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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仁昌:读王光照回忆录《这里,那时,潮起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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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光照回忆录《这里,那时,潮起潮落》

        王仁昌


自六月十日至二十二日,我花了近半个月的业余时间,读完王光照的文革回忆录《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

这部别开生面的自述性文本,除1967年3月至7月作者因身陷囹圄,基本上囊括了武汉社会的十年文革全过程,而他那几个月的牢狱之灾,实则应看作另一阴暗角落的文革场景。

    我认为,这部回忆录至少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把个人的故事放在全厂全市乃至全国波诡云谲的政治背景下,用质朴的语言叙说了文革中本人造反的始末和由此遭受权贵集团及其打手长达八九年残酷迫害的悲壮经历,属全景式,具有普遍意义和典型性。

二、用事实推进叙述的同时,旁征博引当年中共中央文件和有关人员的言行,为作者对历史的思辨和拷问,包括澄清诸多历史疑案奠定厚实雄辩的基础。

三、打破权贵集团的混账逻辑,还历史本来面目,洗涮了几十年来泼在造反者身上的诸多污水,揭示出曾经激动亿万人心的那场运动的纷纭复杂本质。

四、为后人提供十年文革必然失败的逻辑依据和根本原因。

五、细节鲜活,语言诙谐幽默,具有浓郁的汉味,不经意间活画出文革时代人们各种嘴脸和心理,以及社会风情风貌,分外赏心悦目。

由于时间关系,这里不准备条分缕析,只就其要点作番浅谈。

    1966年6月,湖北省委抛出李达为首的武汉大学三家村后,武锅工人在厂党委、工作队党委指示下,“像抗洪抢险般地步行奔向武大,声讨……”可是,“参加声讨的人不知道李达等人的胖瘦高矮,他们是如何‘三反’也不晓得……”(回忆录P10),这是典型的“奉旨造反”,包括其后孟运通对陶铸的质疑也有“奉旨造反”的成份,但内中表现的以理论为依据的独立思考,应当说进入“按旨造反”的层面。在屡遭折腾磨难,尤其是历经“清理阶级队伍”“两清一批”“一打三反”后,从反潮流直至批林批孔,营救胡厚民的斗争中,“夏朱对攻‘三办’持反对意见,试图阻止,叫我们不要胡闹、瞎搞。我们没有接受劝阻,自作主张,开弓没有回头箭,毅然决然地干了起来。”(P378),即便“新任中央副主席李德生亲自出面”,(P371),造反派依旧“毅然决然地干了起来。”,这样的行动显然不能看作奉旨造反,甚至也不能说成按旨造反,而是“‘借’旨造反”了!

众所周知,文革中的造反派构成较为复杂,大抵分为如下几类人:

1、出身好,且系十七年来共产党的“红人”,关心政治,思想敏锐,性情耿直,有正义感,敢于说话。回忆录中的孟运通、李洪荣、王光照属于这类人。他们文革初,乃至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或因对照“中央精神”提了当权派意见,或因仗义执言,为人辩诬,遭受肃整。在批判资反路线前后,激昂造反。这即是所谓的“少数派”。这类人底气足,有韧性,属造反派里中坚力量。

2、有理想,有才气,有追求的青年学生,如遇罗克、杨羲光、李一哲等。

3、运动初期,当权派为转移斗争目标,大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三家村”,将矛头指向出身不好或历次运动里中箭落马者,乃至出身虽好,不听话的“落后分子”。批判资反路线后,这些早期被批斗、憋足气、胆子大的也成为造反派,如武重的李向阳。

4、一向看不惯当权派及其打手作风,有思想,有抱负的怀才不遇者。

5、有着利益诉求,巴望通过造反改变自己境遇者,如回忆录中的合同工,社会上被“发配”“支边”者。

6、共产党历次运动中蒙冤挨整者,包括他们的子女亲戚朋友。如,作家白桦,干部中的王效禹、潘复生、张西挺刘洁挺即是。

细分下来,还能列出许多。同时,上述几类情形并非“泾渭分明”,往往相互交织,兼而有之。

毛泽东曾这般解释文革中群众的热烈投入:有些人官做大了,脱离群众,动不动喜欢整人,群众平时心里憋足气,趁着这次文化大革命爆发出来……从来的运动没有这次发动得如此广泛,连几十岁的老婆婆,几岁的娃娃也发动起来了。可见,时下流行的“奉旨造反”只能说是当年的一部分现象,另有相当多的人是“借旨造反”,乃至不排除“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造反者。这点,可从当时有人将保守派指为一种“社会基础”,“要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阶级斗争转化论”的提法窥出端倪。回忆录说,“造反派占大多数不是偶然的,其中包含着十七年社会政治的深刻背景”(P30)文革中有不少造反派的行动,是憋着“十七年”的满腔怨气和怒火,对长久以来,在党棍们的专横淫威下,噤若寒蝉局面的一次挑战和突破。诚然,这些造反派内心深处动机不尽相同,甚或同一个人,不同时期,思想也不尽相同,以至发生质的变化,如王光照自述的心路历程。故而,不妨说,造反派里,真心参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者固然有之,大多数人却是自觉或不自觉,有意或无意的反专制者,是当代民主自由派的先驱。

