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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长青: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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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苗长青

  遭到批斗和关押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湖南,大中学校陆续宣布停课开展“文化大革命”,大中学校学生率先起来造所谓“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等宣传单位,展开了对湖南大学副校长魏东明、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林增平等人的批判。
  随后,运动迅速向全社会扩展,各单位掀起揪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的狂潮,一大批有才学、有成就、有影响的科学家、教授、作家、艺术家、编辑、记者等受到批斗。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所谓“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
  8月12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二届十三次会议,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书记处书记华国锋传达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听了传达后,特别是听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与会者忧心忡忡,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是不是也要被“炮打”。
  此后,局势更加混乱,运动矛头的重点转到“炮轰”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街游行、冲击党政机关、召开批斗大会等现象不断发生。9月9日至12日,长沙部分高校和厂矿的造反派在东风广场连续举行群众大会,王延春被抓去作检讨。
  中央决定把湖南省委原第一书记、时任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张平化,重新调回湖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回到长沙后的第二天,到湖南大学出席一个群众大会,他主动作了自我批评,但一讲完话,就遭到批斗,他的脖子上被挂上一块黑牌子,站在主席台上,低头弯腰。
  对于这种混乱局面,华国锋很忧虑。他气愤地说:“这哪里是革命?是人身诬蔑!”他心里难过得很,几天睡不好觉。他说:“这些造反派,谁在第一线工作,他们就攻击谁。张平化没有回来之前,他们主要攻击王延春。张平化回来了,他们就攻击张平化。而中央文革这些人还认为乱得不够。”
  此后,湖南省更多的领导受到批斗,各级党政机关陷入瘫痪状态。
  11月中旬,华国锋忧劳交加,得了心脏病,住进了一所部队医院。当时,中央规定,部队不准介入地方的运动,所以,部队医院还算平静。可是,在医院住了二十来天,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就发表讲话,说不准地方领导干部躲到军队里去,要他们去见群众。谁都知道,见群众就是挨斗、挨批,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华国锋不愿牵连别人,就从医院出来,去了湘潭韶山灌区管理局。
  造反派找不到华国锋,就将他的夫人韩芝俊拉出来游斗。华国锋只好重新回到长沙来。
  华国锋回到长沙后,便过上了挨批挨斗的生活。他每天提个书包,里面装着牙刷、牙膏、毛巾和换洗的衣服,到处接受批斗,作检查。
  1967年1月以后,群众组织逐步分裂为对立的两派,斗争十分激烈,许多厂矿因此停产,严重影响了生产和人民生活。
  5月,一派群众组织逼迫华国锋“亮相”表态,站在他们一边。华国锋表示不“亮相”。5月9日,他与湖南省委农工部部长万达合写了一张大字报,呼吁两派群众要团结不要相斗。
  这下惹火了“工联”“永向东”一派群众组织,他们认为,这是华国锋把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强加在他们革命造反派头上,加到支持革命造反的革命干部头上。所以,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工联”就把华国锋和万达抓了起来,并在湖南省体育馆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判。还让他俩穿着单裤子,跪在地板上。批判会后,又把他俩秘密押送到长沙电器制造厂,关押起来。造反派怕军区知道,之后在四五十天时间里转移了六七个地方。其间,在他们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又几次批斗华国锋。
  一次,华国锋被关进一座锅炉房里,看锅炉的老师傅说:“华书记,看你头发长,批斗时容易被抓头发,给你理个发吧。”华国锋很感激。这位老师傅便给华国锋理了个小平头,第二天接受批斗时,造反派就无法抓他的头发了,华国锋便少受了一些皮肉之苦。

