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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中国邱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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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中国邱县》(2)
也许,这就是说女人是“祸水”的根源。

如果说女人的淫荡,对另一个性别的诱惑也是祸,那么粗暴地对女人施虐,与兽类又有何异?如果说这个女人受了一些人的强暴,倒不如说受了众看客的集体凌虐——如果没有这些看客,那些小丑还有多少勇气在无人喝采的冷场中,坚持一场一场地表演下去?至到从看客人不断地拽出新的专政对象?

监督她劳动的专政人员就在旁边。那双淫邪的目光凝固了,一眨不眨,恨不能将那白净而富有弹性的肉体吞下去。用“垂涎三尺”来描述他的丑态太恰如其分了。此时此刻,只有他这样身份的人,才能有如此“享受”。人性的异化,表现为心理的变态。这幕丑剧是不是他导演的,不过,这类丑剧就发生在他眼皮底下。事情,没有到此完结。一个半大小子更坏,他顺手折下根又粗又壮的玉蜀黍杆,朝她裸露阴部又戳又捣。

一个没有任何遮掩的胴体,女性的,也是母性的神秘和尊严,被当众践踏。

她惨叫着,哀求告饶,发疯似地据动着身子,本能地用双手遮盖那隐密处。片刻时间,两股间、手腕上到处是鲜血淋淋。

近在咫尺的专政人员,如同一群性虐待狂,在一边发出欢快满足的狞笑。

……四周慢慢安静下来,象变成一片死寂的荒漠。她承受的凌辱比遭受奸淫还要悲惨,她是那么孤独无助,在她边看希罕的人们好像在看待宰的羔羊。因为任何一位在正常人性环境里饱受凌虐,还可能接受到同情的目光和悲悯的安慰,会激起强烈的讨伐和谴责!但她决不可能得到任何有人的怜悯。她就像一个被人冠上妖孽名子的小兽,没有人觉得她有着与母亲,妻子,女儿与姐妹一样有着做为女人的尊严。围观者的良知随着她的人格尊严的剥蚀贻尽也消失得没有了踪迹。

可是,她求生的欲望还没有泯灭,她没有绝望到看不到人性。也许,她觉得这一切都是一个误会,一场不清晰的恶梦,一切还会恢复到天下太平的从前?这是她还要忍辱活下去的理由,她想看到人们良心发现的时刻。所以,她披着被撕得条条缕缕的衣服,凭借暮色的掩护,忍疼含辱地爬回了家。

她不愿向丈夫吐露全部真情,只说在地里挨打了,正巧“身上也来了”,太难受,要丈夫去向村专政组请个假。

丈夫去了大半天才回转来。他说他挨门哀求,竟“感动”不了“上帝”。专政组长的口谕是:“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对待革命群众。改造就是要脱胎换骨,褪层皮流点血算个啥?明天照常扫街劳动!”

夜,漆黑一团。她和丈夫蜷缩在破旧的土炕上,抱作一团。泪水流进嘴里,又苦又咸。如果能放悲声,内心的积郁愤懑或许得到一些排遣。可眼下连哭也不敢哭出声来,万一让在街巷巡逻的专政人员听到了,那又是一条罪状:对专政不服气。他们只能掩面而泣。他们脸贴脸,哽咽低诉,思前想后,哪里还有活路?她将白天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丈夫,丈夫的牙咬碎了,嘴唇在滴血。罪已经受够,侮辱也该到头,活下去的所有勇气都被击碎了。

他们相拥而泣,对这个人世间彻底绝望了。没有什么还值得他们留恋,他们仿佛生下来就带着深重的“原罪”,生来就是向这个人世间赎罪的,这个走不到尽头的苦难人生让他们看不到一丝光亮了。

如果有可能,就将一切希冀寄托在来世吧!

他们紧紧抱着,度过人生最后一个不眠之夜。一个长夜,他们终于把泪流尽了。这一夜太黑暗了,黑得让他们看不到一丝星光。

他们在最后的时刻,没有看到过一双含着人间温煦的眼神,那怕是那么须臾一闪,也会成为他们含辱偷生的理由。他们瞪着木呆的眼睛,在黑暗里浸了一夜。

他们没有等到天亮。

“五类分子”扫街的时辰已过,怎么还不见“老右”和他的“臭婆娘”?

专政人员破门而入,立刻惊住了:屋梁上,悬吊着两具尸体。两口子用的一根绳子,一人一头,脸对着脸,好象还有话要说,但永远也说不出了,他们到死都在凝视着最爱的人。

惊慌旋即代成义愤,自杀就是自绝于人民,就是“现行反革命”。专政人员命令其它“五类分子”,从屋梁上卸下死尸,男的已经气绝,女的还有口气。由专政组长主持,在现场开了个斗尸会。“五类分子”一个个面如死灰,筛糠一般。专政组长指派几个“五类分子”去埋尸。女的似乎在动呢!谁敢去干这埋活人的事?几个五类分子“扑通”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我们有罪!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罪该……”专政组长气汹汹地从旁边人手里夺过铁锨,朝女的头上直劈下去,立刻,头脑碎裂,鲜血四溅。

她的眼睛懵懂地瞪着,死鱼一样。

周围是围观的革命群众,他们胆颤心惊地举着拳头,在专政组长的带领下,高呼口号:“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声音参差不齐,声音干涩,毫无人间气息。

这对苦难的夫妇,到死也没有的确没有赎尽“罪恶”。他们的尸首被人拖到村外,扔进乱水沟里,被人撒上一层薄薄的沙土。等人去场空,几只野狗便窜过来,用尖利的爪和牙,刨出尸首,撕裂了皮肉,扯断了筋脉,狂妄地大嚼大啖。野狗眼眼瞬间变得血红,嘴巴上滴着血……这个上个世纪60年代后半页发生的一幕,离我们今天的生活仿佛断着档,那些泯灭人的基本的良善,本能的同情,生灵的悲悯,也随着野狗的肚皮的蠕动,淹灭在那了一刻。

