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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业赏  文革初期山东高校的“大辩论”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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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业赏,1965年生,历史学博士,研究员,毕业于山东大学,先后在党政机关、研究部门、高校工作,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山东地方史研究。


文革初期山东高校的“大辩论”及其影响

张业赏

摘 要 山东高校的“大辩论”是文革初期山东省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和自身对运动的理解和判断而决定开展的。开展“大辩论”的目的是给受到运动冲击的高校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定性,以加强学校党委领导、控制运动的能力和暴露学生的思想状况,为结束文革做准备。“大辩论”进一步加剧了激进学生与党委和学校工作组以及学生之间的分歧、矛盾和冲突,反映了地方党政负责人对文革的认识和态度,对整个文革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文革 山东 高校 大辩论

“大辩论”与“大字报”一样,在文革运动中盛行一时,被当作所谓发动、动员群众参加运动,实现运动目标的一个重要形式和手段而推崇备至。在文革初期,由于对运动的性质、斗争目标等的表述模糊不清,理解各异,参与运动的社会各阶层、各群体虽对“大辩论”都表示拥护支持,但对于运用“大辩论”、“大字报”等形式所要达到的目的却大相径庭。本文所说的“大辩论”,不是文革中泛指的一种运动形式和手段,而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即文革的发动和再发动期间,山东地方党委为指导、控制高校的运动而采取的一项具体举措。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对这段时间的运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认为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大辩论”是山东省委在当时的形势下,根据自身对文革的理解,为了引导、控制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进程,在全省高等学校开展的,仅仅持续十天左右的重要事件,当时也被指责为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压制学生运动的行为。山东高校“大辩论”的开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地方党政负责人对文革的态度和认识,也对整个运动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拟以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医学院等高校文革初期“大辩论”的史实为依据,记述、分析山东省委决定在山东高校开展“大辩论”的意图、“大辩论”的内容和过程以及对整个文革进程的影响,弄清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以求进一步加深对文革本质的认识。

一、开展“大辩论”的意图

文革是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动、领导,由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王年一认为,基于对现实状况的估计、运动目标的设想、打击对象的确定等等的不同,中共中央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方针:毛泽东的“天下大乱”的方针和中央第一线的坚持党的领导、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看站运动的方针。 由于这场运动是毛泽东避开党的组织系统,利用个人的权力、威信和影响而发动的,许多地方党政负责人对开展文革所要达到的目的、对象、运动的具体部署等等均不了解,只能参照以往政治斗争的做法和经验,按照自身对中央文件精神的理解,根据中央的部署来领导运动。山东省委也是如此。这种状况既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不安,又增加了地方领导人和各高校党委负责人处理运动中具体问题的难度。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状况也为地方党委留下了为控制运动而采取一些措施的空间。“大辩论”就是山东省委按照自身对运动的理解和形势的需要,为控制局势,掌控运动方向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具体来说,山东省委决定在全省高校开展“大辩论”的决定,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受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和毛泽东“造反有理”号召的影响,山东高校的一部分学生对学校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产生怀疑和不满,学校党组织和省委派到各高校的工作组的领导、权威受到挑战,领导、控制运动的能力削弱,亟需通过一定的方式加强学校党的领导和控制运动的能力。
