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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合成:文革道县周边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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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道县周边大屠杀

谭合成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省道县经历了66天的大屠杀,被杀死4519人,被杀绝的117户,道县大屠杀通过各种媒介,已广为人知。当时道县周边地区也大开杀戒,知道的人不多,现作简单介绍。
  宁远县
  宁远县1967年8月18日开始杀人。
  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与道县杨家公社郑家大队一山之隔。郑家大队杀人后,一些四类分子(子女)跑到宁远这边山上躲藏。小欧家大队的一个社员上山打柴,听到冲里有人说话,走过去一看,没有人,却看到地上有人坐过的痕迹,还有几颗“喇叭筒”的烟蒂子,赶快回去向大队支部报告了,很快流言四起:
  “道县黑杀团在我们县里开会了,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
  “道县的四类分子和我们这边的四类分子串联,准备‘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
  8月18日(农历七月十三),小欧家大队一个在外面做手艺的外流人员(非四类分子)回家过节,带了两个身份不明的陌生人,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大队党支部和群众组织“红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对该外流人员和地主分子欧涛玉等四人采取革命行动。当晚便将4人杀害。
  自此,杀人风从道县刮到了宁远。
  接着,麦地公社路田大队,以公社贫协主席、文革主任为首,把38名地富分子及子女像柳条儿串鱼一样捆在一起,推下废红薯窖,放火熏死后,盖土掩埋。
  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当时在晓睦塘大队蹲点,听到杀人风声后,立即召集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问题,大队干部问他怎么搞,他笑而不答,从地上捡起一根稻草,以掌代刀,做了个砍的姿势。但下面有人还没有理解深透,又问了一句:“李书记,你是说……?”大队会计有点文化脑子活接了一句:“死蠢,这都不懂,李书记是讲斩草除根。”李远生高兴地在他肩头拍了一巴掌:“聪明!”当即分工,全大队按照自然村分为两片,均由支委负责,分头行动。农历八月二十二早晨,以召集地富分子及子女分萝卜田为名,将其骗至预定地点,突然袭击,全大队地富分子及家小共68人被推入地窖活埋。
  在屠杀中有的家被全家不分老小全部杀绝。清水桥公社吕家大队吕成高一家灭门案中被杀了10人。
  弯子里大队是宁远杀人最血腥的一个大队。这个村子不大,村民多数姓郑。1967年中秋节后的第五天,仅仅一个早晨,小小山村就有50多人(主要是地富及子女)被大队干部指挥民兵用乱刀砍死,抛尸地窖。被害人中,身材高大的郑工金被砍死后,身子进不了窖眼,杀人凶手用锄头将其切断成三段,塞进窖里。12岁的少年郑山壮为了逃命,跑到山上,爬到一棵树上躲起来,结果还是被抓了下来,他跪在地上,拼命磕头:“叔叔伯伯莫杀我,我一世替你们做牛做马都要得。”这话成了这个少年的遗言。17岁的少女郑翠云,因为长得秀气,被本村的几个人拖到大队小学里面轮奸后,活活砍死。12岁的女孩郑见品,慌乱中爬进一条寒气逼人的阴沟,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总算留下一条小命。村里三个光棍汉,趁机将三个有点姿色的地富家的女人关起来,等到杀了她们的丈夫,就“堂堂正正”地娶回家来。其中一个女人,已怀孕9个月,因肚子太大,一时不便娶回家,准备生产之后,再娶,后设法逃脱,在外面重新嫁了人,总算逃脱了刀口嫁人的命运。
  因隔河较远,河汊分布不及道县丰沛,杀人方式多为刀砍和活埋。
  该县文革杀人从1967年8月18日开始至10月25日结束,共杀1092人(含被迫自杀),全地区排名第二。
  江华瑶族自治县
  江华县文革杀人事件1967年8月29日始至10月25日止,历时57天,共杀898人(含被迫自杀)。
  8月下旬,道县洪塘营公社地主(子弟)杨铁桥全家5口被杀4口,仅杨只身逃脱,逃跑到江华县湘江公社苗子园大队亲戚家避难。洪塘营公社多次派人前来追捕,同时散布道县杀人情况。苗子园大队干部开会讨论,认为“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道县杀得,我们这里也杀得。于是在8月29日把大队上一名有男女作风问题的富农子弟拖上山投了天坑。在全县首开杀戒。
  贝江公社贝江大队,有人提出“阶级敌人全杀光,从此天下就太平”的口号,把全大队所有的地富分子及有各种历史问题的人全部杀光。
  大石桥公社妇女主任在回公社的路上,看到几个地富分子坐在路边抽烟、聊天儿,认为是四类分子开黑会、搞暴动(实际上是出义务工修路,工间休息),立即到公社报告了。公社领导马上组织民兵将人抓来公社,刑讯逼供。连续吊打三天三夜。其中一个名叫江光芳的富农分子熬刑不过,瞎编乱造,供认参加了所谓“反共救国军”,同时供出成员131名,其中竟然包括公社书记、社长、文革主任。大石桥公社立即顺藤摸瓜,严刑逼供,大肆追查,并成立公社“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万人大会公开审判,杀了14人。曾参加过桂东游击队、担任过江华地下解放武装分队长的老地下党员唐家雄也在其中被执行了“死刑”。
