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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中国邱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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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中国邱县》(3)

陷害他人可以自保

在邱县的“宽严大会”上,伪造国民党证的人,被当场释放。而拒不承认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和干部,几乎都被专政了,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这种逼迫良人自诬的气氛,一但上升为社会需要,成为公共原则,结局只能人妖颠倒。

如果诬告清白可以按翻倍的比例上涨,牵连人口的数量就会象遮天的布一样,密不透气。这种情势下,一个只有十二万人口的县域,被“国民党案”牵扯的人数达5600人,涉及人数达到数万,人人自危,人从设防,尔虞我诈也就像空气,成为人间必须的吸纳!

许多靠诬陷他人的“国民党”,靠“立功表现”就可以暂脱干系。人的趋利避害本能让撕咬和诬告成风,有史已经久!中国唐代武则天时期,周朝设鼎求告状信,可以据信定案,一时,人们出于自保的需要而不得不嘶咬同类,不得不“先下手为强”。所以,天下冤狱横生,酷吏群小遍布朝野。后来的历朝历代,靠出卖同僚、朋友、亲人换取更大官帽的人物历数难尽,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裁赃陷害以求自保,已成中国官场文化的一大特色。在“十年文革”期间,人人自危,告黑状,互相揭发,写匿名信,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竟成封建政治传统流传到二十世纪的不肃饴害!同时,“文革”期间极端的专制手段,人民缺少必要的法律保障,也促成了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成反应。网织冤狱的多米骨牌效应,就是陷害他人不仅可以获得政治利益,同时对于身处险境者,还有起到自保效应。

这种诱因,导致 “文革”期间的中国政治社会诬陷正直人物,戕害他人生命,践踏他人尊严,诽谤他人品格成风并历久不衰。

一般来说,一个名声很差的人都会希望别人也声名狼藉;一个人如果名声很臭,他就会本能祈盼他人名声不佳。这是因为,假如这个世上人人都有恶名,他就自觉不会被排斥在他人之外,就能在人群中更好地隐蔽,就会被他人忽略败坏的声名,就不会成为众人矢之。

这是种本能的自我保护心态。

“叛徒”江青,疯狂把无数人打成“叛徒”,她才找回一些内心的平衡,才会虚幻着自己“清白”。

阶级异已分子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是历史变节分子,污迹难除,他就用放大镜找一切人身上的毛病:从武训到海瑞!

整人专家康生,就是靠“告密战友”,“揭发同志”“陷害朋友”来“献媚领袖”的,才一步步逐渐找准不可一世的党内地位。整人既可升官又可自保,何乐不为?整人的人,无非有两种心理动机:一是怕别人整自己,就下手占先;二是靠整别人显示自己的重要性。职业整人专家就贪婪的猎手,整倒一个收获一个,越整人越有收获,在整人中获得“荣誉”获得“成就”,就会更加疲于奔命的整下去,穷其一生的聪明和智慧“乐此不疲”!他怕稍一松手,对手就会寻上门来。他只有不断地置人死地,才有产生片刻的安全感。

“中央文革”的衮衮诸公,几乎人人如此这般,他人岂甘人后?

上行下效,如同席卷。

在邱县,正是由于太多的党员干部本身就是以政治觉悟高、人品好、踏实肯干、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威望的好同志,他们的存在本身对那些心怀野心,但没有多少实际能力的人来说,就是人生递阶的“拌脚石”,如果不搬掉,就永远成为阻挡自己晋升的“拦路虎”。

政治利益趋动了许多人的恶的潜能。如果“恶”也是一种邪性的力量又得不到有效遏制,社会秩序的混乱就成了必然。专制体制之下,政治运作的暗流和不规范的运作程序,使1966年前后的中国人的政治生活的方式,走到了极端的恶化。从靠“造反”起家到位居中共中央的副主席的王洪文,到遍布省,地(市),县(区),社村;从部,委,办,局,厂矿企业和学校的“惠洪文”“赵洪文”更是比比皆是,哪级领导核心组织“革委会”不是夺权的“辉煌战果”?一步蹬天,坐直升飞机上来的“造反”干部、火线入党的“党员”,如过江之鲫,成为六十年代中国官场大观。造反,成了“文革”时期政治生活中最捷径的“升官符”,也是个人风险最底的政治投机。

如果不靠卖身投靠强大的政治势力,不出卖自己的人格,不出卖他人的荣誉甚至生命,就无法完成权利分羹的筹码。这种情势之下,出卖灵魂,残害无辜就成了利益趋动的必然选择。如果这种投机已经培养成为社会“政治原则”,还有几人“甘于寂寞”?

据有关邱县的资料显示:在抓“国民党”案中犯有错误的人共6231人,其中犯严重错误的663人。犯一般错误的1288人,犯较轻错误的4280人。大部分人检查了错误,得到群众的谅解。受到处理512人,其中开除党籍的110人,留党察看的58人,撤职11人,党内警告20人;行政处理开除公职的14人,开除留用27人,降职26人,记过7人,撤销转工手续的21人;党员除名131人,取消党员资格16人,党内观察9人。对“邱案”中216名犯罪分子,经过查证核实,定案处理104人,依法逮捕75人,判刑1至2年9人,3至9年的27人,10至13年的16人,15至20年的16人,判无期徒刑的6人,死缓1人。

整人的和被整的人数几成正比!

