检法军事革命委员会对该案的惩罚力度加大,打击面增宽,许多无辜的人遭受打击,造成许多冤假错案。
  至于黄立众作为一个北大学子,本应该前途光明,却为何秀才造反,走上反党反政府道路。当地人民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想通过对这一事件的研究,弄清事情的本来面目,剖析黄立众发动反党反政府的真正原因。
一 黄立众其人与他被北大开除学籍的原因
  黄立众,字美琦,号立众,曾用名黄道河,曾化名赵为民。1936年12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昆山乡芦塘黄村。195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1958年8月被开除团籍,1960年6月被开除学籍。至于黄立众为何被北大开除学籍,笔者经过调查研究,大致有以下三种解释:
(一)北京大学证明材料解释黄立众被开除学籍的原因
  据北京大学哲学心理系1960年4月22日《关于开除黄立众团籍的决议》证明材料中叙述,黄自入北大以来,即由于达不到个人愿望,闹专业思想,一天到晚到处乱跑,坚决要求转系。当个人的目的达不到时,即与学校、行政上形成对立情绪,在班里也散布了许多不满情绪,造成不良影响。主要问题有:1、配合右派向党倡狂进攻;2、攻击领袖和干部,挑拨党群关系;3、攻击三面红旗;4、诬蔑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攻击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5、配合扩张主义分子攻击我国外交政策。
  在历次批判运动中,黄的态度极不老实,一直想以「头痛」、「思维混乱」、「记忆不清」等手法蒙混过关。他对自己问题的严重性毫无认识,他说甚么「不是反对人民公社」,是「自己糊涂」。支部几次找他谈话,叫他好好交待问题,认识问题的严重,但他每次都是说「没有信心改造」,「想去当和尚」,又说「改造最好是劳动」,想以此否定对他的批判的意义。他又说:「我脑子里没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概念,有的只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东西」。在批判过程中,支部曾多次找其谈话,但他仍执迷不悟,毫无悔改之心。
  根据上述事实和黄美琦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黄美琦是怀著地主阶级对无产阶级强烈的阶级仇恨,他的很多问题已经超越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实在是大是大非问题。黄美琦又顽固地不接受改造,实属反动派的「硬骨头」。因此必须对他做严肃的处理,以便对他进行彻底的改造。我们同意上级党委对黄美琦的处理意见;划为右派,保留学籍,劳动察看。1
  黄立众被开除学籍则是在1960年6月,「我校哲学系四年级学生黄美琦(男),因一直坚持反动立场,怀有深刻的阶级仇恨,无培养前途,于1960年6月经校长批准开除学籍。」2
(二)黄立众的母亲解释黄立众被开除学籍的原因
  关于黄立众被开除学籍的原因,笔者曾走访黄的表弟徐伍荣,徐听黄立众的母亲(已去世)说,当年她儿子班经常上政治课,讨论国家大事。班上同学们经常就当时党在农村实行的政策诸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吃食堂、农民生活等问题进行讨论,以黄立众为代表的农村派学生极力批驳城市派学生认为农村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活直线上升,已达到小康水准的谬论,遭到城市派同学舆论的围攻。以后,在每次的讨论过程中,黄立众都根据自己的耳闻目睹和亲身体验,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无奈他的观点跟不上当时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与当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违背,虽遭大多数同学和老师的攻击,以及一部分好心的同学和老师的善意劝解,但是他就是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最终受到打击,被开除团籍和学籍。
(三)黄立众自述被开除学籍的原因
