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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升平:我同江青一伙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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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文史》2003年第4期 总21期

  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时,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的起诉书历数了这伙反革命的滔天罪行,我看到许多老同志和数以千万计的人民群众遭到了他们的诬陷、迫害,思绪久久不能平静……
  回想十年动乱时的山东,我也经历了一场令人不能忘记的斗争。
  当时,我作为济南部队和山东省主要负责人之一,积极参与了山东军民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因此,被他们诬蔑为“山东问题的总根子”、“翻文化大革命案的罪魁祸首”……于1973年8月党的“十大”前夕,撤销了我的“十大”代表资格和济南军区第二政委、中共山东省委第二书记等职务,在北京监禁4年多。同时,他们还勒令山东各地和济南军区所属部队,掀起了狂热的“揭袁批袁”运动,给山东军民带来了惨重的灾难,以致外国报纸报道说:“山东省,那里的一个党和军队的重要人物受到谴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终于把颠倒的历史颠倒了过来。所有遭受林彪、江青一伙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平反和昭雪,正义得到了伸张。作为我个人,过去的事情也就过去了,但是,我感到这是事关我党我军的一段历史,我作为当事人,有责任把它忠实地记录下来,以使我们大家从历史的明镜中,吸取可贵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征途中,紧跟党中央,胜利前进。

“五七”事件

  斗争是从这开始的。
  1967年2月3日,王效禹在康生、陈伯达、王力、关锋的授意下,秘密窜到济南,篡夺了山东省党政领导大权。一个青岛市副市长一跃而成为省革委主任、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这自然是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赏识。林彪对他大加称赞,说他是“三红”、“四最”的干部。不久,中央文革又向济南军区发出了所谓“四个支持”的指示,要我们支持王效禹、支持以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支持“三结合”、支持三大左派组织。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管我们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坚定信念,出于服从命令听指挥,对于王效禹这个“新人”及其“新生事物”,我们还是注意尊重和支持的。当时确定杨得志等同志分工参加省革委“三结合”,我分工抓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机关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了支左指挥部。全区抽调十几万名指战员投入“三支两军”,这对稳定当时十分混乱的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被赶下台的大批领导干部重新参加了工作,分裂的群众联合起来了,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这种比较稳定的局势没有维持多久,就被王效禹一伙破坏了。我们和王效禹之间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他们对两派群众要分“革”与“保”,要求自己一派掌权;把解放干部说成是“走资派复辟”;把“三结合”革委会说成是“大杂烩”,要“踢开”、“砸烂”;把我们抓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作,说成是“以生产压革命”……分歧越来越大,斗争越来越尖锐。正在这时,林彪、江青一伙在北京整老帅,反所谓“二月逆流”和“带枪的刘邓路线”。王效禹一伙如获至宝,立即在全省发动了所谓反“五月逆流”,首先把矛头指向了支左解放军。军区党委常委、副司令员杨国夫同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王效禹的上级,他奉命参加“三结合”,任省革委常委,分工负责生产指挥部的领导工作。然而,王效禹出于反军乱军的需要,竟在“反逆流”中对他发动突然袭击,公开点名批判,并进而把矛头指向杨得志同志。“揪出保守势力的黑后台”、“拔掉反革命逆流的根子”、“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杨得志”、“打倒杨国夫”等反军乱军的标语、口号,贴满全省各地,群众组织重新分裂,“三结合”革委会瘫痪瓦解,生产再次遭到破坏。他们的这些罪恶活动,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干部和全军区指战员的抵制和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军区党委向党中央、毛主席发出电报,表明了态度,对王效禹的所作所为提出了批评意见。
  4月30日,张春桥、姚文元借口奉中央命令,来到济南。他们自称“要做各方面的工作”,“正确解决山东问题”,实际上一屁股坐在了王效禹一边,火上加油,反军压民,使得王效禹的反动气焰更为嚣张。
  张、姚一到济南,坐车去街上转了一下。张春桥看到一些拥军标语,十分反感地对迎接他们的省革委和军区领导同志说:“凭我的经验,一看就知道是‘老保’贴的,你们不要上当啊!”我当时听了很生气,便脱口而出:“左派就不应该拥护解放军吗?!”他没有吭声,但满脸不高兴。
  在安排他们活动日程时,张、姚自己分工:张春桥重点做支左解放军的工作,姚文元重点做两派群众的工作。我们尊重他们的意见,很快安排驻济部队、机关的排以上干部集会,请他们讲话,希望他们能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讲些有利于问题解决的话。但他们大讲解放军要如何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介绍他们在上海如何亲造反派、爱造反派、保护造反派、支持造反派;如何分化保守派、瓦解保守派、打垮保守派、消灭保守派的经验,动员支左指战员掉屁股、转弯子、“同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他们的讲话,只在少数同志中引起共鸣,上当受骗而转弯掉向,但绝大多数同志依然坚决执行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在派性斗争尖锐激烈、形势急骤变化的严峻考验下,坚守岗位,忍辱负重,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接着,张、姚又在做两派群众工作的幌子下,施展权术,大搞阴谋诡计,残酷镇压他们认为是保守派的群众。5月5日,原定在八一礼堂由张、姚给群众作报告,报告前他们即串通王效禹,只给拥王的少数派群众发票,多数派群众组织一张票也不给。这些组织派代表找省革委,要求在礼堂外广场拉线收听,王效禹以“保守势力嚣张,不能保证首长安全”为借口,取消了报告。广大群众受到歧视和污辱,异常气愤,各系统、各单位纷纷派代表,陆续来到省革委大院,要求王效禹作解释和解决听报告的问题。王效禹一伙在张、姚授意、指使下,策划了一个大阴谋。他自己躲在省公安厅,指令省革委机关人员全部撤出,对其亲信说:“群众愿进就进,愿砸就砸,不要理睬,让他们彻底暴露!”“要引导他们犯错误,冲省革委大院,冲省公安厅,那他们的错误就犯定了,他们就输光了。”下午,他召集×××、刘崇玉等坏人开会,作出了调集另一派群众围攻省革委大院的计划。
  广大革命群众没有识破王效禹的阴谋,仅仅为了争取听报告的权力,显示自己的力量,进入了省革委大院。人越来越多,这正中了野心家、阴谋家的圈套。
  杨得志同志和我很快得知了情况,感到事态严重,如继续发展下去,武斗必不可免。于是,我们去找张春桥、姚文元,要求他们劝王效禹同我们一道做群众工作,避免发生冲突。不料他们听也不听,若无其事。我们又和王效禹联系,他竟蛮横地说:“群众的事由群众解决,你们军区不要插手!”后来我们才知道,就在那天下午的会议上,王效禹发出了镇压群众的命令:“第一步,先调二三十万人把进入大院的群众包围起来,把水电给他们掐断,断绝对外联系,周围所有路口统统把死,外面要有送饭的就留下吃掉,围它三天,不行就一个礼拜,然后就开展政治攻势;第二步,派人实行逐个分割包围,最后清理一下,把为首的逮起来。”他们还具体成立了四个指挥部。
  当晚7时半,省革委大院被围得水泄不通。9时,王效禹指使一些人将省革委电话总机电缆全部切断,接着用石头、瓦块等从四面八方抛向院内。密集的人群中许多人被砸伤,有的流血不止,晕倒在地。这时,王效禹却一面拍发电报欺骗中央,攻击济南军区领导“顽固坚持刘邓路线,挑动群众冲击省革委,公开武斗,打伤打昏群众数千人。”一面又指使一些人组成敢死队,潜入大院,胡写乱画,打砸器物,伪造现场,栽赃陷害。

  5月7日凌晨4时,一些人假冒济南军区名义,进入大院,公然宣布:“冲击省革委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随后,指使一些人手持绳索、棍棒、灭火器、鞭子等器物,在宣传车指挥下涌进大院,对被围群众分割围攻。他们勒令院内群众人人手举稻草,倒戴帽子,低头弯腰,逐个通过设置好的一二里长的人群走廊,边走边挨打,从早6点到下午两点,整整搞了8个小时,不少人还被画上标记,实施逮捕。事后统计,这次事件有近万人遭受殴打侮辱,300多人被非法逮捕关押,有的受刑不过,含恨而死,有的被打致残,有的终生留下后遗症,惨状目不忍睹。
  5月7日下午,王效禹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省革委大院,他嚷道:“把现场保护起来,请济南军区的同志来看看,也请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来看看。机关干部不要急着上班,先展览一星期。”
  其实王效禹指使一些人到省革委胡作非为,伪造现场的情况,在省革委执勤的部队,都及时向军区领导作了报告,我们完全了解。当王效禹要杨得志同志和我通知军区党委常委,参观所谓“老保冲击省革委罪行展览”时,大家付之一笑,没有一个人去看。事后,王效禹咬牙切齿地说:“军区就是不支持我!”
  王效禹并未就此罢休,为“扩大战果”,把所谓“冲击省革委”定为“反革命事件”,把受骗进入省革委大院的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他们拟写文稿,企图以省革委和济南军区的名义联合下达通知。这是置广大群众于死地的阴谋,军区当然拒绝签署,并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杨得志同志和我去找张春桥、姚文元,要他们对此事表态。我们根据中央有关对待群众和群众组织要慎重的指示,根据中央军委4月份发的命令:“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坚决反对把所谓“冲击省革委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坚决反对把被诱入省革委大院的一派群众组织定为反革命组织。强调一定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这时,张春桥不得不装模作样地说:“要再考虑考虑”。其实,就在围攻镇压群众刚刚结束时,张春桥紧紧握着王效禹的手表示祝贺,姚文元则连声说:“祝贺你们!祝贺你们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永远和你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所谓“五七事件”过去了,没想到张、姚从此对我痛恨至极,将我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去而后快。这次事件也为后来江青一伙整我埋下了伏笔。

