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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启龙:“文革”初期在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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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文史》2004年第3期 总24期


波澜初起

  山东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在当时的错误理论、方针、政策指导下进行的,它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同时也给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包括我本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1965年11月,《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16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此后不久,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通过了“十六条”,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正式开始。
  这段时间,我的主要精力仍然是抓城乡“四清”运动和农业生产,对“文化大革命”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无论是态度上、工作上、还是措施上,都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但由于这场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虽然很不理解,但开始时也没有怀疑过这场运动的正确性,而是认为自己跟不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思想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回忆这段往事,深感有许多值得吸取的教训。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秋天,受来自北京的一些红卫兵串连的影响,济南及全省的形势也很快乱了起来。各种名目的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打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号,冲向社会,冲击机关,砸烂“公检法”,揪斗“走资派”,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1966年夏秋之交,西安发生了学生与工人冲突事件。青岛市三所大专院校(青岛医学院、青岛海洋学院、青岛化工学院)的部分学生要求赴西安声援。他们不仅不听市委劝阻,反而冲击市委,批斗市委、市政府领导干部,引起工人不满。8月25日,因青岛医学院部分学生到市委请愿,要求罢市立医院党总支书记张秀文的官,市委组织干部、工人“宣传队”试图劝阻学生闹事,形成干部、工人群众与青岛三大院校部分学生的对立。济南、北京等地的学生纷纷抵青支援三大院校,造成全市大乱。这就是著名的“青岛事件”。山东的“文化大革命”也可以说就是从这次事件开始的。作为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省委决定由我带领调查组前去处理,并决定让刘鹏等4人先去。行前我向周总理电话请示,他同意由我亲自出面处理,做好双方的工作,并指示“不准冲击市委,打干部不对、要制止”。与我同去的有省委办公厅的于明、张少甫、王济夫、宋桂植、江祥康等人。我们一行于27日到青岛,即请张敬焘等市委领导人召开座谈会,了解事件的发展情况,并提出了一些措施和建议,同时对工人和学生双方进行了说服,事态有所缓和。第二天我即返回济南向省委和中央作了报告。结果,当天晚上,青岛又打来电话,说学生揪斗了张敬焘一批领导干部。我又于30日中午二下青岛,这次同去的还有苏毅然等人。为了平息双方的矛盾,同时也为了保护张敬焘同志,省委经请示中央暂停了张敬焘的职。工人们对学生的做法看不下去,对中央和省委的决定不理解。9月1日,全市十几万人上街游行,在市委门前静坐,要求恢复张敬焘的职务,并连续三天包围三大院校,发生了更激烈的冲突,而且愈演愈烈。如不及时做好工作,有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可能。在此紧张气氛中,我向周总理报告说,以省委名义已很难开展工作。总理考虑为便于开展工作以及保证我的安全,在电话中指示要我“穿上军装,以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名义出面做好双方的工作”。我按照总理的指示,向驻青部队借了军服穿上,继续做双方工作。