  关于黄立众被开除团籍和学籍的原因,黄立众自己则说:「在反右斗争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发出了新的战斗号召,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全国上下一片热气腾腾。为适应这一形势,党中央及时提出『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怀著一颗与一般同学不同的心情,欢欣鼓舞地投入到农村,当时我身上还带著恶性疾病。真没想到有那么多同学在农村,无论社员群众、男女老少同我真是鱼水相融,无所顾虑地畅谈。我感到干部身上的缺点,严重地妨碍著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我在小组会议上提及某干部态度生硬,工作方法简单时,不知为甚么这些善意的探讨,却遭到嫉恨的对抗。于是我想假期回家探亲换一下这沉闷的空气。谁知道回家成了我的灾难。安徽情况比河北更糟,怨声载道,骂声冲天。这里说饿死人,那里说吃四两米。回到学校学习讨论时,我就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大跃进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农业方面,有个别地区却有问题,如安徽出现的饿死人现象』,但遭到了无情的批判。接著陆平校长又把我开除了。系领导宣布我离开学校,不到一个小时,我被押上火车。」3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黄立众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条件下,冒天下之大不韪,如实地反映农民和农村的真实情况,更重要的是对党的方针政策,尤其是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评头论足,提出批评意见,在那以言获罪的年代,其被开除学籍以至获罪也就不可避免了。另外,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政治部保卫科薛安义1968年7月17日《关于黄美琦开除团籍、学籍原因等情况》证明材料中说:「黄因写反动黑诗,思想反动,攻击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运动,说甚么庐山会议不应该反『右』,应该反『左』等谬论。黄在57年反右倾斗争中也不好,黄绝不是因为他反对陆平及教育制度而被开除的。」41960年6月16日,经北大人事处决定和校长批准,黄立众被开除学籍。
二 黄立众组织「劳动党」暴动的社会背景
  1958年,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大刮「五风」,对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失。无为县县委曾两次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左」的偏差,但由于是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整顿结果反而助长了「左」倾错误的发展。5严峻的现实,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党员和群众纷纷向中央和省委上书反映情况,引起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1959年7月4日,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到无为县基层进行社会调查,发现社员劳动强度过大,口粮供应偏低,社员面呈饥色,浮肿病患者普遍存在,妇女子宫下垂特别多,年轻妇女几乎都丧失了生育能力。广大群众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及时向省委、省人大常委作了汇报,提出立即停止蛮干,提高群众口粮供应标准(每人每天不少于1斤原粮)。为减少浮夸风所带来的虚假及吃食堂所带来的层层克扣行为,决定把口粮按人口直接分配到户等应急措施,责成县委认真纠正「共产风」,并提出「三还原(吃饭还原、房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两开放(集体鱼塘开放、自由市场开放)」等应急措施,给无为县人民生活带来转机。6
  但是,这场被无为县人民称之为「张恺帆大闹无为二十天」的改革只进行了20天,反右倾斗争就接踵而来。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张恺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党」7。
  由此,张恺帆被安徽省委定为右倾分子,一大批党员、干部、群众受到种种打击,59年7月,全县有92人因对张恺帆反映「浮夸风」问题持支持态度而受到斗争和处分。59年9月,中共安徽省委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张恺帆受到不公正对待,被关押200多天,全县有28741名干部、群众遭到批判。8从而使刚开始纠正的「共产风」在无为县又刮了起来,「左」倾路线又占了上风。