“九大”预备会上的斗争

  1968年11月,王效禹继“反逆流”之后,又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广大干部、群众和解放军。矛盾斗争达到了高峰。
  遵照毛主席“要解放老干部”的指示,我们在全省范围内恢复了一些老干部的职务,从各级领导班子中清除了极少数坏人,这些人要么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要么是有民愤的打砸抢分子。王效禹很快发现,领导班子中不见他的这些得力“战友”和可靠“门生”了,他像被挖了祖坟那样发作起来,认为是“复旧了”,便在全省发动“反复旧”运动。
  于是,他又施展“文革”初期的故伎,单独接见,上下串连,重拉队伍,另立山头,制造事端,挑动武斗,全省形势再次恶化。他以被清除出各级领导班子的打砸抢分子为骨干,从上至下建立“文攻武卫”棒子队,一个一个去砸“三结合”的革委会。在全省范围内挑动起大规模武斗,制造了惨不忍睹的“临沂血案”。他调集全省13个地、市的棒子队,把大批干部、群众赶至山东与江苏两省交界的临沂地区的马陵山上,宣布他们为“马陵山土匪”,进行大围剿。部分干部群众跑到部队营房,指战员们视为亲人加以保护。王效禹又命令棒子队围攻部队,狂叫“投降就是二0四师,不投降就是七十四师(解放战争中,被我军在沂蒙山区消灭的国民党张灵甫部)的下场!”并冲进营房,砸烂门窗、揭去屋顶,对被困群众、干部和指战员进行毒打捆绑,并作为“战俘”关押审讯。二0四师政委孙子斌同志和临沂军分区政委庞世泽同志被押送济南遭到残酷迫害。
  当时,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转不完的弯子、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挨不完的毒打、流不完的泪。”
  王效禹“反复旧”邪风的蔓延,使武斗逐步升级,不仅祸害山东全省,而且波及江苏、河南、四川、河北等地,加剧了整个形势的混乱。
  周总理得知山东情况十分复杂,武斗时有发生,生产每况愈下,心中十分忧虑。1969年4月党的“九大”前夕,他对我们说:“是否可以利用“九大”预备会的时间,把来开会的省里的、军区的领导同志找来好好谈一谈,互相交换一下意见,顾全大局,多解决群众之间、工作之间的一些问题,抓紧时间进行,不要等正式开会了再谈。如果最后有的问题不好解决,我可以参加谈一谈”。周总理的心情我们十分理解,他感到形势不能再乱了,再乱国家就要有危机,就要出现各种可以想见的巨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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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准备出击的武斗人员

  于是,我们本着总理指示,请王效禹来谈,但没谈多久就怎么也谈不拢了。我们又改作个别谈,由杨得志、我和他谈。我向他提出,如果对军队支左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批评;如果有什么要求,也希望提出,只要开诚布公就行。王效禹开始不谈,我们再三表明诚意,他却吱吱唔唔,东拉西扯,不谈心里话,后来转了好大一个弯,才说:“你们不支持省革委,不支持我,我不满意。”听完,杨得志同志和我都说:“我们不存在支持谁和不支持谁的问题,对两派群众都一样,我们两方面做工作,如果我们不支持省革委,难道它能存在吗?”我表示说:“形势在发展,应当有新内容。现在还突出自己怎么能行?‘北京有个红太阳,山东有个红月亮’,这种提法怎么能行?”王效禹诡辩说他不知道。我说:“你明明听到了,可为什么从不制止呢?”
  就在这次谈话中,王效禹还坚持要摧毁不同意他的观点的群众组织,我们坚决反对;对“五七事件”,我们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谈来谈去,各讲各的,直到快吃午饭,才不欢而散。
  最后,终于开了一个全体会议,由军委办事组吴法宪来参加,预备会华东组召集人许世友同志主持。许世友同志开了个头:“山东究竟有什么问题?听听大家的意见。”接着会议就改由王洪文主持。这一下,会议大受干扰。先是北海舰队政委易耀彩同志发言,讲了青岛问题。接着,我就从山东“二三夺权”开始,针对存在的问题,一一谈了我个人的意见。我谈到王效禹不搞大联合,搞派性,挑动两派武斗等等,越说越激动,一下子过了一个多小时。快到11点1刻,王洪文插了嘴:“时间差不多了,是不是就开到这,下午再接着开。”然后他别有用心地说:“袁升平同志今天上午讲的这些问题,听起来没有一点至关重要的,如果光扯这些琐碎的事,那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了。”听到这,我很气愤,于是,我打断王洪文的话,对他说:“我讲的是王效禹挑动武斗的问题,怎么能说不重要?你讲这些话有什么根据?你没去过山东,怎么知道我讲的不重要?你不要用掌握会议的权利来干扰解决山东问题,应当采取正确的态度。”最后,我建议,像这样的情况,今天下午的会不要再开了。
  散了会,我边走边对许世友同志说:“你怎么把会议推给王洪文主持?”他笑笑说:“这些事你不明白,算了吧。”我又讲:“不管怎么样,这样的会不能再开了,不然,不管预备会还是正式会,我都不参加了。”许世友同志有意思地说:“好好,下午的会不开了。”下午,会果真没开。
  别人告诉我,那次会散了后,王洪文、王效禹就跑到张春桥那里告状,商量对策,说我的态度如何如何恶劣,把矛头指向他们,也就是指向造反派。江青、张春桥阴险毒辣,一直记着,后来整我时他们多次叫嚷:“你袁大头就是一贯不支持造反派!”
  王效禹见到王洪文明显地倾向他,气焰又嚣张起来,把山东出现的问题统统归罪于解放军,并坚持要彻底摧毁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要彻底清算所谓“复辟倒退”的老干部。这些话引起到会代表的愤慨,纷纷起来据理驳斥。这样,不但没有统一思想,我们同王效禹的分歧越来越大,斗争越来越激烈。

王效禹下台

  由于王洪文的阻挠破坏,“九大”预备会没能落实周总理解决山东问题的指示,王效禹在王洪文支持下,所表现出的嚣张气焰,使我们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时,华东各省代表纷纷要求尽早解决山东问题。因为王效禹以山东的“红月亮”自居,把济南称为“红色革命圣地”,支持华东各省以及全国跑到山东去的打、砸、抢分子,搞的四邻不安。我们也感到,不彻底清算王效禹的罪行,山东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为此,我们下了决心,把王效禹的问题彻底揭开,并建议中央在“九大”闭幕后,留下山东代表解决问题。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
  1969年4月24日,“九大”闭幕后,山东在京的27位代表专题集会,同王效禹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斗争。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分析了当时山东动乱的根源。追随过王效禹的同志,揭露了他的不少严重问题。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态度十分消极,时而到会听一下。我们根据会上揭发的材料,提出了解决山东问题的十条措施,于5月24日报告了党中央。中央作了重要批示,给王效禹定了“方向性”的错误,冠以“资产阶级政客”的头衔,经毛主席签发,以中央1969年第26号文件,印发山东地方系统公社以上、驻军营以上单位,并转发全党全军。山东军民听到这一喜讯,拍手称快,人心大顺,感到说出了心里话,称之为“红十条”。从此,山东形势出现了可喜的转变。
  然而,王效禹的下台,也有人很不高兴,他们感到,挖了墙脚,危及房梁。

在庐山会议上

  1970年8月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山东有杨得志和我等7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参加。
  会议第三天清早,到会同志每人收到一份大会秘书处印发的华北组第一号简报(总第六号)。简报上写着:“有人妄图否定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虽然没有点名,大家从议论中知道指的是张春桥。“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毛主席的地位空前提高,以至发展到个人崇拜。当时,我们对华北组简报的真实背景一无所知,而张春桥一伙在“文革”中的劣迹,早已令人厌恶。当得知“反对毛主席的人”就是张春桥时,我们的愤怒之情油然而生。发言正在激烈进行中,华东组召集人许世友同志从中央政治局开会回来,突然宣布:“会议休会!”没有讲任何休会原因和背景。随即,他向各省市小组召集人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不要揪人”和收回华北组简报的指示,但也没有讲原因和背景。这样,会议虽然停止了,简报收回了,但激烈情绪并没有平静下来,华北组简报仍然在起作用。加之山东小组除张延成、易耀彩在华东大组会上发言外,其它五人均未发言表态,我们感到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不表态或态度不鲜明是不应该的。于是,山东小组便在26日上午,仿照华东大组其他小组的作法,召开会议,联名写了一封表态信。信中写道:
  “在我们党的九大以后的今天,有人竟敢妄图否认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这是极端反动的思想。对此,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
  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我们强烈要求:
  一、犯错误的人一定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请罪;
  二、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进行批判,将这些反动思想彻底批臭!犯错误的人要向全会作深刻检讨或书面检讨;
  三、犯错误的人立即离开中央;
  四、到基层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彻底改造反动的世界观。”
  信封上写是“呈伟大领袖毛主席华东组山东小组”。
  写这封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真实感情主要是两点:第一,确实出于对毛主席的朴素感情;第二,确实出于对张春桥之流的愤慨。他们一伙在“文革”中暴发与横行,特别是他们在山东的恶劣表演,与会者普遍有公愤,我们更是深有感触。这不仅反映在“表态信”上,而且流露在闲谈中。华东组的饭堂离杨得志同志住所很近,饭前饭后,大家围坐在他门前的大树下闲谈,话题常常是对张春桥之流的痛斥。韩先楚同志说:“你们山东有材料,你们说嘛。”我说:“打仗的时候看不见他们,现在出来掌权了!上海市委竟代替了党中央,他们在中央胡捣,这样的人要离开中央,不能在中央工作。极左派篡权,一定要下来,要下放。”这种愤慨情绪,在休会期间,一直延续了三四天。
  9月1日,毛主席在8月31日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发给与会同志。毛主席运用马列主义的认识论,批判了陈伯达关于“天才”问题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加强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这时候,我们认识到山东小组的“表态信”在“天才”问题上上了陈伯达的当。但当时因为我们对林彪和陈伯达的阴谋勾当毫无所知,思想上又为对张春桥一伙的愤慨情绪所支配,也就没有认识到“表态信”是上当受骗。后来,毛主席对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多年来不学马列,在庐山闹出了笑话”和“少数人发难,欺骗蒙蔽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我们当时的思想统一在毛主席的结论上。所以在“九·一三事件”林彪自取灭亡之后,我们也一直没有觉得“表态信”有什么大的问题。然而,后来整我时,江青一伙却把“表态信”和我在闲谈时对他们的痛斥,当成“重炮”猛轰,对我恨得咬牙切齿。

