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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炯华:李达在武大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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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炯华:李达在武大的最后岁月

来源:《同舟共进》2009年第2期


  陶铸(1908~1969)是富有文采的资深革命家,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文革”中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排名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四号人物。
  李达(1890~1966)是中共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者,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文革”中在武汉大学校长任上被迫害致死。
  陶铸籍贯湖南祁阳,原属衡阳地区;李达籍贯湖南零陵,原属零陵地区。而今两县都属于永州市,他们实是山水相连的老乡。可“文革”伊始,陶铸、王任重与李达发生了严重分歧。

  批评“顶峰论”引来“批斗”

  应当说,陶铸1960年出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至“文革”前,对李达是尊重和关心的。1960年1月,中南科学院筹备期间,陶铸本人担任主任委员,李达等学者担任副主任委员,他们合作愉快。1961年,陶铸为关心知识分子的身体健康,特意安排李达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去从化休养。1965年春节,陶铸还由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陪同赴武汉大学给李达拜年,他们看到李达的身体和心境都有问题,颇为着急。王任重当面向李达道歉:“省委对您老不够尊重,还请您老多加原谅。”并找常务副校长何定华谈话:“李老夏天去青岛,冬天去从化,你们要关心。没有钱,找省委,具体事,你们办。”(1981年9月20日,笔者访何定华)1966年1月,中南局召开扩大会议,陶铸还给到会人员每人发了一本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稿本),说:“这是毛主席要李达同志写的,我们要好好读读。”(2005年夏天笔者访朱劭天)
  在李达方面,他与陶铸其实并无特别交往,但他曾反对陶铸决定的大事。1966年1月16日,中南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陶铸作报告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富有革命性与战斗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3月,李达看到《羊城晚报》特大字号通栏大标题社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他摇头了,直言不讳地说:“是顶峰,不发展了?”助手提醒他:“这是林彪同志说的,中南局的决定也是这样写的。”李达却毫不犹豫:“我知道,我不同意!”还补充说:“‘顶峰’这个说法不科学,不合乎辩证法嘛。马列主义是发展的,毛泽东思想也是发展的。就好比珞珈山(武汉大学所在地——编者注),到顶了就没有地方走了。马列主义怎么能有‘顶峰’呢?违反辩证法的东西,不管哪个讲的,都不能同意!”(见《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李达如此直言批评“顶峰论”,此事很快就被汇报上去。
  1966年4月10日,广州开始举行“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13日,陶铸讲话说:“这是一场很大的仗,中南局下了决心要打……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见《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讲话中,他毫不留情地点了李达的名,同时也点了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和刘节的名。三个月前他称赞李达的书,现在他说:“李达的这本书也并不怎么样。”陶铸还传递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大纲》第二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综合”颇为不赞成的信息:“毛主席说李达同志的书讲洋人古人的东西多,讲现代人的东西少。”但李达当时并不知情,他听到陶铸的这些话,竟然说:“陶铸懂什么,他又不懂辩证法!”(见《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接下来,中共湖北省委迅速派出以许道琦任组长的工作组进驻武大,整理并打印《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并由王任重加上夹批按语上报中南局和中共中央。
  王任重在上报中共中央的这份材料时附信请示:“如中央同意,我即告武大党委首先印发给全校党员阅读讨论,然后发动全校师生进行批判。这是武大教育革命中要打倒的一个资产阶级权威,也是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帅。”附信还说:“我看这一场革命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省委决定先以武大作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展开。”
  另一方面,湖北省委又将这份材料报送5月上旬在广州召开的中南局扩大会议讨论。陶铸讲话说:“批判李达是个大事,省委要派人去。”参加扩大会议的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张体学则说:“省委要以武大作为样板,取得经验。”
  5月12日,陶铸在扩大会议上宣布,批判李达,中央已经同意了。

  向毛主席紧急“求救”