  据笔者走访调查得知,当年张恺帆被打成右派后,地方干部不仅将社员从张恺帆改革后的口粮标准(每人每天1斤原粮)恢复到张恺帆改革前的口粮标准(一家老小,平均不过2两原粮),而且还将张恺帆改革期间用以救济社员的口粮全部分期扣回。
  1960年春,由于浮夸风、高估产、高征购,加之浪费严重,城乡居民的口粮严重不足,发生了浮肿病,一些地方出现了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的严重情况。9
  1960年6月,黄立众被开除回家后,因户口本上注明了开除原因,觉得很没面子,在回家乘铜陵至无为土桥的轮渡上,一气之下,将户口本扔进长江,曾先后去过芜湖、上海、南昌、长沙等城市找工作,均因没有户口证明无功而返,被迫在家务农。
  据笔者走访调查得知,黄立众也曾组织社员外流以求生存,但由于地方民兵看管过严,只有6人外流成功,其中包括黄立众的弟弟黄和道。而且当时地方法纪荡然无存,地方干部违法乱纪,任意捆绑、吊打社员和克扣社员饭票,普通百姓毫无民主自由可言。由于粮食供应不足,又没有外流机会,许多社员只有坐以待毙,家乡到处都见饿死人现象。正如他后来所交待的那样:「回到家,因户口失落,到处找工作,四处碰壁,于是被迫与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几两米的生活不是人受的,我们县的死亡率就高达27%。于是我就拿起阶级斗争理论,唤起人民群众为自己的生存权作斗争」。10正是这些残酷的现实使黄立众走上了反党反政府道路。  
三 黄立众组织「劳动党」暴动的经过
  黄立众从北大被开除学籍回家后,耳闻目睹农村农民生活困难,而且当地农民也经常向他反映地方干部横行霸道,群众生活困难问题,但农民只能是敢怒不敢言,他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有责任向上级政府反映群众生活的真实情况,于是调查民情,搜集农村粮食产量、人口死亡数字、口粮标准、干部作风、群众劳动情绪等材料,组织社员上访,向公社反映,要求政府解决困难。由于社员胆小怕事,他自己又是地主成分不宜上访而未果,看到许多农民被活活饿死,其他农民仍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黄立众决定自己组织「劳动党」,想通过暴力途径来改变现状。
(一)积极筹建「劳动党」组织机构,发展「劳动党」成员
  黄立众首先发展自己认为可靠的骨干成员,然后利用这些骨干成员筹建「劳动党」组织机构,自己幕后策划指挥,成立特别委员会、党委会和区委会,在区委会下面设立支部和小组。特别委员会负责与各区委员会联系工作,党委会负责审核和批准入党成员名单,区委会负责宣传和政务工作。还计划在当地小村庄建立「自卫团」,在大村庄建立「保卫团」,并从中选拔正规军和游击队,在各村设正、副村长,在群众中发展「农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还打算雇用转业军人做军事顾问。由于该案及时被破获,这些组织仅具雏形,有的还在筹画之中,没来得及成立)。
  黄立众发展成员的方式是通过熟人、亲戚朋友来发展联络的。先由他自己发展骨干成员,再由骨干成员分别向各处发展其他成员。要求参加者填写入党申请书,也可叫人代写。后来为了加快发展速度,口头报名即算是加入「劳动党」,甚至也可由别人代替报名参加「劳动党」。申请加入「劳动党」的人必须由劳动党成员介绍,本人鉴字和按手印,青年、妇女都允许参加。党费五分、一毛随便给,完全视其本人的生活状况和自愿决定。「劳动党」的活动经费,一部分是来自党费,一部分是木匠组成员节衣缩食和卖柴草积蓄的钱。黄立众还非常注重向外地发展,要其弟黄和道利用外流机会到淮北濉溪市发展。其发展原则正如黄立众所说,「要冲破一个集体到另一个集体去,这样全国就像一挂爆竹,编起来就可以一起爆炸」。为了与外地联系方便,在枞阳县、土桥等地建立了联络站。
(二)在「劳动党」组织初具雏形后,黄立众亲自撰写「致全国同胞书」、「关于人民群众就是力量问题」和其他宣传材料,制定「党纲党章」、「惩治官僚主义临时条例」、「入党申请书」和「土地纲领」11,等一系列「劳动党」组织理论,同时编制歌谣,刻写传单,进行宣传,动员社员加入「劳动党」组织
  针对当时农民的生活情况,黄立众编写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歌谣,,对农民的困苦情况进行宣传,如「政府说得都好听,口口声声为人民。我农民实在难忍,哎哟,哎哟,我农民实在难忍;四两米稀饭照见鬼魂,浮肿病到处流行,田里草长得比人深。一亩七斤、八斤,哎哟,哎哟,一亩七斤、八斤」。在田头地间向当地社员宣传参加「劳动党」的好处,如妇女一天只干8小时活,月经期不下地劳动。对农民说目前的困难不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就应该得到救济。并引用黑格尔的话说:「人民是大地之王,一切政党,其理论政策都是人民的工具,当它丧失了工具作用时,人民将它一脚踢开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他说目前的困难不仅仅是下面的官僚主义的错,这还是上级党的错。告诉群众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活动。
