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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  张建成著(10-14,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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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  张建成著(10)

[ 作者:张建成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583    更新时间:2014/7/1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

作者简介:张建成,上海市人,生于1935年。1956年7月毕业于北京电力学校锅炉装置专业。1956年8月至1965年1月在北京电力学校、北京电力学院任教师、动力系党支部书记、电厂化学系党支部书记。1965年1月水电部系统学校院系调整,调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工作,1987年7月退休。文革前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文革中,于1966年12月上旬率院团委干部表态支持造反派,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钢二司)红水院总部勤务组副组长,后任院人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总务处处长、党总支书记,院党委副书记,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从1968年10月到1978年4月,五次被关进各类“五不准”学习班,在学习班总时间为23个月。1984年9月26日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行政职务。

五、“七二〇”後的幾件事
(一)“八一”渡江事件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為了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五十周年,武漢地區和外地來漢的造反派與駐漢部隊一起,組織渡長江活動,盛况空前,參加此次渡江的人數據稱在五萬以上。由于至今仍然沒有查明的原因,造成死亡一百餘人的慘案。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參加渡江的有二百多人,犧牲15人。他們是:尚全勝(六四四五班),陳大珍(女,六五九二班),鄧貴喜(六二三一班),曾冬仙(女,六三四五班),林和倫(女,六一七五班),王家椿(六一〇四班),陶世譚(六二七二班),魏吉皆(六二七二班),黃文傑(六一〇三班),楊玉潔(女,六三四五班),譚志彪(六三三一班),曾邦齊(六二八一班),左可仁(六二三一班)。彭伏秋(女,洪山中學初三學生),李蘭(女,洪山中學初二學生)。彭、李二位中學生參加了紅水院“紅旗”兵團,所以隨水院同學一起渡江。
由于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在文化大革命中貢獻突出,加上游泳技術過硬,此前在渡江活動中多次擔任儀仗隊,所以此次渡江活動指揮部仍然指定紅水院人組成儀仗隊,紅水院女子民兵排35人為儀仗隊後的“紅燈照”方隊,排在渡江大軍的最前面。他們被後面的混亂隊伍擠壓下水,是被壓死踩死的。紅水院成為此次慘案中的重災戶。
那天我在總部,帶隊的是總部勤務組的副組長王新民。大約在下午1點鐘,我接到王新民打來的電話,告訴我出事了。他說渡江秩序十分混亂,我們的同學被擠壓下水,各自過江。他在後面,沒有下水,不知道其他人的情况,現正在江邊守候。
我聽後,感到可能會有嚴重的事情發生,叫張純球到外面看看,有渡江同學回來立即告訴我。
下午3點多鐘,同學們陸續返校,我們立即按參加渡江人員名單逐個核對。到晚上8點鐘,仍有一些同學沒有返校。
我感到問題嚴重。總部開會,聽取了王新民的彙報,大家認為至今未回的同學,除了兩個中學生外,都是外地人,渡江結束後應該返回學校,因此發生不測的可能性比較大,决定由王紹良組織人到江邊守候、打撈。王新民也要去,因他一整天參與渡江活動,身心俱疲,我勸他不去,他非要去不可,說他責無旁貸。
此事報告給駐軍首長,岳團長决定派一個班保護前去,由高排長帶領。隨即乘車到渡江出發地——武昌大橋頭。
晚上12點左右,王紹良來電話,已有屍體浮出江面,并打撈上幾具屍體,穿着印有“紅水院”字樣的背心(男)或汗衫(女)的,能夠確認是我們的同學,但面目難以辨認。之後陸續通報,死亡人數不斷增加,到天亮時,我院犧牲的人數已增加到10人以上。到八月二日中午以前,增加到14人,但我們核對名單確定未歸人數為15人,還差1人。直到下午,下游報告,發現一具穿着“紅水院”背心的屍體,我們立即派車去辨認并運回。這時,失蹤人數與屍體數相符。
我們將屍體送往武昌殯儀館,通知死者家屬來院處理後事。總部成立了治喪委員會,丁家顯任組長,進行治喪與處理後事的工作。丁家顯、王新民面見武漢軍區領導,要求他們徹查此事,嚴懲肇事者。
我的任務主要是接待親屬并做好工作。
在我接待的家屬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林和倫的哥哥和鄧貴喜的母親,他們都心痛欲絕地向我訴說林、鄧二位逝者的種種優點和家人對他們的期望,邊說邊哭,有時我也跟着流淚。
林和倫的大哥,年紀四十左右,號啕大哭。林和倫是家裏的小女兒,從小乖巧,學習優秀,很得家人,特別是父母的疼愛,如沒有文化大革命,應該于一九六六年七月畢業,父母期盼女兒能回到上海工作。此次遇難的消息如果告訴父母,他們會受不了,回去不知該怎麼向父母講。
我擔任過電力系的分團委書記,和林和倫是老鄉,林又是學生中的積極分子,所以和林和倫很熟悉,有過多次交流。他哥哥的訴說、痛哭,我也隨之動容流淚。
八月二日家屬開始到校,八月七日陸續離去,我一直處于痛苦之中,精神壓力大,治喪結束,我已經身心俱疲。
八月六日,我校在體育館莊重地舉行了追悼大會,沉痛哀悼在八一渡江慘案中犧牲的15名戰士。
來自武漢市及全國各地的革命派戰友及解放軍官兵六千余人參加了追悼會,丁家顯致悼詞,各方代表講話,追悼會隆重莊嚴。12點半,紅水院戰士捧着戰友的遺像,抬着花圈,高舉挽聯,冒着酷暑,徒步前往長江大橋橋頭,到戰友殉難地致哀,外單位革命派及解放軍官兵一同前往。
中央文革曾有指示,要徹底查清慘案原因,但最後却不了了之,也無人過問這件事,最終成為文化大革命中一樁懸案。當時普遍認為是有人故意搗亂,而組織工作及現場指揮的混亂是造成慘案的主要原因。
根據《紅水院》報記者的調查及當事人的回憶,此案疑點很多,綜合如下:
(1)渡江人員龐雜,這次渡江人員計劃為五萬人,是武漢市自有群衆性渡江活動以來從未有過的。這麼大的渡江隊伍,沒有嚴格的審查,沒有嚴密的組織,不少渡江人員是看到海報后自行前來的。
當時的形勢是,“七二〇”剛過,造反派興高采烈,百萬雄師中不少人不服,部隊中也有不少人沒有轉過彎子來,在這種情况下,渡江組織者(主要是部隊幹部)如此放鬆警惕是不合情理的。
(2)渡江指揮部决定,在渡江前開誓師大會。在研究確定大會會場時,大多數與會者主張在武昌體育場開會,然後列隊到武昌橋頭下水,這樣不會引起渡江下水處的混亂。如把會址設在渡江下水處,則渡江的五萬多人與觀看的群衆擠在一起,容易引起擁擠,造成下水的混亂。
但個別負責人决定將會場設在渡江下水處,又沒有嚴密的組織工作,發生下水處的擁擠與混亂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事。
(3)渡江指揮部决定從八月一日早上4點開始戒嚴,却到5點多鐘纔開始,而且戒嚴隊伍人員很少,根本控制不了人員的自由進入。
在戒嚴隊伍到來之前,場內已聚集了不少人,這些人是別有用心還是熱心的觀衆,誰也講不清楚。
(4)渡江隊伍進入渡江人員集結區域,原規定要報到簽名的,但渡江指揮部突然改變决定,宣布不需要報到簽名了。
當天到底哪些單位、多少人進入了集結區域,無人知曉,事後調查也沒有任何依據。
(5)紅水院游泳健兒在渡江隊伍的最前面,離江水最近。到達不久,突然湧進一批身穿黃背心的人,擠在儀仗隊和“紅燈照”隊的旁邊,儀仗隊和女子民兵排被擠到了下水處最後的臺階上。
在這危急關頭,現場指揮的負責人用報話機與渡江指揮部聯繫,要求整頓紀律,規定下水隊伍的順序,建議寧可推遲下水時間,也要整好隊伍,維持好秩序,否則就要出問題。
這一合理建議被渡江指揮部負責人拒絕,在現場混亂不堪的情况下,却發出了下水渡江的信號彈。接着有人喊“冲啊”,大批人群向前湧,冲向臺階,儀仗隊及女子民兵排被紛紛推入江中,後面的人不斷地向他們的頭頂上踩去。
在這種情况下,現場指揮向渡江總指揮彙報情况時,這位總指揮指示“不要停止下水,繼續渡江”。
從上述疑點可以看出,渡江組織者一開始就沒有認真地組織此次規模超前的渡江活動,為別有用心的勢力製造事端創造了極為方便、有利的條件。從渡江當日的安排,到發生混亂前後,總指揮的態度似乎是有意推動事態向釀成慘禍方向發展。
我們不知道當時負責此事調查的有關當局是如何調查的,是如何向中央交待的,但一直沒有給武漢人民一個明確的交待。
我院死了15人,從沒有人來調查過,也沒接到過調查結果。
本來我們準備為15位戰友建立一個紀念碑,碑址選在八教學樓東側(現高壓大廳處),基礎已打好。後來軍宣隊、工宣隊進院,在第二任指揮長樊馬義的指揮下,把紀念碑的基礎炸掉了。
這就是渡江慘案的結論。我憤慨!我悲痛!然而却無可奈何。

(二)“八一〇”大會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晚,在我院體育場召開了一個“全國支持武漢,武漢怎麼辦?”的大會,除本地造反派,全國各地在漢的造反派也參加了會,人數據說上萬。
這次大會的組織者是鋼工總“五湖四海兵團”和我院井岡山兵團的某些人。紅水院總部沒有正式討論過,我事前不知道,也沒有參與此次大會的任何組織工作。實際上,我此時仍處于“八一”渡江慘案的悲痛之中。
八月十日那天晚上,沒有人通知我參加大會,我和總部的李秀英及張純球在總部辦公室。
大會結束後,王紹良(總部作戰部長)回到總部,說了一些會場上的情况。他告訴我們,大會是他主持的,參加的人很多,發言的人談了關于“全國支持武漢,武漢怎麼辦”的問題。據說這個問題是中央文革的林傑提出來的。會上的傾向性意見是武漢的造反派翻身以後,應該去支持那些仍然受到壓迫的造反派戰友。
我當時對王紹良講,你不該去參加,更不該主持這個會,因為組織這個會議的不是總部,我們對有些情况又不清楚。王紹良當時說,他是被×××拉去主持的,講稿是×××給他的(×××是總部的作戰部副部長,井岡山兵團參與此次大會的組織者)。
在我的思想上,既不是司令部下達的任務,又沒有經過總部討論,一個兵團的某些人與校外人員組織如此規模的大會,題目又是如此之大,尺度是很難把握的,我們就不該參與。
這就是後來被稱為“亂軍”大會的真相。
“八一〇”大會到底是如何提議的?目的何在?真正的組織者是誰?我至今不清楚,可是在整我的時候,說這個會是丁家顯和我策劃組織的,成為我反軍亂軍的罪狀之一。既然由我策劃組織,我却不參加會,還批評王紹良去參加主持這個會,這不是自相矛盾嗎?丁家顯去了沒有我也不清楚,他沒有在會上講話,這是事實。根據我對丁家顯的瞭解,如果是他組織的會,他一定會去參加,也一定會講話的,所以我估計他也沒有參加這個會。那麼,兩個策劃組織者都不參加會,怎麼說得通呢?

(三)關于“搶槍”問題
“八一〇”大會後不久,二司司令部開會,傳達中央關于武裝左派的指示,商討各總部分別到武漢各區武裝部接管武器的問題。
我記不起來是誰到司令部開的會,在總部會上,傳達了有關內容,其要點是:毛主席、中央文革提出要武裝左派。北京已經行動了,謝富治給北航紅旗發了兩千支槍。要保衛勝利果實,防止階級敵人的反撲,必須要武裝左派。司令部分配給我總部的任務是接管漢陽區人民武裝部的武器裝備。
經過討論,决定由我和王新民、趙三其帶人去。我們立即組織人員(主要是紅旗兵團的人)乘卡車前往。那是八月的一天,大約10點多鐘到漢陽區人民武裝部,但武器已被其他單位拿走。我即電話向總部彙報,又給司令部打電話詢問到底是怎麼回事,接電話的人回答:你們先回去,司令部正在想辦法,如搞到了武器,會分一部分給你們的。我和王新民、趙三其商量,先讓人和車回校,我們帶張純球等幾個同學和一輛車到漢口看看形勢。我們先到水塔看大字報,大多是揭發批判市人武部指揮百萬雄師武力鎮壓造反派。
下午1點左右到市人武部,發現人很多,進進出出。由于“七二〇”事件,市人武部已成為被重點衝擊單位,各處均已零亂不堪。看到一人武部幹部被打得頭破血流,躺在牆角處呻吟,沒有人管。我覺得這樣對待解放軍是錯誤的,就讓兩個同學送他到醫院去治療。
我們走出市人武部的時候,看見有幾人拉着一位人武部幹部,問他人武部的武器放在哪里,那幹部講,人武部的武器早給人拿走了,人武部確實沒有武器了。他問那幾個人是哪個組織的,答“是九一三的”。那幹部說,你們可以到漢陽赫山武器庫看看,那裏可能還有武器。
我們聽到這個消息,决定由王新民帶車跟九一三的人走,同時立即電話向總部通報了情况。我和趙三其、張純球等6時左右回到學校,聽說武器已經運回來了。有一千多枝槍和很多子彈,都放到了院人武部武器庫,門口由解放軍把守。
後來聽王新民說,他們跟九一三的人到赫山武器庫,已經有人在搬武器了,他們也裝了一車回來。王紹良說,接到我們的電話後,總部開會研究决定去試試。與駐軍首長岳團長商量,為確保安全派一個班的武裝解放軍同車前往。我們準備出發時,王新民回來了,他告訴我們行車路綫。在那裏,武器很多,由管倉庫的人指引搬運。回校後,由解放軍負責看管、維護,我認為這很好。經岳團長同意,給勤務組成員每人發了一枝手槍、五發子彈。
槍枝經解放軍檢驗維護後,組織全院師生進行軍訓,由部隊組織實施,教官認真負責,學員嚴守紀律,刻苦訓練。操場上整天口令聲、步伐聲、歌聲不斷,雖然天氣炎熱,紅水院人不怕苦不怕累,按照教官的要求,一絲不苟地進行訓練。這樣的組織紀律性,這樣的精神狀態,讓駐院官兵很感動。新華社記者來院採訪,拍了師生軍訓的照片,并發了通訊,在《人民日報》頭版進行了專題報導。軍訓的最後一個訓練科目是實彈射擊,我們組織師生進行實彈打靶,每人打三發子彈,我第一次實彈射擊,打了二十七環。
中央“九五”命令下達後,武漢市警備區動員各單位上交武器。我院是全市第一個全數上交武器的單位。我們組織隊伍,敲鑼打鼓,一路步行到警備區。張緒司令員對此十分滿意,表揚紅水院的革命師生最聽毛主席的話,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出了貢獻,這次執行中央“九五”命令又帶了個好頭。
以上就是所謂搶槍的全過程,這也成為了我反軍亂軍的罪狀之一。

(四)關于到市人武部辦聯絡站問題
市人民武裝部幹部被打得頭破血流,倒在牆角處無人關注的一幕時刻在我腦海中出現。我感到“七二〇”以後,一部分造反派的報復心理既不利于文革的正常進行,也不利于部隊的穩定,對在“七二〇”前犯過錯誤的百萬雄師的廣大群衆、8201部隊及人民武裝部的部分官兵轉變思想極為不利,而此時擔任武漢地區支左任務的部隊領導又顧及不到這些問題。
于是我就想到市人民武裝部辦個聯絡站,一方面組織官兵學習中央指示,提高認識,轉變思想,迅速取得原支左單位群衆的諒解,一方面要阻止毆打解放軍的行為。
我與趙三其(總部政治部長)交換意見後,他也同意,于是我們帶了幾個同學到市人民武裝部建立紅水院聯絡站。
我們去的時候,武漢市人民武裝部已有8個聯絡站了,包括文藝界的、中學生的、漢口高級步校的。由于紅水院在武漢地區的名聲,我們去後很快成為了“核心”,其他單位的聯絡站都主動來聯繫掛鈎,介紹情况。
第二天,武漢市人民武裝部的幹事許訓詞找到我們,主動介紹了人武部在“七二〇”前支左的情况以及和百萬雄師的關係、內部人員組成、“七二〇”後人員的思想情况,并明確表示願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綫上來,但不知怎麼做,找誰聯繫。與他有同樣想法的目前還有兩個人,有一位姓趙的同志,另一位記不起來了。
我認為這是好的開端,當即邀許訓詞等三位同志到聯絡站見面,希望他們公開表明態度(寫大字報),然後組織大家學習中央文件、《人民日報》社論,聯繫實際批判人武部領導的錯誤,教育官兵轉變心態,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綫上來。要求他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要等待。
第三天,開了一個人武部官兵的全體會議,各聯絡站的人也參加,許訓詞主持會,我講了一下形勢,要求人武部的同志自己解放自己,在學習、揭發、批判中轉變立場,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上來。我建議由許訓詞等3人小組領導大家學習,內部揭發、批判,聯絡站的同志不干預。
這樣,在我們去人武部3天之後,人武部的活動有了組織,方向也比較明確了,大家也很高興,似乎有人管他們了。
當時社會上對百萬雄師中的一些人、對支左官兵進行揭批和清算,在學校不明顯,但在工廠比較厲害。一些不講政策的人往往拳脚相加,人武部直接支左的單位有五六個,支左人員不少,經常被叫回去接受批鬥,有的去了就挨打。本來這些同志已經知道自己錯了,學習也很認真,發言也很積極,但被工廠叫回去批鬥、挨打後,態度就消極了,許訓詞等同志感到很為難。
我們請其他聯絡站的負責人和市人武部領導小組成員一起研究如何解决這一矛盾,决定以市人武部領導小組及紅水院聯絡站的名義,邀請市人武部支左單位造反派負責人座談,這個座談會由許訓詞主持。座談的內容是:如何幫助市人武部官兵穩定情緒,投入到揭批陳再道及人武部主要領導巴方廷所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中來。座談會上我主要講了政策方面的問題,特別強調要學習,聯繫實際揭批,要穩定大家的情緒,讓大家感到我們的方向是一致的。各單位要支左人員回去受教育,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不反對,但又不能經常叫回去,這樣會影響人武部的正常學習與工作,對運動不利。
最後一致同意,于八月二十五日在市人委禮堂,各人武部支左單位聯合召開一次批判資反路綫大會,市人武部全體參加,人武部領導及支左負責人接受批判教育。這次會議後各單位不得再讓支左人員到單位去受批判。
我認為此方案很好,既滿足了支左單位群衆的要求,又能使人武部的學習有序地進行,不受地方的干擾。最後我強調了會上要文鬥,不要武鬥,嚴禁打人,各單位的頭頭也表態同意。
我為了確保會場的秩序,防止武鬥的發生,八月二十五日,我從學校調來一百多人,乘兩輛卡車8點半準時到達會場,坐在前面。他們的任務是一旦發現有人武鬥,就呼口號:要文鬥,不要武鬥。如果臺上出現混亂(多人上去打人)立即上臺制止。
大會進行過程還算順利,多數人沒有動武,有兩個人動手,打了一位人武部的領導同志和領導小組的趙同志。我發現後立即上臺制止,台下“要文鬥,不要武鬥”的口號聲此起彼伏,後來再未發生武鬥。大會以後,各單位遵守了他們的口頭承諾,再沒有發生把支左人員叫回去批鬥的情况。
在聯絡站期間,高級步校聯絡站負責人白華甫(後調任恩施軍分區任參謀長)有一天找我,說人武部的資料管理人員找他,稱人武部存有與百萬雄師聯繫(包括電話聯繫)的記錄本,很多單位去要。他認為放在人武部不安全,希望轉到高級步校去。白華甫說,晚上轉移,希望得到我們的幫助,在轉移過程中如果有人要搶材料,希望我們幫助制止。我同意了,但在轉移過程中沒有發生搶材料的問題,我們也就沒有插手此事。
八月二十七日,負責武漢地區支左工作的15軍參謀長梁仁魁,到武漢市人民武裝部視察,聽取了領導小組的彙報,召開了人武部有關人員的座談會,瞭解到過去十來天發生的變化,很是滿意,專門來到紅水院聯絡站,當面向我們道謝,感謝我們在人武部所做的工作,感謝我們在那種混亂的情况下,幫助穩定了部隊。我表示希望上級領導關心人武部的工作,人武部的同志都願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上來,都是一些很好的同志。梁參謀長說前段時間顧不上,以後會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梁參謀長來人武部,意味着上級領導已經關心人武部的工作了。人武部內部已經穩定了,我們來人武部的目的已經達到,我校在人武部的聯絡站于8月底前撤離回校。
我們在人武部的時間不到半個月,主要工作是穩定人員情緒,組織學習,阻止外部的亂揪亂鬥,成效是顯著的,得到了人武部內部人員的贊揚,也得到上級領導的表揚。
然而在抓“五一六”和文革結束後的所謂清查中,我在人武部的上述活動成了反軍亂軍的罪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五)關于各地紅水院聯絡站問題
“七二〇”事件以後,湖北省各地、市、縣,全國各地許多城市出現了紅水院聯絡站,這些聯絡站紛紛來信來電,要求總部給他們寄有關資料,支持他們的工作。
這些聯絡站,并不是總部派出的,都是自發成立的,既不屬于哪個兵團,也不屬于總部。
聯絡站的成員很複雜,大部分屬于所謂逍遙派,一部分是屬于原保守派,還有少數造反派。這些學生和教工多是一九六七年五月以後,武漢形勢比較緊張時離開武漢返鄉的,分布在全國各地。
武漢“七二〇”事件發生、中央表態後,各地都舉行集會支持武漢造反派。返回各地的武漢學生和教工都成了香餑餑,當地群衆請他們介紹武漢的情况,當地造反派要求他們支持。可這些回鄉學生和教工對武漢形勢的發展并不十分清楚,而且表態須得到總部的同意,所以紛紛來信來電請求總部承認他們的聯絡站,給他們寄資料。其中一些人原屬于“大學校”(保守派),對“大學校”已失去了信心,趁機轉向造反派,也積極地參與各地的紅水院聯絡站,這些情况是作戰部長王紹良在總部會上彙報的,各地聯絡站來信來電的處理由作戰部負責。這些來電來信并沒有反映各地紅水院聯絡站發生衝擊軍隊和軍事機關的情况。
這就是“七二〇”事件後各地成立聯絡站的真相。
在清查“五一六”和清查“三種人”運動中,說我策劃組織了“八一〇”亂軍大會,會後派出大量人員到全國各地建立聯絡站,支持各地造反派,揪軍內一小撮,掀起了亂軍的高潮。真是無稽之談。

六、成立紅水院革命委員會

成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是穩定局勢、建立新體制和新秩序的關鍵,也是深入進行鬥、批、改的關鍵。
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必要條件是:各群衆組織必須實行革命的大聯合,必須要有一定數量的革命幹部,這兩條在紅水院都是具備的。
紅水院的各個兵團都屬于總部統一領導,可以說是一統天下(當時內部沒有分裂)。院級革命幹部有張如屏(書記兼院長)、梁百樸(副院長),中層幹部有張建成、王紹良、劉庚申等。學院內的基本條件已滿足了建立革命委員會的要求。在客觀方面,由于紅水院在武漢地區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社會各方特別是警備區、空司支左辦公室(此時是我院的上級領導)也要求我們儘快成立革委會。我們向警備區、空司支左辦公室、水電部寫了報告,并很快得到批復,同意成立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革命委員會。
接下來的事情是協商革命委員會委員、常委、副主任、主任的名單,這件事是籌備革命委會過程中最棘手的,它涉及各兵團的利益,即所謂權力分配。
本想按照巴黎公社的辦法進行群衆選舉,後來想到問題比較多,特別是涉及到哪些人有選舉及被選舉權的問題,如參加百萬雄師的人該不該有這個權利?還涉及到各兵團人數問題,如紅旗兵團的人數占了造反派學生總數的近一半,井岡山兵團則衹占1/5左右,如普選的話,這些矛盾不好解决。在討論中有的主張大民主選舉(普選),有的反對,最後一致同意協商。
參加協商會的人除總部成員外,還擴大到各兵團的負責人。在討論委員條件時,強調對文化革命運動的貢獻,即所謂造反越早,貢獻越大,這按當時的情况原則上也是說得過去的,但這樣一來,把一些優秀的學生、幹部、教師、工人排除在外了(因為他們站過來的時間比較晚)。在討論到分配名額時,紅旗等兵團提出以人數比例分配,井岡山兵團堅决反對,最後同意以“基本公平,照顧歷史”的原則安排。以上這些問題的討論雖有分歧,有爭論,但最後“原則”上取得了一致。
真正的爭鬥是在哪些具體的人參加革命委員會的問題上,分歧很大。協商會的分歧很快擴展到群衆中去,這是文化革命中常見的,缺乏組織紀律,沒有保密觀念可言。大字報鋪天蓋地,對幹部和群衆代表的人選、對各兵團名額分配等發表不同的意見。衹看大字報的內容,就可以知道是哪個兵團的意見。
從一九六七年十月中旬到下旬的十來天裏,都在圍繞着革委會人選問題大討論、大辯論。
在幹部方面,一些人認為,張如屏有歷史問題,不能擔任革委會副主任,提出由梁百樸擔任。另一些人則認為,張如屏的歷史問題,已由中央作了結論,沒有問題,應該擔任副主任,并闡述了革命領導幹部擔任革委會領導的重要性,認為梁副院長雖然站出來較早,但無論從思想、理論水準,還是工作能力上看,均不宜擔任革委會的主要領導。
在委員條件上,井岡山兵團主張看貢獻,提出防止有人摘桃子;以紅旗兵團為首則提出革命不分先後,主要看他的思想品德、工作能力,是否得到群衆的擁護,提出革委會是全院師生員工的,不是哪個兵團、哪一家的。雙方的說法其實都有所指,沒有捅穿而已。這些提法、指責都成為日後派性鬥爭的內容。
經過十多天的爭論與協商,最後一致同意革委會委員37人,其中幹部4人,教職工4人,工人2人,學生25人,軍代表2人暫缺。我記起來的名單如下:
學生委員25人:丁家顯、韓同良、候建華、華勤堂,王文忠、唐學斌、彭年香、李鴻傑、伍必慧(女)、黃琦、余傑華、王傑生、周克強、龔解放(壽眉)(以上屬井岡山兵團,共14人)、王新民、黎良能、李德俊、賴文德、余振芳(以上屬紅旗兵團,共5人)、嚴菊明、何遠統,陳大鈞、李秀英(女)(以上屬八三一兵團,4人)、趙三其(造反兵團,1人)、胡延漢(三司革聯,1人)。
幹部4人:張如屏、梁百樸、張建成、王紹良。
教職工4人:顏國良、章少強、陳鑑治、于文蘭(女)。
工人2人:熊德才、柯善交。
革委會常委15人(軍隊幹部1人,暫缺):
丁家顯、韓同良、候建華、華勤堂、王傑生(井岡山5人),
王新民、李德俊、黎良能(紅旗兵團3人),
趙三其(造反兵團1人),
張如屏、張建成、梁百樸(革命幹部3人),
顏國良(教師),
熊德才(工人)。
革委會主任:丁家顯。
副主任:張如屏、張建成、韓同良、王新民(軍隊幹部暫缺)。
革委會組織機構:
辦公室:顏國良。
政工組:張建成(兼)、趙三其。
組織組:唐學斌。
宣傳組:華勤堂、陳伯強。
鬥、批、改辦公室:王新民(兼)、王紹良。
後勤組:梁百樸、于文蘭、熊德才。
革委會成員確定後,立即報送有關部門。空司支左辦公室主任武繼元(後任武漢軍區空軍司令員、廣州軍區空軍司令員)要我到他辦公室談情况,主要是談幹部問題。給我的感覺是,上面比較重視幹部問題,而對學生委員則無所謂。談話結束,武主任問革委會什麼時候成立,我說如果支左辦公室同意,我們準備在十一月上旬成立。最後,武主任說,你們報的名單可以宣布,什麼時候開會告訴我們,我們要到會祝賀。
我一聽,知道上面同意了,回來就向丁家顯和勤務組彙報了情况,并决定在十一月九日開成立大會。當天,紅水院到處彩旗招展,鑼鼓暄天,來的人非常多,各級領導機關都派人來了,各群衆組織都派了代表,許多單位也來了人,水電部發來了賀電。會議隆重熱烈,這一天是紅水院的盛大節日。
在摧毀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上海出現一月風暴之後,武漢地區的造反派也曾嘗試過奪取省市大權。由于各個組織不顧全大局,都想在新政權中多取得一些席位,以便為本組織多取得一些利益,鞏固自己取得的“勝利成果”,不惜爭權奪利,明爭暗鬥,造成了奪權的失敗,引發了公開的派性鬥爭,為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拉一派,打一派,各個擊破。這個教訓在“七二〇”後,被忘記了。
紅水院革委會的成立過程,再次說明了非無產階級思想一旦時機到來就會興風作浪。雖然各兵團出發點有所不同,有的爭席位為了取得更多的權力,認為衹有自已掌權纔是最可靠的,別人進入革委會是想摘桃子;有的認為衹有權力分散,不被一派所壟斷,纔能確保權力不被濫用,纔能保證新生政權的穩固,但從根本上來講,都認為衹有自己纔是最正確的,自己是最革命的。雖然當時沒有發展到勢不兩立的局面,但後來證明,這種思想終究會發展到不惜分裂革命隊伍、勢不兩立的局面。

七、一九六八年的派性鬥爭

紅水院是造反派一統天下,丁家顯是紅水院的學生領袖,這是在文化大革命過程中形成的,在紅水院沒有人想替代他成為領袖,他不僅在學校、在綱二司中享有威望,在中央也是掛了號的。周總理很關心他,表揚他在武漢地區革命派大聯合中所起的良好作用。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張瑞瑾副院長在北京彙報葛洲壩建設工作時,周總理問張副院長:“小丁現在的情况怎麼樣?”應該說,在這種良好條件下,不該發生派性鬥爭。但事實是紅水院與武漢很多高校,與全國很多高校一樣,在取得文化革命初步勝利之後,造反派內部分裂成了勢不兩立的兩派。
水院革命委員會成立後不久,兩派公開分裂鬥爭,一直延續到解放軍、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進駐學校為止。
我回顧與思考了水院派性鬥爭的由來與發展,分析了產生派性的根源以及派性鬥爭能否避免等問題,有些想通了,有些至今無解。
因為這個問題太複雜,“黨外有黨,黨內也有派,從來都是如此,這是正常現象。”[《毛澤東傳(1949——1976)》第1431頁]黨派之間的鬥爭,黨內的路綫鬥爭,不叫資產階級派性鬥爭,因為他們之間的政治觀點不同,代表的階級利益不同,所以叫階級鬥爭。
第三世界國家擁戴我國進聯合國,聯合國開會的場面很像我們文革中兩派鬥爭的會場,但那是和帝國主義的鬥爭,所以也是階級鬥爭。其實也可以叫派性鬥爭,因為是以無產階級為代表的一派對以資產階級為代表的另一派的鬥爭。
在文革中的派性鬥爭被稱為資產階級的派性鬥爭,那就是兩派都代表了資產階級的利益,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都是錯誤的。按毛主席關于派性的說法,“清一色是沒有的,世界上就沒有清一色的事情,要清一色這種觀點就是派性。”(上書第1513頁)這裏講的派性應該是資產階級派性。
在文革中,造反派與保守派的鬥爭不應視為資產階級派性,因為他們之間的鬥爭是路綫鬥爭中出現的派別之爭,他們所代表的利益是不同的,所以當時中央支持造反派而不支持保守派。造反派內部的派別鬥爭則不同,他們雖然也有某些觀點上的不同,但採取了不是經過討論、辯論提高認識的方式,統一到毛澤東思想上來,統一到當時中央的戰略部署上來,而是以唯我獨革的思想來壓垮對方,清除對方,因此往往採用不正確的方法,不顧大局,為了小團體的利益和一己私利,不惜破壞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破壞團結,破壞和干擾中央的戰略部署。這種鬥爭,沒有無產階級利益可言,成為資產階級的派性鬥爭。這種鬥爭,對人民沒有好處,對國家沒有好處,衹對階級敵人有好處,所以必須堅决反對。
紅水院一九六八年的兩派鬥爭,其發展軌迹與各地的派性鬥爭大同小異,從觀點的差異開始,接着懷疑對方的動機,然後不指名地批判對方的某些觀點和做法,進一步公開矛盾,拉隊伍對着幹,最後發展到公開分裂,給對方戴上各種帽子,指責對方有壞人操縱,打擊支持對方的幹部,將對方置于死地,為此不惜無中生有,造謠誣陷,甚至武鬥,兩派勢不兩立。

(一)派性鬥爭的由來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革命造反派,在衝擊資反路綫的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組織,學生中有五個兵團,即井岡山兵團、紅旗兵團、八三一兵團、造反兵團和三司革聯。井岡山兵團中老造反派比較多,他們的能量比較大,政治敏感性較強,在相當長時間內,他們在紅水院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起着主導的作用。八三一兵團、紅旗兵團中也集中了一批老造反派,他們人數較多,在運動中衝鋒陷陣,實際工作做得比較多,較能團結中間群衆。造反兵團和三司革聯則造反較晚,他們對瓦解原保守派組織起了很大作用,這部分人比較靠近紅旗和八三一兵團。紅教工兵團和工人兵團中一部分造反較早的人與岡山兵團聯繫較多,思想比較一致。這種情况,在文革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不同的觀點與思想體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1. 認識上的差異是派性鬥爭的思想基礎
井岡山兵團中有一批人被稱為“高級群衆”,他們中的多數人并沒有擔任什麼職務,然而都是井岡山的核心力量。他們努力學習,特別是學馬列原著,辯論時能說會道,引經據典,極具煽動力,寫文章時筆鋒犀利,極具戰鬥力。在文革初期,他們起着組織者、戰鬥者的作用,在井岡山內部有很大的影響力,對丁家顯的影響更不可低估。他們經常在一起研究問題,分析討論形勢,然後寫文章,組織大字報,或進行辯論。他們與外界聯繫較廣,資訊多,所以在一段時間裏成為水院文革的帶頭羊,特別是在衝擊資反路綫的鬥爭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在這過程中,他們形成了一個觀點,認為十七年裏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文化大革命的任務之一就是要全面奪取黨、政、財、文大權,也就是後來在派性鬥爭中說的要改朝換代。從這種認識出發,他們總擔心隊伍中出機會主義者、摘桃子派,對幹部,對學生黨員、團幹部存有戒心,一直發展到“二代紅就是二代機(機會主義)”的論點,把大批與之共同戰鬥的戰友推到對立面。在校內如此,在社會上也同樣會產生這種效果。武漢地區一月奪權失敗,部分造反派組織發表“二八”聲明,把造反派中某些組織打成托派、右傾機會主義者、摘桃派,就是這種思想觀點的體現,“二八”聲明就是井岡山兵團的“高級群衆”分析了當時形勢後寫成的。
以紅旗兵團、八三一兵團領導層為代表的多數師生,則認為十七年應該一分為二,毛主席革命路綫的正確領導是主導的,因而在各條戰綫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同時,劉、鄧路綫干擾了毛主席正確路綫的貫徹執行,在某些戰綫影響非常大,如文藝、教育、新聞出版等戰綫,在某些地方、某些方面到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步,文化大革命的任務之一就是要奪回被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分子竊取的部分權力,要在各方面清除劉、鄧資產階級路綫的影響,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綫能順暢地貫徹執行。因此,他們反對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主張教育幹部,批判他們的錯誤,讓他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上來,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同時要團結廣大群衆一道革命,這個觀點在水院的師生員工中占了大多數。
這兩種觀點的分歧,在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鬥爭中顯現不出來,各組織之間團結一致,互相配合,共同對敵。一旦資反路綫被擊潰,各造反組織的對立面消失或暫時消失,觀點的分歧就會顯現出來。武漢地區的一月奪權、水院成立革委會過程中有關幹部的爭論、名額的爭論,都反映了這一點。
這兩種觀點的分歧,不僅在水院存在,在武漢地區造反派內部存在,在全國各地的造反派中也都存在。客觀地說,我院井岡山一些人的觀點更符合當時的形勢及中央文革的要求。在清華大學團派和四一四派兩派鬥爭中、上海工總司與上柴聯司兩派的鬥爭中,中央文革的一些人是支持團派與工總司的,甚至支持他們用暴力摧毀對立面,這對在全國各地形成大規模的派性鬥爭及武鬥是有影響的。可以說,造反派內部認識上的差異是形成派性鬥爭的思想基礎。

2. 山頭的存在是派性鬥爭的組織基礎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的紅衛兵的興起得到毛主席的支持,在衝擊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過程中,水院各種組織風起雲湧,如雨後春笋般紛紛建立,沒有統一的領導,各自為戰,班上幾個同學觀點相同就成立一個戰鬥隊,寫大字報,學習討論問題。隨着形勢的發展,造反派中有些人認為組織起來纔能更具戰鬥力,于是成立了兵團,兵團都是跨系的,原則是自願,你這個戰鬥隊參加哪個兵團,由戰鬥隊自行决定。兵團成立後,由兵團領導各戰鬥隊的工作,學校形成幾個兵團,各自獨立,不存在誰領導誰、誰大誰小的問題。以後武漢地區成立了二司,各校在二司司令部領導下進行鬥爭。為解决集中領導問題,校內各兵團聯合組成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紅水院總部,總部設勤務組,對上接受二司司令部的領導,對下領導各兵團,各兵團為戰鬥與活動單位。形式上已經統一了,但原組織仍然存在,即山頭還在,領導人之間的某些分歧與矛盾很快會在本組織中傳播,各組織又往往把山頭利益放在不適當的位置,或沒有擺正本組織的位置,引起其他山頭的不滿等等,都會引發山頭之間的矛盾。
由于歷史原因,井岡山兵團中的“高級群衆”把自己的功勞看得多了一些,經常忽略了其他兵團的作用,總部指揮不了井岡山,井岡山可以獨自組織活動,老大味很濃,或叫做唯我獨左、唯我獨革。這種情况,在衝擊資反路綫後期已有反映,到“七二〇”後,表現更甚,其他兵團的領導人頗具微詞。丁家顯忙于司令部及社會上的活動,回來也多與他的“高級群衆”在一起,或是到總部開會,與普通的群衆、與其他兵團的負責人接觸、溝通越來越少,這在群衆中也有些微詞。其他兵團的領導,特別是紅旗兵團的領導認為自己造反也不晚,貢獻也不小,加上人多勢衆,反映出對井岡山不服氣、不滿意、不買賬的態度,這就是成立革委會之前的狀况。
我認為,這個階段衹是認識上的不同,在各群衆組織之間有些矛盾,這是正常現象,不屬于資產階級派性的範疇。但這些問題得不到妥善的解决,任其發展,則成為資產階級派性鬥爭的根源與基礎。
不幸的是,這些矛盾在以後的日子裏引向了資產階級的派性鬥爭,時間長達半年之久。

(二)派性的發展與鬥爭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造反派內部的兩派鬥爭經歷了三個階段。

1. 成立革委會的爭議,兩派矛盾表面化、公開化
兩派之間的分歧擺到桌面上來,并且陣綫清楚,是在成立革委會過程中。學生中以井岡山兵團為一方,以紅旗兵團、八三一兵團、造反兵團、三司革聯為一方,教工中造反較早的與井岡山兵團聯繫密切的人站在井岡山一邊,但人數不多,多數人站在紅旗兵團一方。爭論的焦點有兩個:一是幹部問題,張如屏能否結合,誰是革命領導幹部的代表;二是革委會中學生席位的分配問題。
井岡山方面認為,張如屏有歷史問題,不宜擔任主要領導職務;梁百樸副院長造反早,應該是我院革命領導幹部的代表,應該擔任主要領導職務。關于進革委會的學生代表,不應按兵團人數比例分配,而應該視其在文革中的表現,老造反派更有條件進入革委會,他們在文革中衝鋒陷陣,對文革有貢獻。
而以紅旗兵團為代表的一方認為,張如屏的歷史問題中央早已查清,已有結論,他一直是我院的一把手,所謂歷史問題是國民黨的離間計,張如屏沒有什麼歷史問題,因此理所當然是我院革命領導幹部的代表,不僅能進革委會,而且要擔任主要領導。梁百樸可以結合,由于其自身條件,能力有限,所以不宜任主要領導。關于學生委員名額的分配,要公平,在不能普遍選舉的情况下,由各兵團推舉,而且各兵團分配的名額多少,既要考慮歷史情况(指造反先後的問題),也要考慮照顧面的問題。
爭論的最後,雙方各自作了讓步,井岡山兵團同意張如屏任革委會副主任,梁百樸任常委;紅旗等兵團對學生名額作出很大的讓步,在25個學生委員中,井岡山兵團有14人,占學生委員總數的56%,而井岡山兵團的人數衹占各兵團總人數的15%以下。
在成立革委的過程中,兩派陣綫清楚,在協商爭論過程中,雙方都觀點明確,態度堅决。雙方在會上爭論,會外發動群衆支持自己的觀點,形成了會內、會外兩派鬥爭的局面。慶幸的是最後各自作了讓步,這也證明了雖然兩派的鬥爭存在,有時很激烈,但衹要處置得當,雙方以大局為重,各自退讓一步,矛盾是可以緩解和解决的。