  接着,中南局召开“文革”动员大会,主要内容是进一步部署打倒李达“三家村”。会议期间,张体学说:“有个民主人士说,李达就是靠毛主席吃这碗饭的,另外靠反马列主义。”当有人反映李达说他有错误要向毛主席作检讨时,张体学说:“要批判他,开斗争会。什么向主席检讨?先向我们检讨了再说!”“这次有六成把握,大概没有问题。再发展提高可能有七成,八成,九成。失败为成功之母!你们坚决大胆地搞,即令运动将来搞错了,也不要你们检讨,不处分你们,我们去检讨。”他还说:“李达的书是驳得倒的,不外3本书的本事加修正主义的东西。要把李达的政治观点‘搞得很臭很臭’。这次要彻底揭,新老账一起算!我向道琦说了,这次武大搞不好,我从长江大桥跳下去!阶级斗争是不讲情面的,你死我活嘛!运动开始会死些人。你自己死,能怪我呀?”(见《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其实,这期间,无论陶铸还是王任重、张体学以及许道琦,对打倒李达还是有些顾虑的。陶铸在中南局会议期间就说过这样的话:“李达可以批判,但要请示主席。因为李为著名人士,过去传播马列主义。过去主席表扬过他。”王任重则三次当面问毛泽东“李达可不可以批判”。第一次在杭州会议上问,毛泽东不表态;第二次上海会议再问,毛泽东仍不表态;第三次问,毛泽东才说:“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张体学还有“两点顾虑”:第一,把李达作为重点批判对象,不知中央意见怎样?第二,李达岁数很大,又有病,一批判可能把他弄死。许道琦甚至说:“以前咱们对他有点怕。”“怕”什么呢?一年多后,他在接受为李达翻案的群众组织的盘问时说:“中南局会议下决心打李达,我们当时是有顾虑的。我所说的‘怕’,把话说透了,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李达和毛主席有关系,主席很器重他,表扬过他,主席还叫他编书嘛……后来我们决定打他,就不许他走。怕就怕他去北京向毛主席告状。”(见《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中南局召开“文革”动员大会,进一步部署打倒李达“三家村”。“三家村”本来是邓拓、吴晗、廖沫沙写作的集体笔名,“文革”伊始三人被打倒。李达“三家村”则是南北呼应、在全国影响甚大的第二个“三家村”。
  5月27日,经中南局同意,武汉大学原党委书记朱劭天被从广州揪回武大,并被指控为“武大三家村”的“老板”。同时,湖北省委又宣布武大常务副校长何定华停职反省。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6月3日,武大召开全体师生员工紧急动员大会。会上传达了陶铸5月19日在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的报告,武大党委书记庄果正式宣布:“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店,李达、朱劭天、何定华是它的三个大老板,牛永年(按:党办主任)是‘三家村’黑店的总管。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把武大的领导权篡夺过去了。我们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揪出来,把这个‘三家村’黑店彻底粉碎掉,把学校领导权夺回来!”“现在我们宣布:从今天起,运动正式展开!”
  李达陷入灭顶之灾。他不仅经受了残酷批判,而且受到严密监视。除了两名红卫兵学生住进他家里进行监视,还有跟他多年的秘书受工作组的指使,每天密报他的“动态”。
  其时,李达年届七六,身体日衰,还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胃病和气喘。受批斗以来,血压不断上升。他看了6月30日《湖北日报》后说:“他们把十几年来朱、何、我三人讲的话,东拼西凑拉一些话,放在一起,组成一个‘三家村’……血压这么高,过不了这一关,作为一个党员,经不住一场考验,身体不给作主,就这样死去啦。”
  7月1日,李达又对秘书说:“现在上报了,把我搞倒搞臭。我已倒了,还要把我斗倒斗臭,斗吧!”18日上午,工作队组织“贫下中农代表团”和哲学系部分师生到李达家中面斗他的“地主”问题。他坚决反驳说:“我是脑力劳动者,土改时是小土地出租者。我若收过一颗租谷,你砍我脑壳!”
  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畅游长江,消息传遍武汉三镇。李达从门外雀跃的小孩子那里知道此事,不由产生一线希望。但工作队担心的正是李达去见毛泽东,19日,工作队派秘书试探:“毛主席来武汉了,你是否想去找主席?”李达说:“毛主席在武汉,可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也可能不会接见我。问题这么多,毛主席怎么包得了!”
  但到这天下午,李达的血压继续上升,他曾对秘书说:“你帮我一个忙,救一条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里去……”随即,李达用毛笔写信,信封上写:“送呈毛主席 武汉大学李达”,信纸上写:“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 七月十九日”。
  秘书却把“救命信”送给了工作队。直到10天后,工作队才将李达的“救命信”改换信封,以机要文件交邮局寄“中共中央毛主席收”。

  悲剧迭起

  报纸、电台点名批判李达后,7月1日,王任重就拟向已经来汉的毛泽东呈报《关于李达问题的调查综合材料》,并写下一段请示的话:“请主席阅。李达是个地主分子,又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即清洗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可否?请批示。”但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他又把写好了的这段“请示”用红铅笔划去了。此后尽管他每天都能见毛泽东,却并没有向毛泽东呈报请示。毛泽东决定7月18日晨离汉回京。17日晚,王任重就在东湖召开省委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李达就这样被开除出党,而他本人并不知道。
  8月10日,毛泽东看到一张条子:“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写这张条子的人注明“武汉大学”,是因为他知道除了“文”李达,还有“武”李达,即刘邓大军的参谋长、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李达上将。毛泽东看到的这张条子并不是李达的原信,自然不知道李达关于“坦白书”的话语。毛泽东也可能并不知道李达已被开除党籍的事,对于李达“要求救命”,他不可能见死不救。他用那特制的粗红铅笔在这张条子上作批:“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陶铸照批照转:“即送任重同志。”(参见文件复印件)
  这个条子最终没有起到任何解救作用。李达仍然被断医停药,直到他弥留之际的1966年8月22日早上,才被送往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以“李三”的侮辱性名字(李达“三家村”之意)住进普通病房。三天后,李达撒手人寰。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总是悲剧迭起的。李达被迫害致死不久的1967年,身为中国第四号人物的陶铸也被“揪”出打倒,同样受到残酷迫害,1969年含冤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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