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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晋华:“九大”前山东的“反复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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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前山东的“反复旧”

齐晋华

说明:本文选自笔者所著《齐鲁三年枭雄王——文革风云人物王效禹》书稿的第九章。全书共分十四章。本篇应约在《昨天》发表前,为使读者较为完整地了解一些事件的来龙去脉,笔者做了简单修改,补充了其它章节(第四章:青岛夺权及与上海一月夺权的联系;第五章:山东省城的夺权、掌权和武斗;第六章:与北海舰队的冲突;第七章:与济南军区的矛盾;第八章:插手江苏省徐海地区)的一些内容。因收集资料及认识水平的局限,文中难免有不准确和错误之处,敬请指正。

“九大”结束之后的1969年5月份,经中央批准,开始批判刚当选中央委员不到一个月的山东省革委会主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王效禹。
批判王效禹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九大”前他在山东搞了一场“反复旧”运动。“反复旧”中,王效禹鼓动山东各地造反派重新夺权,造成山东全省局势混乱,并且波及江苏、河南、浙江、福建、江西、湖北、甘肃、四川等省。在这期间,王效禹把矛头指向济南和南京军区的杨得志、许世友、袁升平、杨国夫等负责人,与济南军区、南京军区的矛盾激化升级。他还支持福建、甘肃等省造反派的“反复旧”,福州、兰州等大军区的韩先楚、冼恒汉、张达志等领导人非常不满。同时,王效禹还惹怒了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
一、山东“反复旧”的原因
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原任青岛市副市长,1966年8月31日参与造反,毛泽东在9月7日的批示中肯定了王效禹(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124页)。1967年1月22日,王效禹在中央文革康生、王力、关锋的直接授意下,响应毛泽东有关“夺权”的号召,在青岛市组织策划夺权,中央1月27日表态承认。随后,王效禹又按照中央文革的通知,2月3日在济南率众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
1967年,毛泽东总体倾向王效禹。特别是1967年8月份之前,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的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等,以及军委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杨成武、萧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多次批评杨得志、袁升平等人,表态支持山东省革委会。造成王效禹在1967年上半年山东各地两派造反组织的争斗中,强力镇压反对他的一派,使济南、青岛、烟台等地没有形成有力的反对派,没有发生使用枪支的严重武斗。与全国相比,山东、青岛等地相对“平稳”的局势,得到领袖认可。
但王效禹在掌权期间,多次跟参与地方“三支两军”的军队负责人产生矛盾。
1967年3月至6月,王效禹与济南军区在“支左”的具体问题上有过冲突。因为毛泽东倾向王,1967年4月26日周恩来、康生、杨成武、萧华等人在北京当着王效禹和山东造反派刘崇玉(王妻,曾先后任山东省革委常委、济南市革委常委)、王竹泉等人的面,批评在场的杨得志、袁升平。之后,表面上矛盾暂时缓和,但没有根本解决。济南军区的一些老将军们一直看不惯王效禹的所作所为,以袁升平为首,主要有王建安、杨国夫、李耀文、张铚秀、况开田、刘涌等人。李水清以前不认识王效禹,1967年1月27日遵照军委命令支持青岛夺权(中央军委1967年1月27日表态支持王效禹组织的“青岛1•22夺权”,资料来自两方面:一是北海舰队常务副司令员潘焱1967年9月8日在北海舰队党委常委会上第一次检查:“一月二十七日晚,67军军长打电话跟我说:对‘1•22’夺权,中央文革、总参来电要我们公开支持”。潘焱在9月23日第二次检查中说:“当1月27日晚67军电话转告我总参转中央文革的电话说王效禹同志由后台到前台。我们公开支持时,仍一面布置28日同陆军同时游行,一面又向李军长打电话问还有电报来没有,有什么另外的安排吗?”等等。二是采访当事人,1月27日晚关锋代表中央文革打电话通知王效禹,承认夺权,青岛大学生造反派张汉祥、高志宏在现场。当天深夜,67军派人派车请王效禹到军部,王效禹、张汉祥、张鸿瑞等人到达时,67军正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有人喊了声“起立”,67军负责人上前敬礼报告:奉军委叶剑英同志命令,67军支持夺权,支持王效禹同志。笔者分别采访过张汉祥、高志宏、张鸿瑞等人,张汉祥对“叶剑英”这三个字,记忆很深刻。),1968年2月李水清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来到省城后,发现王效禹的许多错误,遂与袁升平站在一起,加入济南军区反王阵营。
1967年4月3日,王效禹在济南明确表态,对夺权后组建的新的权力机构,一是要“青年班子”,二是“一把手就是要造反的”,三是非党员造反派可以参加党的核心小组。在青岛支左的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张元培不同意王效禹这三点意见,得到主持北海舰队工作的第二政委卢仁灿、以及常务副司令员潘焱、副司令员赵汇川、参谋长张晓冰、政治部主任李镜如等人的支持,张元培于4月29日向中央军委送交报告,阐述了不同意王效禹意见的理由(王效禹讲话和张元培报告的原件笔者都有,将在笔者所著20多万字的《一九六七年青岛文革日志•4月》的“附件”中全文转载)。
由此,王效禹等夺权后掌权的造反派,与北海舰队矛盾尖锐化。王效禹和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保华与驻青岛的67军结成统一战线,在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1968年3月之前)的支持下,一直与北海舰队矛盾重重。1967年9月调整北海舰队领导班子,王效禹插手北海舰队人事安排,受到李作鹏等人的抵制。山东省、青岛市革委会与海军的关系也很紧张。
1967年7月,王效禹按照中央文革的指示,到江苏省徐州地区解决两派造反组织“支派”和“踢派”的矛盾。王效禹支持并亲自批准给徐州“踢派”发放枪支弹药,残酷镇压“支派”,此时的军委办事组站在王效禹一边,导致支持许世友、由68军副政委任主任的徐州市革委会垮台。王效禹批准“改组”成立的徐州革委会,启用徐州铁路分局一位年轻造反派任革委会主任,专门与许世友作对。王效禹因此与南京军区的关系一直处于对立状态。
1968年3月之前,军委办事组负责人基本倾向王效禹。3月份中央处理“杨余傅”事件后,调整军委办事组,新上来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在处理徐州的具体问题中,倾向许世友,制约王效禹。可是王效禹依仗中央文革,对黄永胜的军委办事组软磨硬抗,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非常讨厌他。
王效禹领导下的山东省和他插手的江苏省徐州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局势一直不稳定,磕磕碰碰到了1968年10月。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会议一是对两年的运动做个总结,从组织上正式处理被打倒的刘少奇;二是筹备“九大”,准备重新组建新的中央权力机构。
10月13日,十二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对王效禹不利,主要有两点:
1、毛泽东说:“徐州一个‘支派’一个‘踢派’,还是军队不一致,两边都是共产党,共产党与共产党打架。可以作工作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显然他不满意徐州由“踢派”这一派掌权。