  他还向「劳动党」成员说,这个组织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没得吃,我们就要想办法,想偷的办法,偷不著,放一把火,一起来抢。据笔者走访得知,黄立众本人和当地群众尽管有这种想法,但是由于民兵看管过严,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这只不过是群众在饥饿的驱使下一种莽撞的想法而已。他还讲饿死了许多人,以后找公社算账,去惩办那些吊、捆、打、骂社员的官僚主义干部。
  除此之外,「劳动党」组织还购买油印机,刻写标语、宣传单,其标语和宣传弹内容有「还我民主」、「还我自由」、「反对打人骂人」、「反对夜间干活」、「要吃饱饭」等。要求解决群众粮食和冬天生活问题,要求增加粮食,改变粮食政策。
(三)欺骗群众,散布谣言,制造恐慌和混乱局面
  为了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利用社员想摆脱困境的迫切愿望和大多数社员的愚昧无知及农村中的资讯闭塞状况,黄立众说自己是北京大学派下来成立「劳动党」的,他是三县调查员,下来调查农村群众生活的,上面有彭德怀领导,省里有张恺帆领导。为了煽动群众的情绪,制造恐慌气氛和混乱局面,「劳动党」还利用当时国际形势和大陆同台湾的紧张关系,大肆散布谣言,如「毛主席不爱人民,人民饿死完了」,「美国很快就要同苏联打仗了」,「国民党飞机送粮,在襄安(无为县属下的一个镇)丢了兵,在福建丢面粉了」,「飞机来了不要怕,不是丢传单,就是丢面粉,不是丢饼子,就是丢红糖」,「上海活动了,南京活动了。飞机运粮到景德镇,还丢灰面」,「劳动党爱人民,共产党不给人吃」,「福建被台湾打过去了,上海、南京爆炸了,台湾飞机炸的」等等。尽管没有资料表明是黄立众亲自杜撰、传播和散布这些谣言,但有资料证明,确有「劳动党」成员在传播和散布这些谣言。
  谣言能够引起恐慌,自古以来,好事者和叛乱者都希望利用谣言来制造恐慌和社会混乱,以达到其目的,「劳动党」组织亦然。
(四)积极筹备武装力量,制定暴动计划
  在发展武装方面,1961年元旦,黄立众利用熟人关系到无为县县城大量搜集、侦查无为县城军警布置情况,以及县公安局、民警二支队人数和武器种类等军事装备情况。曾动员土桥公社民兵教员潘荣明,让其答应在暴动时,利用职权将土桥公社民兵使用的一梃机枪和三十六支步枪全部献给暴动人员使用,并打制一批刀矛。如果武器不够,一旦暴动发生后,就有甚么用甚么,如在田里做事手里拿著锄头,就用锄头,拿著鍁就用鍁。暴动时,一家老小全部上。同时准备在暴动时,散发传单,对解放军进行思想宣传,企图让解放军掉转枪口。
  暴动的时间确定在61年春节,黄立众开列了将要杀害的地方干部名单。布置徐长松抢夺临湖大队枪支,借木匠组作掩护特制八把斧子作为杀人武器,又召集焦兆祥等12人成立突击队,准备以500人攻打生产队、大队和昆山公社,以500人攻打普济墟农场(今属铜陵市,为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劫夺犯人,扩大暴动力量。两支队伍汇合后再攻打无城,入山(大别山余脉一直延伸至无为县西南境内)展开游击战争。其计划周密而详细。正如黄立众后来所交代的,「原准备发展到一百万人才暴动,本来发展特别快,发展的社会条件非常好。可后来社员要求快点暴动,我打算将人数缩小到15000人才行动。准备足够力量全面行动,首先建立政权,建立武装斗争,将公社干部监禁起来,对那些罪大恶极、贪污腐化干部不客气,实行饿死政策,并建立自卫队来保卫人民胜利果实。对人民解放军采取说服办法,讲清我们不是造反,而是没有办法,来瓦解人民解放军……」12
  由此可知,黄立众组织的「中国劳动党」,组织严密,纲领明确。至破案时,不到3个月时间,共发展成员119人13,散布当时牛埠区昆山、汪田、民权、湖陇、练溪、洪巷6个公社和湖陇镇,波及无为、枞阳、濉溪三个3个县、市。从其成员构成来看,有地主11人,富农3人,坏分子3人,土匪1人,伪三青团分队长1人,地主子弟9人,小刀会会员1人,兵痞3人,被清洗干部12人,被开除学生1人,共45人,占该案成员总数38%。基层干部中少数政治上动摇的分子,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其中有木匠组组长1人,生产组长2人,民兵干部5人,社办工厂车间主任1人,生产队会计2名,共11人。其中还有共产党员2人,共青团员5人,基干民兵8人,普通民兵37人。这个组织共有骨干分子28人,包括主犯1人。其中有三青团分队队长1人,地主子弟5人,被清洗干部5人,计11名,占骨干分子总数39%,其他皆为农民。14其参加人员社会成份的多样性,涉及面之广,在秘密状况下,短时间内参加人数之多,甚至还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加入,也正说明了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的严重性。