江青赴青岛

  1971年8月初,我们接到中办通知:江青要到青岛休息,由李作鹏、吴法宪陪同,要我们热情接待。因为江青是政治局委员,中办又通知热情接待,经研究,我们决定以青岛市革委为主,军区管理局、保卫部、北海舰队和青岛警备区派人参加,联合组成接待办公室,北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孙训担任接待办公室主任。
  8月4日,江青到达青岛。因省里正在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时间安排很紧,青岛又有专门接待班子,所以我们没有赶到青岛去迎接她。在会议安排妥当后,我们于8月6日到青岛作了礼节性看望,并简要汇报了山东工作,介绍了一些山东名胜古迹情况。生活上,交待接待班子尽量安排好些。当时我们考虑她是来休息,不是视察工作,省里正在开着会,所以我们陪同她玩了4天之后,于8月10日告别她回到了济南继续开会。
  谁知,在野心家、阴谋家江青看来,杨得志、袁升平,来前不迎,离前先走,是目无江青,不识抬举。就在我们离开青岛的第二天,她不辞而别,愤然回了北京,原计划并安排妥当的济南和她的老家诸城之行,也生气不去了。
  江青赴青岛,“休息”是假,搞阴谋诡计,妄图扩大影响,网罗亲信是真。她到青岛的当天,一下飞机,便径直来到青岛的游览闹区栈桥,抛头露面,显耀自己。保卫人员提出,这样做安全难以保障。江青装腔作势地说:“你们就是不相信群众!”李作鹏连忙帮腔:“首长群众关系好,游兴正浓,愿意到哪就到哪,你们不要阻拦。”江青还夸耀自己同林副主席的亲密关系,津津乐道地介绍,林彪如何支持她到部队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她把刊登有她拍摄的林彪装作学毛主席著作照片的《人民画报》到处送人。她同陪伴她的林彪反党集团的主犯李作鹏、吴法宪打得火热,整天吃喝玩乐,打扑克、游泳、看电影、逛大街,形影不离。李作鹏和吴法宪交待把接待规格定为“特级”,还亲自联系,用专机从广州为她运来良种西瓜。
  然而,仅仅时过一月,“九·一三事件”就发生了。江青为了掩盖她同林彪及其一伙的肮脏关系,竟然摇身一变,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说在青岛时“有人监视”她。下令清查,将参与接待工作的服务员、炊事员、司机、放映员、警卫战士、办公室干部等三百余人,集中到济南办了半年多的“学习班”,逐个审查,勒令交待问题。实际上这是妄图追逼这些同志承认,我和杨得志同志是“监视”她的后台,以便加罪于我们。这样既可解我们对她不忠之恨,又可表明她的“清白”。可是,因为完全是无稽之谈,结果没有搞出任何名堂来。但北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孙训,却在审查中被迫自杀身亡。

于、浩、刘山东之行

  1972年7月间,我们接到一个通知,说国务院文化组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等人要来山东看看。到济南的那天,省革委、军区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前去迎接,军区领导人也到山东宾馆看望。当晚省革委设宴款待。过了两天,他们提出要以军区名义请他们吃饭,我没有答应。他们又提出向军区要“灵芝草”,我告诉卫生部给了他们二斤,他们还嫌少,大造舆论说军区不请吃饭、不热情,二斤灵芝草太小气。几天之后他们到曲阜、泰山、青岛、烟台、威海、蓬莱、内长山游逛,去一处吃一处,招待费竟达1万多元。他们演《红嫂》的舞剧组,在八一礼堂排演,请我去看,我没去看,又说我蔑视“样板剧。”

  1972年9月11日,我到内长山要塞区检查工作,看望守岛部队。次日上午,在听取汇报时,政治部副主任兼长岛县县委书记邹本堂,首先谈了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等人去胶东半岛游逛的情况。他说:“他们本来计划于8月6日到长山,据说在烟台同接待单位关系搞得紧张,提前于8月1日来到长山。我们按常规接待,中午给他们包了水饺,他们4人只吃了7个,有的咬一口就丢了,找炊事员要饼干吃。听说,在烟台就反映他们架子大,没有工农兵感情,和解放军没有话说。烟台招待所备有毛巾,他们嫌不新,要特备香皂和每人三条新毛巾,一条洗脸,一条洗脚,一条洗澡。招待所不能开支,省委陪同的同志只好自己拿六块钱上街买。”后来到烟台地委报销,地委书记、副军长陈福胜同志讲:“没有这笔开支。”
  到长山岛后,反映最大的,是县吕剧团编演了一个反映军民关系的小戏《双剑岛》,听说样板戏“专家”来了,全团同志满怀希望,突击排练加工,在岛外休假的同志,接到电报星夜赶回,为他们专场演出,请这些“专家”和“首长”指导。开始,他们很得意,连声说好,还答应演完登台接见演员。但当演出结束后,一千多观众热烈鼓掌,欢迎上台,连续4次,每次掌声长达两三分钟,他们就是不上台。驻军政委刘汝贤和县委领导,一再邀请他们给演员以鼓励,并表示,戏如果有什么问题,请留下意见让他们修改。但这几个人还是坐着不动,场面十分尴尬,使领导被动,群众哗然,台上台下不欢而散。
  巧的是,演员们回到剧团,打开收音机,正好赶上播放浩亮的《红灯记》唱腔。大家愤怒的斥责:“什么革命戏、革命人!台上是李玉和,台下是鸠山!他们如此高贵,好像我们不是人似的。”后来得知,他们不上台,是认为这个戏民兵和解放军都出了场,太突出解放军了,方向不对头。他们的这一谬论,使守岛军民更加愤怒。
  听刘汝贤等同志汇报到这里,我觉得:这些人也太不像话了,搞了几个“样板戏”,唱来唱去还是这么一套,可到处游山玩水,享受不应有的荣誉、地位;但又考虑到,他们是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便说:“这些人来,招待一下是应该的,你们接待是热情的。他们脱离群众不好。要告诉同志们不要随便议论,有意见按组织原则反映。”
  曾昭林副司令员接着汇报说:“他们不仅生活上特殊,还要求参观岛上的机密军事设施。”我一听,这可是个原则问题,忙问是怎么回事。这时,随同我检查工作的军区作战科长易元秋同志告诉我,他们在来长山之前,就已经看了新式武器装备,总参追查,叶副主席在批示中给予了批评。我一听更急了:“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易科长解释说:“电话是在首长出发前的晚上接到的,当时很晚了,没有当即报告。”我批评说:“重大事情再晚也应报告。”易科长当即给军区打电话,连夜将叶副主席批示的电话记录送给了我,上写道:“叶剑英副主席对有的部门擅自组织无关人员参观保密阵地和军事设施一事,批示:‘这样不请示、不报告是不对的,应批评’。”我当即在电话记录上批了几句:“这样重要的情况和叶副主席的重要批示,不报告、不传达,是不应该的,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应从中吸取教训。”我又亲自向驻军领导传达了叶副主席的批示,并指出:“参观军事设施,上面没有指示,不应该安排。今后不管谁来,都应按保密规定和组织原则办理。”
  我到连队时,下面的指战员对于、浩、刘也反映十分强烈。我一面按上述口径做大家的工作,一面交待随同的工作人员,找一些接触过他们的同志座谈,把情况搞清楚、搞准确。
  回到济南,我按组织原则,就这个问题向军区党委常委写了专题报告。报告中除如实反映上述事实外,还归纳了几个问题,里面提到干部、战士对于、浩、刘意见很大。有的说:“这些人眼睛里没有工农兵,修正主义味道太浓”,还有的说:“我们宁愿不看戏,也不能要这样的人”。
  当时在家的军区常委同志都看了这个报告,方正同志还批道:“建议将这些人的表现情况,如实向中央反映。”我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气候,这个材料没有再上报,批交党委秘书室保存。但我们的这些正确看法和做法,通过军区和省里一些人打的小报告,很快送到了江青一伙手里。说我整了于、浩、刘的黑材料,是“胆大包天”的“反党行为”和“政治谣言”。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几个人游逛胶东,是江青亲自安排的,难怪江青一伙得知情况后,暴跳如雷,强令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委进行清查。更有甚者,他们竟然借此大反叶副主席和总参谋部。张春桥搞突然袭击,调走了总参处理于、浩、刘参观军事设施问题的文件、记录和叶副主席的指示,随后盗用中央名义,连续三次压总参检讨。针对叶副主席的批示,张春桥在一份材料上连提了二十多个质问,什么“你们不了解他们是什么人吗?难道这种工作性质的人就不能看军事装备吗?怀疑他们是干特务吗?是你们认为不请示、应批评吗?你们这种态度我不同意”,等等。诬蔑总参“正气不能伸张,邪气得不到抵制”,要把总参的“政治空气换一换”。江青后来更为恶毒地攻击总参“是林彪的总参”。王洪文则谩骂总参是“维持会”。

