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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炯华  李达在1966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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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在1966年7月19日

王炯华

1966年4月,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和全国三届人大常委的李达即被中共中央中南局和湖北省委确定为打倒对象,李达的行动受到限制。跟随李达多年的秘书刘某某同情李达,5月1日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信反映李达的情况。

5月初,武大党委书记兼中共湖北省委“教育革命”工作队党委书记庄果和武大政治部主任、“教育革命”工作队成员陆舒媏严厉批评了刘某某向中组部写信反映李达情况的“违反纪律”错误。他们声色俱厉地说:“你知道李达是中央管的干部,所以目前的一切都不许再向中央反映,必须绝对保密!”同时交给他一项秘密的“特别”任务:伪装同情李达又严密监视李达,每天向工作队密报李达动态。5月16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罗明又找刘某某个别谈话,强调监视李达、密报李达动态是省委交给他的光荣政治任务,必须绝对保密,“在工作中完全听从领导小组的安排,他们决定如可搞就如何搞,忠实执行,叫你怎么办就怎么办,根据需要办。除此而外不能对任何人讲,除非省委找你,不管系、学校、别的领导,任何人找你,你均不讲。只有领导小组、庄果、陆舒媏及他们指定与你联系的人才可以讲。”他还要求刘某某:“你在各种场合表态的时候应遵照一个原则,即不要引起领导小组以外的人对你的怀疑,不要引起李达对你的怀疑。”“至于将来让你出来讲话,讲什么,由领导小组安排。”

刘某某忠实执行了这项“特别”任务。从5月初到8月24日李达被迫害致死,他几乎每天都写有两三千字的密报,工作队据此作为“绝密”的《李达动态》打印,呈送中南局和湖北省委以及陶铸、王任重等领导人。其中刘某某密报李达的7月19日最具代表性,这就是本文所称李达在1966年7月19日。刘某某这一天的密报全文如下:

工作队党委:
      现将李达的动态汇报如下:
      李达今天猖狂顽固透顶,花岗岩的脑袋,比昨天上午在斗争会上还猖
狂反扑。仍在恶毒地污蔑攻击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污蔑攻击伟大的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已到极点,反动透顶,要开群众大会狠斗,彻底斗垮这个老叛徒、地主、右派分子,我要求开公审大会来审判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彻底清算他的滔天罪行,给以法律制裁。

今天上午李达一直沉默不语,石曼华哭了一上午,下午又哭了一场。我向她交待政策,叫她劝李达坦白交待,低头认罪,争取从轻处理。石仍包庇李达,不肯交待。上午她还找我谈了近一小时,石讲的问题是这么一些:(1)李达不认罪,石叫李达低头全部承认罪行,然后让组织上来调查处理,李不听,讲没有干过的事如何承认得?如放高利贷问题,帮地主打官司问题。(2)李不交待认罪低头,自己过不了关,这多问题又严重辩不清的,石也被牵连,李不久就要死的,将来石无处藏身,北京去不成,武大不会让住,安逸享受寄生生活过惯了,回乡又不愿意去,何况家中又划成地主成分。(3)石讲李达问题她不知,知就坦白了,这样对李、石均有好处。(见她的鬼吧,又在摸底,包庇李达)(4)讲回乡找生产队要150斤谷做酒,带丫头到湖大事,不知这是问题,知的话早就坦白了,后经济困难托一熟人老乡(在湖大工作的)带回乡去,在衡阳买车票候车时,那丫头跑了,后来就没事。(注:这是鬼话,这笔血债要用血来还)(5)叫我劝李达。

上午听保卫组蒋某某(引按:被派住李达寓所以“保卫”为名、实际担负监视李达并同时监视刘某某任务的化学系学生,另一位是物理系学生黄某)告诉我,李达讲:“我是叛徒,是叛的陈独秀的党,不是毛泽东的党。”李见石在哭,对石讲:“我犯的错误,带[戴]帽子是我,与你无关,你仍可照样生活。”李达对我讲:“石哭怕我死了,没地方去住,怕带[戴]反动派家属的帽子。”