  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虞懃上(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的堂兄)被反复批斗,刑讯逼供,逼他供认江华是叛徒、假党员,虞因不堪凌辱被逼自缢身亡。
  该县杀人起步稍晚,动手时6950部队已进驻道县制止杀人,封刀时已到是年深秋,数量上虽然比不上道县老大哥,造成杀人的深层原因却极为相似。当时,实际行使政府职权的江华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县武装部的主要领导,对杀人事件或明或暗地采取了纵容态度。
  江永县
  江永县文革杀人事件开始于1967年8月17日。该日上午,桃川公社石砚大队下放知青王××在江永县城被杀。同日晚,江永县铜山岭农场跃进大队召开全场职工大会,枪毙两名老“地主”和两名“地主狗崽子”,并吊死一名丧失阶级立场嫁给“地主狗崽子”的青年妇女。农场数百名职工和近百名知识青年被通知到队部禾堂看处决,“经受阶级斗争的洗礼”。
  将该县文革杀人事件推向高潮的是界牌公社党委书记杨修玉。杨修玉系道县祥霖铺人,大屠杀期间,他回道县探亲,沿途看到河里飘着死尸,树上挂着死尸,又到道县的同僚那里取了点经,很受启发和鼓舞。回公社后,于8月25日召开全社各大队“五巨头”(书记、队长、民兵队长、公安员等五人)会议,把在道县看到的一些情况和道听途说的一些谣言,向各大队的“五巨头”们吹了吹风。所以这次会议又被称为“8·25杀人吹风会”。
  第二天,公社又召开各大队贫下中农造反兵团(即贫协)负责人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正在开会,文革大队党支部书记刘自进带领一些人,敲锣打鼓进了会场,向公社报喜:
  “具有高度阶级斗争觉悟的文革大队贫下中农,粉碎了一次阶级敌人的暴动阴谋,镇压了6名阶级敌人,特向公社报喜!”
  会场顿时开了锅,人们再也坐不住了。
  “还开什么,文革大队走在我们前面了,我们落后了。”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实际干一干!”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还等在这里干什么?赶快回去行动哦。”
  一哄而散。纷纷赶回大队部署杀人。三天之内,全社共杀126人。
  紧接着允山公社公安特派员张文德为首策划,趁允山赶闹子的时机,以允山公社“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枪毙了该公社的3名四类分子,围观者数以千计。张文德亲自起草杀人布告,布告的落款也很值得玩味: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贫下中农
  副院长造反派
  这张布告,张文德命人抄写几十份,从允山一直张贴到江永县与广西搭界的龙虎关,沿途六十余里,经过允山、回龙圩、夏层铺、桃川、粗石江、源口六个公社,整个江永县为之轰动。
  江永县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325人(含被迫自杀)。
  双牌县
  双牌县文革杀人事件共杀345人(其中被迫自杀48人)。杀人的特点是零星、分散、残忍。
  双牌县是1970年以后新建的一个县,文革“杀人风”时期叫潇水林业管理局。1978年行政区划调整,原属道县的理家坪公社、车头公社的双峰大队划归双牌县。该县文革“杀人风”主要集中在理家坪和江村两个公社。潇水林业管理局开始杀人的时间是1967年8月23日,最先杀人的是现已划归永州市管辖的何仙观村(大队)。相传该地为何仙姑修炼得道之处,现为零陵地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由于采访任务的需要,我们每到一处都特别关注那些没有杀人的公社(农场、林场)或大队。在双牌县我们看到了一只十分值得解剖的麻雀——阳明山林场。这里山深林密,社情复杂,外流人员多,一直是潇水林业管理局狠抓阶级斗争的点,也是阶级斗争抓得最得力的点。文化大革命中,该林场派性斗争十分激烈,抓的人最多,批斗的人也最多,但是在四面八方都在杀人的情况下,却一个人也没有杀。为什么呢?就是林场武装部长和党委正、副书记在杀人问题上意见一致:他们杀他们的,我们这里没有上级的指示,坚决不动手。
  新田县
  新田县文革杀人事件以召开万人大会著称。1967年9月8日开始杀人,动手较晚,但声势浩大,不留死角,从9月8日起到10月18日止,历时40天,全县21个公社全部都杀了人,其中18个公社(包括城关镇)由主要领导(公社书记3人,公社主任4人,武装部长12人)为首策划、部署、组织召开了19场万人大会杀人。那段时间,基本上是杀人就要开会,开会就要杀人。全县共杀786人(其中被迫自杀180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0.35%。
  与道县不同的是,新田最先大开杀戒的地方是城关镇,即新田县城。是从城镇杀向农村的。9月8日,新田群众组织“联总”在城关镇召开全镇革命群众大会,枪毙了5名“阶级敌人”。“联总”总指挥王雄宏在大会上说:“我们城关镇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们在这里杀几个坏家伙,将对全县产生深远的影响!”
