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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文革]维一  没有墓地的陵园--记亡友张育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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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维一

前些时候,中学的一位校友给我从国内寄来了一本建校九十周年的纪念册。按照国内图书装帧的水平完全算得是上乘了。书很重,邮资一定也破费不少。

说来我也真是辜负了校友的一片心意。自从一九六八年以后,三十多年了,还从来没有回过一趟学校。只是有一次,那还是从云南回来之后不久,路过学校的后身,出于好奇,从后门的门缝中向里面张望了一眼。旧日的运动场满是萋萋荒草,墙那边有条标语仍未完全褪尽颜色:“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不愿意看到旧日的景物,与其说是往事不堪回首,倒不如说是心中总有些事情觉得到底要有个令人满意的交待,这样才好轻轻松松地回忆过往的旧事。其中最使我无法释怀的就是一位中学同学的故去。

他叫育海。

育海高我两班,我上初三的时候,他在高二。实际上他大我三岁,如果不是因为在大饥荒的年代营养不良而患上肝病,休学一年的话,他本应该高我三届。按说,由于年级的关系,我是不大可能与育海结识的。只是因为凑巧,原本在小学就认识的朋友大明,高我两级,也在这所中学,正好和育海一班。大明是个英文迷,知道我们这一年学的英文课程程度突然加深,进度也加快,所以很愿意打听我们的课程。久而久之,还介绍了他的同班育海与我认识,说是育海的父母留过洋,家教有道,英文自是一流。

育海的确英文相当好。当我们还在那里摸着石头过河,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译作“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还连呼妙译的时候,育海已经差不多读完四本“ESSENTIAL ENGLISH”了。

不过和育海最多的接触还是在运动场上。我们中学的运动场相当大,平常没有正式比赛,标准尺寸的足球场便划作三个小场地供人玩耍。我和育海的球技都属平庸之辈,但我们又都是不到天黑到看不清球绝不离场的一伙。

可是育海的学习并不差。听大明告诉我,育海有举重若轻的本事,从来不见他抱书啃读,可在班上成绩绝对名列前茅。他又很不在意成绩的高低,别人夸奖他,他总是说运气不错。在当年我们那所学习上明暗比高低的中学,育海的这付才子派头则是我的最爱。当年我在功课上极为懒惰,因此总是羡慕那种不需用功而靠悟性的同学,不过后来当我在背后称赞育海的天资时,也有人不服气,说是其实育海打完球,回家也是夜车开到半夜时的。可看他在球场上那付生龙活虎的劲头,我实在不信。物理学上不是说,“能量守恒”嘛!

当然,文化革命一到,什么学习、足球就都成了粪土,那是“姜子牙在此,诸神退位”的年代。

不过因了文革,我倒是与育海更加熟稔起来。革命学生不再受到年级藩篱的羁绊,得以自由结合,共同战斗。于是我就经常到育海在东四钱粮胡同的家里长坐,阔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天下大事。

育海的钱粮胡同小院是个独院,不过听说前院也到底塞进来一位革命同志的家,所以每当众人有些激昂慷慨起来的时候,从来不在意外人的育海也只得示意大家稍微自我约束一下。

时间久了,过从也就多了。育海是个胸中不设城府的人,我就慢慢知道了育海的家世。他有三个兄长,大哥因为是生在河北唐山,名叫育唐,是海军里的官员;二哥生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叫育曼,如今在大学教书;三哥叫育平,生在北平;而他生在上海,所以叫育海。我一听到这四兄弟的名字就大体知道,这一定是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庭,颠沛流离而爱国不止。其父亡故有许多年了,母亲尚在一所学院任教。因为是文化革命的非常时期,学院乃是整肃的重要对象,所以育海的母亲每周只有星期天才能回家在家里稍作安排。

育海倒是乐得家中没有人约束,烹调的手艺也日见精进,只是那时样样供应都十分紧缺,厨艺无法深入。记得每次留众人在家中吃饭,育海的拿手好菜就是“叉烧面”。面中却并没有任何荤腥,育海强调,所谓叉烧,只是将作叉烧肉的部份作料放在面料里,聊备一格罢了。“没有吃到葡萄,就想到葡萄格外的酸,但也可能想到葡萄是格外的甜”,这话一点不错。直到许多年以后,我赚了一点薪水,亲自到东华门大街路北有名的“浦五房”买到货真价实的叉烧肉,大块尕颐的时候,仍然解不开育海当年供我们象美国的“ALL YOU CAN EAT”(中文是否可称“管够”?)的“叉烧面”情结。

当然,吃饱了“叉烧面”,我们也要做点儿正事。先是百鹏到某个落荒而逃的革命组织的办公室嬉耍,发现有一张卷筒纸的提货单,说是到纸库里就可以提出货来,只是要早动手,否则他们的反对派一到,非但纸提不到,人恐怕也会当作对方的人被抓起来,那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了。可是拿到纸又作什么呢?于是想到办报。办个什么报呢,就叫《只把春来报》罢。说些什么呢?听说育海同班的牟志京同学独手办了个《中学文革报》,何不也来凑个趣,我们发他几期呢!找印刷厂、排版这样的联络事宜就交给了大明,大伟等人分头撰写文章和报导,重头的社论由育海主笔。三五日之后交稿发排,再有一二日报纸就上了街。过去看见我家附近《光明日报》的报社大楼里彻夜灯火通明,不知一份报纸竟要如何大动干戈。谁知就在钱粮胡同的小院里,几个中学生也可将就办起一份报纸,而且在几天里,从纸库提纸,到文稿撰写、发排付印,再到街头小买,也算力所从心,游刃有余。当然,那时的《光明日报》是四版对开,我们的虽然也有四版,但只有四开,略输一筹,特别是如果和牟年兄的以一人抵百万之军相比,那还是自叹弗如,甘败下风。只是从此之后,使得我们这群后生小子把世上的什么事都看得轻了,现在想来倒也不见得是桩好事。

除了革命的行动以外,我们的乐趣主要是古典音乐。我的音乐知识不能不说是育海给我启的蒙。记得在小学的时候,音乐教室里挂着四大音乐家的画像:中国的聂耳和洗星海占一面墙,另外一面墙上是苏联的柴科夫斯基和波兰的萧邦。后来长大才知道,柴科夫斯基的时代还是帝俄,萧邦其实大体上是在法国生活。但是我们不能再管那一套了,总归是全进了社会主义大家庭。

等到育海借给我一本他在清华任教的兄长送给他的《西洋音乐基础知识》我才顿开茅塞,原来天下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好汉我不曾知道!这是由清华大学音乐教研室编写的,看来一定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出版的,手工蜡版油印,十六开本,绝对的糙纸,比现在出恭用的手纸都不如。但内容在当年对于我来讲也是绝对一流。特别是许多今天看来已属音乐常识的对位和声,赋格变奏之类,当年读到这些相见恨晚的句子,简直手都有些发抖,激动不已。为了实践,我们还都随便选择一种乐器来学。

育海学过一点提琴,不能说怎样好,但总马虎可以拉得下来。他有一位学琴的老师,记得叫张兴庵,是个乐团的首席提琴。虽然出身据说很苦(放牛娃?),但因口无遮拦,有心人跑去汇报他的非革命言论,而终致获罪。我们曾一同去拜访过张先生,当面请教乐理知识,这时张先生已经是腰骨被打断,躺在床上了。记得育海还曾介绍过一位女同学与张先生认识,后来竟慕其才气成了张先生的红颜知己。育海生活并不宽裕,但我见到他总是尽其所能在接济帮助张先生。平素不拘行迹的育海,在那个人情恶,世情薄的年月却显出其温情的一面。

