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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顾建堂著(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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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 顾建堂著(5)

[ 作者:顾建堂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583    更新时间:2014/6/26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

第三章 省委发密函保林复出
    奋起抗争向省委造反
10月6日省委工作组突然撤离长办,保林派公开亮相,为林一山鸣冤叫屈,11月20日马振河公开声明退出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红旗总部武力砸垮长办文革会,抓原省委工作组副组长纪辉和组员李旭东并大打出手,这都不是偶然的,问题就出在湖北省委向长办党委发出的保林信件上。
第10节 要求省委收回保林成命
1966年12月3日上午,长办灯光球场召开在汉职工大会,大会由政治部主任丁福五主持。他手拿稿子走到麦克风前,对着话筒说:同志们,现在向大家宣读湖北省委给长办党委的信。根据我的回忆,大致内容如下:
中共长办党委并林一山同志:
现决定长办党委在林一山同志领导下开展工作。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和生产业务工作做好。长办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要在长办党委和林一山同志领导下团结起来,搞好抓革命促生产。
                        中共湖北省委
                1966年11月16日
丁主任读完这封信后,请林一山讲话。就在这时,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在那么多领导面前如此“放肆”,快步上台说:林主任请慢一慢,我先讲几句。我说:“湖北省委的这封信是错误的。长办的运动本来自己在搞,你省委派来工作组,发动大家揭发林一山,大家都听工作组的话,贴了成万张大字报。运动正在进行中,省委工作组突然撤走,你省委在信上就应该对前段运动承担责任,而且要警告林一山同志,出来工作后,绝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对贴过他大字报的干部和群众实行报复。谁能保证林一山同志恢复工作后不对干部群众报复呢?可是,省委的信上对此只字未提,对前段运动也不作任何交待,所以说这信是错误的,我要求省委收回成命。大家要是同意我的观点,就跟我一起到省委造反。”
当即有一千来人同我一道步行到省委造反。出发的时候,我要杨立人留在大院,把没有前去省委的同志组织起来在大院内游行。
到达洪山礼堂时,已是下午三点来钟,大家中饭都没吃,省委又无人接待,我就去找到王海山。我说我们造省委张体学的反,与你无关,我只请你叫个负责同志来接待,并安排我们吃饭和住宿。不久,果然省委秘书长李衍授 在洪山礼堂前接见了我,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干部怎么能上街呢?我还没有见过干部造反的。”我说:“我们被省委出卖了,是省委把我们逼上了梁山。我现在只要求安排食宿,不然的话,我马上回去再拉人来造反。”后来他把我们带进洪山宾馆,解决了食宿问题。
当晚王海山到宾馆大厅里来看我们,他说;“干部上街是不允许的,你们怎么冒这个险呢?”我问他:“省委11月16日给长办党委和林一山的信,你知不知道?“王海山问:“什么信?”我说:“是决定林一山出来工作、全面领导长办运动和业务工作的信,你知道不知道?”王说:“我不知道。”我又说:“我们认为这是保林一山过关的信,把群众出卖了,所以来造省委的反。要是你也不知道的话,工作组也被出卖了。”王海山苦笑了一下,就起身走了。
王海山走后不久,李衍授派人转告我说:你们派几个代表,明天有车来接,省委领导同志接见你们。我问到哪里,来人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做好准备,明天上午八九点钟来接。我当即召集大家传达,最后推选了干部科的赵国兴、谢宜曙,劳工科的张贤良,组织科的张振奇,团委的赵栆安、顾建棠、黄炳乾,长江水利工会的葛仲余,科学院的戚务华、高永华,规划处的邱忠恩,水文处的王钦良,勘测处的何畏之,施工处的许耀雄 、蒋乃明 ,保卫处的沪玉琪、陈林海,行政处的阎清武(房管科长、武装民兵连长、中共党员)、陈学先等十多人(可能有遗漏)参加接见。
第11节 大辩论舌战省委王书记
12月4日8点左右,我们十多人上了省委的交通车,一直开到紫阳路省总工会一个会议室,工作人员要我们静候。
九点钟样子,省委书记王树成 来了,他招手示意大家坐下。王树成说:“向大家问好。我受省委嘱托,来听取大家的意见,现在请讲。”顾建棠说:“王书记您好,你肯定知道我们都是长办的干部,为什么成群结队到省委来呢?原因在于11月16日省委向长办党委和林一山同志发出的信件是错误的,错在对省委工作组在长办的工作不作任何评说;错在对前段运动不作任何交待,也不承担任何责任;错在对林一山重新出来工作后可能出现的报复,不作任何约束和警告,实际上为林一山复出后搞打击报复大开方便之门;错在对广大群众揭批林一山的行动,不作任何表示,相反出卖了群众;错在违背五一六通知、十六条明示的文化革命的大方向。所以我们要求省委收回成命。”王树成说:“错误不错误,不是你们说了就算数的,那是省委的事。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没有规定干部可以上街造反,我劝你们先回去。关于你们的意见,我可以如实向省委反映。”
这一下,王树成触犯众怒,赵国兴等纷纷用毛主席语录、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回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接着我们又向王书记提问:“你承不承认十六条说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承不承认五一六通知说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王树成本想给我们来个下马威,到头来反使自己被动挨批,十分尴尬。
12月4日以后的八天中,我们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向王树成频频发问:
“省委为什么要发这个信件?”“工作组奉省委的指示发动群众打倒林一山,现在省委突然决定林一山出来全面领导,为什么?其真正原因在哪?”“不承认一一一六信件的错误,又说不出正当的理由,这又是为什么?”“坚持不肯收回这封信件的原因是什么?”
王树成一改第一天居高临下的姿态,以听为主,很少正面回话。在我们反复追问下,他平静地说:“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一定向省委汇报。至于是不是错误,要不要收回,我无法回答。”
第12节 红旗总部蓄意造谣破坏
第八天,即12月10日,从长办保林派红旗总部传出消息:“一一一六信件是周总理指示叫发的。”我立即赶回长办,找到政治部副主任郭志伟、长江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赵立苍、秘书长孔晓春、机电处副处长丘碧谨、秘书处长缪盛桂、组织部组织科长张振奇、团委的徐秀庭、长江水利工会科长王志珍等分析这个情况,这几位老同志几乎一致认为:这封信不可能是周总理的指示,因为运动刚刚起步,从历次运动的发展过程看,在发动阶段,作为党中央领导人,不会作出有碍运动发展的指示,如果在运动中后期,总理有可能发这样的指示。这信十有八九是陶铸和王任重他们的动作。因大军南下时,陶铸是南下工作团团长,林一山是秘书长;林一山看不起张体学,但与王任重关系不错。事后了解的情况证明,这个分析完全正确。我们决定对这个谣传不予理睬,继续斗争。他们伪造周总理指示,破坏我们造反的图谋未能得逞。
我们去省委造反的第九天,12月12日下午三点多钟,仍不见王树成来省总工会继续对话,我们派人到省委查询得知:王树成中午乘车回省委途中,被长办红旗总部的人抢走了,不能来了。至此,我们在省委造反九天八夜一无所得。
红旗总部的这次干扰破坏,林一山事后曾交代说:造反派“捍卫阵线”为反对一一一六信件向省委造反,我是又喜又忧,喜的是你省委支持的造反派终于造到你的头上来了,也叫你尝尝被造反的味道;忧的是省委这封信毕竟是保我复出的,现被捍卫阵线造反所阻挡,一旦省委收回此信,那就不堪设想,要想办法,所以要红旗总部采取了行动,支持省委顶住。
第13节 被迫筹款组团赴京控告
面对造反受阻的严峻形势,我把在省总工会的同志们召集起来商量怎么办,最后一致同意:组织人员,筹款上京,找钱部长和周总理,状告湖北省委。会后由戚务华、赵国兴、高永华、丘忠恩、蒋乃明、葛仲余、谢从勤等人分头向捍卫阵线成员每人募捐一角钱作上京路费,我则分别向老领导郭志伟借了一百元,向孔晓春借了一百元,向赵立苍借了五十元,向罗红元借了三十元。
我又叫戚务华和赵枣安向李庭序副主任借,他们两人回来说:“没有借到。我们同他讲,我们要派代表到北京去,向总理和水电部反映我们的要求,要省委收回一一一六信件。我们没有路费,要向你借点钱。李主任说;‘公家的钱不能借,私人的钱我还有六百元存款。’我们说:‘那就请你拿来,我们去取。’李主任说;‘我借给了你们,他们红旗总部知道了,也来向我借,叫我怎么办呢?所以这钱不能借给你们,请你们体谅我的难处。’”我当时说:“他的框框多,怕连累自己,我们可以理解。”
最后经捍卫阵线勤务组决定:由赵枣安、黄炳乾、戚务华、罗家惠(家属工造反组织“半边天”负责人)等人组成“长办捍卫阵线赴京控告团”,赵枣安领队,带上汇报材料赴京告状,于12月12日出发。
第14节 捍卫阵线揪林上京批斗
1966年12月13日,红旗总部得知我们派代表赴京告状,就放出谣言:“湖北省委要王海山来长办作检讨,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捍卫阵线认为,这是林一山在幕后搞的鬼,图谋乱我们阵脚。根据我们与王树成打交道的情况来看,省委绝不会作检讨的。红旗总部在我们派出赴京控告团的同一天放此谣言,目的在于瓦解我们的斗志。因此,我们14日晚在长江俱乐部开大会,要求林一山当众表态:是不是有这回事?林一山推说不知道。后来又叫李庭序副主任和政治部丁福五主任来回答,他们也说不清楚。
我就在会上宣布:把林一山弄到省委去对质。要是省委说确有此事,我们再次派人上京;要是省委说没有此事,就戳穿了保皇派红旗总部的造谣把戏。(12月15日我们在王海山处得到证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在一阵鼓掌声中,我们带着林一山上了解放大道,哪知群众一下子把李、丁两位领导也一起带上了。我与阎清武、葛仲余商量后,我跟队伍走,阎、葛两人在大院观察,看红旗总部有什么动静,随时联络。
当我走到解放公园的时候,距长办俱乐部约一千多米,阎清武跑步前来向我通报说:秘书长孔晓春的夫人告诉说,红旗总部的人老在她家门前转,估计他们要搞孔晓春。我们已经告诉她,叫孔晓春不要离开家里。还有一个重要情况,保卫处的人开吉普车出去了,听说到公安局去报案,要把林一山拦下来。
我当即同阎清武、谢开文 、宋其波、于剑如(长江工大老师)和高永华等商量,要是公安局在全市一发通知,我们肯定过不了长江大桥,如果硬冲,我们肯定吃亏。我提出不到省委去了,把林一山弄到北京去,让红旗总部扑个空。林一山是水电部党组成员,我们把他弄到水电部不会有错,但要保密,至少三天后再公布。就在汉口火车站上车,派专人护送。高永华和阎清武不同意在汉口上车,他们认为:人家公安局一个电话就走不成,你怎么知道“宝宝”(造反派对保守派的谑称)不派人去查看?谢开文提出用汽车开到孝感上火车比较保险,就此决定了行动路线。
我要谢开文把施工总队的卡车开到球场等候;要阎清武速回长办大院把大门关上;要谢从勤赶快挑选二十名工人随车保护林一山到孝感上火车;要张贤良马上准备护送林一山,确保安全到达水电部并把林一山交赵栆安保护安排。同时传话给正在向省委行进的群众,说长江大桥有人阻拦,过不去了,大家回去;由葛仲余等护送李庭序、丁福五两位主任安全回家。经过约一个多小时准备,林一山坐上解放牌汽车驾驶室,向孝感进发。
12月15日上午,我把以上情况向张振奇和李纯钊(《人民长江报》副主编)讲了,当时李纯钊批评我说:你那样聪明的人,怎么办起胡涂事来了呢?在情况发生突变时,改把林一山送北京是可以的,但你将此事保密三天不可取,这样的事能保得住密吗?不信?张彬会向你要人,保林的群众会向你要人,捍卫阵线昨晚参加大会的人也要问林一山在哪里,赶快补救!
我说上午开个捍卫阵线的群众大会,把真相如实告知,行不行?张振奇表示不必开会,写个广播稿,广播一下了事。李纯钊说:不开会,出个安民告示,说明真相和缘由,张贴在大院内,表明我们做事光明磊落。我和张振奇都同意,老李自告奋勇起草稿子。那天中午,一张“水电部党组成员林一山揪去北京批斗”的大字报,呈现在群众和干部面前。
把林一山揪去水电部,我事先没有与赵枣安通气,致使赵枣安诸多为难,为此在电话里我接受了赵枣安的严厉批评。经赵枣安多方筹措,得到了水电部、北京水利水电学院和在京水电系统造反派的支持,特别是钱正英 副部长的支持,后来在水利部礼堂,钱部长主持召开了批判林一山大会。
张贤良负责护送林一山由孝感乘火车到京,在北京食宿一一遂其心愿。12月18日,赵枣安安排张贤良护送林一山乘飞机平安回到家里。
第15节 总理支持长办同志造反
据赵枣安回忆,在北京他先到水电部找钱正英副部长的秘书通报,请求钱部长听取汇报。1966年12月18日,钱部长认真听了汇报,做了记录,听完汇报后她说:“一定向总理汇报。”
12月21日,钱部长传达周总理的指示:湖北省委的信是错误的,长办的同志应当造他们的反。
22日上午,赵枣安用长途电话向我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我立即赶往省委,王树成书记接见我,我把总理的指示读给他听。他叫我再读一遍,并问:可靠吗?我答:是钱正英部长传达给我们的。他说,你等半个小时。大约一刻钟样子,他来到我身边说:我们刚才与总理办公室通了话,总理是这样讲的。你回去做好准备,明天我代表省委到长办来,召开职工大会,传达总理指示。
23日上午九点多,王树成来到长办职工俱乐部,在主席台就座,台下座无虚席,鸦雀无声,没有座位的就在边上站着,林一山也在主席台上坐着。王树成对着话筒讲话了,他说:因体学同志身体不适住院,由我代他向大家宣读体学同志的检讨。宣读完后又说:我代表省委向长办的同志作检讨,11月16日省委给长办的信是错误的,受到总理批评。总理指示:湖北省委的信是错误的,长办的同志应当造他们的反。现在我代表省委宣布:此信作废收回。林一山未经请示,擅自将此信翻印五百份,散发全江(长江全流域的长办所属单位),是极为错误的,省委决定林一山停职检查,接受群众批判。
随后,我们捍卫阵线又公布了周总理12月20日接见中国科学院群众代表时的讲话。
总理说:“你们科学院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科学院群众代表辩解:“我们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很难发动。”总理说:“在武汉有一个单位叫长办,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可是他们造反精神很强,连职工家属都发动起来了,把林一山揪出来了嘛。”
林一山为此要红旗总部驻京人员打听总理讲话中是否讲了这个‘揪’字。驻京人员转告林一山:总理确实说的是‘揪’字。林一山自知向陶铸、王任重的求救最终落空了。
第16节 省委保林信的出台背景
赵枣安从1966年12月13日赴京后,成为长办联司驻京联络站的负责人。通过他的工作,我们对湖北省委一一一六信件出台的背景略知端倪:1966年9月,当省委工作组发动群众揭批林一山的时候,林一山除叫他夫人张彬向水利部党组书记刘澜波写求救信外,又向陶铸和王任重发信,信中恳求“只要能保留党籍”,并专托一个叫曾祥渊的职工到外地发出。同时红旗总部向周总理发出“保林”信件,上百人签名,信有一米多长。总理将信退回水电部,水电部把此信交给了赵枣安。但我们还缺少王任重对此事的交待。
1967年元旦,我应邀去新华路体育场参加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批斗王任重大会,当时我就考虑要把王任重弄到长办来批斗,因为他是直接挿手“保林”的领导人。当天下午,我要求对外联络部的彭炎生(长江水利科学院干部)和夏其发(长办印刷厂工人)设法把王任重弄到长办。经他俩和郑兆鳌 的努力,在新华工 和二司 (主要是丁家显 )的协助下,于1月7日或8日,把王任重用专车护送到长办,我们在新大楼专门为他找了一间小办公室,从招待所搞来新被子,还生了火炉。他的伙食我当面征求他的意见,并按他的要求,提供了肉丝面条和鸡蛋黄花木耳汤。临走时王任重含笑道谢。
第二天,在长江职工俱乐部召开了全办职工批斗王任重大会。在会上,王任重与林一山两人亲口交待了策划保林的详细过程。
王任重说:“9月间,林一山写信给我和陶铸,要求得到保护,信中说只要能保留党籍就行。国庆节那天,在天安门城楼陶铸与我商定‘保林’措施:先通知中南局主持工作的金明 书记,不要批湖北省委关于林一山停职检查的报告;然后通知湖北省委赶快把工作组撤离长办,并要张体学与林一山修好。林一山给我写信,是我们决定采取措施保林的原因之一。”对此林一山点头称是。
林一山说:“1966年10月下旬,省委第一书记张体学主动打电话给我,要我出来继续主持长办工作。我说你把我搞成这样,怎么工作?省委要有个明确态度嘛,否则无法工作。张体学说彼此彼此,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呀!他说可以考虑我的意见。后来省委在11月16日给长办党委发来了这个信件。”
省委的一一一六信件发到长办之前,红旗总部早已知道了陶铸、王任重力保林一山,以及张体学代表省委向林一山赔不是、求和好的情况,所以他们敢于在省委工作组撤离长办之后的11月制造一系列事件: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马振河公开声明退出长办文革委员会,红旗总部武力冲击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红旗总部人员抓到原省委工作组副组长纪辉和成员李旭东并残酷殴打……
湖北省委对林一山“先打后保”,足以证明林一山确有位高权重的后台在撑腰,多亏在关键时刻,长办的革命造反派得到了周总理的有力支持。湖北省委对林一山“先打后保”,折射出两点:第一,以张体学为首的湖北省委文革初期批林一山,并非是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发动和依靠群众揭批走资派,而是由于长期以来林一山不把省委领导放在眼里,省委欲乘文革之机整一整长办这个“林家铺子”的林老板。所以,陶铸和王任重一发话,省委马上收兵撤退,主动求和。第二,派出文革工作组进驻长办大张旗鼓搞林一山,原本就是丢车护帅,打林保己,包括保王任重。由于表面上斗争矛头不对准群众,上符文革要求,下合群众意愿,得到许多职工的称赞。只有周恩来总理识破其用心,发出了“长办的同志应当造他们的反”的指示,把长办文革拨回十六条指出的正确方向。
第17节 省委认错后的长办两派
12月23日的长办职工大会上,王树成代读了张体学的书面检讨,又宣布省委一一一六信件作废,林一山停职检查接受群众批判。长办的文革又到了一个转折点。
情势的变化对保林派震动极大,红旗总部陷于十分被动的境地。为了摆脱困境,他们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更名易帜乔装造反,把红旗总部更名为长办造反委员会(简称“长办造委”),马振河为一号勤务员。同时长办造委整体加入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又称新长办工总分部,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内“保”外“造”。
第二件,喊出了“打倒林一山”的口号,并把党委第一书记林一山,第二书记李庭序,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丁福五,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黄世忠,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郭志伟,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于亚农,党委委员、秘书长孔晓春,党委委员、副秘书长罗红元,党委委员、工程大学校长孙昌,党委委员、长江科学院院长赵立苍等,都拉出来戴高帽、挂黑牌,在长办大院内游斗示众,还要被游斗人高喊“打倒三反分子林一山”。这是在长办文化大革命中“保林派”又一个空前创举。
面对此景,捍卫阵线把红旗总部上送中央的一米多长的“联名保林信”公之于众,戳穿了红旗总部对林一山明打实保、形左实右的假转向把戏。
周总理的指示迫使省委收回成命,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捍卫阵线团结造反的结果。这场斗争的胜利,对长办群众也是极大的鼓舞,许多兄弟组织都纷纷要求加入捍卫阵线,共同战斗。
我主持召开了捍卫阵线勤务组会议,一致决定:长办内部的兄弟组织,是我们的战友,他们现在要求加入捍卫阵线,我们不能以大吃小。我们一欢迎,二平等,无论人数多少,只要自愿加入,他们都应有代表进入捍卫阵线勤务组。
当时有长江工大以严常为代表的八一阵线,科学院以苏鲁平为代表的“虎山行”、“1226战斗队”,规划处以殷亮白为代表的造反组织等十几个组织加入捍卫阵线,而且都有代表进入勤务组,一个只有七个人的组织也有代表成为勤务员。扩大后的捍卫阵线勤务组决定,以长办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阵线为基础,成立毛泽东思想革命阵线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联合司令部(即长办联司),成立日期为1966年12月26日,勤务组由顾建棠等组成。
随后又有蒲圻长办施工总队的施总联司,以及南京、沙市、重庆的观测队和水文总站,丹江、宜昌、万安、鸟江渡、南阳等地的设代处和外业队的造反派,都加入了长办联司。一些外单位的造反组织也要求加入,被我们婉言谢绝,原因是“对内不对外”是长办联司组织发展的原则。
省委文革工作组于1966年10月6日撤走后,郑兆鳌自个儿闯出长办到社会上去了,当时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外面的情况。12月23日,即王树成代表省委在长办职工大会上认错的那天,郑兆鳌第一次回长办找到我,他说:“我参加了红色造反者,也叫工造总司 ,我能不能再参加长办捍卫阵线?”我说:“可以,但你都要以个人身份参加。你在外面的活动由你自己承担责任,在外面你不能用长办捍卫阵线的名义活动。”郑兆鳌同意了。
在长办联司夺长办党委的权之前,郑兆鳌又一次找到我说:“工造总司希望长办联司加入。”我回话说:“我们长办联司立足本单位,原则是一不吸收外面的组织,二不参加外面的组织,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再加上外面的情况很复杂。你可以代我转告工造总司,谢谢对我们的关心。”郑兆鳌又说:“联司不参加工造总司,我在那里说话就没有力量。”我最后向郑兆鳌表示:“让行政处修建队的战斗队由谢从勤同志负责参加工造总司,你作为长办联司驻工造总司的代表,但不等于长办联司加入了工造总司。谢从勤同志负责的修建队战斗队,对外可以打工造总司旗帜;工造总司也可宣称在长办有红色造反者(即工造总司成员)。但修建队战斗队仍属长办联司的组成部分,工造总司若要动用,必须得到长办联司的同意。工造总司和长办联司是战友关系,必要时双方互相全力支持。”郑兆鳌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进入工造总司上层。
第18节 讨要黑材料为群众平反
长办党委依照省委的部署,从1966年6月中旬到8月下旬的七十多天内,同各地的党委一样,派文革工作组进驻长江工程大学,在师生中划左、中、右,抓“右派”;在各处、室、院、站、队中大整群众黑材料,把干部、科技人员、职工群众打成“三反分子”、“反革命”、“阶级敌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子游街示众。
针对各地执行刘邓资反路线大整黑材料、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问题,党中央1966年10月5日批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11月16日又发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的补充规定》,文件明确规定:“对于文化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材料,都应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因为给领导上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众,都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
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各级党委,大多数对毛主席批发的文件不仅不传达不贯彻,反而把整群众的材料隐藏转移。然而纸包不住火,北京的造反派红卫兵根据中央文件,纷纷向各单位党委讨要整群众的黑材料。当权派不肯交出,红卫兵被迫去抢,抢不到就去抄当权派的家,一股抢夺“黑材料”的风浪席卷全国,刮到了武汉,吹进了长办。
1967年1月1日晚上,戚务华告诉我:长江工程大学八一阵线的学生得到严常从北京传回的消息,说北京都在抢夺当权派整群众的黑材料。现在八一阵线的学生正在抄长江工程大学党委成员的家,他们还要来抄长办党委成员的家,说北京都在这样搞。
我要戚务华告诉工大八一阵线的学生:不要到长办大院来抄家。如要抄长办党委成员的家,也要由我们来搞。
我随即挂加急电话与长办联司驻京代表赵枣安通话询问有关情况。赵枣安说:“现在北京因为当权派不肯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群众就抄他们的家,连一些部长、副部长的家都抄了。”我问:“有没有什么中央文件指示?”赵说:“听中央文革接待室说,党中央去年10月5日和11月16日发了两个文件,要求各级党委把整群众的材料都烧毁。”我又问:“你见到过这两个文件吗?”赵说:“没有,但文件肯定有。我们一定要赶快动手,不然的话,什么都搞不到了。如果抄到同刘少奇有关系的东西,马上送来北京。”
1月2日,我召集阎清武、李纯钊、葛仲余(长江水利工会专职干部、武装民兵连副指导员、中共党员)、谢从勤(总机房技工、武装民兵连副连长、中共党员)、戚务华(长江水利科学院政治处干部、中共党员)等通报了上述情况,并说了我的意见:毛主席、党中央的文件,长办党委他们不执行,我们执行。他们把冯志沄、李元亮、田海燕、汪镇国等打成“反党分子”、“右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他们搞汪镇国的时候,张彬部长要我贴汪镇国的大字报,政治部办公室主任胡彤要我站稳立场,我没有理他们。汪镇国、李元亮他们都是受害者,他们现在又无力为自己平反,我的意见立即去找党委,要也好,抄也好,抢也好,反正要把整群众的黑材料搞到手毁掉。我们统一的提法叫“讨要整群众的黑材料”。
这时我们得到了长江工程大学八一阵线弄来的中央关于处理整群众材料的两个文件,但是长办党委拒不执行,顶着不办。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自己解放自己,我们自己来办。
向长办党委讨要整群众的黑材料的斗争进行了四次,策略是先礼后兵,讲理不听再抄家。
第一次是1967年1月3日。先找政治部主任丁福五讨要,他说:整群众的材料,大多没有收上来,已收上的都交给省委工作组了。我们不信(后来的事实证明丁福五骗了我们),随即决定在秘书处、行政处、科学院和政治部各抽一部分人,在葛仲余、谢从勤、陈学先(共青团员、行政处汽车队司机)、陈林海(共产党员、保卫处干部)、戚务华、赵国兴(共产党员、转业军人、组织部干部科干部)、黄炳乾(共产党员、团委专职干部)、杨立人(共青团员、团委专职干部)、张贤良等率领下,分别到党委成员林一山、李庭序、丁福五、于亚农、黄世忠、孔晓春、郭志伟、赵立苍、罗红元九家讨要整群众的黑材料,要求无论到哪一家,不得动武,明确告知是来讨要黑材料,最好要他们自己交出来。为了避免支持我们的孔晓春、郭志伟、赵立苍、罗红元误会,由谢从勤、戚务华事前向这四个人通了气。
这次没有抄到黑材料,但令人兴奋的是,在林一山家抄到了一张林一山与刘少奇的合影大照片,一篇题为“刘主席挥巨手,夔门笑开颜”的吹捧刘少奇视察三峡的文章,以及林一山写给刘少奇的几封信件,这在长办乃至武汉市也不多见。得到这些罕见的材料,当时我们都十分高兴,认为是意外的收获。我与赵枣安通了加急电话,赵也很兴奋。我根据赵枣安的要求,请李纯钊把这些材料进行了复制,并派科学院的徐隆庆专程上京,送给了赵枣安。赵收到材料后来电告诉我,这些材料交钱正英部长报给了周总理。