下午入内量血压是222/110,236/114,尿糖四个加号,找医生来注射过㎎S04 25%4㏄。在饭厅床上量血压时,我叫他坦白交待低头认罪,他顽固猖狂地讲:“我过不了这一关,快死了,斗死算了,我顾不得别人了,死了拉倒,后代也不管啦。”量完血压,李背着石慌忙地叫我入内,怒气冲冲十分猖狂地说:“叫我回乡,带回去斗,我不去,要带就带死的去,我就死在这里。”李讲:“你帮我一个忙,不知肯不肯,就帮这一次忙。”我问何事,李说:“我血压这么高,随时都可能脑溢血,今天气喘病又发作,这是心力衰竭的征兆,我76岁了,死了算啦,你帮我一个忙,救一条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去,毛主席住在东湖宾馆,内有冷气设备,你去找。”随即用毛笔亲写一封信,信封上写:“送呈毛主席,武汉大学李达”。信纸上写:“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已写好上交有坦白书,请你向武大工作队索取阅看。致崇高敬礼!李达”。我讲今天已晚5点多了,明天一早送去。李讲:“今天就送去,你送去,要不找祝福庆、刘敬一送去(引按:祝、刘均为李达警卫员,此时已调开)。”“你帮个忙,送这封信到毛主席那里,你不要与工作队他们商量,与他们一商量,信就送不到毛主席手里了,他们会留下。”然后又恶毒疯狂地污蔑攻击运动。听他讲时,我气炸了。恨透这个叛徒了,非要立即打死他才解恨。李达讲:“这是一场宗派斗争,刘真、侯福珍回来领导运动,他们来整我们几个人,非要把我整死才甘心。”我顶他说:省委不早作结论,武大没宗派问题。他仍讲:“是宗派斗争,整我们几个人……”(下面话未讲出来,看神态即要讲,你不懂,不知内情,看这个叛徒多么恶毒,猖狂)石后来入内,问干何事,我告知。石讲:“你送信去不怕,你这胆大,我是怕死了,怕惹起是非来。”(注——石虽讲这话,但没阻止,这就再次暴露石地主婆,上午装的哭样,这是耍花招)李刚执笔写信时,石进来问写什么,李达发脾气把笔抛在桌上,石立刻离开。

李达为什么下午突然写信,叫我送到毛主席那住处去呢?昨天他就有些念头,不过没讲出来。昨天下午他问我:“听小孩讲毛主席来武汉了。”答不知。我向刘行焱同志(引按:“李达专案组”负责人)汇报后,行焱同志交待我向李达讲,毛主席来武汉了,你是否想去找毛主席。今天上午我对李达讲了,李达说:“毛主席在武汉,我现在这样子不好去找,去找也不会见我。问题这么多,毛主席怎么包的了。”

五点半我到招待所向衍授、庄果、陈明同志报导[告]了今天的情况,信也交了(引按:李衍授、陈明当时分别担任孝感、郧阳地委书记,被同时派往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遵照庄果同志指示,七点半我回来入内,讲信已送到等情况。李问信送到的经过,还讲主席是住在梅园新村。还怀疑的[地]问:“信是否真送到了。”答:真送到了。然后李、石均表示感谢。并说:“辛苦你了,交给警卫,信毛主席一定能见到。”

刘某某(署名)  1966年7月19日夜写

从刘某某这份密报,7月19日,首先是李达对“文革”受迫害的极端不满。刘某某作了当时政治上份量特重的描述:“猖狂顽固透顶,花岗岩的脑袋,比昨天上午在斗争会上还猖狂反扑”,“仍在恶毒地污蔑攻击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污蔑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里没有列出李达“极端不满”的具体细节,是因为此前他密报的李达动态已多次提到。

6月3日,武大召开全校师生员工紧急动员大会,庄果正式宣布“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店。李达、朱劭天、何定华是它的三个大老板,牛永年是‘三家村’黑店的总管。”刘某某当天密报说:“李达对我讲过三次,叫我去找庄果,把他关进监狱去,送到拘留所去。又讲,我要戴着黑帽死去。许道琦讲我另有一套教育方针,我有什么?我没有什么另一套教育方针。学生讲我反党、反毛泽东思想,我没有反毛泽东思想,也没有反党。”“讲我是大叛徒,到香港,出卖多少同志,我没有这回事。”“讲我是‘三家村’,真冤枉,我与何、朱有何联系?”