而被整死的人,有数百人,而整人的却无一被杀。

这是一个多么值得人们深思的不等式!——当然,这个社会不应对等报复。但不能不使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课题:如何让类似的政治迫害从未来的中国永远消失!
1978至1983年,有关上级部门对邱县、社、大队的领导班子进行了8次调整,农村218个大队充实高整了党支部书记113人。13个公社全部调整,降职使用或作其它处理的8人。副书记、副主任70人,平调27人,降职使用或作其它处理的47人,县直单位,调整局级干部35人,降职使用或做其它处理的22人,充实局级干部73人,提拨中青年干部246人。
调整下的干部不足二百人,而上去未必调下来的依然占据半数左右。这又是一个典型设资小成效大的政治不等式。

综合起来看:害人的与被害的人数,几乎可能划等号。就是说,坏蛋越多,被害的好人也就越多,反而,如果被害的好人很多,那么就有一定等量的坏人在你的身边。

人人自危,人人迫于自保或急于摆脱干系,就为那些居心叵测的人物提供了更大的、点风起火、鼓动风雷的政治冒险市场。

中国人的“窝里斗”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大奇观。

倘若不是及时拨乱反正,结束文革,中国的命运是不敢想象的,中国人的命运更不敢想象。

                         走上祭坛的共产党人

他的历史清清白白,经历也不复杂。当过教员。小学校长、教育干事,后来到县委办公室当干事、当主任。一个从小逃荒要饭的青年,练就吃苦耐劳的品质。在县委大院,他以刻苦、勤奋、大公无私受人敬佩。有一回,他哥哥找到他,请他帮忙办点私事,让他在一封介绍信上盖个章。他就管着章,对一个办公室主任来说,盖个章易如反掌。但他生性耿直,对哥哥说:“这章不是我个人的财产,不能随便给亲友盖。你想想,咱们逃荒要饭那功夫有章吗?”按照培养青年干部的精神,他被普升为县委副书记。正当他决心为党、为人民大干一番事业,大展宏图时,灾难突然降临到他头上。身为主持县委工作的县委副书记,无论冬夏,他带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象当时宣传的党的好干部焦裕禄那样,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在农村,他给军烈属挑水,给老贫农推磨;邱县盐碱重,他到盐碱最重的村住下来蹲点,领导排涝压碱。上海的“一月风暴”刮到邱县,造反派夺权了。突然有一天,他从乡下被传回机关。一回机关,便被软禁起来,失去了自由。他一时不理解,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工作中出现过差错,让他检查认识,他心甘情愿,但他的心是纯正的,他对党绝无二心,没有党,哪有他今天的一切呢!他襟怀坦荡地等待着检查的机会。他做梦也没想到,他已被“内定”成邱县“国民党”最后一任县党部书记长。

   他被带进阴森可怖的审讯室,一股呛人的霉味儿扑面而来。他是在新旧社会交替的当口参加工作的,没有经历过血于火的战争洗礼。做为党的基层领导干部,他曾用“革命传统”教育别人,也教育着自己。从电影里,从舞台上,他才知道法西斯、日寇、国民党的刑讯室是什么样子,阴冷的索链,烧红的烙铁、滴血的皮鞭、铮拧的老虎登……他不是演员,但现在却被带到电影里才有的景室里。他根本就不明白,他所领导的邱县,怎么突然出现了这样的场景?面对审讯,他惊呆了。

  “老实坦白你的,国民党罪恶!”震惊之余,他想笑,这是开的啥玩笑?自己就入过一个党,那就是共产党。现在说他是“国民党”,岂不好笑?他才三十六岁,刨去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十九年,在国民党呈凶的年月,他才是个十来岁的孩子,怎么会是“国民党”呢?他稳住情绪,平静地说;“我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

   他本来就站的好好的,答话刚出口,后脑勺便沉重地遭受一击。“低头!”只觉得脑袋“轰”地象炸了似地,他强忍着,没有栽倒。可是,还没等他站稳,两个壮汉从两边铁钳拧住他的胳膊,猛地向后上方一拧,两只胳膊倒翘着,摆成翅膀的样儿,头被死死地向下摁,屁股高高撅起。这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之内,他只感到浑身疼痛,脑袋发胀,胳膊断了似地。他的脑海里,变成了一片寂静的荒漠。对他,这只是最简单的刑法:弯腰、撅淀、架飞机。审讯在继续,刑法在变换。他死死咬住不是“国民党”。于是专政人员给他戴“五星”。五星是铁制的,四五十斤重,用铁丝拴着吊在脖子上。铁丝立刻吃进肉里,整个身体都在往下沉,往一起缩,头上汗如雨下。两腿慢慢麻木,慢慢变软,终于“扑咚”跌倒在地上。还不承认吗?再换个“老头看瓜”,将腰弯到贴着胯,把脑袋塞进裤裆里捆起来。腰椎无限制地拉长,骨节“喀巴喀巴”响,呼吸短促,直感到难忍的憋闷。他咬着牙坚持过来了。再换刑法,来个“挤刺猬”。让他脱去鞋、袜,光脚站着,用铁棒使劲挤压脚指头。人常说,十指连心,其惨疼可想而知。他在邱县是个有影响的人物,除了刑讯,还得批斗,以期推动全县得运动。最高记录:一天批斗八场。