青岛会议

  党的“九大”以后,山东清算了王效禹的极“左”错误,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并经中央批准,成立了新的中共山东省委,随后成立了各级党委。杨得志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我任省委第二书记;白如冰、苏毅然、秦和珍等一大批老干部,重新走上重要领导岗位。毛主席路过济南时,我们还表示欢迎谭启龙同志回山东工作,主席说谭启龙同志另有安排。徐建春、郝建秀、张富贵等劳动模范和群众代表,也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全省形势稳定,工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起色。1970年山东省农业会议的经验,中央在全国推广。
  但是,对比之下,青岛的形势却落后了。市委尚未成立,核心小组内部思想不统一,群众积极性不高,工农业生产拖了全省的后腿,社会秩序混乱,反革命分子活动猖狂。青岛干部和群众纷纷来信来访,要求省委帮助解决问题。省委多次派工作组去,但没有解决问题,矛盾越来越突出。
  省委认为,青岛是国防前哨,是全省的重要工业基地,又是全国的重要港口之一,它的问题不解决,影响全省以至全国。省委决定:由杨得志同志率工作组帮助青岛解决问题。1972年10月16日,我们省委4名常委来到青岛,参加市党的核心小组召开的批林整风会议。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我们集体或分头逐个找部、局以上负责人谈话,到群众中座谈。经过分析研究,大家觉得,青岛工作之所以落后,主要是由于市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思想不统一,步调不一致,工作不得力。领导分歧,表现在以青岛驻军支左代表和地方干部各为一方。分歧的焦点,某部支左代表主张,青岛的批林整风,要“上批林彪,下批×、×、×”,并特别强调,要公开点名批判青岛驻军原政委兼市核心小组组长×××同志,以“分清路线是非”,“重新调整班子”;地方干部代表认为,王效禹及坏头头×××下台3年多了,×××离开市核心小组一年多了,青岛落后,主要责任在现领导。主张“批林”联系实际,主要是清算极“左”路线,不宜以×划线站队,重新打击地方干部。“整风”主要解决市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不同意整人。经过我们全面分析,青岛的问题,受青岛驻军影响很深。“文化大革命”以来,青岛驻军广大指战员在支左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驻军某部领导内部路线斗争反复几次,通过支左,影响到地方上反复多变,造成了地方干部和群众思想混乱,工作被动。而×××同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军队内部。“九·一三事件”后,经中央和军委批准,对他进行了“离职审查”,没有发现重大问题,当时也没有做结论。
  因此,我们认为,以地方干部为主的多数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并接受了驻军同志的正确意见,经集体反复研究定稿,由我代表省委讲话。主要讲了认识上要有“四个区别”,就是对待×的问题,军内和军外要加以区别;与市核心小组的集体领导要加以区别;与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要加以区别;与广大支左人员的成绩要加以区别。并指出,对×××同志的问题,在没有定性结论之前,只在内部讲,不公开点名批判。整风要坚持“三个为主”:领导问题同下面问题,以解决领导问题为主;当前问题与过去问题,以解决当前问题为主;政策原则问题与一般问题,以解决政策原则问题为主。这些意见的核心,是保护广大地方干部和群众,支持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不要再搞重新划线、站队、整人。到会绝大多数同志拥护这些意见,现在看,这些意见仍然是正确的;可是当时×××、×××同志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是“和稀泥,不讲路线斗争”,后来竞说我们“捂盖子,保×××”。
  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又将青岛情况和省委解决问题的措施,发电请示中央,内容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九大”以来青岛形势估价问题;二是×××同志的错误问题;三是逐步撤回军代表,由地方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发挥地方干部积极性的问题。并具体汇报了上述“四个区别”、“三个为主”和市领导的两种不同意见。
  11月12日下午,纪登奎同志给杨得志同志来电话说:省委给中央的电报,周总理批示请政治局研究答复。中央政治局研究后,先电话上打个招呼。拟同意省委的意见,同意多数人的意见,准备给省委发复电,并请毛主席批发。
  这时,我们认为,省委解决青岛问题的意见,既得到青岛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又得到了中央的同意,问题可以圆满解决了。
  但是,时隔四天之后,11月17日早上,纪登奎同志又电话通知:省委给中央关于青岛问题的电报,毛主席已经阅示,周总理到主席那里去了,要中央政治局帮助解决一下青岛问题。因此,中央决定,请省委杨得志、袁升平、白如冰、秦和珍4同志和青岛去4名同志(驻军两名:马忠全、邓龙翔;地方干部两名;刘众前、郑干)到京解决问题。
  当日上午10时30分,中央派的飞机降落青岛,下午2时40分,我们高兴地登上飞机,直去北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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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文史》2003年第4期 总22期


意料不到的转向

  我们到北京后,会议名称定为“山东青岛汇报会议”。但内容不是汇报青岛情况,更不是纪登奎电话说的毛主席“要中央政治局帮助解决一下青岛问题”,而是揭发批判杨得志同志和我。方向完会转了,气氛变了,范围也由8人扩大到25人,省里地委以上、军区军以上单位均派人到京参加会议。会议完全由”四人帮”控制,江青操纵,姚文元自称“中央委派解决山东问题的组长”,垄断会议。江青一伙倾巢出动,利用青岛某驻军少数领导同志对省委解决青岛问题的不同意见,策动下面反,他们在上面压,借题发挥,上下夹击。
  他们重点抓住九届二中全会山东7人联名“表态信”问题,把责任全部推给杨得志同志和我。他们的“逻辑推理”是:华北组简报是陈伯达点火;陈伯达的后台是林彪;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的是“未遂政变”。你们支持华北组简报,就是支持陈伯达;支持陈伯达,就是支持林彪;支持林彪,就是支持“未遂政变”,就是“上了林彪贼船”。从而,妄图把我们打成“林彪死党”。我们说,“表态信”是在党的会议上写的,公开写的,集体写的,为保卫毛主席写的,写给毛主席的。华东大组别的小组也写了,而林彪,当时是党的副主席,上了党章的毛主席接班人,九届二中全会并没有揪出林彪,事隔两年多以后的今天,林彪出了问题,还以当时情况为罪证整我们,显然不能成立。当时陈伯达同林彪的阴谋勾当,我们并不知道,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对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早有明确结论:”少数人发难,欺骗蒙蔽二百多个中央委员”,后来除林彪死党以外,党中央和毛主席并没有追究当时上当受骗的其他中央委员。他们又说,“表态信”没有送给毛主席,送给了林彪。我们说,信是按组织系统上交的,我们同林彪没有任何接触。事后,中央专案组查明,华东组几封信落到林彪手里,是中央办公厅有人捣的鬼,与我们无关。我们实事求是申辩,他们恼羞成怒,狠打我们的态度,说我们“不老实”。杨得志同志让秘书给福州军区韩先楚和南京军区许世友同志的秘书打了个电报,查问一下“表态信”上交的经过。结果这个情况被省委一位副书记秘密报告了江青一伙,江青斥责我们“搞小动作”,组织专场专题批斗。我们不服,他们又抛出一个“重型炮弹”,骇人听闻地说:林彪叛逃前的9月12日,毛主席路过济南时,“杨得志擅离岗位,借故不见毛主席”,“袁升平带着保卫部长携枪进入车站,企图谋害毛主席”。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些话出自于这些人之口,其分量的确是可以置我们于死地了。然而,谎言毕竟是谎言。当时的真实情况是,9月12日凌晨4时许,我突然接到负责“三支两军”工作的副司令员、省委常务副书记张铚秀同志来的电话,说车站军管会报告,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停在济南车站,请杨、袁首长去接受接见。当时杨得志同志正在曲阜开会,我火速赶到车站,张铚秀同志已到,汪东兴同志在站台上会见我们,我告诉他杨得志同志不在家的情况。他说,主席还没有起床,杨不在家,天又早,不惊动主席了,列车马上就开。我说,那好,你们离开济南后,我立即报告中央。就这样,我们进站不到5分钟,主席的专列就驶向北京了。我立即回到宿舍将这一情况和主席离开济南的时间,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当时军区保卫部长晋国强同志下部队去了,根本不在济南。第二天凌晨5时许,我又接到周总理的保密电话,说“庐山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人,带着老婆孩子,乘飞机跑了。”并指示我们:“加强战备,稳住部队,做好工作。”总理虽然没有点名,我立即意识到是林彪叛逃了。我赶紧通知杨得志同志赶回济南,传达总理指示,共同研究落实了加强战备的措施,全区部队和全省人民经受了考验,没有出任何问题。
  当我把真实情况摆出来后,原来捏着一把汗的同志恍然大悟,但“四人帮”和少数追随者不相信我的陈述,说我是“诡辩”。在这个问题上,汪东兴同志说了实话:“主席原来是预定找杨、袁谈话的,是我事先没有通知他们,想到济南再通知,结果杨不在家,没有谈成,不能怪他们。”
  因为江青一伙的既定方针是要整人,他们又抓住我们在庐山大树下议论张、姚和上海的情况,硬逼我们承认是“参与了一些阴谋活动”。华东组讨论设国家主席问题时,我们没有发言也成了罪状,说什么“不发言,就是没有表态支持江青,实际上站到了林彪反党集团一边”。他们还指责我们,“九·一三”以后在山东“捂了盖子”、”清查工作不力,林彪反党集团的隐患没有挖出来”。其实,到开会时为止,经过一年多的揭批查,山东地区军内外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都已基本查清。后来,1973~1975年他们大搞“批林揭袁”,也没有搞出任何超过我们主持清查工作时的问题来。江青更是大骂:“山东政治谣言这么多,中央派人去不尊重,后台就是你袁升平!”所有她提出的问题,我都一一据理说明真象,有些问题还“上纲上线”,违心地作了一些检查。但江青仗势压人,蛮不讲理,不时拍着桌子叫嚷:“你还强词夺理,我这里有证据!”甚至破口大骂“你袁升平是个什么东西!”不让我们讲话。会议后一段,我们索性什么也不讲了。
  尽管江青一伙咄咄逼人,并有少数人追随他们,提供“炮弹”,但到会多数同志对杨得志同志和我还是了解、信任的,对江青一伙的诬陷迫害进行了抵制。在讨论给中央的报告时,江青一伙和少数人硬要坚持点名批判我们,并写上“山东省委执行了林彪路线”。×××、×××同志认为,22名到会同志一致通过的给中央的报告调子低,拒绝在文件上签名。×××同志个人另写了一份与22人对立的报告,同时送给姚文元。姚文元以此欺骗主席,搞成“不点名的点名”,就是点职务,形成中发[1973]4号文件,作了”省委、济南军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的错误结论。在这过程中,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刘文欣同志曾不平地说:“我是坚决不同意点名的。你们说杨、袁错误严重,该坐班房就坐,该杀头就杀,我不同意说山东省委执行了林彪路线。”这话传到江青那里,她破口大骂:“我倒要看看他是个什么三头六臂的怪物,你们赶紧查,一定是林立果小舰队的人物!”随即,强令以省委在京五常委名义,撤销了他的到会资格,撤销了他在省革委的党内外职务。会后关押审查,没有查出他与林立果有丝毫的牵连。一个耿直正派的同志,就这样凭空遭受迫害。军区副政委方正同志如实说明了一个情况,江青竟就他的名字大兴问罪:“你什么方正,我看你既不方,又不正!”妄图以这些杀鸡给猴看,压制坚持真理、主持正义的同志。
  会议开了四十多天,围绕着庐山问题,我们违心地作了三次书面检讨,遭受几十次批斗,江青一伙还是不让过关;而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又始终不屈服,会议开成僵局。

