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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头(萧宏):待到茉莉花开时——一个政治流亡者的海归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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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头按:这是一篇参加万维网上“海归,海不归”的征文,也许篇幅过长,也许不合时宜,也许内容太过敏感,总之最后明落孙山。后在博讯首发,平头在此以连载的形式贴出,(配图点击链接)讲讲我流亡“海不归”的传奇经历,以飨读者。
  
   (上篇:觉醒之路——用脚投票)
    
  



(一)楔子
    
   今年是文革45周年,正在熬蜡点灯地赶写一组文革系列长文《中共文革密档记录的广西造反民众反抗运动》。本来不打算凑这个热闹写命题作文——对于一个政治流亡者来说谈“海归”、“海不归”的太矫情。流亡和海归就象钱钟书的《围城》: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有人漏夜赶考求科举,有人星夜辞官归故里,这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本无可厚非。后又往深一想不对,即便现在流亡“海不归”并不等于永远不“海归”,何不向读者袒露心路历程,讲讲我流亡“海不归”的传奇经历,先痛说革命家史,畅谈理想情操,再展望茉莉花开的“海归”未来倒也扣题。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西谚有云:“真事往往比创作还离奇”。(life is often stranger than fiction )。验之于平头身上,信焉。
    
   “处已何妨真面目,对人总要大肚皮”!平头在此亦直抒胸臆,借此系统总结梳理一下自己用脚投票海不归的流亡史。流亡之路很无奈,流亡之路也很精彩。这绝对是一个政治流亡者的真实写照。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些属于平头我的传奇故事,一粒沙中看到世界,一朵花中梦见天堂。这既是个人的经历,也是时代的缩影。
  
   待到茉莉花开时——一个政治流亡者的海归宣言 (一)

  
   图:小平头在格陵兰岛北极的伊卢理萨特冰峡湾
  
   先交待本人的简历:平头,男,汉族。政治面目:瓜子脸。长相特征:小平头。四十啷当奔五十之人,祖籍湖南永州,生于广西柳州(与柳宗元有不解之缘)。因招牌商标是板寸头型,江湖人称“小平头”。家庭背景:父母均是出自大户人家的阔少、千金,年轻时背叛家庭投身革命,故父母家族的亲人大都在海峡那边的台湾。本人在国内做过专业水球运动员,当过卡车司机,后干记者行当。现蜗居丹麦,游走四方。做司(机)兼导(游),特约撰稿人兼广西文革研究者。持联合国1951年日内瓦公约护照(仍保留中国籍)。
    
   Men encountering many trouble in their lives.Trouble is the best school which makes men out of boy.这句英文的意思是,男人一生会遇到很多麻烦,它是人生最好的学校,它把小男孩变成大男人。
    
   此言不虚。想当年如果不是无意中卷入有关广西文革秘密的“麻烦”并与之纠缠不清,平头至今可能还仍是喜欢冒险,喜欢户外运动,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单纯的愣头青。这不禁让我感叹中国那句古训:“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如果可能,人最会用脚投票。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有祖国。
    
   如今,连八十高龄的高耀洁医生(义务帮助河南艾滋病患)都被迫背井离乡流亡美国,真是天理不容!
    
   促使平头踏上去国的不归路却与广西文革的秘密有关,牵涉到“那山”、“那人”。
    

(二)神秘的青绣山地下宫殿
  
   待到茉莉花开时——一个政治流亡者的海归宣言 (一)

  
    图1:南宁青秀山
    
   青秀山(原名青绣山)风景区位于南宁市区往东南约9公里处的邕江江畔,亚热带植被郁郁葱葱,青山顶上有一座高高的宝塔,这就是被誉为“南宁市的巨肺”。
     
   青秀山景区由青山岭、凤凰岭等18座大小岭组成,总面积4.07平方公里,其中水面面积14667平方米,绿地面积25000平方米,主峰海拔289米。
     
   青秀山顶上耸立的宝塔叫龙象塔,俗称青山塔,它是青秀山的象征,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共有九层,高60米,塔基直径12米,有207级旋梯,为广西最高的塔。登上塔顶,可眺望远近一二十里的风光,南宁城景色更是一览无遗。与满山青翠的树木相映的是山腰上天池和瑶池这两个巨大的人工湖。
    
   青秀山风景区兴建于隋唐,盛于明朝,湮没于清末民初。当时游览面积一万一千八百多亩,有青秀山八景之称的泰青远眺,餐秀观园,山房夜月,夕阳塔影,子夜松风,江帆破浪,凉阁听泉,沙浦渔灯。由于长期失修,八景已经荒废,被人们遗忘,只有各朝代留下的遗址和各种神话故事还流传民间。
    
   地下宫殿的秘密
  
   我水球队的队友他哥是当年原广西“四.二二”造反派“南宁八.三一”的红卫兵。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的一个春天,我和队友从青秀山(那时景区古迹已被文革“破四旧”搞得荒凉破败)郊游回到他在南宁家中,在餐桌上,他哥无意透露一个秘密:
    
   青绣山有一样好东西,你们不晓得吧。那就是在山上有一处叫地下宫殿的建筑,在文革时几乎是家喻户晓。但是过了十年后,大多数人就不知道此物啰。
    
   1966年冬,当时传出,说区党委书记韦国清在青绣山上为自已建有一座豪华的地下宫殿,供他享受。其时已被造反派红卫兵占领,给广大革命群众去参观。某一天,本人就亲自去观看了一次。
    