他们连留下尸首的权利都没来。

他们姓字名谁?冤魂何寄?时至今日,不知几人还记得这一对可怜的夫妻。

苍冥之间,一对卑微的生命,永远孤独地绝尘而去。

1968年5月1日,在抓“国民党”高潮之际,邱县就有人开始向省、中央写信告状。人民执着地相信党,并相信他们的大救星毛主席上了这些坏人的当。

从1968年5月3日开始,“三代会”对被专政的人进行了7天7夜突审,名曰“追穷寇”。引供咬出“国民党”几百人。县委副书记史明奎因宁死也不违心承认是国民党员,于1968年6月5日晚上被专政人员活活打死在审讯室。“三代会”为深挖“国民党”,按教育、县直、公社、农村四条线把名单分发下去。并于当月召开了深挖“国民党”大会,播放高占元(原县委办公室主任)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的录音,动员全县造反派行动起来,大抓“国民党”。从此,抓“国民党”在全县普遍开展。

从1968年5月27日起,县革委会把全县700多名教师集中到县一中搞了45天集训。赵玉春在会上说:“教育战线是黑窝子,庙小神灵大,浅池王八多。”集训期间,参加集训的教师被打成“国民党”141名,打死20名。

1968年6月,县召开抓“国民党”经验交流会,贾寨中心校长刘××介绍“一打二唬三威胁,敲锣打鼓看脸色”的经验,会后全县抓“国民党”打人升级(全县动用刑法400多种)。随后,“三代会”又捏造假情况,说“国民党”想暴乱!并与同年9日召开了抓暴乱分子广播大会,当场逮捕了武中伟(原卫生局长)。

为使抓“国民党”更加深入,体现政策威力,11月3日,县召开了三万人宽严大会,逮捕了受到“揭发”的陈玉玺(原县革委常委)、高怀宾(县委组织部干事),从严处理:对造假国民党证的杨××当场释放从宽处理。为彻底打倒原县委,使全县人民更加痛恨县委的负责人,12月,在全县召开公审刘一心、王士杰(原县长)广播大会,把经他们手判处死刑的杀人犯案件翻过来,硬说是“国民党”集团陷害好人,以此,欺骗全县人民。通过各种类型抓“国民党”会议,为再次将邱县抓“国民党”运动推向高潮,树立了样板,作了政治动员。

冤狱,一步步在酝酿,一步步走向极端。

1968年5月5日至11日,邯郸地区召开“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誓师大会”,要求全区对阶级敌人大刮12级台风。焦学金(革委副主任)在会上介绍了邱县抓(国民党)的经验。会后《冀南风雷报》(原邯郸日报)上刊登题为《触目惊心的国共两党大搏斗》文章。6月4日至8日,地革委召开了“对敌人争经验交流会”, 8月18日,邱县革委会主任在邯郸地区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介绍了他们抓“国民党”的“经验”,会后,全区刑讯逼供成风,逼打致死的人数骤增并大有推广之势。

从无中生中,能折腾出天大的“冤狱”是一种国粹?从“罗织经”到“莫须有”,一部封建专制史就是一部人间地狱史,而红色中国由个人崇拜回归到专制“一句顶一万句”,人民罹难,民族殃祸就会成为必然。“文革”期间,邱县“革委会”安排群众生活情况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拆房、卖房门的有一千五百零六户,拆房一千二二十五间,卖门六百七十家,外出讨饭的八百五十一户,一千八百二十人,其中贫下中农占百分之六十二。”

全县成了刑场

据县史料记载:八年抗战,日本人的铁蹄曾残酷地蹂躏过这块四处平原,无可凭依的小县,在日本人对抗日军民的疯狂杀戮中,有300多名共产党的地下干部被残害。

二十年之后,这个县为“清查”凭空捏造出的所谓“国民觉”被杀害的共产党员竟相当于八年抗日再加上三年多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人数的两倍!

拿着枪从明处压来的敌人被打跑了,拎着皮鞭从背后打劫的“革命造反派”又来了。日本鬼子和蒋介石梦中想办都办不成的事,让他们替着干成了。

他们中有共产党的县委副书记,农工部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银行行长——;

这些共产党的干部们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一个个惨死在共产党执政近二十年的土地上。不禁有人发问,谁敢这么肆无忌惮地关押虐杀共产党的干部?难道他们是发疯了吗?
“文革”之后,一位在这么县工作一辈的老共产党员不无痛心地说:“一夜之间这么多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成了国民党,而且被‘共产党’残害,许多是屈打成招的,是别人咬出来的,是领导指定出来的,甚至是‘选’出来的!”

1969年1月,地革委主任徐士信来邱县“三代会”看了所谓国民党证件后说:“你们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搞了不少证据,但是不够……抓紧把案子定下来。要准备立大功,也要准备犯大错误,要继续挖证件。”

地革委随后又派来两名“专家”,驻进“三代会”,进行“指导”达三个月之久。同时地革委为帮助邱县搞斗批改运动,又派来解放军一个连队和300名工人造反派,分赴到各社、队用严刑逼取“国民党”证件。为此,县革委会选定林子、杨二庄、霍庄、郭村、东石彦固、高庄、大省庄、大寨、庄头、波流固等18个爆炸点。
“三代会”人员和县直抽调造反派骨干人员,亲自下到18个村,动用各种刑罚,逼打被专政人员供出“国民党”证据。

林子村由县武装部马××参谋带队,为挖证件,调动5个村民兵200人,将林子村团团围住,抄了崔炳乾(中共党员,退休干部)的家,拆房挖地7尺,打死崔炳乾和儿子崔树彬。逼迫崔炳乾

60多岁老伴改嫁,崔树彬之妻当场气疯,结果一无所得。

杨二庄村共91户,384人,被打成“国民党员”46人,打成“三青团员”28人。14户因深挖找证件,挖倒房屋57间,打死4人,自杀(未遂)13人,致残32人。

18个爆炸点因深挖“国民党”证据,搞的最惨,破坏性最大,打死人最多。

愁云惨雾,暗无天日。

邱县国民党案没有证据不能定案,在18个爆炸点上,虽然专政组下了最大力气也没有找到。在黔驴技穷情况下,赵玉春指使“三代会”千方百计制造假证。“专政人员”采用以下办法终于搞到证据、证言和证人。