  9月4日,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青岛市委问题的处理意见:(一)中央委托山东省委谭启龙同志负责妥善解决青岛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问题;(二)对学生和工人发生的纠纷,要说服双方,无论如何不能发生冲突,要团结一致;(三)工人与学生的问题,可采取双方互派代表的办法,由省委出面协商解决。根据中央的指示,我再次去青岛。9月6日,我发表了《给青岛市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的一封公开信》,提出了分两步解决青岛问题的意见。即:第一步先解决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问题,第二步再解决青岛市委领导的问题,并建议召开工农、师生、干部各方面的代表协商会议。协商会于9月21日召开。会上,有少数学生要求进一步揭发批判市委和张敬焘的错误,有的认为我在处理这次事件中对红卫兵的“革命热情”有抵触情绪。我说,张敬焘同志为党做了不少工作,是个好同志,只是在处理这件事的“关键时刻犯了错误”。有人认为我讲话太早,先给张敬焘划了框框,实际上是压制了民主。最后,两派发生了争吵和辩论。我说:“这是一个团结的会议,要搞团结,主张分裂的可以出去。”部分学生中途退场。经过艰苦的工作,冲突暂时得以缓解。后来,这件事成了我压制学生的罪状。
  “青岛事件”的处理告一段落后,我总算松了一口气,于9月24日回到济南。然而,济南的形势此时也非常混乱,已失去控制。25日,我在与省委几个书记碰头时,就“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第一,关于串连问题,我说:现在的串连,两个月来,各级领导什么事也不能干,三五个人就拖你一天。我们三个书记在青岛,还有几十个干部,天天应付还应付不了,还骂我们官僚主义。在青岛的外地学生七八千人,有些人就是游山玩水。到处是散兵游勇,好像是战争时期。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究竟好不好,要研究一下。第二,运动要内外有别。第三生产问题,六个地区大旱,连旱三年,生产如何进一步促上去?我们几个书记的精力全部用在运动上,没有人抓生产,这样,就会出现连锁反应,生产搞不好,地种不上,出现人口外流,又是1961年的情况,怎么得了!又要向中央要粮食?以后,在几次会上,我都重申了这几个问题,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已经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了。
  10月7日,山大“红色敢死队”进入省委,占据办公室,成立了联络总站和广播站,并以此为据点进行各种串联、贴大字报、开展大辩论等,不断揪斗我和其他几个省委领导干部。
  10月9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山东省委派我、自如冰、苏毅然参加了这次会议。几个月来的风风雨雨和所见所闻,我开始认识到,不能再这样继续乱下去了!无政府、无组织地冲击党政机关,无限制地串联、无节制地批斗,势必影响各级党委、政府的正常工作,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行前我就作好准备,要把自己的想法向中央反映。在10日举行的小组会上,我作了发言,把自己的想法讲了出来。第一,随着文化革命的深入发展,这种无领导的串连活动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一是运输压力很大;二是许多领导干部被缠住,不能很好地领导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这样时间长了,对文化大革命本身和生产都不利。对此,建议今后除了北京到各地、各地到北京有计划地组织串连以外,停止地区与地区和省内互相串连。请中央予以考虑。第二,我省连续两年大旱,当前旱情严重。已发展到7000万亩,计划播种6000万亩小麦,可能有1000多万亩种不上。另外,今冬明春农田水利建设也未安排。我们虽已建立了生产班子,但因学生串连,大多数负责人忙于接待工作,精力不能集中,许多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已请示中央于10月份集中力量抓一下当前生产。但现在看来,省、地两级内外一齐全面展开,可能使冬季生产受到一定影响,可否考虑党政机关的运动采取分批的办法。这些建议得到了多数同志的赞同。然而,有一天,陈伯达、康生找到我们说,要调王效禹进京参加这次会议。通过处理“青岛事件”,我对王效禹有了新的认识。他在“青岛事件”中的恶劣表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已认清了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让他参加这次会议,传达会议精神,无疑将给已经混乱的山东带来更大的混乱,进而影响生产建设。