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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安亭事件」的再认识和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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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

  发生在1966年11月的「安亭事件」,无疑是「文革」时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因其重要,国内几部著名的「文革史」专著,如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等,对「安亭事件」均作专节叙写,对事件的成因、结果及影响予以较详分析论述。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着的三卷本《周恩来年谱》,对「安亭事件」也有专条叙论。

   「安亭事件」已过去快40年了,一切似乎已有定论。不过,笔者在对「文革史」和「文革」人物事件的研究中,却深感对「安亭事件」有深化再认识和深入再研究的必要。说其再认识,是因为无论是对「文革」进程的改变和影响,还是对历史人物的命运沉浮,「安亭事件」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四人帮」中的张春桥、王洪文、江青3人就直接与其关系重大,其他重要政治人物还有陶铸、陈伯达、陈丕显等,甚至还有周恩来,这些人的政治地位和前途,都不同程度受到「安亭事件」影响)。说其再研究,就是「安亭事件」中的一些关键性的因素和环节,一些专家学者的著述中,或是语焉不详,或是有意回避,甚至有些至今仍是疑团。

  更重要的是,笔者认为,通过对「安亭事件」的深入研究,对于揭示从「文革」早期开始,毛泽东、江青等人(后来还有林彪一家)如何将中共党内和共和国高层政治,逐渐演化为「宫廷政治」这一事实和过程,具有极为难得和有说服力「标本」价值。笔者一向以为,「文革」政治的核心和要害,就是深有腐朽气息的「宫廷政治」,以冠冕堂皇的「革命」之名义,在中国的重现和复活。(关于「文革」宫廷政治的问题,笔者另有专文论述。)

  有鉴于此,笔者试图通过对近年深入发掘的「安亭事件」相关材料的研究,就以下一些关键性问题,对「安亭事件」予以进一步的探索认识。

「安亭事件」是突发性事件

  「安亭事件」是「文革」早期的突发性事件,还是如一些著述中所说是,此事件是张春桥奉「中央文革」之命,与上海「工总司」的王洪文相互勾结,一手制造的一个「阴谋事件」?这一点,是必须首先弄清楚的。

  从掌握的现有材料所揭示的来看,应当说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这无论是对作为「安亭事件」的对立面的上海市委,还是作为主要当事人的「上海工总司」的头头王洪文、潘国平等人,以及奉命全权处理事件的「钦差大臣」张春桥,以及张背后的陈伯达、江青等人来说,都是突发性的,事前没有预料,也没有足够思想准备的临时爆发事件。事件的发生、发展,其间经过、突然转折,以至最后戏剧性结果等,作为台前幕后当事者的他们,通通都没有料到。而且,这种结果及其演变,在幕后关注事件发展变化的周恩来,为事件最后拍板,一锤定音的毛泽东,也是事先根本就没有估计预料到。

  这里有必要简述一下事件的经过。在笔者接触到的关于「安亭事件」的众多资料中,觉得有一份题为《关于「安亭事件」中断行车的情况》的材料最为简约精练,除文中「卧轨拦车」稍有争议外,整个内容也比较客观。这是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于1979年12月8日,向相关调查人员提供的证明材料,全文如下:

1966年11月10日凌晨,自称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伙,冲进上海火车站,强行登上602次列车。开车不久,接到上级指示:应就地解决问题,不能进京。于是由铁路领导决定将602次列车扣在安亭站。602次列车上的人员则卧轨拦车,甚至连乘有外宾的14次沪京特别快车也不让通过。这样,就将列车拦阻在安亭,造成了沪宁线行车中断。从11月10日上午9时20分至11月11日下午16时54分止,共中断行车31小时34分。 1

  事件经过大致如此。王洪文等人率领的「工总司」人员之所以要「卧轨拦车」(至于是否真有「卧轨」,如上文所述,尚且存疑),是因为其「北上告状的行动受阻。而之所以要「北上告状」,直接原因则是因为上海市委对前一天(11月9日)成立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持「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三不」方针。换句话说,上海市委对「工总司 」既不支持,也不承认。

  在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左右了上海局势大约半年后的1967年5月19日,其机关报《工人造反报》第20、21期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安亭风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斗争史之一》的长文。文章以整版篇幅,用大事记的写法,逐日记述了从1966年11月初酝酿成立「工总司」到11月16日毛泽东为「安亭事件」最后拍板定案的全过程,记载颇详。其中,除明显的派性语言及对「工总司」所作所为的粉饰外,对事件经过的叙写,笔者认为基本可信。该文记叙的「工总司」成立大会当日到最终酿成「北上告状」的大致经过如下:

  「上海工总司」成立大会原定中午12时在文化广场举行,因故推迟至下午2时多才开始,不久,即遭对立派工人先后两次冲击。「工总司」方面事先曾提出要主持市委工作的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荻秋出席大会,被曹拒绝。好不容易「工总司」人员找到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要张表态,张推脱说「我不代表市委」,予以拒绝(一位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确实无法代表市委──笔者注)。会上,上海铁路局装卸机修厂有人当场拿出「血衣和凶器」,控诉声讨中共华东局和市委「文革」初期,借运动整人,「破坏文化大革命,迫害革命群众」。大会结束前,与会人数已达数万(有说4万多,有说2万多人──笔者注)。会后「决定游行到上海黑市委造反,找曹荻秋算帐」(引用原话),提出要曹在晚上10时半以前接见和答复。其时,天开始下雨,「工总司」人员高声朗读毛泽东语录,一边冒雨等待。后市委一位张姓干部出来说,「曹要在友谊电影院接见全体工人」。人群遂涌至友谊电影院(当时等候在电影院内外的人,有说2万多,有说数千──笔者注)。其中,除一直在场鼓动支持的北京赴沪的「首都三司」、「炮打司令部兵团」红衞兵外,上海交大「反到底兵团」、「交大革命造反团」等红卫兵也闻讯赶来声援助威。3个多小时后,至10日凌晨2时多,曹荻秋并未出面,到会的是上海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张祺。张表态说:「这个组织(指工总司)嘛,是十六条上没有的。」拒绝承认。此后,在「跟着红旗上北京」的呼声中,数千人涌向上海火车站,欲北上告状。经多次交涉,于10日清晨7时,有2000多人登上65次快车离开上海北站。至南翔,接上海站指令,改乘602次慢车,于上午8时17分到达安亭车站受阻。2

  该材料还显示,在北上告状者乘的65次快车还未从上海站发出时,安亭站方已接市委通知,准备了一些食品和开水等。这番举动,表明上海市委事先早有安排,已决定将告状队伍阻于安亭,不让其前行。

  上海市委这样做,作为地方当局,似乎无可厚非,它要竭力稳定,控制局势,大批队伍涌到北京状告市委,于中央于地方都不是什么好事情。它当然该全力制止事态的扩大。不过,上海市委却有一点小小的疏忽,即选择安亭小站作停车「劝阻」地点,沪宁线其他地段均是双轨,而恰恰安亭小站这地段是单轨,又是沪宁铁路的必经之地。这就为王洪文等人拦车中断沪宁全线交通,将事情闹大以惊动中央高层的举动提供了可乘之机。

  不过,目前所有的材料都显示,「安亭事件」对当事双方来说,都是个突发性事件,而非早有预谋。

上海市委何以坚决反对「工总司」

  如前所述,「安亭事件」因上海市委不承认「工总司」并阻止其「北上告状」的行动而起,那市委何以要持此态度立场呢?这是揭示「安亭事件」成因及后果的一个关键所在。   当时,上海市委提出的主要理由(也是最有力的理由)是,中央此前的一系列档及指示,均规定工人不要离厂串联,不准成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而上海「工总司」恰恰是一些人离厂外出串联的产物,而且是一个跨行业群众组织。

  无论是中共中央在1966年8月8日在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简称的《十六条》),以及9月5日发出的《关于铁路企业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通知》,9月14日发出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中,都有类似规定。尤其是当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在答复中共安徽省委10月16日的请示中,更是明确告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工人离厂外出串联问题……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联」。

  尤其是,鉴于「文革」运动已经开始对铁路运输秩序造成严重影响和混乱,10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紧急通知》,其中特别规定:「要遵守铁路规章制度,严禁拦截和阻拦列车运行。严禁强迫铁路局延长列车运行区段,或者改变列车运行方向。」「在车站和列车上任何人都不准用任何借口妨碍铁路职工执行任务。」3

  上海市委正是依据中央的这些规定和指示精神,对「工总司」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三不」方针,拒绝承认其为「革命行动」。实际上是否认其合法性。对其抢夺列车「北上告状」,甚至卧轨拦车之举,更视为胡闹和非法。这是上海市委最有依据,最能提上桌面的过硬理由。

  此外,暗地里,上海市委还认为「工总司」成员复杂,组织严重不纯,不可能支持承认它。的确,「工总司」最初成员,多是「文革」初期受压挨整,家庭成份或个人政历上,有这样或那样「污点」的人,被整受压后,气候合适,才起来「造反」。据说,曹荻秋在接到下级转来的「工总司」赴会要求时,曾不屑地说:「今天的大会社会上的渣滓都出来了。我就不参加!我参加就是犯错误了。」 4

