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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我的文革故事(湖南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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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故事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引自狄更斯《双城记》


一、风乍起
    
    我的文革故事从1966年3、4月间开始。那时我们二中有部分学生轮换在长沙县路口铺分校搞基本建设,120多里外的乡下,消息闭塞,只知道近几个月来广播里播音员的嗓门高了许多,报纸上大块的文章也多了起来。     但是这些情况对我来说并没有太特别的意义,因为几年来反反复复的运动使我已经习惯了这种高调的政治氛围。现在农村不还在搞四清吗,这可是我亲眼所见的。我觉得眼前发生的一切与我并无关系。我此刻关心的是,分校的高音喇叭里放出来的《红梅赞》太好听了,我要赶紧学会用笛子吹奏;还有前不久学校的文艺汇演,我们邻班初199班的两大“才人”——红领巾歌舞团的饶世璜笛子独奏《我是一个兵》和秦弼良的独唱《边疆处处赛江南》,至今还余音绕梁,真的给我们初中部增添荣耀啊;还有就是高一高二有几个人篮球打得极好,心里惦记着看他们的花式动作;还有我暗暗地嫉妒同班同学周迪安,他最近举起了120斤的杠铃;当然,我最关心的还是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单调乏味的劳动,回到家里好好吃一顿妈妈做的饭菜。
    这种浑浑噩噩的日子一天天流逝,直到有一个下午,在分校的全体师生,好几百人挤在简陋的大会议室,我见到了平时极少见到的校党总支书记。他坐在主席位上,声音低沉而嘶哑,低着头念着一份文件。我环顾四周,发现所有的老师都面色凝重,神态专注,而学生则像平时上课一样,该讲小话做小动作的照讲照做不误。于是我也装出认真倾听的样子,脑海里却神游八极,自由驰骋于胡思乱想之中去了。
    散会后,我问我们班的团小组长,书记今天说的是什么。他诧异地看着我,大声说道:“你没听见啊,要搞文化革命了!”
    我吃了一惊,喃喃地说:“什么?文化革命?”
    这是我第一次说文化革命这几个字。
    根据学校党总支的决定,我们全都撤回来了——为了投入文化革命的洪流。
    一到长沙,我就感觉到,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妈妈莫名其妙地紧张,她是“反革命”家属,还顶着工商业者的成份,听说有指示,黑五类们不准乱说乱动。接着我发现学校里气氛紧张,不停地开会,上课也不正常,老师们和学生们不知干什么好。那一段时间长沙街头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气息,各种传闻纷至沓来,谣言四起,墙上开始出现大字报,但是内容却五花八门,多是写翻陈年老账的恩恩怨怨的东西。后来又听说中央成立了文革小组,有康生、陈伯达、江青…
    忽然有一天,报纸、广播不断地重复一个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人民日报6月1日的社论,它标志着史无前例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
    接下来的日子令人瞠目结舌,一个前所未有的名词出现了:“红卫兵”,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中学生组织,发源于北京;一场抄家的运动迅速展开了,主要是红卫兵抄黑五类这些老牛鬼蛇神的家;一些原来受人尊敬的老师一下子弄得狼狈不堪了,因为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历史问题…
    我想,文化革命就是政府把已经打倒了的阶级再打倒一次吧?但是不管怎么样,总不会打我吧?我父亲是反革命,我总不是吧。
    可是首都红卫兵的业绩迅速地在全国被复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标语贴满了长沙的大街小巷。关于红卫兵用铜扣牛皮带抽人的传说令人头皮发麻。长沙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后简称长保军)和他们的北京兄弟姐妹一样对黑五类充满了阶级仇恨。
    我父亲早已因“历史问题”进了监狱,妈妈在单位又是极为老实,群众和领导关系都不错,因此,红卫兵居然没有注意我们家。整个文革期间,我家都很幸运地没有被抄。但我姑姑家就惨了,她是入过国民党的人,我姑父又是国民党军官,尽管是东北军,打过小日本,还患有肺结核,都未能免于灾难,被红卫兵当作牛鬼蛇神绑了出去,游街示众,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极大的摧残。
    文化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在我的脑子里很是含混不清。尤其是在一次长沙市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听了刘少奇的录音讲话后更是一头雾水。他说,“文化革命怎样搞,中央不晓得,我也不晓得。”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浓重的宁乡口音。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毛也不一定晓得。
    刘少奇错了。毛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8月8日“16条”公布,明确指出了文化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始终认为运动与我无关,“16条”的意义我根本没有弄明白。所以当我们初200班在几个“革干”“革军”和工农子弟的领导下进行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是抱着好玩的态度参与进来的。也没有什么事,就是上街游行时跟着喊喊口号而已。其他时间就是打篮球,下象棋,反正不用上课,也没人去想升学考试的事情,完全就是混日子。
    所以在8月下旬的一天,班里的“领导”召集全班开会,非常严肃地向大家宣布:衡阳工程学院的革命小将受到了工作组的压制,我们必须要前往支援!全班乘火车到衡阳去,今天就走!我一听就乐坏了,这辈子还没坐过火车呢,也没出过长沙,不用自己花钱就可以到衡阳去玩,这太好了!我真的从心里感谢“班领导”。
    于是我们上了火车,经过四五个小时,在傍晚时分到了衡阳。我们看见车站里外有很多军警,我们被告知不能出站。“领导”严肃地与什么人交涉着,然后又开了一个小会,最后对大家说:“工程学院的革命小将已经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所以我们的支援行动已告胜利结束。”
    “领导”停顿了一下,看到我们失望的表情,“领导”嘴角微微一笑,接着说道:“我们得知,伟大领袖毛主席过两天可能会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所以,我们决定,坐今晚的火车直上北京。”
    “哗”地一下全班同学顿时沸腾起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真的吗,我要去北京了,可以看见毛主席了!领导啊,你们太伟大了!
    虽然我出身“反革命”及工商业者家庭,但从小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我真心地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真心地认为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所以,当我知道就要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时候,心里怎不激动万分!
    就这样,在家里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200班全体同学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北京,梦魂萦绕的首都,我们到了!这是8月30日早晨。
    在天安门广场,“领导”向同学们交代了几件事,上午自由活动,大家可以到处看看,逛逛,下午在这里集合,晚上就在天安门广场等候,直到明天——明天就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日子。
    我们分成三三两两的小组,开始向心目中早已熟悉的地方行进。我姐夫原来是《解放军画报》社的,他到长沙来时带了很多社里出版的画报,有不少是关于北京风光的,所以我在心里早就阅读过这座名城了。我在军事博物馆里流连,在大栅栏徜徉,在前门箭楼追思,在陶然亭小憩,一晃一天就过去了。我边看边走,心里一个念头愈来愈强烈:明天就要见到毛主席了,明天就要…一股巨大的幸福的热流涌上胸口。在街上,我见识了北京自行车的庞大数量,而且发现北京人的车技特别好,他们最喜欢排成横排,齐头并进,真有一股横行霸道的气势。在一个路口,我第一次看见卖啤酒,我颇有兴致地买了一大杯,花了两毛钱,但我只喝了一口就吐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喝啤酒,我受不了它的那股味道。啊,北京,我心里赞叹道,你欢迎我们吗,你可是我们心中的圣地啊!
    我怀着满意的心情和更大的期待回到天安门广场,看见同学们差不多都返回来了。但是,他们阴沉的表情让我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领导”们在一边开会,声音很小。出什么事了?我困惑地望着大家,他们中有的人把脸扭到了一边。
    “领导”轻轻咳了一下,本来就是黑瘦的脸更黑了。“北京不准出身不好的外地学生留在这里,”他有些嗫嚅,但声音里又隐隐透出一丝快意,“我们研究了,这部分同学坐晚上的车回长沙。”
    我们“这部分同学”脸涨红了,这个打击太出乎意料了!羞耻的感觉让我恨不得钻到地里去…
    没有任何改变的余地,“领导们”执行北京市最新规定的决心比北京人更坚决。
    我们200班的全体同学分成了“他们”和“我们”, “他们”留在了北京,“我们”被赶出了北京。
    “文化革命…”在驶往长沙的火车上我呆呆地想,“难道是要革我的命吗?”

