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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文献]王任重:十七年来,我在湖北工作的情况(19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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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来,我在湖北工作的情况

王任重

(檢查、交待、申辯材料之三)

    首先要说明几点:第一,一九五四年我任省委第一书记以前,湖北省委是李先念同志任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刘建勋、刘子厚同志先后担任过副书记,张体学同志担任过省政府副主席。我只是分工负责一部分工作。第二,我们的成绩,是省委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共同努力,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结果。不是为我自己评功摆好,不是把功劳归于自己。第三,各级党委,各个工作部门,广大干部、党团员和广大工人农民的艰苦奋斗,才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工作中的错误主要由省委和我负责,功劳是属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第四,有许多好的经验或者正确的意见,是来源于群众或者下级干部、中级干部,或者是由省委其他领导同志首先提出的。为了叙述简明起见,不能一一说到。第五,我在这分材料里主要叙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題;至于我写的一些作品,另行检查、交待和作必要的说明。

    为了叙述方便,我分几个阶段来谈。

    一、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这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在广大的新解放区,进行剿匪反霸、土改、鎮反和城市的民主改革。在一九五二年初,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大反击——即“三反”五反”运动。一面进行抗美援朝,一面在国內进行革命斗爭。抗美援朝与革命斗爭发动了广大工人农民群众,工农业生产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一九五三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基础。

    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初,我在湖北省委的领导下,分工负责財经工作。也参加了土改、鎮反、抗美援朝工作。我是根据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进行工作的。一九四九年湖北省遭受了水灾。我们一方面抓粮食征购,財政稅收,支援前线,保证城鎮供应;一方面抓生产救灾与修复和加固堤防。一九五○年春荒严重,地富反坏煽动群众抢国家仓库的粮食,我们坚决予以鎮压,并且发动农民群众向地主富农开展借粮运动(实际是分粮吃大户),把“火”引向敌人,领导群众渡过了春荒。当时党內有人散布一种“湖北缺粮论”(代表人物是郑位三),要求向中央要粮,从外省调粮。我们用事实驳斥了这种谬论。从一九五○年起,我们在发展国营贸易、供销合作社、平稳物价的同时,即着手发展地方国营工业,如湖北农具厂、沙市纱厂、榨油場、汉阳造纸厂,以及公私合营的应城膏盐矿、黃石源华煤矿。开始恢复大冶铁矿和扩大钢厂的生产,大力恢复和发展城鎮的手工业生产。

    一九五一年春即根据湖北省农业生产的历史资料,进行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初步规划。并且在县长联席会上提出,学习毛主席的指示,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警惕被糖衣炮弹打中,批判了开始滋长的享乐思想。在这个时期邓子恢曾经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提倡“四大自由”,不要怕“冒尖”等错误主张,我们曾经受过一些影响,经过毛主席对邓子恢错误的批评,很快纠正过来。一九五二年湖北有旱灾,开始兴修水库工程,这是湖北十几年来修建了许多大、中、小水库的开端。

    一九五二年初我被调到武汉市任副市长,主要负责发动职工群众反对资本家的“五毒”。在“五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搞公私合营、加工订貨与手工业合作社。在码头工人中进行了工资改革,实行了集体所有制,打倒了封建把头,废除了中间剝削;统一了码头搬运工作的管理,建立工会废除行帮(一九五一年我在沙市搞过这项工作)。

    二、从一九五三年起,我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一九五二年底,毛主席解放后第一次到武汉,我也是第一次向主席汇报工作。毛主席向中南局和省、市委的领导同志讲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題。提出要消灭文盲、消灭资本主义和改造小生产所有制的问題。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到社会主义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逐步实现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一九五三年起到一九五七年,我们是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这条总路线进行工作的。

    一九五三年我在武汉市继续抓大、中型私营企业的公私合营。下半年开始搞清产核资(中央財经会议之后)实行定息,如一纱、裕华、震员、申新等纱厂,都加派了干部,发展了党团组织,加强了党的领导。这些私营企业基本上变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手工业合作社进一步发展和整顿,组织失业职工生产自救,办了一些加工厂。三轮车、板车组织了合作社。整个搬运工人、水上船只、三轮车、板车等交通运输系统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大、中型私营商店实行了公私合营,小商店实行代销,摊贩修理行业组织了一些合作小组。第一个新建的国营企业,国棉一厂开始建成投入生产,武昌造船厂开始扩建。汉水桥与长江大桥开始筹建工作。武钢、重型、锅炉厂等大型企业的筹建工作也相继开始。为了适应建设工作的需要,加强了市政建设工作和为新建大厂服务的建筑材料的地方工业的建设,砖瓦厂的建设,建筑公司等相继成立。在国营和地方国营企业里推行计划管理,建立生产责任制。

    一九五四年特大洪水,武汉市遭到严重的洪水威胁。在中央英明领导与全国大力支援之下,省市委通力协作,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市民,以及解放军艰苦奋战八十天,终于取得了战胜百年不過的特大洪水,确保了武汉市的安全,与荆江大堤的安全。一九五二年建成的荆江分洪工程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九五四年冬季我正式到省委办公,主要抓农村的生产救灾与堵口复堤。加强堤防的工作(武汉的堤防也是在当年冬季修建起来的),并且开始了长江三峽大坝坝址的勘察设计工作。