第二次是1月6日。在向党委成员讨要黑材料的时候,规划处党支部书记、处长王有秋反戈一击说:“李庭序副主任在运动中布置各处室注意收集群众的材料。”联系3日丁福五所说“整群众的材料,大多没有收上来,都还在各处室”,勤务组决定在二食堂楼上召开长办联司各处室负责人大会,研究下一步措施。
我在会上讲:“先给大家通报一下,三天前,我们向党委成员讨要整群众的黑林料,虽然没有弄到黑林料,但意外获得了林一山与刘少奇的合影和吹捧刘少奇的文章。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早在1958年3月30日就视察了三峡,可没有见到林一山歌颂毛主席的文章,他以自己的行为证明了他是刘少奇在长办的代理人。其次就是根据丁福五主任说的情况——整群众的材料大多没有收上来,都还在各处室,我们现在就去向各处室的当权派讨要整群众的黑材料,这些黑材料是林一山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群众保自己的铁证。许多同志受到迫害,还有一些同志被林一山整了黑材料、上了黑名单,自己还蒙在鼓里,还死命当保林派。要回黑材料公之于众,对这部分同志也是最好的教育。我们现在就到各处室去搞,但不得动武。”
这次要黑材料的结果,证明丁福五没有说真话,我们受了骗:多数处室整的材料都上交了政治部,只有少数处室没交。少数没交的处室,这次被迫把黑材料交了出来。我们随即公布了被整群众的名单,把被整群众本人写的材料还给本人,并当众焚烧了当权派整理的黑材料。
第三次是1月11日。长办施工总队的造反组织施总联司,1月10日派出代表到长办,要求长办党委交出施工总队党委上报的黑材料,他们希望得到我们的支持。因当时我们也不知道黑材料放在哪里,也希望与他们联手,不但可以搞到黑材料,还可加深友谊。我正准备在阎清武和修建队孙敬龙陪同下,到南京路长办招待所去见施总联司代表,真巧,钟灵英向我通报说:“黑材料都装在一只大木箱里。10月中旬,保林派红旗总部打砸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时抢走了。”
那天上午见到了施总联司代表的领队之一陈维玉,我向他明确表态,长办联司全力支持施总联司来搞黑材料,并约请代表团主要负责人赵达民和谢开文到长办小礼堂进一步商谈。当天下午赵达民、谢开文和陈维玉准时到达,我方参加的有顾建棠、阎清武、孙敬龙、李纯钊、葛仲余、戚务华。最后商定,12日上午到长办政治部会合,要求把所有黑材料交还给我们。
12日上午,当长办联司和施总联司的代表到政治部时,突然冒出了保林派长办造委,他们也要黑材料,十分明显,这是长办党委操纵的。丁福五主任一面承认有整群众的材料,一面又说:“由于你们三家都要,所以今天先签订一份协议,以后我们四方各派相等代表参加清理。具体日期由政治部通知你们。”我们不同意,而且声明长办造委没有资格参与要黑材料。但丁福五坚持他的方案,加上保林派长办造委拥护,只好达成暂且封存的协议。哪知我们又一次上了当,1月16日,林一山操纵长办造委搞假夺权,黑材料被长办党委转移了。
第四次是1月24日。长办造委的人23日下午殴打了长办职工家属造反组织“半边天”负责人罗家惠,长办联司当晚决定向中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党委夺权。
当时宣布:夺权时一定要搜寻黑材料。不久终于找到了好几麻袋,其中绝大部分是黑材料,还夹有一些关于文革运动的文件。开始放在修建队,由孙敬龙负责保管,不允许任何人单独开封;后来叫谢从勤把它转移到工造总司,由葛仲余负责保管,任何人不得单独启封;以后又转到蒲圻施工总队,与施总联司共同拆封清理,长办联司派冯玲雯、江超伦前往清理。冯、江两同志在清理中,按文件类、黑材料类分别清理造册,陆续运回长办,由葛仲余和黄山佐负责,把文件交机要室杨财运,把被整群众本人写的材料交还本人,把组织整理的黑材料当众焚毁,并公布了被整人的名单。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中共中央1966年10月5日和11月16日两次发文,宣布所有整群众的材料一律无效,并要求当众焚毁,可是林一山领导下的长办党委一骗二赖三转移,要不是夺了他们的权,那些黑材料焉得焚毁。
第19节 林一山因困惑记恨报复
当时许多人都说,顾建棠把林一山打倒了。我没有这个能耐,张体学、王海山都打不倒他,我算老几?我只不过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不满省委一一一六信件对长办在省委工作组领导下的前段运动既不作任何交代也不承担责任,又没有对林一山复出后可能对揭批过他的群众和干部实行报复给予警告制约(1970年3月林一山复出后的报复行为令人震惊),抓住了时机,在钱正英副部长的支持下,我们的诉求反映到了周总理那里,仅此而已。
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确实使林一山得到陶铸和王任重保护的美梦破灭了,这对林一山来说是痛苦的,因此他记恨在心,在他的回忆录中把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叫“浩劫”,把他在文革中受到群众揭批叫“在劫难逃”,把造他反的人叫“阴谋分子”。他恨钱正英,恨王海山,恨张体学等,特别恨顾建棠等长办的造反派,在林一山眼里,要不是顾建棠跳出来反对省委一一一六信件,上京控告,周总理哪里知道省委的信件,周总理怎么会发出“湖北省委的信是错误的,长办的同志应当造他们的反”的指示呢?所以他认定顾建棠是自己被“打倒落地”的罪魁祸首。同时使林一山困惑的是,小小的顾建棠怎么如此狂妄,敢于在众目睽睽之下反对省委,且居然得逞,其背后必有人操纵。为此,四年后出现了戏剧性一幕。
1970年3月,林一山复出。同年7月,我从中央办的“五不准学习班”回来,立马转入林一山领导的长办革命委员会办的“五不准学习班”。林一山与我换位了,林一山成了长办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军代表挂名主任),我被当作五一六分子,进五不准学习班受审。我这个重点学习班的班长是林一山夫人、长办组织部长张彬。
9月的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张彬叫学习班的“动力” 除桂裕炳外,统统提前走开。
张彬笑着问:“小顾,林主任和我以前有哪些对不起你的地方,你现在能不能给我讲一讲?”我坦然回答:“文革前你是我的支部书记,我对林主任和你是十分尊敬的,你们对我是又培养又信任,没有任何对不起我个人的地方。”她笑着说:“我今天当着桂裕炳的面告诉你,是林主任提名你顾建棠作为长办的接班人,并且按组织程序上报水电部备了案,这件事是桂裕炳经办的。”
桂接话说:“底稿还在档案室,你要不信,我马上拿来给你看。”
张彬接着说:“要是不来文化大革命,1966年下半年就会让你到陆水施工总队担任政治部主任,一年后回长办任政治部副主任,并进长办党委。我就弄不懂,你为什么要反对林主任呢?”
我微笑着回答:“张部长,我造林主任的反,绝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正如毛主席讲的,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这次张彬主动找我谈话,是林一山复出后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次谈话是张彬奉林一山意思有备而来,对我来说纯出意外。而我说的全是真话,张彬对我说的也是真话。我至今还相信,她向我透露这个机密,已失时效,对我来讲无一点价值,但张彬为什么如此正而八经?从她的问话中可以看出,其旨有三:第一,告诉你顾建棠,我林一山是真心培养你的,你瞎了眼造我的反。第二,示我林主任对你寄予厚望,激我感激涕零,后悔当初造了林主任的反,如能和盘托出我的动机和台前幕后,现身说法,痛改前非,其政治效应非同小可。第三,通过这一试探,决定对我的惩罚程度。可是林主任你失算了。我造你的反确无私人恩怨,而且确无他人操纵的背景,如果硬说我有背景的话,那就是五一六通知、毛泽东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十六条以及我投入文化大革命义无反顾的意志。
林一山复出后置我死地是必然的,这叫西风压倒了东风,走资派打倒造反派,这符合阶级斗争规律。但在1976年10月前,尽管林主任使出了全身解数,他可以拖着长期不给我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但不敢开除我的党籍;他可以长时间不给我这个长办革委会副主任安排工作,但他不敢把我这个有名无实的副主任除名。为什么?全因周总理、毛主席尚在人间。1976年华国锋阴谋发动右派政变后,党内资产阶级向文化大革命疯狂反攻倒算,在这白色恐怖、腥风血雨的大气候下,林一山也跟着张开了血盆大口。但我不恨他,因为他只能在修正主义的法西斯统治下才能张牙舞爪。
第四章 黄鹤楼喜迎一月风暴
    陈再道看作右派翻天
1967年8月以来,武汉地区革命群众同全国各地一样,紧跟毛主席,向各级走资派发起攻击,奋起反击刘邓资反路线,并在斗争中集结组织起来了,工人总部、工造总司、九一三 、二司、新华工、新湖大 、新华农 等群众造反组织相继成立。1967年元旦,武汉造反派召开万人大会批斗了湖北头号走资派、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第一政委王任重。犯有走资派错误、推行资反路线的各级当权派纷纷受到批判,省市委支持、操纵的各单位“文化革命委员会”、“红卫兵”、“武汉职工联合会”等反文革组织逐渐瓦解。
第20节 武汉三镇掀起夺权大潮
1967年1月4日,上海造反派夺了《文汇报》的权,5日又夺了《解放日报》的权,并发表了夺权公告。9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主席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夺权的支持:“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向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发电致贺,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造反派的经验。
武汉地区的夺权是从基层开始的,最早夺权的是武汉第二机床厂,造反组织“八一七”在李守宪 的支持下,夺了该厂的权。(据李承弘 《百年寻梦》第192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版。)一时间,夺权风起云涌,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武汉测绘学院、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武汉无线电元件厂、湖北省公安厅、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汉电信局、武汉城市规划设计院、中原机械厂等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先后夺取了本单位的党政财文大权。
遵照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1967年1月23日,武汉军区在陈再道司令员领导下成立了“三支两军”(支持左派群众、支持农业生产、支持工业生产,对要害和核心部门及地区进行军事管制、对大中专院校师生实行军政训练)指挥部,副司令员孔庆德 任支左办公办室主任。从此武汉地区进入了陈再道主政时期——1967年1月23日至7月27日。
第21节 陈再道抱着成见来支左
陈再道司令员耳闻目睹了武汉部队“支左”前武汉地区文革的过程。1966年6月,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组建了三千多个文化革命工作组,进驻学校、工厂、文艺团体和企事业单位,把成千上万的群众和干部打成“三家村”、“右派分子”、“资产阶级黑帮”、“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批判游斗、关押、开除、坐牢,有的还被枪决,真是一片白色恐怖。这个时候还没有造反派,后来那些反文革的精英们把这一切一棍子全打在造反派头上。
8月以后,武汉地区革命群众同全国各地一样,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对王任重、张体学推行的刘邓资反路线进行了有力的冲击,并且批斗了他们,夺了他们管辖下的各个单位的党政财文大权。
王任重“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陈再道也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在他眼里,王任重的这些作为不是倒行逆施,王任重推行刘邓资反路线,把广大群众干部打翻在地,实行白色恐怖,是天经地义;而广大革命群众起来造走资派的反、造资反路线的反,是“无法无天”,是滔天大罪。因为王任重领导的湖北省委就是党,就是无产阶级的代表,群众向推行资反路线的省委造反,就是向党、向无产阶级造反,就是右派翻天,向走资派夺权更是十恶不赦,对造反派必须坚决镇压,实行专政。
陈再道就是抱着这种既定的反文革心态,率领武汉军区开始“支左”。
第22节 为联司夺权一访李守宪
“一月风暴”吹响了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号角,一时间各单位夺权风起云涌,形势逼人。长办联司怎么办?
到底如何夺权,长办联司能不能夺长办党委的权,我们心中无底。真巧,1月上旬的一天,长江水利水电科学院的技术干部、党员王淑善 在戚务华陪同下来找我说:“在武昌碰到原省委工作组的胡××(麻子),听胡麻子说,有一个支持造反派的老革命叫李守宪,是武汉工人总部、二机床厂八一七等组织的后台。我们能不能找找他?”戚务华接着说:“李守宪是原中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我当过他的秘书。他现住武昌粮道街,我同他很熟,完全有把握找到他。”
在保林派长办造委假夺权之前,1967年1月10日,我和戚务华由尹小元驾车来到到武昌粮道街李守宪家见到了李守宪,一个年约五十开外的小个子。威务华向他介绍过我们后,我向他介绍了长办运动的概况。他与林一山相似,口若悬河,自称“在延安时我与陈伯达一起工作过,而且很熟”。他说:“林一山我认识,是山东人,他是天上知道一半,地上全知道,是七级干部,当过辽南省委书记。他的脑子很好使,是不大好对付的呢。你们造林一山的反、打倒林一山的方向是对头的。今天来找我,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戚务华同志是老战友、老熟人了。”
戚务华先讲:“长办有一个保林一山的保皇组织,叫长办造委,前不久,他们钻进了工人总部,对外叫武汉工人总部新长办分部。他们是十足的保皇派,我们想请李老向工人总部讲一下,把他们清除出工人总部。”李守宪满口答应:“没问题,这好办。”我接着说:“上海造反派夺权,毛主席、党中央支持,那我们长办能不能夺?”李守宪说:“你们现在条件不成熟,夺权是夺群众,要是你们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群众,就可以夺,现在不行。你们回去要与林一山争夺群众,多做争取群众的工作。”
我和戚务华回到长办后,召集阎清武、葛仲余、宋国钧(中共党员,长江工程大学学生科干部)、谢从勤、王淑善、何畏之(中共党员,勘测处干部)、王钦良(共青团员,水文处技术员)等到高永华(中共党员,军转干部,长江水利水电科学院政治处组织科长)家里,传达了会见李守宪的情况,着重分析研究了长办联司的群众基础状况:规划设计系统和行政财务系统绝大多数的领导和主任工程师都亮相造反,联司群众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总工程师室七个正副总工程师中有六个站在联司这边,科学院的两位院长与联司群众站在一起,联司的力量占优势。但在政工系统我们的群众还不到百分之五十,尤其勘测、水文系统,联司的力量很弱;外业队、站,除施工总队外,其他地方保林派占优势。最后一致决定多做争取发展工作,等待条件成熟再考虑夺权。
第23节 长办造委奉旨搞假夺权
向走资派夺权,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那些深陷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泥潭的走资派,以及犯有走资派错误的人,必然采取各种手段应变,长办的林一山就操纵保林派长办造委搞了一场假夺权把戏。
1月16日,长办造委贴出公告,宣布长办造反委员会已夺取了长办的党政财文大权,即日起由造委启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公章,行使权力。
大家都感到突然,怎么不声不响就夺到了大印呢?都认为是林一山导演的一出闹剧,纷纷予以谴责。许多联司的群众一针见血地说:“那是林一山操纵的假夺权。”“哪有保皇的夺皇上的权?”“造委是保林一山的,权在造委手里等于在林一山手里。”“这不过是防止我们联司夺权,先下手为强而已。”
面对造委的假夺权,联司群众自发起来抵制:电话不通了,门卫传达不传了,食堂只为联司人开饭,汽车没人开了,财务不办报销了,器材科不发材料了,修配厂停工了,规划设计停摆了……长办的日常工作几乎停顿。正如毛主席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长办造委的假夺权,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一筹莫展,“即日行使权力”变成了沉重的包袱,最后无奈之下“还权”林一山,西洋镜不戳自穿。后来知道,这场短命闹剧确实是在林一山、丁福五授意下上演的,目的是借“一月夺权”大潮,不让长办大权落在长办联司手里。
无独有偶,在林一山的假夺权出台第三天即1月18日,省委第一书记张体学派副秘书长张华到武昌“红楼” 向工人总部等造反派组织主动“交权”,并提出与工人总部等“合署”办公,甘当“顾问”。林、张如此异曲同工,其意全在保权。
第24节 为联司夺权二访李守宪
1967年1月16日,长办造委在林一山操纵下搞了假夺权。面对此情,我和戚务华第二次拜访李守宪,我没等他开口先讲:“李老,武汉工人总部怎么还没有把那个工总新长办分部开除掉呢?”李说:“这件亊不大好办,你们两家都有点保,他们保林一山,你们保省委工作组王海山。”我解释说:“王海山这个省工作组与众不同,他们不是支持、保护林一山和长办党委而去整群众,而是发动群众批斗林一山。最近我们向长办党委讨要整群众的黑材料,在林一山家中抄到了他吹捧刘少奇的文章和他同刘少奇的合影,今天我带来了,给李老看看。”说完,把文章和照片送到他手上。
李边看边说:“这就证明林一山是投靠刘少奇的走资派,看来你们的大方向是对头的。关于保林派、那个什么新长办分部混进工人总部的问题,我再找工总谈一下把它除名的事。长办造委胡乱夺权,其结果肯定变成包袱,弄得骑虎难下。你们不理它,继续做争取群众的工作。你们现在的条件也不成熟,要多争取群众,待条件成熟了,我前去支持,我还可以请陈再道司令员派解放军协助你们。”我们听了很高兴,向李守宪道谢告辞。
第25节 联司因势利导搞真夺权
1967年1月23日午后,长办联司所属的家属造反派“半边天”负责人罗家惠到联司办公室谈工作,正走在老大楼(长办红楼)二楼的楼梯上,造委的几个人突然挥拳猛击,致罗家惠从二楼楼梯上滚落受伤。造委制造这起事件,是想借此激起联司群众愤怒,挑起武斗,制造混乱,摆脱困境。
造委行凶,闻讯赶到现场的联司群众越来越多,群情激愤,有的要求以牙还牙,有的要开控诉大会,有的提出乘势夺权……。下午四点多钟,我召开了长办联司勤务组扩大会议,除勤务组全体成员外,还特邀了了缪盛桂(秘书处长)、丘碧谨(机电处长)、张振奇(组织部组织科长)、王志珍(水利工会办公室主任)、徐秀庭(长办团委副书记)、高永华(科学院政治处组织科长)、阎清武(行政处房管科长,武装民兵连连长)、李纯钊(《人民长江报》副主编)等中层领导干部参加。
我在会上提出:现在群众情绪十分激动,有人要求以牙还牙;也有人提出现在就夺权,不赞成以牙还牙。要是夺权的话我们毫无准备,到底怎么办?要不要现在夺权?如何夺权?夺权中应注意哪些问题?会不会成为包袱?我请大家来商量一下。
经商议,认为造委制造事端,从反面帮我们发动了群众,为我们夺权创造了条件;夺权不会成为包袱,行政管理和规划设计方面足以控制。遂决定当晚夺权,并成立了由顾建棠、张振奇、缪盛桂、王志珍、阎清武、戚务华等组成的夺权临时指挥部。长办联司的真夺权开始了。
我随即宣布:对领导干部不准打骂,由民兵连副指导员葛仲余和团委黄炳乾把党委委员全部集中在修建队小楼里,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由保卫处陈林海和组织部赵国兴、张贤良、谢宜曙负责保护干部档案室,不允许任何人进入;由保卫处王宜久、团委杨立人和技术资料档案室的张××保护好技术资料档案室;沪玉琪和财务处杜其国、蒋文海负责保护财务档案;保卫处江超伦和民兵连副连长谢从勤负责收集保管长办的各种印鉴,并对干部档案室、技术档案室和财务档案室巡回保卫。
晚上七点多钟夺权开始,首先打开了政治部的大门和林一山、李庭序、丁福五的办公室,再就是各处、室、部、委、院、校的办公室,夺取公章,但就是找不到“中国共产党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委员会”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大印。后来在政治部机要室内发现两个铁柜,但没有钥匙,谢从勤同志把修建队锁匠韩大燕叫来打开柜门,果然两颗大印安放其中。到凌晨四点多钟,夺权成功。此后,长办日常工作有序进行。这次夺权活动后被称为“一·二四夺权”。
长办联司夺权当晚,我到修建队楼上与党委成员谈心,想听听他们对夺权的看法,除李庭序有点勉强外,都表示拥护。我一心想争取这位老红军支持,第二天又到他家里,他说:现在看不到中央和省委文件,心中无底,叫我儿子设法弄点文件来,我儿子给我拿了一大堆小报。我问他,这小报上的东西能是真的吗?我儿子说现在小报上的东西比大报来得快,而且都是真的。小顾,你能不能搞到中央的正式文件?只要中央文件说毛主席叫夺的,我心中就有底了。他最后说:我不是反对你们夺权,让我再想想,我也相信你是个好同志。
七二〇事件后,政治部副主任黄世忠回忆:联司夺权后,李庭序要我带他去见陈再道司令员,他向陈再道汇报说长办有两派,一派叫“捍卫”(实际上已改为“联司”),是反林一山的;另一派叫“红旗”(实际已改为“造委”),是保林一山的,我们该站在哪一边?陈再道听完李副主任和我的汇报后说:“你们应站在‘红旗’这一边。”就是因为这句话,李庭序紧跟陈再道,直到七二〇事件爆发。
夺权后日常工作正常运转,规划设计工作有序进行,档案资料完整无损。从夺权那天起,中经长办联司1967年6月26日被迫撤离大院,到1968年12月8日向进驻长办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理移交止,所有干部档案、科技数据文件、财务账册、票据、钱物,无一缺失。对此,据说上至李庭序、丁福五等领导,下至原档案室负责人蔡世英等,都深为惊叹。
第26节 抵制支保吃左的反夺权
武汉部队开始“支左”的第二天,发生了长办联司“一·二四”夺权。长办联司夺权的第二天,林一山夫人、长办组织部长张彬由后门进入一墙之隔的武汉军区后勤部(即一五二部队)金正钟 部长家哭诉,要求反夺权。1月28日,一五二部队“支左”人员暗中支持长办造委抢夺长办联司的广播设备,接着以“支左”为名强行封存。
长江工程大学一个叫姚治邦的学生,是保林派组织“八一八”的负责人,他在1月27日下午到长办大院贴大字报反对长办联司夺权。大字报中有一句话“要你们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哪知他把“向”字漏写了,变成了“要你们毛主席低头认罪”,很快就被群众发现,并高喊:“现行反革命分子姚治邦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姚治邦!”但现场却找不到姚治邦这个人了,有人到长江工大也没找到。后来才知道,是保林派与在长办支左的一五二部队谋划后,用军车把姚治邦送出大院保护起来了。
1967年1月28日下午,长办造委李汉卿、夏施霖(勘测处)、罗礼社(人武部)和朱妙根(科学院)等突然袭击了长办联司广播站,强行抢夺广播设备。造委刚抢走广播设备,武汉军区后勤部的解放军就赶到了,并宣布“广播设备由支左部队封存”。与此同时,长办造委在大院内贴出了大标语:“热烈欢迎解放军支左”、“坚决拥护解放军支左部队查封广播设备的革命行动”、“长办造委与解放军心连心”、“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联司群众则群情激愤,认为“这是在支保压左”,“一五二部队的行动大长了造委的气势”,“实际上是帮林一山反夺权”。
事发当天,我胃痛躺在青年大楼李纯钊的床上。我对李说:“我十分迷惑,造委与一五二部队怎么配合得那么巧呢?广播设备本来是我们的,应该归还才合理。我们是夺了权的造反派,部队支左应当支持我们才对呀。而一五二的动作是在支保林派,我感到这里面一定有鬼。”
李纯钊讲:“造委欢迎解放军的大标语来得那么快,贴出来的时候墨迹都是干的,可以肯定是事前写好的,看样子他们事先通了气的。刚才听说一五二部队进长办是从右边院墙翻过来的。造委抢走广播器材才几分钟,部队就进了长办,这也太巧了吧。”
第二天勘测处的李吉贵告诉我:我们处里的夏施霖和王世侨等,早在1月27日上午就在地质科写好了欢迎解放军的大标语。接着又得到几个老干部传来的信息:一五二部队的金部长是林一山的老下级,他们是老关系,以前金部长常到林一山家里玩。前不久,张彬还从院墙后门到一五二部队去找金部长,哭诉长办联司夺了林一山的权。
面对一五二部队有计划有准备的假支左真支保行动,长办联司发表了《呼吁书》,揭露长办造委强抢长办联司广播设备的真相,批评一五二部队不支左、不公正;同时派出赵国兴(组织部干部科)、张贤良(组织部劳资科)、刘业凯(组织部组织科)、郑兆业(政治部人武部)、阎清武(行政处房管科)、林松声(施工总队政治部副主任)、吴希承(福利部长江医院院长)等解放军转业干部,分别到武汉军区、省军区、驻军和军亊院校接待站反映情况,发送《呼吁书》;又发动在长办工作的一五二部队领导干部的夫人鞠健、高永华、冯玲雯、宁金姣 等向一五二部队首长反映,要求归还广播设备。我们的这些行动虽然得到了军事院校和一五二内造反派的支持和同情,但无实际结果。
2月初,长江科学院的周仁和苏鲁平、机电处的魏国强、施工处的蒋乃明、行政处的闵中文、勘测处的何畏之、水文处的王钦良等八个人向我提出,要去隔壁一五二谈判,要回广播器材。我支持并为他们开了介绍信。在一五二接待室等了一昼夜,负责同志避而不见,四人先回来,留下四人继续坐等。第二天一早苏鲁平等送棉大衣给留在一五二过夜的同志,几经周折,才让苏鲁平等进入值班室。苏鲁平是能言善辩的高手,他从部队支左方向、长办“革”“保”分水岭、一月夺权毛主席支持等方面作了铿锵有力的陈述,一五二部队接待人员哪是他的对手,只是重复说“我们可以向首长反映”。
2月5日,施工处的蒋乃明、水文处的王钦良、干部科的赵国兴和谢宜曙,以及家属造反组织“半边天”的罗家惠等再去一五二部队,发现大门外划了警戒线,哨兵不让大家进门。争辩中蒋乃明等冲破警戒进入大楼,出来接待的一位军官气势汹汹地说:你们冲破警戒,闯入军事机关,是违法犯罪的事情,你们必须检讨,否则不得回去。蒋乃明等偏偏不吃那一套,相持到下午。下午仍不见蒋乃明等回来,我再不能等了,前往一五二部队,礼貌地请哨兵通报。不知什么原因,很顺利,由一位军人引领我到了一间会议室。不一会儿,来了好几位军官,其中一位介绍另一位说:这位是我们的罗副部长。(七二〇后他到长办来主动拥抱我,向我赔礼,才知道他叫罗孟刚 。因《长办联司》报刊登他拥抱我的照片,1969年批派性时受到批判。)
我站起来有礼貌的应声:“罗副部长,你好。”罗说:“你有什么意见,请讲。”我说;“我来这里有两点请求,一是请罗部长把滞留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放回去,二是请把封存的广播设备启封归还我们。”罗副部长说:“这几个人冲击军事机关要作出检讨,要接受处理。至于广播设备问题,不是说你们不能广播,而是因为你们夺权非法。”我说:“听罗部长一说我明白了,广播设备也好,几个同志被扣也好,根子全在于我们夺了长办林一山的权,毛主席支持的向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夺权,难道要批准吗?”罗副部长打断我说:“林一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我说:“林一山要不是走资派,周总理为何说‘省委保林一山的信是错误的,长办的同志应当造他们的反’呢?再则,我们在1月24日夺权后向水利水电部报了喜,向周总理也报了喜,时至今日,周总理并没有批评我们。”罗副部长说:“你说的那些,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你要的这几个人现在也不能放。”我说:“如果罗部长真想知道,不难,你可打电话问省委书记王树成,也可以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或者到长办问林一山也行。”罗副部长说:“废话,我不想知道。”我说:“那好,如若罗副部长能拿出‘夺权不合法’、‘夺权无效’的毛主席最高指示,我们就服你。不然的话,你看着办吧,告辞了。”
我没有要回人,晚上一五二部队要蒋乃明作个口头检讨,就把人都放了,但广播设备没有启封。这是陈再道1967年1月23日介入“支左”后,“支保吃左”的第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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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5-01-29