文革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高等学校既是最早参与文革,也是矛盾凸显和最为活跃的地方。当时,山东有高等学校16所,在校生2.2万人。 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分析,“五一六通知”规定的斗争对象主要包括两部分人,即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属于干部阶层的所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在运动之初,斗争批判的矛头一般指向“反动学术权威”和具有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双重身份的个别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干部。如山东大学党委在运动初期内部确定的11名斗争对象和公开批判的人物,除历史系党总支书记蒋捷夫一人是党员外,其他都是知识分子、著名教授,如冯沅君、高兰、胡昭全等。 山东师范学院最初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个别青年教师。有些系的学生因为对个别教师不满,自发鸣放,贴大字报。当时受到大字报攻击的几乎全部是教师。山东医学院则要求学生“不要乱怀疑院领导,矛头要指向见报的敌人”,重点批判《大众日报》已公开批判的山东省副省长余修。 6月初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的播发以及《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使山东高校的局面发生了急剧变化。对大字报这种形式的肯定和北京大学党组织被指责为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和“黑帮”、“黑组织”的做法,引发了部分学生对本校党委的怀疑和不满,一部分大字报的矛头开始转向校党委及其负责人。如山东大学学生贴出大字报《吴富恒引狼入室居心何在?》,揭发山大副校长吴富恒和余修的关系。 揭发校党委书记、校长成仿吾,校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孙汉卿的大字报也开始出现。山东师范学院有些大字报也把矛头直接指向院党委,怀疑山师院党委和北大党委一样有鬼,批评院党委领导运动清规戒律太多,有的则用类似北大大字报的口吻质问院党委某些负责人,甚至直接揭发或质问院党委个别人,如主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刘砥石、副院长刘明凡、王大彤等。在山东医学院,从6月5日开始,怀疑、质问院党委的大字报,如“我们要问:这是什么态度”、“山医向何处去?”、“调虎离山记”、“这场空城计值得研究”、“这是缓兵之计”、“为什么不让学生贴大字报?”、“孙绪峰同志的后台老板是谁?”、“也许三家村黑店的伙计就在身边”等纷纷贴出来。 在山东农学院,6月13日国恕连等20人贴出题目为“院党委的同志可信任吗?”的把矛头指向院党委的大字报,认为院党委里有一条黑线,院党委是“牛鬼蛇神”的支持者、欣赏者、吹捧者,院党委是最大的牛鬼蛇神。 国恕连的大字报得到部分学生的支持。
针对部分学生的所谓造反行为,山东所有高校党委都采取了反击的态度,强调加强党的领导,严明组织纪律,力求保持校党委和各级党组织的团结和稳定。同时,鼓励、组织、支持拥护、支持校党委的学生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对怀疑、质问校党委及其负责人的大字报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击,对怀疑、质问校党委的学生形成巨大压力。在具体的反击方式上,各高校党委则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其中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学院最具代表性,可称之为“山大模式”和“山师模式”。两种模式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山东大学采取了比较策略的做法:校党委不是立即公开表明态度,部署对贴大字报、怀疑校党委的持有不同意见学生的公开反击,而是在对学生反对比较激烈的个别系、院党支部负责人进行组织处理的同时,采取秘密动员学生党员、积极分子反击的方式。从表面上看是不同观点学生、一般干部之间的争论与冲突,而自己则处于仲裁者的地位,避免与山东省委提出的支持学生辩论的态度公开冲突。如校党委决定撤销因公开反对学生贴大字报而成为主要攻击目标的中文系主任章茂桐的中文系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职务,同时于6月3日秘密指示各系召开“左派”会,动员对揭发校党委及其负责人的大字报进行反击。