二、大串联

     毛的两次接见红卫兵,以及林彪的讲话、16条的公布、“破四旧”、“斗批改”在全国的迅速铺开,极大的刺激了学生们的“革命”狂热,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于9月5日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外地高等、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和职工代表来京参观、学习运动经验,交通、生活补贴由国家财政开支。坐车、乘船不要票,吃饭、住宿不花钱;各大中小学校的宿舍、机关单位工厂房屋都腾出来开设接待站。于是,席卷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了。
    这对于长年封闭在校园里的学生来说,真是无异于天上掉了个大馅饼!学校里炸了锅一样,无须奔走相告,个个奋勇争先,新成立的串联办挤破了门,开证明、介绍信的老师满头大汗,手写到直打颤。
    有了被从北京赶回来的痛苦经历,说什么我也要再上北京,这次谁也不能赶我走了,因为这次是毛主席请我去的!
    可是有一个问题,家里一贫如洗,四口人靠妈妈一个月35块的工资生活;姐姐管了我的午餐,她的婆婆没有收入,对家里也是爱莫能助,可我出远门总要带点钱吧。
    去还是不去?最后还是妈妈支持了我,咬咬牙,给了我五块钱。
    我与班上要好的同学李俊全相约同行,在火车上,遇见两个五中的学生和我们结了伴。他们的名字是杨国安、张树根。这一路很顺利,23小时后正点到站。
    又来到了北京!我的心情依然激动。看着塞满了大街小巷的各地红卫兵,我忽然意识到我并不是拥有红袖章的革命小将,但我毫无疑问是一个虔诚的朝圣者。
    我们住进了新中街招待所,四个人一间房,没有床,开地铺;吃饭在食堂,菜谱基本上就是西红柿,变着花样吃。
    安顿下来后,我问自己,明天做什么?我们是响应中央号召,来进行革命串联的,但我无门无派无观点,脑子里一团浆糊,找谁串联,串联什么?我实在很茫然。
    他们几个倒是目的明确,聚在一起兴奋地商议:明天去天安门、故宫,后天去动物园,大后天去香山、八大处,再后天去颐和园…我因为囊中羞涩,故而有点扭捏,说,明天,故宫,好吧…
    然而到了故宫,我们看见大部分宫殿已经封闭了,我们只进了太和殿。这一座明清两朝的金銮殿幽暗无光,看起来远不像想象中那样唬人。我想,大概北京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已经让这个中国封建社会的象征威风扫地了。一想到这里,我竟然产生了一种兴奋的感觉。
    在回招待所的路上,我们看见人行道上堆满了西红柿,鼻孔里充满了挥之不去的沤烂了的气味。随便打听一下,说是一分钱一斤,如此便宜真叫人咋舌。
    北京动物园跟长沙的不是一个级别,这让对动物素来很感兴趣的我大饱了眼福。可是我站在狮虎山和熊山边上的矮墙旁,心里总有点害怕:要是人掉下去了怎么办?后来又觉得这样想很傻:难道他们,那些管理动物园的大人们会想不到这一点吗?但无论如何我站在那里还是有点紧张。
    在北京街头,我又一次品尝了啤酒。这次我喝了两口,艰难地吞了下去,然后还是把杯子里的大部分倒掉了。
    我在北京的观光就此打住了。确实是因为没有钱。虽然吃饭住宿免费,但乘车、门票、起码的消费中央并没有明确的指示都可以免费,所以北京市的革命群众没有忘记向我们外地人收他们认为该收的钱。
    而我的同伴们好象做了充分的财政预算,他们游兴正浓,日程排得满满的。我一个人呆在招待所很无趣,只好天天逛街,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这一看,让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我做梦也想不到,那么多的老革命、老干部、老英雄我们在课本上都见过都当作学习榜样的,现在都上了大字报,成了反党反毛主席的走资派!在民委的大墙上,我看见班禅.额尔多尼被揭露,在农业部,我看见谭震林被批判,在西单,我看见了彭德怀、贺龙的名字,我看见大字报写着贺龙的一副墨镜花了3000块钱,这个数字又把我惊倒。我甚至看见了朱德的名字!而这个名字现在和“军阀”两个字连在了一起!天啊,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不都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共产党的领导,共和国的元勋吗?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反革命呢?难道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就是为了打倒他们——他的同志和战友吗?难道不是我以前所认为的“黑五类”牛鬼蛇神吗?如果真是这样,那究竟是为什么?满街的宣传车和高音喇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毛主席的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谁来造反,造谁的反?16岁的我无论怎样都想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我只是觉得,很多东西从小在我心里建立起来的现在被打碎了。我需要把它们重新捏合起来,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那几天的日子惶惶不安,内心巨大的空虚让我害怕。其实我是从心里支持打倒牛鬼蛇神的,我很早就和我那个“反革命”的父亲划清了界限,我真心热爱共产党毛主席,虽然我总是被排除在我想参与的组织与活动之外。但是现在的情况我无法理解。我看见大量的红卫兵在抄录大字报,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一天,李俊全对我说,明天打算去长城,你去不去?我这个同学家庭出身是小业主,父亲是搞翻砂的老师傅,有工作而且工资不低。