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 顾建堂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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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顾建棠,1931年出生,江苏省海门市人。1945年小学毕业,同年11月到衣庄当学徒。194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入团,1956年入党。先后在海门县税务局、工商科、劳动科工作,1954年调到长江下游工程局青龙港护岸工程指挥所,1954年10月调南京长江水利委员会下游工程局,1955年5月调武汉长江水利委员会人事处劳工科,1956年调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肃反审干办公室,1958年春调共青团长办团委。1959年毕业于共青团中央团校第十期,随即回长办团委工作至文化革命开始。
1966年6、7、8月,为长办“保林(长办党委第一书记林一山)派”领头人。1966年10月上旬组建长办第一个群众造反组织“硬骨头战斗队”, 1966年12月26日“长办联司”成立,任一号勤务员。1967年12月任长办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1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1976年11月至1978年1月7日,经湖北省委决定被隔离审查。1978年1月8日被捕入狱,1983年1月被判七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第五章 夺权起纷争兄弟反目
    走资派乘机一箭双雕

陈再道为走资派反夺权,第一阶段是赤膊上阵,直接动用军队进行镇压;第二阶段是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组建以基干民兵为主力的武斗专业队——“百万雄师”,并指派军区副政委叶明 单线操纵、直接指挥,对造反派血腥剿杀,以至发生了武力抓捕中央代表、武装冲击毛主席住所的“七二〇”严重政治事件,把一个上百万人的群众组织推向了错误的顶端,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牺牲品。
陈再道领导下的支左工作展开的第四天,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在1月26日发动了向湖北省委联合夺权。当时工总、工造、九一三、二司和新华工等组织有百万之众,气势正旺,夺权行动又为中央所支持,陈再道还不敢轻率下手。正在此时,造反派因“一·二六”联合夺权出现纷争,由此引发了“二八”声明公开发表,内讧随即加剧;对二八声明的看法不同,进一步分裂成“香花”“毒草”两派。1967年2月14日,几位老帅向中央文革发难、大闹怀仁堂,随即形成全国性的“二月逆流”。陈再道看准时机,精心谋划,开始了镇压造反派的第一阶段,顷刻间逆流横溢荆楚大地。
第27节 一·二六夺权与二八声明
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组织于1967年1月26日,发动了向湖北省委联合夺权的革命行动,但没有成功。关于这次夺权的情况,有
不少传言和评说。近两年来,市机关红司魏绳武 的《机关》、新一冶曹承义 的《悲欣交集话文革》、工造总司吴焱金的《四十三年望中犹记》和二司杨道远 的《奉献》等书,还有新湖大彭勋 的回忆,对一·二六武汉造反派联合夺权夭折一事,均有叙述,虽然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众口一词的——夺权流产了,且因席位之争,导致造反派兄弟反目。
联合夺权夭折十三天后,由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等十二个组织署名,在1967年2月8日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附录一)。造反派的内部纷争公开化了。
二八声明不但把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意见分歧暴露无遗,而且把昔日并肩战斗的兄弟组织扣上了走资派的“别动队”、“爪牙和走狗”、“托派”、“造反奸贼”等帽子。这一下犹如重磅炸弹在江城爆炸,对二八声明持不同观点的两派争斗展开了。
以二司、工人总部和九一三兵团等为代表的一派高呼“二八声明是大香花”,以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和工造总司等为代表的一派大骂“二八声明是大毒草”。“香花”“毒草”大纷争阵势空前,武汉三镇批判刘邓资反路线、揭露走资派王任重的大字报、大标语不见了,而“香花”斗“毒草”、“毒草”批“香花”的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小报铺天盖地,演讲会、辩论会夜以继日、遍布三镇,顿时成了武汉文革主流,许多中小造反组织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
打内战,不仅被顽固推行刘邓资反路线的走资派所利用,香花、毒草两派都惨遭迫害;同时给武汉乃至湖北全省革命造反派内部造成了长达六年多的不和。虽然其间曾在1967年春夏为工总翻案和抗暴的斗争中破镜重圆,但这是外力压迫下的势所必然。而曾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的头面人物(包括本人在内),都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所以,七二〇亊件后又一次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由“香花毒草之争”延续而来的“钢新之争”,又一次给了走资派转移斗争大方向、分化瓦解造反派的阴谋以可乘之机。
第28节 “香”“毒”之争中的长办联司
二八声明出台的时候,我正在协和医院住院做胃切除手术,长办联司对外联络的彭炎生和夏其发来医院告诉我,工人总部等发了一个声明,有的说它是“大香花”,有的说它是“大毒草”。我们联司内部看法也不完全一致,所以联司尚未公开表态。我问:你们看了这个声明吗?他俩回答说看了,是“大毒草”。
我当即请他们弄报纸来看。我看完二八声明,当时认为发这个声明必有其因,但我又不知何因。造反派内部分歧公开化了,必将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和后果,也有可能造成长办联司的分裂。我当即要夏其发把在工造总司工作的长办联司代表郑兆鳌找来问一问。郑告诉我:“听吴焱金讲过这事。他说,真是气死人,在夺权会上二司的人攻击我们工造是卖烧饼油条的,没有资格参加夺权。我也发了火,说有你二司就没有我工造,有我工造就没有你二司,要跟二司斗到底。其他不知道了,因我没有参加1月26日的会议。”
我再一次仔细读了二八声明,认为这个声明是盛怒之下的产物,最大问题是混淆了敌友,导致造反派分裂。
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二八声明的“香花派”与“毒草派”,有可能引起长办联司内部纷争,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不顾胃切除四分之三才十二天,赶回长办,召开了长办联司勤务组会议。一开始就问大家:对工人总部等发表的二八声明怎么看?长办造委有何动向?大家几乎一致回答:二八声明大毒草。长办造委即工人总部新长办分部的口号是“二八声明大香花”。在这一点上,也许长办造委帮了长办联司一点忙,比如长办联司下属长江科学院的周仁本来是赞成香花派的,正因为造委是香花派,他不好意思跟造委走在一起。
最后我表了这样一个态:这个声明是在气头上写的,我认为事出有因,气冲斗牛,打了敌人,伤了朋友。文中点了王任重和张体学八次名,对工造总司只点一次名。文中骂工造总司是走资派王任重、张体学的“别动队”、“爪牙和走狗”、“托派”、“造反奸贼”等,但缺乏真凭实据。我的意见是,这个声明发表的真正缘由我们尚不清楚,但这个声明把造反派内部分歧公开化了,在客观上对造反派起到了分裂分化作用。与我们联系较多也帮助过我们的工造总司、新华工等都是毒草派,而长办造委是香花派,所以我们只好是而且只能是毒草派,但不以联司名义发表评论。至于联司群众发表个人的批判意见,不加干预。勤务组一致赞成。这样,长办联司在二八声明的“香花”“毒草”之争中,始终没有发力。
第29节 陈再道拉“毒”打“香”各击破
2月中旬,就在造反派“香花”“毒草”内斗空前激烈的时候,陈再道对造反派以“打一派拉一派、又拉又打、先拉后打、各个击破”的手段,实施其支保吃左之计。陈再道这一手相当狠毒,他充分利用造反派内的分裂态势,支“毒草派”打“香花派”,火上加油,扩大裂痕;“毒草派”盲目乐观,受骗上当;“香花派”面临白色恐怖,孤立无援;在“香花派”中,又暂稳二司,独打工总。
1967年2月18日,陈再道以武汉部队的名义发表了“严正声明”(附录二)。在这个声明中,武汉军区公开支持“毒草派”,把“香花派”打成“右派”,宣称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发出了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信号。
随后,陈再道以武汉部队的名义发布了二一九通知和二二〇公告,并派出直升飞机从空中散发;同时出动七十余辆军车,载乘三千多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在武汉三镇游行、散发通知和公告,高呼“二八声明大毒草”、“解散二司”、“解散工人总部”等口号,阵势空前,大有泰山压顶之势。
据原武汉军区参谋张健著《七月流火》(1998年鄂省图内字第57号)介绍,1967年2月,陈再道和钟汉华在北京商定全面镇压湖北武汉地区造反派的部署——“治乱三步棋”,随即予以实施。
第一步棋是“治乱先治军”。2月19日上午八点半,在北京京西宾馆四楼会议室,由徐向前元帅主持,召开了对武汉军区副政委张广才 、副司令员李迎希 的批斗会,斥责他们是支持军内造反派火烧陈再道的反党乱军黑手。会后将两人隔离羁押。
2月21日,武汉军区在军区大礼堂召开大会,孔庆德副司令员主持,韩东山 副司令员、叶明副政委等出席,同时通知军内造反派代表到会。孔庆德在大会上说:“我今天给大家通报一个新消息,陈司令员和钟政委马上就要从北京回汉了。徐向前元帅说:‘陈司令员不是三反分子,打而不倒,烧而不焦。’我们军区的李迎希、张广才是造反派,想夺兵权,上级己命令把他们抓起来了。”孔庆德同时宣布:“根据中央军委八条,现在我宣布决定解散的乱军造反组织和决定逮捕的乱军分子,立即执行。”当即将参加大会的军内造反派头头戴上手铐予以逮捕。
紧接着,驻在军区大院的“北航红旗”等造反派被驱逐出去。21日晚,武汉军区派出二十个连的武装部队,包围汉口高级步校,周围设置警戒线,抓捕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宣布造反组织为反动组织,强令解散。除高级步校外,后勤学院、通信学院、空军护士学校、军区卫生学校等军事院校和军内文艺团体造反派也同时遭受全面武装镇压,“古田战斗队”、“丛中笑”、“铁军”、“一〇五红色造反团”等29个军内造反派组织宣布解散,逮捕军内造反派多人。
第二步棋是“治军外”。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领导把造反派视作敌人,首先拿最激进、影响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开刀。
3月17日上午,陈再道下令八二〇一部队对工人总部及其各分部的负责人实行大逮捕,时任八二〇一部队师长牛怀龙 、政委蔡炳臣 精心部署,当晚指挥部队于午夜进驻公安局,凌晨一点开始行动。几个连队带上报话机,首先逮捕了朱鸿霞 、胡厚民 ,然后逮捕了夏邦银 、沈复礼 、王屏 、李洪荣 、李承弘等工总领导人。
3月21日,武汉部队又发布了一个通告(附录三)。这个通告罗织罪名,把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组织,随后继续进行大搜捕,“全省300多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传说6千多人被逮捕、拘留。”(徐海亮编著《东湖风云录》第325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月版)同时对二司宣布:夺权非法,禁止活动,勒令整风,并逼迫其向军区和社会请罪。
陈再道镇压造反派,不放过以工总为代表的“香花派”,同样也不放过“毒草派”。武汉军区派驻华中工学院的军训团胁迫“新华工”必须吸收死灰复燃的保守派参加会议,并与之合作批判二八声明,肃清流毒,支持华工保守派重打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的“乌兰牧骑”旗号。陈再道还派人策反工造总司归顺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遭到吴焱金严词痛斥。但他们没有罢休,终于把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胡重远拉过去了。1967年4月姓胡的拉出几万人成立“新工造总司”,5月加入了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操纵的武汉最大的保守组织“百万雄师联络站”。
长办联司也遭到武汉军区的压制。与长办一墙之隔的武汉军区后勤部——一五二部队派出军人进入长办大院,将长办联司办公室查封,办公用品没收,把所有勤务组成员和工作人员全部赶回原工作岗位,并宣布长办联司夺权无效。而“二八声明香花派”的工人总部新长办分部却安然无恙,既没有人被抓,其组织也没有被解散。第二天,工总新长办分部宣布退出工人总部,当场把工总新长办分部的旗帜卷起,摇身一变成了拥护三二一公告、高呼“打倒工人总部”的“毒草派”,得到一五二部队驻长办支左人员的称赞。5月间,他们加入了陈再道操纵的百万雄师,终于扯下了假造反、真保皇的遮羞布,彻底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
此情此景,长办联司的群众当然不服,纷纷与一五二部队支左人员辩论:“我们是二八声明毒草派,你们军队也是毒草派,为什么毒草派要打击毒草派?”“新长办分部明明是香花派,你们为何不查封他们?”“你们的屁股坐歪了吧?”“你们支左是假,支保是真。”
那些“支左”的解放军答不上来,只好说向首长反映,过了一会又改口说:“不封他们封你们,因为他们没有夺权,你们非法夺了权。”一语道破天机,陈再道支左的真正目的昭然若揭,他支左不是支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群众组织,而是支持站在刘邓资反路线上的走资派和保守派。虽然他们认为二八声明是大毒草,但是绝对不会容忍同是毒草派的造反派。
笫三步棋是在地县镇压造反派。3月19日至26日,孔庆德、韩东山、姜一 、张旺午 等分赴荆州、沙市、黄冈、黄石、孝感、襄阳等地以贯彻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抓革命促生产为名,行镇压省内各地造反派之实,每到一地立即解散群众造反组织,抓捕造反派骨干,宣布夺权非法。
3月20日,孔庆德在荆沙地区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宣称:“搞造反夺了权的,一律无效,由军队一律夺回来。他们打砸抢是土匪行为,夺权,是想当官嘛!破坏生产,冲击军事机关,有一个抓一个,有两个抓一双。他们既然出了笼,就不能让他们回去。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已经宣布解散了,他们破坏生产,头头都抓了,你们晓得吧!?”
3月26日,韩东山在黄冈召开的大会上发表了因其独特的语言风格而十分著名的讲话:“一提夺权,造反派就来劲了,个个想当官。我说你当官还不够资格,老子不放心!”“黄石还搞个什么卵子,造到我们头上来了,坐飞机,戴高帽,挂黑牌子游行,把老子斗得像狗熊,我日你的娘!叫你搞文斗,不要搞武斗,你偏要搞什么打砸抢,我日你娘的,连土匪都不如。你不是反革命是什么?说你是反革命,你不服气,现在你跳出来了,铁证如山。”“武汉有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名字叫得好听,但不干好事。武汉有个工人总部卵子联络站,专门搞打砸抢。工人总部一批坏头头,我们抓了。你们黄冈地区昨天只逮捕了三十多人,我说抓少了,还要清查,要抓干净。他们把革命群众打成保皇派,戴高帽子游行,真不像话。什么保皇派?统统都是好同志。今天所有保皇派的帽子统统给我取消,随便开除党籍的统统都给我恢复。”“现在这里还有串联的没有?搞什么串联?游山玩水。中央已下了通知不准串联了。你们看到串联的,就叫他们两天内滚蛋,不滚蛋的,就把他们抓起来,叫他们劳动。”
类似的大会相继在各地召开,一时间省内笼罩在他们掀起的白色恐怖之中。
武汉军区、陈再道就是这样通过实施镇压造反派的“治乱三步棋”,为二月逆流推波助澜,使得湖北、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遭到严重破坏,保守派趁机抬头,运动陷入低潮,同时也为其后七二〇事件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第六章 毛主席怒斥“二月逆流”
         反目兄弟齐揪“武老谭” 
上海造反派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一月风暴”,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随之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风暴席卷全国。而七位老帅和副总理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力图改变文革发展方向,理所当然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当时党中央把这一事件定为“二月逆流”。
第30节 毛主席严斥逆流发难人
遵照毛主席指示,1967年2月22日至3月18日,党中央接连召开七次会议,对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进行了批评。3月18日晚,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人,并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还责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停职检查。28日,毛泽东又在陈伯达送去的一份材料上批示:“从上至下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二月发难的人都作了检讨,表面上承认了错误。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开始反击二月逆流,武汉地区的斗争形势也逐渐发生变化。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参加2月26日至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后,回想当时的心情说:“苦苦思索,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根据军委八条,逮捕了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的坏头头朱鸿霞、胡厚民等人,错了吗?三月二十一日宣布解散被一些坏头头操纵的武汉工人总部,错了吗?……怎么叶剑英、徐向前、陈毅、谭震林、聂荣臻、李先念等成了‘二月逆流’了呢?感到地动山摇,六神无主。”(张健《七月流火》第22页—23页)
第31节 昔日好战友同揪“武老谭”
武汉军区、陈再道在二月逆流中,反对革命群众向走资派夺权,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手段,残酷镇压造反派。“香花”“毒草”纷争教育了造反派,惨重的打击令造反派清醒了。
1967年3月30日,新湖大红八月战士在二司最困苦的日子,冲破军训团的阻挠上街游行,喊出“为工总翻案”的口号。
27日,新华工为纪念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四十周年,组织游行,到二司所在的各个大学挥动旗帜高呼:“坚决支持二司战友的革命行动!”“向二司战友学习!”“向二司战友致敬!”二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紧紧握住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手,热泪盈眶,共同高呼:“打倒刘邓陶王!”“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毛主席万岁!”昔日战友又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共同投入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正确对待革命小将》,4月6日中央军委发布十条命令,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指示,鼓舞了革命造反派批判新的刘邓资反路线的斗志,激励了革命造反派重整旗鼓的勇气,反击二月逆流的烈火燃烧得更加猛烈了。
4月4日,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二司、三司革联等联合在武昌体育场召开“打倒刘邓、批臭黑《修养》 ”誓师大会。
4月6日,首都南下造反大队成员、北京大学学生李金春在长办职工俱乐部作报告,介绍了老帅们2月间大闹怀仁堂、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情况,指出这就是不甘心被打倒的走资派对文化大革命疯狂反扑的一次集中表现,而这股逆流在武汉的具体表现,就是把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
4月7日,长办联司长江工程大学八一阵线在严常带领下,冲向社会,在武汉街头刷出了“反对二月逆流”、“揪出武老谭”的标语口号。
4月12日,新一中革司为驱赶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派往该校的工作组,向市抓办提出四点要求遭拒,遂在市委大院举行绝食,全市造反派纷纷声援。
4月15日,被取缔的工总未遭逮捕的骨干重新集结,成立工人总部联络站。二司等学生造反派重新进驻汉口闹市的红旗大楼、井冈山大楼、民众乐园,夺回宣传阵地。
4日22日,新华工聂年生 和武汉三中二司的谢保安 组织营救夏邦银。
4月28日,武汉造反派赴京代表团雷志茂等在京西宾馆舌战陈再道。
5月1日,工总、九一三、二司、工造总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长办联司、新一冶、交通联司、新中原、红工、中学红联、省直红司、武船联司等十六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数十万人大游行。
5月5日,武汉市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成立。
5月8日,武汉市工矿企业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成立(简称“联指”),由工总联络站、工造总司、九一三兵团、长办联司、二机床厂八一七兵团等十几个组织组成。
5月13日,市公安局军管会支持的公安系统保守派“江汉总部”到武汉公安学校寻衅,打伤造反组织“新公校”多人,“新公校”学生到市公安局要求严惩凶手遭拒,被迫举行绝食斗争。
5月14日,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释放夏邦银。
5月15日,钢二司司令部发出《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翻案紧急动员令》。
5月16日,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与工矿企业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共同组建武汉市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联合总指挥部,并决定声援新公校绝食斗争。此后武汉造反派数万人在三镇街头绝食声援“新公校”。
5日16日前后,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释放了工总李洪荣、王屏、李承弘、沈复礼等。
5月17日,由新湖大的张维荣 、二司的杨道远、工造总司的吴焱金与公安联司的田学勤 等人组成支持新公校绝食斗争火线指挥部。
5月18日,二司红卫兵营救任爱生成功(任于5月3日被以王任重儿子王三宝为头子的“红卫兵特别行动委员会”抓走)。
5月18日,高等院校革命干部联络站成立。毛远耀 任第一号勤务员。
5月19日,经一百五十多小时的绝食斗争,武汉军区钟汉华政委代表军区在新公校提出的“七项要求”上签字。
这一阶段,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武汉地区造反派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为工人总部翻案,对陈再道在武汉地区推行的资反路线进行了有力的回击。
第32节 长办联司确定“揪谭”方针
长办联司长江工大八一阵线冲向社会“揪武老谭”的行动,联司内部反应不一,有赞成的,有反对的。4月10日戚务华到医院来告诉我:长工大八一阵线中一部分学生在严常的支持下杀向社会,揪武老谭,为工总翻案。但八一阵线中有人反对杀向社会,我们联司内部意见也不一致。郭志伟主任和缪盛桂处长的意见,要你回去研究研究怎么办。
4月11日上午我办了出院手续,下午在长办修建队楼上召开了长办联司勤务组扩大会,郭志伟、缪盛桂、李纯钊、阎清武、顾建棠、严常、郑兆鳌、覃广良、宋国均、葛仲余、戚务华、殷亮白、蒋乃明、赵国光、何畏之、王秀林和张振奇等参加。
在会上我请大家就三个问题进行讨论:一是揪武老谭、为工总翻案大方向对不对,二是我们长办联司该不该参加,三是如何参加。
会上七嘴八舌各抒己见:“长工大八一杀向社会揪武老谭不对,我们不应开这个头。”“八一杀向社会揪武老谭、为工总翻案,大方向正确。”“新华工驻长办联络站已多次表示支持我们投入揪谭。”“揪武老谭有风险,陈再道不是王任重。”
到会的人几乎都发了言,最后达成三点一致意见:
一、今年2月以来,武汉造反派响应毛主席号召夺权,但武老谭进行了反夺权,把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并抓捕了负责人,又对毒草派打击、压制、排挤、肢解,这都是武老谭搞的,所以说现在揪武汉的谭震林、为工总翻案,大方向完全正确。
二、大家同意政治部郭志伟副主任的意见,在长办内揪“武老谭”的代理人黄世忠,同时配合社会揪武老谭。经讨论形成了“立足办内,配合社会,双管齐下,全力以赴”的方针,并指定郑兆鳌代表长办联司参加武汉地区的揪武老谭活动。
三、支持长江工大八一阵线杀向社会的革命行动。
这次会议后,长办联司上下思想取得一致,斗争方向明确了,行动也更加坚定。
第33节 揪长办“谭氏人物”黄世忠
4月12日,我在新大楼一楼长办武装民兵连办公室同郭志伟、缪盛桂商量决定:揪长办内部谭式人物,从政治部副主任、人武部长黄世忠破坏长办施工总队革命委员会这件事入手,具体实施由顾建棠、郭志伟、缪盛桂负责。
我们当即派吴泽宗(共青团员、规划处技术员)、杨立人(共青团员、长办团委干部)到武汉市人民武装部调查证实:3月间,武汉市人武部根据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的指示,正式下文给长办人武部,要求长办人武部接管被长办联司夺去的权力。但长办人武部擅自扩大接管范围,把应属蒲圻县人武部管辖的长办施工总队也接管了,并且策划搞垮了长办施工总队革命委员会。
我们又派蒋乃明(共青团员、施工处技术员)、黄炳乾(共产党员、长办团委干部)去蒲圻县人武部调查证实:长办施总联司报请咸宁军分区批准,并由军分区指派蒲圻县人武部的军代表,正式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黄世忠知道后,通过湖北省军区及咸宁分区周中甲司令员的关系,下令蒲圻县人武部撤离军代表,致使长办施总革命委员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黄世忠对上述情况完全承认,还交代了他与李庭序副主任3月间到一五二部队,要求该部队的支左人员把长办的权从长办联司手里夺回来。
揪“长老谭”斗争取胜后,长办联司乘势在一二四夺权三周月的4月24日宣布:重新夺回长办的党政财文大权。
第34节 联司尽全力与“武老谭”斗
从4月14日至5月19日,我们与兄弟组织一起,合力与“武老谭”斗争。4月15日,声援街头“钢八司” 集结成立的工人总部联络站,声援二司等重进红旗大楼、井冈山大楼、民众乐园等宣传阵地;5月1日,长办联司与十五个造反组织一道组织数十万人声讨“武老谭”的“五一大游行”;8日,工总联络站、工造总司、九一三兵团、长办联司、八一七兵团等十几个组织组建了武汉市工矿企业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
5月14日,郑兆鳌回长办向我和缪盛桂、蒋乃明、赵国光等传达武汉联指的要求:新公校的绝食行动,是向武老谭斗争的新阶段,要促使武汉军区无条件承认错误,答应新公校提出的要求。联指要求各个造反组织全力以赴去支持,有力出力,有人出人,并要长办派一人到火线指挥部工作。我当即同大家商定,派蒋乃明到火线指挥部工作,赵国光负责后勤支持;召开各单位联司负责人会议,动员各尽其力支持新公校绝食斗争;派长江医院医师方楚侨和护士赵亚竺参加现场救护,同时安排人不断送去糖开水和米汤。
16日,顾建棠、葛仲余、谢从勤、彭炎生、夏其发、黄炳乾、谢宜曙、杨立人、张贤良、何畏之、王淑善、戚务华、魏国强、周仁、苏鲁平、谢开文、殷亮白、罗家惠等数十人,前往市公安局门前绝食现场声援。
18日,长办政治部副主任、纪监委书记、老红军郭志伟发表支持新公校绝食的公开信,由《长办联司》报副总编李纯钊起草并登报散发。
19日,斗争取得胜利。长办距市公安局绝食现场较近,长办联司确实起到了保障绝食现场后勤支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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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5-01-29

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 顾建堂著(7)

[ 作者:顾建堂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743    更新时间:2014/6/28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

作者简介:顾建棠,1931年出生,江苏省海门市人。1945年小学毕业,同年11月到衣庄当学徒。194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入团,1956年入党。先后在海门县税务局、工商科、劳动科工作,1954年调到长江下游工程局青龙港护岸工程指挥所,1954年10月调南京长江水利委员会下游工程局,1955年5月调武汉长江水利委员会人事处劳工科,1956年调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肃反审干办公室,1958年春调共青团长办团委。1959年毕业于共青团中央团校第十期,随即回长办团委工作至文化革命开始。
1966年6、7、8月,为长办“保林(长办党委第一书记林一山)派”领头人。1966年10月上旬组建长办第一个群众造反组织“硬骨头战斗队”, 1966年12月26日“长办联司”成立,任一号勤务员。1967年12月任长办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1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1976年11月至1978年1月7日,经湖北省委决定被隔离审查。1978年1月8日被捕入狱,1983年1月被判七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第七章 造反派誓为工总翻案
    武老谭组织暴力围剿

