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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应泰:毛泽东究竟何时提出“刘邓可以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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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究竟何时提出“刘邓可以分开”

窦应泰


  阅读《党史博览》2014年第9期,见有《毛泽东何时提出“刘邓可以分开”》。该文原是对笔者2014年2月发表的《“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所提的批评。该文问道:“毛泽东提出‘刘邓可以分开’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为什么不可思议?”从该文所述,方知该文作者近年才见到毛泽东“文革”中的上述指示。因《毛泽东年谱(1949—1976)》是2013年12月才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而拙文引证的则是十年前出版的历史文献,两者其实并不矛盾。至于该文称早在1967年10月9日就见到的毛泽东批示,它与4个月前毛泽东对汪东兴的指示全然不同。请注意,笔者记述的是“首次提出”,至于说10月9日毛泽东删除邓小平名字的批示,时间滞后了数月,这还能算首次吗?

  邓小平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仍分管一线工作没有史实依据

  笔者认为,毛泽东1967年5月提出“刘邓可以分开”,其意在将来处理刘少奇、邓小平问题时可分别轻重,而非从那时起即可薄刘而厚邓。不然,毛泽东就不会支持全国范围内掀起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运动,也不会拖至1973年3月才解放邓小平。该文用大量篇幅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在中央再没有做过任何工作”,“在这点上,邓小平和刘少奇是不同的”等。该文还说,十一中全会后“邓小平还分管中央调查部、中央联络部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专案审查委员会”,言之凿凿地说“这就是把‘刘邓分开’的一个具体表现”。

  事实真像该文所说的那样吗?莫非毛泽东1966年8月就决定把“刘邓分开”了吗?众所周知,“文革”伊始,国宾寥寥。毛泽东难道会下令禁止刘少奇接见外宾,却允许邓小平出来会见外宾?难道毛泽东不准刘少奇去“分管任何具体工作”,却让邓小平分管中央调查部和中央联络部,甚至在当年8月以后,还允许邓小平继续领导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现有大量史实表明,1966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排名发生改变后,他和刘少奇同样陷入了不能工作的状态。

  据邓小平女儿邓榕回忆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原来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此次会议后,实际上退出了中央的领导工作”。邓榕称:“此时,父亲和刘少奇一样,已完全不参加工作和任何会议,只是整日在家看一些送来的文件。当然,这些文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内容上来说,都已不能和往日相比。”邓榕又说:“毛泽东批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但到了这时,他还没有下决心将刘少奇和邓小平,像彭、罗、陆、杨一样彻底地打倒。”
  在谈到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态度及邓小平是否领导某部的工作时,邓榕十分明确地表示,“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决定,由林彪主持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继续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会后,父亲被迫停止了工作。他将一部分原来由他分管的中联部、中调部等工作交代给康生,说:‘我的工作交给你,我不能工作了。’”

  由此可见,该文所谓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因毛泽东想把“刘邓分开”,从而让邓小平还分管中央调查部和中央联络部,甚至还领导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等说法,显然是没有史实依据的。

  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谈话及中南海批斗,与何时提出“刘邓可以分开”没有关系

  该文一面说“从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67年5月,毛泽东与刘少奇有过这样一次谈话吗?没有,完全没有”,否认毛泽东“文革”中与刘少奇有任何接触,一面又不得不承认1967年1月13日夜,毛泽东曾请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过一次”。而且,该文弄错了毛泽东和邓小平谈话系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谈话之后(1967年5月后),因而用毛泽东与刘少奇“有过这样一次谈话吗”进行比较是毫无道理的。

  至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究竟谈了些什么,除刘少奇家人事后透露的信息外,毛泽东和刘少奇生前遗稿对此次谈话均无详细记载。因此,仅凭现今流传的点滴信息,就断定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谈话不及与邓小平的谈话诚恳,显然没有事实根据。