    在防汛斗爭和修复加强堤防的工程中,我们学习了解放军的经验,组成总指挥部和指挥分部,按大队、中队、小队组织前线战斗组织,并设立了政治部和后勤部。领导方法也是学军队的办法,指挥员轮流值班与亲临前线。在防汛斗爭中,提高了党的威信,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觉悟,广大人民群众,男女老幼都动员起来了,可以说是打了一場人民战爭。中央通报了武汉市委给中央的报告。毛主席为庆祝武汉人民防汛斗爭的胜利題了词,对于湖北和武汉的干部和人民群众给了极大的鼓舞。武汉市的工业生产,在这样大的防汛斗爭的同时,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为支援湖北的救灾工作,中央调进了大批粮食和种子,拨了大批救济款和貸款。使湖北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在毛主席、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农民说,过去遇到这样的大水灾,不知道要死多少人,活着的人也要四处逃荒,生产几年都不得恢复。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年就完成了重建家园与恢复生产的工作。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湖北的农业生产就基本上恢复到一九五三年(丰收年)的水平。

    一九五五年春,湖北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有一股闹粮食的“风潮”,“戶戶谈统购,人人谈统销”,由于中央调进了××亿斤粮食,保证了春耕生产季节每人平均供给一斤大米,这是灾区群众感激不尽的。

    一九五四年冬季在生产救灾的工作中,我们大力发展长年互助组,初级合作社也由一九五三年的七个发展到几千个。但是还不能滿足贫下中农的要求,于是出现了许多明组暗社,即所谓“黑社”。中央农村工作部砍合作社的歪风,使我们受到了影响;强调整顿巩固稳步发展,办社要上级批准,这都是右倾错误,一九五五年七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省委书记会议,批判了砍合作社的右倾机会主义,作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題”的报告。指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制定了发展合作社的阶级路线。这就把农业合作化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从一九五五年秋季起,我们结合整党,批判右倾思想,批判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在全省出现了党团员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带头的合作化运动的大高潮,到年底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戶数加入了初级社,接着由一九五四年以前办起来的初级社带头掀起了并社升级转高级社的运动。我们报告主席批准,站在运动前头,及时制定了“党对于高级社的政策”以及“若干政策问題的回答”。积极领导了初级社转高级社的运动,并且及时纠正了刚刚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向,保证了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一九五六年春节参加高级社的戶数达到农村总戶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一九五六年冬季全省就基本上实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参加高级社的戶数,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地、富、反、坏入社不算社员的在外),一九五六年春季在城市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我们根据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主席为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序言的精神,制订了省的农业发展规划,提出了“五大改革”,召开了省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下,在“农业纲要”指引下,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出现了农业技术改革和生产的高潮。一九五六年是湖北省农业空前大丰收的一年。粮棉油都大幅度增产。棉花增产百分之四十以上约有××万担。充分显示了农业合作化的巨大优越性,这一年在毛主席“批判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与“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等光辉思想的指引下,我省各项建设事业都有了一个迅速的发展。特別是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地方工业交通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些改良农具出现了。国营的拖拉机站也开始试办,国营农場进一步扩大了。

    一九五七年春季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利用帮助共产党整风作借口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了猖狂进攻。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影响到农村,地富反坏乘机破坏合作社,有一部分富裕中农闹退社。在粉碎了城市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以后,我们根据毛主席在青岛会议上“关于夏季形势”与“事情正在起变化”等英明指示,在农村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整风整社——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刘介梅忘本回头的展览,就是这一次搞出来的)。在社员群众中和干部、党团员中普遍进行回忆对比诉苦的阶级教育。举办了许多戶(包括一部分中农)的对比展览(解放前后对比,合作化前后对比,诉单干的苦),同时狠狠鎮压了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这一次整风整社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团员和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一九五七年我省农业生产又得到了一个大丰收。出现了一批高产典型,亩产千斤粮、百斤棉的社有了一批。因干旱粮食增产幅度不大,棉花和油料则增产幅度很大,棉花又增产了××万担,这两年合计比一九五五年将近增产一倍。粮食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五年增产百分之二十左右,油料增产百分之五十,猪增加一倍左右。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爭与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題基本解决之后,我党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胜利。它对于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起了巨大的作用;并且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走向一个新的高潮。一九五七年冬季我省广大农村在连续两年丰收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促进之下,首先在襄阳的光化县、均县出现了群众自力更生大办水利的高潮。省委组织全省的县委书记去参观并召开现場会议,強调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大办水利,大搞肥料,一个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生产高潮在全省开展起来。这就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开端。人民日报登载了省委向中央写的襄阳地区大办水利的报告,人民日报用“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报告”为标題,发表了评论,刊登了这个报告(报告是赵辛初同志起草的),经过毛主席亲自审阅,批转了红安县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主席指出这是各级干部应当仿效的“又红又专的道路”。经过主席提高之后(我们原来只把他作为领导生产的方法:干部带头干,革新先试验),我们在全省推广了干部、技术人员、农民三结合种试验田的制度。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上,主席又把他推广到工业方面。规定了“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作为我们领导工、农业生产的基本方法。
    以上就是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进行的工作概况。从这一段工作中我有几点体会和说明。