四 黄立众组织「劳动党」暴动案破获后的结果和影响
  以黄立众为首的「劳动党」反党反政府案件被破获后,在无为县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劳动党」组织和成员受到无为县政府和公检法部门的沉重打击和严肃处理。经无为县委拟处,芜湖中级人民法院(当时无为县隶属于芜湖地区,后改隶属于巢湖地区)同意,判处黄立众死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吴舜臣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他人有9人被判3至7年有期徒刑。
  黄立众本人自入狱后,无为县人民法院曾多次组织法官对其进行审讯,无奈黄的政治理论修养太深,常常针贬时弊,慷慨陈词,始终不肯认错,并在狱中组织号犯,冲击监狱,写「反动黑诗」,如(1)五言:「饿死千千万,家家无鼠粮。感时天落泪,悲来风癫狂。大道埋枪炮,羊肠伏虎狼。何当再北上,奏本给太阳。」(2)焦面诗:「一步一陷井,井井埋活人。先生教学生,为民要忠诚。饿死千千万,为何不动心?」(3)菩萨蛮:「铁幕难买自由贵,青春誓给人民累。饿死地灰悲,遍野尸骨堆。今朝还杀人,龙心何时碎?莫学秦始皇,快获真舜尧。」
  此外,还利用节省下来的草纸来记写他的思想。经狱警多次教育而仍不悔改,再以装疯卖傻以求保释出狱,继以绝食、自尽以示威,坚持「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写信给毛主席,要求狱中领导代其向省和中央上诉,自1961年至1970年在无为监狱关押期间,其生活基本如此。
  此后,随著政治形势的发展,在深入调查「劳动党」案件的过程中,对「劳动党」组织的审查和处罚力度也在加大。1970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无为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刑事判决书(62)刑字第27号判决书判决首犯黄立众死刑,立即执行;判处主犯吴舜臣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他同案犯7人分别被判处3至10年有期徒刑;8人被判管制2至5年;9人被判为反革命分子、监督生产;有11人被判为反革命集团成员;有83人不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给无为县社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和影响。
  首先,许多无辜群众受此案的牵连,遭受打击和迫害。
  据笔者后来走访得知,即使那些没有被划为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劳动党」成员后来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地方干部的批斗和迫害,那些被判刑的「劳动党」成员不仅自己本人遭受打击,连他们的家属、亲戚及朋友都受到牵连,据《无为县志》记载,1968年,安徽省无为县牛埠区汪田、湖陇、练溪、洪巷公社和湖陇镇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错把一些人打成反革命组织「劳动党」。这个案件涉及12个生产大队,牵连180多人,关押70人达100多天,造成严重后果。15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其次,在物资极为匮乏的时期,无为县公检法部门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甚至动用军队对该案进行调查、取证、侦破、审理。
  第三,「劳动党」组织对昆山乡的生产也造成一定的影响。仅昆山公社临湖大队共6个生产队,就有四个生产队由于参加「劳动党」组织的成员较多,受其影响极深,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劳动力出勤率很低,第五生产队出勤率仅24%,第一生产队出勤率只有22%。16
  第四,给当地群众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
