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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顾建堂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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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 顾建堂著(1)

学习《生逢其时》一书的几点体会
                                        林伯野
老战友恽仁祥同志推荐给我一位优秀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顾建棠所著的好书——《生逢其时》。我读了两遍,受益甚多,简述如下。
这本书写到的时间,是从1931年作者诞生,到此书定稿的2013年。这82年又可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是作者的少年时期。他是个逃荒者的后代,出生于贫困之家。从7岁到14岁,生活在日寇占领下,更加忍饥受寒。他当过学徒工,挨过资本家的打骂,苦难深重。
其次是他的青年时期,从15岁到35岁。日本投降后不久,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解放了他的家乡。他生活在新的天地里,翻了身,学文化,成了积极分子,当了国家干部,入了党。他春风得意,展翅飞翔。
再次是他的壮年时期,35岁到45岁,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走资派篡党夺权。他投身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屡建奇功;虽多次遭走资派打压,甚至被打折肱骨和两根肋骨,终因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支持,化险为夷,成为湖北省革委会常委,钱正英亲自提名他担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最后一个时期是从1976年反革命政变到现在,从45岁到82岁,也可以说是老年时期。这一时期他被走资派打击迫害,落井下石,坐牢,刑释后被长期监控,生活艰难,但又奋发图强,搞创造发明,取得惊人成绩(如提炼出甲壳素、研制出人造皮肤等)。从顾老这传奇般的经历里,我体会到以下四点:
第一、从书中所揭发的党内走资派人数之多、品质之坏(阴险恶毒,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卑鄙无耻),来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其必要性。(以下所引用的资料凡引自此书的不注出处。)
从文革开始到1976年后的“揭批查”,在湖北主政的不是同一个人,先后有五个班子,但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无一不是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文化大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搞打、砸、抢、抄、抓、杀、关等,支一派,压一派,对造反派搞“一捅(把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当马蜂窝来捅),二清(把造反派当五一六、林彪死党来清理,后来又当作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来清理),三滚蛋(对参加三结合的造反派名曰下放培养,实则流放荒山僻野)”,特别是在毛主席逝世后,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有恃无恐,掀起了白色恐怖的恶浪,刮起了疯狂倒算的飓风,他们大声叫喊,对文革造反派“决不能有丝毫的心慈手软,决不能留下隐患”,“对这些造反派,必须除恶务尽,在地球上消灭”,“要他们断子绝孙”,“造反派就是闹事派,要把这些闹事派斩草除根”。
他们是怎样镇压造反派的呢?书中写道:
陈丕显上任后,在全省刮起了“揭批查”的狂风暴雨。当年担任全省“两清”领导小组组长的武汉军区副政委、省委书记张玉华,出任全省“揭批查”专案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他接手后,全数恢复1973年11月明撤暗留的各级两清专案组,名称由“两清”换成“揭批查”,把成千上万的造反派关进“五不准”学习班或单独隔离,罪名由“北决扬”、“五一六”换成“四人帮帮派体系”。关押最长的达十三年,最短的三年;被关押者年龄最高的七十多岁,最小只有十二岁(长办张贤良的大儿子)。审查中任意挂牌游斗,拳脚相加,疯狂逼供,致使被审查者有的含恨自杀,有的毒打致残,有的逼迫致疯,比如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吴焱金,被逼跳楼,腰椎断裂,大小便失禁,瘫痪难起,正在住院治疗,被警察戴上手铐押解入狱,残忍至极。
张玉华曾在湖北文革“两清”中一手将六十多万造反派打成“五一六”,在“揭批查”中,还是这位武汉军区副政委、重回省委任书记的张玉华,翻手又把这批假“五一六”、假“北决扬”打成“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代理人、追随者、阴谋分子、黑手、骨干、爪牙和“三种人”,并予以逮捕坐牢、判刑(最高20年、最低4年)、劳教、三开(开除党籍、公职、团籍)、留党察看、留厂察看、降级、降职、撤职、免职等各种处罚,制造了又一起群体大冤案。湖北造反派被栽赃为参加“五一六”阴谋集团、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双料反革命,两者相加,蒙冤受害者起码有120多万人次(一个蒙冤的造反派至少被两次打成反革命)。
所以,人民大众要想不受走资派迫害,就必须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来捍卫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
第二、从文化大革命十年不断粉碎走资派的多次干扰破坏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中,来体会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和正确,体会周总理紧跟毛主席,具体落实毛主席各项指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
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粉碎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在思想上大搞斗私批修,提高了群众觉悟;在经济上促进了生产,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7%;在科技和国防方面研制了两弹一星;在外交方面,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从四十多个增加到一百二十多个;社会风气良好,大公无私,先人后己,黄、赌、毒、娼、盗几乎绝迹。这些成绩的取得,都和毛主席、周总理的卓越领导分不开。书中记有许多事例,读者可以从中体会,这会使我们更加热爱毛主席和周总理。
第三、从人民群众在文革风浪中自己教育自己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来看文化大革命的艰巨性。人民群众绝大多数是好的,但群众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先进、中间和落后的区别。即使是先进的,如本书作者,他不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头两个月,也保过走资派林一山么?那些被走资派蒙蔽、欺骗、煽动和利用的“百万雄师”不是也有好几十万人么?那些具体动手搞打砸抢抄抓杀的,难道都是走资派本人么?决不是,他们大多是觉悟不高的人民群众。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提高他们,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书中有大量事例说明了这个道理,希望读者自己去琢磨。
第四、从顾建棠同志在不同路线下的两种命运,来看路线斗争的曲折性、复杂性和重要性。
这本书用许多真实、生动的事例,说明在许多地区和单位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走资派的反动路线,即使是毛主席在世时,也是有时这个占上风,有时那个占上风的,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曲折复杂多变的。不过毛泽东在世时,结果总能化险为夷,拨乱反正,使造反派得到胜利。但是当华国锋阴谋发动武装政变以后,修正主义路线就几十年来一直占统治地位,人民群众就沦为弱势群体,又过着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生活了。所以,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教导,坚决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而斗争。
历时十年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堪与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媲美的伟大历史创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演练。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都是抹不掉、绕不开和否定不了的。走资派作出一万个“决议”,也否定不了它。面对几十年来当权派污蔑文革所造成的恶果,人民群众要想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有多种办法:一个是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用毛泽东主义武装自己;再就是认真了解当年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历史。为达此目的,文革亲历者的回忆录会很有幇助。所以,我认为顾建棠同志此书,很值得向大家推荐。
                              2013.11.3

(林伯野,1925年生。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南京军事学院哲学教员、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
                                  读《生逢其时》有感
                                          杨道远
老顾同志的大作《生逢其时》,在大家的企盼中,终于问世了。这部大作以真实的经历,大量的史料,为真实的文革史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资料。
我同顾建棠同志是老战友,对“长办”的文革好像也很了解,可是读了《生逢其时》后,才觉得自己对长办文革太不了解了。长办文革虽与全市文革有密切的联系,但它有自身的特殊性,从《生逢其时》我们可以看到,长办文革波澜起伏,惊心动魄,是在武汉的各大单位无一能比的,它有独立的、完整的全过程。顾建棠的《生逢其时》为人们全面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老顾当保皇派的经历很重要,能夠很实际地挖掘保皇派的真实心理。随着运动的发展,老顾造反了,更为特別的是,在长办,当初的保皇派和以后的造反派都是顾建棠带的头,这样的情况在湖北、在武汉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老顾不是看到别人造反才起来造反的,老顾完全是基于对中央文件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认识的提高,自觉地带头起来造反的,老顾是自觉的革命造反派。因为是自己经过思想斗争,经过学习,从实际和理论两个方面充分认识到应该造反,必须造反,所以他成为了一个坚强的造反派!有人攻击造反派是“奉旨造反”,看看老顾文化大革命的经历,这种攻击是多么卑鄙。老顾这样一个刚解放就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由于与反文革派势不两立,得罪了走资派,因此在历次反复中,都被整得死去活來,末了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判刑坐牢。《生逢其时》很值得大家细细品味。
《生逢其时》中,将不同时期的当权派——文革反对派,对造反派的打压整治一一列出,这对研究武汉文革史是很有帮助的。
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后文革”时期,在为遭文革反对派残酷迫害的受苦受难的兄弟们讨公道的斗争中,老顾既是领军人物,又是冲锋在前的战士!由于老顾和其他同志不懈的斗争,才为所谓的“两案”人员争来了生活费。这生活费来之不易啊!几十次的上访,几百封诉求信,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多坚強的毅力!这是斗争,不是乞求,这是文化大革命斗争的继续,表明我们同走资派间的问题还沒完。他们要我们死,“我不死,我要活”!这是生死存亡的斗争。在这里我对在这场斗争中不懈努力的同志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回顾文化大革命,我认为造反派内部的分裂是造反派的悲哀。究其分裂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我认为根本问题还在于造反派本身的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说到底,就是有私心,没有真正树立起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世界观,争名争利争地位,缺乏全局观念,甚至把局部利益放在全局利益之上,“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我们是先为本派打算。在两派争执中,只看到对方的不是,看不到本派的错误和不足,至今在涉及两派问题的看法上仍然表露得很明显。毛主席说: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别人的缺点让别人自己说。我们就是没有听进去,不大度,缺少理解和包容。最近,我又看了《将相和》,蔺相如对廉颇的忍让精神,真是值得学习的,我们的胸怀不及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开明士大夫!说来真让人脸红。围绕“一·二六”夺权造成分裂,就是上述错误思想的大表露。分裂只对走资派有利,利于他们支一派压一派,拉一派打一派,1967年春天的局势就是这样形成的,结果两派都吃了大亏。若没有中央的大动作,武汉造反派(钢、新两派)都将被彻底“踏平”!
《生逢其时》中说:“1968年4月6日张立国在长办说:曾司令员要我来下面了解了解情况,开个新派头头座谈会,然后向曾汇报。4月7日张立国在新派头头会上说:告诉大家,曾司令在省革委会正副主任会上说了,‘揪斗姜一是反革命行为’。第一次新派头头会上张立国最后表态:‘把同志们的意见向曾司令员汇报’。”如果张立国不是假传圣旨,确实是曾思玉要他召开新派头头会议,组织队伍……这就说明钢新打派仗,曾思玉是最大的黑手。他们制造分裂,分而治之,利于他们对付、控制造反派。众所周知,钢工总的“江城前哨”就是受军区操控的。钢新两派都以为有军区撑腰,打得不可开交,哪知道都上了别人的圈套,跳进了别人设下的陷阱。
老顾是我们头头中派性最少的,我们在一起工作总是配合得很好,从未互存戒心。我写上边这段话,是真心检讨自己,我认为由于造反派上述错误思想,导致武汉多次大好形势遭破坏,大好机会被错过。“七二〇”后形势一边倒,我们沒有抓住这个机会,没有紧跟中央,没有搞大批判,没有搞大联合,而是拉山头、扩队伍,对站错队的群众不谅解,不能包容,两派之间你争我斗,都想以我为核心,迟迟不能实现革命大联合,推迟了省、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在湖北、武汉,省、市革委会的组成人员中,造反派占绝对优势,但是造反派不能夠团结一致,在革委会里显不出造反派的集体力量,相反继续争斗,给反文革派充分的机会,让人家拉拢、腐蚀,分化瓦解,造反派在革委会里的强势很快就不存在了。回忆这段历史,感到自己是负有责任的。要做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不那么容易的。
现在人们都在研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们在问:为什么会发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找了很多理由和根据,但很少有人讲到根本。我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所要求的,她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不完成这个阶段的革命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进行到底,实现共产主义就没有希望。所以我说:要进行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就必须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后,还必须要继续革命,因此,我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然发生,必定发生,必须发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但在中国发生,世界一切要搞共产主义的国家都会发生,都必须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如此,就进不了共产主义。为什么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说得那么重要呢?我们来看看马克思是怎么说的。马克思说: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要同旧的习惯势力、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彻底决裂。怎么实现两个决裂?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点毛主席心里非常明白,所以,他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建立,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任务更艰巨……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主席认为这样的革命要进行很多次,所以,毛主席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次大演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实现两个决裂,对于这样复杂、繁重的任务,不可能一次完成。每次运动只能解决若干问题,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所有问题。每次运动发生的动因和时机各不相同,每次运动解决问题的重点各不相同,所以,每次运动的斗争形式,必然不同。所以,我们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总的来说就是文化革命,但每次运动的形式决不可能是前次运动的简单重复,都是由变化了的形势、斗争态势决定的。那种一说文化革命就搬出一种固定形式来,是纯粹的形而上学。当然,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宝贵经验是一定要传承下去的。那种害怕再发生文化革命的人,就是抛弃无产阶级革命,不要共产主义。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是一定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那些害怕的人,想躲是躲不过的。从国内外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苏联和东欧所发生的变化,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以后,放弃了阶级斗争,没有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资产阶级思潮泛滥,修正主义上台,导致社会主义解体,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因为进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经过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修正主义虽然篡夺了领导权,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路子就不如苏修那么好走,他们处处遇到抵制。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又说明,恰恰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搞彻底,无产阶级革命派更要举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旗,把这场复辟反复辟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第一重要的就是无产者要团結起来,要造反,要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政权。但仅仅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距共产主义还很远,很远,要走完这段路程,就要继续革命。武装夺取政权以后,才能进行下一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说“武化革命”完成后,剩下的革命任务要靠“文化革命”来解决。文化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这个革命一直要革到共产主义实现才完全结束。
文化革命为什么历时那么久?因为文化革命的问题太多,太复杂,太艰巨。武化革命,夺取政权,是比较单纯的,就是推翻统治、压迫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动政权,打倒剝削阶级。文化革命不仅要对付剝削阶级,改造剝削阶级,还要解决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改造问题,就是思想改造、觉悟提高、树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问题,还要培养对新社会、新模式的适应能力,养成自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习惯。这需要不断的、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过程。这个过程是艰难的、痛苦的,君不见,有些人一听到“改造”就跳脚,就骂娘,就痛哭流涕,就叫喊“受迫害”。事实上“改造”有那么可怕吗?我们知道无产阶级对于自己的敌人的所谓改造,就是强迫他们劳动,不准他们压迫、剥削别人,要他们从剝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都知道,土地改革时地主分子同样分给和别人一样数量的土地,和贫下中农一样,自种自食。再看看国民党战犯,判了刑,对他们实行劳动改造,就是强迫他们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工人、农民都是劳动者,世世代代参加劳动,并不是要把被改造者变成低人一等的奴隶!可是,他们总想高人一等,他们更是因为害怕劳动,厌恶劳动,死也不愿意同工人、农民,同劳动人民平起平坐。现在还有人为被改造者鸣不平。请看看,剝削阶级的意识是多么难得改变!文化大革命中对一些人实行过某些改造措施,大多是下“五七”干校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受审查人员在本单位参加点劳动……文化革命翻案后,哭天抹泪,控诉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尤其做了清洁工作的,更是叫得厉害,哭着喊着说把他弄去扫厕所!看看他们脑子里的等级观念,扫厕所就是最不体面的工作,清洁工是卑贱的下等人!让他们去与清洁工为伍,他们认为是受了极大的凌辱。什么受迫害?!要你与工农相结合就是受迫害?你就想离工农远远的,压迫、剝削工人农民。我们劳动人民天天都在辛勤劳动,他们是不是在受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人的迫害!这帮“精英”总想把工农和一切劳动人民踩在脚下,他们是社会蛀虫,继续革命要把他们改造成劳动者,你看有多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任何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革命一样,总是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人反对呢?文革反对者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路线的制定者和追随者。文化大革命批了他们的反动路线,撤了他们的职,罢了他们的官,他们从骨子里痛恨文化大革命;然而,工人、农民、广大的革命群众,无不说文化大革命好,无不怀念那热火朝天的时代。改开三十多年的历史证明,走资派还在走,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比正确。不管反文革派怎么反对,新的“文革”迟早总会发生,这是任何反革命势力都阻挡不了的。让我们为这一天的早日到来欢呼吧!
                              2013.10.26