支持校党委的学生很快贴出“攻击吴校长就是攻击校党委”、“校党委是革命的”,“成校长是革命的”,“誓死保卫校党委”,“誓死保卫成校长”、“保卫成校长就是保卫我们伟大的党”等等内容的大字报。同时,还有一部分支持校党委的学生组织宣传小分队,在校门口、马路上高呼“保卫校党委”、“保卫成校长”、“保卫吴校长”、“成校长不可侮”等口号 。给校党委贴大字报的学生被认为是“犯了立场性的错误”,“攻击党委”、“反党”等等,大字报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各系领导纷纷对这些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强迫他们“认识错误”,“接受教训”。据山东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我省文化革命情况第三次简报》载:“山东大学在学生贴了揭发学校领导的大字报后,次日即被反击的大字报所压倒,学生提出:‘保卫校党委’、‘保卫成校长’、‘保卫孙书记’等口号,不少写批评领导大字报的学生纷纷检讨,向领导‘请罪’。”
山东师范学院党委则在出现揭发、质问校党委和揭发校党委、行政负责人的大字报后,当即决定公开进行反击,从而把自己放在与不同意见学生对立的位置,致使双方冲突更加激烈。6月2日晚召开的校党委扩大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校党委如何应对当时的局势。副院长刘明凡提议对揭发、质问校党委和党委负责人的大字报(当时称个别“牛鬼蛇神”的大字报)进行反击,主张第二天上午召开全院党员及积极分子等左派师生会议,下午召开全院师生职工大会进行反击。6月3日上午,全院党员及积极分子大会召开。这次大会实际上是布置给党委贴大字报学生反击的动员令。会议指责少数大字报的矛头“不是指向敌人,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和与黑帮有联系的个别人,而是在攻击整个党委,攻击党的方针政策,乃至攻击学习主席著作”,号召参加会议的人员“在敌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客观形势复杂的情况下,左派尤其要紧紧靠拢党”,要参加会议的人“理直气壮”、“坚定起来”、“密切注视不稳分子”。 “六三会议”后,立即开始对写揭发、质问校党委及其负责人大字报的学生进行反击;很快,对党委提质问、提疑问的大字报几乎绝迹。“有不少写了对党委提意见的大字报的师生,有痛哭的,有不吃饭的,有写检讨的,有情绪消沉的,有坚持不服的……还有不少人被跟踪、监视,被称作‘牛鬼蛇神’,被贴了黑名单,以至有的人想自杀。” 据1966年6月20日《大众日报》载:“被监视的师生达22人次,有时两人跟一人。他们还强迫革命师生再三检讨而过不了关,有的被迫检讨达18次之多;责令424人要作书面或口头检讨;强迫28人在小组会、座谈会上进行检查。他们还组织558张大字报进行反扑,给革命师生扣上了‘反党’、‘反革命’、‘忘本’、‘黑帮’、‘牛鬼蛇神’等种种诽谤的帽子。他们围攻向《大众日报》写信赞扬北大革命师生革命精神的五名学生,说他们是搞‘匈牙利事件’,是‘为民请命’、‘兴风作浪’,是‘反革命行动’,‘充当了资产阶级的喉舌’,‘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谋士’,‘跳梁小丑’、‘坏家伙’,带上了许多无中生有的帽子,逼迫他们‘老实交代’,反复检讨。”
由于中央各报刊仍对学生造反持鼓励、支持态度,各高校党委对造反学生的反击使矛盾更加激化。在中央决定向高校派工作组后,从6月6日到17日,山东省委共派出503人组成的工作组,先后三批分赴大专院校和文教科学研究机关指导运动。 后来,又根据形势需要,增加各工作组成员,有的则将工作组改为工作团,领导运动的开展。山东省委给工作组规定的任务有:监督领导;支持革命群众;掌握运动的方向;领导班子被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把持,经上级批准,要夺权;一切文件、档案、大字报等资料不得销毁等。 绝大多数高校是由校党委和工作组共同领导运动的开展。只是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对公开反击提不同意见学生的山东师范学院党委及其负责人进行公开批判,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因此,不同的高校,矛盾的焦点也有所不同。在校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仍履行职权的学校,学生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仍然围绕校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展开,以对学校党委主要负责人态度的不同划分为两大阵营,即支持、拥护校党委的一派和怀疑、揭发校党委的一派;在校党委主要负责人已被公开批判的学校,学生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则主要围绕对工作组的不同态度而划分为两大阵营。工作组进驻后,高等学校的学生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激烈。