2、毛泽东说:“山东谭启龙,从小当红军,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工作错误。山东不谅解他,现在还不能解决问题。山东要揪他回去斗,我们不让。”周恩来插话:“揪回去了,现在在济南。”(同上)正是王效禹亲自把谭启龙“揪”回去的,他与谭是死对头,千方百计要将谭彻底打翻在地。
1968年10月份的王效禹,心里清楚他与军委办事组、海军、济南军区、南京军区的关系,他有了危机感。
王效禹听了毛泽东10月13日的讲话,心里必然会感到不安。马上就要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了,王效禹想成为中央委员。
为了摆脱不利局面,进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他要反击老将军们的围攻,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笔者分析,这就是王效禹发动“反复旧”运动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反复旧”名称的由来及发动
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对贺龙不保了,江青、张春桥、军委办事组的人批判了“三老四帅”的“二月逆流”。王效禹认为这是个机会,这些人的批判,给王效禹找到了向军队发难的依据。他打算借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山东搞一个影响全国的大运动。他没有胆量明目张胆地对着军委办事组,而是把目标指向济南军区、北海舰队、南京军区的部分老将军,旗号就是反击和批判军队中新的“二月逆流”。
但“二月逆流”是个老问题,需要有新的方式和内容来名正言顺地实施他的计划。王效禹如何想到“反复旧”这个名称?这要从头谈起。
1968年,山东省会济南掌权的造反派主要分为两大派:一为韩金海的省革委派,另外是杨恩华的市革委派。
韩金海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把持“山工总”。铁杆弟兄有省革委常委张美智、刘长茂,济南文攻武卫司令孟庆芝,“山工总”的多名常委等等,简称“韩派”。“山工总”相当于以前的省总工会,在山东各地、市设有许多分支机构。
杨恩华占据济南地方。当时济南市革委会主任由山东省军区一名副司令员担任,他不参与两派争斗。杨恩华是济南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以他为首,与济南市革委会另外几名副主任张廷藻等人,还有多名常委以及各区、各大工厂企业掌权的造反派自成体系,简称“杨派”。
省会济南形成韩、杨两派,王效禹正好利用两派的矛盾而互相制约,互相监督,为他所用。
1968年6月14日,泰安地区肥城县两派造反的“四大组织”和“五大组织”激烈冲突,抢了县武装部的枪支弹药,双方大打出手,死亡13人,重伤26人。韩金海的“山工总”支持“四大”,泰安革委会国恕连支持“五大”,“五大”把“四大”赶出肥城县城。6月17日,王效禹、韩金海、王竹泉等人到肥城视察,要求两派到济南谈判,进行大联合。
6月18日“四大”代表赴济途中,“五大”拦截,开枪打死一名护送军人。王竹泉出面,和“山工总”的几个人于当晚领着吃了亏的“四大”代表去找王效禹,王没有接见。“四大”为了造舆论,决定19日在济南公开召开追悼大会。王竹泉掌控的《山东红卫兵》报20日发表社论《论目前反右倾翻案的斗争》和评论员文章《人民维护人民的政权》,替“四大”鸣冤,更加火上浇油。
王效禹决定分而治之,他先找韩金海等人谈话,然后于7月3日召开省革委常委整风会议,布置青岛杨保华把矛头对准王竹泉等人,全省各地、市先后点名批原“山师串连兵”王竹泉控制的《山东红卫兵》报,省红代会负责人王竹泉等人只得作检讨。
紧接着王效禹又指示召开政工会议,授意济南杨恩华批判韩金海。
最后王效禹出面讲话定下一个调子,“大人放火当小孩玩火处理”。虽然没有再批判处理韩金海和王竹泉,但两人老实了。
可杨恩华以肥城事件为标准,在济南全市实行层层站队表态,一些革委会换上“杨派”人员。韩、杨结下仇怨。
1968年5月,中央批评王效禹插手江苏徐海地区,王效禹6月1日就徐州问题作了个应付的检讨,驻临沂的204师对省革委和济南军区一些人在临沂地区支一派打一派的行为提出批评。为了稳住紧邻徐州的山东临沂地区和报复204师,王效禹8月份布置韩金海带领省工宣队上千人,到临沂指挥武斗。
韩金海离开济南这一阶段,杨恩华抓住一名“韩派”干将包庇红卫区1名有经济问题、成分是富农的人这件事大做文章,整了这位“干将”两口子。“干将”给在临沂的韩金海打电话求援。那年月,富农是“黑五类”。
韩金海在临沂立了大功,9月22日王效禹把他召回,作为奖励,让韩带领山东代表团赴京参加国庆节观礼,并要他在北京见到中央首长时要好好汇报。
10月中、下旬,王效禹到北京参加十二中全会,韩金海从北京观礼回来又去了临沂。此时,杨恩华一派独占省城发号施令,韩派的孟庆芝等人跑到临沂向韩告急。为了反击“杨派”,他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和理由。
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的第二天(10月14日),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重要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副题是“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社论中有一大段关于“反对复旧”的论述,摘录如下:
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没有革命三结合,或者只是形式上三结合而不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这样的领导班子,不能同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因而很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分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阶级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凡是有复旧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这种地方工作往往死气沉沉,华而不实,滞而不进,“独立王国”气味甚浓。在这些地方,应当通过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充分走群众路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克服“多中心论”,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核心。
社论发表前姚文元送毛泽东审阅,原安排在第四期《红旗》杂志目录中的第四篇。第一篇是毛泽东题词,第二篇是林彪讲话,第三篇是两报一刊国庆社论。毛泽东把《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社论改为第一篇(《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580页),可见领袖之重视。
这篇毛泽东审阅的重要社论,成为王效禹、韩金海大规模发起“反复旧”运动的主要依据。
1969年5月,因为湖北造反派学习山东“反复旧”,中央在北京办湖北学习班,与山东班同住京西宾馆。文革后,当年湖北学习班的吴焱金口述的回忆录《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中写到:“我又同一个脸上有麻子的军人同桌吃饭,有人告诉我,说这个麻子就是王效禹,我赶快问王效禹住在哪里,王效禹告诉我住在405号房间。我把情况告诉胡厚民,胡厚民立即来了兴趣,要同我一块去拜访王效禹。我们很快找到王效禹,我们问王效禹:‘您是济南军区政委、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你们在山东搞反复旧,中央到底给您交过什么底?’王效禹说:‘没得底,就是看到《红旗》杂志第四期上面有一句话。’”(吴焱金口述、钟逸整理《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118—119页)
