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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草:李文化眼中的江青和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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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草:李文化眼中的江青和文革

发布时间:2013-05-14 09:35 作者:红花草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3675次


  经过文革的人,当然不会不知道江青――毛泽东夫人,文化革命的旗手,“四人帮”一员。对于曾经活跃于上世纪30年代上海文艺界,后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在人生的最后20年成了中国最有权势的女性,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看法。同样,对于文革,也有不同的看法。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介绍李文化叙述的在文革期间所见到的江青的言行举止以及在文革中的所见所闻。李文化是文革时江青最看好的电影摄影师,他参与了多部样板戏和“左倾”电影的拍摄,他的个人命运也随着政治运动而跌宕起伏。82岁的李文化现在定居美国,而江青也已经盖棺等待历史定论。一个经过文革并且与江青有过直接接触的老人,一个已经心无羁袢百无禁忌的老人,李文化说出的写出来或许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不要资产阶级的小桥流水,要无产阶级的大江东去”

  1965年7月,当得知江青点名要自己拍摄《南海长城》时,李文化的心里只有激动。北影厂的领导告诉他,江看电影《早春二月》时问身边人,这个片子的摄影师是谁,得知是李文化,江青说这个摄影师行。

  这个评价有些困扰李文化。电影《早春二月》作为毛泽东点名的大毒草正被批判,李文化此时也在接受批判。北影厂批斗的主要对象是导演谢铁骊,作为摄影师,李文化属于陪斗者。

  北影厂的大喇叭功率很强,经常会广播出“大毒草《早春二月》的摄影师李文化出来开会检讨!”他必须迅速赶到批判现场,念自己的检讨稿。批斗之后不能回家,要回到马棚,有工人在门外拿着木枪守卫。

  李文化不算文艺黑帮,被定性为“黑线人物”。对于江青的赏识,他有些得意:主席夫人毕竟还是懂文艺的,她明白一个摄影师的水准。

  《早春二月》在摄影美学上堪称经典,在上海滩当过电影明星的江青懂得李文化的功力。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时代里,文艺界也需要样板工程。《南海长城》成了江青的样板,她可以调动全国最优秀的电影人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李文化第一次见到江青是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住所。江穿便装,齐耳短发,肤色白润,精神不错,看起来不像年近50的人。江青笑着说:“李文化!不要小桥流水,要大江东去;不要资产阶级的小桥流水,要无产阶级的大江东去!你拍的《早春二月》拍得不错嘛,色彩也很好,画面也很讲究。不过,你那是为资产阶级拍摄的,现在我要你来为无产阶级拍摄,怎么样?”李文化赶忙点头说:“是!是!”

  江青请导演严寄洲和李文化等吃了一顿饭,简单却味道很好。席间,江青不住发出感慨,“培养你这样一个摄影师比培养一个飞行员还要难!”

  因为种种原因,电影《南海长城》没能完成,人们之后看到的版本已经和李文化无关。虽然是一次不成功的拍摄,但李文化已经见识到“文艺旗手”对电影特别的爱好和“关注”。

  虽然只是一部电影,但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经常会陪江青来视察。两人在前面走得很慢,江青往往走几步,就示意要休息一下,旁边专门的服务人员立刻把准备好的凳子放下来,旁边的人跟着停下来。几分钟后,站起来接着走,不一会儿,又示意休息。

  李文化看着江青精神还可以,但想不到身体这么弱,听说还有病,“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整天和毛主席在一起,一切听从毛主席,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抓电影。和她在一起就有和毛主席在一起的感觉。”同时心中暗自给自己加压,“如果拍不好这部片子,就对不起中央,对不起毛主席。”

  每天早上,片场里到处是三三两两的人群,他们不是为当天的拍摄工作准备,而是在背书。每人手里一本红宝书,都在抓紧时间背毛泽东的老三篇,这是雷打不动的早晨两个小时背书时间。