    我说算了,不去了。他说我出钱,去吧,不到长城非好汉呢。我真的动心了,我想象着自己上了长城,成了好汉。但我还是拒绝了。
    同伴们终于游遍了北京,李俊全连十三陵都去了。连番的游览令人疲劳,兴奋度也不断地降低,口袋也一天天瘪下来,最后大家都瘫倒在招待所房间里的地上,捱起了日子。理由很简单,现在还不想回家。
    五中的这两位伙伴很有趣,成天争吵不休,谁也不服谁,活象一对欢喜冤家。杨国安身材较大,好说爱讲,雄辩滔滔的,总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一副得意的神态。张树根瘦小一些,却偏不买他的帐,挖空心思钻他的空子,找他的语病。
    有一次两人靠墙躺者,说话间又绊起了嘴。你来我往像拉锯一样。我和李见怪不怪,也躺在一边看热闹。忽然,杨国安的快嘴不小心蹦出来一个词,张树根一弹而起,指着杨厉声叫道:“好,你说了!”
    杨国安脸一红,强嘴道:“我说什么了?”
    “你说了,乳房!”
    “我没说!”
    “你说了,他们都听见了!”
    “我没说。”
    “你还狡辩,你明明说了乳房,你的思想不纯洁!”
    ……
    由于天气转凉,我们都没带厚衣,终于在来北京近一个月后,我们回到了长沙。
    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五中的两位可爱的伙伴。
    我也终于没有上长城,当好汉。
    长沙也是乱象纷呈。“破四旧”行动砸烂了所有在过去视为珍宝而现在被称为“封资修”的东西,街上看上去一片狼籍。而“造反派”组织的蜂起使运动呈现出多派对立,互相斗争的复杂形势。学校组织早已瘫痪,学生已经占领或接管了学校;光天化日下,年迈的老师剃着阴阳头,在昔日学生的皮鞭和木棍下一边颤巍巍地唱着“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一边吃力地举起锄头,做着毫无意义的劳动。有墙壁的地方都贴满了大字报,义正词严地揭批资产阶级权威的“反动罪行”,对立的组织互相攻讦,“保皇派”和“造反派”都宣称自己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学校到工厂甚至到家庭,主要的派别都有自己的拥护者。
    在家里呆了几天,心里的困惑未解,无所事事的日子又很难过。眼看着大串联方兴未艾,便与李俊全商量:到上海去。
    两人一拍即合。这次我口袋里的钱更少。我想,反正吃住不要钱,上海的名胜古迹没有北京多。
    但是火车的拥挤出乎我们的意料,从长沙好不容易挤上车,别说坐,连站的位置都没有。行李架早被人捷足先登,座椅底下也塞满了人,厕所更是人满为患。我们只好僵直地站立着,不到一会儿腿脚就麻了。
    火车行至金华附近,因铁路上人太多停了下来。这一停车外面的学生就拼命往车厢里挤,门堵住了打不开就掰开窗户往里爬。车厢里面一下子人数猛增,人们互相紧紧地挤着,没有一丝缝隙,连双脚离地都不会往下掉。耳朵里只听见男生的咒骂声和女生的尖叫声,哭喊声此起彼伏,汗水和尿液的气味刺激着鼻子,眼睛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幸好这一段痛苦的行程没有太长的时间。我们到了杭州。
    在杭州我们只停留了一天,只去了一个地方:西湖。我觉得除了大一点,西湖比长沙烈士公园强不了多少。倒是岳王庙给我留下一点印象。其实庙已被封,但庙外秦桧王氏夫妇的铁铸跪像还放在那里给游人观看。想起秦桧后人的那一副对联: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心里颇为震撼。
    到了上海,已经是夜晚。我站在外滩黄浦江边,看着黑黢黢的江水,动了游泳的念头。心想明天吧。可是第二天再到江边一看,大失所望:黄浦江太浑浊了,水面上漂浮着大片的油渍,根本不适宜游泳。
    我们住在浦东一所学校里。浦东给人的感觉很不好,狭窄弯曲的马路,建筑物陈旧破烂,路边比比皆是的厕所,没有围墙,就是当街立起一面个把人高的矮墙,小便都遮挡不住,别说大便了。然后就是女人公然地在矮墙后面倒马桶,这是浦东最具特色的风景。
    在黄浦江对面就是两个世界!尽管文革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混乱,但上海的十里洋场依然保存着它特有的风韵。欧式建筑,浮雕铁栅,上海就是摩登的代名词。
    我们每天乘渡轮过江,到市中心各处游玩。南京路、城隍庙、外白渡桥、鲁迅纪念馆…从墙上的大字报我们知道上海市长曹荻秋已经被打倒,前不久发生的“安亭事件”轰动全国,造成这一事件的是上海造反派组织“工总司”,而“工总司”的头头是一个叫王洪文的人。
    上海给我的印象很奇怪。它不象北京那样由表及里的轰轰烈烈,而是一边轰轰烈烈地制造着大惨案,一边却依旧吴侬软语,摇曳生姿,展示着它的妩媚。这或许是因为它经历过的太多了,上海不会轻易改变它的洋场本色。
    我们在上海逗留了近半个月。正当我们计划去南京,再去天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四处张贴的中央的通知:停止乘车串联,提倡步行串联。
    继续北上是不可能了。我们有点扫兴地上了回家的火车。中央的通知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要停止这种大串联呢,运动刚刚开始,火车速度多快呀,这一停下来不会影响运动吗?我们所不知道的是,由于大串联,全国的交通运输已几近崩溃了。
    火车到了株洲,要重新编组。李俊全下了车,我留在了车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只是有一股说不清的冲动,要随着这列火车去到任何地方。
    火车开动了,我呆呆地坐着,脑子里什么也没想。到长沙站停车的几分钟,我闭着眼睛努力不去想妈妈的样子。火车驶出了湖南,接着又驶出了湖北,在河南漯河站,我下了车,走出车站。我摸了摸口袋,其实不用摸,我早已知道,口袋里只剩下一毛钱……
    十天后,我回到长沙,像个叫花子。
  