吴焱金的回忆录证实,王效禹的“反复旧”,来源于领袖审定的《红旗》杂志社论。
“九大”上,各地军队领导人和革委会主任因为“反复旧”的问题,对王效禹群起而攻之,毛泽东仍旧持“保”的态度,估计主要原因之一即在此。
1968年10月中旬的“山工总”会议上,决定韩金海、孟庆芝等人到北京找王效禹。因为八届十二中全会不准找人,韩金海在电话中向王主任告状。王答复:济南市恐怕是搞了复旧,你们先回去做些调查,我回去后再处理。
这时,著名左派报纸上海《文汇报》10月18日发表社论《反对复旧》,提出“反复旧的根本目的就是由造反派掌权”。
韩金海从北京返回后,于1968年10月20日打出“反复旧”的旗号,在济南印刷厂召开23个工厂参加的现场“反复旧誓师大会”。李水清、赵修德、张子石等人认为不妥,李水清讲话明确表示反对,韩的“反复旧”遇阻。
十二中全会结束,10月30日通过的公报中有一句对王效禹非常有利:“全会认为,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胜利。”
11月1日,王效禹回到济南,下午先听取韩金海、刘崇玉等人的汇报,研究有关情况,“反复旧”这个旗号正符合他的心意。11月2日,济南市召开庆祝发表十二中全会公报的军民大会,王效禹在会上讲话说:“如果不击溃‘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是企图干扰和破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提出的‘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一种反动思潮。”2日当天,他在贯彻十二中全会精神的省革委常委会上重点谈“二月逆流”问题。3日上午继续与韩金海研究济南形势,事先韩通过秘书朱文向王效禹汇报了杨恩华的问题,3日这天王效禹对韩金海表态:“你的矛头错了,你们反对杨恩华是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要犯比肥城问题还要严重的大错误。看来,你们应当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当天下午王效禹听取临沂地区革委会的汇报,晚上和济南市革委会3名主要负责人谈话。4日继续开会和谈话后,决定先在济南开展“反复旧”运动。
王效禹11月5日上午率领省、市革委会的韩金海、杨恩华等人到济南车辆制修社“解剖麻雀”,听取近一个小时的汇报,王效禹即席发表讲话,认定该单位已经“复旧”,压制了造反派,济南“反复旧”运动正式打响第一枪。
因为省革委常委中有不同意见,11月9日,王效禹又带领省革委会副主任赵修德(“支左”军代表)、省革委常委张子石等人到省邮电局、地质局继续“反复旧”。
三、“反复旧”的内容和第一战役
王效禹与韩金海“反复旧”的目的根本不同,王的目标指向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北海舰队,他打算以此运动搞乱军区,引起中央重视,达到改组济南军区和北海舰队的目的。从而增加自身的政治资本,为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以及当上他梦中的华东局书记铺路。韩金海没有如此“远大理想”,他最初的目标完全对着杨恩华的济南派,要杀杀“杨派”威风。
11月10日,王洪文等掌控的上海工总司机关报《工人造反报》,在第181期刊登“学习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的文章《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其中说:
“谭震林等为代表的一小伙人,掀起了一股‘二月逆流’,今春又刮起了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
“‘二月逆流’的干将们,还恶毒地倒打一耙,妄图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戴上‘乱军’的罪名。”
对这些文章,王效禹极为欣赏,他控制下的山东各种“学习材料”大量转载。
王效禹“反复旧”的内容,来源于毛泽东审定的《红旗》杂志社论和十二中全会公报,以及上海《文汇报》、《工人造反报》的社论、文章等等。主要有:
1、老干部掌权的单位,都有复旧嫌疑,《红旗》杂志说“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文汇报》社论中提出:“反复旧的根本目的就是由造反派掌权”。
2、突击造反派入党。《红旗》社论有“这样的领导班子”,“很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分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阶级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
3、批判“多中心论”。在山东省,包括济南军区及其管辖的江苏省徐海地区,只能以王效禹为核心。《红旗》中强调:“凡是有复旧倾向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克服‘多中心论’,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核心。”
4、批判“二月逆流”,矛头指向军队领导人。十二中全会公报和《工人造反报》提出:“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二月逆流’的干将们,还恶毒地倒打一耙,妄图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戴上‘乱军’的罪名”。
为了给“复旧就是‘二月逆流’翻案邪风”寻找事实根据,也为了反击省革委常委中的不同意见,王效禹把一名省革委常委抛了出来。这个常委文革前是北海舰队的转业干部,在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加造反进了省革委,1967年3月济南“反逆流”中揪出三结合的原济南市长时,曾批过他。这次以济南市革委会为主,提供材料,批判他在“67年反逆流,镇压造反派,今年又为二月逆流翻案”。王效禹自己一个人批准,把这个常委抓进监狱。
两年多的文革经历,王效禹已经觉察大多数军队和地方老干部对他存有戒心,顺从的只有一帮造反派。“九大”就要召开,王效禹所能依靠的就是这帮无政治斗争和官场经验的年轻人。为了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解决这些人的党籍问题是一个捷径,能刺激他们的积极性,也为将来组建他能完全控制的山东省委打基础。
60年代入党,一个基本条件是“出身”。跟随王效禹的造反派,一些人是因为给领导提意见被打击而造反,另外部分人出身成问题,少数曾是社会上的“混混级”人物,个别的还有不良记录。可他们造反精神很强,这些人原在社会底层,几个月造反,马上走到省、市、县一级的领导岗位。他们非常感谢王效禹,对王忠心耿耿。按照《红旗》社论的口气,王效禹把他们标榜为“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阶级斗争”的造反人物。
王效禹知道追随他的一些造反派的毛病。1966年11月到1967年1月在青岛造反时,一些正派的大学生造反派非常反感部分“混混级”造反派的打砸抢行为,曾问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人?王效禹回答:这些人是工人中的造反派,能冲能打,关键时刻,稍一鼓动,就能冲上去。当年搞土改的时候,有些地方的贫下中农比较老实,难于发动。就是利用流氓无产者,先打开局面,群众发动起来了,再教育和处理这些流氓无产者。
要把有问题的造反派拉入党内,存在很多障碍,有些是王效禹自己造成的。
1968年2月17日,省革委召开“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大会”(简称“省革代会”)。会议刚开始,王效禹对在省革委支左的的军代表说:“要尽快组织一个班子,将新旧领导班子的成员审查一下”。并交待:这个班子由他本人和支左军代表负责,工作人员不要地方的参加,从军队抽。军代表专门向济南军区汇报后,从军内各单位抽调师职干部1名,团职干部6名,其他干部6名,再调若干名部队战士,3月初组成审查小组,组长由淄博武装部一位副政委担任,隶属省革委组织组。成立后的8个月中,分两批审查了一些省革委委员和机关领导小组成员,给部分成为各级领导的造反派建立了档案。王效禹要把造反派拉入党内,但一些人不仅出身有问题,少部分人在省革委审查小组的档案中还有许多劣迹斑斑的记录。