   这个宫殿里,此时正有十几名男女红卫兵驻守,他们在向人们不断地宣讲,揭露这个地下宫殿的来龙去脉,谴责韦国清穷奢极欲,耗费了无数的人民的血汗钱,国家的巨额财富,来为自已享受;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十足腐败的走资派,必须搞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革命进行到底,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韦国清!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这个地下宫殿是从半山腰的石壁上挖进去建造而成,面积大约有近千平米,好象是有上下两层,里面的装饰是极其豪华,就象宫殿一样,所以人们都叫它为地下宫殿。单就这一件就成为打倒韦国清的一条主要罪状之一。为此,韦在文革初期是吃尽了苦头,受尽了被游街、批斗的折磨。在韦的捡讨中,对各项指责都做了深刻的交待,包括大跃进饿死三十万人他都招了(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揭发,起码有五十万)。唯独对地下宫殿一件没有交待半句,不置可否,守口如瓶,摆出一副打死也不说“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好象是在默默地承受一种无法言说秘密的痛苦……青绣山地下宫殿在文革后期开始,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现在也不再有人对它感兴趣了。
    

不识地宫真面目,只缘身在党国中
    
   他说的这个秘密,撩拨起我浓烈的好奇心和探求欲。八十年代初,我已是柳州汽运公司一名卡车司机,从柳州跑长途再次到南宁,叫他哥带路一起驱车前往,想见识一下这个当年花费了天文数字的钱财建起来的地下宫殿;车子停泊半山腰,再步行大约上山的四分之三的山腰上,往右走几百米远处,就到了这地下宫殿的门前地坪上,举目眺望:好一派“江山如此多娇”的景象!在白云缭绕之下,整个邕城尽收眼底,山脚下是南宁的母亲河---邕江如带,蜿蜒向东汇入西江流域直下梧州、广州流向海洋。
  
   待到茉莉花开时——一个政治流亡者的海归宣言 (一)

  
   图2:站在青秀山远眺南宁城
    
   再欲往前,被站岗的军人喝停。一打听,才知道在那里驻守有一个排的军人,禁止靠近,禁止入内,禁止拍照。我们只好扫兴而归。现在的青绣山地下宫殿,是越来越少的人知道它的真面目了,不知道它现在究竟是做什么用途。我曾经问过许多老干部,都一概不知。因为当局对于过去几十年来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对于有损党和政府形象的重大事件,都讳莫如深,不解密,不准提起,要求人们忘掉它。党号召“放下包袱,团结一致向前看”,历史问题“宜宽不宜严,宜粗不宜细。”
  
   广西文革期间,许多人遭受政治迫害致死,韦国清主导的广西大屠杀导致十万民众的死亡。但是,对当年的暴行负有责任的当权者们,很多只受到了“党内处分”之类的处置,而那些记载着血淋淋历史的广西各地的《文革大事记》则被盖上“机密”的印章,在整党运动中使用过之後就被锁进保险柜里,天日难见。
    
   正是:不识地宫真面目,只缘身在党国中啊。
    

“我反叛,因此,我存在”
    
   人对探而不得的秘密有与生俱来的浓厚兴趣,就像伊甸园偷吃禁果的亚当和夏娃,符合民间偷情的最高境界: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得。对于“偷不得”的文革秘密,反如百爪挠心的来劲,使平头我误打误撞地踏上遍访广西民间、调查广西文革大屠杀的荆棘之途。
    
   别看平头是浪迹江湖的老油条司机佬,那会还是被北岛、舒婷、顾城等的朦胧诗忽悠得五迷三窍的文学青年,常在小报的副刊发表豆腐块酸溜溜不痛不痒、多愁善感的诗歌、散文,因此有“作案”的文字基础。拜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所赐,得以发疯地迷恋存在主义哲学及文学作品,重要的存在哲学、文学作家,诸如索伦·奥贝·克尔恺郭尔、卡夫卡、加缪、萨特、及海明威等的重要作品几乎都涉猎过。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荒谬的时代,阿尔贝·加缪的中心概念就是“荒谬”。
  
   昆德拉曾经在小说中感叹――在黄昏的余晖下,万物皆显温柔;即便是残酷的绞刑架,也将被怀旧的光芒所照亮。
  
   此即谓,人类本质上是善于忘怀的动物。伤痛抑或仇恨,都容易被时光所风化;尤其当作恶者易妆登坛,化血污为油彩粉墨之后,曾经的呻吟抽泣竟可能变声为娱乐的淫浪。就像那些此刻正沉醉于红歌中的某些人,他们似乎也在怀旧,但他们已不再记得那些恐怖旋律下的人性践踏;在温饱的余年,支离破碎的青春被重新缝补成一道轻薄肤浅的抒情诗――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荒诞。
    
   面对荒谬,才出现“反叛”,所以加缪有句名言:“我反叛,因此,我存在。”他透过《西西弗斯的神话》说:“反叛给予生活以价值。”平头是被迫走上它途的文学小子。
  
   经历是智慧之母。这几段经历至今受用无穷:专业水球运动员,练就了强健的体魄。那时也没为国争光的大道理,很现实,正是文革期间,只有当上专业运动员,才能逃避上山下乡当农民的命运。
   而长途司机的工作便利,八十年代初、中期在广西,我实地走访了当年发生文革大屠杀的城市、地区和县份: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宾阳、容县、武宣、柳江、融安、武鸣、凤山、钦州、玉林、河池、百色……
    
   我经常在墟场酒肆邂逅的野老山民口中,知悉文革更多系骨裂肉的惨痛。大地青山,埋葬了太多无辜。竹帛难罄的遗事,荒芜在黄土垄上。
  
   后遇高人指点,才得以窥见那见不得光、血淋淋历史的《广西文革大事记 》。
  
   柳州汽运公司四年卡车司机蓝领的经历,影响至今。足迹遍及全国,阅尽底层民间疾苦。在江湖打滚,三教九流,阅人无数。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从某种意义上说“近墨者更见赤”!行内司机有句口头禅“除死无大事”。那时还是楞头青,不知天高地厚,历尽川黔道上的娄山关、七十二道拐、吊丝崖的险境,以及青藏、川藏公路的瘴雨尘烟,途中翻车、撞车、坠崖事故频发,触目惊心。一如当年老威(廖亦武)有过开卡车跑川藏公路翻二郎山进藏、参透生死的阅历,六四后的艰难的确是靠“除死无大事”的达观才能扛过来。真正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赤子之心。