革命在步步紧逼,打倒敌人之后自己也终于走到了尽头,要“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就象是在美国那种不请自来的“中奖”通知书,每天都会迳自寄到你家门口的邮箱里一样,革命随时随地会叩响你的大门。只是美国的中奖骗局总要你理睬它才会自投罗网,而文化革命却是自动开奖,罔顾你的意愿,而且不幸的是,育海首先得到了眷顾。

育海实际上是个离政治漩涡很远的人,只是嘴上稍微刻薄一点,不时讥讽一下时政,说些“政治充满了戏剧性,戏剧充满了政治性”之类的顺口溜,但这并不妨碍选中他作为革命的对象。

随着大批人马开赴内蒙、山西插队,育海却没有得到批准。因为发现他与一桩“反革命大案”有关联,需要清查。那是一个平地也可起风雷的时代,于是风声就越来越紧,似乎这个集团人数越来越多。育海也感到与我们不好公开接触,以免看上去象是在“吸收”我们参加。那时我是十七岁,那么育海应该是仅仅二十出头,但也过早地感受到政治的魔力,不由自主地早熟起来。

往日的许多朋友都已经下乡了,我们这几个“硕果仅存”的人也终日凑在一起议论如何自我料理后事,因为我们知道,到我们走的时候就不会再有朋友送终了。

记得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夜,我正在朋友阿城家听音乐,突然育海撞了进来。我很吃惊。因为无论是学校所在的西什库,还是他在钱粮胡同的家,离我们西单这里都不算很近。我想他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他与阿城并不太熟,先告了冒昧,然后就约我出去走走。

我们一路无语,直到顶着寒风走到民族文化宫的门前他才开口,说是京城里终归是容他不得了,早晚是要抓起来审查。文化革命中看到的难道还不多么,哪里有是非可讲?与其如此,倒不如索性到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活个自在。他已经决定到缅甸去参加人民军,明天就动身。

他的决定使我大惑不解。为什么要到缅甸,而且要去参军?难道就没有其它的地方可去么?不过应该承认,那时我的心中其实并没有所谓其它的地方,最大胆的视野就是中国,那里可算就是地球的边缘。缅甸已经远远超出想象力之外。

也应该承认,直到这个时候,育海尽管饱受怀疑之苦,但他最大的愿望无非就是想用自己的行为证明自己的清白,是个堂堂正正的人,不会去作那些龌龌龊龊的小人之举。只是用今日的眼光来看,他选择了一条并不明智的道路,甚至有些迂阔。但当时我听起来却真有几分激烈和悲壮。

我们谈了不少,直到我们在寒风中实在站立不住才决定分手。

似乎我们双方都有些预感,这或许会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临分手时我们张开双臂拥抱了。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举动,但是我们感到很自然,一对二十郎当岁的青年有生以来第一次突然感到,死亡或许离我们并不太遥远。

我是看着他坐上汽车走的,就这么走了。

育海走后,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信给大家,其实讲的都是日常的生活,但在那个年月还是怕京城里风声太紧,一般是先寄到山西雁北的乡下给大伟,然后再辗转传给他人。那时我还在京城,等育海的信传到了我的手中,怕是已经是过了半年以后。后来信就渐渐地少了。

忽然有一天,我接到另外一位朋友的通知,让我火速赶到他家,说是育海的大哥从外地赶来,现在就在他那里,有话要对我们大家说。

见面之后,育海的大哥说,他已经得到通知,育海在缅甸一场激烈的战斗中阵亡了。他大哥不经意地提起,育海去缅甸的时候,你们同学怎么没有人阻拦他呢?我没有勇气告诉他大哥,我是育海离京前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

一晃又是一年过去了。我终于也被扫地出门,去了云南。在我南去西双版纳的火车上,巧遇了旧友张君。他也是与育海先后投奔缅甸共产党军队的。那个年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也不便打听张君走上这条路的道理,左不过是“虽生犹死”,无从打发自己的生命吧。从他的口中我才知道,育海在缅甸作战很勇敢,还立过几次小功。最后的那一次是他冲出战壕时,被人从背后用枪打死的。这次张君回京一是省亲,二是找相关单位设法处理育海的“政治待遇”问题。

“人都死了,还有什么‘政治待遇’?”我不禁冷笑起来。

“哦,可不能这样说!那还有一大家子人。是革命烈士,还是叛国投敌,这可大不一样!”张君倒还认真起来。

这话也是,我不禁噤了声。我不能说“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这样的话,除了为生者计,我们还能为死者作些什么呢?

张君告诉我,这次他回北京,身上有缅共组织追认育海为烈士的证明,以及与北京相关单位接洽的介绍信。但是都没有能够发生效力,这次回缅甸还不知如何交待。张君还说,育海的母亲仍在学院里接受审查,听育海的二哥说,其实老母已经患了老年性痴呆症,语无伦次,但工人宣传队觉得这正是个好机会,可以逼出一些有用的口供,所以无论如何不肯放人。育海的死讯也就一直瞒下去,不知哪天是个完。说到这里,我小心翼翼地问张君,育海的遗体是如何处理的。张君说,你以为都是电影里那样么?活着的人都顾不上,那里还管死人的事。只要打完仗还能跟着走的人,那就是下次打仗的战友。

同车的都是到云南边陲插队的年轻人,火车要走四天才能到昆明,无聊之极,于是都一起凑过来听张君讲述他在缅甸的种种经历。听到育海的死,不免引起大家一丝兔死狐悲的凄凉情绪。

后来我到了云南的边境上,才知道这里几乎成了支援东南亚各国革命的大后方。当地土产的水果,象香蕉、菠萝、甘蔗等,还没有熟透就运往外国了,食油、粮食更是日以继夜地源源不断输送到前方。在各条公路上经常还可以看到终日不断的车流运送着看来年龄比育海还小得多的新兵,不是到越南,就是去老挝等地的战场。小家伙们大多是从农村来的青少年,似乎还没有出过远门,穿着不带帽徽领章的制服军装,脸上一付新鲜好奇的模样。这时我就想到了育海。这还不是一样的人,一样的血肉之躯么,怎么能够抵挡得住钢枪铁弹。

让这种想法得到证明的是,有时也能看到一车一车运回来的伤兵。血肉模糊,眉眼已辨不清楚。死尸倒是没有见到过。不过据说,就是死了也要拉回来,不能留在国外。为这种说法作注脚的是,除了军服没有标志之外,军车牌照只写“KM─XXX”,据说字头是“抗美”的拼音首写字母。

然而此后的许多年,育海留给我的印象并不是血肉模糊的,他还是冬夜里凛冽的寒风中在民族文化宫前和我拥抱时的那付模样,有无奈,也有冒险前莫名的兴奋。

育海的死,并没有能够证明他所参加的“反革命集团”不存在。我们到西双版纳一年多以后,还有两位外调人员居然从北京一直追到云南农场,将我和阿城详加讯问了两天。临行前并且警告我们:不要以为逃到云南就可以算是远走高飞了,如果再查出隐瞒的证据,立刻捉捕归案。

若干年以后我回到北京,见到曾经抓去坐牢的立凡兄,出狱以后他仍然还是那样白白净净,文质彬彬,最后不但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而且还正忙着替他当大右派的父亲翻案呢。当时我就感慨过,如果育海熬过那一时,现在不也是一条好汉么。