1967年5月中旬,武汉市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联合总指挥部发出了“彻底为工人总部翻案”的号召,这个口号深得人心,集会、游行、大字报、大辩论,形成强大的声势。与此同时,一个名为“百万雄师”的庞大组织突然出现,在武汉三镇张贴大量针锋相对的“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的标语。黑云压城,山雨欲来,一场酝酿已久的血腥镇压即将展开。这个保守组织怎么突然显身江城?原来它是“武老谭”一手筹组、全力操纵的武斗专业队。
第35节 武老谭操纵的百万雄师
1967年1月23日,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成立,28日就指令武汉人武部,在市委组织部长辛甫协助下,按系统将基干民兵组织起来,成立“红武兵“,组成了镇压革命造反派、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专业武斗队。
二月逆流的势头被毛主席制止,武老谭的“治乱三步棋”受阻,面对“为工总彻底翻案”的洪流,陈再道及武汉地区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非常清楚,一旦工人总部翻案成功,革命造反派必将实现大联合,进而完成三结合,全面夺取湖北省的党政财文大权。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容忍这一局面的出现,但他们也清楚,不能再用军队直接出面对付、镇压革命群众,于是改换策略,操纵保守组织进行武力镇压。
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以红武兵为基干,把已瓦解了的王任重时期的文革工作队、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武汉地区大中学校红卫兵和武汉革命职工联合会的成员,重新网罗集结起来,授意他们接过批判刘邓资反路线的旗号,改头换面,借尸还魂,先后成立了“斗刘批邓筹备会”、“体育无产者”、“红卫兵”、“革命造反大军”、“二一八兵团”(原职工联合会成员组成)、“野战军”(原工作队队员组成)、“硬骨头战斗队”、“红城公社”(由街道居委会系统人员组成)、“革命工人三司”等保守组织。5月上旬,全市的保守组织己有五十多个。
5月16日,武汉地区所有保守组织大联合,组成“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由俞文斌 、杨道安、纪登清、孙运东、蔡俊善、谢敏华、孙德州七人为常委核心组,下设三个室、七个部、十个分站、一个直属队。武汉军区指派叶明副政委单线操纵,直接指挥。为了避嫌、遮人耳目,陈再道不与“百万雄师”直接接触。四十年后百万雄师的一号头头俞文斌当面对我们说:七二〇前是叶明副政委与我们直接联系,我从未见过陈再道。八十年代我在北京才见到陈再道,他听说我来了,把正在召开的会议停下,把我接到他家里,盛情招待。
百万雄师自称总人数1229100人。专业武斗人员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身着崭新蓝布工作服,部伍整齐,车队呼啸,每出动必有满载汽水、面包的后勤车跟随,高喊“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这是他们的标准形象。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的“武化革命”就要开始了。
就在百万雄师成立的当天,冷冻机厂、水泵厂的一千余名百万雄师的基干力量“红武兵”,突然袭击在汉阳公安局前静坐、要求释放汉阳轧钢厂工总头头夏邦银的新华工、新湖大、二司的学生,二百多人挨打,几十人受伤,十四人重伤。
5月上旬,保林派“长办造反委员会”和长江工程大学的“长工大九一五兵团”集体加入了百万雄师,命名为“百万雄师长办联络站”(又叫长办分站),一号负责人是马振河。5月底,这个长办联络站出动大批人马突然间占领工程大学,并把以严常为首的长办联司长工大八一革命阵线的人员赶出去,不准回学校。百万雄师长办联络站的成员和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则都搬进工大住下,其中有长办副主任李庭序、政治部主任丁福五、副主任于亚农和黄世忠、保卫处长李文光和副处长崔吉礼 、组织部副部长王兴云、长江工程大学校长孙昌等。但他们没让林一山和他的夫人、组织部长张彬搬进去。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百万雄师在为血洗长办联司作准备。
第36节 百万雄师打砸抢抓烧杀
1967年6月4日,武老谭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六四”公告)(附录四)。这个公告的要害是“不准”加“镇压”———不准为工人总部翻案,不准造反派夺权,否则就镇压。这是一道全面屠杀造反派的动员令。百万雄师在叶明操纵下立马行动,使出了打、砸、抢、抓、绑、放毒、烧房、杀人全套武斗本领,手段特别残忍。以下仅举数例。
1.占领武汉市委大院
1967年6月4日下午,百万雄师四百多名打手强占市委办公大楼和院落,打伤8人,数十人被绑架。
2.血腥惨杀杜世顺
6月6日,百万雄师在武汉肉联厂残杀杜世顺,砍了93刀,仅头部就砍了13刀。
3.活埋工造总司勤务员戴鹏
6月12日,百万雄师作战(保卫部)部副部长兼雄师大队队长汤忠云指派江岸区红武兵头头王明荣、张昌录等七个人在青岛路人民仓库将戴鹏抓住,塞进吉普车,戴鹏大声呼喊求救,司机×××将毛巾丢给王明荣、张昌录,王、张二人用毛巾把戴鹏的口塞住。二十几分钟汽车开到市委,戴鹏已不省人事。把戴鹏放在长椅上,交给审讯专班,后来戴鹏苏醒了,又反抗,大骂百万雄师是“保皇派”。打手们大打出手,把戴鹏打成重伤,戴鹏仍不服,并大骂并责问:“你们随便抓人是违法,我又不是走资派,又不是反革命,你们有什么资格抓我?你们决没有好下场。”此时王明荣又用毛巾把戴鹏的嘴堵住,送到一楼办公室的地下室,等作战部副部长汤忠云回来再说。汤忠云傍晚回来时,地下室的看管人员来报:戴鹏已没气了。这时怕担当责任,七嘴八舌乱成一团。当时有人提出在市委大院后的树林中挖个坑埋了算了,所有在场的人一律不准外传。汤忠云说“那只好这样办”。当晚,坑挖好,众人把戴鹏抬进市委左侧小树林内土坑前,突然戴鹏又出气了。此时马上请示汤忠云,是送医院,或丢在马路上?经研究,医院不能送,因为医院都被造反派控制;丢马路也不行,因为六月天满街都是人,若运到郊区去,路上碰到造反派被他们抓住就没命了。这时又报告说戴鹏又没气了,(本书作者注:实际上没有真正断气,戴鹏的呼吸时断时续,送医院完全可以抢救过来。)就把戴鹏埋了。(以上摘自工造总司头头彭祖龙 近年所撰《六渡桥黄昏》中记载的七二〇后对百万雄师头头的审讯材料)
4.血洗武汉汽车配件厂
6月13日上午九点二十分左右,百万雄师的大批卡车沿太平洋路、宗关水厂、汉江堤向武汉汽车配件厂开来,同时在水厂路还埋伏着从东西湖调来的二十辆卡车的农民,加上埋伏在其他路口的四千多人,总数一万多人,把汽配厂层层包围。厂里的百万雄师把外来的百万雄师武斗队引进厂里,并向他们指方向,画地形图,提供“新汽配联司”勤务员档案材料和照片等,作好攻打的各项准备。汽配厂一千九百多人,造反派一千二百多人,保守派五百多人,当时只有二百多不到三百人的联司群众在护厂,因那天发工资后大多数人送钱回家。到了午夜十二点左右,百万雄师发动总攻,他们发现厂内有电,就立即控制变电站切断电源。这时驻在国棉三厂的百万雄师打开探照灯,并用消防高压水龙头向厂区喷射。接着施放六六六合剂,又放瓦斯,厂里的人感到头脑被撕裂一样,全身无力,手臂下垂。当时一个从西安出差来厂的解放军大声叫喊,这是战备物资,怎么用来对付革命群众呢!这个时候,暴徒们开着大卡车用车屁股冲开了厂区大门,一拥而入,用棍棒、大刀、铁器、霸王鞭、匕首见人就杀,大多是三五十个打一个人,许多护厂的“新汽配联司”群众倒在血泊中。暴徒们从倒地死伤者身体踩踏过去,继续追杀后退的群众,三十多人从厂区退到工具车间,都站在工具车间平台上,暴徒们蜂拥而上,一路厮杀。这时一暴徒手持长矛向老新四军战士、工人工程师、先进工作者杨正超连刺几矛,刺中咽喉,当即杀死。另外还有六个人被刺倒,他们的胸部、腹部、腰部和肝肺都被穿破。有几个只好举手,但暴徒们还不放过,继续追杀,逼得林声雁等从平台跳下,身受重伤。另一批九十多人(其中有几十个女同志)退到办公大楼,当他们退到三楼时,打手们已用高压水枪向楼内喷水,又飞来很多石头,同时又喷来氨水,许多人透不过气来,只好退到大楼顶部。百万雄师又施放瓦斯,大多数人处于半昏迷状态,打手们就从办公大楼相邻的一栋楼顶上翻过来,把“新汽配联司”的群众统统击倒在地,连军代表也难幸免。打手们用长矛乱刺,有的专刺下身,把矛尖都刺钝了。总共被杀死六人,重伤五十多人,轻伤二百多。厂内二十台机床被砸,两个月内难以恢复生产。(以上摘自新武大“万水千山”战斗队事后对二十多名受伤者调查的记录)
5.铁四院“六二三”惨案
6月22日,百万雄师调集两千多人围困铁四院(铁道部第四设计院),随后又陆续开来七辆卡车,其中四辆车上是国棉二厂的百万雄师,一辆消防车,一辆吊车,还有一辆装着毒气弹、汽油和六六六粉。铁四院的守卫人员只有117名。23日凌晨两点发起攻打,历时44个小时。一开始就用开高压水喷射,汽油烧,最后施放毒气,打手们蜂拥而来,见人就杀。徐之雄被一长矛刺中头部,又一矛刺入胸部,血流如注。一个女学生的子宫被打得出血,又拖到船校,打得遍体鳞伤,不能动弹。干部韩永彬、张明成和工人于生玉等被五花大绑,一路毒打。其余一百多名被押解船校,刑讯毒打,学生魏忠信受尽折磨,三名重伤,一名死亡。其中十名被押到青山区人民武装部支左办公室,进行刑讯逼供,随后押进公安局坐牢。直到七二〇事件后才恢复自由。
造反派负责人徐志雄、徐承华、杨建栋、包付生、余漠料、夏鸿庆等人押解到红卫纱厂,都被打成骨折,有的小便尿血,有的失去知觉,徐志雄伤势最重,颧骨打断,全身发青,胸、腰、腹部都被打伤。新大楼抢窃一空,国家机密资料和设计资料失窃。
6.六二四攻打水运学院
6月23日百万雄师攻打铁四院时,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的“新水运”造反派有一百多人前去支援,抓住百万雄师政参部长蔡俊善、攻打铁四院指挥吴鸿安等7人,并搜出与陈再道勾结的机密材料。百万雄师下决心攻打水运工程学院。
24日一早,从江边开来三卡车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车头架有机枪,对准水运。随后又有艇号U—106等三条炮艇在水运学院附近长江上停泊,炮艇旁还有‘水运1号’、‘水运2号’、“友谊1号”、“友谊2号”、“友谊5号”五条轮船待命。
24日八点,消防车喷射毒气,炮艇开动高压水枪,一个学生头部被打裂,长10厘米,当场昏死。学生们都喘不过气来,有的已经昏迷。百万雄师喊话:“你们放人,否则就继续打。”百万雄师接着又喷汽油、扔燃烧瓶,又喊话:“不投降,就消灭你们。”此时水运放了人,结果反而打得更狠,并在水运四公里外设防埋伏,阻挡支援。
晚上十点左右,开来装满百万雄师的公汽18辆,十分钟后徒步赶来500多人。十一点三十八分,武昌发电厂拉断了水运学院305、306线路,水运一片漆黑,同时导致东风四棉、红卫纱厂等停产35分钟。这时一大群百万雄师从东风四棉厂翻墙过来,占领了一栋宿舍,第一个人对着厨工汤国尧连刺七刀,余克明的儿子被打成重伤,危在旦夕。把印刷厂、实验室都砸了。这时汽油、燃烧瓶、氨水、高压水枪、毒气弹、砖头、石头齐上阵,打得学生分不清东南西北。
25日两点左右,已打了二十多个小时,支左指挥部来人,呆了约半小时,未讲一句话就走了。紧接着百万雄师用可燃物质(白磷、凝固汽油)向楼上投掷,顿时浓烟滚滚,火焰冲天。学生们用棉被灭火,但百万雄师又喷汽油、扔燃烧瓶,再喷射氨水。九点半,百万雄师又进攻,用汽车撞墙,冲进楼里,学生们从二楼、三楼纷纷跳楼,百万雄师见一个杀一个,好几个杀成重伤。其余的都被活捉,关押审讯。
百万雄师在水运大屠杀中,杀死杀伤38人。
杀死2人:谭元章(男,40岁,跳楼着地被杀死),汤国尧(男,51岁,被连杀七刀)。
重伤10人;韩国生、李明松、张纯华、汪家训、罗坤文、金乙国、邱文振、梁永松、陈仲桥、王少华。
砍伤14人:牟孝先、英宏学、陶文革、高凤敏、钟伟忠、赵学正、贺礼忠、周百升、王思谦、肖明山、龚邦颜、丁平凡、陈克仁、梁丹妮等。
跳楼负伤3人;王华松、吴志成、赵正茂。
吊打负伤9人;蔡向东、刘汉武、高汉杰、沈成德、姚启发、刘元滔、刘济棠、余飞杰、黄守仁。
下落不明者无法统计。
百万雄师在大屠杀的同时,还大肆抢劫师生钱财物品。据不完全统计:现金939元(其中长航设计院职工439元),粮票1350斤(其中长航设计院职工550斤),手表5只(长航设计院职工),钢笔46支(其中长航设计院职工11支),布票96丈8尺(其中长航设计院职工6丈8尺),好衣服51件(其中长航设计院职工41件),棉被25床,收音机1台,纪念章80多个,水靴数双,二胡3把。破坏仪器30余台。
其间还发现军区与“百万雄师”勾结的事实。24日晚上十一点左右,军区打来水运学院传达室电话,被学生接着。当时的对话记录:
学生问:哪里?
军区:我是军区,你是哪里?
学生:我是水运。
军区:你不是水运。
学生:那你说我是哪里?
军区:你是百万雄师。
学生:你怎么知道我是百万雄师?
军区:你们的情况怎么样了?
学生:我们这里情况很好,现在已经冲进大门了,我们准备用水龙头攻大楼了。
军区:很好,小心一点。(以上摘自1967年8月《新水运》报所载此事件调查组的报告)
7.攻打汉阳轧钢厂
6月23日下午二点二十五分,市冶金公司政治部主任马××在武汉油脂化学厂坐镇指挥,在汉阳轧钢厂党委书记冯××(此前他批给百万雄师两吨钢材做长矛)和厂长董铸礼直接指引下,百万雄师包围了汉阳轧钢厂,攻进厂内,抢夺粮食四十余袋,现金一万元,粮票几千斤,连油盐酱醋都是一扫光。他们断水、断电,要困死、饿死“新汉轧”造反派。
百万雄师开启广播喊话:“你们已经没饭吃,没水喝,投降吧。”又把造反派的家属抓来,胁迫“新汉轧”投降。
6月24日清晨,百万雄师又开来交通车、消防车、吊车几十辆,随带探照灯、六六六粉、硫酸、汽油、氨水、燃烧弹等软武器,汉江江面又有轮船、汽艇、炮艇包围,数千人手持长矛、大刀、匕首、钩镰枪,把汉轧厂重重包围,并向厂内施放毒气弹,喷射硫酸和六六六粉,许多人当即烧伤窒息,二司学生潘全洲脸部被硫酸烧毁,双目难睁;工人杜志远烧得血肉模糊,后被长矛刺死。
下午一点三十分,百万雄师推倒围墙,数千人团团包围,毒气弹、六六六粉喷射猛增,随后在高压水龙配合下,大屠杀开始了。二司学生肖敏被砍八刀,倒在血泊中。学生刘朝明、石仲斌和赵××被百万雄师拖过天桥,石仲斌被长矛戳穿大腿而骨折,刘朝明当场被杀死。武汉大学学生古立盛被长矛戳成重伤后,又被百万雄师抢去杀死;东湖中学学生赵柏铭被匕首在腰部、腹部刺了二十一刀,肺、肝刺穿。工人陈佐良当面反对百万雄师乱杀人,当场被杀死。还有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看到她爸爸惨死在百万雄师的屠刀下,哭喊“爸爸”“爸爸”,暴徒对准小女孩就是一刀。新四军老战士、老工人谢贵修看到小女孩被砍杀,就对打手们讲,你们不要杀了。打手们就用长矛戳他的背部、腰部和胸部,身受重伤,又把他从三楼拖到一楼,人已昏死,又把他丢在汉江堤下,企图淹死他,后来幸被群众发现救回。武汉三中学生陈中汉被乱刀砍断大腿,昏死过去,送医院苏醒过来,大喊“打倒陈再道”,打手们把他的屁股打得血肉模糊,一面用六六六粉水从鼻子灌,逼得陈中汉自己把舌头咬断。武大学生周德延被押解到铁路中学,刑讯逼供十八次,被打得遍体鳞伤。
这一次百万雄师共杀死5人,其中工人3人,学生2人;重伤25人,打伤数百人,绑架七八百人。(以上摘自武汉大学东方红战斗队1967年8月整理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在“武老谭”的操纵指挥下,从1967年5月17日到7月15日的58天中,百万雄师攻打造反派所在的工厂、院校、机关等单位46次,据不完全了解,杀死80人,重伤433人,轻伤1922人。他们抢劫财物,破坏生产科研设备,造成停工停产,国家机密资料散失。这就是所谓“大、好、纯”的百万雄师之所为。
第37节 长办联司在抗暴斗争中
面对气势汹汹的六四公告,长办联司在6月5日下午组织了空前规模的示威游行,高呼“彻底为工人总部翻案”、“打倒武老谭”等口号前进,游行队伍排头已到汉口闹市,排尾还没出长办大门。街头观望的群众热烈鼓掌,有的说:“一个单位的游行队伍那么长,没看见过!”有的说:“长办联司有实力。”
6月10日,长办联司派出赵枣安和黄炳乾参加“武汉市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联合总指挥部”组织的武汉赴京控告团。6月12日,我与赵枣安通话,得到的第一个信息是在京的造反派各组织代表思想不能统一,内部分岐很大,各搞各的,三新、二司、工总都有门路,但互不通气,材料也互相封锁,实际上是联而不合。对此,长办联司根据赵枣安的建议,向“大联指”写了《请大联指发信北京控告团,要团结,要统一行动》的书面意见,由郑兆鳌专呈大联指总部。大联指如何处理控告团两派人员各自为政问题,我就不得而知了。
16日,赵枣安又传来信息:“北京有影响的造反派是支持武汉造反派的。”“长办反映的问题,是武汉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有中央对武汉问题表态后才能解决。”“最近中央给湖南湘江风雷、河南二七公社平了反,河南军区政委何运洪在北京作了检讨,我们为工总翻案是正确的,要坚持到底。”
6月17日,百万雄师在汉口六渡桥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那天对外联络部的夏其发和彭炎生回来紧急报告:大联指火线指挥部要求长办联司救援被围攻的民众乐园造反派。我根据联司勤务祖的决定,在灯光球场召开紧急动员会,号召自愿报名,当即自告奋勇站出两卡车人。我指定修建队队长孙井龙和科学院的王淑善带领前去救援,救出被围的同志。到夜晚七点左右派出救援的人员全部回来,没有伤亡,个别人的衣服搞破了。
六一七亊件发生后,赵枣安转达武汉赴京控告团要求,请长办联司尽快提供现场的实物,还说这是中央文革要求的。我们立即派科学院的徐隆庆到六一七现场拍了照片,其中有死人和房屋店铺被破坏的照片,并派专人送给赵枣安。赵说这是给武汉赴京控告团在北京召开控诉六一七惨案大会上展出用。
6月24日,夏其发和彭炎生送来情报:百万雄师攻打工造总司。我们立即派武装民兵连副连长谢从勤和科学院的王叔善,带两卡车人赶去援助,哪知汽车开到车站路口,被百万雄师拦阻,无法前进,只好调头回来。
24日那天,百万雄师在攻打汉阳轧钢厂、水运工程学院的同时,又残暴地攻打了工造总司,非常惨烈。百万雄师出动一万二千多人,冲进楼里,见人就杀。工造铁军队长魏东,被十多个百万雄师成员手持长矛逼到三楼平台,寡不敌众,最后手持一面红旗,高呼“毛主席万岁”,跳楼身亡。16岁的广播员朱庆芳,当场被杀死。七二〇事件后工造总司成立专班核实,被杀死28人,重伤179人,轻伤75人。(据彭祖龙《六渡桥的黄昏》)当天晚上我向赵枣安通报了工造总司被百万雄师武装屠杀情况,并要赵赶紧向中央文革反映:活着的革命造反派有家难回,有厂难归,有的被抓被囚,有的就地隐蔽,有的四出逃亡。白色恐怖笼罩武汉三镇,但仍有许多同志在腥风血雨中坚持斗争。
工造总司惨遭血洗后,造反派在汉口只剩下了民众乐园、新中原和长办联司等据点。6月25日下午两点左右,大联指派郑兆鳌在长办召集这三家的负责人开会,商讨对抗或撤退的安排。会议在长办保卫处的大办公室召开,到会的有新中原头头陈茂祥 和余文革,长办联司的顾建棠、郑兆鳌、郑兆业、蒋乃明,民众乐园一人,武汉铁路局两人,铁路医院一人。郑兆鳌传达了大联指参谋部的防守和准备辙退的计划:
一、汉口这三个据点不能放弃,要坚守,要互相援助。如果一家被攻,其他两家援救;如果一家守不住,统统合到长办联司或新中原一起坚守。
二、万一守不住,就准备撤退。具体办法两个:一个,都集中到长办大院,调武钢或长航的轮船开到二米厂江边,利用长办武装民兵连的武器,突围到江边上船,转移到武昌。再一个,由铁路上把值班人员调换成我们的人,开一列货车停在黄浦路至三阳路一带,长办联司和新中原的人都上车,开往武昌,值班人员都随车一起走。为防止百万雄师追击,把道岔搞掉,电话线切断。
我当时不同意这两个撤退计划,我说:太冒险,我们要做到安全撤退,避免流血。比如说动用民兵武器,人家一五二部队派一个连就足以把我们消灭。我建议,改为大游行撤退。比如三家合起来,打着“拥护解放军”、“要文斗不要武斗”、“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等标语上街游行,装成百万雄师的队伍。过了长江大桥,就分散奔向新华工。
郑兆鳌反对,他说不行,人家如果在汉阳把我们前后一堵,那不是我们都被干掉?大联指这个计划是作战参谋部提出来的,经大联指决定的,我们还是照大联指的计划执行。这时铁路上那两个人说,等我们搞妥了就通知你们。
分给长办联司的任务是组织大院内人员撤退并准备动用武装民兵连的武器。我对动用民兵武器一直心存疑虑,我找人武部郑兆业商量,他也不赞成。我对他说:“我虽然是武装民兵连的指导员,但你是长办武装部的专职干部,武器库钥匙你一定要掌管好。”
下午五点左右,民众乐园指挥部对我们招呼都没有打就撤退了。新中原闻讯,陈茂祥带着该厂支持造反派的党委书记李长根 ,驾驶一辆焊上装甲的解放牌卡车,开进了长办大院。
至此,一小时前布置的大联指的守退计划,完全告吹。
第38节 危急关头专电请示总理
从6月10日起,陆续有被打垮的造反派来长办避难,当时我印象较深的有武汉低压锅炉厂、武汉肉联厂、汉阳造纸厂、武汉汽配厂、三五〇六厂、汉阳轧钢厂、中原机械厂、武汉皮革厂、城市建筑设计院、和记蛋厂、铁路医院、江岸车辆厂、武钢等单位的造反派以及一些中学的教师和学生等。到6月25日,长办大院内造反派(包括长办联司的)有两千多人。
从那时起,长办联司作了抗暴准备:新大楼小礼堂与二食堂架起空中桥梁,大门用铁板加固,木棍、长矛、柳条帽也准备一些,还有可投掷的砖石等。为应对断水断电,准备了柴油发电机,游泳池蓄满了清水。同时要财务处与四维路银行沟通,提取了大量现金,要行政处多储存粮票。
百万雄师在攻打兄弟单位造反派的同时,对长办联司发动了政治攻势。架在市委大院的高音喇叭不断向长办宣传:新华工、新湖大投降了!汽配联司归顺了!汉阳造纸厂、汉阳轧钢厂和工造总司的牛鬼蛇神都扫光了!奉劝长办联司不要顽抗,你们反对解放军绝没有好场,陈司令员是打不倒的!
25日上午开始,百万雄师用高音喇叭不断向长办播放《敦促长办联司顾建棠投降书》,说什么“只要你顾建棠真正投降,我们保证你们安全撤离,否则必将踏平,你们是孤军无援,赶快投降吧!”
这个政治攻势不是不起作用,有的人偷偷溜走了,有的人流泪了,有的人问我怎么办,大多数人还是十分坚定而又很镇静,特别是以郭志伟同志为代表的老红军、老八路,若无其事,带头巡视防务。
形势要求我们拿出应急方案,群众也希望有个好办法。有一部分比较性急的长江工大学生,强烈要求我启封民兵武器,必要时武装突围。有的同志见我迟迟不答复,大声吼我,向我拍桌子。我告诉他们:民兵武器有多少我请楚,我还清楚一点点民兵武器能与陈再道对抗吗?一旦我们先动用了武器,其后果你们想了没有?你们先回去,半个小时以后我答复你们。25日下午大约三点多,我主持召开了勤务组扩大会议,并请老干部郭志伟、罗红元、赵立苍、缪盛桂、丘碧谨、高永华、汪贵、徐秀庭、王志珍、张振奇等参加。我在会上提出了部分群众要求动用民兵武器的问题,会上意见并不一致,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的不表态。我表明了我的态度:一、发枪,只发步枪,发枪不发弹,发给原先的武装民兵和施工总队苏勇 、李仕清 带来的转业兵,统一由郑兆业、阎清武和苏勇负责,绝对不能给情绪火暴的人,发枪的目的只在于让那些强烈要求发枪的人平静下来。二、向周总理发电报请示,听总理的。结果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
下午四点左右,我起草了电报:
周总理:
武汉危急,长办危急。百万雄师包围了长办,他们即将血洗,大院内有两千多人。在万般无奈下,我们准备动用武装民兵连的武器突围。可否?请指示。
                   长办联司
这份电报经郭志伟、缪盛桂阅审后由我签字,当时夏其发、谢从勤对我说,现在邮电局都被军管,怎么发出去?
我让夏、谢二人把水文处的于钟黎科长找来,我问于科长,能否在水文处发报给周总理?于科长说:“不行,不过可以通过省气象局电台发出。”我问:“谁能打通关系?”于钟黎说:“可以叫李素芳去,她比较熟。”我说:“那不是你夫人吗?好!好!这件亊就拜托了。”这份电报,由李素芳联系,取得省气象局同意,经省气象局机房的电台发到了周总理处。
6月25日半夜十二点,北京赵枣安来电话,向我传达了周总理指示:“总理指示,那个东西不能动。”这是被迫撤离长办大院前我与赵枣安最后一次通话。
第39节 组织长办联司全面撤离
我立刻召开了勤务组扩大会议,王叔善(科学院材料室)、蒋乃明(施工处)、殷亮白(规划处)、严常(长江工程大学)、陈学先(行政处汽车队)、葛仲余(长江水利工会)、郑兆业(人武部)、苏勇(施工总队)、戚务华(科学院政治处),领导干部郭志伟(长办政治部副主任)、罗红元(长办副秘书长)、赵立苍(长江水利科学院院长)、周义昌(器材处副处长)、汪贵(长江工程大学政治处主任)、刘新芳(财务处副处长)、阎清武(行政处房管科长)、缪盛桂(秘书处长)、王有秋(规划处长)、王秀林(水文处副处长)、高永华(科学院政治处组织科长)、王志珍(福利部办公室主任)、张振奇(长办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长)、王前义(科学院办公室主任)、徐秀庭(长办团委副书记)、吴希承(长江医院院长)等到会。我传达了周总理指示,大家一致拥护,并决定立即把发出的步枪全都收回,由郑兆业、阎清武、苏勇负责入库封存,同时组织撤离。
我提出“分散撤离,定点集中”的设想,经商讨,一致决定:
一、全部撤离。
二、借给撤离人员钱和粮票。长办的人每人借钱五十元、全国粮票三十斤,由各处室造册经本人签字后,派代表统一到财务处杜其国(财务处会计科会计)、蒋文海(财务处会计科主管会计)处领取。
三、凡外单位的,每人借人民币三十元、粮票二十斤,由其单位代表统一登记后,也到财务处领取,这个钱粮都要还的。
四、在撤离前,把大院正门、科学院大门、长江电影院大门、二食堂侧门和长江医院侧门等五个门全部打开,由谢从勤、金荣山负责。
五、具体撤离时间待钱、粮发放完毕后听通知。
六、撤离时不带任何东西,分五路悄悄而行。
七、分散撤离,定点集中,出去后可到新华工(有我们的联络站)、上海(联系人吴泽宗)、北京(联系人赵枣安)和长沙(联系人殷亮白)集中。
凌晨三点多,大院内的人员开始分头撤离,到凌晨五点多全部有序撤完。
郭志伟、缪盛桂和我最后从长江俱乐部撤走时,太阳刚刚升起。         在这里我要着重说明两点:
一是在当时十分混杂的情况下,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大院内人员平静安全地全数撤离。二是七二〇事件以后,所有借出的钞票和粮票,全部如数收回。这表明,我们武汉革命造反派是一支很有觉悟、很守纪律、很听指挥的队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第八章 大撤退落虎口险丧命
    众战友施巧计脱险境
6月26日凌晨约六点,郭志伟主任、缪盛桂处长和我最后从长江俱乐部撤走。郭主任说:一起走吧。我说:不行,还是分头走,我向北走,从滠口上火车到北京;郭主任从解放大道向南走到汉口火车站,上车到北京;缪盛桂处长从沿江大道走,乘轮船到上海。就这样我们三人各自分头撤离。后来知道,郭志伟主任在枢纽处一位青年女技术员照护下安抵北京,缪盛桂处长和我都被百万雄师抓住。缪盛桂身体不大好,面戴口罩,还围了围巾,六月天特别显眼,百万雄师长办分站的人在长航码头把他逮住。那些人用他脖子上的围巾拼命勒,勒得缪处长口吐白沫才住手,差一点被勒死。
那天还有老红军罗红元、房管科长阎清武、劳工科的张贤良和长江工大的俞剑如老师等一百多人被抓,没有一个不挨拳脚的,还被强迫在百万雄师长办分站设计好的表上登记画押,有的要写书面材料,否则不予释放。对被抓的人分别关押,罗红元和缪盛桂关在长办的东湖疗养院。
第40节 岱家山被抓暴打死临头
我沿铁路向岱家山走去,准备到滠口上火车奔北京。但走到百步亭附近,发现我身后约二百米有一个人总是跟着我,我停他也停,我起步他就跟,我怀疑是长办的百万雄师在盯我的梢,我要设法甩了他。我走到丹水池时看到好几节车厢停在相邻的几股道上,我就快步跨进一节运客车厢,坐在长条椅上。过了一些时,发现这个人走近了,东看看西望望,没有进任何一节车厢,转了约有一刻钟样子,才慢慢地离开了铁路线。七二〇后才知道,跟着我的这个人是我们长办联司修建队的造反派,他是为了保护我。
我重新启程,不走铁路,穿过解放大道,走农田小路,大约在十一点左右,走过了岱家山。我庆幸过了关,于是沿着大马路向滠口走去,突然从身后开来一辆三轮小卡车在我身前停下,下来一人问我:“哪个单位的”?我操上海话:“阿拉是上海人,来武汉白相咯。”哪知车上有个长办堤角修造厂的青年工人(名字记不得了,但我记得是个细高个,马脸,小眼睛)跳下车来,用手指着我喊:“就是他!就是他!他就是长办联司的头子顾建棠。”
紧接着上来一帮人,把我身上的汗衫一把撕下,把我眼睛死死绑住,推上小卡车,拉到一家工厂里(后来知道是汉口油毛毡厂)。把我推下车,解开头上绑着的破汗衫,这时上来一个大块头,也是长办堤角修造厂的,叫陈国忠,他二话不说把我双脚倒提,头着地,抬起他的脚,朝我的裤裆下身猛踩。这时旁边一个人上来用手拦着说:“使不得!使不得!这要出人命的啊!”要是没有这位好心人,我肯定命归黄泉。但陈国忠还是动手把我左臂打断了,又在我胸部猛打几拳,两根肋骨也被打断了。毒打后他们把我关在一间库房里。七二〇后我从未找过他们的麻烦,也未唆使或暗示他人报复他们。
第41节 假杀头坐钉袋突击夜审