鉴于此,我坚决反对他进京参加会议。但由于当时的形势,我的阻拦没有成功,王效禹最终还是参加了这次会议。这就为我日后受打击、挨批斗埋下了祸根。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我即返回济南,于1966年11月3日在南郊宾馆召开了有省、地(市)县三级干部参加的全省工作会议,对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进行传达。学生听说后,聚集在宾馆门外要求参加会议,受到了工作人员的阻拦。当晚,红卫兵造反派即在南郊宾馆门外召开“揭发批判省委错误”大会,省委工作会议与会人员参加了大会。会后,学生胁迫我上北京去辩论,这就是济南的“11.3”事件。同去的有许多学生,由于未获中央批准,中途在德州滞留了两天,第三天才获准进京。接待站安排我和红卫兵住在国家经委礼堂,由红卫兵看管。由于没有床铺,只能睡在地板上。经委谷牧同志得知后,派人送来了两捆稻草和一床棉被给我,我才得以度过那几个寒冷的冬夜。红卫兵就向中央提出几点要求:(1)在天安门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谭启龙;(2)在京游行(即游街);(3)拨给经费和两辆宣传车。对此,周总理作了明确答复:(1)10万人大会不能开;(2)游行不能搞;(3)委托陶铸、谭震林同志出面处理。陶铸、谭震林同志按照总理指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会议商定,在国家计委礼堂开一个“批判反动路线大会”。会议于11日召开,会前,陶铸、谭震林同志指示只能文斗,不准武斗,要谢华同志在场做监督,并明确指出:“谭启龙同志我们了解,没有什么大问题,是个好同志”。会上,我被迫以个人的名义向进京的山东学生作了检查,承认山东省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错误”。会后有的红卫兵见了我也称起“同志”来了。16日,陶铸、谭震林与我一起接见了山东进京全体人员,表示支持学生批判省委,但同时强调,山东省委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求学生与省委合作。这次事件,在周总理、陶铸、谭震林等中央首长的直接干预下平息了。
  然而,情况并非这么简单。17日,我回到了济南,次日省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我到北京的情况和陶铸、谭震林的讲话。此后,山大“红色敢死队”召开了控诉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红卫兵联络总站”召开了批判省委大会,作为省委第一书记,每次我都被揪到会上作检查,接受批判。从此以后,省委机关已无法正常办公,省委领导人特别是我,不时被揪斗,省委对全省的局势已失去控制。特别是自全省两大派各界群众组织成立后,省委领导人更是不问断地轮流遭到双方群众组织的批判揪斗。12月2日,“红卫兵山东联络站”发起召开了“批判谭启龙为首的山东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我被揪到会上接受批斗,并被迫作了检查。会后,我又被胁迫到“联络站”关押起来,从9日至15日,又多次遭到批斗。
  12月16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造反派把我及“青岛事件”省委调查组主要成员押往青岛。他们大搞阴谋诡计,耍尽两面派手法,对我表面上虚于敷衍,背地里却密谋策划,组织指挥造反派多次对我进行轮番批斗。有一天,寒风凛冽,天空阴沉,造反派们把我强行架在一辆敞蓬汽车上进行游斗。汽车上放着一张桌子,4个红卫兵把我架在上面,把一块写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启龙”的大牌子挂在我的脖子上。游斗从青岛市人民会堂出发,经中山路、市区,一直到崂山,然后再游回来。在汽车行进中,我被一根横过马路的电线勒住脖颈,倒在桌子上,差一点造成窒息。他们的策略是一面把我困在青岛,一面组织力量去济南夺全省大权。这样,王效禹把我困在青岛,他却秘密地去了济南,于1967年2月3日夺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大权。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二.三”夺权。在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山东是全国夺权最早的省份之一。由此引发和助长了山东各地由领导机关直至农村基层支部的全面夺权活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严重混乱局面,延续了几近十年。