为我这种想法作证明的是一位同学哥哥的经历。他的兄长曾是清华的高材生,也是学校足球队的队员。文化革命中,他从外地回京,到学校来应个卯,凑巧正赶上武斗爆发。他的一位朋友是某一派的头头,激动告诉他,对面楼里是反对革命的坏人,让他去攻打。这位同学的兄长在保卫毛主席和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双重激励下,连想也没有想,就顺着木梯爬上了楼房。楼上面的人推翻了梯子,他从几层楼高的空中摔到了地上,致使全身瘫痪。当我七三年从云南回到北京之后,见到这位在文化革命荒唐行为中险些丧生的不幸者时,他已经在轮椅上坐了五六年。只是去年回京,我才听说这位同学的兄长终于离开了人世。我想,最多也就是五十出头罢。

现在,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是洋人还是我们的儿孙,偶然问起文化革命,我们都可以板起一付胸有成竹的面孔,轻描淡写地说起当年的那些荒唐往事,象是在描述一场滑稽闹剧,而且我们仿佛当年早已独具慧眼,而且置身事外。可是那些仅是因为当时的一念之差而身不由己地带着那时伤残的人,象是活着的化石,仿佛永远停留在那个时间上,记录着历史的那一瞬。除了身体的残疾之外,心理上的苦痛和悔恨是不足向外人道的。

和我这位同学的兄长比起来,我倒是觉得,求仁得仁,育海的死反倒痛快。他永远也毋需去听旁人的聒噪和事后诸葛亮式的教导了。

育海死了以后,他和我共同的朋友大伟也从山西雁北农村去了缅甸,后来也死在那里。介绍我和育海认识的大明,在学校经不起三番五次的盘问,人疯了,被送回了青岛老家,从此断了音讯,生死和下落不明。

多少年以后,我到了美国,偶遇旧日在云南时的朋友陈君。他曾回到西双版纳去拍摄记述我们当年插队生活的电影《孩子王》。他告诉我,在那里见到过去朝夕相处的人,也看到了那里的变化。他说现在再也不用支持东南亚了,那里的生活又开始好了起来,甚至比五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以前还要好,香蕉随便吃,花生油也敞开供应了。我们真的都替过去的朋友们高兴。

可是香蕉、花生可以重新种植,可以再行收获,然而人却是不能复生的。育海只是为了逃避无端的怀疑,只是要证明自己的无辜和有为,却将自己的性命搭了进去。在社会终于回归正常之后,已经很少有人再同情当年过于轻率作出决定,而以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的人们了。人们似乎对于自己的高明和幸运都在额手称庆,但是一条生命的完结难道只能给我
们这么一点点启示么?

现在,每当我听见那些生意场上成功的夸夸其谈,或是关于学术研究成果的津津乐道,我总感到,当年二十岁就死于非命的育海如果可以活到今天,一定会比这些人做得更好。所以,话到嘴边的恭维往往被我又吞了下去,致使许多人不满意我吝于夸奖他人。

不过说句老实话,连我自己这样曾在那种环境中生活过的人,现在想起来似乎也不能理解象育海,还有大伟这样的聪明人,当年为什么会一念之差,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呢。时过境迁,世事全非,这份记忆象是一处疤痕,永远磨不掉,但痛楚也逐渐模糊起来。

我已去国经年,走过不算太少的地方,也算经历了种种的世态,不过无论心中有多么灿烂的太阳和美好的时光,我都仍然固守着留在心底的这一小块没有墓地的陵园,那里埋葬的往日旧事只是一种记忆,一种我不会刻意去寻找答案的记忆。

年前我回京省亲,偶然去拜访一位幼时的伙伴,她住在西郊的一所大院里。我们无意中谈起当年育海那一批人铤而走险,出走缅甸的往事。这时只听见她淡淡地对我说道:“象缅共的德钦巴登顶,还有印尼的艾地这些人,当年来北京要枪要钱的时候,不就住在我们楼的后院么。”

这番不经意的话,在我看来,似乎算是对于育海亡故最好的交待了。

二千年八月十日草于奥地利月亮湖畔。二零零一年三月完于波士顿市郊。

转自《二闲堂》网站
[ 此帖被tuffy05在2010-02-22 10:38重新编辑 ]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0-02-22

张育海自缅共人民军致友人书

张育海

  ××:

  来信收到!老朋友中,除××外(他只来了一封短信,询问这里情况,表示也想来)你这是第一封,对我真是喜出望外,本来我已经绝了和你们通信的望了!

  细读了几遍,无限感慨!人世沧桑,短短半年,朋友们不但天各一方,而且精神上也起了这么大的变化,各奔前程,多数人都被沉重的生活压得抬不起头来,实在痛心得很。当年遨游天下,驰骋南北,誉满京华,盛极一时的“长卷星”,总算是烟消云散了。当年我们度过的那些时光,现在一闭眼就清清楚楚地浮现在眼前。我南来的路上,抬眼就见到当年走过、干过、玩过的地方,触景生情,当年串连的情景恍如昨日。

  这边昆明插队知青的情况基本也一样。消沉、痛苦、颓废、堕落,或发疯或自杀,有些人几近土匪,看来是许多学生的通病了(这边也许比那边更差)。确实,十几年的教育,学生成了一些胸怀大志,但是没有生活能力的人;一旦原来习惯的生活道路走不通,落到从来没有想到的地位,物质条件、精神生活条件极低,而且远离亲人,远离(现在回想起来更加)灿烂的城市和家庭,自然要感到前途一片黑暗,不知怎样熬下去,而被单调的生活、沉重的精神负担压得精神分裂!

  我爱我的朋友,为他们的不幸而痛苦,由于我自己到了这个几乎很令人羡慕的地位而感到痛苦,我希望他们幸福,而又无能为力。

  我能做到的只是请你们转达朋友们,无论前景多么惨淡,环境多么艰辛,千万不要绝望,不要作践自己,不要把颓废做出路。我们还年轻,生活的道路还长,机会还多,不要把环境看死了,难道我们的经历不是说明了“否极泰来”,显示了“辩证法”的威力吗?不要太悲观了,历史的经验证明,像我国现在的政治情况,必然要从不断的国内革命变为不断的对外战争,当然我们今天不同于拿破仑那种法国大革命后,不断的对外征服和侵略战争。我们进行的是阶段内的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

  你们在国内,对“九大”一定了解得很多,林总的政治报告不是再明白不过了吗?九大不过是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世界革命的一个政治动员,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引的毛主席语录:“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六二年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指明了这一点,实际上我国将要进行的这场空前的席卷世界的斗争,不会让哪一个地方是一潭死水,一切人总是要席卷进去,而且持续两代三代也不一定。我觉得值得考虑,不是没有机会投身于历史的潮流,而是没有准备、缺乏锻炼,到时候被潮流卷进去,身不由己,往往错过。就像文化大革命中一样,不断认识,待浪潮过去,除了空虚、懊悔和似有所得的“教训”外,一无所有。似乎是评论拿破仑(也许是拿破仑自己的话)“人,不是幸运特别眷顾他,而是在幸运临头的时候,他有能力把握住幸运的人”。如果能有“天将降大任于斯”的想法,就有毅力“在命运的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而不怕环境的艰辛,别人的颓丧的浪潮或许倒是件好事呢?试问,当年主席上井冈山之时,谁人想得到这里有着把握历史的脉搏,决定世界命运的希望呢?