当天晚上,他们把我双目绑紧,把我身体装在麻袋里,然后又在头上再扣上一只麻袋,拉上汽车,不知开到什么地方,才把我从麻袋里解出来。绑眼睛的布松开了,睁眼一看,里面伸手不见五指,我用手又敲又摸,感觉好像在一根很大的铁管子里。第二天清早,来人又把我眼睛蒙起来拖出去,我只闻到一股刺鼻的血腥气。我穿着短内裤,腿上碰到很多杂草,他们把我向前推,突然间要我站住。有一个人吼着:“你投不投降?你投降了就放你,不投降就放你的血!”我没吭声,我当时想:“杀我是既定的了,吭不吭声一个样。”这个人又说:你再不表态,我就要动手了。我还是不吭声。这时他说:“现在给他放血!”顿时我感到脖子有凉飕飕的一个东西,但没有痛感,还能呼吸。正在这时后面有人喊:“刀下留人!刀下留人!”
七二〇后,我才知道假杀头是在肉联厂靠江边的地方,关我一夜的那个似圆铁管的东西,也在肉联厂内,但至今不清楚是个什么设施,在厂内哪个方位。
6月27日晚上大约八九点钟,突然又把我的脸蒙起来拉上车,不一会儿到了一个地方。进屋后要我坐下来,我感到臀部被尖东西刺痛,一摸,原来坐在装有钉子的麻袋上。他们松开了我脸上的包布,只觉得模模糊糊在我面前有一张桌子,桌子后面还有两个坐着的人影。其中一个人问:“顾建棠你现在到家了,这里是修造厂。你应该懂得党的政策,顽抗没得好处,希望你把与北京联动的关系谈一谈。”
我说:“听口音,你好像是水文处的罗光宇,边上那个是谁?”
罗光宇说:“我可以告诉你,不是一个是两个,他们都是船舶队的,你都认得。你过去搞四清专案时,你还是他们的领导,一个叫龙哲成,一个叫×××(名字忘了,见到人还是认得的)。现在你可以交待了。”
我说:“可以告诉你们,我与北京联动毫无关系,你们不要瞎胡扯。”
罗说:“不要关门嘛,你们为什么叫‘联司’?”
我说:“这是天大笑话,你们造委就知道造谣。”
此后,不管他们再问什么,我不再搭理。他们就把我弄到一个小房里,给了一张席子过夜。
6月28日下午约四点钟,又把我眼睛蒙上,拉出去上了一辆车。我上车后感到车内还有好几个人。有人在讲话,我一听是阎清武,就喊:“老阎,我是顾建棠。”阎说:“只听说你被抓了,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了。”看守们则高声喊:“不准讲话!”车停了,拉我下车,我问这是什么地方,拉我的人说是长江工程大学,我清楚了,这里是百万雄师长办分站的据点,又是他们的指挥中心,主要决策人员都在这里。他们把我安排在一楼的厕所里,有一张行军床,门外有一个看守,我就在厕所里过了一个晚上。
第42节 百万雄师私牢中的抗争
6月29日早饭后,把我搬到一楼一间小房里,除行军床外,还有一套桌椅。当时我提出治疗骨折,不一会长江医院的史忠义大夫来了。
我说:“史大夫你是内科医生,能治骨折吗?”史大夫说:“我是奉命前来,是来送止痛片的,或者给你打一针止痛。”我开始不干,他说:“何必呢,痛的是你,不是他们。我劝你吃止痛片,不行再给你打针。”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对他说:“你看膀子肿成这个样子了,请转告他们赶快把我送医院。”
29日午饭前,长办保卫处副处长崔吉礼来和我谈话,主要意思要我写个材料,承认打倒陈再道司令员是错误的,并宣布退出长办联司。我当即拒绝。他又说:“你硬什么?告诉你,支持你们的老红军、副秘书长罗红元都写了投降书,老新四军、秘书处长缪盛桂也写了认错材料,他们可都是老资格唷。我现在把罗副秘书长写的材料放在这里,你好好看看。”说罢退出去了。我始终没有看罗红元的材料,自己也没有写什么材料。
下午,组织部副部长王兴云来了,我一看他来,心里明白,派了我的好朋友来劝说了。王兴云是东北吉林人,1947年参军,1949年1月入关,1955年从武汉高级步校转业到长办。先在干部科工作,不久他和我都调到审干办公室,而且在同一小组,办公、出差都在一起。他比我年长一些,为人正直,工作勤恳。我和他亲如兄弟,他和长办副主任任仕舜 的夫人、劳资科长卜剑 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王兴云来后,长时间一言不发,还是我先开腔:“你不必为难,可以直说。”他一面看着我红肿的膀子和胸部,一面说:“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停了一会他说:“是李(廷序)主任和丁(福五)主任叫我来的。两位主任的意思是,只要你写材料承认反对陈再道是错误的,并且宣布退出联司,就送你上医院,否则要把你交百万雄师总部。你看他们对罗红元、缪盛桂都不放过,连阎清武都要在登记表上签字后才放回家,他们能放过你吗?我劝你就写一写,早点上医院。“我说;“不写,坚决不写,了不起一死。”他说;“他们要你写是一回事,你怎么写又是一回事,我只能说到这里,你考虑。”这一情节几十年来我首次道出。
他走后,我反复想,他是来劝降的呢,还是来给我出主意?他说“你怎么写又是一回事”是何含意?我当时认为,时至今日我还是这样认为,王兴云是乘机给我送消息出主意的。
随即我写了《我的回顾》,开头的毛主席语录是: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主要内容:我反对省委的一一一六信件,是为了让曾揭发批判过林一山的干部群众免遭报复;组织上京汇报是逼上梁山,但得到了周总理的支持;我指挥了一·二四夺权,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况且红旗总部的假夺权在前;一五二部队支“红旗”压“捍卫”,我们才去后勤部辩论;支左部队是毒草派,我们也是毒草派,可为什么反而支持长办的香花派,打压我们;我们反对的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对的是武老谭,在长办反对的是林一山,我们是有分寸的,对李庭序同志从未提过“打倒”的口号,最激烈的口号不过是“李庭序不回头,叫他靠边站”;在社会上只反对陈再道,不是反解放军,反陈再道因他非法打击我们……。
6月30日,写成《我的回顾》交出去了,并再次要求马上住院治疗。
7月1日中午,我听到我的爱人梁丹心在外面叫喊要求探望,吵了一阵,梁丹心和她的同事、协和医院大夫王德就来到我身边。她一见我,泪如泉涌,泣不成声。我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她说是她协和医院的同事常盛芬送的信。梁丹心还告诉我:“这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来他们说没有这个人。这次来,他们还是说不在这里,哪知边上看热闹的人说,怎么不在这里?人都打伤了。我责问,你们打伤了人,还不让家属探望。你们让我见人,如果没有打伤,我调头就走。又出来一个人说,你放心,他根本没有挨打,怎么会打伤呢!我又问,那为什么不让我见人?今天你不让见,我死也不走,他们才让我进来。”
我说:“怪不得,刚才突然给我送来一张藤椅,要我坐上。原来是别有用心的。”
我爱人给我抹了身,王德就是骨科大夫,他检查确认,左肱骨骨折,两根肋骨打裂,梁丹心据此强烈要求住院治疗。长办的百万雄师决策人不仅拒绝,而且立马向协和医院的百万雄师通报,王德就大夫因此受到院方的严厉批评。
梁丹心临离开时说,慧敏(我大女儿)放在青山红钢城十街坊姐姐梁佩芬家,你放心好了。她还把一本《毛主席语录》放在我手上,我一看是严常送的,最后一页写道:“被抓打已报党中央、周总理办公室,武汉大街上已有‘强烈要求释放长办联司顾建棠’的大标语。”
到7月1日他们仍不把我送医院,我要看守去问,不久,长办人武部的罗礼社对我说:“你写的那个东西,是为自己评功摆好,不行,住医院休想。”于是我从中午开始绝食。7月3日清晨,他们把我扶进卡车驾驶室,罗礼社和魏岂合带领两卡车手持长矛、头戴柳条帽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护送”我到惠济路长江航运公司总医院。
第43节 战友们出妙招营救脱险
7月3日办好住院手续,长航总医院一位医生把我安置在二楼病房里,我就躺在病床上。不一会,这位医生用手示意我跟他走,拐来拐去到了一间小房里。
他问;“你叫顾建棠吗?”我点了点头。他又问:“你认识俞剑如吗?”我答:“认识,他是长江工程大学的老师。”这位医生听后,拿出一张折起来的纸交给我说:“我姓李,你先看一看这短信。”
我打开一看,信上说:顾建棠问志,李医生是我高中同学,他原是钢总工战斗队员,3月以后被监视。现在他是你的医生,一切听他安排,你放心。今晚我去上海,再见。
我握着李医生的手说:“谢谢,谢谢。”李医生说:“我不能把你马上治好,因为院长是百万雄师的,他命我赶快给你治疗,上石膏,要把你送百万雄师总部。我现在是拖,你要忍一下,争取把你救出去。现在你跟我走,去拍片。”
7月4日又给我拍片,在X光室李医生对我说:上次拍坏了,重新拍。
7月5日,有护士告诉我,李医生病了。大约晚上九点多,李医生来了,他把我引进被服储藏室,说:“今晚百万雄师来查房,有可能把你抢走。你在这里忍一下,千万不能出去。”7月的武汉最热,我在不透风的被服仓库里真是热得要死。当晚我听到很多卡车在医院外面发出轰轰的马达声。
第二天天亮前,李医生把我从库房里拉出来说:“好险呀!昨晚我搞了个调包计,把另外一个病人移到你床上,并给他挂了吊针。果然院长引了百万雄师的人来查房,我说发高烧,只掀开蚊帐瞄了一下,他们相信了。”
7月6日下午四点多钟,李医生把我引进来医院时到过的那间小房里说:“明天一清早,你把衣服换了,装成散步的样子出大门。大门左侧有一辆解放牌卡车,车头向‘老通成’(医院附近的一家饭馆)方向,司机在擦车头。你走过去说‘最高指示’,司机答‘为人民服务’,你就上他的车。”但是到了晚上,李医生对我低声说:“明天的事取消。”
7月8日上午,李医生借查房之机告诉我:“今天午间十一点半左右,有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来,对你说‘你的病要转院’,你就跟他们走。”
十一点半,果然来了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要我转院,我跟着他们到了大门外,快速上了一辆有红十字标志的白色救护车,躺在急救担架上。这时我才发现化装成医生的是新一冶的徐彪、黄家祥,还有武汉供电局的小丁及其他五六个人,他们都手拿铁棍。我深表谢意,和他们一一握手。汽车飞快地从长航总医院直奔新华工,到华工后我住进华工医院。已在华工的严常、郑兆鳌、夏其发、彭炎生、伍登煌等都来看我,并把我爱人梁丹心从汉口接来照应我。
7月9日由长办施工总队的苏勇、李仕清等驾车,把我从华中工学院护送到蒲圻施工总队。当晚乘火车往长沙,施工总队邓文光 、刘春才 等派十多名同志护送我夫妇到岳阳。启程前他们与在华工的夏其发通话,要他与长沙的殷亮白联系,请他到火车站接我们。
7月10日清晨,殷亮白到车站把我夫妻俩接到他家中安置。他通过“湘江风雷”的关系,买到了到上海的飞机票,又与在上海的吴泽宗通话,要他到机场接机。这是从昆明飞上海的班机,十一点飞抵上海,吴泽宗接机后安排我们在他家食宿。
7月11日,吴泽宗通过“上海工总司”买到了十二日飞北京的机票。行前他又引我到复兴中学看望了住在那里的长办联司的同志们。
12日上午九点多,乘机直飞北京,事前吴泽宗与北京的赵枣安通话,通知他到机场接我。十点多钟抵京,是保卫处的陈林海和组织科的张酉山来机场接我夫妇俩。刚一上车就下起了倾盆大雨,他们两人冒雨把我送到东大桥纺织部干部宿舍我三弟顾敬贤家。下午赵枣安同郭志伟主任等到我三弟家看望我。赵枣安说:从长办撤退那天郭志伟主任走了一百多里路才搭上火车到京,他现在水电部招待所和大家一起。你被抓后中央文革接受我们的要求,由中南组打电话给长办的李庭序,要他释放顾建棠和缪盛桂,但他没有办。武汉问题现在只有等待中央表态。
13日以后,我在粱丹心和三弟陪伴下,到北京协和医院急诊室拍片、治疗骨伤。
17日上午,赵枣安和葛仲余来看我,要我不要外出,东大桥那边有百万雄师的联络站,很可能有长办造委的人在那里。
1967年6月26日落入百万雄师之手,7月8日成功脱险安抵北京,多亏了李医生和新一冶、二司、新华工、工总和长办联司的战友巧施妙计,奋勇营救,缜密安排。
七二〇事件后,我去拜访了李医生(可惜名字回忆不起来了),长办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邀请了李医生、徐彪、小丁等。今借写这本回忆录之机,向兄弟和战友们再表感激之情。
第44节 昔日冤家聚首共话当年
七二〇事件我未得亲历,但亲耳听到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湖北省委书记孔庆德在省委传达学习“九大”精神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讲述了“事件”中陈再道令人惊愕的一语。他说:那天百万雄师群众和“八二〇一”战士冲进毛主席的住所,谢富治副总理要陈再道去处理,他说“我无能为力”。我就闯出门去,这些人高喊你是谁,我也放开嗓门:“老子是孔庆德,你给我滚。”这个时候陈再道出来了,谁知这伙人误认是王力,上来把陈再道打翻在地,我连忙喊“这是陈司令员,你们瞎了眼啦”,他们才住手。陈再道真笨,他垮就垮在这句话上。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出来保护毛主席,要你这个司令员干什么?
星移斗转,2007年7月,就在“武老谭”驱使百万雄师屠杀造反派导致的七二〇事件爆发四十周年之际,曾经誓不两立的武汉“造反派”和“保守派”代表人物坐到一起,叙述历史恩怨,诉说人间沧桑,坦陈各自观点,共话化解冤仇,总结经验教训。这是武汉文革史中的一个亮点,它的出现,还得从我和俞文斌初次见面说起。
2007年5月间,经老造反派、作家王仁昌搭桥,我应原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邀约,在一位认识长办作家成绶台的作家的汉阳家中会晤。我到后约两三分钟,俞文斌就到了,当时在场的有六人,俞文斌除我之外都认识,所以他认定这个陌生人就是顾建棠。王仁昌正要介绍时,他已伸手与我紧握,相互问好。
在同俞文斌会晤之前,我已听说胡国基、彭祖龙、徐海亮和杜先荣等都曾与俞文斌见面交谈。我毕竟与他初识,而且是他约见我,不能反客为主乱开腔,于是静候他发话。
俞文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听口音你是下江人嘞?我回话:是的,老家江苏南通市海门县,你的口音好像也是江浙一带人。从拉家常开始,各人自报家门。原来俞文斌是浙江绍兴人,我是江苏海门人,又是同龄人,还同在1949年参加革命,他有两个女儿没男孩,我有三个女儿也没男孩。我笑着说:真巧,你我有三同,同龄人,同年参加革命,同样只有女儿。我们江浙历来是一家,当年毛主席问周总理,有人说你是浙江人,但江苏人说你是江苏人,你到底是哪里人?总理说:我是生在江苏,长在浙江,我可以统称“江浙人”。由此看来,你我可以说是同乡嘞。他点头连声说:是啊,是啊。但我们之间搞了几十年对立,今天才相识。你们“三钢”、“三新”的头面人物,我也只知其名不知其人。
俞文斌接着问:你们长办有个叫马振河的,你认识吗?我说:认识,而且很熟,他是长办科学院材料室的工人,曾经是你麾下的百万雄师长办分站的头号人物。1967年6月26日,我们长办联司从长办大院撤离,被你老兄手下的马振河领导的百万雄师长办分站抓了一百多人,我是其中之一,差一点送了命。我被打断了左膀,打裂了肋骨,又弄到肉联厂要放我的血,幸好有人喊“刀下留人”才活下来。7月中我到了北京,没有经历七二〇事件。说到七二〇,你就比较清楚了。
俞文斌说:我最恨林彪、江青。把七二〇打成了反革命武装暴乱,就是林彪、江青搞的,我们吃了大苦头。七二〇后,我们几个总站负责人先去找吴焱金,想通过他表明我们总站负责人愿意投案,只希望对下面的人不要服复,但吴焱金不肯帮助。我们就去找新华工郭保安,我们认为新派比较讲政策,哪知新华工接待我们后,把我们一汽车送给了警备区,结果关在宝丰路坐牢四年又八个月,那不是人过的日子。他问我:你坐过牢没有?
我笑着说:我问你一下,你坐牢判刑了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你只能说是羁押后解脱,我们就不一样了。七二〇事件后的8、9、10月间,有的百万雄师成员是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被殴打、批斗,但没有一个受到党纪、政纪和刑事处罚。个别受到处罚的在曾思玉、陈丕显分别主政时都平了反,并都得到了优厚的补偿。你们百万雄师受到不公正对待只一次,时间是三个月。而造反派前后受到五次不公正对待:1966年6至8月大抓“右派”、“三家村”;1967年3至7月被武装围剿;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3月至1973年12月,60多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北决扬 分子;1976年10月至1984年5月“揭批查”中,又把60多万造反派打成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代理人、骨干、三种人。在这五次残酷镇压中,百万雄师及其前身文革工作队、各单位文化革命委员会、大中学校红卫兵和职工联合会,其成员都成了这五次运动的“依靠对象”、“动力”、“骨干”和“专案人员”。这五次运动,历时12年多,受害者至少也有130多万人次。特别是1976年10月以后被隔离审查,有的被逼致死致残,吴焱金就是被逼跳楼,落个终身残疾;有的判刑劳改,我不仅坐了牢,还判了七年刑,但还不算重判,胡厚民判刑二十年,朱鸿霞等都判十年以上啊,吴焱金残废了还判他八年。刑满释放后,又不给生活出路,分文全无。老俞,你们在七二〇后的三个月中是吃了点苦头,但相比之下,无须我说,世人都明。
俞文斌摇着头插话说:我第一次听到,这实在整得太狠了。我们两家都吃了大苦头,都上了毛泽东的当。
我不赞同:你这话说的不在理。毛主席一贯讲要文斗,不要武斗。他还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理由分裂成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你们为啥对造反派那么恨,一定要“踏平”,一定要“放血”?
俞文斌: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你们把各级党委、市委、省委都搞垮了,还夺了权,共产党就被打倒了嘛。我们就为这起来保卫党委,你们和我们就成了死对头。
我接着他的话说:一听就懂了。要说当“老保”,我是长办最先保党委的保皇派领头人。当时我的认识与你刚才说的一样,把各级党委当作党,后来我认识到政治上思想上的路线正确与否决定党的性质,不能单从组织上来识别党。造反派与保守派在认识上的分歧就在这里,一个从组织上认定党,一个从路线上认识党。你说我的看法对不对?
俞文斌摇头:没有党的组织,哪来的党的路线。
我回来后,顿生把造反和保守两派的代表性人士聚在一起谈谈心的想法。经认真思考后,2007年6月上旬,请来杨道远、吴焱金、彭勋商议。我首先简要通报了与俞文斌会晤的情况,接下来讲了我的想法。
第一、根据我与俞文斌的交谈,虽然在观点上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但他还是愿意交谈,敢亮观点,而且很想与我们接触。他和我开始交谈时就对我说:“我们之间搞了几十年对立,今天才相识,你们三钢、三新的头面人物,我也只知其名不知其人。”
所以,我想邀请俞文斌等百万雄师的头面人物与我们方面的代表人士,搞一次聚首共话活动。我估计,如我们主动发出邀请,十有八九他会应邀。
第二、我们邀请他们的目的之一是,我们正在撰写“武汉文革亲历记”,资料不全,只有造反派单方面的,没有百万雄师方面的。我们邀请他们就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白,为“武汉文革亲历记”收集资料。如果他们愿意携手合作,我们十分欢迎,这个信息可以向俞文斌透露。要是有了当年对立双方的资料,那这部“武汉文革亲历记”就有可能真实地再现当年了。与此同时,还可交换对往事和现实中一些问题的看法,力求释疑解惑,化解冤仇。
第三、如头一次不行,可再请第二次第三次,三次不行就作罢。
第四、请彭祖龙出面,代表我们造反派的负责人发出邀请。如若如愿,就由老彭与之商定时间和地点。
第五、在聚首共话中,我们以礼相待,热情坦荡,不卑不亢,并注意一不打断人家发言,二不讲刺激性话语,三如出现原则性观点对立,可抒己见,不搞批驳,尽可能多问。
大家议论后基本同意这个设想,并商定参加人员名单:谢望春 、杨道远、吴焱金、顾建棠、彭勋、彭祖龙、朱鸿霞夫人朱爱华 和胡厚民的姐姐胡秀娟 。
经彭祖龙的努力,当年的造反、保守两派负责人进行了两次“共聚首话当年”活动。
第一次,2007年7月6日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在汉口亢龙太子酒店举行。我们请陈昌雄专事摄影,费用由我拿撰写“武汉文革亲历记”的资助款买单。那天,百万雄师的刘天喜 来得最早,他对我说,我是不请自来。我问:你这话从何说起呀?他说:我得到消息,你们请我们。但老俞没通知我,我自己来了,这就叫不请自来。
百万雄师方面来了四人:俞文斌、刘天喜、章迪杰 、汪士奇 。
造反派方面八人参加:谢望春、杨道远、吴焱金、顾建棠、彭勋、朱爱华、胡秀娟。
上午十点,双方人员到齐,自报姓名,互致问候,热烈握手。当年青春年华,英姿焕发,如今均已银丝盖顶,暮年垂老。岁月催人老,岁月促人清醒。大家入席后,彭祖龙作为引线人首先开腔:老天爷给我们开了个大玩笑,四十年前的7月,我们被百万雄师打得落花流水;四十年后的今天,冤家对头坐在一起了。现在就请大家畅谈。
俞文斌说:文革过去40年了,我们能坐到一起来是件大好事,我也多年想和大家见面。谢望春同志,我知道你的名字,今天第一次见面很高兴。过去的恩恩怨怨,现在应该化解了。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化解,留到下一代去,我们就又犯错误了。我们两派过去斗来斗去都吃了苦,挨了整,是上了当的。希望彭教授(彭勋)牵头,把那段历史写出来。这个历史应该是只讲事实,不带观点,不带派性。
彭勋说:我们能够见面是件好事,相信这件事能载入史册。
过去两大派的恩恩怨怨,有打斗,甚至有流血,事件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根子应从外部去找。七二○事件前,百万雄师搞了数十起打砸抢和流血事件,我们一向认为根子在党内、军内、公检法内顽固坚持刘邓资反路线的走资派和犯有走资派错误的那些人身上,你们百万雄师也是受害者。七二○事件后,一度出现了百万雄师中相当一些成员被武斗问题,我今天坦诚相告,这绝不是造反派组织布置的有组织行动,是我们造反派内在报复心态驱使下的少数人的个人行为。我在京参加了中央首长与武汉造反派头头座谈的“八八”会议纪要的整理工作。周总理讲,武汉造反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百万雄师人还在,心不死。会议纪要中提到七二○事件是党内、军内、公检法内、百万雄师等四个“一小撮”挑起的。成立省、市革委会时,支持百万雄师的干部参加了三结合,百万雄师没有人参加三结合,这不能不说是憾事。
俞文斌马上接着说:这个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害了我们。他们搞权力斗争,我们坐了四年零八个月的牢。
章迪杰则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你看现在是什么社会?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当中好多同志都下岗了,弄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生活十分困难。
顾建棠接着说:搞改革开放并没有错,毛主席就是改革开放的先驱者。现在的问题是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落脚点不对头,改了社会主义制度,革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命,敞开国门引狼入室,把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统统放出来了,就是打着共产党招牌搞资本主义。
刘天喜说:再来文化大革命,我和你们一起造反。
彭勋说:文革十年中,造反派八年在受压。比如杨道远,先后为文革坐牢27年。吴焱金受审查时跳楼自杀成了残疾,还坐了八年牢。你们坐牢没有判刑,后来全部平了反。我们造反派这些人都判了刑,几十年没有一分钱收入。
俞文斌插话;那你们靠什么生活?
彭勋说:靠老婆孩子养活。最近才拿到一点生活费,有的人还没有拿到。
章迪杰问:你们是什么罪名?
顾建棠说:林彪、四人帮的黑干将。
章迪杰问:现在给你们发生活费是以什么名义?
顾建棠回答:是文革“两案”(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刑满释放人员的生活费。
章迪杰连声说:这太不像话,太不像话!
俞文斌说:要是早几年知道这样的情况,我还有条件帮个忙。
第二次聚会是7月29日上午十点到下午二点多,俞文斌等人在汉口三阳路湖锦酒楼回请我们。这次双方到场的有:俞文斌、汪士奇、章迪杰、沈邦安 、叶长鸣 、杨道远、吴焱金、顾建棠、柳英发 、彭勋、彭祖龙、林子忠 、朱爱华、胡秀娟十四人。
彭勋首先讲了三点:第一,文革两大派斗争实际上是走资派挑拨的;第二,我们这一代人要主动消除历史上的恩恩怨怨;第三,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共同把写文革这件事完成好。
俞文斌说:章迪杰是我们中最能写的,但还是不行,你们造反派能写的人多。
顾建棠说:把武汉文革史写成写好,是对历史的交代与贡献。我们有一个初步设想,如果老俞你们有意的话,我们可携手合作,共同完成。
杨道远说:老俞说要把武汉文革史写出来,就一定要把真实的情况讲出来,不要怕丑,是谁支持的就说谁支持的。
俞文斌连连点头。
吴焱金说:你们百万雄师是傀儡。
汪士奇说:我们是“皮影戏”(意思是被人操纵),用完了就算了。
杨道远说:你们百万雄师不管文的、武的,矛头都是对准造反派的。而我们每次发表声明,矛头都是对准“陈大麻子”(陈再道)的,我们从来没有把百万雄师当作敌人。我们认为你们是受害者,是受他们(指当权派)操纵的。
俞文斌插话说:我想你就是华工的郭保安?我们到新华工去,你们把我们抓起来,交给了公安联司。
杨道远说:我是武汉测绘学院的,我叫杨道远,你记错人了。杨道远问俞文斌:你们见过几次陈再道?
俞文斌回答:我们在七二○前从来没有见过陈再道和钟汉华,他们派叶明副政委直接跟我们联系。七二○事件后,我们去洪山宾馆军区支左指挥部找叶明,请武汉军区帮我们印发一个百万雄师勤务组公告:七二○的所有错误行动由我们勤务组成员负责,希望造反派不要报复百万雄师的群众,让他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叶明头一天晚上答应了我们,第二天上午就翻脸,赶我们走,叫我们去找新华工。
叶长鸣也发表了他对七二○事件看法。他说:七二○事件是林彪为了排除异己搞的。当年广州军区是他红一方面军的人马,北京和广州中间隔着个武汉军区,陈再道、钟汉华都是红四方面军的人,不听他的话,林彪不放心;钟汉华当年在延安负责审干,对叶群来延安前的历史未作结论,因此林彪不满。他还介绍:父亲叶明原来不是林彪系统的,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调到东北战场,属四野管辖。叶明在武汉军区“三支两军”中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七二○事件发生前,当时中央已准备调钟汉华政委去中央军委工作。他还披露,父亲2002年去世前写了一些回忆录,他正在着手整理这些文稿。他认为,文革结束后对造反派头头判刑处理的决定是正确的,但出狱后不安排工作、不给生活出路是不对的。
俞文斌插话说:七二○事件前攻打造反派据点,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勤务组确实没有开过一次会议研究,但事情发生了。
汪士奇也回忆说:老俞,六渡桥“六一七”事件发生以前,你布置我打民众乐园,我说打不得,结果没有打。
会见中气氛友好融洽,双方都是坦诚相待,没有出现不愉快的事情。临别前合影留念,并交换了各人的电话号码,以便今后随时联系。
在这两次活动中,我差一点做了一件憾事:在第一次聚会时,我原设想俞文斌两边安排杨道远、吴焱金的座位,哪知俞文斌先把彭勋拉在他的右边,左边是吴焱金,因而杨道远与俞文斌相隔两个座位。当然杨道远并不介意,作为我来讲总是个遗憾。(因为造反派里还有原钢新山头的阴影,我历来注意。)幸好有了第二次聚会,给了我一个机会,当时俞文斌把我拉着并坐在一起,一见杨道远到来,我马上起身把杨道远拉过来,按着他(因为杨在推辞)与俞文斌坐在一起。
这两次“昔日冤家聚首话当年”活动,是武汉文革史中一个迟到的亮点,就全国而言,恐怕也属罕见。诚然,也许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但我以为,虽然不能说完全达到鲁迅诗中“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境界,但两派头面人物能够聚会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义。正是:同声共求化冤仇,理解对方坎坷路。百兄自认“皮影戏”,释疑解惑以和酬。观点相异敢亮开,各抒己见理往来。意向合著文革史,齐声斥责特色牌。
这件事还产生了后续效果,比如原百万雄师成员、长江动力公司的丁振云,和原造反派一起,大力为下岗职工维权。他统领的维权队伍中原两派群众都有,已经形成了一体,丁振云成为武汉地区维权群众的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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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5-01-29
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 顾建堂著(8)