历史系某教员“告发”1961年李达回忆参加一大的毛泽东是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还不是C.P.即共产党。是他说:“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以后回去在湖南就组织C.P.。”6日至7日,刘某某密报李达“坐在床上装腔作势的[地]把双手一抬说:‘真后悔,我当时不该把这实况讲出来,引来这场大祸。’”

6月13日,武大举行声讨李达“三家村”大会,李达被揪到会场示众,摄像。报纸、电台也开始公开报导,但未点李达的名字,用的是“某资产阶级权威”。当天,刘某某密报说:“我拿湖北日报进去,他边吃边看,讲:‘见报啦,怎么没点我的名字,大概明天会上报纸的。’还讲:‘真是天大的冤枉,我是“三家村”,我与朱有何联系,何常来我处,全是造谣、揑造。’”

14日,刘某某又密报说:“上午李达听到门外呼口号,声讨他,他讲:‘打倒李达已喊过几万次,不打自倒,还喊什么。’”

另一方面,李达对自己“脱毛凤凰”、“虎落平川”的“文革”处境又明显表现出无奈。刘某某所密报的7月19日:“今天上午李达一直沉默不语,石曼华哭了一上午,下午又哭了一场”。

6月30日,共产党成立纪念日前夕,报纸、电台公开点名,揭批李达“三家村”。作为当年中共一大召集人和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达尤其感受到委曲、无奈和无助。当日,刘某某密报说:“李达中午没睡觉,看湖北日报。李达又讲,他们把十几年来,朱、何、我三人讲的话,东拼西凑拉一些话,放在一起,组成一个‘三家村’,不相干的话放在一起就算问题了……血压这么高,过不了这一关,作为一个党员,经不住一场考验,身体不给作主,就这样死去啦。”

7月1日,刘某某又密报李达说“现在把我也上报了,‘三家村’内容重点变啦,把十几年来朱、何、我讲的一些话观点相似的话,把我十几年前的著作中的话,以我为主,把三人的话拚凑在一起,变成一个‘三家村’。你看这害死人……我如何辩法,不辩吧!辩也辩不清楚的,由他们去说。”“现在上报了,把我搞倒、搞臭,上报就臭了,我已倒了,还要把我斗倒斗臭,斗吧。”

7月16日,年逾古稀的毛泽东畅游长江,身处绝境的李达不由产生了一线希望。但是,他无从知道7月18日毛泽东已离开武汉去上海。可就在18日这天,李达家乡的贫下中农代表团和武大哲学系部分师生对他进行了穷追猛打的面对面斗争。李达在经受这种人格侮辱之后已完全绝望,当日刘某某密报李达说“斗就斗吧,斗死了算球。”

然而,李达仍然寄希望于他几十年的老朋友毛泽东给予解救。几经考虑后,7月19日,他向毛泽东写了刘某某密报中所说的“救命信”,他几乎是央求跟随自己多年的秘书“帮忙”去送这封信。可是,他到死都不知道他所信赖的秘书早已奉命对他执行“特别”任务!他竟把李达的“救命信”直接送给了置李达于死地的工作队,并且还按照庄果的交待,欺骗李达说把信送给了毛泽东的警卫员。

工作队庄果们虽然扣压了李达给毛泽东的“救命信”,但是他们也害怕承担责任。因为当时“彭罗陆杨”之杨尚昆的罪名之一就是扣压毛泽东的信件,庄果当时私拆李达这封信时就故作惊讶地说:“啊!这是给主席的信啦,没有看见,糟糕!我犯了个错误!”7月28日,陆舒媏从北京返校,她在办公桌上看到已经没有信封的李达这封信,便叫她的秘书以“机要件”从邮局寄给中共中央毛主席。

8月10日,毛泽东看到了一张条子:“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写这张条子的人显然是收到武大所寄李达给毛泽东“救命信”的人,他注明“武汉大学”,是因为他知道除了“文”李达,还有“武”李达,即刘邓大军的参谋长、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李达上将。毛泽东当即用他那特制的粗红铅笔在这张条子上作批:“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同日,陶铸也在这张条子上作批:“即送任重同志”。王任重后来说,毛泽东还曾当面指示他: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他也向毛泽东保证:“武大的革命师生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