  周恩来电话要人

  1967年夏,许多地市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三湘大地一片刀光剑影,陷入“全面内战”之中。
  为了制止武斗,实现安定团结局面,6月,中央决定将湖南省军区领导、两派群众组织的领导、革命干部代表召到北京开会,筹备成立“三结合”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周恩来给湖南省军区打电话,要华国锋作为革命干部代表去北京开会。周恩来先后打了两次电话,但省军区没有找到华国锋。6月14日凌晨3时,周恩来第三次拿起电话,直接找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詹才芳,命令他一定要找到华国锋,限期送到北京来。口气严厉,不容置疑。几经周折,广州军区终于找到华国锋,把他解救了出来。
  周恩来并不认识华国锋。新中国成立后,华国锋一直在湖南工作。周恩来很少去湖南,1966年前华国锋只是到北京参加会议时听过周恩来的报告,并没有个别接触。所以,周恩来三次打电话,应是奉毛泽东之命。毛泽东一定要华国锋参加会议,是准备让他参加省革委会领导班子。
  6月21日,华国锋从长沙乘机赴京。临上飞机前,“工联”要华国锋表态,支持“工联”。华国锋说,我被关押几十天,对外界情况不清楚,“不能表态”。一个姓黄的“工联”常委越俎代庖,起草了一份声明,意思是支持“工联”,盗用华国锋的名义发表了。
 7月,中央解决湖南问题的会议召开。湖南省军区领导、地方干部代表和两派群众组织的领导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以正式文件通知湖南在京开会的两派代表,要他们就“不游行,不打架,不抓人,不阻碍交通,不夺枪开炮,不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等事项达成协议,签字后用电话通知各自的群众组织,保证切实执行。
  鉴于湖南省军区已介入派性斗争,8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解放军第四十七军进驻长沙,并开始领导湖南全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正式宣布由第四十七军主持湖南全省“文化大革命”,决定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任命第四十七军军长黎原为组长,华国锋和中共湖南省委候补书记章伯森为副组长,强调要“坚决制止武斗,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和工人、学生下乡搞打、砸、抢、抄、抓等活动”,“不管哪一派,今后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的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
  8月19日,湖南赴京开会的代表大部分返回长沙。
  进入湖南省革委会,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在赴京代表回到长沙前后,湖南的武斗事件仍在不时发生。从1967年7月至8月下旬,邵阳军分区、武装部等单位的武器先后被抢,包括各种枪支818支,迫击炮27门,手榴弹1.2万多枚,子弹约2500万发。赴京开会的代表回到长沙的第二天,长沙城内便发生了持续三天的大规模武斗事件,死亡24人,伤多人,湘绣大楼被烧毁。9月4日,邵阳发生武斗,伤亡数人。
  在武斗的枪炮声中,9月5日,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简称“省革筹”)宣布成立,组长黎原,副组长华国锋、章伯森。在筹备小组成立后所发《公告》中宣告:自即日起,湖南省党、政、财、文一切权力,统归省革筹。作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将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湖南省革筹成立之后,积极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稳定社会秩序,全省武斗逐渐平息。
  10月14日,湖南省革筹成立生产指挥部,领导全省的工农业生产,努力扭转连年下滑的经济形势。华国锋因为熟悉经济工作,被任命为指挥部领导小组组长。
  1968年4月8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黎原任主任,龙书金任第一副主任,华国锋、杨大易、章伯森、刘顺文、胡勇、叶卫东任副主任。
  1970年4月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相当于省委)成立,黎原任组长,华国锋、卜占亚、杨大易任副组长。
  在这前后,毛泽东几次接见华国锋等人。
  1967年9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华北、华东、华中等地视察。9月18日,毛泽东的专列到达湖南省会长沙,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了湖南省革筹的情况汇报。翌日上午10时,毛泽东接见了湖南省革筹的负责人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人,并发表重要谈话。他指出:各地革命群众组织要实现大联合。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各派要相互少讲别人的缺点,别人的缺点、错误让自己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
  毛泽东还说:绝大部分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是极少数;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要武斗、打人、伤人,要扩大教育面,解放干部。
  毛泽东还向华国锋等人回忆了自己1917年步行千里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的情况,并感慨地说:那时的山路很难走呀!毛泽东的记忆力很好,对当时的许多人和事都记得很清楚。
  1969年6月,毛泽东再次回湖南视察。6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黎原、华国锋,听取了湖南工作的汇报,并发表谈话,指出:一个单位分成两派已经三年了,要联合起来,要教育团结多数,大多数人是好的,干部解放后,可以调换一个地方工作;即使对敌人也要区别对待,抓人多了不好处理。
  毛泽东还提出湖南应10年建成工业省。当他了解到湖南煤炭生产有较快发展后,兴奋地说:要扭转北煤南运局面,发展湖南的煤炭工业。
  当听说湖南澧水一带发现大盐矿,湖南省委已决定建设湘澧盐矿后,毛泽东十分高兴,连声称赞说:好!好!好!
  这年的11月,毛泽东再次来湖南视察。11月12日,毛泽东听取了黎原和华国锋的汇报。毛泽东对湖南形势的发展表示满意,指出:前年来时还是急风暴雨,现在看来形势很好,以后可能还会出点什么事,但大局不会有变化了。他说:党的九大以后,要抓革命,促生产,“湖广熟,天下足”,中南各省要抓好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推动湖南“农业学大寨”运动