  但是,这些并不是上海市委不承认「工总司」的全部理由。笔者认为,以上仅仅是明的一面,上海市委在此事件所持的态度立场及所有举措中,还有不便明言的一些东西,即整个事件暗中较量的一面。这就是,「工总司」从成立之时起,其基本目标就是视上海市委为「革命物件」,并最终目的就是要从上海市委手中「夺权」。这个目的和动机,「工总司」自身的「宣言」,以及其主要头头心目中,也是这样考虑和策划的,上海市委自然也一清二楚。

  「工总司」成立,按「文革」时的惯例,发布其《宣言》。《宣言》中就毫不掩饰地声称:

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5

  据相关档案资料,1980年6月5日,已经入狱的王洪文在回答审讯人员的讯问时,有这样一段笔录:

问:《宣言》撒出后,第几天开的会?   
答:第二天开的会。   
问:《宣言》是什么内容?   
答:原文已不记得了。「工总司」成立本身就是工人运动受压,市委操纵了领导权,所以《宣言》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打倒市委──夺权。 6

  事实上,「文革」时的造反,夺权和反夺权,本质上就是政治斗争,是一些人(或一个组织)试图取代执政者掌权地位的较量。上海市委在此情势下,对声称要夺权的「工总司」采取「三不」方针,是必然选择。一个政权机构,肯定不会去支持将自己当「敌人」,叫嚷着要取代自己的政治组织的存在,更不愿见其发展壮大起来。

  甚至到后来毛泽东已经表态,实际上肯定了「工总司」的所为,「中央文革小组」更是一边倒地倾向「工总司」,上海市委也宁肯支持后起的「上海工人赤卫队」,而不肯真正支持「工总司」。它宁肯冒「犯上」的风险,也不会支持那些声称要向自己夺权,一心充当「掘墓者」角色的「工总司」。 其核心原因正在这里。

张春桥到底是谁派出的

  「工总司」人员在安亭车站「卧轨拦车」,制造扩大事端的极端行为,大出上海市委意外,震动全国,也震惊中央。上海市委多次向中央反映并求助,中央为平息事态,恢复交通,派出了时任中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专赴安亭,协助上海市委处理「安亭事件」。

  后来的事实表明,张春桥此行,不仅对「工总司」,对上海市委的命运举足轻重,而且进而改变了全国文革的局势和进程。关于张到底是谁派出的?也是说,张春桥这种全权处置,甚至「先斩后奏」的使命,是谁赋予的?多年来,始终说法不一。然而,弄清张春桥到底是谁派出的,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因为这对揭示张春桥在处理事件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以及政治权谋大有帮助。更为重要的是,搞清张春桥到底是由谁派出的,对于揭示张春桥如何依靠其「后党廷臣」身份,借江青这个特殊后台,将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国务院副总理身份的陶铸、李富春等(包括陶、李背后的周恩来)玩于股掌之间的事实,极有帮助和说服力。

  接触到的比较「权威性」的著述资料中,有说是中央文革(或是江青)派出的,有说是毛泽东派出的,有说周恩来、陶铸派的,有说李富春派出。总之,众说纷纭,难成定论。主要的几种说法是:

  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从「安亭事件」到「康平路事件」》一节中说:「(十一月)十一日,陈伯达给『工总司』拍了电报。当晚十二时,按照毛泽东指示,张春桥乘专车直抵安亭站,第二天上午,张春桥亲自出面……」 7

  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中《安亭事件:上海大动乱的发端》写道:「安亭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打来电报,……中央文革决定派张春桥回上海处理这一事件。」8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之《(1) 「工总司」·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一节里也持同样说法:「事件发生后,市委及时向中央报告情况,……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派张春桥回沪说服工人。」9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在1966年11月9日条目中也持相同说法:「十一月十日凌晨,『工总司』煽动裹胁一部份人以到北京『告状』为名,在上海近郊安亭站卧轨拦火车,致使沪宁线交通中断三十一个小时。周恩来得悉后要陈伯达电告中共中央华东局韩哲一……中央文革小组派了张春桥赴上海解决此事。」10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陈东林、杜蒲主编的四卷本大型史册《共和国史记》第三卷中,言及「安亭事件」时也说:「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回电,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坚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但稍后,中央文革决定派张春桥处理这一事件,张春桥到上海后,绕过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驱车去安亭……」11

  然而,两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作为当事人之一的陈伯达和王力,对此却是不同说法。

  王力在其回忆录《「文革」第一年》中,谈到「安亭事件」时,是这样说的:「转捩点是11月的安亭事件,……最初主席(指毛泽东──引者注)没管,张春桥是李富春代表常委派他去上海的。任务是恢复通车,铁路不能中断。」12

  粉碎「四人帮」后,已在狱中的陈伯达1979年11月29日在回答有关调查人员的询问时说:「是周恩来、陶铸派张春桥去处理此事的。」13

  仅就以上著述及材料看即有4种不同说法:1、毛泽东派出;2、中央文革小组派出;3、李富春派出;4、周恩来、陶铸派出;其中,以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小组派出为主,而且,主流专家学者也倾向于这种说法。

  可能,他们持此种说的主要依据是:其一,张春桥当时的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其二,张春桥赴安亭后主要也是向中央文革小组联系商量与回报;其三,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表态与处置,基本上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的意图甚至可以说是对中央文革小组有利。

  不过,笔者在多方研究与考证后却以为,王力和陈伯达的说法更加可信一点。张春桥的安亭之行,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派出,而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派出。这不仅因为陈伯达、王力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要员,处于核心当事者、知情者的重要地位,对事情前后经过及相关细节比较知情,同时,还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从事件的性质及中央处理事件的基本要求看,「安亭事件」是拦火车阻断铁路交通,中央派张春桥去上海,如王力所说,「任务是恢复通车,铁路不能中断」,并不具体解决承认「工总司」合法性问题。一般来说,这属于党中央和国务院管辖处理的范围。因此,张春桥的派出,应是周恩来、陶铸等几个政治局常委决定的,而非中央文革小组决定。

  第二,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陈伯达、江青等「文革」派势力人物对文革局势,基本上都是抱着任由乱起,以此向中央施压(先是刘少奇、邓小平,后是周恩来、陶铸等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或是乱中谋利。因此,凡是各地学生红衞兵、造反派(包括军队内部)闹起的各种事端,中央文革小组大都是袖手旁观,坐收渔利,很少主动派人出面去解决处理,平息乱子。最典型的就是几乎同时(1966年11月初)发生在北京的军事院校学生围攻冲击国防部大楼事件。

  据刘志坚将军回忆,1966年11月初,军事院校红衞兵围攻冲击国防部大楼时,中央文革小组先是煽风点火(陈伯达写条子作「军令状」交给学生,说「将军们到这里来,我们相信你们不虐待他们。如果出了什么事,唯我陈伯达是问。」实际上是借此鼓励红卫兵揪斗部队将军,冲击军事机关),后来事态严重时,又坐视不管。致使11月8日,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冲击国防部大楼的严重事件。600多外地军事院校红卫兵,包围国防部大楼一整夜后,于8日凌晨,突破二个营警衞部队组成的人墙,打破窗玻璃,将木板一头搭在窗台上,一头搭在警衞战士的头上,踩着木板冲进大楼。一直冲到6楼,并打伤警衞战士。国防机密受到威胁,情况十分危急。叶帅及全军文革领导无法控制事态,提出了一个处理方案,报林彪。林彪那里却迟迟不答复。中午时分,林彪才让秘书张云生打电话来,不同意抓闹事者,也不同意叫学生写检查,实际是否定了叶的处理意见。中午吃饭时,才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觉事态严重,立即在人大会堂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处置办法,叶帅、肖华、刘志坚等军方将帅应时前往,中央文革小组只来了个已经受江青一伙排挤,没什么权力的穆欣来应付,采取坐视不管,隔岸观火的态度。而最后,周总理、叶帅等在人大会堂的会还没开完(因提出的方案周总理为慎重计,再报林彪,林彪始终未作答复),这边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却又写了个条子,派小组成员戚本禹到现场念了一下,让学生退走了。14

  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小组对当时各地动乱事件的态度,一般是坐视不管,甚至暗中支持、煽动,而决不会主动派出人员去处理解决,平息事态。两天后的「安亭事件」,若不是周恩来、陶铸、李富春几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代表政治局作出决定,中央文革小组是不会主动派出张春桥去处理平息事件的。

  第三,有材料揭示,「工总司」从酝酿到成立,一直到「安亭事件」发生,都有北京来的「首都三司」及「炮打司令部兵团」的人员介入其中。而首都三司等红衞兵组织,一向被看作与中央文革小组联系密切并暗中操纵的「通天造反组织」。因此,「工总司」成立,及「安亭事件」背后,应该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影子。倘如此,中央文革小组更不会主动派出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赴上海。