2. “三反一粉碎”時兩派鬥爭升級
兩派鬥爭的升級是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以後,中央端出了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發出了“三反一粉碎”的號召,即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右傾分裂主義、反對右傾投降主義,粉碎右傾翻案風。中央發文件,報紙發社論,來勢很猛。
此時武漢地區的形勢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武漢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二月五日,湖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我院丁家顯進入武漢市革命委員會任常委。在省市革委會成立前後,武漢軍區領導一再強調要反對資產階級派性,群衆組織要聯合,強調團結,抓革命,促生產,強調解放幹部,強調革命委員會的一元化領導,批判資產階級派性,批判無政府主義。群衆組織的頭頭均進入省、市兩級革委會後,群衆組織已無用武之地,實際上已處于停頓狀態。
我院的形勢也是這樣,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成立革命委員會後,也強調了革委會的一元化領導,批評無政府主義,要求按班、系建制進行學習、活動,提出復課鬧革命。不少班級開始上課,他們自選課目,自請教師上課,多數學生願意學習,老師也願意教書。有的專業組織學生進行社會調查,到工地、到電廠、到農村,為今後的教育革命作準備。同學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教育革命方面來,遠離了文革中形成的戰鬥隊、兵團。紅衛兵總部雖然仍存在,但已失去了昔日領導運動的地位,回歸到群衆組織的位置。
院革委會的工作人員多為原來各辦公室的幹部,學生中的革委會委員除了開會研究、决定問題時到行政大樓,平時沒有具體工作,就回到各系活動。以上這種形勢給人的感覺是文革結束了,一切又回到了老樣子。
革委會雖然結合了一些新人,但起主導作用的仍然是原來的老幹部,群衆代表僅是開開會,聽聽彙報,發揮不了他們原來設想的呼風喚雨的作用。特別是一批文革中的積極分子,沒有進入權力機構,回到班級感到不習慣與失落。
在這種情况下,中央提出“三反一粉碎”,一部分文革中的積極分子感到歡欣鼓舞,認為非常及時,非常必要。他們認為無論從武漢地區看,還是從學校情况看,自從大聯合、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出現種種倒退現象,特別是解放幹部後,讓幹部們抓工作,造反派靠邊站了,說明復辟回潮很嚴重。他們認為,中央所以提出“三反一粉碎”,說明了翻案風的形成,是因為革命隊伍中存在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右傾分裂主義,在中央是楊、余、傅等人,地方單位也肯定有人。
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一些人討論形勢後認為,“三右”的代表人物就是張建成。
在革命委員會的學習會上,井岡山兵團的委員有計劃、有準備地發言,不指名地把矛頭指向張建成,把強調革委會一元化領導,提出復課鬧革命、回到班系鬧革命等都視為復辟回潮的表現。他們提出,革委會的權掌握在投機分子手中,群衆代表衹是擺設,因而得出結論:革委會的權不掌握在革命派手中。
紅旗等兵團的委員則針鋒相對,批駁對方的論點,認為堅持革委會一元化領導、復課鬧革命等提法是中央提出的,不是我們的創新。復課鬧革命,學生不回班級、不回各系去又怎麼復課?這些人認為,學校革委會的權掌握在革命派手裏,革命委員會好!好得很!
對方回應說:好個屁!
這就是以後好派、屁派的來歷。
可以看出,在第一個回合的較量中,井岡山一邊的委員是有準備的,有理論根據,有分析,上綱上綫,而紅旗一邊的委員是無準備的,談問題時就事論事,沒有從理論上闡明自己的觀點。革委會內部的爭論很快就擴散到群衆中,雙方就開始了有組織的爭論與鬥爭。
隨着兩派爭論和鬥爭的激化,井岡山人把對立面稱為小爬蟲,也叫“爬派”,而把自己這一派稱作“闖派”。而紅旗兵團把對立面稱為“屁派”,把自己稱為“好派”。
為記述方便,下面將兩派分別以“闖派”、“好派”相稱。
總括起來,“闖派”在闡述“三右”的種種表現及“三右”的根源後,得出了如下的結論:“兩代紅就是兩代機”。什麼叫兩代紅?即文革前是紅人,文革中還是紅人,這種人就是機會主義者、投降主義者、分裂主義者,他們在舊黨委時期,為了向上爬,巴結黨委的領導,做了很多壞事,他們不是為了革命事業,是為了自己的私利,所以是機會主義者。文革中,為了保自己,逃避群衆對他們的清算,也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打着造反的旗號,鑽進革命派隊伍,他們的目標同樣不是為了革命,而是為了自己的私利。這種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投降敵人,在革命派內部拉一派,打一派,搞分裂主義,必須把這種人清除出革命隊伍。
這個論點,觸怒了很多人,因為在造反派內部,尤其是在紅旗兵團、八三一兵團、造反兵團、三司革聯中,有不少學生黨員、團幹部、班幹部,在對方眼中都成了“兩代紅”,也就成了“兩代機”。
我相信“闖派”的這個論點,并非指一般的學生幹部,而是指張如屏、張建成、王紹良等人,但已陷入派性鬥爭的群衆就不這麼認為了。
“好派”對“闖派”也上綱上綫了,稱“闖派”的理論是極左的,他們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打着革命的旗號,實際上是搞無政府主義;在組織上則是山頭主義,唯我獨革、唯我獨左,以我為中心,搞山頭專政,破壞團結,破壞革命事業,如不回頭,會滑到革命的對立面上去。
可見雙方都認為自己是革命派,而對方則已滑到革命的對立面上去了。此階段,在廣播台及《紅水院》報的宣傳方面,“闖派”占優勢,因為他們掌握了這些宣傳工具;但在大字報方面,則“好派”占優勢,因為他們人多。這階段的鬥爭,屬口誅筆伐的文鬥。

3. 進入資產階級派性鬥爭階段
兩派鬥爭進入第三階段,成為資產階級的派性鬥爭。
資產階級派性鬥爭的特點是,不講理性,不講政策,唯派別利益為重,不惜發生武鬥。
進入資產階級派性鬥爭的轉捩點,是發生了劉忠潮事件。
劉忠潮同志是一位從事過地下工作的老黨員,解放後黨派他到蘇聯學習,回國後在我院從事教學工作。劉老師老實本分,師生關係、群衆關係很好,文革中造反較早,兩派鬥爭中屬于“好派”。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社論《芙蓉國裏盡朝暉》中,發表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性質的新論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衆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繼續。”中央正式提出了清理階級隊伍的任務。
“闖派”以清理階級隊伍為名,說劉忠潮在從事地下工作時叛變了,把劉忠潮抓了起來,逼劉承認是叛徒。劉老師不承認,就遭到毒打,打斷了三根肋骨。劉老師叫救命,被路過行政大樓的學生聽到,立即報告了兵團頭頭。“好派”立即開會,决定救人,圍住了行政大樓。“好派”攻,“闖派”守,雙方相持不下。
我知道後,怕雙方武鬥,發生更大的問題,就給空司支左辦公室打電話,請求幫助。很快支左辦來了人,并帶來一車解放軍,把劉忠潮救了出來,并立即送醫院救治。
這是一起突發事件,人們沒有思想準備,人們想不到會對一位忠厚老實的老師下手,并且被打成重傷。雙方不是從事件中去吸取教訓,改正錯誤,而認為是階級鬥爭的殘酷無情、階級鬥爭的複雜性所致。
“好派”則還以顏色,在“闖派”中尋找對象,很快找到一個工人,叫郭啟賢,屬于“闖派”。他在國民黨時期當過保長,屬于“清理對象”,于是“好派”把他抓起來,關在學生八舍的三樓。郭啟賢怕挨打,當夜爬窗逃走,結果摔斷了腿,被人發現後將其送往醫院救治。
這就釀成了劉忠潮和郭啟賢這兩起事件,雙方都打着清理階級隊伍的旗號,抓了對方的人,都造成重傷,加深了兩派的矛盾。
接着又發生了批鬥于文蘭事件。于文蘭是我院衛生科的護士,院革委會委員、後勤部副部長。在兩派鬥爭中,她是“闖派”中比較突出的一個,被稱為“革命闖將”,在革委會後勤工作中,她被認為處事不公。“好派”藉口她為原右派丈夫翻案,為中科院武漢水生生物研究所當權派成解(成解的夫人張綠茵是于文蘭的領導、衛生科副科長)翻案等問題,組織批判會,採用誘騙手段,把她騙到圖書館進行批鬥。“闖派”知道後,組織救援。“好派”則用高壓水龍頭予以阻攔,并將高壓水槍對準于文蘭噴射。雙方僵持不下,最後仍由支左辦公室來人解救。
此事使“闖派”群衆情緒激動,認為是我策劃的,開始指名道姓,提出“張建成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反革命兩面派”、“是分裂紅水院革命派的黑手”,要求“把張建成掃出革委會”,并組織人追打我,砸我的家。從一九六八年七月開始,我已不能公開露面,也不能公開活動,衹好住到熱工實驗室隱蔽起來。
此後,雙方都提高了戒備,“闖派”還組織了應急用的以工人為主的專門隊伍,也曾發生過幾次衝突,但沒有形成規模性的武鬥。
進入七月,“闖派”對我的批判與打擊升級,公開提出了“打倒張建成”的口號,并採取如下措施:第一,抓了張如屏和張茀承二位書記,逼迫他們承認我是由舊黨委派入造反派的內奸,二位書記堅持沒有這回事,關了一周放人;第二抄了我的辦公室,希望能抄出證明我是舊黨委打入造反派的內奸的材料,當然也一無所獲;第三,由丁家顯親自出馬開會,發公開信,提出了“打倒黑手張建成”、“打倒反革命兩面派張建成”、“把張建成掃出革委會”的主張,公開了他的態度,表明了他與我决裂的立場;第四,在武漢三鎮刷“打倒張建成”、“張建成是三右的代表人物”、“張建成是分裂紅水院革命派的黑手”等大標語,在全市造打倒張建成的輿論。
這些措施沒有效果,反而引起了“闖派”中一些群衆的反感,以張吉祥為代表的一些“闖派”群衆發表聲明脫離“闖派”,倒向“好派”。形勢對“好派”有利,于是提高了批判“闖派”的調子,集中批“以我為中心”的“多中心論”,矛頭指向丁家顯,說他要搞“丁氏獨立王國”,搞“丁氏專政”。
這時發生了一件大家意想不到的事,原黨委常委、宣傳部長常樹蔭亮相支持“闖派”,這對“闖派”無疑是雪中送炭。我聽後百思不得其解,常樹蔭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亮相呢,而且亮到了少數派“闖派”一邊?經過分析,我認為“闖派”提出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提前到來”、“改組革委會”等口號符合常樹蔭的想法,這個曾站在保守立場的中層幹部,認為自己不能再站錯隊了,于是採取這個行動。
常的亮相,觸怒了“好派”,在體育館組織了大型批鬥會,有人還打了他,給他扣的帽子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二月逆流的黑幹將”、“‘闖派’的黑後臺”。
這再次說明了派性鬥爭沒有理性,不講政策,不顧大局,衹有派別的利害關係,你站在我這邊,就是好幹部,革命的,站到對立面,則是壞人、反革命,就要打倒;為了派性鬥爭的需要,搶旗幟,清理階級隊伍,衹清對方的,不清自己隊伍中的;大批判中,給院領導及所謂的反動學術權威掛牌,在武漢三鎮游行;學習毛主席著作、馬列著作,不是用來提高自己、改造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而是用來對付別人,批判別人,這種貼標籤式、手電筒式的學習方法,在派性鬥爭中大行其道,造成了很壞的影響。
紅水院的派性鬥爭,基本上以文鬥為主,小的肢體衝突發生過,但沒有大的武鬥。在劉忠潮事件、于文蘭事件中,以及搶廣播台時,發生過群體事件,但都由支左辦公室出面化解了,沒有形成實質性的群體事件。這是不幸中的萬幸。
後來“好派”自己辦了廣播台,并以鬥、批、改辦公室名義出版《紅水院報》。革委會已名存實亡,無法開會,更不能統一領導,兩派各行其道。上級發到革委會的會議通知、各種票證都是兩套,由支左辦公室安排,兩邊都照顧到。這些方面沒有產生衝突,但整天的高音喇叭聲吵得人不能安生,群衆敢怒不敢言,越到後來,消遙派越多。
正如毛主席所說:“他們之所以消遙就是他們反對打內戰,不願意搞武鬥”。[《毛澤東傳(1949——1976)》第526頁]派性鬥爭停不下來,是因為兩派的頭頭總想分個高低,來證明自己的正確。