有了这份“在路上”、“除死无大事”的达观,对一切困难就能以淡然处之的心态调侃对待。扯远了,暂且打住,言归正传。
    
   文革进行时,在南宁,打倒韦国清的呼声甚嚣尘上;而在北京,伟大领袖一次又一次的放出最高指示:“韦国清是个好同志!……是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自治区革委会成立,血债累累的韦国清名正言顺、理所当然地当上了广西革委会主任,一路青云直上,官拜: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全军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韦国清成为在文革政坛中全国唯一没被打倒的省委书记不倒翁。对此,我们应当用头脑思考一下,多设几个问号,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近年来,全国多处传出的消息是,在那三年困难时期在国内多个地方曾经为毛泽东建立有五十多处行宫和别墅。如毛在庐山,他嫌“美庐”不够安全,另造了一幢巨型仓库似的毛式建筑,防弹防炮,取名“芦林一号”,紧挨著水库,以便毛随时游泳。“芦林一号”是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修建的。华国锋在韶山花巨资修建的滴水洞行宫,(笔者去参观过)防生化、抗核打击。也是同一时间修建。
  
   难道南宁青绣山这一地下宫殿不正是这五十份之一?难道韦国清真有这么大的狗胆敢为自已这样所为?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会思考得出这个答案的。
    

成克杰餐桌泄密
    
   及至九十年代初,一切向钱看。笔者已是多年的记者,通过实地考查及翻阅内部文革密档,对广西文革许多内幕了然于心。其时适逢邓小平南巡,掀起新一波经济热潮,加上笔者有所谓的“海外关系”,(大伯父是毕业于南京中央警官学院的前台南警察局长;在台北的五伯父是原驻守江阴要塞的国军少将师长;新竹的舅舅是著名的空军34中队“黑蝙蝠中队”的上校飞行军官)成了统战对象,常充当台商来桂投资的引荐人。
    
   92年夏的某天,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成克杰设宴为由台来桂投资考察的表姐夫接风,作为引荐人我全程作陪。那会广西招商引资热方兴未艾,与官员的政绩挂钩。区政府、政协、统战部、对台办也闻风而动,把台商当财神爷供着捧着。
    
   酒过三巡,谈兴热络,既是统战对象,我故意往文革与桂系有关的话题扯,谈“猛如老虎恶如狼”的桂系部队在抗战中立下的不朽功勋;谈台儿庄、昆仑关大捷;谈出了一百多个将军的桂系将军县容县;谈桂系二、三十年代就打造了柳州工业体系;谈新桂系锐意经营使广西赢得了“模范省”的称号;谈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起义”后文革又割腕自杀的悲剧人生;谈1968年夏天南宁那场水淹“4.22”神秘的大洪水;谈李任仁(广西人民政府副主席,桂系民主人士,白崇禧的小学老师,中共的同路人)迭宕起伏的人生阅历以及被那场“蹊跷”的洪水淹死……
    
   因表姐夫祖籍广西玉林专区容县,其父就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桂系)国军中将的背景,老家很多亲戚死于文革。而成克杰的父母就是在文革中被斗死的,因此这个话题产生共鸣格外热烈。稍年轻的陪同官员则闻所未闻,以为韦国清的老家河池东兰出了六个百色起义的红七军的壮族将领(韦拔群、韦国清、韦杰、韦祖珍、覃健、覃士冕)就敢称“将军之乡”。
    
   韦国清文革制造广西“反共救国团”冤案,呜呼!小小一个容县遍地“盛产”“反共救国团”,且“反共”的编制也在“放卫星”,从“反共”救国团、青年独立团、独立师、救国军、集团军、第一方面军……一应俱全!其“指鹿为马”的杜撰本领,直追“大跃进”广西环江县的“亩产十三万斤”的“放卫星”神话。
  
   在官场打滚历练多年的成克杰也很惊讶我懂得这些与我年龄不相符的资讯,因他在柳州铁路局当过局长,不由对我刮目相看用柳州话说,“柳州仔,不简单,年纪轻轻就知道那么多。讲讲看,你还晓得什么内幕?”
    
   趁酒酣耳热、谈兴正浓、时机成熟之际,有茅台壮胆,我于是直奔主题:“小时候红卫兵大哥还带我去过韦国清在青绣山上豪华的地下宫殿参观过咧!”
    
   成克杰闻言一怔,挟菜的筷子停在半空中,将信将疑的“这个你都晓得呀?!你讲讲里面有什么特征?”
    
   这难不倒我!实地去过门口,用广西话讲就是“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路?”于是我依葫芦画瓢地将听闻大致不差地复述一遍,以证明所言不虚,还谦虚地补充“那时还小,事隔这么多年,只是些模糊印象,不一定准确,您批评指正”。
    
   “唉,那可不是韦的宫殿,那是韦国清为主席搞的行宫!可防生化、抗核打击的,没用过几回,可惜了。唉,大跃进广西饿死那么多人,韦国清还大兴土木,真是的……”见我都“进去”了,成克杰愤愤不平地抱怨,才不小心泄露出“核心”秘密。
    
   “咳、咳!”旁边统战部的官员板着脸干咳几声,暗示成适可而止,言多必失。
    
   “哦,吃菜,吃菜。来来来,X先生,我代表区政府,欢迎你回故乡投资建设。我敬你一杯,我先干为敬,你随意……”成克杰话题马上转到招商引资上,包厢里充满了觥筹交错、宾主劝酒的欢声笑语。
    
   没想到十年后,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成克杰被江泽民拿来反腐祭旗,负责成专案的正是成在柳州铁路局的前任局长韩杼滨(时任最高检察长),成为中共高干有特权没人权的典型。此是后话。
    
   真相大白,证实了先前的猜测,我顿时兴趣索然,胃口全无,陷入沉思。
    

“大跃进”广西饿死五十余万
    
   一介武夫韦国清(上将)简直就是祸害广西、涂炭生灵的杀人魔头!——从大跃进到文革屈死于其治下的冤魂达六十万之巨。(另文详述)其荼毒人心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除。
    