[杨道远,1941年生。1961年考入武汉测绘学院(现与武汉大学合并)。文革中任武汉学生造反组织钢二司司令。1983年1月因所谓“抢夺枪支弹药罪”、“抢夺公文罪”被判刑13年,同年2月刑满释放。1985年9月以所谓“贪污罪”被判刑15年。]

                                   读《生逢其时》书稿有感
                                         恽仁祥
我有幸拜读了顾建棠同志著《生逢其时》书稿,用四天时间读完。而后和一些老同志聚会时,我感慨地说:这是一本真实介绍文革的杰作,史料丰富,叙述清晰,生动地介绍了武汉文革的全过程,也可以说全国的文革都是这样可歌可泣地过来的。为文革作出牺牲最大的是毛主席及其一家,毛主席一家在战争年代牺牲了六位亲人;而文革后,邓小平、叶剑英反党叛徒集团不仅把毛主席的夫人、战友江青同志迫害至死,其子女亲属都遭诬陷和迫害,不是坐牢就挨批斗;而毛主席本人也被走资派诬陷得“粉身碎骨”。紧跟毛主席的人,包括积极投入文革的造反派,被走资派残酷屠杀和迫害的竟达数千万之众,这本书反映的武汉的那一段历史仅是其中一例,但从《生逢其时》介绍的湖北文革“两清一批”时期造反派遭走资派屠杀、迫害共六十多万人的大惨案,就可以想见全国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造反派被迫害的情况。
尤其是发生在1967年的武汉“七二〇事件”,是一起轰动国内外的由军内外走资派勾结、精心策划的反文革政变,矛头直指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明察秋毫的毛主席致信江青同志:“百分之七十五的军区和驻军支持右派,文革运动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专政’。”(参见司马清扬等著《新发现的周恩来》第261页)同时,毛主席和周总理研究,决定“文攻武卫”,调野战部队支左,平息了军内外走资派勾结、血腥镇压造反派而破坏文革的阴谋,促成了群众组织大联合,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迎来了全国山河一片红,保证了九大胜利召开,出现了工农业等各条战线新的大跃进。
至1976年毛主席去世,中华民族第一次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建成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人家有的我们能造,人家沒有的我们也能造,两弹一星等尖端科技名列世界第三,彻底摆脱了旧社会连火柴都不能造的“一穷二白”,遭世人诬蔑的“东亚病夫”一跃成了东方巨人。周总理在1975年初全国第四届人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一不欠外债,二不欠内债,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社会安定……。这充分显示了由文革激发出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财富。如果毛主席的寿命能延长10年,当今中国将何等国富民强。
史实无可辩驳地证明:文革取得的每一点成果都来之不易,都是同走资派的破坏苦斗取得的。毛主席说:对文革反对的人多。是指中央高层走资派多,近三十年的事实证明,毛主席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我们包括顾建棠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在文革时期的斗争策略上有许多值得总结的教训。
直到毛主席去世,并沒有彻底揭开文革期间为什么会出现像武汉“七二〇事件”这类乱局,发展到走资派武装政变。这就留下了混在革命队伍中的走资派,如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他们披着“老革命”的画皮,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叛徒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仅編造了江青“反毛主席”、“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几句谣言,就轻松地篡党夺权武装政变成功。更可悲的是,竟能欺骗上千万共产党员向华国锋、叶剑英叛徒集团表“忠心”,北京市就有百多万人敲锣打鼓,放着鞭炮,喊着“英明领袖华主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反动口号上街游行,庆祝华、叶篡党夺权“胜利”。统观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沒有一个国家复辟资本主义闹出中国这样的笑话。这个大笑话,给造反派带来了灭顶之灾。叶剑英说:对这些造反派,必须除恶务尽,在地球上消灭。一个个走资派都在屠杀迫害造反派上大显身手。在人口较少的云南省,“揭批查运动”中被判刑的造反派达5万多人(包括死刑),受党纪、政纪、开除公职处分的15万人。据云南上报材料揭露:云南省“揭批查”共审查、迫害达150多万人。不少同志己含冤去世,但至今仍有20多万人生活无着落。然而,这伙走资派动不动就控诉文革“迫害”了他们,把文革丑化为“十恶不赦”,咒骂毛主席犯有“文革罪”。但文革的真相是什么呢?即便忽略毛主席文革期间不准报纸点名批判太多、批判走资派时搞武斗要追究责任、对中南海批刘少奇进行了批评……,而所有被批判的走资派除了刘邓,沒有一个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更没有一个被审判或判刑,绝大多数都在医院等地养着,保护了起来,大街上被贴了大字报的花花元帅照居高位……。他们薪金沒少拿一分钱,服务员照样为他们服务,仍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自称为“住牛棚”的生活。实际上他们所受的最大“迫害”就是少当了几天官,不能横行霸道,一举一动要看群众的脸色。我不知道“小康”以后,老百姓是否都能过上走资派控诉了三十多年的“住牛棚”的生活?文革期间中央点名批判的走资派不超过二百多人。这就是被走资派控诉的“十恶不赦”的文革的真实情况。然而,再看看这二百多走资派篡党夺权以后,在“拨乱反正”、“尊重知识分子”、“法治”等口号下攻击毛主席“独裁”的同时,屠杀、迫害了多少造反派、各级革命干部和工农兵群众及革命知识分子?清查“三种人”约迫害了4000多万人,三次严打屠杀了或重判500多万人。邓小平下令秘密处决知道他们策划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动乱底细的24名北京处以上公安干部,向中央写信反映邓小平问题的300多干部被逮捕,其中60多人自杀(参见杨尚昆日记)。请问:这是二百多走资派的几倍?是百倍、千倍、还是万倍……?《生逢其时》的作者顾建棠同志就是深受走资派残酷迫害的一个。所以,《生逢其时》一书,有显明的阶级立场,把走资派迫害革命干部和工农兵的事例,一件件、一桩桩抖落岀来,是对走资派的血泪控诉。一些文痞追随走资派,为走资派少当了几天官、少发了几天淫威而鸣不平,不惜采取造谣诬陷等卑鄙下流手段,利用走资派操纵的所有宣传媒体,大肆抹黑文革、妖魔化文革,结果,只能是蚍蜉撼树,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篡改不了的,靠造谣、嫁祸栽赃只能一时有效,是维持不了的。历史无情地揭露了诬蔑文革的叛徒叶剑英,他才是文革期间挑动武斗的杀人元凶。
程万里编著、2012年12月时代出版社出版的《赣江苍茫》一书,揭示叶剑英于1967年2月参与大闹怀仁堂的同时,利用中央军委秘书长职务之便,伪造“毛主席最新指示”,以传达中央文件为名,于2月10日在京西宾馆召集各大军区有关领导,在派人监视下让他们看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只准看,不准记录),欺骗一些“三支两军”的指战员屠杀造反派。正如书中所说:“军队介入,不仅没有能够迅速稳定局面,反而使武斗由棍棒升级为枪炮,愈演愈烈。”(《赣江苍茫》第2至3页)。叶这次本应是传达《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称“文稿”)第十二册第221至223页,查到了经毛主席三次修改的《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文件(草案),毛主席批示让周总理组织党政军会议审核后向下传达。查《周恩来年谱》及有关支左文件,基本可以肯定该文件被叶剑英扣押了,沒有问世。叶剑英就如此狗胆包天,把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爭的文件,变成了他一手伪造的镇压造反派的“毛主席最新指示”,造成了大范围支左部队动用枪炮镇压造反派的惨剧。叶剑英还亲自指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拥有十五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众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劳动的四千二百七十九人”。(参见“青海省军管会平反组”的材料,1967年7月15日)叶剑英还让赵永夫到军以上干部会上介绍镇压造反派的“经验”。直闹到发生武汉“七二〇事件”,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果断采取了武装造反派的“文攻武卫”措施,派野战军支左,才平息了叛徒叶剑英挑起的内乱。近三十多年,走资派就是如此丧心病狂地掩盖他们制造武斗的罪恶,而栽赃给毛主席、文革和造反派。叶剑英篡权后,还强行给赵永夫平了反。
《生逢其时》还详细介绍了作者顾建棠同志被走资派陷害判刑、坐牢出狱后,不给出路,剥夺了生存权利,被逼得寻求各种谋生之路,最终研制成功甲壳素和人造皮肤,受到了有关部门和钱正英部长的奖励和赞扬。沒进过大学门的顾建棠同志,搞出这两项成果,难度可想而知。顾建棠同志在旧社会受苦受难,解放后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被培养成党的干部,文革中由保守到造走资派的反,受到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支持,并结合为省革委会常委,为武汉文革作出了贡献。毛主席去世后,却遭到了走资派的残酷迫害。顾建棠同志文革的经历,同全国千百万造反派一样,表现了对毛主席、对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赤胆忠心,矢志不移地以“五不怕”精神同走资派坚持斗争至今。这本书还证明大多造反派都是各条战线的骨干,文革中在走资派丧心病狂的捣乱破坏下,各方面能取得惊人的成就,主要靠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同时和各条战线的造反派积极投入文革、捍卫文革,抓革命、促生产是分不开的。走资派叛徒集团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三十多年来,人民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人民币大幅贬值,物价飞涨;社会混乱,折腾到了天怒人怨……充分证明了走资派、叛徒卖国集团的无知、无耻和反动,是一伙货真价实的只会搞阴谋、破坏捣乱、卖国的不学无术之徒。
我也同顾建棠同志一样,在文革被走资派、叛徒集团破坏得十分复杂的情况下,闹过一些资产阶级派性,伤了一些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的感情,让走资派坐山观虎斗。这类教训,值得记取。
                           2013.11.6

(恽仁祥,1932年生,文革前为国防科委情报资料研究所干部,文革中为造反派。)

                            生逢文革,此生大幸
                                   曹承义
顾建棠先生已近八十三高龄,几十年来备受走资派迫害,老来生活困苦,但他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初衷从未改变,也从未停止与走资派斗争。无论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是和受苦受难的兄弟们一起争取基本权利,事事走在前面,赢得大家的尊重。他经多年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写成这本长篇回忆录,写得这样详尽,有根有据,力求还原历史本来面目,非常可贵。
我1967年认识老顾,至今已四十多年,从青年到老年。这是一位很了不起、很为我尊敬的老朋友。除了有时有一点固执,他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是毛主席的好战士。虽然被走资派开除出党,但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
读这本书稿,文革中和老顾一起参加过的所有活动,一一活龙活现地展现在我眼前。记得是1967年10月或11月的一天,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召集造反派头头开会,有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李想玉、吴焱金、老顾和我等人参加。我与顾在会议桌前相对而坐。我右侧是吴焱金,再过去是李想玉。会议由曾思玉主持,主要讲大联合,要团结,要克服派性,不要争山头,不要争席位,早日成立湖北省革委会,并要大家都表态。朱、李、吴都发了言,都表示听毛主席的话,不争席位,不搞派性,拥护曾刘首长,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这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老顾,他发言时流了泪,还拿出手绢擦眼泪。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听党中央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不搞派性,不要席位。
我也在发言中说不要席位。结果省革委会组成人员名单公布,老顾,常委,我常委、委员都不是,后来只是一个武汉市革委会委员。我心里有点不悦,心想你老顾哭来一个常委,我却一语成真。事后我知道了,老顾的常委确实不是他争来的,是周总理提名的。
我们中的一些人当年争席位,原来是在争监狱的“席位”,是在争“囚位”。那一伙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无产阶级和文化革命反攻倒算的时候,省、市革委会的什么主任、副主任,什么常委、委员,统统入狱(或关进准监狱——五不准学习班),重者十几年,轻者几年,我就是五年监狱“席位”的享受者。特别荒唐的是,胡厚民判得比姚文元还重,死在狱中;杨道远两次判刑二十几年。
想想毛主席的话: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真是百感交集。
文化革命已经和我们的生命在一起。对文化革命,对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我们都发过誓,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永远不会背叛自己的誓言,发誓不是放屁。尽管几十年在迫害和屈辱中度过,老顾给自己的书取的书名——《生逢其时》,已经说明了一切。
读老顾的书稿,我不由得想起很多事。
文革初期“五十天”里群众被镇压,难道不应该奋起造反?
1954年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那么,毛主席在文革中提出并初步实施“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进入各级革委会、上层建筑各领域有什么不对?
从文革看到现在,资产阶级是不是就在党内?造党内走资派的反有什么不对?
当局提出“不走邪路”,什么是邪路?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快要走不下去的路,就是后发国家照搬西方模式走失败了的路。文化革命所昭示的中国之路,一是要清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弊病,二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康庄大道。
文革不死,文革万岁!
                           2013.12.13