与此同时,毛泽东采取了与过去主要依靠党的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开展政治运动不同的方式,把他的主张直接诉诸群众,使党的各级组织处于十分尴尬的处境,从而削弱了党政机构管理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一些高校学生在“造反有理”的狂热中,采取了一些过火的行动,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混乱、行为的冲突和秩序的动荡,亟需山东省委采取一定方式予以控制和纠正。在山东各高校,乱抓乱批乱斗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牛鬼蛇神”,冲击学校管理机构的现象不断出现。如山东大学外文系学生组织了对外文系负责人的揭发批判会,山东师院出现对所谓黑帮分子戴高帽子的现象,山东医学院发生学生冲击档案室事件等等。中央报刊所宣传的“党的领导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一切党组织、一切党员都要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按毛泽东思想接受考验,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解放自己,倡导的鼓动学生造反的做法,使造反学生对学校党委和工作组所采取的压制提意见学生的行为产生怀疑和不满,学校党委和工作组领导运动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受到挑战,控制运动的能力大大减弱。但此时,部分激进学生对山东省委还是持信任态度的。因此,山东省委亟需通过一定的方式对各高校党委和工作组的做法予以肯定和支持,以保证省委对运动的实际领导权和控制权。
第二,山东省委决定在高校开展“大辩论”,是其负责人基于过去政治斗争,特别是反右派斗争的做法,根据自身对运动的性质、目的、进程等的理解和判断而做出的意在于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引导运动走向,控制运动的范围,统一人们思想,为结束文革做准备的一个重要举措。
“五一六通知”没有方针、步骤、要求、政策界限,各级党委负责人只好按照自己以往的政治经验来判断运动的性质、过程和持续时间。当时绝大所数地方党委负责人及一般群众均把向党委提意见的大字报看作向党进攻的表现,按照反右派斗争的思路和方法,来判断运动的进程和结局。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便认为,运动时间需要四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应当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学习,第二阶段揭本单位的盖子,第三阶段集中力量批判斗争,第四阶段内部进行一次教育和清理,第五阶段破立规章制度,建立新领导班子。目前进入到了第四步清理内部的阶段,要把“牛鬼蛇神”引出来,选择适当时机反击,“把所有的牛鬼蛇神都放出笼,把他们暴露出来”。 各高校的党委负责人及驻高校工作团(组)的负责人也大多持相同或近似的观点。如山东省委驻山师工作组组长李芸生在开展“大辩论”的动员大会上讲道,“大辩论”的指导思想和目的是统一思想,整顿队伍,控制运动。他认为:“由于思想不一致,许多方面就很难有共同的语言,现在已看得比较清楚,我们提一个问题,采取一个措施,都有相当数量的同志赞成,都有相当数量的同志反对,勉强搞下去,很快就出问题,而且搞得很严重”,“大辩论”看起来要费点时间,但经过“大辩论”能造成“队伍整齐,步调一致,兵精武器好的局面,出现更深入、更扎实的新高潮”,“不这样,只能自行其是,战斗也无法进行下去,使谁也无法领导运动。”

二、“大辩论”的目的、内容和过程

“大辩论”主要是辩论所谓阻碍运动的关键问题、关键人、关键事。7月20日,山东省委召开省委常委和省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大专院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已经进行两个多月,多数单位已把问题揭开,但是问题的性质、是非还不清楚。为了给一些学校的当权派的问题确定性质,并且暴露一下学生的思想情况, 决定驻各大专院校的工作团抓住关键问题、关键人、关键事,组织广大师生开展“大辩论”。省委书记、省长白如冰在会上说:“省委决定把牛鬼蛇神都挖出来,如何达到这个要求呢?只有通过群众性的大辩论。这次辩论主要是辩论阻碍运动前进的关键人、关键事。只有通过辩论才能分清性质,左中右才能看清楚,才能弄清楚谁是真正左派。” 各大专院校根据省委指示,结合自身的运动情况,确定了“大辩论”的题目、内容、方式。如山东大学主要围绕成仿吾的问题展开“大辩论”,提出了四个题目:关于教育思想、教育路线问题;与苏修分子彼得罗夫的谈话问题(内容涉及鲁迅);幸福观问题(与政治系教师王守昌关于幸福观的争论);历次的政治、时事报告的观点问题。山东师范学院的“大辩论”有三个题目:大胆怀疑对不对;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学校要不要走阶级路线。山东医学院则主要围绕对济南市中心医院市委工作组进行所谓“说理斗争”的市中心医院实习队和所谓重点班级进行辩论,从而带动全校的“大辩论”。