    ⑴ 社会主义革命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强大动力,在基本上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下,我们提前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⑵ 我们对于领导工业建设和生产沒有经验,搬用了苏联的繁琐的规章制度犯了不少教条主义的错误。一九五三年曾经强调过实行一长制,但到一九五四年冬季就感到不对头,我们提出了“学习解放军,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首先是张平化同志提出来的),另外对于生产、施工、设计分甲乙丙三方互相扯皮,也感到不利,我在一九五五年中央召开的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讲了这两个问題,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也遭到了黄敬等工业部长等人的反对。我们在工矿企业试行的党委制、效果是好的。长江大桥的设计施工是由工程局和党委统一领导进行的,扯皮少,比较顺利。在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即提前建成通车,这是武汉人民的一件大喜事。主席一九五六年写的水调歌头(游泳)“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峽出平湖”,这种“宏图”一直在鼓舞着我们为建设长江三峽水利枢纽工程而努力。主席一九六五年“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引导我们找寻自己办工业的道路。一九五七年冬秋,武汉市一些工厂的干部、工人到襄阳农村去参观,受了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鼓舞,有的工人提出不要工作服。有的不要奖金,缩小计件工资的面与减少奖金,开始推行。干部也下车间、下食堂与工人实行“三同”,我在国棉一厂一次现場会上作过一次讲话,要不要“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当时在机关工作的干部,搞文牘主义,脫离群众,脫离实际的现象相当严重。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搞评级、升级实行工资制以后,就有相当一部分干部闹级别闹享受,讲究吃穿,这种风气在一部分青年工人中也很流行。我们当时沒有注意,直到一九五七年冬季整风进入大整大改阶段,我们才来纠正这种偏向。推广红安县干部种试验田的经验也是为着反对这种不良倾向的。

    ⑶ 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元月批评“反冒进”的错误。是为了贯彻执行总路线。我们在一九五八年夏季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县委书记参加)总结工作时,曾经说过“我们沒有反“冒进”,也沒反对反冒进”,当时就有爭论,现在还有不同意见。我记得我们当时对于文教卫生事业和出版事业(刊物过多)的发展速度作出一些压缩,确实沒有提过“反冒进”的口号。对于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沒有重视。我们夏秋两季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反击右派,与农村整党整社方面。这个问題有不同意见还可以研究.

    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这是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期。

    三、一九五八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起草的。是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主席从一九五六年“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二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问題和同年秋季在中央一次扩大会议上,批评右倾保守思想,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好象不灵了?” “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迟派!”到提出总路线,是在总结了苏联与东欧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題。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同年五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在这几次会议上主席讲了许多十分重要的理论,思想、方针政策、领导方法问題,至今我们仍然需要好好学习,好好贯彻执行。这一年,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年,眞是“难忘的一九五八年!”

    从一九五八年起到一九六二年,这五年分两个阶段来叙述我们的工作。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这是三年大跃进的时期。在这三年中,我们在水利、工业、交通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们现在农业生产比较稳定,而且能够战胜相当大的水旱灾荒的袭击,连年获得丰收,还是靠这三年大办水利打下的基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是千眞万确的眞理。我们的地方工业,所以能够生产柴油机、抽水机、拖拉机、汽车以及各种加工设备,也是靠这三年大办工业打下的基础。现在回过头去,看三年大跃进的成绩就更加明显了。三年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难以完全避免的。毛主席说:这是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一个认识过程。林彪同志说:这象练兵一样,消耗了一些弹药,但是我们学到了本领,这种学费是要出的。现在有的人在批判三年大跃进;又有的人在批判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我们在纠正错误时所采取的一些正确措施。这些同志都不是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題,而是脫离开当时的具体条件,主观片面的看问題。对于这五年工作的估计,有必要在全党经过辯论,统一认识,以便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作为今后工作的鉴戒。

    现在我来简要地叙述一下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的工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三月成都会议,五月八大二次会议,这三次会议我都参加了。成都三月会议之后,毛主席到了武昌,把吳芝圃、曾希圣等同志找来又谈了几次话,我也参加了。上述三次会议,主席的讲话记录,我们印发了文件,并且召开会议进行了讨论。去年又重印过,毛主席关于政治挂帅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教导,绐省委领导同志学习。