[曹承义,1937年生。文革前为中国第一冶金建设公司(一冶)技术员,文革中为一冶造反组织“新一冶革命代表大会”一号头头、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总工会委员。1981年以所谓“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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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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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过的是一个火红的年代
                                      林子忠
继武汉几位同志之后,又一部记述武汉文革历史的回忆录面世了,作者以“长办”(长江水利委员会前身)革委会副主任和湖北省革委会常委的身份,讲述了他所经历的本系统和武汉地区文革的全过程,以及作者本人因文革被整肃后的遭遇和反思。
顾建棠同志的回忆录时间跨度较长,从他出生写到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从解放后受党的培养、参加文革一直写到文革后被判刑和刑释后的境况。他的回忆录的重点,还是他在文革中和文革后的经历。
我同顾建棠同志是在文革中认识的,至今已将近五十年。在我的眼中,他是位很好的兄长。他为人平和,柔中寓刚,勤奋好学,对事物观察细致,思维缜密,并乐于听取别人的看法。每讨论问题,条理清晰,让人耳目一新,对每次决定要办的事,都非常认真守时。
顾建棠同志文革中成为造反派的情况与我有些相似,由于种种原因,运动开始也是较保守的,后来在中央精神和各方面影响下,才开始造反的。
回忆录中他讲了很多文革中经历的磨难以及身体所受的摧残,但他和参加文革的很多同志一样,对党、对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主席的坚定信念和忠诚从没有改变过,从他成为造反派的那一天起,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停止过与走资派的战斗。
在武汉,顾建棠同志是健在的造反派中,经历最丰富,参加文化革命活动最多,也是受打击迫害最深的同志之一。
在那样一种轰轰烈烈的大民主运动中,他敢于面对各色人物并与之交锋,执行政策稳健谨慎,政治上也显得比较成熟。由于长办的特殊地位,在关键问题上,他总是想方设法直接向周总理请示,他也由周总理提名而进入湖北省革委会。应当讲,他是按照中央精神闹革命的比较好的典型。
由于个人能力和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1974年批林批孔和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都被大家推为核心领导成员,组织和领导武汉运动。
也由于他的资历和品格,在运动后期,也曾是湖北省委和水利部争相安排较重要职务的人选。
这些往事虽已成为历史,但一位好同志的人生活动轨迹是不可抹杀的。尽管过去和现在对他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或意见,也无法改变大家对他的正面评价,毕竟人非圣贤!
在他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我们同一切革命的参加者一样,前进中也犯过错误,队伍中也鱼龙混杂,也干过一些与党和人民的利益相背离的事,但我们的心是纯正的,我们的目标是神圣的。那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大革命,参加运动的各派组织认识不尽一致,做法也各不相同,但每个组织都以能高举党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为最大荣誉。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后期,本已由乱转治,各行各业都基本走向正轨,经济状况已经好转。毛主席逝世,党内那几个高层人物不顾党纪国法,暗地进行非组织活动,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文革的伟大功绩被抹杀,文革中的负责人大都被抓,文革的历史被丑化,文化革命的伟大精神也成为政客文人的谈资笑料。
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矢志不移献身社会主义的一代优秀分子被推向了人生绝境。顾建棠同志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人。1981年11月,中央召开的全国第五次“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审理认定湖北省应受刑事处罚的只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四人,顾建棠回原单位作其他组织处理。然而武汉市中级法院明目张胆地违背中央对顾的认定,判了顾七年徒刑。人们不禁要问:谁在违法?中央决定不判顾说明顾无罪,武汉市中级法院强行判处,是草菅人命,执法犯法,蓄意制造冤假错案。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内泛起一股反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反社会主义思潮,党内高层也有人(邓小平)叫嚷:“生产关系到底什么形式好?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鼓励私有制和单干。事实上邓掌握大权后,确实大肆宣传“十八人按手印”的闹剧。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批判党内错误倾向,党中央对干部实行了一系列教育活动。这些措施不但没解决问题,反而被歪曲,把斗争矛头指向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
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曾讲过:一个人初病时,易治而难识,病重时则易识而难治。毛主席就像一位高超的医学大师,洞悉了党内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党内确实存在一个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派别及其代表人物,虽然问题还没有蔓延到基层,群众对问题的严重性也不十分了解(这是运动中群众分成两派的根本原因)。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确葆无产阶级政党本色,冒着触犯中高级干部既得利益、可能伤害一些好同志、自己也可能“跌得粉碎”的风险,老人家七十三岁高龄时发动并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过文革这样的群众运动的风暴,使广大干部在群众冲击中猛醒,使党内思想路线统一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我们现在想来,功成名就的一代伟人干这场对自己没好处而又可能被误解的事业,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气魄。 
然而,事与愿违,由于毛主席的离世,无法由乱达到彻底的治,无法让各级干部真正从内心认识到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危险性,他们就官复原职了。毛主席带着遗憾、带着被文革冲击的同志的满腔怨气离开了我们。他的党内同志只有在跌进犯罪泥潭、走进看守所大门时,才能体会到经历文革的可贵。
对待文革的评价形同水火,在干部队伍中,多数人反对,少数人认可(有一大批老同志是看到中国逐步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才发出肯定文革的感慨);群众中则多数拥护少数反对。但评价文革的话语权在高层,群众没有话语权,因此多年来对文革一片喊杀声。
文革的发动发展,都是按组织程序进行的,绝不像“一举粉碎”那样搞暗箱活动。从中央“十六条”开始,一系列传达到群众的中央文件以及两报一刊社论,就是群众组织行动的动员令。为还原历史,作者引用大量历史文件,详述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不夸大正面作用,不回避存在的问题,记述了那段被歪曲的历史。
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到,当时我们这一批年轻人尽管也走过弯路,但并没有背离党中央决定发动的这场大革命的基本原则。
在我党历史中,先辈怀着革命豪情,以一介平民身份走上革命之路,前进中也犯过错误,有的还是错误路线的制定者,给党的事业造成过巨大损失,但他们接受教训后,大都为党的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而对文革中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将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呢?究其原因,就是官僚资产阶级自己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想让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死硬分子”干扰他们的复辟大业。
怀着满腔热情,在党的号召下走过十年文革历程的年轻人,坐牢、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不计其数,这是走资派为了扫除复辟、倒退路上的障碍。经历了十年磨砺的造反派对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什么是前进,什么是倒退,看得非常清楚,只有把这些人搞垮搞臭,使这些人失去反抗条件,复辟才能顺势而下。还有一些干部比较盲目,他们只看到过去冲击过自己的一批人被镇压,确实很畅快,觉得“解恨”。可是这样干的后果是,损害了党的信誉,损害了人们坚定跟党走的信念,损害了人们听从党召唤的决心。
正如胡耀邦同志在1982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的:“全国三千万人立案审查,损坏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我们搞社会主义还有积极分子吗?”他为因参加文革而被整肃的同志讲了公道话,体现了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优秀品格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宽广胸怀。其实很多老同志都能理解文革后期这批年轻人的苦衷,1982年我们部里(六机部,后为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王荣生部长就曾带着中纪委江勇为书记的口信询问我的情况,由于我个人遭遇很多事,当时也不愿麻烦老领导,只好硬着头皮说“生活还过得去”。尽管这只是一次问候,但这代表了这些老将军对一个晚辈的关怀,这种感受让我至今难忘,每每想起这种关怀、关爱我都热泪盈眶。
胡耀邦同志的这次讲话和由此讲话形成的中央1982年九号文件都没有得到贯彻,数十年来数千万愿把一切献给伟大的党的事业的热血青年,最终老病死无人问津。
如果不是俞正声书记主政湖北时解决了文革老人们的生活费问题,这些人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因为有了这个“湖北模式”,全国各省的文革老人生活问题陆续得到改善。这些老人每谈起生活费问题,都念念不忘俞正声同志。
如今三十八年过去,文革已成历史,当年亿万英姿勃发的年轻人,如今都已满头白发,正一天天走向离世之路,对文革也有各种感慨和心结。顾建棠同志以“生逢其时”作为回忆录书名,豪迈地宣示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真实感受。
我们当年走过的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是聚集在毛泽东旗帜下向着伟大目标奋进的年代,是让一切敌对势力胆寒的年代,是历史上敌视我的强国与我们握手言和的年代,是让世界华人和一切被压迫民族扬眉吐气的年代。
文化大革命,曾像沸腾的海洋,荡涤着一切污泥蚀水,汹涌澎湃之势震动了整个世界。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与党内错误路线的最后一搏,是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总决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宝库中最闪光、最精华的伟大篇章,是共产主义理论形成、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无产阶级政权进行自我革命的伟大里程碑!
由于毛主席的离世以及他身后发生的背叛,文革失败了,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精神将永远载于人类史册。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我们坚信,毛泽东旗帜指引下的中国共产党,必将再次渡过激流险滩,胜利向前!                                              2014.2.11

(林子忠:1941年生。文革前为武昌造船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武船联司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委会委员。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关押三年后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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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3)

[ 作者:顾建堂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735    更新时间:2014/6/23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

                        自    序

             史无前例震全球,踏浪长江竞风流。
             反修防变擎天亊,万世流芳铭九州。
             我辈亲历幸千秋,生逢其时放歌喉。
             任凭妖魔掀恶浪,后人接力壮志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距今已四十六年了,毛主席把它定为他老人家一生中办的两件大事之一,而且比第一件“武化革命”看得更重。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史无前例,亿万革命群众响应号召,投身文革作出无私奉献,也是空前罕见。尽管他们遭到走资派四十多年的迫害,遭受了种种惩罚,有的终生残疾,有的已乘鹤西归,有的生存在死亡线上,但仍矢志不渝坚守文革的信念。
然而几十年来,走资派和那些精英们编造谎言、罗织罪名,给投身文革的革命群众和造反派扣上了无数顶妖魔化、小丑化的帽子,同时又对伟大领袖毛主席造谣污蔑,大搞非毛化、去毛化,对此我怒火在心中燃烧。走资派和精英们歪曲史实混淆视听,激起我发愤撰写文革亲历记的决心,以事回击,以实正名,历时四载十易其稿终成此书,并以“生逢其时”为书名。
《生逢其时》这部文革亲历记,是依据当年湖北、武汉、长办文革运动发展的时间顺序记录,这部文革亲历记,不是叙述文革在武汉地区的跌宕起伏,更不是描绘文革在全国范围的风云变幻,主要是反映文化大革命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现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发展过程。长办的文革离不开全国和武汉地区文革的大环境,武汉地区乃至全国的文革浪潮,是长办文革运动的天然背景。我和我所在的长办经历了文革和后文革的全过程,毛主席、周总理从1966年12月到1973年9月,先后十一次对长办文革作出指示,林一山的历史调查及解放、顾建棠结合为省革委会常委和恢复党组织生活,都是周总理亲自发话指示的。长办的文革,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它是武汉地区文革的一个缩影,又是独具特色的一个典型。
长办的文革和湖北、武汉地区文革的大环境密不可分,因此有必要简要说一说湖北、武汉文革和后文革的几个阶段。如果按主政湖北的不同领导人来划分,经历了王、陈、曾、赵、陈五个时期。
1966年5月至1967年1月,是王任重 、张体学 主政时期。这一时期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文革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是把矛头对准群众。王任重口头高喊紧跟毛主席、拥护文化大革命,实际上矛头直指群众和普通干部,先是按照彭真泡制的《二月提纲》的方向,以五七年“反右”的手法,在各单位群众中大抓“右派”、“小三家村”;接着又以“破四旧”为名,在社会上大搞打砸抢抄抓。请注意:那时还没有造反派,可精英们硬是把这些事赖在造反派头上。
1967年1月至7月下旬,是陈再道 、钟汉华 主政时期。这一时期两条路线斗争表现为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和走资派反夺权。陈再道承接王任重衣钵并变本加厉,跳到台前,军队直接抓人,同时操纵武斗专班,七个月中,数以千计的造反派被捕,多个群众组织被取缔。从5月到7月,攻打造反派所在的工厂、院校、机关数十处,打死、打伤的人难以计算。
1967年7月下旬至1973年12月,是曾思玉 、刘丰 主政时期。这一时期两条路线斗争具体反映在主政者接过革命口号,对文革大搞秋后算帐,造反派奋起保卫文革成果。曾思玉打着“清队”旗号,在造反派中抓阶级敌人,在造反派中清查根本不存在的“北决扬”和“五一六”分子,把六十多万造反派打成了反革命。
1974年1月至1976年2月,是赵辛初 、王克文 主政时期。邓小平复出后以“三项指示”为纲,以全面整顿为由,把结合到各级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定为不安定分子予以打击;赵辛初在湖北则以培养新干部为名,把群众代表发配到边远地方。
1976年10月至1983年,陈丕显 、黄知真 主政时期,走资派抛开一切伪装,全面否定文革,彻底剿杀造反派。在“揭批查”运动中,全省上百万人被关进“五不准”学习班或投入监狱,被打成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代理人、帮派骨干、“三种人”(即所谓“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受到判刑、劳教、开除党籍团籍和公职、留党察看、留厂察看、降级、降职、撤职等处罚,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剥夺,并株连亲朋。省革委会常委、共产党员、武昌造船厂工人胡厚民,1967年3月被抓进监狱,1969年被诬为五一六头子“隔离”五年,1982年7月又以林、江反革命集团湖北代理人的罪名,判刑二十年,比四人帮成员姚文元还重。造反派屈死的得不到抚恤,逼疯致残的得不到救护。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共青团员、复员军人吴焱金 被逼跳楼腰椎断裂,大小便失禁,仍然被判刑八年。
1983年至今,造反派与当权者的斗争表现为争生存、反监控。黄知真及其以后的历届省委三十年来拒不执行中发(1982)9号文件规定的政策,许多刑满释放的文革老人,无单位、无工作、无收入,几十年来生活无着,苦不堪言。可以这样说,“揭批查”的打击面、残酷性及其后遗症,是共产党历史上空前的。
事实表明,文革至今数十年尽管湖北主政者各异,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未间断,且十分激烈。在毛主席健在的十年中,自觉不自觉跟着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的当权派,无一不是接过革命的旗号,转移斗争方向,镇压革命群众,保护一小撮,只是慑于毛泽东主席的崇高威望,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大开杀戒。毛主席逝世后,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有恃无恐,掀起白色恐怖的恶浪,以百倍的仇恨千倍的疯狂向革命群众和赞同支持文革的各级干部和革命造反派反攻倒算,务必除尽而后快,其目的就是要打垮文革的骨干力量——造反派,就是要全面否定文革,从而最终否定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和理论。
《生逢其时》所记述的,就是在上述政治背景下,数十年来我在文革和后文革的亲身经历。亲历才有体验,挫折使人聪明,磨难使人坚强,反面教员使人觉醒。我辈回忆文革的意义,不单在于以真实的史实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文革,更在于轰轰烈烈的文革远去之后,给历史、给一代又一代后人留下沉甸甸的千金难买的思想和精神。
                             2012.7.16

附记:由于时隔久远、原始资料不全、本人水平有限,某些事件的记述难免有错漏,某些观点的表述难免不确切,诚望读者指正。
拙作在构思、撰写和定稿过程中,得到了徐海亮、余德亨、曹承义、柳英发、杜先荣、余明生、林子忠、彭勋、彭祖龙、赵文成、梅子惠、王小青、钟灵英、黄炳乾、杨立人、夏其发、陈颜生等同志的帮助指点,深表感谢。
                      2013.12.2




