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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坤泰:写给原山东大学书记孙汉卿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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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卿书记:您好

  首先祝贺您快97岁了,祝您长命百岁,身体健康!本来我打算到济南去看您,由于我99年得了脑血栓,我现在行动不便,生活只能半自理,怕现在去济南,如果遇到不愉快的事,心情不好病倒在济南,就不划算了,考虑再三先给您写封信,明年春天,我心情好了再去看您,我信上写的就是我想对您说的实话,有的可能您爱听,有的可能不爱听,但我得实话实说,您不爱听的话,千万别把您气坏了,那我就犯大错了,讲职务,您是山大的党委书记,我只是山大的一名教师,讲辈分您是1914年阴历8月16日生,我父亲王乐然是1914年阴历9月15日生,我1938年3月27日生也属虎,您应该是我的父辈,您和我父亲同属虎,我在您面前是下级、是孩子、有些话讲的不对,千万别生气。
  从历史上公平的评价您,您的确是个好人,对革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您也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挫折,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多次受过残酷的迫害,精神、肉体受到很大的打击,职务得不到提升。您1914年出生在山东牟平,中小学学习成绩优秀,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大学时您就入了党,并且是北平市地下党负责人之一,领导过学生运动,到郑友三部队做过统战工作,1937年又回到山东参加了徂莱山起义,您是领导人之一,您的原名叫孙德香,为了革命您改名为孙汉卿,后来李广文同志是渤海区党委书记您是组织部长,王力是宣传部长,关锋是渤海师范学校校长,那时谷牧同志是滨海区党委书记,解放后李广文同志为青岛市委书记,您是第二书记,谷牧同志为济南市委书记,您在青岛工作期间,在党内斗争中受过多次迫害,尤其是1958年党内整风补课,藤景禄在舒同的支持下,将您、市长崔介、副书记矫枫、宣传部长孙扑枫、文教部长余光前打成右派集团,同时在济南将市委书记王路宾、副书记张毅打成右派,山东八个地委有四个地委书记打成右派,如扈国华,刘干等,省直机关打了一大批厅局级干部,如高级法院王华院长,公安厅郭宏义厅长,商业厅的王月村厅长,处级干部就更多了,李广文同志调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时,中央和省委叫他推荐青岛市委书记时,按资格按能力,应该推荐您,李广文同志考虑您人太老实,就推荐了藤景禄。此后他成了省委书处书记,巴结上舒同,就倒打一耙,说李广文是您的黑后台,叫他停职检查,谭啟龙同志也受到打击,有职无权。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也叫七千人会议,才决定给山东这一大批干部平反冤假错案。因为您首先受迫害,平反也首先从您开始,62年中央和华东局派张敬涛同志为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书记。从您开始为山东一大批老干部平反,恢复了工作,文革期间,藤景禄的死党不死心,操纵山大造反派,在山大整您和余光前同志,在青岛整张敬涛同志,讲您们本来就是大右派,不该平反,现在还应该打倒,张敬涛同志为大右派平反,就是走资派,也应该打倒,我们山大保守派认为您们不是大右派,应该平反,张敬涛同志给您平反对了,他也不是走资派,您们都是革命干部,在山大保您们,在青岛保张敬涛,山大保守派组织先后换了三个名字,原先叫山大红卫兵,被打垮后,又改名叫山大东方红、井冈山又被打垮,那时学生是负责人,我们这些教师和干部是后台,第三次改名为山大红旗,我和马长义这些人才是前台主要负责人。