  王总的估计非常正确。这种开大会杀人的方法马上便为下面各区社效法。
  时任县委副书记的“革命亮相干部”肖德雯在他的讲话中没有直接表明对杀人事件的态度,但特意引用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城关镇万人杀人大会之后,“联总”下属的一个群众组织新田县“湘江风雷”的头头肖邦久起草了一份《紧急倡议书》,在全县范围散发,鼓吹杀人。另一个头头副司令兼县文攻武卫指挥部指挥长雷玉荣,专门组织了一个手枪队,哪里杀人就到那里去支援。
  在新田县文革杀人事件中,当时实际掌握政府权力的县武装部又做了些什么呢?
  1967年8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下发了一个《社情电报》,新田县人武部收到后,专门拟了个通知传达到各公社,该通知只引用了电文的前一部分,即“根据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处于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唯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动采取行动。”而对后一部分“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变天的可以依法严惩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能视作四类分子,必须按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子女……”只字不提。此时新田县还未出现杀人现象,通知传达到各公社后,不少公社写报告、打电话,或派专人来县请示杀人。其中新圩公社反映,他们那里挖出了“501、502、503反动组织”(假案),要搞暴动。陶岭公社反映,他们那里出了个反革命组织“复兴会”(假案),气焰嚣张,企图复辟,扬言要杀干部、贫下中农。骥村公社武装部长接县人武部通知后,于9月8日,主持召开大队支部书记、文革主任、民兵营长、治保主任紧急会议,传达县人武部通知。并在会上说:“道县的四类分子进行阶级报复,杀贫下中农,阶级敌人兴风作浪,贫下中农遭殃。我们公社敌情复杂,对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该杀的要杀,该管的要管,不杀几个,这股歪风刹不下去。”会后,各大队分头行动,基本上是仿照道县模式,开始杀人,全社共杀48人。枧头公社也在同一天(9月8日)召开公社干部紧急会议,会议由公社武装部长主持,并在会上说:“我们公社四类分子很猖狂,他们在秀凉山开黑会成立了反动组织‘205独立师’(假案),他们的纲领是:‘8月15日砍高粱,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我们民兵要武装起来,镇压阶级敌人。再不动手,我们贫下中农要吃大亏了。”会后,给三个武装民兵排发了子弹,这些民兵背着枪杠着红旗,敲锣打鼓下到各大队去支援杀人。全社共杀113人,是全县12个公社中杀人最多的。
  从县人武部的这个通知发下之后,(1967年)9月8日至12日,短短4天时间,全县已有15个公社出现了杀人事件,被杀人数为129人。各方面反映十分强烈。直到这时,县人武部才于9月12日召开全县各公社武装部长会议,传达47军《社情电报》的后半部分,但没有具体提出制止杀人的措施。不但没有起到任何制止杀人的作用,反而在会后出现了第二次杀人高潮,从9月13日到15日三天时间,全县又杀230人,占杀人总数的40%。
  冷水滩市、永州市(零陵县)
  这两个市文化大革命时期尚未建市,统属零陵县。
  冷水滩市文革杀人事件,除受道县“杀人风”影响外,1967年8月12日的一起刑事案件也起到了某种导火索作用。该日,现属冷水滩市的郝皮桥公社庄冲大队尹村生产队队长雷付生与邻居地主子弟郑荣垒因小孩玩火引起纠纷,发生斗殴。打斗中,郑荣垒失手将雷付生打死。郑闯下大祸后,惊慌失措跑到山上躲藏,被大队民兵搜山抓获,当场用石块棍棒打死。8月16日,郝皮桥公社召开群众大会隆重追悼雷付生,声讨四类分子的滔天罪行,要为阶级兄弟报仇雪恨。会上提出“阶级敌人要翻天,我们要坚决镇压”!要求各大队贫下中农行动起来,对郑荣垒这样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采取“果断措施”,打掉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追悼会后,各大队开始杀“四类分子”,并迅速地引发全市性的杀人事件。