  因为文革爆发,《南海长城》中断了。李文化没有想到,迎接他的将是一阵又一阵的政治冲击波,而这一切都源自他热爱的电影事业。

  拍摄批斗刘少奇

  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场前所未有摧毁文化的政治运动,在“文化”的旗号下进行。

  李文化被狄福才叫去钓鱼台看电影。狄是8341部队副政委,此时是北影厂工宣队的领导。他告诉李文化,“江青同志请你们几位业务骨干看美国电影。”

  江青召见了钱江、成荫、谢铁骊和李文化,明确表示:“以后要大家为无产阶级拍些好片子,主要是拍摄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和《红色娘子军》。”

  江青鼓励这些年轻的电影人:“相信你们一定能拍好,在拍摄之前,我会亲自带你们看些美国片子;这些美国片子的内容和思想,我们不学习;我们主要学习它的技巧、技术。比如造型、灯光、场面调度、场景啊,为我们拍摄无产阶级电影所用。我们也要积聚一些力量,借鉴别人好的技巧为我所用。”

  在钓鱼台的电影放映间里,外面还是革命小将的厮杀声,江青带着几个电影人开始观摩美国电影,其中不乏奥斯卡得奖的大片。

  有时康生会陪在旁边,两个人在前面沙发上坐着,江青脚下放着一个小小的踏脚台,膝盖上搭一条毛毯。北影的4个人坐在他们后边。江青一边看,一边随意点评什么说给后面的几个人听,有时候还来一个提问。导演方面的问题问谢铁骊和成荫,摄影方面的就问李文化和钱江。4个年轻人一边要集中精神看电影,一边还要支楞着耳朵听江青说了什么,一点也不敢走神。

  电影还不错,虽然没字幕说英语。让他们痛苦的是江青说话时不扭头、不探肩,貌似自言自语,其实是在和后面的人说话。

  此时的北影厂已经被军管,全厂男女老幼被从宿舍赶出来,要实施军事化管理。每天早上跑步念语录。制影车间地方大,地上铺上木板,所有人不能回家全部睡大通铺,男的一个房间,女的一个房间。

  4个年轻人每天晚上10点多要去钓鱼台陪江青看美国电影,看完两部再评点两句,回到厂里天都亮了,接着跑步念语录。

  几天下来,终于有人坚持不住了。“钱江,你看过这部片子吗?”钱江已经眼皮打架,猛然间听到自己的名字,连忙回应:“是!挺好的。”江青回头环视一圈,声音突然提得很高:“什么挺好的!我问你们什么了?你们根本就没看!”

  夜已深,钓鱼台会议室气氛紧张,江青披上军大衣,来来回回地踱着步说:“你们怎么在那儿睡觉啊,我这么大岁数了,身体还有病,辛辛苦苦带着你们看电影,带你们学习,你们怎么睡觉打呼噜呢?”

  有人忍不住告诉了江青真相,江很意外,通情达理地让他们回去睡觉。

  几天后,他们又被抓来继续看电影。

  李文化印象最深刻的是江青对电影《鸽子号》的评价。这是一部典型的好莱坞电影——16岁的美国青年罗宾独自驾驶鸽子号环游世界一周,只有船上一只猫相伴,他在中途邂逅的19岁女友佩蒂则沿途遥遥追随,直至壮举完成。电影最后的细节是俩人一个在船上一个在岸上见面了,他们等不及船靠岸,跳下海拥抱在一起。

  江青说:“要我是那个女的,我也跳下去。”

  众人默然。

  李文化起初分到《智取威虎山》,但江青等不及,又同时上了其他两部样板戏电影,他被分去芭蕾舞剧电影小组《红色娘子军》。

  江青迅速推出样板戏电影,强调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惟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电影不着急拍,先去考察生活。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领导有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会议结束后,江青和吴法宪走到厅门口,突然把李文化和狄福才喊到她面前说:“李文化你们要去一趟海南岛看看,狄福才,你派人送他们,带上摄影机。”又对吴法宪说:“你明天给他们派一架飞机,去海南岛。”

  第二天,李文化等主创就被空军专机送去了海南岛。几个主创人员懵了,要干啥?带着摄影机,可拍什么?要用实景来拍?拍实景的万泉河,实景的椰林?芭蕾舞剧到外景地去拍?