1968年5月15日,省革委成立政治部,负责组织、宣传、统战、教育、群众团体等工作,负责人赵修德。
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杨得志对王效禹说,韩金海等人的历史有些问题,入党值得考虑。王效禹回济南后,听取省革委政治部赵修德关于政审造反派的汇报,赵也谈到韩金海等人本人有些问题。
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从10月31日到11月12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连续发出6份正式文件。
152号文件: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公报。
153号文件: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其文件处理的通知。
154号文件: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
155号文件: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有附件。
156号文件:有关十二中全会北京和张春桥的两个报告。毛泽东批示:此两件可转发各地参考。
157号文件:关于九大代表在年龄上应包括老、中、青的规定。
这些中央文件,王效禹加以充分利用。特别是十二中全会公报提到:“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正符合王的心意,他找到依据,指责济南军区的一些老将军,参与了“今春”(1968年)新的“二月逆流”。
王效禹首先开始“反复旧”第一个大战役:矛头指向省革委政治部组织组的审查小组,为造反派入党清除障碍。
11月11日,按照济南市革委会副主任张廷藻的布置,济南市革委会一名常委和市革委材料组的人,从济南12中、16中、28中、铁路技校这4所中学调集红卫兵23人,组成济南市红代会“反复旧”调查组,冲进省革委组织组,查封“黑材料”。省革委政治部的人没有接到任何通知,面对突然冲进来的红卫兵,拒不交出钥匙。王效禹把组织组的人叫去,命令他们把门打开,让红卫兵检查。11月13日,红卫兵以发现有杨恩华、张廷藻的黑材料为名,查封政治部组织组下属的材料组。王效禹召集省革委机关全体人员开会,作了说明。
张廷藻把查封材料的情况写出书面报告。王效禹11月19日在报告上批示:“吸收若干方面的代表把那些黑材料整理后烧掉。”审查小组历时8个月,调集的文革前和重新调查整理的档案材料,全部付之一炬。
红卫兵11月11日接管组织组的当天,杨恩华填写了入党志愿书。王效禹找杨恩华和韩金海谈话,要求两人团结一致,共同“反复旧”。以刚入党的杨恩华为主,在“山工总”成立3人临时党支部,再发展韩金海等人入党。
王效禹钦点的山东省“九大”代表名单出来时,因为杨得志和分管省革委政治部的赵修德对韩金海的历史有疑问,此时韩还没有入党,王效禹专门为不是党员的韩金海预留“九大”代表名额。韩办了入党手续,马上补为“九大”代表。
“反复旧”第一战役取得胜利,大批历史上没问题和有问题的造反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入了党。韩金海的入党手续成为典型,“山工总”临时党支部通过后,由“山工总”工宣队作为上级部门履行审查盖章手续,批准韩金海等人入党。
四、“反复旧”第二战役
王效禹的“反复旧”是与反济南军区搅在一起的。
1967年全国“一月夺权风暴”中,夺权成功的省市只有6个(包括青岛)。夺权后的上海一把手张春桥原任上海市委书记;山西刘格平先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宁夏政府主席,后调任山西副省长;黑龙江潘复生曾任河南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贵州李再含是贵州省军区副政委;只有山东的王效禹职务最低,只是个副市级。以后建立的省级革委会配备的一把手,都是原来省军级以上的领导干部。
1967年5月,正是杨得志、袁升平与王效禹矛盾冲突的时期,5月10日,中央军委第68次常委会议研究干部任免等事项,经毛泽东批准,军委5月18日发布命令,第一批领导夺权成功的5人在大军区都有了职务。张春桥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王效禹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刘格平和潘复生分别任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政委;李再含升任昆明军区副政委(张春桥、王效禹等5人1967年5月18日的大军区职务的任命时间,在各大军区的“大事记”里有记录。中央组织部编辑的《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只注明这些人在各大军区开始任职的时间都是1967年5月。军委1967年5月18日下达的任命中,除了上述5人,还有对其他人的任命)。这五人中有四人在任职的大军区发挥不出大作用。南京军区许世友是太上皇,张春桥想管事可没人理他。刘格平、潘复生、李再含不是大军区的军政一把手,说了不算。大军区所属的野战军对这些人的话基本不听,他们只能在任职第一书记和第一政委的省军区及军分区有些作用。
只有王效禹所在的济南军区和省军区,他都是第一政委,还是山东省的一把手,再加上从1967年1月份青岛夺权起就与王效禹站在一起的67军,他起的作用可就大了。
在对待王效禹的态度上,济南军区负责人态度不一致,以袁升平为代表的部分老将军对王效禹的许多言行很有看法,还抵制他的一些错误做法。文革后袁升平在口述的回忆录中谈到,王效禹策划操纵的1967年5月7日济南大武斗,确立了他对王的反感。王效禹把袁升平等人视为眼中钉,经常唆使造反组织去找茬。另有一些人表面“中立”,实际也不倾向王效禹。在济南军区,王效禹只得到少数人的支持。
下属各部队态度不一样。主要支持王效禹的是67军,排第二位的是省军区的一些副职。26军后期也基本站在王效禹一边。
反对王效禹的有68军军部及204师、炮8师,济南军区后勤部、装甲兵,以及昌潍、临沂、聊城等军分区,另外还有济南战区所属的北海舰队。
从1967年4月开始,王效禹先后向北海舰队、济南军区、徐州68军、204师、炮8师、昌潍军分区、临沂军分区等部队连续发动攻势。在毛泽东的偏袒,以及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的共同支持下,相继取得“胜利”。军队中一批战争年代枪林弹雨冲杀出来的老红军、老八路纷纷挨批挨斗。
杨得志为了协调济南军区和省革委的关系,派副司令员杨国夫参加省革委的工作。杨副司令抗战时历任清河军区、渤海军区司令员,战争年代是王效禹的老上级。其实他对王效禹的所作所为也看不惯,但老司令高姿态,当配角,负责省革委生产指挥部的工作。可王效禹为了折腾济南军区,不仅不给老领导面子,还拿老司令开刀。
在山东实施“反复旧”,最大的障碍就是济南军区。
1968年11月12日,王效禹以教训的口气致信济南军区党委常委,为“反复旧”鸣锣开道。信中提出4个问题,认为“二月逆流影响山东”,“有的同志想为二月逆流翻案”。“反对省革委和各级革委的邪风,在山东刮了已近6个月”,“济南部队党委看到这样严重的问题,而不认真对待,就不太合适了。”信中公开批“三支两军办公室有鬼”,指责军区后勤部和装甲兵的负责人。提出济南军区支左军人中的“九大”代表,军区定下后要与省革委商量才能上报。
王效禹首先在省革委党员常委会上宣读这封信,会议没有通知杨得志、何志远、陈凤来等军人常委参加。随后王效禹布置打印20份,发给济南军区党委各常委,他指定发给省军区两名支左军代表两份。
11月12日同一天,王效禹还以济南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身份批示了十多封军内人员支持王效禹的来信,进一步给济南军区党委施压。
《大众日报》11月份按照王效禹出的题目,连续发表社论和文章。11月13日社论《秋后算账派可以休矣》,16日发表重头社论《彻底砸烂“唯成分论”》,18日刊登“本报编辑部”文章《彻底肃清“二月逆流”的流毒》。
对于11月12日王效禹发出的致济南军区党委常委的信件,军区没有回音。他不甘心,采取进一步行动。