  仅依刘少奇子女刘源、刘平平和刘亭亭在《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中披露的情节,就不能简单评价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谈话缺乏诚意。1967年1月13日夜,毛泽东与刘少奇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非常关切地询问:“平平的腿好了吗?”刘少奇则笑答:“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两人谈话之中,毛泽东还向刘少奇建议要他读几本书,如狄德罗的《机器人》和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等等,且两人分手时毛泽东又把刘少奇礼送门前,再次叮嘱他:“保重身体。”正因毛泽东的诚恳,刘少奇回家后才对等候消息的妻儿欣喜地表示:“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叮嘱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从这些刘家人披露的细节中,丝毫看不出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的谈话有什么区别。

  依现有史料进行研判,毛泽东的确在“文革”中分别找刘少奇、邓小平谈过话,且每人谈一次,可谓不偏不倚,不厚不薄,一律以党内同志相待,属于同志式交换意见。从目前披露的资料看,还说明不了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两人的亲疏。要知道毛泽东分别与刘少奇、邓小平谈话的时候,“刘邓可以分开”的决定尚未正式提出。如此重要决策,毛泽东当时或许正在思考酝酿之中。至于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两人究竟谈了些什么,目前尚未见披露详情的正式文件,故对上述历史性谈话凭主观臆断所作的猜测,都是有失严肃的。

  该文称中南海造反派批斗邓小平系以陈伯达改动中央办公厅的报告为肇因,其实这也并非邓小平遭受批斗的全部。事实上,早在1967年8月5日中南海出现规模最大的揪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行动之前,邓小平已遭到一次造反派的批斗和抄家。

  戚本禹收到中央办公厅关于批斗刘少奇的报告也非该文所说的8月,中央办公厅的报告早在7月15日就呈送给中央文革。只不过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同时被批斗则集中在8月5日这一天。其原因在于当日恰好是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周年。中南海造反派要举行庆祝活动,这才突然决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采取行动,并在三个不同场合进行批斗。

  此事与毛泽东提出的“刘邓可以分开”更是互不沾边。因为早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遭到联合批斗的数日前,7月19日,邓小平即遭造反派批斗和抄家。7月29日,邓小平又被中南海造反派以召开支部会为名从家中骗走,在一座小院里被批斗了一次。

  至于8月5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被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成纪录片,试映后被人下令销毁一事,如确有证据是毛泽东从外地发来的指示,也不能据此证明与毛泽东刻意保护邓小平有关。因为一并销毁的乃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三人遭受批斗的影像资料,而非邓小平一人的。对此事的解释只有一个:毛泽东反对中南海造反派以如此粗暴的行为对待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毛泽东提出“刘邓可以分开”的时间只有一个

  毛泽东究竟是不是1967年5月首次提出“刘邓可以分开”的?如若不是,毛泽东首次提出此议又是何年何月?

  笔者引证毛泽东“刘邓可以分开”的指示,出自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的由邓榕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见第44页)。邓榕作为历史见证者所披露的邓小平“文革”内幕,应该是最有价值的。她说:到了(1967年)5月,一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来到我家,找父亲谈话。汪东兴对邓小平说,主席最近刚回到北京,让我来看看你。毛泽东让汪东兴向邓小平转达他的三个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据此研判,这是披露毛泽东三点意见最为权威的版本,也是最早的版本之一。

  毋庸置疑,毛泽东让汪东兴向邓小平转达的三点意见中,“刘邓可以分开”无疑是第一次提出,也就是拙文所称的首次。


党史博览 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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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5-06-19
毛泽东何时提出“刘邓可以分开”

阎长贵


  《党史博览》在2014年第2期的《“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文第一节的小标题中说“1967年5月毛泽东首次提出‘刘邓可以分开’,这在‘文革’高潮中是不可思议的主张”。这个小标题如何理解?毛泽东提出“刘邓可以分开”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为什么不可思议?作者在这里加了一个条件———“‘文革’高潮中”。为什么在“文革”高潮中提出“刘邓可以分开”就是不可思议的呢?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让人难以理解。我们撇开这个问题,直奔主题———毛泽东是不是1967年5月才首次提出“刘邓可以分开”?笔者认为不是,绝对不是———不要光看有没有“刘邓可以分开”这几个字。

  一

  邓小平究竟有什么错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错误究竟说了什么?其他人,包括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还有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红卫兵、造反派,所说的通通不算。

  毛泽东除了说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派工作组镇压群众外,再就是在1966年10月24日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汇报时说:“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六年来他不向我汇报工作。”别的地方还说过中央书记处搞“独立王国”。除此以外,毛泽东在“文革”前九年(1966—1975)内,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前,说过邓反党吗?没有。说过邓反社会主义吗?没有。说过邓反毛泽东思想吗?没有。说过邓有历史问题吗?没有。这些,在毛泽东眼里通通没有,他怎么能和刘少奇连在一起而不可以分开?