  该案被破获后,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对于那些参加「劳动党」的成员也没有区别他们各自参加「劳动党」组织的动机、原因和方式,许多「劳动党」成员或是被哄骗而加入的,或是被别人报上名,自己根本就不知道稀里糊涂地加入的,有的人甚至与黄立众根本就未曾谋过面,都因为他们的名字在「劳动党」组织的花名册上,而遭受打击和迫害,前后直接被该案牵连者达180多人,打击面过宽,其中许多人都是无辜获罪。
  至于那些「劳动党」成员更是遭到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如「劳动党」成员之一的焦水云说:「我被捕后,在当时左倾路线干扰下,法院不以(依)法办案,大搞逼、供、信。历次提审,我总是向法院诉说误入理由,但是审判人员不由我分辩,强迫我认罪。我开口分辩,他们就采取所谓的「革命行动」,讲通俗话,就是动刑。我身上多处受伤,每逢天阴或干重活就发痛……,在证据未实,只凭我上名盖章为依据,判(我)为现行反革命骨干分子,判有期徒刑10年,强迫劳动改造。父母、妻子和子女受苦胜我十倍。当时阶级斗争扩大化,搞得很利(厉)害,帽子、棍子满天飞。他们哪天(每天)都挨骂受气,运动一来,要关就关,要训就训……」(原信字句有误,括弧内为笔者所注)。17
  焦水云因饥饿所迫,想改善生活,又盲目轻信,而加入「劳动党」,受到迫害,还情由可原。更有甚者,连那些劳动党成员的子女、亲戚都遭到牵连、批斗,如现为昆山某中学教师程某,曾因其父参加了「劳动党」组织,两次考取无为师范名额都被取消。其他被牵连者则被挂牌游行、劳动改造、监督生产,给当地群众造成极大的心理阴影。
五 对黄立众「劳动党」反党反政府案件的几点认识
  笔者认为,黄立众组织「中国劳动党」图谋暴动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其主观原因是他勇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为民说话的精神及其对现实强烈的不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份子在平民百姓心目中通常占有重要地位,黄立众在当时的农村,可谓是很有学问的文化人,又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乡亲们信任和崇拜的对象。群众有甚么问题都愿意向他反映,向他征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使他在当地群众中有一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他也曾对当时农村的现实状况进行过调查研究,也曾努力为当地百姓谋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残酷的现实使他无所作为,特别是他被开除学籍回到农村后看到和亲身体会到的农村悲惨现实生活,当所有想改善现实的努力都告失败后,便产生了对现实社会制度的不满,于是想建立一种能够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中国劳动党」,来取代他所认为当时已不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愤而走上反党反政府道路,企图用暴力来改变现状。
  其客观原因是党的「左」倾政策给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破坏和由此引起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其中大范围的饥饿问题和地方干部的横行霸道问题尤为突出。从全案角度来看,黄立众等人当时指向的矛头,主要是针对三年自然灾害这段历史时期。出发点是关心群众疾苦,讲的也是当时实际问题,例如他在「告全国同胞书」、「关于人民群众力量问题」和其他宣传材料中所反映的情况。当时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实际情况是,群众听干部的,下级听上级的,地方听中央的。上层所下达的任务,其下级得不折不扣地完成,以致地方干部弄虚作假,谎报产量,国家粮食征购增加,强迫农民卖过头粮。粮食紧张,副食品紧张,同时地方干部克扣社员饭票,吊打捆绑社员都非常残忍毒辣,人民生活越来越困难,许多农村出现了饿死人的悲惨局面。所以,当时社员对地方干部都痛恨之极,在黄立众《惩治官僚主义腐败分子条例》中共有10条,其中有7条规定是针对「五风」干部的,如规定「捆、打、吊、骂、克扣饭票、罚款、贪污腐化及损伤生命财产的穷凶极恶的官僚主义分子,立即就地正法」。