因为那时全国形势对造反派有利,对保守派不利,全国所有高校只有山大红旗是保守派,其他高校统统都是造反派掌权,山大造反派为了打倒成老(成仿吾),将山东大学改为鲁迅大学,只有我们红旗高高举起山东大学这面旗帜,所以人家都讲我们这些人是山大老保、铁杆老保,山大那时的财权控制在造反派手中,山大红旗的干部、教师工资停发,学生助学金停发,这些人吃苦受累,都无怨无悔,保护您们这些老干部,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一个真理吗?文革初期山大造反派到北京要为藤景禄翻案,陈毅元帅警告他们,讲山东党内斗争很复杂,不要再翻过去的案了,他们不听,越来越猖狂,并讲第一步政治上打倒你们,政治上打不倒,第二步从肉体上消灭您和余光前同志,他们正策划打死您们,我们得到情报,马上联系青岛王伟等同志,将余光前同志送到青岛,王伟同志家保护起来,您被送到北京钟星帆同志处保护起来,由于我们的保护,山大造反派的第二步计划也失败了,第三步由藤景禄的后代写小说,把您和余光前同志写成坏人,从历史上搞臭您,为了保护您们这些老干部,每个红旗战士付出多大心血,没有饭吃,家长给寄钱。社会朋友帮助,被山大造反派赶出校门,分别住在山师、省党校、省体工大队和七中。我父母和我所有的亲属,包括我在青岛的伯父王宽然都给我寄钱、寄粮票供红旗战士吃饭用。
   1968年,林彪、康生等将王力、关锋二同志从中央文革打下去,并给定了罪名,李广文同志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与郑筱丛同志写了炮打康生的大字报,李广文被抓,王效禹这个阴谋家,抓住了这个时机,将我们打成王路宾右派翻案集团,我们这些人接着被抓被关,整的我们很惨。
   1970年,林彪、康生两个大阴谋家,又把我们这些人,定为山东右派翻案集团,我们个个都成了516分子,将我定为前台总指挥,您们都是我的后台,为此事我找过杨得志司令员,因他的秘书,何秘书与我爱人是老战友,杨司令接了我的材料,并讲他尽力保护我们,后来告诉我,山东右派翻案集团是上面定的,他们也没有办法,这场运动把我们整得死去活来,我被关在泰安农学院一年多,有一次我为了逃脱,把教学楼的二楼当成一楼跳了下去,把腿摔坏,留下了腿痛的病根,终生未愈,还误吞过钢笔,为了取出钢笔至今我腹部还留有一道象钢笔一样长的疤痕,那时我差点把命搭上去,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我认为保您们吃点苦,受点罪也是应该的。最后还是邓小平他老人家才彻底解放了我们,王力、关锋、李广文同志同时也得到了解放。
   由于文革后期和文革结束初期,左倾势力和左倾思想还很厉害,您和余光前同志的问题迟迟得不的解决,我多次到省委书记白如冰家,找他和他的夫人祝敏同志,做他的工作,早早解放您,他一方面叫我捎信告诉您,不要叫余光前到处写信告省革委常委,他们都讨厌余光前同志到处告他们,一开省革委常委会讨论解放您们二人时,他们都不同意。如果不告他们,再做做他们的工作,事情就好办了,另一方面叫我找找省革委常委做做工作,这两方面的工作,我都做了。为保您和早早解放您,我四次去北京找谷牧同志及夫人牟锋同志,他们都认为您是个好干部,为保您和解放您做了不少工作,不久您得到解放,被派到东营中国石油大学做了党委书记,您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是您骂人的习惯没有改变。我和省里的老干部都认为要办好山东大学,非得将您要回山大当党委书记不可,我到张敬涛、宋一民副省长,白如冰书记、谷牧副总理家。都做过工作,千方百计将您要到山大当党委书记,78年您回山大任党委书记,我们认为您可以将山大搞好。万万没有想到您利用运动又整了一批人,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您将矛头第一个对准我。
   提起78年我气得很,77年我国恢复高考,张敬涛副省长叫我辅导他两个儿子的高中功课,同时还有陈忠梅司令员的女儿、省农业厅的艾处长的女儿,艾玲(现任团中央少工委书记,我一直和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将这四个人都集中在张副省长家辅导,我每次都辅导到晚12点,在他家吃饭睡觉,第二天早晨再回学校上班,这样辅导了二十多天,这四人进步很快,正在此时山东农大的刘师傅给我来了一封信,讲他的女儿刘彩云,在兖州山东拖拉机厂是个干部,各方面都很优秀,想考大学,叫我抽一周时间到兖州去辅导他女儿的功课,我接到信后,很为难,因抓“516”时,我在山农大被抓,刘师傅负责看守我,多方照顾我,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