7月19日,李达特别提醒刘某某,“文革”整他是“宗派斗争”:“刘真、侯福珍(引按:1958年“教育革命”期间,刘任武大党委书记,侯任副书记。1961年整风李达纠正“教育革命”后果,刘调回湖北省委,侯调往河南)回来领导运动,他们来整我们几个人,非要把我们整死才甘心。”刘某某顶他说:“省委不早作结论,武大没宗派问题。”他仍然说:“是宗派斗争,整我们几个人……”正是所谓当局者迷,李达似乎至死也不明白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天真的如同刘少奇一样:“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但是,他毕竟也有他自己的一些考虑。夜深人静之后,夫人石曼华问他:“毛主席为什么这么搞,他过去不是对你很好吗?”他伸出拇指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他是要树他自己。”他再一次讲到毛泽东、何叔衡参加一大“是S.Y.”那件事,他说:“真后悔当时不该讲真实的情况,有这一条就够定我的罪了。”

7月19日,情急之中,李达强辩自己终生冤屈的所谓“叛徒”“是叛的陈独秀的党,不是毛泽东的党。”他亲自参加创建的共产党竟被分为“陈独秀的党”和“毛泽东的党”,也是他病急乱投医,以至如此!

自7月中旬进入批斗高潮以来,李达胃溃疡复发,糖尿4+,血压已升到236/114,常感“头顶发麻”,心力已感衰竭。但他仍被强迫参加大小批斗会,最后是在家听批斗实况广播。由于他已是被公开点名批斗的“敌人”,校卫生科也停止了对他的公费医疗,连糖尿病需经常服用的D860药也停止供应。李达的病情愈来愈重,到8月上旬,他已感到极度虚弱。他多次请求自费住院检查、治疗,让他活到运动结束以后再死。据当时武大卫生科医生说,李达虽年老多病,但按他的体质和病情,如果保持正常条件,稍加医疗照顾,三、五年内是不容易死去的。但此时的李达既无正常条件,更无照顾医疗,连自费治疗的请求也得不到准许。直到8月21日,李达已奄奄一息,他被改名“李三”即“李达三家村” 之意,送武汉医学院附属二医院住院,三天后,24日,李达终于被迫害致死。

(作于华中科技大学)

转自作者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9d4abc0100tjm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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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5-06-29

李达的最后十四年

1953年2月23日,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李达从湖南大学校长任上调任武汉大学校长,治校期间拨乱反正,坚持按教育规律办事,力图将武汉大学建成一流大学。然而文革来临,这位红色教授因为正直和耿介受迫害致死。

公开反对“教育革命”

63岁的李达来武汉大学主持校政,人们对这位久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示欢迎。他态度诚恳,礼贤下士,被尊称为老校长。
李达1953做武大校长到1966年去世,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思想文化界和知识分子中发动一连串批判和斗争,政治运动层出不穷,教育界也风云变幻。
用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的话说,“当时整个中国和武大出现了一个极‘左’路线,而李达的思想体系跟这个路线是格格不入的。搞教育和哲学,都得实话实说。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对教育破坏极大,李达极力反对。”
来到武大,李达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全校的公共政治理论课程,并恢复曾在院系调整中被撤销的哲学系。他尊重知识分子,如果有任务布置给老师,不是先下通知或打电话,而是亲自登门拜访,当面商量。若有学生登门拜访,他也会放下工作接待。
在学术上,他竭诚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鼓励教师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自由平等地讨论学术问题。他曾说,“政治上绝对服从毛主席,学术上可以同毛主席争鸣。”
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李达是著名的反右权威,发表过系列反右檄文。但他反对在学生中抓右派。他招贤纳士,罗致人才,即使是划为右派的专家教授,也请来武大,委以教学和科研重任。当时著名有机化学家、曾国藩之曾孙、大名鼎鼎的右派曾昭伦,也被李达邀请来武汉大学任教,组建化学教研室。
大跃进时期,“左”倾思想泛滥,大兴教育革命成了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武大党委第一书记刘仰峤主张在校内搞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李达认为哲学系的师生长时期劳动,讨论“花生地里出哲学”实在是莫名其妙。他一再催促学生返校上课,说:“都搞劳动,大学还成其为什么大学?”
他在全校教师大会上说,“你们要坐下来认真读书,要是有人叫你开会劳动,就说两个字:不去!”
但是,武汉大学的经验却被推广到各大专院校,毛泽东视察武大时也肯定其“教育革命”的成绩。李达却开始痛苦的反思,对武大“教育革命”由沉默、抵制到公开反对。
1961年,李达终于找到机会发言。会议上,他指斥这一时期武大教育的失败:青年助教就担任系主任是“荒天下之大唐”;总支书记总揽教学行政大权不对;校办工厂搞生意也不对,开口就讲赚了几十万,大学不是做生意。他感到武大出了怪事,下面胡作非为,“我们有责任”。
于是,一些“左”派被调离武大。燕京大学出身的朱劭天调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他曾任陈云秘书,很熟悉教育工作,与李达配合默契,学校工作开始步入正轨。
那年夏天,李达在庐山休养,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来看望李达。杨秀峰是资深的共产党人,曾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与李达曾同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也是李达的好友。他此行目的是为即将出台的《高教六十条》征询意见。李达坦率批评了“教育革命”,并建议实行校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这些意见成为了《高教六十条》的重要内容。