    根据主席在南宁会议上的指示,我们省委在二月分重新讨论了农业生产的规划,提出了五年到七年实现四、五、八的粮食增产计划(总产量×××亿斤),并且提出了农业生产的一些具体措施,向中央写了报告。这个规划是比较接近实际的。根据主席在南宁会议上的指示,我们搞了一个地方工业规划,五年投资××亿,这个计划太大了。主席在南宁会议上,系统地阐明了政治挂帅的问題,政治挂帅经济、业务技术,以虛带实,以红带专,虛实结合的问題。党委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问題以及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劳动的问題,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等一系列重大问題。我们根据这些指示。精简了机构,下放干部参加劳动,实行机关干部轮流下放参加劳动的制度。在干部中和群众中出现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丁凤英学哲学用哲学就就是这时出现的。广大工农群众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发明创造,技术革新层出不穷,大中学校学生下乡下厂参加劳动与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都开始搞起来了。眞是一派大好形势。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头脑发热了,首先是我在四月下旬到襄阳地区参观,根据赵修的汇报,提出了“一季捞全年,全年翻一番”的浮夸口号。全省各地县区社,经常修改计划指标,层层压任务。这样浮夸风就刮起来了,到了小麦收割的时候,相信了光化有一块地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斤小麦的假报告,提出了“低产赶高产”“一翻一番拐个弯”等错误的口号。本来已经浮夸了,仍然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这样大家比賽搞“浮夸”,搞形式主义,在技术改革,农具改革中都出现了“瞎指挥”与强迫命令的现象。对于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讲的,要有劳有逸,一张一弛,冷热结合,压缩空气等重要指示,我们也传达了,但由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首先我自己就发烧到四十度,发昏了,如何能使其他同志冷靜下来呢?到秋季我们发烧,浮夸到了极点。相信什么亩产36000斤一亩的稻谷,经过与地委书记再三讨论,打了折扣,还把全省粮食总产量估计为×××斤,事后看来好象故意弄虛作假似的,实际上我们是老老实实地说了“假话”,这是由于发热,头昏所造成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如果不信,請同志们想一下,当时那个省不是向中央报告增产一倍以上呢?全国统计各省上报的粮食总产量是×××亿斤。在八届六中全会上(在武昌开的)经过打折扣正式在公报上写的产量是××××亿斤。(我省的×××亿斤,占1/××略多,1957年我省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l/××)难道各省委都是故意弄虛作假,欺騙中央和主席吗?显然不是的。由此可见,当人的头脑发热,脫离实际的时候,会幼稚可笑到什么程度!由于估产高了,所以高征购。我并且在一次广播讲话中,提出“敞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干恬”的错误口号。在人民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錢,按月发工资”的办法,也是脫离实际,脫离群众的,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工业、大办学校等等都不是实事求是的量力而为,而是超出了当时主观条件所允许的限度,因而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浪费。在中央北戴河(八月)会议以后,我们把人民公社办得太大了(多数是一区一社)而且实行统一核算,这就犯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错误(即共产风)。打乱了集体所有制,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根据第一次郑州会议(58年11月)和六中全会上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采取了一些改良办法,如1958年收入的分配办法,评功记分办法,承认差別照顾差別(穷队富队之间),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題。直到1959年3月主席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决定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等价交換,按劳分配”的原则之后,我们召开了六级干部大会(一部分小队长参加)批判了“共产风”、“瞎指挥”等错误,我们也初步检查了高指标“浮夸风”的错误。当时主席在武昌,批转了我们恢复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并接见了到会干部,合了影,这是对我们极大的鼓舞。

    会后我们向中央写了检讨报告,对于浮夸风、瞎指挥、反瞞产等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对于58年的粮食产量,经过几次落实,才落到×××亿斤。现在看来1957、1958两年的估产仍然是偏高的。1958年虽然犯了不少错误,又有部分地区遭受旱灾,秋收搞得很不及时,收的不细,浪费不少,但粮棉仍然是增产的(棉花产量比上年增加××万担)但是由于大办食堂,大搞各项建设,敞开肚皮吃饭的结果。59年春天,城市粮食供应紧张,农村也有不少地方缺粮,发生了一些浮肿病,并且出现了餓死人的现象,我到麻城新洲参加了五、六天劳动,亲眼看到农民面有菜色,生产情绪不高,我把这个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了,主席指出:“应当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要学会精打细算过日子。”并在六月分带我到湖南,学习湖南按月发粮,安排生活的经验,并带我一同回到他的家乡即韶山(这就是我写韶山风光依旧那首诗的一次),一路上主席对我谈了许多问題,对我教育很大。
    1958年省委在武昌和庐山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主要是传达讨论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插红旗,拔白旗等等。我在八大二次会改上的发言,讲了领导农业生产的经验,是经过陈伯达同志修改,加了“依靠群众,势如破竹”这个題目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对于旭光合作社办小小工业的经验,陈伯达同志写过一篇文章给予很高的评价。我们在这次省委扩大会议上,着重讨论了两个问題。第一是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的问題,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列宁做的和说的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做的也超过了马克思。因此我认为提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的口号是对的。当时讨论这个问題的目的在于打掉我们一些同志的自卑成,批判忽视理论学习的倾向,特別是批判忽视学习主席著作的错误倾向,并且通过了学习、工作、写作三结合,以工作为中心的决定。在讨论这个问題时曾惇等人曾经提出超过毛泽东,超过党中央的错误言论(在我的报告记录中也有一句学习毛泽东,超过毛泽东的话,记不起当时是怎么讲起的了),在我的总结报告中批评了这种错误观点(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中宣部的几位閻王,抓住这个问題打击我)。第二个问題着重讨论了中心工作与部门工作的关系问題,要一马当先,万马奔朧,反对百废俱兴,齐头并进!这次会议有两大缺点:(1)是沒有着重纠正已经露了苗头的浮夸和弄虛作假,反而助长了浮夸风、命令风(提出了五年建成社会主义新湖北的规划草案)。(2)沒有着重讨论把政治挂帅落实的问題,忽视了党的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一揽子会议代替了党的会议。这两个缺点错谈都对以后的工作产生了不走的影响。