  研究之后的结论是:实地拍摄外景,是不可能的,舞台布景丝毫不能更改,不可能在外景实拍。“江青的用意可能是让我们感受一下实景,体验一下生活而已。”最后花3天时间,把《红色娘子军》的实景都拍下来,剪接出一盘带子交给江青。

  江青看了片子说:“拍得很好嘛!”3个人的心才落地。

  之前一直是摄影师的李文化,在这部样板戏电影中担任了导演工作。在李文化的回忆中他提到另一位红色导演谢铁骊曾经来过一次,提过一些意见,然后就走了。

  他在自传中声明:关于《红色娘子军》的报道有很多不实情况。当事人如舞剧编导李承祥、主要演员薛清华、摄制组制片主任等都健在,一问便知真相。

  当时都是集体创作,所以李文化的名字没有打在银幕上,这也为日后《红色娘子军》导演名誉权的纠纷埋下了伏笔。

  拍电影之前,李文化是中央新闻纪录片厂的摄影师,在他的新闻镜头里,有过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新疆剿匪等重大事件,而让他最难忘的是文革中拍摄批斗刘少奇的经历:

  有天中午,狄福才跟我说,晚上下班你等我,有任务,拍什么到时候告诉你。晚上他来了才说去中南海拍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批斗邓小平和陶铸是新影的人去了,我们北影拍刘少奇。

  到了门口,8341团长一挥手,我们就进去了,进去就到了一个门楼,很漂亮,四合院,有厢房、正房,挺大也挺讲究的。狄福才交给我任务——你先进去,不要进屋,就在院子里等着,红卫兵过来时你就开始拍,我一个人就进去了。有个小女孩跑来跑去,应该是刘少奇女儿。正房有个大桌子,刘少奇就坐在桌旁,他背着手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没拍过这个,害怕啊,随便拍哪儿行啊。后来红卫兵来了,我就开始拍。他们进去就给刘主席做喷气式,门口都是人,我忙得不可开交,从里面一直拍到他们斗到外面那个小广场。

  中途刘少奇主席往板凳上一坐,张着大嘴直喘。他穿布鞋,把脚伸出来,一看鞋踩掉了一只。紧接着是王光美,却不让她坐。她耷拉着脸,下面喊,“王光美抬起头来!”她就不抬,她抬头人家不让她抬头,把她摁下去。

  当时就一个想法,批判领袖人物,怎么跟批判一般老百姓一样,都做喷气式啊。是不是过分呢?

  还有一个我不清楚,党的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怎么没弄清楚他的历史就成了叛徒、内奸、工贼了呢?心情特别沉重……

  “我就是一个摄影师”,这成了李文化心里的信条,尽管在厂里,有人说他是江青的红人,他一样保不住自己的岳母——剃阴阳头,发配老家。

  直到今天,他也不愿意去否认一些事情,比如他对江青文艺水平的看法——“不能说她是毛主席夫人,拍过电影,就是电影顶尖专家,我不认为她是顶尖专家,但我认为她是懂电影的,她真懂。30年代她当过电影明星,当然要懂这些东西。她给我看过两张照片,一张是毛主席坐在躺椅上,一张是林彪的照片。她专门给我讲,这些照片她在什么情况下拍的,怎么用光,逆光、侧光、正面光。她希望我拍出的电影跟她所要求的一样,石少华、吴印咸都是她的老师,这些人都是大师。”

  “拍武侠片,我是被政治搞怕了”

  《海港》是另外一部样板戏电影,由谢晋导演和李文化摄影,但江青对最后作品很不满意,认为把她钦点的女主角李丽芳拍丑了,作为摄影师的李文化也因此打入冷宫,不受召见。起初他也苦闷,但没有伴君如伴虎的感觉,拍摄时也没有人指指点点,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他随后导演了《侦察兵》,并不觉得这是一部多么了不起的电影,但在当时,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3年的7年间,中国仅拍摄了13部电影,其中样板戏占了9部,故事片只有3部。《侦察兵》的出现,在当时也算是万人空巷,尽管后来又引发了一连串的批判。