  至于走我这条路,我是这样考虑的,确实,我这条路是迷人的。马克思说过:“让死人去痛哭和埋葬自己的尸体吧!那些首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在前途渺茫,走投无路的下乡青年眼里,这更是一条无限灿烂的路,往往他们无力打破沉寂生活的压力而企图做一次“最后的斗争”,去搏一次跳一次。诚然,对学生来说,这也可能是惟一的有希望的出路。在轰轰烈烈的战争中,暗淡下去的灵魂,重新爆发出灿烂的火花。不惧艰险,锻炼成真正的战士。但对没有尝试过战争滋味的青年来说,我总有这样的想法,这不过是在一种逆流中的天真幼稚的精神上的安慰,与宗教教义中的天国一样。

  战争不是想玩就玩的游戏,而是残酷的成千成万的吃人惨剧!当然从马列主义的角度看,这是天然的、必然的。“暴力是新社会诞生的产婆”,犯不上用伤感的眼光看,而当然也不能像那些学生那样浪漫地想。

  战争一开始就要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而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意志、除战争的指挥者外,是微不足道的。人只是在“哲学范畴”或是在兵力计算上的意义(我不是说人的因素的作用,而是说个人的价值)。为了战争整体的胜利,你可能就要做局部的支付而牺牲。尽管胜利是肯定的,甚至就在眼前,但你却看不见。像董存瑞就是突出的例子。为战役的胜利,守到一个人,没有援兵,肯定要完,还是要守;明知要死,不顾牺牲要冲上去的事例是家常便饭。朝鲜战争初期伤亡之比为7∶1(我伤亡7,美伤亡1,后相反,为1∶7)。有时几个军被消灭也有,而电影上的战斗则太浪漫主义了。这不是战争恐怖论,而是冷静地认识为政治目标实现军事行动必做的牺牲。而学生中摩拳擦掌者是否准备无条件献身呢?也许有人想壮烈牺牲,流芳百世,死得值得。一个枪弹来了,就人事不知,多利索!实际上大多数牺牲,不一定很壮烈,冷枪冷炮激战中冲冲就被打倒,甚至没有到位置没有打抢,连敌人都没有看见就完了的也不少。打仗的时候,有的时候一个班一个排的为通过火力封锁线而全部报销也不少见。死也许不一定永远被人怀念,默默地躺在异国冰冷的泥土之中,而亲人还不知道;死也往往是受伤,因后方医院远,来不及治,流血多,经过长途痛苦的挣扎,头脑清醒地死。古诗中“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一将功成万骨枯”,凄惨悲戚处即在于此。学生,尤其是“文革”后的学生,有很多是抱负很大,嘴里不说,心里总有“在革命中成就自己” 的想法。而当革命需要你献身时(不是我们平常写文章的高调,而是实在的献身),怎么办呢?

  另外,军人的字典是没有“不”字的。无论多危险,想冲就得冲,无论你如何支持不住,要爬山、要行军,天塌下来也要走,你病?你累?你力不胜任?没有的事,干不了也得干!纪律要求这样,环境逼得你这样!否则,吃饭的家伙就要搬家,战斗就要失败。在军队里,最好不要乞求别人的同情、怜悯和谅解。另外部队里也不见得没有矛盾,而且时时和死打交道的人当中,细腻的感情是不多的,一切冲突因没有缓冲因素而尖锐无情!总之对战争来说,只有胜和败,只有干到底,不论路有多长。我现在所在的战区的战争,横观世界、竖看历史,是最舒服的。但战争发展起来总是要艰苦的。关于卫国战争,抗日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你们也知道不少,那种时候欲罢不能,怕有些人又要盼停战了。在越南,短短的武斗队生活的影响就极大,莫说那些似乎无期的战争了!

  当然不是说就不行了。但有两点:1.要珍惜和平和幸福(例如不饿饭、夜里不必半夜起来站岗、转移,不必倾盆大雨爬泥泞的山路,不必雨中往山头等……)。2.不要用玫瑰色的眼光看战争!张××入伍还没有到战争单位就半路回去了,他以前的热情不亚于朋友中的任何一个人!除思想准备足或天性如此的人外,适应战争太不容易!朋友里大概××、××最合适了。而××就要深思熟虑了,不要匆匆下了决心,一失足成千古恨,画虎不成反类犬。

  ……当兵的和死打交道,不耐烦说话拐弯,信里写的不是打官腔,也不是吓唬人,只是希望大家慎重,不要轻易铤而走险。当然战争生活有其非常迷人的一面。不及多写信,可传看,我毫无顾忌!问一切朋友好!

  遥祝

  安康

  育海

  (1969年)6.12


  【编辑附记】

  此信作者张育海,北京男四中1967届高中生;“文革”前,因期中考试提前一节半课交卷得满分而免修数学,同时英语免修考试合格,成为全级惟一的两科免休生。“文革”初期,他曾创办报纸《只把春来报》,发表《论血统》,参与反对“血统论”、支持遇罗克《出身论》的辩论。1968年10月,张到云南插队;次年只身赴滇参加缅共人民军,当年夏天牺牲,年约21岁。

  据考,此信的收件人叫何大明,同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他从张育海的哥哥处得到此封回信后不久,即得到好友牺牲的消息;遂将原信删节后复写,寄给了在内蒙古插队的同学任志和在山西插队的同学刘捷。经刘捷传抄,这封信在知青中广为流传。由于该信对当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否定,引发了公安部门立案追查,曾对收信人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

  缅共人民军出现于上世纪60年代。在当时“文革”的背景下,支援这支武装被认为是对中南半岛国家“共产主义事业”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红卫兵在经历了“红八月”的激情和“上山下乡”的迷惘之后,一小部分自认为有远大抱负的人,开始憧憬成为“国际主义战士”,当年有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写的诗歌《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士们》即可为印证。在“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感召下,投奔缅共的不只张育海一人,北京四中高三学生沈大伟在张之后,也牺牲于缅甸政府军的枪下。至70年代,这批人有的又回到国内,加入生产建设兵团;也有极少数坚持留在了缅共并幸存下来,在1989年缅共瓦解后即流落缅北。

  曾有人撰文描述张育海牺牲时的场面:缅政府军的火力像一道道烧红的铁栅压下来,张育海紧紧贴着地面,低得几乎嵌进土层里,嘴里全是泥,鼻子埋进草根里,枪弹的网还在往下压。他忍受不了压抑,“同志们,冲啊……”接着打出了整整一梭子弹。有几秒钟,对手的火力点居然懵了,哑了,沉寂了,像空出了一个舞台。接着三挺机枪一起扫射,密集的枪弹将他冲顶起来,他弹了起来,不像是冲锋,像是一次优雅的跳跃与飞翔……在疯舞和高歌之后倒下,他像一片软软的羽毛飘然落下。目睹者回忆说:“我们四个人才能捧起他碎了的尸体。”

  接信人说:“我以为这封信不是属于我个人的。”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这封40年前的信中的言词和口吻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他是英雄的传奇,或者只是个人的悲剧?无论如何,张育海们的赤子之心还是让人感叹并且震动。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0-02-22

沈大伟三十多年前的两封旧信

维一按:

沈大伟是我在北京四中读书(包括不读书的文化革命)时代的学长。他的初中和高中都是在四中就读,年级高我三年,文化革命开始时已经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文革期间我们过从甚密。六八年底他赴山西省山阴县插队,後来继我的另外一个四中的学长张育海之後,也到缅甸参加缅共组织的游击队。育海动身赴缅甸之前我恐怕是朋友中最后一个与他告别的,我对他的处境与动机多少有所了解,在回忆育海的文字中我也有所记述(参见《没有墓地的陵园──记亡友育海》一文),但大伟当时的念头我并不清楚,尽管我在他赴缅之前曾经两次与友人到山阴县看望过他和其他的朋友,也曾和他有过少年时代那种自以为成熟的长夜深谈。这几十年中,我一直在试图打听大伟生前死后的细节,但终不可得。所幸的是,近日与沈大伟的同班同学,也是我的四中学长任富田先生取得联系,他居然仍旧保存着近四十年前沈大伟从缅甸寄给北大荒友人的两封书信。