(三)我的反思
紅水院兩派的鬥爭,從成立革命委員會的一九六七年九月算起整整一年,從一九六八年三月兩派正式分裂,到工宣隊進院也有半年時間。造反派組織是一九六六年九十月間形成的,這樣算起來,派性鬥爭的時間占了一半。
痛心啊!干擾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浪費了一年的大好時光,傷害了兩派的廣大群衆,拖了文化大革命的後腿。我每想起,痛心疾首。
全國情况亦然,由于造反派內部的鬥爭,很多地方發展到大規模武鬥,毛主席的計劃無法實現。文革失敗後,我們有些人說,如果毛主席晚走幾年就好了。試問,如果文化革命按主席計劃三年完成,那麼就有七年的鞏固時期,那將是什麼情况?從這個角度講,文革久拖不能結束,文革的失敗,造反派應該負有一定的責任,也應該從中吸取經驗教訓。
紅水院不可能影響全局,但反映出問題的實質。雖然原來的兩派早已不存在了,但本着各自多做自我批評的精神,審視我們過去的所作所為,吸取教訓,給後人以借鑒,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任務之一,
更是我們這一代人應盡的責任。
1. 沒有擺正位置
兩派鬥爭的焦點人物是我,我怎麼會成為“闖派”的鬥爭對象呢?
兩派鬥爭的時間點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但我和井岡山兵團“高級群衆”間的不和諧,在一九六六年底就開始了。
我支持造反派是源于對形勢的認識,對毛主席、黨中央指示的無條件服從、緊跟。我在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間已經持造反派的觀點,這很多人都知道。
但公開地在組織上與造反派站在一起,是受周總理講話的影響,但自己沒有完整地準確地理解總理講話的實質——共產黨員不能站在群衆運動的對立面,也不能站在旁邊指指點點,而是要參加進去。我把“引導群衆,影響群衆,使群衆運動中可能產生的錯誤縮小到最低限度”作為自己造反的任務之一。這樣就把自己置于群衆運動之上去觀察、發現問題,然後向群衆指出這不對、那不應該,告訴他們該怎麼做,成了群衆運動的指導者,成了站在群衆運動旁邊指指點點的人。
我剛造反時,受到了造反派師生的熱烈歡迎,井岡山的“高級群衆”們也熱烈歡迎我,他們的形勢討論會也請我去參加,這說明當時我們之間沒有隔閡,他們沒有把我當外人看待。丁家顯也歡迎我,有事找我商量,我們之間也很談得來。
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對我的看法有所變化,因為我告訴他們批判資反路綫時不能開除黨員的党籍,更不能燒入黨志願書,告訴他們對犯有錯誤的同學批判要適可而止;他們要批判團幹部,我就去讓他們批判我,因為班裏的團幹部是聽我指使的,弄得批判會開不下去;他們要對幹部審查,我主張已有結論的不要再審查等等。凡此種種,使他們感到我不是和他們一起搞文化大革命,而是來糾錯的,是來保護幹部和犯錯誤學生的。
同時,我生怕群衆運動中出現過火行為,即所謂“左”的觀點與行動,所以指導思想必然是右傾的,這樣在討論分析形勢時和丁家顯以及他的“高級群衆”之間產生了觀點上的分歧,就不足為怪了,他們進一步就會懷疑我的造反動機。
在我與他們的接觸過程中,我瞭解到這些“高級群衆”思想很敏感,善于思考問題,而且確有唯我獨革、唯我獨左的思想,對別人往往另眼審視,所以當他們在“三反一粉碎”中把矛頭對着我,我可以理解,的確不感到奇怪。
因此,我造反時的指導思想、位置沒有擺正,是造成日後井岡山“高級群衆”對我不滿的重要原因。當然,丁家顯及其“高級群衆”們的問題也是存在的,也要進行認識與總結。
2. 處置不當使矛盾不斷升級
我與“闖派”之間的隔閡與矛盾,在我進入總部工作後有所體現。
總部指揮不了井岡山兵團,他們衹聽丁家顯一個人的,其他兵團的頭頭多次對我談過這個問題。因為這中間涉及到我與他們的關係,所以我不是面對現實,把問題解决在萌芽狀態,而是回避,少接觸。這種態度,必定使矛盾進一步加深。
在抗暴鬥爭的後期,我感到自己衹是處理具體事情的,而且是丁家顯吩咐下來的事情,如省市委幹部轉到我院來的問題,工總、九一三戰士來校避難及兩個總部遷到學校來的問題等,事先我是不知道的。來了以後,山上的人告訴我,要解决吃飯問題、辦公地點問題、住宿問題等,我就要去一一落實。“七二〇”後的“八一〇”大會,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安排的,怎麼定下來的,却要總部去搭台拉電綫,我就不幹了,說誰組織的誰去辦。
我已感到矛盾越來越大,我仍沒有去直面現實,與丁家顯溝通,而是採用躲避的辦法。“七二〇”後到武漢市人民武裝部辦聯絡站,除了去解决人武部幹部被亂揪亂鬥的問題外,回避矛盾也是原因之一。我和趙三其談過,他也有同感,所以我們兩個都去了,要不是為成立革委會的事,我真不想回校。
一九六八年三月,兩派已有拉開架勢的趨勢,我很怕陷進去出不
來,有意徹底回避矛盾,到上海去當消遙派。四月底五月初,我到空司支左辦公室找武繼元主任,向他彙報了學校情况,特別彙報了在兩派鬥爭中,我處的地位讓我非常難辦,所以要求同意我到上海休息,離開這是非之地。
武主任聽後很生氣,嚴肅地批評我想當逃兵!他說,水院出現的問題,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個別的,這是階級鬥爭的反映。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挺起腰杆對錯誤思想進行堅决的鬥爭,你却要從鬥爭前綫溜走,當逃兵,這是不允許的。
接着,他把武漢地區的形勢講了一下,他說,革委會成立後,應該削平山頭,在革委會一元化領導下搞鬥、批、改,抓革命,促生產,學校應該復課鬧革命。但是無政府主義、山頭主義、唯我獨革、唯我獨左、爭席位等資產階級思想和小團體主義,弄得鬥爭不斷,爭論不休,正常工作不能進行。不鬥行嗎?不鬥能有安定的局面嗎?
總之,他堅决反對我回上海,要我堅守崗位,有困難他會幫助我,支持我。
自“七二〇”後,我把空司支左辦公室視為我們的上級領導,有事就向他們彙報,把他們的話看作是上級的指示,所以我接受了武主任的批評,打消了離校的念頭。
在我受到“闖派”攻擊的情况下,我不是到山上去聽取意見,坦誠交流溝通,從大局出發,多做自我批評,誠意地指出對方存在的問題,求大同,存小異,團結起來搞好學校的鬥、批、改。我也不去做“好派”的工作,而是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公開站到了“好派”一邊,與“闖派”鬥爭,成了派頭頭,從此失掉了做兩派工作的條件與機會。
由于我的公開介入,派性鬥爭愈演愈烈,如果我採取了在任何情况下不介入派性鬥爭、虛心地聽取對我的意見與批評、多做自我批評、不支持派性鬥爭的態度,我想紅水院的局面就不會發展到勢不兩立的兩派。
因此,我認識到我造反後位置沒有擺正,出現問題後又處置錯誤,是造成水院兩派派性鬥爭的重要原因,我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3. 用“唯我獨革”來反對別人的“唯我獨左”、“以我為核心”,越反問題越多
毛主席說:“文革中這些群衆主要是年輕人、學生,正是杜勒斯寄托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鬥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後代,一代一代傳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毛澤東傳(1949—1976)》第1433頁]
我們審視過去,檢討過去,是為了總結經驗教訓,告訴子孫後代,希望他們不再犯我們犯過的錯誤。
文化大革命中要學習、繼承的東西很多,從派性鬥爭中我感到一個重大問題是山頭主義問題,它是派性鬥爭的組織基礎,是以我為核心、搞獨立王國的組織基礎。
山頭(各個組織)是革命運動初期,因革命需要應運而生,它對革命的推進是有貢獻的,但革命深入到一定階段,它又會阻礙革命事業向前發展,因此,到一定時候就要削平山頭,剷除山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曾經有過許多山頭,大革命時期到長征時期,有紅一方紅軍、紅二方紅軍、紅四方紅軍以及各蘇區的武裝等;抗日戰爭時期,有新四軍、八路軍以及各根據地的武裝;解放戰爭時期則有一、二、三、四野戰軍以及各地的地方武裝,可說是山頭林立。毛主席為代表的中央領導,在各個時期都穩妥地擺平了山頭,消除了山頭主義、宗派主義,使全黨統一在中央領導之下,這是很了不起的。
縱觀中國歷史,封建王朝經常出現地方割據,不聽中央號令,以下犯上的事經常有之。民國時期,蔣介石用盡手段,費盡心機,實際上沒有解决軍閥割據、各自為政的問題。
衹有在毛主席領導下的共產黨,真正解决了統一的問題,要統一就得削平歷史形成的山頭。
要解决山頭問題,第一,領導人必須大公無私。蔣介石把自己的中央軍作為嫡系,處處照顧,武器裝備、待遇比雜牌軍好,打仗時讓雜牌軍冲在前,中央軍在後,所以無法解决山頭問題。第二,各山頭的領導人必須顧全大局,局部服從全局,犧牲小我而成就大我,一句話,要從人民利益出發,否則分贓不勻,爭吵不休,直至打架。第三,領導人要有高超的領導藝術,要承認山頭,纔能削平山頭,要公平對待,合理安置有關人員,有時要照顧某些山頭的利益,纔能徹底鏟平山頭。
我們再看看文化革命中,各派死抱住自己的山頭不放,為自己的山頭多爭些利益,以文革功臣自居,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別的組織,要以自己為核心實現大聯合,所以總聯合不起來,即使表面聯合了,心裏不服氣,所以爭論不休,戰鬥不斷。
比起我們的前輩,看看他們是怎麼對待功勞的?他們是怎麼對待事業的?他們是怎麼對待党的領袖的?我們應該感到臉紅,應該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應該好好學習,好好改造自己,這也是總結文革教訓時十分重要的一個方面。
八、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進駐學校時期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以下簡稱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以蒯大富為首的“團派”武力抗拒工宣隊進駐,并打死了5名工宣隊員。七月二十八日淩晨,毛澤東緊急召見聶元梓等五大領袖,嚴厲批評說:“(文革)搞了兩年了,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鬥是鬥,但你們是搞武鬥。”毛主席指出:“現在我們採取了一個辦法,就是工人伸出‘黑手’,你們再搞,就用工人來干涉,無產階級專政!”“現在是輪到一些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北京五十九所高校全部進駐工宣隊。
在湖北省革命委員會統一部署下,工宣隊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進駐我院。
從毛主席召見“五大領袖”的談話來看,我認為毛主席派工宣隊進學校,目的是制止武鬥,消除資產階級的派性,進行鬥、批、改,完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時間大概在一年左右。
但事與願違,從工軍宣隊進院到軍宣隊撤離學校(一九七四年五月),五年八個月;再到工宣隊撤離學校(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九年多,在這麼長的時間裏,鬥是鬥,主要是鬥造反派;批是批,主要是批造反派所謂的派性;改是改,主要是改掉文革中毛主席提倡的東西,如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四大的民主精神、依靠群衆來監督幹部和教育幹部等等,這完全違背了毛主席的意願。
對于工宣隊的功過是非,同樣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有各的看法,這是很正常的。站在不同的角度,對同一事物有不同視野;站在不同的立場,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進駐我院的軍宣隊共三届,三位領導人擔負了不同的任務,也就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一)宋國英時期(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一九六九年九月)
軍工宣隊的第一任指揮長是宋國英,武漢軍區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標準的老軍人風範,對人和藹,處事嚴謹,政策水準較高,工作認真。他在我院工作一年,得到了師生員工的好評。
他在學院期間的工作,主要是消除派性,清理階級隊伍,整頓紀律、秩序。這一届軍宣隊的成員,除宋國英外,還有副指揮長石昭庭、馮紹林和趙洪閣、趙文政、龔茂祥、田文海等機關科級幹部,軍代表配置到院部、處、系各級。工人宣傳隊由武船鑄鋼廠、武昌車輛廠派出,鑄鋼廠的夏勝階、車輛廠的葛台鑫擔任副指揮長。
工宣隊進院後,第一件事是組織全院師生迎接毛主席送給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非洲芒果,場面非常熱烈,夾道迎接,迎到體育館,召開全院師生員工大會,我代表院革委會參與迎接芒果,并照了相。此後,掀起了忠于毛主席的熱潮,向毛主席表决心、獻忠心,并開始了早請示、晚彙報活動。
1. 舉辦革委會成員學習班
一九六八年十月初,工宣隊指揮部决定,將革委會委員拉到山坡機場辦學習班,說是為了避免干擾,實際上是為了發動群衆、背靠背揭發批判各派頭頭的資產階級派性。
工宣隊進院後的第一個戰役就是打一場揭批資產階級派性的戰役,清除資產階級派性,以便今後能順利地進行鬥、批、改。
在山坡機場的革委會成員學習班上,主要是學習毛主席著作與一系列最新指示,對照我們的言行,進行自我批評,認識資產階級派性的危害性,揭露與批判我們自身的錯誤。
為了使學習班能正常進行,也為了使批判資產階級派性能深入進行,宋指揮長和主持學習班的趙文政都找我談話,希望我認識錯誤,帶頭揭露和批判派性,特別要多做自我批評,并要求我做好“好派”委員的工作,少講別人,多講自己的錯誤,不要在學習班中再進行派性鬥爭。
我對于軍工宣隊進駐學校,從內心是歡迎的。兩年來沒有直接領導,每走一步都要自己思考該怎麼做,唯恐走錯一步。“七二〇”後,我事事向武漢空軍司令部支左辦公室彙報請示,視他們為領導,但終究不是直接領導。一年的派性鬥爭,搞得我有家不能回,與群衆隔絕,身心俱疲,所以軍工宣隊來了,由他們領導學校的一切,我是高興的。因此對于宋指揮長的談話要求,我是接受的。
按照他們的要求,我對王新民等“好派”委員進行傳達,我自己也認真考慮了學校兩派鬥爭中自己一方所應承擔的責任。我確實認識到自己應負的責任,如果自己不公開的站到“好派”一邊與“闖派”公開鬥爭,那麼水院的派性鬥爭就不會發展到勢不兩立的地步。
我在學習班作了檢查,得到了軍代表的肯定。委員們在發言中也都聯繫本派、聯繫自己實際作了自我批評,沒有發生頂牛現象。
總的來講,學習班是和風細雨的。學習班的伙食不錯,山坡機場在曠野中,視野非常廣闊,休息時的活動主要是散步和聊天。
我認為,這次學習班執行了毛主席講的“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决”的指示,大家思想上比較輕鬆,沒有挨整的感覺,與後來辦的各種“五不准學習班”是不一樣的。
在此期間,我們全體學習班成員到武漢中南民族學院聽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會精神的傳達,主要是關于劉少奇專案的審查報告以及十二中全會開除劉少奇黨籍的决議。最讓我們高興的是,聽到了幾句毛主席的講話錄音:“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大家心情激動,回山坡後討論了好幾天。
在山坡機場的學習班進行了個把月後,大概在十一月上旬,學校接到六二級、六三級學生要畢業分配的通知,指揮部决定結束學習班。
回校後,六二、六三級的委員一起參加畢業分配,六四、六五級的委員回班上課。
2. 清理階級隊伍
工宣隊進院後,首先進行揭批資產階級派性,學生復課鬧革命。接着就是清理階級隊伍,重點是在教職工中進行。工宣隊進院,革委會靠邊站,不說取消,但也不起作用。
說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實際上是軍隊幹部控制一切,决定一切,院、系及行政部門和處、室一把手都是軍人。
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我們都一無所知。協助軍宣隊工作的、做具體事情的,都是由軍宣隊指定的人,主要是一些原行政部門的幹部,有保衛科的、組織人事部門的、各系黨政系統的,這批人在文革中一般是屬保守型的,他們中的一些人此後成為整造反派的骨幹力量(各級專案組成員)。
清理階級隊伍具體如何進行,我不得而知,學校表面看來還算平靜,實際上內緊外松。
有歷史問題、家庭問題的人都進行審查、外調,在此過程中有兩人自殺身亡。一個是財務科長葉正富的妻子、圖書館館員熊玉林,上吊自盡;另一人是一系總支書記許志方的父親,投湖自盡。他們的具體情况我不清楚,大概是歷史上有點問題,怕查到自己,而一時想不開走了絕路。
我們學校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20人,兩人是運動初期黨委抓右派時自殺的,兩人是工宣隊清理階級隊伍時期自殺的,一個學生因思想錯亂而從學生宿舍樓頂上摔下來死的,15人是“八一”渡江時犧牲的。所有這些非正常死亡事件與造反派均無直接關係,因而從未被追查過,也沒有人對此負責。
在清隊過程中,動員群衆互相檢舉揭發,軍工宣隊根據群衆的舉報內查外調。我聽說總務處基建科科長逄佐洲被人舉報,說逄曾經說過,他被敵人抓去後,在獄中如何英勇地與敵鬥爭。于是懷疑逄科長歷史上有被捕的事,但查看檔案又沒有這段歷史,因而進一步懷疑逄科長隱瞞歷史,于是派人到逄佐洲原屬部隊進行調查,發現逄佐洲自參加革命一直在部隊服役,轉業後到學校,根本沒有被捕過。指揮部找逄佐洲談話,問他怎麼回事,他說在吹牛時講過在獄中鬥爭的事,認為那很光榮,實際上根本沒有被捕過,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我們常說吹牛不交稅,逄科長的吹牛可使指揮部花費了不少精力,也花了國家不少的錢。行政科長陳旭,解放前曾經脫過黨,組織上早就有結論,而且又重新入了黨。在清隊中,有人懷疑他有其他問題,要其交待并進行外調,最後還是原結論。
宋指揮長為此向陳旭當面道歉,這說明了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過程中,指揮部很認真,不放過任何疑點。同時說明指揮部比較講政策,重調查研究,重證據,不輕信口供和揭發。對做得不妥的地方,能向當事人當面致歉。這與後任指揮長的工作態度及工作作風是有區別的。
3. 實行軍事化改革,進行軍事化管理
工宣隊進駐學校後,最大的變化之一,是在組織上及領導系統上的改革,實行軍事化編制,進行軍事化管理,以實現迅速改變學校面貌的目的。
學院下面成立四個大隊,原一、二、三系分別改為一、二、三大隊,行政管理部門成立四大隊,大隊下面設連、排、班。機關設四個組:辦事組、政工組、教育革命組、後勤組。
各大隊的行政領導由工宣隊員擔任,大隊政委和機關四大組的組長均由軍宣隊員擔任。
學院一級設立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指揮部(簡稱工宣隊指揮部),指揮部指揮長宋國英(解放軍),副指揮長石召庭(解放軍)、馮紹林(解放軍)、夏勝階(工宣隊)、葛台鑫(工宣隊)。
湖北省成立“文教戰綫指揮部”,正副指揮長均是解放軍,是學校工宣隊的上級領導機關。
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後,從省到院校由部隊一竿子插到底。地方革委會靠邊,不起任何作用,原革委會中的學生都回到班上,工宣隊認為無大問題的革委會工作人員仍留用,如原革委會辦公室主任顏國良仍留在辦公室,柳濤等仍留在政工組工作,增添了一些文革前在機關工作的人。
原在革委會工作的職工,若非機關幹部,一般都回原單位。如後勤部的二位副部長于文蘭、熊德才,前者回衛生科,後者回機械廠。
這些組織上的變化,是按既定方針進行的,堅定而迅速。從此,由解放軍領導學校的一切,廣大師生員工由學校的主人變成了被改造的對象。他們按照軍人的要求,早上出操,開會要列隊進入會場,列隊離開會場,開會前要唱歌等等。
我從山坡機場學習班回來後,由于指揮部沒有安排我具體工作,基本上閑着,有時指揮長找我去談話,主要是向我瞭解學校幹部情况,我都如實地談了我的看法,有時也徵求我對某項工作的意見。
總之,在工宣隊進院後,除了參加學習班,沒有其他具體的工作,工宣隊既不用我,也沒有整我。
4. 拉練
一九六九年五月初,我院師生進行了一次拉練活動,從學校出發,步行一周,到達湖北省麻城縣乘馬區,與當地農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向貧下中農學習,改造非無產階級思想。五月底回到學校,前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這次拉練活動的指揮長是宋國英,我被任命為副指揮長,負責前站工作。這次活動,完全按部隊行軍的模式進行,每天行進60里,每人背行李包,到宿營地後,用餐、洗脚、挑泡(即把脚上的水泡捅破,以免脹痛,影響第二天的行軍)。到宋埠休息一天,進行文藝演出,瞭解當地情况。到麻城縣城又休息一天,同樣進行了文藝演出。我院文工團的節目很受當地群衆的歡迎。第8天纔到我們的駐地乘馬區,此地與河南新縣交界,是老蘇區。
我是負責前站工作的,配有1輛摩托車,唐冠傑(學校司機班班長)開車。後勤配有卡車,伙房用具裝車後連同工作人員先期到達宿營地,準備大部隊的用餐、用水。
過去我對部隊行軍路綫、宿營地安排等感到很神秘,這次自己親自嘗試,學到了不少東西。首先是要看懂地圖,大體上確定距離,這樣路綫及宿營地就心裏有數了。到宿營地後,要查看房子、地形,確定指揮部位置,儘量借用倉庫等大房子,這樣大部隊到達後容易安排。後勤保障一定要跟上,衹有讓戰士吃好、休息好,處理好各種問題,纔能保證部隊正常行軍。
這次拉練一路順利,宋指揮長對我們的前站工作很滿意。他是個很嚴肅的軍人,平時很少贊揚人,這次却着重表揚了我們。
乘馬區是老蘇區,是大革命時期的拉鋸區。據當地老百姓介紹,大革命時期,共產黨與國民黨拉鋸,殺對方的人,幾次拉鋸,乘馬地區的人死了二分之一以上,狗吃死人肉,後來吃紅了眼,見活人也要吃。
解放後修了公路,但很少有汽車經過。據老百姓講,1956年王樹聲將軍回乘馬,帶了兩部電影拷貝和一部放映機,他們衹看過這兩部電影。我們的摩托車經過村莊時,大人、小孩都出來看,狗則拼命追趕,因為見得少,感到新奇。那裏的生活很艱苦,很少有肉吃。
我們指揮部駐地的大隊幹部,請指揮部的領導吃飯,我也參加了,8個菜,除了炒雞蛋外,基本上是蘿蔔做成的,我們後來稱它為蘿蔔宴。
還有一件事需要說一下,我們到乘馬時,正值當地開展清理階級隊伍,每天見到多次敲鑼打鼓的報喜隊。我們向當地幹部打聽,他們告訴說,過去衹知道革命過程中村裏死了不少人,但不知道怎麼死的。這次清理階級隊伍中清出了叛徒,他們交待了被自己出賣的革命同志,于是這些犧牲的同志就成了烈士,就要上門報喜,要修墳樹碑,所以熱鬧。每清出一個叛徒就會產生一批烈士,這在其他地方是見不到的。
拉練活動因為武漢地區的“反復舊”運動越演越烈而草草收場。
5. 武漢的反復舊運動
這次拉練活動,我原以為是鬥、批、改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原先計劃好的。後來瞭解到不是這樣子的,原因是武漢市四月中旬由原工總、工造、九一三三個工人造反組織的頭頭掀起了一股反復舊的風,軍區領導怕學生摻和進去更難辦,所以决定把學生拉出去,遠離武漢市。
事實上,學校還有人,還會相互聯繫。五月中旬以後,武漢反復舊的消息已傳到鄉下,顏國良給我來信,說武漢的反復舊運動越來越高漲,要我回武漢領導運動。我既未回校,也未回信,因為我認為工宣隊進院後,有什麼問題應通過工宣隊來解决。省革委會已成立,有什麼問題,應該通過省革委會來解决。搞群衆運動逼領導解决問題的時期已過去了,不能再亂了。後來顏國良又趕到我們在麻城的駐地,說再不回去,學校就要亂了,亂起來後就不好收拾了。
說實在的,我是真怕又亂起來,有事沒有事都扣到我頭上,所以决定回校看看,讓唐冠傑連夜送我回校。半夜到家,第二天到學校看看,大字報不多,我就放心了。
我見了宋指揮長,彙報了我回來的原因,看問題不大,我提出馬上回麻城。宋指揮長講,回來了就不要去了,大部隊也很快就要回來了,因為中央已在着手解决武漢的反復舊問題。
不久,五二七指示(中發[69]28號文件)下達,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員會關于解决武漢反復舊問題的報告”,批評了反復舊運動。
指示中指出:“在社會上錯誤思潮和無政府傾向的影響下,提出所謂‘反復舊’運動,把矛頭指向省、市革委會,人民解放軍和革命幹部,把三代會,首先是工代會置于一切之上。這樣做,是不符合毛主席關于革命大聯合、革命三結合和一元化領導的教導的。”
五二七指示對省市革委會也有所批評,指出:“由于缺乏經驗,他們沒有很好地試點,抓典型,總結經驗,落實政策,以點帶面,在工作作風上又不夠細緻謹慎。這些缺點、錯誤應該糾正”。
可見中央對湖北的領導和造反派頭頭都有所批評。反舊複運動是錯誤的,把矛頭指向省、市革委會,指向解放軍,指向革命幹部,這就違背了毛主席關于大聯合、三結合、一元化領導的教導,與中共九大精神不符。
引起反復舊的原因,領導上有責任,對缺點、錯誤應該糾正。
然而在貫徹五二七指示過程中,領導上不總結經驗教訓,不改正自己的缺點錯誤,而一味地批鬥反復舊運動的頭頭。這還不夠,又把華中工學院學生魯禮安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成立的“北斗星學會”,十二月成立的“决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及其刊物《揚子江評論》稱為“北决揚”反革命組織,并向中央寫了報告。
中央于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發下了《中共中央對武漢問題的指示》,被稱為九二七指示。
根據湖北給中央的報告,九二七指示把“北斗星學會”、“决派”稱為“地下組織”,“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假藉名義、暗中操縱的大雜燴,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復辟”。稱《揚子江評論》是“反動刊物”,對主要編寫人要嚴肅處理。該指示點了王盛榮、干毅、周嶽森的名,要立即逮捕,依法懲辦。
這樣就有了進一步鎮壓造反派的利器。在貫徹九二七指示的過程中,把整個造反派都裝入了“北决揚”這個所謂“反革命組織”的籮筐中去了。以後在中央學習班又大力清查“五一六”、“北决揚”,進而擴展到湖北全省,影響所及幾十萬人,成為湖北歷史上最大的冤、假、錯案,這是後話。
武漢地區反復舊運動的時間僅一個多月,引起這麼大的震動,由中央出面解决,此後對造反派的影響又這麼深廣,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我認為首先是大形勢的變化。一九六九年四月實現全國山河一片紅,中共九大的召開,標志着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了决定性的勝利。此時強調團結,強調革委會的一元化領導,強調擁軍。而軍隊已在全國各省市包括中央直屬機關各部委掌權,可說已一統天下,衹聽毛主席、林彪的號令。
在此形勢下,反復舊把矛頭對着省、市革委會,對着以曾思玉、劉豐為代表的所謂軍政權,能有好果子吃嗎?有人說,軍隊幹部也確有問題,為什麼中央就看不到呢?看到了又怎麼樣?中央講的是大局,你攪了這個大局怎麼會支持你呢?
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局是要發動群衆,衝擊資反路綫,衝垮資產階級司令部,中央要瞭解的是群衆受壓的情况,對各地當權派反映的群衆如何不講理、如何破壞抓革命促生產是一概不理的,當時的當權派也感到委屈。
在中央那裏,誰不按大局需要辦事,誰就沒有理。
一九六九年四月的形勢,是需要穩定,需要一元化領導,你衝擊就是不顧全大局,有理的事也就成為沒有理。而曾、劉他們在中央面前說幾句檢討的話就主動了,回到湖北後就按他們的想法去做了,因為尚方寶劍在手,“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反復舊的矛頭直指他們,如今中央表態,反復舊錯了,他們怎麼會放過你呢?衹會把火越燒越旺,直到把你燒死為止。
第二,造反派被壓制。在軍隊掌權以後,造反派組織已不復存在,在揭批派性、清理階級隊伍過程中,對造反派頭頭、骨幹分子已進行了批判,有的還進行了鬥爭,有些已立案審查。
在這種情况下,一九六九年四月十日,水塔貼出了朱鴻霞(原鋼工總一號頭頭、省革委會副主任)、李想玉(原鋼九一三一號頭頭、市革委會副主任)、吳焱全(原工造總司一號頭頭、市革委會副主任)三人聯名的大字報《人類解放我解放,灑盡熱血為人民》,立即轟動武漢三鎮,一夜之間在三鎮轉抄張貼。他們的街頭演講,聽衆少則幾千人,多則幾萬人。工廠不平靜了,社會動蕩了,這一切出乎軍隊領導的預料。這是向軍方的挑戰,證明了武漢地區造反派有力量發動這個挑戰。
武漢造反派曾經經歷了陳再道時期的鬥爭,“七二〇”後得到了中央的肯定與表揚,在全國有相當的影響,所以中央相當重視武漢的問題。
反復舊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中旬開始發生,四月二十九日中央指示,朱鴻霞、李想玉、吳焱金,楊道遠(原鋼二司一號頭頭、省革委會副主任)、張立國(原新華工一號頭頭、省革委會副主任)到北京解决武漢問題。
五月二日,中央通知,湖北省、武漢市革委會常委以上的22名群衆組織代表,到北京解决問題,可見中央對解决武漢問題的重視。直到解决武漢問題的中央文件“五二七指示”出臺,以周恩來總理為首的中央領導多次接見代表,徹夜長談,花費了幾多心血,希望武漢問題能合理解决。
周總理對曾思玉說:“曾思玉同志,你們都在這裏,回去要做細緻的工作,可不能壓群衆。”曾思玉說:“堅决按中央指示辦事,堅决按總理意見辦事。”(吳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第122頁,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09年版)回武漢以後,就不是那麼回事了。
你不僅挑戰了軍隊領導的權威,而且使他們在中央領導面前、在軍隊同僚面前失了面子,能不要你好看嗎?
第三,反復舊不是湖北首創,更不是獨此一家。全國最早的是山東,由王效禹發動的,他是省革委會主任、濟南軍區政委。其他地方也有反復舊的,但湖北搞得比較大,影響也大。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與當時形勢有關。
軍隊掌權以後,批資產階級派性,矛頭肯定是對着造反派的;清理階級隊伍,很多單位也把矛頭對着造反派,起用了一些保守派人員做清隊的工作;解放幹部,使大批幹部走上工作崗位,革委會的群衆代表成為“擺設”,于是出現了“軍隊幹部掌權以後,鬥、批、改就變了味”的說法,鬥是鬥造反派;批是批造反派的資產階級派性;改是改造新生的各級革委會,把造反派的代表改下臺,將走資派扶上去。(上書第106頁)出現了“結合的各級革命委員會名存實亡,造反者被造反,奪權者被奪權的局面”。(上書第107頁)所以胡厚民說:“武漢的問題,概括成一句話,就是復舊,實質是復舊和反復舊、復辟和反復辟、奪權和反奪權的問題。”(上書第110頁)
這就是武漢反復舊的由來。反復舊實際就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提前到來。不難設想,如不加以制止,將是新一輪動亂的開始。如果學校的學生不去拉練,而與工廠的工人結合一起搞反復舊,那情形可想而知。所以中央必須及時地堅决地予以制止。
壓迫越深,反抗越烈,鎮壓也就越堅决,這就是政治!
一九六九年六月,我和王新民到湖北省革委會向張體學彙報工作,是預約的,從上午十點一直到下午四點左右,中午張體學請我們吃飯,抽掉了他好幾包大前門香煙。
我們主要向體學同志彙報了學校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談了幹部問題、反復舊問題,談了我們的看法。我和王新民都認為,中央九大開過了,省、地、市,各學校革委會都成立了,不應該再亂了,省革委會應該領導鬥、批、改,抓革命,促生產。他同意我們的看法,坦率地談了自己的思想變化過程,也談到了在水院的日子。
給我的感覺,張體學平易近人、坦率、誠懇,對主席感情深,對文化大革命理解比較深刻,的確是一位很好的革命領導幹部。
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向張體學彙報工作。
(二)樊馬義時期(一九六九年九月至一九七一年十二月)
一九六九年九月,工宣隊進行了一次大換班,指揮長宋國英離校,樊馬義接任。工人也全部換了,由國棉三廠、青山熱電廠派工人進駐我院,鑄鋼廠和車輛廠的工人全部回廠,工人副指揮長由國棉三廠的吳玉清師傅(女)擔任,時間不長,又由國棉三廠的朱三梅(女)接任,工宣隊員均換成了原保守組織的成員(第一届工宣隊員多數是造反派)。
指揮長樊馬義與宋國英的作風也絕然不同,這届軍、工宣隊從進院開始貫徹五二七指示、九二七指示,以後又進一步清查“五一六”分子,時間長達兩年多,全部精力用于整造反派。
有人說,這届工宣隊進院的目標與任務,就是要徹底整垮造反派,進來的人、起用的人都是保守派的,鬥爭的對象都是造反派。
兩届工宣隊員的思想迥然不同,進院後工作的內容也完全不同。從這些方面來看,上述議論也許不無道理,這究竟是軍人政權有意所為還是巧合,我們不得而知。
樊馬義是山坡機場基地主任,正師級,據他自己介紹,是山西李向陽式的人物,即地方上響當當的抗日游擊隊隊長、抗日英雄,後來參加部隊。情况到底如何,我不知道。
據我和他的接觸,樊指揮長文化程度不高,主觀性很強,作風比較粗暴,不僅對地方幹部如此,對部隊幹部也這樣。他喜歡聽好話、奉承話,誰若不聽他的話,或違背了他的意願,你的日子就不好過了。他還有點沽名釣譽,愛出風頭,文化水準不高,却愛寫文章登小報,不懂詩律還要寫詩,理論水準不高,曲解毛主席的話,稱為“活學活用”。如講知識分子政策,毛主席講“團結—教育—改造”,即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通過教育和改造,達到團結的目的,樊說是“改造—改造—再改造”,他說對知識分子就是兩個字:“改造”。我和吳冠英(院團委宣傳部長)指出這是違背主席思想的,與他辯論,他辯不過我們,最後說:“你們懂個屁!”
我有時想,像樊指揮長這樣的軍事幹部,指揮打仗也許是一把好手,但讓他到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工作,確實難為他了,也許是當時形勢的需要纔派他來的。
我在樊指揮長任內做了兩件事,一是六四級、六五級學生的畢業分配,二是組織領導了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京劇團排練、演出樣板戲《智取威虎山》,合起來半年時間。其餘時間住“五不准”學習班及在“五七”隊勞動改造,還差一點被他送進監獄。
1. 北京中央學習班
九二七指示第七條說,中央决定在北京開辦湖北省和武漢市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經過一個月左右的準備,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以工人組織造反派頭頭和各工礦企業單位造反派頭頭為主組成的學員隊伍千余人開赴北京。
十一月底,各校造反派骨幹近三百人組成兩個學生連,又開赴北京參加中央學習班。我校去的人除我之外,還有王紹良、于文蘭(護士)、劉庚申、陳伯強、胡震宇、雷志茂、龔解放(壽眉)、伍必慧、李鴻傑,軍代表龔茂祥,一共11個人(其中雷志茂已分配工作,調回參加)。這樣,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湖北班的人數,包括學員與工作人員、軍代表等共有一千六百人左右,地點在空軍學院。
我們離開武漢前,軍代表對我們說,中央學習班是黨中央辦的,有機會參加中央學習班是很光榮的,希望你們珍惜,在北京好好學習,提高認識,回來後以新的面貌投入戰鬥。歡送的場面也很熱烈,張體學等領導同志親自到車站送行。到北京時,先期去的學員列隊歡迎我們,軍代表也說了同樣的話。
但當我們正式成為學習班的成員時,情况就不一樣了,管理人員說的內容也不一樣了。首先宣布“五不准”,即不准打電話、不准打電報、不准寫信、不准外出、不准串聯,然後要我們安心學習,檢查錯誤,總結教訓,把包袱放在北京。
哪有進黨校(領導講中央學習班是黨校性質的)實行“五不准”的?其實講的人和聽的人心裏都有數。
中央學習班是個統稱,全國很多省在北京辦學習班,與我們同時在空軍學院的就有內蒙班(學員是領導幹部)、四川班。
負責湖北班的中央領導有陳伯達、謝富治、紀登奎、李作鵬等,我衹見過陳伯達和謝富治來過學習班。
湖北班建立了臨時黨委,黨委書記為張昭劍,成員有軍區副參謀長王步青、军区某部部长劉海江及省委宣传部部长陳扶生。後來學習班把我調到材料組協助工作,揭批楊道遠。我與王步青、劉海江、陳扶生聯繫較多。張昭劍平時見不着,他開會時來一下,作過指示後就走,顯得特別忙,坐不住,所以我沒有與他談過話。
在北京學習班,我印象中可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比較平和的,學習毛主席著作、指示,大家談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哪些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言行。迫于黨中央、毛主席的威信,大家本着忠于黨、忠于毛主席的信念,認真地檢查自己,放包袱,這階段可以說成是洗手洗澡,造反派頭頭人人有份。在這階段的後期,漸漸把矛頭指向各群衆組織的頭頭,如學生連重點是批楊道遠,工人那邊則是批胡厚民、李想玉、吳焱金等。
為了調動階級感情,組織過一次吃憶苦飯,一次到農村勞動。這兩次活動,都是事先學習討論,談憶苦、勞動的重要性,事後談心得體會,完全是形式主義一套。所謂憶苦飯,吃的是窩窩頭(用玉米麵做的),我在北京生活十幾年,天天吃這個東西,沒有感到苦,那時北京70%是粗糧,所以吃窩窩頭、貼餅子、玉米糊是很平常的事,到了學習班,就成了憶苦飯。
陳伯達等中央首長多次來學習班。陳伯達特別做作,脫掉外衣,露出有補丁的襯衣,坐在地板上,叫楊道遠坐椅子,說司令、頭頭都是首長,他是小小老百姓(後來聽說在工人連也是這樣),意思是造反派頭頭都把自己當成了大官,不聽指揮了,他也指揮不了。我體會,他是要頭頭們好好反思,在學習班好好檢查自己。
第二階段是在春節前,抓所謂的現行反革命。三個工人組織一家一個,即工總的劉萬泰、九一三的張鵬程、工造總司的王錦銘。組織大會批鬥這些人,當場逮捕,武裝押送回武漢。這出乎很多人的預料,學習班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階級鬥爭的氣氛也濃烈起來。
第三階段是學習班的重頭戲,也是湖北省領導要達到的主要目的,即揭開“北决揚”、“五一六”的蓋子,抓出這兩個反革命組織的幕後操縱者和後臺。
陳伯達講,“北决揚”、“五一六”是湖北帶來的。也就是說,湖北向中央報告,湖北有這兩個反革命組織,這次學習班上要解决這個問題,陳伯達他們也同意了(所謂中央同意了)。因而學習班臨時黨委更加肆無忌憚,有恃無恐。
學習班臨時黨委是軍區領導任命的,學習班每天有簡報送湖北,曾思玉、劉豐實際上是湖北班的真正領導。
我是在第三階段由學習班黨委决定調材料組工作的。當時明確,凡是組織活動,我就回連隊去,平時到辦公室上班。所謂活動,如開大會、聽報告、看文體表演、參加中央通知的大會或接見等。連、排、班的學習、批判會、講用會等一般都不回連隊。
我在材料組的主要任務是瞭解、熟悉、整理楊道遠的材料,不管哪個連、哪個人,凡是揭發、批判楊道遠的材料,我都要瞭解。
後來王步青副參謀長告訴我,黨委决定讓我做批判楊道遠的系統發言,所以要瞭解、熟悉楊道遠的所有材料。
這也說明在學習班整楊道遠是早就决定了的,并不是因為楊道遠是“北决揚”、“五一六”纔整他,而是因為要整他,纔把他打成“北决揚”、“五一六”。
我懂得這個道理是在一年之後,那時我也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并且是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五一六”的組織者。我這纔懂得了那些反對文化大革命、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傢伙,無時無刻不在做鎮壓造反派的美夢。他們利用中央學習班這個平臺,用捏造的事實欺騙中央的某些領導,也利用人們相信中央及對中央的敬畏心理,以清查“北决揚”、“五一六”為名,把造反派一網打盡。他們設計騙局,打一些人,拉一些人,各個擊破,最後統統清除,以達到他們徹底剷除異已的目的。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過程中逐步領悟到的。
整楊道遠是學習班領導的既定方針。一九七〇年春節過後,就着手準備批楊道遠的材料,主要由各連隊組織人準備,我的發言稿則是由學習班黨委親自抓的,親自討論過四五次,調子由張昭劍定,具體工作由王步青、劉海江抓,經常參加討論研究的有劉海江、陳扶生,還有武漢軍區政治部的兩個幹部。
定的基本調子是:“北决揚”、“五一六”兩個反革命組織是一回事,目的相同,手法相同,人員交叉;他們的目的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在文革中他們始終把矛頭指向軍隊,搞亂軍隊,搶槍亂軍,妄圖建立反革命武裝;楊道遠是湖北“北决揚”、“五一六”的總負責,他通過兩條綫與王、關、戚聯繫,一條是魏繩武(武漢市委機關造反派頭頭)——宋洛(武漢市委宣傳部幹部,吳傳啟好友)——吳傳啟——王、關、戚,另一條綫是二司駐京聯絡站——林傑——王、關、戚;楊道遠的理論基礎是他的“二論”,即“階級鬥爭演戲論”,“路綫鬥爭循環論”;結論是:必須對楊道遠揭深揭透,批倒批臭,肅清流毒,把湖北的“北决揚”、“五一六”兩個反革命組織徹底清除。
張昭劍對楊道遠定的調子,我半信半疑,說楊道遠的目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我不信。對楊是否參加了兩個反革命組織我半信半疑,因為我不瞭解。但從領導講話到有些人的揭發,似乎確有其事,因為揭發者都是楊身邊的人或與楊聯繫密切的人。關于楊道遠的“二論”,他的確講過,在連裏也批過。
總之,我是本着對楊道遠揭深揭透、批倒批臭、肅清流毒的宗旨來梳理材料的,當材料不充分時,向領導提出立論材料不足,但第二天,最多三天之內,就會給我提供充足的材料,即根據需要而逼、供、信,得到所需要的材料。
我對楊道遠的大批判發言長達兩個小時,從方方面面對楊道遠進行批判,領導很滿意,後來把我的發言錄音在湖北全省播放,通過我的口,告訴人們楊道遠是湖北“北决揚”、“五一六”的總負責人,他參加文革的目的是要反黨、反社會主義,而且證據充分。
雖然我對楊司令瞭解甚少(文革中我是他的下屬,却沒有直接聯繫接觸過),我所講的內容,都是領導上提供和下面揭發的,沒有我自己的任何材料,但系統地、完整地告訴人們“楊道遠何許人”的是我,我講了那些想整死楊道遠的人不能公開講的話,我做了那些想整死楊道遠的人不能公開做的事。
雖然我的發言對楊道遠的最後遭遇不會有什麼影響——就像我在文革中儘管小心謹慎,也不會改變最後遭遇一樣,因為對我們這些人的處置,不是在于你有什麼問題,犯了什麼罪,而是因為你是造反派——但我對自己在中央學習班的發言始終不能釋懷,這是我在文革中幹的最蠢的一件事,成了那些處心積慮整造反派的人的幫兇。我對楊司令深感內疚,對受我講話影響的聽衆表示歉意。
後來在為楊道遠翻案的過程中,我不僅寫了聲明,聲明我對自己所講的內容一無所知,全是領導上提供的,我也盡了我的努力,配合方保林、李莉、劉漢武的翻案工作,算是一點贖罪表現吧。
中央學習班的生活安排得很好,特別是伙食方面,開始一天1元2角伙食費吃不完,後改為每天1元,仍大量浪費。四川班有一個學員因吃得太多而脹破了胃,送到空軍總醫院動手術。
我們不少人都長胖了,我本來是瘦長個子,回來時就成了胖子,體重達到90公斤左右。于文蘭本來就胖,此時更胖了,特別是肚子大,人們以為她懷孕了,有人問我為什麼不讓她回武漢生孩子。
學習班除了揭批“北决揚”、“五一六”以外,也參加了一些中央組織的活動。一九七○年四月初,中央領導人在首都體育館接見中央學習班全體學員,因總理忙,我們等了兩天。會上周總理講話,其他中央領導也參加了。一九七○年五月二十日,全體學員參加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首都百萬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鬥爭的大會,毛主席、林彪參加了大會,林彪宣讀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五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會堂觀看了文藝演出,這是為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8周年而組織的活動,是專門為中央學習班的學員演出。儘管之前作出了種種規定,進行了討論、表態,還是出了問題,一是煙頭隨便丟,燒了地毯,二是摘了桃樹上的桃子(塑料做的)。為此第二天幾個學習班開會查找作案人,後來聽說是四川班的學員幹的。四月間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太空奏響《東方紅》樂曲,學習班組織觀看衛星經過北京的情况,并組織討論。這一切說明,當時中央對學習班的學員是關心的。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講一個小故事。四月份,我因病住空軍學院的醫院,同室來了一個廚工,他是技術能手,經常被抽調到人民大會堂從事國宴的工作。我問他伙食搞得這麼好,學校是否貼了錢?他說沒有貼錢,學校領導說,你們學習班的同志都是地方上的各級領導,所以我們全心全意地把伙食搞好,把生活保障好,讓你們安心學習好,回去更好地抓革命促生產。我想空軍學院領導不會自編一套說詞,一定是開會時上面講的意思。
中央學習班于一九七○年六月底結束,我們回到武漢黃浦路兵站,又住了幾天。這幾天沒有什麼事,領導上讓我們討論表態回去後怎麼辦。我估計,之所以要留幾天,是要給各單位安排時間,這批人一回來,將掀起一個全省範圍抓“北决揚”、“五一六”的高潮。
2. 長陽鬥、批、改基地
離別學校七個多月,回到學校,顯得特別安靜,冷冷清清,昔日熱鬧的校園已見不到了。
聽留守處的人介紹,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學校師生到羅田縣(一大隊)和長陽縣(二、三、四大隊,指揮部)參加鬥、批、改,附小和幼稚園改為全托。我妻子王漱蘭因是醫護人員,被抽調到幼稚園工作,所以我回校時,還能看到孩子和妻子。
指揮部命令我們第二天就到長陽指揮部報到。我們第二天一早出發,坐學校卡車,下午到了位于長陽縣三洞水的指揮部,還沒有來得及看看指揮部所在地的情形,指揮部通知我們集中學習(後來說是五不准學習班),于是立即被送到離指揮部有一定距離的一個小山包上住了下來,與學校任何人沒有來住,與當地老百姓也沒有任何接觸。
白天學習、交待、檢討,休息時到小山包四周玩,山下有小溪,小溪中有青蛙、小螃蟹,有時還可看到蛇,溪水很凉,但我們去時是盛夏,光了脚玩,可以消暑。
學習班是接着北京學習班的內容,深入貫徹九二七指示,批極左思潮,挖“北决揚”、“五一六”,上聯楊道遠、胡厚民,下掛學校文革中的人和事,有事的自己交待,知道別人的事就揭發批判。
因為學習班中沒有特定的對象,所以還是以學習、啟發為主,逼、供的情况還不明顯。
軍代表也感到為難,學校的這點事,從工宣隊進院後的山坡機場學習班,到中央學習班,現在又是長陽學習班,翻騰了多少遍,但是還要翻,真是無奈。
一到開會,愁眉苦臉,一到休息日,纔露出點笑容,有時相互間說說笑話,一起玩鬧,就這樣打發時光。
半個多月後,指揮部讓我回三洞水搞六四級、六五級的學生畢業分配工作,我離開了那個小山包。他們還要繼續學習,何時結束的這個學習班我也不知道。
一九七○年七月間,中央通知六四級、六五級學生畢業分配。指揮部研究决定成立畢業分配辦公室,樊指揮長兼任主任,我被任命為副主任,負責這兩届學生的畢業分配工作。我算是指揮部機關工作人員了,從此與機關工作人員一起上班,一起學習,住在一起,吃在一起。
學生畢業分配辦公室除我外,還有吳宏家等工作人員,做聯絡工作和畢業分配中的具體工作。各大隊成立畢業分配小組,具體分配工作由各大隊負責。
六四級、六五級學生畢業分配方案,與六二級、六三級不同之點在于,六二級、六三級學生除少數直接分到省局或基層外,多數被安排到部隊農場進行鍛煉,在農場過渡一二年後再分配到單位去。六四級、六五級的分配方案由部裏下達到省局或基層單位,而且絕大多數分到電力系統,包括農水、治河專業的很多人也分到了電力系統工作,這就是這兩届學生中學水利的後來很多在電力部門工作的原因。
畢業分配工作中沒有碰到什麼難題,一則學生都願意早點離開學校,二來此次分配方案比他們的師兄、師姐好,所以心滿意足了。在畢業分配中,學校决定留一批學生,40人,按樊指揮長的說法是摻砂子,條件是根正苗紅,文革中不能是造反派,人員由各大隊確定,報指揮長審定,不經過辦公室。另一個問題是由指揮部决定,個別學生要在學校留一段時間,等問題搞清楚後再走(暫時不走,但要分配到位)。這兩件事我都知道,但我不能插手,也無權過問,這是樊指揮長親自告訴我的。我也清楚此中的緣由,所以很樂意不插手,不過問。
有一件事,我當時不知道,後來聽說在六四級、六五級學生畢業分配時,關于學生政治態度的鑒定材料,指揮部曾有統一的要求,在寫法上分為下列九種情况:
① 對毛主席有極其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
② 對毛主席有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
③ 對毛主席有樸素的無產階級感情;
④對毛主席有無產階級感情;
⑤熱愛毛主席,熱愛共產黨;
⑥擁護毛主席,擁護共產黨;
⑦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說了一些錯話,做了一些錯事;
⑧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一般政治錯誤;
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嚴重政治錯誤。
按上述九種情况給學生作政治結論,這樣的事情,我這個畢業分配辦公室副主任是無權參與的,更無權過問了!
在畢業分配工作中,我衹過問了一件事。畢業分配開始不久,有當地老鄉找到辦公室,說她女兒與某學生好上了,請求把他留下,成全他們。此後又有兩個學生找來,說了類似的問題。經過瞭解,他們確實已經談戀愛了。長陽這個地方,山多,水好,男人下地幹活,女人在家操持家務,所以女孩子都長得很好看,白白嫩嫩的。學生住在老鄉家,時間一長產生了感情。
我報告了指揮長,希望同意照顧這種關係,出乎我的意料,樊指揮長同意了我的意見。于是我與部裏聯繫,調整了分配計劃,在長陽水利局與電力局多留了3個人,其他地方則少了3個人。
還有一件事,畢業分配結束,學生回校,羅田打來電話,一輛滿載學生的卡車在返校途中翻了車,引起了長陽指揮部的一陣不安情緒。我更是擔心出人命,所以一直守候在電話機旁,直到報告說沒有人員傷亡,衹有幾個同學輕傷纔放心。
一九七○年七月中旬畢業分配工作結束,學生陸續回武漢,然後離校,我們仍留在三洞水。之後指揮部撤回武漢,教職工也返漢,我被指定留下善後,約九月間纔返回武漢。
我與樊馬義指揮長之間的真正接觸是到指揮部工作以後,因工作關係,要經常請示彙報,在一起學習。聽同事們介紹情况,看到他待人處事的某些方面,感到他的性格、作風、處事方式與宋國英不一樣,他們的水準也不一樣。
我比較看好宋國英指揮長,他沉穩,遇事不急不躁,談話和風細雨,講道理,所以和宋談話一般不會引起爭論,而是心悅誠服地同意他的看法,即使批評了你也沒有壓力。
樊馬義指揮長不一樣,他衹要聽到不同意見就急,就要批評,就要扣帽子,甚至講粗話,對人對事容易下結論,好訓人,不僅對地方幹部,對軍隊幹部也一樣。他既不尊重別人的意見,也不尊重別人的人格,想批就批,想罵就罵,比如他說:“馬列主義教研室沒有一個好人”,“院黨委衹有一個半好人”,“水院的人都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對知識分子要改造、改造、再改造”等等,大家都覺得不可理喻。
樊馬義指揮長也有優點,他性格開朗、直率,有話就說,如他對我講有關留校學生的挑選及推遲離校學生的事不讓我插手過問,說在明裏,這就很好,不然我作為畢業分配辦公室的副主任,會有意無意地過問一下,那就會犯錯誤了。又如,在學生畢業分配結束後,他告訴我:“你的問題沒有完,不要認為工作了,就沒有問題了,回去還是要辦學習班的”。讓我清楚地知道,我的疑點未除,指揮部是不會信任我的,要我做一些具體工作是因他們需要,工作一完,仍然是嫌疑人一個,要夾着尾巴!
學校師生到長陽縣、羅田縣,說是搞鬥、批、改,實際上是林彪的一號命令造成的。這兩個地方都是山區,樊馬義指揮長提出要在長陽縣建校,大家以為是笑話,但他是認真的。
他去看了好些地方,也曾在辦公室議論過。有人提出長陽連塊大一點的平地都沒有,教室建在哪里,實驗室建在哪里,操場建在哪里等等問題時,他說,你們說的是按照舊學校的那一套,仍然是資產階級辦學的那一套。延安是怎麼辦學的,各解放區是怎麼辦學的,你們什麼也不懂,按資產階級那一套來談論建校,我們有什麼共同語言?他還說:“建什麼體育場、體育館!天天爬山,比什麼運動都好。教室可以建在山坡上,學校不一定集中建在一處,可以分散建。”可見樊馬義指揮長是動了腦筋的。
他對不同意見,往往上綱上綫,提到階級鬥爭、反毛澤東思想的高度,所以到後來也就形成了一言堂。
在長陽縣、羅田縣,教職工和學生都住在老鄉家,參加勞動,搞些政治學習,教育革命是沒有搞的。
聽說指揮部的重點工作是抓舊黨委的學習班,主要是揭、批舊黨委的問題。張如屏、梁百樸不能參加學習班,他們要勞動改造,其他黨委成員都參加。
胡緒珍特別活躍,揭發、批判都很積極,而且不留情面,深得樊馬義指揮長的好感,他講黨委衹有一個半好人,其中一個好人就是指胡緒珍。
胡緒珍是黨委委員,先任宣傳部長,後任辦公室主任。文革初期,受到衝擊,開始“失語”,不會講話,以後發展到“失禁”,大小便不能控制,拉在身上,最後發展到“失常”(瘋了),這“三失”使他逃過了一些劫難。
工宣隊進駐學院後,他病情開始好轉,清理階級隊伍時開始能講話,但不連貫,以後還主動請求與指揮部負責同志談話。
樊馬義指揮長來到學校後,胡緒珍的病基本好了,可以揭發問題了。在舊黨委學習班上則是積極分子了,從長陽回校後,在抓“五一六”分子時,被委以重任,負責丁家顯學習班(丁由雲南調回來辦學習班)。樊馬義指揮長調走後,胡緒珍便申請調到武漢市二輕局,任局辦公室主任。
對胡緒珍在文革中的這種喜劇性的變化,有人說是裝的,為的是逃避運動,有人說是真病了,至今仍是個謎。
上世紀八十年代,胡緒珍通過他夫人張越找到我,要我到他那裏去玩,說是老朋友見見面。我想了半天也不知是什麼原因,也可能是在他病後,我碰到張越就問問胡的病情,要她好好照顧他,有病要到醫院去治療。同時,在總部會上,我說胡緒珍已經這樣了,以後不要讓他陪鬥了,在會上做些怪樣子,引人發笑,影響效果(有一次讓他來陪鬥,他放了一個響屁,弄得轟堂大笑),所以後來他一直在家養病,估計這些事張越對他講了。我從北京調來武漢後,我們之間工作關係處理不錯,因此他聽說我遭遇不幸後,想慰藉一下,請我到他家吃餃子。
我去後,他很熱情,問了一些老同志的情况,介紹了他的工作,說以後需要什麼東西可以找他,我們之間的個人問題都沒有深談。
指揮部辦的舊黨委學習班,開始人人過關,以後是重點揭批,最後矛頭指向兩張——張如屏、張茀承。
張茀承在學習班挨批,觸及靈魂,結束後被掛了起來,送三大隊監督勞動。
張如屏連參加學習班的資格都沒有,被當作敵我矛盾,進行勞動改造。在過竹橋時,因晃動不敢走,衹好爬過去,他有嚴重的糖尿病,痛苦可想而知。
舊黨委的成員們,應該有親身體驗,造反派是怎麼樣對待他們的?有過這樣的揭、批嗎?有過人人過關嗎?有過侮辱人格的勞動改造嗎?
有的人為什麼在清查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時,在一九七七年的“揭批查”中,說造反派迫害老幹部?這樣的人,良心是被狗吃掉了呢,還是根本就沒有良心?
大隊人馬返校後,我和少數後勤人員處理善後事宜,過了半個月的好日子。之所以是說好日子,主要指伙食好、行動自由,前者因食堂積餘很多,不僅糧食積餘多,副食也存了不少,伙食費也有相當的節餘,這些都是從入伙人員口中摳出來的。
徐遠照(教務處幹部)管伙食,老叫喊食堂虧了,一旦停辦,發現積餘很多,于是大家給徐遠照起個外號叫“徐扒皮”。我們留下的人,在半個月中隨意吃(那時什麼都要票,定量供應)。
指揮部走了,軍代表、工宣隊員也都走了,我們除收拾東西,處理與地方上的事情外,沒有人管束,沒有政治學習,沒有早上出操、念語錄之類的事情,所以感到特別輕鬆,整天有說有笑的,這樣的好日子到九月中旬就結束了。
3. 差一點被樊馬義送進監獄
回到學校後,指揮部讓我到政工組的組織組當副組長,韓德勇是組長,政工組長是軍代表趙洪閣。
說是當組織組副組長,實際上是坐冷板凳,主要是學習。
沒有過多長時間,大約在十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家裏做午飯,保衛科有人來通知我,說樊馬義指揮長找我,而且要馬上走。此時我家裏也沒有人,我以為有重要事情找我,就放下手中的活,到指揮部去了。
來人把我領到行政大樓二樓東頭原檔案室的房間內,順手把鐵門關上,房間裏有幾張床,牆上貼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到底,死路一條”等標語,工人余松田等已在房中。接着把我的皮帶解下收走,向我宣布:“指揮部决定,辦張建成‘五不准’學習班,交待問題。”
下午,有人把我的被褥、洗漱用具送來了,我就莫明其妙地被關起來了。
從這天開始,我失去了人身自由,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失去自由。
中央學習班也“五不准”,但人多,大家在一起,無所謂,山坡學習班也如此。但這次不同,我被4個人看管着,6個人的專門班子對付我一人,那陣勢的確有些嚇人,那是對我實行專政的架式。
剛纔還是指揮部機關工作人員,組織組的副組長,轉眼成了階下囚。
下午一上班,來了6個人,其中工宣隊1人,軍宣隊1人,學校專門搞專案組的4個人。
學習班正式開始。軍代表講,所以要辦我的學習班,是因為我有嚴重的問題沒有交待,希望我抓緊時間,主動交待,這是給我的機會,不要錯過。然後其他人講話,要我端正態度抓住機會,主動交待,爭取寬大處理。
最後要我表態,我說,我在文革中的問題,已經講過多次,也寫了材料,想不起來還有什麼嚴重問題沒有講,請大家幫助,是什麼問題請告訴我,讓我提高認識。
于是大家就打我的態度,以後每天都如此。他們要我交待嚴重問題,我說沒有了,要我寫,我也寫不出來,然後批我的態度,這樣前後有半個多月時間。
十月下旬的一天,上午11時左右,樊馬義指揮長端着個茶壺來到學習班,面色通紅,一來就喊:“張建成,你給我滾回去!你根本就沒有資格住學習班。”
我又一次被搞懵了,我犯了什麼罪,連參加學習班的資格都沒有了?
我問樊馬義指揮長,你到底要我交待什麼問題?文革中的問題,我在山坡機場學習班、中央學習班都講了,關我半個多月,我確實不知道還能交待什麼。
樊說:“你給我滾!半個多月,你一個字也沒有寫,一件像樣的事也沒有交待,你根本不配再辦學習班,回家好好反省,不要上班了。”
我一聽,完了,工作又沒有了,學習的資格也沒有了。但能離開學習班,我還是求之不得的。
我說:“真的讓我走了?”樊說:“你滾吧。”
他先走了,我也收拾東西回家。
我背着被褥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保衛科的一位負責人,他對我說,樊指揮長放你走了?我說,他叫我滾,說沒有資格辦學習班,好像火氣很大。讓我來學習班突如其來,讓我出學習班也是突如其來,真不知道這位樊指揮長葫蘆裏賣的什麼藥。
于是,他把詳情告訴了我:樊指揮長在一個記錄本中,發現了一條反動標語,發現筆迹是你的,于是先把你關起來,給省裏寫了報告,要逮捕你。今天上午,省文教戰綫指揮部韓副指揮長來到學校,找樊指揮長談話,批評他辦你的學習班,既不請示,也不彙報。韓副指揮長說,張建成是保護對象,辦學習班都不允許,你還要寫報告逮捕他?有什麼問題,找張建成瞭解清楚就行了。你不調查研究,就憑這個(指記錄本)抓人,虧你想得出來。韓命令樊立即放人,韓指揮長現在還在指揮部等着呢。
我這纔弄清楚來龍去脉。原來在一九六七年“七二〇”以後,在學生一舍前的馬路上,發現了一條反動標語,有人向總部報告了此事。我立即去現場看,并報告支左辦公室,他們來人照了相,指示我們擦掉。我把情况記錄在總部的日志上,以後在我的筆記本上也作了記錄。我為了在文革後能明白地向黨交待學校發生的一切,所以重大事件都作了記錄,我不僅記了反動標語的內容,也寫了處理過程。
樊馬義指揮長看到了記錄內容,他知道這標語不是我寫的,所以在寫給省裏的報告上說我擴散了反動標語,屬反革命行為,要求逮捕我。這實在是欲加之罪啊!
4. 奉命組建京劇團
從學習班回來,樊不讓我上班,我衹好待在家裏。
大概在十一月下旬,有人通知我到指揮部,說指揮長找我。
這次談話沒有前幾次的火藥味。樊馬義說,你現在沒有事,老在家待着也不好,給你找個事幹,組織個京劇團,演革命樣板戲《智取威虎山》。
我一聽,頭就大了,心想,樊馬義啊樊馬義,你不把我整死是不會甘休的。上次的事沒有整死我,現在又找個演戲的任務給我,這不是成心要我難看嗎?從北京到武漢,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沒有文藝細胞,讓我搞劇團,這不是有意整人嗎?我說,不行,我不懂文藝,更不懂演戲,請另找他人。
他一聽,就把臉沉下了,說:“誰把革命學習好再去革命?革命都是在幹中學習,這是任務,你幹也得幹,不幹也得幹,給你一個月的時間,元旦必須演出。”
要一個月演出《智取威虎山》,專業劇團也是夠緊張的,何况我們從人到物,什麼都沒有。我再次請辭,強調有困難。他態度更加強硬,說這是命令,不能討價還價,有困難你去解决,他衹要求元旦看到演出。
他是以組織名義壓我,我就無力反抗,衹有爭取好的條件。于是我提出,要我搞可以,但你需滿足我幾個條件,否則我堅决不幹。他問什麼條件,我說有四點:第一,演、職員由我定,指揮部不能干預,我要調的人,各大隊要無條件放;第二,政治學習每週為一個單元,時間由我定;第三,劇團預算你批准後,我簽字算數,不要再經過其他人批;第四,我要請專業導演,接送要用小車,有時購置東西需用車,由我直接和司機房聯繫,不需經其他人批准。他聽後想了一下說,你提的條件可以答應,但你必須在元旦演出。我說你能滿足我的條件,我保證完成任務。我算了一下時間,用5天時間完成組團工作,一個月時間排練,元旦演出是有可能的。
從指揮部出來,我就到三大隊去找肖泳華(電力系老師),他喜歡文藝方面的活動,請他幫我出出主意。他聽說要演樣板戲,就來了精神,給我介紹了不少人,也出了一些主意。聽說教務處的肖壬生搞過導演工作,我又去請教她,用了一天時間考慮方案,先解决四方面的人,一是導演,二是演員,三是樂隊,四是舞臺布置、效果、服裝等。
導演組,請湖北省戲劇學校的一位老師,校內則由肖壬生出任;演員組,由肖泳華出面尋找,也可公開招;樂隊方面,唐冠傑是鼓手,是樂隊指揮,學校中玩樂器的人他都熟悉;後勤(舞美方面)由蔣文海(電力系的教輔人員)、吳冠英負責。三天之內,人員均已到位。
我們從湖北省戲劇學校請來了賀玉欽老師,他既當我們的老師又兼導演。他聽說我們請他幫助排戲,非常高興、熱情。
那時沒有報酬,來去小車接送,晚上有夜宵,白天管飯吃。他在一個月的時間裏盡心盡責,講戲、排戲,經常親自演唱或做示範。
我認為,我們能按時演出,賀老師功不可沒。可惜的是,自他走後,再沒有聯繫過,因為等劇團解散,我又進了學習班,以後又在五七隊勞動改造。雖然我心裏老想去看看他,但不敢去,怕連累了他。
演員人選,很多人是我沒有想到的,他們的演技的確不錯,如岑華生(實驗員)演李勇奇,張澄信(教師)演小爐匠,黃金堂(教師)演座山雕等,都非常到位。有的同志唱功也很好,如演少劍波的吳榮樵(教師),演楊子榮的汪厚禮(教師)、馬駿(教師),動作乾淨利落,就像專業演員;樂團中唐冠傑(工人)的鼓,朱有常(職員)的鑼,梁克讀(教師)的京胡,蔣兆慶(教輔人員)的嗩呐都有一手;蔣文海、吳冠英更是舞美天才,不到二十天把《智取威虎山》所需的服裝、道具、音響效果設備準備得一應俱全。絕大部分道具都是群衆自己做的,我真沒有想到會這麼順利。
到十二月底,賀老師認為可以演出了,我就向樊馬義指揮長報告,我們已準備在元旦作彙報演出。樊聽了半信半疑,問我有把握沒有,我說從排練情况看,應該不會有大的問題。
一九七一年元旦前夕,在體育館準時演出了《智取威虎山》,效果不錯,各方面反映都較好。
演出成功,感慨甚多。
首先,我感到了群衆的智慧與力量,群衆是真正的英雄。有人說我能幹,幹一樣是一樣,連京戲都能在一個月內演出,不簡單。其實我什麼也不懂,就是創造了一個能發揮大家作用的平臺,發動群衆,激發群衆的智慧與熱情,共同做好一件本來不易做到的事情。
其次,當時的形勢對我們十分有利。長時間的學習討論,大家非常厭煩,如今有一個脫離這個環境的工作,能讓人全身心投入進去,大家十分樂意,就連省戲校的賀老師,聽說請他來排戲,也一口答應,而且再三向我表示,一定完成任務。從學校各大隊挑來的演職員更是如此,從早到晚,一天排練十幾個小時,從不叫苦叫累,反而感到心情舒暢,說明群衆需要的是脚踏實地地幹,而不是整天、整月坐着空談。
再次,目標能凝聚人心。目標明確,大家齊心協力朝目標努力。我們在練習、排演過程中,不管哪個組,目標都是在我們的條件下使演出盡善盡美,所以大家都關心每個組的工作,都關心每個人的工作,一人有難,大家安慰、鼓勵、幫助。焦澤偉(教師)演小常寶,有一句高音唱腔開始上不去,大家都焦急,一邊安慰小焦,一邊幫她出主意,最後上去了,大家都高興。劉昆山(實驗員)演副官,在解放軍攻進威虎廳時,他中彈後,要雙脚插進座山雕的椅子背,動作難度很大,屢屢失敗,在他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大家的幫助下,最後終于完成了任務。服裝、舞臺美術、音響效果,大家群策群力,最後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
完成元旦演出任務,我請求分配其他工作,樊馬義指揮長說劇團還沒有完成任務,要繼續排練,到時要外出慰問演出。
我衹好帶着大家繼續上午、下午、晚上刻苦訓練,做到“精益求精”。大家聽說要準備外出演出,劇團不解散,都很高興。
我們排練一段時間後,指揮部安排我們到山坡機場,武漢空軍司、政、後機關,漢口後勤基地等部隊進行慰問演出,各部隊都派相應的領導接待與陪同,一般都是團職幹部,接待都很熱情,招待也很好。春節前後又到了工人宣傳隊派出單位——國棉三廠等進行慰問演出。春節後,樊馬義又派我們到京山縣鄢郝公社進行慰問演出,那是我院教職工插隊落戶的地方。當時天氣很冷,又下小雨雪,兩場演出看的人不少,我們有些演員則着凉感冒了,因為演出時衹能穿演出服。前後演了近十場。
到4月份演出結束,劇團解散。
新的一輪政治鬥爭正等待着我們,劇團人員回本單位參加清查“五一六”。我首當其衝,劇團中有不少原是造反派成員,他們也跟着沾了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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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4-12-19

岁月留痕  张建成著(11)
[ 作者:张建成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488    更新时间:2014/7/2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

作者简介:张建成,上海市人,生于1935年。1956年7月毕业于北京电力学校锅炉装置专业。1956年8月至1965年1月在北京电力学校、北京电力学院任教师、动力系党支部书记、电厂化学系党支部书记。1965年1月水电部系统学校院系调整,调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工作,1987年7月退休。文革前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文革中,于1966年12月上旬率院团委干部表态支持造反派,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钢二司)红水院总部勤务组副组长,后任院人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总务处处长、党总支书记,院党委副书记,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从1968年10月到1978年4月,五次被关进各类“五不准”学习班,在学习班总时间为23个月。1984年9月26日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行政职务。