  初入导演界的日子是幸福的,在没人能拍片的年代里,他因缘际会可以实现自己的电影梦,但这是一个噩梦——《决裂》和《反击》引发了一连串政治问题。

  电影《决裂》讲述的是极富时代特色的故事:某地党委决定办一所“抗大”式的农业学校——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校的师生分成两派,相互斗来斗去,革命派最后压倒了正常教学派。

  李文化认为剧本有把握:“毛主席、周总理等许多中央主要领导人,都曾给共大写过信或题过词,明确表态支持,大方向不会错。”

  电影公映后,一时成为舆论宣传的热点,被当权者视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艺作品,予以高度评价。几大写作班子都撰写了重要评论赞扬。

  两位主演郭振清和葛存壮事后的回忆里,都不否认这部电影受到了“左”倾思想影响,又都承认创作人员的感情是真挚的。

  因为这部电影,李文化被组织上安排拍摄《反击》,一部政治批斗色彩更浓的电影,反映工人如何占领高等学校,情节更离谱,没等上映,文革就结束了。

  李文化随即遭到批判,北影厂成立了李文化专案组。

  他尊敬的著名电影人、北影厂厂长汪洋在大会上高呼,“过去我们都说李文化老实、厚道、肯干,现在我们要重新认识他,他老实厚道为谁服务?他肯干,为谁干?!”要他老老实实交代如何与“四人帮”勾结的罪行。

  电影《反击》是汪洋亲自抓的项目,散场后李文化路过汪洋办公室,生平第一次看都没看他一眼。制片主任王志敏走到汪洋身边,说:“你是看着李文化在北影成长的,大家如今这么批判他,你这样对待他,往后可叫他怎么办呢?”汪洋说:“怎么办呀?现在是没办法,运动过后,他还是照样当他的导演。”这让李文化心头一热:好人也有无奈时啊。

  《决裂》主演郭振清,听说李文化被打成反革命,跑到北影厂大门前高喊:“我是郭振清,我就不相信李文化是反革命……”

  有温暖也有痛苦,史XX是第一个通知李文化去拍摄《反击》的北影厂领导,现在却也成了他批斗的领导。

  如今李文化年过80,很多是非已经不愿再谈,他女儿却记忆深刻:“1976年因为地震,大家都搬地震棚。崔嵬(《青春之歌》的导演)和我家隔一走廊。崔嵬就跟我爸说,你得小心这个姓黄的副导。他先给崔嵬当导演助理,文革一来,崔嵬挨批判,黄XX第一个跳起来打崔嵬、带头喊口号,还揭发,崔嵬特寒心。他跟我爸说,你小心点。我爸还不信。后来我爸的事一出来,他果然翻脸不认人,跳出来一摞一摞写揭发材料。”

  因为电影而发生的这些是是非非让李文化无比痛苦。他写信给胡耀邦说明情况,最终得以平反。后来他拍摄了讴歌老干部的《泪痕》,还得了百花奖。

  他厌烦了。改革开放后,投身到武打片的拍摄中。《金镖黄天霸》、《索命逍遥楼》成了当年票房冠军,在这个世界里再也没有政治纷争,也没有亲密战友的背叛,只有电影。

  生性恬淡的李文化选择了退隐,他拒绝了一些邀请,没有频频在电影节露面或者回应一些纠纷。因为女儿的关系,他选择在美国安度晚年。

  他说自己很羡慕那些可以自由拍片的导演,80年代伊始,他曾经和香港同行交流,很讶异对方拍片的效率:没有体验生活,没有不受时间控制的拍片要求,也没有层层审查,在商业规则下一切都在高速运转。