把为难之事给张敬涛副省长讲了,他想了很长时间给我出了个主意,因他在省政府负责重点工程,山东拖拉机厂归他管,叫我以他的名义给刘彩云发个电报,叫刘彩云请假到济南复习功课,我照办了,刘彩云来到济南,她住在陈忠梅司令员家与他女儿一起睡觉,晚上一起到张副省长家上辅导课,77年秋天的一天白天她到山大找我要复习材料,在整个复习期间她来学校仅找过我这一次,就被别有用心的人看见了,后来诬告我,有男女作风问题,我心想我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别人也只是瞎传,他们也没有任何证据,学校当时的领导,也没给我任何的警告或处分,我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是到了78年2月份,您刚到山大,因为有些事没按您的想法去做,您借此事开始打击我,因为我以张敬涛的名义发了个电报,因为有个女同志来找我,就将我定为诈骗流氓犯,先在学校非法关押我七个月,在这期间您多次派人诱骗我,让我承认此事,说承认了就没事了,在文革期间我为保您被关押过两次,现在又被您关押,我也被关押怕了,在你们逼供信的压力下,就违心的承认了,我原以为我承认了您就真的可以放我出去,可是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样。(其实刘彩云早就是香港一个爱国人士的未婚儿媳妇,我和她没有任何的越轨行为,这大大的损害了她的清白,刘彩云我已找到她,对于当年的那种局势,她早已理解了我,她现在可以为我作证)、。您马上据此走后门叫省公安厅在山大操场开大会,逮捕了我,我知道上了您的当,到看守所第一天我就实事求是的否认了此事,并写了申诉材料,我在看守所一年零两个月,他们就问了我一次,再不问我,也不管我,我申诉他们也不理我,78年12月份国家制定了刑法,将男女作风问题不列入刑法,只能教育不能打击,我本认为可以马上回学校教书,看守所的人早已打算把我送回学校,就算刑法没制定之前,我也不够抓捕的料,可您还不放过我,又走后门坚持把我送到王村教养所,在教养所每次开会,我都说我上了当,根本没有这回事,在学校逼供信的欺骗下,违心的承认了,害了我自己,也害了女方的清白,在教养所两年,教养所看了我的材料,我根本不够教养的条件,他们也同情我,但他们没有权利马上放我回学校,他们就安排我当了会计,单独给了一间办公室兼宿舍,又给我买了英语和日语书籍叫我学习,以便将来回学校好好工作,后来又找理由讲我表现好,提前叫我回学校,叫我回学校要求平反,受了这次迫害,我的精神曾一度崩溃,我给威海我最要好的同学写了一封信,他在我写的字里行间感觉我的精神出了问题,出于对我的关心,这封信他至今还保存着,你们凭什么?凭什么这样对待我?在这三年,我给我农村的父母失去了联系,他们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对我朝思暮想,我的老母亲盼我盼到望眼欲穿,每到过年白天就去村口的大路边等我,晚上只要大门一响,就以为是我回来了,到了大年三十我还没有回家,全家人的心都沉了下来,(写到这儿我的泪水已夺眶而出,这些都是后来我妹妹告诉我的)。
   我回学校您将我的宿舍给了别人,我没办法只好住招待所,李文昌因帮助您打击我有功,您将他提为保卫处副处长,我回学校不叫我回生物系工作,叫保卫处管我,还想进一步迫害我,后来在学校各方面的压力下,您才叫李文昌向我宣布,为我平反了,给我分配了宿舍,叫我回生物系任教。
   后来陈忠梅司令员给我讲,我被抓以后,您派人拿着省委组织部的介绍信,到他家调查什么刘彩云的材料,并且还胡闹,他是一个老红军,1955年他与李水清、张铚秀三人都授了少将军衔,毛主席同时接见他们三个青年将军,这个照片他还给了我一张,他没想到因为这点事您竟派人到他家胡闹,他真想到山大找您打一仗,后来一想为了我,他还是忍了这口气。
   1981年我的同学都从助教升为讲师,因为您整我 ,前后三年使我失去了教学的机会,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吴富恒校长、王祖农副校长,都为我着急给我按排了教学任务、科研任务、和我学外语的任务,吴校长为了表示支持我,专门按排他外甥女从北京军区总医院到山大听我的课,王祖农副校长专门拿出时间修改我写的教科书,教研室给我一个人安排了三个教师的教学任务,目的只有一个,争分夺秒提高我的教学科研能力,早早给我提升讲师创造条件,我也很争气,我写了二本高水平的教科书,还写了实验课讲义,主讲一门课,带两个班实验课,辅助讲另一个专业课,参加科研课题,还干实验员的活,到外文系旁听英语和法语自学日语,我整天忙来忙去,哪有心事干别的事,您可好只因为我救了一个自杀的女青年,您又怀疑我有作风问题,安排李文昌在晚上8:30闯入我宿舍,捉什么奸,李文昌采取打骂的手段,逼女青年葛嫚承认有男女作风问题,但我坚决否认此事,你们仅凭逼供信得来的一面证词,第二天就不让我讲课,也不让我带实验课,粗暴的剥夺了我的工作权利,把我凉在那里十几天不管不问,使我升讲师的努力成为泡影,我十分苦恼,正在此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给我一个邀请函,叫我到上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生物系都同情我,我到党总支请假,他们同意我去了,会议结束后就放寒假了,我从上海直接到烟台海军四0七医院我爱人处休假了
   您现在说我被人抓住了,我害羞,我跑了,学校找不到我,我自愿离职了,学校没有开除我,我被人抓到了,抓我什么了?这是李文昌早有预谋的,他们知道葛嫚没赶上公交车,又回来了,早就派人跟踪,我当时回到宿舍,见到葛嫚没走还大吃一惊,她告诉我没有车了,因为是冬天,只能回来,她还说有两个人在鬼鬼祟祟地跟着她,我以为在学校不会出什么事,就只好让她在我宿舍住一晚,我去实验室睡,正此时李文昌带两个人闯了进来,这就抓到了我在通奸?真是岂有此理,你们除了李文昌的人说抓了我正着,还有别的证据吗 ?(相反我到有证据说有人在1号楼在打一个女的,还听到了哭声,本来我想找葛嫚为我做证,可是葛嫚这个名字在公安户籍网上查找已没有和她年龄相对应的人,我在济南多方托人打听也没有其任何下落),我出事之后对她有点怨恨和她没有任何联系,有人说,她可能又自杀了,这全是李文昌造的孽,其实没有葛嫚这个人,你们千方百计的想害我,也会找别的理由。
   李文昌随便闯入我的宿舍,侵犯了我的公民权、人权,更可恶的是,剥夺我的工作权利,他有什么权利这样做,他讲是您的指示,你们将我所在的教研室党支部,生物系党总支,放在什么位置,没有组织原则,由一个保卫处副处长整来整去,李文昌打电话给烟台海军四0七医院的领导,叫她通知我爱人,告诉我因作风问题,被山大开处了,永远不让我回山大,还在新老校各贴一份开除我的公告,公告上讲我因男女作风问题,屡教不改,开除我的党籍公职,我怎么屡教不改了?你们没有任何证据就胡编乱造,是的因为我和爱人两地分居,你们很容易栽脏,你们非法关押我三年到没有任何的错误?我的道德、人品、和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在男女之间我也不是随便之人,有很多人可以证明的。再说您知不知道国家有明文规定,要开除一个大学教师的公职,除非这个教师犯了罪,受到刑法制裁,由法院判刑,并且立即执行的,学校才有权开除这个教师的公职,连缓刑的都不能开除,我有什么罪,法院判我的刑了吗?而您叫李文昌开除我的公职,此后李文昌胆子越来越大,要想从山大迁出我的户口,必须经有关单位同意接收我的户口,我本人同意,当地公安机关给了我准迁证才能迁出户口,海军四0七医院是个军事单位,他们怎么能接受我这个地方人员的户口,国家明文规定就是犯人服刑时,及刑满释放,是城市户口的还是城市户口,以前在哪儿还是在哪儿,没有本人同意不能随便迁移,李文昌胆大妄为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强迁户口,致使我户口丢失,我多次派人到洪家楼派出所查我的户口底挡,也没查到,我怀疑李文昌做贼心虚,将我的户口底档给毁了,不是他还有谁能毁我的户口档案,李文昌将78年和82年整我的材料装在我的档案里,档案里明明写着82年山东大学开除我的党籍公职,您怎么说我是自愿离职呢?李文昌78年整我有功,您提拔当了副处长,82年整我有功您提拔他为处长,我到山大拿我的东西,李文昌不让,您还不信,说山大那么大,李文昌能看得了我吗?从哪里还不能回我宿舍,我进山大必走校门,校门传达室是保卫处李文昌管的,他早就布置好了,我一进校门传达室必须向他汇报,我每次回山大还没有走到宿舍,李文昌就带两个人将我打走,还有两次我刚进校门,就被李文昌档下,因为教师、学生下课人多李文昌没敢打我,我与他讲理,很多教师也讲李文昌不对,他就勾结派出所个别民警,将我抓到派出所,关了我一天,我讲我回宿舍拿我的东西,民警讲,李处长讲了,你的东西没收了,以后再不准许回山大,去一次抓一次,从此我没敢再回山大,我在山大所有的私人财物至今也不知哪里去了。