5. 清查“五一六”
一九七一年四月,《智取威虎山》劇組完成任務後解散了。
樊馬義指揮長對我說:“張建成,你的問題沒有解决,繼續辦你的學習班,你要老實交待問題。”
就這樣,我又進了清查“五一六”學習班。
我是單人學習班,在學生二舍。陪我吃、住,負責監管我的有4個人,都是工人中的左派(原保守派)。
成立了專案組,專案組的任務是誘供、逼供,要我承認是“五一六”分子,是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五一六”集團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我當然不承認這些莫須有的指控。
于是就打態度,在整個學習班過程中,打態度占的時間有一半左右。
開始是逼我承認“五一六”表格的問題,說學校的“五一六”分子都填了加入“五一六”的表,這張表是我在六四〇一班教室開會時發下去的。他們問我這些表格現在何處,表格是哪里發的,我說根本沒有填過什麼表。過了十幾天,專案組的人對我說,弄清楚了,表格是學校印刷廠印的。
後來我纔知道,為了搞到所謂表格的證據,首先在印刷廠職工中施壓,在高壓下一位女工“承認”有此事,于是把朱天之(負責技術工作)關起來逼供、誘供。一周後朱天之承認了印過這種表格,說表格交給了王平。于是又把王平關起來逼供,無奈之下,王平說總部拿走了(指水院紅衛兵總部)。這樣就說明紅水院確有“五一六”,都填了表,表是本校印刷廠印的,有多人作證。總部拿走後在六四〇一班教室開會,張建成主持會,由丁家顯發表;有人證明,開會那天,我穿的是什麼衣服、什麼鞋,因此這成了鐵案。
專案組說,你不承認也沒有關係,衹要三人以上作證,你不承認也可以定案。我說,從來沒有聽說過“五一六”的事,更沒有填過什麼表。總部成立後,衹填過一張表,叫“戰鬥隊情况表”,此表在總部存放,由組織組唐學斌等人保管的,應該可以找到(總部資料均由工宣隊抄走了)。
為“五一六”表格的事,折騰了一個多月。儘管專案組的人說有表,是鐵案,但始終沒有證據,後來轉而查罪行,說罪行是關鍵。
“五一六”的罪行主要是反軍亂軍和反周總理。有了這兩條,你是“五一六”就跑不了。
首先要我交待是如何組織反軍亂軍的。
我說,我一直很尊重解放軍,擁護解放軍。“七二〇”後,我和岳團長的關係很好,工作配合也很好,以後與空司支左辦公室主任武繼元關係也很好,工作上也互相配合。我到人武部辦聯絡站,就是為了維護軍人的安全和穩定軍事機關,得到了15軍梁參謀長的表揚。“九五命令”一下來,我們第一個向警備區交槍,得到了表揚,怎麼會反軍亂軍呢?
這就惹怒了專案人員,說:明明是反軍亂軍却說成是擁軍了,“八一〇”大會是你參與組織的吧?搶槍有你的份吧?人武部首長的批鬥會是你參與組織的吧?還有水院駐外地的聯絡站反軍亂軍這一條,你的罪行很大,證據很多,證人也不少,我們收到了不少揭發材料。你反軍亂軍是鐵證如山,罪責難逃。
接着要我交待是如何整理周總理材料的,這任務是誰給的,整好了材料後又交給誰了,都整了些什麼內容的材料。
這簡直太荒唐,太離譜了!
我問他們,你們想幹什麼?要打倒我,關押我,隨你們的便!但侮辱我不行。我敬重周總理,崇拜周總理,我把周總理當作楷模,我怎麼會反對周總理呢,更談不上去整什麼材料。你們有材料就拿出來定罪,沒有材料就不要這樣逼人。
于是就批判我的態度,在不同範圍內進行批鬥,最多的口號是:“張建成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如果說在前階段,我願意檢查自己,把問題說清楚,比較配合專案組的話,到了這個時候,我清楚他們要置我于死地,為達此目的,造謠、誣陷,什麼都做得出來。既然如此,我也沒有必要再檢查自己了,也沒有必要再與他們爭辯了。
我告訴他們,我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你們認為我是“五一六”,那我就是“五一六”;你們認為那張戰鬥隊情况調查表是“五一六”的登記表,那就是“五一六”的登記表。
其間,樊馬義指揮長找我談過一次話,總的意思是要我老實交待,批評我的態度。
他談了兩點,我永世不忘,一是說你在北京學習班講了那麼多“五一六”、“北决揚”的事,回到學校就沒有什麼交待的了,講得過去嗎?二是說你整周總理的材料不是我們無中生有,有人揭發檢舉,是你的同夥揭發的,你整的材料給他看過,他對材料還提出了修改意見。你不要認為你不說,別人也不會說,你想保別人,別人不會保你,你們幹的那些事,全國、全省都在查,學校也在查,大家都在交待,就你一個人咬緊牙行嗎?清醒點,痛痛快快地竹筒倒豆子,都講出來,包袱放下了就會輕鬆了,不要去考慮今後怎麼處理,那是組織上的事,你衹考慮如何把問題講清楚。如果你堅持不合作態度,堅持頑固立場,那不會有好結果。
我估計是專案組彙報了我的情况,所以樊馬義親自出面做我的工作。但我衹能退到“你說是就是”的地步,不能再退讓了。
這樣一直相持到林彪出逃摔死溫都爾罕。
林彪死後,有一段時間專案組的人很少來,後來監管我的師傅偷偷告訴我,他們聽了傳達,林彪逃走時飛機掉下來摔死了。
又過了一段時間,專案組纔給我傳達,謝德煥(專案人員,後任院黨委副書記)問我是否感到突然,要我談看法。
我說不突然,他們說,我們都感到突然,你倒沒有感覺?林彪是你們的後臺,你們後臺死了不感到悲傷?
我說:我所以不感到突然,是因為階級鬥爭的嚴酷性,任何情况都可能發生,今天是革命的,明天可能成為反革命。至于說林彪是我們的後臺,根本談不上。你們不是說是林副主席親自領導和指揮你們抓“五一六”的嗎?怎麼他又成了我們的後臺呢?
說得他們啞口無言。
林彪死後,省裏的曾思玉、劉豐慌了神,他們都上了賊船。曾是活党,劉是死黨,沒有精力再來抓我們了,學校也不知道該如何辦。
一直拖到十一月底,結束學習班。
學習班結束時,專案組的人也沒有說我是不是“五一六”分子。我被不明不白地發配到學校五七隊監督勞動。
學校清查“五一六”的運動,是省裏統一部署的。早在中央學習班時,在學習班黨委的高壓下,我校有兩個學生先後承認自己加入了“五一六”,所以學校後來把丁家顯調回來辦他的學習班。
教工造反派骨幹中最先突破的是紅教工一號頭頭、院革委會常委、辦公室主任顏國良。他承認自己是“五一六”分子,還揭發張建成整了周總理的材料,給他看了,他也提出了修改意見。同時交待了六四〇一班教室開會發“五一六”登記表的情形,細緻到他左邊是誰,右邊是誰,他們穿了什麼衣服和鞋子,張建成主持會議,穿的是什麼衣服和鞋子。
指揮部根據這些交待與揭發,再去向有關人員誘供、逼供,所以很多供詞都差不多。表面上看,說的事實都一樣,實際上是這些內容都是由專案人員說給被審查對象聽的,大家為了過關,都按專案人員說的去寫,這是極端惡劣的手法,危害極大。如果上面來檢查,大家的口供都差不多,就會信以為真,造成冤、假、錯案。
毛主席早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就說過:“專案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我看搞專案小組很危險。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計把人家打成反革命。”“搞專案,許多是靠不住的,是道聼塗説的。”[《毛澤東傳(1949——1976)》第1560頁]
毛主席講得多麼深刻!學校的專案組不就是這樣的嗎?經過他們的“分析”、“研究”、“重點突破”、誘供、逼供、信供,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有四百多師生員工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成員,占全院師生的8%左右。
這裏涉及到一批學生,他們已走上工作崗位,學校的一封信函,就把他們打成了“五一六”分子,并要求他們的工作單位進一步審查和逼供,對他們造成了嚴重的傷害,影響了他們的工作與使用。有的被送進了監獄,如分到江蘇的肖名珍;有的被逼至死,如六一級水能動力工程專業學生陸植鈞。陸植鈞畢業分配到雲南省供電部門,工作能力強,表現突出,率先在雲南省實現了220千伏綫路帶電作業,受到表彰。單位接到學校的函件稱他是“五一六”分子,于是對他進行逼、供,陸植鈞不堪受辱,也想不通,最後跳樓自殺,以示抗議。
那些造成這些惡果的人(包括專案組成員),是否應該反思一下,總結一下,自己到底該怎麼去做一個正直的人,一個不去禍害別人的人。
湖北省清“五一六”(加上本地特產——清“北决揚”),被審查的人有六十多萬,全國則有上千萬。
這麼大一個冤案、假案、錯案到底是怎麼造成的?為什麼最後不了了之?
在為歷史上的冤、假、錯案平反成風的年代,唯獨對“五一六”的冤、假、錯案置若罔聞,好像從未發生過似的,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認為衹有一個解釋:報復!
湖北軍人政權中從上到下有些人對造反派是心存芥蒂的,“七二○”事件讓軍人受到過傷害,但中央肯定了造反派,不好以此說事,所以抓住“兩清一批”的機遇,大肆實行報復,要把造反派一鍋端,連根拔除。而部分保守派骨幹成員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幹部,同樣對造反派耿耿于懷,時機一到,則以專案組成員及“兩清”運動骨幹的身份趁機大肆報復。
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對新中國建國以來歷次運動中被整的人,實行落實政策,平反昭雪,對文革中的老幹部、保守派人士的案件都翻了個底朝天,唯獨對造反派挨整的案件不予理會,這正說明了他們對造反派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不僅不平反,還變本加厲地把造反派作為“三種人”予以清除,而定罪依據正好是取自清查“五一六”時的材料;新的領導人建立的專案組,其成員又正好是清查“五一六”時的專案人員;清查“三種人”的對象,又恰好是清查“五一六”時的對象,這難道是巧合嗎?不是,這是必然!因為不管在什麼時候,堅持反對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人,對積極響應毛主席和党的號召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人,從一開始就視為敵人,所以他們一有機會就會竭盡所能,要置造反派于死地。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有一個問題一直困擾着人們,包括造反派中很多骨幹,也因此而影響他們對當時中央、甚至對毛主席的信任。他們認為這是卸磨殺驢,因為清查“五一六”有中央文件,有毛主席的批示,有周總理的講話,時間延續數年,涉及成千萬造反派成員,讓人不得不想,到底是誰之過?
讓我們從事情的發生、發展到結局中來尋找答案。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五一六通知》正式發表。
六月四日,北京鋼鐵學院學生張建旗與北京外國語學院“六一六”頭目劉令凱等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成立“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他們認為文化大革命下一階段主要矛頭是打倒周恩來,所以集中力量在國務院各部委散發反周傳單。
六月六日,張建旗等人成立了“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
在此之前,唐聞生、王海容就外交部部分人提出炮打周恩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向毛主席寫了信,明確表示反對。
毛主席于五月二十九日在信上批示:“林彪、周恩來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請閱。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
毛主席的批示十分明確,把攻擊周總理定性為極左派。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五一六兵團”搞了一個“八九戰役”,他們在北京很多地方張貼傳單攻擊周總理。
八月下旬,“五一六兵團”被取締。
“五一六兵團”從建立到取締前後不到三個月,人員不足百人,活動地點都在北京。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姚文元在《評陶鑄的兩本書》中首次公開了“五一六兵團”問題,并定性為反革命集團。指出他們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以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毛主席在修改文章時,加了一段話:“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分現在還不太清楚,他們衹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來貼傳單,寫標語。對這類人物,廣大群衆正在調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一六兵團”頭子張建旗等人被抓,這似乎已經告一段落了。
一九六八年工宣隊進駐北京大專院校後,發生了支一派打一派的情况。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他們支持反對周總理、與“五一六兵團”搞在一起的“六一六”,而打擊了反對“六一六”的“紅旗大隊”。章含之是“紅旗大隊”的成員,她利用見毛主席的機會,告了“御狀”。毛主席批示:“五一六”問題不能一風吹,有些單位已經一風吹了,例如外語學院。毛主席决定派8341部隊進駐外語學院。
一九六八年,中央成立了以陳伯達為組長的清查“五一六”專案組,在全國沒有動作,清查範圍主要在北京。
一九六九年五月和一九七○年二月,毛主席先後指示:“除了殺人、放火、放毒的,其他的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我說的放毒是食物放毒,不是政治上的。”“反革命五一六陰謀集團是一個秘密組織,數量很少,很快就發現了,揭發得早,頭子關起來了。不要亂挖,面不要太寬了。批判還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
一九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發出關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通知指明了“五一六”集團的操縱者是肖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關(鋒)、戚(本禹)。緊接着,二月二十八日林彪指示:“軍隊是專政的工具,我們要深挖五一六,一個也不能漏掉。”
這說明無論是中央文件還是林彪本人,都在背離毛主席的思想。把清查“五一六”作為一個政治運動來搞,不僅在北京搞,還要推向全國。
北京大抓“五一六”分子,有人懷疑蒯大富是“五一六”,反映到毛主席那裏,毛主席說:“既然有懷疑,把蒯大富叫回來問問就行了嘛。”可遲群把蒯騙回北京(說請蒯回來參加四届人大),當作“五一六”分子關起來,一關就是5年。北航也把第一個反對“五一六”兵團的韓愛晶關了起來。北京一些單位在清查中死了人。
毛主席在群衆來信中看到了一些情况,批示:“‘五一六’是極少數,早抓起來了,是不是沒注意政策,請市委酌處。”
此時,從中央到地方都在抓“五一六”分子,對毛主席的指示、提醒,聽不進去,而地方上的大員們正愁沒有合適的理由全面打擊造反派或自己的對立面,抓“五一六”分子則是個機遇。
湖北省清算反復舊未能將造反派徹底整垮,又抓了個“北决揚”,但畢竟是極少數“土產”,群衆瞭解情况,可以騙上面,可騙不了下面。“五一六”陰謀集團則是“舶來品”,群衆搞不清楚,而且據說是搞隱蔽活動、地下活動的。這真是再好不過的機會啊,有人就利用這個機會散布謠言,說什麼“五一六”的材料轉移到了湖北,“北决揚”是“五一六”的一個分支,“五一六”的資料櫃在湖北,鑰匙在楊道遠手裏等等。
于是在中央學習班大抓“五一六”時,把楊道遠、胡厚民打成湖北“五一六”、“北决揚”的總頭目,向中央報告,湖北不僅有“五一六”分子,而且人數很多,進而各單位逼、供、信,到處都是“五一六”,造反派骨幹都是“五一六”,支持造反派的幹部都是黑後臺,這樣就可以達到一鍋端的目的。
湖北是如此,全國也是一樣。
湖北在“兩清”中被打成“五一六”和“北决揚”的有六十多萬人。
一九七二年,張體學在洪山賓館對原武漢機械學院學生劉漢武說:湖北整“五一六”、“北决揚”搞了六十多萬人,確實打錯了。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湖北省委辦公廳轉發的《中央領導同志關于湖北問題的批示要點》中明確指出:湖北省的“兩清”工作發生了嚴重錯誤。
一九七九年十月,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處理北、决、揚一案的請示報告》(經省委批復同意)指出:作為認定“北、决、揚”反革命組織的主要依據即幕後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縱的事實已不存在,而且公開發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認定為反動綱領,因此,“北、决、揚”不能定為反革命組織。
湖北省整了六十多萬人,抓了很多人,死了不少人,原來這兩個反革命集團都是子虛烏有的,都是捏造出來的,這能說是認識問題嗎?
中央關于湖北的九二七指示是根據武漢軍區的報告發出的,而武漢軍區的報告明明寫着“北、决、揚”的幕後操縱者是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盛榮、反革命將領干毅、老特務周嶽森,而且在中央指示前的九月十九日已逮捕歸案,這不是欺騙中央是什麼?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毛主席對武漢軍區司令員、湖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曾思玉說:“你那裏有‘北、决、揚’,要注意政策,你不信,你又搞過了一點。還是要寬大為懷嘛。”毛主席衹講“北决揚”,沒有講“五一六”,寓意深刻。
曾思玉一直壓着不傳達,直到一九七三年底離開湖北,還是沒有傳達,不僅不糾正錯誤,還繼續深挖,這不是明目張膽地不按主席指示辦嗎?明目張膽地對毛主席耍兩面派嗎?
由以上綜合的情况來看,在全國大抓“五一六”,還是一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人,藉着毛主席對北京外國語學院問題的批示做文章,他們把個別擴大到一般,把局部擴大到全局。
對毛主席關于不要亂挖,不要搞逼、供、信,要注意政策等指示,他們聽不進去,而是捏造事實,謊報軍情,欺騙中央,取得尚方寶劍,到下面大搞逼、供、信,大開殺戒。對上則封鎖消息,即使被毛主席看出來,當面批評,也堅持不改。他們的目的,衹是一個,就是要把造反派斬盡殺絕。
這樣的人中央有,地方有,軍內也有,他們勾結在一起,欺騙毛主席,利用毛主席的某些話來販賣自己的私貨,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林彪摔死後,在清查與林彪有牽連的人和事的過程中,樊馬義也被拉扯上了,說他堅决執行了林彪的軍党軍國論。劉豐是林彪死黨,武漢空軍就成了重災區。樊馬義指揮長被送進了“五不准”學習班。
他進了學習班,我出了學習班。
聽說他不服氣,與領導上頂得很凶。說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據上級指示辦的,錯了首先由上級負責。
他說,按你們(上級)的要求,造反派會一個不剩,我在水院還留了幾個。這也是實情。
樊馬義指揮長肯定有所“創造發明”,例如他說“水院不槍斃幾個是不行的”、“水院不把張建成打倒是不行的”、“水院的人都是反毛澤東思想的”等等,這些不會是上級指示的,但他做的大部分工作應該是按上級指示辦的。
所以我聽後也有幾分佩服他敢頂上級的精神。
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出了問題把責任推給別人,特別是推給已經下臺的。例如湖北的問題就推到了劉豐身上,因為他是林彪死黨。水院的問題則推給樊馬義指揮長,因為他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風。我認為這是不對的,該誰的責任就是誰的責任。
樊馬義指揮長在學習班待了半年,回到山坡基地後就不上班了,天天釣魚。有人曾去看望過他,他不刮鬍子,鬍子長得很長,天天曬太陽,曬得很黑。大概是因為鬱悶、心情不好,所以在他不該走的時候,就走了。
他在學校時,我對他有看法,感覺他不講理,唯我獨尊,整人不遺餘力,但他的結局,我很同情,覺得不該是這樣的。一方面這是中國式的政治所致,同時也是他的性格所致,他應該也屬于歷史悲劇人物之一。
6. 五七隊監督勞動
學校成立五七隊,讓教職工輪流到五七隊勞動,是工宣隊指揮部搞鬥、批、改的成果之一。五七隊的名稱是源于毛主席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對總後勤部一個報告的批示,稱為“五七指示”。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毛主席在這裏講的是教育革命,是如何培養學生。此時學校裏已經沒有學生了,教師中有一些已被安排到京山縣插隊落戶去了,大多是全家去的,不準備讓他們返校了。這時衹有組織在校教職工輪流參加勞動,改造思想。
我到五七隊時,第一批人員剛集中不久,說明五七隊剛開辦。朱冠先是隊長,宣布我是屬于監督勞動的,平常不准回家,每週星期六晚上回家,星期一早上報到。我住在學生八舍一樓的西頭,每天伐樹、種菜、管魚塘。
參加勞動對我來說一點也不苦,我身強力壯,農民、學徒出身,幹活是難不倒我的。比起“五不准”學習班,輕鬆多了,加上監督我勞動的人都是熟人,他們中大多數人幹活都不如我。
食堂師傅對我特別照顧,打飯、打菜總比一般人給得多,特別是菜裏的肉,打菜的勺子晃動幾下,肉都進入勺裏。有一次隊長說,怎麼你的飯、菜比我的多,我說一樣的,是你心理作用(那時吃飯要交糧票,都希望多給一點)。
我當團委書記時,在學生宿舍住,在學生食堂吃飯。有時為研究學生伙食問題,和師傅們交流,所以師傅們瞭解我。領導上說我是反革命,他們不相信,他們不能抗爭,但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幫助我,向我表示了他們的心意。我內心感激他們,也感到溫暖。
不知什麼原因,五七隊搞了兩期(四個月)就沒有人來了,留下了陳克順(總務處幹部)、廖炎臣(工人)、黃時利(工人)、黃鳳林(武裝部幹部)和我幾個人,種點菜、管管魚塘,活很輕鬆。我仍然是監督勞動,所以衹能在星期六下班後回家。
那時沒有電視,下班了無事可做,晚上更沒有事,我就開始種菜,并學會了釣魚。與黃鳳林一起,白天釣鱔魚,晚上捉鱔魚,叫做白天“願者上鈎”,晚上“強迫服從”。
那時的鱔魚多,又大,凡有水的溝裏都有。魚塘邊上有一小間廢棄的抽水機房,房中水深30多厘米。黃鳳林有經驗,讓我找些樹枝、稻草放進去,一周後,將水排掉,一屋子的鱔魚,整整一桶,後來幾次少一些,但每次都有。我們在五七隊自己做飯吃,鱔魚太多,吃不完,拿回家也吃,吃得我再也不想吃鱔魚了。
我一年四季的菜都種,不少人知道我種菜,不請自去採摘,碰到了說一聲:聽說你種的菜很好,弄點嘗嘗鮮。碰不到也拿了就走了。好在我種得多,星期六回家總可以帶一些回去的。
在五七隊我學會了“自得其樂,苦中求樂”的辦法,這對我在今後的逆境中求生存非常有益。
一九七三年的下半年我離開了五七隊。
(三)吳紹文時期(一九七二年一月至一九七四年五月)
吳紹文原任武漢空軍司令部通訊部部長,樊馬義被送進軍區辦的學習班後,吳來院接替樊的工作,任指揮長。
吳紹文在院工作期間,我和他未談過話,沒有任何接觸。
後來的情况說明,吳在院期間,主要是政策調整期,逐步使學校工作走上正軌。
一九七一年春季開始招收少量工農兵學員,招生人數逐年增長,學校教學工作向正常發展,同時學校幹部逐步得到解放。
一九七二年九月成立了院臨時黨委,吳紹文任黨委書記,魏承厚、崔連貴任副書記,他們是外單位調入我院的領導幹部。後又調入梁道平(原武漢機械學院副院長),解放了我院原副院長張瑞瑾,任命他們為革委會副主任。一九七三年三月解放了原黨委副書記張茀承,任命為臨時黨委副書記兼革委會副主任。一九七三年七月,調入密加凡(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任院革委會副主任。
至此,一切工作都在黨委領導下進行,從一九七二年九月開始,工宣隊指揮部已不再領導一切了。黨委書記是軍代表吳紹文,副書記3人,革委會副主任6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革委會,有其名,無其實,因為委員都被隔離審查,至今未解脫,副主任張如屏、張建成都被當作敵我矛盾排除在外,所以此時的革委會沒有委員,沒有群衆代表,衹有上級任命的主任、副主任。
到軍宣隊一九七四年撤出我院為止,對我院原領導幹部“三張一梁”,解放安排了張茀承(副書記兼副主任),張瑞瑾(副主任);對張如屏、梁百撲二人仍掛着,對他們的歷史問題,經多次長時間的審查,仍是原來的結論,但仍不解放。之所以這樣,我認為主要是因為他們在文革中支持了造反派。
在這4位領導幹部中,張如屏在水院的幹部中很有威信,他的道德風範是有口皆碑的,又是為革命事業出生入死的老革命。他歷史上的問題,早在延安審幹中由中央組織部作了結論,陳雲部長親自與他談了話,此後歷任要職。說是有歷史問題而不解放,無法服人,衹能解釋為,一是他支持了造反派,二是省裏有人作梗。直到一九七九年五月,張如屏纔恢復了院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
張瑞瑾是國內外有名的泥沙專家、學術權威,在政治上一直與黨保持一致,應該屬于黨內的專家,學校師生對他反映都比較好。
而群衆意見比較大的是張茀承,他却較早得到了解放。
梁百樸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解放,被任命為革委會副主任。
學校的中下層幹部到一九七四年吳紹文離開學校時,已全部安排了工作。
對于參加了造反派、在“兩清一批”中受到審查的教職工,除個別人外,也都安排了工作。王紹良被任命為校機械廠廠長,我也于一九七三年下半年被任命為院人防辦公室的副主任(後任主任),從事“深挖洞”的戰備工作。
所以,我認為吳紹文時期是一個政策調整期,吳指揮長本人比較低調,工作做得不少,却從不張揚。
我雖然沒有和他交流過,但他給我的印象還不錯。吳紹文于一九七四年五月被免去黨委書記職務,率軍宣隊撤離學校。學校工作由黨委副書記魏承厚主持。
九、正式安排工作時期
(一九七三年八月至一九七六年底)
從一九七三年八月到一九七六年底的三年半時間,是我在文革中被正式安排工作的時期,是我努力工作、發揮才幹的一個時期,其間經歷了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兩次運動。
(一)在院人防辦公室我做了些什麼
一九七三年八月,院黨委副書記魏承厚找我到行政大樓談話。魏副書記先談了他到水院後,聽不少人說起過我,反映不錯,在五七隊勞動期間的表現也可以,所以黨委决定讓我出來工作。
談到工作,他說現在要準備打仗,所以省、市、區及各大單位都成立了人防辦公室,負責挖人防工事。接着說毛主席指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偉大意義,讓我到人防辦任副主任,負責規劃我院的人防工事,并組織實施,有什麼問題可以直接找他。他叫我先考慮一下如何起步。
我回到五七隊,講了領導與我談話的情况,黃鳳林表示願跟我到人防辦工作。
經過一番調查、瞭解後,我給黨委寫了報告。報告根據對學校地形、土質及各大樓地下室位置的調查,初步確定了人防工事的走向。在人員方面,提出需要增加規劃設計人員、挖掘機設計人員、施工中的混凝土技術人員,以及爆破技術人員、技術工人等,并建議規劃設計、混凝土施工、爆破方面的技術人員從有關教研室抽調。我點名要陳士良(動力系教師)和黃覺民(學院機械廠技術員)負責機械設計,爆破工為修繕隊的許繼元(他以前搞過爆破工作)。党委派吳國棟老師來做規劃設計工作并負責人防工事技術方面的事務,混凝土技術人員派來牛光庭老師,爆破方面派來周祖仁老師,以後又來了江慶嶽。
這樣,我們人防辦有固定人員4名,借調人員5名,分別進行人防工事規劃設計、掘進機(現在叫盾構機)設計製造、混凝土被覆材料施工、現場爆破清土等工作。大家各負其責,工作全面開展,一九七四年初正式開挖。
我院人防工事的規劃,是由西向東沿家屬宿舍到行政大樓、教學樓、學生宿舍挖主幹道,高二點四米,寬二點二米,半圓形拱頂,鋼筋混凝土結構;由主幹道到各家屬區、教學樓地下室、各學生宿舍均為支道;在主幹道兩側挖房間,包括指揮所,糧、水儲存室,風機房,醫務室,病房以及進洞師生休息室等,戰爭時所需要的設施儘可能齊備。
我們于一九七四年五月到湖南長沙、湘潭、株州、衡陽等城市考察學習後,在規劃中又加了一項平戰結合的要求,計劃人防工事建成後,利用地道恒溫的特點,夏天可以抽地道裏的冷空氣來滿足住房、教室、辦公室、飯廳等場所的供冷要求。這是湖南人在平戰結合上做出的貢獻,我們去參觀時感到非常舒適,所以有此修改。
施工方面,初期採用爆破、清土、混凝土磚拱形被覆,一天1米的進度。
開始大家都說完不成,我說由我帶班一周,如能完成就定一天1米的指標,如完不成再議。
我組織了兩班人員,白天班打炮眼,爆破,清土清場,第一天要加班,到第五天,下午3點多鐘就完成了任務。晚班從運混凝土磚開始,到被覆結束,7個小時可以完成。
于是,我們决定在正常情况下,每天1米的進度必須保證,遇有塌方搶險,另當別論。
一九七四年年中,挖掘機製造完畢,投入使用後仍為一天1米的進度,這是為確保安全所必須,因為一旦挖出新的斷面,土層極易風化,時間稍長,就會自動剝落或造成塌方,所以開挖後要立即被覆。
挖掘機使用了不到三個月,在行政大樓前遇到了大塌方,把機器埋了,衹好開頂,將挖掘機吊出,以後就不敢使用了。因為機器長度在2米以上,被覆的坑道是在挖掘機後面的1米距離,即挖掘機所處位置,已經出土了,這2米多長的坑道衹能在第二天再掘進1米時,纔能被覆1米,這1米實際上已經過3天的風化。經地質教研室老師研究,認為這種土質經過兩到三天的風化,很難保證不剝落,塌方的危險性很大。
實際上挖坑道的兩種方法都有危險。用爆破方法,最大的危險是有啞炮。每次放炮,衹要少了一響,我的心就緊張起來了,直到排除啞炮為止。而使用機械,最害怕的就是塌方,在處理行政大樓前塌方的過程中,我差點送了命。
在人防工作期間,我給自己定了一條規矩:凡遇有排險的情况,我要站到最前面,不摸清情况,决不讓別人上前。
這次我和人防辦幹部蘇青山去觀察塌方的情况,評估是否有可能搶救過來,我讓劉世清同志(水電組工人)盯着坑道上方。當我正在察看情况時,劉世清突然看到有一小顆土粒從上面掉下來,他大叫一聲,危險!冲進險區一把把我拖出,我剛被拖出,幾噸重的土從上往下掉,真是險!我撿回了一條命,生死就在一瞬之間。
為了減少塌方的危險,一方面施工時建立了觀察員制度,專人負責察看開挖時被覆斷面土層變化,一有情况,施工人員必須立即撤出,同時立即報告辦公室;另一方面,改進施工技術。
當時國際上比較先進的施工方法是噴錨技術,就是在需被覆的地方,先植入鋼筋,然後將混凝土高壓噴射到被覆的地方,混凝土很快凝固并與植入的鋼筋(即錨栓)固定在一起,成為一個整體。這樣又快又省時間,可有效防止開挖面的風化塌方,同時也節省了勞動力。
這項技術是楊壽昌老師提出的,他給我詳細介紹了情况後,我非常感興趣。設備主要是大型空壓機和噴槍。
我到武漢市人防辦公室搞來了空壓機,通過水電部搞到了噴槍。楊壽昌老師指導,江慶嶽負責施工,果然不錯。後來武漢市人防辦也使用噴錨技術,江慶嶽被請去負責技術指導。
此後我國在水利工程、坑道工程大規模採用噴錨技術,江慶嶽成了這方面的專家,成為各水利工程局和鐵路施工部門的座上客。他的基礎就是在水院人防工作中打下的。
人防施工的勞動力,一是抽調部分教職工輪流勞動鍛煉,二是學生輪流參加,所以工農兵學員中有不少人認識我。採用噴錨技術被覆後,就不需要師生員工參加了,由專門班子施工。
人防施工很辛苦,又髒又累,我想給他們搞點糧食補助,學校批了。又想建個洗澡的浴室。當時因為缺煤,學校每週開放一次澡堂,而我們需天天洗澡,幾次協商都解决不了。
正在一籌莫展時,我一位中學同學杜一華(空軍某師訓練科長)從山西出差來武漢見我。他在長治煤礦支左,來武漢與有關部門商談長治向武漢供煤的問題。我向他提出,能否幫我解决點煤,他問要多少,我說50噸。他立即給我寫了一張條子,叫我到武漢市煤炭公司找經理,他會解决的。我第二天就去了,經理見條子就答應了。經理辦公室的另一位負責人說,一要就是50噸,你那麼痛快?經理說,杜代表的條子,你能不同意?那時我不懂得社會上的那些關係,聽了後,覺得老杜面子好大。
從此人防辦有了自己的澡堂,而且天天可以洗,知道情况的老熟人有時也會來洗澡。春節前我們會開幾天“小竈”,以滿足有關人員的需要。
一九七五年六月三日,武漢市人防辦公室在我院召開人防工程規劃交流會,參加會議的有湖北省有關部門,武漢市各區、局,大型廠礦、高校、駐漢部隊的人防辦公室負責人一百多人,由我向會議報告了我院人防工程規劃及施工情况。
張茀承副書記講了話,特別強調了黨委對人防工程的重視,派一位革委會副主任專門負責人防工程的規劃與施工。
我聽了以後,感到莫名的惆悵,這個時候,我又成了革委會副主任。工宣隊一進院,我這個革委會副主任就靠邊站,從那時到現在,根據他們的需要,我已經臨時充當了3次革委會副主任。
第一次是六四級、六五級學生畢業分配,要我負責,樊馬義指揮長說,你是革委會副主任,就當畢業分配辦公室副主任,他當主任。工作一結束,我又進學習班。
第二次是組織京劇團,到各地慰問演出。為了證明領導對樣板戲的重視,宣布由革委會副主任張建成親自抓,親自帶隊到部隊、農村、工廠慰問演出。我也着實風光了一陣子,各單位都派負責人接待,陪我吃飯,陪我看戲。此事結束了,又把我送進了學習班。
這第三回又因挖洞,引起了省、市有關部門的重視,開現場會,學校很光榮,我又當了一回革委會的副主任。但不知道這工作結束後,我的結局又當如何?
我知道,領導上是不得不安排我做點工作的,因為上下都有反映,老在五七隊勞動改造是不行的,但對我是絕對不會放心的,也不會放手的。例證就是我院的人防工作,年年是省、市先進單位,先進個人也有好幾位,但我不能代表學校出席表彰大會,我也沒有資格當選人防先進個人。
這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的伎倆,應付上面和欺騙群衆的手法,我算是領教了。
人防工程現場會結束不久,我被調總務處工作,人防工作由陳傳綱接手。我雖然不負責人防工作了,但因為有感情,還是經常去人防辦玩,與陳傳綱、黃鳳林聊聊。我們三個人也說得來,經常一起到張如屏院長家去聊天,成為很好的朋友。
(二)批林批孔運動中我做了些什麼
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兩報一刊”社論《元旦獻詞》中提出了“要繼續開展對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動派和歷次機會主義路綫的頭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就把批林和批孔連在一起了。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文件,轉發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彙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的材料,轉發的《通知》中說:這個材料“對繼續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綫的極右實質,對于繼續開展對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對于加強思想和政治路綫方面的教育會有很大的幫助”。中央明確了林彪反黨集團的實質不是左,而是右。
由于湖北從一九六九年起,以批左為旗號,以“兩清一批”為手段,瘋狂地鎮壓造反派。林彪事件後,仍堅持批左,說林彪是造反派的後臺,繼續鎮壓造反派。
可以想像,元旦社論和中央一號文件,對造反派來說是多麼重要、多麼有利。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農曆正月初三),中央在北京召開了黨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各部門“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一萬多人到會。中央領導周恩來等均參加了大會,這意味着批林批孔運動將在全國展開。
一九七四年的頭一個月,從“兩報一刊”社論到中央一號文件,再到中央直屬機關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批林批孔的來勢迅猛,各級領導有些措手不及,造反派也感到不知所措,不知道這場運動要解决什麼問題。
我也弄不明白,怎麼突然搞出個批林批孔運動。
校黨委領導對運動摸不着頭腦,除按照省委安排組織學習以外,總想瞭解點情况。魏承厚副書記找我,問我對批林批孔運動有什麼想法,有些什麼消息。當時我正忙于挖洞工作,對外邊情况一無所知,所以也講不出什麼想法。他說,省委在二招開座談會,你抽點時間可以去瞭解一下,有什麼情况告訴我。
這就是批林批孔初期的實際情况,領導不清楚,我們也不清楚,他要我去摸摸情况,我也想去瞭解一些情况。
1. 打聽省座談會消息
一九七四年二三月間,省委第二招待所(地點在武昌首義路)熱鬧非凡,湖北省委召開的省、市革委會群衆代表,工代會成員以及有關人員的座談會在此舉行。
各地、縣、武漢很多單位一些原造反派頭頭,也擁到這裏探聽消息,像現場探訪的新聞記者,看到裏面出來一個人就圍上去,探問座談會內容,什麼領導參加了,講了什麼,什麼時候放胡厚民、楊道遠等等。大家最關心的是省委領導對解决“兩清”問題的態度。
中科院武漢分院物理研究所的袁作斌介紹了會議情况,好像現在的記者招待會。大部分人聽後就走了,有少數人還在門外等,希望能見到有關領導以便直接反映情况。袁作斌要大家有什麼材料可以交給他,他會轉交給有關領導或有關部門。我們也寫了有關水院“兩清”情况的材料交給袁作斌,他是否轉交給了領導,我們不得而知。
我每次都是和王紹良、胡震宇同去的,我和王紹良同與會人員不熟悉,胡震宇原在革幹聯工作,對社會上的人比較熟悉,所以每次都邀他同往。我們一共去了三四次。
有一次我决心等夏邦銀(抗暴時在水院見面較多,故較熟悉),結果真等到了。我問夏,省委有沒有决心解决“兩清”中的問題,夏說,看來趙書記(辛初)有决心解决。
我每次都將瞭解到的情况向魏承厚副書記作了彙報,他也很需要這方面的資訊。
受魏承厚副書記指派,我到二招聽了幾次“新聞發布會”,見了一次夏邦銀,日後就成為我與“四人幫”黑幹將夏、朱、胡關係密切的“鐵證”。
2. 努力爭取為“五一六”冤案平反
我們在批林批孔中希望解决的問題,衹有一個,就是為“兩清”中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師生員工平反,上送材料,與院黨委領導談話,到向省委反映情况,都是為了這個問題。
我們的態度是,這個問題必須解决,很多學生都背了這包袱,傷心地離開學校,有的學生因此而坐牢,如分到江蘇的肖名珍同學;有的被逼致死,如分配到雲南的陸植鈞同學。
解决這個問題必須依靠省委、院黨委,現在形勢不一樣了,省委、院黨委都恢復了,不能再用文革初期的辦法了,既要解决問題,又要安定團結,矛頭不要針對專案組人員。
水院黨委的領導,除張茀承外,都是外面調來的,對“兩清”問題是超脫的。張茀承也沒有參與“兩清”的工作,也是超脫的。因此我們認為存在着解决“兩清”問題的有利因素。
對領導不能攻,而是反映、彙報情况,讓他們瞭解“兩清”中的問題,取得他們的支持。以上這些是我的觀點,也是水院在校造反派頭頭的共識。
我到省委宣傳部反映水院“兩清”中的問題及我們的態度,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焦德秀親自聽取了彙報,他對此給予肯定,并要我做好被整的人的工作,相信省委會解决“兩清”中的問題。我把這些情况通報給了在雲南的丁家顯。
焦德秀告訴我,湖北的“兩清”工作肯定擴大化了。這是我第一次從省委領導口中聽到承認“兩清”工作中犯了擴大化的錯誤。
後來纔知道,毛主席早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就對曾思玉說:“你那裏有‘北、决、揚’,要注意政策,你不信,你又搞過了一點。還是要寬大為懷嘛。”
我們的這些觀點,黨委副書記魏承厚、崔連貴等都是肯定的,我們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堅持這樣的認識。
為了領導好批林批孔運動,黨委决定成立院批林批孔辦公室,黨委宣傳部長常樹蔭任主任,任命我為副主任。各系成立批林批孔領導小組,總支書記任組長,任命了一些造反派教師為組員。主要任務就是為“兩清”中的冤、假、錯案平反,處理黑材料。
學生中的重點人物,派專人去平反,處理材料。一般人員去函平反,請單位幫助處理。一些原專案人員也積極參加了這項工作,原保衛科長李喜爾到江蘇處理肖名珍同學的問題,組織部的韓德勇到雲、貴、川歷時1個多月處理學生中的平反問題,都卓有成效。被平反的學生,多數對學校很感激。
學校教職工中的問題,由各總支負責處理。總的來說,處理得比較順利。
3. 批林批孔運動中的幾件事
(1)關于為楊道遠翻案問題
鋼二司的戰友們為楊道遠翻案的事,我并不清楚。一九七四年四月下旬,李莉(武漢測繪學院學生,二司政參部情報組成員)來找我,對我說,他們正在給中央和省委寫一份有關楊道遠的材料,對過去揭發楊的一些不實之詞需要有旁證材料,這樣纔有說服力。因為我在中央學習班揭批楊的大會上說楊是“五一六”在湖北的代理人,所以要我寫一個否定的材料,我當即同意。
我受某些人的利用,被他們當槍使,陷害、攻擊楊道遠,一直感到愧疚。現在有機會向中央、省委說明真相,我當然樂意接受。同時,李莉要我轉告陳伯強(水院政治課教師),請他寫一份關于《武漢事件》的寫作與出版情况,我也答應了。
我在材料中聲明,我在中央學習班的發言中有關楊道遠“五一六”及其他問題的材料,是由學習班黨委提供的,我不瞭解情况。陳伯強的材料證明他編寫與出版《武漢事件》一書與楊道遠無關。
我認為,在運動中由于某種原因說了假話、錯話,予以更正是負責任的態度。說假話有罪,改正錯誤、說真話是無罪的。
文革後整我,結論材料中說我“參與策劃為楊道遠翻案,指使陳伯強等人為楊道遠寫出多份翻案材料”等等,與事實相差多麼遙遠!
一九七四年四月方保林回武漢,五月他召集原二司各校頭頭在武漢大學圖書館開座談會,我也去了。
他瞭解到我院把批林批孔運動與解决“兩清”問題密切聯繫起來,而且依靠黨委解决問題,效果較好,要我在會上談談情况。我把我們的指導思想與做法作了介紹。
這一情况從組織原則來講是不合適的,因為群衆組織已不存在,方保林名義上雖然是省革委會常委,但已離開湖北到外地工作,所以召集這樣的會當然無法可依。
但是,方保林作為原鋼二司的副司令、湖北省革委會常委,看到原鋼二司的小將們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受到極大傷害,他關心着他們;他從哈爾濱回漢,瞭解到我院對此問題解决得比較好,希望各校都能解决,他的心理壓力會小一些,開個座談會交流一下,從這個意義上講也可以理解。我正是理解了他的想法,纔欣然參加座談會,也講了話。
後來整我時,說我主持了為楊道遠翻案的原二司各校頭頭的會,他們高抬我了,我沒有資格主持和召開這樣的會。
也是在一九七四年的四五月間,劉漢武(武漢機械學院學生)向我借一份《紅水院》報,說是要寫鋼二司的歷史材料,想瞭解各總部的活動情况,我認為這是好事,就同意借給他。
結果,此事又和為楊道遠翻案連在一起,說我“提供了一套載有楊道遠領導鋼二司建立豐功偉績的《紅水院》小報,為他寫翻案材料用”。
牽強附會,捏造事實,這是一些整人能手的一貫伎倆。
(2)關于黨委領導造反問題
批林批孔運動中,曾發生過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很多單位的領導,以黨委的名義到軍區、省委造反,原來的保守派骨幹大多支持這種做法。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以張茀承副書記、侯發亮常委為首,也組織一些人,乘大卡車到黨、政、軍首腦機關去造反。
對此我是堅决反對的,這股風怎麼刮起來的,不得而知。此前衹感到一些人提出殺向社會,希望社會上亂起來。
我院在辯論形勢時,過去偏保守的要殺向社會,過去造反的人却提出“立足基層,關心社會”的口號。以後的行動也是如此,偏保的造反去了,造反的都留在學校按兵不動。
這種情形,從正面理解是對形勢的估計問題。主流派(領導層和他們的骨幹隊伍)認為批林批孔運動既然是批右的,而且任務之一又是為被整的造反派平反,這種形勢與文革初期的反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相似,生怕又一次站錯隊,于是率先殺向社會,造領導機關的反。他們又一次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成為文革史中一大笑料。馬克思曾經說過: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603頁)。這不正是我院某些領導人的寫照嗎?
