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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福:楚雄州“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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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历史教训

张金福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误占主导地位,党和人民遭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其作出了历史评价,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十年文化大革命,楚雄州和全国一样,遭受了惨重损失,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十年间国民收入减少,人民生活普遍下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这段历史,值得反思,值得关注,值得吸取教训。

一、楚雄州“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楚雄州“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全国一样,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一次错误实践,是多年来党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发展的产物。“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一个准备和发展的过程。楚雄州“文化大革命”运动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6年5月至1973年12月,是楚雄州文化大革命运动全面发动、全面开展的阶段。这期间,经历了“造反派”夺权、“三支两军”运动。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展开。5月17日,中共楚雄地委召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并决定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5月下旬,州属单位纷纷声讨“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话》和《云南日报》的“滇云漫谈”,拉开了楚雄州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这段时间,仅楚雄中学就贴出大字报上万张。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中共楚雄地委派出了第一批工作组进入楚雄中学。1966年6月19日楚雄中学部分学生集会,提出改组学校党支部的要求。面对这种形势,地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一是加强对文化革命的领导,对州属单位分四口成立领导小组,其中有文卫系统口、农林口、政法口、党群口。二是全州分四批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第一批为州属四所学校,第二批为州属文教、科研、剧团等单位,第三批为全州12所中学(州属已开始开展的除外),第四批为县级文化单位(正进行“四清”的县不搞)。三是组织工作组进入楚雄中学以外的其他单位。这次常委会议之后,地委派出了工作组进驻州医院、州农科所等单位。工作组员有296人。1966年6月27日,楚雄中学少数学生贴出了《地委里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党委领导机关。1966年8月11日,中共楚雄地委根据中央的决定,撤销地委派驻楚雄中学、楚雄师范、楚雄农校、楚雄卫校、大姚中学、武定中学的工作组,仅有少数工作组员留下当联络员。1966年8月,楚雄州属四所学校先后组织“红卫兵”,各县也陆续成立红卫兵组织。红卫兵在全州城镇进行扫“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活动,批斗“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中共楚雄地委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扫四旧”问题,要求各级党委“尽力引导,帮助红卫兵正确认识什么是‘四旧’和怎样破‘四旧’”。10月1日,楚雄地区中小学红卫兵总部成立。地委副书记李成玉任总辅导员。10月8日,地委按照中央《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组织州、县属中学师生代表1361人赴北京参观学习。1966年10月楚雄州大批中学生外出串连。外地学生来楚雄串连的也日趋增多,为给串连学生提供食宿方便,州、县建立了红卫兵接待站。11月中旬起,在外地来楚雄串连红卫兵的影响下,楚雄地区群众造反组织纷纷成立。11月20日,楚雄地区40多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的筹备处,在楚雄中学召开了有3000多人参加的“彻底批判楚雄地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12月11日,又召开“向楚雄地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进军大会”,强迫地委书记作公开检查。1966年12月底,地委派往各单位的工作组全部撤出,有的工作组员被勒令接受批判,或被迫写“认罪书”。