政治争拗

听说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后,李达认为这是个极其主观唯心的口号,并与来汉视察的毛泽东当面争论起来。
李达与毛泽东在上海党的“一大”结识,他比毛泽东大三岁,双方友谊深厚,李称毛润之兄,毛称李鹤鸣兄。毛泽东曾盛赞李达是“有两大板斧的李逵”。梁启超、张东荪、胡适、江亢虎都挨过他的‘板斧’,称他是“理论界的鲁迅”。而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曾认认真真读过十遍,书中满是批注。
新中国成立前夕,由地下党安排,李达从长沙辗转经香港抵达北平,毛泽东在西山双清别墅接见李达,两人畅聊至深夜。当晚,李达就睡在毛泽东的硬板床上,毛则工作一宿未眠。李达跟朋友讲起此事,用东汉严光“加脚于帝腹”的典故作喻。
在这次争论中,李达认为不能无限扩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毛则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无限放大。两人争到脸红脖子粗,不欢而散。李达对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说,连毛主席也这么认为,我们国家要大祸临头了。
当时部属高校接受中央和地方的双重领导,李达与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也有交往,加上毛泽东来武汉总要和李达相聚,王任重作为东道主,虽然不是每一次都在场,但自然非常清楚他们的关系。
这年,中共湖北省委创办《七一》杂志,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撰写《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一文,派人将稿子送李达征求意见。李达读后认为,不能说超过,还是要强调学习。
王任重发表文章时把题目改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但认为李达思想不够解放,在“超”的问题上不够灵活。
李达反对王任重的“超马克思”,强调注重实际,有其当时的历史背景。1960年,国家经济遭遇严重困难,民不聊生。他的《理论战线》经营惨淡,不得不奉命停刊。他一语道出当年反对王任重“超马克思”的实际意义:“超过马克思!超得好!刊物还是小事,人们连饭也没得吃了!”
这些事和李达对于“教育革命”的态度,令当时中共湖北省委颇为不快。在一些人眼里,李达不免有“不合时宜,碍手碍脚”之嫌。只是,基于李达党内地位和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他被视为“通天人物”。他们对李达除了敬而远之,一时没有其他办法。
但是,李达因反对“教育革命”“左”倾的行为及在整风运动中措辞激烈的讲话,得罪许多“教育革命”积极分子,埋下了后来在“文革”中被整的祸根。
1963年,刘仰峤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拟把已调离武大的侯福珍、罗鸿运再调回武大重新担任党委副书记,并已获得省委同意。按照惯例,他找李达谈话,以示通报。但李达认为这些人不懂教育,不宜重回武大工作。刘仰峤很不高兴,直截了当地告知李达,“这是省委的决定。”
李达一直对武大的“教育革命”不满,而侯、罗二人也是因“教育革命”的“成绩”被提拔为武大党委副书记,现又把他们调回复职,李达自然不肯。他毫不退让地摆明态度,如果侯、罗二人回武大,他就不做校长。
刘仰峤不顾李达的反对,准备给侯、罗二人下调令。而李达果真给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发电报,要求辞去武大校长职务。杨接到李达的辞职电报,十分惊愕,马上派人到武大了解情况,并转告王任重,请省委尊重李达的意见,不要使他为难。侯、罗的调任只好作罢。
因此,王任重对党委书记朱劭天不劝阻李达给省委所捅的这个“娄子”有意见。1964年,朱劭天被调离武大,省委另派庄果担任武大党委书记一职。