历史证明,再愚蠢的歹人也比聪明的黔驴智慧得多,阴毒的办法总是由人想出来的,也许,这是中国历代封建酷吏们憾而无以师学的办法:
1、选举产生“国民党”县党部。“三代会”八大专案组的工作人员通过“逼供信”,让被专政人员承认县党部委员都是谁?说出的委员不一致,就想法在供出委员名下画正字,谁的票多,谁就是县党部委员,于是县“党部”于1968年10月在“三代会”主要头目亲手炮制下产生了,并产生了“书记长”。
2、信号枪、信号弹。农村干部王景昌(孟固村人,会制鞭炮)受刑不过说:“我会制炮打灯(一种两响鞭炮)。”惠志广向赵玉春汇报,赵说:“会造也行,造也能说明问题,给他买东西让他造”。于是“三代会”被专政人员曹文学造了信号枪(木制品能打火药),王景昌造了信号弹(炮打灯)1000个,赵玉春在夜间亲自试验后说:“行!”
3、假党证。1968年10月,杨××被逼无奈,在专政组屋内墙上“学习园地”栏旧纸上,撕下一块方纸,写“证明杨××同志,系中国国民党员,特此证明,执行任务。”“三代会”将此拍成照片,作为唯一证据。报站名单。大抄家时,在邱城东街申金明家抄出一个日记本,上边写有:“保人保畜情报站”,是个26人名单,背面还写有食堂窝头一个8大两。实际是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干部用过的工作日记本。但在抓“国民党”时,硬把这26个名单上的人逐个打成“国民党”情报员,把申金明打成“国民党”情报站站长。
5、“国民党”暴乱袖章。从杨××(邱城供销社售货员)处抄出红布黄字“连长”、“排长”两个袖标,这是1963年水灾后生产自救搞运输带队干部用过的袖标,被定成“国民党”暴乱准备的袖章。
6、真国民党咬假国民党。1968年11月后,让10几名老国民党员住在“三代会”,让他们咬出新发展的国民党员,不咬就受刑,以受刑口供记录作为证词。
7、“三代会”人员替死人编写证明材料。把刘雷打死后,在“三代会”屋内挖地窖用药水存尸,用镰刀削掉他一个手指头,装在药水瓶内用于按“手印”。又以死者名义编造了大批材料,都盖上他的“手印”作为证据。
8、把小孩玩具用的红缨枪、大刀片都拍成照片保存,说是“国民党”暴乱备好的武器。
9、把大抄家从农村抄来的铁丝、铁钳子拍成照片,说是“国民党”破坏电线用的工具。
10、把平除“东风渠”做为“国民党”破坏水利建设的证据。实际是牟冰如(县委书记)传达邯郸地委会议精神布置让平渠还田的。

鬼蜮伎俩,堂皇世上。

一个小小农业县已经顾不上肚皮,顾不上种地,顾不上所有营生,眼前的事就是抓住空风来穴的“叛徒”,“国民党”。社会经济矛盾转化成“阶级斗争”;人民生活贫困与政治运动过于频繁的矛盾转化成莫须有的“国共两党”殊死斗争。

仅一年时间,被打成“国民党”的有四千七百零三人,长期关押二千二百二十四人,致死四百零三人,打残五百三十七人,抄家五百二十四户,拆房六百六十四间,扫地出门一千五百三十一人。原县委十七人,调走二人,被打成“国民党”十四人,致死四人。科局级干部一百一十三人中,打成“国民党”九十三人,致死十四人。社队干部绝大多数被打成“国民党”。邱县抗日战争以来的六任县委会都打成“国民党”县党部。公安局被说成“国民党”专政部,四十年来镇压的都是好人。(引自人民日报社《群众来信摘编》第五六六期)
在清理阶级队伍,刮十二级台风期间,邯郸地区革委会大力推广邱县经验,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有一万多人被打成国民党,数以千计无辜者死于非命,仅与邱县相邻的曲周县就有三百多人被打死。

无须一一列举了,有人把邱县专政组打手比喻成法西斯。我们看过数不清的反映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史料和影片,纳粹最残忍的手段就是用毒气室把许多人同时毒死,剥皮采发是在致死人之后。用百般酷刑折磨的事并不多见,罔论屎尿行刑。

邱县的性虐刑,填补旧狱政许多空白。他们某些敌视人类的行径,比起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兵并没有什么逊色可言。

有人把专政组的刑罚比喻为兽性发作。其实,最凶猛的野兽只是在很短时间内将人撕咬吞噬,绝不会用数不清的手段把人折腾的死去活来,更何况野兽极少伤害同类。还有人把专政组刑堂比喻成地狱。其实无论是书本中的描写,还是传说中的地狱场景再现,除了黑白无常,牛头马面的狰狞鬼怪令人生畏,其刑法惨烈程度与邱县专政组相比,也可谓两巫相见而已。
这场震惊冀南,甚至震惊中国的“清查国民党”事件,唯一能给人留下的东西就是关于人类行为的思索。也许,今后中国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思想者们会从中发现什么、告诫我们什么。

历史给予我们是永远凝重的思考。

在伟大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建设全面文明民主的现代化社会之际,我们有必要回味一下这段刚过的历史。乘我们记忆犹新,乘我们发热过的大脑已经冷静。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多次面对过亡国之痛,经历过太多的内忧外患,但都没能使这个巨人国家被真正打倒。而内祸似乎从有史以来从未间断,它像幽魂一样,一直纠缠着这个古老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沉重脚步,令她步履蹒跚,蹀躞维艰。

中国人的内耗与内战,史书不绝。内患不输外忧。

时值“十年文革”过去三十周年之际,当我们抚史长思之际,依然感觉那场浩劫长夜里的冤魂啼嘹之声去之不远。“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张志新,遇罗克们断颈血洒长夜时的话语,犹在耳际。

一个不能同心同德的民族永无希望。此刻,中华民族在改革开放近近四十年之际,她的休生养息和追求民富国强的政治理想,最终会为历史融入光明的明天。
事实上,1976年秋天中国的历史,及时对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作了噩梦终结。

历史,无情地翻开了它黑色的一页。

那是中国的幸事!

是中国人民天大的幸事!