   在县城批斗不行,还得拉到个公社去批斗。儿子、女儿平时已见不上他,只能在父亲被游斗路上远远望着父亲。只见父亲得脸色蜡黄,人瘦了,显老了,头发胡子老长。其实,他们的父亲正当年!在被他们抓走之前是个多么英气,白净,年轻的县委书记呵,那时,他是那么受农民的尊敬和爱戴,一夜之间,他就好象老了十岁。细心得女儿见父亲走路一瘸一瘸,还不时地打着趔趄。她挤进人群,凑到近前一看,只见爹得脚肿着,不能穿鞋,只得将鞋剪开,拉着往前走。

   儿子、女儿回到家,将看到得告诉母亲。一家人哭成一团。女儿惦念父亲,挑灯熬夜,比着父亲得鞋样,给父亲做了双宽宽大大得特制鞋。

   “三代会”大院戒备森严,鞋无法送进去。后来打听到,父亲要被揪到十几里地外得一个公社去批斗,便赶去那个公社送鞋。儿子、女儿有些怕,找来姨夫、舅舅一块儿去。
公社没有开大会得戏台子,临时用桌子搭起个高高得批斗台。只见父亲被拥到批斗台上,四周十黑压压得百姓。不知此时他们想没想到鲁迅小说《药》里描写得场景。绘子手绞杀国民党,人如潮涌,挤着朝前看个究竟。他们压根儿不知道惊季、同情、邻为何物,纯粹是为了看“希罕儿”时令正置暮春,卷裹着哭咸沙土得寒风,令人打着冷战。造反派慷慨激昂,揭批着他得罪行。批斗结束,将他从批斗台上推了下来。他倒在了血泊里。人群中得亲友忙捂上眼睛。这使人想到当年斗地主、富农的场景。批斗台上,是戴着高帽子的地主。一阵批斗,随着震天的口号声,从批斗台上被打翻在地,然后用骡子马拉上双脚,拖着去游街示众,身后是冷漠的人群……批斗需要声势。

  晚上,他被关在公社一间黑屋里。他儿子、女儿跟着舅舅、姨夫去送鞋,人没叫见,却招徕一串罪名:这可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啊!送双鞋用来这么多人吗?是不是混在人群里想找机会搞“劫持”?……还是妄想搞“暴乱”?妻子在家里心急如焚,不见孩子归来。她哪里能想到,去送鞋的五个亲人已经全部被扣押起来。她最后也没有逃脱被关押的命运。

  1968年6月5日,这是个难忘的日子。

  “三代会”头头对专案人员交代道:“他是咱县国民党县党部最后一任书记长,今晚你们落实他的问题,给我狠狠地整!”主子有令,打手闻凤而动。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被几个壮汉带到审讯室。“今晚你要老实交代最大的政治问题!”两个多月的刑讯批斗,他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他镇静地说:“我的历史清清白白,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但绝无什么政治问题!”嘴还是这么硬!先是用皮鞭朝身上抽。他被打得皮开肉绽,倒在冰凉的地上。几个壮汉将他抬起来,架上老虎凳。身子被绑在柱子上,两条腿则死死捆在木凳上。腰下塞进一块砖,又塞进一块,三块,四块……一阵死心裂肺般的疼痛,他猛地昏死过去。当他被冷水浇醒之后,“头头”已亲临审讯室。“你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还不想交代?”“我是共产党员,不是‘国民党’!”“头头”咆跳起来,用率破的瓷碗底,刮他已经被打的裸露出的肋骨,用驳壳枪把朝他胸部猛砸,似乎还嫌不过瘾,又用子弹头狠别他的肋骨。  他被反捆住双手,吊在屋梁上。天已经热了,刑讯室没火。打手们把旧报纸卷成圆筒,点着,烧他的腿跟、小腿、小腹,火苗惦着肉,滋滋地冒着青烟,一股难闻的血腥的焦臭味儿,弥漫在审讯室里。他要紧牙关,嘴唇咬出了血,没有叫喊,但浑身力气以尽,用微弱的声音说:“不是,我不是……”你说,谁是国民党?”“不,不知道?共产党不会看错人!”一个打手,用钳子夹起炽热的玻璃灯罩,嘻笑着朝他的胸脯裸露初按去。“我是共……产……党……员……”这是他最后留给人间的声音。这是共产党员心灵的强音!尽管他喊得很轻、很弱,断断续续,但铁骨铮铮!

   十年后的一个冬日,大地坦诚地裸露在凛冽的寒风中。一辆北京吉普从县城驶出,车上,坐着中央关于“邱县国民党案”调查组的组长。他们一行来到在“国民党假案”中被活活打死的前县委副书记家,紧握着寡居十年的一位农村妇女的手,激动地哽咽道:“我来看望你一家。你丈夫是党的好干部,是位优秀的共产党员!”