  第四,当时在安亭现场随时向中央通报事件进展情况的,有一为叫甄文君的记者(他名义上是《解放军报》记者,实际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组驻上海的联络员)。张春桥11日夜抵达安亭开始与「工总司」谈判后,以及谈判过程及情况种种,甄文君及时向中央回报详情。现存档案材料中,有份题为《张春桥同志和上海要求赴京工人谈话情况》的原始电话记录,是甄文君均11月12日下午5时10分在安亭现场打给周恩来的。甄文君作为中央文革小组驻沪联络员,回报安亭事件现场动向的电话都直接打给周总理而不是中央文革,只能说明整个「安亭事件」的处理,起初阶段是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和掌控中。派张春桥赴上海会同上海市委一起处理、平息事态,恢复通车的决定,以及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发的那封电报,都是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春桥、陈伯达分别执行(陈伯达致安亭「工总司」人员那封电报,某种程度上说,其实并不真正是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意思,而是周恩来为首的政治局常委的意思。这封电报的内容,「工总司」方面不满意,在现场的张春桥也不满意,躲在幕后操纵的江青更不满意,以后毛泽东对此也不甚满意。原因正在于此)。

  不过,王力说是李富春派张春桥,陈伯达的说法则是张是周恩来、陶铸派出的。如何解释两种说法的矛盾呢?笔者认为,其实并不矛盾。从以上三人当时的身份来看,周恩来、陶铸、李富春均是政治局常委(由此更说明张春桥是由政治局常委会派出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常委做出了决定,安排李富春代表常委向张春桥布置(周恩来、陶铸没空或是不便)。李富春是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其时,经周恩来向毛泽东提议,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工作,实际主持国务院事务。所以周恩来、陶铸让他出面向张春桥交代任务,也是适宜的。   综上所述,张春桥当初赴上海安亭,全权处理「安亭事件」的使命,是由周恩来为首的政治局常委决定的和赋予的,而非中央文革小组。

  然而,其间有个小小的细节,即张春桥领受任务动身上海之前,曾私下里见过一次江青。据王力回忆:「张春桥在去之前,不认识王洪文。李富春交待任务后,他找了江青。」王力还说:「我当时兼办公室主任,我要给他派人协助,他坚决不要,说『我有人』。这件事,总理没出面。」15

  可以说,也正由于有这样一个细节,张春桥才会有后来在「安亭事件」处理上那一番胆大妄为,一手遮天的举动。张春桥这个举动,很耐人寻味。其为人的城府与计谋,以及暗中同江青的特殊关系,于此也可见一斑。

张春桥对事件的处理也担着风险

  据记载,张春桥动身赴沪之前,陈伯达已根据周恩来的意思,以中央的名义拟了一份致安亭「工总司」赴京人员的电报,这份电报内容,也给张春桥看过。陈伯达这个电报,许多关于安亭事件的著述中都引用过,限于篇幅,笔者这里不再引述。陈伯达这份电报的主要精神就是,要闹事的工人返回上海,有问题回上海去谈去解决。陈伯达电报中,特别强调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要闹事者「坚守生产岗位,完成国家计画」,又说「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就是大道理」。电报体现的就是周恩来为首的政治局常委一线领导层的意图。这种在全国已经开始大乱的大背景下,千方百计稳定大局的意图,其实也是得到毛泽东本人点头同意或批准的(当然,后来毛泽东改变了初衷)。

  王力回忆说:

1966年,在没搞到工矿农村时,先是大串联把铁路乱了。铁路一乱,首先是煤运不出来了,没有煤炭,有的工厂就不冒烟了。总理每天管铁路调度,也每天抓煤炭。中央工作由总理主持。当时还坚持两条:一是不能停产闹革命,工矿农村不许大串联,二是工厂不搞跨行业的组织。这是总理在陶铸、李富春等同志协助下抓的,主席批准的。16

  然而,不幸的是,「安亭事件」「把这两条冲破了」(王力语),也才有以后的全国大乱及所谓「一月革命」的夺权。可以说,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就是张春桥和江青。

  张春桥11日晚乘专机抵达上海。到上海后,他首先给在北京的陈伯达挂电话,请示性地问:「是先到上海市委去,还是先到群众中去?」陈伯达因周总理等的要求和关注,急于平息事态,答复说:「先到群众中去,赶快制止群众到北京来。很快把问题解决了。」张即驱车到安亭。可见,张到上海后不与市委碰头即去安亭现场,是奉命而为,倒也不是自作主张,也不是有些著述包括《陈丕显回忆录》等里所说那样,是他个人在玩阴谋或权术。

  张春桥在安亭的谈判情况,前面提到那位元驻沪记者甄文君12日下午给周总理的电话回报中有具体记载:

  张春桥同志昨晚9点多抵沪,即赴安亭车站,跟9个工人代表谈判,谈判中间有波折。9人中有3个同志同意说服工人回上海,6个不同意。一直谈到天亮,未达成协定,他们坚持要步行去京。

  今早7时,春桥同志又到现场找工人谈话。

  工人对伯达同志的信(按即电报)有意见,说只讲生产,不讲革命,他们不同意。有些人谈起来情绪激昂,进行控诉。

  现在看,有少数人是坚决主张到北京的,他们起领导作用。首都红衞兵第三司令部驻上海联络站支持他们。

  ……

  挤在安亭的工人,生活问题市委已注意,不会出问题。

  铁路交通,昨已恢复,工人的那一列车,停在叉道上。

  张春桥同志还在安亭。17

  由此看来,张春桥最初在安亭与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人员谈判中,还是基本遵照了李富春代表政治局常委会给他任务时交代的原则,以及陈伯达电报精神行事的,尚没有大的出格。而且整个谈判不大顺利。

  13日,张春桥从安亭返上海,准备与对方就承认「工总司」的合法性问题继续谈判。此时,中断30多个小时的沪宁线已经通车。按说,中央当初给他交待布置的「任务是恢复通车,铁路不能中断」,其基本使命已经完成。他可以返京复命,将剩下的事情交上海市委处理,或是留在上海协助上海市委处理。

  然而,张春桥在此时却转了一个180度的大弯,其充当的角色和使命都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13日下午,在上海文化广场,张春桥出人意外地同意「工总司」那个著名的「五条」,并当场在「工总司」负责人潘国平同红衞兵共同草拟的「五条要求」上签字。

  这个「出人意外」,恐怕不止是出乎上海市委意外,也出乎在北京的陈伯达、陶铸、李富春、周恩来等人的意外。而仅仅在一个钟头以前,在康平路市委大楼会议室里,张春桥刚刚同华东局、上海市委领导碰头并形成了不承认「工总司」的共识。其间,还与在北京的陶铸通了电话(张春桥亦亲自与陶铸通话),包括张春桥在内一致同意陶铸代表中央表达的意见。可在文化广场,张春桥却突然变卦。

  也正由此,作为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张春桥顶头上司的陈丕显,在「文革」后的回忆录还感叹说:

张春桥在处理「安亭事件」的整个过程中,耍尽了政治手腕,阴一套,阳一套,利用中央文革的特殊地位把市委一步步逼向绝境。18

  关于当时的现场情况,时为曹荻秋秘书的糜欣祥,于1979年12月1日写的一份揭发性材料中,有所披露:

(11月13日)下午,华东局和市委的负责人在康平路办公室103会议室碰头,张春桥也参加了。碰头会刚开始,曹荻秋同志要我挂电话给陶铸同志,有问题请示。在104室,荻秋同志同陶铸同志通话后,电话没挂断,又要我叫张春桥出来听了电话。我当时在旁边听了一方面的话,明确的印象是中央不同意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事后证明,确是这个精神)。华东局和市委负责同志一致同意陶铸同志的意见,张春桥当面并无异议。3点多钟,张春桥到文化广场后台谈判,突然违背了中央、华东局和市委的精神,个人签名同意了「工总司」的第一个「5条要求」。19

  关于这个「五条意见」,当时被印成传单或刊于「文革小报」在全国各地广为散发,传抄件也有多个版本,不过,文字大同小异。据「工总司」机关报《工人造反报》上那篇《安亭风暴》(这是「工总司」自己公布的文字版本,应当说可靠性较大),所载如下:

下午三时卅分,张春桥同志在文化广场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同意工人群众提出的五项革命要求,即(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二)承认十一月九日大会以及工人被迫去北京控告是革命的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该派少数代表);(三)这次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张春桥同志还签了字。

  据说,第二条括弧中「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该派少数代表」,这一句话是张春桥亲笔加上去的。

  至此,张春桥在全国开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先例,此举在全国以及中央高层引起的震动是极猛烈的。平心而论,张春桥这样做,是需要相当胆量,也为此承担着很大风险。因为,此举意味着他不仅将自己置于上海市委的对立面,也将自己置于名义上的顶头上司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并有政治局常委身份的陈伯达,以及中央一线领导周恩来、陶铸、李富春等的对立面。他除了那群对他欢呼鼓掌的「工总司」造反派外,支持者中仅剩下他单线联系的江青了。张春桥此时的处境,真正可谓「孤军奋战」。不过,张春桥似乎有恃无恐,毫无顾虑地一意孤行下去。