   我们家庭虽然没有您牟平老家富有,但我们家历代也是书香门第,我祖辈也有人是贡生,我堂叔王炳新在文登乡师与谷牧同志是同班同学,是一个地下党支部,谷牧是书记,王炳新是组织委员,后在牟平雷神庙牺牲,我们家还是一个革命家庭,我爷爷、奶奶为了掩护共产党八路军,被日本鬼子杀害,我大叔在朝鲜牺牲,我小叔也是军人,在解放战争中受了重伤,我父亲35年入党,那时我们家的亲属有十六人参加了八路军,解放军,每家都有老人,就叫我父亲留在家,照顾各家的老人,我父亲一直是农村的基层干部,老人先后得过全国支前模范,和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我母亲是个老中医,为周围群众治病从不收钱,我父母在我们村和我们周围十几个村威信很高,文革期间我说您和余光前同志是个好干部,都支持保您们,因保您我吃尽了苦头,老人都无怨言,还鼓励我,可我保了您们,救了您们,您们上台了,有权了,反过头忘死里整我,两个老人都不理解了,82年我出事,83年一向身体很健康的父母因思虑,挂念我,只有六十多岁,便双双离世,因我居无定所,弟、妹找不到我,父母想见我最后一面都未能如愿,我妻子家是世代军人出身,我被迫害后,我妻子顶不住压力,被迫与我离婚,我两个孩子也未得到良好的教育,我和弟弟,妹妹年龄相差较大,那时他们还未成家,因为我也连累了他们。
   84年我在烟台一家公司任副总经理,我公司有一个白云出租车公司,每个小车都有电台,行动很方便,李成茂同志找到我讲,吴富恒、王祖农校长到烟台开会,在华侨宾馆,没有带车,行动不方便,每个人向我要一台车用,我给他们每个人派了一辆小车,这期间我请他们吃了两次饭,谈到您对我的处理时,他们二人讲您上别人的当了,有人讲我到处讲您的坏话,您疯了,下决心整死我,我什么时候讲您的坏话了,我是乱讲别人坏话的人吗?我对您那么忠心,拼死保您,您怎么就不相信我,而相信了别有用心的人呢?问题也许不在这儿。他们说,您很霸道,谁为我讲情,您就骂谁,他们都不敢保我。
   84年、85年我两次到白如冰书记家,82年曾两次到省公安厅长郭宏义家,他们二人都说您为整我,都找过他们,他们都上了您的当,他们都不理解,您为什么往死里整我,我如今也百思不解,究竟为什么,这只有您知道。您曾经告诉我,藤景禄整您时,讲给您整五麻袋材料,有影无影都写成材料,以后想平反都难,您会不会学藤景禄的手法,给我整了很多黑材料放在档案里?再者我不明白,您整了我以后,又整了马长义,刘俊昭、李福太,程绍臣等人,这些人可都救过您和余光前的命啊,据马长义讲,您叫他整陈志安的材料,他不整,您就整他,算他有福,您不久就离休,陈志安当了党委书记,他就成了山大副校长,刘俊昭同志心情不好,得了胃癌,今年11月份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李福太同志因白血病于2006年在威海去世,马长义同志得了胃癌,还有心脏病,心情也不好,程绍臣同志身体多种病,生活困难,回他老家平度市他和我一样,老了还得工作,养家糊口,您静下心来想想该不该对待这些老同志? 您害我以后,我保过的那些老同志都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84年山东一些老同志成了一个公司,叫“中国黄海实业总公司”谷牧为董事长,苏毅然为副董事长,曲琦同志为总经理,张毅同志和扈国华同志专门到烟台找我,叫我到这个公司任副总经理,我不爱去,他们讲这些老同志都想我,也想帮助我 ,我在这个公司干了一年多,干的不错,后来中央整顿官办公司,说中国黄海实业公司也是个官办公司,就停办了。后来矫枫同志给我写了信,叫我到北京找习仲勋的老秘书,张志功同志,张秘书很帮忙,推荐我认识了很多朋友,其中也包括很多领导同志,多次去过中南海,后来在一个领导同志的帮助下,我到了宋庆龄基金会工作,作为中层干部,我工作也很努力,也干出不少成绩,终因您给我头上压了两座大山,一是把我户口搞没了,我没有身份证,二是您给我戴上被开除公职的帽子,尤其是第一个大山,我没有身份证是个黑人,出门坐飞机、住宾馆不方便,每次出差都是张秘书叫中央警卫团送我上飞机,住宾馆都是事先请当地的领导给预定,回北京坐飞机还得请当地领导,送我上飞机,为了办户口我到洪家楼派出所去查但查不到底根,没法办,因为经常出差,坐飞机住宾馆这么麻烦,作为有户口的人根本不是问题,而我却被限制住了,只能辞去这份工作。后来中国中医研究院(现在的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多位朋友、老同学叫我到那里工作,学习,我就去了那里,在那里苦学苦研,加上我在生物学上有比较扎实的基础,后来我成了教授、研究员、名中医,还是因为我没有户口,我不能在编,只能是客座教授、研究员。1994年因我老家威海市需要,我回到了威海,专门看疑难病症,他们认为我看病的水平高,威海市领导基本上都找我看病,还有省里的一些厅局长也来看病,全国各地的都有,还有很多国外的,由于我干出成绩威海市老干部成立了一个“威海市华夏文化促进会”聘请我当名誉会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聘请我为名誉教授,他们都问我有什么困难帮我解决,我都说没有,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有了困难不爱求别人,别人有困难我拼命帮助办。