   整整十年啊,她才盼来了历史公正的声音!这种迟到了十年的问候,对一个乡下女人来说,也许早已随着时空的远去而枯萎了。该哭的时候早已哭够了,泪,已流干。

  文革终结之后的1976年,一个据说有精神病的年轻人,用鲜红的油漆在电线杆上写道:十年文革,中国的悲剧!那是一句隐藏在民众心头间石破天惊的谶语。一个诗人写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句广为流传的诗句,曾深深地感动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寻找真理和良知犹如良知和真理成为稀有物质,令一个时代的中国人苦苦寻找。

   母亲是人世间最伟大的。纯朴、善良、勤劳、节俭……是赞颂母亲的溢美之词。在那疯狂的年月,却有一位母亲,将亲生儿子送上了黄泉路。是残忍还是愚昧?她的儿子是一位公社书记。家里人对这个日子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那是他临终前告诉家人的。那是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三日。

   邱县清查“国民党”的十二级台风刮得山摇地动,他突然被通知去县里开会。他急匆匆赶到县里,那里是开会?到县里就被关押进群众专政组,先用“温火”对皮肉略加了点工,令他交出“国民党”档案材料。自打清查“国民党”的台风刮起,他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他听说先“下水”的同志不少人受刑不过,乱说乱咬。他工作多年,认识的人不少,谁能说清没人咬他呢?只要有人受刑不过,一提及你,你就得“下水”。现在真的轮上他了。专政组没有逼他去咬别人,而是逼他交出“国民党档案材料”。他根本没有藏匿什么“国民党档案材料”,拿什么往外交呢?不交就是不老实,就是抗拒,就是顽固不化!审讯室里,他被蒙上了眼睛。只觉四周一片漆黑,猛然间一阵皮鞭抽过来,他慌忙躲闪,迎面又是一顿乱打,往哪里躲那里有人用皮鞭抽打。这种刑罚,名曰“打瞎子”。皮鞭抽打还是轻的,部承认再用扁担打。腰、两肋、四肢,留下道道伤痕。最后再来个“猪拱地”,一位壮汉提起他得双腿,让他头触地,由壮汉推着朝前拱……一连四天受刑,他实在受不了,趁着管不紧,逃出专政队。他不能回公社,更不敢回家。他蜷缩在庄稼地里,又闷、又热、又渴,浑身伤口针扎般疼。好容易涯到天黑,忍痛忍饥朝姨姨家赶去。不巧姨姨家没人,不得已,摸黑朝自己家赶去。后半夜时,他敲开了自己的家门。当一家人见他一身破衣烂裤失魂落魄的样子,全惊呆了。他撩起衣衫,露出浑身血疤,一家人立即哭成一团。

   “孩子,你犯了啥罪?”

  “娘,我没犯罪呀?我从小跟着匿逃荒要饭,十八岁入党,我怎么会是‘国民党’?我根本没见过‘国民党’的材料。我交不出来,他们就打?这浑身的伤啊!……”

   妻子一旁伤心地说:“你咋不找领导说说清楚?听说县革委会主任是个解放军,你就去找他,找解放军!”“找?去哪儿找?咱被打成‘国民党’,能见上面吗?打得实在受不了哇!……”

   一家人抱成一团,哭又不敢大声哭,怕被外人听见,只能饮泪抽泣。天亮了,怕被人发现,先躲在兄弟家里。年迈得母亲饱经风霜,旧社会逃荒,曾领着四个孩子要饭到他乡。大女儿卖了,换下点粮食,又让兵匪抢走了。若不是翻身解放,也许这个家庭早不存在了,眼见着孩子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心里象刀绞一样难受。儿子前思后想之后,按照妻子得提醒,给县革委会军代表写了封信,先下点“毛毛雨”,听听动静再说。信写好,不敢在当地发,让两个女儿跑了四十多里地,在邻县一个邮电所将信寄出。晚上,一家人围在一起,眉愁不展,苦苦想着办法。母亲老泪纵横,恳切地对他说:“孩子,你不能这么躲在家里,人家知道你跑了能不四处找?找到家咱说啥?躲不是个法子呀!没有共产党帮咱们翻身解放,就没咱这家人。你要相信党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咱不胡说,党也不会冤枉好人的!”

  “娘,我相信党!”“孩子,这就对了。”母亲开导着他,“事情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你在党,要相信领导,我看你还是回去给领导说说清楚!”“娘,我怕……”他抚摸着身上的伤痕,流下了眼泪。“不怕,娘送你回去!”第二天,兄弟用独轮车推着白发苍苍的母亲,带着两个孙女儿,将他送回到县上。老母亲特意对专案组的人说:“同志,俺家世代都是本市的种田人,要不是共产党解放了俺,俺哪能有今天这一大家人家。孩子干工作有错,该批评就批评,该处分就处分,可别再……我把孩子交给你们了!”  老母亲说着,泪珠儿滚落下来,她饮泣着,没敢让“打”字溜出口。“老太太放心回去吧,我们会按政策办的。”专案大员们说得很原则。无疑,老人此举光明正大,怀抱着对上级领导无限得信赖和对儿子的爱玲。这纯朴的感情是她一生辛酸、一生坎坷的自然流露。可惜,她并不清楚眼前发生的事情,更不可能理解。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她的大义之举——朴素的阶级感情代替不了严酷的阶级斗争。老人将儿子送回县里,心里感到特别踏实,看在这张老脸面的份上,看在老人那几句忠恳话,儿子不会再受罪了。她天天盼,日日望,希望儿子的问题早一天弄个水落石出,一家人高高兴兴再团聚到一起。二十天以后,儿子半夜三更又回来了。又是趁黑逃出来的。凑着昏暗的油灯,她看着孩子浑身的血淋淋的伤痕,旧伤痕上添新伤,比头回见到的更惨更吓人!老人心疼儿子,有什么法呢?心底那个坚强的信念远远超过了母爱。她宽慰一番儿子,用带批评的语气说:“孩子,你忍着点啊!老偷着往回跑,没罪也会添罪的!”“娘,我受不了哇!”“那……”一家人商量着,没了主意。这时,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赶到他家,告诉他们,军代表打来电话,让老人把孩子再送回去。保证不再逼供,还保证发放隔离审查期间的工资。在善良的人眼里,从领导嘴里说出的话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是靠得住得,是算数的。第二天一早,老人实在出不了门,对儿子数教一番,让两个孙女又将儿子送回县里。  仅仅只隔一天,噩耗传来:她儿子死了!老人的精神支柱彻底坍塌了。直到这是她才醒过神来,面对魔鬼的凶暴、残忍,善良和信赖又值几文钱?可惜,她清醒得晚了!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和撕心裂肺的痛苦。是儿子的血,洗清了她被偶像崇拜蒙着的眼睛。两年以后,省委落实政策工作组打开了她儿子的坟墓,开棺验尸。经查:右肋骨第六根骨折,左肋骨第八、第九两处骨折,前胸胸板骨两处骨折。很清楚,他惨死在酷刑下。