山东省委决定在高等学校开展“大辩论”,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平息激进造反学生对高校党委的怀疑,给高校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定性,重树校党委的权威,以保证高校党组织正常发挥作用;一是暴露学生的真实思想,对学校师生进行分类排队,发现对校党委或工作组不满的学生,以备秋后算账。因此,“大辩论”等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被指责为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白如冰在后来的检讨中谈到“大辩论”时说:“我一方面提出要辩论关键人、关键事,但什么关键人、关键事,我没有讲清楚,是辩论走资派的人和事呢?还是辩论运动中的革命学生呢?在我当时的思想中,是既要把学校的当权派问题搞清,同时也要把学生们的思想暴露一下,以备秋后算账。因而在学生中,也要分类排队,分清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四种人,这就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革命群众。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各大专院校打击了许多好同志,甚至错打了不少‘反革命’。这场大辩论,实际上给一些学校的当权派定了调子。”
在辩论的过程中,各高校学生之间都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由于“大辩论”的真实目的是暴露对党委有意见的学生以便以后对其斗争,“大辩论”一开始就遭到一部分学生的怀疑和抵制。在山东大学,“对学校党委不满的学生认为山大定下的四个辩论题目,唯独没有成仿吾、孙汉卿等人阻碍、破坏文化大革命和对抗毛泽东思想这最根本的两条,却声言:‘涉及到的问题,不能当作主要问题’,即是说,以上的两个问题,是‘涉及到的问题’。” 7月22日就有学生贴出题为《致省委工作团》的大字报,建议在辩论成仿吾问题时,增加两个题目,即对毛主席著作的态度问题以及在文革中的表现问题。山东师范学院开展“大辩论”的做法和确定的三个辩论题目,当时就遭到一些学生的反对,并对工作组组织“大辩论”的动机提出疑问。有的学生认为:“省委工作组让辩论三个问题就不对,人家是抓主要人物的主要问题,而省委工作组让抓了些不重要的问题,这里头有问题。目前这些问题都不是普遍的,都不重要,这个决定是不正确的。”“我们这里却辩论这三个不重要没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我感到这里头有阴谋。让辩论大胆怀疑的目的就是以后不让我们再怀疑省委工作组的问题。他们执行了错误路线不让给他们揭发。讨论党的领导,讨论来辩论去还是要加强工作组的错误领导。”
在“大辩论”中,由于有工作组和校党委在实际上的支持和领导,各高校对校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等持肯定、支持态度的师生占多数,持怀疑、否定态度的师生占少数。“大辩论”实际上变成了对怀疑、反对校党委和工作组的少数学生的围攻。各个高等学校都形成了对怀疑、反对校党委,给校党委贴大字报的少数学生的压制和打击。“工作组由于受省委的影响,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对敢于带头给领导贴大字报的同学进行过辩论,整理过黑材料的严重错误;都不同程度地把一些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革命闯将打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等极端严重的错误;都不同程度地挑起群众之间的分歧和对立。” 在山师,支持对工作组大胆怀疑的学生遭到围攻,有的大字报认为“大胆怀疑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口号,大胆怀疑是牛鬼蛇神向伟大的党向革命的师生进攻的一大法宝。大胆怀疑利用革命师生将运动进行到底的革命情绪叫我们怀疑伟大的党,怀疑党的方针政策,怀疑真正的革命师生。大胆怀疑抽象的肯定党的领导,具体的否定党的领导,排除党的领导,制造革命队伍中的混乱,是错误言论人人有份的翻版。大胆怀疑给运动带了大危害,大胆怀疑糟得很。” “仅据山师英语、外文两系统计,在‘大辩论’中,被批判斗争的学生就有484人,占两系学生的69.9%,被划为右派的有159人,占总数的22%。” 在山东医学院,“工作组……组织了一部分同学把矛头指向了前段运动中敢打、敢冲、敢于揭发问题的同学,抓住了他们在运动中的缺点大做文章,给同学扣上了‘团内资产阶级代言人’、‘个人主义野心家’、‘阴谋家’、‘假左派’……等大帽子,叫同学写检查,并号召革命的同学揭发他们的内幕和‘反动言行’。” 有的学生认为:“大辩论把我院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入了邪路。大辩论前形势是冷冷清清,大辩论开始后倒是变得轰轰烈烈了,而是同学揪住同学斗得轰轰烈烈了。有不少革命师生在大辩论中被斗,有的甚至被斗了五六天。有很多人是院领导小组的领导,由于运动中出现了一点偏差,就被指责为不要党的领导等等罪名,把这些敢冲敢闯的同学,说成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假革命’”,“大辩论在客观效果是极坏的。斗了群众,又挑起了同学之间的矛盾,闹得同学不团结,互相攻击的现象出现了,这是严重的分裂革命队伍的行为!”