  笔者认为,张春桥之所以如此,恐怕很大程度上与他离京前一刻,与江青面谈有关,他可能自认为握有江青这张「王牌」,自是能够稳操胜算。张春桥这种「后宫廷臣」的特殊身份和视角心态,于此也可见一斑。

  尽管如此,张春桥此举仍是担有相当风险的。这个「风险」,就是最后毛泽东的态度,将决定他此举的成败和个人政治生命。「文革」初期的1966和1967年,发生在他身边,那些同样持极左观点也一度受宠之极的中央文革要员身上,就有两种极端的例子,一是支持聂元梓等人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康生,二是因「揪军内一小撮」揪过头了的王、关、戚。两者因毛泽东审时度势的不同需要,一个获得毛泽东首肯而被捧上了天,跻身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而中共「十大」成为中央副主席,而另一伙却因此获罪进了秦城监狱,做了10年阶下囚。

  所以,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中的作为,仍然如同在表演「高空走钢丝」,一不小心随时有摔下来粉身碎骨的危险。

  如同几个月前,毛泽东在杭州批准,将聂元梓那张大字报配上评论员文章送中央电台广播后,身在北京的康生听此消息发出「聂元梓解脱了,我也解脱了」的感叹一样。这次,从北京传来自己的「安亭事件」获肯定的资讯后,张春桥自己终于大大松了一口气。几天后他在苏州,也发出了类似康生的那种感慨。

  3天后的11月16日,他在苏州的铁路中学接见「上海工总司」部分人员,谈到他当初签字同意「五条意见」时,不自觉流露了当时那种比较复杂微妙的心情,他说:

到文化广场我明确表示了我的意见。……我组织手续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然后从文化广场回到我住处,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把同志们刚才对我、对陈伯达的批评告诉了他。(他听说了这样的话心里很不安)。并且也把5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他。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5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完全是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20

  可见,当时张春桥自己还是意识到这样做的巨大风险,心里也隐隐感到担心。

  1个多月后,张春桥在与上海「工总司」的谈话中,又提到此事。不过,此刻他的口吻已完全是胜利者姿态,语气里颇有几分洋洋自得了:

  「在苏州那天,我和曹荻秋吵了两个小时。那时斗争很激烈。要他签字也不签。我说,你不签,我签!后来,他没办法,只好签了字。韩哲一也签了字。」21

  江青所起的关键作用

   谈及「安亭事件」,大多数史家学者,多谈及王洪文和张春桥两个当事人物的作用,其后是陈伯达和陶铸等,但很少有谈及过江青。可见江青在「安亭事件」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及发挥出的关键性作用被忽视了。

  其实,仔细研究「安亭事件」的材料及相关过程,可以发现,整个事件最后出现那种大逆转的结局,江青的态度和作用是关键性,也是本质性的。只不过,这次江青是躲在幕后操纵大局。这也透出「宫廷政治」的味道。

  从「安亭事件」的结果来讲,江青也是个胜利者,而且是双重的胜利。在中央文革小组内,她不仅压过了组长陈伯达,也压过了身为顾问的陶铸,而且这两个人还都是政治局常委。「安亭事件」后,陶铸、陈伯达的地位开始下降。而在中央文革小组之外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她压过了身为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而且当初派出张春桥的李富春,也压过了实际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一句概括,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加上来(当然,刘、邓以及朱德早就靠边站了)也抵不过她江青一个人的力量。这就是「安亭事件」所显示出来的中国当时极不正常的畸形政治格局的实际情形或者说「内幕」。

  江青最初在「安亭事件」中显示出来的隐形作用是,张春桥接受赴安亭的使命后,专门去见过江青。也正由于有了江青私授的「锦囊妙计」,张春桥在处理「安亭事件」时才表现得腰杆那么硬,可以睨视一切,不管不顾。

  张春桥11月13日下午在文化广场签字表态后,遭到上海市委的猛烈反对和抨击。因为这等于是身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为了某种政治考虑和政治利益,在「工总司」面前把自己的顶头上司卖了(按职务,陈丕显和曹荻秋都是张春桥的上级,只不过张春桥多了一个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市委主要领导陈丕显、曹荻秋连续给中央打电话质问。先是打给陶铸,陶铸对张春桥此举感到很突然,很震惊,略加思索,又干脆明确地回答说:「不行(指张春桥签字的五条意见──笔者注),要坚持中央原来的政策,张春桥这几条不合适,要采取补救措施。」

  之后不久,陈丕显又把电话打到陈伯达那里,其时,恰好王力也在旁边,王力见证了陈伯达和陈丕显通话的全过程,王力回忆录中记述了其中一些细节:

这时我正同陈伯达在一起。我听到陈丕显态度鲜明地进行责问。陈伯达的态度是劝陈丕显,说我的老乡,不要那么发脾气,冷静一点,这问题很大,不要匆匆忙忙地表态,字已签了,中央再研究。22

  据王力回忆,对张春桥之作为愤怒已极的陈丕显,对着电话,还对陈伯达讲了许多不大客气的「很厉害」的话。陈丕显在电话中质问陈伯达:「你们的一个文革小组副组长,究竟有没有权力,背着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与群众组织签订反对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决定?第二,究竟还要不要国家法律?」

  陈丕显这里谈到了核心问题,而且还将之提到「国家法律」的高度。可惜,如今他遇到的,是几个「无法无天」的对手。江青在「文革」中一直声称自己是「无法无天」(当年毛泽东也称自己是「无法无天」),张春桥师出江青门下,在「安亭事件」的处理上,确实也来了个「无法无天」,胆大妄为。

  陈丕显的回忆录对他与陈伯达通话情形作了详尽回忆:

我是当天晚上在西郊宾馆从曹荻秋、魏文伯他们那里得知这一消息的。大家对张春桥的卑劣行径十分气愤。当场我就给陈伯达打了电话。王力接的电话,他经常给陈伯达当翻译,因为很多人听不懂陈伯达的福建土话。我对王力讲,我也是福建人,不要你作翻译。在电话中我把处理「安亭事件」的情况向他作了简要汇报,特别提到了张春桥背着市委同意上海工总司提出的五条无理要求。接着,我非常生气地质问陈伯达:「为什么中央文革原来说不承认这样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现在怎么又突然转为承认了呢?为什么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一下呢?中央文革究竟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为什么一切后果反而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承担呢?」陈伯达和王力被我问得无话可说。陈伯达只好讲:「对张春桥,是想让他锻炼锻炼的。事情发生在上海,你们负一点责任吧。」可是后来我的这些话却成了我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 23

  陈伯达接毕陈丕显的电话,方知事情的严重性。尽管他在电话中以「上司」的口吻,说不过是想让张春桥「锻炼锻炼的」,不过,他知道自己大概已经无能为力了。当然,他在劝解安慰陈丕显时,似乎还抱有一线希望,所以告诫陈丕显说:「这问题很大,不要匆匆忙忙地表态,字已签了,中央再研究。」

  这样看,陈伯达内心也是不赞成张春桥签字的。尽管他们都属于「文革」派,而且对「文革」进程,也抱有同样的激进观点和立场,但是他还是觉得张春桥此举太出格、走得太远了。正思索间,张春桥的电话来了。张春桥的电话中自然是大讲一通「这个字不签不行」的理由,说些「不能同工人对立,不能压制革命」等冠冕堂皇的话。

  陈伯达不好再表示什么,正如王力所说,「陈伯达知道张春桥的份量」。即张春桥背后有江青撑着(据说,张春桥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并任副组长,也是江青力争的结果)。思索一阵,陈伯达当即拉着王力一起去见江青。因为他从陈丕显的电话中已知道陈丕显先找了陶铸,知道了陶铸坚持中央原定精神,反对张春桥签字的做法,而且声称要立即采取「补救措施」的情况。在此情势下,恐怕只有江青才能「力挽狂澜」了。

  果然,江青一听陈丕显找了陶铸,而且明白了陶铸的反对立场,江青此时也急了。据王力说,此时的江青显示出少有的果断,她当即表示她要立即赶去见毛泽东,「要抢在陶铸前面,不能等到明天。」江青这样对陈伯达和王力说。24

  江青很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和紧迫感:若是陶铸抢在他们前面,向毛泽东作了回报并获得毛泽东认可后,张春桥的安亭之行不仅前功尽弃,而且处境就危险了。

  江青在整个安亭事件中的关键的、决定性的作用,就此显现出来。她要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影响毛泽东,搞「宫廷政治」,尽量说服毛泽东,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

  据笔者认为,江青在关键时刻(或者说是「危急时刻」)单独求见毛泽东,影响并最终让毛泽东在重大关头改变主意的情况,在「文革」前几年中,除这一次外,起码还有两次。这些都是「宫廷政治」的典型表现。