   没有人会指责这位母亲残忍,她怎么会害自己的儿子?一个白发的母亲怎么会忍心把自己当拐杖使的儿子推上死路?她太信那些满嘴“革命”名词的“革命者”们。
在一个乡下老妪有限的经历中,她不是一直习惯听党的话?服从领导,服从组织吗?她有什么错!组织?一个具像到无处不在,又虚幻到永远触摸不到的神灵,此时,已经不再显圣了。“革委会“不是取代了党委了吗?革命委员会,不是革去他人性命的委员会吗?
禅机原来这般!

四、艰难的平反过程

上告

就在邱县大抓国民党的同时,一些受迫害的人便开始到北京告状,拉开了反迫害的序幕。

海南岛港务局党委书记张继原(曾任邱县敌工站站长)。1968年5月来家乡探母,被“三代会”揪住“专政”达半年之久,受尽酷刑。其爱人李顺清曾五次给省、中央写信。邱城郭树同直接到中央告状。中央接待站同志给河北接待站写信,明确指出“邱县捆绑吊打是军阀作风,如情况属实应禁止”。

1968年11月3日,省革委会第一次派刁吉龙(某团政委)为组长的5人调查组来邱县。当天正赶上邱县召开三万人参加的宽严大会。杨××按坦白好从宽处理,当场释放;陈××、高××不交代问题从严处理,立即逮捕。杨所造假“国民党”证,印有陈玉奎手掌,手掌痕迹是用清水画成手掌图案用红纸染色制成的。刁吉龙发现是假证,立即回省汇报。11月10日省革委会又派刁吉龙带9人第二次来邱县,提问刘一心、王士杰(原县长)等人,还看了一些所谓的证件、证据,发现不少问题。1969年1月省革委会派某师安政委和刁吉龙带队一行10人第三次来邱县进行全面调查,认定邱县“国民党”案是打出来的。

1969年3月24日,省革委第四次派工作组,李顶昌(某师政委)、刁吉龙为正副组长,一行6人来到邱县,当天命令赵玉春跑步把“三代会”牌子搞掉,并宣布立即停止抓‘国民党’,解散全县所有专政组,无条件放人。“三代会”人员和受害干部集中办学习班。并在县招待所挂上“河北省革委来信来访接待站”大牌子,使这场旷古罕有的大冤案得以制止。

乱世之间,惟一可能凭信的就是人的良心。

自此,全县受害群众纷纷来反映问题,哭诉冤情。4月,上级决定以县革委名义在政府大院举办学习班,请重点公社和县直近六百名受害者揭发检举。历时四个月,案情已经基本查清。
这本来就是一桩并不复杂的案件,但要弄得顺应天地良心,就好象酿造该案的那些人一样,就看良心安放在哪儿了。

反复

1969年6月,省革委第五次派300人工作队,薛浅翔为队长,地区派来1000人工作队,周吉福(地革委副主任)为队长,杨红志(某团政委)为副队长,来邱县一同落实政策。因省、地认识不一致,省工作队不久全部回省。

8月8日,召开全县广播大会,周吉福、杨红志都讲了话。杨所讲的八条意见其内容完全是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保护“造反派”的。认为邱县抓“国民党”是犯了清队扩大化错误。

这种丧失基本党性原则,不顾事实的讲话使调查成果失去了基本意义。

立竿见影,在地革委工作队支持下,全县又立即搞“双突”。即:突击入党、突击建党支部。仅7天,各村大部分党支部都建立起来了,人员基本上都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一边是冤情如海,一边是喜从天降。

人肉之筵,分羹者们开始微笑地品尝杀伐成果。

这样一来受害群众意见更大了。同年9月省革委召开各县革委常委以上领导干部会,李雪峰(省革委主任)在大会上点了牟××(邱县原县委书记,革委副主任)的名。并指出:邱县抓“国民党”是错误的,问题是严重的,会后专门把邱县全体常委留下继续学习。其后省市又多次组织邱县犯错误和受害者双方参加学习班。

非常遗憾,“文革”方兴未艾,“极左”当道。李雪峰的动议中途天折。

形势又出现逆转,1970年“一打三反”,再次把斗争矛头重新指向受迫害的老干部。此期间错整了150人,“三种人”(追随林彪、江清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仍占据领导岗位。1970年至1974年又提拔犯错误干部75人,其中社、局级42人。

从当时的情景看,毛泽东坚决维护文革成果的决心,给当时靠造反起家的人们起到鼓劲加油的效果。一时,反“翻案”的政治高压咄咄逼人。

唯老人家马首是瞻是最高人个和社会价值,他老人家说一句挺一万句!对老人家,稍有不恭都是死路一条!胆敢“恶毒攻击”的更要碎尸万段,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少说一句:祖孙三代、夫妻兄弟都不得翻身!