  华国锋在被任命为湖南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领导小组组长后,利用武斗逐渐平息的有利形势,按照毛泽东几次谈话的精神,致力于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首先是农业生产。
  1968年2月29日,春耕在即,在华国锋的积极推动下,省革筹、第四十七军、省军区联合发出《关于掀起春耕生产高潮的紧急动员令》,要求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级生产领导班子,并规定农村生产队一般不许夺权,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到生产第一线去领导生产,组织生产。这一文件下发后,对稳定农村形势和及时组织春耕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常德县蔡家岗公社党委书记刘春樵,在旧社会要过5年饭,做过18年长工,是个苦大仇深的人。解放后,他当上了干部,总想多给群众办点事,于是,他总是向上级领导强调他们这个地方有多么困难,条件多么差,向上级要钱、要粮、要干部,大家称他是“三要”干部。后来,他到大寨参观,看到大寨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大干苦干,使大寨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在遭受特大自然灾害时都能做到“三不要三不少”,深受教育。回来后,他就带领全公社的干部、社员大干起来,仅用两三年时间,就使这个公社的山山水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粮食产量、集体经济收入成倍增长,由年年吃国家返销粮变为年年卖给国家大量余粮。武斗期间,他从不参加武斗。一次,一个所谓“文攻武卫”指挥部打来电话,要他带领500民兵参加武斗,他斩钉截铁地说:“要我解放台湾可以,马上就去;要我参加武斗,死也不干!”后来,他“靠边站”了,便带着背包,下到水利条件很差的芭蕉堰大队,带领该大队干部群众苦干了一个冬春,修了一座水库,使1000多亩农田摆脱了干旱的威胁。
  华国锋听说这个先进典型后,于1968年4月亲自来视察。后来,又在湖南全省各种会议上广泛宣传,号召全省干部向刘春樵学习。在一次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说,在农村,我们要培养一大批刘春樵式的干部,成千上万,甚至几万。有了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又团结一大批搞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我们的事业很快就会兴旺起来。
  当时,一些地方不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政策,超越阶段搞“土政策”,没收党的政策许可的社员的自留地,不看客观条件盲目地合并社队,把政策规定的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也当作资本主义批判。针对这种情况,华国锋主持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稿),于1969年9月17日以湖南省革委会名义下发,纠正了这一倾向。
  为了把农业搞上去,华国锋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领导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从1968年冬到1969年初,先后组织全省各地4万多名农村干部前往山西大寨参观学习。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华国锋发现并树立了两个先进典型,即湘南丘陵地区的新田县、湘北洞庭湖区的安乡县。新田县自然条件差,安乡县的自然条件较好,这两个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大干苦干,粮食产量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华国锋认为,这两个典型很有代表性,很有说服力,便向全省发出“学新田,学安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极大地推动了全省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和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在一次听取汇报后高兴地说:你们南有新田,北有安乡,路子走对了,各地要搞自己的大寨。毛泽东还说:大寨好,好就好在自力更生。不要去那么多人到大寨参观,人去多了成灾,你们自己搞自己的“大寨”嘛!
  继新田、安乡两个县级先进典型之后,华国锋还发现和树立了龙山县洛塔公社和邵东县野鸡坪大队两个基层典型。他主持起草了全省学洛塔、学野鸡坪的决定,并召开湖南全省“农业学大寨”现场会,推广洛塔和野鸡坪的经验。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湖南省革委会农村办公室撰写的一篇文章曾指出:
  当年全省有120多万人去洛塔、野鸡坪参观学习。大家看了洛塔、野鸡坪的自然条件,再看那里的干部、群众改天换地的英雄事迹,都深受鼓舞和教育。过去一些怕困难的同志都找到了自己思想上的差距。他们说:“社会主义等不来,靠不来,要用自己的双手创出来。”“要想山河变,就得流大汗。”全省一个学洛塔、学野鸡坪的群众运动迅速掀起,洛塔、野鸡坪式的社队越来越多。野鸡坪大队所在的邵东县,是一个石头多、水源缺、土质差、产量低的地方。1970年以来,认真推广野鸡坪大队的经验,向荒山乱石进军,新开田土五万二千多亩,改坡土和开荒建园九万五千多亩,同时,大搞水利建设,使旱涝保收的土地面积达80%以上,粮食产量持续上升,1973年亩产过千斤。桃源县原来是个“山多和尚头,田多望丰收,怕旱又怕涝,年年为水愁”的地方。1970年以来,以新田、安乡、洛塔、野鸡坪为榜样,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全面规划农、林、牧、副、渔,综合治理山、水、田、林、路,大干六年,面貌大变,实现了每人一亩旱涝保收农田,粮食产量连续三年跨“纲要”。
  在“文革”初期,湖南省许多企业因为武斗停产。华国锋在组织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同时,还抓了湖南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在当时整个经济还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华国锋就十分重视环境保护问题,积极治理工业“三废”,造福人民。