   中共建政后,韦国清作为“解放功臣”,毛泽东论功行赏,赏其广西封疆大吏,并当即决定答应他三个条件,壮佬韦国清也就提出了以下三个条件:
   1、要将南宁永久的定为广西省省会(1950年南宁正式成为广西省会)实现了;
   2、广西省的第一把手要世世代代为壮人执政 (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规定自治区主席一定是壮人)实现了;
   3、广西需要出海口 (1965年毛将原属广东合浦、东兴、灵山、钦州四县和北海市划归广西壮族自治区)实现了。
  
   如此优越的条件,广西却在壮佬韦国清的治下,民不聊生,广西发展不进倒退。从此在民国时期的模范省——广西省,沦为了800万壮人统治4000万汉人的贫困少数民族自治区,当年广西桂系军阀横扫中原、叱咤风云的豪气从此被南巴壮古佬给毁灭……祸国殃民的毛泽东!好一个“以壮制桂”呀!
    
   韦能力平平,政绩泛善可陈,可玩起官场上溜须拍马,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党同伐异,落井下石的手腕,可是圆熟自如,游刃有余。韦尤擅揣摩“圣意”,讨毛的欢心。
    
   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韦国清治下的广西农村有五十多万饿死鬼,却穷奢极欲,耗费国家的巨额财富,在南宁青绣山为“伟大领袖”修筑的行宫,是名副其实建在累累白骨之上的宫殿。难怪政治流氓、“厚黑”大师毛泽东对屠伯韦国清青眼有加——文革期间毛泽东在接见越南特使时说:“韦国清是好同志……是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难怪顶风取悦毛泽东,为其修建行宫的华国锋、韦国清等献媚弄臣,文革中仕途都一路高升,青云直上。韦由于文革铁腕广西有功,深受毛泽东和“左派”领导人的青睐,在党的十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共产主义理论蛊惑人心酿成大灾惨剧 .
    
   共产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如同中国的大同理想一样,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但它只“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千万不要付诸实践,它不是治国安民的现实政策,真要这样办,一定坏事,一定天下大乱。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德国“青年派”的水平,把共产主义理想在六亿人口的中国大规模地实践了一下,结果比恩格斯预料的“更坏”还要坏得多。这个更坏的结果就是饿死了3755.8万人。
  
   据专家统计,1949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2129年中,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2992万多人。而毛泽东三年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比中国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口还多764万人。这不是个别政策失当,是根本理论的荼毒,是根本路线的谬误。所谓合作化、公社化的理论、路线和道路,是空想社会主义,既不能带来富裕,又不能带来平等,是造成大灾大难的总根源。
    
   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毛泽东:“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待到茉莉花开时——一个政治流亡者的海归宣言 (一)

  
   图3:雪后:毛泽东惊悚雕像
    
   而周恩来等一干中共高官自大跃进以降,对于毛泽东的胡作非为,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作检讨,以图自保。在毛氏于一九五八年悍然发动的大跃进运动、造成国民经济大溃败的事实面前,刘少奇退却了;周恩来转舵了;朱德沉默了;但一致拥护中央决议。至于其余大员们、各路诸侯们,更不再力图批左纠左,而大张旗鼓地批右反右,去继续扩大毛氏大跃进的恶果,以数亿人民群众饥饿为代价,顺从了毛泽东一个人的旨意。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党万岁之类的颂歌,越加沸扬于饿殍遍野的神州大地。周跟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样,可以出卖天理良心,背叛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顺从一个领袖,从而保有自身的权柄和利益。为此,他们委曲求全、忍辱负重都在所不惜,真是一群寡廉鲜耻、天良丧尽、人格全无的政客。
    
   伏尔泰说,"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荷尔德林说,"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文革是为洗白毛氏“大跃进”浓厚的血污
    
   毛泽东高调抓阶级斗争本质是变被动为主动,首先把人们的视线从大饥荒饿死人转移开,进入阶级斗争领域他又可以高屋建瓴。沿此径冲下去,学雷锋、搞四清、学毛著,都是毛之“战略部署”,文革的铺垫,洗白毛氏“大跃进”浓厚的血污之外还可以“再立新功”,直到“新的里程碑”。
    
   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韦国清是助毛为虐的“功臣”。
    
   韦经济决策特点是:情况不明,决心很大,心中无数,牛气冲天。很有“给长城铺上瓷砖,给太平洋装上栏杆”的豪气。
    
   在韦国清治下的柳州地区有三个县,因载入史册而世界闻名:一个是大跃进因放出“亩产十三万斤”粮食的大卫星而造成大饥荒饿死五万人的环江县;另一个是1958年燃放了中国最大“卫星”——日产钢铁二十万吨而名扬世界的鹿寨县;还有就是文革期间发生大规模吃人肉(有200多人被“联指”及中共党员吃掉)惨绝人寰事件的武宣县。

柳州地区的环江县委书记洪华投上所好,高举“ 大跃进”的红旗,放了一颗又一颗“高产卫星”。其中水稻亩产13万零434斤10两4 钱,成为至今仍未打破的中国暨世界纪录!洪华以浮夸虚报扛回了96面大红旗,紧随其後的高征购,结果使这个不足十七万人口的小县,竟饿死了五万多人,在那场遍及全中国的可怕的人造大饥荒里,广西环江县饿死者占全县总人口三分之一。
    
   待到茉莉花开时——一个政治流亡者的海归宣言 (一)

  
   图4:刊登环江县放出水稻大“卫星”的《广西日报》( 来源:《观察》)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是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一手导演炮制的。到了一九五九年,为了搜刮粮食上交,贺亦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贺亦然的豪言壮语没有白说,柳州地区真的得了全广西第一:死人十六万!
    