  一是1967年2月的「怀仁堂事件」,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大闹怀仁堂」,怒斥中央文革,江青当即拉着王力、张春桥等人紧急进见毛泽东,最后让毛泽东出面而扭转了局势。「怀仁堂事件」因之被定成「二月逆流」,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被打成「二月逆流分子」,受贬遭迫害数年之久,「文革」局势也发生根本性变化。

  另一次是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上,已投靠林彪的陈伯达与林彪一伙,联手兴风作浪,以有人反对毛泽东为名,对张春桥发动突然袭击,最后发展到「揪人」的地步。危急时刻,也是江青出面,紧急向毛泽东求救。最后搬出毛泽东力挽狂澜,造成陈伯达「庐山翻船」,林彪一伙也由此开始走下坡路。

  「文革」中这几次政治较量中,都是江青在关键时刻,起了决定性作用。江青在「文革」时期的这种特殊能耐,不用说其他人,连周恩来也不敢小视。在同江青打交道时,周恩来也总是小心翼翼,审慎从事。能争取的尽量争取,不能争取的就只好忍让,退而求其次。

  事情果然如江青所料地发展下去,毛泽东在关键时刻,不支持陶铸、李富春、周恩来等一干常委,而选择了支持了江青和张春桥,甚至为此改变了了自己的初衷(也改变了当初整个「文革」战略和布局)。这一点对分析「安亭事件」的结果和影响来说尤为重要。

  从毛泽东那里吃到「定心丸」后,江青踌躇满志,当晚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肯定并通过了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中的那五点签字及全部表态和举动,并立即电告了在上海等候消息的张春桥。这就是张春桥11月10日在苏州铁路中学颇带点自得神情对「工总司」部份人员说的:「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完全是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25

  同时,江青、陈伯达还让王力于第2天电告上海市委,正式宣布中央文革小组同意张春桥在上海就「工总司」问题的签字。电话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接到的。据说,王一平接完王力的电话后,气愤之下骂起了粗话,他当场在办公室破口大骂:「王力支持张春桥五条,是放屁!要中央文革的老爷自己下来处理问题吧!」26 王一平这番举动,后来被认为是「狗胆包天」,并因之而获得「炮打中央文革」的严重罪名。

  整个「安亭事件」,如王力所说,「这件事,总理没出面。」不过,周恩来仍是随时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和处理情况。中央文革驻沪特派员甄文君就「安亭事件」处理进展情况直接向周恩来办公室的回报,便是很好的说明。陶铸对着件事的处理和表态,应当说,既是代表中央,其实也就是周恩来的意思。若是没有周恩来的认可或同意,陶铸想来是不会说出「要坚持中央原来的政策,张春桥这几条不合适,要采取补救措施」这样强硬的话来。因为这明显是要得罪张春桥,实际上也就是要得罪江青。陶铸自上调中央后,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是支持周恩来,和周恩来站在一起的。这是陶铸让江青等人失望,不满,并导致最终倒台被囚的主要原因。

  就在「安亭事件」处理期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11月13日。周恩来在陶铸陪同下,与陈毅、贺龙、叶剑英、肖华、杨成武等将帅一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系统各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是「全军文革」组织的,有10多万人参加,声势浩大。会上,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老帅在重申军队不能乱的同时,对「文革」中的一些极左过激做法作了抨击。周恩来与陶铸在开会前,特地绕场一周,表明对这次大会的支持态度。后来,此次大会及11月29日的大会,均被江青、康生等人视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毛泽东对此亦对周及几位老帅表示不满。

  据说,江青听到这次大会情况后,简直是暴跳如雷。据时任「全军文革」组长兼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刘志坚将军回忆,江青当时是「气急败坏地指责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27

  笔者认为,不排除的一种情况是,这次军方将帅显示态度和力量的大会(又得到周恩来、陶铸公开支持)让江青感到了压力(如同1967年2月的「怀仁堂事件」一样),而如果在「安亭事件」的处置上,张春桥代表的「文革派」势力再输了,那她和她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日子肯定更不好过。所以,才急于抢在陶铸前面见到毛泽东,先入为主地为「安亭事件」定性,以稳定中央文革小组的阵脚。

  这一招果然灵验,江青依靠与毛泽东那层「特殊关系」,终于在「安亭事件」处理上获胜,显然,「宫廷政治」占了上风。

  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后,周恩来获得了毛泽东肯定张春桥在上海签字表态的消息。周恩来自然也是大出意外,震惊之余,他只好违心地采取相应行动。在当时情况下,他只能紧跟毛泽东,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据《工人造反报》上,《安亭风暴》那篇大事记的记载:「十一月十四日……这一天,中央常委开会,同意了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28

  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的表述也差不多:「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常委召开会议,同意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意见。」

  不过,《周恩来年谱》及其他两部「文革史」中,却没有这次常委会的记载。个中原因,不得而知。

毛泽东最后拍板的动机探究

  毛泽东最后为之拍板,并亲自出面召集高层会议,为之给出说法和依据,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安亭事件」才终于尘埃落定。

  据各方记载,毛泽东是11月16日召开介于正式和非正式之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为「安亭事件」给出一个说法的。说其这次会议「介于正式和非正式之间」,是因为,若是说正式常委会,但8月1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等4位常委(其时均在北京),未被通知参加。另一位常委是副主席林彪也未到场。而不是常委的江青、王力却又与会。若说非正式,但确实又是毛泽东以中央主席的名义亲自召开的常委扩大会,所以只能称其「介于正式与非正式之间」。

  毛泽东此举显得很特别,他在会上的讲话及举动就更显得特别。他出人意料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带到会场,在会上当众拿出《宪法》为自己(其实是为他从未见过面,而且是第一次听说名字的「工总司」王洪文)找法理依据。

  从人民共和国有《宪法》以来的10余年间,毛泽东把《宪法》带到会场,当众掏出《宪法》为自己的言行找「宪法依据」者,笔者的记忆中,似乎只有两次。第一次是1964年,他和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后,在过完自己71岁生日第三天的12月28日,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毛泽东带着《党章》和《宪法》两个小册子到会场上。刚坐定,他便对台下扬起两本小册子说:「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

  接着,毛泽东又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台下一片寂然,许多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毛泽东继续说下去:「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不点名说的,一个是刘少奇,另一即是邓小平。29

  毛泽东这番举动真是很有意思:自有《宪法》以来,《宪法》在共和国政治中的作用和地位,毛泽东心中自然明白,在座诸君,想来也明白。居然在党内高层会议上用《宪法》和《党章》为自己找依据,而且谈到所谓「言论自由」。毛泽东对政治权术的运用,真是很有几分想象力!

  这天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和相关情形,只有王力的回忆录中有所披露。王力作为与会者之一,算是绝对的知情人,他对会议情况的记叙很具体,并富有细节。

  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左右,主席在钓鱼台十二楼召开常委扩大会。参加的有常委、部分文革小组成员,但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未参加。文革小组参加的有江青、王力。在主席那里开会,小范围的会一般只有江青和我,大一点的有关锋、戚本禹。……在这个会上,主席主要讲上海问题,讲话很短,他拿出宪法,念其中的「结社自由」一段,针对陶铸和陈丕显说:「工人有没有结社自由?宪法你们看不看?」并说:「上海问题,张春桥是对的。先有事实,后有政策。」原来在电话中,陈丕显在这个问题上讲得很厉害,……主席用宪法来回答陈丕显,还讲了政策从哪里来的,讲了理论和实际的关系,又用哲学来回答。30

   毛泽东在这个常委扩大会上的举动和讲话同样也很有趣,他既宣讲了《宪法》条款,又讲理论问题,还谈哲学。先是给与会者念《宪法》中的「结社自由」条款,为王洪文成立「工总司」辩护和寻找「法律依据」,并针对在座的陶铸和不在座的陈丕显发出质问:「工人有没有结社自由?宪法你们看不看?」之后,又回到开会的主题,即关于「安亭事件」,中央文革与中央常委分歧的关键即核心问题,肯定「张春桥是对的」。谈后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为张春桥「先斩后奏」之举辩护。说出「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之类的话。最后用比较玄妙的哲学回答。

  毛泽东这番讲话,在为「安亭事件」最后拍板的同时,肯定了两个人,这就是王洪文和张春桥(当然,还有张春桥背后的江青),也打击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分别是陈丕显和陶铸。而毛泽东当场没有说出的另外之潜台词则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常委和国务院对「安亭事件」的态度和处理是错误的。

  所以说,毛泽东这个不长的讲话,明批的是陈丕显和陶铸,暗中实际上敲打的其实是周恩来。周恩来自然是听出了毛泽东的弦外之音,他和陶铸一样沉默着,只能接受这个既成事实。王力也承认:「在这种情况下,谁还能说话?但原来正确原则主要是总理定的。因为陶铸出面支持陈丕显,所以陶铸也成为批评的对象。」