  由此可知,黄立众组织「劳动党」,待机暴动,主要是反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极「左」政策,对「五风」干部不满,为群众说话,其组织成员大多数又是基本群众和少数党、团员。他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某些方面也是正义的、合理的。因为当时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干部违法乱纪,群众生活确实困难,加上自然灾害,群众民不聊生」。他之所以不再采取正当的提意见方式,是因为事实上他也尝试过,而当时的现实已阻断了这一途径。他又像是敢为群众说真话,如他在交待中说:「我告诉农民,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要,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衣食温饱的社会主义」,「我认为共产党58年以前都是正确的,以后是不正确的,是冒牌子的」,「我对现政权不满是事实,我建立政权是事实,我认为农村实行责任田,食堂自由与我思想是一致的,我是想反党,我觉得党是搞社会主义的,为甚么搞成这样子?我的理想是从社员生活好角度出发」18。其思想基础反映出他对党的现实不满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而他的出发点又是关心群众。
  正如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法刑三鉴字(82)第107号批复无为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中所说:「被告黄立众为首的『中国劳动党』,主要是出于对当时农村受『左』倾政策的影响,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和对『五风』盛行不满,想要改变和改善这种现状,并非出于反革命目的,而且他的主张现已证明有些是正确的,但被告黄立众为首成立的组织是非法的,错误的,原判以反革命集团罪处刑不当,属冤杀,其余被告均宣告无罪。」历史终于做出了公正的判决,但留给我们的教训也足够惨痛。
  但是,黄立众撰写的一系列反党反政府政治纲领,成立「劳动党」组织并发展「劳动党」成员,待机暴动,其行为已明显具有反党反政府性质,其方式也是极端的,因为社会主义矛盾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然而他却以秘密地组织反党反政府组织,希图借助暴动手段解决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却是错误的。
  由于党内「左」倾政策的错误,造成了当时农村社员生活的极其困难。自古以来,中国农民都有「好死不如赖活」的思想。在饥饿的驱使下,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一经别人鼓动宣传而乘机作乱,也是情理中之事。当然,全国各地当时的具体情况也许不一定都像无为县昆山公社这么悲惨,黄立众案件也只是具体个案,但是全国当时农村农民的饥饿状况,昆山公社的情况虽不能概其全貌,也可借其窥见一斑。黄立众组织反党反政府活动,在短时间内竟有这么多人参加,且有大肆蔓延之势,其原因,即使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去深思。据笔者调查,当时社员对「劳动党」主要抱有三种态度,一部分胆子大的社员一开始就加入「劳动党」组织,并对之坚决拥护,积极活动;一部分胆子较小的社员持犹豫不决、徘徊不定的态度;更多的社员则持观望的态度。倘若「劳动党」组织再酝酿一段时间,饥俄会驱使更多的饥民加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所幸的是党及时破获了这起案件。
结 语
  总之,黄立众进行反党反政府活动的主观原因是对当时农村中由「五风」引起的饥饿的不满和对地方干部暴行的愤怒,而这些又是当时的「左」倾政策的产物,所以说,「左」倾错误的政策才是黄立众进行反党反政府活动的主要原因。
  历史已经过去,但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我们应该吸取。黄立众反党反政府暴动未遂案件再一次告诉我们做好农村工作的重要性。我国大部分人口在农村,农村的稳定是国家长久治安的前提和保证。目前,我国农村长期以来潜伏的各种矛盾日益突出,如何有效地处理好「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到我国农村社会稳定的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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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01-06
刑 天 者
——大饥荒中“为苦难农民找活路”的北大人黄立众与“中国劳动党”暴动事件