   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在第一书记韦国清亲自坐镇桂林地区临桂县指挥,一场令人发指的搜粮运动遂遍布广西。韦国清的“反瞒产”成绩巨大,譬如龙胜县,一九五九年粮食征购数竟然高达一九五七年的三倍半!留给农民的口粮甚至一天不到四两粮,结果当然是把人活活饿死。他亲自坐镇的临桂县五通镇,七、八千人口也饿死了三分之一,死绝了一百多户人家。
    
   广西在“大跃进”中共死了多少人?据一九六七年“广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发表的《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韦国清自己承认的数字”是三十多万,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揭发,起码有五十万。”(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
    
   然后中共从任何失败和挫折中,甚至巨大失误中都能总结出最后的辉煌胜利。对人民犯罪的官员如韦国清、贺亦然之流官衔不降反升!
    
   黑,真他妈的黑!南山烧过炭,北山挖过煤——韦国清那厮皮黑心更黑!好一个“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我在心里暗骂一句。
    
   如此一个意兴澜珊的接风晚宴……
(待到茉莉花开时——一个政治流亡者的海归宣言 (一) 全文完博讯

http://blog.boxun.com/hero/201107/xiaopingtouyehua/2_3.shtml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5-06-16
(上篇:觉醒之路——用脚投票)
  

(四)童年眼中的文革印象
    
   说来话长,文革期间我还是个少不更事的顽童,属于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那一代。既不是造反派“4.22”,也不是保皇派“联指”,而我的亲戚两派都有。文革中听到和看到造反派广西“4.22”死伤无数,大人们都笼统地归究于“两派武斗”。


    
   文革期间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我一岁时父亲便病故。母亲当时因受“广西地下党叛徒集团”一案的牵连,已被从柳州市委扫地出门下放柳北郊区农具厂监督劳动,正患重病需到广州动手术无暇顾及年仅六岁的我。而“老三届”红卫兵造反派的哥哥正被柳州“联指”围困柳南一带生死未明。母亲只能不断托付亲戚朋友照料我,一会在“联指”地盘,一会在“造反大军”地界。从小就尝尽辗转“在路上”的颠沛流离。但“少年不知愁滋味”,顽皮的我反觉得新奇好玩。正是这段经历,加深了我童年眼中的文革印象。
    
   1968年春夏韦国清屠杀造反派最烈的那几个月,正是我频繁挪窝换地躲避武斗战火之时,也因此比同龄人见证许多文革大事件。
    

发射定向炸药包
    
   比如1968年春在柳北我就亲眼见证援越回国休整的部队战士向柳州“联指”传授发射定向炸药包技术。这种定向炸药包据说是解放军在越南的新发明。(即“三二0”爆破法。后来统计,当时柳州“联指”向造反派的据点共发射了两万多个定向炸药包)由刚从越南前线回国休整的6886部队向“联指”传授。在地面上挖一个斜坑,把一包小些的炸药放在下面,填些土或者湿麻袋之类的隔离物,上面再放一个大炸药包。两个炸药包的导火索同时点燃,下面那个炸药包的导火索短,先爆炸,上面的炸药包就沿着斜面飞向要炸的地方,落地后爆炸。只要掌握得当,可以发射得很准确。
    
   该部驻扎在柳北电厂附近的原柳州电声器材厂废弃厂房。当时我母亲受前市委书记梁山、副书记胡习恒领导的柳州地下党文革中被打成“叛徒集团”的牵连,被从柳州市委下放到郊区农具厂,该厂正与6886部队营房相邻,我得以亲眼所见。我至今珍藏有当年该部战士用在越南打下的美国“鬼怪式”飞机的铝熔铸的歼五的飞机模型。
    
   再如1967年柳州造反派红卫兵在五角星静坐示威抗议;1968年夏天(五六月)的柳州两派武斗;人民广场柳州“联指”隔三差五举行盛大的追悼会;七月在融水县看见低飞撒“七三布告”传单的安24运输机;八月在融安县城长安墟市见证批斗大会当场棒杀造反派“牛鬼蛇神”的血腥场面……及至后来翻阅官方内部的文革密档,相关记载均与童年记忆相吻合。这些在出国后写相关的揭露广西文革大屠杀文章中都有涉及。
    
   波兰资深记者兼作家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讲过的一段话很有意思:“我们在参与中改变历史,我们就在历史的身旁,见证着历史!”
    

人民广场盛大的追悼会
  
   待到茉莉花开时——一个政治流亡者的海归宣言 (二)

  
   图5:柳州人民广场
    
   记得1968年夏天武斗正酣,哥哥是柳州二中“老三届”的红卫兵造反派正被“联指”围困在柳江河南的“造反大军”长楼据点。
    
   母亲正患重病体内长瘤,当时柳州没条件动手术,于是只身一人前往广州中山医学院动手术摘除。(幸亏动身及时,五月底刚乘列车启程离柳,次日柳铁“钢联指”就阻断铁路交通)。平头(当时六岁)被母亲寄托在市人民医院(柳州“联指”指挥部)的亲戚处。整个医院大楼阳台、窗户都堆满沙包改为掩体作为“联指”战时指挥部。我和玩伴常常溜到旁边的人民广场,参加隔三差五举行盛大的追悼会,看骄阳下一字排开的棺材里,躺着一具具身着军装、脸抹胭脂口红的“联指”红卫兵的尸体。(出殡前棺材盖均掀开让群众瞻仰)铜管乐队演奏的低沉的《国际歌》的旋律,以及棺材里那一具具逝去的年轻生命形成的强烈的视觉冲击,震慑刺激我那幼小的心灵,以致那个夏天每天早上从噩梦中醒来,都是广场追悼会见闻挥之不去的梦魇。
    