总理为我们解围

  所谓”山东青岛汇报会议”开到第四十五天,即12月31日,1973年新年前的除夕,原来姚文元已通知开全体会议,继续批判刘文欣同志,打我们的态度。下午3时,大家都到了会议室,等候江青一伙的到来,气氛十分紧张。
  正在这时,周总理意外地来到我们开会的京西宾馆,亲切地宣布:”同志们在北京过个年,今天的大会不开了。”接着,批判刘文欣同志的一期大会简报也收回了。大家的情绪,犹如雨过天晴,闷气消散了。随后,总理主持接见了省委在京5常委。总理看出了江青一伙妄图置我们于死地的险恶用心,当着他们的面明确地指出:“庐山的错误改了就好。林彪搞武装政变,没有你们的事。主席9月12日通过济南,袁升平同志给我打的电话,我亲自接的,他没有给林彪通风报信。”听了总理的话,我心里热乎乎的,到底还是总理了解我们。总理想得十分周到,他接着说:“今天晚上,请江青同志准备一点便饭,大家在一起团圆团圆。我因为有外事活动,现在见见面,晚上就不来了。”在总理的关怀下,会议出现了新的转折。
  江青也顺势变换嘴脸,”打”不成,又使出了“拉”的一手。不仅除夕同我们“共进晚餐”,而且第二天,还给大家送来了“新年祝词”:“祝杨得志同志和山东来京开会的全体同志新年好……”落款是:“江青1973年元旦。”我当时意识到,江青不提我的名字,是别有用心的。
  元月8日,江青又“邀”省委五常委到钓鱼台她家里“作客”,一边打扑克,一边吹嘘她“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光荣历史”。临走,送给两样礼物:一是主席1935年在延安的大幅照片,二是送给杨得志同志几个辣椒。这两样礼物都有她的用意:前者是炫耀她的政治资本,后者显示她的风格,辣椒是辣的,我是不好惹的。
  最后,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集体接见到会的全体同志。江青杀气腾腾地要“见识”一下刘文欣同志,企图当场扣押。总理和蔼地把刘放回宾馆。总理对大家说:“杨得志、袁升平同志的检查报告,政治局通过了,还要送主席。是不是在你们这个范围24位(刘文欣同志已被江青一伙取消了参加会议的资格)谈一下,回去向两个常委谈一下,就不再传了。”“回去向下传达以中央文件为准,请示报告只发到县团。”叶剑英副主席也鼓励我们:“杨得志、袁升平同志不要顾虑这次回去威信会受到影响,不好工作了,经过这次会议,威信可能更高了。”
  而江青一伙还继续搞阴谋诡计,江青和姚文元一唱一和,四次提出:“你们的邻省有什么谣言不要受影响,不要动摇”,“这一点很重要”,“以后千万不要听邻省的话,”“你们那些邻居的话可是听不得啊!”这是把矛头指向许世友、韩先楚等同志。原来,江青一伙不仅要整我们,而且要通过整我们打开突破口,进而整倒华东三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怪不得江青在她家里指着厚厚一叠材料说:“我这里有南边那两位的‘重型炮弹’!”并在整我们期间,把许世友同志叫到北京,质问庐山“表态信”问题,总理得知后才解了围:“问题搞清了,许世友同志感冒有病,先住院。”送三○一医院几天后,放回了南京。
  1月9日,我们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周总理出于阻止江青一伙妄图扩大势态继续整人的阴谋,给了我们一封亲笔信,对我们的问题定了基调(因根据当时所谓揭发批判的问题作的归纳,错误事实未经核对,难免有出入,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基本用意是保护我们),并指示省委五常委回去传达时,“凡是外省现尚负责的有关同志,一律不提。”

落井下石

  历时53天的北京挨整会议结束后,我带着愤愤不平的心情回到济南。我明白,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尽管周总理保护,但江青一伙另搞一套是非常明显的,张春桥在北京会议结束时就叫嚷“要坚决按北京会议的路子走下去!”
  春节过后,1973年2月11日,省委和军区两家常委在济南南郊宾馆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北京会议精神。我和杨得志同志共事多年,他很谦逊,我尊重他,互相支持,紧密配合,关系融洽,心情舒畅。军区和省委,上上下下,历来都是“杨、袁”并称。北京挨整,虽然庐山会议他是大组副召集人和小组召集人,“表态信”是他提议并主持写的,我只是一般成员签名之一,省委和军区他都是第一把手,而且在北京也是重点整他,但我始终没有认为自己责任轻,或因江青一伙点我的问题较少而推卸责任,更没有考虑过要两人分开,具体澄清责任是非。一直是同挨批斗,共历患难。三次违心的书面检讨,都是两人联名写的,我觉得这是自己应有的姿态。因此,传达时也很自然地由杨得志同志代表两人宣读一个稿子。这是完全正常的。
  不科,这一正常情况,竟被有些动机不纯的人钻空子加以歪曲。他们起哄说:“两人的错误由杨得志一人念检讨,袁升平不表态,就是不认账,准备翻案。”持这种谬论的人,尽管在参加会议的地、师以上干部七百余人中为数甚少,但能量不小,情况很快反映到北京。江青一伙盗用中央名义,立即发来电报,指责我“不表态是错误的”,勒令我单独重新检讨。这一下,那少数起哄的人劲头更足了,有的竟然指着杨得志同志和我的鼻子,进行人身攻击。
  就在这个时候,一些政治投机分子出来表演了。我们军区党委常委一班人,当时14人,本来互相之间是很团结、很体谅的,听说我们在北京挨了整,回济南那天,全体到机场迎接,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在后来的斗争中,绝大多数同志也是坚持党的原则,实事求是。但是,也有一个人,本来是个老同志,“九大”后林彪把他下放到济南军区当副司令,杨得志和我对他政治上信任,生活上照顾。不科,正当江青一伙策划“杨袁分开”,勒令我单独检讨,图谋把我抛出,而苦于“材料”不足的时候,这位老同志投其所好,竟无中生有地进行所谓揭发,说我在“九·一三”事件,传达中央57号文件时,“泣不成声,话都说不下去了”,“林彪机毁人亡,毛主席安然无恙,你不是哭林彪是哭谁?”1月19日,他又写成文字正式上报。他的这块“巨石”,打在我身上,立即在会上掀起一股浊浪。那些过去跟着王效禹犯过错误的人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投机分子“反戈一击,揭发立功”;不明真象的同志,不知所措;正义的人们,虽有怀疑,但也暂时不敢讲话;操纵会议的人,如获至宝,连夜派人将揭发信送往江青、张春桥一伙。
  当时,我当然要说明真像,要反驳诬陷。可是,在那时,我说的再多、再具体、再真实,也是无用的。然而,我是决不后退的。
  1973年4月9日,我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申述:
  ……这个问题,我感到有必要将我当时的真实心情,向主席、中央报告如下:1971年9月17日(或18日),许世友同志等从北京开会返回途中,路过济南,我和杨得志同志在车站见到了他们。见面后,许等人向我们讲了林彪死党陈励耘、王维国一伙,妄图在杭州、上海等地谋害毛主席的种种罪恶阴谋和毒辣手段。我们听了以后,既愤恨,又沉重,确实感到第十次路线斗争惊心动魄。9月22日,省委、军区党委常委召开联席会议,传达讨论中央文件。杨得志同志传达完文件后,我接着发言,首先我表示完全拥护中央文件,完全拥护主席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采取的英明决策。尔后,揭发批判叛徒、卖国贼林彪的罪行。当我谈到林彪一伙妄图谋害主席时,想起了许世友同志等讲的那些内容,感到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几十年,没有主席的英明领导就没有我们的一切,主席那样高龄了,仍然夜以继日为革命操劳,而林彪如此丧心病狂,要向主席下毒手,顿时心情激动,止不住了,流了泪,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心情。
  这封信,在当时情况下,毛主席能否看到,我不得而知,但从事情的发展看,掌握中央很大一部分权力的江青一伙,对我的申述不予理睬,而以“哭林”为“重炮”继续整我。
  然而,历史是无情而公正的,那位老同志的所谓”揭发”,根本就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事情发生在1971年9月22日,如此重大的原则立场问题,为什么他当时不揭发,而在事隔1年零4个月以后的1973年1月才揭发呢?当时参加会议的有22位党的高级干部,为什么别人都没有这种感觉,而惟独他有如此感觉呢?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揭发问题”是幌子,邀功领赏是目的。果然,凭一纸小报告,他很快当上了总后勤部部长。尝到甜头后,他又写了一份又一份整中央和军委老同志的小报告,献给“女皇”,进一步卖身投靠于江青反革命集团。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组织上又查到了当时的会议原始记录,上面清清楚楚地记载着我的发言内容:
  袁:
  一致意见,跟紧主席。
  林叛国,是阴谋总暴露。
  他利用毛主席的最高威望,搞两面派。
  打着红旗反红旗,假装正确。
  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
  尽管林取得了一时的威信,当其叛党叛国,就身败名裂。
  我们从中得到很大教育,哪条路线是正确的,哪条路线是错误的,对伟大领袖阶级感情更深厚,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提高警惕。
  不断剥掉其画皮,揭露其反革命本质。和他划清界限。
  战备工作加强抓紧。
  团结问题。军内外都要团结起来。
  有主席健在、掌舵,任何风浪都能经得住。
  保密工作。
  袁:
  是坏事变成了大好事。
  影响不能低估,要做好工作,加强战备。
  今天叛国,是我们的敌人,全党全国全军的敌人。
  虽然出了——,革命终将前进,终得胜利。
  这个记录,对主席的感情,对林彪的鞭笞,对工作的部署,对革命的信心,白纸黑字,一目了然。
  谎言终于被彻底戳穿了。当时到会多数同志也写出了否定诬陷的旁证。1977年11月13日,当时的中央专案组正式结论,推翻了诬陷我的所谓”哭林”问题。