历经磨难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遭受冲击比较早的地方领导干部之一。周总理在斗争错综复杂、自身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竭尽全力地保护了包括我在内的一大批老干部、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我从受冲击、被打倒到重新工作的大约四年时间里,周总理曾三次指示把我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三次与我面谈,还有五次在关键时刻,通过各种途径指示有关同志对我采取保护性措施。如果没有总理的保护以及许多同志的帮助,在无法无天的运动冲击下,我能否生存下来,能否继续为党和人民做一些工作,是很难预料的。每当想起这些,我内心深处便涌起对周总理的敬重和怀念。
  1967年1月22日,王效禹一伙完成了他们的夺取青岛市委、市人委的大权后,才把我从青岛放回了济南。在青岛的后期,我所过的实际上已是丧失了大部分自由的幽禁生活。因此,我做好了回济南以后被隔离、被软禁审查的思想准备,也做好了必要时作适当检讨的准备。果然不出所料,回到济南后,我已经妻离子散、无家可归,我的家已经被查抄,并被造反派们占了。造反派们先是把我一个人秘密安置在省委第一宿舍一处空旷的大房子里,不准我与家人见面,不准我与外界接触。2月3日,王效禹一伙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后,用“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了一个《第一号通令》,规定:前山东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权力,自即日起,全部归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所有,停止前山东省委、省人委的一切权力及活动;原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各部委负责人,原山东省人委省长、副省长、各厅局办委负责人,三日内向本委员会报告、登记,听候处理。我这个山东最大“走资派”自然不能例外。2月7日我登记以后,造反派就把我送到山东医学院二楼的一个房间里关了起来。这里没有床铺,只能睡在一张长桌上面,靠一件军大衣度过寒冷的冬夜。
  2月19日晚上10点钟,突然来了一个人,问我:“你是谭启龙吗?拿上你的东西跟我走。”那时候我已习惯于听造反派的“命令”,什么话也没讲,我就随他下了楼。他领我到停在院里的一辆小汽车跟前,车上下来一个人,问我:“你是谭启龙同志吗?”这一段时间里,我两眼所见,都是横眉冷对的造反派,两耳所闻,都是直呼其名的要打倒我的大字标语和口号,现在猛一听到“同志”二字,感到既陌生又亲切,心知这位同志不是造反派了,就赶忙说:“我是谭启龙。”他又说:“杨得志司令员接到周总理的指示,说要接你到北京去。明天早上8点钟,总理派来的专机在机场等你。杨司令派我先来接你去机场休息。”在十分孤独、前途未卜的境况里,突然得知总理的这一番安排,我激动得真是无以名状。

  车开到军区五所,稍作停留,当即换车直接到了机场。我被安排住进一座专家楼里。在这里,我别无旁骛,美美地洗了一个澡,吃了一顿很好的西餐。第二天早晨,我乘上飞机,抵达北京,住进了京西宾馆九楼的一个套间里。
  华东地区的几位省委书记,差不多都住在京西宾馆的九层楼面。我是最早来到的一个,接着来的是叶飞、江渭清、杨尚奎,后来的有江华,另外还有湖北的张体学等人。中央派有一位联络员,在这里负责我们的生活管理。后来,总理又交代说,每个人身边都要有人照顾。于是,杨得志同志就把我原来的生活秘书江祥康同志派来照顾我。在这段时间里,尽管外面世界的文革浪潮汹涌澎湃,但在京西宾馆,我们所住的这个楼里面,空气却是比较平缓的。我们这些老同志相互之间可随意地走动走动,碰在一起,就摆龙门阵,交流戴“高帽子、坐喷气式”的“经验”。期间,李先念、谭震林等领导同志前来看望过我们。谭震林同志还详细地询问我们受批挨斗的情况,并说他要向毛主席打个报告。后来,这篇报告竟被“四人帮”诬为“二月逆流”的一条“罪状”,这是后话。
  显然,党中央、周总理把我们这些被夺了权的省委书记安排在这里,是对我们所采取的一种保护措施。可惜的是,这种平静的生活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短暂了,竟被一个偶然发生的情况破坏掉了。
  无巧不巧!有一天,秘书江祥康下楼吃饭时,在电梯里偶然碰到了王效禹。这个阴险的两面派,他马上猜出我在这里,并坚持要见我一面。一见到我,他那个殷勤执礼、问寒问暖的热情劲,叫人浑身不舒服。我心里明白,这一碰面,情况肯定不妙,他准会又搞什么名堂。果然,王效禹为了把我要回山东批斗,耍花招欺骗周总理说,山东要开一个会,有一部分干部能解放出来,希望启龙同志回去听听意见,做个检讨,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1967年4月24日下午4点多,我突然接到周总理亲自打来的电话。总理说:“是启龙同志吗?有件事要和你商量一下。王效禹说山东要开全省地市委书记及厅局长会议,提出要你参加会议,听听大家的意见,亮亮相,你看怎么样?能去吗?”我当即表示说:“我回去没有什么问题,请总理、中央决定。”总理说:“那好,你就去一下吧。明天早晨就走,同王效禹、杨得志同志一起乘飞机回去。你还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没有别的什么要求,只是希望在走以前,能够见见总理,那怕五分钟也好。”总理说:“那可以。你晚上12点到西花厅来吧。”