[ 作者:顾建堂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644    更新时间:2014/6/29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

作者简介:顾建棠,1931年出生,江苏省海门市人。1945年小学毕业,同年11月到衣庄当学徒。194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入团,1956年入党。先后在海门县税务局、工商科、劳动科工作,1954年调到长江下游工程局青龙港护岸工程指挥所,1954年10月调南京长江水利委员会下游工程局,1955年5月调武汉长江水利委员会人事处劳工科,1956年调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肃反审干办公室,1958年春调共青团长办团委。1959年毕业于共青团中央团校第十期,随即回长办团委工作至文化革命开始。
1966年6、7、8月,为长办“保林(长办党委第一书记林一山)派”领头人。1966年10月上旬组建长办第一个群众造反组织“硬骨头战斗队”, 1966年12月26日“长办联司”成立,任一号勤务员。1967年12月任长办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1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1976年11月至1978年1月7日,经湖北省委决定被隔离审查。1978年1月8日被捕入狱,1983年1月被判七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第九章 群情激奋欢歌庆胜利
    长办联司面临分裂境

1967年8月初,长办联司六二六大撤退时逃往北京的人要返回武汉了,我前去北京水电学校给大家送行。大家要我说几句,我当时联想到百万雄师的悲剧,以及钢新两派在京代表唇枪舌剑的现状,就对即将回汉的同志们说:陈再道倒台了,百万雄师覆亡了,现在我们成了胜利者。我们一定要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请同志们千万注意骄兵必败,回去后一定要正确对待站错队的群众和干部,千万不能报复。百万雄师垮台,原因很多,但到处抓人打人杀人是他们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不得人心。我们回去,他们害怕我们武力报复,所以万万不能搞他们那一套。毛主席说了,要允许人家革命,站错队站过来就是了。还有一点,我们长办联司绝不参加外面的派别斗争,把自己单位的事办好就不错了。我呢,先回老家一下,待伤势好了回武汉。
第45节 郭主任痛陈乱象忧分裂
我8月10日回江苏海门老家疗伤,原准备国庆节前回长办。谁知连续接到当时主持长办工作的郭志伟主任的两封电报,催我尽快返汉。后又派我的同乡、规划处技术员黄××到我家,当面转达了郭志伟要我立即回汉的意见。我8月20日抵汉,联络部的夏其发和彭炎生到码头接我,并安排我先在新中原(中原机械厂)住下。
当天回到长办大院见到了郭主任,他对我讲:“现在乱得很啊!外面钢工总插手长办,要在长办发展钢工总,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致使长办联司出现了‘钢化’与‘反钢化’两派。还有人要彻底改组长办联司,有人提出重新组建联司勤务组……等等。”
郭主任又说:“8月上旬长办联司的同志不仅不抓人不打人,而且对不敢上班的百万雄师长办造委的那些同志,上门看望,主动送去工资,人家也很感动。但不久‘钢风’刮进了长办大院,外面的打人歪风也随之而来,内部又出现了‘报复’与‘反报复’两种意见。”郭主任很担心,认为长办联司面临分裂的危险。
为了长办联司不内乱,不被钢工总吃掉,我从了解情况入手,听取各方意见,提出应对措施。我向李纯钊、邱碧谨 、王秀林、王有秋、高永华(长江科学院政治处组织科长)、缪盛桂、徐秀庭、张振奇(长办组织部组织科长)等领导干部征求意见,请教办法,随后,与郭主任商量:先开个长办联司勤务组会议,邀请几个领导干部参加,就目前存在的“钢化长办”、“改组联司”和“武斗打人”三个问题,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议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中心是团结内部,保护长办联司不分裂。郭主任赞成,要我尽快召开。
8月26日上午,在红楼二楼会议室,我主持召开了长办联司勤务组扩大会。会上七嘴八舌,提了不少好建议。根据会上意见和自己的想法,我提出了以下四条措施,得到一致支持,并顺利实施。
第一,加长“板凳”,扩大勤务组,避免长办联司分裂。六二六撤退后,联司勤务员各自东西,武汉、长沙、上海、北京等地出现了主持工作的实际领头人和一批积极分子,比如在武汉除严常、郑兆鳌外,工大的王明、修建队的孙敬龙等坚持斗争;工大女学生刘本凤孤身一人闯进长办大院,打开广播鼓动抗暴,百万雄师闻讯赶来,包围了长办要捉拿她,刘本凤身背大喇叭,用一根麻绳从新大楼五楼滑行下来,在围观群众的护送下,安全脱险。在长沙有殷亮白,在上海有吴泽宗,在艰难条件下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现在有同志提出要改组或推倒长办联司勤务组,我认为是很不妥当的,不能因为在特殊情况下大家出了力,而否定排挤原联司勤务员。因此,我建议加长“板凳”,就是扩大长办联司勤务组,六二六大撤离后在武汉、长沙、上海、北京等地主持工作的实际领头人,都可以进入联司勤务组,这样做可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内部分裂。请大家考虑。
第二,对内一盘棋,对外三面旗,堵住“钢化”风。早在1966年12月26日长办联司成立时就定下规矩:长办联司不参加任何社会性组织,不接受任何社会组织、人员加入长办联司,不准社会性组织在长办内发展其组织。但时局的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长办联司成立后,应郑兆鳌的要求,我们与武汉工造总司结盟,长办联司内就有了工造总司的旗帜。七二〇后钢工总多次插足长办,他们不达目的是不罢休的,我们来个借“钢”堵“钢”,由谢从勤带领堤角修造厂工人加入钢工总,把钢工总的旗帜接过来。这样,从组织上形成了对内长办联司一盘棋,对外联司、工造、工总三面旗。请同志们发表意见。
第三,组织文斗示范大会,制止武斗打人。批斗对象是李庭序,规定批斗中只动口,不准动手,不得辱骂;李庭序坐着接受批斗,允许发言申辩。我强调:反对武斗打人,坚决制止打人。有人打着为造反派报仇雪恨的旗号打人,那是谎言。说要报复,我有这个资格,我被打断了左膀和两根肋骨,在长办没有第二个人。搞武斗打人的人,是形左实右,是帮倒忙,是在破坏大好形势。如果这次文斗示范大会成功,今后各单位就按这个样板去搞。
第四,要保护好长办党委成员和百万雄师长造委的头头。
以上四条得到了大家支持,并顺利实施。
8月27日上午,在灯光球场召开了批斗原长办党委第二书记、百万雄师长办造委后台李庭序的群众大会。在这次文斗示范大会上,出场批斗李庭序的人,除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于亚农一人用手推了李庭序一下外,其余的都没有出格。会后我还当面听取了李庭序的感想,他说;“在延安整风中,也有过激行为。昨天这样的会符合党的政策,尤其是让我申辩,事前我想都不敢想。”
我先后走访了宣传部的成绶台、枢纽处的刘仁(长办团委第一任专职书记,后送出深造成为技术干部),他们和我都是从长江水利委员会下游工程局调到长办的。我看到成绶台脸面被打得又青又肿,刘仁也被打,但未见伤痕,当时我问是谁打的,他们都不讲。后经了解,动手打人的有长办联司的人,也有百万雄师长办造委中反戈一击的人。动手打林一山、李庭序的,不光有长办联司的人,还有党委成员,有的还是林、李的亲信。(林一山复出后,凡是打了他的人,即使是长办造委的,都没有得到重用。)长办联司成员中七二〇前挨了打的人,除个别人外都没有报复打人。真正动手打人的,恰恰是那些没有挨过百万雄师打的人。(长办联司中有名的打手,在“揭批查”后林一山一统天下的长办却被破格提拔,由工人当上了处长。)
但武斗打人并没有因此绝迹,在公开的批斗大会上明目张胆地打人不见了,可是有那么几个人变换手法,会上不打会后打,明里不打暗里打,群众很难发现,被打的人又不敢声张。比如政治部办公室主任、长办造委发起人之一、百万雄师成员胡彤被打后,没有声张,我得知他住院后赶到协和医院看望时,才知道是修建队工人周启太把他打成重伤。我请求院方领导项济生不惜代价全力抢救,胡彤终于治愈出院。
对在汉站错队的长办党委成员进行监护,防止被武斗。我们作了专门安排,林一山由行政处负责,李庭序由机电处负责,丁福五由施工处负责,黄世忠由施工总队负责,防止对他们武斗。于亚农反戈一击表现好,没有人会对他武斗。
一次长江工程大学长办联司八一阵线的几个学生把林一山关进防空地下室,郭志伟得知后,马上叫我找到严常,要严常立即放人,很快林一山回到了行政处。
李庭序1968年11月上旬突发脑溢血,当时我和郭志伟正在黄浦路兵站听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录音。李兆生和梅荣其向郭主任急报,郭立即请假和我赶回,马上要长江医院立即转协和医院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以后又转北京积水潭医院作康复治疗。
我们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于抵御“钢风”、稳定长办运动形势以及团结长办广大干部群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里还有一件事要提一下。在狠捅“马蜂窝”和“两清” 时,在长办大院展出了李庭序被打断肋骨十几二十根的X光片(人体肋骨总共二十四根),而且说李庭序的伤是在顾建棠纵容下造成的,不少人信以为真。后来在批林批孔中,据长办东湖疗养院姚院长和袁东海大夫透露,展出的X光片是放射科某医师伪造的。三十年后,与我住同一栋楼的协和医院顾寄真教授,正是当年在北京积水潭医院为李庭序治疗的大夫,我与他闲聊时谈到李庭序的病情。我问:听说李庭序的脑溢血是因被打断十几二十根肋骨造成的。他说不是的,断了十几二十根还了得,我给他多次做全身检查,没有发现肋骨断裂。曾一度闹得满城风雨这一事件,是真是假,只有李副主任心里最清楚,但他始终没有出来说句公道话。
第46节 真情实意保护“造委”头头
1967年5月长办造委整体加入百万雄师后,对长办联司实行全力围攻,特别是在6月26日长办联司撤退时,就有老红军、长办副秘书长罗红元,老新四军、部队转业校官、秘书处长缪盛桂,老八路、行政处房管科长阎清武,老新四军、部队转业干部、劳资科的张贤良、长江工大老师俞剑如等一百多人被抓,没有一个不挨拳脚的,还要设计好的表上登记画押,有的要写书面检查,有的被迫写出“投降书”。
七二〇事件后,长办联司的绝大多数群众和干部都能不计前嫌,正确对待并保护昔日的对立面,尤其是尽力保护了造委的头面人物。
第一个是长办保卫处干部任国顺。任国顺是百万雄师总部保卫部部长,不少人要找他算帐,一些外单位的造反派也在找他。长办联司组保部副部长陈林海会同王宜久、江超伦、沪玉琪(此四人均为长办保卫处干部、中共党员)和人武部的郑兆业等,在我返汉前就把任国顺秘密保护起来,毫毛未动一根。
第二个是百万雄师长办分站一号头头马振河。他原是长江科学研究院材料室的工人。1967年5月和宣传部的郑学平一起带领长办造委集体加入百万雄师,并成为长办分站的一号头头。七二〇后他出逃外地未归,而群众到处寻找他。为了防止他回来挨打,我给联司科学院负责人王叔善打了招呼:“一旦发现马振河回来,一定要保护起来。”不几天王叔善告诉我:马振河回来了,咋办?我说:“先保护起来,封锁消息,然后慢慢放风。同时做好联司同志的工作,在不会发生武斗的前提下,再让马振河与群众见面。”王叔善认真执行了,马振河平安无事。他也十分感动,曾在毛主席像前拿着他父母的家信跪地痛哭,悔恨“违背了毛主席教导,站错了队”。
第三个是百万雄师长办分站二号头头郑学平。大约在1967年10月上旬的一天,郑学平爱人赵仁桂 到我办公室,低声告诉我:“老郑回来了。”我问:“现在哪里?”赵回答:“在家里。”我说:“不安全。你明天一清早把郑学平带到我这里,由我安排,你放心回家。”
我当即叫来施工总队的苏勇和李仕清,我对他们说:“有个重要任务交给你们。郑学平回来了,我们先把他秘密保护起来,现在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千万要保密。”并要苏勇把我对面的办公室清理一下,放一张行军床,然后把门锁上,钥匙由苏勇保管,今明两天不要离开大院。我又要李仕清赶紧回蒲圻施工总队,嘱托他把我的信一定要亲自交给邓文光,然后听从邓文光的安排,连人带车迅速回来。
第二天清晨,郑学平戴个大口罩,在他爱人陪同下到了我的办公室。我把苏勇找来,让他把对面的办公室打开,让郑学平进去。我对郑说:“你要作好准备,今天或者明天把你转移到施工总队。你就在那里好好休息,看看毛选,吃饭、保护由苏勇同志负责。”
下午,李仕清和十几个人乘一辆带篷卡车回到大院。下班后,郑学平仍戴着大口罩上了卡车,立即驶往蒲圻施工总队。
过了两天,我在联司勤务组会议上向大家透露了郑学平回来的消息,不少人闻讯而来:郑学平现在哪里?我们要批斗他。我乘势讲了我的意见:“人在我这里,你们要批斗也可以,但必须文斗,动口不动手。你们只要做得到,我先把郑学平交宣传部,就像批斗李庭序那样,由宣传部组织文斗示范批斗会,其他单位可以派代表参加。各单位要批斗,必须经宣传部同意,并派人陪去陪回。”就这样,郑学平也安全渡过了这一非常时段。


第十章 钢新内斗偏离大方向
    狂刮钢风长办遭大殃
七二〇事件后,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附录五)中明确指示:“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着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这个新阶段必须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轨道上前进”。希望武汉革命造反派在实现这个新阶段中“要善于团结一切群众。要善于启发、教育一切受蒙蔽的人。过去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或群众组织,只要他们一旦觉悟,愿意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都应该欢迎他们,并肩战斗。”同时任命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任命刘丰为武汉军区政委,全面主政湖北。
8月8日,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把三钢、三新、三司革联 的主要负责人请到北京,共商搞好湖北的大联合、三结合,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事。到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共识,并签署了“八八纪要”(附录六)。纪要中周总理谆谆叮嘱:“现在武汉的形势大好,……大家可不能把功劳都算到自己的身上。……你们要对武汉负责,对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负责。”“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千万不可打内战。彼此多看对方的长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多作自我批评。……不要因为内战辜负了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期望。”“纪要”中党中央要求:“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三钢、三新一定要加强团结,武汉对长江两岸、对全国影响都很大。”
这是毛主席、党中央为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指明的正确方向,恰恰在这个关键时刻,由于曾、刘没有真正贯彻执行八八纪要,致使钢、新两派偏离了毛主席指引的大方向,再次爆发内战。
第47节 钢新在京代表开打派仗
参加过抗暴(抗击百万雄师武斗暴行)的武汉造反派都知道,钢新两派的头头们也晓得,赴京代表团中的两派成员更清楚:5月16日,由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与工矿企业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共同组建了武汉市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联合总指挥部(简称“武汉大联指”)。接着就以武汉大联指的名义,代表全体武汉造反派,组成了武汉赴京控告团在京展开活动。可是七二〇后,在京的钢新两派代表四处发表的演讲中,这个武汉大联指不见了,被钢新两派的在京代表搞靠边了。七二〇后,我从7月27日至8月9日,在长办联司驻京代表赵枣安的安排下,先后参加了首都百万军民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大会,北京地质学院召开的武汉造反派控诉陈再道大会,在中山公园召开的中直机关支持武汉造反派群众大会,水电部机关造反派声援武汉造反派大会,还参加了京郊一个大工厂的声援武汉造反派的活动。在这些会上登台讲话的武汉钢新两派代表,包括长办联司在内,闭口不提武汉大联指,不讲自己是武汉大联指代表了,只讲自己的组织。代表武汉全体造反派的武汉大联指在一片欢庆胜利声中消失了。这是钢新分裂再次内斗的前兆。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发表之后,“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勤务组邀请武汉造反派在京代表,在海军大院参加座谈会。到会的有新华工的聂年生、工造总司的陈海波和另两人(不认识)、钢工总的两人(不认识)、长办联司的顾建棠和赵枣安,还有另外几个组织的代表。“三军”勤务组代表发言的主要内容,是希望武汉造反派大团结、大联合,把握毛主席、党中央指引的大方向,把武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聂年生发言说:在二八声明问题上,我们是有错误的,在这里我代表新华工向我们的亲密战友钢工总表示歉意。现在我们保证,在胜利后一定同武汉的造反派团结战斗在一起,共同把武汉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也不辜负三军造反派的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和希望。
钢工总的代表发言说:二八声明的方向完全正确,我们永远是这样看的。以前新华工帮陈再道镇压了我们,但我们不计较。现在毛主席给我们撑了腰,我们解放了。但今后如果再有人在背后搞我们的鬼,我们决不客气。
工造总司的陈海波则大讲工造总司和三新在为工人总部翻案中作出的巨大牺牲。他说:有的人怎么在抗暴中没有见你,现在反倒成了英雄……等等。
这就预示着钢新内讧即将来临。
第48节 在京钢派独占《武汉烈火》
1967年8月初,在北京三弟家我看到一份《新武汉》报,该报刊登长办联司是联办单位,我原先只知道武汉大联指办了《武汉烈火》报,在北京日报社印刷,长办联司还派吴宗良(《人民长江报》记者)去当记者。怎么现在又出来个《新武汉》呢?我怀疑有人搞分裂,问了赵枣安才知道,原来是钢派把《武汉烈火》强行独占了,工造总司的驻京代表龙梅生 于是另办《新武汉》。由于长办联司是武汉大联指成员,所以把长办联司列为《新武汉》的联办单位。我与赵枣安等商量后,决定以长办联司的名义通知龙梅生他们,立即停办《新武汉》报,力避公开分裂,以求钢新团结。吴焱金的回忆录《四十三年望中犹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年版)中也提到:“在北京打出‘新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旗帜,估计是工造总司驻京联络站负责人龙梅生联合其他新派组织搞的。”(第74页)。我们的努力没有一点成效,种种迹象表明,钢新之间派性斗争的再次爆发已渐行渐近。
第49节 钢化反钢化派仗战不休
1967年的8月到10月上旬,是七二〇后钢新两派内斗的第一阶段,表现为两派围绕“以钢工总为核心,钢化江城”这一主张所展开的钢化与反钢化的激烈斗争。
当时工造总司决定加入钢工总,可是钢工总提出只收兵不要头,就是不要吴焱金等勤务组成员。这实在欺人太甚,因而工造总司勤务组取消了加入钢工总的决定。这是1967年8月26日上午郑兆鳌告诉我的。
交通联司一号勤务员傅廉 曾对我说过:交通联司当时也同意加入钢工总。在谈判中他提出:交通联司整体加入,只要求在交通联司名称前冠以“钢工总”就行。但钢工总的一位女代表提出:“我们是来接管收编的。”交通联司一听很反感:把昔日的战友当成“傅作义”来收编,老子不参加你钢工总了。
中原机械厂在七二〇前只有新派的“新中原”一个造反组织,而七二〇后钢工总插手该厂,组建了钢工总中原兵团,其中多是原百万雄师成员。我当时不无感慨地说了一句话:钢工总想钢化江城,有心无量。
工总的这种行为得罪了新派,因此新派反“钢化”。工造总司提出以“大联指”为基础实现大联合的主张,吴焱金为此在1967年8月24日《湖北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加强联指,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建议》的大块文章,与工总的“钢化江城”公开对抗。新华工等又提出应遵照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按系统按行业按单位实行革命大联合”的主张,公开与“钢老大”的“钢化江城”叫板。
工总针对新派的回击,在武汉三镇刷遍了‘钢化江城”、“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的大标语。这场派仗越打越大,直到10月8日后才由明争转为暗斗。
第50节 钢风满江城长办吞恶果
长办联司当时属新派,七二〇后我们联司勤务组一心想搞好本单位运动,力避卷入不符合大方向的派别斗争,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偏偏钢工总一而再、再而三插手并分裂长办。对于新华工提出的“遵照中央指示,按系统按行业按单位实行革命大联合”的主张,我们拥护支持。为了避免被钢工总吃掉,我们采取了“借钢堵钢”来应对。但工总“钢化”长办的雄心更大,分裂长办的手伸得更长。
我们长办联司成立时就规定:联司不参加任何社会性组织,不接受任何社会性组织加入长办联司。七二〇事件后,长办联司在社会上已稍有影响,当时虽有不少造反组织主动要求加入长办联司,我们都一一婉言谢绝。我们一如既往,既不加入任何强大的社会性组织,也不欢迎任何社会性组织插手长办、扩张势力,我们只想按照毛主席指明的方向把长办的事情办好。从1967年8月起,“钢化长办”尽管屡屡被阻,但他们分裂长办联司、鲸吞长办之心不死,要成立统辖整条长江长办系统的“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导致严重后果。
9月26日,联司成员、长办水利工会长江职工俱乐部干部姚永喜(中共党员)在二食堂门口对我说:“钢工总要在长办搞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人员都是原来百万雄师长办造委的人,他们在汉口技校已经开了勤务组会议。”我问:“有没有证据?是不是真的?”姚说:“没有错的,是他们勤务组中的人来告诉我们的。”我说:“那就请你好好查清楚。查实后,要给钢工总总部讲清楚,我们反对他们插手长办,反对他们来长办制造混乱。”
两天后,姚永喜告诉我:“现在名单都搞到手了,并且向钢工总总部核对了,一点没错。共有159人,其中158人是百万雄师长办造委的,只有一名是住在长办疗养院的外单位的人(后来了解是水电部武汉列电的工人)。长办科学院工人罗德义是头头。而我们联司所属井冈山的周仁(科学院岩基室技术员)也到钢工总报名参加,钢工总要周仁和罗德义合起来在长办树旗,他们之间为谁当头头争吵不休,现在还在扯皮。另外,叶茂盛(中共党员,长办水利工会干部,长办造委成员)对我讲:“原百万雄师长办造委的人七二〇后一直没有停止过活动。成立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是根据李庭序七二〇后在堤角修配厂要他们恢复工总长办工人分部的指示搞的。他们先是搞‘工人分部’没有搞成。接着又搞‘钢红旗’,又没有搞成。现正在搞‘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一旦搞起来长办就要大乱了。”
我说:“李庭序的话看来起了作用。他们是想在长办重新制造对立的两派,想依靠钢工总的力量把我们搞垮。你们赶紧到钢工总去说明我们的态度,希望他们不要到长办来插手搞分裂。必要时把长办造委即工总长办分部在1967年‘三月镇反’中反戈一击投靠陈再道的材料拿给他们看。七二〇前我们为工总翻案的时候,工总长办工人分部正在高喊‘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现在工总翻了案,反过来支持百万雄师,不惜踩踏昔日为其翻案的战友,不惜纠集已经覆亡的百万雄师长办造委残余来破坏长办的大联合。如果钢工总发展他们,我们坚决不答应,对钢工总来说也是很不光彩的。”
1967年国庆节前夕,张文彦 到老大楼二楼大办公室找到我说:“我在宜昌搞到一份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的名单,并到钢工总总部进行了核对。据了解,一开始钢工总答应给他们树旗,但经我们把情况一摆,他们答应我们不给树旗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钢工总又同意他们树旗。经我们交涉,钢工总再次向我们明确讲了,保证不来长办树旗,在长办只承认长办联司。原先周仁他们也参加了长办系统兵团,在工总也听到工总说的在长办只承认长办联司,他们也不搞了。”我说:“只要钢工总不给他们树旗,他们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搞不起来的。钢工总要是支持他们并给他们树旗,就是对抗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按单位、部门、行业、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指示,是破坏我们长办的大联合,就是明目张胆搞分裂。你们的工作很有成绩,否则我们哪里知道这些情况,甚至他们把旗在长办树起来了,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你们现在把材料整理好,放在材料组保存。”我当时以为这件事已了结。
10月6日上午,长江职工俱乐部正在召开欢迎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谢胡总理访汉的动员大会,子弟小学的宁金姣老师急急忙忙找到我:“不好了,长办有一个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定在10月7日来长办大院树旗,你们知不知道?”我说:“前几天听说有人要搞什么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但工总表态说在长办只承认长办联司,不搞什么长办系统兵团了。怎么又要搞树旗了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宁金姣说:“在一六一医院看到了公告、请帖和标签。”我说;“你去拿来给我看看。”
午饭后宁金姣把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树旗的公告、请帖和标签给了我。这时姚永喜报告,钢工总要在长办树长办系统兵团的旗;紧接着郑兆业也报告,员臣告诉他这个消息;严常、郑兆鳌相继为此事向我告急;周仁、王立柱 也提供了相关情况,并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反戈一击。
在这种形势下,我主持召开了长办联司勤务组紧急会议,统一了思想:钢工总在长办搞树旗,是对抗毛主席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实现大联合的指示,是破坏长办已经实现的革命大联合,是蓄意分裂造反派,为走资派张目效力,因此必须认真对待,彻底揭露,全力阻止。会上拟定八条应对措施:
第一、派葛仲余、何重新 带上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的公告、请帖等物证和周仁、王立柱等人证,前去武汉警备区汇报,要求警备区立即劝告钢工总停止在长办大院为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树旗。
第二、由我主持,召开长办全体职工大会通报情况。严常向大会报告:原百万雄师长办造委中的一小撮坏头头,七二〇后千方百计、削尖脑袋钻进钢工总。现在他们打着钢工总的旗号,改头换面,借尸还魂搞复辟,想把我们长办的大联合搞乱搞垮,想把一小撮走资派重新扶上台,想恢复七二〇前的境况。他们不惜反对毛主席关于按行业、部门、单位实现大联合的指示,成立了一个什么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并且明天要到长办大院来树旗。同志们,战友们,一切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革命群众,你们说,答应不答应?场内群情激奋,高呼:坚决不答应!
姚永喜上台介绍了长办系统兵团的内情,并说他们的活动地点在汉口劳动技校,李庭序、董玉堂 、刘贺春 、崔吉礼等为后台。这些情况,我在会后问过姚永喜,姚说是周仁向张文彦和他提供的,周仁一开始就与罗德义等搞系统兵团,罗德义直接与刘贺春联系。
我在大会最后宣告:凡是参加了系统兵团的人及其指使者,只要向所在单位联司负责人表态脱离,一概既往不咎。
第三、向中央文革发电报,报告钢工总插手长办,策划已垮台的百万雄师长办造委成立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制造分裂。
第四、安排周仁搞一次反戈一击大会。
第五、向钢工总发抗议。
第六、向新派各组织发呼吁书,请求声援。
第七、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揭露原百万雄师长办造委借尸还魂的阴谋。
第八、为防止武斗等意外,把李、董、刘、崔由所在单位控制监护起来,不让他们回家,不准打骂,7日下午解除监护。
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在长办大院树旗的图谋没有得逞,但参与策划此事的科学院政治部主任、分团委书记刘贺春跳楼身亡。10月6日半夜里,长江科学院的蔡发奋 来到联司办公室对我说:“刘贺春跳楼了。”我问:“现在人怎么样了?”蔡答:“还好,跳下来后,我下去抬他时,他说不要抬。是我们扶他上的楼。”我问:“你们是不是打了人?”蔡答:“我没有打,别人打了他,我劝阻了。”我又问:“怎么跳的楼?”蔡答:“我们把刘贺春从二楼一个办公室向小办公室转移,经过厕所时,他说要解小手,就让他一个人进了厕所。跟他的人没有跟进去,他趁人不注意,就跳了楼。”
我要蔡发奋马上把刘贺春送医院。蔡说:“已经请长江医院刘院长来看了,说没有大问题,所以没送医院。”我又问:“你们问了他什么问题?”蔡答:“问了系统兵团的事,他先说不好讲,后来又说不敢讲。”
我说:“这有什么不好讲的呢,看来有顾虑。你回去再检查一下刘贺春的身体状况,如果情况不好,赶快转到医院去。”
10月7日早上,戚务华告诉我:刘贺春死了。
我立即跟着戚务华直奔科学院,找到蔡发奋和王淑善问:“现在人在哪里?”他们引我到科学院一楼左边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地上有一个棕绷子(棕绳穿在木框上做成的床板),刘贺春躺在上面,盖着被子,脸上有一小块紫色伤痕。
我问:“你们不是说请医生看了吗?”蔡说:“是请长江医院刘秀君副院长来看的,刘副院长当时检查后说正常,所以我们没送医院。”我再问:“你们不是派了两个人看守他吗?”蔡说:“是的。哪里知道这两个人后来把门一锁走了,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的。”
我问;“跳楼的现场在哪里?”蔡、王两人引我们到办公大楼大门右边,正对三楼厕所窗口,地面上有一双并着的脚印,后脚跟较深,前边有一个膝盖和大腿的印迹,旁边有一棵小树。蔡发奋说:“他跳下来后,我们下到楼下看到他的手扶在这棵小树上。我们当时要抬他上楼,他不要我们抬,我们就扶着他上了楼。”
这时陈林海来了,他已经通知市公安局前来验尸和查看现场。陈林海在验尸后告诉我:公安局的法医验尸后讲,这个人当过兵,应该有这方面的经验,知道一般跳楼的人双脚并着跳下来是致命的。但是从身体外表看不出来,双脚落地会震动大脑中的某个致命处,或者造成肝脏破裂。如果当时马上送医院是可以救活的。结论是跳楼自杀。
刘贺春之死,对他的全家是很不幸的。长办联司特别是我负有一定的责任。但这一悲剧的根源在于:李庭序七二〇后策动长办造委恢复工总长办分部,钢工总鲸吞长办之心不死。要是没有这两个根源,就不会有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树旗的图谋,长办联司也不会如此兴师动众采取防范措施。
刘贺春之死,从1968年12月8日军工宣队进驻长办起,到1984年6月,一直列为长办的重大事件,长达十六年。长办主政人力图把这一自杀案打成他杀案。这一栽赃诬陷在林一山力主下最后得逞,共有五人因此案被判刑,总刑期达三十八年。