新的阴谋

  济南南郊会议开了47天,3月29日结束。由于绝大数同志还是正直的,对山东问题的历史和现状,抱有正确的认识,主张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贯彻落实北京会议精神。因此,会议结束时,经两家常委讨论通过的总结,还是“杨、袁”并称,并仍以北京会议对我们的检查“毛主席、党中央高兴满意”的结论为结论。会议结束后,在县团级传达贯彻中央4号文件时也非常顺利。全省军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九大”以来山东的工作充分肯定,全省形势很稳定。在酝酿和选举党的“十大”代表时,经全区部队广大党员的民主协商和军区四届六次党委扩大会议选举,我被当选为“十大”正式代表。
  这样的局面,少数跟王效禹犯过错误的人,政治上投机有野心的人,还有江青帮派体系一伙,当然是不满意的。他们串通一起,内外勾结,上下呼应,密谋策划,继续制造新的阴谋。
  4月10日,省委秘书长、康生的儿子×××X报告我们说:“省委一名副书记额上长了一个痣,诊断为良性,拟去北京进一步检查。”当天下午4时,我和杨得志同志前去看望,并为其去北京送行。后来才知道,南郊会议结束才11天,他的北京之行,看病是借口,实际上是去找江青一伙密谋策划,进一步整我们。因他当时是副书记,不便明着越过我们去北京找江青一伙,就以看病为名,暗中勾结。他一到北京,姚文元亲自安排住在北京饭店。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把他视为心腹和得力干将,宴请他吃饭、看电影、照像,面授机宜。后来,他自己情不自禁地说:“我在北京养病期间,中央首长告诉我,山东问题很严重,你回去以后要很好地落实政策。”
  5月19日,省委和军区五位常委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主要是批林整风和召开”十大”的问题。我们一下飞机,己在北京“养病”的那位副书记,早从江青一伙那里领受了旨意,他放风说:“杨、袁那个问题没有完”,其用意是动员别人准备攻我们。我听到以后,沉住了气,主动请示总理:“我们要不要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作个检查?”总理说:“你们去年在北京作了检查,回济南又作了检查,群众已经谅解,这次就不要再检讨了(实际上,我们还是作了检讨,印发了简报)。”我又告诉总理:”杨得志同志和我都被提名为‘十大’代表候选人。”总理说:“你们是上一届中央委员,按党的惯例,上届委员是下一届的当然代表嘛。”总理的指示,又一次打破了江青一伙妄图借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整我们的阴谋。
  但江青一伙并未就此罢休。会后,江青对那位副书记说:“你不能只管粮、棉、油,不管纲和线,要抓路线斗争,要发动群众。”从此,他和康生的儿子,更加频繁地与姚文元联系,把山东帮派势力的活动,暗暗捅给江青一伙,又把江青一伙的旨意,传递给帮派骨干,展开了一系列有组织有预谋的帮派活动。“九大”以后,平静稳定了三四年的山东,又卷起了波澜。
  6月中旬,各地“文革”初期跟王效禹造反的少数人,借口“落实政策”,开始重拉队伍,寻机闹事。
  6月17日,纪登奎在二、六机部召开的一次有全国代表参加的会议上,不点名地指责我,“有一个人听说林彪机毁人亡,痛哭流涕。”这些话通过山东参加会议的代表,很快传到了省内。
  6月18日,在省委和济南市委门前,出现了第一批大字报,指责“省委主要负责人偏离了斗争大方向,不批林,矛头指向群众”,“要求落实政策”,“揪出林线人物”,扬言“决一死战”。到7月5日,省、市委门前贴出了第五批大字报,开始公开点名攻击我,“不打倒袁升平,誓不罢休!”7月7日,在帮派分子策划下,王效禹的得力干将×××的妹妹×××和帮派骨干×××的老婆×××等人,“里应外合”,到省学习班抢走了×××,并要前去抢×××。我们召开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由公安机关出面将×追回,制止抢×。7月8日,枣庄帮派势力煽动140多人来济南上访静坐,我们一面对闹事的人做耐心细致的工作,一面将情况和措施报告中央,但帮派分子不但不听,反而越闹越凶。7月中旬,经过精心策划导演,帮派头目×××、×××等30多人以“上访”为名,赴北京告状。
  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的领导同志,劝说他们有问题回山东解决,他们根本不听,说什么“上访是革命行动,不准阻拦,不准扣发工资,不准歧视”。他们说假话,递假材料,大肆攻击说,“杨得志、袁升平镇压了造反派”、“依靠走资派掌权”,“坚决要求中央首长接见”,“只有依靠造反派才能解决山东问题”。其实,这是早巳导演好了的闹剧,这帮人先在前台摇旗呐喊,后台由王洪文的秘书米士奇出面引见,为他们撑腰打气,接着张春桥、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十分热情、十分亲切地接见”。他们违背总理的指示,将规定只发到县团级的中发[1973]4号文件拿出来“组织他们学习”,鼓励他们继续哄闹。致使这伙人受宠若惊,活动更加猖獗。《赴京上访纪要快报》、《中央首长接见的特大喜讯》等宣传品,很快传遍山东全省,局势进一步动乱。
  这时,由于少数人闹事,多数人不得安宁,工厂有的半停工,有的完全停工,1800多人的山东造纸东厂,公开不上班到社会上串连的约70多人,去北京上访的16人。这些人虽少,但闹得很凶,打骂围攻干部群众,扬言要把厂里“翻个个儿”,搞得干部无法指挥,工人无法安心生产,特别是班组和车间骨干,处在第一线,挨打受骂,憋着一肚子气,工作十分困难。因此,他们一方面对少数人的闹法不满,另一方面又对省、市委无法制止这些人闹事不满,他们提出,落实政策不能只顾少数人,而不顾广大干部、群众。而且他们也看出,少数人闹事,上边有人支持,所以他们也提出派代表赴京上访,并表示,少数人如果继续打人,他们要被迫自卫。我们得知情况,立即召开地、市委书记紧急会议,分析形势,研究措施,派人连夜做工作,稳定大多数人的情绪,不使局势恶化。
  对于江青一伙鼓动少数人闹事,我内心是很反感的。认为他们高高在上,既不调查研究,又不相信各级党组织,不相信和依靠山东7000万人民的大多数,这么30多人上访闹事,他们就百说百听,作为依靠力量,否定各级党委。
  7月18日,根据中央通知,杨得志、张铚秀、白如冰同志去北京“做上访人员的工作”。临行前,省委常委开会分析研究了社会动态,讨论了向中央的汇报材料。会上,有人反映上访人员中提出了“支左转弯、支左检讨”问题,我说:“支左问题,总的讲,我们解放军是执行命令,按照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部署办事的,至于具体工作,有成绩,有缺点,有的今天转弯,明天调向,还有不少指战员挨了打骂,受了冲击,这些账不要算,也没有办法算,这是一笔糊涂账。”我说这些话,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不同意见。可是不久,所谓“支左是一笔糊涂账”的问题,竟成了我的一条弥天大罪。
  从省委开会回到家里,我脑子里一直还在想着如何做好上访人员工作的问题。我拿起电话,想找杨得志同志再说几句话,因为下午1点钟飞机起飞,他已经离家上机场去了,我又打电话给张铚秀同志,他正准备出发,我简要地说:“你们到北京后,一方面要耐心听取上访人员的意见,另一方面对他们的要求,要作具体分析,正确的接受,不正确不合理的要求,不能被迫接受。特别是说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的目的是要在‘十大’前把山东搅乱,搞权力再分配,这个问题坚决不能接受,要顶住!”因为他急着要走,我不能多说,但又怕没有说清楚,我便再打电话到机场找杨得志同志,他还没有到,是党委秘书接的电话。我把上述绐张铚秀同志的电话内容重复了一遍,并特别强调“方向路线错误”问题,不能随意表态接受,一定要顶住,要提醒杨得志同志,千万千万注意这个问题。不料,“要顶住”这句话,竟然被江青一伙恶意歪曲为“顶中央”,成了“山东问题的根子在袁升平”的根据,并以此为幌子,造谣和挑拨杨得志同志同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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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召”进京

