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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心侠:我所经历的清查“五•一六”学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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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下半年济南市根据上级指示,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当时我正被下放到新泰农村劳动锻炼。下放到这个县的济南市三十多名干部,被集中到县招待所搞了4个月的清查活动。清查内容很多,涉及的面很广,现只能就其中几个问题记述如下。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由来

  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注),宣布文化革命要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的领导权。于是文化大革命便首先在文化领域里发动起来了。人们习惯把中央这个通知简称为“五·一六通知”。

  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1967年3月至8月间,北京出现了一个借用“五·一六通知”名称的秘密组织,叫“五·一六红卫兵团”(简称“五·一六”)。其宗旨是“打倒周恩来,砸烂旧政府(指国务院)”。这个组织在北京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恶毒攻击全国人民敬仰的周恩来总理。很快,其罪恶行径引起首都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慨,纷纷要求严惩这帮歹徒。毛主席在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用貌似极左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对此,有关部门非常重视,没用多少时间,这个反动组织就被清查出来了,为首的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
  可是林彪、江青一伙接过清查“五·一六”的口号,极力夸大这个反动组织的力量和活动,任意扩大范围,千方百计地混淆和转移清查目标,以达到他们迫害干部、镇压群众的目的。1968年中央成立了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他们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人打成“五·一六”分子。在他们的操纵下,1970年3月27日,中央发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使更多的干部群众遭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痛苦和灾难。济南市的清查活动,就是这场运动的一部分,从中也能透视出整个清查运动给干部群众带来的灾难。

马拉松式的学习班

  下放到新泰县的济南市机关干部、医务人员和教师共34人,其中4人因病请假,30人被集中到县招待所办清查“五·一六”学习班。当时县招待所的条件还很差,有几个设施简陋的单间要留给来县办事的客人住,我们这30个人分男女住在两个大屋里。7位女同志睡在一个土坯垒的大炕上,二十多个男同志既无床也无炕,只好铺上麦穰席地而卧。开会、学习、讨论都在这个地铺上。吃饭就在招待所食堂,个人买饭票吃零餐。学习班于1971年9月1号报到,成立临时党支部,在市“五七”办和县清查办公室领导下,负责清查运动的开展。9月2日召开动员大会,由支部书记传达上级指示、领导讲话和清查运动的计划安排,市“五七”办来人讲话,县清查“五·一六”办公室也来人讲了话。
清查共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文件和领导讲话,提高对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重要意义的认识,要求每个人都要全身心地投入到运动中来。第二阶段是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种种罪行。第三阶段是大揭发、大检举,一定要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挖出来。笫四阶段是定案处理、学习班总结。学习班原计划是一个半月,结果进行了4个月。大家是穿着夏天的衣服来的,最后是穿着棉袄棉裤回去的。4个月的学习班,我光是笔记就记了三大本子,约十万多字。这三本笔记我至今还保存着,打开第一本第一页是1971年9月2日,学习班动员大会;翻开第三本最后一页是1971年12月29日,学习班总结。从报到至返回所在的农村,不折不扣整整4个月,真是马拉松式的学习班,也是我这一生中参加的时间最长的学习班。

“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实际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人在“文革”中期,进一步迫害干部、镇压群众所发动的一场闹剧。我们从当时传达的江青的一段讲话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她说(大意如此):“五·一六”是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最凶恶的敌人。对这个组织心不能善,手不能软,它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隐藏在我们党内、军内的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分子钻得很深,党内、军内都有,散布全国,重点在北京。还说,“五·一六”的总后台是刘少奇、陶铸,干将有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我们知道,刘少奇和陶铸在“文革”开始不久就被打倒了,怎么这个时候又成了“五·一六”的总后台了呢?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干部、军队中的老帅、将军已经被打倒了许许多多,还嫌不够,还要从党内、军内再挖“五·一六”,实际要再打倒一批老干部,所点名的肖华和杨、余、傅等几位将军就是在这前后被打倒的。
  再看看当时所传达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一是疯狂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以毛主席为主、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传达时离“九·一三”林彪叛逃不到半个月了),他们以“反逆流”为幌子,大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二是大肆冲击解放军,妄图把军队搞乱,毁我长城;三是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四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武斗,镇压革命群众;五是千方百计地抢劫国家机密文件;六是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包庇坏人;七是搞反革命基地,妄图东山再起。这些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现在看来正是“四人帮”的罪行。他们叫嚣的所谓反“二月逆流”,正是企图把几位副总理和几位老帅打倒;他们的爪牙王(力)、关(锋)、戚(本禹)提出抓军内一小撮,正是更大规模的反军乱军(这时为了丢车保帅,王、关、戚已被抛了出来,也成了“五·一六”的骨干);江青倡导的“文攻武卫”正是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的根子;他们今天支持这个,明天又支持那个,到处乱讲话、乱表态;今天扶持这个干部上台,明天一不合口味又打倒了,正是他们自己破坏了大联合和三结合。“四人帮”这几个人正是最大的、级别最高的反革命团伙。他们却把这些罪名罗织起来扣到已经不存在的“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头上,以清查为名,进一步迫害干部,镇压群众。我们这批下放干部本来就是挨整的,又被集中起来办了4个月的学习班,整天学习提高、检查交待问题,没完没了,真不知全国有多少干部群众和我们一样在这次清查运动中遭殃!
大搞人人过关 群众斗群众