  主持修建欧阳海灌区,毛泽东给华国锋讲了有关舂陵水的典故

  在湖南省桂阳县舂陵水上,巍然耸立着一座大型深孔溢流双曲薄拱坝。坝后,一汪平湖,映着山影林海;坝前,两条水渠穿山越岭,向东西两个方向奔腾而去,绵延1900多公里,分支90余条,流经耒阳、衡南、常宁、衡阳等市县,灌溉着湘南72万亩农田。这就是著名的欧阳海灌区。该灌区是一个以灌溉为主,同时在防洪、发电、航运等方面发挥综合效益的大型水利工程。因为该灌区的枢纽大坝位于著名舍己救人英雄欧阳海的故乡桂阳县境内,因此被命名为欧阳海灌区。
  欧阳海灌区是继韶山灌区之后,华国锋主持兴建的又一大型水利工程。
  欧阳海灌区的水源是舂陵水,一次毛泽东来湖南视察,对华国锋讲了有关舂陵水的典故。他说:在古代,有一位舂陵侯,做过一些好事,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条河取名为舂陵水。可见,做好事的人,是受人们尊敬的。毛泽东给华国锋讲这一典故,是勉励他要多做兴修欧阳海灌区这样的好事。
  1966年11月6日,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委作出兴建欧阳海灌区的重大决定,并任命华国锋为工程总指挥部党委书记兼总指挥。
  在这之前几个月,勘测、设计、论证等工作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华国锋曾亲自考察枢纽大坝坝址。
  9月的一天,有关部门开会审议工程方案。华国锋当时正在生病,仍坚持参加会议。同志们看他行动不便,把图纸摆到他座椅前面的地板上让他看,他看不清,便从座椅上移坐到地板上看。后来,他索性伏在图纸上,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查看,与人一条一条地议,直至把图纸看完。
  1966年10月,欧阳海灌区工程试开工,拉开了该灌区工程建设的序幕。
  关于枢纽大坝的坝型,开始设想过几种方案:一种是大头坝,一种是重力坝,一种是双曲薄拱坝。第三种方案,技术先进,经济节省,但当时国内还没有建过这种坝。国外有少数几个,但规模都不大,工程技术人员想搞,但没有把握。
  华国锋主张大胆采用高新技术,支持第三种方案,最后建成了一座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第一座大型深孔溢流双曲薄拱坝,为国家节省投资300多万元、水泥1万吨、劳动工日50万个。
  在施工过程中,围绕着大坝高程,也有过一场持续很久的争论。当时,一种意见是坚持按原方案建设,按130米建坝,理由是有利于灌溉、发电,符合群众愿望。另一种意见是缩小工程的规模,按125.5米以下建坝,并且将灌溉常宁县十几万亩农田的左干渠砍掉,理由是:可以减少淹没,减少移民;常宁干渠造价高,受益小。
  在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时,华国锋表示,要注意从群众的利益和情绪出发,最好不修改方案。要充分利用水利资源,损失要小,效益要大。常宁靠近枢纽大坝,近田不灌没有道理。1968年7月下旬,华国锋主持召开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会议,广泛听取了各方面意见及其争论,最后作了总结性讲话,指出:按130米建坝,近期按125.5米蓄水运行,按125.5米移民。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后,再根据需要逐步提高其蓄水位,并组织移民。
  华国锋的这一意见,既考虑了长远发展,又考虑了当时情况,为大家所接受。从此,长期以来的争论平息了,各方面都心情舒畅。
  根据兴建韶山灌区的经验,华国锋提出,在灌区水渠沿线,要修建码头和跨渠桥。这样,仅灌区四大干渠沿线,就修建码头、跨渠桥等附属建筑物2800多处,深受群众欢迎。
  1970年夏,欧阳海灌区基本建成。
  8月1日,灌区通水庆祝大会在枢纽工地举行。华国锋发表了讲话,并为启闸放水剪彩。
  随着闸门的开启,滚滚舂陵水,顺着人工开凿的隧洞,从山那边的水库内流过这边洞口,沿着宽阔的渠道流向远方,热烈的掌声、雷鸣般的欢呼声四起,震撼山谷,经久不息。