这两封书信今天读来真有恍如隔世之感。行文中的遣词用句不但充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语境,而且不身历当初绝对无法理解那个环境中微妙的人际交流。即便如我者,如今捧读大伟当年的书信也似乎是在面对一个陌生的人物。有位哲人说过“记忆是靠不住的”,原先我本不信这话,如今我才不得不信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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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任富田先生的来信

ⅩⅩ:

你好!沈大伟的两封信我一直珍藏着。由于搬家,忘记放在哪里了。找了十几天,总算找到了。现发给你,希望寻机发表,纪念牺牲的朋友,勾起人们对那个年代的回忆和思考。

沈大伟牺牲之后的事情,我不清楚。他有个弟弟,叫沈大智(三中老高二的),曾在白塔寺开过“三和轩”饭庄,他应该清楚。隐约记得章立凡七十年代与沈大智有过交往。

我记得,沈大伟小学是西师附小,与张育海同学。初中在四中,与我同班,张育海在八中。高中沈大伟仍与我同班,张育海也考入四中,在另一班(高一一班)。不久,张育海因病休学,复学后到低一年级的二班。六八年底或六九年初,沈大伟到山西省山阴县插队。

……。

祝好!

富田 O八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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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封信(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

富田、令狐、亚当、明力、仲秋:

最最亲密的朋友们,你们好!远在异乡的朋友最热烈地问候你们!

你们可知道了?我于五月二十四日离开北京,奔赴云南边疆,在六月三十日到达缅甸人民军东北军区勐古兵站,参加了缅甸人民军。

缅甸人民军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中、缅两党共同指挥下的人民军队。中国给了人民军以大力的支援,武器、弹药、服装等等统统是我们供给的,还派去了大量的国际支左人员,连战士百分之九十以上全是中国的边疆人民和知识青年。缅甸武装斗争形势大好,解放区和游击区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胜仗一个连着一个。毛主席指出,再打五年左右(六八年算起),就可以取得全国的胜利。

我参军已近三个月了,各方面还是习惯的。现在前线暂无战事,因为老缅军被打怕了,后退了许多,不敢来“围剿”。所以仗还没有打上,但行军的滋味是尝过了。我们是在山区打游击,所以一天到晚背着背包和三十斤重的机枪,在山上转来转去。缅甸的烈日和暴雨之下,山路又陡又滑,汗水、泥水、雨水把衣服打得透湿,累得我们一个个浑身是泥,腿软得发抖,随时都想把抢扔下在路旁躺倒。我是咬着牙顶着干,总算还顶得住。我是重机枪第一射手,也算是人民军最强的火力了。这里有几个北京人,我们非常团结。

张育海于六月二十一日光荣牺牲了,你们可晓得了?他是去年年底一个人离京闯云南的。分在瑞丽农场,今年2月8日参加人民军。参军后表现极出色,头一仗就立了二等功。这次牺牲后追认一等功臣,缅共正式党员。去年年底咱们学校一帮混蛋想趁机捞一笔,分到好地方去,居然成立了一个什么专案组,想把育海打成反革命,还几次找我了解情况。育海就是被他们逼走的,他母亲也得了精神病。现在让他们看吧!我们的育海是响当当的好汉!我来迟了几日,连面全没见到。让育海的精神永远鼓舞我们前进吧!

你们的情况如何?东北战事可紧张?你们算是第一线了。其实说老实话,我们这里虽是战场,但缅甸的战争比起中国来简直不算回事。一场“大战”只死十几个人,还是你们那里锻炼人。英勇消灭敌人是重要的,但保存自己也是很重要的。望你们千万要冷静,要保重,这不是“活命哲学”,这是我们这里所有人的经验之谈。

我之所以离开山西,倒不是因为苦和累,这都是好忍受的;也不是混不下去了,而是农村生活太无聊了。我愿意趁着年轻,尽可能经风雨,见世面,把自己的意志、品质和身体各方面大大加强一步,哪怕是再残酷、再艰苦也不怕。此外,外国(特别是东南亚)、战争这二个新鲜事物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我能在这中间获得更多的知识和经验。而在山西,什么也接触不到,脑袋全麻木了,简直是慢性自杀。所以我走了,这可能也算“逃兵”吧,但我心里很坦然——我“逃走”并不是去享受,而是去斗争!

去年七月二日的北京站,我是永远也忘记不了的。你们是头一批远离家乡的朋友。你们的走,极大的震动着我们的心,一连几天我们总是沉闷,感觉缺了点儿什么。现在转眼一年多了,在新的、特别是充满战斗气氛的环境里,你们一定变得更加坚强,更加老练了。今年可有探亲假?“十一”可回京?二十年大庆听说有阅兵,要能回去,真是莫大的幸福。听说你们农场改为军垦了,你们都是兵团战士了吧?农场名称改了吗?但我不知道,只好按原来的写。

给我写信吧!把你们的战斗、支前、生活、劳动、学习……,一切一切统统写来吧!你们知道,在外国的战场上我是多么想念你们!你们的一切,哪怕是最小的细节,也会给我们以最大的鼓舞和力量。有信件检查,望小心一些。地址:云南潞西县东山蛮海O一信箱三O三部队政治部宣传处张来云转沈大伟。最好附几枚十分邮票,太缺乏邮票了!

等着你们的捷报,最最热烈的长久的拥抱。


沈大伟 六九年九月十六日于遮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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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封信(七O年四月二十一日)

朋友们:

你们好!四月二十一日,我收到了富田于四月五日发自大荒的信。这封充满了真挚的友谊和激情的信,深深地感动了我,无限美好的昔日生活一幕幕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好久没有给你们写信了,心里很不安。我知道,朋友们都在注视我、关心我、鼓励我,希望知道这遥远而陌生的南方国度里的消息。正好我们营明天有人到后方去,我就在摇曳的烛光下给你们写这封信。

从那次你们收到我的信以后,缅北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敌九十九师因被我们打得狼狈不堪,只好撤下去,换上了七十七师,向我们大举进攻。因此我们于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开始撤离了老根据地勐萁,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游击战。直到现在,在打了二次极漂亮的歼灭战之后,才进行了较为长期的休整。

这四、五个月来,我尝到了部队在战争年代生活的滋味。有些日子几乎天天行军。没有在一个地方住两天以上的。一走就是几十公里,不管在炎炎烈日下,还是在滂沱的大雨中,在崎岖的山路上,总可以看到我们的身影。我们曾经连续几天行军,到公路上破坏桥梁;几次进行公路伏击敌人的车队;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去偷袭敌人的据点;此外还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战斗。战争是残酷而且艰苦的。在整整行军一天后,天已全黑,身上早已被汗水打的透湿,到了只长蒿草的山顶上,就开始了我们的宿营。全部铺盖是一块雨布和一个蚊帐。又不许烧火,真会冻得全身发麻。有时睡到天亮,身上的湿气还没有干。有时打一次水煮一次饭要走几公里路。往往在极为疲劳时,夜里还要爬起来站岗。长途行军更是常事。炸桥一次,我们一天内整整走了二十三小时。而在睡了二、三小时后,又走了十五、六个小时。那时心里没有别的念头,只想找一束草垫在身下大睡一天。有时夜里睡的正香,一声令下,爬起来紧急集合,走起来还没全醒,一边走一边打盹,前面一停就会撞上。提到危险,因为我们是游击队,突然遭遇的情况极多,因此我们行军总是子弹上膛,保险打开,一遇敌人立即卧倒就打。老兵们一般都碰上几次,连我也碰上这么一次。那次连长派我们三人去侦查,本来我们保持着“三三制”队形小心地搜索前进,后来看着没什么可怕的,就大意起来。沿着大路一路走去。忽然我听到旁边山头上一声呐喊,刚一回头,一连串的子弹就扫过来,呼啸着从头上飞过。我本能地卧在地上,说也奇怪,这时也不觉得怕,心里只在考虑如何撤出敌人的包围圈。趁枪声刚一停,我跳起来,带着那两人就钻进了小丛林里,总算是跑到了安全地区。回忆起来倒颇有些可怕。