目 录


……………………………………………………………………(1)
学习《生逢其时》一书的几点体会 ………………………林伯野(3)
读《生逢其时》有感 ………………………………………杨道远(5)
读《生逢其时》书稿有感   ………………………………恽仁祥(11)
生逢文革,此生大幸……………………………………曹承义(16)
我们走过的是一个火红的年代   ………………………林子忠(19)
自    序
…………………………………………………………………  (25)
引 子
……………………………………………………………………(1)
第一章 林一山整群众背方向 顾建棠跟党委当“保皇”
……………………………………………………………………(3)
第1节 文化大革命前的林一山………………………………(3)
第2节 文化大革命前的顾建棠………………………………(8)
第3节 长办党委执行资反路线  ……………………………(25)
第4节 党委选定的“保皇”领头人   …………………………(27)
第二章 省委工作组整林受阻 辨识正误顾建棠转向
…………………………………………………………………  (31)
第5节 王海山亮相直指林一山………………………………(31)
第6节 林一山王海山明争暗斗………………………………(32)
第7节 红八月毛主席拨正方向………………………………(34)
第8节 我写了一张转向大字报………………………………(36)
第9节 工作组撤离林一山掀浪………………………………(38)
第三章 省委发密函保林复出 奋起抗争向省委造反
…………………………………………………………………  (42)
第10节 要求省委收回保林成命……………………………(42)
第11节 大辩论舌战省委王书记……………………………(44)
第12节 红旗总部蓄意造谣破坏……………………………(46)
第13节 被迫筹款组团赴京控告……………………………(47)
第14节 捍卫阵线揪林上京批斗……………………………(47)
第15节 总理支持长办同志造反……………………………(50)
第16节 省委保林信的出台背景……………………………(51)
第17节 省委认错后的长办两派……………………………(53)
第18节 讨要黑材料为群众平反……………………………(55)
第19节 林一山因困惑记恨报复……………………………(60)
第四章 黄鹤楼喜迎一月风暴 陈再道看作右派翻天
…………………………………………………………………  (63)
第20节 武汉三镇掀起夺权大潮……………………………(63)
第21节 陈再道抱着成见来支左……………………………(64)
第22节 为联司夺权一访李守宪……………………………(65)
第23节 长办造委奉旨搞假夺权……………………………(67)
第24节 为联司夺权二访李守宪……………………………(68)
第25节 联司因势利导搞真夺权……………………………(69)
第26节 抵制支保吃左的反夺权……………………………(71)
第五章 夺权起纷争兄弟反目 走资派乘机一箭双雕
…………………………………………………………………  (75)
第27节 一·二六夺权与二八声明…………………………(75)
第28节 “香”“毒”之争中的长办联司………………………(77)
第29节 陈再道拉“毒”打“香”各击破………………………(78)
第六章 毛主席怒斥“二月逆流” 反目兄弟齐揪“武老谭”
…………………………………………………………………  (84)
第30节 毛主席严斥逆流发难人……………………………(84)
第31节 昔日好战友同揪“武老谭”…………………………(85)
第32节 长办联司确定“揪谭”方针…………………………(88)
第33节 揪长办“谭氏人物”黄世忠…………………………(89)
第34节 联司尽全力与“武老谭”斗…………………………(90)
第七章 造反派誓为工总翻案 武老谭组织暴力围剿
…………………………………………………………………  (92)
第35节 武老谭操纵的百万雄师……………………………(92)
第36节 百万雄师打砸抢抓烧杀……………………………(94)
第37节 长办联司在抗暴斗争中  …………………………(101)
第38节 危急关头专电请示总理  …………………………(104)
第39节 组织长办联司全面撤离  …………………………(106)
第八章 大撤退落虎口险丧命 众战友施巧计脱险境
…………………………………………………………………(108)
第40节 岱家山被抓暴打死临头……………………………(108)
第41节 假杀头坐钉袋突击夜审……………………………(109)
第42节 百万雄师私牢中的抗争……………………………(111)
第43节 战友们出妙招营救脱险……………………………(113)
第44节 昔日冤家聚首共话当年……………………………(116)
第九章 群情激奋欢歌庆胜利 长办联司面临分裂境
…………………………………………………………………(127)
第45节 郭主任痛陈乱象忧分裂……………………………(127)
第46节 真情实意保护“造委”头头…………………………(131)
第十章 钢新内斗偏离大方向 狂刮钢风长办遭大殃
…………………………………………………………………(134)
第47节 钢新在京代表开打派仗  …………………………(135)
第48节 在京钢派独占《武汉烈火》  ………………………(136)
第49节 钢化反钢化派仗战不休  …………………………(137)
第50节 钢风满江城长办吞恶果  …………………………(138)
第十一章 毛主席特邀谢胡访汉 总理呕心力促大联合
…………………………………………………………………(145)
第51节 热烈欢迎谢胡总理访汉……………………………(145)
第52节 群众审议的长办革委会……………………………(147)
第53节 省革委会在争斗中成立……………………………(152)
第54节 总理提名我进省革委会……………………………(153)
第十二章 文革硕果长办革委会 新生事物显生机活力
…………………………………………………………………(156)
第55节 长办成为整党建党典型……………………………(156)
第56节 抓革命促生产初见成效……………………………(157)
第57节 毛主席赞成长江第一坝……………………………(158)
第58节 庆主席视察三峡十周年……………………………(159)
第十三章 曾主任穿新鞋走老路 军干群难同心窝里斗
…………………………………………………………………(161)
第59节 文革成果革命委员会好……………………………(161)
第60节 省革委会的特性与现状……………………………(162)
第61节 军方独统难以同心协力……………………………(163)
第62节 三二八声明直指省革委……………………………(165)
第63节 钢派抓姜一新派揪刘丰……………………………(166)
第64节 造反派知错即改金不换……………………………(174)
第十四章 “钢铁路”公然持枪杀人 “新施总”报复炸断铁路
…………………………………………………………………(177)
第65节 急讯急电急事紧急指示……………………………(177)
第66节 奉命参加“六二二”调查组…………………………(181)
第67节 调查是从查勘现场开始……………………………(182)
第68节 刘春才投案有人唱反调……………………………(187)
第69节 刘春才投案后大起风波……………………………(188)
第70节 六二二事件的调查报告……………………………(192)
第十五章 借清队之机秋后算帐  群体反复旧由此激起
…………………………………………………………………(199)
第71节 曾主任异化工宣队方向……………………………(200)
第72节 保文革成果进行反复旧……………………………(203)
第73节 在长办内部发动反复旧……………………………(209)
第74节 反复旧在长办紧急刹车……………………………(215)
第75节 反复旧刹车我又被隔离……………………………(217)
第76节 工军宣队指挥长被撤换……………………………(217)
第十六章 举九二七指示尚方剑 李代桃僵滥抓北决扬
…………………………………………………………………(219)
第77节 召开省革委会扩大会议……………………………(219)
第78节 高悬尚方剑铲除造反派……………………………(220)
第79节 怪事不怪原本就是圈套……………………………(222)
第十七章 京鄂两地大办学习班 南北胡编乱抓五一六
…………………………………………………………………(224)
第80节 曾思玉圈定学习班名单……………………………(225)
第81节 陈伯达率先抓捕五一六……………………………(226)
第82节 我在学习班的所作所为……………………………(229)
第83节 林一山复出报复一大片……………………………(231)
第84节 被重点打击的郭顾严蔡……………………………(235)
第85节 首义路学习班贼喊捉贼……………………………(246)
第86节 总理关注我的组织生活……………………………(249)
第87节 曾思玉抓几十万五一六……………………………(250)
第十八章 批林批孔军地齐上阵 曾刘制冤秘籍被曝光
…………………………………………………………………(253)
第88节 省委开批林批孔座谈会……………………………(253)
第89节 “林彪的极右路线在湖北”…………………………(255)
第90节 受害人严常的血泪控诉……………………………(257)
第91节 省市委同意查两清材料……………………………(259)
第92节 湖北两清冤案部分材料……………………………(267)
第十九章 邓小平否文革搞翻案 毛主席号召批邓反击
…………………………………………………………………(273)
第93节 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273)
第94节 翻案风中“滚”出省革委会…………………………(275)
第95节 响应批邓号召急速返汉……………………………(278)
第96节 呼吁省委紧跟中央批邓……………………………(282)
第97节 摸情况建班子帮促省委……………………………(283)
第98节 帮促省委转弯子第一步……………………………(286)
第99节 帮促省委转弯子第二步……………………………(290)
第100节 帮促省委转弯子第三步…………………………(296)
第101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在长办…………………………(297)
第102节 悼主席继遗志深入批邓…………………………(307)
第二十章 伪君子叛党发动政变 揭批查冤狱遍于神州
…………………………………………………………………(310)
第103节 惊闻华国锋抓王张江姚…………………………(310)
第104节 华氏对造反派斩草除根…………………………(312)
第105节 揭批查万千干群陷绝境…………………………(313)
第106节 从被隔离审查到被逮捕…………………………(316)
第107节 看守所囚禁中见闻点滴…………………………(322)
第108节 从保外就医到收监判刑…………………………(327)
第109节 一人蒙冤株连老少三代…………………………(334)
第110节 无休止的内控隐形监视…………………………(341)
第111节 林一山的倒算不只对我…………………………(343)
第112节 被走资派迫害概况一览…………………………(347)
第二十一章 灭顶深渊里何以活命 昂首战寒冬发愤自救
…………………………………………………………………(352)
第113节 我用穷办法对付穷环境…………………………(353)
第114节 首闯研发羊毛脂求生路…………………………(354)
第115节 再闯新路研发了甲壳素…………………………(357)
第116节 三闯新路制成人造皮肤…………………………(361)
第117节 评审鉴定填空白居领先…………………………(365)
第118节 人造皮肤的漫漫坎坷路…………………………(370)
第二十二章 一案蒙三冤蓄意制造 申诉五百次受而不理
…………………………………………………………………(375)
第119节 违抗中央认定肆意枉判…………………………(375)
第120节 抗中央文件刑释不安排…………………………(382)
第121节 高院索贿不成驳回申诉…………………………(386)
第122节 枉判错驳申冤十年无果…………………………(399)
第123节 一案蒙三冤背后的猫腻…………………………(400)
第二十三章 争生存维权步履维艰 俞正声批示缓我倒悬
…………………………………………………………………(404)
第124节 求生存由个人走向群体…………………………(405)
第125节 首轮群体上访诉求无果…………………………(407)
第126节 省劳动社保厅受理诉求…………………………(409)
第127节 受理诉求后风浪平地起…………………………(416)
第128节 胡副厅长接手闭门推月…………………………(431)
第129节 俞正声批示拿到“生活费”………………………(443)
第130节 魏小玲违“纪要”节外生枝………………………(451)
第131节 “生活费”被克扣又起折腾………………………(462)
第132节 不由原单位安排的奥秘…………………………(464)
思考与浅识
…………………………………………………………………(469)
文革是空前的,其原则是永存的   ……………………………(469)
华氏党中央是违纪叛党的私货  ………………………………(470)
文化大革命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  …………………………(471)
文革中毛主席多次保护了造反派  ……………………………(476)
打倒一大片与解放一大批……………………………………(479)
文化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比“武化革命”更难…………………(481)
造反派要有自知之明…………………………………………(483)
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两面性……………………………………(488)
共产党保江山的三大难题……………………………………(488)
附 录
…………………………………………………………………(469)
附录一: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二八声明)
  ……………………………………………………………(491)
附录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严正声明(二一八声明)
  ……………………………………………………………(496)
附录三: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三二一通告)
  ……………………………………………………………(497)
附录四: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六四公告)
  ……………………………………………………………(502)
附录五: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
 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505)
附录六: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的谈话纪
 要(八八纪要)………………………………………………(508)
附录七: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513)
附录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
 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517)
附录九: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69)28号(五二七指示)
  ……………………………………………………………(518)
附录十: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
  ……………………………………………………………(519)
附录十一: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69)67号(九二七指示)
  ……………………………………………………………(523)
附录十二:曾思玉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
  ……………………………………………………………(524)
附录十三:张体学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
  ……………………………………………………………(541)
附录十四:顾建棠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
  ……………………………………………………………(548)
附录十五:中共湖北省委文件鄂文(1974)003号(关于刘继炎
 专案问题的批复) …………………………………………(560)
附录十六:蔡发奋致顾建棠信
  ……………………………………………………………(560)
附录十七: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
 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566)
附录十八:赵辛初同志在省直机关愤怒声讨揭发批判王、张、
 江、姚反党集团罪行大会上的讲话   ………………………(595)
附录十九: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82)9号(中共中央关于批
 转《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597)
附录二十:中共湖北省委文件鄂发(1982)26号(印发《黄知
 真同志在第四次全省“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
 通知)   ………………………………………………………(602)
尾 声
…………………………………………………………………(610)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5-01-29

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 顾建堂著(4)
[ 作者:顾建堂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700    更新时间:2014/6/25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
                              引 子
    我亲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后文革”时期至今的全过程。文革中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以下简称“长办”,现更名为长江水利委员会)和武汉地区的造反派一起,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同党内走资派搏斗了九个回合。这九个回合依次是:整走资派与整群众、夺权与反夺权、复旧与反复旧、倒算与反倒算、整顿与反整顿、翻案与反翻案、揭批查与对抗揭批查、剥夺生存权与争取生存权、枉法制冤与依法申冤,从1966年至2011年,历时四十五载。
    1966年6月,长办党委在省委的部署下,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7月省委派出文革工作组进驻长办,8月省委工作组发动群众揭批党委第一书记林一山,其间我听从党委指挥,执行党委意图,当了保党委、保林一山的 长办“保皇”第一人。
    9月我由“保”转“革”,造了林一山的反。10月工作组撤离,11月16日省委发出“一一一六”密函保林一山复出。12月3日长办党委召开职工大会公开省委密函,我愤然而起,引发群众要求省委收回成命,周恩来总理“支持长办同志造反”,省委无奈当众宣布保林密函作废。从此林一山与顾建棠结下了“不解之缘”。
林一山从1966年7月至1970年3月靠边挨批1365天(三年零九个月),其间在省委工作组主持下靠边挨斗173天,被长办联司造反派批斗审查713天,在工军宣队主持下靠边审查479天。林一山1970年3月复出后,对造过 他反的长办造反派大肆反攻倒算,全面报复,捕判5人,受到党纪、政纪等处分以及被赶走和被逼走的不计其  数。1978年逮捕了顾建棠。1982年林一山运用隐形的非正常手段,将中央和省委认定不受刑事处罚、作其他组织处理的顾建棠判了刑;刑释后又拒绝执行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规定的“应由原单位安排生活出路”的政策,致我分文无着二十三年。经数百次向省委上访诉求,由时任省委书记的俞正声批示,才于2005年1月起发给了“生活费”,但仍病无医保,死无丧葬费。
    从2011年3月至2011年11月,依法依据申诉,先因我拒绝湖北省高级法院承办法官索贿,被非法无理驳回;随后又向省高级法院、省人大、省政法委、省高检、最高法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纪委、中央政法委,直至政治局总书记和常委,持续申诉十年多,无果至今。
    因而,只要提起长办的文化大革命,就离不开林一山与顾建棠。有的人说,顾建棠“保林”在先,“打林”在后,但打而不倒;林一山复出后打倒顾建棠,却真的打倒了,连饭碗都给他敲掉了。这是历史的真实。这一活生生的现实,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后实现共产主义的进程中,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修正主义两条路线之间不断的斗争。
莫道坎坷悔当初,回首笑对乐其中。无有牺牲多壮志,焉得日月换新天。