血统论,诛连,联坐等专制专用法则再一次光扬发大。

老人家津津乐道的,当然就是老人家的禁脔。

他喜欢搞红海洋,红太阳,红卫兵;搞乱乱轰轰的文革,谁敢站出来说半个不字?

至到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实际就是有人试图改变当时的那一切做法,引来了中南海的愤怒。

1974年1月8日,省委制定了三号文件,将邱县抓国民党案定性为“清队扩大化”错误。省委研究邱县群众上访问题时,后来取代李雪峰的省革委负责人刘子厚说:“尽管一个没有抓住,还是抓国民党扩大化”、“不准上访,上访要扣住”,“他闹你就拘留”,“房子坏了,生活困难的,该解决的就解决。无非时公家拿些钱”,“可多花一些钱”。

    接着,省、地派190人工作组到邱县,省薛浅翔、地区李文彪(地革委副主任)带队,落实三号文件。同时,县委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和,各公社大队明确一名副书记专抓落实政策工作。但由于省委三号文件把邱县抓“国民党”案,定性为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混淆了大是大非。虽然拘捕13人,处理53人,也解决了一些经济问题,可是抵制省委三号文件的干部群众同时受到了打击迫害。

1975年4月,有关部门把告状受害代表数人软禁100天,令其检查越轨行为。1975年秋又把受害干部70多人调到邯郸党校整顿90天。并以种种借口处理受害干部,而专政组杀人、打人凶手仍逍遥法外,“三种人(文革中打、砸、抢分子)”仍被提拔重用。到粉碎“四人帮”前,两年内先后又提拔“三种人”干部41人,其中社、局级以上的26人,进大队领导班子414人。为保护犯错误干部调外地工作51人,为排斥受害干部调外地工作16人。从1970年至1976年10月,犯了错误后入党人员达到355人。如此倒行逆使引起了受害干部群众强烈不满,大大激化了矛盾。

坚冰难销,黑云压城。邱县在受害人眼里可谓“暗无天日”。但这不等于他们服气了,怕了,没想法了。

                            十二寡妇闯中南海

草民可杀,可民心难欺。

1974年冬,邱县受害群众数百人到北京上访。坚决要求“否定省委三号文件,枪毙惠志广”。100人到新华门,十二寡妇(逼打致死的县、局级领导干部家属)多次到中南海,哭诉冤情。从1975年至1978年数百名受害群众到北京上访12次。他们如精卫填海般的执著向往着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从县到地区;从省到中央机关:打不赢“官司”誓不罢休。

1976年粉碎“四人帮”至1978年8月,省、地又往邱县派来工作组。省里由肖光、康敏带队,地委逢志明(地委副书记)带队,从县直抽调200名干部配合省、地工作组深入到各社队调查落实。1978年9月29日,邯郸地委召开30万人大会(电话会议),为邱县等县市、地直机关“国民党”假案彻底平反。尹哲(省委副书记)讲了话,李维新(地委书记)宣读了平反昭雪的决定。
1978年10月5日胡耀邦在 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提到邱案问题。他说:“由于林彪、‘ 四人帮’搞法西斯专政......河北邱县共12万人,有人制造了一个叫做‘新国民党’的大冤案......使用了几十种惨无人道的刑法。他们寄出去(证明是国民党的假材料)涉及17个省130多个县,23个部队......”

1978年11月5日中央派来工作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院长王甫为组长,还有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总政、人民日报社5个机关的干部,省人大副主任吴庆城,省公安厅长王文同,地委副书记李文彪,还有原省、地工作组领导肖光、康敏、逢志明等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邱案进行重新调查,历时5个月。

千秋功罪,如何诉说?

冤案平反何其难

这是座不大的县城,只有一条大街,此刻不逢集不过庙会,却突然拥挤着成百上千衣衫不整,面容憔悴,目光呆滞却不乏哀怨和仇恨光亮的男女。县革委会大院立刻被这些布衣百姓塞满了,显得拥挤而狭小。这些突然而至的人们不知从什么时候从沉默中暴发出高声的怒骂和低声的哭泣,整个大院灌满了震撼灵魂的悲鸣。

招待所的能铺大炕上挤满了残肢缺断指的男人;会议桌上横躺的酷刑致残的老者;四方通往县城的黄土小道上,一辆辆“吱吱咣咣”的独轮车不断地向县城涌来,车上坐着的不是手攥状纸的老妇,就是手抹眼泪的孩子;主持县革委会大院工作的头头脑脑,信息特别灵通。在这群布衫百姓涌堵住大院门前时,早已退避三舍,寻无踪迹。几个经过一而再,再而三认真筛选出来的态度和霭,能应付各种事态的男女干部,便成了这群鸣冤抱屈百姓的中心。他们用血和泪向这些“留守”们吐诉悲苦,把他们当成倾诉奇冤大辱和仇恨的发泄者;有的泣不成声,有了怒火冲天。女人来寻丈夫,老人来寻儿子,孩子要找父亲,——可他们的亲人已早怀着愤懑、冤屈、不安的灵魂到天国去了。他们走得太悲苦,太残酷,太冤枉,太匆忙,没有向亲人道声永诀,有的尸骨无存。他们倏然而去的生命化为无法安息的魂,随风一起向他们的至亲至爱不停歇地诉说着人世间的不公平;他们不死的冤魂带领着那些至亲至爱一路走来,他们直呼着亲人的姓名要找某某人索命。

他们要为亲人平反,昭雪,讨还血债!