  1973年8月8日凌晨2时,我突然接到汪东兴同志的电话,要我和苏毅然同志去北京,同杨得志、张铚秀、白如冰同志一起开会,说中央拟解决一下山东问题。
  当时,苏毅然同志正在青岛,中央派飞机先去接他,然后返抵济南接我,下午5时许到达北京西郊机场。按惯例,过去每次进京,都由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接站,可这次只来了一个秘书,冷清得很。我问他会议开得怎么样,他吱吱唔唔,先说秘密的很不知道,后又说情况很复杂。到了京西宾馆,见到军区工作人员,他们故意回避,不是装着没看见,就是绕着我走,只有一位同志低声对我说:“袁政委,情况复杂,您要提高警惕啊!”
  我进了房间,杨得志、白如冰等同志来打了个招呼,便赶紧走了。离开饭时间还早,我想去省委几位负责同志房间看看,可门都关上了。吃饭时,气氛也很异常,要么没话说,要么找话应付,瞎扯这菜怎样,那菜怎样。
  晚7时,我想如果晚上不开会,应先了解了解情况,可是过道两侧的“邻居”都不见了,孤单单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时秘书通知我,晚9时中央领导在人大会堂接见,两家常委参加。我问什么内容,他说不知道。我想白如冰同志会知道,敲敲他的门,没有回音,拍拍其它同志的门,也都不在,我一眼望见杨得志同志的屋里还亮着灯,心想,他在就好了。
  我在过道里走来走去,这时杨得志同志开门出来,我便走上前去。我们进了东边的一个小会客室,关了门,走向凉台。杨得志同志简明地告诉我会议的进展情况,然后说:“今晚的会你知道吗?就是斗你!你要有精神准备,他们是不讲理的,一定会把许多罪名强加在你头上。”我说:“远的不说,在济南军区我和你共事13年,工作、品行、团结、友谊,我这个人你是了解的。如果他们批评我的错误,我接受,无限上纲的,我不能接受,强加我的,我要说明情况,保留意见。”他又说:“这样的时候,是不会让你讲理的,你一定要冷静,千万别发火。……古人常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党的会议上,为什么不能讲话呢?”他知道我不了解会议的情况,便进一步解释:“老袁,我知道你是坚持原则的,可现在已经是没有什么理可讲的啦。”
  最后,我带着深深的感情说:“看来他们又在搞阴谋诡计,要在我身上开刀了。就是我坐班房,你在外面,不要忘记我们几十年的情谊,不要忘记现在你我讲的话,在适当的时候,希望你讲话,这样,我就是坐班房,也没有怨言。”话毕,我俩分别回到自己的房间。人们可以想像,在那样的时刻和场合,杨得志同志给我通个气,以鼓励和安慰,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啊!
  晚9时,我们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山东厅。
  周总理宣布开会,可他的话音刚落,秘书同志进来请他去接电话,一去一个多小时。
  姚文元首先发难,他重复过去的诬陷,无非说我“文化大革命表现一贯不好,不支持造反派,不支持革命委员会,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且自命不凡,装腔作势,高谈什么“凡是林彪死党,凡是走资派,都是支持复辟的反动势力,支持保守派,袁升平就是一个典型,他是山东复辟势力的总代表、总后台。”“中央解决山东问题,他要顶住。山东问题的根子就在袁升平。”
  听了这话,苏毅然同志发言:“山东的问题,我认为不能全由袁升平同志一人负责,重大问题都是由省委集体研究决定的……”张春桥立刻打断他的话:“你不要讲嘛!”苏毅然同志并不知道江青一伙早巳定好了调子,接着又说:“我还有两句话就完了。袁升平同志虽然是省委第二书记,但……”这一句话还没讲完,张春桥再次恶狠狠地训道:“我对你说了,你不要讲了!想不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的路线斗争觉悟还这么低!”姚文元也跟着喊:“你不要再讲了!”
  到会的也有几个人顺着江青一伙的杆子爬,但都没有讲出任何新问题,除了老调重谈,就是学舌、扣帽子。
  我听了之后说:“大家对我的问题看得这么重,希望能把事情说明白一点,我好总结经验教训,也便于作必要的说明。”
  江青一听,尖叫了一声喊道:“你还要民主!民主不会给你,你别想利用民主放毒!”
  我又说:“今天是党的会议,我虽然有错误,但我按党的民主原则发言没有错误啊。我只讲半个钟头。”
  江青武断地说:“半个钟头也不行,今天没有你的发言权!”她不让我讲话。
  张春桥一手拿着一叠材料,一手拍着桌子说:“你说‘支左错误是一笔糊涂账’,这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看看,这是你们过去的检讨。”
  我说:“运动初期,违心的检讨是写过。现在通观全过程,军队执行命令支左,方向没有错,具体工作错误难免,问题错综复杂,也很难分清是非,确实是一笔糊涂账。”
  他们见我还挺硬,有几个人便帮腔,打我的态度。当有人提到我老伴李涛同志的所谓问题时,江青拍着桌子大叫:“把他老婆弄来揭发问题!”
  会议开到凌晨2时,我的态度还是那样,不让讲话也不低头。
  在这些人对我高压猛打时,周总理一直没有讲话,他安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态度十分严峻。忽然,我听到江青用手指“突突”地敲着手表,中着总理大声说:“已经两点半啦!”总理这时才慢慢地对大家说:“那好吧,会议就开到这里。”他又有意识地说:“大家说袁升平同志有这些错误,提出来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改正了还是好同志。”说完,他站起身,走到我跟前,主动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深情地说了两句:“冷静一点,有错误就改,不要紧,改了就好嘛,你也是老同志嘛,要注意身体。”握着总理的手,我坚定地表示:“感谢总理,我一定遵照总理的指示去做。”
  这时,江青、张春桥也假惺惺地走过来,我转过身,扭头就走了。
  刚过厅前的屏风,就有两个身着便衣的人,跟上了我,我心里明白了许多。来时,我和杨得志同志乘一辆车,这时车上变成了4个人。回到京西宾馆,那两个不速之客,一边催促我收拾东西,一边将我的刮脸刀、剪指甲刀、钢笔、老花镜都没收了。我拿起电话给我老伴李涛同志打个电话,他们压住分机没让打通。我被押送到西直门招待所,软禁起来了。
  8月11日,宣布撤销我山东省委第二书记和济南军区第二政委的职务,留京“检查交待问题”。9月12日,我老伴李涛同志也被骗到北京。名义上我俩住在一起,实际上将两间屋的门隔起来,夫妻之间说句话都登记在监护日记上。老伴看我吃不下饭,出去给我买点吃的东西,后面有人跟踪。我对老伴说:“现在中央被四个极左派篡了权,你要准备跟我把牢底坐穿。让我写检查交待,没什么新东西,不写了!……反正孩子们也都长大了,相信他们会在群众的教育下革命的。”我让老伴写了一份简历,每个孩子寄去了一份,让他们知道我从苦水里长大到参加革命的一生,愿他们在革命的曲折道路上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做公正无私的人。老伴理解我的心情,泪如雨下,哭声不止。我沉默不语,静静地坐着,默默地想着,想的问题很多很多…
  我回忆了个人的一生,想起了17岁参加革命,在人民军队戎马生活的45年,想起了和山东军民同生活、同斗争的13年,特别是想起了毛主席1970年4月26日路过济南时,对杨得志同志和我亲切而又风趣地说的两句话:“你们这里现在升平了,过去不平,现在就平了嘛!得志了嘛!要谨慎小心。军队同志有时好急躁。雷厉风行是要的,搞政权的事情不能性急。”我们正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山东搞了4年政权建设,同全省军民一道,从“文革”前期“全面瘫痪”、“全面内战”的混乱状况下,由乱到治,由反复到稳定,恢复和健全了党政领导机构,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在当时全国各省、市、区行列中,山东虽不很先进,但也并不落后,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有据可查的历史。怎么一夜之间,仅仅由于30几个王效禹的社会基础告状,这一切就都被否定了呢?!这不是实事求是,不是党的结论,不是人民的结论。
  我越想越觉得自己问心无愧,越想越坚定地认为,千秋功罪,总有一天人民会做出公正的结论。于是,1973年8月16日、23日,我分别给周总理、毛主席写了信。我在给毛主席的信中郑重提出:
  ……中央政治局于8月11日宣布撤销我的职务,我在组织上服从,思想上还是不通的。山东问题由我一个人承担是不公正的。我坚信中央一定会遵照主席重调查研究、重证据的教导,对我的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自然,这封信没有任何答复,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情况下,它的命运只能如此。
  8月29日,“十大”闭幕的前夕,总政一位干部部副部长,给我送来中发[1973]35号文件,宣布撤销我“十大”代表资格,并让我正确对待。我老伴插了一句:“一个电话就把升平同志揪来了,什么话也不让说,怎么正确对待?!”这位副部长训斥她说:“不准提‘揪’这个字眼!”我只说了一句话:组织上服从。
  9月30日,林彪一伙的原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和“四人帮”死党、原总政保卫部副部长徐海涛,以保护安全为名,把我骗到北京远郊一个地方关押起来,完全失去了自由。临行前,对我全面搜身。当时我想看看正在发病卧床不起的老伴,他们说:“你前边走,她随后会来的”。以欺骗的手段将我弄上车,不让我们见面。
  从此,我就销声匿迹了。在长达4年多的1500多个日日夜夜听不到党的声音,见不到同志们的笑脸,夫妻不准见面,儿女不准通信,只是蹲在黑屋里而无人过问。在江青一伙垮台之后,连当时负责审查我的中央专案组,也不得不坦白地说:“不了解监护审查的主要问题。”对我没有进行过审讯。公安部的一位负责人也说:“当初也不知道是什么罪,上面叫办监护手续,我们就办了。”这段自白,除了说明“四人帮”陷害我的阴谋得逞了,还能作什么别的解释呢!可见,江青这伙封建法西斯分子,践踏无辜,草菅人命,到了何等卑鄙、荒唐和发狂的地步。

口(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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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2期 总24期