  永州市文革杀人事件应当说是从富家桥杀开的。虽然此前,早在7月23日,已经发生了黄田铺公社双江桥大队支部副书记胁迫3名地富子弟将地主分子蒋德生父子3人沉河的事件,但该事件一开始并没有被认为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而是视为报复杀人的刑事案件,因而对全市性的杀人事件几乎没有影响。8月下旬,富家桥区富家桥公社永兴桥大队受道县“杀人风”影响杀了该大队3名四类分子。区武装部长唐××接到报告后,感到有必要召开一个会议讨论制止滥杀的问题。于是专门召开了一个全区大队以上干部会议。但是会议的气氛与原来的设想有些格格不入,大谈阶级斗争,大谈各种道听途说的敌情,谈到激动处有的干部甚至捶胸顿足、热泪横流。湖南一带农村干部有个好喝几口小酒的习惯,当年的会议餐不像后来安排得这样周到,一般不安排酒水,所以休会的时候,一些干部打平伙买酒喝;酒买了,没有酒碗,就跑到区供销合作社去借。站日杂柜的营业员是个地富子弟,说:“我们这里的碗不能借,只能买。”借碗的干部不高兴了,说:“你一个地主崽子神气什么!”该营业员仗着自己是吃国家粮的,不把农村人放在眼里,说:“不能借就是不能借,这是国家的财产,借给你用过了,还怎么卖?”结果激起了与会干部的愤怒,把他从柜台里拖了出来,拖到旁边的河边上,从二十多米高的桥上扔进河里,淹死了。
  这件事如一粒火星落到一大堆干柴上,立即引起一场大火。“屌他老母亲的,一个地主崽子都敢欺负我们!”与会的社、队干部议论纷纷,越说越气,会也不开了,一声喊,纷纷赶回各自社、队布置杀人。三天功夫杀了158人,占全市杀人总数的一半以上。
  蓝山县
  蓝山县是整个零陵地区开始杀人最晚的县,(1967年)9月10日才开始杀人,整个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145人。该县杀人的特点是基层干部阶级斗争觉悟高,大队一级自发追查反革命组织,继而杀掉其中的“骨干”。现已查明,全部系假案。
  该县最典型的杀人案例发生在清水大队。该大队杀人时,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派了村子里一个“蠢子”(脑筋不太灵活的人)去执刀。因这里杀人也跟道县一样有“手续费”,就是给钱或给谷子,这个“蠢子”杀了19个人后,找到大队干部要分谷子。大队会计说:“19个难算,干脆再杀一个凑个整数。”于是这个“蠢子”又跑回去,找到本村一户地主家,把地主家的小孩子随便捉了一个杀掉,凑了20个整数。
  祁阳县
  该县原属衡阳地区管辖。1967年文革杀人事件中,该县毗连零陵县的周塘公社用捆绑吊打的办法,逼供出一个所谓的“黑杀团”。公社组织委员李新明等人扩大战果,组织深挖广查,很快将该组织成员“发展”到600多名。其他各公社积极响应,追查风扩展到全县33个公社,其间共杀218人,刑讯逼供致伤致残1000余人。
  东安县
  1967年受道县“杀人风”影响,全县仅杀11人,这在当时根本不算一回事。但是,大规模的道县“杀人风”平息八个月后,1968年6月上旬,该县展开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走资派)一清(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川岩公社在审查一名有作风(男女关系)问题的妇女时,审出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反共救国军”的线索,顺藤抓瓜,抓住了一名叫蒋梧生的外逃地主分子。川岩公社如获至宝,公社书记亲自挂帅,对蒋严刑逼供,“一定要审出点名堂来”,蒋梧生受刑不过,交待参加了“反共救国军”,而且还是个副司令,司令是井头圩公社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伪连长徐嘉,下设三个团,川岩一个团,井头圩两个团,并供出地富子弟黄春恩等15人为该组织成员。情况汇报到县里,县革命委员会高度重视,在县革命委员会统一部署下,全县普遍开展以追查“反共救国军”为中心的三查一清运动,从1968年6月10日到9月13日,95天中,挖出了一个有2258人参加的庞大的“反革命组织”,追查、刑讯中,打死141人,被逼自杀278人,致伤致残1132人。
  在追查“反共救国军”过程中,大搞刑讯逼供,实施了36种刑罚,这些刑罚残忍致极。这些县的大屠杀有几个特点:1.屠杀规模空前,残忍无比;2.被杀者为无辜百姓,纯系冤杀;3.屠杀指挥者为基层政权如武装部、革委会(或革筹)、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领导机构;4.阶级斗争是屠杀的指导思想,屠杀前制造谣言,说阶级敌人要杀人等。因而被屠杀者中多是历次政治运动中制造的政治贱民,如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


炎黄春秋 201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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