2010年12月出版的《炎黄春秋》杂志刊登济南作者丁龙嘉的文章《山东文革中的“反复旧”》,文中提到,王效禹看了11月12日中发[67]156号文件转发的张春桥《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后,王效禹“11月14日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呈上一份报告”,报告中称:“我在传达中,遵照中央的规定,对‘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没有点名。从山东的情况看,还是点名好。特别是军队中,不少人对‘二月逆流’中‘支左’的错误不仅不认账,而且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刮得很大。点了他们的名,对于促进犯错误的同志分清是非,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都是很有好处的”,“近日,我们即照春桥同志的做法,召开较大的会议……”。丁文中写明:“报告送上后,至今没有发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同意的批示。”没有回音。
笔者认为,王效禹的这个报告是典型的“先斩后奏”。因为11月5日济南正式开始“反复旧”,11月11日进行“反复旧”的第一大战役,也就是冲击接管省革委政治部材料组,为有问题的造反派入党清除障碍。11月12日王效禹又发出致济南军区党委常委的一封信,他已经把事情闹大,造出了声势。但济南军区直通中央和军委,不是王效禹个人所能左右的,他这才向中央请示汇报,打出批“二月逆流”的旗号,给致信军区常委寻找一个理由,以便日后为自己开脱留条后路。
但笔者从收集到的现有资料分析,王效禹11月12日致济南军区党委常委的那封信,杨得志、袁升平是及时上报了军委办事组的。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答复济南军区,对王效禹的“反复旧”不表态、不支持,不清楚黄永胜是否请示了林彪、周恩来等人。1969年10月18日,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李德生在北京批评67军支持王效禹的问题,谈到1968年底山东“反复旧”时,黄永胜批67军:我们也告诉济南军区,不能表态支持他(指王效禹)。济南军区不同意,你(指67军)为什么还表态?!(见《中央首长接见青岛班临时党委成员的重要指示》,接见时间1969年10月18日。10月17日夜,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等十几位中央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各地在北京办的学习班以及代表团等上万人,康生在大会上点名批评青岛学习班主要负责人,67军和北海舰队的两个人不团结。10月18日凌晨大会结束,单独留下67军主要负责人和北海舰队一位政治部副主任(副军)两个人,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李作鹏、李德生五位与这二人谈话,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公室主任聂济峰(原1军政委)和总政保卫部蒋润观在座。中央负责人批北海舰队与67军不团结,重点批67军。特别黄永胜,点名狠批67军主要负责人支持王效禹的问题。1967年底至1968年初,中央文革和杨成武主持的军委办事组,因为67军坚决支持王效禹等山东造反派,授予67军全军“支左红旗”的“光荣”称号,当时全军军以上单位的“支左模范”,仅有67军一个。不到两年,67军因为支持王效禹的问题,受到周恩来、黄永胜主持的军委办事组等严厉批评。笔者的这份1967年10月18日的资料,是当年一份记录稿的手抄件。10月17日中央领导接见讲话的资料,笔者有多份原件。)
黄永胜的这段话,表明济南军区1968年11月上报后,军委办事组曾答复杨得志等人不要支持王效禹的“反复旧”。
王效禹为了向济南军区施压,已经在第一战役中批了赵修德,他还准备再从在省革委支左的杨国夫身上找缺口。
山东省革委会1968年11月20日在济南召开全省县以上单位党员代表大会,20日当天杨保华带领青岛市市南、台东等各区和四方机车厂等中直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在青岛要上火车了,才想起台东区等负责人还不是党员,去参加全省的党员代表大会不妥。杨临时遇到市革委一名非党员办事员,命令他急速办理审批这些人的入党手续。上了火车,杨保华对随同他的人宣布:现在你们已经是党员了,从这个月开始,可以交党费了。
11月21日晚间杨保华到王效禹家中,王效禹对他说:“杨国夫这个人保早了”,“从今年春天到处乱窜,搞翻案活动。这次揭杨国夫的盖子,军区一定是不敢揭,最好是省革委常委和各地、市领导人一起开会来搞。”两人下楼,王效禹让秘书朱文拿出11月12日写给济南军区党委的信件给杨保华看。杨看后问:是不是按这封信内容发一个声明?王效禹点头同意。
杨保华回到南郊,22日与济南等负责人商议,起草了第一稿,杨修改后送交王效禹,王效禹再做修改。11月23日,青岛、济南两个代表团联合发表《中共山东省县以上革命委员会党员代表会议济南代表团、青岛代表团关于目前山东形势的严正声明》,支持王效禹,批判军队的支左问题。——后来在1969年5月,“九大”后北京27人学习班上,王效禹不承认联合声明是他授意的。杨保华真急眼了,他不想替主子背这个黑锅,继续惹怒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以及杨得志、袁升平等人,当场把王效禹揭发得满头大汗,狼狈不堪。
1968年11月20日至12月6日召开的山东省县以上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实际取代了中共山东省党代会,中心议题一是确定“九大”代表,二是“反复旧”。王效禹及杨保华等众多造反派成为“九大”代表。
同一时期,济南军区也召开党代会,确定“九大”代表。王效禹对济南军区的态度激怒大多数的老将军,他虽然是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和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但属于绝对少数。军区中坚决反王效禹的袁升平、李水清、张铚秀、况开田、刘涌等开国将军都成为“九大”代表。
王效禹不甘心,11月指使各地、市倾向他的支左军人,以向济南军区联合汇报工作为名,给杨得志、袁升平提了几个小时的意见,一直谈到下半夜。同时王效禹还找了一些支持他的山东驻军负责人谈话做工作。
11月24日,山东省召开省革委全委扩大会议,会议开始不久,王效禹对韩金海说:“看来省革委这个权不在我们手里,生产指挥部杨国夫大搞独立王国”,“要组织工宣队进去”。省革委政治部组织组虽然由一些紧跟王效禹的学生红卫兵控制,但很不得力。11月30日,王效禹主持省革委常委会议,听取各小组代表汇报对准备提交通过的扩大会议决议草案的讨论情况。全委扩大会12月3日通过决议《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决定在全省开展“反复旧”运动。该决议以鲁革发[68]310号文件上报下发。
韩金海、刘崇玉12月3日在王效禹家中会客室召开会议,杨恩华、孟庆芝等人参加。韩金海讲话“准备派工宣队进驻组织组、生产指挥部”,韩金海自己兼任驻省革委生产指挥部工宣队长,当场指定了进驻政治部组织组的工宣队长。孟庆芝在会上讲:“让你们去做大官,当厅局长了,好好干,没有错。”
12月4日,“山工总”、济南文攻武卫出面,调济南机车厂、汽车总厂、小清河航运局等单位70多人,成立工宣队。
12月5日在济工总第二会议室召开工宣队全体会议,进行“战前”动员。刘崇玉首先说:“工人指挥部最听政委的话,‘山工总’、‘济工总’最支持效禹同志,是省革委的坚强柱石。”韩金海最后讲话:“现在山东、济南形势很紧张,有人为二月逆流翻案,把矛头指向了效禹同志”,“省革委生产指挥部,现在仍然是旧省委的干部把持政权,旧厅局仍然在起作用。必须有工人宣传队开进去,炸开这个盖子,把权掌起来。”
当天下午,工宣队带领助阵的上千人,前面三轮摩托、5辆宣传车开道,后面30多辆汽车,浩浩荡荡冲进省革委生产指挥部。到那里宣布夺权声明,基本内容3条,第一条就是“一切大权归工宣队”。工宣队主要批判杨国夫。
同一天,另一组4男1女共5人的工宣队,从王效禹家中出发,乘车进驻政治部组织组。第二天(6日),工宣队宣布:“从即日起,组织组的一切大权归宣传队,处理任何问题,不经工宣队批准,一律无效。”