第十一章 毛主席特邀谢胡访汉
     总理呕心力促大联合
七二〇事件后,毛主席、党中央热切希望武汉造反派实现大团结、大联合,建立省、市革命委员会,在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阶段中作出贡献。
在八八纪要中,周恩来总理谆谆叮嘱:“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先搞个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把文化革命领导起来。”
可是,两个多月过去了,胜利了又分开,纷争、内战取代了团结、联合,筹建省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为了拨正方向,化解纷争,促进大联合,组建三结合的省、市革命委员会,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谢胡总理,于1967年10月8日至9日访问武汉。
第51节 热烈欢迎谢胡总理访汉
10月6日上午,长办联司召开欢迎阿尔巴尼亚谢胡总理访汉的动员大会。同时按照武汉警备区要求,抽调二十名党团员,委派武装民兵连副连长谢从勤为领队,由警备区直接指挥,参加周总理和谢胡总理抵汉时现场的保卫工作。事后谢从勤汇报说,欢迎现场真是人山人海,我们的保卫人员站在欢迎队伍的前列维持秩序,防止意外,看到了周总理和谢胡总理。现场一度出现混乱,但没有发生问题。
10月8日那天,我没有接到周总理接见和参加宴会的通知。下午六点多,武汉警备区派专车紧急找我,说要我参加周总理接见武汉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和宴会。当我到达东湖长天楼时,天已黑,座谈已近尾声,随即就上了二楼宴会厅。
为何我成了迟到的被邀请者?后来才听说,那天周总理在机场等候谢胡总理抵达这段时间里,只见到三钢、三新和三司革联七个组织的代表朱鸿霞、李想玉、杨道远、张立国、龙铭鑫 、高玉泽(新华农一号勤务员)、谢华之(三司革联一号勤务员),周总理问:晚宴准备了几桌?刘丰政委说:准备了两桌。总理说:范围要扩大,各个组织都要有代表参加。这样,工造总司、新一冶、长办联司、省直红司、市直红司、中学红联、新中原和公安联司等组织的代表才受到补充邀请,都成为迟到的被邀请者。周总理弥补了七二〇后中央只点出七个武汉造反组织的不足,同时示意曾思玉、刘丰和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的头头,在实现大联合、三结合中“范围要扩大,各个组织都要有代表参加”。
周总理在宴会上即席讲话:“我们这次陪同谢胡同志来汉,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特意请谢胡同志到武汉来促进革命大联合。希望同志们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实现革命大联合,把革命委员会搞起来。”接着就到每一桌给大家敬酒。周总理来到我们这桌时我们都站起来,总理与我碰杯时问:“你的名字叫……”,我说:“报告总理,我叫顾建棠。”总理说:“我记起来了,你是长办的。国庆十周年时,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见过面,你还是我的小老乡。林一山现在怎么样?”我回答:“靠边站,在作检讨。”总理点点头,说:“好。”
事后我虽然如实向长办联司勤务组和全体职工传达了总理问起林一山的话,但未能领悟总理问话的精神实质:在省市促进大联合、成立三结合革委会的形势下,提示我长办联司是否应该考虑解放林一山的问题。当时我只看到林一山跟着刘少奇犯有走资派错误的一面,没有看到文革新阶段提出的新目标、新任务,所以压根儿没有想到要解放林一山。尽管当时提出解放林一山很难在联司勤务组通过,在联司群众中也难以通过,但我没有在一定范围内组织学习、领会总理指示,为解放林一山吹风,这就叫政治敏感性不足。
这次会见,钢新两派的领军人物都向周总理作了承诺:第一、当省革委会主任不行。第二、不走北京道路,不走上海道路,武汉走自己的道路。第三、不搞钢工代会也不搞新工代会,成立革命工代会。第四、接受了“人小派性大”、“各组织的头头的派性都比较大”的批评。第五、头头要带头克服派性,要做大联合的带头人。
尽管在大联合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纷争起伏,但这五点承诺对化解分歧、促进联合,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第52节 群众审议的长办革委会
首先提出成立长办革命委员会的是赵枣安。1967年10月初,在郭志伟主任的办公室,赵对我和郭讲:“我们现在要把长办革委会成立起来,这是毛主席、党中央指引的大方向。人家新华工在七二〇后不久就向中央文革打了报告,由中央文革直接批准成立了华中工学院革命委员会,是武汉第一家。”
我问:“怎么成立法?人家有没有什么经验?”赵说:“主要在造反派内部协商,造反派中有影响的头面人物和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肯定要进革委会。这是基本原则,北京许多单位都是这样搞的,华中工学院也是这样搞的,全国都是一样的。”
我征求郭主任的意见,是不是就由赵枣安来负责革委会成立的筹备工作,哪知赵枣安抢先开了腔:“我不干,我不干。”郭主任也劝赵枣安把革委会的筹备工作抓起来。可是赵坚决不干,并建议由联司勤务组的主要成员来抓比较合适。
第二个提出成立长办革命委员会的是郑兆鳌。他来找我说:“现在形势很好,在长办就是联司一统天下,要抓紧把革命委员会成立起来。”当时郭志伟和我都同意郑兆鳌的意见,后因发生了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成立树旗的一〇·六事件,这件事中断了一段时间。
10月10日,我先后在长办联司勤务组和全体职工大会上汇报了周总理接见武汉造反派头头,要求实现革命大联合,成立省、市革委会以及宴会上总理与我碰杯并问起林一山等情况。
第二天,召开了长办联司勤务组会议,研究成立长办革委会筹备工作组。我在会上说:“要借周总理陪同谢胡总理访问武汉的东风,抓紧把长办革委会筹备组搞起来,大家同不同意?筹备工作我提议叫赵枣安来搞,但他坚决不干,大家看叫谁来干合适?”
大家都同意成立长办革委会筹备小组。郑兆鳌还说:“我举双手同意成立长办革命委员会。至于筹备工作,就由我来搞。有的人前怕狼后怕虎不敢搞,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把这个工作交给我,我保证搞好。”当时没有人对郑兆鳌的自告奋勇提出异议,勤务组会议当即决定:成立长办革委会筹备小组,由郑兆鳌负责。
我问郑兆鳌:“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郑兆鳌说:“没有,不要搞什么方案,选上谁就是谁,要相信群众嘛。”我说:“不对。我建议,第一、长办联司勤务组成员和联司二、三级负责人原则上都列为候选人,第二、各级勤务员是否能够列为候选人,必须由各自所在基层单位的群众决定,第三、所有联司成员都有权参加候选。请大家发表意见。”与会的大多数人都表态同意。
到了10月下旬,郑兆鳌的筹备工作未见眉目,反而出现了内斗。长办联司虎山行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反对顾建棠进入长办革委会,理由是顾在1966年6月26日被百万雄师长办造委抓捕后,写了投降书《我的回顾》,没有资格。长江工程大学长办联司八一阵线的严常等搞了一个“揪叛徒、肃内奸”调查小组,把在六二六撤退中被长办造委抓捕并写了“材料”的罗红元、缪盛桂和阎清武等说成是“叛徒”;把修建队的造反派骨干、转业兵金荣山等说成“内奸”;把数以百计的、六二六后在长办造委所谓的“登记表”上签了字的长办联司成员,都说成是“变节动摇分子”。还有人提出政治部的造反派都不可信。但也有不少群众反对这种做法,并质问虎山行战斗队为什么只公布顾建棠《我的回顾》的一部分,要求全文公开。一时间乱云飞渡,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当时有人告诉我,虎山行的行动大有隐情,它后面有人支持,有的人想进革委会,有的人想把你搞臭取而代之。
我心里明白,1967年6月30日《我的回顾》交给了长办造委,同时提出要住院治疗,7月1日仍不送医院,长办人武部的罗礼社对我说:“你写那个东西是为自己评功摆好,不行,住医院休想。”当时长办造委将罗红元、缪盛桂等写的材料又印发又广播,唯独对我写的《我的回顾》无声无息没有动静,是因为没有什么油水可捞。要是真能搞臭我的话,长办造委早已印发全江各单位了。事隔一年零四个月,在革委会筹备期间抛出了《我的回顾》,显然是内外串通,上下呼应。我比谁都清楚,《回顾》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因此,我不能感情用事,要尽力防止混乱和分裂。我虽不好公开申辩,但必须设法平稳化解。我找到郑兆鳌说:“我写了《回顾》是事实,但绝非投降书。人家有权提出质疑和评说,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我希望你转告虎山行,把《我的回顾》在大院内全文张贴,由大家评说。”同时,我又请长江科学院的王淑善和戚务华出面,再次要求虎山行把这份《回顾》用大字报贴出来,由全体职工来下结论。
10月27日,“揪叛徒、肃内奸”调查小组组长严常,在长江职工俱乐部召开大会,宣布他们的调查结论。他说:“六二六联司大撤退,顾建棠被抓后写了《我的回顾》,询问当时看押、审讯和劝降顾建棠的人,查看了当时百万雄师长办造委的记录,证明当时能写出这份《回顾》,是多么的难能可贵。顾建棠不是什么叛徒、内奸,倒是我们长江工大有个别学生,被长办保卫处的崔吉礼引诱、收买,当了内奸,向支保的崔吉礼送情报。”干扰的声浪开始消退,群众的情绪渐趋稳定。
10月29日我找到郑兆鳌商量:“筹备工作进展如何?”郑兆鳌答:“没有进展。被他们一闹,简直到了无法进行的地步,我正想找你。现在怎么办?”我说:“我听到一些意见,有些人提出,各级勤务员全部由各自单位的群众来决定是否推举,但这么办可能发生争吵。干脆由筹备组提出一个长办革委会候选人员名单,由全体职工去选。你听到什么意见嘛?”郑兆鳌说:“有的人说成立长办革委会时机不成熟,因为群众意见乱糟糟,你同意他反对,他同意你反对,实在头痛。”我向郑兆鳌建议:“开个勤务组扩大会,请几个领导干部参加,向大家请教。会议我主持,你向大家通报情况并请大家出主意提办法,你看怎么样?”郑兆鳌同意。
10月30日,联司勤务组扩大会议在老大楼二楼召开。经反复讨论,最后一致同意“先下后上”的办法,即先成立二级单位的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然后在二级单位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中推荐进入长办革委会的人选,长办联司勤务组成员都回到各自单位让群众评议。
如果先搞长办革委会,候选人产生是个大问题,因为谁也无法提出一个使大家都满意的长办革委会成员候选人名单。由二级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推荐进入长办革委会的候选人,只有二级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的成员,才有资格得到推荐,这样就形成了长办各级革委会的垂直组织系统,你进不了二级革委会就无法进入长办革委会。
1967年10月17日长办施工总队革委会成立。24日长江工程大学革委会成立。此后,勘测、水文、规划、枢纽、施工、机电、总工室、秘书、财务、行政等处室和长江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长江医院等单位的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相继成立。
在此基础上,经国务院授权武汉军区党委批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革命委员会于1967年12月20日召开了成立大会。
革委会组成人员如下:
主 任:郭志伟(党员、干部)
副主任:顾建棠(党员、干部) 郑兆鳌(团员、工人)
常 委:王秀林(党员、干部) 王有秋(党员、干部)
     王志鹄 (党员、工人) 张炳华 (团员、工人)
     严 常(团员、学生)  苏 勇(工人)
     郑成炎 (团员、技干) 邓文光(党员、工人)
委 员:胡 奇(党员、干部) 汪 贵(党员、干部)
     王前义(党员、干部) 邱碧谨(党员、技干)
     徐秀庭(党员、干部) 李镇南(党员、技干)
     赵国光(党员、技干) 毛祖述(党员、干部)
     赵春元(党员、技干) 刘戴生(党员、技干)
     卢正安(工人)     徐炳华(党员、技干)
     赵枣安(党员、干部) 姚永喜(党员、干部)
     蒋乃明(党员、技干) 葛洪明(团员、干部)
     王宝华(行干)     赵亚兰(团员、护士)
     杨益阶(工人)     刘春才(团员、干部)
     张 斌(团员、工人) 陈学先(团员、工人)
     汪汉臣(党员、工人) 陈世柏(团员、技干)
     杨朝宗(党员、工人) 胡吉才(党员、学生)
     宋其波(团员、学生) 罗家惠(职工家属)
长办革委会常委11人,委员28人;其中党员21人,团员11人,群众7人。
第53节 省革委会在争斗中成立
10月中旬开始,武汉进入了共商大联合、筹建革委会的新阶段,钢新之争从未停息,先是争大联合的“核心”,后转为省市革委会的席位之争。能坐到一起唇枪舌剑,没有形成全面的武斗,这个局面就来之不易,是周总理苦口婆心做工作的结果。从1967年10月到1968年2月,围绕省革委会成立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各方进行了激烈的争斗、谈判。我作为长办联司的代表,亲历了协商成立湖北省革委会的整个过程。
当时长办联司接到军区通知,要我们派代表参加筹建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革命工人代表大会(工代会)和省革命委员会的协商会议。联司勤务组为此开会,讨论以什么样的态度参加。有人提出要争得一席之地;有的说不要讲争,就摆一摆长办联司在抗暴斗争中的贡献和长办本身是国务院直辖单位,让别人来提名为好。我征求郭志伟意见,他摇头并要我表态。
我说:“我不赞成‘争’,也不赞成‘摆’。长办联司成立时就立了规矩,就是立足本单位,用郑兆鳌的话来讲就叫‘独立寒秋’。抗暴中我们出了一点力,但不能因此伸手,我们能把长办自身的事情办好就很不错了。我们参加协商,一不要工代会的席位,二不要省革委会的席位,我们去的目的是讲团结、促联合。”最后大家鼓掌支持。同时会议决定:王志鹄参加工代会协商,顾建棠参加省革委会协商。
王志鹄和我在协商过程中,都按联司勤务组的决定办事,不争、不摆、不要。据王志鹄回来讲:“在工代会协商中,各派摆功争席位,气氛很紧张,争吵很凶。我虽然劝大家莫吵架,好好商量,但人家不听你的。反正我抱定一条,不要席位。”不争反而有得,1968年1月15日成立的武汉工代会领导班子中,王志鹄被推选为常委。但我们确实不是为了“有得”而“不争”的。
我在协商成立省、市革委会过程中,看到钢新争斗非常激烈,争执的焦点,一是各自推举领导干部,二是各自组织所占席位的多少与职位的高低。比如钢派推原宜昌市委书记杨春亭结合到武汉市革委会当副主任,新派反对;新派提名原黄石市委书记孙德枢,钢派反对。有一次在军区招待所商议群众组织代表名额时,朱鸿霞与张立国甚至当着曾、刘的面打起来了。
在商量各组织代表结合名单时,的确有兄弟组织代表提名长办联司,我先后三次明确表示:感谢兄弟组织,但长办联司不参加省革委会,这是我们勤务组的决定。曾思玉、刘丰都问我是不是心里话,我说是真心的。我第三次表态后,刘丰再度问:是真的吗?当我正面回答后,刘丰很严肃地说:“那我们就不考虑你们了。要是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像你那样,有多好哟。”
经过争吵辩论、沟通协商,最终基本达成一致,提出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员名单(包括常委和委员),完成了《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附录七),曾、刘赴京汇报。
第54节 总理提名我进省革委会
1968年1月24日晚上十点钟左右,办公室的李兆生拉我到窗前,只见四辆黑色轿车驶向长办红楼。我和李兆生立马下楼,见到曾思玉、刘丰、方铭 、张昭剑 下车,这是他们破天荒来到长办。我一面迎上前去,一面叫李兆生通知革委会常委们立刻到二楼会议室来。四位首长坐下不久,已接到通知的郭志伟、王秀林、苏勇、郑成炎、王志鹄、严常、郑兆鳌、赵国光、徐秀庭等长办革委会成员陆续赶到。
张昭剑第一个开腔:“告诉你们哟,曾、刘首长一下飞机就来到这里,晚饭都来不及吃。”我一听马上派人通知食堂准备晚饭,曾思玉说:“算了。顾建棠同志,革委会的人是不是都来了?”我答话:“大多数常委都到了,委员也没有全到。”刘丰说:“那现在就开会。曾司令员和我刚从北京回来,带回了周总理的指示,现在请曾司令员给大家传达。”曾思玉在一阵掌声中讲:“我和刘政委到北京向总理汇报省革命委员会组成情况,总理认真审阅了名单,还询问了好多人的情况。他问我们,怎么没有长办联司的代表?我们向总理报告,在协商中长办联司的代表三次表态不参加省革委会结合。总理说,长办联司造反精神比较强,在武汉还是有影响的嘛,应该有他们的代表。我建议长办联司的顾建棠结合到省革委会担任常委,你们要是赞成的话,就请你们回去找长办革委会的同志商量一下。如果他们赞成我的建议,就这样办;要是不赞成,也没有什么关系。”刘丰接着说:“那就请大家表个态,我们好向总理汇报。”大家鼓掌赞成周总理的建议。
就这样,武汉军区临时党委1968年1月28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1968年2月1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附录八)中才有了顾建棠这个名字。在清查五一六和文革后的“揭批查”中,长办当局却诬蔑我是削尖脑袋钻进省革委会的,这完全是歪曲历史事实。2000年11月严常为此事写了一个证明,附在这里,以正视听。