  大饥荒中,中国知识分子挺身而出锐意救难并为之献身者,有两大案:林昭参与的“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北大学子黄立众组织的“中国劳动党”武装暴动案。前者是口诛笔伐的发声者;而后者则是走向民众、要“用暴动为苦难农民寻找活路”的行动者。

二者都是北大学子,都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都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罹难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其家人,都曾为枪毙他(她)们的子弹,付出催人泪下的五毛钱!

2011年8月,是大饥荒中为救亡图存奋起组织农民暴动的北大学友黄立众,罹难四十周年的祭日。

穿越混沌的云空,驰过酷暑的原野,从北京、经芜湖、至无为,过土桥、到牛埠、下黄村;查资料,看档案,寻亲友,访乡亲;又几经打探,好不容易找到黄立众的老家。在其家人带领下,我走过草掩的田埂,踏倒没顶的荆柯,爬上草满坡坎树满岭的团山,在荆棘刺枝蔽掩中,寻找到黄立众的荒坟。

  没有墓碑,没有标痕,只有我的北大学长,沉默地守望着他曾经热恋的这片家乡山土田野,孤寂地守望着他曾经为之献出生命的父老乡亲。
  大饥荒中的“无为事件”,造成死亡30余万,逃荒4万余,60余万幸存者中,有近50万人次因饿致病,其惨烈程度超过南京大屠杀!

  世道不幸史家幸,从来英烈谱篇章!

  “无为事件”中,先有安徽省副省长张凯帆放粮退地还屋,企以从体制内改革,救荒救民,惹“天怒”之祸;后有北大学子黄立众,企以暴动抢粮,除暴救民,并不惜献身!

  山风林涛,孤坟雄魂,热汗热血!伫立墓前,思绪难抑——

  我仿佛听到那来自地下、他曾经留给这个世界的心声:

  “统治者暴力抢粮,屠杀农民,幸存者十饿九病,性命朝不保夕。这样的暴政还继续存在,那真是天理不容!”

“在国家、民族和人民危亡之际,大丈夫当挺身而出,除暴安良,存天理,救万民!即使一死,也重于泰山!人民将记住我们这些救亡者,历史将记住我们这些反抗暴政的英雄!”

“把人民逼上绝路的暴君,人民有一万个反抗他的理由!”

  “我是这片土地上受苦受难最深的农民的儿子”,“我要为苦难农民寻找出路”!

HLKSJ 发表于 2015-3-15 11:03 | 只看该作者
最早听到英雄事迹是约在80年代,说的人表面上是以诙谐的口吻在说。为民请命的人被定为反革命罪,是够诙谐

HLKSJ 发表于 2015-3-15 15:30 |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HLKSJ 于 2015-3-15 15:54 编辑


饿急揭竿闹革命,
贼子泄密陷囹圄。
十年之后再加罪,
杀人何须要理由。
一坯黄土埋立众,
万千学子觅英灵。
四十年后重祭奠,
碧血桃花飞满天。

cyx666 发表于 2015-5-31 10:19 | 只看该作者
感谢以上诸位对我夫君谢贵平写的《北大学生黄立众与1961年「中国劳动党」事件》文章的关注!“历史已经过去,但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我们应该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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