  他很渴望能在那个制度下去试试身手。

  也有很多次,他回想起当年的那个新闻摄影师:在天山脚下的沙漠里,几辆大卡车停下来露营,王震上将派来的战士和摄影师一起说说笑笑,他就睡在卡车的顶棚上,仰望着天空的星星,生活里充满了红色激情。

  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30514833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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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7-12-06
南方人物周刊 李文化 江青“御用摄影师”悲欢史

82岁的李文化现在定居美国,到了可以自由拍摄电影的地方,但他已经扛不动摄影机了。
李文化有过被“文艺旗手”江青赏识的经历,多次被指派为“御用”电影摄影师。他导过样板戏电影《红色娘子军》,也因为导演著名的反击电影《决裂》和《反击》被批判,直到写信给胡耀邦,才得以恢复创作自由。
李文化的电影生涯处在政治与文艺无法分割的年代。崔永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在做《电影传奇》时,他发现那些电影界的老人们一张口,叙述就会从电影本身放大到时代背景——新政权的艺术政策和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
“不要资产阶级的小桥流水,
要无产阶级的大江东去”
1965年7月,当得知江青点名要自己拍摄《南海长城》时,李文化的心里只有激动。
北影厂的领导告诉他,江看电影《早春二月》时问身边人,这个片子的摄影师是谁,得知是李文化,江青说这个摄影师行。
这个评价有些困扰李文化。电影《早春二月》作为毛泽东点名的大毒草正被批判,李文化此时也在接受批判。北影厂批斗的主要对象是导演谢铁骊,作为摄影师,李文化属于陪斗者。
北影厂的大喇叭功率很强,经常会广播出“大毒草《早春二月》的摄影师李文化出来开会检讨!”他必须迅速赶到批判现场,念自己的检讨稿。批斗之后不能回家,要回到马棚,有工人在门外拿着木枪守卫。
李文化不算文艺黑帮,被定性为“黑线人物”。对于江青的赏识,他有些得意:主席夫人毕竟还是懂文艺的,她明白一个摄影师的水准。
《早春二月》在摄影美学上堪称经典,在上海滩当过电影明星的江青懂得李文化的功力。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时代里,文艺界也需要样板工程。《南海长城》成了江青的样板,她可以调动全国最优秀的电影人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李文化第一次见到江青是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住所。江穿便装,齐耳短发,肤色白润,精神不错,看起来不像年近50的人。江青笑着说:“李文化!不要小桥流水,要大江东去;不要资产阶级的小桥流水,要无产阶级的大江东去!你拍的《早春二月》拍得不错嘛,色彩也很好,画面也很讲究。不过,你那是为资产阶级拍摄的,现在我要你来为无产阶级拍摄,怎么样?”李文化赶忙点头说:“是!是!”
江青请导演严寄洲和李文化等吃了一顿饭,简单却味道很好。席间,江青不住发出感慨,“培养你这样一个摄影师比培养一个飞行员还要难!”
因为种种原因,电影《南海长城》没能完成,人们之后看到的版本已经和李文化无关。虽然是一次不成功的拍摄,但李文化已经见识到“文艺旗手”对电影特别的爱好和“关注”。
虽然只是一部电影,但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经常会陪江青来视察。两人在前面走得很慢,江青往往走几步,就示意要休息一下,旁边专门的服务人员立刻把准备好的凳子放下来,旁边的人跟着停下来。几分钟后,站起来接着走,不一会儿,又示意休息。