三、我的“战斗”我的“队”
    
    从井冈山回来后,学校里已经是风起云涌,热闹得不可开交了。在校的六届学生,成立的组织不下100个,人多的几十上百,人少的三五两个。大家都以巨大的热情,疯狂的野心或者现实的利益打算组织起各种名目的战斗队,企图在文化革命的大风大浪里依靠组织的力量弄潮戏水青云直上或者站稳脚跟保护自己。
    在社会上,三大阵营早已成型,以“长保军”为代表的“保皇派”已渐呈颓势,以 “湘江风雷”、“红旗军”、“东方红”为主体的“造反派”锋头正健,以“高司”、“工联”为主角的中间派正蓄势待发。各派都有自己的宣传阵地,骂战秀才,大字报铺天盖地,最新最高指示天天出炉,省市党政机关基本瘫痪,“夺权”已经成为最时髦的口号。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班几个玩得好的同学(都是家庭有点问题的),平时都认为文革与己无关的,这时也有些蠢蠢欲动了。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我。
    碰巧有一天我到姑姑家,看见表哥挺神气的样子,左臂上戴着一个鲜红的袖章,几个毛体字“湘江风雷”赫然在目。表哥有些得意地告诉我,他现在是“湘江风雷”学生战团的司令,正在各中学大力发展组织。
    我的这位表哥是我从小到大的偶像,他有时随便装出一付小布尔乔亚的潇洒模样,就可以使我佩服得要命。他做的事我绝对支持。
    我做的事他们也支持。有人稍有疑惑:听说湘江风雷都是街办厂子里的人,是不是——我说,我们不管他们是什么人,反正我们是学生。于是我们班的这几个人摇身一变,就成了“湘江风雷”在长沙市二中的唯一一支战斗队了。
    既然成立了组织,总要取个响亮的名字吧。我们几个人冥思苦想,搜索枯肠,最后我说:“用鲁迅的句子:怒向刀丛觅小诗,就叫向刀丛。”
    他们问:“为什么?”
    我说:“我们要有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敢于上刀山火海的勇气,而我们的武器只是一首小诗。”
    他们都点头说:“妙!”
    我们向学校申请住址和经费。学校给了我们一间教室,一台油印机,一令白纸,一叠红绿纸和毛笔墨汁等,没有钱。我们高高兴兴地把东西搬进了我们的地盘。
    还差一样:招牌。
    学校里两眼一瞪,没有。
    没办法,我只好把家里的床板抽出来一块(当然是瞒着妈妈),六尺长,六寸宽,六分厚,刚刚好。拿到外面油漆、写字,终于挂到了门口:
    “湘江风雷学生战团向刀丛战斗队”
    谁是队长?我。
    我对妈妈说,我会很忙,晚上经常不回家。妈妈将信将疑,又有点担心地帮着我包起了一床被盖。
    就这样,“战斗”的生活开始了。
    可是,当我们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却找不到“敌人”。首先,我们对学校里的事情本来知之甚少,对领导基本上都不认识,何况领导们早已被打倒,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我们对学校现在的“阶级斗争”形势完全摸不着头脑。真正控制着学校的是高年级的学生组织。
    社会上呢,“阶级斗争”又太复杂了,谁都说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你批我,我批你,到底信谁的呢?我的直接上司即我的表哥倒是威风凛凛,“司令部”里有几个女生,都是他的崇拜者,他和她们眉来眼去的,有时简直就没把我的存在当回事。也难怪,表哥比我大五岁,那几个女生(她们是学生战团的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也都有十八九岁了。
    当然,在“司令部”的组织下,我们,主要是我总算到马路上贴过一两回标语,内容不外是“打倒走资派”、“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之类,落款是“湘江风雷学生战团”。但这种事太没劲了。以后,我就懒得去了。
    所以,我们没有斗争的目标,整天不知道干什么才好。我觉得自己比阿Q还不如,阿Q“我要革命”的时候,还可以欺负一下小尼姑,我们总不能去欺负低年级的女生吧。
    我们也不能欺负无拳无勇的老师们。
    我们心里其实并没有仇恨。
    我们空有满腔“革命”热情,却无用武之地!
    不过,恰好我们几个都是喜欢音乐的人,终于让我们想到了一件可以干的事:刻印歌本。
    我们收集现在流行的语录歌、藏族歌、朝鲜族歌,用学校给我们的钢板蜡纸油印机,刻的刻,印的印,订的订,歌本出来了,但是质量太差,令人扫兴。看着这一堆废纸般的歌本,刚提起来的兴趣又跌落了。
    有一天我们接到通知,然后集中乘车到了机场,原来是迎接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只见湖南省歌舞团的乐队也来了,我的注意力马上转移到他们身上,眼睛死盯着他们手里的乐器看,脑子里飞快地转着念头:要是我有一支这样的单簧管(或者双簧管、长笛、小号…)就好了…
    参加“湘江风雷”一段时间,总算看见了一回“总司令”叶卫东。那是我跟着表哥去总部(设在湖南旅社),忽然听见有人小声说“叶卫东来了”,一转脸就看见了他。这位一中的老师披着一件呢子大衣,个子不高,表情却是一付睥睨万物的样子。他身前身后簇拥着一大群随从,我看见表哥有些讨好的笑脸。这是叶卫东的时刻!他的组织有几十万徒众。我突然想,如果给他戴上一顶三角帽,他简直就是拿破仑啊。
    空虚和无聊攫住了我们的心。所谓的“向刀丛战斗队”没有战斗也不成其为队,只不过是我们几个同学聚会的由头,而我们聚在一起时却无事可做。打牌下棋打篮球这都不是事。
    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到2月4日。