此時的形勢,是強調一元化領導,通過批林批孔,有組織有領導地解决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具體要解决“兩清”中的錯誤。
我想,如果造反派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殺向社會,造黨、政、軍首腦機關的反,那將是多大的罪過啊!而那些所謂的主流派到軍區、省委造反的行為,却什麼事都沒有。而造反派即使不殺向社會,不造反,也不會有好果子吃。
在整我時,說我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制定了“立足基層,關心社會”等反革命策略,說我是反革命兩面派!
在黑白顛倒的年代,有地方說理麼?更何况這個口號根本不是我提的,是有人在形勢辯論會上針對“殺向社會”的口號提出來的。
(3)關于四人大字報問題
批林批孔運動中,有一張四人大字報,即姚德勝、王紹良、熊德才、張建成四人署名的大字報,其中引用了毛主席在“批陳整風”時說過的的“甩石頭,挖牆脚,摻砂子,拔釘子”。引起了一些人的擔心,主要是行政大樓中的一些人。
這張大字報是姚德勝起草的,王紹良看後給我看,我看後要他把這句話刪掉,我說用在這裏不合適,這是毛主席對敵鬥爭的手段。他沒有告訴我是我們合寫的大字報,結果不僅這句話沒有去掉,還代我簽了名。貼出後有人反映“搞得人心惶惶”,我確實感到不妥。于是我在幹部會上,黨委、革委會聯席會上,兩次作了說明和檢討。
後來此事成了我的罪名:“為改變基層組織的領導權製造輿論,造成幹部群衆的進一步對立”。
(4)關于任院批林批孔辦公室副主任的問題
成立院批林批孔辦公室,任命我擔任副主任,各系成立批林批孔領導小組,分別任命了一些造反派教師任小組成員,這是黨委的决定與安排,事前也沒有和我商量過。
一九七七年整我的時候,硬說是在我們的壓力下纔這麼做的,目的是要篡奪批林批孔的領導權,逼迫黨委按我們的要求進行批林批孔。
我又一次領教了什麼叫做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5)關于給王新民寫信的問題
還有一件事也被用來大肆批判,并被用來做我拉幫結派、篡黨奪權的“證據”。
他們說,我和王紹良給原總部勤務組副組長王新民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批林批孔的大權掌握到我們手中來了”,“正準備納新、提幹”,“衹要我們在水院有一點權力的話,我總要設法把你調回學校來的”。
我感到信中的口氣不像是我的,當時希望他們把原信給我看,但他們就是不拿出來,因此我懷疑是編造的。特別是第一句,當時我們一直主張依靠黨委來解决問題,黨委不同意的事是辦不成的,我們的目的是希望通過組織,正式為被打成“五一六”的師生平反,除此以外,別無它求;“納新、提幹”是一九七六年“轉彎子”時期出現得比較多的一種說法,所以我認為一九七四年不可能出現這樣的提法。
至于把王新民調回學校的想法我是有的,因為王新民的確是一位優秀的人才。他學習很好,文革開始時,他是大三學生,除主修英語外,還自學了日語和俄語,這在學生中很少見。在總部工作時,我與他接觸多了,感到他工作能力很強,文筆很好,群衆關係也好。我是一個很愛才的人,所以我認為這樣品學兼優、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鍛煉、工作能力強的優秀人才,應該作為革命事業接班人。
不僅是王新民,我還看中了賴文德,賴的特點在學習上并不突出,但其刻苦耐勞、任勞任怨、兢兢業業地工作、熱心為群衆服務的態度感動了很多人。文革中很多困難的場合都有他,夏天光着脚參加游行,我認為這樣的人搞行政、總務工作絕對是一把好手。此外,還有如趙三其、駱應龍、陸和寶,他們在校時已是共產黨員,學習、工作、人品都很好,這樣的人應該當教師,為人師表。
事實證明,這些人後來到社會上都很不錯,擔任了各方面的領導工作。學校某些人容不得他們,其他單位自有慧眼識英才。
王新民在江蘇興化市擔任職工中專副校長,賴文德成為福建省電力勘測設計院的副總工程師,駱應龍擔任徐州電力局的局長兼黨委書記,陸和寶曾任濟南黃台電廠廠長,後任省電力局下屬某單位的黨委書記,趙三其任南方電力公司副總經理。
有機會把優秀的學生調回學校,把我這樣的想法說成是拉幫結派、篡黨奪權,這難道不是無稽之談嗎?
如果某些人強加給我的罪名成立,那麼水電部教育司的領導,華北電力學院的領導,省委宣傳部的領導,省委常委們,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魏承厚副書記、崔連貴副書記、張茀承副書記,都有拉幫結派、篡黨奪權的嫌疑,因為他們有的要我去,有的要留我,有的參與了提拔我。就連張茀承書記也對水電部教育司高之梁副司長說:“張建成是個不錯的幹部,有政策水準,有工作能力,群衆關係也好,學校需要他。”這能說張茀承是拉幫結派、篡黨奪權嗎?
我沒有權力把什麼人留下來,把什麼人調進來,僅僅是想想而已,就被安上拉幫結派、篡黨奪權的罪名。那些有權力留下什麼人,有權力調進什麼人、提拔什麼人的領導,應該反思一下,被你們認為是接班人的、提升為學校主要領導的幾個人,由于貪污受賄,生活腐化,自殺的自殺,判刑的判刑,相比之下,你們應負什麼責任,擔什麼罪名?
我堅信,上面提到的王新民等同學,他們决不會做這些事!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我依靠黨組織,做好原造反派的工作,為廣大被打成“五一六”的師生平反昭雪盡了自己的責任。
而對于我自己的問題,我沒有關心過,也從未向領導提出過,材料也沒有處理掉,衹要大家的問題解决了,我的心就安了。
這段時間,我的主要精力仍在人防施工方面。
學校平安地渡過了這一風浪,當時無論是省委宣傳部、省文教辦公室,還是學校黨委,對我都是滿意的,并且贊揚有加。我因此而得到了省委某些領導人的看重,之後屢次要提拔我(我都拒絕了),學校也開始考慮對我的工作安排問題。
誰能料到,一九七七年整我時,批林批孔中的一舉一動都成了罪狀,而且都和“四人幫”、“夏、朱、胡”聯在一起,都和拉幫結派、篡黨奪權聯在一起。領導人要我做的事,不管對錯,都要我承擔罪名。
難道政治真的這樣“無誠實可言”麼?真是這樣殘酷無情麼?真的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麼?我對此持否定的態度。
所以出現這種情况,首先要明確的是,政治鬥爭就是階級鬥爭、路綫鬥爭。路綫不同,階級立場不同,對同一事物就會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結論。
誠實的政治家提倡實事求是,事實本身不能編造,不能隨心所欲地去改變事物的本來面目。對事實本身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决不能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地改變事實真相。政治鬥爭也講究人道主義,如戰爭中不虐待俘虜,審查中不搞逼供信,不得打人、侮辱人格等等。
一個單位的領導人本身人格有問題,他就不會按政策辦事,他要瘋狂地報復,他要置你于死地,他就會捏造事實,編造文字,就會搞逼、供、信,就會有病不讓你看病,不讓你休息,因為他本來就想置你于死地!
毛主席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在原鐵道部副部長劉建章的妻子來信上批示:“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可見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不是個別的。
(三)在總務處我做了些什麼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的一天,魏承厚副書記找我談話,黨委决定調我到總務處工作。魏書記說,你擔任黨政一把手,蘇敏是副書記,胡平為副處長。我服從組織安排。
十二月初在六四〇一教室召開總務處全體員工大會,梁道平副主任宣布了對我的任命,擔任總務處長、三總支書記。
到總務處工作,對自己是個挑戰。總務處的四大科長,人稱“四大金剛”,都是三八式的老黨員、老資格;副書記蘇敏也是老資格,是組織部長馮萬秋的愛人;胡平是轉業上學的,他和總支秘書肖恢先學歷比我高、資格比我老,因此我做好了碰釘子的準備。
好在當時的政治形勢對我這個小兵還算有利,批林批孔剛結束,人防工作搞得有聲有色,新來的領導人魏承厚、崔連貴、梁道平、密加凡都熱情地支持我的工作。
1. 抓總務工作指導思想的教育
我到總務處抓的第一件事,是解决總務工作的指導思想問題,即總務工作的對象與目的。這是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問題,教務部門與總務部門經常產生矛盾的根源也在這裏,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存在,北京電力學院也存在。
我長期在系裏工作,對此體會很深,雙方都不理解、不諒解對方工作的艱難,衹希望對方能滿足自身的要求。我在系裏工作時曾想過,把兩個部門的工作人員適當對調,也許可以解决這一矛盾。
教務部門認為,總務工作是為教學、科研服務的,是為師生員工服務的,因此應該滿足教務部門提出的錢、財、物的要求。
而總務部門認為,教務部門看不起總務部門,特別是看不起工人,處處事事高人一等,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張口要錢、要物,我們哪兒弄去?不能滿足要求就告狀、罵娘。這樣就積累了一些對立情緒。
我認為問題出在認識不明確。總務工作是為培養國家建設人才服務的,具體對象是學生,教務部門也是同一目標,不過總務部門要做好培養學生的後勤保障工作,要讓他住好、吃好、休息好,要有好的環境,做好衛生保健工作,做好交通運輸、食堂、生活設施的保障工作,一句話,讓學生能集中精力學習,成為國家的有用人才。而教務部門,則是按照國家規定的目標,培養出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有用人才,在思想教育、業務學習、體育鍛煉等方面實施有計劃的培養,教師則是實現這培養計劃的主要力量。因此,總務部門也應該為教師們的食、住、行、生活環境等創造儘可能好的條件,兩部門不存在高、低之分,衹是工作分工的不同,目標都是一致的。在部隊,沒有後勤保障,前方就無法打勝仗,這是顯而易見的。到了學校,這個道理就搞不清了,後勤部門仗着管錢、管物的特點,往往近水樓臺先得月,引起師生及教務部門的不滿是常事。
所以我認為不管是後勤部門還是教務部門,都要把認識統一到培養目標上來,服務于同一目標,這樣纔能互相配合、互相理解、同心協力。而總務部門尤為重要的是,要把保障工作、服務工作做到位,把為師生服務好的口號叫響,要批評那些認為做服務工作低人一等的思想。
這一工作,在總務部門進行了一個月左右,先是總支委員統一思想,然後在黨內統一認識,在全體員工中討論,最後由各單位提出為師生員工服務好的措施。衛生科提出了到學生宿舍巡診的措施,每天下午在學生宿舍巡診,學生反映很滿意,小毛病可以就近看,也不需掛號。行政科提出了主動檢查修理房屋門窗及水電設施的措施,同樣深受群衆的歡迎。福利科在研究如何提高服務質量時,提出了定量(定量供應的主、副食)到口的服務要求,同時也提出了一些具體困難:煤炭供應緊張,衹能免強維持伙食用煤,浴室開放、開水供應、增加主副食品種等都有問題。車隊提出了運輸力量不足的問題。
群衆積極性很高,想把各方面工作做好,但要有一定的物質條件作保證纔能實現,這是實事求是,我認為應該努力解决。
2. 抓增強後勤保障能力
為了提高後勤保障的能力,我到總務處後的第二件工作,就是努力解决緊缺物資的供給及增加必要的設備。首先解决煤的供應,在缺煤的情况下,幾千人的單位,學生和教工浴室每週均衹能開放一次;開水定時供應,不能敞開供應;食堂的主副食品種很少。要解决這些問題,都離不開煤。
我到煤建公司洽談,經理(為解决人防用煤,我們已經認識了)告訴我,要增加煤的供應是不可能的,武漢市生活用煤和工業用煤都非常緊張,高等學校是重點供應單位,也衹能保證吃飯問題,其他問題都無法解决。他說,煤不是沒有,而是運不過來,我們派人在鐵路部門住下來,天天催促,也無濟于事。我問煤在何處,他說在鐵路部門的轉運處,那裏的煤有的是,就是沒有車皮運過來。
據此,我提出建議,改用卡車運。經理說沒有那麼多卡車,我說可以發動各大單位出車運煤,由轉運站運到武漢煤場,運煤單位與煤建公司分成,運費由煤建公司出,單位的煤款也照付,這樣兩全其美,既解决了武漢市的用煤問題,也解决了各大單位的用煤問題。
經理認為這辦法可行,當時决定我們出4台車,運一個月,煤的分成比例為7:3,即煤建公司得7成,學校得3成。我算了一下,一個月下來,學校可以解决350噸煤。
院領導也同意這一方案,我向水電部寫了報告,申請4輛卡車,部來電讓我們到“三三〇”工程指揮部領車。
我們規定了運煤司機除按出差補助外,每人每天再補助8毛錢,司機們也很高興。運煤一週後,我和幾位老科長帶了紅燒肉、肉包子等食品去慰問司機,看到他們不怕苦、不怕髒的那種幹勁,大家深受感動。
用煤問題由于車隊同志的努力,終于解决了。
學校每年要組織師生到外面拍X光片,檢查肺部健康狀况,一般都在春天。車隊每天派車,教務處要安排調課,衛生科的人要做組織工作,更是忙得不亦樂乎,還要花費一筆開支。
我瞭解情况後問科長賈慶智,這些年為什麼不買一台X光機?有了X光機,既方便、又省錢。回答是申請了,說沒有錢。其實一台X光機,當時的價格是六萬元,幾年的外出檢查費也夠買一台X光機了。
我問財務科長呂翠蘭,她也說沒有錢買。于是我找老財務瞭解歷年來的財務狀况,她無意中告訴我,學校賣舊報紙的錢有十幾萬元,好多年了,每年增加,現在大概有14萬多元,并說,這個錢處長可以動用。
我决定從此款中抽出6萬元買一台X光機,從此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有了X光機,再也不用到外面去體檢了,教務處也不用再為此調課了。
3. 瞭解情况,抓主要矛盾
教職工的住房年年建設,但總是不夠分配,青年人結婚,解决不了住房,有的有了孩子還沒有房住。就是說,家屬宿舍的建設滿足不了學校發展的需要。
基建科逄佐洲科長說,部裏撥款太少,水院家屬宿舍面積偏小,老房子都沒有客廳,六八型設計了客廳,衹能放個飯桌,六九型擴大了一點,仍然連個大沙發都放不下。設計室的同志告訴我,因為造價限制了,他們也沒有辦法。
瞭解情况過程中,我發現經費使用上也有些問題。在分配經費時,往往由總務部門提出教學經費、科研經費、基建經費、行政開支經費、工資等項目的撥款數,本來教學、科研、基建、工資等經費是部裏戴帽下撥的,是按學校師生員工人數及國家規定撥款的;而行政開支等費用由學校計劃的,但行政開支往往伸縮性大,不夠了,就從教學科研經費中擠出來,這是形成教務、總務部門矛盾的主要原因。
人防工程開始後,花了不少錢,但這些原來是沒有計劃的,就得擠其他的錢。按照財政部、建設部等部門的規定,人防建設是列入基本建設範圍內,規定基本建設費中有一定比例(可能是百分之五)用于人防工程建設,可我們學校基建預算中從未列入人防工程建設費,衹好擠其他經費。
以上這些問題,都需與部裏有關部門溝通。一九七六年五月,我到北京與水電部有關部門溝通,提出了增加家屬宿舍建設投資及宿舍戶型擴大客廳設計的意見,還提出了人防建設經費追加撥款、增加科研經費及有關實驗室建設費用等問題。有關部門基本上滿足了我們的要求,當即批准了我們當年的追加預算(人防建設和實驗室建設)。
4. 住房公平、合理分配
在北京工作一個星期,滿懷喜悅回到學校,學校領導也很高興,既要到了錢,又為今後增加建設投資鋪了路。
在我離校的一週中,發生了一件事:衛生科的一位護士準備結婚,房管部門將十一舍3樓一間朝南的有陽臺的地板房分配給她。這在青年中引起強烈反響,特別是司機中有不少已結婚、甚至已有了孩子仍未分到房的,情緒非常激動,說要等我回來討說法。
我一回到學校,第二天就收到了他們的信,要我講清楚,為什麼結婚多年、甚至有了孩子的職工分不到房,而還未結婚的已經分到了房?為什麼房管部門說沒有房可分配,而今却有了房?
我經過瞭解,得知此事是管房產的逄科長與衛生科的賈科長暗箱操作的結果,總務處的二位負責人則支支吾吾,說不出個所以然(我估計是有人打了招呼的)。
需要分房的有8個青年,他們有的已結婚多年,有的已有孩子,以總務部門的職工居多。他們的眼睛盯着我,看我如何處理這件事,既期待又懷疑。
我把此事視為糾正總務部門幹部隨心所欲,把所掌握的權力用來做交易、送人情的不正之風的突破口。此事既要嚴肅處理,又要不傷及各方面的自尊,更要合理地解决,使各方滿意,特別是涉及兩大金剛及總務處的負責人,更要慎重,弄不好會翻船。因為我在學歷、資歷上都比不上他們,工作經驗也比不上他們,更是一個挨整至今未徹底脫帽的犯錯誤的幹部,也沒有後臺,衹要有風吹草動,我就站不住脚了,所以我對此事的處理必須格外小心。
好心的肖秘書要我慎重,主張對總務處的兩位負責人批評一下就可以了。我覺得這樣處理會傷了群衆的感情,也涉及群衆的切身利益。
我先找逄、賈兩位科長談話,講清事情的經過,賈科長主動承擔了責任。在討論如何解决時,賈科長說若收回已分的房子,對那位護士打擊太大,因為鑰匙已給她本人了。我問逄科長,還有沒有其他的房子可用安置已婚職工,需8間。他說無法解决,還有一二間,多了也解决不了。
我心裏有了底,就召開了總務會議,專門議此事。會上我講了總務工作的重要性與公正性,它的所有工作都會影響到全院師生員工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影響到每個人的利益,不怕物資少,就怕分配不公,引起群衆的不滿。接着就這件事批評了兩位處領導和兩位科長。
解决的辦法是,逄科長設法把8位已婚職工的住房解决了,十一舍的房子就分給那位護士,如解决不了,收回。還有的兩間,按工齡長短、家庭具體情况(如已有孩子的要照顧),分配給他們住,迅速平息由此引起的不滿情緒。
逄科長提出,把學生八舍一樓東邊改造一下,可以整出10間房,建臨時的公用廚房和公用廁所。
我同意這一方案,經領導批准,不久就解决了8位職工的住宿問題,他們很高興。
一九七六年的下半年,學校有幾幢宿舍竣工,住房分配政策由黨委討論决定,由我主持住房分配工作。
房源160套(電影場旁五幢宿舍),兩室一廳,廳很小(六八型)。現在的人們是看不上眼的,可當時非常搶手,兩居室還有一個廳,衛生間、廚房間齊備,很多人都希望能分到一套。
分房是件很複雜的工作,涉及每位教職工的切身利益,要精確計算每人的各種條件,然後將哪些人可以遷入新房、哪些人可以遷入空出來的舊房進行排隊。要很細緻,不允許出差錯,否則工作相當被動。分房工作也很繁瑣,找的人特別多,在關鍵時候我不能住家裏。
在分房的兩個月中,我無法休息,還要頂住各方面的壓力、漫駡,搞得精疲力竭。
令人難忘的有兩件事。一是有的院領導給我遞條子為某些人要房子,有的領導直接口頭給我打招呼,說“××找了我,說他應該有條件分新房,你們考慮一下”。我感到很難辦,于是在黨委聽取住房分配工作彙報時,我提出:分房政策是黨委通過的,我要嚴格執行,如違反就是黨性問題、違紀問題。領導打招呼,我們就很難辦。希望各位領導諒解、支持我們的工作。宮雨屏書記說,堅决按黨委通過的原則辦。這就頂住了來自某些領導的壓力。
二是來自群衆的壓力。這種壓力往往帶有派性,更難辦。一位原“闖派”的職工申請調房,因條件不夠,房屋分配小組沒有同意,他就指着我的鼻子罵我搞派性,搞報復,怎麼解釋也無濟于事。一位原“好派”的老師申請新房,因條件不夠沒有輪到她。她冲到我辦公室罵我忘本:“大家把你抬到領導的位置上,你就把大家忘了。”這些事我早就料到會發生,但真的發生了,還是感到委屈。
5. 按政策辦事,為職工排憂解難
在總務處工作期間,與工人接觸較多,深感學校工作離不開工人,工人的生活是最艱苦的。他們工資低、人口多(孩子多),很多工人的愛人都在學校做臨時工,收入微薄,他們下班後就去種“自留地”,這些地都是在不毛之地開墾出來的,經過2到3年的種植和施肥,成了不錯的菜地。人們衹看到他們的收穫,每天有新鮮蔬菜吃,經常有人反映:×××種自留地,群衆有意見;×××用公家的東西做自留地的圍攔,等等。
我對領導、對教師們講,也在總務部門職工會上講:不要衹看到他們收穫了多少,要看到他們工作一天后,還要去開墾荒地,還要澆水施肥。教師、幹部拿着扇子乘凉,他們却汗流浹背在勞動,有勞動就有收穫,不勞不獲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我們的工人同志家裏人口多,收入少,靠自己的辛勤勞動給家裏減輕點負擔有什麼不對?
有人鼓動綠化科在開墾好的菜地上種樹,一時間在各處菜地裏都撒上了石灰圈,等着挖洞栽樹。我發現後告訴管綠化的同志,若有計劃地綠化栽樹,無可非議;若為了不讓工人種“自留地”而為之,則不可取。你們栽樹為什麼不在沒有種菜的地方去栽,偏要在工人們辛苦幾年開出來的一點菜地裏栽樹?
工人同志的家屬是學校的臨時工,她們找我反映武漢大學、華中工學院每年都有臨時工轉正,為什麼我們學校一直沒有轉正的?後來居委會的胡主任也反映了同樣的問題。
我就到人事部門詢問,并要求看有關文件。工作人員給我看了水電部的文件,水電部每年給我們20個臨時工轉為合同工的名額,據此推算,我們學校的臨時工早就該全部轉合同工了。
但我發現,當時學校衹轉了兩位臨時工,一位是人事科長的夫人,另一位是後來任命的保衛科長的夫人。我當時很生氣,問人事科丁科長為什麼會這樣?他叫我去問黨委。
我無奈,衹好約居委會主任一起到湖北省勞動廳談。省勞動廳接待我們的一位處長第一句話就是:“你們睡醒了?武漢大學、華中工學院年年辦,我們叫你們來辦,你們也不來。”我衹有檢討、賠不是。
經過協商,省勞動廳最後明確,同意按中央精神補辦,為四十五歲以下的職工家屬、臨時工辦理轉正手續。
據此,為五十多位臨時工中符合條件的三十多人辦理了轉正手續,她們知道後歡呼雀躍,有人甚至叫我“張青天”。
其實這是党關心職工群衆的一貫政策,我僅僅是按政策辦事而已。至于我院人事部門為什麼長期拖着不辦,而衹辦了兩位科長的夫人,其原因不得而知。丁科長要我去問黨委,我也沒有去問。他這樣說是推托呢,還是另有隱情?衹有當事者心裏明白。
每當我看到當年因年齡限制而沒能轉正的老嫂子們,現在既無退休金,又無醫保,生活非常艱難時,我心裏總有一種內疚之感,總覺得沒有把事情完全辦好。
總支秘書肖恢先同志告訴我,我們學校還有12位子弟(知青)在五三農場勞動,家長們都希望我把他們的子女弄回來。知青回城沒有問題,問題是工作安排。我考慮這12位子弟的父母很多在總務部門工作,就决定由我們消化。經學校領導批准後,這些孩子都回來了,并安排在總務處工作。不久,他們中的一些人申請報考大學,基層領導不同意,說他們把學校當跳板,花九牛二虎之力剛調來,屁股還沒有坐熱就要走,不行,起碼幹兩年。我覺得青年人希望讀書是好事,于己于國都是有利的,我如數批准了他們的申請。他們也都考上了大學,有些人後來當上領導幹部,有的成為技術骨幹、專家。直到現在,有時碰到我,他們就會說,當初要不是你支持,我們可能還在食堂呢。
學校在武漢市東西湖東山頭有個農場,農場勞動力主要依靠輪流到農場勞動鍛煉的教職工,平時管理人員較少,有時會出現勞力斷檔,農場工作就會受到很大影響。我也曾計劃派些固定人員長住農場,把農場盤活,使農場真正成為學校的副食品生產基地。
我在總務處工作期間,經常考慮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如何把農場辦好。農場工作比學校艱苦,生活上也有諸多不便,平時又不能回家,所以一般的職工都不願意長期在農場工作。要想使農場恢復生機,工作人員能安下心來工作是關鍵,工作人員能安下心來在農場工作,除非解决他們的切身利益,把他們的家人也調到農場去。
由此出發,我們的解决方案是,將家在農村、長期分居的職工家屬(連同孩子)調到農場,該職工也調到農場工作。一方面解决農場工作人員的穩定問題,也解决了他們長期兩地分居的困難;另一方面也解决了農場的勞動力問題。家屬在農場工作也給報酬,當然這是以自願為原則的。
我們公布這一方案後,不少職工申請,經多方考慮,選擇了一些農場工作需要的職工家屬調到農場。
本想經過一段時間幫助其解决戶口問題後,進而轉為正式職工。後來因我被隔離審查而未能完成心願,但看到他們的戶口問題解决了,雖然沒來得及解决他們的工作問題,但他們的孩子都是城市戶口,讀書、當兵、就業一視同仁,過得很好,我心裏還是很高興的。
那時沒有天然氣,教職工家裏做飯、燒水都用煤,每人每月發煤票,定量供應。學校裏有一售煤點,但衹供應煤球,不賣蜂窩煤,可大多數家庭都用蜂窩煤,而蜂窩煤最近的供應點在洪山煤店(現石牌嶺亞貿廣場後面),路遠,人多要排隊,每月買一次煤需一天時間,不少人半夜去排隊,有的甚至頭天晚上就去排隊,第二天上午把煤用板車拖回來。我每個月買煤都是晚上去排隊,爭取第二天上午10點前買到煤,11點左右把煤拖回來,中午前把借來的板車還回去。因此,每個月為買蜂窩煤要排一夜的隊,再用半天的時間買煤、運回,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
為解决教職工買蜂窩煤難的問題,我主動找洪山煤建公司聯繫,請他們將水院的售煤點擴大,除供應煤球外,也供應蜂窩煤。洪山煤建的答復是:除非在水院建蜂窩煤生產點,否則無法解决。對這個答復,我清楚地意識到,是要學校解决房子、設備、水電等問題,由他們來生產、銷售。那時的煤是專營的,其他單位是不能自行生產、銷售的。經研究,我們與洪山煤建公司達成了共識:由學校負責擴建售煤點的廠房,購置生產蜂窩煤的設備;由洪山煤建負責設備安裝,組織生產,保證供應。我們很快完成了廠房建設(簡易廠房),花三萬多元買了一套蜂窩煤生產設備。煤店的擴建,從談判到正式投產,衹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一九七六年上半年,教職工在校內也可以買到蜂窩煤了。學校的老職工們不會忘記,當時,這件事辦成,確實使教職工從此不再為買蜂窩煤發愁了,解除了他們的後顧之憂。
我在總務處工作1年多一點,對接觸到的人和事很有感觸。
首先,他們多數是學校底層的群衆,他們的思想狀况、生活狀况與教師、幹部不同。他們任勞任怨做的事都是被看作是小事、繁瑣事,都是為別人服務的事,默默地為別人做飯、燒水、修門窗、造房子、開汽車,為別人治病、打針、做清潔衛生、綠化校園,學校的所有人離不開他們。而他們工資最低,住的房子最差,是學校最下層的人,可他們無怨無悔。一旦你為他們做了點事,他們會感恩戴德,老記着你。
我認為,這樣的人是可敬的,可愛的,應該尊重他們,關心他們,儘量為他們做些有益的事,讓他們感到自己與教師、幹部是平等的,都是在為培養國家建設人才工作,都在貢獻自己的力量,應當感到自豪。
第二,總務部門是掌握學校師生員工食、住、行、醫療、環境衛生、財務等各方面物資的部門,這些部門的領導人,可以處置他掌管下的物資。對群衆來講,他說有就有,他說沒有,就會有充足的理由說沒有。對這些幹部特別要進行為人民服務的教育,對待師生員工要一視同仁,不能以自己的親疏、好惡來處理問題,更不能假公濟私,否則貽害無窮。
以我的經驗,管錢的人,他手裏一定會掌握着一些計劃外不公開的錢;管房子的人,他手上一定有幾套房;管伙食的人,他的倉庫裏一定是有結餘的;在醫院裏一定有好藥。
應該講這是必須的,但是要透明。這些人往往欺騙群衆,也欺騙領導,所以總務處有人說科長們領導處長,是不無道理的。如果處長是個官僚主義者,那更是如此。
我經過一年多的調查、摸索,大體上摸清了總務部門家底,科長們是騙不了我的。
正當我準備進一步改進工作時,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政治形勢變化使我失掉了這個機會。
(四)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我做了些什麼
一九七六年三月中央發了4號文件,發表了毛主席自一九七五年十月到一九七六年一月的多次重要講話(整理稿)。
毛主席講了階級鬥爭問題、社會主義革命問題,講了一些老同志的思想“還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民主革命後,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却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反對革命了。為什麼呢?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結論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兩個錯誤是打倒一切和全面內戰。
毛主席對鄧小平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他自己就不讀書,他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從不談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講話,也不聽群衆意見。當領導此作風是大問題”。
毛主席也指出,鄧還是人民內部問題,與劉少奇、林彪還是有一些區別。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
一九七六年四月清明節前後,天安門廣場發生了以悼念周總理為名的群體事件,中央認為鄧小平是事件的後臺。四月七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議: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這個决議是符合毛主席在4號文件中的講話精神的。可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是黨中央、毛主席發動的。
毛主席對鄧小平是非常看重的,對他的評價很高,一九七三年底復出後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中央和軍委領導工作。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一月八日,在中共十届二中全會上,經毛主席提議,鄧小平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黨中央副主席。在一月中旬召開的四届人大會議期間,鄧小平被任命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之後,由于周恩來總理的健康原因,由鄧小平主持中央黨、政、軍日常工作,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如果沒有毛主席的認可與支持,鄧小平是不可能擁有如此大的權力的,這說明了毛主席對鄧小平的倚重。
但鄧小平在整頓的名義下,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毛主席在無奈的情况下,為鞏固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衹有把鄧小平清除出中央,并發動群衆揭露與批判他的錯誤。
這就是一九七六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由來。
之後,中央又召開了打招呼會議,指示各省、市領導要轉好彎子,對革委會要補台,“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
這就有了湖北省委和各單位黨委的轉彎子,對工代會、各級革委會如何補台的討論和舉措。這些討論與舉措同樣是自上而下層層布置的。
一九七六年對我來講是十分忙碌的年份,剛到院總務處任上,而且黨、政工作都要抓,既要處理日常工作,又要調查瞭解,弄清情况,加上分配住房這樣的事,所以對于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事情,我并沒有太關心。另一方面,安排我搞人防工程後,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
我的特點是,任何工作我都希望把它做好,一步一個脚印,每走一步都應留個脚印。而對文革中反復出現的運動已無多大的興趣,對于揭發誰、批判誰更沒有興趣。
如果說還有一點要求的話,衹希望黨組織能夠為受打擊的人平反,對造反派一視同仁,不要把造反派視為二等公民,另眼相看,除此以外別無他求。
對我個人而言,領導衹是利用,但并不信任,這是最讓人痛苦的。如能同意我調離湖北,我會謝天謝地。
因此,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中,我主動做了兩件事,被動做了兩件事,這4件事以後都成為整我的罪狀。
1. 主張依靠黨委解决問題,反對搞大民主
一九七六年六月間,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風波波及我院,有些人主張發動群衆搞大民主。我生怕鬧出亂子,便請兩派(“好派”、“闖派”)中的骨幹坐到一起談形勢,做工作。會是在陳伯強家開的,我反對發動群衆搞大民主,主張有問題通過黨委解决問題,現在形勢不同了,黨委領導一切,中央領導一再強調要加強一元化領導,毛主席指示要“以安定團結為好”。經過爭論多數人同意我的看法,個別人反對,會後衹有徐約鉺一個人在校內刷了幾幅大標語,群衆也沒有跟着跑。
我認為目的達到了,同時將情况向崔連貴副書記彙報了,領導也認為做得很好。
這件事以後成為我拉幫結派的依據。
這是我主動做的。後來想想,我完全可以不管這些事,學校亂起來,別人犯錯誤,關我什麼事?可又一想,人人都是這個態度的話,那麼這個黨、這個國家還有救麼?
2. 審批革委會主張兩步走
一九七六年七月間,黨委書記宮雨屏找我談話,有兩件事徵求我的意見。一是關于革委會補台問題,是一步走還是兩步走?二是要我考慮造反派中哪些人需要安排工作。
一步走的意思,是原有革委會中合適的成員與新增的成員一起向省委報批;兩步走的意思是先報批原先的革委會成員,再報批新增的革委會成員。
我回來後找王紹良等極少數人談了,并徵求他們的意見。
在黨委擴大會上討論革委會問題時,我提出分兩步走,理由是一步走等于不承認原先的革委會;兩步走,先審批原先的革委會,這是文革的新生事物,是文革的成果,領導要承認。
宮雨屏書記主張一步走,理由是如果兩步走,那後增加的革委會成員是否要經過先審批的革委會的討論?將來問題會很多。
為這個一步走、兩步走的問題,學校討論了好幾回。我堅持兩步走。由于意見不一致,結果半步也沒有走。
關于造反派需安排工作的人,我向黨委推薦了兩個人,一是原“闖派”的工人頭頭、革委會常委熊德才,可安排到機械廠(學校實習工廠)任副職;另一人是原“闖派”的陳伯強老師(政治教師、共產黨員),可安排到宣傳組工作。當時主管人事工作的副書記崔連貴說,這兩個人已經考慮安排了。
這兩件事都是在黨委徵求我的意見時,我提出的意見,以後又成為我攻擊黨委、篡黨奪權、拉幫結派的依據。
3. 關于到湖北大學見彭勛的問題
一九七六年八月的一天晚上,鍾興錦(政治課教師)、王紹良和我3人,到原湖北大學(現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秦憲政老師家玩,這是鍾興錦幾次約請後纔成行的。
文革中,我和秦憲政認識,鍾老師原是湖北大學的,與秦是同事,他們談起我在水院的情况,秦托鍾約我去玩。
我因忙一直未能成行,第三次約請,因白天沒有時間,就定了晚上去。去時正好碰上彭勛在秦家吃飯,彭參加了湖北省委召開的襄樊轉彎子會議。他很健談,介紹了會議情况,結論是省委特別是趙辛初書記、趙修書記有决心解决問題。基本上是他一個人講了二十來分鐘,然後說有事就走了。
我與彭勛在北京中央學習班見過,沒有交談過,人稱彭油嘴(這綽號據說是張體學起的),此次見面,我覺得名不虛傳。
在秦家與彭勛相遇,是偶遇還是秦憲政的刻意安排,我不得而知。
這件事成為我與“四人幫”爪牙密切聯繫的證據,同時還和華中工學院的趙文成批朱九思聯在一起,真是跳進黃河洗不清!
4. 關于在全院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大會上的發言
一九七六年九月底,學院召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大會,黨委宣傳部長常樹蔭要我在會上發言,我說一是沒有時間準備,二是不知講什麼好,推辭了。他第二次找我,我又拒絕了。第三次找我,他說黨委的决定,你必須要發言。
以組織名義壓人,這是共產黨最厲害的一手,組織决定衹好答應。我問常樹蔭講什麼,他說你參考報上講的就可以了(他是應付差事),我說,那我就抄報紙了。結果我找了幾份報紙,主要是按《文匯報》一篇文章的內容拼湊成了一篇發言稿,在會上念了。
黨委在這個會上宣讀了湖北省委對我的任命文件,任命我為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事先沒有人對我講有這樣的安排。這篇發言後來被說成是我的“就職演說”,反對鄧小平,鼓吹“走資派還在走”。
以組織名義壓我發言,我又不知道那天宣布對我的任命,怎麼就成了“就職演說”?那天發言的人,包括黨委副書記張茀承,誰不在批鄧小平?誰不講“走資派還在走”?這句話是毛主席講的啊!
如此整人,我還有活路麼?
(五)關于我的提拔問題
關于我的提拔,是後來整我時重點追查的問題,涉及到對我的結論。這個問題是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的兩年中發生的,應該有所交待。
從一九七五年開始,湖北省委多次考慮,讓我擔任廳局職工作,直接找我談話有3次。
第一次是一九七五年六月份,湖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余英找我談話,是學院黨委通知我,并派車送去的。余副部長在住院,談話地點在同濟醫院的高幹病房。
此次談話的主要內容是,湖北省委决定調我到湖北省體育工作委員會工作。余副部長說:你先任省委工作組組長,帶領工作組進駐省體委,進行整頓,建立新的領導班子,現在×××在體委搞得工作無法開展。整頓完後,你留在體委工作,擔任黨委書記兼體委主任。
我感到突然,體育工作專業性較強,我是門外漢,加上余副部長要我到體委後,把×××拉下來,×××又是國內外知名運動員,他的隊友在國家体委擔任要職。我自認勝任不了,當面拒絕了。
第二次是一九七五年底或一九七六年初,也是余副部長找我談的,地點在湖北省委宣傳部。這次讓我到武漢化工學院任黨委書記,我也以種種理由推辭了。
第三次是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焦德秀找我談話,時間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下旬,地點在省委宣傳部辦公室。談話時,焦部長的秘書(姓王)也在場。
焦部長先問了我現在的工作及學校的情况,接着說:“省委研究了,讓你擔任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副書記,二把手。讓張茀承帶兩年,兩年後,他退下來,你到第一綫,全面負責。這兩年中主要由你抓工作,張茀承掌掌舵。”問我有什麼意見,我說,我不想幹。
因為焦部長知道我兩次推辭了省裏的安排,聽後有點不高興地說:“幾次要安排你的工作,你都不同意,以為你不想離開學校,所以省委决定讓你留在學校工作。你又推辭,到底是什麼原因?”
在這種情况下,我對焦部長講了實話(當時認為焦是代表了上級組織的):我不想在湖北工作,更不願在學校工作,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我在學校參加了文化大革命,又參加過派性鬥爭,我知道派性是很頑固的,對于反對我的一派來講,即使我按黨性辦事,他們也會說我有派性;對于本派的人來講,我當了領導,他們找我解决問題,我秉公處理,他們會罵娘,所以我衹有離開學校,離開湖北,纔能徹底遠離派性的糾纏。第二,我和張茀承同志有些合不來,一起工作怕會鬧矛盾,這對我們兩人和學校工作,以至對上級領導都不好,所以我不想繼續在學校工作。
他讓我講出我的想法,我說想到華北電力學院去,那是我的母校,校領導歡迎我回去,學院黨委書記梁超同志曾三次來武漢要我回去,水電部也有這個意思。我一九六五年調來時,學校就不放,後來水電部領導講,先過去,以後再回來,所以華北電力學院一直在要我回去。
關于對張茀承書記的看法,我講了他的優點,也講了他的缺點(我認為的缺點),主要講了三條,一是待人不誠懇,作風不正派。我列舉了文革初期,我真心希望黨委檢查自己的錯誤,取得群衆的諒解,然後領導文化大革命運動,而張茀承裝作非常痛苦的樣子,痛哭着要求我為他起草一個檢查提綱,但第二天在黨委會上,他拿着我一夜未眠寫成的提綱說,摸到了張建成的觀點,并從此把我排斥在體制外。二是工作上考慮個人過多,因此對其他人既不放心,又不放手,政治運動一來,又不勇于擔責,這很傷幹部的心。我也舉了些例子,比如他平時讓張如屏到外地休養,運動一來,就把張院長接回來做擋箭牌,這也給張院長彙報過,那也給張院長報告過,其實學校工作是他一把抓的,出了事就都是張如屏的。三是親一些人,疏一些人,這一點我來的時間短,體會不太深,是聽一些老水院的人講的。我的性格又是喜歡直來直去,見不得弄虛作假,因此我怕時間長了,會發生矛盾。
焦部長說,工作問題,省委已經討論决定了,不要再推辭了,調動的問題暫時也不要考慮。至于張茀承的問題,我找他談一次,要他支持你的工作。要搞好團結,不會有什麼問題的,你回去等着,文件很快會下達的。
最後我表態:既然省委已經决定,我服從,幹兩年,兩年中我會全力以赴把學校工作做好,兩年後請組織上考慮放我走。
回到學校後,我向張如屏院長彙報了情况。他聽後說:“建成啊,你太年輕了,不瞭解高層政治生活的情况,不該將對張茀承的一些看法對焦部長講,這樣會被誤會,認為你告了他的狀,弄不好要吃虧的。”
其實,我也怕焦部長對張茀承講後引起誤會,我第三天就找張茀承書記談了對他的一些看法,他表示接受我的意見,對有些事作了解釋,并再次在我面前流了淚。當時給我的感覺是,可能焦部長已經與他談過話了。
對我的提拔,是經過了兩年多的全方位考察的。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份,省委組織部、宣傳部聯合考察組來我院,找各方面的人談話,瞭解我的情况,開了專案組人員的座談會,瞭解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也找我本人談了話,瞭解我的過去,以及對當時形勢的看法。我當時認為是要解放我,後來聽說黨委正式向省委寫了有關我的材料。
為什麼會對我的安排這樣興師動衆呢?我估計兩種因素起了推動的作用,一方面由于我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的表現,省委宣傳部領導比較滿意;另一方面,當時學校調來不少新的領導同志,他們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認為我這個人還可以,因而向上面介紹了我的一些情况。于是省委啟動了有關程序:基層組織推薦、上級相關部門考察、找本人談話等。
對我的任命文件是鄂發(1976)20號,那是一個任命一批幹部的文件,文件中衹有兩位新幹部,除我外,還有一位是長陽縣的赤脚醫生,被譽為中國赤脚醫生之父的覃祥官,他被任命為省衛生廳副廳長。
後來,在對我的審查過程中,以篡奪水院的党政大權作為重要內容,要我交待目標是要整張茀承、奪張茀承的權,并明確要上聯焦德秀、王秘書,下掛崔連貴、梁道平。
于是,我想起了老院長說的話。
其實我根本不想在水院待下去,怎麼還會上下串通奪水院的黨政大權呢?水院的領導人也清楚,水電部要調我到華北電力學院去,我自己也多次申請調走。那麼為什麼要說我陰謀篡黨奪權呢?說到底還是兩個字——報復。
要置你于死地,無中可以生有,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是一個響應毛澤東主席及黨中央號召,起來反抗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及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群體,它的成員主要是基層的工人、學生及一部分幹部,在鬥爭中他們屢遭鎮壓,但他們堅持鬥爭。
毛澤東主席逝世,他的接班人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致使文化大革命遭到失敗。造反派這個群體進一步遭到鎮壓與清算,成為建國以來被整時間最長、受迫害最深的群體,成為共產黨內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和替罪羊。
造反派是無辜的,他們響應共產黨及其領袖的號召,起來造走資派的反,何罪之有?他們在鬥爭中有過錯誤和缺點,也有過過激行為,但與走資派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人及由他們操縱的保守派比較起來,衹不過是小巫見大巫罷了。
這天大的不公正和種種冤、假、錯案是權力造成的,至今仍被權力掩蓋着、壓制着。相信歷史終將會以鐵的事實還造反派以公道。
而那些以鎮壓造反派為榮、以鎮壓造反派得以升官發財的人,有的已經受到了唯物辯證法的懲罰。那些至今仍自以為得計的人,也必將受到歷史的懲罰,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