  扩建韶山毛泽东纪念地,毛泽东派人看后表示满意

  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毛泽东的故乡,这里有毛泽东旧居,毛泽东家的几位烈士都在这里出生、长大,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
  解放初,华国锋任湘潭县委书记,曾参观过毛泽东旧居。当时,经过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破坏,毛泽东旧居已十分破败,华国锋十分难过。为了让人们参观和学习,在华国锋主持下,当地政府对旧居进行了简单的修缮。1961年3月,毛泽东旧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后来,由于前往参观的人越来越多,在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建议下,在距毛泽东旧居约0.5公里的引凤山下又修建了“毛泽东同志革命实践活动陈列馆”。在华国锋的主持下,该馆于1964年7月1日奠基开工,仅用了100天的时间就落成了,创造了一个奇迹。开馆后,收集到了毛泽东弟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的照片。华国锋马上将照片亲自送到北京,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仔细地作了辨认,认为很可靠。他还询问了照片的来历。毛泽东很高兴,在照片的背后写了两句话:原件退还,洗一套送我。毛泽东还指示华国锋,给总理看一看。华国锋回到湖南后,对陈列馆馆长马玉卿说:“这是无价之宝,你们赶快将照片洗出来,送一套给毛主席。”不久,华国锋带着洗出来的照片再上北京,将照片亲自交给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蜂拥到韶山参观。1967年12月26日,从长沙到韶山的铁路开通,到韶山更方便了。随着参观者的大量拥来,韶山旧居和陈列馆日益显得狭小。湖南省革委会成立后,1969年决定扩建韶山革命纪念地,曾担任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负责这项工作。
  韶山“毛泽东同志革命实践活动陈列馆”曾写过一篇文章,回顾这件事。文章写道:
  1969年,韶山革命纪念地开始扩建,首先遇到的就是保持韶山冲内特别是毛泽东旧居附近原貌的问题。在研究建筑方案的时候,华国锋同志及时教育我们:韶山是革命纪念地,陈列馆绝不能搞高、大、洋,搞高楼大厦、富丽堂皇。建设韶山革命纪念地,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光辉诗篇《七律·到韶山》中的“喜看稻菽千重浪”的精神,保护韶山革命原貌,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时,注意节约的原则。为了最后确定扩建方案,1969年春,华国锋同志亲自来到韶山。他不顾旅途疲劳,一下车就找韶山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听取他们的汇报。随后,徒步登上陈列馆后面的山头勘察地形。当时,有人提出,这个山窝面积小,扩建可能有困难。华国锋同志先用脚一步一步大体计算了山窝的面积,接着又亲自用皮尺仔细作了丈量,终于用事实说服了大家,说明扩建的施工面积完全够用。临走时,他还再三强调,韶山的一草一木,都要注意保护,并指着山上树木叮嘱说:这东边的树要保留,西边的树也要保留,几棵大松树尤其不能动。后来,我们执行了华国锋同志制定的方案,群众反映很好,都说,幸亏华国锋同志及时指导,才使我们在陈列馆的建设上,体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意愿,保留了韶山的革命原貌。
  韶山陈列馆扩建完成,陈列品也布置好后,毛泽东派人来看,表示满意。一些外国朋友也赞不绝口地说:韶山革命圣地的建设,搞得好,朴素大方。

党史博览 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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