接待干部一个个训练有素,尽管内心不无同情怜悯,但出言却十分得体:

“都先回去吧,要相信组织,会按政策妥善处理的!”

这些话不知重复了多少遍,听者早已听够了。

“啥时处理,说个准话!”

“这,还得研究研究嘛。”

饱含深仇大恨的人们似乎谁也不信,他们神经质地逢人就说。看见一个穿四个兜制服的人就当成干部,立刻就会围上一群人。他们无休无止地申诉、谩骂、哭泣,汪管你能否帮他们解决问题。

跑累了。站乏了。说困了。该歇息吃饭了——

大院食堂开饭了,那一双双粗糙干裂的大手,抓起冒着热气的包子就吃。自打大跃进那个年月免费吃食堂之后,这些解放后依然贫穷的百姓总算又一次免费吃了食堂,而且无人敢出来拦阻。他们吃得很野,由于心绪沸腾,肉包子吃起来似乎象吃谁的肉和血,伴着自己苦涩的泪。

毕竟僧多粥少。

夜幕降临,寒气袭来。奔波一天了,怒吼一天了,这些累乏了人们从小推车上,从扁担上解下铺盖卷,在墙角,在树下寻找一块平整一点的地方;哭哑了嗓子的娘儿们找来砖头支锅挖灶,又从路边捡拾枯草树枝,燃火起灶。霎时间,“大院”两侧浊烟四起,一片愁云惨雾。叫声,骂声,大声依然不绝于耳。墙角边、屋檐下、排子车盘底、刚搭起的草棚里——瑟瑟凉风中悬着触目惊心的诉状,象招魂的纸幡,更象远去冤魂追索的纸钱。

戾气太重,冤魂难遣。告状诉冤的人们,也只是那些死者留在阳光世道的最后的哀泣,也是世道不公的最后见证者。那些劫后余生的人们,更是不甘吞声咽气,忍垢纳辱地苟活残生,他们要看到恶人得到追究,坏人绳之以法的那一天。

相距一百多里的地革委大院门口,几乎也摆开了同样的阵势。同样聚集着一群群的流民,同样搭着庶风拦雨的窝棚。大院正门两侧,全被大幅标语、大字报遮得严严实实,那些红笔勾勒的醒目标题分明是用人血写出的:《某县法西斯刑法大观》,刑法之全,集古今中外之大全:皮肉刑、绳鞭刑、棍棒刑、头刑、耳刑、眼刑、口舌刑、脖刑、骨刑、四肢刑、火刑、水刑、冻刑、晒刑、闷刑、坐刑、压刑、滚刑、轧刑、跑刑、夹刑、跪刑、吊刑、针钉刑、电刑、刀刑、屎尿刑、男女低级刑、兽奸刑、点天灯刑、活埋刑——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令人毛骨悚然,疑是鬼狱活现。巴士底狱、纳粹集中营、日军三一七秘密工厂、白公馆渣滓洞,封建王朝峻刑厉法——;除了毒气室,机关枪,人体实验,概莫遗漏,其余有之过而无不及!
短短的十年间,中国两千年黑暗结束在“辛亥革命”之后,历史出现一次前所未有的倒退!人肉罪伐,消灭生命,专制和黑暗再次笼罩多灾多难的民族上空。

一位老者跪伏大门之外,声竭力嘶地叩道长号——

冤枉啊!冤枉——

在他们眼里,所有共产党的机关门坎就是他们唯一可以哭诉的通天大街!

他嘶哑的长啸在天际长久回荡。

天,也随着哭叫。

与此同时,这些外出漂泊,四处鸣冤人们的家乡也无法沉默。

坎坷不平的黄土道上,一位头箍脏巴巴头巾的庄稼汉子在奔波。他是远近闻名的村党支部书记。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大跃进,一直是乡亲们的领头人。追溯到上辈子,他叔父还是抗日战争最艰苦年月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呢!无论多么难做的工作,他都没皱过眉,毕竟总觉得有好日子在后头,然而今天他面对的事情却是完全陌生和茫然的,他知道这种事的艰难,更明白事情的紧迫。凭着良心和正义感,他把并非组织委托他的差事干下去。他舍着一张老脸走乡串户筹集钱财和吃饭必不可少的粮票,为他们村那些准备出门的鸣冤人家解决盘缠和口粮。有人不理解,他就一门一户地解说,走过一户户破草烂屋的房舍,走过一个又一个村落,攥着零零碎碎的小钱和皱巴巴的粮票,心和腿一起哆嗦,泪水在心里哽咽:这是告谁?乡亲们找谁去告?

他们头顶上的天依然是整治他们的“革委会”。

那就去更大的地方?

所有的路都不一定通天,但通天肯定还有一条!