李文化看着江青精神还可以,但想不到身体这么弱,听说还有病,“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整天和毛主席在一起,一切听从毛主席,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抓电影。和她在一起就有和毛主席在一起的感觉。”同时心中暗自给自己加压,“如果拍不好这部片子,就对不起中央,对不起毛主席。”
每天早上,片场里到处是三三两两的人群,他们不是为当天的拍摄工作准备,而是在背书。每人手里一本红宝书,都在抓紧时间背毛泽东的老三篇,这是雷打不动的早晨两个小时背书时间。
因为文革爆发,《南海长城》中断了。李文化没有想到,迎接他的将是一阵又一阵的政治冲击波,而这一切都源自他热爱的电影事业。
拍摄批斗刘少奇    
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场前所未有摧毁文化的政治运动,在“文化”的旗号下进行。
李文化被狄福才叫去钓鱼台看电影。狄是8341部队副政委,此时是北影厂工宣队的领导。他告诉李文化,“江青同志请你们几位业务骨干看美国电影。”
江青召见了钱江、成荫、谢铁骊和李文化,明确表示:“以后要大家为无产阶级拍些好片子,主要是拍摄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和《红色娘子军》。”
江青鼓励这些年轻的电影人:“相信你们一定能拍好,在拍摄之前,我会亲自带你们看些美国片子;这些美国片子的内容和思想,我们不学习;我们主要学习它的技巧、技术。比如造型、灯光、场面调度、场景啊,为我们拍摄无产阶级电影所用。我们也要积聚一些力量,借鉴别人好的技巧为我所用。”
在钓鱼台的电影放映间里,外面还是革命小将的厮杀声,江青带着几个电影人开始观摩美国电影,其中不乏奥斯卡得奖的大片。
有时康生会陪在旁边,两个人在前面沙发上坐着,江青脚下放着一个小小的踏脚台,膝盖上搭一条毛毯。北影的4个人坐在他们后边。江青一边看,一边随意点评什么说给后面的几个人听,有时候还来一个提问。导演方面的问题问谢铁骊和成荫,摄影方面的就问李文化和钱江。4个年轻人一边要集中精神看电影,一边还要支楞着耳朵听江青说了什么,一点也不敢走神。
电影还不错,虽然没字幕说英语。让他们痛苦的是江青说话时不扭头、不探肩,貌似自言自语,其实是在和后面的人说话。
此时的北影厂已经被军管,全厂男女老幼被从宿舍赶出来,要实施军事化管理。每天早上跑步念语录。制影车间地方大,地上铺上木板,所有人不能回家全部睡大通铺,男的一个房间,女的一个房间。
4个年轻人每天晚上10点多要去钓鱼台陪江青看美国电影,看完两部再评点两句,回到厂里天都亮了,接着跑步念语录。
几天下来,终于有人坚持不住了。“钱江,你看过这部片子吗?”钱江已经眼皮打架,猛然间听到自己的名字,连忙回应:“是!挺好的。”江青回头环视一圈,声音突然提得很高:“什么挺好的!我问你们什么了?你们根本就没看!”
夜已深,钓鱼台会议室气氛紧张,江青披上军大衣,来来回回地踱着步说:“你们怎么在那儿睡觉啊,我这么大岁数了,身体还有病,辛辛苦苦带着你们看电影,带你们学习,你们怎么睡觉打呼噜呢?”
有人忍不住告诉了江青真相,江很意外,通情达理地让他们回去睡觉。
几天后,他们又被抓来继续看电影。
李文化印象最深刻的是江青对电影《鸽子号》的评价。这是一部典型的好莱坞电影——16岁的美国青年罗宾独自驾驶鸽子号环游世界一周,只有船上一只猫相伴,他在中途邂逅的19岁女友佩蒂则沿途遥遥追随,直至壮举完成。电影最后的细节是俩人一个在船上一个在岸上见面了,他们等不及船靠岸,跳下海拥抱在一起。
江青说:“要我是那个女的,我也跳下去。”
众人默然。
李文化起初分到《智取威虎山》,但江青等不及,又同时上了其他两部样板戏电影,他被分去芭蕾舞剧电影小组《红色娘子军》。