第十二章 文革硕果长办革委会
     新生事物显生机活力

长办革委会成立,长办的文化革命进入了由革委会领导的新阶段。革委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决定在12月26日毛主席七十四周年诞辰那天,在长办红楼前举行建造毛主席全身塑像奠基仪式。第二件事,批判刘邓修正主义路线,开展整党建党工作。第三件事,抓革命,促生产,特别是提出兴建长江第一坝的设计项目。
第55节 长办成为整党建党典型
1968年1月15日晚上,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武汉市警备区副政委张昭剑来到长办,郭志伟、顾建棠、严常和郑成炎等在二楼会汉室迎接他们。
刘政委讲:“你们长办联司在武汉大联合和三结合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张昭剑插话:“我犯一点自由主义,反正刘政委在这里,毛主席、党中央把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交给了曾刘首长。”
刘政委接着说:“你们要认真学习元旦社论的精神,社论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整党的最新指示。今年我们要把整党工作当作重点工作来抓,我们希望一些成立了革委会的单位先走一步,搞个试点,希望你们也抓个试点,摸索一些经验来。我们已经要求警备区在全市选几个单位做试点,你们长办革委会要认真抓一下。有些造反派头头即使不是党员,也可以参加整党,上海有这方面的经验,在整党中经受考验和锻炼。”
刘政委发话的第二天,革委会召开了常委会,传达了刘政委的讲话,又重新学习了元旦社论。会上指定由郑成炎起草1968年工作要点,将整党工作列为全年的工作重点,先试点后全面展开。2月初,按照《上海支部生活》刊登的整党经验和武汉警备区的要求,成立了长办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员有郭志伟、王秀林、顾建棠、邱碧谨、王前义、赵枣安、张振奇,革委会常委中的非党员苏勇,作为党外代表参加,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同时要求各处、室、院、校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都要成立相应的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党外代表按七比一或五比一的比例,进入整党建党领导小组。选定水文处预报室作为长办革委会的试点单位。
2月中旬,武汉市革委会和警备区举办了整党工作学习班,长办革委会派张振奇和邱碧谨参加。在这个学习班中,警备区领导对长办在整党试点工作中结合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做法,作了具体了解,认为很有代表性,具有典型意义,要求长办抓紧试点工作。
3月中旬,经武汉警备区副司令员、市革委会副主任张绪实地调查,认为长办水文处预报室的整党试点是成功的,可以作为整党典型进行交流,决定在长办召开武汉市整党工作经验交流大会。
第56节 抓革命促生产初见成效
长办联司遵循毛主席、周总理的教导,自1967年1月24日夺权那天起,对所有在建工程和设计任务,从未放松。
第一,确保在建工程有序进行。当时的丹江、陆水、乌江渡等直接由长办负责设计的在建工程,均延续无误,上从李镇南总工程师下至科技干部和后勤人员,干劲十足,日夜辛劳,加班加点。湖北蒲圻陆水水电工程 于1967年7月下闸蓄水,丹江口枢纽 第一台机组于1968年国庆节启动发电(朱鸿霞和我代表省革委会参加庆祝大会),贵州的乌江渡水电站 等工程都随后相继建成运营。
第二,援外任务如期完成。关系到我国国际信誉的阿富汗援外工程,长办指派组保部长张贤良专理其事,1966年初由枢纽处处长叶扬眉接任援阿专家组组长,两年后,按水电部的规定,叶扬眉调回,由员臣接任。文革中援阿工程依然顺利
第三,军工宣队进驻前,1968年荆江上车湾裁弯工程开工,1968年6月至8月长江抗洪抢险复堤,同时应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华国锋请求,派出技术组帮助修复拓溪水电站。特别重要的是,长办革委会提出了兴建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水利枢纽 工程项目。
第57节 毛主席赞成长江第一坝
长办革委会成立后,在原总工程师室的基础上组建了生产指挥组,由常委、规划处长王有秋任组长,委员、总工程师李镇南和委员、技术员徐炳华任副组长。他们在抓紧丹江等在建工程的同时,积极研究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可行性,起草了《关于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
1968年3月8日,由革委会主任郭志伟率领李镇南、徐炳华、邱中恩和我上京,向水电部钱正英部长汇报,并递呈了《关于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的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作为三峡工程的前期工程,葛洲坝工程是实战练兵;二是葛洲坝是利用自然落差的径流坝,即使出现突发事件大坝被毁,只要及时启动荆江分洪,可以确保中下游人民和武汉的安全。钱部长表示支持,并提出了设计和安全等方面的问题,李、徐、邱作了回答。钱部长听后说:“我要抓紧向周总理汇报。你们就在北京等几天,听了总理指示再回去。”过了两三天,钱部长向我们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设想很好,实现主席‘高峡出平湖’的理想,是大家的心愿。备战备荒为人民,要有战争观念。万里长江第一坝,要审慎筹划,兼顾各方,有利无弊,万无一失,准备打仗,确保武汉。请长办的同志抓紧研究,继续论证。”
返汉后,按照总理指示和钱部长的要求,我们加强扩大了葛洲坝水利枢纽设计组,全面展开了设计论证工作。
第58节 庆主席视察三峡十周年
1958年3月30日毛主席视察长江三峡,到1968年的这一天,整整十周年;又恰逢葛洲坝水利枢纽项目得到钱正英部长和周恩来总理首肯,长办革委会决定,3月30日那天在长办大院隆重举行庆祝毛主席视察三峡十周年大会,并由我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为实现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雄伟宏图而奋斗》的广播讲话,政宣部负责编印“庆祝毛主席视察长江三峡十周年”招贴画。
当天我还起草了《关于葛洲坝工程以毛主席3月30日视察三峡之日命名为‘三三〇’工程代码的请示报告》报送国务院,当年5月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并复示长办革委会。于是葛洲坝水利枢纽设计组改为“三三〇”设计组,这个“三三〇”一直沿用到1980年邓小平再次复出后才被取消,改为“葛洲坝工程”。
1968年12月8日军、工宣队进驻长办后,革委会的职能部门和工作全被接管并改组,但三三〇设计组保留,人员未动,继续工作。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周总理批准的特大项目,不敢下手。九大召开前的1969年3月,三三〇设计组完成了立项报告,并由军代表报送水电部和省革委会。九大期间,毛主席问张体学:“为什么把葛洲坝工程叫‘三三〇’?”张体学说不知道,总理接着说:1958年3月30日主席视察长江三峡,十年后的1968年3月长办革命委员会向水电部提出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报告,所以长办的同志将“三三〇”作为葛洲坝工程的代号,以示实现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宏图。这个情况是1969年6月9日,张体学向我传达九大期间毛主席、周总理关于清查林一山历史问题的指示时告诉我的。
1970年12月26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上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1971年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工程开工,1988年建成,为三峡工程建设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伍,奠定了基础。如果工宣队进驻后诚心帮助而不是捅垮长办革委会,我可以断定我们会比他们搞得更快更好。
第十三章 曾主任穿新鞋走老路
     军干群难同心窝里斗
1968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了《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2月5日召开了成立大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长江万里起宏图──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由175名委员组成。37人为常务委员,由曾思玉同志任主任,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鸿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8同志任副主任。设办事组、政工组、政法组、生产指挥组四个职能机构。
第59节 文革成果革命委员会好
1967年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由群众组织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和军队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翻开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新篇章,建国以来,在各级权力机构中,第一次有了不脱离生产、不脱离群众、半官半民、亦官亦民、“升官不发财”的群众组织代表。
革命委员会好就好在群众组织代表反映群众呼声、帮助和监督革命干部代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革命干部代表承担日常管理工作并接受监督,军队代表担负着保障社会秩序和保卫新生权力机构的使命,三方面的代表互相监督、互相促进。
革命委员会好就好在将这个临时权力机构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筑起了一道防止刘邓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屏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后捍卫革命原则、巩固革命阵地、保卫胜利成果、完成后续任务提供保证,进而建立一个充分体现无产阶级意志、从根本上防止党内滋生特权阶层、防止复辟资本主义的新的政权体制。
但又必须看到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的特性及其初生期间不可避免的某些不足,走资派必将伺机利用,兴风作乱,因而必须提高警惕,新事新办。
第60节 省革委会的特性与现状
革命委员会不同于原先的人民政府、人代会和政协,也不同于解放军的建制,它是由群众组织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军队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个新生事物。它是集立法、司法、行政、协商、监督等于一体的具有综合性功能的权力机构,其领导班子由军、干、群三方代表组成,这个班子又有其自身特有的初生态势:三方互不了解或不十分了解,有的曾是文革思想交锋的对立双方,还有小团体主义的派性未消………三方代表,组织上是“合”了,但思想上没有真正“合”起来,有的敢说敢讲,有的心存疑虑,有的谨小慎微,有的居高临下,有的怨气尚存,有的不满现状,有的认为“老子革命几十年不如你造反几十天”,有的缺乏自知之明妄自尊大,有的习惯于天马行空不安当配角,等等。所以,对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管理,不能沿用老一套,曾思玉主任、刘丰副主任理应在省革委成立初期,带领大家认真学毛著,增强党性,对症下药,循循善诱,抓思想,讲团结,多沟通,释互疑,不分军干群一视同仁。要讲全省一盘棋,军民一家人,特别要强调革委会中的军、干、群更是一家人,从政治思想上把三方拧成一股绳,在任用方面,要诚信在先,用而不疑,因人制宜,用其所长,因事制宜,各尽其能,有成者励之,有错者教之。
遗憾的是,曾、刘只看到省委会的成立之初,在省委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各地、市、县和工矿、院校,到1968年3月底都建立了革委会:武汉市804个大、中型国营工厂,全都建立了革委会;23所大专院校,省革委会成立前4所没建立革委会的已全部建立;309所中等学校,在省革委会成立前46所没有建立革委会的也全部建立;8个专区全都成立了革委会;省革委会成立前有47个县市建立了革委会,省革委会成立后又增加了28个,即全部75个县市都成立了革委会。曾主任对此津津乐道,他只看到新人新事新景象,热气大情绪高的一面,而对军、干、群三方在思想上没有真正“合”起来的现状,却视而不见或没有认真正视研究。
第61节 军方独统难以同心协力
曾思玉自感“党政军”集一身,责任重大,唯恐大权旁落,但他又无新事新办之招,因而弃新桃恋旧符、穿新鞋走老路成为必然。他对造反派,只记住钢新两派在七二〇后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打派仗、争核心、抢席位的幼稚病。他在军内多次说过:“我恨造反派,就是恨他们不听话,不听招呼。”他不自省缺失,不借“七二七”中央来信和“八八”纪要的东风,把钢新两派头面人物集中起来学习,吃透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进入新阶段的精神,并领悟执行,同时在广大造反派群众中也掀起学习热潮。曾、刘首长在这关键点上严重缺失。从1968年2月省革委会成立至同年12月我被关进学习班的十个月中,曾主任没有一次组织我们革委会成员学习毛主席著作,也没有一次组织我们批判刘邓修正主义路线,更没有一次组织举行交流思想和征求意见的务虚会。只记恨造反派不听话,由此,对三结合中的群众代表心存芥蒂,另眼侧目;对“解放” 后结合的地方领导干部也不甚放心;对结合为副主任、常委的“亮相” 领导干部,更是政治上不信任,工作上不分配,只安排日常值班。他大权独揽,中权不放,小权全由各职能小组军代表组长掌控,形成了省革委会由军方独统的局面。
省革委会的一切工作,全由曾思玉掌控的武汉军区党委决策审定,冠以副主任、常委头衔的群众代表和地方干部代表不得与闻,比如以省革委会名义组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派驻各单位,由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于1970年10月30日共同向中中央提出《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事前全然不知,只有事后听个传达的份儿。省革命委员会变成了“军管会”,“群干军”三结合只剩“军人”一结合了,省革委成了“曾家店”,开会也是一言堂。这就造成了地方干部和群众代表的不满和愤慨。张体学在1968年4月中旬曾对我说了内心话:“我的秘书和警卫员都是人家给我配的。”副主任任爱生曾就要正确对待造反派,在整党建党中解决造反派中预备党员转正和发展新党员等问题,向曾思玉写信建议,这些建议有的被人奉命“挡驾”,有的则被当作批判材料,任爱生为此忿怒难平。
原本革委会中的革命领导干部代表有管理日常工作、自觉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并接受监督的权利和义务,群众组织代表有帮助和监督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在日常工作中贯彻执行党的革命路线和大政方针的权力,而曾思玉主任以“一人化”领导全取代了。群众组织代表编出这样的顺口溜:“开会主席台,看戏前三排,一打电话汽车来,重要议事就踢开。”“招之即来,来之能听,听之即走。”这确实是当时真实情况的写照。曾思玉听后,非但不检讨自身的不足,反而认为这是争权、有野心,越发恼火,不整不快。这更导致省革委会常委们离心离德,值班制也形同虚设,不解自散,曾主任又放任自流。这一下不仅扩大了隔阂,为钢新两派头头“天高任鸟飞”、派性再膨胀、内战重开创造了空间,也给走资派阴谋破坏省革命委员会提供了机会:3月28日钢工总发表不乏派性的声明,4月7日新派救姜一、提出“揪变色龙”,5月3日钢工总攻打新中原,6月22日铁路工总开枪杀人、长办施工总队炸铁路。
第62节 三二八声明直指省革委
1968年3月28日,省革委会成立五十天,钢工总发表三二八声明,号召开展“四反”——反对破坏大联合、三结合,反对破坏拥军爱民,反对王任重的第四套班子,反对机会主义者保护走资派,提出“拥护曾、刘、方、张,打倒薛、李、孙、姜”的口号,即拥护曾思玉、刘丰、方铭、张昭剑,打倒薛朴若(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李长根(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孙德枢(省革委会常委、黄石市革委会副主任)、姜一(省革委会常委),要打倒的都是支持新派的领导干部,同时抓走了姜一。新派针锋相对,策划了救姜一、卫“三红” 、揪出支钢“变色龙”(指刘丰)等行动。
钢工总三二八声明号召开展“四反”斗争,具体对象何指?是谁破坏大联合、三结合?是谁破坏拥军爱民?是谁组织了王任重的第四套班子?是哪个机会主义者保护了走资派?当时不明,至今不清。但矛头明显是对准省市革委会的。
钢工总号召“拥护曾、刘、方、张,打倒薛、李、孙、姜”。而这要“拥护”、要“打倒”的都是省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这是在明目张胆地分裂省市两级新生红色权力机构。同时给社会造成一种强烈的印象:“曾、刘、方、张”是亲钢的,以此引诱新派去反对,叫你新派成为新形势下的“反军派”。
钢工总抓捕姜一,这是违纪、违法的破坏行为。在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中随意抓领导成员,首开先例,此例一开,红色政权还有宁日吗?
如此空前的致命大动作,如此高超的谋划,至今未见有关人士披露底细。按照我们造反派行为惯例,凡是重大行动一定要有“来头”和“根据”。比如1966年10月前,广大群众任凭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宰杀,无一群体反抗,“红八月”后,在毛主席写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十六条”发表、主席在北京连续接见红卫兵之后,群众组织雨后春笋般出现,奋勇揭批资反路线;毛主席、党中央支持上海“一月风暴”,武汉地区造反派掀起了向走资派夺权浪潮;陈再道依仗“二月逆流”镇压造反派,3月毛主席严批谭震林等,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武汉造反派奋起反逆流,全力揭批“武老谭”;1967年8月后钢工总组建“江城前哨”,事先得到武汉警备区认可和支持;1968年5月,新华工在黄石抓住“北决扬”头目鲁礼安后扭送警备区,是执行曾、刘首长指示,9月10日《湖北日报》奉曾、刘首长之命发专文批判鲁礼安及其《扬子江评论》;曾思玉从1968年8月开始大搞“秋后算帐”,在造反派中大抓北决扬、五一六达五年之久,未见群体反抗,直到1974年春党中央、毛主席发动“批林批孔”,我们才揭开了曾、刘在湖北把六十多万人打成五一六、北决扬的大冤案……因此,钢工总搞这样大的动作,且用心良苦,我认为不是钢工总自身所为,定有高人指点,这个高人也许是体制内的,比如我们搞“救姜一,揪刘丰,卫三红”,是在曾思玉主任明示下进行的。当然不排除体制外的可能性。
第63节 钢派抓姜一新派揪刘丰
钢工总突然发难的内情,至今无一知情人揭晓。但新派“救姜一卫三红,揪出支钢变色龙”的活动我参加了,现将始末概述如下。
从1968年4月7日到6月19日,新派头头先后开了十二次会议进行策划。4月5日,张立国对我讲:“曾司令员要我来下面了解了解情况,开个新派头头座谈会,然后向曾汇报。座谈会想在长办召开。”此事我向郭志伟主任通报并得到同意后,通知了张立国,他决定4月7日在长办召开第一次新派各主要组织负责人座谈会,由长办的彭炎生、夏其发负责通知安排。此后两个月内,从第一、二次会议决定成立“卫三红”指挥部,到最后一次会议决定撤销“卫三红”指挥部、向曾、刘承认错误,这十二次会议基本反映了武汉新派头头策划救姜一、卫三红、揪变色龙的全过程。现在根据我保存的资料(1970年9月、1973年9月在长办学习班的两次交待),将这十二次会议的要点整理出来。
新派头头1968年4—6月十二次会议记录要点
第一次
1968年4月7日,长办新大楼。
到会人:张立国、吴焱金、潘洪斌、张维荣、彭勋、龙铭鑫、郭保安、肖木生、高玉泽、谢文照、曹承义、傅廉、陈茂祥、顾建棠、严常。
张立国:我们结合到革委会后,同你们没有联系了,你们听不到省里的消息,我们也听不到你们的情况,真有点把大家忘了的样子。同志们受到钢派的压,这是他们以我为核心的继续。长航、武钢、武船、汉纸、肉联等单位的大联合、三结合被钢派破坏。钢派要吃掉我们是办不到的,我们可以同他们斗么。告诉大家,曾司令员在正副主任会上说了,揪斗姜一是反革命行为。我们各个组织都要上街刷大字报,造成声势,把姜一搞出来。
吴焱金:要同他们斗,就公开斗,不能让他们钢派到处显威风。你们都是大单位,你们有问题可以通天、找首长,可是小单位就苦了,我们要为这些小单位着想。
顾建棠:钢派最近的活动说明他们对省市革委会是不满意的,他们揪斗姜一同志就是例子。同时他们转向下面,一方面反对在厅局成立革命领导小组,要成立革委会,一方面到处挑起分裂,想把新派搞垮吃掉,想从根本上架空省市革委会。在工代会里钢派独霸,实际上工代会已成了钢工总的橡皮图章。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维护和支持省市革委会的权威。新派要听曾刘首长的话,现在我们不能同他们对着干,在省市革委会和工代会内与他们斗,因为现在是要治不要乱。
傅廉:我们同工总斗争要立足文攻,坚持武卫,加强团结,统一指挥。
彭勋:当前敌人接过“四反”的口号搞反夺权,各派都在分析、准备、观察。他们的目的要夺省革委会的权,一是把矛头指向“三红”,二是在基层一个一个把新派吃掉,三是利用派性搞反夺权,他们发的三二八声明就是信号。我们要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不要太天真了。要念念不忘一个权字,要关心一个权字,革委会、工代会都是同他们斗争的场所,斗争要得力。他们的三二八声明是以“四反”为借口,以保“三红”为幌子,采取恶人先告状、贼喊捉贼的手法,力图实现反夺权。朱鸿霞在武汉铁路局讲,武汉有王任重的四套班子,就是王任重死党、陈再道死党、工代会和新派,要同这四套班子血战到底。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拼不好,跑也不好,交通联司傅廉的办法好,“立足文攻,坚持武卫,加强团结,统一指挥”。具体地讲:狠斗一个坏人王任重,狠挖一条王任重、曾惇黑线,狠批一台《江城风暴》黑戏,狠抓一批孟夫唐、刘真、张华、李守宪、王盛荣等黑手。对姜一同志被揪斗一亊,赶快表态,揪姜一是矛头对着毛主席、党中央的,因此当前要大造声势。
曹承义:武汉警司是支钢的,“江城前哨”就有警司派的人在支持操纵。
张立国:把同志们的意见向曾司令员汇报。
第二次
1968年4月27日,湖北大学大礼堂。
到会人:张立国、吴焱金、潘洪斌、张维荣、龙铭鑫、郭保安、肖木生、高玉泽、谢文照、曹承义、傅廉、严常、彭勋。
彭勋:1.全国全省形势大好。2.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五个回合,在这第五个回合中要立新功。3.当前斗争形势的特点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披着革命的外衣,打着造反的旗号,插进黑手,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从当前全国看主要是右的危险,有一股右倾翻案妖风,我们和钢派的斗争是国共两党的斗争。我们同他们的斗争要准备走四川的道路,但武汉起决定作用的是军队,警备区是支钢的,刘丰也是支钢。3月24日北京揪出了“杨余傅”,他们是假支左真保右,我们武汉也有这样的人,七二〇前支保,后摇身一变成了支左反陈英雄,连升三级,现在又变成支钢压新,他是一条变色尨。4.目前军区内排挤军内造反派和真正的支左解放军,蓝裤子掌实权。5.军队有18人上书中央揭批杨余傅。6.新派要统一组织起来,要成立一个指挥机构。
顾建棠:要紧跟毛主席部署,要狠抓阶级斗争,要后发制人。近来形势是比较紧的,钢派拼命搞我们,最近还搞到我们长办联司头上来了,4月6日肉联工总的人到长办来打伤我们四人,打了我们还向我们送抗议书,周围枪声不断,弄得人心不安。在省革委会常委扩大会上,朱鸿霞、胡厚民背后支持钢工总的人冲击会场,还把黄石的一位副主任张开厂打成重伤。他们就是要搞独霸湖北,就是要搞垮省市革委会,我们要同他们斗争,就是要保卫省市革委会,这是当前的大方向,这是不能含含糊糊的。如果他们把省市革委会搞垮了,我们就要完蛋,他们能把好日子给我们过吗?不过我也有点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敢于明目张胆地搞,根本不把省市革委会和解放军放在眼里?他们在武汉干了那么多坏事,警司为什么不敢公开处理他们?我看警司是支钢的。但是,我不同意彭勋说的武汉发展要走四川道路的分析,估计得太严重了,因为武汉已经有了省市革委会,这是有区别的。他们想搞垮省市革委会,我们要保卫省市革委会,但我们不搞武斗,我们搞文的。我同意吴焱金意见,可以搞个统一的指挥机构。
最后决定成立新派的指挥机构,指定彭勋、傅廉、曹承义、严常等负责提出方案。后来把这个机构定名为“卫三红”指挥部。
(会后,28日,我和严常一起向郭主任汇报,郭主任同意召开三级革委会负责人会议,由严常传达彭勋讲话,由此长办开始了“揪变色龙”的活动。)
第三次
1968年4月30日,华中工学院教学大楼。
到会人:吴焱金、曹承义、彭勋、傅廉、顾建棠、郭保安、龙铭鑫、高玉泽、谢文照、肖木生、陈茂祥、彭勋。
彭勋:我们武汉的变色龙不是一般的变色龙,他能升天入海,腾云驾雾,呼风唤雨,发起威来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他是余立金一条线的人,穿蓝裤的。陈再道镇压造反派时,他是得力打手,七二〇后一下变成了反陈支左的英雄,连升三级,由一个军区空司的副司令员,一跃成了大军区政委,现在又是省革委会的二把手。他是盘踞在红色政权中的变色龙。所以说我们要卫三红,必须揪出这条变色龙;揪出变色龙,正是为了卫三红。
接着彭勋提出了成立“卫三红”指挥部的组织方案以及口号,“卫三红”指挥部的领导小组由张立国、吴焱金、龙铭鑫、高玉泽、曹承义、潘洪斌、陈茂祥、顾建棠、傅廉等组成,张立国为组长,吴焱金、顾建棠为副组长,彭勋、严常任参谋组正副组长,参谋组下设《卫三红》编辑部、动态组、专县联络组、文卫组。(后来没组建)。
第四次
1968年5月3日,长办长江工程大学。
到会人:张立国、吴焱金、曹承义、彭勋、傅廉、顾建棠、田学群、龙铭鑫、高玉泽、谢文照、肖木生、郭保安、陈茂祥、严常。
原计划请新派所有组织和倾向新派的组织的负责人参加,由彭勋作“卫三红”、“揪变色龙”的报告,当天发生钢工总武装攻打新中原事件,会议的内容也变成声讨工总。
彭勋:攻打新中原是武汉变色龙向江城造反派开刀,要向中央发特急电报,新派要发联合声明,其中要提“揪变色龙”。
顾建棠:由新中原写一封给钢工总广大战斗队员的公开信,要钢新团结,造反派不打造反派,号召他们不要上坏人的当。同时在大门设个广播,向江城人民说明五三事件真相。
张立国、潘洪斌和我又在长办电话室给警司联络组和军区三办 打电话,要求制止武装围攻新中原,后警司派军队前去制止。
第五次
1968年5月4日,华中工学院教学大楼。
到会人:张立国、郭保安、王富山、肖木生、龙铭鑫、高玉泽、陈茂祥、傅廉、田学群、潘洪斌、谢文照、严常、顾建棠、彭勋、曹承义。
顾建棠传达曾思玉主任5月3日晚在省革委会常委紧急会上的讲话:“攻打中原机械厂是极为错误的。毛主席、党中央希望你们钢新团结,你们为什么还要打派仗?谁在指挥谁要负责,武汉警司要认真调查,报省革委会。”
曹承义提出上京向中央控告,郭保安认为不妥,作罢。
彭勋讲了变色龙就是刘丰的根据。他说:武汉警司是支钢的,它后面是刘丰。他列举了刘丰七二〇前后的种种表现,大家都同意彭勋的分析。“卫三红、揪变色龙”的行动由此展开。
第六次
1968年5月7日,长办科学院会议室。
到会人:张立国、吴焱金、曹承义、彭勋、傅廉、顾建棠、田学群、龙铭鑫、高玉泽、肖木生、郭保安、严常、陈茂祥。
这次会议大谈刘丰这条变色龙的种种表现,特别谈刘丰与余立金的关系。我说:“刘丰在余立金揪出来以前,总是得意洋洋。杨余傅事件后,刘丰态度明显不如以前,往日曾讲话后总要补充,现在很少讲话。”
会上决定:以后只称“以曾司令员为首的武汉军区”,不称“曾刘首长”。
第七次
1968年5月19日,长办科学院材料室。
到会人:张立国、吴焱金、龙铭鑫、高玉泽、彭勋、曹承义、傅廉、田学群、顾建棠、严常、陈文汉、郑兆鳌、曹承义。
会议讨论揪变色龙行动的口号。曹承义提出:“炮轰警备区,拥护解放军,揪出复色龙,誓死卫三红。”大家不同意。我提了一个“横扫小爬虫,揪出变色龙,粉碎翻案风,誓死卫三红”,也未取得一致。最后决定把口号初稿拿到各单位征求意见后再定。
第八次
1968年6月4日,长办红楼二楼会议室。
到会人:吴焱金、龙铭鑫、高玉泽、陈茂祥、曹承义、傅廉、顾建棠、严常、彭祖龙、吴焱金、彭勋。
会议本是批评彭祖龙不该占领景明大楼,可是会上经彭勋七讲八讲,变成了为彭祖龙的铁军捐钱捐粮。我们长办联司的群众捐了300元钱和500斤粮票。
第九次
1968年6月7日,长办新大楼五楼。
到会人:张立国、吴焱金、龙铭鑫、彭勋、陈茂祥、曹承义、傅廉、田学群、顾建棠、严常、王志良、郑军、彭勋。
会议讨论由彭勋提出的上京汇报的十条提纲,决定由彭勋、严常组织人员进行编写。
第十次
1968年6月12日,长办红楼二楼会议室
到会人:彭勋、吴焱金、曹承义、傅廉、顾建棠、严常、郑兆鳌。
空字006部队(雷达兵学校)有几个人来找彭勋,他们与彭勋谈七二〇前后余立金与刘丰交往的情况,我因有亊没有听到具体内容。
第十一次
1968年6月16日,长办科学院水工室
到会人:张立国、吴焱金、曹承义、彭勋、傅廉、顾建棠、田学群、龙铭鑫、高玉泽、谢文照、肖木生、郭保安、王富山、陈茂祥、严常、郑兆鳌、王志良、张维荣。
张维荣刚从北京回来,传达聂元梓的讲话:“新派不能反军队。全国凡是搞军队的,都垮了台。新派对形势估计错误,帮了倒忙。”
会上一致同意停止“卫三红、揪变色龙”的活动。
第十二次
1968年6月19日,长办总工程师室。
到会人:彭勋、吴焱金、曹承义、傅廉、顾建棠、田学群、龙铭鑫、高玉泽、谢文照、肖木生、郭保安、王富山、陈茂祥、严常、郑兆鳌、王志良、郑军。
会上决定撤销卫三红指挥部。
张立国:我们都要向曾、刘承认错误,由于对形势估计错误,帮了倒忙。
钢派“拥护曾刘方张,打倒薛李孙姜”的主张,加深了新派“军队支钢”的感觉;而曾思玉要张立国下来了解情况并传达“揪斗姜一是反革命行为”,被新派视为曾思玉是压钢支新,这样新派就全力拥曾反刘揪变色龙。这到底是我们的错觉,还是人家设局请君入瓮?现在就我看来,是当年我们错误地判断了形势。几十年过去,回顾当年钢新两派因派性而窝里斗,真是害人害己,教训惨痛。
第64节 造反派知错即改金不换
无论钢派抓姜一,还是新派“揪变色龙”,其第一位的原因是曾思玉主任在省革委会中搞“双独”,其次是钢新两派主要头面人物派性作怪,第三是走资派有机可乘。尽管新派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动的角色,但用钢派抓姜一、新派揪刘丰的举动来反对“双独”,是极为错误的,因为其客观效果,是在拆省委会的台,不是卫“三红”而是反“三红”,不论你的主观意图如何。幸好张维荣从北京回来传达了聂元梓的讲话,使新派认识到对形势估计错误,帮了倒忙,一致同意停止“卫三红、揪变色龙”的行动,并向曾思玉主任和刘丰副主任承认错误,作了检讨,全力配合曾、刘展开各项工作。
当时一米七轧机、第二汽车制造厂、“三三〇”葛洲坝水利枢纽、武钢四号高炉、五七油田、东亚最大的湖北化纤厂等一批大型项目在鄂落户。曾思玉带着我等参加一米七轧机、四号高炉奠基和开工仪式。张体学和我代表省革委会慰问二汽建厂团。我经办了兴建“三三〇”工程的第一份请示报告。我和省革委会常委、办事组副组长丁力到汉口火车站接待并安排中纺部政治部主任齐绛军带领的湖北化纤厂建设先遣队。这批大型和特大型项目,对湖北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巨大的效益。
1968年夏天长江发大水,堤坝多处出险,当时曾思玉是长江中下游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指挥长,我是副指挥长,杨道远、张立国等也参与了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工作,曾经和曾思玉、张体学一起乘直升机查看灾情。6月中旬,曾思玉命我从陆路赶往荆沙地区摸清溃口和淹没情况。我在沙市以下一个最大的溃口处实勘,其溃口跨度约一百多米,水流很急。要搞到溃口的流速、流量等水文数据,还要搞清溃口堤内淹没情况,为堵口和赈灾提供依据,就必须驾船经溃决口入淹没区。先调长航沙市港的一条拖头来试,在溃口外驶过又回来,驾船的大副直摇头:“不行,不行,根本不行。”又请海军来试,只见快艇两次驶近溃口外沿又折回江心。我急忙找到长办沙市水文总站革委会副主任、船舶队大副龚诚富师傅商量,请他来试。他想了一阵说:“我们的水文船比不上长航的,更比不上海军的。(我插话:先前我就考虑到这一点。)但我是个党员,又是个造反派,我愿一试。凭我的胆量、经验和技术,虽然不一定能保证成功,但不会出大问题。不过你老顾不能上船,说实话,实在太危险了。”我坚持要上:“龚师傅,我一定要上。上了船一切听你的,只有和你并肩战斗心里才踏实。”
下午一点多钟,龚师傅驾船驶向溃口外沿,走了两个来回,在江中徐徐调过船头,船尾对准溃口中央,慢慢倒行,就是船尾当船头,但开的是前进车,越靠近溃口,水的流速越快,船的前进马力也越大,就这样驶经溃口,进入淹没区,离溃口将近一公里后,船调头恢复正常行驶。闯进溃口那一瞬间,真是惊心动魄。事后我问龚师傅:“你这是一手什么绝招?”他笑着说:“胆要大,心要细,关键在于船头对浪尖,掌握住船,似进非进,保持与流速略低的水平,使船缓慢后退,平稳进入,窍门就在这里。”
1968年国庆节,龚师傅荣获全省抗洪抢险劳动模范的称号。
1968年8月初,由省革委会常委、办事组副组长丁力,生产指挥组副组长、军代表黄××和我组成慰问团,到湖南慰问灾区人民并无偿送上湖南急需的土豆和绿豆等秋季作物种子;应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华国锋的请求,长办革委会帮助修复了拓溪水电站。湖南省革委会主任龙书金热情接见了我们,要我们转告曾思玉主任,对湖北伸出援助之手深表谢意。
尽管我们主动改正了抓姜揪刘的错误,作出了检讨,又以有成效的实际行动作了回答,可曾主任没有丝毫反思自己的严重缺失,相反对我们更加恨得咬牙切齿,从1968年8月底派遣工军宣队开始,到1973年底,一直把我们当敌人往死里整。省革命委员会成了真正的“秋后算帐”、向文革反攻的“曾家店”、“军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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