最近(三月十四日—二十八日)我们打了两次大胜仗:勐博战斗和邦赛战斗。共歼敌三百余人,其中活捉的就有二百五左右,而我们的损失极少。这是东北军区第一次攻坚战。连国际支左的解放军全讲:不管在中国、朝鲜、越南,这样漂亮的仗实在少见。这两仗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我们才得以整训。

可能是事先思想准备比较充分,我对这种动荡的生活还是适应的。我决心彻底抛弃以前的那种夸夸其谈,富于幻想的书生习气,极力培养自己的勇敢、冷静、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我的努力使我得到了一定的成就:今年一月份入了团。三月初的四好初评中,被评为四好战士。三月底的邦赛战斗中立了三等功。其实对于这些东西我是绝不会去追求的,但这至少说明了我在如何抛弃旧我,如何在走着自己的路,并做了怎样的努力。

你们的信中提到的大荒和北京的情况,使我感到无比的亲切。好久没有收到大家的来信了,对于家乡的消息几乎一无所知。你们的信我反复看了好几次,每句话都深深打动了我的心弦。

多多写信吧。你们的生活,可能在你们自己看来是平平淡淡,但对我来说都是那么亲切。什么东西都写来,哪怕是只言片语。特别是关于我们同学们(各地的)的近况,北京的形势以及一年多来你们生活、斗争中的体会。

我的地址有变:云南潞西县蛮海O一信箱三O三五部队七十三中队沈大伟收。

你们给大家的信中,请转告他们我的情况和思念他们的心情,并请告诉他们我的地址,让他们来信。

下次再写。

紧紧拥抱你们。


沈大伟 七O年四月二十一日夜



人民军进行曲

人民军向前进,
为人民利益不怕牺牲。
共产党领导我们,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指路明灯。
跋山涉水经风雨,
勇敢地冲向前,
要把那些万恶的敌人全都消灭光。
前进!前进!
人民军战士,
景颇、克音、缅族和傣族,
各民族团结,英勇战斗,
不怕牺牲,
工人要当家作主,
农民要夺得土地,
不受剥削不受奴役,
起来造反,
前进!前进!
人民军战士永远向前进!

这是我们喜爱的歌曲,用缅文唱来极为好听。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0-02-22

维一按:

自一九六九年年尾上我去云南边陲插队便失去联系的旧友何大明君,由于一个偶然而辗转的机会,居然三十多年过后与我重新互通音讯。走笔至此,想到当年的校友,如今在美国的许以敬兄和北京的刘捷兄居中穿针引线,我不免要说一声:小弟这厢有礼了。

何君不仅与我互通了声气,而且还寄来了他的忆旧文字诸篇,个中的细节是我这个从来以远期记忆而自负的人也只有叹服的份了。

有人说过,记忆是靠不住的;也有人说过,我们是有意遗忘过去的一群。其实依我看,倘若众人都有何君这样的勇气和兴致来回忆那个不堪回忆的年代,眼下这面貌全非的“历史”,定会逐渐接近真实。

我相信何君的记忆,我的那篇回忆育海的文字中凡与何君所述情节牴牾者,均以他的叙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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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育海及《只把春来报》旧事

作者:何大明

最近,《那个年代中的我们》和《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两书相续出版,且均提及文革中参加“缅共”部队壮烈牺牲的北京四中学生张育海(即张玉海)。文革正史,已有结论。而民间史料的研究,尚未躁动于母腹。做为当年张育海的同窗好友,抚忆往事,就证于实,当无愧九泉下之英灵。

一、从“八中”到“四中”

张育海是北京八中六三届初中毕业生,高中考入北京四中。四中与八中同在西城,均为男校,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两校的高考升学率不相上下,但四中升入名牌大学的比八中略多,故有“四”“八”的排序。四中的学生眼眶子高,尤以“老四中”为甚。但对由八中考入四中者则另眼相待。因为八中生没有绝对的把握,是不报考四中的。六四年入学,我所在的高中2班,就来了三个八中生。他们的数理化成绩相当出色。六五年升高二,班上又多了一名八中生,就是患肺病休学一年的张育海。

当时学校实行免修制度,开辟自修室。免修考试通过,可到自修室学习其它课程。张育海因数学期中考试提前一节半课交卷得满分而免修数学。他的英语免修考试合格成为全级部唯一的两科免休生。免修数学者还有王明和程翰生。

一次学校组织到天坛拔草,同学捡到一本黑皮本子,交到数学老师漆土芳手中。漆老师边翻看边说:“这个同学真不错,数理化和英文都有自学的计划,英文的微积分已学了。”后来才知道笔记本是张育海的。

张育海的课余生活比较丰富。打球、游泳、拉小提琴、看话剧,有时还爱在黑板上画几笔。他常去看篮球,对钱澄海与杨伯镛的配合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和沈大伟还模仿北京排球队陈文智的“平拉开”。他对北京“宝三”与天津“红桥”的掼跤也很感兴趣。

张育海的父亲曾留英求学,解放前因车祸身亡。其母在某大学管图书。因其母的三叔许德珩先生等人的照望,张育海的三位哥哥都已成人。大哥是海军干部,二哥清华毕业供职保密机构,三哥在清华上大学。文革前,起码有两个哥哥入了党,唯独这位“小四儿”连团还没入上。有的同学开玩笑叫他“革弟”(即“革命干部子弟”之弟),他也一笑了之。

当时中学界的“阶级路线”贯彻得参差不齐。但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入,家庭背景比较复杂的学生,前景愈发不能乐观。北京中学生文革前地位及思想的微妙变化,是文革初期“对联”大辩论演就“红八月”的诱因。

八中来的学生对我的接近与友好也有一点诱因。我的堂叔爷爷何继麟(其父曾为北洋政府森林部长)解放后一直在八中担纲历史教学,他那点“公子哥”的潇洒不羁与南开历史系毕业的“学派”委实给几位八中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爱屋及乌,把不相干的我与那位何先生联系到了一起。这才有了文革中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二、四中“高二2”与“对联”辩论

六六年六月中旬,张育海在西安门大街国务院接待站看到“兰州告急”的大字报,回到学校就与吴景瑞商议怎样去“声讨李贵子”。班文革领导不同意他们去。他们觉得学校里的运动“太没意思”,只坐等当“团结对象”,就与高三2班的沈大伟相约,凑了些全国粮票,登上了西去的列车,成为第一批到外地“支持革命”而串联的首都中学生。七月中旬,他们回来,因撤工作组问题引发的“对联”大辩论近在咫尺。

三十二年之后,当我看到由牟志京主办的《中学文革报》上的《出身论》和《只把春来报》上的《论出身》及刊登在《兵团战报》上的《宣判反动“对联”死刑》(由许建康、朱景文、王祖锷等人撰写)三篇文章被当做批判“对联”与血统论的三种不同思潮而立论为文时①,惊诧历史的缩影竟会如此之小。这需要对文革时的四中高二2班和在班上进行的“对联”辩论进行一点历史回顾。