                  三、倒在神圣祭坛上的牺牲品

他是个普通的退伍军人、共产党员、人民公社社员。按照“文化大革命”中颁布的各类政令,划分的斗争对象,绝对轮不到他的头上。可是,一场大清查“国民党”的强台风,却将他裹进了专政队。因为他“死不肯改悔”,他所领教过的刑法更是不可枚举。单是“夹刑”他就受过好几种。打手们将他的上衣扒光,用铁钳子夹他的脊背上的肉,一边夹一边拧,不一会儿,他的脊背就青紫一片。

打手们还从牲口房里找到驴夹板,用驴夹板死命地夹挤他的腿肚子,几个就把他的腿夹挤得如同折断了一样。打手们还用好几根母指粗得木棍塞在他得指逢之间,然后,死劲地攥挤他的指尖。……打手们还用铁钳子夹住他的嘴唇,一边扯、一边拧……

打手们还用两根木棍挤他头上两边的“太阳穴”……笔者无意向读者和今人展现那些血淋淋令人不寒而栗的刑罚,更不愿去描慕当年那阴惨惨的刑讯室。这是普通的农民党员,当过兵,算得上是条汉子,一条好汉都忍受不了的刑罚,其恐怖残忍可想而知。

他有怨、有愤、又恨。他知道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却没有人理解他、相信他,既然假的被视为真的,那真的无疑是假的了。也许他在多吃受刑中早就想好了,他选了一种最能表白自己的方式。这天,正置社员出工学大赛之际,他偷偷从专政组跑出来,跑回家惦起把牛耳尖刀,发疯似地跑到大街上,高声呼唤起来:“社员们听着,我是贫农,是党员,不是国民党。他们逼着我承认是国民党,国民党的心是黑的,共产党的心是红的。乡亲们,你们都来看呀,看我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他边跑边喊,手里的牛耳尖刀,已经插进肚子里,他跌倒在地,流下一滩红的血。应该说,他死得是悲壮的,围观者一个个暗自饮泣。可是,不知怎的,他使人极容易地想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十分推崇的武士精神。为效忠天皇,可以毫不犹豫的刨腹自杀,并表现的潇潇洒洒,似乎没有一点恐惧和悲哀:他又使人想到两千多年前的侠客介之推、他割自己的肉效命主子,心底涌动着自豪和坦然!他的死是惨烈的,他以极端的死亡形式向迎头泼来的污水,发出决绝的诅咒。多少年过去了,如果天上有灵,他会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吗?至死,也没有人回答他临死前的诘问。既使死亡,他也依然不明不白。当年一位很有前途的教师被打成右派,遣返回到邱县一个小村庄接受劳动改造。右派属于五类分子,加上出身不好,便被打入另册。他规规矩矩每天劳动,不敢越雷池半步。文革风暴没有忘记这个小村庄,对敌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在这里仍有雷霆万钧之势。他首先成为专政对象,他的妻子也成了右派分子的臭婆娘。他们结婚多年,没有生育过。她长得还像大姑娘一样水灵,皮肤白净,胸脯高耸,腰肢柔韧,可谁也没见她笑过。她每天早晨和五类分子一起扫街,然而虔诚地跪在地上,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数说自己的反动罪行,然而再下地劳动。

她只是个家庭妇女,丈夫背黑锅,她自觉矮人三分,平时绝不多言。只是默默地在家里地里干活。但她已感觉到专政组长眼里闪烁着淫邪的恶光。她不敢告诉丈夫,怕他受不了精神压力。丈夫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她对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忠贞。大丈夫不能保妻室平安不是枉为人身吗?兔子急了也咬人。她怕丈夫做出失去理智的事。她很清楚,只要自己献出贞洁,专政组长就会马上改变对她们一家的态度。但是……她做不到,她没有遗传那样卑污血液。她的自尊和教养,使她把性爱的忠诚视同生命。

她被派去收玉米杆。专政组人员坐在田垅上,监督她劳动。

几个半大小子凑上来,围住这个右派臭婆娘,硬逼着她将衣服脱光。她受过各种低三下四的屈辱:罚跪、游街、挨斗,但人的起码尊严还埋在心底――怎么可能在异性面前脱光衣服呢?她本能地缩成一团,紧紧攥着衣襟。这伙小子见她不服从指挥,便一窝蜂似的拥来,你推我搡,又撕又扯,衣服很快被撕烂了。她最终没有护住自己,赤身裸体地横陈在光天化日之下。兽欲,在神圣的光环里,得到病态的满足。

一个极端贫穷的社会,很容易产生仇富心理;丑陋的众相,也就天然敌视一切世界的美丽事物,包括对美丽的人的——毁灭欲望。

一个女服务员,臀部发育良好。在造反派眼里,大屁股女人都风流、都骚情。那时“性感”这个词还没有流进国门,一伙人眼望尤物,垂涟欲滴。他们手中握有生杀大权,何况是面对一个大屁股女人。他们终于想出办法,将这位女服务员传到办公室,开始了审讯。别看她在M县工作已经六、七年了,还压根儿没来过这地方。是办公室?是仓库?是宿舍?还是……都不象。她一迈进门坎,便嗅到一股血腥气。她忍不住打个寒噤。

一位专案人员坐在椅子后面,腿高高地翘到了桌子上。由于光线黯淡,她看不清对方的脸。对方问,“你是啥出身?”“贫农”。“贫农?不对吧。”审问者转到她身后,拍着她的屁股问“贫农?这屁股像不像?”

审问者怒吼起来“好你个地主婆,快老实交待!”

她知道地主婆是如何挨批斗的,吓得连说我不是,我不是。

“大屁股就是地主婆!”

两个壮汉好象性饥渴难耐的恶狼,主子一声喝,便立即扑上来,在她的乳房、屁股、大腿上乱摸起来,语无伦次地叫着“叫你不老实,快坦白!”

平时,干这种事的人要承担下贱、流氓的骂名。但事过境迁,同样是猥亵、调戏妇女,此时却成了革命行动。几个壮汉此刻一定暗暗庆幸,还是“革命”好,但愿这样的“革命”常住人间。
转瞬间,审讯室的灯被罩上了兰色复写纸,室内一片暗兰色,给人以恐怖感。这是打手们蓄意制造的地狱气氛。

恶鬼般的壮汉问到,“大屁股地主婆,你给谁看?是不是等蒋光头回来呀?哈哈,先露出来,让革命造反派看看吧”

她本能地反抗着。当一个壮汉拉她腰带时,她不顾一切自卫着,情急中将那壮汉手腕咬出了血。

“哎呀,你他妈的是狗!”