江青迅速推出样板戏电影,强调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惟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电影不着急拍,先去考察生活。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领导有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会议结束后,江青和吴法宪走到厅门口,突然把李文化和狄福才喊到她面前说:“李文化你们要去一趟海南岛看看,狄福才,你派人送他们,带上摄影机。”又对吴法宪说:“你明天给他们派一架飞机,去海南岛。”
第二天,李文化等主创就被空军专机送去了海南岛。几个主创人员懵了,要干啥?带着摄影机,可拍什么?要用实景来拍?拍实景的万泉河,实景的椰林?芭蕾舞剧到外景地去拍?
研究之后的结论是:实地拍摄外景,是不可能的,舞台布景丝毫不能更改,不可能在外景实拍。“江青的用意可能是让我们感受一下实景,体验一下生活而已。”最后花3天时间,把《红色娘子军》的实景都拍下来,剪接出一盘带子交给江青。
江青看了片子说:“拍得很好嘛!”3个人的心才落地。
之前一直是摄影师的李文化,在这部样板戏电影中担任了导演工作。在李文化的回忆中他提到另一位红色导演谢铁骊曾经来过一次,提过一些意见,然后就走了。
他在自传中声明:关于《红色娘子军》的报道有很多不实情况。当事人如舞剧编导李承祥、主要演员薛清华、摄制组制片主任等都健在,一问便知真相。
当时都是集体创作,所以李文化的名字没有打在银幕上,这也为日后《红色娘子军》导演名誉权的纠纷埋下了伏笔。
拍电影之前,李文化是中央新闻纪录片厂的摄影师,在他的新闻镜头里,有过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新疆剿匪等重大事件,而让他最难忘的是文革中拍摄批斗刘少奇的经历:
有天中午,狄福才跟我说,晚上下班你等我,有任务,拍什么到时候告诉你。晚上他来了才说去中南海拍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批斗邓小平和陶铸是新影的人去了,我们北影拍刘少奇。
到了门口,8341团长一挥手, 我们就进去了,进去就到了一个门楼,很漂亮,四合院,有厢房、正房,挺大也挺讲究的。狄福才交给我任务——你先进去,不要进屋,就在院子里等着,红卫兵过来时你就开始拍,我一个人就进去了。有个小女孩跑来跑去,应该是刘少奇女儿。正房有个大桌子,刘少奇就坐在桌旁,他背着手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没拍过这个,害怕啊,随便拍哪儿行啊。后来红卫兵来了,我就开始拍。他们进去就给刘主席做喷气式,门口都是人,我忙得不可开交,从里面一直拍到他们斗到外面那个小广场。
中途刘少奇主席往板凳上一坐,张着大嘴直喘。他穿布鞋,把脚伸出来,一看鞋踩掉了一只。紧接着是王光美,却不让她坐。她耷拉着脸,下面喊,“王光美抬起头来!”她就不抬,她抬头人家不让她抬头,把她摁下去。
当时就一个想法,批判领袖人物,怎么跟批判一般老百姓一样,都做喷气式啊。是不是过分呢?
还有一个我不清楚,党的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怎么没弄清楚他的历史就成了叛徒、内奸、工贼了呢?心情特别沉重……
“我就是一个摄影师”,这成了李文化心里的信条,尽管在厂里,有人说他是江青的红人,他一样保不住自己的岳母——剃阴阳头,发配老家。
直到今天,他也不愿意去否认一些事情,比如他对江青文艺水平的看法——“不能说她是毛主席夫人,拍过电影,就是电影顶尖专家,我不认为她是顶尖专家,但我认为她是懂电影的,她真懂。30年代她当过电影明星,当然要懂这些东西。她给我看过两张照片,一张是毛主席坐在躺椅上,一张是林彪的照片。她专门给我讲,这些照片她在什么情况下拍的,怎么用光,逆光、侧光、正面光。她希望我拍出的电影跟她所要求的一样,石少华、吴印咸都是她的老师,这些人都是大师。”
“拍武侠片,我是被政治搞怕了”