高二2班是四中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它因在四清时批判“反动学生”牟志京而成名。牟志京的父母虽是无“劣迹”的知识分子,但奶奶辈总能挖出些问题。牟志京因在“写日记”向团组织交心时描述了他奶奶带他到大连指看祖产的情迹,被描绘成电影《槐树庄》里地主传地契的接班人;这俨然成了资产阶级复辟的活报剧。批判会上,牟志京痛苦地流下了眼泪。他说这只是奶奶“随便一指”而已。他的率直与天真大概从此就保佑了他。此事不了了之。文革伊始,他虽被定为“右派”学生,但还积极投入运动。八月一日下午,他参加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对联”辩论,在一群“让反动观点暴露”的红卫兵的围护下,上台发言说“对联”是反动的,是要把“黑五类”子女推向敌人一方。我“参观”了音院的大辩论。对“对联”持不同意见的人还有刘诗昆和邓林。牟志京回到班里,等着他的是等着他的是比“四清”时还要激烈的批判。牟志京坚持己见,遭到了包括我在内的各类出身的同学唾骂。这时,杨百朋、吴景瑞和刘大猛三个“八中生”先后表示“对联”是错误的。自二十四中考入四中的李宝臣起而支持杨百朋,铸就了他们日后的友谊。以许建康、李家柱和王祖锷为代表的“中间派”提出了说理性的异议,实际上给“对联”予否定。他们的家长则为党政军的一般干部。而蒋效愚等同学奋力攻击牟志京,以示自己对红五类的支持。这就成为推行“对联”的对抗性阵垒,而在一般场合很少有这种状况。

张育海被迫表态。八中来的学生表现出空前的团结。“革弟”的表态令班上的红卫兵大失所望。不同观点的同学竟然以“混蛋”对“混蛋的平方”及“混蛋的立方”等来骂对方,使得“辩论”无法再进行下去 。

“红八月”抄家风一起,班上的红卫兵即跑到张育海在钱粮胡同的寓所门前,贴上了“红大爷到此一游”的标语。

大串连随北风呼啸而中断。同学们回到校园。正值《出身论》油印件四处张贴之时。四中—高二2—牟志京等人反对“对联”和其后的办报活动,成为遇罗克政论生涯的温床。

三、《论出身》前后事

六六年十二月,张育海、李宝臣和杨百朋等人在四中成立了“敌敌畏第五纵队”战斗组,油印《敌敌畏》小报,编印批判血统论的文章,《论出身》的腹稿就孕育其中。

牟志京义无反顾,办起了《中学文革报》。我多年的足球伙伴王建复邀我参加,但牟志京的条件是必须“完完全全”拥护《出身论》。是晚,我从包括毛宪文老师和遇罗文在内的四中语文教研组小屋内退出,正好碰到李宝臣、杨百朋等人回家,就在路上参加了“敌敌畏”。

我不知道办报的主意由谁发起,但记得李宝臣说:“张育海虽不是倡导人,但报名是他起的。‘报’字双用,妙极了。”当时《咏梅》词尚无毛体书稿可寻,我便拼了报头,到新华社对面的制版厂制了报头。纸张则由沈大伟等人从“全红总”的一位小头头手中搞到。我们也去了1201工厂,但碰了壁,折回来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联系好排版印刷。送去的有清华大学“五四”战斗组写的《为什么在运动初期很多干部子女站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和《论出身》。清华“五四”的文章当时在社会影响不小,但远不如《出身论》。有人抄成大字报,贴到平安里东墙附近。人教社用老五号字排好,但未排《论出身》。我们看一下子上不了两篇,就加入了另一篇文章,同班同学写的《于无声处听惊雷》。李宝臣还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发刊词。这期报因工厂的两派闹意见,中途下版。重上机前,我们提出换个日期,厂方就用汽焊将版割了。另镶了字模。这样就出现了不同日期而内容完全一样的《只把春来报》,使将来的集报者大快尕颐。

这期报卖得很快。路人一看“四中的”,讨论不讨论出身问题,都买。买到手里,也有退的。不时还有人问,你们是不是跟《中学文革报》一家。我们说不是。但有的人就说:我看差不多。我们决心在第二期上《论出身》。

第二期用小五号字排《论出身》,整三版。当时的编辑部相对松散,也没有帐。后来用办报的钱买了拳套、足球和排球。大家还好“吃”了几顿。有人说我们吃遍了北京的馆子,有点言过其实;但戏称我们叫“只把春来报俱乐部”,也无人辩解。大家对出谁的稿子,怎样定稿,也没制度约束。《论出身》的前半部是张育海写的。后半部有沈大伟和吴景瑞的笔迹,我也改过一些,由李宝臣校对后付排了。

《论出身》影响之大,并不在文章本身,而在由《出身论》引发的“报群”效应。老百姓一看有“出身问题”的讨论,就掏钱买报,一些大学生和社会组织的报刊也热烈参与,虽无哗众取宠之心,但一些反对《出身论》的观点实在让人“惨不忍睹”,还“问题”一个本来面目,是张育海、沈大伟写《论出身》的初衷。

《论出身》的刊出,使我们“净”剩下六个人。加之沈大伟的弟弟沈大智和杨百朋的弟弟扬百揆的帮忙,一时节大家神气十足的地过了一把“卖报瘾”。《中学文革报》被人争购的滋味我们尝到了。但社会反响远不如“牟元帅”他们之所得。王建复一次得意地对我说:“‘小组’本想批批你们,看我们的面子,算了。”“小骂大帮忙”,我没有记忆是谁讲的。但活跃在四中校园的“祁念东”(他在1970年调查孙立凡、邢泓远一案时还特别关注张育海、沈大伟、吴景瑞的“出走”)虽持有《红旗》的记者证,但对我们的态度是友好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提示。我们也没有向中央首长传递报纸,虽然我们也听说,中央政治局用多大号的字印了《出身论》等文章。因为我们知道,《论出身》无法与《出身论》相比。

四、“联动的骚乱”引起的困惑

《中学文革报》第三期刊登了《“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文。(以下简称(《“联动”的骚乱》)给我们几个人带来了很大的困惑。

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孙承佩先生的次子耿亮是我的小学同学。因近邻使我们成为多年的好友。到文革开始前,我能享受到孙公社会地位带来的娱乐活动之大半。当然,孙公的共产党员身份我是清楚的。文革中,我常拿些中学生办的小报给孙公看。我还能记得孙公看了《“联动”的骚乱》一文后的惊异目光。1980年孙公来青岛见到我,曾提及“你的朋友遇罗克……”。当听我回答“遇罗克这个人我不认识”时,孙公的惊讶也不亚于当初。遇罗克给人的印象太深了,包括他写的文章。

《“联动”的骚乱》一文给社会带来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有人说牟志京要办“中央文革报”了。

在沈大伟家,张育海大叫:“服了,服了,彻底服了。”大家都有同感。“小组”的文风与笔法,在这篇文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对高干子女题材的捕捉,恰到好处;对“打雷”,“读血书”等文艺作品的揶揄,让人拍手称快。当时,受毛泽东主席“反修防修”的思想体系的影响,青年学生很难摆脱主体意识来探讨问题。“对联”的拥戴者当年一提起“黑五类”子女上大学,就觉得资本主义复辟了;若看到高干子女的“特权”生活,很快就使人联想到修正主义在中国的到来。而“特权”问题的讨论,又和首期《只把春来报》刊登的清华“五四”之文章的思路接通,也就难怪我们兴奋与跃如了。