  毛泽东这种态度突然转变,当然与头天江青紧急求见他,与他的谈话有关。「宫廷政治」在这里成了关键因素。

  不过,周恩来、陶铸在「安亭事件」当初一直坚持的「中央的原则」,其实也是经过毛泽东同意或批准的原则,并不是周恩来、陶铸自行其实。这反倒是毛泽东自己出尔反尔,临时改变了他原来的设想和部署。

  毛泽东(尤其在「文革」中)经常性是突然改变原有打算和安排(包括对人和事的态度)。甚至自己否定自己,让人无所适从。纪登奎在1980年代对来访的记者比较客观地评价过毛泽东,他说「毛泽东文章写得不错,话也说得好,但他自己往往出尔反尔,违背自己的思想。」 31 纪登奎如华国锋一样,「文革」前后都一直被毛泽东看好,并从地方调到中央核心层,曾一度被作为「接班人」之一被培养。那些年,纪登奎确实有很多机会近距离观察毛泽东,因此这个评价大致不差。其他好多人,也有类似评价。比如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做秘书的田家英,也私下对人说过毛泽东的一些性格特点,「特别是有时意见多变,不易适应。」田家英因此想调出中南海,离开毛泽东身边。(李锐:《大跃进亲历记》)

  前面所引用的《王力回忆录》就已经谈到过,尽管10月以后「文革」动乱加深,但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始终坚持着两条,即:一,不管工矿农村,职工农民,都不能停产「闹革命」,也不许大串联。二,是工矿企业和单位,不能搞跨行业组织。这两条底线,也是毛泽东本人同意的,或者说是他原本的意思,由周恩来在陶铸、李富春协助下执行着。「文革」动乱中各省、市、自治区发生的闹事和突发性事件,也坚持按以上原则处理。陶铸对「安亭事件」的表态和处理,其实坚持的也是这两条底线。而张春桥的签字,却是明显违背了这个底线。

  而今天的会上,毛泽东反而批评坚持中央方针的陶铸和陈丕显,却完全肯定违背中央方针胆大妄为的张春桥,而且千方百计地从理论、从哲学方面来为其既反市委又反中央的行径辩解,这于法于理都不通。

  毛泽东这种举措,只能表明是他自己态度立场的已经有所转变。考察起来,促成这种转变的原因,江青头天的进言起了很大作用,但不是最关键性的。笔者以为,最关键的,恐怕还是毛泽东自己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以及对「文革」运动的深度和广度,在江青等人的连续进言和影响下,又有了新的认识和考虑。

「安亭事件」彻底改变了毛泽东「文革」部署

  毛泽东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作出一番深思熟虑并花了较长时间酝酿准备的。对这场「文革」运动的目标、物件、进程、大致范围、进行时日、具体部署,事先是有所考虑和预想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10年「文革」,毛泽东当初设想的,绝对不是现在人们看到的这个样子。无论是这场运动的时限、进程,以及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应当说,与毛泽东当初设想或计画的,相去甚远。

  先说关于「文革」时限,最初说的是几个月,后来说一年左右(即两个五个月或者更多),以后又说的是三年,即「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三年收尾」,再后,就成了遥遥无期,最后整整弄了10年有多,直到其去世才终结。

  王力在《「文革」第一年》中回忆说:「毛主席最初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和后来完全不一样。最早说的是搞3个月,后来说半年,然后又是一年。在我被打倒前,他说3年。」

  除了王力的回忆录,还可以找到另外的依据。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亲自主持并多次讲话,林彪、陈伯达等亦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会议原定7天,结果开了20天。会议的第二天,叶剑英在第二组的会议上发言说:「主席说(指毛泽东──笔者注),这次运动暂定搞到明年1月,还有4个月。十一中全会后搞(了)两个月,要很好地总结经验。」32叶剑英在会上当众这样讲,而且直接指明是毛泽东说的,若毛泽东没有对他讲过,他肯定不敢这样说。

  第二个例证则直接来自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10月25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起因、进程等相关问题。在谈及对这次「文革」运动的初步安排、打算及时限时,他说:「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33

  「两个5个月或者多一点」,也就是1年左右。从当时的1966年10月,再有5个月左右,也就是到1967年春节后2、3月间,这与叶剑英的说法也是大体吻合的。可见,毛泽东当初确实是准备在1967年第一季度,就将「文革」运动收尾结束的。

  再说关于「文革」运动的物件,如刘志坚将军回忆,最早限定在「五界」,即毛泽东批准下发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中指明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甚至这次运动将涉及到(即要打倒)的具体人数(全国范围来讲),毛泽东在当年6月份(「文革」大规模展开期)与外宾的一次重要谈话中,将其限定在「几百人」到「几千人」之间。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来访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其时,正是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以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人民日报》发表。「文革」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运动如火如荼,高潮迭起。毛泽东在对胡志明解释并谈及当前的「文化大革命」时,说:「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7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谈及这场运动可能被打倒整倒的人数,毛泽东说:「这次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34

  这里,毛泽东将「文革」运动物件,甚至可能整倒的人数等,说得非常具体。

  毛泽东对胡志明说的「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是「七界」。其实也是《五·一六通知》上的「五界」,因为「哲学界」、「史学界」可以并到「学术界」中。可见当初将「文革」运动物件的范围,大致限定在意识形态,「文化」这个领域,真正属于「文化大革命」。

  而运动需要「整倒」的人数,不过区区「几百人」到「几千人」之间,就是顶格算,也不过几千人,比起「反右」运动整倒的是几十万「右派」,仍是「温柔」得多。哪料,「文革」最终的发展,乃是成万千倍地增长,整倒的是几百万,受迫害的高达数千万人。

  当然,这是毛泽东1966年6月份的考虑和想法。后来,经过7月份在韶山滴水洞10多天闭门深思,毛泽东显然改变了主意,决心将「文革」运动搞深搞大。7月下旬返京,到8月初,以「工作组」问题,终于「炮打司令部」,将中央一线的刘、邓搞下去,并支持「红衞兵」在北京及各省市造反,造成「天下大乱」的局势。

  这时,毛泽东是否想将「文革」运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并尽快结束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除了上面关于「文革」时限,大致定在第二年春节前后外,在「革命物件」这个重要环节上,毛泽东虽鼓励红卫兵、造反派「造反」,但对各省市自治区等地方党委,他也不过是要求轰一轰,烧一烧,也就让其「过关」而已。甚至对刘、邓本人,也没说彻底打倒。

  10月24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汇报会的讲话中,毛泽东特别强调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又说,「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要允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报告(指刘少奇作的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笔者注)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人负责。」35

  第二天,在中央工作会议大会上的总结性讲话中,毛泽东讲了「文革」的动因及过程后,特意对在座者(包括刘邓及各省市负责人)说:「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部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犯错误也有原因。」36

  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在这时(1966年10月下旬)仍是打算将「文革」运动控制在相当范围的。对各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党委负责人,毛泽东也仅仅是希望其尽快「过关」了事。尤其不希望关乎国计民生的农村和工矿企业,也象学校和文化单位那样真正乱起来,影响国民经济大事。因此,他亲自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又让人起草关于工矿企业文化革命的档。「安亭事件」前,及「安亭事件」的处理上,周恩来、陶铸坚持的两条底线,实际上也是毛泽东这些意图的直接反映。只不过周恩来、陶铸从内心来讲,反对「文革」动乱加剧,执行起这两种控制大局的方针来讲,更加坚决有力,更加态度鲜明罢了。当然,这不是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极左且有相当政治野心的势力所愿意看到的。

  「安亭事件」的发生及其恶性演变,正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而必要前提是,他们察觉或摸清了毛泽东对「文革」进程,以及运动扩及的深度和广度,已经或是即将发生改变。于是,他们很好地抓住并利用了这次机会。

  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中,谈及张春桥在「安亭事件」的所作所为时评价说:「张春桥这一手确实不同凡响,阴险诡谲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深知毛泽东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支持造反派的态度和要把『文化大革命』引向工矿的意向,因而忽出『奇招』,顺水推舟地提供了全国第一个强有力的工人造反派。」又说:「他之所以先斩后奏,决不是因为『来不及』,而是要露一手……」这番评价,还是比较有见地的。不过,对毛泽东前后不同的这种心理变化,让张春桥能够如此「深知」,恐怕很大程度上与他离京赴上海前,与江青的那次私下见面并作了某种交底有关。江青肯定探知毛泽东这种变化,甚或与毛泽东进言或直接探讨过。

王洪文是否在安亭卧轨

  「安亭事件」是王洪文带「工总司」赴京告状而起,王洪文及其「工总司」又因「安亭事件」一举成名并受益。王洪文自然是「安亭事件」的第一号主角。

  关于王洪文在「安亭事件」中作用和作为,「文革」史家已有定论,这里用不着再作多述。笔者在重新审视重新研究「安亭事件」时发现,从发掘的材料看,对王洪文在「安亭事件」现场,唯有一件事尚存疑义,这就是当年王洪文是否真的有过卧轨拦车之举?