   追悼会越开越气派,“烈士”的坟墓也越建越豪华。柳钢附近的欧阳岭,荒山被“联指”建成新“烈士陵园”,山上建满了豪华气派的烈士墓。
    
   据知情人反映:1968年在柳钢欧阳岭,“联指”派为其武斗中死亡的“战友”下葬时,曾经将“造反大军”的俘虏捆上炸药包炸飞上天为“联指”死者殉葬。当时联指把这叫做“坐飞机”。1984年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为此提供炸药的某厂在揭批查中披露此事,当事人因此被判入狱服刑。
    
   当我长大成人后,接触一些历次政治运动被整得灰头土脸的造反派头头,尤其是看到一些八十年代中后期广西整党办的文革内部机密档案,耸人听闻的文革吃人惨剧史料,白纸黑字记载韦国清屠杀十多万广西造反派民众和无辜的“黑五类”及其子女的史实,并非两派(广西“四.二二”和广西“联指”)武斗,而都是在广西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广西当局以韦国清为首,利用“反共救国团”、贯彻“七三布告”等冤案,搞的“阶级大屠杀”。
    

(五)中共的异类——“广西的良知”王定
    
   恰巧我朋友之父王定(八十年代初曾经担任广西区党委整党办《文革大事记》编辑组副组长),是前环江县县长兼县委副书记,(即洪华的前任)因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包产到户”而被韦国清定为“广西的纳吉”和“环江右派集团头目”。从此王定一家沦为“贱民”。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年之久的苦役流放生涯。环江县也由此陷入大跃进的疯狂而遭巨大“人祸”。
    
   王定,原名廖基豪,广西全州人,1923年生,肄业于桂林两江师范。1947年参加中共领导的全(州)灌(阳)武装起义,1948年1月参加西江游击队,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调回广西,先后担任过游击大队长、参谋主任兼联队长等职。 50年代前期,他担任过副师长、广西环江县县长、县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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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青年时代的王定
    
    王定对历史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第一个提出“包产到户”的人
    
   1956年“合作化 ”运动高潮中,王定的人道主义理想与残酷现实的矛盾终於爆发。在深入乡村的经济调查中,王定的感情天平完全倾斜於贫苦农民,肯定了农民反抗土地集体化的充分合理性。在无力对乌托邦进行根本改变的困境下,王定制定了一个大胆修正的新政策:在某些地区实行包工、包产、包资及超产奖励的“三包到户”。由此发端,他成就了一项丰功伟绩:在中国当代史上首倡“包产到户”。从此,“包产到户”的幽灵便如影随形地困扰着共产乌托邦,成为中国农民心中的一线希望之光。
    

(2)主持编撰审定修出一部广西文革信史
    
   八十年代初中共内部整党运动。1983 年中共中央改组了广西区党委,遂在全区开展了"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广西各地成立整党办公室,抽调干部着手编辑各地《文革大事记》。王定任职广西整党办《文革大事记》编辑组副组长,负责编撰审定广西文革史,参与完成了大量文革案件的调查、记录和文件编辑工作。
  
   可"联指"一统天下大获全胜的结局,给广西文革"处遗"带来许多后遗症,当时韦国清的保守势力还在,在广西当政者仍是其同伙及代理人。清算文革为遭受迫害的" 4 •22 "群众平反,无异于剥夺他们的既得利益,这自然招来极大的仇恨。当压力大到某种程度时,主持者打算委曲以求全,对文革史稿进行重大删改。王定则主张寸步不让,坚持秉笔直书,修出一部信史。
    
   他睿智地摆出两条前途供主持者选择:一是屈服於压力,对史实进行大幅删改。眼下可过关,但修史工程一结束,就会有人拿着删改前的史稿来反攻倒算,请你“说清楚”。那时班子已散,资料已散失,你有口难辩,於是“造谣诬陷”的罪名难以洗清。一是顶住压力,拿史实拿档案资料把干预者硬顶回去。眼下艰难一些,但无後患,还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就这样,王定和他的朋友们终於顶住压力,保存了广西文革时期大屠杀与人吃人的悲剧史实。这既是共产暴政之罪证,也是民族忏悔自新之起点。王定功莫大焉!
    
   历史将铭记广西各地《文革大事记》的编辑者们,是他们当时顶着沉重的压力甚至威胁,如实记录广西文革中当权者令人发指的罪行,惨绝人寰的灾难,这一批官方文件成为广西大屠杀及人吃人惨剧的铁证。在全国严密封锁文革讯息之下,而王定为撕开广西大屠杀黑幕的裂缝创造条件。中国终於出现了一个声音,能向世界与历史披露极权主义谎言的支持者所犯下的反人类的罪行。面对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罪恶,信守诚实,伸张正义,怀抱悲悯。
    

(3)给郑义提供帮助促成《红色纪念碑》成书
    
   1988年盛夏,郑义和其妻北明二度赴广西采访发生於文革时期的人相食悲剧。由於职务的关系,王定对文革期间因毛泽东煽动仇恨导致发生吃人事件的情况,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他掌握着与事件有关的中共官方文件,手上还有许多当事人的线索。他向郑义提供了大量由他参与编审的广西文革史资料。由於他和其他人的帮助,作家在後来的日子里完成了调查,写成《红色纪念碑》一书,并在八九六四镇压后于逃亡中成功将该书稿带出在海外发表。 这一批官方文件遂成为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事件之铁证!《红色纪念碑》出版以来,其真实性没有遭到任何严肃的挑战。这里面有王定及广西文革史编写者们的功劳。
    

(4)人性战胜党性揭环江大灾难黑幕
    
   在体制内经正常渠道向党内高层投书均泥牛入海的前提下,1997年秋末,王定终于冲破重重樊篱,毅然投书媒体。1998年10月9日,广东省《南方日报》的周末实验特刊《南方周末》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王定为环江5万冤魂请命的纪实长文:《狂热及其灾难》,从而向国人揭开了四十年前环江惨剧的真相。这篇解密文章发表后,相当于一次地震,环江有人马上将文章复印了100多份,广为传播散发。环江县的干部和老百姓写信给王定,向他倾诉多年来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心声!——是的,王定是当之无愧的环江人民的真正公仆。反右派——大跃进——饿死人:环江就是这“多米诺效应”最残酷的典型。本来完全是人为造成并且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竟然成了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必然。这教训,实在太惨痛了!而这一切,全都是祸国殃民的毛泽东空想狂热“乌托邦”瞎搞胡搞所造成。
    
   几乎与此同时,北京的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一书,其中也收录了王定的这篇长文。王定在文中以确凿的证据,详细讲述了四十年前环江大灾难的前後经过。中共当权者令人发指的罪行,环江农民惨绝人寰的灾难,深深地震撼着全中国无数读者的心。

“我说出来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卡尔·马克思语)遵循马克思的教导,王定说出来了,他拯救了他的灵魂。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性终于战胜了党性!他于生前完成了他的人生救赎,挣脱了专制信仰的桎梏,获得了心灵的解放!
    