    1959年到1960年,这两年继续大办水利和大办工业交通,(丹江水库和汉丹铁路,漳河水库,四湖排灌,沿江排灌闸等许多大工程,都在继续建设之中)有巨大成绩。但仍然战线过长,恃別是1959年大旱灾减产之后(当时估计减产一成到二成)大搞三治,前方吃了后方粮,1960年春季浮肿病人增多,餓死人的现象又发生了。請求中央调给我们×亿斤粮食,安排人民生活。同时強调了反对强迫命令,反对贪污盗窃,反对违法乱纪,采取坚决措施,制止乱打人乱抓人劳改的违法行为,用省委、省人委的名义发了“十不准”的通令。这在当时是起了积极作用的。1960年春季根据主席的指示,组织干部学习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題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经济部分),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干部,学会按照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法则,更好地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这两年我们的脑子是逐步冷靜起来的,但是指标仍然偏高。这两年估产都比较接近实际,但征购任务大,农民的口粮留的低,而且留粮标准有平均主义的偏向,向国家出卖粮食很多的社、队,口粮标准也不比缺粮队高多少。因此不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人民公社虽然解决了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題,但一平二调的问題与生产瞎指挥的问題,仍然沒有完全得到解决。因此1960年虽然气候条件较好,粮食生产还是比59年增产不多,棉花、油料生产則大幅度下降了。

    1960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提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发出了指示(十二条政策规定),接着主席又批转了河南信阳事件的报告,指出信阳大批死人,是国民党专政,是阶级报复,要各地注意检查小信阳事件.王延春同志在沔阳蹲点,开展了反对“五风”运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与特殊化风),向中央写了报告,这个报告是毛主席批发的。我们在全省城乡都开展了反对“五风”的运动,这个运动是有积极意义的。缺点是上边担担子不够,对基层干部责备过多,有处分不当的现象(1961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我讲了层层担担子,层层放包袱的问題)。1961年元月中央工作会议,根据主席的提议,对“一平二调”实行退赔政策,这样才彻底纠正了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共产风”。

    这里说一下1959年的庐山会议。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1959年7、8月)反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是完全正确的。本来主席是继3月郑州会议,5月上海会议之后,继续纠正我们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左”的偏向的,因彭德怀向党进攻,就扰乱了原来的部署。我们省委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爭中,伤害了李衍授等一些好同志,并且助长了实际工作中某些“左”倾蛮干的倾向。并且压抑了党內的民主空气。

    总之,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是我们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表现为“五风”),犯这些错误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我们缺乏经验,而又缺乏调查研究,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另一方面还由于我们对于毛主席的指示沒有全面的眞正的理解,我们沒有把革命热情与实事求是正确的结合起来。1959年我在天安门的一次讲话中,提出了“大改大增产,小改小增产,不改不增产”的口号,1960年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又加了一句,“乱改就减产”这就比较完整了。我多次讲过农业技术改革,要因地制宜,量力而为,也讲过既要鼓足干劲又要量力而为,都是针对“瞎指挥”、“命令风”的偏向讲的,是为了使我们的同志既要有革命热情又要有求实精神。这也是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的。至于1958年许多基层单位,甚至一些县、区干部有意弄虛作假,也不可过分责备他们。毛主席在1959年写给生产小队和公社社员的一封信中就指出这是因为上边“一吹、二压、三许愿造成的。”“主席还教导我们。“务虛名而受实祸”,“要留有余地”,这些话都是在碰了釘子,吃了苦头之后,我们才懂得的。

    现在说一下1961年和1962年的问題。

    1961年1月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中央会议,除了决定用退赔政策,彻底纠正共产风之外,并于三月在广州召开会议,亲自主持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并在同年夏季支持我们关于实行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秋季中央发了指示,规定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三十年不变。以便安定人心,充分调动社员群众的集体生产积极性。此外,还决定压缩城市人口,进口粮食,减少统购任务,实行“三定”,恢复自留地和集市贸易,这一系列的措施,彻底纠正了我们实际工作中的“左”的偏向,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这在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克服暂时困难(苏修片面撕毀合同,撤退专家,加重了我们当时的困难,但也促进了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坏事变成好事)。迅速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上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事实证明毛主席所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以后对于工业交通战线则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实践证明也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在压缩城鎮人口,以及一些工厂暂时下马停办,把已经转为国营的手工业合作社,以及小商贩重新转为集体所有制,或代购代销店等方面可能有一些缺点错误,但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去年九月中央的指示仍然决定不准任意把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不准把自负盈亏的代购代销店转为国营商业人员。这方面的问題不多说,如果不把过多的吃商品粮的人口减下去(全国减少两千万,我们减少了七十万),就不可能减少统购任务。农民吃不饱饭,农业生产就不可能有这样快的恢复和发展,否认这一点是不正确的。下面主要淡一下农村人民公社的问題。

    应当说,我们是按照人民公社六十条进行工作的,不然我们就不可能在大旱灾的一九六一年之后,在一九六二年就取得了较好的收成。一九六二年夏季是空前大丰收,国家收购了××亿斤商品粮,秋季因旱灾影响,但仍然比一九六〇年增产,事后可以从猪的发展上得到证明,一九六二年的粮食产量已经接近一九五七年的水平,不然一九六三年的棉花产量也不可能一下增加××多万担,达到一九五七年的总产量。有人说,我们是搞“三自一包“,搞资本主义复辟的,这是绝对不符合事实的。請看下列事实:

   (一)自留地和开荒地,我们完全是按照“六十条”执行的。省委规定,每人自留地半分到一分,每戶最多不得超过半亩,有些人多地少的地区,自留地还平均每人不到半分。至于有的地方自留地和开荒地搞多了,那是执行政策上的偏向,把山下放到戶,省委也沒有规定过。对自留山和自留林,有过具体规定。

   (二)集市贸易(即所谓自由市場)我们也完全是按照中央规定执行的,粮食都是在收购任务完成之后才允许到市場进行买卖的,而且管理较严,不准私人长途贩运。我们还规定,机关、干部不准到自由市場出售任何东西,干部私人不准养猪,对于投机倒把分子我们采取了打击的措施(有乱沒收乱罚款的偏向)。

   (三)对于包产到戶,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一九五七年,我们就反对过这种主张),梅白在荆门搞的包工到戶(实即分田到戶或包产到戶),我也是批评过的。明确指出只能把田间管理的部分农活(不准超过全部农活的30%),实行分组或分戶管理,许多人(呂乃强、张昕若)都是清楚的。一九六二年五月我和陶铸同志到广西隆利县了解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戶的情况,写了一个座谈记要,也是反对单干的,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开始时即批发了这个报告,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对于广东的分戶管理,联系产量的办法,我们也沒有赞成,因为湖北是集体收集体打,无法单独计算产量。

   (四)关于口粮分配办法,我们是主张基本口粮、工分粮加照顾三结合的办法。孝戚实行按工分分粮的办法,是经过我们一再批评纠正过来的。我主张基本口粮和工分粮各占一半,基本口粮过多又是一种平均主义倾向。
   (五)关于抓生活的问題。在一九六一年那样困难的条件下,不强调抓生活会大批餓死人,当时强调抓好生活,是力爭不餓死人和少餓死人的问題。几年来,到年终分配时,我们都强调要抓好分配工作,强调在增加生产的条件下,使社员生活逐年有所改善,强调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这都是按照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问題”中所讲的农业合作化问題的指示进行的。把这些工作说成是“物质刺激”,是不正确的。

   (六)孝感一部分地区因旱灾特大,水稻插不上,杂粮种了几次干死几次,在这种情况下,地委提出允许社员每戶借地半亩,种红薯或杂粮,冬播时退还集体,我当时同意了这个意见。还有机关干部利用房前屋后空地种些东西也是省委决定过的。我们当时强调了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战胜困难,战胜灾荒。并向干部和群众说明国家的困难,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中央大批调粮救灾上。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度,中央决定给湖北调进×亿斤粮食,实际上只调进了×亿多斤,我们就胜利地渡过了这个大灾年。六一年春季之后,餓死人的事情就基本上沒有了。一九六二年夏季粮食生产获得空前丰收,我们从一九五九年因大旱和工作中的错误所造成的连续三年多的困难局面就从基本上改变过来了。

   (七)一九六二年春季我们曾经受过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的影响,对困难看得过分严重了一些。我们原来预计经过三年的努力,农业生产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有一度曾经估计时间可能要长一点,可能要五年,这个时间不长,看到夏季丰收已成定局,我们就又恢复了原来的预计,在中南局的会议上正式决定,广东、湖北三年恢复,湖南,广西四年,河南五年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强调鼓足干劲,战胜困难。实践证明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所规定的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充分动员起社员群众发展农业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在一九六三年我省的农业生产(包括粮食、棉花)就大幅度增产,恢复到了一九五七年的水平。这是出乎我们预料的。

   (八)这两年我们除了继续修建那些大型水利工程,搞成龙配套之外,还在武汉周围的农村发展了电力排灌站,这两年每年增加水利灌溉面积××万亩左右,到一九六三年,我省旱捞保收的面积(特大水灾在外)已经达到了××××万亩左右。为实现大面积的稳产高产打下了基础。

   (九)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我们大部分精力放在贯彻执行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方面,对于防止右倾,抓阶级斗爭放松了,这是我们的一大错误,也是一大教训。特別是一九六二年春季,我们根据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学习毛主席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报告,以及毛主席关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论述,总结我们几年来的经验教训(时间搞长了)。沒有抓紧备战,粉碎美蔣匪帮窜犯大陆的政治任务,向敌人开展强大的政治击势,使农村的地富反坏右乘机猖狂活动,对干部软硬兼施,威胁利诱,进行造谣恐吓,收买利用,投机倒把,贪污盗窃之风也盛行一时,“单干风”的影响也在暗中流行,对于这些严重问題我们当时沒有发觉,直到十中会议,毛主席提出形势、矛盾和阶级斗爭之后,在冬季普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才发现的。当传达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的讲话时,我们省委、地委许多同志都说,湖北沒有“单干风”,其实不然,虽然省委是抵抗和反对单干的,但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一种思潮,作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斗爭在党內的反映来说,湖北是不能例外的,但是认为湖北特別严重也不对。