  目前大多数「文革」著述,谈及「安亭事件」,都认为,王洪文不仅作出了卧轨拦车的决定,而且是亲自带头卧轨拦车。

  其实,这种说法大可存疑。叶永烈在所著《王洪文兴衰录》(《王洪文传》)中有《安亭事件》专章,其中《拦车卧轨》专节则认为,王洪文当年是「拦车卧轨」,而非「卧轨拦车」。叶永烈先生写道:

当后来王洪文成为「英雄」,「卧轨拦车」成为他的「英雄篇章」。其实,据几位当事者回忆,是这样的:他们在铁路两侧,有的挥舞着帽子,有的脱下上衣挥舞着。司机以为出了什么事,来了个急剎车。在车子停住之后,很多人才跑上铁轨,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都有。实际上是「拦车卧轨」,而非「卧轨拦车」。37

  叶永烈先生这里说的,是第一次拦车,拦的是648次客车,时间是11月10日早些时候。接下来还有第二次「拦车」,是10日中午12时02分,拦的是14次特快。方法也是如前,先拦下火车,再上的铁轨。

  也就是说,先后两次拦车,均非有人事先在铁道上「卧轨」以阻停火车。这是细节上也是「质」的差别。

  至于王洪文本人,是否真正卧轨(哪怕是火车阻停后卧轨),则是始终缺乏相应的证据材料。而近年披露出来的关于「安亭事件」的材料,对王洪文卧轨拦车的说法则基本上是否定的。

  王洪文的同党徐景贤被捕入狱后,1980年7月13日在狱中写的关于王洪文「安亭事件」的揭发材料中说:

1969年,王洪文曾带我去看过「安亭事件」的现场,他还说:1966年他们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开过大会以后,到北站乘火车去北京告市委的状,列车到安亭被阻止后,他们无法可想了,就决定拦住京沪线的快车,这样可以把事情闹大,让中央出来表态。当时他们阻止的快车上还有外宾,交通中断以后,果然震动全国,达到了预想的目的。38

  1969年,王洪文等人还在台上,谈话的物件又是造反派内部的「哥们」,王洪文在带他们看「安亭事件」现场,大有带其参观瞻仰,炫耀当年「英雄事迹」的味道。其间却并没有「卧轨拦车」的叙述。使用的也仅是「拦住」、「阻止」这样的字眼。可见,王洪文自己当年哪怕是对人吹嘘,也没说过自己曾经在安亭「卧轨拦车」。

  粉碎「四人帮『后,王洪文自己在狱中对此事件的交待,则更是不仅否认了关于」卧轨拦车「的传闻,而且更进一步称自己连「拦车」的行动也没参与过,自己在事件中的责任只是劝阻不力,对此需要负的不过是「领导责任」。

  据王年一在《关于「安亭事件」的一些资料》中披露:「据档案材料,王洪文1980年6月5日被讯问时说:『我虽然不主张他们拦截火车,也做了工作,但是主要责任还是我,因为我是头。』」对此,王年一先生说:「传说王洪文不仅卧轨,而且带头。这可能不符合事实。」39

  这从1980年代初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王洪文的审判及最终定罪的相关情况,似乎也可以得到证实。「文革」初期的1966、1967两年间,王洪文曾经一手在上海策划导演了三起轰动全国的大事件。其一就是这次「安亭事件」,其二是稍晚些时候(1966年12月)的「康平路事件」,其三是1967年8月的「上柴事件」(即武装围攻上海柴油机厂武斗事件)。这三起大事件皆影响巨大,全国震动。王洪文也因此奠定了「上海工人阶级的领袖」(张春桥语)地位。粉碎「四人帮」后,根据中央指示,组织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革」中所犯罪行进行审理。然而在对王洪文的起诉及最后判决中,无论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公诉人的起诉,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判决,其中只提到后两次的「康平路事件」,及「上柴武斗事件」。对「安亭事件」却是只字未提。

  在1981年1月25日宣判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中,王洪文的罪行共有五项,分别是:「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伤人罪」、「诬告陷害罪」。40其中就没有「阻碍破坏交通罪」。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特别法庭审判中,对所传的王洪文「卧轨拦车」,并没有作出事实认定。而没认定的原因,显然是缺乏足够证据。

上海市委是否真有处置「安亭肇事者」的预案

  「安亭事件」因张春桥的插手搞鬼,江青幕后支持以及毛泽东最后拍板,王洪文及其领导下的「工总司」成了胜利者。而作为对立面的上海市委却最终成了失败者,并从此被动,以至彻底整垮,不到两个月就被夺权。

  这种大逆转是「安亭事件」的直接后果。不过,假如当初不是张春桥直接插手并就此成了王洪文及其「工总司」的后台,那「安亭事件」会有一种什么后果呢?换句话说,若是上海市委成了「安亭事件的」胜利者,王洪文及其领导的「工总司」一帮人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呢?

  从一些材料和著述看,「安亭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为平息事态,确实做出了种种努力。金春明在《「文化大革命」史稿》中说:「上海市委一方面不承认工总司的条件,一方面又派人到安亭,送去衣服、食品,做思想工作,动员工人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对上海市委的举措大加赞扬肯定,甚至到美化的程度。

  然而,就滞留在安亭的2000多「工总司」人员来讲,除少数头头及部份北上告状态度坚决者外,多数人心情复杂,态度犹豫观望。据前面提到的那位中央文革小组驻沪特派记者在安亭现场给周总理的电话报告记录:「据有些工人私下谈,他们有顾虑,这次到安亭的有七八十个单位,除一个单位来的人很多,有300多人外,都是零星的来一些人,其中有些还是受过批评的,担心回去后被围攻,挨整。」41

  王年一在《关于「安亭事件」的一些资料》里也写道:「事发后,上海市委立即要求并组织人员去安亭劝说『造反队员』回厂。……12日,大部份『造反队员』由各单位派车接回,上海市委还专门发了档,要求各单位对回厂的『造反队员』做好团结工作,『不要指责,不要跟他们辩论,不要扣帽子』。」42

  当然,这都是对一般群众而言,而且是摆在台面上的公开举措。在私下里,针对这次「安亭事件」的为首者,即「工总司」的少数头头和态度坚决,行动比较出格的骨干人员,当局是否有另外一种严加处置的预案呢?

  据上海工总司《工人造反报》上那篇《安亭风暴》中披露,上海市委的预案是有的。该文在「十一月十一日」条目中记载:

而以陈、曹(即陈丕显、曹荻秋──笔者注)为首的旧市委和公安局已经把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十五名革命工人打成反革命,并作出定案。其中有的判处死刑,有的同志分别被判不同年限的徒刑,并已作出决定,打算将这些同志分配到安徽等地XX农场劳改。43

  也就是说,对包括王洪文在内的「安亭事件」为首者10多人,当局已预定了从死刑到有期徒刑不等的严厉处置预案。

  除了这份材料外,笔者尚未见到其他类似材料可以证实(包括陈丕显「文革」后的回忆录)。此说成为「孤证」,大可存疑。不过,笔者认真分析后,倒是认为此说真实的可能性极大。

  《工人造反报》刊载此文是1976年5月中旬,此时,「工总司」已在上海成了气候,从上海市委到各区县及各局机关(包括公检法等专政部门)也由造反派夺权并掌权。除许多知情者主动或被动「反戈」外,相当多的过去被视为「机密」、「绝密」的材料(尤其是针对当初造反派的材料)已视为「黑材料」被造反派掌握,或被公开揭发披露。因此,这些上海市委关于处置「安亭事件」带头者的预案,就不会完全是空穴来风,否则也不可能说得如此具体(如处置人数为15名,除死刑外判刑者分送安徽等地劳改农场等)。

  当然,这都仅仅是笔者的推论,到底真相如何,还有待相关档案材料的发掘,或是当事知情者的回忆证实,才能最终论定。这里笔者想说的是,当年上海市委处置的「死刑」者中,肯定有王洪文无疑(可能还有「工总司」的另一个发起人潘国平)。而10年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又多了「组织反革命集团罪」(指王、张、江、姚反革命集团,而非「工总司」──笔者注)、「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伤人罪」等5项大罪的王洪文,也仅仅判的是无期徒刑。可见「文革」前和「文革」后,人们面临的司法环境,确实大不一样。这是社会的进步,也是中国司法的进步。

  至于王年一先生《关于「安亭事件」的一些资料》里所说的:「大部分『造反队员』由各单位派车接回,上海市委还专门发了档,要求各单位对回厂的『造反队员』做好团结工作,『不要指责,不要跟他们辩论,不要扣帽子』。」这些仍然不免是美化上海市委的说法。这不仅是与上海市委私下里对「安亭事件」的预案成尖锐对照,而且所谓对参与群众不「秋后算账」的说法,往往是一厢情愿。经历过或研究过「文革」前政治环境的人,谁都知道,从中央到地方当局,「秋后算账」是一贯做法,历次政治运动中尤盛。「文革」早期及「文革」中许多群众无端挨整受迫害,多数来自「秋后算账」。

留给后世的最后谜团

  「安亭事件」距今已近40年,其间种种经过详情及是非曲直,早已尘埃落定,历史给「安亭事件」已作定论。不过,笔者在再次审视研究「安亭事件」时,仍是觉得这个当年就已震动海内外,并对整个「文革」进程造成巨大冲击和影响的重大事件,其中还是有一些谜团,至今未解开,而且有些甚为关键。依笔者所见,「安亭事件」留给后世待解之谜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张春桥离京赴沪之前,面见江青时,两人到底说了些什么?江青给张春桥「面授机宜」,又到底交了什么样的底?