   王定是个不苟言笑的人,瘦骨嶙岣的身形,仿佛是被强大的专政机器榨乾了的人乾。但全广西的干部,都知道王定是一个压不弯,折不断的硬骨头,都由衷地赞誉他为“广西的良知”。
    

至死用墓碑向专制极权叫板
    
   中共当局对王定揭露真相的所为恨之入骨。在王定诊断为骨癌晚期时,更令人齿冷地祭出阴招。
    
   王定的大儿子廖新军旅居丹麦,接到父亲病危的通知後,多次前往中国驻丹麦使馆申请签证回中国。使馆方面一直拒绝给他签证,理由是他曾参加过反政府活动。
    
   王定在弥留的日子里,在忍受全身骨骼剧痛折磨的同时,还要忍受亲情横遭阻隔、父子无法相见的心灵创痛。直到病逝,他都没能见上大儿子一面。(这一幕九年后母亲逝世同样在平头身上重演,此是后话)
    
   公元2000年7月26日12时10分,勇士王定在南宁归天,享年77岁。
    
   他用自己顽强的生命折射出一段令人心碎的历史,演绎了一曲引人深思的悲歌。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邪恶、伟大与渺小、尊严与屈辱,一切在他七十七年的人生舞台上匆匆上演……
  
    1994年,郑义曾把一本《红色纪念碑》赠送给王定。作家在书的扉页上写道:
   “谨以本书献给为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与解放的正义事业而奋斗终生的王定先生。”
    
   王定落葬原籍广西全州县两河乡上宅村。
    
   王定是说真话的勇土,揭黑幕的英雄!他逝世后,环江人民为了怀念他,纪念他,在他坟头立下一块石碑,刻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不屈不挠争民主的人民英雄”两行字,这是何等的肯定与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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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王定向专制极权叫板的墓碑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短短两句碑铭,恰如其分地浓缩了王定争取民主与向往人权的一生。能得到环江人民如此的赞誉,人生足矣,夫复何求?!
    
   郑义如是评价王定:在這個集體健忘的時代,他就是紀念碑;在這個患軟骨症的時代,他就是硬骨頭;在這個天良泯滅的時代,他就是良心;在這個逃避英雄的時代,他就是英雄。
  
   王定的名字,將長久地活在一切善良人們的心中。
    
   说真话的勇士至死都用墓碑敢于向专制阵营叫板叫阵,他还真像毛泽东说右派分子的那样,“窥测方向,以求一逞”,终于找到共产党的软肋,狠狠打了下去!用无形的碑铭挑战有形的刀枪,公开向中共的专制极权挑战。在犬儒主义盛行的中国社会鹤立鸡群,一骑绝尘。又岂是那些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的帮闲“精英”所能望其项背的?
    
   “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大无畏敢向专制亮剑的揭黑幕的勇士气概,几人具备?尤其在中国社会不乏善钻营蛆虫的今天。他明刀明枪,不施暗箭;他不惧强权,敢见真章。其旗帜鲜明的勇毅精神,反将那些中共体制内集体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中共体制下浸泡多年,经歷了无数运动,被整得死去活来。可一旦平反官复原职,又肉麻地维护毛泽东及中共的权威,以前有黄克诚,近有程维高为典型代表)伪君子、马屁精晒成了臭烘烘的死鱼。
    
   程维高在他的《程维高亲述痛思录》虽然谈到民主与法制的重要,并没有意识到一党专政的弊端。他依然相信中共现有的体制,认为只要有实行“民主与法制”的保证,就可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一个封疆大吏都没有办法拥有自己的权益,还谈什么黎民百姓? 程维高的悲剧是中共体制的悲剧,只要这种一党专政的体制不更除,还会有更多的程维高写下更多的思痛录。
  
   王定的墓碑,中间大字竖刻“王定廖基豪之坟墓”,墓碑的眉额是“广西纳吉”四个大字。
   其家属把王定本人的著作和他人的评论,刻在1×0.6米的板石上,嵌贴在老家祖屋的墻壁,以作永久保存。这样的刻石,有60多块,总共约5万字。这在中国的右派及其后代中大概也是独一无二的了。
  
   在中共当局政治高压下,全国的右派及家属虽有不平也在抗争维权,但只有广西的右派分子王定及其家属,把誓死抗争之气,旗帜鲜明毫不妥协地镌刻在死者的墓碑上。
    
   王定的墓碑与德国漫画大师卜劳恩在狱中最后的一幅画有异曲同工之妙!
   德国漫画大师埃·奥·卜劳恩(《父与子》作者)创作了一些以纳粹党为讽刺对象的漫画作品,得罪了希特勒和戈倍尔,结果被纳粹抓了起来,面前死路一条。刑前,他为了给挚友开脱,承认了所有指控,然后自杀了。可惜,他的挚友也没逃过厄运,因言获罪,被判死刑,也被纳粹杀害了。著名的《父与子》系列漫画。在法西斯横行的岁月里,这套漫画作品宛如人性的绿洲,成为德国人民面对残酷现实生活时最好的心灵慰藉。
    
   下图是卜劳恩在狱中最后的一幅画,画的是被恶猫吃掉的小鸟,也不忘在猫的肛门放声鸣唱。那是他生命最后一刻也不忘幽纳粹一默的写照。
  
   待到茉莉花开时——一个政治流亡者的海归宣言 (二)

    
    图8:卜劳恩在狱中最后的一幅漫画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那是一个真的勇士宁死不屈的精神图腾。
    
   可以斗胆预言:广西全州两河乡上宅村将因王定而蜚声海内外。待到茉莉花开时,来此凭吊、参观的人们会络绎不绝。
    
   我相信王定可以俯仰无愧地坦然辞别这个世界了。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是――拒绝遗忘!
    