《海港》是另外一部样板戏电影,由谢晋导演和李文化摄影,但江青对最后作品很不满意,认为把她钦点的女主角李丽芳拍丑了,作为摄影师的李文化也因此打入冷宫,不受召见。起初他也苦闷,但没有伴君如伴虎的感觉,拍摄时也没有人指指点点,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他随后导演了《侦察兵》,并不觉得这是一部多么了不起的电影,但在当时,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3年的7年间,中国仅拍摄了13部电影,其中样板戏占了9部,故事片只有3部。《侦察兵》的出现,在当时也算是万人空巷,尽管后来又引发了一连串的批判。
初入导演界的日子是幸福的,在没人能拍片的年代里,他因缘际会可以实现自己的电影梦,但这是一个噩梦——《决裂》和《反击》引发了一连串政治问题。
电影《决裂》讲述的是极富时代特色的故事:某地党委决定办一所“抗大”式的农业学校——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校的师生分成两派,相互斗来斗去,革命派最后压倒了正常教学派。
李文化认为剧本有把握:“毛主席、周总理等许多中央主要领导人,都曾给共大写过信或题过词,明确表态支持,大方向不会错。”
电影公映后,一时成为舆论宣传的热点,被当权者视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艺作品,予以高度评价。几大写作班子都撰写了重要评论赞扬。
两位主演郭振清和葛存壮事后的回忆里,都不否认这部电影受到了“左”倾思想影响,又都承认创作人员的感情是真挚的。
因为这部电影,李文化被组织上安排拍摄《反击》,一部政治批斗色彩更浓的电影,反映工人如何占领高等学校,情节更离谱,没等上映,文革就结束了。
李文化随即遭到批判,北影厂成立了李文化专案组。
他尊敬的著名电影人、北影厂厂长汪洋在大会上高呼,“过去我们都说李文化老实、厚道、肯干,现在我们要重新认识他,他老实厚道为谁服务?他肯干,为谁干?!”要他老老实实交代如何与“四人帮”勾结的罪行。
电影《反击》是汪洋亲自抓的项目,散场后李文化路过汪洋办公室,生平第一次看都没看他一眼。制片主任王志敏走到汪洋身边,说:“你是看着李文化在北影成长的,大家如今这么批判他,你这样对待他,往后可叫他怎么办呢?”汪洋说:“怎么办呀?现在是没办法,运动过后,他还是照样当他的导演。”这让李文化心头一热:好人也有无奈时啊。
《决裂》主演郭振清,听说李文化被打成反革命,跑到北影厂大门前高喊:“我是郭振清,我就不相信李文化是反革命……”
有温暖也有痛苦,史XX是第一个通知李文化去拍摄《反击》的北影厂领导,现在却也成了他批斗的领导。
如今李文化年过80,很多是非已经不愿再谈,他女儿却记忆深刻:“1976年因为地震,大家都搬地震棚。崔嵬(《青春之歌》的导演)和我家隔一走廊。崔嵬就跟我爸说,你得小心这个姓黄的副导。他先给崔嵬当导演助理,文革一来,崔嵬挨批判,黄XX第一个跳起来打崔嵬、带头喊口号,还揭发,崔嵬特寒心。他跟我爸说,你小心点。我爸还不信。后来我爸的事一出来,他果然翻脸不认人,跳出来一摞一摞写揭发材料。”
因为电影而发生的这些是是非非让李文化无比痛苦。他写信给胡耀邦说明情况,最终得以平反。后来他拍摄了讴歌老干部的《泪痕》,还得了百花奖。
他厌烦了。改革开放后,投身到武打片的拍摄中。《金镖黄天霸》、《索命逍遥楼》成了当年票房冠军,在这个世界里再也没有政治纷争,也没有亲密战友的背叛,只有电影。
生性恬淡的李文化选择了退隐,他拒绝了一些邀请,没有频频在电影节露面或者回应一些纠纷。因为女儿的关系,他选择在美国安度晚年。
他说自己很羡慕那些可以自由拍片的导演,80年代伊始,他曾经和香港同行交流,很讶异对方拍片的效率:没有体验生活,没有不受时间控制的拍片要求,也没有层层审查,在商业规则下一切都在高速运转。
他很渴望能在那个制度下去试试身手。
也有很多次,他回想起当年的那个新闻摄影师:在天山脚下的沙漠里,几辆大卡车停下来露营,王震上将派来的战士和摄影师一起说说笑笑,他就睡在卡车的顶棚上,仰望着天空的星星,生活里充满了红色激情。
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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