另一壮汉淫荡地眯起眼睛,“既然她象狗一样咬我们,我们就找一只狗来制一制她。”

说罢,他让几个同伙安住女服务员的四肢,从屋外牵来一条大狼狗。他三下五除二将女服务员的下衣扒光,从桌子上找到一块中午吃剩下的玉米面窝头,让狗闻了闻。便把窝头塞 进女服务员的阴道……

大狼狗张开大嘴向女服务员的阴道中的窝头咬去……这个壮汉此后经常利用狼狗给女犯人上刑。后来竟发展到让雄性狼狗扒在赤身裸体的女犯人身上。他用手把狼狗的生殖器剌激勃起,别人按着女服务员,让狼狗奸污了这位女性。

在这个贫农是天然革命派的时代,这个年轻女性对自己的自然生命也无法自保,这只能说明,“革命”在某种特定的地方,只是求售奸邪的衣钵。所谓他们要消灭的“敌人”,也只是他们最需要、最能剌激隐秘欲望的猎物。

人的生命和财产,在狩猎和被狩猎的规则中没有任何保障。

在邱县“红满天”造反司令部里有一间专门审讯犯人的“黑屋”。屋中有一个方桌,方桌的正中央钉着一个三寸多高的木橛子,这就是实施“推磨”的刑具。当时,“红满天”造反队经常把对方造反组织的成员或者家属“偷袭”过来,严刑“伺候”。这天,他们又提到了一个对立面造反组织头头的女儿,这个女孩当时才刚刚十六岁。

“红满天”中的几个壮汉抓胳膊按脚地将女孩的衣服剥光,把赤身裸体的她抬上方桌,面朝下,再将方桌中央钉着的木橛子插入女孩的阴道,然后,推动着女孩的头和脚部,让女孩的躯体以那根插入阴道的木橛子为圆心作旋转运动……这种照抄封建时代最酷烈的体罚“骑木驴”。

女孩失声地痛哭着、哀求着,狼心狗肺地壮汉们却不停地推着女孩的身体旋转、再旋转……女孩终于被折磨死了。她的死亡所有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她的父亲是另一派造反组织的头头。
她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她作为一个女人来到世上,没有来得及体验一次当母亲的欢愉,没有体会到一个做妻子的幸福就被折磨死了……

滥杀和虐杀,是“文革”特色。

人间地狱

在邱县的一个“群众专政队”中,一伙丧心病狂的恶魔、发明了一种“五人同颤”的酷刑。这是一个没有星星、没有月亮的夜晚,酒足饭饱的“群专队”员们将十多名男女“国民党”押到了一间大教室内。教室的窗户全部都用厚草帘子遮盖住了,教室的正中央悬吊着一盏大汽灯,将教室照得如同白昼一般。白得刺目,白得阴森。“群专队”员们舞动着木棍,让十多名男女“国民党”全部脱光衣服,几名年轻的女“国民党”稍有抗议,就马上遭到木棍的袭击,其余的“国民党”早已被打得麻木不仁,他们不仅脱光了自己身上的衣服,还听从“群专队”员的命令,将那几个年轻女“国民党”的衣服也全部剥光。这十多名“国民党”完全赤裸了身体,就像进了公共澡堂子一般,只是男女同室,而且身边还围着一群凶神恶煞般的“群专队”员。在“群专队”一个恶魔的指挥下,一个男“国民党”被赤裸裸地拉了出来。他是一个县里的干部,他本能地用手捂起自己的私处。这里是不能有耻辱心的,他马上就挨了“群专队”员一个大耳刮子。他被勒令像作体操一样,两手臂向两侧平举起来,一动也不许动。他的私处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且,还暴露在许多异性的目光之中。他羞红了脸,恨不得地上马上裂开一条缝,让他钻进去。

打掉专政对象的人格尊严和精神的独立,是“文革” 的革命体罚,超越法西斯行为的地方。

又有一个女“国民党”被赤裸裸地拉了出来,她的身体比较瘦小,两个“群专队”员架着她,让她骑上了那个摆着体操姿式的男“国民党”的脖子上,女“国民党”没有敢反抗,她吓得小便都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然后,“群专队”员又让一个比较丰满的女“国民党”弯着腰,蹶起臀部,手在后面紧紧地抱住那个摆着体操姿式的男“国民党”的臀部,又让一个男“国民党”骑跨在这个比较丰满的女“国民党”的腰上,最后,又找出了一个身体强壮的男“国民党”,让他将生殖器顶入那个弯着腰、蹶起臀部的女“国民党”的肛门内……

恶魔们在最后的男“国民党”的屁股敲一棍子,这个男“国民党”就得动作一下,其它的四人也就随着动作一下……这就是“五人同颤”的由来。恶魔们看够了“五人同颤”还不肯罢休。还让赤裸着身体的男女“国民党”表演名为“下猪”的恶作剧。

“群专队”员们让一个年轻的女“国民党”仰面朝上地躺在地上,两条大腿分叉开来,让一个男“国民党”仰面朝上地躺在地上,两条大腿分叉开来,让一个男“国民党”跪伏在女“国民党”的大腿之间,用头颅死劲地顶住女“国民党”的私处,又让一个男“国民党”装作接生的样子,去按摩这名女“国民党”的肚子。女“国民党”还得不停地学着母猪的叫唤声。那个用头颅死劲顶着妇女“国民党”的私处的男“国民党”,也得不停地学着小猪的叫唤声,而且,还得隔一小会儿就报一下数。“群专队”员早已发了话,这窝不下够二十个小猪,就不能结束。类似这种“恶作剧”在“文革”期间花样万千,难以枚举,笔者仅在邱县一地,就采访收录了数十种之多。

邱县的一个“群众专政组织”,曾揪出了一男一女两个“国民党”,女“国民党”是一位刚过门不久的新娘子,是那位男“国民党”的亲侄媳妇。“群专队”的恶魔们勒令这一男一女剥光自己衣服,先让当叔叔的赤裸裸的仰面朝上躺在坑上,再让当侄媳妇的同样赤裸裸地骑坐在当叔叔的生殖器上……“群专队”员们还拿着棍子在一旁问:“得不得?(舒服不舒服?)”不回答,就拿棍子打,直打得当叔叔和侄媳妇都回答:“得!”。恶魔们才肯罢手。

恶魔对人的戗害,先是精神的恫吓,后是恐怖的作戏,最后才是血淋淋的宰割。

他们对社会的破坏,往往是从对人性破坏开始,从精神到肉体,从伦理道德到人生信仰,从里到外,从本能到教化。这种破坏的后遗症是骇人听闻的,也是遗害流长的。

1966年,北京的的一个红卫兵曾写过这样一幅血色标语:红色恐怖万岁!