1967年1月10日晚,楚雄地区造反派在州人委机关院内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通宵达旦批斗地委书记余活力、副书记李成玉。次日,将余活力、李成玉等架在汽车上游街示众。从此,楚雄州的各级领导干部无休止地被揪斗,无法开展正常工作。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开始落入造反派手中。4月初,州、县工交、财贸、文化、卫生等系统的造反派头子,在楚雄举行“串连会”,决定“集中火力揭开州、县委阶级斗争盖子,把走资派揪出来”,在全州掀起了造反夺权的高潮。造反派查封人事、保卫部门的办公室,抢夺档案材料,个别地方冲击政法机关,州、县党政机关陷于瘫痪状态。1967年6月28日,楚雄地区成立了“楚雄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批判大联合筹备处”(简称“大联筹”),8月,又成立了楚雄炮兵团造反组织。10月10日,上述两大造反组织按照中央的通知宣布撤销,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楚雄地区成立“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简称“大联指”)。1967年12月25日,楚雄炮兵团宣布退出“大联指”,从此,两派武斗开始,并逐步升级。在持续半个月的武斗中,死亡18人,另有农民3人、干部1人,解放军战士1人被打死,国家财产遭到破坏。禄丰、元谋、牟定等县相继发生武斗事件,全州陷入混乱之中。1968年4月20日,“大联指”召开会议,讨论成立州革命委员会问题。“大联指”在军分区“支左”委员会少数人的支持下,在楚雄大搞“划线站队”,把“大联指”封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把大批干部群众推到“错误路线”一边,扣上“站错队”的帽子,进行打击迫害。还将所谓“以王文玉为首的反革命集闭”的50余名“成员”打成“滇挺分子”,交群众“专政”。开始了在楚雄州的全面夺权。1968年8月15日,楚雄州革命委员会成立,大批造反派头目进入革命委员会,掌握了党政大权。
196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楚雄军分区根据这一决定,从1967年2月起在楚雄州担负“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任务。1967年3月,楚雄军分区和各县人武部派出军管小组,接管了州、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1968年7月,州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军管会及内设机构的负责人由军代表担任。1967年4月,楚雄军分区按照14军的指示,成立了楚雄军分区“支左”委员会。5月,“支左”委员会先后派出619名干部到州、县级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担任军代表,以军代表为主成立领导小组,领导各单位的革命和各项工作。1968年8月,楚雄州革命委员会成立,实行以军代表为主体的一元化领导。各单位的军代表大部分进入各级领导班子或在机关担任职务。1968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军接管滇西防务,同时领导滇西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1969年1月2日,54军党委决定撤销楚雄军分区“支左”委员会,成立“支左”领导小组,协调驻楚部队的“支左”工作和管理在州委机关任职的军队干部。在1967年至1973年“三支两军”期间,楚雄军分区和各县人武部还派出干部到学校担负军训任务。1973年3月,楚雄州逐步对县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和在州、县级机关任职的军队干部逐步进行调整,1975年6月,按照党中央《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规定,楚雄州的“三支两军”人员全部撤回部队。
第二阶段,从1974年1月至1976年10月,这一阶段的中心内容,是整顿和反整顿的斗争,这期间,经历了“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
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转发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1974年2月5日,中共楚雄州委召开有4000多人参加的“批林批孔誓师大会”。2月10日,州委召开有690多人参加的州委扩大会议,会后,州委有关领导分别到州机床修造厂和楚雄县苍岭公社李家大队进行“批林批孔”的试点。加上各县的试点,全州共有试点41个。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州委于1974年2月成立了“批林批孔办公室”,各县也相继成立了该机构。“批林批孔”在全州开展起来后,到处召开批判会,出批林批孔专栏,培训骨干。全州共培训骨干82500多人。1974年3月28日,州级召开有6000多人参加的“再批克己复礼,痛击蔡、雷、马、董阴谋复辟罪行大会”,(蔡,指蔡顺礼,原昆明军区副政委;马,指马杰三,原云南空军指挥部主任;雷,指雷远高,原云南省军区政委;董,指董占林,原解放军十一军军长)会议提出“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解决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全州被点名批斗的达660余人,有的老干部被重新打倒或被迫离开领导岗位。与此同时,在全州大搞“吐故纳新”、突击提干,把大批帮派人物拉入党内,并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全州点名“纳新”的帮派头头有136人,其中进入州、县党委班子的有26人。楚雄州的“批林批孔”运动逐步成为帮派纂党夺权的手段。历时一年多,到1975年7月,“批林批孔”运动才结束。