  刘少奇是什么时候被打倒的?显然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矛头基本上是指向刘少奇的。在这张大字报中除了“五十多天”的工作组的问题是邓小平和刘少奇的共同问题外,所谓“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这完全是指刘少奇,与邓无涉。所以这张大字报是要打倒刘少奇,而不是要真正打倒邓小平。就在毛泽东写这张大字报的当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通知刘少奇今后不要再接见外宾了。这是连刘少奇礼节性的活动都取消了。此后,刘少奇在中央再没做过任何具体工作。在这点上,邓小平和刘少奇是不同的。

  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天的议程是改选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结果,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这是在法定程序上解决了刘少奇不再是接班人的问题,而林彪则上升到第二位,成为新的接班人。在新的常委中,邓小平位列刘少奇之前,居第六位。

  按照惯例,中央政治局各常委都有具体分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的常委中,刘少奇没分管任何具体工作———从这次中央全会开始一直到他1969年悲惨地离世,除了作检查、挨批,他再没有独立地做过任何工作;他担任的国家主席虽然没撤,但也仅仅是名义上的了。而邓小平还分管中央调查部、中央联络部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专案审查委员会———这就是把“刘邓分开”的一个具体表现。作为政治局常委的邓小平分管的具体工作即便不是毛泽东提议而是周恩来提议,也要经过毛泽东同意和批准,所以从打倒刘邓(从派工作组执行镇压群众的角度)一开始,两人就是有所区别的,换言之,是“分开的”。

  二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让林彪主持政治局常委会继续批判刘少奇,结果却变成了主要批判邓小平,把邓小平说成敌我矛盾。邓小平觉得没法工作了,提出把分管的工作交给康生。这次会议违背了毛泽东的原意,被毛泽东叫停。

  10月9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主要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50天的工作组路线”。对此,刘少奇、邓小平都承担了责任,在会上作了检查。

  10月22日,毛泽东对邓小平送审的初步检讨作了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上,‘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邓小平初步检讨的批示是何等亲切、细致,“可以照此去讲”,特别是建议把“初步”二字去掉,不仅是认可和同意了他的这个检讨,而且认为他检讨得不错。谁的检讨如果得到领导这样的批示会不满意、不高兴?连邓的家人都说:“看了他(指毛泽东)的批示,不管是谁,心里都会感到安慰。”人们常常看到的是检讨不深刻云云。特别是毛泽东要邓在检讨中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连加什么话都给他指出来了。经历过“文革”的人有几个没作过检讨?谁遇到过这样的领导和听你检讨的人?

  三

  我们谈谈1967年5月毛泽东所说“刘邓可以分开”的话。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记载:“同月(5月)派汪东兴看望邓小平,转达他的三点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邓小平说,外面大字报提出的很多问题与事实不符,要求同毛泽东当面谈谈。汪东兴将邓小平的要求转报了毛泽东。一天深夜,毛泽东派机要秘书徐业夫接邓小平到住处谈话。谈话中,邓小平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他一九三一年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并表示接受毛泽东对他和刘少奇派工作组错误的批评。邓小平问以后如有事情要向毛泽东汇报找谁,毛泽东说,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他本人写信。”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询问他“对林彪的看法时,未表态”。

  《“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文也谈到了这个情况,但比较简略,不如年谱记载详细。我们在前面讲的,是不是都是为这三条做铺垫的;如果没有前面讲的内容,1967年5月突然冒出这样三条,人们是否真会感到突兀?可以想到那是必然的。人们可能真的如《“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文作者所说,感到“不可思议”。