一场全国性的十年政治运动,一旦演绎为恐怖活动,势必就会“星火燎原”,血雨腥风!

没有任何法律法规限制,“红色恐怖”失控地将人们的天伦、天理、文明、尊严吞噬殆尽!红色这种血腥的颜色,既然冠以正义的嘴脸,那么,杀伐行径就可以大行其道。这是希特勒的战争宣传机器也望尘莫及的地方。

日本兵在南京的大屠杀,至今他们都不敢承认。因为,他们尚且明白道义和公理有所不容!中国“文革”残害生灵的做法,有的甚至比法西斯更令人恶心。他们假借神圣衣钵,干的是鬼蜮伎俩,如果错了也是“革命”出了问题,与他们的良心是没有一点关系的。有这种社会心理和“无产阶级信仰”作支撑,他们干尽了什么坏事都不会觉得有负罪感。这种没有人性底线的行为,一但成为公共行为,它会比任何吏治下的个人罪恶更可怕、更彻底、也更具有社会灾难性。

邱县的“群众专政队”靠着严刑逼供,战果马上就像瘟疫一样,十分迅速地扩展。先揪出一个“国民党”,这个“国民党”受刑不住,就会咬出8个“国民党”,这8个“国民党”再受刑不住,就会咬出64个“国民党”,这64个“国民党”还会咬出多少“国民党”呢?答案只能在“等级数例”中找到。

1968年,邱县的大小“牛棚”全部人满为患。为了防止“专政对象”逃跑或自杀,“群专队”常将数十名“国民党”同关一室,而且不分男女。每天晚上临睡前,男女“国民党”都得将自己的衣服脱光剥净,隔着窗户扔到院子里,待天亮鸡鸣时,再全部赤裸体地例队站在院子内,听着口令,作广播体操,美其名曰:“闻鸡起舞”。谁作的姿式不规范,谁就会被揪出来挨打,而有,还是让其它“专政对象”动手打,打轻了也不能过关,自己也得挨打。这种“闻鸡起舞”每次都要进行一个多小时。即使是初冬时分,这群冻得浑身打颤的男女“国民党”仍要赤身裸体的坚持完“闻鸡起舞”,才能将昨天晚上临睡前,扔到院子里的衣服,拾起来穿在身上。

“群专队”员们,为了打破“专政对像”们的心理底线,让他(她)们自己不拿自己当外人看,还强迫他(她)们男女同厕,当女“国民党”解大小便时,就逼着男“国民党”趴在地上观望女“国民党”的生殖器。男“国民党”解大小便时,同样逼着女“国民党”观望。有一位女受害人对此稍表示不满,“群专队”员马上就揪着她的头发,让她跪在地上长时间地仔细“端祥”一个男“国民党”的生殖器。最后还逼着这个男“国民党”向女受刑人的嘴里尿尿,男“国民党”一边尿,还一边唱着:“请喝一杯茶呀!请喝一杯茶……”

当夜幕降临时,同室而住的男女“国民党”将自己的衣服脱光剥净扔到院子里后,“群专队”的恶魔们还是不肯放过他(她)们,恶魔们常让平时不老实的“国民党”趴在地上,然后,命令其他男女“国民党”压在这个“国民党身上,一个叠一个,下面人的肋条骨就会“咯咯”直响……有好几位受害人的肋骨都是这样被压折的。

如果恶魔们喝点酒,就会更加没有人性,经常让赤身裸体的男女“国民党”各自“配对”,不是男下女上,就是女下男上,而且,还必须用力做动作,每个人的表情也必须装出性交时那种欢愉的样子,谁要是不动作,或者是表情装得不逼真,谁就得“大刑伺候”。

若是“牛棚”中没有女性受害者,“群专队”的恶魔们同样会拿男受害人寻欢作乐。邱县的一个“群专队”,竟利用酷刑,威逼着被关押的男受害人互相鸡奸,互相用嘴口交,流出精液后还必须吞进肚子里……邱县“群专队”的恶魔们,淫威四逞,连未成年的孩子也不放过。

他们曾抓住一男一女两个中学生,同样无耻地将这一男一女的衣服剥光,将他(她)们赤身裸体地面对着面用绳子捆邦在一起。同走同停,名曰“牵线”。还逼着他(她)互相唾唾沫,然后再互相舔干净,名曰“亲嘴”。

在邱县的“群专队”中,恶魔们还发明创造了许多针对男女生殖器而施实的刑法。每种刑法都是令人毛骨悚然……

人们常将男性的睾丸称之为“命根子”,不小心碰撞一下,都会令人疼痛得直冒冷汗邱县的“群专队”根据这一特点,发明了种名为“仙人摘桃”的酷刑,就是令男受害者脱下裤子,暴露其生殖器,施行者突然出手,又挤又捏又拧又打拽受害者的睾丸。轻者令受害人疼得浑身冒冷汗重者能令受害人疼得昏死过去。有一位年轻的小学教师。被打成“国民党”时,还未成婚,在“牛棚中,他多次“领教”这种“仙人摘桃”,有好必次他都感觉到自己的睾丸被拧断了……从“牛棚”解放以后,他结了婚。可是没有多久,老婆就跑到法院和他闹离婚,理由是“他失去了做丈夫的资格”。他含着悲愤的眼泪在《离婚判决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人间惨剧,有时并不在表层之上,它对人性的戕害,超过了人们的想像。它是终身性的,家族性的,也是社会性的。一个人格无法健全的家庭,很难说能养育出健全人格的子女。

换句话,一个人格不健全的社会更为可怕。

“割韭菜”本是一件菜地里的农活,却也被“想象力”丰富的“群专队”员们引鉴到了酷行之中,他们常把男女受害人绑在一个柱子上,剥下受害人的裤子,用左手掀起受害人的阴毛,伸直右手的食指作出刀子状,在受害人被直的阴毛根部猛“削”“割”,常将男女受害人的阴毛,“削”“光”“割”净……

审问男受害人时,他们还有更纸绝的招数,先将受害人捆邦在桌子上或是椅子上,剥下受害人的裤子,再用一根细绳子的一头捆系住受害人的阴茎,另一头的房屋的门上,让这根细绳子绷得直直的,然后审讯者就拿着一根棍子,先敲打一下绳子,再问话。绳子被敲打后,就会扯动爱害人的阴茎,审讯者敲打的幅度越大,绳子扯动受害人阴茎的力度就会越大。审讯者一般敲不了几下,受害人的阴茎就会肿胀起来,若是连敲十多下,受害人的阴茎就会又青又紫……“群专队”将这种酷刑美其名曰:“弹杨琴”。他们还用木棍和其它棍状物捅扎女受害人阴道,用铁丝和其它棍状物捅扎男受害人尿道,刑法翻新,邱县的“群专队”有一种名为“挖地道”的酷行,就是用掰直的曲别针,从受害人的阴茎口捅扎进去,一捅就是很深,一直捅到尿道的拐弯处,捅不进去还乱捅,捅得受害人小便如同血水一般,解一次小便,就如同上一次大刑一般疼痛难忍……

中国的未来漫长的日子里,在冥冥不可预想的未来社会,还会出现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红色恐怖”吗?