四、从2.4到2.5


    1967年2月4日,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第一个难忘的日子。
    那天的白天和前一天没有两样,各派的群众涌上街头,用大字报、大辩论开始了这一天的“文化革命”。那天上午,我到了“战斗队”,和同学扯了一会儿谈,觉得有些无聊,便上街看热闹。在黄兴路,我看见卖“土黑管”的胖子,他正在起劲地吹着一支语录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鼻涕从他冻得通红的大鼻孔里往下流着;我还看见那个长沙街头有名的智障者,那个“槟榔宝”,他冲着我诡谲地一笑,露出恶心的黄牙。他从地上检别人嘴里吐出来的东西吃,奇怪他的身体偏偏很结实。
    整个上午就是在黄兴路、五一路转悠。回家吃了午饭后,想起去学生战团看表哥,就走到工农桥小学。这里早已经停课,成了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学生战团司令部。
    表哥看见我很高兴。那时他已经开始抽烟,是那种1毛3的“红桔”。他递给我一支,我没要,我还不能接受这个事物。我看见他的两员女将都在,还有一个也是他的崇拜者,上嘴唇很大,外号叫“驴子”。他们正在谈大好形势,或者准确地说是听表哥一个人谈。“现在全国的造反派都在夺权,”表哥兴奋地说,“湖南还落后了,但是也快了,我们和红旗军、东方红总部将掌握全省。”他们像看着一位英雄一样看着表哥。我却注意到桌子上有一本歌剧《江姐》,便拿在手里翻起来。“你们,”表哥随口对我说,“你们可以夺学校的权。”
    看着他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样子,我有点傻呼呼地说:“我们没想那么多。”
    他扫兴地摆了一下手,对我的没出息表示理解。宣传部长看见我拿着歌本,走过来从我手里拿过去,然后轻快地哼唱其中的一首歌,“你看那高山顶~白云间哎~”
    我磨磨蹭蹭挨到快吃晚饭才回家。妹妹和弟弟问我今天到哪里玩去了,我眼睛一瞪,说,“玩什么玩,我一天到晚搞革命!”他们说:“在哪里?我也要革命去!”
    我很烦这些小屁孩,便又溜出家门,上了大街。
    我看见一群群的人在声嘶力竭地辩论,互相指谪对方是反动的、反党的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表白和证明自己这一派组织是正确的、真正造反的、反对走资派的。我看得出谁是我们这一边谁是敌对阵营的。我心里渐渐涌起一股热流。我不知道我们的真正诉求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比对方更正确,但是我想,我也许正处在一个历史的时刻。我想起法国大革命,想起巴黎公社,想起十月革命,想起许多激动人心的历史场景,而我正身临其境!这种念头给了我晕晕的感觉。看,这些人,这些大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青年,他们倾巢而出,都来到大街上,他们在激辩,他们在雄辩,他们是为了什么?不是为自己这样渺小的东西,而是为了革命,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共产主义,是这些伟大理想,关于人类命运的!
    我们当然是正确的,扪心自问,我们毫无私心杂念,没有丝毫个人目的,为了理想,为了文化革命,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牺牲自己,是的,牺牲。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思想的词语如同接龙一样一个词接着一个词,汪洋恣肆,不断地激动着、取悦着自己,我想起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我想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躬逢其时,何其幸运!我为自己以前的冷漠害羞,为我已经觉悟而高兴。是的,高兴。从现在起,我要以巨大的热情投身文化革命,不再像以前那样稀里糊涂过日子。现在形势大好,我们就要胜利了!
    我从一个混乱的人群出来又挤进下一个混乱的人群,精神亢奋,但我没有加入辩论!这是因为我的口才不好,我天生不是演说家,我只是听,听谁更有理。而且我听出来了,今天晚上在街上湘江风雷一派观点的人占大多数,他们,不,我们已经拥有了压倒的优势!
    从小吴门到中苏友好馆,我用掉了四个小时。那是激情迸发的四个小时。
    这就是那天晚上的真实状况。在2.4批示下来的前一刻,涌上五一路、蔡锷路、黄兴路参与辩论的人有成千上万,湘江风雷一派以为与高司的斗争胜券在握。虽然时值隆冬,但湘派群众热火朝天同仇敌忾的劲头使长沙市中心地带的街头巷尾寒气尽消!
    就在午夜时分,当我兴犹未尽地走到蔡锷路口三自堂对面时,我听见了高音喇叭尖锐的啸叫声,声音来自五一路东头,越来越近,越来越响,越来越清晰: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示:湘江风雷、红旗军是反动组织…”
    宣传车呼啸而过,驶向五一广场。接下来又是一辆宣传车,重复着刚才的宣判,一遍又一遍…紧接着,一辆军车在我身边急刹而停,几十名荷枪实弹的军人跳下车,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挥舞着手枪,极其兴奋的样子,指挥士兵们向马路对面的二轻局扑过去。
    我的胸膛猛烈跳动,我的头脑发懵,失去了思想的能力,我的手足冰凉,我的眼睛发黑…
    我失魂落魄地往前走,在藩后街口的一家药店门前,我看见数十人围着,作势往里面冲;灯光里几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昂头挺胸,满脸不屈的表情,声音嘶哑地和外面要冲进来的人争辩着,听不清他们说什么,只知道这家药店是“红少年”司令部,是湘派造反组织。这些小孩的勇敢决绝让我吃惊。“我们不是反动组织,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少年!”这些小孩斩钉截铁地喊道。可是高司派的人同样情绪激昂,他们揪着这些孩子不放,并要把他们拉走。他们一定是真的以为这些小孩都是十恶不赦的反动分子!
    我继续踟蹰前行,沿着蔡锷路——解放路——黄兴路直到南门口。我看见几乎所有我知道的湘江风雷、红旗军以及湘派其他组织的据点都被查抄,贴上封条,人被带走。我也看见在马路上还有不少的湘派群众在和越来越多的高司派辩论,而他们的心情已经和刚才迥异。就在一瞬间,从胜利跌落到失败,从革命派变成了反动派,这种突如其来的改变使他们无法接受,胸中充满了悲愤、失落、痛苦,他们的争辩已属徒劳,他们的声音渐被淹没…
    我没敢回学校,我想,“向刀丛战斗队”恐怕已经被抄了。整个夜晚我都在街上游荡。那一刻,我忽然感觉自己是个无家可归的孤儿。
    高司派的狂欢通宵达旦,他们要干的事情太多了,只能加班。一夜之间,长沙大街小巷贴满了“二.四批示”。天蒙蒙亮的时候,我疲惫不堪地走到工农桥小学。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也许是出于对表哥的担心吧。走进学校大门,睁眼一看就知道这里已经发生过该发生的事了。“湘江风雷学生战团司令部”一片狼藉,纸屑遍地,所有标志、用具都没有留下。在一张桌子旁边,呆呆地坐着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还有“驴子”等。宣传部长是个小个子的美女,她脸色苍白,头发散乱,显然经历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变故;组织部长神态严峻而冷静;“驴子”不停地搓着手,六神无主的样子。
    “我哥呢?”
    “被带走了。”
    他们告诉我,凌晨时分有军人闯进来,把这里抄了。表哥试图和他们辩论,但他们不由分说就把他铐走了。
    “铐走了?…那你们——”
    “他说我们都是普通学生,所以——”
    我明白了。我脑子里出现了姑妈和姑爹,他们能承受这个打击吗?
这时,宣传部长忽然唱起了歌,是《江姐》里的歌,“春蚕~到死~丝不断…”她的声音沙哑、凄厉,由于气息不连贯,断断续续的。她面无血色憔悴不堪的样子就像患了肺结核的林黛玉。她是表哥的同学。
    组织部长也跟着哼了起来,“驴子”困惑地望着她们。他们为什么还留在这里不走?难道不怕再有人来抓吗?他们是等着抓吗?
    “一颗~红心忠于党~征途上从不怕火海刀山——”
    她们的歌声越来越响,充满了整个“司令部”的房间。终于,我也受到感染,加入了她们的合唱。我们唱完一首又一首,唱完《江姐》又接着唱《洪湖赤卫队》。我们用歌声表达着我们对党和毛主席的一片忠心,诉说着我们满腔的委屈和悲哀。我们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唱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突然想到,那个卖“土黑管”的胖子昨天不也是吹奏“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吗?难道说他有先见之明?
    最后,她们终于疲乏地伏在桌上睡着了。我对“驴子”说,你在这里吧?我走了,我要回家。
    我并没有回家,而是直奔学院街。一路上刺目的标语比比皆是,“打倒反动组织湘江风雷、红旗军!”看得我心里难受。高司派在大街上组织了盛大的游行,他们的动作真是够快的。
    在学校里,果真如我所料,“向刀丛战斗队”被查封了。门口挂着的牌子也不见踪影,估计被取下后,或涂漆作别的组织招牌,或干脆被当做柴火烧了。真是可惜了我家的床板!
    我随后到了一两个战斗队的同学家,他们看着我直摇头,一脸惊惶之色。的确也怪我,没有给他们带来希望,反而给他们造成了恐惧。
    然后,我回到家里。妈妈问我一晚上到哪里去了,叫我赶紧吃饭,但我没有胃口。妹妹故意幸灾乐祸地说:“你是湘江风雷的吧?”弟弟接着说:“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
    姑妈家离我们家不远。我到她家时,正好看见宣传部长坐在床边陪着姑妈,和表姐一道流眼泪。倒是姑妈和姑父很镇定,好像一切都在意料之中,真不愧是长期挨斗的老“运动员”。
    现在没有表哥的任何消息。宣传部长说,组织部长去打听去了。
    过了一回儿,组织部长来了。她没有见到表哥,但她听说对学生的处理是要在公安局备案,审查几天后,如果没有大问题就会放回来。“赵老师放心,没问题的,会回来的。”她们不停地安慰着姑妈。
    我又走到了大街上,就在昨晚走过的路线上。寒风吹过,街景依旧,狂热的人群仍在马路上涌动,喊着各式各样的口号,但我却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幻象。
    文化革命是什么?群众为什么要造反?我们是相应毛主席号召参加组织造走资派的反,他们——那些“群众”呢?如果他们没有问题,党中央怎么会作出湘江风雷、红旗军是反动组织的批示呢?如果他们有问题,我们,或者我,怎么没有看见呢?我想着这些问题,但怎么也想不明白,文化革命和这个世界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复杂了。
    我看见“槟榔宝”痴痴地笑着,用脏手捏着半截粉笔在墙上写着字。我记得去年六月在黄兴路看见他用粉笔在墙上写下“反邓拓”三个字,今天我又看见他写下:“反湘江风雷”五个字!我永远记得他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闪过一丝诡异的眼神。
    我似乎明白了一点点。