   我毕竟72岁了,说不定哪天就离开人世,我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儿,到死没有户口,以后会给她留下难题,今年七月份威海市中级法院的老院长知道了我的事情,积极找公安局的几个老局长,他们几个人一起想办法,9月1日才在我老家威海市落了户,办了身份证,十月份山大威海分校的几个老干部,老教授,到我家找我看病,他们提出应该为我平反,以后又联系山大中心校区的老干部,老教授、以及生命科学院的老教授,以及全国各地的老红旗战士,都一呼百应支持我平反,他们都希望您能站出来,为我说句公道话,叫现任领导为我平反。
   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您,山大红旗绝对不是一个派性组织,而是山大一批精英,为真理而斗争,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会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去了几个地方感觉到了,89年我去了德州、滨州、东营等地,那些老红旗战士,有的当了市委书记,有的当了市长,局长、县长、都集中在一起高高兴兴的招待我,并多次轮流招待我,大家都谈到您,认为您是好人,我们保对了,但您也有错误,后来整我们,整好人,对您应四六分,您四分错误,六分成绩,毛泽东整邓小平等人,邓小平还说对毛泽东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毛泽东他老人家多伟大,他还有三分错误,给您定四六分开,这是大家的评价。1990年我上潍坊出差,老红旗战士李惠信市长,召集在潍坊部分山大学生开招待会,其中也请了刘全复同志参加,李市长在招待会上也给您定了四六分的调子,刘全复会后,多次到宾馆看我,他讲听藤景禄那些人的后代,将孙定为六四开,六分错误,四分成绩,基本是坏人,将来按这个想法写小说,我给刘全复多次做工作,他最后也同意我的看法,李惠信市长有一个好儿子,那就是省委宣传部长李群,可惜李市长2001年因车祸去世。
   我和谷牧同志,李广文同志,王路宾同志在北京多次谈到您,您是山东党内斗争的牺牲品,您56年在青岛就是老九级干部,副省级,以后那么多年老挨整,一直还是老九级副省级,如果按您的能力和人品,发展好的话,国务院副总理没问题,甘肃省委副书记,李友久也这样认为,在北京他是您的老部下,解放后他到处找您找不到,想不到您改了名叫孙汉卿,在山东老挨整,影响了您的发展,还好您现在97岁高龄,脑子还那么清醒,身体还那么好,这与您坚强的意志和豁达的心胸分不开的,按中医的阴阳八卦推算,您起码还有十年的阳寿,张毅同志也94岁了,但他的身体没有您好,住在省立医院,可惜矫枫同志那么一个好人,86岁就走了。
   这三十多年我第一次对您说心里话,好像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反正您是领导,是长辈,对的您接受,不对的您批评,我是实话实说,我一吐为快,千万别气着您,再一次祝您长命百岁,英明留青史,世世代代传下去。
   我希望您给山大现任领导写一封信或者说一说,请他们重新审查我的案子,将我的档案材料拿出来看一看,再找有关人员调查一下,该不该平反,处理错了,就应该平反,对于您来讲,就是一句话的事,做了这件好事,您会再增阳寿,是会受到山大全体老干部、老教师的好评,会得到全国关心这件事的老红旗战士及后代的拥护,也为您的后代子孙争取更多的好朋友,做了这件事,对您有百利而无一害。

   此致 王坤泰

http://bbs.tianya.cn/post-law-273099-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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