吴景瑞提出,下一期与《中学文革报》“合”,并声明坚决拥护《出身论》。张育海则说:《出身论》的问题已不重要。探讨“联动的骚乱”才是“问题”之本。所谓“第五研究小组”本是戏称,但真要探讨起“社会”来,我就不大能够接受了。

我的复杂的家庭背景(即父亲是右派,被开除出党,母亲尚在党内)和对高干子女的了解与接触使我语出有焉,正经八摆地给大家分析了“形势”,即这帮“老红卫兵”将来还要掌权。造反派的奴隶主义太重了,“一发做”,拱手让权。保自己的事迟早会发生。吴景瑞问:“真那么悲观?”我说:“我说的是实话。”大家相信了我的真诚,被《出身论》作者那潇洒而又锋利的文风扯动了的激情得到了缓解,与《中学文革报》“合”的念头再无人提起。

正巧班内的“大联合”兴起。李家柱声泪俱下,念了师大一附中“老红卫兵”郭之中的《血书》。郭之中咬破手指,写血书一字一字地“忏悔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的压制”,对血统论予深刻的批判。张育海、吴景瑞连夜起草,写了《从一封血书谈起――把对血统论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登在了《只把春来报》第三期头版 。

我把对“形势”的分析总括而成写了一篇《“老”字的研究》,以“谭陉式”的笔名发表在第四版。而“联动的骚乱”问题却一直在我头脑中徘徊。

最近有人提及遇罗克的死因问题②。我总以为,单凭《出身论》不足被砍头。搞“阶级斗争”的始作俑者不会对牺牲品的呻吟怒发冲冠。

我想,“季孙”之忧,即“骚乱”也。“庙堂之事,与你何干?”夜深人寂,纷乱中人看纷乱事。“斩立决”的事不提也罢。“此之谓也”的笔法给人以相当的刺激。到如今,还是个谜。

五、余下的话

英雄的社会美往往悲壮。就其本质而言,挖掘的时间,有时会很长很长。

陶洛诵写了一篇文章,纪念遇罗克③。其中有“与四中诸君同登峨嵋山”一节。读后令人神往。

一群小小“报人”,得意也罢,失意也罢,在濛濛的春雨中,攀援峨嵋,最后到达金顶,看到了云海、日出和宝光,而背对着大雪山。大自然给予年轻人的洗炼与抚慰,是多么好的文学艺术主题。而这些年轻人正在思索的深谷中沉浮,他们摆脱不了往事,又憧憬着未来。

我们那一代人的形象思维能力可能被逻辑思辩的浆糊淹没了。以致至今没有见到一部反映同步生活的文艺作品――如果称得上的话。但终于有了北岛在一九九三年瑞典的落选,将王蒙与王朔挤到了“另类”。雨中峨嵋的感觉,很不易被人觉察;如同当年《中学文革报》诸君被戚本禹讲话的阴影所笼罩一样。

在投宿报国寺的夜幕中,我向牟志京、遇罗文等人表达了如下的看法:你们做了件大事,这件事有多大,我也说不清。但你们做了。可能我们中人谁也做不了这样大的事了。希望你们别后悔。牟志京回答:我们有什么后悔的?

今天我语得其所,并非想证明自己的洞察力,只因为事到如今我对遇罗克等人的认识,还停留在这个水平。

陶洛诵身边经过的男性,如遇氏兄弟、牟志京、吴景瑞、赵京兴和赵振开(北岛)等,足以贯通一部文革的民间思想史。可惜现在还没有电影脚本。

张育海与李宝臣没有登峨嵋山,在家筹办第四期《只把春来报》。按我的话说,是想“保住造反派的半壁河山。”

昊景瑞在金顶表现出特有的激动。看到宝光里的人影在动,他大叫:“快跳下去吧!这趟来,死也值得!”下山后,他和牟志京去了凭祥,越境后被送回。六七年九月的一天,他只身离京,从此再无音讯。

遇罗克被捕的消息传到我耳中,我才明确知道《出身论》的作者是谁。

一九六九年春节之前,张育海只身赴滇,不久就传来他参加“缅共”的消息。沈大伟在初夏也到了瑞丽。后来,传出了他们先后牺牲的噩耗。

别事无论,《只把春来报》编辑部成员在文革中的死亡率与同类小报相比,算是首屈一指了。

张育海入缅参军后,曾接到过我的一封信。他回了一封,经张育海的哥哥转给我。我接到信后,很快就知道了他牺牲的消息。我以为这封信不是属于我个人的,就摘录信内容的五分之四,复写后寄给了内蒙插队的任志同学和山西插队的刘捷同学。经刘捷传抄,在祖国南北东西的大地上广为流传。该信对当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坚决否定,引发了公安部立案追查,对我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若有可能,只将原件发表,即可让人拥抱张育海那颗赤诚的心。

缩小的历史镜头还应扫描到老一辈。我最近所知的照看张家妇孺的许德珩先生和我认识多年的孙承佩先生,均是九三学社的领导;文革之后,承佩老人为知识分子的平反昭雪,竭尽了全力,有口皆碑。我很想把这件事告诉张育海。

告诉张育海的事应该还有一件,就是他的恋人,即那位高个子,人也漂亮的女学生。我们怎么也想象不出她与张育海相爱。但这位女生留京工作之后,一直以张育海女友的身份奔波于市区与清华公寓,配合张家哥哥,细心侍奉患脑血栓偏瘫的张伯母。她告诉老人,她在等张育海回来。

谨在此文行将结束之时,向这位女性表示崇高的敬意。

回来吧,我们的育海。


一九九九年四月廿日改定

二OO三年九月一日抄予北京刘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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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中印红标文《遇罗克与他思考的时代》。

②:参见《遇见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中牟志京文《<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及《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2月6日郑也夫文《重读遇罗克的断想》。

③:参见《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中陶洛诵文《我和遇罗克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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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10-02-22
http://www.xici.net/main.asp?url=/b774577/d101573048.htm

        张育海,北京四中学生,1969 年3月参加缅共人民军,在西沙坝战斗中牺牲,时年约21岁。

  昆明知青黄尧在1969年7月5日的日记中这样描述了他的死亡:他被火力压得发疯了,紧紧地贴着地面,几乎嵌进土层里,枪弹的网还在往下压,他嘴里全是泥,鼻子埋进草根里。他忍受不了这样的呼吸和压抑,弹了起来。“同志们,冲啊……”,他喊道,这是一句从他六岁起就挎着木枪喊的口号。在那一两秒钟之内,正面及左侧的敌军火力点居然懵了、哑了、沉寂了。他一人独据了两军对垒的舞台,打出了整整—梭子弹,在疯舞和高歌之后他倒下了,像软软的羽毛飘然落下。

  张育海就义后,他生前的最后一封信流传开来:

  “确实,我这条路是迷人的。在下乡青年眼里,这更是一条无限灿烂的路,是他们无力打破沉寂生活而做的“最后的斗争”。在轰轰烈烈的战争中,暗淡下去的灵魂,重新爆发出灿烂的火花。但对没尝试过战争滋味的青年来说,我总有这样的想法,这不过是在逆流中天真幼稚的精神安慰,与宗教教义中的天国一样。”

  “战争不是想玩就玩的游戏,而是残酷的成千成万人死去的惨剧!” 张育海的劝诫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的好友沈大伟在张牺牲后,也加入了缅共(随后也牺牲了)。



在缅甸的中国知青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5楼 发表于: 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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