工宣队到省革委组织组夺了权,向刘崇玉汇报:“现在材料组的人都走了怎么办?”这些人是济南军区干部部从下属各部队抽调的现役军人,已经回到部队。刘崇玉答复:“把黑材料组的正副组长都揪来,先进行批斗”,“不管穿什么衣服的,一样斗。”于是,“山工总”把材料组长、副师职现役军人从部队驻地淄博押回济南。
1968年3月27日,王效禹曾致信济南和山东省两级军区党委常委,提出以后不要再呼喊“向王效禹学习”等口号。3月28日他在济南军区第三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作报告:“这几天我参加了几个会,会上有那么几个口号:向王效禹学习呀!向王效禹致敬呀!我说这些口号,还是建议同志们以后不这样的呼。”
王效禹“谦虚”信件发出8个月后,济南军区1968年11月26日召开四好连队代表大会。口号单上原有支持王效禹的口号,被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陈宏删去。12月7日,杨保华通过军区前卫文工团的一个人拿到闭幕式口号单,发现没有支持王效禹的口号,便交给王效禹,王效禹当晚指令韩金海、杨保华、杨恩华等人连夜组织4万人。第二天(8日)14时,济南文攻武卫司令孟庆芝首先带领200多名手持棍棒,头戴柳条帽的文攻武卫人员,冲击大会闭幕式。随后数万人以“祝贺”的名义,冲入会场,包围首长休息室,在操场演出丑化军区负责人的活报剧。杨保华向济南革委会借了辆安装好大喇叭的宣传车,并派车把在济南参加省革委召开的县以上革委党员大会代表拉到会场参与冲击。——1969年5月北京批判王效禹的27人学习班上,中央领导问王效禹知不知道冲击军区会场的事情,王效禹矢口否认,但在杨保华、杨恩华的揭发下,他哑口无言。
12月份山东省军区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王效禹以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的名义参加会议。会议起草决议,他把11月12日致济南军区常委信件的内容写进其中,以省军区会议决议的形式向济南军区施压。济南军区没有在此问题上计较,高姿态批转了省军区党代会的决议。
王效禹12月9日讲话直接点名:“从‘二三’夺权以来,在新机构里,杨国夫做了许多坏事,济南部队支左指挥部有问题”,“要使大家认识,把杨国夫的盖子揭开还是很艰巨的,今年不同于去年,因军内情况和形势不一样了。”
请注意这段话,“今年”是指1968年,“去年”就是1967年,为什么“军内情况和形势不一样了”?值得推敲。其中有一个明显的不一样,军委办事组换人了,换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不倾向、不支持王效禹了。
12月15日,省革委要开批判会。王效禹授意韩金海、杨恩华等人:对赵修德,“我在会上越保,你们就越斗。”
为了不让会议批判和口号声音传出房间,缩小影响,选了15日这个星期天,会议安排在省革委地下室的一个房间进行。赵修德到会,会上呼喊了“打倒杨国夫、赵修德”的口号。
在王效禹支持和策划下,12月24日,省革委常委刘长茂和杨恩华,带领2000多人包围7313军工厂,攻打厂内反对王效禹的组织。坚守厂内的造反组织实施“文攻武卫”,武斗中打死1名主动进攻的造反派,两派重伤63人。济南军区派去部队制止武斗,但支持王效禹的一派不听劝阻,拒不撤离,继续进攻,打伤制止武斗的部队干部战士107人。王效禹又授意军内“四大”单位的造反派,25日抬尸游行,大闹济南军区和后勤部,包围杨得志和袁升平的宿舍。26日把尸体抬到济南军区后勤部长况开田家中床上,并且抢掠开国将军况开田家中的私人财物。
1968年12月的一天,杨得志、袁升平两人19时一起到王效禹家中商议有关问题,秘书朱文上楼通报后,王效禹拖着不下来。杨、袁两人在楼下的会客室等了半个小时,秘书朱文实在坐不住了,第二次上楼告知王效禹,他才慢慢下来。1969年1月的某天,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李勃19时30分到王效禹家中,等了1个多小时,王效禹始终不下楼。最后,叫刘崇玉下来把李勃打发走了。
“反复旧”开始后,王效禹连续发动的针对赵修德等人的红卫兵进驻省革委政治部,还有针对杨国夫的工宣队到省革委生产指挥部夺权这两个战役,都获得了“胜利”。之所以取胜,原因是王效禹利用毛泽东审定的《红旗》杂志社论和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的内容为依据,另外一个原因在于济南军区没有坚决反击。
五、“反复旧”第三战役
“反复旧”第二战役之后,王效禹越发有了胆量,他要发起第三战役,以济南文攻武卫取代济南市公安局军管会,全面接管全市公安系统。
文革夺权后,机构精简调整,公安、检察院、法院三家合为一家,实际以公安为主,公安下面有派出所,负责社会治安。公检法联合成立省革委直属的政法部革命委员会,支持王效禹的原省公安厅一名造反派任一把手。
1967年12月9日,中央发出中发[67]379号文件《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王效禹对此一直有抵触情绪。省政法部完全听命于他,王效禹担心军管后他指挥不灵,他以山东夺权早,已经有了政法部革委会,再有军管会就冲突等等为理由,不让军管。后来勉强同意,1968年2月16日,只对济南市公安机关实行军管。
济南文攻武卫完全控制在王效禹个人手中,但他不满足,要利用这次“反复旧”,以文攻武卫取代市公安局。
1968年12月16日,韩金海、孟庆芝等人经过商议,决定文攻武卫接管公安派出所。12月17日凌晨2点,济南文攻武卫司令孟庆芝在王效禹家中,对红旗区(原市中区)革委会、区文攻武卫负责人说:“现在派出所整了省、市革委负责人黑材料,妄图颠覆省、市革委,那里复旧很厉害,要把权夺过来。早上7点半以前必须进去,档案材料要全部查封,人员要全部集中。用内外结合的办法,揭开派出所阶级斗争的盖子。”韩金海、孟庆芝命令文攻武卫组织接管派出所,审查处理公安系统的问题。红旗区文攻武卫进驻官驿街派出所后,成立群众专政指挥部,将全所20多名公安民警全部集中关押到楼上,办了三个多月的学习班。
随后,红旗区文攻武卫负责人接到孟庆芝的文攻武卫司令部“总参谋长”从王效禹家中打来的电话,要区文攻武卫立即查封红旗区公安分局军管组的档案材料。同时交代:“要对军管会绝对保密。”
文攻武卫试探性接管红旗区公安的行动,济南军区没有表态反对。接管济南全市公安系统的行动全面铺开。
1969年1月7日,市文攻武卫“参谋长”到市公安局,命令公安局以“指挥部”的名义写报告,要求文攻武卫进驻公安机关。
1月10日,在庆祝济南文攻武卫成立1周年的大会上,杨恩华大讲特讲,中心话题之一是要文攻武卫担负起改造公检法的任务。此时的他根本没有预料到,40天后,他也被抓进文攻武卫的牢房,被好好“改造”了一番。
1月16日,济南市革委会两名主要负责人和市文攻武卫“参谋长”这三人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成立“济南市革命委员会区街公安派出所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布置文攻武卫、派出所、街道造反派三方联合起来,组成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把公检法的权夺过来。市革委主要负责人说:不能受军管框框的束缚。中央的军管命令一年多了,情况发展了,要适应新的情况。
新成立的济南区街公安派出所文革领导小组共10名成员,文攻武卫6人,市公安局3人,公安军管会1人。小组受文攻武卫司令孟庆芝领导,组长由文攻武卫的“参谋长”担任。1月25日,以济南文攻武卫179人为主,加上其他人员,一起乘汽车在济南游行,然后进驻全市四区的38个派出所。
济南文攻武卫就此取代了济南市公安局军管会,掌管济南专政机构。
六、“反复旧”中济南造反派的内讧
王效禹“反复旧”的“三大战役”之后,省城造反派之间爆发了一场内讧插曲——著名的济南“四根油条事件”。
在济南首先发起“反复旧”的是韩金海,他的目标原本对着同一营垒中的另一派杨恩华的“杨派”,反击“杨派”的扩张行为和清算肥城等事件中“韩派”挨批的旧账。
王效禹11月初从北京回来决定大规模实施“反复旧”,在他的压力下,济南的“韩派”与“杨派”暂时“休战”,尚能共同对外。取得一连串“胜利”之后,韩、杨两派又开始勾心斗角。
1969年1月26日,为买了四根凉油条,“杨派”的市革委某常委与大明湖边炸油条的一位女职工冲突,某常委威胁要把女职工从单位开除。女职工写了多封信向省、市革委会告状,其中一封落到“韩派”骨干孟庆芝手里。
孟庆芝马上把信交给韩金海,“韩派”人员拿此事大做文章,把女职工标榜为“反复旧”的代表人物。