http://60nd.or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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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4-12-19

岁月留痕  张建成著(12)

[ 作者:顾建堂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526    更新时间:2014/7/3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

作者简介:张建成,上海市人,生于1935年。1956年7月毕业于北京电力学校锅炉装置专业。1956年8月至1965年1月在北京电力学校、北京电力学院任教师、动力系党支部书记、电厂化学系党支部书记。1965年1月水电部系统学校院系调整,调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工作,1987年7月退休。文革前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文革中,于1966年12月上旬率院团委干部表态支持造反派,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钢二司)红水院总部勤务组副组长,后任院人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总务处处长、党总支书记,院党委副书记,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从1968年10月到1978年4月,五次被关进各类“五不准”学习班,在学习班总时间为23个月。1984年9月26日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行政职务。

十、“四人幫”被抓後發生的事
(一)從“四人幫”被抓所想到的
1. 不贊成用武力解决“四人幫”問題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主席逝世。十月六日,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張春橋、政治局委員江青、政治局委員姚文元(王、張、江、姚“四人幫”)被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中央領導人抓捕關押,國內外震驚。
毛澤東主席逝世後,中國共產黨向何處去?新的時代將走什麼樣的路綫、實行什麼樣的政策?都是人們關心的問題。但用抓捕關押持不同政見者的辦法來開啟新的時代,出乎人們的預料。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各次路綫鬥爭還沒有這樣的先例,這個辦法也是毛澤東主席堅决反對的。
“四人幫”被打倒後,中央組織全國各地游行慶祝,報紙、電臺、電視臺廣泛報導。人們興高采烈地慶賀“四人幫”被抓,喝慶功酒,吃螃蟹(以示“四人幫”橫行霸道,似螃蟹橫行一樣)。我也被這種熱情所驅使,每次游行走在最前列,高呼口號,學習討論時也發言表態擁護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
但冷靜下來後,總覺得這樣做欠妥。
我對“四人幫”既沒有仇恨,也沒有太多好感,與他們從未有過任何瓜葛,歷次參與解决武漢問題的中央領導中從沒有“四人幫”,因此,武漢問題似乎與“四人幫”無關。相反,對謝富治就不一樣,因為“七二〇”事件的處理、中央學習班湖北班他都參與過,他平易近人,正面講問題,從不亂扣帽子,後來聽說他把工資的大部分交黨費,家裏陳設一般,生活很簡樸,所以印象很好。
“四人幫”,王洪文除外,作為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員,他們在跟隨毛主席進行文化大革命中是有貢獻的。對江青,我感到太狂傲,亂表態,給毛主席惹了很多事,不宜擔重任,最好還是退到後面去;對張春橋,上海學生反對他,說他有歷史問題,他支持攻打上柴聯司,因此我并不尊敬,認為張春橋、姚文元的文章寫得不錯,可以做些理論方面的工作,不宜當中央領導。所以,讓他們下臺我是贊成的。但我又認為,他們幾個人是毛主席發動文革的積極支持者,從開始到現在,支持文革的人就他們幾個人了,其他人都陸續下臺了,現在毛主席剛過世不到1個月,就把他們抓起來,是不合適的。再說,就算他們犯有嚴重的錯誤,也可以通過組織程序由中央委員會撤掉他們,批判他們。
把反對者抓起來的辦法,不是共產黨的辦法,也不是毛主席的辦法。我當時認為,這個先例一開是不好的,對用武力解决“四人幫”的問題,我是不贊成的。
2. “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歷史現象,共產黨也難以避免
歷史上的政治鬥爭都是勝利者是對的,一切由他們說了算。而失敗者總是錯的,他們再也沒有話語權,任人宰割,歷史的真相到底如何,誰也弄不清,因為後人聽到的衹有一面之詞。這大概就是“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邏輯結果。
這種情况,共產黨也不例外,很多被打倒的歷史人物,衹有看到了他們的回憶錄或被平反昭雪時,纔有另一種說法。
我們再也聽不到劉少奇自己的說法,再也聽不到林彪自己為什麼要逃跑的說法了,因為他們都已經死了,沒有留下書面的材料。
“四人幫”會說些什麼呢?江青在法庭上為自己作了辯護,講了很多與公訴人指控完全不同的內容,但法庭不會採信。一個被打倒的人,說的話又有誰能信呢?誰要是信了,那就是立場問題。
所以在我被打成“四人幫”幫派骨幹、背負配合“四人幫”篡黨奪權罪名的時候,誰能相信,我與“四人幫”不僅沒有任何牽連,甚至對他們是有看法的呢?
我的一切行為,都被說成是秉承了“四人幫”及其幫派體系的旨意;一切行為的目的,被說成是為了篡黨奪權;所作所為,被說成是反革命兩面派手法。
他們對上報的、對下說的、大字報寫的、廣播說的、小報登的、批判會上講的,都是謊言、謠言,但誰也聽不到我的辯白,聽不到我對事實真相的闡明。
這是中國政治的悲劇,也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從上到下存在的、應當認真總結的經驗教訓。
3. 抓捕“四人幫”是重大的政治行動,除了除掉政敵以鞏固自己的權力之外,往往意味着政治方向的改變
毛澤東主席逝世不到一個月就採取行動,把包括毛澤東夫人在內的黨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委員,不經任何組織程序,動用武裝部隊抓捕、關押,本身就說明問題的嚴重性與緊迫性,說明這些人早有準備,衹是在等待時機,主席一死,時機已到,迫不及待地採取行動。
因此,我的感覺告訴我,抓捕“四人幫”不是最終目的,也不會到此停步。後來的事實證明,我的預感是對的。
抓捕“四人幫”後的一個重要步驟,是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所謂有牽連的人就是指那些積極支持與參與文化大革命的人——造反派中的骨幹,所謂有關的事就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
清查的結果,必然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抓“四人幫”是手段,目的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從而為新的政治路綫鋪平道路。否定了文革路綫,也就否定了毛主席建國以後所堅持的路綫,從而肯定了劉、鄧路綫,這樣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實行劉、鄧路綫。
華國鋒是個悲劇人物,毛主席把重擔交給了他,當時國人也對他寄予厚望。在一些人的吹捧和鼓動下,他為了一己私欲,為了鞏固他作為黨和國家的領袖地位,抓捕了“四人幫”,以為既清除了自己的政敵,又博得了一部分反對文革的人的歡心,成為全黨、全民的領袖。後來發現是被利用了,但為時晚矣!最後也逃不脫被趕下臺的下場。
有人說華國鋒背叛了毛主席,是叛徒。我認為,他是地位起變化後,在某些別有用心的人的吹捧和鼓動下,為達到鞏固地位的目的,而被人利用。當他明白過來時,已身不由己。縱然他為一些人做了他們想做而做不到的事,為一些人的事業立了功,然而華國鋒本人畢竟是在文革中升遷的,所以這些人還是不會放過他的,必須要把他趕下臺。這是華國鋒當初不會想到的,他下臺後至死不講話,但每年兩次帶領家人到毛澤東紀念堂瞻仰毛澤東,最能說明他的心態。
對于上述三個問題,當時衹是有些粗糙的想法,曾經和極個別人討論過,這個人就是賴文德。他此時正好返校參加一個業務方面的培訓班,到我家聊天,大家談了些看法,別無他意。可他老兄在他同班同學家吃飯時(該同學留校工作),也講了些與時局不協調的看法,該同學在學習會上以“有人說”開頭講了一些觀點。于是上頭再三要他交待這“人”是誰,他被逼無奈,全盤交待,把賴文德交出來了。于是又逼賴文德,要他交幕後指揮,當然指我,但賴沒有和盤托出,所以在審查我時這作為一個重點問題,始終不放過。賴文德不能繼續在培訓班學習,返回原單位,材料轉過去了,也就成為清查中的主要問題之一。
一九七七年寒假以後,隨着中央“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運動的開展,大火逐步燒到了我的身上,由“半工半讀”(即一邊工作,一邊參加學習班交待)到“走讀”(停止工作,全天學習、交待,但還可以回家),再到開黨委擴大會揭發批判,最後到“住讀”,省委批准“離職審查”,關進隔離室,逐步升級。
每次升級,主要領導都要找我談話,說黨給了我機會,但我的態度不端正,交待不徹底,升級是自己造成的,希望我抓住機會,不要再滑下去了。這些都是謊言。
早在抓捕“四人幫”公開後不久,黨委書記宮雨屏就找朱冠先談話,告訴他,準備到總務處工作,說張建成看來是不行了。可見把我從“半工半讀”逐步升級到“住讀”,衹是按程序推進,掩人耳目而已。目的就是要告訴人們:張建成所以走到這一步,都是他自己找的,領導上是拉他的,是給他創造了機會的,是他自己不珍惜。多麼卑鄙的謊言,既要整死你,又說是你自找的。
其實我早就有思想準備,我的命運早在决定參加文革運動時就已經注定了。
(二)從“半工半讀”到黨委擴大會
一九七七年三月下旬,我被宣布進入“半工半讀”階段。
此前黨委書記宮雨屏找我談話,稱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學校很多問題涉及到你,為了給你創造一個說清楚的機會,决定給你辦學習班,邊工作邊學習邊說清問題,提高思想,檢查錯誤,取得群衆對你的諒解。
我把它起名叫“半工半讀”,學習班時間不固定,人員不固定(相對而言),即每次在學習班交待問題、接受幫助教育和揭發批判時,人員有多有少,每次參加的人是有變動的,除後來成為專案組的幾個人外,其他人根據需要經常變動。
我的交待不能達到黨委的要求,于四月中旬開始,升級為黨委擴大會議的形式,讓我進行交待檢查,參會人員擴大到支部書記一級,幾十個人。
黨委書記說,這是給我創造機會。會上我交待檢查,骨幹們揭發、批判,加上“苦口婆心”的勸說,仍達不到要求。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六月十日,我兩次正式交待檢查,接受揭發批判,黨委認為態度不端正,避重就輕,所以向省委寫報告,申請對我進行離職審查,成立專案組。
九月二日,省委發出批復文件(鄂發[1977]119號):同意對張建成實行離職審查。
九月十六日下午,我被正式隔離審查,關押于學生二舍一樓,從此失去自由達半年之久。
在“半工半讀”及黨委擴大會議期間,要我交待的問題綜合起來有10個方面,而這些問題我永遠無法交待清楚。因為有些根本就不存在,有些雖有其事,但他們想要得到的却與事實嚴重不符,所以我的“交待”與“檢查”始終無法達到他們的要求。因而在半年中,我永遠是“態度不端正”、“立場沒有轉過來”,進而整我的方式步步升級。
這十大問題是:
1. 關于炮打周總理、整理總理材料問題。
我說這是編造的謊言,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魏承厚、崔連貴、張茀承三位副書記在與我談話時,已明確這個問題不存在,怎麼現在又提出來呢?他們說,三位書記講的是“五一六”組織的問題不存在,但不等于整總理的材料不存在,到底存不存在,你自己清楚,必須老實交待,拖不過去,也滑不過去。
2. 反軍亂軍問題。
要交待如何策劃“八一〇”大會,如何配合“四人幫”抓軍內一小撮,如何策劃在全國辦亂軍聯絡站,如何策劃揪鬥人武部領導,如何組織搶人武部的機密檔案。
3. 與“四人幫”及其在湖北的代理人夏邦銀、朱鴻霞、胡厚民的聯繫,與紅旗雜志、人民日報記者的聯繫,有多少次?都說了些什麼?送過什麼材料?領受了那些旨意?回學校是如何貫徹的?
4. 校內的幫派體系問題。
在歷次反復(他們把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說成是反復)中,校內的幫派體系是怎麼活動的?策劃了些什麼活動?哪些人參加?開過一些什麼會?參加會的人員有哪些?研究了些什麼問題?都講了些什麼話?
5. 如何配合“四人幫”在學校篡黨奪權?
在校內準備揪哪些人?哪些人下臺,哪些人上臺?新建班子是些什麼人?
6.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是如何策劃壓黨委成立雙批辦公室,并以此辦公室替代黨委的?如何策劃了口號報?(此問題密加凡同志在會上作了實事求是的說明,口號報是魏書記讓秘書李鴻義起草的,與我無關。)“五一六”名單是如何逼迫黨委公布的?
7. 一九七六年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是如何組織批宮(雨屏)揪張(弗承)的?如何組織搜集張書記材料的?如何進行內外勾結、配合行動的?(這個問題強調要上聯焦德秀、王秘書,下聯崔連貴、梁道平)。
8. 一九七六年進行了哪些幫派活動?除與夏、朱、胡聯繫外,要交待與彭勛、方保林、謝華之(武漢大學學生、三司革聯負責人、省革委會常委)、田洲安(武漢大學鋼二司負責人)等人的聯繫,說了些什麼?聯繫多少次?哪些人在場?
9. 如何策劃為楊道遠翻案的?開了幾次會?哪些人參加?寫了些什麼材料,交到哪里去了?交待武漢大學圖書館會議的情况,哪些人參加?說了些什麼?决定了些什麼問題?
10. “四人幫”垮臺後,對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持什麼態度?如何看待“四人幫”的垮臺?與別人講了些什麼?與賴文德到底是什麼關係?對他講了些什麼?
這10個問題,有些在一九七一年清查“五一六”時就反復查過,有些是一九七四年後發生的。可以看出,這些問題是黨委主要領導人事先整理好後交給參加會議的人,因此發言提的問題千篇一律,都沒有什麼事實依據。
我根據事實該否定的否定,該說明的說明,所以無論如何也不能達到黨委主要領導的要求。
(三)隔離審查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六日下午,黨委正式向我宣讀省委關于對張建成實行離職審查的批復文件,接着將我關押到學生二宿。
宣布我的專案組成員共12人,組長李喜爾,以下是謝德煥、費培根、劉正清、林稼祥、羅紹軍、趙師傅(工宣隊員)、朱元新、方和明、胡庚新、陳貽華、余松田。後5位主要是看管我的,與我同吃同住(星期六他們輪流回家休息)。我隨身所帶物品以及皮帶、鞋帶均收繳,說是為了保證我的安全;接着抄了我的家和我的辦公室,所有筆記本、日記本和一切認為有用的材料均拿走了,并寫了收條(至今未歸還這些物品,我去查問,說找不到了)。這一切和逮捕收監沒有什麼不同,僅僅是關押地點不同,還有伙食費由自己承擔罷了。
法院規定,在判刑後,隔離審查的時間(包括“兩清”時隔離審查時間)可以折抵刑期,這證明了當局從法律上承認隔離審查相當于收監、坐牢。
隔離審查開始,性質發生了變化,即由人民內部矛盾轉為敵我矛盾。當天晚上的廣播,喊出了打倒“反革命兩面派張建成”的口號,在我名字前必加上“四人幫”幫派骨幹分子的定語。
對我的態度也變了,專案組來主要是審訊,要我老實交待。
接着學校以系、處為單位揪鬥,全院批鬥,進一步又在文教系統進行批鬥。批鬥時都由民兵押送,上臺“坐飛機”。
我每天的活動主要是接受批鬥,接受審訊,寫交待材料。不能早睡,每天拖到零時左右。如果睡早了,就會批評你不學習,不思考問題,不認真交待,態度有問題,所以有時要呆坐到12點後纔睡覺。
在隔離審查期間,要我交待的內容,按10大問題,逐個細化。辦法是加壓逼供,引導誘供,疲勞戰,心理戰,除了沒有用刑以外,其他的辦法都用上了。
例如要我承認整了周總理的材料,先說我的問題嚴重得很,現在各方面都在揭發,你的同夥都在被審查,他們為了自身利益,都交待了,你不要抱幻想,現在已經有幾個人揭發了你整過總理的材料,你還要頑固下去,衹有死路一條。
又如和夏、朱、胡的聯繫,說我們學校歷次反復都與夏、朱、胡有關,你不僅自己與他們直接聯繫,還派人和他們經常聯繫,你和他們之間的聯絡員×××已經交待了,你還想隱瞞到什麼時候?
他們講的所謂聯絡員是胡震宇,是革幹聯管省市幹部問題的,他與各群衆組織的頭頭都很熟悉。在壓力下他承認“是張建成派我去的”(否則,他自己要承擔責任),于是胡震宇就成了我與夏、朱、胡的聯絡員。其實胡震宇什麼時候去的革幹聯,他在那裏幹些什麼,我都一無所知。
一九七四年我與他一起去了二招,另一次是丁家顯回武漢後,省委很重視,要院黨委找到丁家顯。魏承厚書記要我幫助黨委瞭解丁家顯在哪里,省委要找他。我也不知道,很着急。胡震宇說,可以去問胡厚民,也許他知道。我問他:胡放出來了(他早被關押,我不知道他已放出來了)?胡震宇說,出來了,現在在同濟醫院休養,衹有少數人知道。于是我和王紹良請他幫忙一起去,見到胡厚民,詢問丁的下落,胡說丁到地、縣去了,但具體地點他也不清楚。回校後,我向魏書記如實作了彙報。
我與胡震宇幾次出去,均是與其他人一起去的。專案組查了很久,查不到我和夏、朱、胡聯繫的確切證據,于是改用虛構的聯絡員的說法,想以此證明我與夏、朱、胡的密切聯繫。
又如對張茀承書記的問題,他們用半個月的時間審訊我反對張茀承、揪張茀承的所謂罪行,要我交待如何與崔連貴、梁道平內外勾結反對張茀承,如何布置搜集張茀承的“奇談怪論”,而且說,這一切是我布置姚德勝搞的。
我說:“你們說的,我都不知道,如果他們說有,我要求面質。請你們告訴我,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有什麼人在場,我布置了這個任務?姚接受任務後,搜集到了張茀承的什麼‘奇談怪論’?材料交給了誰?有誰能證明?”
我還說:“我也從來沒有和崔、梁一起策劃什麼‘批宮揪張’,這都是某些人想像出來的。
“我對張茀承是有看法的,那是我個人的問題,與其他人無關。在文革中幾派都提打倒張茀承,我不同意。我認為張不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綫的提出者,而是執行者,有個組織原則問題,上面來的東西,下面能不執行嗎?因此他是提高路綫鬥爭覺悟的問題,不是打倒的問題。我在‘八一八支隊’(一個專門審查學校幹部的組織)的講話,可以證實這一點。在那時我都公開保張茀承,怎麼可能在被任命為副書記後提出揪他呢!
“張茀承在文革中愚弄了我(要我起草檢查提綱),我對他有看法,不想與他共事,那是另一碼事。
“至于與崔、梁二人的關係,原來是上下級關係,後來也成了朋友。批林批孔前,我們之間沒有任何聯繫,也未談過話。”
事實上,當時他們是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我是挖洞的,衹跟魏副書記有接觸,因為他是管人防的。同時我認為魏忠厚老實,輕言細語,對誰都是笑嘻嘻的,印象不錯,所以有問題願意與他談。安排我工作後,我每過一二個月就找魏書記談我調動工作的問題,我希望調到華北電力學院去,但他總是既不說不行,也不說行,應付我。
梁道平副主任原在北京機械學院當領導,後調武漢機械學院工作。文革中,武漢機械學院撤銷,梁調我院任職,他家在北京,單身一人住教工二舍。因為我也是從北京來的,所以我們之間特別說得來,對武漢有同感。我很同情他,勸他調回北京,他說北京是出來容易回去難。我想起自己,也確是如此。有時我請他到家裏吃飯,我們之間成了很好的朋友。梁道平是個忠厚人,他什麼人也不得罪,衹做些領導上交給的工作,不爭權奪利,不說三道四,我對他的人品很尊敬。把他牽涉到“批宮揪張”的“陰謀”中去,不僅是天大的笑話,也是對梁道平黨性與人格的侮辱,他這種遭遇的唯一原因是與我關係好。有時我感到很對不起他,讓他不明不白地捲入了與他毫不相干的漩渦。
崔連貴副書記原是華中農學院的領導,文革中調我院任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他耳背,外號崔聾子。我們是在批林批孔中認識的,第一次接觸他是以副書記的身份向我瞭解學校的幹部情况,我如實談了自己的看法。之後接觸就多起來,有時大家到他家聽他吹“山海經”,常客是梁道平、李鴻義、張志龍、我。他喜歡談他的過去,談他與某些領導的關係,也喜歡談聽到的小道消息,我聽到的也會講,但從來沒有談過什麼“批宮揪張”的問題。
我對“批宮揪張”的提法是哪里來的百思不得其解。宮雨屏原是湖北省計量局的局長,人很有風度,我對宮雨屏書記很尊重。在我和他共事當中,衹有一件事違背了他的意願,那就是審批革委會一步走、兩步走的問題,除此之外,我沒有反對過他的任何决定。
怎麼在審查中,說我對宮意見很大(此說達半年之久),進而說我策劃“內外勾結”、“批宮揪張”?
對張茀承我是有些看法的,這些看法我對省委宣傳部焦德秀部長講了,跟張茀承也當面談過,所以他們認為我要揪張,要讓張下臺。涉及到焦部長、王秘書、崔連貴(聽說他在黨委會上與張爭吵過)、梁道平,故在審訊時,逼問我是如何策劃反張的,要上聯焦、王,下聯崔、梁。
但“批宮”的說法,則連影子也沒有。唯一的解釋,就是把“批宮揪張”聯在一起,即反對黨委一、二把手,是為了篡黨奪權,可以順理成章地把我說成野心家,置我于死地。同時,以“批宮”引出“揪張”的實質,他們要達到的目的,就是要坐實“揪張”。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焦德秀代表湖北省委同我談話,是張茀承記恨并要整倒我的主要根源之一,所以要上聯焦、王(其實,王衹是焦的秘書,與他毫無關係)。
所謂“批宮揪張”,實質上是某人的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把宮拉扯進去,衹是一道具而已,用以掩蓋其內心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那個年代,衹要把自己說成是被“四人幫”及其爪牙迫害的,那就是革命者,就是英雄,一舉兩得,既可打倒張建成,也可抬高宮雨屏和張茀承的身價。否則很難理解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要花這麼大的力氣對我進行逼供。
他們還逼迫我的朋友們揭發我是如何策劃反張茀承的,開了些什麼會,給你們布置了些什麼任務。并誘供說,張建成對教育革命怎麼看?張書記是抓教育革命的,張建成攻擊張書記搞回潮,對你們講了些什麼?
在高壓、攻心、誘供的情况下,我的某些朋友,有的編造了一些他們需要的材料,有的把自己做的事推到我的頭上以求過關。
我理解這些朋友的處境,真正應該對此負責的,是專案組及其上級領導人,是他們策劃并實施了這一切。
在我被隔離審查期間,我向專案組組長李喜爾提過三個問題,他的答復令我啼笑皆非。
問題一:党要求黨員嚴格地執行黨的紀律,對于黨的决定,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但在行動上不得有任何反對的表示。試問,文化大革命是不是黨中央决定的?共產黨員應不應該執行中央的决定,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應不應該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應不應該反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現在你們把積極響應黨的號召、按中央指示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人打成反革命,把對抗中央决定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捧為真正的革命者、英雄,這種顛倒歷史的做法,今後怎麼還能統一黨內的思想和行動?
李喜爾的回答是:我們并沒有講你們參加文化大革命錯了,也不是對你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評功擺好,而是查你們與“四人幫”的關係,如何按他們的旨意利用文化大革命來迫害老幹部,進而篡黨奪權,也就是查違反黨紀國法的事情。
問題二:在批鬥我的會上,特別是在外校的批鬥會上,蘇耀庭(三系政治輔導員)的發言是一派謊言,哪有事實依據?我幾次向你提出,不要搞欺上瞞下的勾當,你為什麼要堅持這麼做?將來怎麼收場?最後向党、向群衆怎麼交待?
李喜爾的回答是:批判會上的發言,不能要求群衆什麼能講、什麼不能講,他們的發言不作為將來結案的依據,他們有些話是沒有根據,說大了,但我們不能阻止他們講。
問題三:你們老是逼問我,批林批孔中四次到二招去幹什麼,是誰指使的。我問你,批林批孔及反擊右傾翻案風過程中,你經常到我家去打聽外面的消息,你要幹什麼?誰指使你的?我的心情與你的心情是一樣的,想瞭解中央對湖北有什麼指示及省委的態度,怕再次犯錯誤,所以大家相互打探所瞭解的情况,這完全是屬正常的行為。
李喜爾的回答是:行為一樣,但目的不一樣。
我無話可說了,同樣的打探消息,在我是反革命的,在他是革命的。我還能說什麼呢?
由此也可以看出專案組的指導思想,他們根據領導人的指示,從一開始對我的問題已整理了材料,從“半工半讀”到隔離審查,目的是要落實這些材料,逼我交待承認,逼我的朋友揭發、編造、栽贓,為達此目的,他們用盡了各種手段。
我這裏并不是指責李喜爾和他的專案組,他們也是奉命行事。事實上我和老李私人關係是不錯的,我欣賞他的才幹、工作魄力。在我提出病退時,他力勸我幫他一段時間(此時他已提拔為副院長,管行政、總務一攤子,即我離職前的工作內容),并提出希望我重新申請入黨。在他不幸得了癌症後,我也到醫院探望過他,祝他早日康復。我眼前也時時浮現我們合作共事、互相密切配合的那些愉快的日子。
在無休止的審訊、批鬥、寫材料的重壓下,我的精神和身體都急速下滑,十一月中旬開始發高燒,體溫在攝氏40度上下,專案組讓醫生出診,給我打針吃藥,急速退燒,因為此時正是文教系統輪流批鬥我的時刻,不能缺席。藥性一過,又高溫,前後半個月,批鬥不停止,審訊不停止,交待不停止。
我的心臟變化很大,脉搏每分鐘達100次至120次,我從十二月七日開始作記錄,兩周內都沒有降下來。有時呼吸困難,晚飯後到體育場散步(4人陪同),從體育場到學生食堂不到100米長的斜坡,需休息3次纔能走完。
在這種情况下,曾經想到過死,一了百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苦心,黨不理解我,文革中盡力所做的工作,黨不承認,忠心被說成是禍心,好心被說成是壞心,無處評說,滿腔冤憤,决定不再講話,不再寫材料,想見家人一面後自行了斷,到毛主席那裏說理去。
我請某醫生轉告我愛人,告訴她我病得很重,本意是想讓她來見一面。某醫生回衛生科後是否告訴了我愛人我不知道,但很快由專案組派人陪同我到湖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現為武大中南醫院)內科看病。
接診大夫姓曹,是我院曲本泉老師的愛人,我們認識。經檢查,曹大夫輕輕地告訴我,你的心臟問題較多,體質也虛弱,應該住院治療。但學校不同意,也不同意給你開假條,衹能給你開點藥,按時吃,自己注意休息,如果病情有發展,馬上要求來醫院。對曹大夫的表白與囑咐,我非常感激,她讓我瞭解了實情與某些人的無情。
回校後,我仍採取不合作態度,專案組認為我出現了反復,連續幾天打態度。如果說在隔離審查開始階段,我還願意回憶一些問題,并將回憶到的情况告訴專案組,希望說清情况早日解脫。在文教系統批鬥及我病後對我的態度,證明已將我視作敵人,因此我决定不再想問題,不再寫材料(包括外調材料)。大不了一死了之,人死都不怕了,還怕什麼?
陪同我住在隔離室的4位青年人,都是轉業軍人,當年是樊馬義要來摻砂子的(40名留校學生,40名轉業軍人,共80名),對學校情况特別是文革情况瞭解不多,奉命辦事。
開始時,他們執行紀律很認真,時間一長,他們瞭解的情况也多了,他們也參加外調,但調查不到什麼有用的材料;他們聽學校教職工談我的情况,也知道了一些事實真相。所以,他們認為這樣搞有問題。
因此,這幾位“看守”在感情上逐步發生了變化。他們開始與我交談,問我學校及有關人員的一些情况(在專案組人員不在場的情况下),同時也告訴我一些他們的看法。他們說,我們跟着出去外調你的情况,都說你不錯,什麼問題也沒有調查到。
他們為了調節我的生活,帶來了撲克牌,晚上帶我到體育館看球賽。久而久之,有些情况傳到專案組,于是加強了對我的監控。一天晚上,我們正打撲克牌,被發現了;還有一次到武大體育館看打籃球,也被監控人員發現了。
一九七八年春節後,專案組把朱元新、胡庚新、陳貽華調走了(方和明早就調走)。
換了新的人看管我,從此又變得“嚴肅”了,又對我進行了批評教育,說我拉攏腐蝕專案組工作人員,態度極不端正,又加了一條罪狀。
我和朱元新、胡庚新、陳貽華却成了好朋友,直到現在(陳貽華已于二○一一年去世)。
為什麼被領導視為依靠對象的調來監管我的人,開始也視我為敵人的人會起變化呢?
那是因為在工作中,他們發現自己親身經歷的、親耳聽到的、親眼看到的不像領導講的那樣,因而認為領導上那樣對待我是錯誤的。由于他們的地位無力改變現狀,所以衹能在他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幫助我,讓我安心,讓我愉快地度過沒有人監視的時間。
這讓我想起了電影中、小說中講的,反動派把共產黨員說得似洪水猛獸、青面獠牙,他們的基層人員(如看守等)與共產黨員接觸後,感到事實并非如此,思想起了變化。
可悲的是在革命勝利後,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我們的某些共產黨員,利用謊話與謠言來欺騙他們的工作人員。一旦謊言與謠言在事實面前被擊破,工作人員的思想起了變化,這些領導不僅不檢查自己的可耻行為,却給下屬扣上“立場不穩”的帽子。
通過這件事,我更堅信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堅信群衆的大多數,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
從一九七八年二月下旬開始,對我的批鬥停止了,廣播也不以我的問題為主了,逐步減少了批判我的內容,後來根本就不提了。專案組人員來的次數越來越少,也不讓我寫材料了,但管制并未放鬆。我判斷審查可能要結束了,進入處理階段了,反正已經橫下一條心等着處理。
後來纔知道,省文教辦公室來通知:“張建成是內部問題,不能按敵我矛盾搞”。這個消息當然是有人悄悄告訴我的,于是我就等着下一步怎麼處理。
直到四月下旬,李喜爾對我說,隔離審查結束,有些問題你要繼續想,想起來了寫材料交給我們,下一步安排你到農場勞動鍛煉,一邊勞動,一邊繼續考慮問題,提高認識,轉變立場,真正回到革命隊伍中來。你先回家休息幾天,由學校派人送你去農場。
在省文教辦公室的關心下,我的隔離審查終于結束了。
(四)農場監督勞動
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後,我被送到武漢市東西湖區東山頭農場,宣布為監督勞動(李喜爾說是勞動鍛煉)。
這說明對我還是採取敵我矛盾的處理方式,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後,右派分子屬監督勞動,學校對我的處理顯然與省文教辦的精神不符。
東西湖東山頭農場,是我在總務處工作期間,重點考慮并想以此解决部分職工家屬工作問題的地方,當時我作為領導曾來此調研,也安排了一些職工和他們的家屬到農場工作。
現在,我被當作敵我矛盾處理,送來監督勞動,農場的職工和他們的家屬對我很熱情,都叫我老張,他們沒有把我當敵人看。在農場的兩年中,他們對我很照顧,不僅在生活上照顧我,在勞動中也一樣。
我一生中,在農場的兩年是最舒心的,無拘無束,每天勞動一兩個小時,其他時間都由我自己處理,也沒有人要我交待問題。
東西湖東山頭農場河道交錯,有大大小小的湖泊、池塘。在這裏,我學會了“打甲魚”和釣魚,每天自己做飯,青菜到職工的自留地里弄,魚是自己釣的,蛋是撿到的,生活很豐富。
農場分配給我的任務,是負責幾十頭豬的粗飼料加工,即把花生藤、麥秸、稻草等粉碎成飼料。活兒很髒很累,但每天勞動時間短,粉碎一兩個小時,可以管兩天以上。夏天、秋天每天要撈一板車水草,在一般情况下,每天早上6點到8點就可以完成任務。
這個工作,沒有人願意做,因為東西湖是有名的血吸蟲病高發地區,撈水草是要下水的。所以場裏决定承包,我很願意接受,有不少人勸我不要做。我那時對自己以後的事已經置之度外,不考慮以後的事,所以領導安排叫我做,我就痛快地接受了。
撈水草的樂趣是經常可以在河邊、湖邊的草中撿到鴨蛋,秋收後在涵洞中幾乎每天可以撿到被黃鼠狼吸了血的死鴨子,可以摘蓮子和菱角。農場和村裏的孩子看我拉着板車回來,就興高采烈高呼:“張伯伯回來了!”他們知道我這裏有蓮子和菱角。我每週從武漢回來,總要帶些粒子糖給他們吃,所以我在農場時,孩子緣也特別好。
我每天的工作是,一早起來,粉碎飼料,撈一板車水草,早飯後出去釣魚,一上午可以釣七八斤雜魚,下午睡一覺起來殺魚,大的醃起來,小的分給各家。以後我拜師學習“打甲魚”,這是用一種相當于釣魚竿的甩竿,可以把魚綫甩出幾十米遠,在甩出去的綫端系上四五個特製的鋼絲鈎,把在水中冒頭的甲魚(鱉,也叫王八)鈎上來,俗稱“打甲魚”。這比釣魚好玩,我學會後就很少去釣魚了。這種活動,一直陪伴我度過了上世紀的八十年代。
在農場勞動期間,有兩件事讓我不能忘懷,在我處于人生低谷時期,在監督勞動期間,讓我感到了溫暖,讓我認識到,衹有真心付出,纔有真心回饋。
我在農場的兩年中,得到了農場職工在吃、住、勞動等多方面的照顧。我沒有種菜,職工家的自留地裏的菜,都是對我開放的。他們要我想吃什麼自己去摘,有好吃的,有時叫我去一起吃,有時送到我的住地。夏天乘凉時一起聊天,他們從來不把我當作“犯人”,甚至不把我當犯錯誤的人,而是當朋友。
他們是學校總務處的職工,也有少數工農兵大學生留校的幹部,為解决他們夫妻分居而安排到農場工作。他們瞭解我是什麼樣的人,知道我對工作、對群衆關心的問題是怎麼處理的,所以他們不相信領導上講的那一套。到了他們的地盤,他們就以自己的方式來處理與我的關係。
他們的這些情感也傳到了東山農場(屬東西湖區管)的職工中,我們素昧平生,不少職工對我總是另眼相看,看到我在小河溝裏釣魚,他們會叫我到他們管的大魚塘去釣,說那裏的魚大又多,小河溝的魚小而少。冬天乾塘,集體抓完魚後,有人下去抓剩下的魚,我也脫掉外褲要下去,東山農場職工就把我攔住,不讓我下去,說:下去冷,你年歲大了,不合適。他們就拿幾條魚給我。其實我就是感到好玩,不是想吃魚纔要下去的,但他們的關心使我感動。
我搞飼料粉碎,有些老百姓要我幫忙,我都會熱情幫助。兩年中,我在當地百姓中交了好幾個朋友,我回校後,他們還經常帶些土特產來看我。
我與本院農場職工、東山農場職工的友誼,不是建立在任何利益關係的基礎上,完全是建立在相互信賴的基礎上,因為我對他們是真心的,他們對我也是真心的。
第二件事,就是每週在農場與學校之間的往返,學校派卡車接送,司機朋友總是把駕駛室中副駕駛的位置留給我,而且衹讓我一個人坐。我不好意思,但他堅持要我坐。
有一次,一位農場領導先坐進了駕駛室(這位領導原先是司機房的汽車修理工),司機讓他下來,他不肯,發生了爭執。領導問:為什麼不讓我坐?司機說,有人了。問:誰?答:老張。領導說,車頭裏可坐兩人,我和老張都可以坐。司機說,老張個頭大,兩個人坐不下。愣是把農場領導趕到後面車厢裏去了。
我怕矛盾激化,司機和我都不會有好果子吃,勸司機讓領導下來坐。司機說,你不要管,車頭裏讓誰坐,是司機的權利,誰也管不着。從此以後,駕駛室的座位再沒有人搶了。
後來聽說,這位農場領導向黨委告了司機一狀,說他劃不清界綫,也告了我的狀,說我在農場籠絡群衆。但一直沒有人找我和司機談話,每次接農場教職工回校的司機是不固定的,但他們對我的關心都是一樣的。有如在五七隊勞動時,食堂師傅給我多打飯、多打肉一樣,他們在用自己的方式關心與保護一個他們心目中的好人。工人師傅對我的態度,在我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後依然一樣,可見他們對我是真心的,我衷心地感謝他們。
我本是農家子弟,幹農活不陌生,40多歲正當年,所以農場勞動對我來說并不覺得累、苦,比起隔離審查要愉快得多。在那種人際環境中,我過得十分舒適自由,真希望能和真誠相待的群衆生活在一起,不希望再和勾心鬥角的領導們打交道。
一九八○年四月底,時任黨委組織部長的韓德勇找我談話,大意是:接省文教辦公室通知,讓你從農場回來,恢復組織生活,在問題未處理前,由學校安排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果身體不好,也可以休息,如果想到外地去轉一轉,也可以。韓部長問我有什麼要求,我首先感謝組織上的關心,提出休假3個月,回上海老家休養,韓表示同意。
就這樣,我在省委文教辦公室(學校的上級機關)的關懷下,又一次從學校的監督勞動中解脫出來,恢復了組織生活。文教辦曾在一九七八年二月,不同意學校某些人把我打成敵我矛盾,我被定為人民內部矛盾。我對省委文教辦的關懷永記在心。
從農場回來,我先到上海老家休息,後接到張一純寄來路費,要我到北京去散散心。于是我到北京、到北戴河游覽,心情大為改觀。接我兒子到瀋陽部隊當兵的流政委也來信,要我到部隊去散散心。我真的十分感謝一純老友和流政委(師級)等人對我的關懷,他們的關懷對于儘快撫平我受傷的心靈是很有幫助的。
八月初,學校分配我到基建處材料組,材料組又讓我到木工廠幫助工作。我知道實際上是讓我到木工廠勞動,再一次讓我看到了學校與上級領導對我態度的不同。我在木工廠勞動一直到一九八七年病退,但我不屬于木工廠的人,而屬于基建處材料科。
(五)結論材料拉鋸戰與最後的處理
1. 結論材料之爭
審查之後,處理之前,必須有一個審查結論的材料,這個材料必須經被審查者認同簽字畫押纔能有效,在此基礎上作出處理决定,經上級主管部門批准,就可以結案了,這是程序。
隔離審查結束,我被送到農場監督勞動,專案組着手進行結論材料的起草。
一九七九年二月六日,第一稿材料出爐,交我過目,要我簽字。我看後,不同意簽字。因為材料中除炮打周總理、整總理材料沒有列入外,其他九大問題盡列其中,大部分內容不僅無中生有,而且無限上綱,如所謂的搶槍問題、策劃搶人武部機密材料問題(高級步校拿走了材料,當事人白華甫在受審查時也沒有這條罪狀)、組織批鬥人武部領導問題、篡奪批林批孔領導權問題等等,莫須有的罪名一大堆。據此,我寫了一份意見書上交。
專案組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四日給我看第二稿結論材料。我仍不同意簽字,又寫了意見書上報。
一九八二年學院紀委成立,我的案件由專案組轉交給紀委處理。紀委由專職副書記陽鈁負責。
一九八三年二月四日,陽鈁給我看第三稿材料。我再次寫材料重申我的觀點:材料與事實嚴重不符。
一九八三年八月,陽鈁拿來第四稿結論材料。我依舊寫了申訴材料,并指出: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編造的謊言作為我的罪證,為什麼要用掐頭去尾、移花接木的方法把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同情况下與不同人員的談話,編成一條條罪狀?為什麼我幾次申明無中生有的東西繼續編入材料?為什麼既不給我看所謂揭發材料,也不同意與檢舉人對質?為什麼不到我提供的當事人處調查取證?
一九八三年十月,陽鈁給我第五稿結論材料,繼續堅持他們的一套,我又寫了第五次申訴材料,堅持我的申訴。
材料拉鋸戰進行了五年之久,沒有得到解决。距離太大,無法簽字,也就無法做結論。
其間我要求復查,要求按黨的政策辦事,毫無結果。
陽鈁是個老同志,工作認真,他很無奈,有一次對我說,你的事,我也不瞭解,你提的問題,我對他們講了,他們不同意,我也沒有辦法。他指的他們,是指當時的某些領導及專案人員(主要是張茀承、李喜爾、謝德煥)。
2. 要求復查、對質,按中央規定的政策辦事
一九八○年五月上旬,我找張茀承書記談話。
首先彙報了我的思想情况,然後請求黨委對我的問題進行復查,儘快作出處理。對前兩次專案組整理的材料,我簡要予以說明,對整出這樣的材料表示不理解。
說到後來,我激動起來,提出請張茀承書記召開水院的老職工會議,讓我有機會澄清事實,或者我與張茀承書記在會上有問必答,兩個小時就夠了。整我幾年,給我兩個小時就可以說明問題,也可請揭發檢舉人當面對質。我堅信撒謊的人、造謠的人在群衆面前會顯原形。
張茀承批評我不相信組織,態度不端正,這樣下去是危險的。
我說,我的態度就是實事求是,不能無中生有。你們說我是省管幹部,由省委决定,黨委無權對我做出决定,可材料是黨委整出來上報省委的,省委是根據黨委報的材料和黨委的處理意見作為處理依據的,所以關鍵還是在黨委。你整的材料不實事求是,我反映了,也解决不了。讓群衆來評評理,你又說我態度不端正,而且很危險。在我看來,無非在政治上要置我于死地,罷我的官,不准我革命,“臣本布衣”,我本來就是農家子弟,老百姓一個。工作是領導上安排的,又不是我自己要的。至于革命,是自願的,沒有人強迫我,也不可能阻止我參加革命。另一方面無非是在經濟上卡我,我苦慣了,稀飯鹹菜照樣生活,讓他們山珍海味去,我有一個腦袋兩隻手,不給我工作,我也會活下去,繼續革命。
這次談話非常不愉快,不歡而散。從此我對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不抱任何幻想。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一日,我到省委文教部(在洪山路省教育廳大樓內)反映情况。王振中處長接待我,我向他詳細談了我的情况和學校兩次材料內容存在的問題,請求省委對我的問題進行復查。
王處長態度很好,對我反映的問題作了記錄,表示對我的問題有所瞭解,會督促學校進行復查并儘快處理。之後,文教部通知學校對我的問題進行復查。
試想,問題是由學校搞出來的,又通知他自己進行復查,怎麼能解决得了呢?一個單位發生的問題,上級不派人來調查處理,而叫本單位處理,怎麼會有另外的結果呢?所以我對省委文教部的請求也未能奏效。
一九八二年以後,省委紀律檢查委員會成立,我的問題交由省紀委處理,省委宣傳部、文教部都再也不能插手了。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切實保障被審查者的正當權益》,評論指出:保障被審查者的正當權益的一項基本內容是允許他們講話。具體講有這樣幾個方面:(1)調查案件時要調查訪問被審查者本人;(2)證據材料要和本人核實、對質、聽取意見;(3)證明材料衹有經過查證屬實之後,纔能用于定案,作為處理人的依據;(4)審查結論要和本人見面,并保障被審查者不服而申訴的權利;(5)上級組織或機關對于不服者的申訴,應認真及時地調查研究,公正裁處,并將結果答復本人。評論又指出:黨章第四十一條規定,黨組織對黨員作出處分决定,應當實事求是地查清事實,所要作出的處分决定和所依據的事實材料必須同本人見面,聽取他說明情况和申辯。國家有關法律規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有核對證據材料,要求重新調查、鑒定結論的權利。
我當時認為這是中央的精神,對照一下,學院黨委、省紀委一條也沒有做到。
我拿着《人民日報》找陽鈁談,請他按《人民日報》評論文章辦理。
我問他:我的申訴材料是不是報到省委了?
他說:報不報,報什麼材料,由黨委决定,我們辦。我不能也無法告訴你我們向省委報了什麼材料。
我又問:我能不能到省紀委去直接反映我的意見?
他說:你到省紀省去反映情况,是你的權利,我不會說不讓你去或讓你去,你自己决定。
我說:進省委大院要介紹信,沒有介紹信進不去。
他說:介紹信我不能開,我給你開了介紹信,不等于我支持你去省紀委了嗎?你不要為難我。
我又提出:想看看你們作結論材料的依據,有些事能否重新作些調查?
他說:為了保護檢舉人的安全,我們不會讓你看檢舉人寫的材料。至于要不要重新調查,視情况而定,不是誰說調查就調查的。
我說:你講的東西似乎與《人民日報》評論文章不一致。
他說:我們按文件及上級指示辦,不按報上哪篇文章辦,這是原則。
這時我纔發現,陽鈁書記是個太極高手,一套完整的官話,滴水不漏。
黨委方針已定,你怎麼辯白,一次一次寫申訴材料,他穩坐釣魚臺,材料管它真假,不變。省委文教部同意復查,叫黨委查,當然等于沒有說。想到省紀委直接反映情况,不給開介紹信,進不去,無門。
看來我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了,衹有任他們擺布。
3. 水利電力部出面解决在材料上簽字的問題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院級幹部,屬于湖北省委和水電部共管的,幹部的任命、調動,都需經雙方協商。但黨的關係、政治運動則由湖北省委管理。
我的案子屬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又是省紀委負責管理,所以水電部不能插手,衹能向學院黨委瞭解情况,建議黨委快些處理。因為水電部有意將我調往華北電力學院工作,而華北電力學院的領導更希望早日解决,幾年不解决,他們希望水電部出面協調。
水電部教育司的司長、副司長每次來武漢,總要瞭解一下我的問題處理進展情况。從司長們給我講的內容來看,他們似乎受騙了,我也因此上當了。
有一次許英才司長來武漢開會,我請他幫助解决,他說:你不要急,我們一直在和水院黨委協調,會解决的。
高之梁副司長來武漢,專門到我家裏看我,說張(茀承)書記對你的評價很高,說你有政策水平,有工作能力,群衆關係也好,學校需要這樣的幹部。高副司長說我對張書記有誤解,張書記對我的評價不錯。我說,我們不爭論,看結果。
一九八三年十月,紀委整出第五稿材料,我仍拒絕簽字,并寫了申訴材料。
十月下旬,水電部教育司陳秉堃副司長來武漢找我談話,從他談話的內容及行程匆匆來看,似乎是專程來的,來的目的就是動員我在材料上簽字。整黨在即,我的問題也到了必須解决的時候了。
陳副司長對我說:“部裏研究了你的事,你在材料上簽字,爭取早日解决,學院黨委的意思是給黨內嚴重警告處分。處理後馬上調到華北電力學院,三個月內由部裏撤銷處分。”
我問陳副司長:“這是部裏的意見,還是你個人的意見?”
他說:“我個人能作這樣的擔保嗎?”
但我擔心這是個圈套。我說,你看過材料嗎?他們整的材料很多是無中生有的,是想把我一棍子打死,我擔心一旦簽字,生米煮成熟飯,我就說不清楚了。
陳副司長說:“不要擔那麼多的心,各方面都談好了(指水電部黨組、華北電力學院、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沒有問題的,儘快簽字,爭取早日解决。”
在這樣的情况下,我答應了。
陳副司長完成任務後,第二天就返回北京。