鲁难深重

  1973年8月9日,我被关押在北京,杨得志同志等返回济南。江青一伙指令他们同进京“上访”的那三十几个人一同回去。当他们乘坐的伊尔18型飞机降落在济南西郊机场的时候,康生的儿子×××,带头迎上前去,一一和他们握手,全场敲锣打鼓,欢迎“上访的英雄”。
  这个消息,革命群众听到之后,怒气冲天,异口同声地说“不工作、不生产,进京上访,却有了功。搞这么大的欢迎仪式,这是压我们坚守岗位的人。那么我们都不工作、不生产了。”从此,在关押我的另外天地,在山东全省,兴起了更大的混乱,各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的派性斗争。
  1974年1月,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之名,妄图打倒以周总理为代表的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负责同志,实现全面夺取党政军领导权的狂妄野心。2~7月,已经登上山东省和济南军区“三个第一”宝座的那位副书记,大部分时间坐镇北京,紧贴在江青一伙的身边,遥控山东,同济南军区的那位司令员,一唱一和,毫不走样地传播江青一伙的黑旨意。他们上下合谋,盗用中央名义,给我罗织罪名,定我为“林彪死党”,但又做贼心虚,不敢呈报毛主席,也不敢用正式中央文件格式,山东军民称之为“黑十条”。他们按照迟群、谢静宜等搞的“北京模式”,指挥山东地区的“批林批孔、揭袁批袁”运动。实际上不批林、不批孔,专搞“揭袁批袁”。他们把江青、迟群搞“三箭齐发”的讲话,当成行动指南,把王洪文“批林批孔要解决第九、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没有解决的问题”的谬论当成“中央新精神”,把军外“特务记者”插手军内问题当成“新经验”,大量印发所谓《袁升平罪行材料》,召开全省军内外广播大会,搞了一个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揭袁批袁运动”。他们不凭丝毫事实,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信口雌黄地诬陷“袁升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他是林彪反党集团在山东和我区的代理人,是林彪的死党,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是林彪大小舰队的保护伞,是山东右倾复辟势力的总代表,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当时济南军区的那个司令员并造谣诽谤我已经“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为江青一伙妄图杀人灭口制造舆论。他们大搞封建株连,残酷迫害我的亲属和大批革命干部、群众。
  我的老伴李涛,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出于义愤,为我鸣不平,写信痛斥落井下石者对我的诬陷,江青一伙竟然动用专政机关,宣布她为“现行反革命”,关进秦城监狱,达4年之久。我的孩子要求请假来看看父母,遭到无理阻拦,她们自己买了车票来京,竞被“通缉”追回。姚文元发现我老伴给家里秘书打了电话,指令保卫部门说:“要把袁升平的黑据点撤掉!”从此,无辜的幼儿都被强迫参加了“学习班”,勒令揭发交待问题,服兵役的被退役,上学的被清除出学校,当干部的降为工人,无一幸免。我的秘书刘旭同志,江青以“庇护袁”的罪名,指令××亲自到山东抓捕,武装押解北京,投进黄寺监狱。“四人帮”的死党徐海涛亲自审讯,没有得到丝毫满意的“口供”。关了两年之后,胡乱当成“林彪办公室”人员“赦免”释放,流放到山东当时最穷的鲁西南。
  济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况开田同志,一贯对党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就因为他不支持江青一伙的歪门邪道,王效禹之流对他恨之入骨。他们指使一伙人进驻后勤大院,提出“打倒况开田,吃饭不要钱”,杀猪宰羊,吃光抢光。还把武斗的死尸抬到况开田同志的床上,栽脏陷害。并且把他打成“袁升平的‘死党’、‘帮凶’,竟在他身患重病之时,关押起来。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丁瑞光同志,从事军队宣教、党务工作,只因和我有工作关系接触较多,只因坚持党的原则。竟被打成“袁升平的死党”,关进监视,一家人挨整。政治部秘书长张群章、保卫部长晋国强、宣传部副部长周克玉同志,也仅仅是因为同我有工作关系,被打成“袁升平的人”,入狱审查。整个军区政治部被打成“袁升平的庇护所”,深受其害。

  “四人帮”放火烧荒,重点烧军区,大批指战员无辜挨整。当时军区党委常委中,有张钰秀同志等5名被点名批判,有的所谓“罪行材料”印发到军内外基层单位。50多名师以上干部或被关押审查,或被点名批斗。基层干部、战士遭受非法关押、批斗、捆打、处分,非正常转业和复员的更是不计其数,冤案空前。
  在省里,通过“揭袁批袁”,“放火烧荒”,把“九大”以来成立的全省生产大队以上的各级党委和支部,统统打成“以袁划线的产物”、“袁式班子”、“袁式党委”,大批主要领导干部被打成“袁升平的人”。枣庄市委三级党组织,集体研究决定审查一起反革命案件,因为触及了打砸抢分子,诬告信送到了江青一伙手里,反诬三级党委“制造枣庄反革命黑案”。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成了“无罪”,受理案件的三级党委主要负责人宗国治、张增华等10位同志,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由江青一伙的李震专程去山东抓来北京,关押21个月,以此追查我的后台。在黄寺监狱里搞逼供信,活活整死1人,精神失常3人,家属子女和枣庄许多干部群众和支左部队指战员无辜被株连。因为我与此事毫无关系,最后不了了之。
  在大施政治迫害的同时,他们全面推行江青一伙的帮派路线。全省从上至下,以“补台”和“落实政策”为名,当年王效禹的社会基础和帮派骨干,大批地进入省市各级领导班子,掌了实权。“四人帮”的亲信×××等,被保荐连任或提升为中央委员、省委常委。有人命案的在押犯×××、×××,被“放虎归山”,重登政坛。“十年一贯制”,紧跟林彪、江青一伙的×××等人,在“四人帮”倒台以后,还被推荐提拔为外省的副书记。并且大搞“突击提干,突击纳新”,特别是在毛主席逝世后,加速部署搞“双突”,限时间、限年龄、限职务,提拔和纳新大批帮派人物和打砸抢分子,仅济南市就提纳500多人。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当年王效禹想干而没有干得了的事,现在干得很出色。”1976年清明节,他们配合江青一伙在北京镇压“天安门事件”,禁止全省群众悼念周总理。青岛、济南等地,许多群众自发举行悼念活动,他们视为“天安门事件的共谋”,予以清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们忠实地执行江青在12省会议上的黑指示,抢先“批邓”,成为“同邓小平对着干”的典型,深受江青一伙的赏识,“京津沪辽鲁”并称。他们狂热推行江青一伙的阴谋文艺,“打走资派,写走资派”。他们还以反军乱军为目的,“学上海经验,搞第二武装”。以当年王效禹的“文攻武卫棒子队”为骨干,全省上下搞起了“民兵指挥部”,同解放军相对立,夺走了部分人武部的权。
  在这些狂热运动的冲击下,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被压抑,积极性遭受打击,许多工厂停工、半停工,铁路、公路停运、半停运,交通运输堵塞。社队被夺权,祸及农村。工农业总产值,由1970~1972年的全国第六位,猛然下降到第十四位。生产遭受极大破坏,产量产值之低,为山东建国以来之最。社会秩序之乱,为“文革”以来之最,人民生活供应品全面短缺紧张,那段时间内,济南市连酱油、煤球都买不到。
  十年内乱期间,山东军民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不是偶然的,它是党内篡权与反篡权斗争的必然反映,是阶级斗争的必然反映。“四人帮”加上他们的顾问康生,5个人有4个半祖籍山东(江青、康生祖籍诸城,张春桥祖籍巨野,王洪文祖籍肥城,姚文元随其老子姚蓬子长期混居青岛),这伙人妄想把山东建成江家王朝的“祖籍后院”,作为“复兴基地”,“突破山东,夺取华东,以至全国”。但是,他们把自己置于与党与人民为敌的地位,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1976年10月,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斗争下,江青反革命集团垮台了,“女皇”的美梦破灭了,山东军民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但是斗争并未结束。跟随江青一伙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压群众,保自己,阻挠广大军民对江青一伙罪行的彻底清算,阻挠对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同志在江青一伙制造的山东大冤案中欠了账,但却姿态不高,他们先后几次到山东,不作检讨,还给投机钻营的人定调子、出主意,说什么大冤案是“毛主席健在,周总理主持的”,妄图为江青一伙开脱罪责,为自己掩盖错误制造借口。山东军民及时予以识破,继续坚持斗争,一次又一次地向党中央揭露和反映他们的问题。直到江青一伙垮台后的1977年9月中旬,在党中央和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我才从囚禁中重见光明,立即投入了山东军民的斗争行列,向党中央揭露山东冤案的真象,问题才逐步得到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2月6日,党中央批复了杨得志同志和我的申诉报告,指出:“关于对原山东省委、济南军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的结论是不恰当的,应予纠正。”关于撤销袁升平同志“十大代表的资格,是不对的。”决定撤销1973年的35号文件。2月24日,山东省委写信给我和杨得志同志,谈到:“过去对你们的问题的错误处理,山东省委是负有重要责任的。我们的主要错误是,贯彻中央(1973)4号文件时,在地、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把你们二位同志作为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进行批评,是错误的。后来,‘四人帮’进一步插手整袁升平同志,妄图从袁升平同志身上打开缺口,打倒杨得志同志,搞乱军队,搞垮军区、省委和各级党委,为王效禹翻案,让‘四人帮’在山东的亲信×××一伙上台掌权,搞篡权复辟。我们没有识破‘四人帮’整袁升平同志的阴谋,错误地在全省开展了‘揭袁批袁’,不但伤害了袁升平同志,而且伤害了一大批部队和地方的干部、群众,在全省引起了混乱,造成了严重后果。”“今年1月9日在省委工作会议上,×××同志代表省委常委作了检查”。
  1979年8月24日,中央下达61号文件,向全党批发总政的复查报告,全面推翻江青一伙强加于我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平反恢复名誉。并指出:“由此而受到株连的同志和家属子女的问题,一律平反,做好落实政策的善后工作。”至此,特大冤案才得到平反澄清,历史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
  真理是不可侮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我坚信,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各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山东军民在新长征的斗争中,在总结和发扬过去经验的基础上,一定会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1982年6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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