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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锦瑞我在“文革”的经历(福建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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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革”的经历

[作者:翁锦瑞]


  一、1966年6月漳平县委派工作组进驻文化馆,当时组长是公安局干部王国尧同志,组织我们学习有关“文革”文件及批判“三家村”等,首先叫宣传部长李逢蕊作“自我检查”,然后大家批判。记得他检讨是一首自己创作,描述农民耕田辛苦,种出粮食大家要爱惜的诗歌。我认为他写这诗是合情合理,没有错,所以我没有发言,听任他们“批判”而已。

  二、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馆在东门公安局对面陈家大院被红卫兵封闭,人员被扫地出门,结果文化馆只好到广场台上办公。

  三、1966年10月龙岩中学大部分停课外出串联,我二个儿子同读一个中学,大儿子志平才14岁,二儿子志强12岁第一次出门,跟老师到上海串联。坐火车经过漳平火车站,我送给他们二兄弟零用钱,并吩咐他们兄弟俩不要分开,要互相照顾,安全第一。结果他二兄弟到杭州就找不到老师,到上海才找到老师,后来跟老师平安回家。

  四、1967年5月24日,特大洪水灾害,广场被淹没,当时馆长黄炎雇船到办公厅取文化馆公章,怕洪水把办公厅冲掉。

  五、1967年7月份以后,漳平群众组织分“新”“红”两派后,不断互相冲突,各自批斗自己的走资派,最早被批斗打断腿的领导是税务局局长郭金海,他腿断住院,我有去看他,他说造反派组织批斗他,是雇社会上的打手用刑,对立派怕他报复,不敢亲自动手。自从有了两派以后,各派就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上蹿下跳,各找靠山。漳平基本上是向龙岩学习的,龙岩有什么重大事情都会叫他们参加。漳平解放是由龙岩老干部去解放的,他们对老干部感情很深,所以批斗老干部这个项目搞不起来,派代表参加也没有人肯去。

  六、1968年4月党号召全体干部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有一次造反派把电影院经理张书科和剧场的洪水二人抓来批斗,把张书科按躺在桌上打他屁股,有人脱鞋子打剧作家洪水,我看了很害怕,心想上级再三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为何要打人。由于武斗,“文革”死伤不少人,难道这个教训还要继续下去吗?从此我不参加打人的“批斗会”了。

  七、1974年2月,参加“批林批孔”学习班,张村旺等同志被扣押到看守所去关押,我很同情他们,我主动陪他老婆陈清英一起送日用品到看守所并看望他们,当时我不怕牵连,陈清英同志很感动,深表感谢。

  八、1976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我怀着悲痛心情参加全国性降半旗追悼会。

  九、1976年9月18日,毛主席逝世,我流下眼泪参加万人追悼会。

  十、1976年10月欢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我以愤怒的心情,参加开大会。

  在“文革”期间,1970年12月19日我母亲去世,1971年3月17日父亲去世,在广东我丈夫的父母也过世。为了不参加两派武斗,我回家半年,不敢去领工资,生活处于绝境。1969年下半年到1970年冬因丈夫做烘炉之事,夫妻俩被批斗一年多。

  总之,国事家事都在动乱之中,危机四伏,在那暴风骤雨,雪上加霜,千难万险,颠倒黑白的乱世之中,每日过着提心吊胆,忧愁悲伤的日子。尤其是我父母过世,我全家失去了主心骨,因我的孩子都是父母亲带大的,我的身体皮肤都变黄黑色,骨瘦如柴,快要崩溃死亡,只有我丈夫他临危不惧,不断鼓励我,要我坚持下去,要有信心,相信落实政策一定快来了,光明的曙光就在眼前。

  (这是一名普通干部在“文革”中的平凡经历,作者是漳平离休干部,原漳平县文化馆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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