五、蛰伏的日子


    2.4以后的几天,连续举行了批斗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大会。高司派扬眉吐气,湘派垂头丧气。看见在台上被五花大绑,胸前挂着牌子的“叶总司令”那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和他以前那种拿破仑的气派相比,真叫人感叹世事无常。可是当时我不知道的是,这只是叶卫东的第一个轮回,以后他还将经历一次更大的轮回!
    表哥被关进左家塘看守所,他在被抓的那个晚上就挨了打,进去后又挨了更多的打。作为一个“黑五类”的子弟,文革初期“抓黑鬼”运动的网中之鱼,可想而知他会受到怎样的对待。但是他并没有低下头来,因为他没有干任何坏事。
    “向刀丛”战斗队散伙了。本来它也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组织,就是几个玩得好的同班同学聚会的理由。然而由于我是个死心眼的人,又加上表哥的事,我竟然钻进了牛角尖,把自己当成追求革命却蒙受冤枉的悲情人物,我不承认我受了谁的蒙蔽(表哥蒙蔽我了吗?没有!),更不承认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我对墙上的标语投以蔑视的目光。我坚定地认为,党中央毛主席一定会给我们平反,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斗争,和那些真正的牛鬼蛇神斗到底!
    可是没有组织,没有表哥,我拿什么去斗,又怎么去斗呢?虽然春天已经到来,但我却只能在地下蛰伏。惊蛰的春雷什么时候震响呢?
    在学校,高司派并没有对我怎么样,可能是我和我的“战斗队”根本就没放在他们眼里,是属于毫无价值的一类。因此,我的处境还相当的自由自在。每天,我就在学校、街上游逛,看看大字报什么的,打发着我这个“愁容骑士”的无聊日子。
    3月份,班上有几个同学加入了新成立的“红中会”,在高中部扎下营盘。“红中会”是同情湘江风雷的或者就是湘派组织,是清一色的中学生。他们的组织叫“旭日东升”,有几十号人,头头是高中的。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凄风苦雨之后,学校里终于又有了敢和高司派对着干的人了。
    我没有加入“红中会”。我觉得,我可以把他们引以为同志,但我的组织是湘江风雷。我等待着湘江风雷重新恢复的那一天。事实上,很多在2.4侥幸没有被取缔查封的湘派组织如“东方红总部”等已经开始串联,力图为湘江风雷平凡。而高司则打出标语:“用鲜血和生命捍卫2.4批示”。
    表哥终于被放回来了。经此一劫,他成熟了许多,烟瘾也更大。就在这段苦闷的日子里,我经不住他的诱惑,学会了抽烟。还是“红桔”牌,当我第一次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充满了我的肺部时,我醉了,天旋地转、恶心、想吐又吐不出来,在马路牙子上整整坐了一刻钟才缓过来。
    表哥的回来给了我极大的振奋,我们开始联络“旧部”,学生战团在几个中学的战斗队总有一些不甘心不服气的学生,我们慢慢地聚集,现在又有了十几个人。组织一时恢复不了,我们就跟着别的组织干——不是加入他们,而是和他们一起干。于是我们找到了“青年近卫军”,表哥认识他们的“海司令”。 “海司令”和他的“青年近卫军”在2.4后也受到了一些打击,力量大大削弱,目前还处于被高司派围攻的状态,所以,他们很欢迎也很需要我们。这样,我们就进入了“青年近卫军”总部,位于府后街的原湖南省副省长王含馥的公馆。
    这是一所独立的小院落,很僻静。原来的主人不知道去了哪里,空着的小楼也不知道怎么就成了“青年近卫军”的总部。反正,我们就在这所有好几个空房间的房子里驻扎下来了。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抄写大字报和标语,然后在晚上偷偷地到街上张贴。作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心里怦怦直跳,又紧张又兴奋,很有地下革命工作者的感觉。
    表哥经常出去串联,有时和“海司令”窃窃私语,大概是密谋什么行动。
    “海司令”,我知道他的名字叫谭海清,其他情况就不清楚了。在王含馥公馆,他总是神秘兮兮的。他大约三十来岁的样子,浓眉,紫棠色的皮肤(或者大概是这一词语所惯常形容的肤色),留着胡须,行动很敏捷。他进出时总有几个随从,不是为了招摇,是出于安全的需要。对于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小青年来说,他就是个传奇人物。我觉得他应该是《七侠五义》里面的角色。
    形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首先,我们听说“红中会”把湖南日报封了,令我们兴奋不已;没多久,“工联”的成立表明造反派已经集结完毕,将对保守的“红联”及高司发动强大的攻击。“工联”基本上由产业工人组成,是真正的工人阶级组织,重要的是,它是同情湘江风雷的,有很多原湘江风雷的小组织加入了他们。
    然而,形势越有利于我们,高司派的反扑就越厉害。“青年近卫军”是以行动为特色的造反派组织,现在它有了一个专门针对它的对手:“红色怒火”。这也是一个擅长于行动的组织,高司的忠实伙伴。“青年近卫军”已经和他们交过几次手,也吃了不少亏。所以,表哥对我们说,晚上出去要小心。
    五月初的一个夜晚,我们聚在公馆里,准备睡觉的时候,突然听见几下短促的噼啪声。我出门走到院子里,想看看动静,冷不防在我面前出现一个人,黑暗中我还什么都没看清,就只觉得他扬起了手,狠狠地给了我一下,有什么东西打在我身上。惊骇之中,我竟不知疼痛,只觉得胸中一股憋了很久的闷气冲口而出,我大吼一声“混蛋!”他似乎被镇住,呆立了一两秒钟,然后一闪就不见了。这时“海司令”和几个人赶到,他很沉着,轻声说,“红色怒火来了,想袭击我们。”他迅速地指挥手下人,向大门外扑去。
    我此刻才感觉左边大腿一侧火辣辣地痛,解开裤子一看,一道长长的鞭痕赫然在目。仔细一想,原来那小子是用电线做的鞭子抽了我,幸亏没有打到头部。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用鞭子抽打。
    也是最后一次。