山东高校“大辩论”的停止,是在中央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后由山东省委决定的。7月18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对派工作组的做法提出批评。7月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做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做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山东省委在得知毛泽东对工作组的看法之后,对“大辩论”的态度和调子开始发生变化。7月28日,省委书记处书记、组织部长秦和珍到山东师范学院召开座谈会,指出大辩论针对同学,方向不对。在7月29日的会议上,他又指出三个辩论题目不好,搞得一些同志紧张,认为学生中的相互问题,不要搞在辩论内容中,并严肃重申不要斗学生。蓝名述坚持再辩论三天,辩论转向讨论“二刘一王”(即原山东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刘砥石、副院长刘明凡、王大彤)的阶级路线问题,并作了几条规定:辩论不要联系解决本班问题,不要戴帽子,只开小会,对搞得很紧张的同学做些工作等等。山东高校的“大辩论”仅持续一周多的时间,由于形势的变化和工作组的撤销而随之终止。8月2日,山东省委在省人民体育场召开驻济大专院校师生员工大会。会上首先播放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录音,然后,由刘秉琳宣读了《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工作组的决定》。白如冰在会上检查了省委向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派工作组的问题。此后,各校工作组停止工作,“大辩论”在此之前终止。

三、“大辩论”的后果及其对文革进程的影响

山东高校的“大辩论”作为山东省委引导、控制运动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虽然只持续不到十天的时间,但它造成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大辩论”既反映了地方党政负责人对文革运动的态度,也对毛泽东对文革的判断和以后采取的进一步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十六条”提出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10月中央扩大会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1967年1月开展的全面夺权斗争等等,都与地方党政负责人对待文革的态度和做法有关。
第一,“大辩论”进一步加剧了学生之间的分歧,并使不同观点的学生之间的冲突更激烈,是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形成两大派别并长期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1966年6月之前,在山东高校虽有个别激进学生对校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提出质疑,但运动仍然是在党委领导之下进行。6月之后,对校党委怀疑的学生增多,并遭到学生党员、积极分子的反击。撤销和公开批判一部分高校负责人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学生之间的矛盾。“大辩论”的开展,其意图之一就是暴露学生的思想倾向。工作组和校党委有意识地使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大辩论”中,并对怀疑、反对校党委的学生扣上“反党分子”等各种各样的帽子,从而使激进造反学生与校党委之间、拥护支持校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学生与怀疑、反对校党委的学生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在“大辩论”中,少数造反学生在政治高压下不得不承认所谓错误并进行检讨。在工作组撤出和“大辩论”被否定之后,造反者受到鼓舞,采取了更为激烈的造反行动。围绕对“大辩论”的看法,学生迅速形成观点不同的两派。如在得知中央撤销工作组的消息后,山师省委工作组在8月2日召开有部分团支部委员参加的党员会议,给“大辩论”定调子,认为“大辩论”贯彻了“放”的方针,统一了认识,加强了团结。围绕工作组是否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大辩论”是不是反革命事件,两派学生以学生党员和学生干部为主的一派学生,对“大辩论”持肯定态度,认为“从大辩论的原因、内容和效果看,是完全正确的。” 对“大辩论”持否定态度,在“大辩论”期间遭到围攻批判的学生认为:“大辩论的直接原因是工作组把一部分对工作组布置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压回去,以保证自己定出的框框得到顺利贯彻。” “从师院近来的大字报和大辩论的情况看,你们不是在发动师生员工向牛鬼蛇神开火,而是发动群众斗群众,整群众。有部分同学在革命激情激荡下可能言辞过于严厉,有些说法也可能不太恰当(极少数人的话除外),你们就抓住这些所谓把柄,小会动员,大会发动。一次又一次的组织大辩论,许多前段大胆揭发问题提意见的人成为你们这次辩论的主要对象,给不少革命同学造成精神上的压力,坐卧不安,食欲不振,严重地破坏了广大师生员工的团结,挫伤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阻碍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山东医学院在工作组撤出后,学生也围绕“大辩论”产生了严重分歧。有的认为“工作团成绩是主要的”、“辩论会万岁”,有的则贴出“评工作组的修正主义方向”、“从辩论会看工作组”、“给省委工作团的一封公开信”等大字报,要工作组做出深刻检查。反对工作组最激烈者和最早造反者成为所谓“英雄”,从而成为之后激进红卫兵组织的骨干力量,被称为“造反派”,并以造反派为自豪。而与之观点对立,认为不能对工作组和“大辩论”全盘否定的多数学生则成为后来的所谓“保守派”。“造反派”和“保守派”学生之间的冲突,成为1967年之前文革中最为显著的冲突。在山东师范学院,1966年8月,在认为“大辩论”是反革命事件的第一战斗小组基础上,成立了山师文革串联红卫兵;在拥护工作组、拥护“大辩论”的第二战斗小组基础上,成立了山师红旗红卫兵。在山大,拥护校党委、工作组,对“大辩论”持肯定态度的学生成为山大红卫兵的重要力量,反对工作组、对“大辩论”持否定态度的激进造反学生则组成了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山东医学院,对“大辩论”持肯定态度的学生同山大一样成立了山医红卫兵,反对“大辩论”和工作组的学生则同样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第二,“大辩论”的开展及其结局使山东省委等党的权威和领导受到部分学生的质疑,减弱了党组织对运动的控制能力,成为1966年12月底山东省委失去对局势控制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革与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党的组织系统所发挥的作用。