一列火车带着早春的料峭寒雪,一路呼啸一路飞奔。车厢内拥挤着满满当当衣着破旧,面带菜色,已经极度疲倦的人们。有人睡着了,打着沉闷的鼾声;有人呆痴地望着车窗外一闪而过流萤灯火,还沉浸着幻想的期待中;有的人用颤巍巍的手,打开那已经卷着残破的状纸,神情恍惚地凝视着。他们许多人大字不识一个,这些视为救命稻草的状子还是清人代写的。而此刻这些让泪和汗浸得黄脆的纸页,好象把他们天大的冤屈传递给上苍!

突然,有人惊恐地叫道:

“不对呀,这车不是朝北开的呀!”车厢很快就炸了窝,睡意惺松的人们终于醒过神来,车窗玻璃上立即贴满了一张张黄色的脸。

平生头次出门的庄稼人终于意识到上当了。天知道火车什么时候倒着往回开?

经受不住一再捉弄和奚落的们愤怒了,他们用拳头砸着门窗大喊:

“我们不回家!”

“停下!停下!停下!”

可是,被拧死的车门冷漠地对峙着他们软弱的拳头,没有人理会他们的哭叫。

“他娘的,推捣的鬼?我操他八辈!”

“拉哪儿也不下车,死就死在车上!”

“骗子!骗子!”被车拉来拉去的人们自觉再次被人愚弄,他们没被被骗所激怒。多少日夜,他们已经被命运捉弄得有些麻木,只是随便在骂了几名:“操他娘,又骗老子们呢。”

“我日他奶奶!”

列车终于停了下来。上当就上当吧,有什么办法呢?只是,他们把他们弄回来一次,他们迟早还得再上火车,那是早晚的事。他们瞪着惺松和麻木的眼睛,一个个失魂落魄地冲着徐徐停下的列车发傻。

车厢终于打开了,上来都是他们熟悉的面孔。那些熟悉的面孔似乎在嘲笑着这群土头土脸的人们。他们想说:“咋样?不让你们出去你们非要出去,这不,又回来了?你们的事还不是由我们说了算?”但他们却把这些激怒人的话、剌伤人的话咽了回去,换成另一副面孔,仍旧是“苦口婆心”的劝说:

   “先回家吧,问题慢慢会处理的,处理也得有个过程嘛——”

这个过程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一年一年又一年,人们茫然极了。

他们也说不清这是多少次被人愚弄过了。

在县城。一位头发过早灰白的母亲也在“告状”,她的方法太特别了。

她拉着一辆破旧的排子车,车上躺着的是她惨死的儿子。白发人哭送黑发人。县城不大,只有一条大街,她家离县城也不太远,她天天拉着孩子的尸体绕县城一圈,一路哭诉。第二天再着着破车“游街”,她说不清多少天了,反正孩子的尸首早已经变质、腐烂、变臭,又腥又臭又剌鼻的黑水从车底盘的缝隙流淌下来,令整个县城气味冲天,象不散的阴魂,惨不忍睹。

孩子啊,你死得不安生啊,屈死了也不能入土,每天还要经受巅波和日晒,他不想早日安卧黄土地,早日步入步入冥冥中安宁的天国?

实在不能往外拉了,老人又把孩子的尸体抬进屋里土炕上,然后将门窗用砖堵住,而她就坐在门口发呆。

她觉得仇有主,债有头。哪朝哪代,也不能让人白白屈死!玉帝老子地藏王菩萨,皇天老爷地王爷呀,天上地下,有没有这种道理?!

中央一槌定音

1979年3月16日至30日。李先念、余秋里、胡耀邦、王任重、宋任穷5位中央领导参加听取了河北省革委刘子厚、江一真关于邱县惨案的汇报。华国锋主席接见了与会全体成员,并形成《河北会议纪要》(简称纪要)。

1979年3月中央办公厅下发《纪要》,明确指出:“邱县抓‘国民党’案是当时赵玉春等少数几个人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制造了一起大假案、大冤案......省委的三号文件,把邱县抓‘国民党’案定为清队扩大化的错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对的。对主要责任者的处理也是偏轻的,应予以改正。省委认识迟、改正晚是有责任的”(到1982年1月15日,省革委作出决定,三号文件被撤销)。3月30日华国锋在《纪要》上批示:“此件已经中央批准。”此后落实“国民党”案才步入正确轨道。

1981年11月26日,邱县又有300名受害群众上访到省,反映“三种人”继续掌权情况。27日省委书记王诤接见了上访群众。听取逢志明、褚魁耀(邱县县委副书记)的汇报后指出:“邱县抓‘国民党’案中凡是提棒子上来的人,全部出除名。”回县后,全面传达了王诤的指示。1982年1月18日,邱县县委召开了广播大会,褚魁耀宣读了中共邱县县委关于为邱县‘国民党’大假案、大冤案以及“一打三反”中受害的干部群众进行彻底的平反的三个决定。县委书记阎广禄讲话表示:坚决把邱县“国民党”案落实好。

1982年2月9日—16日,省委书记王诤等领导及邯郸地委领导开会决定,由邯郸地委作出《关于解决“邱案”遗留问题的意见》。《意见》对在押犯的判处、三种人的处理、邱案中犯错误后入党人员的处理、受害者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照顾、建好各级班子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1983年1月31日,河北省政法委发了11号文件,对邱案问题的处理规定了三条:一是不开杀戒;二是地委审定交政法部门办理;三是宣判前做好受害者和犯错误的人双方家属工作,成熟一个审判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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