  我如约按时来到西花厅。总理开会还未回来,邓大姐在。大姐陪了我一个多钟头,总理还未回来。因时间太晚,我劝大姐先去休息。我直等到凌晨2点钟,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待红卫兵后才回来,看上去很疲劳。握手问候后,总理关切地问我的身体状况和年龄,我回答说53岁,身体还好。总理说:“那好啊,还可以工作20年。”
  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总理说,原打算明年搞出个眉目,现在看情况比较复杂,很难说,要有长时间的精神准备。原来设想社会主义革命比民主革命能少花一点代价,现在看来不一定。接着,总理又谈到干部问题。他说,全国干部问题还解决不了,站不出来。据王效禹讲山东形势很好,你去听一听也有好处。他还讲,这几年华东形势不错,工农业生产搞得比较好,对国家贡献大。原来设想华东干部出来工作好解决一点,现在看也不行。我问总理还有什么指示,回去后怎么办?总理说:“你回去以后,主要是听取意见,多做些自我批评,不要讲成绩,成绩让别人讲,不要随便表态。”他还给我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位同志做检查,摆了自己很多成绩,效果就不好。他又对我说:“我已向王效禹、杨得志讲清楚了,你回去,第一是听取意见;第二,不准围攻,不准武斗;第三,时间半个月。你只带点衣服,别的东西不用带,明天早晨同他们两位一起飞回济南。”对于总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周密安排,我铭感肺腑,永生难忘。谈着谈着,两个小时过去了,时针已指向凌晨4点,窗外天色已微微泛白。为了让总理早些休息,我赶紧告辞。总理送我走出西花厅,我依依不舍地向总理告别,总理说:“我在院里走走。”就这样,总理与我一起穿过院子,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上车前,总理握着我的手又交代了一句:“回去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给杨得志同志写条子。”车子启动了,透过车窗我凝望着总理单薄的身影,朦胧的月色笼罩着他的全身,使我感受到他双肩承受的那种沉重的压力。

  第二天早晨我到了北京机场,王效禹已经先到了。随行人员告诉我,杨得志同志因中央军委开会不能同走。实际上杨得志已经看清了王效禹的两面派嘴脸,也知道他这次让我回去的实际用意,因此不愿和他同流合污。王效禹见到我显得很“客气”。一会儿,他说他要出去走走,就离开了候机室。过了一段时间才回来,不知搞了些什么名堂。登机时他让我先上,我说你先上吧。他上了飞机,坐在前面的客舱里;我接着上机,在后面找了个地方坐下。他还假惺惺地要我坐到前面来,我告诉他说:“这里可以,一会儿就到了。”就没有动。到了济南机场,他要我先下。我一出舱门,就看到许多人打着标语旗帜,在大喊大叫“打倒谭启龙!”接着有四个人马上将我架出飞机场。机场外边,等候着8辆大卡车,我被押上第一辆卡车,沿着贴满标语和口号的街道游行。造反派怎么会知道我此时回来?显然,这完全是王效禹预先安排好的。王效禹就是这样欺骗党中央,欺骗周总理,把我诓回济南,揪住不放,以售其奸。
  我站在大卡车上,一路游街到南郊宾馆,下车后还未站稳,他们就把我按在地上跪下进行批斗。当晚又在南郊宾馆俱乐部召开批斗大会。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我被挂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但我只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不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我愤然将强加给我的牌子摘下摔到地上。开完大会后,在押送我回住处的路上,他们连拖带拉,拖了我几百米,有几个人还不断对我拳打脚踢,我的肋骨被打伤。
  此时,山东正在召开揭发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地(市)群众组织的代表、解放军代表、站到造反派一边领导干部和原省、地(市)委、省直各部门的负责人共500多人。会议由王效禹直接领导,运用大、中、小会和大字报等方式进行“大鸣大放、大揭发、大批判”,对省委、省人委的主要领导进行无情批判,大肆攻击。重点是集中揭发批判我的问题。在此期间,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袁升平、副政委李耀文等领导因得知毛主席已在一些小会上公开保我,当王效禹领头在大会上高呼“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启龙”的口号时,军区的几位领导对此进行了抵制,带领一些参加会议的军代表没有举手呼口号。由此激怒了王效禹,他向康生和王、关、戚告了一状。康生他们便向杨、袁施加压力。从此之后,他们背着军区的领导对我进行批斗,大小会批斗天天不断,有时甚至会突然闯进三五个人,扭住便斗。这种情况后来被革委会的军队代表闻知,出面制止才略有收敛。
  我被打倒后,基本上是妻离子散,无家可归,居无定所了。