我考慮了幾天後,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五日在第五稿材料上正式簽字。
我簽字的內容為:
基本同意結論材料,有些情節有出入,附上說明材料壹份。
                         張建成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五日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二日,陽鈁通知我到紀委去,是要我在黨委“關于張建成同志所犯錯誤的處分决定”上簽字。處分决定是:“撤銷黨內一切職務,并建議撤銷一切行政職務(保留副科級待遇)。”
圈套、欺騙!又一個天大的圈套和欺騙!這與陳秉堃副司長講的處分內容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天壤之別!
如果不是圈套,那一定是學院黨委領導欺騙了水電部領導和陳秉堃副司長。我堅信是後者,因為陳秉堃副司長沒有必要與學院黨委領導合起來騙我簽字。
誣陷、造謠、關押、批鬥,逼、供、信,監督勞動,長達數年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我都領教過了。
某些人為泄私憤,利用手中的權力,欲將我一棍子打死,置黨的政策和客觀事實于不顧,一而再、再而三地編造謊言,欺騙上級領導,欺騙群衆。
他們還配擔任黨的一級組織的領導嗎?他們還是共產黨員嗎?
事已至此,我強壓憤怒,簽下了以下內容:
接受給予我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處分决定,對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希望作歷史的分析,對有些錯誤的結論偏重或不確切的地方,過去多次寫過材料。總結經驗教訓,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對共產主義事業忠貞不渝,努力學習,奮力工作,為四化建設貢獻自己的餘生。
                                                  張建成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處分决定是由學院黨委直接作出的,既沒有和我本人談過,也未聽過我的申述,沒有開支部大會討論,也沒有經過總支委員會的討論,這一切都是違背黨章規定的。
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由中共十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第四十條規定:對黨員的紀律處分,必須經過支部大會討論决定。第四十一條規定:黨組織對黨員作出處分决定,應當實事求是地查清事實。所要作出的處分决定和所依據的事實材料必須同本人見面,聽取他說明情况和申辯。决定後如果本人不服,可以提出申訴,有關黨組織必須負責處理或者迅速轉遞,不得扣壓。
我寫過5次申訴材料,不知轉交了沒有,問紀委副書記陽鈁,他說不能告訴我;要向上級反映,他不開介紹信而無法進入省委大院。黨員的權利、申訴的權利就這樣被無情地剝奪了。
4. 結果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上午,通知我到院紀委辦公室,當時有院黨委常委、組織部長李貞儒,紀委副書記陽鈁,三總支書記黃敬庭三人在場,由李貞儒宣讀了省紀委的鄂紀審(1984)54號文件:關于張建成所犯錯誤處分的批復,
全文如下:
中共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委員會:
你們《關于張建成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錯誤的處分問題》收悉。經省紀委常委討論,省委常委會同意,决定給予張建成開除黨籍的處分,并建議撤銷原任一切職務。
                                    中共湖北省紀律檢查委員會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李貞儒宣讀完文件後,問我有什麼意見,我說,保留意見。
李貞儒和陽鈁說:我們也認為這樣處分重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旬,我找李貞儒,請他明確我所犯錯誤的性質,我是不是屬于“三種人”,屬于其中的哪一種人?根據何在?整黨文件中明確,即使是“三種人”,衹要改了,也不開除黨籍,為什麼要對我如此處理?
李貞儒回答說:省委沒有說你是“三種人”,我們也沒有說。開除黨籍的處分,我們也認為重了,到整黨後期再講。黨內有不少人也在問,要我們公布材料。現在不要去談它,談也沒有效果。
我也找時任黨委書記的常樹蔭(作處分决定時,他任黨委書記),詢問對我處理的理由。
常樹蔭書記說:“對你的處理是‘平衡’出來的。”
我進一步問:“什麼叫‘平衡’出來的?與誰‘平衡’”?
他說:“不要問了,講不清楚的。”
他還說:“現在的共產黨,你離開了也好,我也想離開。”
我說:“那你為什麼不退黨?”
他哈哈一笑。以後他到美國去安度晚年了,最後因患癌症在美國逝世,這也算是一種“離開”的方式吧。
對于我的處理,從黨委的一些人到學校的一些中層幹部,以及普通的教職工都有看法,但得不到解釋,我更是雲裏霧裏,他們都似乎有話要說,但不能明說。
我是坦然的,不管對我如何處理,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裏,我的所作所為、主流方向是問心無愧的,對得起黨,對得起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六千多名師生員工以及他們的家屬。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六日到二十二日,北京召開了第五次全國“兩案”審理工作座談會,中發(1982)9號文件批轉了座談會紀要。
會議認為:“兩案”中受審查人員的問題,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從全局來說,終究是一場政治鬥爭。……對“兩案”受審查人員問題的處理,採取“從寬從緩”的方針……本着“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的原則進行處理。……對受審查人員給予開除黨籍處分的,要慎重掌握。
會議認為,……在工作中還存在一些問題:有的地區和部門對受審查人員的處理定性偏高了一點,處分偏重了一點,也有搞錯了的。
湖北省委在一九八二年三月召開了湖北省第四次全省“兩案”審理工作座談會,貫徹中央精神。座談會認為中發(1982)9號文件完全適合于湖北,重申了方針政策,重申了有些地區和部門定性偏高了一點,處分偏重了一點。
在這樣的形勢下,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湖北省紀委應該慎重對待,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我想這是湖北的老習慣、老毛病。
早在一九七一年,毛主席就指出,湖北清查“北决揚”的工作“又搞過了一點”,當時省委領導不傳達,繼續深挖細找,大抓“北决揚”、“五一六”,導致建國以來最大的冤假錯案。
這次,湖北省對待“兩案”受審查人員的處理問題,雖然口頭上講也存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中央指出的,有些地區、部門定性偏高了一點、處理偏重了一點、也有搞錯了的問題,但實際上繼續從重定性、從重處分。
湖北省紀委不調查,不研究,不聽受審查人的意見,衹看下面報上來的材料,不管材料是真是假,不管是有意報復還是弄虛作假,衹要是下面報上來的,就照樣批復。這樣做的黨性何在?原則何在?政策何在?良心何在?
之所以會這樣,最重要的原因,是這樣做符合他們的需要,使他們得到心理上的滿足。他們對文化大革命“革了他們的命”恨之入骨,于是要徹底清算文化大革命,清算那些積極投入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小將和革命群衆,特別是支持造反派的幹部。所以上下配合,利用權力,把需要打擊、報復的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脚,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否則無法解釋,明知是假材料,拼湊的材料,無限上綱的材料,却當作處理的依據。也無法解釋,從一開始就按領導定的調子整材料,搞逼、供、信,挖材料,目的究竟是什麼。也無法解釋,昨天還是政策水準高、工作能力強、群衆關係好的好幹部,形勢一變,就成為野心家、兩面派、“四人幫”的幫派骨幹,要置之死地而後快。
這就是毛主席早就指出的,一些人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在我被處理後,不少人為我惋惜,勸我到上面去反映。水電部管紀檢的同志也帶口信,要我有機會到北京去談談。我都沒有去,我深知,去也解决不了。一則,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是一個新的禁區,“牽一髮而動全身”,問題太多太敏感,誰也不敢去觸碰這個“雷區”;二來,我的問題雖有特殊性,但它是寓于共性之中的,打着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的旗號,即使有公報私仇的嫌疑,但圈在“兩案”審查的圈子裏,已經被圈進去了,要想從這個圈子裏突圍,那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個圈子是禁區,衹有解禁了,纔能出來,不解禁,誰也無能為力,這是中國政治的特色。
在對我整個審查過程中,湖北省委宣傳部、湖北省文教辦公室(之前為省文教戰綫指揮部,之後為省文教部)與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和湖北省紀委的態度是不同的。
省委宣傳部的負責同志,特別是余英副部長為我的問題到處作說明,甚至講“批林批孔以後,張建成的一切活動,宣傳部都是知道的,如有什麼問題,由宣傳部負責”。他也曾和省紀委的同志頂撞過,為此,受到了省委個別領導的批評。
省文教辦領導兩次出面解救我。我去省文教辦反映情况,王處長的態度讓我感到與學校領導不同。
設想,如果我的問題,由省委宣傳部或省文教部處理,或由水電部黨組處理,都不會是這種結果。
一九八四年省紀委的工作人員進行大調整,多數人是由地、縣調來的,省委領導人也換班了。他們對學校的情况、對我的歷史情况并不清楚,衹知道我是一個水院的重點審查對象。他們聽的是水院領導的彙報,看的是水院領導提供的材料,他們聽不到、也不想聽我的申訴,他們以水院黨委申報的材料為依據,水院上報的材料,又是為了置我于死地而整出來的假材料。這樣上下結合,加上權力的運用,你還有活路麼?就是到上面反映了,他仍然讓水院黨委查,能查出新的結果嗎?
因此,我認為在這禁區不解禁的情况下,個人將是無能為力的,雖然對我這樣的處理我是絕對不能接受的,甚至是死不瞑目的,但確實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六)解析
說實話,寫這一節回憶內容,我很糾結。一方面,要想說清楚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在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後的許多事情,要解析在文化大革命中水院黨委主要領導人對一些幹部、教職工、學生痛下殺手的原因,就要講清楚水院黨委主要領導人的行為準則,以及這個利益集團對內對外的矛盾與鬥爭,當他們達到目的後又是如何構建他們的獨立王國的。不管他們內部為了權力而鬥爭,矛盾有多大,但他們始終執行着“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幹部政策。因此,必須把他們的所作所為,盡我所知寫出來。另一方面,涉及到的主要當事人,如張茀承、常樹蔭、李喜爾都已作古,人死了,一切均已消失了,他們的過錯也不必再追究了,對死人說三道四,在我們民族的習俗中是不厚道的。因此,很糾結、很猶豫。
朋友們多次主張我寫,我勉為其難,僅就我瞭解的情况作一交代。
1. “三張一梁”與“鐵三角”
“三張一梁”是指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文革前的院級領導人,他們是:黨委書記兼院長張如屏,黨委副書記張茀承,黨委常委、副院長張瑞瑾,黨委委員、副院長梁百樸。
“三張一梁”中,梁百樸副院長不屬于領導核心,重要問題的决策,特別是有關人事安排問題,不會讓他沾邊。梁副院長分管學院總務工作。
張瑞瑾副院長是國內外著名的泥沙專家,業務水準高,分管教學與科研工作,在教師中有崇高的威望。他對工作認真負責,對黨委的决定堅决執行,屬黨內專家。他不參與領導人之間的鬥爭,衹做好本職工作,所以黨委主要領導人對他很放心。
張茀承副書記,河南人,解放後在河南某地委工作,任辦公室主任(另一說是地委秘書長)。一九五三年調武漢大學水利學院,任辦公室主任、黨支部書記。不少老人一直稱呼其“張主任”,原因在此。後提升為武漢水利學院黨委副書記,成為張如屏的助手。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因張如屏身體不好,故由張茀承主持學校工作,成為學校的實際掌權人物,因而在文革中也就成了焦點人物。文革後被任命為黨委書記,成為學校名副其實的掌權者,主宰學校的一切。
黨委書記兼院長張如屏,是武漢水利學院成立時,由國務院任命的。張如屏是一九二五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一心為革命工作,從不謀私利,對己嚴,待人寬,團結師生,努力建設學校,提高教學質量。學校發展很快,他在師生中享有崇高威望。他注意培養新生力量,放手讓他們工作,他常說“用人不疑”。由于長期從事艱苦的革命工作,損害了健康,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的健康狀况惡化,糖尿病很嚴重,住院治療與外出休養較多,學校工作放手給張茀承主持。我于一九六五年初調入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後,基本上見不到張院長,文革開始後纔有機會與老院長接觸。他在文革中開始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綫,後支持革命小將的革命行動。一九七九年被任命為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第一書記、湖北省政協副主席,後又被選為全國政協常委,一九八一年退居二綫,任學院顧問。
“鐵三角”是指張茀承、常樹蔭、李喜爾三人的關係,以張茀承為主帥,常、李二人為文臣武將。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鐵三角”實際上是掌握學校權力的核心人物。
張茀承充分利用了張如屏身體不好、大多數時間不在學校的機會,採取欺上瞞下的手法,排擠打擊持不同意見的、認為會影響自身地位的幹部,精心培育聽他的話、跟他走的人,在幹部中逐步形成一種風氣,把他的話奉為“聖旨”,違背他的意志,不聽他的話,就會受到排擠,甚至遭到無情打擊。張如屏發現這些情况時,為時已晚,他想解决,要到水電部、湖北省委反映情况,可還未去,却于一九八三年八月六日在北戴河療養院突然逝世。
一九八三年七月,張如屏準備去北戴河療養的前一天,約我談了一下午。當談到張茀承時,他很痛心,說:“你們(指張建成、陳傳鋼、黃風林)是對的,我對張茀承看錯了。原先以為他就是有個人主義的毛病,現在看來不完全是這個問題。他是老毛病不改!他表面上尊重我,實際上是利用我。我有病不在學校,他主持工作,對下說一套,對我又說一套,實際上是按他的那一套辦。現在我清楚了,他打擊排擠對他有意見的幹部,提拔重用聽他話的人,搞宗派活動。把于浩(曾任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辦公室主任)調走,他對我講是部裏(水電部)的决定,後來我纔知道,是他自己要這麼做。部裏是調常樹蔭,他對部裏講我不同意,要把常樹蔭留下來,換于浩。部裏就同意換人,我和部裏都被他騙了。我是很相信他的,放手讓他工作,支持他的工作,有什麼事我給他擔着。李俊武、胡緒珍對我說過他的一些事,我做工作,要他們支持張茀承,你們談對張茀承的看法,我也是這麼勸你們的。現在看來,是我錯了。現在他坐在黨委書記的位置上,把我都不放在眼裏了,我現在還是部裏、省裏任命的學校顧問,有些事想找他談談,他不來。有一次,我連打幾個電話,他來了,站着說了十來分鐘就走了,他說要開會,根本不願意談。學校的問題不願意談,你(指張建成)的問題叫我不要管。看來,你的問題,學校的問題,在學校是解决不了啦。我準備北戴河休養回來時,到部裏談一談,回到武漢,也要到省裏談一談。”老院長嘆了一口氣說:“我這一生最大的錯誤是看錯了張茀承。”
我聽後真是很震驚,因為老院長從來不在我面前評價別人。今天談到張茀承時,語氣如此堅决,而且準備到部裏、省裏去談,他已經深思熟慮了。在他這個地位的領導同志,作出這樣的决定,說明他確實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認為有責任向組織上反映并要求解决。
李俊武副院長專程到北戴河看望張如屏,老院長對李副院長說:“我這一生最大的錯誤是看錯了張茀承!”李俊武回來後對我講了,也對朱冠先等同志講了。可見老院長對我講的話,并非心血來潮的氣話,而是對歷史的反思。老院長能說出這樣的話,顯示出他的高風亮節,更表現出共產黨人的使命與責任高于一切的崇高品質。
常樹蔭,南下幹部,一九五三年調武漢大學工作。一九六五年前任三系(電力系)黨總支書記。一九六五年下半年,常樹蔭調任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宣傳部長,原宣傳部長胡緒珍調任黨委辦公室主任,原黨委辦公室主任于浩調往吉林電力學院。這樣就實現了張茀承既排擠打擊了他認為的對立面,又提拔了親信的意圖。此後,常樹蔭成了張茀承的得力助手和接班人。張茀承下來後,常樹蔭接班,任黨委書記,一方面傳承了張茀承排擠打擊對立面、提拔扶持親信的宗派主義的一套做法,另一方面為權力,又與張茀承及其另一親信之間展開了鬥爭。
李喜爾,文革前任保衛科長。他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集體被俘,停戰後遣返回國,轉業到我院。此人文化程度不高,工作積極。保衛科長的工作特點,一是忠于黨組織的領導人,二是對敵鬥爭觀念強,辦案堅决執行領導指示。張茀承是學校的實際掌權人,李對張忠心耿耿,辦事幹練,工作能力較強,自然就成了張茀承的得力助手。政治運動中李喜爾衝鋒陷陣、一馬當先,平時由他掌管治安,是張茀承在任何時候都離不開的人物。文革後,張茀承將其提拔為黨委常委、副院長,成為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真正的核心領導人物之一。
“鐵三角”都聲稱尊敬老院長、關心老院長,其實他們關心的是送老院長離開學校去住院,或者到外地休養。他們也會到老院長的休養地探望,請示彙報工作,但對老院長的實質性關心之舉是沒有的。老院長對家庭、子女、私人的事,再困難也從不向組織上提出,自己想辦法克服。他們就利用老院長的這一特點,對老院長的困難熟視無睹,置若罔聞,從不關心,更不用說幫助解决了。
老院長家住與武漢大學相鄰的山包上,上下班要走一段坡度大、級數多的階梯。他年事已高,身體又不好,走路既危險又費勁,用車接送則需穿行武漢大學,繞一個大圈子,極不方便。張茀承從未想過解决這一問題,為老院長出行提供方便。
在我任總務處長時,找武漢大學黨委書記紀輝,協商解决老院長出行的問題,請武漢大學讓一條路,由我院木工廠到老院長的住處修一條通道。紀輝書記同意我提出的方案,他認為應該為老院長的出行提供方便。雖然書記的决定遭到武漢大學基建處領導的反對,但他還是堅持從武漢大學的山坡上劃出一條路基給我們,也就有了現在十一教學樓門前的那條路。兄弟高校的領導都這樣關心老院長的出行問題,為什麼張茀承就無動于衷呢?
張如屏有四個孩子,老大在安徽老家,老二張家良在武漢同濟醫院,老三張皖中在四川三綫軍工廠工作,老四張延中,部隊退伍後分到鐵路系統工作,在機車上燒鍋爐。老院長沒有一個孩子在身邊,靠親戚大嬸照顧夫婦倆的生活,後來大嬸在文革中走了,又把陶靜冰主任的侄子請來幫助照顧。當權者有誰想過,幫老院長調一個子女回來,照顧老兩口的生活?學校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職工身邊無子女的,可以調一子女來學校工作;職工子弟從部隊轉業復員的,可安排到學校工作。為什麼老院長就不能享受這些政策呢?在學校領導中,除了張如屏,還有誰有這種情况?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老院長夫婦身體不好,無人照顧,其夫人陶靜冰向學校提出希望把張延中調到身邊,張茀承這纔不得已同意將張延中調回,以工人身份到實驗室工作。張延中高中文化程度(武昌實驗中學畢業),當過兵,做過工,到學校後努力學習,鑽研業務,不僅把實驗室管理得很好,還輔導學生做實驗,而且能安裝、維修各類電器,如電視機、實驗室的測試儀器等。在這一時期,從工人中提升處級幹部、科級幹部,更多的人被提升為技師,而張延中則無人問津,得不到應有的升遷,直到退休仍是一名工人。老三張皖中在三綫工作,其單位地處四川的大山溝裏,他四十多歲時患急性黃疸型肝炎,由于沒有條件及時得到治療而死亡。他們的遭遇,不用說與張茀承等領導的子女相比了,學校裏普通幹部有哪一個的孩子有如此結局呢?
以往老院長每次外出休養,都由學校派醫務人員或由他女兒張家良(同濟醫院內科主任醫師、黨支部書記)隨往。一九八三年老院長到北戴河休養,領導不同意派人,也反對借調張家良隨行,無奈之下,衹好由老伴陶靜冰和兒子張延中陪同前往。正是因為此次沒有醫務人員隨行,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損失。張如屏院長是因痰塞住氣管,現場沒有人懂得如何排除而窒息致死的。
誰之過?張如屏院長的突然去世,應該由那些反對派醫務人員的人負責!這些勢利之徒因張如屏已經離開領導崗位,對他們沒有利用價值了,就連表面的虛偽的關心都沒有了。他們對老院長如此狠毒,是因為老院長是他們實現野心的障礙;是因為老院長已沒有利用價值了;是因為老院長在文革中支持了革命小將,直接觸及了他們的既得利益。隨着地位及權力的變化,他們對老院長的態度,由表面的、虛偽的走向了其原本的真實,證明了老院長的判斷和結論是正確的。
2. 張茀承的組織路綫
以張茀承為首的“鐵三角”,對得罪了他們的人或有可能動搖他們權力基礎的人,會給予不遺餘力的致命的打擊和報復,對那些不聽話或違背他們意願的人,也會明裏暗裏整。他們玩弄的權術無以復加,整了你,你還沒有話說,上級和局外人也無話可說。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在這種氛圍中,幹部們即使有意見也不敢有所表示,更不用說反抗了。而有些人則投其所好,巴結、拍馬,迎合其需要,求得升遷與提拔。任何一個外來幹部,都是呆不住的,不是被壓得喘不過來氣,就是被調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自建院開始,直到文革後,幹部隊伍始終是在圍着張茀承的那些人中間選擇調整,而從外單位調進學校的幹部,只要不是張茀承主張調來的人,不管你是什麼地位、級別,一個也呆不住。文革中先後調進五位廳局級幹部,文革後全部走人,學校班子仍是以張茀承為首的“鐵三角”,而且更鞏固、更公開、更加隨心所欲。
下面幾個例子,可以從另一個視角解讀張茀承的幹部路綫和用人策略。
于浩同志,山東人,南下幹部,在張茀承、常樹蔭之後調到學校工作,任水院黨委辦公室主任。他為人忠厚、直率,有意見就講、就爭。張茀承對上報喜不報憂、對下壓制不同意見的做法,他有意見,當面對張茀承提出過,這樣就得罪了張茀承,而受到排擠。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水電部通知,調常樹蔭到吉林電力學院(常是東北南下幹部)工作,張茀承不想放常樹蔭走,常也不願意離開水院,于是就把于浩調走。張茀承對張如屏說,這是部裏的意見,而對水電部講,這是張如屏的意見。張茀承用兩面欺騙的手法,得到了水電部和張如屏的同意,遂了張茀承和常樹蔭的心願。當于浩得知要調他去東北後,在行政大樓裏大罵張茀承卑鄙,這是當時黨委辦公室的人都知道的事。張茀承為了平息于浩的不滿,欺騙于浩說,他到吉林電力學院是去任黨委副書記,并要他馬上去報到。于浩到吉林電力學院後仍任黨委辦公室主任,曾寫信希望調回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却被張茀承拒絕了。後來,于浩通過水電部調到華北電力學院,任黨委辦公室主任。
張茀承欺上瞞下、偷梁換柱將于浩調走,是一個一石二鳥的計劃。
這涉及到胡緒珍的問題。胡緒珍是黨委常委、宣傳部長,原是張茀承的左右手、文臣。但胡緒珍敢講真話,有時對張茀承也敢頂撞,讓張茀承感到胡緒珍不好駕馭,不聽話,所以要換馬,而要換的人就是常樹蔭。因常樹蔭有把柄在張茀承的手裏,所以常對張茀承是百依百順的,非常聽話。常樹蔭在中國人民大學研修班學習過,是才子,文足以頂替胡緒珍,忠則大大超過胡緒珍。張要把常樹蔭調到身邊,就把胡緒珍從宣傳部調到辦公室,遠離權力中心。因此,無論從哪方面講,于浩都必須走,把位置騰出來。
胡緒珍在文革初期被拋出來,他與梁百樸副院長的歷史問題,是組織部長馮萬秋講出來的。馮萬秋是一個老組織部長,在部隊時任軍黨委的組織部長,沒有上級的暗示或同意,他敢這麼做嗎?胡緒珍的夫人張越對我講過,老胡得罪人了。得罪了誰?為什麼事?我沒有問。胡緒珍被拋出來後,揭發、批判的火力很猛,根據歷次運動的經驗,這是黨委領導要整他的信號。于是,胡緒珍很快就病了,講不出話了,瘋了。他不是要躲避紅衛兵小將的衝擊,而是躲避要整他的人的鋒芒。這就不難解釋,工宣隊進院後,他不瘋了,病也漸漸好了。在黨委學習班上,他積極地揭蓋子,特別是揭露了張茀承的很多事情,因而樊馬義說他是黨委裏的一個好人。當形勢發生變化時,他發現張茀承倒不了,知道自己難有好結果,就要求調離學校。在文革中,胡緒珍的所有舉動,都是有目的的。他知道問題所在,應當避開什麼人的進攻,他應該攻擊誰,又應該如何防備遭受進一步的打擊報復,他知道該如何保護自己,胡緒珍是個聰明絕頂的人。
常樹蔭有把柄在張茀承手裏,這是老院長對我講的,至于是什麼把柄,他沒有講,我也沒有問。後來纔知道,是常樹蔭犯過生活作風的錯誤。此事發生後,張茀承包庇常樹蔭,既不准知情人講出來,也不進行組織處理。由此,常樹蔭對張茀承是感激涕零、忠心不二(常樹蔭掌權後就不一定了),成為張茀承的得力助手,進而成為張茀承的接班人。
常樹蔭是我的老領導,我從北京調到武漢,安排我到三系(電力系)任分團委書記、總支委員,當時常樹蔭是總支書記,是我的直接領導。在三系,大家背地裏叫他甩手掌櫃,他是當家人,但不怎麼管事,向他彙報工作,他總說你們看着辦。總支開會,很少研究工作,衹是布置任務,而這些任務又大部分是上級布置下來的。別人告訴我,常書記在寫書,所以很少來辦公室。我當時的感覺是,這位總支書記有點不務正業,我在北京工作時是看不到這樣的總支書記的。後來我到院團委,他也很快當了黨委宣傳部長,我很擔心他仍和在系裏的表現一樣,這個部長怎麼當?我也弄不清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提拔幹部的標準是什麼,因為我那時并不知道他們之間的關係,所以纔覺得不可思議。
一九八三年底、一九八四年初,張茀承又演了一出一石二鳥的活報劇,既打壓了違反他意願的人,又為他要提拔的人清除了障礙。
水利電力部决定,在長沙電力學校的基礎上,組建長沙水利電力師範學院,該院的主要領導從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選拔。
首選人員是朱冠先,檔案已調水電部。一九八四年春節前,水電部教育司司長許英才找朱冠先談話,要調朱冠先到長沙,組建水電師範學院。朱冠先表示服從組織安排。但張茀承不滿意,春節過後,他以學院顧問的身份(此時剛從書記位置上退下來),進京到水電部游說、做工作,結果調院黨委副書記龔詢潔到長沙,朱冠先落選了。這樣,既打壓了朱冠先,又為高進珊(原馬列主義教研室教師,後任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副書記、書記)登上高位鋪平了道路。
朱冠先是我的前任院團委書記,以後曾任三系總支書記、總務處長等職。他為人忠厚,群衆基礎好,工作認真負責,踏實肯幹,曾是張茀承的重點培養對象。文革初期他執行院黨委、工作隊黨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按指示銷毀過一批黑材料,被革命小將批鬥,并“開除”黨籍,之後沒有參加任何派別活動。這樣的條件,在八十年代被選為接班人是理所當然的,所以水電部領導審查選中朱冠先。但朱冠先在文革初期,有兩件事違反了張茀承的意願,得罪了張茀承,所以在張茀承重新掌握權力以後,就對朱冠先趁機實施報復打擊。因為朱冠先在文革中沒有任何把柄可抓,所以衹能施以壓制。
朱冠先得罪張茀承的兩件事是:其一,工作隊要撤出學校,省委指示各高校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以領導學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此時,黨委已靠邊站。張茀承為了繼續掌握權力,就要派人進入文化革命委員會,張茀承想派朱冠先進去。可朱冠先因家庭出身原因,不願抛頭露面,沒有同意,并提出說:張建成可以,家庭出身好,又是團委書記。張茀承對此不滿,因他對張建成一直存有戒心(外來幹部)。張茀承第二次找朱冠先談話,動員他參選,朱仍拒絕。後不得已派李喜爾參選,因李喜爾鎮壓學生運動一馬當先,在學生中口碑不好,沒有把握選上,所以張茀承把朱冠先作為第一人選。朱冠先的拒絕,讓張茀承很惱火,對一個權力至上的人來講,部下不聽指揮就是對他權力的挑戰,何况此時黨委靠邊站,朱的拒絕就有了背叛的嫌疑,這使張茀承刻骨銘心,永不忘懷。
其二,在體育館的批判會上,有人揭發張茀承的妻子在六十年代藉外出招生為名,到四川去探望其兄長。此事被上綱為張茀承利用職權,假公濟私,以招生為名,讓其妻到四川探親訪友,游山玩水。揭發者為證明此事不假,指名朱冠先上臺作證,因為朱冠先是此次四川招生組的負責人。朱冠先如實說:有此事。這件事被張茀承視為背叛,大逆不道,而且是在張茀承失勢挨批的情况下的背叛,更令他記恨在心。
這兩件事足以讓朱冠先在張茀承的心裏打下烙印,不要說提拔,就是平時工作中也會給穿上小鞋。張對朱冠先的打壓此時并沒有完,在以後的工作中及常樹蔭接班後繼續進行着。
高進珊,文革前是一般教師。在第二任軍工宣隊指揮長樊馬義任內,成立了張茀承專案組,對張茀承進行審查,除了校內問題、歷史問題外,還有一個特務嫌疑的問題,這使張茀承很緊張。高進珊是張茀承專案組成員,因某種緣故,張茀承對高進珊非常感激。張茀承的特務嫌疑解除後(特務張茀承,確有其人,經查證落實,與張茀承書記同名同姓,此張茀承非彼張茀承),高進珊就成為張茀承家的常客,兩人關係也就非常密切。張茀承要報恩,曾對人說,要讓高進珊接班。
當時的班子情况是,張茀承退下來後,由常樹蔭接任黨委書記一職,副書記龔詢潔、高進珊。張茀承希望常樹蔭之後,由高進珊接班,但高進珊的前面還有龔詢潔,因而,龔詢潔就成了高進珊接班的障礙,所以,必須把龔詢潔調走。于是,就有了上述張茀承一石二鳥的傑作。一九八四年九月,龔詢潔調長沙水利電力師範學院任院長,高進珊成為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唯一的黨委副書記。這樣,既打壓了朱冠先,又為高進珊的接班掃清了障礙。
韓德勇,山西人,全國解放前參加工作,以後調幹入學,一九五八年畢業于武漢水利學院(即後來的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留校工作。我調到水院後,他一直在黨委組織部工作,官至組織部長、院紀委書記。韓德勇為人忠厚老實,沒有架子,平易近人,說話輕言細語,工作認真負責,群衆關係好。一提起老韓,不少人都說:“老實人,沒有害過人。”這句話對于一個官員,特別是管幹部的官員來講,是相當好的評價。現在人們對官員好壞的評價着重于經濟上是否貪污受賄,清廉的官員被視為好官。當時人們對官員的評價,則重視對工作的態度和是否害過人這兩點。韓德勇是屬于群衆評價高、口碑好的一類,所以他的官運也是平穩上升的,但在正處級這個臺階上止步了。其重要原因是做了兩件得罪張茀承的事,失去了張茀承對他的信任。
一是對張建成問題的態度。韓德勇始終認為,張建成在文革中沒有做過害人的事,對張建成的問題看重了,處理不當(他在其回憶錄中仍堅持這一觀點)。這與張茀承的觀點是相悖的。
二是原組織部長馮萬秋到省委反映情况,韓德勇陪同前往。韓德勇的本意是馮部長年歲大了,怕一個人在路上有什麼閃失,作為馮萬秋的接班人,陪老領導一程也是無可厚非的。馮萬秋的革命資歷比張茀承老,級別比張茀承高,同為學校顧問,張茀承的權力不減、待遇不減,而馮萬秋却什麼也沒有。他不服,因此到省委去反映情况。在張茀承看來,他們是去告狀的,是韓德勇和馮萬秋共同反對他。
這兩件事,韓德勇認為完全是正常的事,張茀承則認為是大逆不道的,所以在張茀承掌權後期與常樹蔭接班後,韓德勇遭到了冷落,這在部分幹部中是有議論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成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典型,是湖北省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重災區。校黨委殘酷鎮壓學生運動,把那麼多學生打成右派,并捏造事實,把學生郭明正打成“持刀行兇”的現行反革命,逮捕法辦。在白色恐怖中,學校有人自殺,有人被送進精神病院,響應工作組號召揭露過黨委某些人問題的師生,人人自危。為什麼會這樣?因為這些師生的言行觸動了他們的權力基礎,所以他們要百倍地加以打擊報復。
張茀承主持水院的工作,控制着水院的權力,指揮着一切,功勞是自己的,問題是別人的,不願意也不敢承擔自己應擔的責任,這一特點在文革中體現得非常充分。文革即將開始時,一般人都清楚一場政治風暴即將到來,張茀承把張如屏院長從休養地接回來,宣稱黨委的一切工作、一切决定,都是請示了張如屏的。言外之意,就是在運動中如果揭露出什麼錯誤、什麼問題,都由張如屏承擔責任。而張如屏從黨性原則出發,願意并且能夠承擔領導責任。張茀承的這種作為,在中層以上幹部中是有目共睹的。
文革中張茀承指使一些人銷毀黑材料,當革命小將發現後對這些人進行批判鬥爭,甚至要求開除這些人黨籍時,他不僅不站出來承擔責任,反而在黨委成員碰頭會上同意群衆的要求,開除了朱冠先、倪慧慈的黨籍,倪慧慈的入黨志願書被當場燒毀。這是廣大群衆親眼目睹的事情。又如,張茀承在打學生右派時,親自布置張瑞幀發動食堂工人寫大字報、大標語進行反擊,題目是他定的,并要張瑞幀組織幹部幫助工人寫、抄大字報。福利科的幹部在張瑞幀科長的帶領下,一夜未眠,寫出了“我們工人有話說”、“工人說話了”等大字報、大標語,完成了張茀承交給的任務。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時,張瑞幀科長因此受到批判、鬥爭,甚至被毆打,張茀承就在臺上,看着張科長為他受過,他却無動于衷,不站出來說明真相,承擔責任。這些代他受過的幹部為什麼不揭露事實真相呢?因為他們怕,一旦揭露出來,就意味着背叛了他,就會受到無情打擊和報復。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幹部都知道張茀承整人的手腕,所以寧可自己吃虧,也不敢招惹他。
張茀承一九五三年從河南隻身來到武漢,同時期來的還有于浩、常樹蔭、王文斌等人。一九五四年成立武漢水利學院,張如屏來院工作,以後陸續調來了李俊武、于儀卿、馮萬秋等老同志。在這批處級幹部中,有的資歷比張茀承深,有的級別比張茀承高,張茀承在武漢又沒有後臺、人脉,却在短短幾年間脫穎而出,鶴立雞群,成了學校的二把手、學校工作的實際主持人,從此開始編織自己的網絡,建立張茀承王朝,最終連張如屏都不在他的話下。何以如此?這是不少人提出的問題。
我以為,下列三個因素成全了張茀承的權力夢:
第一,才氣和幹勁是張茀承實現權力夢的素質基礎。張茀承是有才氣和幹勁的幹部,我沒有看到過張茀承公開發表過的文章,但他的報告提綱,我是多次見過的,都是他自己寫的。張茀承的工作報告,多數是他自己寫提綱,報告很流暢,很有煽動性,邏輯性也很強,正因為不是照本宣科,所以報告顯得較生動,這沒有一點才氣是做不到的。張茀承工作幹勁足,上班從不遲到、早退,晚上和星期天也經常在辦公室,這在領導幹部中不多見。張茀承事無巨細,衹要他關心的事,就一抓到底。中層幹部外出須經他批准,回來要向他彙報情况。學校發生的事情,他都要瞭解,所以他消息靈通。他的才幹是有目共睹的。正因為有才幹,所以獲得了張如屏的好評,纔從衆多處級幹部中把他提拔起來。
第二,張如屏的信任和放權,是張茀承實現權力夢的必要條件。張如屏在與我的談話中,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他說:“他(指張茀承)工作是積極肯幹的,也有一定的才幹和工作經驗,我當時認為他有培養前途。有人反映過他作風不夠正派,我認為有點個人主義的東西,不嚴重,他對自己的要求還是比較嚴的,所以我提出把他提起來。我這個人愛才,有才、有幹勁的幹部,我就重用,用人不疑,用了就大膽放手讓他幹。現在看來問題出在我生病後,住院、休養的時間長,很少管學校的具體事,與其他幹部的接觸少了,衹聽他的彙報,我就信以為真。他在幹部問題上搞了不少名堂,利用我對他的信任,搞他的一套,不正派,我看錯了。”
其實,從五十年代末開始,張如屏已大權旁落,張茀承已處于一人之下、所有人之上的地位。張如屏身體不好,不抓實際工作,處于原則領導的狀態,這是最容易被人利用的。張茀承就是利用了張如屏對他的信任與放權的機會,開始編織他自己的獨立王國。
第三,張茀承的權術運用,是實現他權力夢的重要手段。張茀承的權術運用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善于抓住機會,條件成熟時,果斷出擊;需要忍耐時,他一定會隱藏起來;需要表現傷心的時候,就能痛哭流涕;需要編造謊言時,他就大膽地編,達到目的為止。他對人當面叫哥哥,背後摸傢伙;他可以為親信包庇掩飾錯誤;他對上報喜不報憂,說假話,對下壓制不同意見,制裁反對他的人,搞一言堂的獨立王國。在這個王國裏,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他的一石二鳥計謀屢屢得手,除上述兩例外,前面提到的文革結束後整我時提出“批宮揪張”的偽問題,也是這一套路,既能坐實我“篡黨奪權”的罪行,又能把宮雨屏抬出來,造成不是他張茀承要整我的假像。他進而讓黨委成員人人過關,說他們被我利用來“揪張”,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讓黨委成員與我劃清界限,使他們不能講公道話,否則就是與張建成同流合污。又如,他一方面向水電部教育司領導大談我的優點,造成領導上認為我反映張茀承的問題是我對他有成見的印象,另一方面却背着水電部領導往死裏整我。張茀承屢屢得手,得益于時機掌握得好,時機不到,他的陰謀就會暴露,時機合適,就能以大環境來掩蓋他的陰謀,這是張茀承的高明之處。
3. 一脉相承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水電部領導宣布了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新的領導班子:黨委書記常樹蔭,黨委副書記龔詢潔、高進珊,張茀承當顧問。常樹蔭正式接班,高進珊也正式登堂入室,實現了張茀承的初步願望。一九八四年九月,在張茀承的努力下,龔詢潔調任長沙水利電力師範學院院長,副書記高進珊的位置往前挪了一步,更接近張茀承所預設的目標。
常樹蔭接班後,與其前任一樣,也要構築自己的權力基礎。一九八五年他把李貞儒提為黨委副書記。一九八六年四月院黨代會後,李貞儒的排名在高進珊前面。這就違背了張茀承與高進珊的意願,于是出現了張茀承與常樹蔭之間、常樹蔭與高進珊之間的矛盾。在一九八七年矛盾尖銳時,高進珊曾揚言要把常樹蔭的老底揭出來,這當然是指張茀承掌握的常樹蔭的把柄,可見他們三者之間的關係。
一九八七年,李貞儒與辦公室打字員之間的不正當男女關係被揭露,兼任院紀委書記的高進珊要立案調查,把事情搞大,而常樹蔭則千方百計要保李貞儒,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先是讓李貞儒死不承認,以為這樣就無法作結論。這一招沒有奏效,他就通過水電部人事勞動司干預(人勞司的韓司長與常樹蔭是中國人民大學研修班的同學),幾次都說材料不充分而不能定案。高進珊這邊依靠省紀委,由省紀委找李貞儒談話,李貞儒最後承認了,給了他個黨內處分,接着把他調到長沙鐵道學院。
在這場權力鬥爭中,高進珊取得了勝利,為以後的接班奠定了牢固的基礎。同樣性質的錯誤,常樹蔭在張茀承的包庇下,風平浪靜,似乎沒有發生過,在群衆眼裏他是正人君子。時隔二十多年,在八十年代的形勢下,這種事發生在領導幹部身上,已司空見慣,却被搞得翻天覆地,上至省委、水電部,下至一般老百姓,弄得盡人皆知。李貞儒身敗名裂,何以至此?事實與過程說明了一切。在這裏,沒有原則,衹有權力鬥爭的需要。常樹蔭不是張茀承,高進珊的底氣在于張茀承的支持。
在這場權力鬥爭中,有一個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得到省紀委領導的賞識,但成了常樹蔭的出氣筒、打壓對象,這個人就是時任院紀委副書記、李貞儒專案組組長的朱冠先。在這個案件中,朱冠先并不是有意識地站在哪一邊,衹是對案件本身負責,由于他工作認真細緻,獲得多方面的人證、物證,逼得李貞儒不得不承認。省紀委有關領導認為,李貞儒事件的材料在同類事件中是最充分的,由此認為朱冠先很適合做紀檢工作。此後不久,省紀委通知學校,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已具備了設立紀委專職書記的條件,望將人選上報省紀委審批。院黨委接到省紀委的通知後,立即把朱冠先調離紀委,安排到院工會當工會主席。常樹蔭在與朱冠先談話時,明確講院工會主席是副廳級,馬上上報水電部審批。與此同時,學校向省紀委上報了兩個當時與紀委工作無關的幹部。省紀委不能干預基層黨委的安排,但他們有權不批。因此,水院到最後也沒有紀委專職書記。
朱冠先幾次找常樹蔭詢問上報審批的事,常樹蔭拖着不辦。後來朱冠先直接給水電部教育司寫信詢問,許英才司長接信後作出批示,讓水院將工會主席級別一事上報水電部審批。水電部有指示,再也拖不下去了,學校衹好寫報告上報水電部,但一直沒有回音。後來弄清楚了,還是那位人勞司的韓司長壓住了,說人勞司討論了三次,沒有通過。其中的奧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在沒有理由不辦的情况下,通過上級某位有關係的權力人物壓下來,既達到了打壓朱冠先的目的,又洗刷了打擊報復的嫌疑。在這點上,常書記的權術不比張書記差。在打壓朱冠先的問題上,幾位領導是統一的,所以上層沒有矛盾。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常樹蔭到點離休,高進珊接班任黨委書記,實現了張茀承的願望。
高進珊,武漢蔡甸人,一九六二年畢業于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留校任馬列主義教研室教師。文化大革命中在張茀承遭受審查、批判、落難的時候幫助過張茀承,張茀承重新掌權後,為報答高進珊,發誓要讓高進珊當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黨委書記。這種投桃報李的現象,在文化大革命失敗後,到處都有,所不同的是,張茀承為確保高進珊能夠登上水院一把手的寶座,在排除其前進道路上的障礙時,親自出馬,不遺餘力,足見其之真心誠意!
高進珊上任不久,龔詢潔由長沙水利電力師範學院調回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任院長。有一次在一座四星級賓館裏招待老同學的宴會上,有同學問高進珊,龔詢潔為人老實,但能力似乎差些,你怎麼同意把他調回來當院長?高進珊笑着說:“這你就不懂了,能力差,好控制。”高進珊敢于這麼說,可能是因為老同學之間說話,沒有設防火牆,也可能因為他已大權在握,有些忘形了。後來的事實證明,高進珊控制不了龔詢潔,他們之間在很多問題上意見相左,矛盾不斷,弄得領導層不得安寧。高進珊書記在任上當然也會提拔一些他認為需要提拔的人,但有些事做得太過明顯了,遭到人們的非議,例如,把老鄉×××從工人提升為處級幹部,人們不是認為工人不能提升,而是被提拔者與書記間的關係過于密切,且其人在群衆中議論較多,這樣的提拔,顯得有失公允。
上世紀九十年代,正是改革開放的鼎盛時期,要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下海之風正盛。高進珊書記能夠與時俱進,在抓權力的同時,不忘抓經濟,以適應時代的潮流。他支持投資紅桃K保健品公司、凱迪公司,讓那位工人處級幹部籌建股份制汽車修配廠。高書記在有些企業裏握有股權,特別是凱迪公司上市後,高書記的原始股為他增加了不少財富,當上了凱迪公司董事會的董事。學校在紅桃K投資100萬元,該公司發展後,董事長提出以3000萬元收購學校的股權。學校後來宣布,投入了100萬元,收入了1000萬元,即以1000萬元賣掉學校所持紅桃K公司的股權。人們好奇的是:對方出價3000萬元,而學校衹要1000萬元就賣掉了,不知道世界上有沒有這樣做買賣的?其中的奧妙耐人尋味!
由于學校領導層的矛盾影響到學校的工作,也由于群衆議論太多,水電部將高進珊調到華中電管局任副局長,主管教育方面的工作。我認為,這對高書記絕對是一件好事。不管怎麼說,高書記是響應鄧小平號召,屬于先富起來的一類領導人。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三代掌門人,都為權力而鬥爭過,為構建自己的權力結構,排斥、打擊過于己不利的人,袒護、提拔過自己的親信,手段也差不多。有的成熟些,瞞天過海,掩人耳目,讓人看不清他的本來面目,被他賣了還在為他數錢;有的則讓人一看便知,還不夠成熟。就三代掌門人的廉潔程度、工作能力來說,張茀承是無可挑剔的,客觀地說,三代掌門人一代不如一代。他們雖然經過了坎坎坷坷,在獲得權力上是勝利者,但最後都落得孤家寡人,群衆對他們議論紛紛,所以又是做人的失敗者,結局也是一樣的。他們三位從根本上來說,目的、方法、結局都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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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4-12-19