      第一章 林一山整群众背方向
         顾建棠跟党委当“保皇”
    林一山与顾建棠是不同时代出生的人,前者出生于1911年,家庭出身是破落地主;后者出生于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那年即1931年,家庭出身是贫农。文革前林一山是党的七级高干、长办领导人、湖北省委委员、水电部党组成员,1953年至1958年受到毛主席六次接见;顾建棠则深受林一山为书记的长办党委的培育,成为共青团长办团委的专职干部。就是这样两个出身、经历迥异,地位悬殊的人,偏偏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的名字成了代表长办两条路线斗争的政治符号。
    第1节 文化大革命前的林一山
    林一山1911年6月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市泽头镇林村,193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抗日初期投笔从戎,解放军南下时任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秘书长。1949年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并组建了长办前身——长江水利委员会,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任命其担任主任。从1949年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兼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到1984年从长办领导岗位离任,林一山为长江水利辛勤耕耘了三十五年。所以,只要提到新中国的长江水利委员会(简称“长委会”)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就离不开林一山;一讲到林一山,就必然要讲到长委会和长办。
    长江水利委员会,可以追溯到1922年成立的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1935年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与太湖流域水利委员会合并,更名为扬子江水利委员会,1947年又改名为长江水利工程总局。1949年11月,林一山奉命代表中央水利部,为设置长江水利委员会来到南京上海路十一号,向派驻长江水利工程总局的军代表丁福五 明确了长江水利工程总局暂由华东水利部代管,隶属长江水利委员会。
1949年12月16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宣布成立长江水利委员会,并任命林一山为主任。
    长江水利委员会在长江水利工程总局下属机构的基础上,依次在重庆、武汉、南京设立长委会直属的上、中、下游三个工程局,以及太湖、洞庭湖、荆江三个工程处,长委会本部设行政、财务、人事部门,业务方面设规划、工务、勘测三个处。
    1954年夏秋长江中下游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后,为利于协调各部门、各地区的关系,集中力量搞好流域综合规划,1955年5至7月间,又将上、中、下游三个工程局统一并入长江水利委员会本部。
1956年,水利部转发国务院国七水字15号通知:“在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未成立前,同意你部设立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临时机构。”
    1958年3月,在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成都会议)上,通过《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提出“应成立长江规划委员会”。同年8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戴河主持长江工作会议,提出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和人选:委员会由长江干流各省第一书记,陕、甘、浙、豫、黔等省的书记,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区负责人,国务院及有关部委负责人组成;周恩来为主任,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及三大区负责人李井泉、陶铸、柯庆施为副主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为秘书长;林一山为副秘书长兼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是长江规划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属国务院建制,由水利部代管,驻地在武汉,属中央在汉单位,组织和政治上由湖北省委代管。后来长江规划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已按该会办事机构履行职责,举凡治江大事,均由“长办”报国家计委转报国务院、党中央,通报有关部委、三大区及有关省市。长办是肩负着规划治理万里长江重任的国家重要机构。
    在林一山的组织领导下,到文化大革命前夕,长办的党政机构有处、室、部、委、院、校、队三十二个,职工一万一千多人。具体组织机构及人员构成如下。
    中共长办党委:成员十一名。第一书记林一山,第二书记李庭序 ,委员孔晓春 (秘书长)、丁福五(政治部主任)、黄世忠(政治部副主任)、郭志伟 (政治部副主任兼监委书记)、于亚农 (政治部副主任)、罗红元 (副秘书长)、赵立苍(长江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孙昌(长江工程大学校长)、张魁元 (施工总队长)。
    政治部所属部委:组织部(部长张彬)、宣传部(部长张志)、福利部(部长吴见仪)、纪监委(郭志伟兼书记)、保卫处(处长员臣 )、人武部(黄世忠兼部长)、水利工会(主席梁华栋)、共青团长办委员会(黄世忠兼书记)。
    长办直属行政部门:秘书长室(秘书长孔晓春、副秘书长罗红元),下设行政处(处长李景太)、秘书处(处长缪盛桂)、财务处(处长余文藻)、器材处(处长苑中军)。
总工程师室:总工程师李镇南(一级工程师) ,副总工程师王源、王咸成、曹乐安、周尚、杨贤益、牟同波。
    长江水利水电科学院:院长何之泰(一级工程师)、副院长赵立苍。
    规划设计处室:规划处(处长王有秋 )、施工处(处长魏廷铮) 、枢纽处(处长吴松声)、机电处(处长吴洪畴)、水文计算处(处长方志云)、计划处(处长王××)、交通运输处(处长张玲东)。
    水文处(处长张干),辖重庆、沙市、汉口、南京水文观测总站。
    勘测处(处长赵奔荆),辖七个勘测队、大口径钻机队和物探队。
    陆水施工总队:总队长张魁元,副总队长吕杰 、展孟利 。
    长江工程大学:校长林一山、副校长孙昌。
    宜昌505工程指挥部:指挥长韩村良。
    丹江口、万安和乌江渡设计代表处。
    林一山是投笔从戎的高级知识分子,是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转战南北的高级干部,又是一个不曾学过水利专业的水利专家。担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后,不仅勤业不怠,而且成为闻名于世的能统率全盘、纵横指挥的水利行家,在与水利有关的水文气象、地质勘探、规划设计、施工配置、水电科研等方面都能掌控,而且还有他的独特见解。尽管他不能开钻机、画图纸、看镜子(操纵经纬仪),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行家里手也哄骗不了我”。
    林一山在工作中还有标新立异、独具匠心的造反精神,在工程业务上勇于创新。他向混凝土浇灌筑水库大坝的传统工艺挑战,提出用混凝土预制块工艺(像砖头砌墙一样用混凝土预制块筑坝)取代传统工艺的设想,以缩短施工周期,降低造价,并于1960年在湖北蒲圻陆水枢纽施工中使用。1968年陆水枢纽建成,安全运行至今,尽管没有达到设想初衷,但就陆水枢纽本身来讲是成功的。他对荆江河床固有的九曲十八弯,进行空前的裁弯取直实验工程,文革期间仍在实施。他首开事业单位自办大学为自身培养专业人材的先河,创办了长江工程大学,面对所招学生大都是当年高考落榜生的状态,提出了“破铜烂铁炼钢”、“夺清华教授皮包”的口号,以激励师生。实践证明,长江工大培养的学生,虽然没有夺得清华教授的皮包,但在业务上并不逊色,如三峡工程混凝土配制专家袁宝珠高级工程师,就毕业于长工大。
    三年困难时期,他率先提出机关自办农场,在武汉市东西湖开荒,获得丰收,缓解了职工粮油不足。他西征玉壁金川,亲赴云南虎跳峡查勘,在罕见的高难度的高原地质地貌条件下,以“四三三”代号进行实验性开拓。虽然没有如愿,但其设想还是可嘉的。
    从五十年代的长江复堤、武汉抗洪、荆江和杜家台分洪工程到六七十年代兴建丹江水电枢纽、陆水试验坝、乌江渡枢纽和长江第一座水电枢纽葛洲坝工程,直至八九十年代的超大型三峡工程,无不含有林一山的奉献,特别对三峡工程更是倾其全力。然而从三峡工程破土奠基、大江截流直到建成庆功,在三峡现场召开的多次庆祝大会上,却没有林一山的身影。三峡工程总公司每次召开这样的大会我都关注,在林一山的回忆录中,只有与夫人张彬在葛洲坝的合影,未见有他在三峡工程各种大会上的照片。如此对待一个三峡枢纽工程奠基人,实在太不公平了。
    林一山在业务上是个实干家,且有所建树,但在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缺乏一个高级干部应有的识别能力,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着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文革之初受到冲击,复出后大肆秋后算帐,全面打击报复,其残酷程度也属罕见。
    对林一山在水利事业上成就的肯定,不等于否认文革中群众揭发出来的他的问题和错误,正如《林一山回忆录》(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在劫难逃”一节中所言:“自然也有一些属于正常的应当听取的批评。”诚然,揭批林一山的问题和错误,不等于否定其一切;肯定他的成绩和贡献,也不等于林一山白璧无瑕。
           第2节 文化大革命前的顾建棠
    我1931年2月15日出生在江苏省海门县(现为海门市)第一区寻源乡,解放后改为茅镇区海西乡建设村,人民公社时期名为新海公社建设大队第四小队。
    我1949年3月参加革命,1950年1月入团,1956年9月入党。至文革开始时历史上未犯错误,年年被评为先进。
    我的祖籍是苏南昆山。祖传家谱封面上有顾鼎臣的画像。顾鼎臣,江苏昆山人,生于1473年,卒于1540年。明弘治十八年状元,官至少保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可惜此家谱民国三十年(1941)十二月初六毁于住宅火灾。
    清乾隆三十年(1765),我祖上从昆山乡下逃荒到海门当雇农,到我祖父顾维邦(1860—1942)和我祖母陆氏(1862—1944)成家时已成了有四亩地的自耕农。祖父母生三子:大伯父顾曰富,字乃昌;二伯父顾曰贵,字少三;我父亲顾曰华排行老三,字季辉(1903年6月1日生,卒于1983年2月15日)。我母亲杨氏(1906年3月20日生,卒于1981年10月16日),土改时当选村妇女主任,工作队给起名杨素芳,二十岁那年(民国十四年,1925年)与我父亲结婚,育四子,长子顾锦芝(敬之),我是次子顾锦宣(建棠),三子顾锦贤(敬贤),四子顾锦龙(敬龙)。
    我父亲年少时在茅家镇一家花纱布庄当学徒,拜老板孙文光为师。他从小生就了诚实正直、做事认真、不说假话的性格,虽然只读了三年私塾,但他毛笔字和珠算颇具功力,受到孙文光先生称赞。我母亲是家中老大,也是唯一的女儿,从小聪明伶俐,勤快好学,心灵手巧,邻居都说我母能够“一朵棉花做到头”,就是说将棉花纺成纱,再织成布、做成衣,都是自己动手不求人。但她没读过书,不识字。
父母婚后,祖父母分给土地二百五十步(合一亩地)和两间“冷摊瓦房”(用芦苇编成墙壁、屋顶用芦席复盖再摊上瓦片的房子),但要承担祖父二十元的债务。
    我父母是在负债中成婚,婚后发奋自立,全靠自己的一双手,创业起家。先是为他人纺土纱挣工钱,后自纺自卖,再后织土布(幅宽一尺二寸)卖给花纱布行,起早贪黑,日夜操劳,家境大有起色。为了扩大规模,母亲出面邀请亲友做“摇会” 筹资,当时我父母创业有成,亲友们都乐于入会。从此办成家庭手工小作坊,用宽幅木织机取代传统土织机,用洋纱(即机器纺成的不同支数的棉纱)取代传统土纱,织成宽幅洋布。由窄幅土织机改用宽幅织机并非易事,因为其工艺流程相差很大,提花色织布的技术要求更高,难度更大。我父亲就向一些老师傅请教,自己加紧探索、试验,终于掌握了浸、漂、浆、染、晒、揑、摇、盘、梳、穿和上轴、织布、换梭、接头、落布、检验、平整、卷布等一系列织造工艺,成为当地的行家之一,家境也渐渐好转。
母亲由于日夜操劳疲倦不堪,在睡梦中把我不满周岁的姐姐美竺压死了。怀我期间母亲因劳累过度,我出生时四肢卷曲,紧闭小嘴不进滴水(俗称外锁口),都以为不能成活。大伯母和母亲抱着“海底捞针”的心情,用鲤鱼须塞进我的嘴唇连续摇动,出人意料,小口张开了,哭声也出来了。到我学说话时,为了感谢大伯母的再生之恩,母亲教我改称大伯母为“亲爷”,这种称呼一直到大伯母逝世。到我记事的时候,小作坊如旭日东升,一片欣欣向荣,1937年抗战前,我家已是不愁衣食的小康之家。但日本鬼子侵略的铁蹄使我家跌入深渊,我也开始了苦难的童年。
    1938年3月17日日寇占领南通市,20日占领海门县城,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我家在日军刺刀下苦度了八个年头。日本鬼子踏进海门,手工小作坊关闭,家境衰落。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初六(1942年1月3日)晚,一场大火将我家烧得精光,母亲在此沉重打击下,第二天上午就神经错乱,成了一个蓬头散发、不思茶饭、狂跳乱叫、不识亲朋、四处奔跑的疯子。(1949年2月海门解放后共产党给她治愈)。顷刻间我家衣食难继。从此,我父亲上养年迈双亲,中护疯癫妻子,下抚年幼四子,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1942年春天,父亲凭着他的染色技术,身背颜料箱,带着刚满十一岁的我,到海门的天补、三星、三和、老坝、搭连、连源、通海等地串乡走巷叫喊:“染纱染布喔!染纱染布喔!”有人家叫染就可以挣一点钱,中午才能买点食物充饥,有时一上午没有人家叫染布,就只能饿着肚子去找下家。就这样为生计每天奔波,直到黄昏始归家。时逢兵荒马乱,许多人家都养狗护院,我跟父亲沿途叫喊时,经常碰到恶狗扑身。父亲为了护我,多次被狗咬伤咬倒,我一面拉父亲起来,一面痛哭不止,父亲抱着我也热泪盈眶。父亲带着我朝沐迷雾夜踏霜,沿路叫喊“染纱染布”,还是难以糊口,特别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更是饥饿难熬。当时日本鬼子从老百姓口里抢来粮食,再低限量、高价格配给中国老百姓,我家那时有祖母、父母和我兄弟全家七口,配给米每人每天老秤二两,实在少得可怜。人多粮少,就多加水,煮成的不是稀粥而是米汤,实际上不是吃稀粥而是灌水,肚子越灌越大,一解小手肚子全空,越来越饿。我的三弟和四弟年龄幼小,饿得直哭直叫。我父亲三十多岁的壮年,一顿喝米汤十大碗还不饱。有几次我外祖母来,没米下锅,就往煮着米汤的锅里加两大瓢水,招待她老人家。为了活命,我家把仅有的一点地典卖给地主朱心田,买回喂猪的米糠和豆饼再加“娥娥藤”、“野小蒜”等野菜充饥,苦苦度日。
    我读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要我停学,我不干。父亲说已经读到初小毕业,够了,家里穷不要上学了,将来有机会送你去当学徒。我坚持要上,跳着双脚喊“要上学”,父亲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说完向外走去。我就跟在后面边哭边喊“要上学,要上学”,我父亲无奈就加快脚步走,我拼命追。父亲突然抱着我说:“雪狗(我的小名)啊,我实在没有钱哪!”我抬头看见父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只好含泪拉了父亲的手回家。