武大也有“三家村”

1965年1月,李达当选为全国三届人大常委。中组部已通知他留京专任全国人大常委,不再担任武汉大学校长,还给他在京找了房子将书籍、衣物搬去北京。
但到12月中旬,中组部又派员向他传达:原决定系个别部长意见,现予以作废。李达仍旧担任武大校长兼全国人大常委,既可住京,亦可回汉。他因急于向其助手交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历史唯物论大纲》的编撰工作,便于1966年1月22日回武大暂住。
可是,李达哪里想到,大祸就要降临。他赶回武大其实是“自投罗网”。
到了4月份,氛围越来越不对劲,李达担心又有政治运动来临,决定全家离汉去京,却得不到允许。接着李达发现自己已被软禁起来,妻子石曼华给女儿李媛媛买双鞋也有人跟着。李达仍未在意,对石曼华说,“怕什么?要是有什么责任,我校长一人承担就是。”
他不知道运动骤起,他的政治吨位太大,成了阻挡运动洪流的重要头目。在那个压倒一切的政治高压下,4月10日,广州举行“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中南局领导在讲话中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李达被点了名,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和刘节也被点名,中南局与湖北省商量向武大派驻工作组。
4月21至23日,一连三天,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派车把武大哲学系助教陆舒媏接到其百花村住所,听她汇报已经搜集到的关于李达等人的材料。指示她将汇报的材料以写信的方式送达省委。王任重修改加按,印发省委和武大党委,并上报中南局。
王任重后来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一五一十说明了事情原委。他曾特别指示,斗倒李达,关键在于做好知情人的工作。所谓“知情人”,包括李达的编书助手、秘书、警卫、司机以及与李达有工作关系的教员和干部,要求他们按已经定下的框框写交待、揭发材料,要求他们“拿出定性的东西来”,“一句话也要”。
在那种“知情不报就是对组织不忠,对毛主席不忠”的时代氛围下,一些人或出于对组织的忠诚,或出于自我保护,或出于其他动机写了不少揭发交待。于是,“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很快便编印了《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并由王任重加上按语上报中南局和党中央。
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在北京受到批判后,武大紧跟步伐,宣布打倒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三家村”。
6月13日,武大召开“声讨珞珈山三家村反动罪行大会”。先让李达在家听实况广播。散会前,保卫科指使人把他揪到会场示众,被三次按下头来批斗,并被摄像。就在这一天,省市十几万人来武大声讨,人流长达数里。接着又有数十万群众,夜以继日,敲锣打鼓会聚武大,喧闹半月之久。

向毛主席求救

李达经受来自家乡湖南零陵“贫下中农代表团”和哲学系部分师生的批斗后,心里愈加愤怒。对生活秘书刘长森说:“我是叛徒,叛的是陈独秀的党,不是毛泽东的党!”此后便很少说话。
其实,早在四月,他的秘书已被工作组找去谈话,要求与李达划清界限,并成为随时记录他一言一行的卧底。他悉数记录的李达动态报告,日后成为人们研究那段历史的依据。
李达之妻石曼华现已89岁高龄,现住在北京崇文门,回忆那段往事,忍不住老泪纵横。往事无法淡忘,李达的惨死成为她心里的堵心事,不时长叹一声。
她清楚记得,文革中李达辛苦编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被抄走。她扶着李达,想去要回手稿,却遭到一阵呵斥。回家的路上,李达老泪纵横,不能自已。他说他无法完成毛主席托付写书的任务了。“国民党特务把他右手打成粉碎性骨折,他硬气地继续写文章。那却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哭。”
据她回忆,7月16日,毛泽东畅游长江,消息传遍武汉三镇。李达不由产生一线希望。
他终于写了一封送呈毛主席的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日”。他要石曼华送到毛泽东住处东湖客舍。
石曼华无奈,“我不能送,我出门都有人跟着。”
这时秘书刘长森进来。李达对刘说:“我血压这么高,随时都可能脑溢血,今天气喘病又发作,这是心力衰竭的征兆。你帮我一个忙,救我一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里去。他住在东湖客舍。”
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李达要刘长森马上送到。但刘一出门就交给武大工作队。庄果拆开信件看完,因是写给毛主席的信,也不敢扣押。他们商量对策,直到7月29日,工作队陆舒媏才让其秘书将李达这封给毛泽东的“救命信”改换信封,以机要档交邮局寄“中共中央毛主席收”。
其实,毛泽东已于7月18日晨离汉回京。就在头天晚上,当时的湖北省委在东湖召开常委会,一举通过《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直到8月10日,毛泽东才看到一张条子:“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
毛泽东看到的只是一张条子,并不是李达的原信,对于李达的求救,他当即用特制的粗红铅笔作批:“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同日,陶铸也在这张条子上作批:“即送任重同志”。
历史的荒诞是,1967年春,武汉大学部分群众组织开始公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这年夏天,王任重也受到部分群众组织的冲击,从此自己身系冤狱近8年。
替李达翻案的成员之一的王炯华,著有《李达评传》一书。他回忆说,在武汉大学外文系会议室,曾主持召开过“王任重盘问会”。将近2个多小时的会上,王任重声称鉴于李达和毛泽东的关系非同一般,先后三次直接请示过毛。对于“李达可不可以批判”,毛前两次均未表态,直到第三次,毛表示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
毛泽东还曾当面指示他,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他也向毛泽东保证,武大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
但是,后来李达的惨死说明,无论是毛泽东对李达“救命”信的批示,还是对王任重的当面指示,还是王向毛做出的保证,都没有传达到,武大的师生也无从知道。
据说,王任重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日,终于说到他这一生有两个人对不住:一个是李达,一个是张体学。