专政即专制,是实行绝对权力的独裁政体。而文革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当然是专政独裁下的革命。造反派以接受专制而反专制,以拥护独裁而反独裁,反对权贵集团,争取民主自由,该陷入何等悲哀的悖论啊!这就从根本上注定了悲剧的命运。充其量,只在有利用价值时被利用,失去利用价值甚或成为独裁专制的绊脚石,就会被踢掉。即以文革始作俑者的毛泽东而言,蒯大富认定他“不乏真诚的一面”,有心整肃吏治,但以专制反专制,以独裁反独裁,同样力不从心,试想,自己抓着自己头发,无论如何劳神费力,能把自己拔到天上去么?一当毛泽东溘然逝世,尸骨未寒,他所发动的文革就被他自己培植的权贵利益集团彻底否定了。

可见,文革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造反派的悲剧命运也是注定的。

如此说来,是不是意味文革中造反派不识时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悲惨遭遇系咎由自取呢?非也。岂不闻,不自由,毋宁死。为着人生尊严,舍命一搏,是值得敬重的。况且,当年造反派的政治智慧,斗争勇气,组织经验,至今已成为反腐败,反专制,争取民主宪政的风起云涌维权群体的宝贵精神财富。

当前,上上下下,十三亿中国人深恶痛绝权贵集团的贪得无餍,腐败堕落,祸国殃民。其实,腐败并非始自今日,腐败早已开始,王光照回忆录里罗列出军代表掌控大权,利用厂里财物打家具拖回家,奸污妇女,直至肆无忌惮地将五十八岁、一直在农村居家的农村婆婆转为武锅正式工等事实,可见一斑。有资料显示,在延安时期,这样的恣意妄为,亦屡见不鲜。

诚如吉拉斯的《新阶级》所言:“以取消階級為號召開始,但最後竟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权贵集团,即,由大大小小官僚組成的新階級,“是貪婪而不能滿足的,就像資產階級一樣。不過,它並無資產階級所具有的樸素和節儉的美德。新階級的排斥異己正像貴族階級一樣,但沒有貴族階級的教養和騎士風格。”一言以蔽之,当一伙没德行,无教养的流氓实行绝对权力的独裁政体比历史上任何统治者都要可鄙可恨可怕。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是当代中国一切灾难的根源。

因此,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当务之急,实行宪政民主是当务之急,唯其如此,中国人民才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才能获得民主和自由。

然而,历史的经验和生活经验告诉我们,“非暴力不合作”只是单相思的意淫,“和平过渡”乃是痴人说梦。连一百零八岁、文温尔雅的学者周有光都认为,“和平过渡如果不行,那就是暴力革命。总之要变。”但过得惬意,过得潇洒,过得舒心的权贵集团,贪婪成性,极端自私,天良早已丧尽,不可能发善心予以恩赐,不会主动交出掠夺到手的一切权力和利益。并且,天天使用,时时使用各种暴力手段对付已经被压制得透不过气来的老百姓。他们是景阳岗上的老虎,剌激它吃人,不剌激它也吃人。只有用正义的暴力除掉邪恶的暴力,中华民族才能幸存。有人反对以暴易暴,据说,这种方式只会带来循环暴政。要等到适当的时机,才能实行民主宪政。这种论点,不是糊涂,就是权贵集团的帮闲散布的烟幕弹。试问,美国的独立战争,南北战争,是不是暴力,带没带来循环暴政?苏东波之变,中东的茉莉花革命,有没有暴力,带没带来循环暴政?

中华民族虽然善良,却也嫉恶如仇,虽然包容,却也是非分明,虽然宽厚,却也敢于担当。看哪,一场摧枯拉朽的急风暴雨正在广袤的天地间集聚啊!

不管人们对毛泽东如何有争议,然而他说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今天,我们当然不会盼望再来一次文革,如前所述,历史证明,文革也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但是,重新树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用革命的暴风骤雨涤荡权贵集团的污泥浊水是中华民族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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