    说来也巧,1944年夏天,我在县城茅家镇看到好几张布告,上面写着:由王炳儒先生和冯丽英女士,在海门县城关茅家镇新开河南岸创办海门县儒英小学 ,凡新生考试在八十分以上的学杂书本费全免。我十分兴奋,向父亲要求去报考,他有点不信,反复问“是真的吗?”我也反复保证是真的,父亲终于同意试一试。我是初小毕业后休学的,应报考五年级,但我报考六年级,跳了一级,结果我考得总平均九十分,录取入学。
我家离学校有六华里,同我一样的乡下学生,都带干饭中午放在学校伙房蒸热后再吃。伙房规定不代蒸稀粥,可我家哪有干饭?我要是回家吃,下午上课肯定赶不回来,只好每到中午就在课堂里饿一顿。有一次被级任老师看见,问我:“怎么还不回去吃中饭?”我爱面子怕羞,慌忙回答:“马上回,马上回。”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场面,我就在中午放学后到街上逛一圈再回校。有时同学问我“吃了饭吗”,我撒谎说:“刚吃过,刚吃过。”一个学年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没有钱买铅笔,就捡来废电池取出碳芯代替;买不起墨,就刮锅底灰调水写作业,但写出的字,色淡无光泽又浸纸。有一次张老师拿着我的大楷作业问:“你的字怎么木呆木呆的,没一点光泽,还很浸。”
我说:“张老师,我买不起墨,是用锅底灰调水写的。”张老师把我拉到他的办公桌旁,把他用的“金不换”条墨给我,我泣不成声地说:“谢谢张老师。”
    六年级上学期中考时,校方宣布:六年级上学期大考时取得前三名者,方能在六年级下学期继续免缴学杂书本费。这是在提高免费标准。我发愤努力,考得全班级第二名,这才得以读完六年级,成为小学毕业生。
在日寇占领海门期间,我目睹了小鬼子的暴行和奴化教育,也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在一年腊月的一天,鬼子把一个中年男子扭到城隍庙边新开河桥上,一枪托把他打倒在河里。还有一次在上学路上,鬼子把我和几个老百姓赶到老人堂(免费养老院)大门前,将两个磨剪刀的人砍头示众,要我们观看,人头落地后嘴还在啃泥土,真是惨不忍睹。儒英小学开设日语课,由日本军人教,我们学生经常挨打,有时鬼子把粉笔灰倒在我们头上,用手死命在你头上来回搓,弄得你眼鼻口都是粉笔灰,他在那里哈哈大笑。儒英小学有个姓杨的教音乐的女教师,她经常启发我们的抗日思想。当时汪精卫这个大汉奸仍打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但在旗帜上头加了一条印有“和平反共救国”字样的黄色三角布条。这位杨老师在讲解《船夫曲》歌词的时候,乘机问我们“和平反共救国”怎么念,我们按习惯念后,她说不对,应该这样念:“和平反,共救国。”(意指“没有和平只有战争,共产党在救中国”。)1944年春夏之交,新四军汤(敬贤)团向日寇海门县警备队“投降”,我和我的同学在青年会广场亲眼目赌了“受降”仪式。不到一星期,汤团夜击日寇警备队,打得小鬼子措手不及,第二天海门人民拍手欢呼。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在海门的日本兵,手中三八大盖换成了木头枪替代中国警察站岗,垂头丧气替代了往日的骄狂,连他们的军犬也都是夹着尾巴走。但深受侵华日军八年蹂躏之苦的海门人民,没有给予任何武力报复。
    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丝毫改变我家的处境。1945年8月间,我家恳托茅家镇新盛衣庄女主人杨夫人,为我在离家四十五里的麒麟镇找了个学生意的商家。农历十月初九,我跟着茅家镇新盛衣庄人称“老土地”的“阿大”先生(相当于现在大堂经理),分乘两辆独轮车前往麒麟镇。车上捆着一条破棉被和一只内装换洗衣裳的旧藤箱,这是我的全部行装。就这样,我迈出了跨出家门独立生活的第一步。
    中午时分车进麒麟镇,我们下车步行,到达一家坐南朝北、双开间门面的店铺,“老土地”要我跟在他后面走。只见四周货柜排列整齐,柜台上面有一块写着“裕昌衣庄” 的金字招牌。出来迎接的是一位眉目清秀、蓄西式发型、身穿大伟呢长袍、年约三十多岁的先生,他身后还站着一个也蓄西式发型、脸面微凹、年约三十来岁、穿藏青色长袍的先生。身穿大伟呢长袍的先生首先笑着说:“‘老土地’你来啦!请里面坐,请里面坐。”后面那位先生拉着“老土地”的手说:大师兄好,大师兄好。
    “老土地”在客厅稍事休息后,对那位穿大伟呢长袍的先生说:“绍伦,开始拜师吧!”随后拉着我先向“裕昌衣庄”那块金字招牌下跪三叩首,接着领我到穿伟呢长袍那位先生面前说:向大先生拜师。我就跪下磕三个头。“老土地”又说:还要向大师娘磕头。大先生说免了,大师娘见状向后就走,“老土地”领着我追到后面小院子里,大师娘这才站住接受我跪拜。大先生招待“老土地”吃午饭,我则由一个十分清秀的年青人(后来知道他是我的大师兄)领我到伙房用餐。餐后“老土地”又向我介绍师叔董希陶(脸微凹者)和大师兄施文辉。他又对我说:还有二先生、二师母和师公师婆,今天没有见到,以后你的师叔、师兄会告诉你的。你一定要听大先生和大师娘的话,一定要勤快,一定要诚实,一定要手脚干净。我不断点头称是。说完这些,他就乘原车回去了。
    当天打烊后开晚饭,大先生、大师母坐在面向店门的位置,师叔董希陶坐在大先生的右侧,大师兄施文辉和大先生上小学的儿子徐恩祖坐在左侧,我和二师兄董宝顺坐在大先生夫妇对面,这表示一心向着老板。要是师公师婆来了,大先生夫妇的座位让出来,我们学徒的座位不変。吃饭过程中,二师兄带着我为大先生、师母和师叔添饭。晚饭后大师兄告诉我,用餐时一定要时刻关注先生和师母的饭碗,快要吃完时马上从背后伸手接碗添饭。要是师公师婆来了,先为两老添饭。吃菜只能挟自己面前的菜,切忌在菜碗里乱挑,这是规矩。开始我总是吃不饱,因为忙于为他们添饭。
    饭后我跟二师兄刷锅洗碗后很想睡觉,但我不知睡在哪里,就站在店堂里等。这时只见大师母、师叔和大师兄都端坐凳上,好像在等待什么。不一会大先生来了,二师兄马上将一把紫砂小茶壸送到他手上,紧接着拉着我到厨房里烧着木炭的小炉子边上说:“你现在把铜铫子装水后放在炉子上烧,要不断用芭蕉扇扇,不让木炭熄火。水一烧开,你就到店堂里等我,我见机给先生添开水。”我问:“为什么不用热水瓶中的开水?”二师兄说:“大先生白天很少喝水,到晚上一定要喝用木炭烧出来的开水,而且不断地喝。”我又问:“我今晚睡在哪里?”他说:“睡在柜台上,早收夜摊。”那晚我也不知道烧开了多少壸水,眼皮不断打架,也不知道瞌睡了醒来、醒来又瞌睡了多少回。等到二师兄叫我到柜台上摊被睡觉时,店堂里的自鸣钟已经打下一点了。二师兄到后面小阁楼上睡觉去了,原来我进店前是他睡柜台的。他们晚上搞那么长时间到底干什么,不得而知,在我送开水时,只见大先生不停地来回走,还不断地打手势,嘴里还不断地讲。后来才知道是讲评当天的生意。第二天早上头道公鸡啼叫时,就得起床,开始又一天的劳作。
    我在裕昌衣庄学生意的第一年,天天重复全套家务劳动近三十种。每天五点起床后,依次劳作:清扫店堂和客厅,橱柜灰尘要抹净,拉开灶门烧开水,提篮上街买素荤,拣菜洗菜再切菜,倒洗先生尿壶,清洗师母铜尿盆,给老板和师叔打好洗漱水,做枣莲汤送给先生,做好泡饭开早餐,饭后净桌洗锅碗,开店门下门板,下河浜漂洗衣服,做中饭淘米炒菜,清洗碗筷和锅瓢,劈柴接水清粮仓,抱逗师母小千金,擦净美孚煤油灯,清洗铜质水烟壶,搓卷吸水烟的“纸吹”,下厨做晚餐,上排门收拾打烊,分别给大先生、大师母、二先生、二师母和董师叔打好洗澡水,洗完后立马倒掉污水、冲洗浴盆,晚上点燃木炭煮开水,专供大先生讲评当天生意时用。
    逢年过节时,劳作量又增加,特别是春节前后,要在冰冷的河水中清洗只有一两寸长的小鲫鱼,洗得双手开裂流血。因为大先生特别喜欢吃糖醋小鲫鱼,规定小鱼要在河面破冰的流水中洗净,据说其鲜无比。
这样的家务劳作我能忍受,因为我是家贫如洗的苦孩子,但是我想不通的是,难道当徒弟学生意就是这些吗?又不敢问。有一次壮着胆子问大师兄,他说:“第一年都是这样的,我也是经过这个阶段的。你还要做好准备,明年还要到常乐镇老店去种地呢,这是规矩。”
    世上的事情,往往是有所付出必有所得。在徐老板家中,善于操持家务的是我的大师母倪氏,她是大生纺织三厂的女工出身,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十分能干,做得一手好菜肴。每当老板请客和中秋、过年办酒席,全由她带领我们师兄弟操作。她亲自选料、配菜、上案板、站灶台,炒煮烹炖得心应手,上桌的菜肴色香味俱全,深得宾客称道。她经常教导我如何做菜做饭,有时当场示范。我在大师母的指教和传授下,这一年中学会了巧做干饭、锅巴泡饭、酒板(酒酿)糖醋鱼、熏鱼、红烧肉、白切鸡、八宝鸭、珍珠藕筒、无锡大排、肉挎鲫鱼、雪菜黄鱼羹等手艺。大师母从未骂过我,我也最听她的话,就是被打出店门后,还时不时的想到大师母。
    我进裕昌衣庄学徒的时候,麒麟镇已经是解放区,镇长姓樊,税务所长姓顾,名字忘了 ,他们常到店里来同徐老板和师叔董希陶、师兄施文辉闲谈,实际是在宣传党的政策。还有东南警卫团的参谋长顾志昌 ,他是我二先生徐绍缨的同学,在背着两把二十响快慢机的警卫员护卫下也常来,有时徐老板请他吃饭,我还为他添饭。他们都很和气,对我这个小学徒也不冷眼相看,那个樊镇长和税务所的顾同志有时还和我攀谈几句,问问情况。
    我影响最深的是,1946年初夏,对面陈万兴酒店两个徒弟被老板罚跪挨打后,民主政府为此就在陈万兴门面前召开清算大会,陈老板当众向两个徒弟赔罪道歉。学徒原本没有工资,现在按每月补发工资(原麦若干斤),三年一次补完,还限令不许再打骂徒工,这下陈老板吃了大亏。各店的老板和职员、徒工都到场听讲,我当时心里特别开心,因为这两个徒工和我门对门的,很熟,大家都是受苦人。我亲眼看到共产党、新四军帮受苦人,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好感。
    有一天在街上碰见税务所的顾所长,我问:“像我这样的能不能参加新四军?”他说:“你真想参加革命?”我点头称是。他说:“我们欢迎。”我那时幼稚又单纯,回到店里就向大先生说:“大先生,我想参加新四军,人家也要我。你同意不?”大先生笑着说:“你父母把你送到这里是学生意的,你从这里去参加新四军,你家里向我要人,叫我怎么交代?你硬是要去,我先把你送回家,你想怎么走与我无关。”他这一讲,我无言以对。不几天把我调往常乐镇老店,因为恒昌衣庄老店已经歇业,所以我只在那里打杂。
1946年秋,老板在海门县城茅家镇开设大公绸布衣庄。除师叔董希陶留守裕昌衣庄外,其余人都到大公绸布衣庄上班,我也从常乐镇老店调到新开张的大公。这时又来了一个学徒施志超,成了我的师弟。我的任务就由他承接。我成了他的带班人。
1947年8月30日,吃早饭时,志超师弟对我说:“二师母要我把昨天的剩饭吃了。”我说:“吃就吃吧。”师弟说:“这饭已经馊了怎么办?”我说:“那就不吃。”
吃完早饭,师弟把碗筷收拾进厨房,二师母问师弟:“怎么没有把这饭吃了?”师弟吓得说不出话来。二师母紧问:“为什么你不吃?为什么你不吃?”师弟只好来到店堂找我:“三师兄,二师母叫你去。”
我一进伙房,二师母指着师弟:“你给我说。”小师弟哭着脸:“是……是……三师兄叫不吃。”二师母问我:“你为啥叫不吃?”我回答说:“这饭是馊饭。”二师母瞪着眼:“你胡说,怎么是馊饭?”我就拿着馊饭送到二师母的鼻子下说:“你不信,就闻一闻。”这一下闯了大祸,二师母高声大叫:“反啦!反啦!”
二先生徐绍缨闻声从卧室冲出来,左右开弓打了我两个耳光,我高声怒吼:“你是个王八蛋!”并跑出门外。他来抓我,我快步逃走,他紧追不舍,他穿着拖鞋,我比他跑得快,才得以逃脱。
我一口气跑回了家,父亲问:“你怎么回来啦。”我回答:“二先生打我,还要抓我。”父亲十分恼火:“马上回去,向二先生赔罪,打你是要你好。玉不雕不成器,像你这样就是要‘三角棱在圆眼里抽’ ,抽圆了就成材了,做学徒逃跑当‘还汤豆腐干’ 是可耻的,给我赶快回去。”我坚决不回:“回去就被打死,我死也不回去。”父亲大声吼:“你不去,我就把你绑着送去。”
    我一听拔腿就逃到外婆家,哭着向外婆原原本本讲了,外婆说别怕。过了两天外婆陪我回家,并对父亲讲:“孩子被老板打出来,你还要送回去,办不到。”父亲讲:“你老人家不知道啊,我们有投师纸(卖身契)在人家手上,规定三年内供食宿,生病受伤死亡等与店方无关,中途擅自离店,要索赔饭钱。要是不回去,我能受得了吗?”外婆毫不让步:“不行,哪怕投师纸是一把刀,我也不怕。我告诉你,要是不答应,今天就饶不了你。”父亲被迫点头。外婆一走,父亲马上翻脸对我说:“你必须马上回去。”我又一次跑到外婆家躲起来。
    1949年3月,我在海门县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税务局(局长陈耀阶)、民教馆(馆长胡之舟)、工商科(科长易峰)、劳动科(科长沈彬)工作,其间在支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中成为积极分子。后来我的人事档案被长办组织部丢失,2002年沈彬和招收我参加革命工作的王文蔚给我出具了证明并经海门市公证处公证,证实我是1949年3月参加革命的。
    1950年土改,贫下中农翻身得解放,我家分得土地和农具。我母亲不仅恢复了正常,还当选村妇联主任;我哥顾敬之成了小学教师;县长沈计达应我所请,特批我三弟顾敬贤免费进海门中学就读,后来大学毕业调入中纺部;小弟顾敬龙师范毕业响应号召,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我家的翻身解放全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毛主席、共产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雷锋在日记中摘录的诗句“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写出了普天下受到毛主席、共产党雨露滋润的劳苦大众的共同心声。
人民政府还为我这个被打出门的学徒工申了冤。我们单位与茅家镇镇政府在一个院子里办公,9月的一天,我与镇政府的几个同志闲聊,我偶然说到当学徒时被大公绸布衣庄二老板打出门的情况时,镇长陆梁问:“是不是大同街上的大公绸布衣庄?”我答话:“是的。”
    陆镇长又问:“听你说还有一个破藤箱和破被子在他那里?”我说:“是的,当时我哪敢去拿!”陆镇长说:“现在就该去要那破藤箱和破被子,而且一定要‘原沫’(海门方言:原样)。他们肯定早就丢掉了,你呢就坚决要原沫,他们给你再好的东西都不能要。他们拿不出原沫,你就回来向我报告,下面的事由我来办。”
    第二天,我到大公绸布庄,二老板徐绍缨笑脸相迎,又递烟又请坐。我也含笑说:“二先生,当年我还有一只破藤箱和一床破被子在这里,我想现在拿回去。”二老板说:“当年我动了手,实在对不起。这些东西早不在了,你就在店里随便挑。”我说:“不要,我只想要我原来的东西。”二老板说:“原来的东西确实不在了,就是在的话也不像个东西了,你尽管在这里挑。”我说:“不能这样,既然没有我就告辞了。”
正在这时,大师母来到我身边,一把拉着我的手进了她的房间,并把大衣柜打开说:“锦宣(我做学徒时的名字),这是我大师母的,箱子被子都有,你随便挑。”我说:“大师母,感谢你,但我不能拿你的东西,实在要不得。”说罢我就转身离开。
    陆镇长听了我的汇报后,立马命通讯员把二老板叫到镇政府,并指着我问:“徐先生,顾建棠以前是不是你家学徒?是不是被你打出门的?是不是还有一只破藤箱、一床破被子在你那里?”
二老板哈着腰:“是的,是的。”陆镇长:“现在你该不该把藤箱、被子还给他?”二老板:“还,还。不过原来的藤箱、被子已经找不到了,我愿意赔新的,赔新的。”陆镇长:“人家要原沫,不要你赔新的。怎么办?”二老板:“原沫确实找不到了,我听政府的。”陆镇长:“顾建棠同志在你店里几年,你们有没有给他工资?”二老板:“大约两年,只供吃饭,没有工资。”陆镇长:“我现在问你,他在你店里两年,不给他工钱,叫不叫剥削?你们要徒弟吃馊饭,徒弟不吃你就上去两个耳光,叫不叫体罚?你刚才说听政府的,你知道共产党、人民政府反对剥削,反对打骂员工。我要是把你剥削、打人、扣押破藤箱破被子通通清算的话,就算得你受不了。看你尚能认错,从轻清算,你得拿一百万(合新币100元)清还你的剥削帐,同不同意?”二老板:“同意,听从政府决定,马上送来。”
    这笔钱是由镇政府代收转我的。1950年国庆节后,组织上保送我到苏北行署财政处会计学习班学习,我用这笔钱买了一条棉裤,其余全给家里用作冬播春耕的费用。
1954年春,长江水利委员会下游工程局和江苏省海门县人民政府联合组成长江下游工程局青龙港护岸工程指挥所,任务是维护龙港江堤以确保大生纺织三厂持续生产。此工程于1955年上半年竣工。指挥长是下游局办公室主任戴著生,副指挥长是海门县长茅锡堂。我被抽调到指挥所财供科,科长是江苏长江修防处长储舜尧,我任副科长,还有一位副科长是下游局器材科科长杨若愚。
    1954年10月护岸工程第一期完成。上旬,县长茅锡堂找我个别谈话:“戴著生指挥长正式向县里提出调你到下游工程局工作。现在听听你的意见。”我明确表态:“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中旬,我奉江苏省人事厅调令到达南京,下游工程局人事科黄山佐在下关车站接我到上海路十一号长江水利委员会下游工程局报到。11月,人事科派我到安徽华阳河下游局新组建的查勘队工作。临行前局保卫科向英杰科长给我作了个别交代:查勘队队长是汪德佑,国民党员;副队长是戴明镳,三青团员。你负责全队的政治思想和安全保卫工作。
我到队后摸清了全队二十来人的情况,其中有五个共青团员。有一天收工后,我把共青团员召集过组织生活。队长、副队长和我住同一房间,晚上汪德佑问我:“顾同志,收工后背着我,你找那几个工人搞什么名堂?”