在一般的情况下,党的各级组织即代表党,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各级党委及工作组的领导,反对党委及上级派来的工作组就被认为是反党。在文革中,由于斗争的矛头是处于中央领导一线的领导人,党的组织系统及其各级负责人仍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以往的领导方式指导运动,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采取了避开党的集体领导和党的组织系统,直接发号施令的做法。这使各级党组织的权威和合法性受到质疑。在聂元梓的大字报广播之后,高等学校的一部分学生只是对本校党委及其负责人产生怀疑和不满。在省委派工作组之时,应当说对校党委不满的学生对工作组是持欢迎态度的。工作组进驻和开展“大辩论”的做法,使这一部分学生开始对工作组甚至山东省委产生怀疑、不满。山东省委由过去的运动的领导者和高校冲突双方的仲裁者变为直接参与学校冲突的一方,而受到激进造反学生的质疑和不满,其权威和影响力开始下降,成为后来失去对局面的控制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山师化学系65级1班的三位女学生直接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谈对山东和山东师院文革的看法,对省委和省委工作组表示怀疑,要求党中央、毛主席派工作组到山东来。她们还担心信被山东省委扣留,边让全院师生给她们想办法,并暗自打算变卖衣服,自筹经费到北京,上书毛泽东。山东师院有的学生质问道:“省委为什么先说我院大辩论好,为什么又急转弯说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工作组与省委到底关系如何?”等等。“省委究竟为什么决定在各大专院校开展大辩论?为什么省委工作组按省委指示组织的大辩论引起了学生之间的混战?为什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学生?为什么在运动初期引导同学们给当权派定性质,竭力把各大专院校的当权派拉入人民内部矛盾?” “7月20日山东省委突然决定:全省高等院校展开大辩论。现根据一系列事实证明,那个决定是个大阴谋。当时各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正继续深入揭发问题。省委的这个决定,阻碍和限制了群众的深入揭发,破坏了文化大革命。他们主观地定调子,划框框,对抗毛泽东思想。” 自1966年9月开始,激进的红卫兵组织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则连续发表五期题为《炮打山东省委》的大字报。1966年10月中央扩大会议决定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山东省委的处境更加艰难。到1966年底,山东省委受到激进造反学生的多次冲击,山东省党政领导人也多次遭到激进造反学生的揪斗和公开批判,被迫承认各种各样的所谓“错误”,完全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社会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第三,开展“大辩论”充分反映了山东省党政领导人对文革的态度,使毛泽东对党组织及其党的组织系统失去信心,开始完全抛开党的组织系统,采取直接面对群众的方式指导运动,从而更加引起了地方党政负责人的不满。这也是毛泽东下决心在1967年进行全面夺权斗争的重要诱发因素。
在文革之初,由于毛泽东采取了避开党的组织系统发动运动的办法,绝大多数省级领导人对于发动文革的意图和要达到的目标都不明确,因而对文革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加之“五一六通知”对文革运动还谈不上部署,对其主要斗争对象的表述也含糊不清,更没有具体的方法、步骤、原则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各地党委根据以往政治运动的经历和经验,把文革之初出现的对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的怀疑、不满和所提意见,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右派”向党进攻的表现,从而按照“反右派”斗争的做法估计运动的进程,力图把运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力所能及地尽早结束运动。“大辩论”的开展反映了山东省级领导人对文革的态度,它与毛泽东所要达到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实际上就是对党组织领导权的否定,仅仅强调党的领导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把政治领导与组织领导割裂开来,这是引起文革激烈冲突的原因之一,也是引起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人对文革不满的重要原因。绝大多数各级党政负责人对文革的不满和消极抵制,又引发了毛泽东对领导干部的进一步不满。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接着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0月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都是为了解决领导干部的所谓思想问题,让他们支持文革运动。但由于“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领导干部实际上被要求担任既是文革的依靠力量和领导者,又是文革斗争对象的自相矛盾的角色,处于尴尬的境地。毛泽东越来越感觉到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同他的思想距离太大了,依靠原有的体制,根本无法实现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意图和部署。到1966年底,对各地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中相当大的多数,毛泽东明显失去耐心,认为他们利用领导者的身份,玩弄两面派的手法,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努力保存旧框框,提倡无条件服从,挑动群众斗群众,阻碍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于是就决心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把运动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局面。1967年1月从上海开始的全面夺权,就是毛泽东对付地方领导人对文革消极抵抗而做出的回应。它对文革的整个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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