   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魏瑟尔先生曾说过:“忘掉历史无异于对历史的受害者进行第二次屠杀!”这句话宛如一记长鸣警钟,大饥荒的饿鬼及文革大屠杀的冤魂时时警醒我们——继承王定的遗志,就是坚持拒绝遗忘。否则就是对惨死于中共暴政之下的受难者第二次屠杀!
    

(六)民运之路的引路人
    
   因为平头与王定小儿子廖七(铭宜)是情同手足同龄兄弟的缘故,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出国前,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位勇敢坚强的慈祥长者的生活点滴。
    
   王伯宽厚待人,尤喜与年轻人交流,是一个朴实无华的老人,但他身上却处处闪现人性、人格的光芒。尤其他历尽“革命吞噬自己儿女”劫难后晚年对共产暴政昨是而今非的觉悟,藐视专制强权的勇气,给晚辈留下难以磨灭的的印象。
    
   王伯诚实正派,宽厚善良。九十年代他家由“大板房”搬到条件优越的厅级干部楼。因该楼邻居上下左右都是手握实权、肥得流油的厅长们,轿车出入,节假日前来进贡贿赂的人络绎不绝而被群众称之为“腐败楼”。与两袖清风的副厅级咨询员的王伯形成鲜明对比。他从来就不在乎所谓的职务和级别职称,而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一往情深,忧国忧民。他还从并不丰裕的收入中捐款给家乡的小学及用于乡村修路。
    
   去过王定家的人都知道,在极其简朴的客厅里,悬着一帧行书条幅,写的是郑板桥的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王定平反到南宁工作後不久,请一位书法家为他写的。这个条幅对他的意义不仅在於书法之美,更在於诗中体现的一个正直的官员对民众的态度。
    
   那时我已在民间收集文革广西造反民众的资料,在他家有过多次关于广西文革及环江惨剧真相的长谈,与王伯成了坦露心迹的忘年交。记得第一次从王伯处获知环江大饥荒惨剧真相给我的震撼是无法形容的。那天,王定把我拉进他的书房,给我一份铅印材料看。这是一个关於“环江事件”的翔实的调查报告。是几位搞石山地区农业生产调查的地质研究人员“管闲事”的产物。在搞研究课题时,他们接触到有关“环江事件”的大量资料,出於惊骇与义愤,他们写出了这份材料翔实的调查报告。在这份血泪斑斑的“起诉书”结尾处,他们将全部的悲愤与希望压缩成短短的一句话∶“祝环江人民永远幸福!”
    
   薪火传承,王伯把揭示真相的重任,更多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王伯说话带有浓重的桂北乡音,声音细弱低沉,语速平缓。但是一谈到广西人民在中共历次运动中蒙受的深重灾难,谈到真相被掩盖、正义未伸张时,他的声调渐趋激越,愤愤不平几至难以自持。
    

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个当年反右被刘建勋(区党委委书记)和韦国清(省长、副书记,1958年升区党委委书记)扣上“广西纳吉”帽子的老人,痛定思痛,其悲惨人生经历提炼出的反思文革的思考结论追根溯源、一针见血:
    
   “大跃进”与文革是一脉相承的。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曾用八个字描述那场大饥荒:“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对毛说,“人相食是要上书的”。并提出是“人祸”就该好好反思。由於大饥荒是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造成,由此导致老毛对刘的嫉恨,文革中,刘遭毛整肃,最後迫害致死;“人祸说”是祸根之一。同样的,韦国清的“反瞒产”造成广西死那么多人(韦国清自己承认的数字是三十多万,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揭发,起码有五十万),文革之初广西造反派揪斗他,后来遭到韦国清把造反派当成“反革命”“右派翻天”进行镇压,就不奇怪了……为什么老毛一直保韦国清?因为他们都是那场“人祸”的罪人!毛泽东高唱“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高调 ,其本质是变被动为主动,首先把人们的视线从大饥荒饿死人转移开,为文革的铺垫,又可洗白毛氏“大跃进”浓厚的血污……大饥荒环江县也发生人相食的悲剧,但与文革武宣大规模吃人性质不同,那是韦国清“反瞒产”把农民的粮食都搜刮一空才发生的悲剧。“大跃进”的罪恶没被清算,才导致文革的罪恶登峰造极。
    
   广西文革研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知道越多触目惊心的真相,我再也无法浑浑噩噩地佯作不知地保持沉默。米兰·昆德拉说过,“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谎言与偏见把真相埋藏了太久,该是把真相公诸于世的时候了。
    
   一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和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尼斯大全”而永垂史册。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不够。文革才走,我们已开始遗忘。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史,政治史,乃至心灵史,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永远无可回避的话题。
    
   孔老夫子的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
    
   正是王定那一辈在共产暴政下的悲惨经历,以及他的崇高人格的引领,使我日后踏上民主运动的不归路,成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

1995年秋我出国临行前,到南宁王定家向王伯辞行。那时他已患骨癌(当时还没诊断出),挺着瘦骨嶙岣的身躯与侵入骨髓的癌细胞作生命的最後搏斗,同时还在抓紧整理环江惨剧的材料。王伯将我拉进他的书房兼卧室语重心长地嘱咐 “……远走高飞吧,未来寄托在你们年轻人身上”!(待续)
(待到茉莉花开时——一个政治流亡者的海归宣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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