我们不禁想问。

这是不敢想象的。

手术刀,是人类切除病灶,挽救人类生命的利器。在无影下,它被用来切除坏死的肌肤,它被用来剔除癌变的肿瘤。可是,当魔鬼握住了手术刀的时候,它的用途又会是什么呢?邱县“群专队”有一个县医院的外科医生,这位披着神圣白衣的“天使”,竟长着一颗魔鬼的心。他经常用一把手术刀给那些“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们上刑,就像旧时执行“凌迟”的刽子手一样,一刀一刀地剐割着受害人的肌肤,据一位受害人回忆:“他一刀下去,有时能割下二两多重的肉。”

这位医生掌握了许多医学的知识,非常了解人体的解剖,他下手总是非常的利落,如果受害人受刑后的伤口刚刚长合住,他也会重新将这个伤口再一次割揭开,让伤口重新感染、重新化脓……魔鬼与人类的区别就是能够津津乐道地望着人类痛苦挣扎在死亡线上。

“文革”中出现的成千上万“革命手术师”们,他们不是魔鬼?那能是什么呢?

这个被妖魔化的世界!

魔鬼一但附上神圣的外衣,信众就会成为祭坛上的牺牲品。

十八世纪俄国沙皇在流放“二月党人”的政治迫害中,人类历史永远记住了那些放逐者身上所具备的精神信仰和人类尊严的光辉;整个人类在中世纪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历代专制狱政史中,也罕见这种被废弛已经久的人性戕害记录,它在红色中国的复辟和死灰复燃,是不可否认的人性大倒退,是极端政治的腐朽气息的反刍,是人类的耻辱。
二战期间,法西德国几乎全面占领欧洲,尽管他们实行对尤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但几乎没有奸污女性记录。与他们相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女性的凌辱空前绝后,令同是魔鬼的法西斯希特勒都会为之不齿!
  
河南作家张宇的小说《活鬼》说到文革的往事时说:这是些比日本鬼子还邪恶阴损的怪物。

另一个反思中国文革的作家冯骥才在《一百个中国人的“十年”》中说:这是场把人类兽性大暴露的人间地狱!

不仅仅是邱县,也不仅仅是河南河北,而是从内蒙古到南海琼岛无处不噬舔着邪恶火焰,“红色恐怖”席卷过这片异常苦难的土地,它成为一个饱经沧桑的苦难民族,不能躲藏的再度的苦海航渡。

我们得到的材料极有限,在采访邱县见证人的过程人,面对的更多的是沉默。1966——2006,这样历经噩梦般的往事,已经距今整整四十年了,历史的烟尘渐渐远去。他们当初结仇结冤的人家,不得不面对一个基本现实:他们还要在一个很窄小的空间面对面的生活,甚至一起工作。这个深受儒家“恕道”文化底蕴熏染的国度,它的基本人格的培育,还兼带着佛家的以身饲虎的生命价值取向。在极端邪恶面前,选择“忘却”是重要的、中国人生活的潜在规则。阿Q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就是例证。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的民族是健忘的。

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的历史真的健忘了。好在,我们的民族性在觉醒和成熟的历程中,历史最沉重和血腥的部分,并没有匿隐于现代。反思“文革”的文学作品一直没有从这四十年中间断,它们终会成为民族见证自身痈疽的笔录,警策着我们的当代和后世,永志不忘。

人兽之间

神圣之下,人们的个体生命是那么卑贱。

她曾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小学教师,那时,正值一个女人的如花岁月。但是一次意外的失误,把她初绽的生命之花辗碎了。

一天,一个在学校茅厕掏粪的小伙子,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了公社革委会的大门,把几个神情慌张的公社干部领到了公社小学校的茅厕旁……

原来,这个小伙子从粪坑里掏出了一本在当时被视为神品的《毛主席语录》。把《毛主席语录》扔进臭哄哄的粪坑里?这不是“恶性反革命事件”又是什么?公社革委会负责人勒令手下“保护好现场”。那位首先发现“敌情”的小伙子,立功心切,他捧起沾满粪迹的《毛主席语录》,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扉页。这本《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赫然写着她的名子——那位受人尊敬的乡村女教师。

她被五花大绑着带进了公社革委会的一是专门审讯“反革命”的屋子里。“这本《毛主席语录》是你的吗?女教师恐慌地点了点头。“你竟敢将‘红宝书’扔进……扔进……扔进那个地方。”主审官没有敢说出“茅厕”两字,仿佛从他嘴中说出这两个字,也是对伟大领袖的玷污。“可想而知,你对我们心中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是怀着多么恶毒的仇恨!”

“我是昨天上厕所时,不小心将揣在裤兜里的‘红宝书’掉进去的。

“胡说八道,什么叫做不小心?如果是不小心,那你为何不将‘红宝书’打捞上来。”

“我……我当时是想将它捞上来,可是,我又有点怕……怕脏……。”女教师吓得张嘴结舌。

“不许诡辩,老实交代谁派你打入我们队级队伍中的?把你的反革命同党都交代出来!”

女教师是初中毕业回乡任教的,她哪里有什么反革命同党啊!

“来人啊!快去厕所捞点稀屎,给她灌进肚子里去,看她招供不招供!”

还是那个“立功心切”的小伙子,马上就跑着拎了一桶臭气四溢的稀屎回来了。

“是让我们替你动手?还是你自己动手?”