   (十)一九六一年我们开三级干部会讨论如何执行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时候,主席在武昌,看了我们会议的简报,给了我们不少宝贵的指示。接着又把我和王延春同志带到湖南,参加湖南的三级干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讲了三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阶级路线、坚持技术改革,事后向主席写了书面报告。夏季我们开地委书记会议,讨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时候,主席也在武昌,赞同我们的主张,并接见地委书记作了指示。一九六二年五月主席指定中南局在武昌开会,因此在不少重大问題上,我们都得了主席的直接指示。一九五八年主席在九月分视察了武钢(第一座高炉出铁)、重型、武大、铁山、大冶钢厂,并囑咐我们要关心群众生活。总之,多年来,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以来,主席每年到武汉来一两次或者两三次,对于我们及时给予直接指示,这是我们取得成绩的一个特別重要的有利因素。

    四、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是一个新的起点。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主席关于形势矛盾和阶级斗爭的讲话,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共在党內的代理人的猖狂进攻的大反击。这就是在城乡开展了社会主义的四清运动,和去年五月以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省从六二年冬季起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月分我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主席提倡的湖南和河北抓阶级斗爭的经验,要求继续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会同志大部分思想不通,以为已经搞得“差不多”了,提出“缺啥补啥”的意见。我们当时要求地、县委第一书记都带工作组下去蹲点,了解情况,下次会议再做决定。等到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五月会议,发出了第一个十条之后,大家才统一了分期分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认识,并作了部署。从一九六二年冬季开始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一九六六年夏季,将近四年的时间,正如中央所提出的:“四清运动有伟大的成绩”。我省不论城乡都是有伟大成绩的,特別是从一九六五年起开展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1966年又推向一个新高潮。社会主义的四清运动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使广大工农群众和广大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为革命种田的口号鼓舞着广大社员群众。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我们召开了两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阶级斗爭为钢,三大革命一齐抓,放手发动群众,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两个口号在鼓舞着人们前进!一九六三到一九六六年四年的农业丰收,再一次证明了“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个普遍眞理。再一次证实了毛主席教导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的英明正确。这几年的“四清运动”,我们基本上是根据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第一个十条”和“二十三条”进行的。当然不可否认我们也受过形“左”实右路线的影响,或者说曾经一度执行了形“左”实右路线,但是很快就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纠正过来了。这里简单的说明几个问題。

    ⑴ 在一九六四年上半年以前,我们受过第二个十条的右倾错误的影响,着重打击了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对于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蛻化变质分子打的不狠,对于四不清干部的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的退赔,也比较马虎。

    ⑵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我们执行了刘少奇提出的形“左“实右路线,但时间不长,我们对干部的处理是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进行的,着重整党內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基本上纠正了打击面过宽的错误。

    ⑶ 我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分关于农村“四清”运动的讲话,是不是代表形“左”实右路线,还可以研究。我在这个讲话中把单位和干部分为四类,对于三类干部实行以斗爭求团结的政策,讲了团结95%以上干部的问題。讲了发动组织斗爭、斗爭发动组织的问題,反对靜止地搞扎根串连。

    ⑷ 金星大队的四清运动和高产试验、机械化试点,其中错误是不少的,但我认为成绩还是主要的。救济款、贷款、扶助穷队的錢用多了,是有一些“恩赐观点”,不能说是“物质刺激”或“经济主义”。六五、六六两年金星大队对国家的贡献也是不小的。金星大队的成绩主要是靠四清运动发动起来的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如果沒有这种积极性,再多的“物质刺激”生产也是搞不好的。65—66两年金星大队社员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是逐步发展,到66年春季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金星大队65年的奋斗目标是“三年赶十月”(浠水十月大队)。后来在报道中有誇大事实的地方,特別是提出“金星的道路”是错误的。有的我知道,有的不知道。我叫高开元注意不要过多报道金星,报道要经过我审查,但仍然过多,这里表现出我个人的风头主义倾向,在金星蹲点时我沒有认眞实行“三同”,这是不对的,但也不象有些材料中说的那样特殊化。金星大队的工作,省直机关有许多干部参加,大家可以重新进行总结,看能不能说是形“左”实右和修正主义的典型?

    ⑸ 65年传达二十三条的会议,一开始我们就着重检查了那些“左”的倾向,在会议进行中发现了有否定四清成绩,甚至否认四清的必要性的右倾思想,我们提出了反对“三气”,强调“二十三条”是革命的“二十三条”,有什么偏向纠正什么偏向,但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題上,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我在会议的总结,还有文件可查。我认为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批判当时确实出现了右倾思想是正确的。(北京以彭眞为代表就是反对二十三条,反对四清运动的,以贯彻二十三条为名,实际取消四清运动,搞反攻倒算。)

    1963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前这几年,许多革命同志都是亲身经历过的,不必多说了。

    由于手上沒有带资料,单凭回忆,有些数字,有些事实可能不准,以后再核对改正。

    以上就是我在湖北省十七年的工作概况。我认为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得不好的,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是举得不高的。因此在工作中常常犯“左”右搖摆的错误,但是我们在主观上是忠于毛主席的,对毛主席在历次会议上的讲话,都是原原本本传达了的,并且一再组织干部学习过的。实践证明我们对主席思想的眞正理解,要有一个实践到认识的过程。不经过实践不能眞正领会主席指示的精神实质。但是十七年来,我们是基本上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在上次写的对湖北省委的基本估计,从我这次叙述的具体事实中可以得到证明。不能因为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刘、邓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于过去十七年的成绩一笔抹煞。至于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以犯路线错误的原因和教训,我已经写过一个比较详细的检讨,也不是和我们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完全沒有联系,如机械搬用五七年反右和城乡四清运动的经验,如当官做老爷、特殊化、傲骄自滿、自以为是等等,以后还要再挖思想,再写检查交待。