我反问:“队长,你想知道什么?”汪德佑说:“我是一队之长,队上的任何活动都得向我事前请示,事后汇报。你事前没请示已经有错,现在你得向我汇报,因为我是代表局长的。”我回话:“我们开共青团员会议,共青团有独立活动的权利,共青团只受共产党领导。你汪队长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你没有资格听我汇报,我也没有义务向你汇报。同样,队上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也可以代表局长。”汪听了也无话可说。
    1955年5月长江水利委员会所属的上、中、下游三个局撤销,人员悉数调回武汉总部。我先分配在人事处劳动工资科,1956年3月调到肃反审干办公室,1956、1957连续两年被评为“肃反审干积极分子”。1958年召开了共青团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第一次代表大会,林一山任团委书记,刘仁是第一任专职书记,我也调到长办团委工作。1958年11月25日,朝鲜首相金日成由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等陪同从北京到达武汉,下榻汉口惠济路武汉市委别墅,我奉命与其他同志一道在院外通宵护卫。1959年3月长办党委保送我到共青团中央团校学习,毕业后回长办团委工作。1960、1961年大办农业时,我担任东西湖、柳山湖围湖造田青年突击队指导员,连续两年被评为“全江先进工作者”。1962年大办民兵师,我担任长办武装民兵连指导员,其间经武汉市人武部评审,长办武装民兵连荣获“先进武装民兵连”称号。长办一年一度的政治工作会议,我都参加大会秘书组工作。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畅游长江,党委命我率武装民兵在汉口滨江公园担任保卫。文革初期,又把我推向第一线,听党委指挥保林一山。
    第3节 长办党委执行资反路线
    长办是中央在汉单位,在业务上由水利部代管,组织和政治上由湖北省委代管。所以,历来的政治运动都是在省委直接领导和部署下进行,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通知》严厉批判了二月提纲,指出这个提纲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竭力抗拒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迫不及待地要把文化革命引入歧途。五一六通知昭示全党: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揭露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文化革命路线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对象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否则就违背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然而就在五一六通知下发不久,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在1966年6月8日召开的省文化革命工作会议上,公然把“1957年省委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几点意见”作为文化革命运动指导性文件。同时根据刘少奇、邓小平1966年6月3日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组建了三千多个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驻学校、工厂、文艺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大抓“三家村”、“右派分子”、“资产阶级黑帮”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一切充分表明王任重对抗五一六通知,继续执行已被党中央明令撤销的“二月提纲”,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他和他领导下的湖北省委完全背离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
    1966年6月15日,在长办红楼(又称老大楼)一楼会议室,我和长办政治部的干部一道,听中共长办党委第二书记李庭序传达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6月8日在省文化革命工作会议上关于大抓“三家村”、“右派分子”、“资产阶级黑帮”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讲话,但没有传达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后来才知道,五一六通知林一山、李庭序已经知道,属领导内部掌握,不向下传达。
    群众只知道王任重6月8日在省文化革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1957年“省委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几点意见”,而林一山不但知道五一六通知的全部内容,还明了王任重6月8日讲话是与五一六通知唱反调。林一山领导下的长办党委,不是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要求和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发动群众投入运动,而是跟着王任重的步调,成立“文革运动办公室”,在长办大院及长办在汉单位中,抓“右派”,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斗“阶级异己分子”……大整普通干部和群众,并派出工作组进驻长江工程大学,在学生、老师中划左中右,同时组织、操纵保党委、保自己的保守派。
    第4节 党委选定的“保皇”领头人
    1966年6月,长办的文革运动一开始,长办党委就指挥我贯彻党委的意图,完成他们交给我的任务。
我当时认为我是围绕党的工作中心在工作,但实际上党委已经选定并把我推上了保党委、保林一山的第一“保皇”领头人的位置。因为党委深知我是逃荒人的后代、受压迫的资本家学徒、贫农的儿子,参加革命以来,不论何时何地,总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特别是调入长江水利委员会十一年来,一贯听党指挥,积极认真工作,出色完成任务。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在共青团长办团委工作,又兼任长办武装民兵连指导员,带领着两支有组织的青年骨干队伍: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听从党的指挥,在党委绝对领导下开展工作是共青团的纪律和传统;武装民兵手中有枪,更要置于长办党委绝对领导下。
    长期以来,在我思想上形成了一种观念,认定长办党委就是党,服从长办党委领导、听从长办党委指挥,就是跟党走。这一固有心态,促使我在文革初期把保党委、保林一山看成是责无旁贷的事情,自然而然地听从长办党委指挥去保党委、保林一山。而党委把我推上“保皇”第一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段时间我在党委的指挥下当“保皇”领头人,自己认为是在保卫共产党,干起来毫不迟疑,件件有着落。
    1966年6月16日,深受领导信任的我接到任务,长办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于亚农要我带领共青团员和武装民兵到武汉大学去声讨李达 、朱劭天 、何定华 “三家村”反党集团。
    6月中旬开始,长办党委先后把副总工程师周尚,宣传部副部长陈亮,留苏副博士、长办科学院工程师陈济生,组织部干部科汪镇国,勘测处副总工程师李元亮,政工科长冯志沄,计划处冯明清等当作文革对象抛出来,在各自的办公室内外,用大字报揭发他们的“罪恶”,以此转移文革斗争大方向。时任政治部副主任兼长办团委书记的黄世忠(曾任孝感军分区政委,1964年转业到长办)指示我,分批组织各单位的团员、青年去声讨、批判这些“牛鬼蛇神”。
    6月18日,组织部长张彬(我的党支部书记)对我说,过两天省委召开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经支部研究决定,你作为我们组织部的代表去参加大会。23日,我作为长办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参加了在洪山礼堂召开的湖北省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7月23日至30日,我又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政治部主任丁福五和副主任黄世忠指示我,把武装民兵连集中起来,用大字报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文人、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田海燕。批判的材料由组织部和纪监委提供,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一定要完成好。
田海燕,重庆人。抗战期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1942年延安整风时经不住考验,携夫人张玲东脱离延安。但他没有投靠国民党,后来到香港办过《周末报》,仍为革命出力。解放后回内地参加工作,安排在长江航运管理局(简称长航)。与时任武汉市长刘惠农 是连襟。
    田海燕爱好写作,所著《红军路上百花开》是国内第一部以游记形式描写红军长征的作品。六十年代初,经全国作协介绍,他住进中南海,为延安五老——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写传记。后因中南海保卫部门发现其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关系,不宜面对面采访“五老”,就将他请出中南海,回到长江航运管理局。文革前长办所属二级机构中有一个“交通运输处”,交通部长江航运管理局派员参与,他的夫人是该处的支部书记。田海燕回汉后,以作家身份来长办体验生活,在长办政治部宣传部挂了个副部长的职务。四清运动时,因其“混进”中南海一事,接受停职审查。文革开始时,他早已靠边,是只“死老虎”。林一山和长办党委此时把田海燕抛出来,是为了转移斗争方向保自己。
    我接受任务后,就和连长阎清武、副指导员葛仲余 、副连长谢从勤 一道,全力组织民兵写批判田海燕“三反”言论的大字报,并把大字报贴在专设的大字报棚内,然后把田海燕叫来,要他认真看,不吼不骂不打。看完后我向他转告政治部的要求,要他向组织上写认识和交代材料,他写的材料经我上交政治部丁主任。
1966年8月25日,“毛泽东思想长江工程大学八一阵线”的红卫兵在严常 指挥下,由宋其波同学带领冲进长办大院,向长办党委和林一山造反。宋其波怒气冲天,把政治部办公桌上的玻璃板都敲破了。红卫兵小将的造反行动,确实吓坏了长办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当天晚上,政治部主任丁福五和副主任于亚农把我叫到老大楼一楼会议室。
    丁、于两位主任都说,这是右派造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问题,我们一定要组织红卫兵反击。他们再来,我们就用红卫兵保卫大院,把他们顶回去。你赶快把团员和民兵中的骨干召集起来,今晚就把红卫兵组织起来。
    我接受了任务,两位主任也应我的要求从保管室取来红布,交长办塑料厂缝制印字做袖章。第二天长办大院就出现了“干部红卫兵”,并分别把守大门和侧门。后来长江工大的红卫兵也来过,都被挡回去了。这恐怕是武汉市第一支、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支“干部保皇红卫兵”。
但是,我的“保皇”思想从8月中旬开始发生转变。9月3日,写了揭批林一山的大字报,这是我造反迈出的第一步,也是我由保守转向造反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第二章 省委工作组整林受阻
           辨识正误顾建棠转向
    1966年7月1日,中共湖北省委派出“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驻长办,省委常委、副省长、省监委书记王海山 为组长,省监委副书记纪辉 和黄宏儒 为副组长,全组一百多人,其中有好几位厅级干部,如省人事厅长李旭东、林业厅长×××、省直机关团委书记封荫槐等,如此高级别且人数庞大的工作队开进长办实属空前。他们进驻后,对长办文革运动一言不发,对被林一山打成“牛鬼蛇神”的群众一无表示,对长办党委的工作无任何干预。工作组人员串处室、查档案、摸底细,特别对长办领导干部进行背靠背调查,出现了长办党委林一山等心存疑虑处处暗防,省委工作组内紧外松箭在弦上,双方在沉默中较量的微妙局面。
    第5节 王海山亮相直指林一山
    1966年8月1日,省委驻长办文化大革命工作组打破沉默,在长办职工俱乐部召开在汉干部职工大会,组长王海山首次公开亮相,并作动员报告。他号召大家起来揭发批判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和“阶级异分子”,不管他们资格多老、地位多高、权力多大,长办群众都有办法把他们揭发出来。王海山对参加大会的干部、职工说:有的人想捂盖子,是捂不住的;有的人还在遥控,那是不行的,只有主动彻底交代,接受群众批判才有出路。有人说我王海山的级别低了一点,我们是来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来比级别的;要说级别,群众的级别最高。我们工作组是代表省委来的,我们支持大家起来揭盖子,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我们工作组支持你们。
    王海山的动员报告表面上没有点林一山的名,也没有点被长办党委抛出批判的田海燕等人的名。但他在报告中讲“有人说我王海山的级别低了一点”,此话显然是对着林一山来的。王海山与长办副主任李庭序都是行政九级,林一山是七级,比王海山高。
    我当时思忖:这个工作组与其他工作组不同,不与党委连手整群众,而把矛头直指长办党委第一书记林一山。我虽知道一些关于林一山不买省委领导人帐的传闻,但我又常常听说,林一山在北京是经常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王海山要搞倒林一山谈何容易?
    8月6日,林一山在北京听了长办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丁福五的电话汇报后说:党委要顶住(工作组的压力),注意右人(右派,实指职工群众)。这个指示通过各种方式在群众中传播,工作组长王海山的动员大会后,竟没有人敢贴长办党委领导人林一山的大字报。
    第6节 林一山王海山明争暗斗
    8月上旬,省委工作组请示省委后,决定改组长办党委。由省委工作组的王海山、纪辉、黄宏儒和长办党委第二书记李庭序,党委委员、长办秘书长孔晓春五人组成临时核心小组,全面领导长办的文化大革命,同时省委工作组全面接管长办政治部的“运动办公室”,其他党委成员只负责做好生产业务和行政管理工作。
紧接着,省委工作组根据省委部署,按照十六条中关于“要像巴黎公社那样,由群众全面选举产生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规定,全力开展这项工作。广大干部和群众参选的热情确实很高,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无拘束的自由投票,依照公认的条件,想选谁就选谁。其间发生了勘测处关于李吉贵选为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成员的资格之争:省委工作组发动起来的群众支持,拥护长办党委的群众反对。双方争执几成白热化,逼得省委工作组“勘测水文片” 小组长、省人事厅李旭东厅长公开表态支持李吉贵,最后李吉贵入选。
    8月下旬,通过群众自由投票,选出钟灵英(科学院岩基室干部)、孔晓春(行政系统)、姚玲泉(枢纽处技术干部)、李吉贵(勘测处行政干部)、马振河(科学院材料室工人)、陈雪英(规划处技术干部)、艾向友 (林一山的服务员,政治部代表)、葛守西(水文处技术干部)、罗芳甫(机电处技术干部)、席××(堤角修造厂)、×××(施工处技术干部)等十一人组成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钟灵英, 副主任孔晓春、姚玲泉。