女教师反绑着双手,不知所措。

主审官令那个“立功心切”的小伙子用水碗舀出半碗稀屎,让女教师张开嘴,硬要全部灌进她的肚子里。

正是花季年龄的女教师竟紧闭着双眼,张口喝下了一口碗中的稀屎……

当时,她的心中只感到万分有罪于伟大领袖,以为亲口喝下半碗稀屎,就可以赎去自身的罪一样。人体有一种不受主观思维支配的条件反射,当她刚咽下一点自己同类的“排泄物”时,就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看来,还得给她点真功夫!先给她来一招‘火烧曹营’。”

几个如狼似虎的打手,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就将女教师的裤子扒光。

蒙受奇耻大辱的女教师只认为自己有罪,没敢有丝毫的反抗,一个打手从桌子上拿起一张报纸,卷成了一个纸筒,令女教师夹在阴处……

一个打手划燃一根火柴,“呼”地一下就点燃了报纸筒的一端。

含有大量大浆的报纸冒着蓝蓝的火苗,慢慢地向女教师的阴处燃去。

待蓝色的火苗舔上女教师阴处的阴毛时,一股毛肉焦糊的气味马上就游散了整个房间……

惊吓和灼痛使女教师昏死了过去。

一桶冰凉刺骨的井水把她从昏死中激醒。

主审官恶声恶语地说:“从此以后,你每天要吃一顿抹着人屎的窝头!”

主审官将那个原本在生产队掏茅厕的小伙子抽调了上来,专门负责看守这位对“红宝书”犯下了,犯渎神灵,“十恶不赫”之罪的女教师。

女教师果然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中午向领袖的“红宝书”请完罪后,都要吃下一个抹着人屎的窝头。

刚开始,不由自主的条件反射还使她大口大口地呕吐。接连受了几次诸如“火烧曹营”的虐待之后,她竟然丧失了条件反射。她能很快地将一整个抹满人屎的窝头全部吃进肚里,而不会吐出丝毫半点。

那个看守她的小伙子可能是出自于对伟大领袖无限地忠于,每天都一丝不苛地往窝头上抹人屎……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一个乡村女性教师做人的全部尊严,就这样被每日一个抹着人屎的窝头击得粉碎!

她的生命之光、人格、梦想和尊严,远远比不上“神圣”千万次印制在纸片上的语录尊贵。而所有对他老人家的冒犯,哪怕是不经意的,都足以让“誓死捍卫”的着护者们,用炼狱狱的妖魔才会想到的方法,把你彻底毁灭——从肉体到魂灵!

令人警觉的是结束“文革“之后,那些数以亿万计的“誓死捍卫”者们,他们好像从没有出现在这个世道上一样,从一夜间就集体蒸发了。

从“文革”兴起至今四十年中,没有看到谁站出来继续叫嚷从前的口号,如张志新,遇克罗诅咒专制那样为谁招幡叫魂。没有见谁以一些顽固的日本鬼子走向末路时的勇气,剖腹追随他们的“神圣”,表露出视死如归的“忠于”和“热爱”。不知他们这是对曾经信誓旦旦的“誓死保卫”的愚弄?还是亵渎?历史,总是以嘲笑的面孔,不断地掀开一些“极左”面孔后面的“屁股”帘,让历史无情地揭开一切作祟者的私处。

        打人杀人者可以“升官”腾达

在特定时代,打人杀人者可以升官腾达。这对于相当一部分投机者来说,是最没有政治资本的投机。

那个由县武装部副政委、政委直升执掌生杀夺予大权的县“革委会主任”,他本人煅炼冤狱的目地究竟是什么?后来,人们溯本追源的分析,替他总结了两条:一是打击素与之不和的武装部部长。二是想 “向毛主席邀功请赏”。前者是私愤,后者是为加官进爵。用他人的生命换取自己更大的政治资本,且不用什么成本,这不能不说是世界上最划算的买卖。

邱县县委干事惠志广,也是用别人的血,染红了自己的“履历”,做了官,成了一个县都闻风惧怕的人物。

农林局技术员杨德珍打死县委常委农工部长郝梦怀,提为县委办公室主任;

临时工王新民打死县委副书记史明奎,转干调公检法机关;

社员郑容恩操纵打死残废军人张同勋,入党、提为县委委员、团县委副书记;

临时工张丁歧打死科局级干部王洪章,提为法院副院长;

临时工陈万美打死社直干部于金岭,入党转干,提为南辛店公社副书记;

临时工霍培武(父、兄妹共打死十人)转干入党,提为县海河指挥部政办室负责人;

临时工马文玺是打死粮食局长任尽中、副局长刘凤祥、干部牛文会的主犯,提为商业局生产部经理、总支副书记;

李致敬是抓“国民党”的主谋者之一,是点退休干部灵霄天灯的主犯,提为公安局副局长。

。。。。。。

杀人升官,令一切屑小如苍蝇逐臭般的蜂涌而上。

如果放眼全国思考这个现象,就会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被打倒,被整死——一些人“官阶”的迁升,就是用成百上千人的骨架积起的,是用另一些人的鲜血浮起的。这就是“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最隐秘动机。

这种邪恶的动机一但失控,必然就给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带来灭顶之灾!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的衍成程序中,政治权力是驾驭一切社会资源的巨手,谁能操纵这只手,谁就掌握了利益分配的优先权,这对于一个贫穷而愚昧泊社会来说,争取它的趋动力是多么巨大,可想而知。

专制时代,做“官”是最低成本和最高回报的职业,是优渥众生的“青天大老爷”,是贫穷社会、无序社会、专制社会的最简捷的优化自我的生存方略。清代官僚李鸿章曾说: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比做官更容易的事。封建时代的民俗文化把社会等级划为三流九教,人上人之上,除了佛祖、神仙、皇帝,“官”为显贵。所谓上九流中:“一流佛祖二流仙,三流皇上四流官”,官本位在中国社会观念中根深蒂固,官位凌驾人民,不能不诱使一些人无险力挺。

中国的官吏制度和政治方式只有到了“官”与“民”不再是附属关系,而是各司其责的社会成员,只有到了共产党的干部的权力高度透明,社会民主生活真正平等,以“法”执政,以“法”的轨道各辙所有社会成员权利和义务的时候,“官”位才更具有公正性,才可能规避它与生俱来的邪恶。

在“人治”的“十年”中,一些风流人物既然要争权夺利,那么,鲜廉寡耻、不择手段和丧失人性也就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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