杨恩华为了反击韩金海、孟庆芝给“杨派”制造的“四根油条事件”,2月4日上午向王效禹汇报两件事:一是外面流传孟庆芝直接掌管的文攻武卫打着王效禹有病的旗号,搞来1600斤面粉,30斤香油炸香油果子吃。那年月物资紧俏,特别是粮、油,完全由国家控制,凭票定量供应,不准单位和个人随便买卖,杨恩华以“香油果子”回击“油条事件”。第二件事,是韩金海在省生产指挥部安插亲信,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杨国夫主持生产指挥部时,只有9名领导成员。韩金海进去夺权后,赶走军代表,组成29人领导集团,借机调进一些韩派人员。
王效禹立即布置查文攻武卫的“香油果子事件”。从2月4日下午直到第二天清晨,韩金海、刘崇玉、孟庆芝和市革委主要负责人在王效禹家中,连夜传讯一系列的“证人”。2月5日王效禹说:“都查明白了,杨恩华完全是诬告。”孟庆芝等人则放风说:杨恩华“栽赃陷害王效禹”。这就是著名的杨恩华“1600斤面粉事件”。
杨恩华告状,本意要报复“韩派”,没想到戳到王效禹的痛处,反而引火上身,激怒了王主任。
此前,青岛在1月25日出了件大事,王效禹嫡系杨保华调动6000名文攻武卫人员,武装攻打海军潜艇士兵学校,2月1日中央文革予以批评。
王效禹需要找替罪羊,以转移中央的注意力。从“临沂事件”到“反复旧”,韩金海为王效禹冲锋陷阵,比杨恩华作用大,王决定以济南市工总的名义,召开政工会议,拿杨恩华开刀。“济工总”是“山工总”的下属单位,这样,“韩派”人员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派人参加会议。2月5日和6日,韩金海、孟庆芝、刘崇玉等人商议了会议日程。
2月7日,“济工总”政工会议开幕,“山工总”的“韩派”大员表扬女职工,会上杨恩华挨了打。
与杨恩华关系不错的一些造反派负责人2月10日晚上到王效禹家中,批评“济工总”会议的打人行为以及韩、孟等人。王效禹2月21日晚接见政工会议代表,演戏般地出面保杨恩华。第二天王效禹就变卦,晚上布置人到济南国际旅社,通知对打人问题有看法的“九大”代表:“济南工人开政工会议,解决自己队伍内部的事,他们不要插手。这些人他们有什么阶级感情。”
王效禹2月27日召集韩金海、孟庆芝、刘崇玉在家中2楼策划,决定到黄台电厂开会抓人。从楼上下来,孟庆芝对“山工总”的人说:政委同意抓人。要通过电厂找出一条通向省、市革委黑线,挖出一个地下黑司令部来。
2月28日,韩金海、孟庆芝等人在黄台电厂召开大会,文攻武卫抓捕“杨派”的济南市革委常委,以及黄台电厂、汽车总厂、机床二厂、电管局等单位革委会主任共7人。同时扣留杨恩华。韩金海可出气了。
对于“杨派”中的济南市革委会副主任,挨打后,他们作了检查揭发,没再处理。
随后,王效禹给周恩来打电话,谎报杨恩华等人准备炸毁发电厂。对王效禹欺上瞒下有所察觉的周恩来根本没有表态,可王效禹对外说上报周总理同意。按照王效禹指令,济南撤销杨恩华“九大”代表,换上王效禹的另一位嫡系。
处理完“杨派”之后,王效禹说:“×××不是卖小鱼的吗,怎么还能当省革委委员呢?卖油条的为什么不能当常委?”“明天在市革委通过一下。”那名女职工就此离开大明湖边油条摊,到市革委机关上班去了。“济工总”的会议成为文革中济南著名的“四根油条政工会议”。
七、“反复旧”运动对山东以及全国各地的影响
从1968年11月开始,在王效禹的策划推动下,“反复旧”运动逐步在山东全省全面铺开。
“反复旧”初期,为了树典型,王效禹抓了点理由,1968年11月13日批准撤销泰安地区革委会主任(原地委副书记)的职务,换上军分区的支左军代表。有了样板,山东各地一些老造反再次夺权,只要是老干部重新掌权的单位,都算是“基本复旧”。全省短时间内约40%的县、市革委会被推翻或改组,各地又陷入混乱之中。
聊城地区是“反复旧”的重灾区,地、县革委会被工宣队夺权,90%的基层革委会被改组或冲垮重建,造反派公开点名批判不同意“反复旧”的聊城军分区负责人和支左军人。文攻武卫组织到处抓人,仅聊城县1个县的文攻武卫就关押300多人。冠县1968年1月30日曾上演支持王效禹的“炮轰派”(715)联络聊城地区8个县的同一派造反武斗组织,武装攻打占据县城的“捍卫派”(818)。“捍卫队”趁着夜色提前逃出县城,在南馆陶大桥等地流血冲突,留下“八国联军打冠县”的说法,“炮轰派”掌了权。在“反复旧”中,冠县的文攻武卫无法无天,多次参与武斗,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随便开枪打死不同观点的群众。
杨保华因为“思想不解放”,在1968年11月14日济南召开的省革委常委扩大会上被王效禹训了一顿。他于11月16日回到青岛,仿照济南,也导演了一出冲击市革委政治部的闹剧,批判市革委常委、政法部负责人整了造反派黑材料。因为市革委委员于景瑞出身和本人都有些问题,市革委二把手、67军支左军代表不同意他入党,王效禹、杨保华在济南点名批67军。67军很快转变立场,表态支持“反复旧”。
青岛1968年11月17日召开市革委全委扩大会议,杨保华按照王效禹大造舆论的布置,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讲,宣传“反复旧”,此即著名的“11•17讲话”。王效禹安排济南印刷厂铅印5万份,全省、全国到处散发。
浙江、湖北、甘肃、福建、江苏、山西、西藏等地的造反派从山东学会“反复旧”的一套,开始行动。
1969年1月湖北著名造反派胡厚民到青岛向杨保华取经,2月20日正月初四返回武汉开始策划反复旧。“九大”中的4月11日朱鸿霞、胡厚民等人打着“反复旧”的旗号,向张体学发难。“九大”结束,王效禹因“反复旧”挨批,湖北造反派仍于5月7日冲击省革委会。
江苏徐州支持王效禹的造反派迅速行动,以“反复旧”为名,指挥造反派疯狂冲击部队及军管会。1969年1月14日,冲进徐州警备区,砸烂警备区大门并焚烧牌子。十几天后的27日又冲击公安局,将军管会孙主任打成重伤。
福建的老造反借“反复旧”重新拉组织、抢武器,并且打死了人。“九大”前夕,社会需要体现团结安定,韩先楚及时出手,予以镇压。王效禹指责福建是军人掌权,造反派没有活路。“九大”小组会上,福州军区当面批评王效禹直接插手福建地区,制造混乱。会后王效禹布置“九大”代表韩金海、杨保华等人向中央写信,反驳福州军区。
江西程世清把搞“反复旧”的省革委会副主任万里浪撤职查办。1969年2月4日,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杨栋梁(原26军副军长),率领省革委“处理洪都问题工作团”,进驻万里浪造反起家的洪都机械厂。2月6日,南昌《江西战报》、《火线战报》等报纸联合出版,发表文章《洪都问题胜利解决 万、张、吴“独立王国”彻底垮台》。程世清原任驻山东26军政委,王效禹批判程世清等人:“江西省革委领导人是我派去的”,“到了江西变右了”。
1968年12月12日,河南省革委会三巨头刘建勋、王新、纪登奎召开全省地、市、县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刘建勋开头就讲:“我只就最近议论较多的‘反复旧’的问题发表一点意见”,“在全省的范围内刮起了一股妖风,这股妖风就是利用‘反复旧’这个革命口号刮起来的”,“这股妖风刮遍了全省。有的地方,几个反动的多中心论者经过周密的计划,一夜之间大字报贴满了全城,喇叭上街,揪斗革委会的工作人员”。刘、王、纪三人点名批洛阳造反派实施的“反复旧”。王效禹在山东讲话批刘建勋和纪登奎是“干部上台,思想回潮”,“右的表现”。
山西造反派印发杨保华的“反复旧”讲话,要刘格平向杨保华学习。
甘肃著名造反派张恒云1968年12月带领6人专门到青岛向杨保华取经。兰州热电厂1969年1月10日大量印发《紧急呼吁》,要开展“反复旧”。兰州《工人战报》20日转载浙江《红色金华报》刊登的杨保华“11•17讲话”。兰州军区政委、甘肃省革委会主任冼恒汉1月22日在工、军宣队和县以上革委会负责人会议上说:“兰州市这个月的10号出现了一张《紧急呼吁》的大字报,说是‘打击了造反派’,‘复旧’”,“这个总后台,他们说是张、冼,就是张达志、冼恒汉。好,我们等待他来揪”。“《工人战报》大量散发,把山东杨某的讲话,在一些单位,作为学习班的文件,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依据,以这个来代替毛主席的批示和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命委员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的政策的经验,……杨某的讲话是错误的”。王效禹得知冼恒汉对山东“反复旧”的态度,指使杨保华和鞠维信(青岛市革委常委,“九大”代表)在济南发表谈话,认为兰州军区“镇压造反派了”,准备以青岛市革委会名义发公函给兰州军区。