六、绝食


    1967年5月上旬,湘潭锰矿的造反派组织“红造联”在与对立组织发生冲突时死了一名成员。这是湖南文革两派第一次在冲突中打死人,原本就势成水火的的局势“蓬”的一下就燃烧起来了,长沙的造反派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声援行动。
    在此之前,以“工联”为首的长沙造反派举行了五一盛大游行示威,受到挤压的高司在河东只剩下极少几个据点,大部分撤到了河西,依靠湘江天险,与造反派隔江对峙。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便把矛头指向了当时高司派的后台——湖南省军区。
    从5月9日起,“红中会”、“井冈山”、“红造会”、“高校风雷”等学生组织在省军区门前开始了绝食斗争,要求省军区答应造反派的条件。
    在那几天里,不断有人跑到府后街我们这里来传消息,开始说如果军区不答应条件,造反派就实行“三停”:在全城停水停电停交通!后来又说考虑到“三停”的严重后果,改为砸“红联”即高司派大联合组织。据说造反派的谈判代表是一个19岁的中学生,叫汤建平,和军区的那些军人谈判一点也不畏怯。但是几天过去了也没有结果。我想:几天不吃饭,那是什么感觉?我要是去了,能够经得起几天的饿呢?我们都跃跃欲试,但表哥说湘江风雷还没有平反,现在去不合适。
    13日中午,我正准备回家吃饭,表哥匆匆地来了,一脸严峻的表情,说:“绝食斗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去支援他们。”
    我们立刻兴奋起来,马上行动,涌出大门。我突然想,绝食不就是坐在那里不动吗,那多难熬啊。于是我又折回去拿了一本没看完的书,溥仪的《我的前半生》。
    表哥说他还有重要的事,让我们先去。
    在路上,有人提议要不要先吃点东西,都没吃午饭呢,谁知道绝食要绝多久啊。我们立即就否定了这个想法,并感到有些脸红——无数的战友都已经饿了几天了,我们怎么能够有这样可耻的念头呢!于是我们还没有正式参加绝食就已经饿了半天,就这样急急忙忙往前冲去。
    一到八一路,天哪,我们都惊呆了:马路上人山人海,红旗飘飘,连韭菜园都塞满了人!我们慢慢地往前挤,到了军区大门外,只见整个马路都已水泄不通。绝食的已不光是学生,很多工人和各行业的人也参与进来了。人们或站着或坐着,还有躺在地上的,看起来精神还是很饱满的,没有因几天不吃饭而垮掉。在军区大门口,横躺着四五个人,其中一个盖着一块布,脸却露在外面,黑乎乎的。我走近前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个死人!脸色乌紫,脑袋肿胀,比正常人要大了一半,而且好像有液体从皮肤和五官里渗出来了,那模样十分恐怖。我赶紧走开,悄悄地问身边的人。然后我知道了这个死者就是湘潭锰矿“红造联”那个被打死的人,居然被长沙的造反派“抬尸问罪”到了省军区!在他的身旁躺着的,是“高校风雷”的大学生!
    我们在距离大门约50米处挤出了一小块空地,就在马路中央,然后席地而坐,正式开始绝食。
    慢慢的,肚子里咕咕叫了起来。从小到大,我还没有真正断过顿,尤其是午餐这样的正餐。真的是一顿不吃饿得慌啊,我这下子体会到了。这个“慌”字还真是说准了,就是整个胃里不停地翻腾,好像在喊道“我饿~我饿~我饿~”搞得你心里直发慌,像丢了什么东西。我看看周围,人声鼎沸,群情激昂,个个面无惧色,镇定从容。我对自己说,“忍耐,忍耐,这是在战场!”奇怪,我对自己这样一说,饥饿难熬的感觉忽然就消失了。
    我翻开带来的书,进入了末代皇帝的世界。
    到下午五点钟左右,我看见前面的人群骚动起来,听见有人喊起了口号。我站起来仔细一看,原来有几个军人在人群中慢慢移动,他们推着一个小车,车上是一个大箩筐,看得见上面冒着热气。小车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见大箩筐里堆得高高的全是雪白的大馒头!军人们高声喊道:“革命小将们,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革命不能不吃饭啊,身体饿垮了怎么革命啊…”
    看着那一个个白胖胖的大馒头,我的肚子又开始叫唤了。我想,到底是人民子弟兵啊,不但不赶我们走,还给我们送吃的,不能不领情啊…可是这时我听见有人在喊:“同学们,我们不能上当,我们坚决要绝食到底,直到他们答应我们的条件!”
    我猛然惊醒,对呀,我们是干什么来的?不能吃。而且,我看看四周,人人都不为馒头所动;在这样的环境里,也没人敢向馒头伸手!
夜幕降临,在路灯的照耀下,成千上万绝食的人们继续在饥饿之中煎熬着。两餐饭没吃,我感觉最饿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忽然,我看见妈妈和弟弟妹妹过来了。妈妈焦急地流着泪,说听表哥说我在这里,也不知咋样了。我说没什么,我们这是进行革命斗争呢。弟弟兴奋地东张西望,妹妹悄悄地问:“饿不?”我说:“你两餐不吃会饿不?”我突然想到,表哥没来。又想,他也许被更要紧的事拖住了。
    省军区依然关心着向他们叫板的革命小将,横跨马路搭起了幕布,架设了放映机,给大家放映《毛主席三次接见红卫兵》。
    在夜色朦胧中,我发现有不少人向外面走去。心想,他们是在互相串联,商量斗争策略呢,还是溜出去吃东西呢?
    将近午夜,马路上横七竖八躺满了一片片倒地而睡的人。我的饥虫又开始袭击我,怎么也无法入睡。我看着这满地的人,有些惊异,有些感动。我想,这真是一幕奇景啊,只可惜没有照相机!要是我那在凯旋门上班的姐姐在这里就好了。
    等到我把书看完的时候,终于来瞌睡了。我用那本厚厚的书作枕头,倒下去就睡着了。
    竟然没有做梦。
    当刺眼的光线和喧闹的声音把我弄醒后,我第一个发现就是《我的前半生》不见了。我急忙问身旁的人看见那本书没有,或者看见有谁拿了那本书没有,都说不知道。这一下把我气坏了。我纵身而起,在人群中来回穿梭,想寻找我那本书,结果是徒劳往返。
    我宁愿三天不吃饭,也不愿丢失《我的前半生》!
    气急之余,饥肠更是辘辘,感觉虚火上升,头有点晕了。可是,我环顾四周,还得忍耐。听说绝食最难受的就是第二天,过了第二天,就不知道饿了。
    军区还是送大馒头,还是没人吃。但军区送来加了葡萄糖的白开水时,一个人,两个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喝了——除了“高校风雷”的大学生!
    然而喝了葡萄糖开水后饥饿感来得更凶猛,我觉得我腹内空空如乾坤,可以恶狠狠地吞下一头大象,外加九头牛,十二只猪,三十只羊…我开始后悔,我在心里咒骂那个发明了绝食斗争方式的人,我想溜出去,到小吴门那里的一家食品店去饱吃一餐,我恨恨地责怪表哥自己不来害我在这里挨饿,我在想这绝食不知还要绝多久,两天,三天,四天…我不寒而栗。
    我出了很多虚汗,觉得浑身无力。因此我忽然想到为什么“高校风雷”的大学生老是躺着不动,原来是为了减少消耗,节约体力,这样可以支持得更久。可是我现在明白已经晚了,我已经白白消耗得太多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轻轻地躺倒在地,闭上双眼,横下一条心,与广大绝食的战友们同生共死,把绝食斗争进行到底!既来之,则安之,既绝之,则饿之…
    我又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有时被一阵惊扰弄醒,然后又睡,反反复复,夹杂着许多离奇古怪的梦,有恶梦,有美梦,牛鬼蛇神、美女仙境、烧饼油条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出来了。
    我被人一把推醒,“嘿,起来了!”有人对我喊道。我睁开眼一看,啊,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欢呼声此起彼伏。“我们胜利了!”人们喊着。有人用扩音器说,“湘潭造反派传来消息,他们已经停止绝食了。”“毛主席批评了湖南军区,我们是正确的!”“根据绝食斗争领导小组指示,请所有人到东风广场开大会,庆祝胜利!”“请排好队,一路游行去噢…”
    我跟着游行队伍,开始向前移动。经过省军区门口时,我瞥见“高校风雷”的那几个大学生仍然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具尸体旁边。我们不是胜利了吗,他们为什么还在那里?他们还有什么要求?可是我顾不上想那么多了。在东风广场聚集了10万之众,喊了很多口号,举了很多次手以后,队伍又开始了盛大的游行示威。这时天色已近黄昏。
    在小吴门的一家油货店里,我吃了一个油炸坨,一个油饼,一碗肉丝面。回到家我急急地对妈妈说:“我要到表哥家去”。旋即到了表哥家。表哥看见我就说:“饿醉了吧,姑姑给你炒了一大碗油炒饭,快吃!”我端起那个大菜碗,一阵扒拉,瞬间就吃光了。看着表哥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我什么也不想说了。
    第二天一早,我觉得口腔里面痛。原来是昨天吃油炸坨吃快了,把天花板摁出泡来了。