  参加学习班的这30位同志,在清查开始前后,上边已派人到原单位了解了他们在这几年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其实当时仍然是一派掌权,派性十足,所了解的情况也是掌权人的一面之词。因而学习班开始后,这30位同志就被内部划分为三个类型。一类是“文革”中参加活动少的,如有的是“当权派”,运动一开始就被打倒了;有的因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较复杂,哪一派也不敢接纳的;也有的平时就不问政治,对搞运动不感兴趣;当然也可能有那种有先见之明的人,看出搞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甘当逍遥派。总之,这类人在“文革”中参加活动较少或虽参加一些活动影响不大。第二类虽不是群众组织的头头,但参加运动比较积极,是群众组织的骨干,有不少问题需要清查,是这次清查的重点对象。第三类是担任过群众组织的头头,或虽未当过头头但与重点问题牵连较多,如所谓右派翻案集团、抢砸档案、参加“五七”事件、积极参与“反逆流”、批斗干部等,这是这次清查的重中之重。在清查时对这三类人分别对待。
  当时还公布了省里定的十四桩大事件,它们是:一、冲击济南针钉厂;二、冲击济南市公安局;三、参与“五·七”镇压群众事件;四、右派翻案集团;五、夺机要权,盗窃机密;六、济南、青岛两代表团的声明;七、砸省革委材料组;八、文攻武卫进驻公检法抢权;九、进驻省生产指挥部进行反夺权;十、冲击济南军区四好连队代表会议闭幕式;十一、冲击济南军区清队学习班;十二、冲击7313工厂;十三、应变部署,妄图制造山东大乱;十四、镇压临沂革命群众。在批判、检举、揭发过程中,每个人都要交待你参与没参与这些事件,凡参与的都必须一一说清楚,有的人参与了某个事件,只是一般群众,或者只是去看看热闹,但也数次交待难以过关。
  在学习、批判过程中,要求每人都要联系个人的思想实际,因而大家总是没完没了地检查思想,交待问题。上述三类人中第一类在学习批判过程中只要说清楚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虽有点问题检讨检讨也就过关了。第二类从开展大批判时就要联系个人的实际交待问题,检讨错误,三番五次地交待“问题”也难以过关。这一类共4位同志,个人一遍遍地检查、大家反反复复地帮助和批判,共进行了二十多天方才算告一段落。进入大检举、大揭发阶段,重点是第三类人。这阶段一开始,就把这几位同志的“问题”一一列出来了(就是前面提到的从原单位了解来的问题)。这类共6位同志,问题少者列的有七、八条,多者列的有十五六条。这几位同志必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交待,然后大家进行分析批判。两遍三遍是难以过关的,而且检讨还不断升温、拔高、扣帽子。开始说自己犯了错误或严重错误,经过一轮批判帮助,再检查时就只好说犯了罪或严重罪行,这样才能说明认识深刻。当时还一再强调大家要打开情面,要敢于面对面地开展斗争,而且要求每人都要发言。有时对这几位同志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追逼,有些问题都是捕风捉影的事,难以说清楚,搞得几位同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光是这几位同志的问题就搞了一个多月。第二、三类的共10位同志,占全体30人的三分之一,光他们的问题就进行了两个多月。

“五·一六”清查活动的总结

  学习班在最后的定案处理和总结阶段,主要是进行总结。每个同志都要小结一下参加几个月学习班的收获,一般的同志谈谈认识,说说收获也就可以了。那10位同志就不是一般的小结了。等于每人又重复检讨一遍自己的“问题”,并须作出分析,找出犯错误的根源。对这些同志的小结还要大家进行评论,这十来位同志等于又过了一次“关”。搞了4个月到底挖没挖出“五·一六”呢?请看负责人的一段总结讲话就知道清查结果了。他说(大意如此):几个月的清查运动,是以毛主席的指示为纲,严格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和要求,经过大学习、大批判,开展群众性的“四大”等几个阶段,基本上完成了上级对运动的任务要求。清查结果,我们这里没有“五·一六”三种人,但确有犯了“五·一六”一般罪行的,至于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犯了一些错误的人就更多了。“四大”开始时对四位同志进行了一般的批判帮助,揭发检举过程中又对6位同志进行了批判帮助;最后仍有两位同志的问题虽几经反复还不够清楚,只好先挂起来吧!
  从上面一段总结讲话中可以看到以下几点:一是没有“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本来就是“四人帮”搞的名堂,“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早已不存在了,哪来的“五·一六”分子?“文革”中犯罪的和犯错误的大有人在,除了前面提到的“五·一六红卫兵团”那一小撮反动分子外,直到“文革”结束,也没听说谁是“五·一六”。全国都找不出谁是“五·一六”,几十个下放干部中当然也不会有“五·一六”。二是几个月的运动不能白搞了,于是起个名堂叫有犯“五·一六”一般罪行的,犯一般错误的更多。真是欲抓辫子,何患无词。三是还有少数人的问题尚未搞清楚,这就留了尾巴,运动结束了也让你不清心。这也是历来整人的一种手段,不然怎么能说整人整得对呢?!
  俱往矣!随着“四人帮”的粉碎,“文革”中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都结束了。被整的人是受害者,整人的人是奉命行事,只要不是别有用心,也是受害者,账不能记到某一个人身上。还是邓小平同志说得好: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吧!

  注:“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1964年夏天由毛主席提议成立的,其成员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彭真为组长。《二月提纲》是指1966年2月由五人小组起草并经中央正式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摘自《济南文史》

http://ws.jnzx.gov.cn/html/2013/wszhuiyi_0723/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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