请求当俘虏对待

进入7月中旬,酷热难当,批斗也达到高潮。每天,高音喇叭架在李达居所的上方,批斗广播从不间断;住所外被一批一批涌来的群众包围高叫“打倒李达”;甚至有农民一上来就要用锄头把李达打死;还有曾受过李达批评的邻居老师,直接跑进书房来,指着李达的鼻子骂娘。
76岁的李达常感“头顶发麻”,心力衰竭。胃溃疡复发,糖尿4+,血压已升到236/114,但他仍被强迫参加大小批斗会,最后是在家听批斗广播。由于他已是被公开点名批斗的“敌人”,校卫生科也停止对他的公费医疗,连糖尿病需经常服用的D860药也停止供应。
李达的病情愈来愈重,8月上旬,他感到极度虚弱。多次请求自费住院检查、治疗,让他活到运动结束以后再死。
8月13日凌晨5时,石曼华听到一阵响动,她跑进卧室一看,李达仰卧在地,脸色苍白,口吐鲜血,喷溅到墙上。
上午9时,卫生科医生来探视,诊断可能是胃出血,血压也陡降为90/50,随时有发生休克的危险,建议立即送医院治疗。却遭到工作队拒绝。
李达自知年事已高,现在又病处垂危,但他仍在顽强地坚持生存,不想就这样戴着一大摞黑帽子死去。他尤其寄希望于和他有几十年友谊的毛泽东。他曾对石曼华说,如果病好,就一起离开武汉大学,到北京见毛主席,向他告状。他最后一次向庄果请求去医院治疗,仍未被准许。他悲愤交加,说:“印度战俘有病,也会给他治好病送回,现在就算把我当敌人,就算是你们的一个俘虏,也应当让我治病。”
他的住院请求被拒绝后,自知不久人世。他嘱咐石曼华,如他死去,转告陶德麟(李达学术助手)同志,惟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编出来,上卷改好,帮他完成毛主席交付的任务。
8月22日早上,李达已奄奄一息,工作队才叫刘长森等人送他去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但不允许夫人石曼华陪同。于是,李达以“李三”的侮辱性名字(“李达”“三家村”意)住进普通病房(按行政级别,李达是当时整个武汉地区两位6级干部之一,当住高干病房)。在医院三天,李达粒饭未尝,石曼华托人捎带些牛奶,也不被允许。8月24日,李达在无一亲人陪伴的情况下含冤死去。25日,遗体被火化。
之后,工作队抄了李达的家,将李达的书籍、手稿、衣物洗劫而去。母女二人被逐出寓所,开始边挨批斗边拉板车的生活,石曼华劳动改造六年半。李达死后30年,根据中组部的指示,骨灰才从湖北九峰山公墓移置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本文部分资料来源于王炯华《李达评传》)

http://www.time-weekly.com/html/20090716/2607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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