七、目击六六惨案


    1967年6月6日,大晴天,很热。
    这几天或者说这一向长沙就不平静。压抑已久的湘江风雷急于平反冒头,不甘心在地下活动或跟着工联屁股后面跑,在前几天造反派召开的大会上提出要公开亮出旗帜。工联忌惮2.4批示(或许还有其他上不了台面的原因),否决了湘江风雷的企图,结果会上两大造反派组织大吵了一场。湘江风雷满腹的怨恨,直欲找高司派发泄。
    高司自从撤到河西大本营后,河东只有一两个据点,最显眼的就是中苏友好馆。高司派由于和军区搞得太近,在军区挨了中央的批评后也受到打压,加上“红联”总部被砸,使得一向自视清高、自认革命的高司派有些郁闷,愤愤不平。
    对立的两大派互相仇视,不共戴天,剑拔弩张,长沙城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直接的导火线却是湘派组织“六号门”引发的。五十年代有一部电影叫《六号门》,讲的是搬运工人抗暴的事;文革中长沙一部分搬运工人成立造反派组织,就借用了这个响当当的名字。可想而知,搬运工人孔武有力,性格粗豪,不怕打架,善于打架,和高司派经常有点摩擦,向来是占上风的。但是这一次似乎是“六号门”吃了亏,听说他们有人被高司派打伤了,好像是“红色怒火”干的。
    这还了得!湘派终于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了。是不是有组织有计划我不清楚,只知道高司的据点——著名的五一路中苏友好馆门外已经聚集了湘派上百人。河西打不过去,河东的据点还拔不掉吗?
    6月6 日下午3点。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来到了中苏友好馆门前。没有人要我来。但是我觉得今天会有事情发生,于是我就凭着预感的驱使来到这里。
    中苏友好馆是一栋四层楼的建筑,有一个前院。虽然围墙和紧闭的大门隔开了外面的人群,但从人行道上也可以看见三四楼的窗户,四楼有好几扇窗户的玻璃已经破碎了。在人行道和马路的这一边,大约有几百人围堵着;这里面有湘派的群众,也有听到消息后专门来看热闹的,大人小孩女人都有。马路中央有一条久疏维护的绿化带,几乎看不到绿色的植物,只有几根东倒西歪的木桩被生锈的铁丝网牵连着。
    从形势上看,显然湘派的人马已经包围和封锁了这栋大楼。人们兴奋地议论着,愤怒地声讨着,话题集中在“六号门”和高司用气枪打伤了一个围观小孩两件事上。
    我看见围墙已经倒塌了一截,在院子里满地都是碎砖块,估计是外面的人投进去的。这里已经进行过打斗。但是湘派还没有向里面发起进攻。听人们的议论,高司派也有几十号人守在楼里,他们有武器,至少有气枪、刀具和棍棒。可能这就是外面的人没有冲进去的原因。
    楼里面死一般的寂静。他们在做什么?等待援兵?军区来人?
    外面围着的人越来越多,声浪越来越大。有小孩向里面掷砖头,发出尖叫。
    我有点忌惮他们说的高司的气枪,便站到人行道下边的马路上。
    6月6 日下午3点半左右。
    我观察周围的人,发现大部分的人都是中青年人,是男人。我觉得他们都是有工作的湘派的群众,他们的脸上充满了仇恨的戾气,内心酝酿着狂暴的念头。他们想干什么?他们嘴里吐出一句句恶意的言语,眼珠子鼓得像要蹦出来,浑身的肌肉绷紧,随时会爆发出可怕的力量。有一个极为壮硕的男子,黑黑的脸膛,身穿短袖“海魂衫”,有一身若在平时我一定会羡慕不已的腱子肌肉。他在人群中狂躁地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狠狠地吐着口水。他鼓动着周围其他人的情绪,可以看出,愤怒已经被调节到了顶点。
    6月6 日下午3点50左右。
    湘江风雷人员成分复杂,不像后成立的工联是清一色的产业工人,他们中间有很多是处于社会底层,因各种原因长期受压制受打击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他们主要来自街道小厂、手工作坊、合作社、民办学校之类的单位,一直过着默默无闻的灰色的生活。他们没有显赫的血统和后台,所以不是“保皇派”,他们没有工人和贫下中农的阶级成分,所以他们也不具有主人翁的自豪感。文化革命的兴起给了他们一种改变命运或者改善境遇的希望,所以他们乘势而起,做起了天生的造反派,但又不是为了某种革命理想,而只是为了自身的改变。然而,2.4批示使他们掉入比以前更深的深渊,甚至直接危及他们起码的生存,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他们积聚在胸中的无名之火东奔西突,随着环境的不断升温而喷涌欲出!就如“海魂衫”壮汉眼前的模样,此刻若有人挡在前面,那他一定会遭殃。
    恰在此时,一个人走进了人群。
    6月6 日下午4点左右。
    我一开始就注意了他。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年轻人,瘦高个,戴眼镜,头上一顶白色的太阳帽,身穿白色短袖衬衫和浅色短裤,着塑料凉鞋,他还背着一个挎包。他看上去就像是个大学生,而且,他显得与周围的人十分地不协调。
    他可能是已经听了一会儿,然后他做出一种不以为然的样子,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会出问题的。他的话还没落音,立即遭到身边人们的呵斥,“海魂衫”像发现了猎物的猛兽,转过身对着他,仔细看了几眼,然后压低嗓门问道:
    “你是高司的吧?”
    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临近的他做出一付哂笑的表情,说:
    “我是不是高司的又怎么样?”
    “海魂衫”怒吼道:“你就是高司的!打!”说着就扬起右拳,“嘭”地一下打在他的脸颊上。他的身体朝一侧趔趄几步,差点摔倒。他惊骇地瞪着眼,张开嘴正要说话,“海魂衫”的第二拳又击打在他的前胸,他的身子往后倒去,帽子掉落在地,紧挨着他的四五个男人喊叫着“打高司的啊,”伸手揪住他,拳头和脚嘭嘭嘭地落在他身上。他被他们提着打,不能躲闪。他的挎包带从肩上滑落,他试图弯腰捡起挎包,有人一脚踹在他的后腰上,他表情痛苦地倒在地上,口里发出了呻吟,鲜血不知道从哪里流出来,脸上和身上都沾染了,粘稠的,颜色发乌。他挣扎着用手撑地想站起来,后背又挨了一拳,接着又是一拳,然后胸腹部“噗”地一声被踢中,终于扑到在地上。
    “海魂衫”喊道:“今天老子就是要你的命!”转过身几步走到绿化带,拔起一根木桩。看到这个举动,人群“啊”地发出了一声惊呼。
    “海魂衫”大步走过来,粗声喘着气,对倒在地上的他说:
    “你这个高司的狗杂种,看我不打死你。”
    然后举起碗口粗的木桩打在他的胸脯上,只听见一下沉闷的声响。
    “海魂衫”得意地笑起来,“你晓得老子的厉害了吧,”举起木桩,又是一下。
    他毫无声息地躺着,最后一下打在他的头部,很清脆的响声。
    “海魂衫”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周围所有的人都沉默地看着地上那个死了的人。“你装死是吧,明天老子再来,打死你!”
    “海魂衫”丢下木桩,匆匆离去。
    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了七八分钟。
    6月6 日下午4点20左右。
    我姐姐在凯旋门上班,听说中苏友好馆那里发生了武斗,有人对她说“看见一个人好像你弟弟”,她紧张地走出店门,在五一广场转弯处,她又听说打死人了,她心里一慌,腿一软,噗地坐到了地上。
    6月6 日下午4点30左右。
    中苏友好馆门前刚刚发生的惨事好像并没有影响对峙的双方。几百人的包围圈依然阵型未变,大楼里也依然没有动静,那个人的尸体还躺在地上,没有人理睬他。
    太阳还没有落山。
    我感到窒息,无法继续待下去,于是我走了,离开了那个地方。
    6月6 日…
    困在大楼里的高司派终于选择了突围。大多数人逃脱了,在他们身后留下了十几具同伴的尸体。


(《我的文革故事》原拟写到68年底下放之时,后因故没有写下去。现在也没有心情了。这次发旧帖,是在昨天2月4日立春时忽然想起5年前写过2.4经历的故事,也许很多人并没有这样的经历吧?)


转自 湖南知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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