  由于我的原因,我爱人严永洁也免不了挨批斗的命运。“二.三”夺权以前,她就被抓去批斗。造反派每次批斗,都要给她戴上高帽子,挂上大牌子,跪在地上。“二.三”夺权后,她被隔离并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为了不影响五个孩子的前途,她被迫拼命劳动,每天挖厕所、冲厕所,挑大粪、浇菜园,劳动十多个小时。
  三个儿子在上大学,也时常受到牵连、冲击。小儿子和小女儿年龄小,到处流浪。幸好有位老战友,虽然身处逆境,但还是顶住压力收留了他们。据我爱人后来讲,家被抄了好多次,许多珍贵资料、照片等都被抄走了。搬家就搬了三四次,最后一次搬到了省委三宿舍警卫连放劳动工具的一间仓库里。地面是由砖头铺成的,又潮又湿,老鼠满地窜,剩下的一点书被咬坏了不少。由于没有家具,只有三张床,东西都堆在地上。小孩子也不知从哪里要了一块门板,用砖垫起来,凑付着能放点油盐酱醋煤油炉子等生活用品。临时拿来的几把椅子,每次听说造反派要来,就急忙藏到厕所里,以免被抄走。
  秘密幽禁起来,除了不断地批斗,不胜其烦地要我检讨交待所谓罪行以外,平日里过的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是一种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变相囚禁,说不尽那难耐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折磨。有一天我的小儿子大平翻墙来到我的住处,抱着我失声痛哭。见到无家可归的儿子,我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期间我的秘书江祥康还能来看我,见此情景,他连忙催大平抓紧离开,并说:“你们这样还能有信心吗?”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夜晚不准关灯睡觉。我本来就有失眠的毛病,现在开着灯睡觉,无论如何也难以入睡。
  批斗持续到5月初。由于王效禹等人忙于策划“冲击省革委会”事件,挑动派性斗争,负责我安全的同志及江祥康才设法把我转入省立医院休息了20多天。由于形势很乱,安全没有保障,他们商量后,与中办通了电话,报告了我在济南的遭遇,并建议我去北京治疗。几天后,中办回电话说,经请示总理,同意我返回北京。
  当时,被保护在京的地方负责干部和部以上领导干部大约有20多人,已由京西宾馆迁至中直招待所,中办派一位同志负责与我们联系。住在里面的同志可以看文件、报纸,有的由子女或秘书陪伴,可以串门子,互相往来与交谈。
  我住进中直招待所不久,该住处就受到红卫兵两次冲击。一次是四川造反派“红卫兵成都部队”冲进招待所,把李井泉、程子华、廖志高、杨超等四川领导同志劫走。总理得知消息后即派一个加强连从中南海赶来加强守卫,并与造反派交涉,令他们立即放人。另一次是“武汉事件”爆发后,所谓“北航红旗”越墙冲进院内,把张体学、张平化、叶飞同志劫去批斗。当晚总理责令他们立即放回,并指示剩下的人转移到中南海暂住一夜,第二天我们回到中直招待所。当天夜间,睡梦中突然被人叫醒,工作人员通知全体人员带上行李马上上车。我们都莫名其妙。稀里糊涂上了车。车子在北京城里兜了几个大圈子后转移到一秘密地点。从那时起,除了中办有关同志照顾我们的生活和传递信息之外(秘书、家属和子女可以通过联络的同志送书、学习资料以及食品等),其他一切人包括秘书都不能接触,我们与外界完全隔绝了。与我同室居住的老同志先后有王其美、程子华、黄火青等。有一次,我发高烧去中南海医院看病,才知道我们的住处是南苑机场的办公楼。这是周总理采取的保护措施,对外保密,以免再受造反派冲击。我在南苑机场住了三个多月后,康生及王、关、戚对我的问题一再升温,形势进一步恶化。他们向周总理施加压力,再次要我回省接受批斗。
  我回济南前,总理派人向我转达,只去两周时间,东西也不要带回去。并说已向王效禹交代:只准文斗,不准武斗。然而,王效禹大耍两面派,当面答应总理,回到济南后,就把我秘密关了起来,不准我与家人见面,对我批斗也越来越凶了。除了大会批斗之外,小会轮番斗,不时被一群群的人拉到黑暗的小房间里饱以拳脚。我终于被打成重伤,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只能长时间地趴着,经常呕吐黄水。这次王效禹等造反派是下了决心的,“政治上斗不垮,就把身体斗垮”。大会小会批斗我倒不怕,就怕被人拖进小房间殴打,万一发生不测,造反派反咬一口说我“畏罪自杀”,就什么事也说不清了。因此我下决心一定要向周总理报告。
  在有关同志的帮助下,我同我爱人和小儿子见了一面。看到我被打成这样,她们心如刀绞。回去后,她以小儿子的名义写了一封信,把我在济南的遭遇向周总理作了汇报,让我在北京上大学的大儿子谭大骏通过中办的同志转交给周总理。中办的同志为了给总理汇报得具体详细,要谭大骏迅速到济南,把情况写得更具体一些。大骏回济南后,想办法搞了一套军装穿上,混进了南郊宾馆,与我谈了整整一个晚上,写了一份详细的情况,返回了北京。这封信很快就到了总理手中。总理看后,当着杨得志的面严厉地批评了王效禹:“你们不按我交代的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错误的。”