    在省委工作组紧锣密鼓发动群众、组建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林一山指挥长办党委继续同省委工作组对抗。8月下旬,省委工作组驻长江工程大学的宋明,反对长办党委驻长江工程大学工作组在学生中划左、中、右的做法,并支持学生造长办党委工作组的反。长办党委利用这件事向省委工作组施压,省委工作组被迫在8月23日,将工作队员宋明调离工作组。8月25日,长办党委指示勘测处夏施霖,把政工科长冯志赢,副总工程师李元亮,技术员胡启裕、黄长青这几个早就被长办党委抛出来的人,分别挂上“阶级异己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漏划资本家”的黑牌,戴上高帽子,在大院游动示众,向省委工作组示威。
    第7节 红八月毛主席拨正方向
    1966年的8月,是文革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月份,被称为“红八月”。这是因为:
    8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8月9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中央政治局成员,刘少奇由第二位调到第七位。
    8月18日、31日,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红卫兵。
    这个月是毛主席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向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反攻的总动员月,是毛主席排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干扰、拨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向的关键月,是对全国的文革运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月。
    对长办的文革来说,这个月也是重要的转折月:省委工作组由三十天不表态转而公开亮相;由长办党委和省委工作组两个领导班子并存、各自领导的文革工作组同驻一个单位的格局,转变为省委工作组独揽长办领导文革大权的局面;我也在王海山与林一山的“两山”相斗中转向。
    1966年6、7、8三个月,我在跟着长办党委指挥棒转的同时,耳闻目睹了省委工作组与长办党委之间的争斗较量。省委工作组与长办党委都自称代表党,我也把他们都看作党的化身,我自问:到底谁是谁非?跟着长办党委对不对?省委工作组搞林一山对不对?到底谁才是代表党?疑虑迫使我重新认真学习五一六通知、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和十六条。当时我对这些纲领性文件的内涵及其深远意义认识还很肤浅,有的还搞不清楚,比如说,什么样的领导人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谁是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但是我坚信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坚信听毛主席的话决不会错。我就以此对照,明白了文化大革命要整的重点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的矛头要针对走资派,有人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这是方向、路线错误。从而开始认识到以林一山为第一书记的长办党委把在其领导下做具体工作的李元亮、陈济生、陈亮、冯志沄、汪镇国等普通干部、工程技术人员打成“牛鬼蛇神”,就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因为这些人对长办全局无任何指挥权,对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无任何决策权。相比之下,省委工作组的态度和作为,是符合文革大方向的。搞了半天,才知道自己不知不觉地帮了长办党委整群众、保林一山的大忙。我初步感到,一个基层党委的领导是不是正确,不能只从组织角度去看,首先要从其是否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角度来判断,错误的领导不能盲从。
    思想有了转变,认识也有了提高,但由于长办党委对我充分信任,也是培育有加,调转矛头反对党委和林一山,还有点犹豫。
    省委工作组副组长黄宏儒是个老红军,当时在湖北党龄最长、资格最老。8月下旬的一天,他找我个别谈话说:我们工作组是省委直接领导的。前一段我们搞调查摸底,你们政治部二百多人的情况都摸了,一部分是可以依靠的,大部分通过运动教育提高,还有极少部分放在运动后期处理。我们是根据省委的指示到长办来的,就是要搞林一山,就是要解决林一山在长办搞独立王国的问题。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三反”分子,是这次运动的重点对象。我们工作组希望你跟我们一条心,就是跟省委一条心,也就是跟毛主席、党中央一条心。他又说,你现在不必表态,回去考虑,三天内看行动。
    当天我向徐秀庭 谈了省委工作组领导找我个别谈话的情况。他问我,你对长办目前运动怎么看?
    我说,十六条上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带头炮打司令部,这就是说炮口要向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司令部里面。长办党委是长办的司令部,林一山是有权决定长办命运的司令,而长办党委抛出来的田海燕、陈亮、陈济生、李元亮、冯志沄、汪镇国等根本无权左右长办。所以省委工作队把林一山作为运动的重点对象是对头的,林一山不当重点谁当重点?!
    徐秀庭说:“以我在北京参加文革工作队的经验,省委工作队领导找你个别谈话,说明你是依靠对象,所以向你交了底。团中央的工作组所以被学生赶走,根本原因是它不整党内的当权派,而是把矛头对准学生群众,团中央的胡耀邦、胡启立、胡克实因此在团中央大楼阳台上受到群众批斗,我是亲眼所见。当时胡耀邦等顶着不下跪,后来李先念副总理来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宣布,团中央胡耀邦镇压学生,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必须接受群众批判。这一下‘三胡’乖乖低头下跪。仅二十四小时团中央就垮了台。所以我同意你的看法,长办党委的方向肯定不对。既然省委工作组把你当依靠对象,向你交了底,你就要有实际行动。”
    第8节    我写了一张转向大字报
    1966年9月3日,我以实名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七比一》,其主要内内容是:组织部张彬部长是林主任的爱人,长期以来一直主管组织人事工作,这是极不正常的。请看:曾先后在组织部当过部长和副部长的,有叶扬眉、于亚农、吕杰、王秀林 、汪贵、丘碧谨、王俊杰和张彬等同志,可是这八人中己调离的有七人,唯独张彬部长非但一动不动,而且由干部科长升为副部长、部长。林主任是长办的一把手,尤其在人事方面,不能长期由自己的爱人一统天下,因为这样做,难保在干部任免升降方面执行正确的组织路线,这是极不正常的,林主任应认真检查交代。
    出乎意料,这张大字报居然震动不小,得到许多人的支持,没有人公开反对。加上省委工作组的推波助澜,贴林一山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是一面倒,包括党委成员、高级技术干部和广大职工,直到林一山的秘书和服务员,都对林一山口诛笔伐。甚至张彬同志也表示,要好好帮助林一山提高认识,检查交代。办公大楼走廊、灯光球场和露天大字报栏内,贴满了揭林批林的大字报,可以用铺天盖地来描述。据当时省委工作组的统计,在短短七八天内,群众贴出的揭林批林大字报有一万多张,揭露的主要问题有:
    到处吹嘘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是超信任,在北京可随时见到主席和总理。
    不突出政治,反对工业学大庆,反对大办钢铁,反对三面红旗。在治江方面走专家路线,重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机关办学中执行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
    搞独立王国,狂妄自大,不把湖北省委、水电部和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等领导放在眼里,以至公然对抗。在长办党委内实行一言堂,独断专行,目中无人,压制不同意见,打击报复,排除异己。
    问题不能说不严重,林一山确实处在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之中。这是长办的干部群众多年来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似大堤决口那样汹涌奔泻,这是长办有史以来没有过的风雷激荡,云水怒吼,这是对林一山固有权势的一次空前大挑战。此时林一山也乱了方寸,深知灾难临头,亲书密函向陶铸、王任重求救。
    省委工作组日以继夜整理出林一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书面材料,在9月下旬上报湖北省委。后来(1967年1月)我才知道,省委据此向中共中央中南局呈送了《关于对林一山同志停职检查的请示报告》。
    第9节 工作组撤离林一山掀浪
    1966年10月6日,省委工作组突然从长办撤退,只留几个“观察员”(陶铸、王任重干预所致,详情见第三章),对前段运动未作任何交代。事后才知道,在张体学指示下,10月6日王海山主持召开了长办党委扩大会,林一山也到会。王海山说长办的运动发展得很好,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通过揭发和批判,林一山和长办党委的问题很大,希望继续依靠革命群众,按照毛主席、党中央和省委的要求,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林一山错误很多,性质严重,要多想自己的问题。按照中央的要求,在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工怍组不再领导运动,转为观察员,运动将由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
    10月7日,省委工作组观察员在规划设计、勘测水文、科学院、政工行政、长江工程大学各片分别传达说:“工作组暂时撤退,以后还要回来的。运动由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
这一下可热闹了,林一山自知省委工作组悄然撤退,是他求助陶铸、王任重得手了。他乘机策动先前不敢公开反省委工作组的“保林分子”公开亮剑。
    保林分子全面否定群众揭批林一山,他们贴出大字报并公开说:“工作组搞林一山是带了框框来的,先定性后找材料。”
    “毛主席说,一切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而工作组对林一山没有调查,先下结论。”
    “工作组在长办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省委派工作组本身就是个错误。”
    “北京的工作组8月间就撤离了,而省委工作组却在8月1日开大会发动搞林一山。”
    “我们不承认工作组扶植起来的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把工作组揪回来批。“
    反林分子进行了反击。10月11日,长办团委的顾建棠、赵栆安、黄炳乾 、杨立人一起商定写大字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张大字报用“硬骨头战斗队”名义贴出,肯定省委工作组的方向没有错,发动群众揭批林一山没有错。回忆其内容,主要是:全国、全省所有的工作组,都是与所在单位的党委或主要领导站在一起,大整群众,在群众中大抓右派。而省委派驻长办的工作组则不同,他们没有整群众,而是发动群众整林一山,这是符合五一六通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和十六条的要求和方向的。林一山是长办的一把手、水电部党组成员,又是省委委员,是党内的当权派,从已经揭发的材料来看,难道不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吗?难道不应重点整一整吗?问题不在于叫不叫“工作组”这个名称,而是看他们的斗争方向对不对。省委工作组不整群众,发动群众整了长办党委第一书记林一山,方向是对的,干部群众揭判林一山没有错。
    这张大字报,又一次受到许多群众的支持叫好,而且纷纷贴出认为省委工作组方向正确的大字报;反工作组保林一山的人,也写大字报宣传他们的观点,两种不同的思想观点激烈交锋。当时这种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空前活跃的运动氛围,应该说是十分正常的,要是不出现武斗,是完全符合十六条的要求的。
在大辩论中,支持和赞成硬骨头战斗队观点的群众越来越多,在这种形势下,很快由两种不同观点的群众发展成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
    10月中旬,为了扭转不利局面,林一山支持政治部宣传部的郑学平 、政治部办公室的胡彤 、《人民长江报》的成绶台 等组建了“长办红旗革命造反总部”(简称“红旗总部”),主张否定省委工作组,反对揭批林一山。
    反林分子以团委硬骨头战斗队为基础,与观点相同的群众造反组织联合,在10月下旬组成了“长办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阵线”(简称“捍卫阵线”),领导班子叫勤务组,由长办团委的顾建棠、赵枣安,行政处的谢从勤,长江水利工会的葛仲余,长江水利水电科学院的戚务华,水文处的王钦良,汽车队的陈学先,勘测处的何畏之,职工家属罗家惠等组成,主张拥护省委工作组,赞成揭批林一山。
    随后长江工程大学以严常同学为首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一阵线”加入了反林派,与之对立的由戚务山同学领导的“九一五造反兵团”和姚治邦领导的“八一八”加入了保林派。
    1966年11月20日,发生了一件爆炸性事件,就是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马振河公开声明退出省委工作组操纵的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参加红旗总部。马振河的突变,是林一山掀浪的又一体现。
紧接着红旗总部冲击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室,当捍卫阵线闻讯,我带人前往保护时,只见办公室一片狼藉,红旗总部抢走了运动材料,赶走了工作人员,只有姚玲泉含泪木呆着,长办的文化革委员会就此被彻底搞垮。红旗总部贴出大字报,欢呼胜利。这是在长办最早出现的打、砸、抢行为。红旗总部用打、砸、抢手段,摧毁了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这就让原先就反林一山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成员,更加认清了保林派的面目,促使除马振河外的所有成员都参加了捍卫阵线。
    11月下旬,红旗总部的李汉卿(勘测处技术员)、夏施霖(勘测处行政干部)等人先后抓到了原省委工作组副组长纪辉(省监委副书记)和长办勘测水文片小组长李旭东(省人事厅长),把他们痛打了一顿。我得知后,与戚务华到武昌张家湾看望了他们。当时他们含着泪水讲:红旗总部的人抓着纪辉的衣领,拳打脚踏,纪被打得眼前金花乱飞。李旭东正值例假,请求不要打,但李汉卿却大打出手,李旭东被打得血洒遍地。戚务华听了失声痛哭,我也忍不住泪流满面。这是长办红旗总部在长办外首开武斗打人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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