  王力回忆录中说,张春桥从政治局常委李富春那里领受全权处理安亭事件的任务后,动身之前,特去见了江青一次。江张的这次见面,可以说肯定与张春桥的这次使命有关,而且两人还可能谈及整个「文革」形势及大的动向。也就是说,张春桥动身前找江青摸底,或者是想看江青的对此的态度行事。江青也肯定会向张春桥这个自己最信得过的心腹谋臣交底。而这个「底」,显然就是毛泽东对「文革」的考虑及下步可能的举措。

  需要指出的是,江青此时的地位,已经不仅仅是毛泽东夫人这种特殊身份了。她以副组长的身份实际控制着权力很大,而且权势越来越大的中央文革小组,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左右当时的文革大局。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国政坛高层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匪夷所思的变化,毛泽东重新回到第一线来主持常委会,直接领导「文革」运动,原来的书记处实际上已经不起作用。但下面却形成两套班子,一套是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一套则是江青实际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由江青直接对毛泽东负责,无须经过周恩来,也从不请示政治局常委及书记处(据说连陈伯达控制的《红旗》杂志也只是对毛泽东个人负责)。显然,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已不是一般夫妻关系,而带有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宫廷政治」的味道了。

  这种不正常的政治格局就给了江青极大的权力,也助长了她更加膨胀的野心。张春桥作为江青的心腹,在受政治局常委李富春派遣前往上海处理「安亭事件」时,专门面见江青密谋一番并讨取主意,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即张春桥受命时,当时兼着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一职的王力,曾出于好意,要给张春桥「派人协助」,却被张春桥冷冷地一口拒绝:「我有人。」44 实际上张春桥当时并没带人赴上海,也没从上海带人去安亭,整个事件处理过程中,他都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他为什么拒绝王力派人陪同(连王力从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协助也不放心),可见他当时就已经打定主意,此行只听江青的,其他人谁的话也不听。必要时「先斩后奏」,反正后面有江青给撑着。

  但是,当天江青与张春桥之间谈话的详情,两人到底讲了些什么?却始终无人知晓,事件之后也从未对外间披露过哪怕只言片语。目前江青已自杀身亡,张直到去世,在狱中对自己「文革」中种种罪行一言不发。江青和张春桥这次的谈话恐怕只有作为「安亭事件」的一个谜团留给后世了。

  其二,张春桥在处理「安亭事件」过程中,是否与江青有过通话,甚至保持「热线联系」?

  张春桥独自去上海处理事端,并先后赴安亭、苏州等地,前后达5天之久。实事求是讲,其间也历尽辛劳与反复(与当时造反风头正健,自称「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派、红卫兵谈判也不是容易事)。现有材料显示,到上海的第一天转赴安亭现场前,张春桥曾与陈伯达通过话。其后,在他在「工总司」五点要求上签字后,立即给陈伯达通报,解释自己「不签不行」的理由。然而,就始终没有与江青直接通话,也没有保持「热线联系」的记载。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其间张春桥到底和江青通话联系、请示过方略没有?

  如果通话联系过,那「安亭事件」属江青幕后操纵,张春桥不过是前台人物无疑。若答案是否定的,那就说明张春桥此举真正算是「先斩后奏」,先造成事实,再让上面(即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以至毛泽东)来最后予以承认肯定。张春桥的胆子和决心也不可谓不大。

  从「安亭事件」的过程看,张春桥与「工总司」及红衞兵等的最初的谈判,也是不太顺利和如意。11月12日晚谈了一整夜,毫无结果,张春桥也坚守着上海市委及中央的那些底线没有让步,双方僵持着。13日返上海后继续谈。正式谈判之前,张春桥在上海市委会议室参加市委常委会,研究谈判策略时,也是同意(起码是没反对)市委意见,不作让步,同时还当场请示了在北京的陶铸的。突然的大变化,出现在张春桥离开市委到文化广场这段时间里。到了文化广场与「工总司」人员一谈,就接受了对方五条并当场签字。其间,没有证据显示张春桥与北京的江青或其他人通过话(那时通讯方式很落后很不方便,既无手机也无直播程式控制电话,与北京的长途必须通过市委总机或邮电局长途台)。

  如果整个处理「安亭事件」的过程中张春桥确实没有同江青通话联系过,那就证明张春桥「先斩后奏」,不顾中央的既定方针以及上海市委的意见,断然在「工总司」五点要求上签字的胆子和决心,只能是来自离京赴沪前与江青的私下密谈与交底。张春桥这样做,确实也是冒着较大风险的。

  其三,江青抢在陶铸汇报之前,紧急求见毛泽东,毛江两人谈话内容如何?江青是怎样说动毛泽东接受张春桥既反中央又反上海市委这种非常出格的「先斩后奏」举动的?

  江青如果没同上海的张春桥有热线联系,关于「安亭事件」的现场处理情况,那她是听陈伯达、王力说起才知道的。她感到事关重大,事态严重,决定立即去见毛泽东,「要抢在陶铸之前,不能等到明天。」最后,她如愿以偿。不仅让毛泽东接受了张春桥在上海造成的事实,而且搬动毛泽东亲自出面,召开常委会以压制陶铸和周恩来。江青与张春桥都成了胜利者,陶铸却受到毛泽东指责,在中央地位动摇,开始走下坡路。

  关键因素,自然是江青见毛泽东那番谈话。江青与毛泽东两人这次谈话的具体内容,外人不得而知,此后也似乎一直未见有任何只言片语的披露。而主流「文革」专家学者,以及正式的官方著述,甚至对此重要而关键的事实予以回避,只字不提,仿佛这件事从来就未曾发生过。可以说,整个「安亭事件」中,这才是留给后世的最大也最重要的待解谜团。了解了这些,也才领会得到,在「文革」时期,毛泽东如何将中共党内和共和国高层政治,逐渐演变成随意而为,甚至重大事情仅由夫妻两人商量定夺的「宫廷政治」的。


注释
1    王年一:《关于「安亭事件」的一些资料》,载《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4期。
2    《安亭风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斗争史之一》,载1967年5月19日《工人造反报》。
3    《共和国史记》第3卷第14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
4、5 《安亭风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斗争史之一》,《工人造反报》第20、21期合刊,1967年5月19日。
6    王年一:《关于「工总司的成立」的一些资料》,载《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2期。
7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3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8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第19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9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2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10    《周恩来年谱》(下卷)第8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
11    《共和国史记》(第三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12    王力:《「文革」第一年》,载《传记文学》1995年第5期。
13    见王年一:《关于「安亭事件」的一些资料》,载《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4期。
14    黄亦凡:《动乱之初──刘志坚将军在「文革」初期的经历和遭遇》,见《「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15、16 王力:《「文革」第一年》,载《传记文学》1995年第5期。  
17    见王年一:《关于「安亭事件」的一些资料》,载《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4期。
18    《陈丕显回忆录》第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19、20 王年一:《关于「安亭事件」的一些资料》,载《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4期。
21    叶永烈:《王洪文兴衰录》第132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89年4月。
22    王力:《「文革」第一年》,载《传记文学》1995年第5期。
23    《陈丕显回忆录》第95-9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24    王力:《「文革」第一年》,载《传记文学》1995年第5期。
25、26  《安亭风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斗争史之一》,《工人造反报》第20、21期合刊,1967年5月19日。
27    黄亦凡:《动乱之初──刘志坚将军在「文革」初期的经历和遭遇》
28    《安亭风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斗争史之一》,《工人造反报》第20、21期合刊,1967年5月19日。
29    毛泽东这些讲话,均见《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肖冬连等着,红旗出版社1999年9月,第788页。
30    王力:《「文革」第一年》,载《传记文学》1995年第5期。
31    王灵书:《纪登奎与我的一次谈话》,原载《瞭望》周刊。见《「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人物访谈录》第80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32    《共和国史记》第3卷,第14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  
33    同上,第146页。
34    同上,第101页。  
35    同上,第145页。
36    同上,第146页。
37    叶永烈:《王洪文兴衰录》第 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89年4月。
38、39 王年一:《关于「安亭事件」的一些资料》,载《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4期。  
40    《历史的审判》,群众出版社1981年。
41、42 王年一:《关于「安亭事件」的一些资料》,载《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4期。
43    《安亭风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斗争史之一》,《工人造反报》第20、21期合刊,1967年5月19日。
44    王力:《「文革」第一年》,载《传记文学》1995年第5期。

《二十一世纪》(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五十五期 2006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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