二、对楚雄州“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反思

(一)“文化大革命”是文明的浩劫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笔者理解,这实际上是说,文革是中华文明的一场大浩劫,它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彝州物质文明的破坏,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彝州国民经济滑到了崩溃的边缘。广大人民群众缺衣少食,连买盒火柴、买块肥皂也要凭票,让社会主义耻辱地与贫穷联系在了一起;第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持续动乱,给彝州的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几乎将此前全州人民艰苦奋斗、节衣缩食所积累起来的物质文明成果毁于一旦。
“文革”对彝州政治文明的破坏,主要表现在: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彝州难以完全发挥,打断了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正常进程,使得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在彝州遭到肆无忌惮地践踏。在文化革命的名义下,可以随意地打人、抄家,办学习班,用牛棚关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随意“砸烂公检法”。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了安全感。而在“兴无灭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旗号下,广大群众合法的财产权利横遭剥夺,甚至连农村老太太多养几只下蛋母鸡都会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特权与拉关系、走后门等在这10年里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程度。至于人民群众的自由,就更谈不上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农民连种地的自由都没有,在人民公社时代,社会上有一句笑话,说彝州“只有四个书记会种田”,即州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和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会种田,农民连种地也要听他们指挥。所以,搞了20年,连吃饭问题也没得到解决。
“文化大革命”对彝州造成的最致命的伤害表现在精神文明方面。“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爆发,让正常的社会秩序瞬间瓦解,就是在这10年里,传统价值观、道德基础、伦理观念彻底消亡,取而代之的却是层出不穷上演的夫妻反目、儿女成仇、好友揭发、私下告密这样人类心灵中最阴暗的一幕。而老祖宗传下来的文化遗产更是被全面系统地毁坏了。州内很多文物,如古建筑、历史遗存,有的烧掉,有的毁掉。刹那间,一场巨大的文化浩劫席卷全州,当时新华书店里能买到的书,除了领袖的著作和科技书籍外,便只有《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等几部小说;舞台银幕上常出现的,只有几个样板戏。十年“文革”说起来好像是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大革文化命”。严重破坏了彝州的物质文明成果、文化成果。最可怕的是它彻底地把一切文明的非物质成果,包括内心的道德律令、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给彻底颠覆掉了。因此,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将“文化大革命”明确定性为“一场浩劫”,并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二)“文化大革命”后遗症仍然阻碍着彝州前进的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华民族的集体噩梦,深深地影响了整个彝州,深深地影响了至少三代人。在今天依然清晰可见的文革后遗症仍然阻碍着彝州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
这首先表现为“文化大革命”颠覆人们的信仰所达成的一系列恶果。“文化大革命”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干的却是与之背道而驰的勾当,不仅反文化而且反道德。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信仰给玷污了,导致了人们的信仰危机和精神饥渴。以至于现在一些人对一切崇高美好的事物都嗤之以鼻,而仅满足于对现实物质利益的追求。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是可怜的,一个民族没有信仰那就更可怕了。而丧失信仰又带来另外一个恶果:道德沦丧。今天存在的一些社会现象,如人和人之间不再相互关心相互帮助,而是只有争斗和仇恨,在一些人群中弥漫的是一个醉生梦死的享乐主义,阿谀奉承的庸俗主义,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利己主义等等,都是道德沦丧的表现。有的地方,有毒的食品、假药、假种子等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成灾。道德沦丧已经而且还要让这个社会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道德沦丧、缺乏诚信,严重影响着彝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市场经济在本质上首先是诚信经济,是人们在遵守基本道德规范的前提下来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把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作为教育的主旨,这更培育了恶劣的民众品格。说真话的好人很可能成为斗争对象,而越“左”、越跟着风跑的人越可能成为受益者,也无形之中培育出一种跟风、斗人的行为模式。这不仅造就了那种把所有灾难归咎为外在因素而不愿直面个人责任的群体意识,使健全的个人责任意识始终无法正常发育。
三、永远牢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历史是一面镜子。“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不仅给人留下伤痛,更留下深刻的教训。我们只有从过去的“左倾”错误中吸取教训,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十年动乱的教训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绝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
从指导方针的角度去考察,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这是一个背离客观规律的重大偏差。“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次又一次地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错误地把“文化大革命”当作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人为地制造所谓的阶级斗争。我们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决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更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进行党内斗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绝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

(二)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领袖人物在历史发展中有重要作用。但是任何领袖人物都不是神,都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都不应当加以神化。“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严重损害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形成个人专断,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党章、宪法遭到践踏;党的正常生活遭到破坏;政治局、国务院名存实亡;上自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由此,我们必须健全党内民主。在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充分发扬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不能少数人说了算,不能搞“一言堂”,不能搞个人崇拜,不允许任何个人凌驾于党组织和群众之上。

(三)必须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在“文化大革命”中,彝州本来就薄弱的民主制度遭到空前大破坏。十年动乱的原因之一,是无法无天。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实行人治,没有法治,导致社会大动乱。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健全党的纪律,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坚持以法治国、依法治州。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党纪和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权。

(四)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正确思想路线,科学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过分强调了“一穷二白”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有利方面。认为国家穷,人民要求革命的热情就高;文化水平低,人们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原则。对于“一穷二白”的不利却忽略了。事实上,穷,说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个一体化的任务还很艰巨,不应急于求成;文化水平低,但人们的头脑并非是空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还深厚存在。改变愚昧落后的状态,任务还十分艰巨。不顾这样的国情和地情,企图依靠阶级斗争为推动力量,脱离生产水平的客观经济基础而凭空改变生产关系,急于提高公有化程度,人为地缩小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企图用这样的办法,去加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样不可避免地陷入某种程度的空想论。空想社会主义与空想论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是否口头上承认经济文化落后的事实。认识到经济文化的落后,只是对国情较低层次的认识,关键在于是否脚踏实地的以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方式去发展生产力。而更重要的是,如何科学而准确地把握在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不难理解今天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要求全党全国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何等重要了。

(五)执政党必须成为学习型政党,尤其要努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并不像某些人断言的那样,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恰恰相反,他从反面教育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能违背的。我们所以遭到这场大灾难,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执政党在一个时期对理论学习和研究缺乏应有的重视和正确把握的结果,也可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的一种惩罚。因此,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要求,努力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不断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准确把握世情、国情、省情、州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改革开放实践中重大关键问题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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