全国各省市,以及山东的造反派实施的“反复旧”运动,直接影响生产运输。国家重点企业山东923(胜利)油田,因为军代表不同意油田革委会一名造反派副主任入党,成为“复旧”典型,近80%的三结合干部被批斗,大批组长一级的工人被撤职,造成1969年第一季度油田没有完成国家计划。“九大”召开的4月份,仅钻井系统武斗打架48起,打伤和被打300多人次。石油是国家的命脉,在各行各业纷纷以生产成绩向“九大”献礼的4月份,胜利油田原油产量却大幅度下降。
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军队作为重建各级政府和社会秩序、生产的核心力量,军队的稳定成为恢复国家稳定的前提。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初期,领袖非常恼火,在军队和造反派之间,毛泽东倾向造反派,8月4日再次决定给造反派发枪(关于毛泽东1967年7、8月决定给“左派”发枪。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戴维堤的回忆录《逝者如斯》中提到,毛泽东1967年7月18日在武汉对周恩来、谢富治、王力、陈再道等人谈话,提出要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后来成为戴维堤夫人的北航学生尹聚平,7月份随同谢富治、王力赴武汉。武汉“七二○”事件后,经周恩来批准,北京卫戍区7月27日向全国著名造反组织北航红旗发枪2500多支,没有发子弹,这些枪支由戴维堤主管。江青文革中的第一位秘书阎长贵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8期发表的回忆文章《“文革”初期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中提到:“1967年‘七二○武汉事件’后,毛泽东认为军队支持‘右派’,于是8月4日他以‘润之’署名致信江青,提出要‘武装左派’(要求发枪100万支)”。阎长贵还在其它文章提到领袖要求“发枪”之事。还有其它一些资料,笔者综合分析,认为领袖两次提出给“左派”发枪,所以笔者在叙述8月4日要求给“左派”发枪的一句中,加了“再次”二字)。
在中央对“七二○”事件的态度(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影响下,全国形成冲击军队的浪潮,“天下大乱”加剧。重庆“反到底”与“八一五”8月1日开始炮战,2日军工厂坦克加入武斗。广州“三司”8月10日提出到广州军区夺权,发表文章《夺广谭的军权》,批判黄永胜、温玉成、陈德,要“武装改造中南,武装改造广州”。福建“革造会”8月20日的第8期《东方红》报发表社论《打倒韩先楚 解放全闽赣》,鼓动“向福州军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韩先楚开炮”,同期刊登呼吁书《武装保卫福州城》。首都造反派8月22日夜火烧英国代办处。江苏“淮海八三一”8月25日发表《打倒许世友 解放苏皖浙》……
各地武斗激烈,全国局势频临失控。此时只有军队才能制约无法无天的造反派,领袖冷静权衡后,只得改变决策,保军队,制止“抓军内一小撮”。8月底拿下了中央文革的两只替罪羊王力、关锋。
而王效禹开始依仗康生、王力、关锋,后期依靠康生、江青,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把山东建成了王氏独立王国。他不仅攻击南京军区,还不听杨得志和袁升平的劝告,时常给济南军区出难题,打击批判军区多名负责人。在青岛,杨保华依仗着王效禹的势力,反复攻击北海舰队,武装攻打军事院校,殴打海军战士。
1968年11月开始,王效禹在“反复旧”中的所作所为,彻底惹恼了军委、海军和济南、南京、福州、兰州等军区的众多老将军们。
“九大”前王效禹在山东组织策划的“反复旧”运动,成为他在“九大”后倒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纵观王效禹的“反复旧”运动,还可以清晰地看到:1968年3月之后“林彪集团”的成员与中央文革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一直发展到九届二中全会。最后,毛泽东仍旧是保文革派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根本目的是不能否定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过这已不是本文论述的内容了。

部分参考资料目录:
1、《王效禹同志四月三日晚十一点听取青岛革委代表发言后的讲话》,1967年4月3日
2、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张元培等人上报林副主席报告,1967年4月29日。
3、北海舰队1967年9月党委常委会议文件之二十九:北海舰队常务副司令员潘焱《海军北海舰队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第二次自我检查稿》,1967年9月23日。
4、《全军支左模范——7229部队首长郭子谭同志谈徐州文化大革命形势》,1967年10月31日。(注:7229部队是驻徐州的空军29师)
5、山东县级革委党员代表会济南、青岛代表团《关于对目前山东形势的严正声明》,1968年11月23日。
6、《刘建勋同志在省地市县革命委员会党员代表大会的讲话》,1968年12月12日。(1969年油印)
7、济南《市革委主任×××同志二月二十八日在黄台电厂形势报告会上的讲话》,1969年2月28日。(注:这是济南抓捕“杨派”的大会,已杀“回马枪”的“杨派”市革委副主任张廷藻也讲话表态)
8、《冼恒汉同志在省革委召开的兰州地区工宣队、军宣队、县以上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大会上的讲话》。1969年1月22日(1969年油印)。
9、《关于解决山东问题总理、康生、伯达、江青等中央负责同志接见山东代表时的讲话》,1969年5月10日。(注:此资料中有批判杨成武布置山东插手徐州的材料)
10、《六十八军在南郊会议上的发言》,1969年6月。
11、《对王效禹在山东搞独立王国对抗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揭发》,朱文,1969年8月。
12、《中央首长接见在京学习班的重要指示》,中央办的山东、青岛学习班整理,1969年9月2日。
13、《坚决斗掉头脑中的“私字”,彻底同王效禹的错误划清界限》,韩金海,1969年10月23日。
14、《彻底揭发王效禹所谓“反复旧”的内幕》,杨恩华、张廷藻,1969年10月23日。
15、“杨保华检查”,1969年12月19日。(注:杨保华12月18日在青岛市有线广播大会上做检查,12月19日印成文字材料)
16、《彻底揭发批判王效禹派“工宣队”进占省生产指挥部所犯的严重错误》,王泽恩,1969年
17、《愤怒揭发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王效禹的滔天罪行》,王崇训,1970年1月21日。(注:王崇训是王效禹的秘书)
18、《誓死捍卫“钢铁长城”》,徐州原市级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革命大批判小组,1970年2月。(注:批判王效禹材料)
19、《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20、《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中共中央组织部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21、《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
22、《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
23、《周恩来年谱(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本文注释所依据的和“参考资料目录”所列举的各种资料,除了少数注明“油印”之外,都是原件,有些网上能查到,有些是当时公开出版的。还有一些原件,目前网上和公开资料中查不到,笔者都有当年群众组织铅印的原件,少数原件内容,笔者已向当年在现场的当事人核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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