    检查、交待、申辩之三,就写到这里。目的是说明湖北省委和我个人不是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虽然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但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错误之处,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三月六日至十日

◆ ◆ ◆ 【以上全文完】 ◆ ◆ ◆

    以上《十七年来,我在湖北工作的情况》,是以1967年9月「湖北省直紅司「斗、批、改」办公室省委机关总部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罪行录》第一集同名内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原文簡繁體字並用。網際網路首發【析世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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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7-08-05
王任重: 我的历史(检查、交代、申辩材料之二)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

  我的历史,本来是清楚的,沒有什么疑问的,有档案可查。但是最近革命造反派的学生提出了一些问題:如说,我的父亲是破落地主出身;也有说我的家庭成分是地主的,有说是富农的,也有说是富裕中农的,有说我是大学毕业生等等。还有不少的人说,我向上“爬”的很快等等。因此有必要简单的叙述一下我的历史,以解除某些不必要的误会。

  (一)我的家庭成分是中农,生产资料比较齐全。丰收年景够吃略有剩余。遇到天灾人祸、红白喜事則要借债。抗日战爭前夕尚欠几十元的债,有时請几个短工帮忙(因人多劳力少),而又受高利贷剝削,因而是中农,既不算富裕中农,也不是贫农。土改时(一九四六年)因我家是进地戶,农会划为贫农成分。但我从来填表都是填的中农。我父亲原姓赵,家庭很穷,因有五个儿子养不起,四岁上送给王家(当时是贫农或者下中农)做义子,改姓王。我从一九四五年冬季回家一次,二十一年来沒有回过家。

  (二)我是本县(河北景县)乡村师范毕业(相当初中),因县立师范每月有两块錢的津贴,大体够伙食费(每天两干一稀),因此每年用于买笔墨纸张等费用不多,穿的家作的土布衣服鞋子,一年只用十元錢左右,所以家庭还可以勉强供给。毕业后当过两年半的小学教员,全年的薪水几十元,或者一百多元。一个人数几十个学生,分几个班,自己做饭吃,农闲还办农民夜校。

  

  (三)我是一九三三年冬经呂文芳、刘文支同志介绍入党(刚滿十七周岁),铁道部刘健章同志可以证明,他是当时景县县委的负责人。我先在本校做支部和学生会的工作,后来参加县委工作,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被津南工委会书记赵铸同志派往延安党校学习。这个时期主要做学生和小学教员的工作,也做些农民工作。

  

  (四)一九三七年八月到延安党校,学习了几个月,调到党校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工作,主任是柯庆施同志.兼任过几个月的陕北公学的教员。陈伯达、康生同志可以证明。

  

  (五)一九三八年被中央派回冀南抗日根据地工作,担任过地委书记、区党委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代理行署主任等职务。直到一九四四年夏季被派到延安党校二部整风学习,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之后,又回到冀南区党委工作,先任行署副主任、党组书记。后任区党委副书记。直到一九四九年六月武汉解放时,由中央调到湖北工作。从抗日战爭到解放战爭时期,在冀南地区工作了十多年。这一段,宋任穷、陈再道、鍾汉华、韩东山、李大全、韩宁夫等同志都可以证明。

  

  (六)无论在地下党工作时期,还是在抗战和解放战爭时期,都沒有脫离过党的关系,沒有被捕过,也沒有受过处分。在发动群众的问題上,一九四一年曾被彭德怀批评为“左”倾教条主义。一九四二年以前,工作作风比较飘浮,有聪明自恃,骄傲自滿,盛气凌人,不民主等缺点错误。一九四二年学了党的整风文件之后有一些进步。一九四三年會负伤一次,休养了几个月。一九四四至四五年在延安整风,学习了一年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问題,写了一个思想检查总结。题目是“风流才子与教条主义”。从此以后,在民主作风、调查研究、执行群众路线方面有所进步。在解放战爭时期,主要做了支援前线和整党土改等项工作。这个时期对于毛主席的著作学习,比过去有了较大的自觉性。

  

  (七)一九四九年六月到湖北任省政府副主席,参加省委常委,分工负责財经工作,兼財委主任。一九五二年调武汉市任副市长,一九五三年任市委书记兼代理市长,一九五四年夏季省、市合併,任省委第一书记,直至一九六六年九月免去省委第一书记为止,共计十二年多。一九五八年中央决定我担任华中协作区主任(湖南、湖北、河南三省)。一九六○年秋季中央决定取消协作区,恢复中央局,我被任命为中南局第二书记。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央任命我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关于解放后,这十七年在湖北的工作情况,另写。

  

  以上就是我的简历。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


(选自1967年9月「湖北省直红司斗、批、改办公室省委机关总部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罪行录》第一集同名内容)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4214&fpage=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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