 笔者也是这样,遇到这个问题也发生过疑惑。196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审阅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的报告及所附此书的《出版说明》稿时,把《出版说明》中的“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一句改为“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删去另一处同刘少奇并列的邓小平的名字。批示:“林彪、恩来同志阅后,退陈伯达同志办理。《说明》中,不提邓小平。是否妥当,请酌定。……”笔者(时任江青机要秘书)看到毛泽东的这个改动和批示,感到很惊讶,当作一个重大新闻,告诉了江青办信组的邓绍英———如果说笔者“泄露机密”,这是笔者当江青机要秘书时所做的唯一的一件此类事情。当时,笔者觉得毛泽东的这个改动和批示太重要了,“在‘文革’高潮中”也太奇特了———所以《“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文的作者感到“不可思议”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到,1967年5月毛泽东对邓小平提出那三条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可思议”。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从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67年5月,毛泽东和刘少奇有过一次这样的谈话吗?没有,完全没有。

  不错,1967年1月13日夜,毛泽东是让秘书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过一次。毛泽东问候了刘少奇家人的情况。刘少奇在谈话中向毛泽东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要刘少奇“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并建议他读一读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狄德罗写的《机器人》等书。

  怎样看待毛、刘这次谈话?毛泽东有些话是应付和客套话,关键的是刘少奇表示他关心广大干部,要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减少损失等等,这是毛泽东不爱听的。他会认为这是刘少奇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乍看上去,这次谈话好像很平和,实际上有玄机。笔者认为,这恐怕是毛、刘分道扬镳的一次会见。

  四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1967年是对刘少奇大批判的一年。早在1966年秋冬,中央文革小组就调人成立了一个理论组,成员有红旗杂志社的杨永志,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廖初江、王道明等。这个理论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刘少奇所有的文章、报告、讲话等,编《刘少奇言论集》,以供批判用。其“成果”,就是他们先编了八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集》,后来又筛选编了两卷本《刘少奇言论选》,印数很少,只有二三十套,发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人。

  1967年初,大概在毛泽东、刘少奇会见前后,江青就向“秀才”们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少奇开展大批判的指示。就是在这一指示下,戚本禹写了批判《清宫秘史》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发表于3月3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和4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王力、关锋写的署名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发表于第6期的《红旗》杂志和5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都经过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修改,毛泽东都有批语和改动。这是对刘少奇大批判的具有代表性的和标志性的文章。姚文元原来准备批刘少奇的文化思想,后觉分量不够,改批陶铸。

  当然,报刊上,特别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小报上,也有批判邓小平的文章,但那基本上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组织的。这也是一个明显的不同。
  邓小平在“文革”中确实也被打倒了,也挨了斗,其子女和其他亲属也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株连。笔者见过邓小平在自己住的中南海院子里挨斗———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那次。

  戚本禹接到中央办公厅要求批斗刘少奇的报告后,在报告上批:“请伯达、江青、康生同志决定。”江青、康生圈阅“同意”,陈伯达将报告上的“少奇”二字圈掉,加上“邓陶夫妇”四个字———批斗刘少奇变成了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江青非常同意这个做法,其明显表现就是她非常得意地告诉笔者:“今天中南海的批斗会你们去看看嘛!”笔者真的去了,并且是和李讷一起去的。批斗刘、邓、陶夫妇的三个会场,我们都去看了,每个会场都是质问、按头、呼口号,甚至对被批斗者动手动脚。新闻电影制片厂还拍了这三场批斗会的纪录片。

  需要指出的是,中南海8月5日搞这次批斗会时,毛泽东在上海,不在北京。毛泽东什么态度不太清楚。但有一个情节,如果不是最高指示,是不会办的。这就是,这次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的纪录片当晚在钓鱼台放映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包括工作人员很多人都看了。然而深夜,戚本禹叫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通知新闻电影制片厂:把这个纪录片立即销毁。具体操持这件事情的中央文革小组专职总支书记王道明还恋恋不舍。但销毁的命令必须执行!这不是最高指示是什么?

  通过这样一些叙述和说明,《“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文的作者认定一直到1967年5月毛泽东才首次提出“刘邓可以分开”的论点,不符合历史事实。


党史博览 2014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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