  为了确保我的人身安全,总理又具体指示杨得志派部队战士保护我。杨司令立即下令派了一个班对我监护。每次批斗时,均有两个战士陪同,站的时间长了,战士就拿个凳子让我坐着听。由于总理有了明确的指示,杨司令等军区领导坚决执行,在战士们的具体保护下,武斗被制止了。此后,在济南重点大企业、大专院校及省级召开的各系统批斗会上,没有再发生武斗现象。
  但是,王效禹仍以“态度不好,群众通不过”为由,拒不放我回北京。他公开说:“谭启龙押在这里不能再回去了。这次运动,谁说了也不算,就是群众说了算。群众通不过,你谭启龙就不能回北京!”同时,背地里加紧追查是谁向总理报告的。在查不清的情况下,给我扣了一顶“诬告造反派”的大帽子。
  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毛主席、周总理又一次提到我。主席问:“谭启龙来了没有?”当得知我未参加会议时,主席又说:“他在哪里?”周总理回答说在济南。主席说:“他有什么事啊?放牛娃、红小鬼出身!”主席的话,对王效禹是个不小的触动。王效禹回到济南后,在传达会议精神时,把主席的这段讲话删去了,但是他也感到,若把事情做得太绝,无法对党交代,不得不对我解除隔离,并转移到南郊宾馆一个套间里。从此开始允许亲属探望。这里的生活条件比起秘密幽禁有所改善,批斗少了,每天可以同工作人员一起参加劳动。当然活动范围还只是限于南郊宾馆一定的小圈子里,有一个班的警卫战士看管,王效禹还派了一个秘书来,名为服务,实为监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党的“九大”召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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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4期 总25期

“文革”初期在山东(续)

重见天日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之际,我密切注视着大会的进程。4月24日清晨,我在南郊宾馆院里一边散步一边收听新闻广播,广播里广播了“九大”主席团新闻公告及九届中委名单。在候补中委的名单中,竟然听到了我的名字,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在想:怎么会呢?我又没有参加会议,大概不是我。这时,听到广播的警卫战士也向我表示祝贺,我说:“天下重名重姓的人多的是,可能是重名字的。”接着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的人说要来拜访我。不一会儿,一位新华社的记者来了,说要采访我。我说:“采访我可以,但你要经过‘省革委会’批准。”他说:“那你就不用管了。”他当面告诉我,在党的“九大”会议上,我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告诉我,“九大”选举结果一公布,王效禹的亲信们吓得不得了,马上打电话到中央办公厅,询问是哪个谭启龙,是不是重名的?中央办公厅答复说,就是这个谭启龙,还有哪个谭启龙!记者又问我:“你听了广播,对于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有什么感想?”我激动得满含眼泪,说:“感谢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的关怀和信任,祝愿毛主席身体健康,万寿无疆!”那天晚上,我怀着一种惊讶、兴奋加上各种疑问的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彻夜未眠。毛主席、周总理的各种指示与他们的形象交织在一起,一幕幕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紧接着,我接到了正式的电话通知,要我立即去北京参加九届一中全会。
  这次缺席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对我的震动很大,我由衷地感到:王效禹和造反派们千方百计要打倒我,想致我于死地,而党中央还是信任我的,毛主席还是信任我的。
  幽禁的生活就此结束,我被解放了!那时候被打倒的领导干部,从关押的“牛棚”里放出来,或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里去,叫做“解放”。这种讲法,倒也形象逼真。我的被解放,与众稍有不同的是,一般人是由造反派解放的,而我则是由党的“九大”直接解放的。

接受“再教育”

  1969年4月25日,我乘坐中央派来的飞机,直飞北京参加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会后,周总理安排我立即全面检查身体,阅读中央有关文件。接着就安排我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蹲点,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在工厂,我坚持同工人同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蹲点一年多的时间,工人兄弟那种真挚纯朴的阶级感情,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终生难忘。
  我在给总理的汇报中这样描述了我的工作与生活:“从到厂第一天开始,我即按照安排,每日早晨六点半即和厂里职工同志一起出操,七时半至八时半学习毛主席著作,八时半至十一时半参加厂里车间劳动,下午四时半参加连队(车间)的运动,和职工一起学习,一起开批判会,晚上学习毛主席在‘九大’多次极为重要的讲话和林副主席政治报告及新党章,看看报纸和《红旗》杂志等文件。每周参加一至两个半天的劳动,星期天打扫卫生、洗澡、理发、洗衣服等活动。总之,学习、生活、休息都很有规律。”这说明,我这时的工作、生活是稳定的,心情是舒畅的。在这期间,叶剑英元帅也不时来厂里劳动,每次来都要来看我,并关照“今后可以到我那里去看文件。”邓颖超大姐也每周来厂劳动一次。她每次来厂都要来看望我,并带来周总理的关怀情。一次中午吃饭时,邓大姐说跟我去食堂看看。我买了两个馒头,一个咸鸭蛋。大姐说她也买这样一份,带回去给总理尝尝。邓大姐是1932年我在瑞金马列学院的老师,所以见面时我常称她为“老师”。她要我把在厂里学习、劳动的体会写下来,呈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像前面这样的报告我一共写了三个。每次邓大姐都转告我,总理看了报告,很高兴。有一次,大姐问起我爱人的情况,得知她尚未“解放”,仍在农场劳动后,报告了总理。在总理的关怀下,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向杨得志询问,杨司令很快组织人进行复查“解放”,并派人送她来到北京。

恢复工作

  197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央通知要我参加庆祝大会,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周总理见到我后,把我拉进休息室去见毛主席。毛主席一见到我进来,就说:“小谭啊,好久不见了。”一听主席那亲切的话语,我内心激动得不得了,赶忙说:“主席,我对不起您,对不起党,我犯了错误。”主席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接着,主席转向总理:“总理呀,您分配他的工作嘛!”
  1970年6月份,总理约我去谈分配工作的问题。总理首先询问了我在工厂的情况。接着,总理又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我告诉他,在他和邓大姐的直接关怀下,我爱人已来到北京,住在中直招待所。我每天坐公共汽车上下班,来往于工厂与招待所之间,认路、买票已不成问题。总理听后,爽朗地大笑,说道:“你现在自由了,要是在济南就没有这么自由。”接着总理说:“主席要我分配你的工作。现在有四个地方要你去。一个是山东的杨得志、袁升平要你回去;一个是河南的刘建勋要你去;一个是福建的韩先楚要你去;另外山西也欢迎你去。请示过主席,主席说不回山东了,换一个地方革命也好。我们考虑,提出最早的是韩先楚,要求也很迫切,他说他主要是搞军事工作,要你去抓地方工作。我们同意他的意见,主席也同意,所以决定派你到福建去。看你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我表示服从中央的分配。其实早在1970年4月份,毛主席到山东视察工作时,就对我的工作安排发表了意见。那是4月26日中午,毛主席在济南火车站接见了杨得志和袁升平。当他们谈到主席对我的问题有过多次指示,而王效禹则多次采取抵制的恶劣态度时,主席说:“我看谭启龙这个人老老实实的,准备让他到山西去工作。”杨、袁当即表示:“我们欢迎谭启龙同志回山东工作。”主席说:“换个地方也好。”这是当年为我作秘书工作的同志,于当年5月6日在山东省委机关听传达报告时记录下来一段话,这段话传到我的耳朵里时,我已经在福建工作两三个月了。
  总理还特别叮嘱我:“要把福建的农业生产搞上去。”最后,总理说:“走以前,给你三个任务:一、看看文件;二、检查身体;三、与工人开个座谈会。”他具体说到:“你在新华印刷厂蹲点的几次汇报,写得很好,工人同志对你的反映很好。你走以前可以跟工人同志开个座谈会,总结一下。”
  我遵照总理的指示,回新华印刷厂开了一个座谈会。座谈会开得很好,很融洽,许多工人师傅给了我很高的评价,他们都恋恋不舍,不愿意让我走,许多工人师傅流下了眼泪。军宣队、厂党委把这次座谈会的情况向中央写了报告。总理看了很高兴,说:“评价不错。”后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离开北京到福建上任之前,邓颖超大姐亲自到中直招待所看望我们并赠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坚持党的三大作风。”并说:“坚持就是胜利。”
  此后,我就到了福建,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革委副主任,在那里工作了近两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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