岁月留痕  张建成著(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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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建成,上海市人,生于1935年。1956年7月毕业于北京电力学校锅炉装置专业。1956年8月至1965年1月在北京电力学校、北京电力学院任教师、动力系党支部书记、电厂化学系党支部书记。1965年1月水电部系统学校院系调整,调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工作,1987年7月退休。文革前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文革中,于1966年12月上旬率院团委干部表态支持造反派,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钢二司)红水院总部勤务组副组长,后任院人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总务处处长、党总支书记,院党委副书记,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从1968年10月到1978年4月,五次被关进各类“五不准”学习班,在学习班总时间为23个月。1984年9月26日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行政职务。

4. 對我下毒手的原因
無論從哪方面講,我都不可能被開除黨籍,這是原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絕大多數人的看法。我不想為自己辯解什麼,因為事實擺在那裏,功過自有評說。為什麼會對我下手如此狠毒,定要置之死地而後快?衹有張茀承、常樹蔭、李喜爾等人知道,他們是决策者、主持者、主使者。
在討論我的結論材料和處理决定時,不少人提出過不同意見。有人具體地提出:文革中的共性問題不能作為處理的依據,如批判幹部、學術權威的問題,呼喊打到×××的口號,相互打聽瞭解情况,武漢“七二〇”前後出現的批判軍隊幹部的問題等等,這些都是在當時形勢下產生的共性問題。要處理的是那些利用文化大革命誣陷別人、打擊報復、搞破壞活動、殺人放火投毒等等個性問題,張建成沒有個性方面的問題,有的同志明確指出把張建成的問題看重了。但是,張茀承、常樹蔭、李喜爾等人根本聽不進去,堅持原來的觀點和材料。這說明他們三人(鐵三角)在整倒整死我的問題上立場和態度是一致的。
院紀委副書記陽鈁告訴我,他向領導反映了我的意見,他們不同意,反說我的態度不端正。
黨委副書記李貞儒說:我們也覺得處分重了,待整黨後期再說。省委沒有說你是“三種人”,我們也沒有說你是“三種人”。現在群衆要求我們公布你的材料,你不要去說,說了沒有好處。
黨委書記常樹蔭說:你的問題是平衡出來的,你離開了也好,我都想離開這個黨。
黨委常委、副院長李喜爾說:行為一樣,目的不一樣。
從上述幾位領導親口對我講的話中可以看出,他們根本說不清我到底是什麼問題,依據什麼開除我的黨籍。
當他們知道幹部、群衆有看法,要求公布我的材料時,他們根本不會也不敢公布那些編造出來的所謂材料,也不讓我出去講。李喜爾在回答我的提問時講的所謂“行為一樣,目的不一樣”這句話,已清楚地表明,他們是先把我定性為反革命,進而把我的一切活動都說成是為了反革命的需要,在對我的審查過程中、在結論材料中都體現出這一點。因此,一切問題都要上升到反革命的高度,例如,批林批孔運動中,魏書記要我到二招去瞭解中央及省委開展批林批孔運動的精神與安排,我回來向黨委負責人彙報了,也對李喜爾講了。可在整我時、在結論材料裏就變成了“到二招與‘四人幫’幫派骨幹聯繫,按他們的旨意在學校開展批林批孔,篡奪批林批孔的領導權”。這就是他們的基本手法,反正已經定了性,要把你打倒,這是前提,有影子的就無限上綱上綫,沒有影子的事就編造、誣陷,這樣的材料能公諸于世嗎?他們編造了一系列關于我與“四人幫”在湖北的代理人、幫派骨幹一起篡黨奪權的“故事”,加上我又不承認、不老實、態度不好,其結果如何,可想而知。
問題是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我想有其共性的一面,也有個性的一面。
共性的一面,就是我本來是屬于他們陣營的,文革中支持革命小將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反,而這些人又是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人,我在他們眼中成為大逆不道的背叛者,觸及了他們的權力和利益,他們是一些權力欲極強、個人利益至上的人,一旦有機會,就會進行瘋狂的打擊報復。他們極端仇視文化大革命,念念不忘王任重“槍打出頭鳥”的指示,這不是個人恩怨問題,而是屬于政治鬥爭和階級鬥爭範疇的問題。
個性的一面,則是他們各有各的打算。文革中張茀承耍弄過我,我在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焦德秀面前談過對張茀承的看法,跟張茀承本人也交流過。但張茀承認為是我告了他的狀,這是他最不能容忍的,一有機會就對我進行打擊報復,在他看來是理所當然的;整我,而不整“死”,在他看來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因為他瞭解,如果不開除我的黨籍,我一定能東山再起。若留在學校,總有一天他會下臺,怕我到時候報復他;若調到華北電力學院,他知道我去後,是該院黨委書記的第一候選人,如果以後調到部裏,成為他的上司,那後果更不堪設想。因此,他必須把我整“死”,以絕後患。其實,他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不會也不可能對他進行報復,衹是想早點離開這個是非之地罷了。
對常樹蔭、李喜爾兩人而言,除了擔心打不倒我、我會報復以外,還有一個現實問題,就是擔心我在臺上,他們就不可能受到提拔重用,當不了副書記、副院長,常樹蔭更怕從此當不了接班人。
對李喜爾、×××來講,他們是我專案組的負責人,如果整不倒我,那就是否定了他們的工作,更怕我反過來報復他們。
這些人不是唯物主義者,他們認為需要就是合理的,目的就是一切,實現的途徑是不擇手段。他們都有一種劊子手的心理,因報復別人而怕別人報復,所以衹有把別人徹底幹掉,他纔安心。這種劊子手心理,使他們喪失了理智,可以不顧事實,不顧政策,不顧幹部群衆的呼聲。他們為達到整倒別人的目的,可以造謠誣陷,可以無中生有,可以編造事實依據,可以搞逼、供、信。其實,毛主席早就看清了這一切,早就說過“專案組靠不住”。
根據我在文革中與這些人的接觸,我覺得他們是一些風派人物,沒有原則,沒有信仰,跟着權力、利益走。這種人在洋人入侵時,會不會成為漢奸就很難說;但當資本主義復辟的時候,他們肯定是擁護的,因為他們是既得利益者。
因為整我有功,一些人彈冠相慶,升官發財,先後有五人提拔到廳級、副廳級的位子上。我不能說張茀承、常樹蔭的提拔是否與整我有關,但李喜爾、謝德煥、顏國良的提拔,肯定與整我成功有關。李喜爾、謝德煥還說得過去,因為他們是張茀承圈子裏的人,在清理三種人運動中,竭盡全力,按領導者的意圖,不擇手段整垮了張建成,給予他們獎勵也在情理之中。
而顏國良作為水院“紅教工”組織的一號頭頭、兩派鬥爭中的派頭頭、一個非黨員,怎麼會從一個白丁(非黨員、非幹部)升為廳局級幹部,很多人想不通。熟悉顏國良的人都知道,他在文革中有時左得出奇,有時右得要命,情緒忽高忽低,很不穩定,好激動。在抓“五一六”時,他是最早承認自己是“五一六”分子的,并揭發了我院“五一六”的組織系統,揭發我是水院“五一六”的組織領導者,除了反軍亂軍外,還整理了周總理的材料,給他看過,他還提出過修改意見等等。之後,他與造反派劃清界限,碰面時假裝沒看見。批林批孔運動中,他又成為造反派頭頭,慷慨激昂發表演說,參加各類會議,包括派頭頭的會議。他向我檢討錯誤,表示决心跟着毛主席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他依然十分積極。“四人幫”被抓後,他反戈一擊,我們又成了陌生人,還是見面裝作看不見。對于這樣的風派人物,張茀承、常樹蔭看中了什麼?他們看中的,就是顏國良的隨風倒,看中的就是要從顏國良嘴裏講出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而顏國良為了自身的利益,迎合他們的需要,肆意編造所謂的“證據”。他們在短短的幾年裏,讓他入黨,給他提幹,調他到教務處,後又升任處長,之後又推薦他擔任長沙水電師範學院的副院長,這就是他們對顏國良的獎賞。怎麼會有這種違反常規的超常提拔?顏國良除了揭發我是所謂“五一六”、整周總理材料外,不知道還幹了些什麼,令當局如此看重他、重用他,還不惜為提拔他向部裏謊報材料。水電部人勞司王副司長來學校考察幹部,到我家裏來看我,我問他對顏國良的情况是否瞭解,他問有什麼問題,我介紹了文化大革命中顏國良的情况。他說,不清楚,學校上報的材料中沒有這方面的內容。這就是他們的伎倆,要打倒的人沒有材料可以編造材料,要報答、提拔的人,有問題可以隱瞞不報,欺上瞞下,一以貫之。
5. 失去權力以後
張茀承一九八三年底退出一綫,擔任顧問。讓退下來的領導擔任顧問,具有中國特色。顧問是個閑職,沒有具體工作,一綫領導交代下來需要顧問們辦的事,就辦一下,大部分是場面上的事。顧問不需要每天按時上班,我體會,這樣做是讓老同志退下來後,有個過渡階段,調整心態,以便安度晚年。
但張茀承顧問依舊每天按時上下班,大小會每會必到,到會必發言講話,領導研究工作、聽彙報也必親臨,還要找人談話、瞭解情况,很是忙碌。這樣做給一綫領導的工作造成一些不便,但面對提拔自己的老領導,也不好破這個面子。時間長了,不免產生矛盾,說退下來了還抓着權力不放。連馮萬秋這樣的老好人都看不下去,跑到省委去反映,也有人向水電部反映,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水電部發文,免去其顧問職務。
張茀承離開黨委書記寶座後,各方面都發生了他意想不到的變化:門庭若市的家,立馬變得冷冷清清,很少有人上門了;書記的專車沒有了,他要用車,衹能用老幹部的公用車;到醫院看病,領導親臨、前呼後擁的特權沒有了。他曾感嘆說:我下來了,你們就不管我了!有一次他去北京,說是到部裏談工作,希望部裏派車到車站接他,教育司的同志回應稱,沒有車,坐計程車來。這一切發生得這麼快,又這麼現實、這麼具體,張茀承感受到了“人一走茶就凉”的苦味。在職、去職,一字之差,差別這麼大,他失落,他埋怨那些他包庇過的、培養過的、提拔過的人太無情,忘恩負義。此時不知道他是否想起過,他自己是怎麼對待張如屏老院長的?這叫一報還一報啊!
對一個權力欲極強、并用權力隨心所欲實現個人願望的人來說,失去權力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失去一切,尤其面對自己培養的接班人(常樹蔭、高進珊)的一反常態,由熱情討好變為冷漠,由向自己彙報、聆聽教誨變為嫌棄,他無法接受,心情不好,加上長期滿負荷的工作狀態,一下子變為無所事事的鬆弛狀態,身體各方面便發生了變化。張茀承在被免去顧問職務後不久,身體明顯差了許多,也蒼老了許多,到後來,走路要有人扶着,否則會倒下去,腰快彎成九十度了,前列腺手術後尿不盡,非常痛苦。我看着他被人扶着艱難地向校醫院走去時,那一瞬間,我可憐他、同情他,想起了他勤奮工作、熱情關懷團委工作的情景,也想對曾經受過張茀承恩惠的人大喊一聲:他為你們費盡心血,把你們扶上了台,你們就對他不聞不問了?你們的良心何在?接着又想,張茀承這樣對張如屏,常樹蔭、高進珊又這樣對張茀承,將來他們的接班人又會怎樣對待他們呢?天曉得!
常樹蔭下來後徹底地離開了,因為學校已不設顧問的職務,他沒有理由留下來,再說高進珊也不會讓他留下來。他與一些老幹部一起辦了一個學校,工作人員有些是我院的退休人員。這個學校原先的領導人是李爾重,後來由常樹蔭主持工作,以後他把學校轉讓出去了,聽說結余了80萬元左右。一起參與籌建學校的人要求常樹蔭交出帳本,共同合理地處理這筆錢,為此,相互間發生爭執。該校的會計是常樹蔭請去的我院退休幹部陳××,他將帳本及現金拿回了家,對方隨即報案,警方採取行動,搜查了陳××的家,取走了會計帳本和現金,并拘留了陳××,搞得滿城風雨。此事衆說紛紜,有的說是陳××貪污,有的說是陳××代人受過。究竟如何,當事人不說,局外人不得而知。風波過後,陳××受到了不應有的打擊,原本健康的身體漸漸衰弱,前幾年離開了人世。常樹蔭夫婦後來到美國,與女兒生活在一起,因得癌症于幾年前死于美國。
李喜爾退下來後過了幾年好日子,後來也得了癌症,我到醫院去看過他。實事求是地說,他後勤工作抓得不錯。他整我,有完成任務的一面,也有他私心的一面。我幾次想與他談談心,回顧這段歷史,大家相識一場,彼此也存在有好感的一面,應該是可以談談的,但終未談成。我想,我有這份心,他未必有,過去這麼多年了,萬一話不投機,吵起來,那不是傷口上撒鹽嗎?何况他得的又是絕症。因此,我無法向他表達我的感受,也無法瞭解他當年那樣做的真實想法。他于二○一○年去世。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鐵三角”死了,而且都是得怪病死的,活着的時候,他們都知道自己得的病是無法治愈的,總有生不如死的感覺,因為死亡時刻威脅着他們。他們要整死的張建成却還活着,而且還在工作,這是上天的安排還是命運使然,或是別的什麼,誰也不知道。但我是清楚的,我沒有害過人,沒有做過對不起別人的事,所以我任何時候都是坦然的,踏踏實實過我的清貧生活。
權力是人民賦予的,權力是用來為革命事業服務、為人民服務的。權力越大,對革命事業和人民負有的責任也就越大,越要小心謹慎地使用權力。如果一個人把追求權力作為目的,用自己所掌握的權力來對付有不同意見的或反對過自己的人,用來為私利服務,這樣的人肯定不是無產階級革命戰士,而是變了質的共產黨人。
我經常想,文化大革命是否不可避免?毛主席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是什麼問題?我們共產黨的幹部進城以後有些什麼變化?為什麼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官僚階級的問題?對于這些問題,通過解剖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這隻麻雀,再看左鄰右舍及我們的上面,我有答案了。我的結論是:毛主席真偉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億萬人民擁護并積極參與文化大革命不是偶然的!
(七)傷痛
1. 給朋友帶來的傷痛
我被隔離審查後,我的很多朋友也被隔離了,如王紹良、章少強、陳鑒治、曾相金、陳伯強等。
逼他們交待與我的關係,要他們與我劃清界限,交待他們所瞭解的我的一言一行,例如開過什麼會,在什麼地方、什麼人參加,張建成都講了些什麼,從夏、朱、胡處領回旨意後,在學校是怎麼貫徹執行的,是怎麼“批宮揪張”的等等。
可以想像,朋友們多麼為難,朝夕相處、互相瞭解、相互信任的朋友,要以敵人對待,揭發本來不是問題的問題,把大家商量的事,都推到一個人身上,是多麼的難!但不這樣,就過不了關。他們要根據專案人員的提示去冥思苦想,去挖掘,甚至要說些違心話,直到專案人員滿意。這種精神上遭受的折磨,衹有經歷過的人纔有體會,甚至到了生不如死的地步。
我連累了朋友們,如果有些事我處理得當,也許不會造成這樣的結果。雖然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沒有張建成,也會有李建成、王建成,也還會連累一批人,但他們畢竟是我的朋友,為我所累,給他們帶來了傷痛,我于心何忍!
學院黨委內部,也因為我,搞得不少人要“說清楚”與我的關係,有的還要檢討。崔連貴副書記、梁道平副主任、密加凡副主任等領導同志首當其衝,連李俊武因為與我關係較好,也必須交待揭發。
總而言之,此舉一石二鳥,以我為靶子,打擊那些被認為參與“批宮揪張”的黨委領導,同時也為了不讓這些人講公道話,搞得他們人人自危,與我劃清界限。一時間,我成了學校內陰謀集團的頭子,而這些人則是被我利用的,讓他們在黨委內講清楚與我的關係,揭發、批判我利用他們來篡黨奪權的陰謀,還說這是對他們的“關懷”。
某些人的權術運用到了極致。事後將這些被他們利用過的人一一調走,以恢復文化大革命前一手遮天的局面。這些老同志敢怒而不敢言,衹得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這些老同志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工作的時間不長,由于與水院文革及人際關係沒有瓜葛,所謂旁觀者清,對歷史情結是超脫的,對學校一些人的看法也是客觀的(他們作了調查研究),說了些讓有些人不高興的話,因而被扣上與我勾結起來奪權的罪名,要他們揭發我,也要我揭發他們,認為以此可以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但最後還是一無所獲,因為根本不存在這樣的事。
我連累了這些老同志,讓他們在水院不長的時間內,造成了磨滅不了的精神創傷。
在批鬥我的過程中,要求全院師生與我劃清界限,開展揭發、批判,有些群衆想不通,提出不同看法,或為我說了公道話,就會被扣上立場不穩的帽子,要檢討,甚至影響以後的提薪。汽車司機肖顯生同志,在學習時講了一句“張建成不是這樣的人”,就成為立場問題,領導上組織對肖顯生進行“教育、幫助”,實際是開小型批鬥會,還讓他交代與我的關係,最後影響到提薪。
因為講了與領導不同的話,遭批判、扣以立場有問題帽子的,在教師中有之,在幹部中有之,在職工中也有,我向這些朋友們表示感謝與歉意。
學生因為我受株連的更多,特別是一些原“好派”的頭頭。王新民同學由于學校去函湖北遠安縣某化工廠,要求該廠對王新民進行審查,以配合對我的審查。該廠從王新民住處抄出一封我與王紹良給他的信,便以此大做文章,對他進行長期的審查與批鬥。一九八六年元月受到留黨察看兩年、撤銷技校副校長職務的處分。(王新民于一九六七年分配去後,由于各方面表現突出,入了黨,提了幹。)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他調離遠安回到原籍江蘇興化市。他受到的打擊與身心的創傷都是巨大的。
賴文德同學,在“兩清”中已受到株連,一九七六年回學校參加業務培訓,“四人幫”被抓後受到我思想的影響,在同學面前講了一些不合時宜的話,成為“現行”的對象,在學校辦學習班,搞逼供,讓他交待言論的來源,而且指明是從我那裏來的。逼供未果,取消他培訓的資格,送回福建,有關材料也一并送走,至使賴文德同學在單位又一次受到折磨與摧殘,身心受到極大的創傷。
被我株連而受到審查的還有黎良能(已逝世)、趙三其、陳大均等同學,在此一并向他們表示歉意。
在我受審查及遭處理期間,很多老同志對我表示關懷,我深受感動。張如屏老院長一直關注着事態的發展,他敦促張茀承抓緊處理,以便早日恢復我的工作,張茀承要他不插手此事。因此,張院長準備直接向水電部和湖北省委反映我的情况,後因突然逝世而未能實現。
王步青(原武漢軍區副參謀長)、陳扶生(原湖北省委宣傳部部長)等老同志見到我的熟人時,都在打聽我的情况,為我的遭遇感到惋惜。
原湖北省教育廳長孔一,聽說不同意給我加薪後,認為不妥。他說,你們要提拔他的時候,把他說得完美無缺;現在又把他說得一無是處,連普調工資也沒有份,叫人不好想。
湖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余英,對我的問題極為關心,曾向有關部門反映情况,因此遭到個別省委領導的批評。我從農場監督勞動回校後,在附近幾個魚塘打甲魚,余部長一早出來到魚塘邊散步,所以經常見面。當我聽說他因我的問題受到批評後,我請求他不要再管我的事了,我說:“我的問題已經這樣了,我也無所謂了,涉及的問題,不光是文革的問題。你是知道的,我們黨的歷史上,藉着政治運動解决個人恩怨的多得很,而且很難解决。你為我受批評,如果有人想乘機整你,那就太冤了。”此後,我到東湖邊去打甲魚,儘量不與余部長見面。他離休後,我幾次想去看他,又怕給他惹麻煩,終未成行。現在他已離世,這也是我終身的遺憾。後來聽余副部長在新四軍工作時的老戰友、湖北日報的古振華老師說,他在與余英說起我時,余副部長說:“張建成是生不逢時啊!”
余英副部長是新四軍的老戰士,文革開始時任武漢市委宣傳部長,運動初期也曾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綫,後調到省委宣傳部。文革中我與他見過兩次面,都是在一九七五年,也都是為了談我的工作問題,我都拒絕了他。按理講,他應該對我不滿纔是,因為我“不識抬舉”,調我到省體委當書記兼主任我不幹,調到武漢化工學院當書記也不幹。我們之間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聯繫。
在審查我、處理我的時期內,學校的幹部審查處理工作已不屬省委宣傳部管,先由省文教辦(後來改為文教部)管,後由省紀委管,與他完全無關。他為什麼要不遺餘力地去多管這個“閑事”呢?他對我說:“我可以不管,但于心不安。現在管運動的這些人,大多是從下面上來的,他們對歷史情况不瞭解,又不去作認真的調查研究,衹聽專案人員的彙報,這樣會傷到好人。我們對你瞭解,應該向他們介紹情况,他們說我包庇你,我包庇你幹什麼?無非感到你是個人才,有思想,有水準,有能力,群衆基礎不錯,如果搞錯了,那就可惜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黨性讓我這麼做,我不後悔。”
多麼寬廣的胸懷,多麼強烈的責任心!體現了一個老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立黨為公、毫無私念的崇高品德,我深深地懷念他,并向他致敬!
2. 給親人帶來的傷痛
歷史上封建統治者,實行株連法,一人有罪,株連滿門,株連九族。日偽統治、國民黨統治時期,實行誅連法,建立保甲制,一人有事,不僅累及家庭,也累及鄰里,這是法西斯統治的手段。共產黨人堅决反對這種統治人民的法西斯手段,提倡一人做事一人當,誰犯罪,處理犯罪者本人,不能累及家屬。
然而在文革中及文革後對我進行審查、處理時,某些聲稱是堅定左派的共產黨員,却執行了與黨的路綫相違背的政策,株連我的家屬,使他們受到了極大的打擊和不公的對待,這種傷痛至今無法撫平。
我妻子王漱蘭,一九五五年畢業于江蘇省無錫助產學校,全班分配到東北各地,她被分配到遼寧省撫順市東部醫院任助產士,一九六○年調到北京電力學院醫務室任護士,一九六五年隨我調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衛生科任護士。
她是一位賢妻良母型的知識女性。在家裏,她把所有的時間、全部的精力放在治家和管教孩子上,把一個經濟困難的家庭,管理得井井有條,好讓我全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使我從不為家務事、孩子們的吃穿操心。在我母親逝世後,有一段時間父親住在我家,為了讓我父親安心住下,她儘量照顧他的生活,有時借錢為他買煙酒。
在工作上,她全身心地投入,從不遲到早退,除本身業務工作外,打掃工作場所的清潔衛生、燒水、清洗用具、針具消毒等,什麼都幹。她業務能力強,打針不痛,是北京、武漢兩所學校的師生都知道的。她醫德好,服務態度好,也是盡人皆知的。不少師生都希望她給他們打針,領導幹部去了,甚至指定要她打針,需出診時也指名叫她去。
王漱蘭從不參與同事間的糾紛是非,別人對她講的事也從不散布。有位醫生說:校醫院衹有王漱蘭纔是真正的護士。對于這樣一位雖不能說是十全十美但却普遍受到人們贊譽的人,在我正常工作時,人人都說她好,不少人見到我就說,你的成績有一半是你夫人的。我也同意這種看法。衛生科的領導幾次在我面前誇王漱蘭。
然而在我受到審查後,有些人態度一下子有了180度的變化,這也不足為奇,因為人們怕受牽連。問題在于領導,不僅態度發生急劇轉變,而且處處、事事設置障礙為難她,甚至為了不讓她升職提薪,誣陷她有醫療事故。
文革結束後的第一次提薪是普遍性的,在提名會之前,領導給與會者打了招呼:“不要提王漱蘭”。王紹魁醫生因故未聽到領導的招呼,在會上提出“王漱蘭可以提級”,并講了王漱蘭不少優點,說明夠條件。結果王醫生受到牽連,自己也沒能提級。衛生科長賈慶智為了撫慰王醫生,到他家去做工作,說你怎麼能提王漱蘭呢,沒有政治頭腦,搞得自己也沒有提上。為此,賈科長答應把王醫生的學歷改為大學畢業,職稱改為醫生,以此來平息王醫生的不滿情緒。其實王醫生原本不是大學畢業,職稱也不是醫生,後來他堅持上業餘大學,取得了大學本科的醫學專業文憑,申請改學歷并成為正式醫生,賈科長就是不給辦,說要研究研究。這次為了緩和矛盾答應辦,一打一拉,最終的打擊目標就是王漱蘭。
有一次衛生科評先進,于文蘭提出,王漱蘭業務、醫德、表現都好,可以評為先進。衛生科某領導說王漱蘭有醫療事故,不能當先進。所謂的醫療事故其實是栽贓陷害。毛××給學生針灸,發生了醫療事故,這位科領導為了保護她的親信,不讓王漱蘭當先進,打擊王漱蘭,就把醫療事故的責任栽到王漱蘭頭上。實際上王漱蘭從不搞針灸,科領導及群衆都知道。丁和之在會上當着這位科領導和毛××本人的面,揭穿了事實真相,并直指毛××是道德問題。
在申請職稱的問題上,有關領導又一次施用權力,打擊王漱蘭。根據衛生部的有關文件,中專畢業的護士,工作一定年限後,可以考醫生,別的護士申請報考,都批准了,唯獨王漱蘭的不批,衹能考護師。在考副高職稱時,王漱蘭申請報考副主任護師。從各方面條件來衡量,王漱蘭是最符合條件的,科裏多數群衆也是這麼認為的,但領導不同意。一位從醫生提為副科長的同志對王漱蘭說,你的條件是科裏最好的,但被排擠了。
就這樣,王漱蘭的工資提不了,先進當不了,醫生當不了,副高職稱也被“擠掉了”,這些都是在某些領導一手安排和導演下完成的。
給王漱蘭的這些打擊,傷痛是可想而知的。以上衹是問題的一面,另一方面,給王漱蘭造成政治上的壓力和身體、心靈上的痛苦。衛生科要王漱蘭交待我的問題,并且就此“幫助”她,批判她。因為王漱蘭對我的工作從來是不聞不問的,無論是在北京工作期間還是在武漢工作期間都一樣。對文革中我的所作所為,她同樣一無所知。我們之間有個約定,為避免給對方造成不必要的麻煩,對對方的工作情况都不干預,不詢問。所以她實在講不出什麼材料,更講不出他們所要的材料,于是就“幫”她“提高認識”,批判她的立場,讓她與我劃清界綫。
同時,一向很少派人外出的醫務室,此時頻頻派王漱蘭下鄉,參加各種勞動。派她參加學生實習隊到水利工地;在嚴寒的冬天,派她到東西湖滅螺工地勞動;派她到花山插秧勞動;派她到人防勞動三個月;暑熱天派她到農場勞動三個月(暑假也被剝奪了)。
我們兩個孩子都還小,需要照應,以前都是她負責照顧的,我從未管過。我要交待問題,又要受批判,也無法管。她知道這一切,心如刀絞,但也無法,衹好苦了孩子。
這些沒有人性的傢伙,處處事事刁難王漱蘭,給她以心靈和工作上的打擊。然而在服務上、技術上還要儘量利用她,張茀承、張瑞瑾要打針,叫她去;衛生科長賈慶智得了癌症,住一九三醫院,提出要衛生科派人去特護,并且指名要王漱蘭去。既然王漱蘭立場有問題,不可靠,又為什麼要指名她去呢?他們是一些自私自利的人,當自己有病的時候,就要找技術好、醫德好、服務態度好的醫務人員,于是就想到了王漱蘭。當他們看到張建成被審查、被處理了,被打倒了,就要讓他的老婆也不能有好日子過,纔能表示自己緊跟領導,表示自己是堅定的左派,纔能從中撈到好處,于是就要對王漱蘭下狠手、下毒手。
整王漱蘭,有些是領導上布置的,有些則是基層負責人自己創造的,真是一些卑鄙無耻之徒。在我與專案人員談話時,在與張茀承書記談話時,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托詞:你是省管幹部,你的問題我們都是按省委指示辦的,我們也决定不了你的問題,你的意見我們可以向省委反映。但我確信,這樣對待我的妻子,絕不會是省委的决定,更不會是中央的决定。
幾次對我的隔離審查和最後不公的處理,對我孩子造成的傷痛與影響是極其嚴重和深遠的,甚至波及到第三代,這是讓我最痛心與自責的事。
第一次隔離是在一九七○年的十月份,樊馬義指揮長把我當成現行反革命,將我隔離起來,并申請抓捕我。當時,我被關在行政大樓原檔案室,每天早、中、晚由兩個人押着我到教工食堂用餐。
有一天我們去食堂用晚餐,我兒子與女兒在玩耍時見到我。他們看着我,眼睛睜得老大,很吃驚。我叫他們,他們一下子就跑開了。我非常難過,那時兒子纔10歲,女兒7歲,他們非常愛我,他們感到爸爸已多天沒有回家,為什麼今天在學校又不回家吃飯?而由人一前一後跟着到食堂吃飯?他們驚奇,不知所措,回去告訴媽媽,媽媽又能作何解答?後來,兄妹倆大概知道了些情况,幾乎每天那個時候,都遠遠地看着我被押到食堂用餐。這在他們小小的心靈上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第二次是清查“五一六”,我是學校的重點對象,也波及家庭。一九七一年四月,王漱蘭被安排到嘉魚縣某水利工地勞動,我在家一面交待問題,一面照看孩子的生活。省委召開揭批胡厚民、楊道遠大會,時間4至5天,學校要我參加大會受教育,住在省委招待所,不能回家。
我對樊馬義指揮長說,兩個孩子還小(11歲與8歲),要照顧,王漱蘭在工地,我走了,無人照顧。
樊說:你不去不行,晚上回來也不行。孩子問題,你自己安排好,這麼大了,要培養他們的獨立生活能力。
我要求將王漱蘭調回來,他也不同意。
上午談話,下午要報到。我無奈,要兒子照顧好妹妹,給了飯票,要他到食堂買飯吃,并帶他到食堂告訴他,哪里買主食,哪里買副食,到食堂邊上的打水處打開水。不准他燒火,同時買了一些饅頭,夠他們吃兩天的。請衛生科的某醫生幫忙照看。
等我開會回來,看到廚櫃中還有一個發霉的饅頭(那時沒有冰箱),熱水瓶中也沒有開水,給的飯票基本上沒有用掉。我問兒子這幾天怎麼過的,他說就吃了你買的饅頭,沒有買菜,每天用冷水洗臉洗脚,喝自來水。
我越聽越心酸,眼淚止不住往下流,把兩個孩子緊緊地抱在懷中痛哭一陣,發泄心中的委屈與怨恨。孩子有什麼錯,要遭這樣的罪?這樣的遭遇,會在孩子們的心靈上造成怎樣的感受?
接下來就是隔離審查我半年,父子、父女不能見面,大字報的揭發批判,廣播裏的點名批判,讓孩子感到莫名其妙。在孩子的心目中,他們的父親是一心撲在工作上、受人尊敬的好父親,不是反革命。
在學校裏,少數受他們家庭影響的小朋友,對我的孩子疏遠了,另眼相看了,個別老師對他們的態度也不如以前和諧了,在他們的心靈上感受到了父親的問題對他們的影響。
第三次隔離是在文革之後的一九七七年九月到一九七八年四月,我作為“四人幫”的幫派骨幹被揭發、批鬥,聲勢浩大,大字報、廣播、電影場的幻燈片,全是批我的內容。更可恨的是高音喇叭對着我的家,天天喊着“打倒反革命兩面派張建成!”“打倒野心家張建成!”“打倒反黨分子張建成!”“張建成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連續幾個月,這給我的家人、我的孩子什麼感受?
此時兒子已到部隊當兵去了,女兒在上初中,已經完全懂事了,她的同學們也懂事了。他們議論紛紛,女兒聽到了,與同學疏遠了,在家又安不下心來學習,心情十分煩燥。王漱蘭此時也處于高度的壓抑狀態中,她做家務,照顧女兒生活,女兒上學,回來做作業,母女倆幾乎無話可說,心靈受到煎熬與折磨。
在這樣的環境下,女兒的心態發生變化,性格也漸漸由活潑開朗變為沉默少言,與同學的聯繫、交談越來越少,衹是關在家裏埋頭“學習”,其實多數時間在發呆,想那些想不明白的問題。
學習班結束,我回到家裏,大家也默默無言,更沒有團聚的歡樂。我感到了女兒的變化,心裏十分難過。
我女兒是個活潑可愛的孩子,從小我十分鍾愛她。每天下班回家,她會跑過來要我抱,會雙手抱住我的脖子親我,我就抱她坐在身上,她就會又說又笑地告訴我一天的活動,聽到的話,所做的事,一邊說,一邊笑。此時此刻,她是幸福的,我更感幸福,所有煩惱都沒有了。看到她現在的樣子,心裏十分難過,也自責給女兒帶來如此災難,造成如此的不幸。我感到無顏與女兒交談,更無權對她進行教育幫助,採取了回避的態度。
以後我到農場監督勞動兩年,女兒在高中上學,我一直採取鴕鳥政策,沒有認真地與女兒談過心,沒有向女兒講清楚所發生的一切的前因後果,讓女兒瞭解真相,也讓她瞭解我、理解我、諒解我,以解開女兒心中的疙瘩,解除女兒心中的疑團與苦惱,讓她正視現實。
這樣也許對我、對家人、對女兒都有好處,可我沒有這樣做,同樣沉浸在委屈與怨恨的情緒之中,不講話,整天悶悶不樂,加重了家中原有的沉悶氣氛。後來我認識到,這是我又一次犯的嚴重錯誤。
女兒于一九八一年高中畢業,進入大學法律系學習。
一九八四年我的問題省委作出處理,并發文至縣、團級單位黨委,又一次給女兒造成傷害。在大學時,她有一位好朋友,父親是武漢海軍工程學院的領導幹部,看到省委文件後,阻止他的孩子與我女兒來往,給我女兒極大的打擊。對女兒的傷害還未終結,畢業分配時,由于我的問題,學校不准她到法院工作,也不讓到律師事務所工作,在沒有徵求本人意願的情况下,將檔案送到了武漢市民政學校——一個沒有自己的校舍、學生及專業都很少的學校。當某律師事務所去學校商談要我女兒到該所工作時,學校說已經分配到民政學校了,理由是要將優秀的畢業生送到學校以便更好地培養民政人才。
這兩件事對女兒的打擊是致命的。她想要得到的東西,都是因為我的原因而不能得到。她的內心是何等的痛苦!她更沉默少言了,她與學校的朋友逐一停止了交往,也更孤寂了。
女兒是孝順的,心中有苦不說,對我仍然尊重孝順。現在我身上的衣服、脚上的鞋子,大多是女兒、女婿給買的,我們吃的東西很多是女兒、女婿寄來的。但我知道,女兒心中的苦還在,有些問題,今生今世無法解决。如工作問題,她希望做律師工作,不喜歡現在的教學工作,一旦工作中遇到問題,心中就會勾起不愉快。
她與我的關係,雖尊重、關心而不親切,中間似乎總有一層東西隔着。我深知我給她帶來的危害太大了,這不是我想要的,但災難確實降臨到了女兒的頭上,給她帶來了終身的苦惱。
我不甘心,但又無能為力,無可奈何。
女兒,父親衹有請求你的理解與寬恕。
兒子于一九七六年底參軍,在部隊領導的關懷培養下,入黨提幹,兩度進入軍校培養,成為連隊的領導,成長很快。他因遠離學校,所以一九七七年以後發生的事,對他的影響小一些。
然而一九八四年對我的處理結果出來後,同樣對兒子的影響極為深遠,甚至影響到了第三代——我的孫子。
事情是這樣的:兒子在部隊與一位女兵(醫院護士)相戀。女孩的父親是該部隊的領導,後轉業到武漢市,她隨父也轉業到武漢,在醫院工作。她與我兒子的關係發展很順利,對方父母對我兒子也十分滿意。她也經常來我家,我們也十分滿意。一九八四年關于我的處理文件出來後,在她父母的壓力下,她與我兒子的戀愛關係也終止了。這對兒子、對我們家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兒子經過部隊的鍛煉,顯得比較坦然。後來她感到這樣做對我兒子不公平,决定與我兒子恢復關係,遭我兒子拒絕。我兒子說,既然你們家認為我父親有問題,我們不能交往,我們即使走到一起也不會有幸福。這實際上對雙方都造成了傷害。
後來通過朋友介紹,我兒子在武漢找了一位女朋友,一年後匆匆結婚。由于缺乏相互瞭解,也因對方健康原因及性格不合而離異。孫子由我們帶着長大,在成長過程中,由于缺乏父母的陪伴與關愛,致使我孫子的性格內向,不善社交,對他的發展肯定會有所影響。
用現在的語言講,我兒子是個帥哥,素質很好,思想、政策水準、工作能力都是不錯的,群衆關係也好,工作積極負責。在部隊帶領連隊立過集體三等功,個人幾次立功受獎,部隊希望他留下,但他想調到武漢,以便照顧家庭。
兒子轉業後,安排在武漢水利電力大學研究生部工作。由于工作成績突出,研究生部黨政領導建議提拔他,但黨委領導不同意,理由是我兒子不是研究生畢業。這刺激了我兒子,他發憤攻讀在職研究生,取得了碩士學位,然而還是沒有被提拔,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所謂“研究生”的條件,是荒謬的藉口!當時研究生部的領導中也有不是研究生畢業的,而在此時被提拔的處級幹部中還有工人,院領導幹部中還有小學學歷的,這作何解釋呢?真正的原因,是因為他是張建成的兒子。
在我的子女成長過程中,最需要父母關愛的時候,我正處于逆境,不僅不能給他們以父親的愛護與關懷,反而給他們帶來了不該有的傷痛,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中打上了傷痛的烙印。在他們就業的時候,我不僅不能給他們以父親應給予的幫助,反而成了他們就業與升遷的障礙。
這一切不是我製造出來的,那些製造這一切不幸的人應該受到譴責與詛咒。但這一切不幸畢竟因我而起,我愧對我的妻子,愧對我的孩子們。
再次向他們說一聲:對不起,請原諒我。
3. 永遠的傷痛
一個立志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青年共產黨人,在他的事業如旭日東昇的時候,響應領袖的號召,按照黨中央的决定,投身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在運動過程中,他和革命小將一起,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進行了殊死的鬥爭。
由于年輕,沒有經歷過如此複雜的鬥爭,不夠成熟,在鬥爭過程中,也犯有一些錯誤。但他决沒有害過人、犯過罪。
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洗禮,他體驗到了鬥爭的嚴重性和殘酷性,他受到了教育,得到了提高,懂得了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主要危險來自于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無產階級要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繼續革命。
這正是毛主席所期望的,通過文化大革命的鍛煉,讓青年人受到這方面的教育。至于在此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要總結經驗教訓,引以為戒,對今後的革命鬥爭會有好處。所以毛主席諄諄教導老同志:“不要看不起兒童團,我們年輕時也犯過錯,有錯改了就好了。”毛主席是從培養青年的角度看待青年人所犯的錯誤,總是循循善誘,以教育為主。毛主席對老同志犯錯誤的態度也是這樣,即使犯了走資派錯誤,讓群衆冲一下,認識了,改正了,就可以了。
文革中,毛主席沒有處理過一個犯走資派錯誤的老幹部,即使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頭面人物鄧小平,不是也讓他復出主持黨、政、軍的日常工作了嗎?但他要翻文革的案,搞復辟,毛主席纔忍痛撤了他的職,但仍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對劉少奇,毛主席說過,不僅仍留在黨內,還要進中央委員會。後來專案組查出他有歷史問題,是“叛徒”、“內奸”、“工賊”,所以纔决定開除出党(劉的歷史問題,後來又說是有意陷害,平反了)。毛主席的胸懷,毛主席的政策,是真正無產階級的、共產黨的胸懷與政策。
文化大革命失敗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人上臺,背叛毛澤東思想,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反攻倒算,對無產階級革命派進行清算與鎮壓。一部分人被判刑、監禁,一部分同志被開除了黨籍,開除了公職,很多共產黨人受到党的紀律處分。在文革期間工作的、提拔的所有幹部,從中央到地方,幾乎一律罷官。與我在同一個省委文件中被任命的省衛生廳副廳長覃祥官,他沒有參加過造反,他是“赤脚醫生之父”,在第三世界的醫務界影響很大,在聯合國召開的第三世界醫學大會上作過報告,這樣的幹部,在文革後也被罷了官,送回長陽山區。抓“四人幫”的功臣、被捧為“英明領袖”的華國鋒及他的得力助手汪東興等人,在被利用完了後,也被趕下了台。這絕非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人的胸懷!更為悲哀的是,在清算了文革後(文革的目的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更加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公然背叛無產階級的革命目標,在改革開放的名義下,恢復私有制,造就新的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讓工人、農民重新回到受剝削、受壓迫的境地,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違背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使毛主席及革命先輩們為之奮鬥終生、多少革命志士為之獻身的偉大事業毀于一旦。
令人心痛,心寒,是我永遠的傷痛。但我也看到,我及我家人的傷痛,比起那些被判刑、被開除公職,甚至被整死的人及他們的親屬來,他們更悲慘,他們的傷痛比我更甚。
在此,我要講一個既淒慘又感人的故事。
一九九九年,在一個春光明媚的日子裏,我的一位學生楊苑玲來到我家,向我哭訴了她一直想做而沒有完成的夙願。因為我是她的老師,把她從北京帶到武漢,相互間熟悉,畢業後她在江蘇蘇州一所中專教書。
這件事糾結了她二十多年,她有時為此睡不好覺,吃不下飯。她愛人發現她有心事,要她講出來,大家一起面對。開始她不敢講,怕傷害她丈夫及孩子,後來終于向丈夫、孩子講出了她的心事,她丈夫和孩子都非常同情她,支持她,要她勇敢地去做她想做的事,即使達不到預期目的,衹要做了,盡心了,心就安了。
于是她來到武漢,請求我的幫助。她的心事是這樣的:文化大革命中,她與武漢大學“三濤”(武大學生林濤、張濤、余松濤,均為二司政參部情報組成員)之一的林濤相識,進而相愛,愛得很深。抓“五一六”時,林濤被打成“五一六”的骨幹,送往湖北沙洋農場關押,要他交待“五一六”的材料及上下聯繫人員的名單。不久,他死在沙洋農場,既沒有向其家屬交待是怎麼死的,也沒有讓其家屬見到屍體,就埋掉了,埋在哪里也不告訴家屬。作為林濤的戀人,楊苑玲得到林的死訊後,悲痛欲絕,當即與林濤家屬聯繫,想瞭解林是怎麼死的,葬在何處,得到的回答是一無所知。
她哭着對我說:“張老師,一對熱戀的情人,突然被拆散了,沒有告別,沒有說一句話就離開了,我不知道他在何處,生不能見,死了去看看他也不行。林濤死不瞑目,我也不甘心。二十多年來,我日思夜想,總該為林濤做些什麼,想把他的屍骨找到,給他立個碑,逢年過節去看看他,這樣我纔能心安,讓林濤瞑目。這件事,我怎麼對我的丈夫講呢?簡直讓我要瘋了,年紀越大,這種感覺就越強烈,丈夫怕我得病,非要我講出心事不可,我實在受不了了,就把心事吐了出來。丈夫通情達理,認為我是有情有義的女人,支持我到湖北來完成心願,孩子也支持,所以我來了,請您幫助我。”
文革中,我知道楊苑玲與林濤相愛,我也知道林已被迫害致死。但楊的敍述,還是使我十分震撼。我感動了,答應幫忙。我找到我的一位朋友,他的戰友是省信訪辦的負責人,請這位信訪辦的負責人給沙洋農場領導寫了一封信,請他們幫助楊苑玲尋找林濤的屍骨。
楊苑玲到沙洋農場後,得到了場領導的接待,安排了住宿,派專人、派車陪她調查。她在沙洋農場調查瞭解了一個星期,沒有任何結果。
之所以如此,有兩個原因。一是押送林濤去沙洋的不是沙洋農場的本地人,而是武漢去的部隊人員,當地人衹知道從武漢押了個重要犯人來,但不知道姓什麼叫什麼,更不知道他犯了什麼罪。後來知道此人死了,由部隊的人埋的,也知道大概的位置,但不清楚確切的地方。武漢來的軍人是哪個部隊的,姓什麼叫什麼都不知道。二是這些年沙洋農場經過改造,平整土地,面貌已大為改觀,無法確定原來的位置,挖了幾個地方,一無所獲。
楊苑玲帶着失望的情緒回到我家,我勸慰她:“你盡心盡力了,林濤地下有知,有你這樣一位紅顏知己,應該滿足了,瞑目了。如果你定要為林濤立個碑,可以做個衣冠冢,這在我國歷史上是常有的事。”她說,也衹能這樣了。
林濤的受迫害之死,死得不明不白,死後葬身何處誰也不知道,令揚苑玲及林濤的親友們痛徹心肺,成為永遠的傷痛。
在湖北,在全國,林濤們知有多少?給多少人、多少個家庭帶來了不可治愈的永遠的傷痛?這筆賬將永遠記在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人的頭上。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偉大的創舉,它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偉大實踐,它使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聞風喪膽,它使億萬革命群衆受到了洗禮,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鍛煉,這是一筆極其寶貴的財富。
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失敗了,走資派對文革進行了清算,對革命群衆進行了清算與鎮壓,進而背叛了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恢復了私有制,讓工人、農民重新回到了受剝削、受壓迫的境地。這更進一步教育了人民,使人民進一步認請了走資派的本質及他們的兇殘本相,也就進一步提高了人民群衆對文化大革命偉大歷史意義的認識,這同樣是一筆極其寶貴的財富。
“在這裏并非終結,而衹是獲得組織上的開端的革命,不會是一個短暫的革命。現在這一代人,很像那些由摩西帶領着通過沙漠的猶太人。他們不僅僅要奪取一個新世界,而且要退出舞臺,以便讓位給那些善于對付新世界的人們。”(《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468頁)馬克思的論述,可以幫助我們這一代人去深刻認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深刻認識我們這一代人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鬥爭中的歷史地位。
讓我引用狄更斯在《雙城記》中的開卷語,來結束我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回憶。
這是美好的日子,也是苦難的日子。
這是才華橫溢的年代,也是愚昧無知的年代。
這是信仰堅定的時期,也是懷疑一切的時期。
這是燦爛輝煌的季節,也是暗淡無光的季節。
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
我們擁有選擇一切的機會,我們其實一無所有。
我們走在通向天堂的路上,我們正墜入萬劫不復的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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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14-12-19

岁月留痕  张建成著(14)

[ 作者:张建成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716    更新时间:2014/7/9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

作者简介:张建成,上海市人,生于1935年。1956年7月毕业于北京电力学校锅炉装置专业。1956年8月至1965年1月在北京电力学校、北京电力学院任教师、动力系党支部书记、电厂化学系党支部书记。1965年1月水电部系统学校院系调整,调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工作,1987年7月退休。文革前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文革中,于1966年12月上旬率院团委干部表态支持造反派,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钢二司)红水院总部勤务组副组长,后任院人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总务处处长、党总支书记,院党委副书记,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从1968年10月到1978年4月,五次被关进各类“五不准”学习班,在学习班总时间为23个月。1984年9月26日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行政职务。

游 泳 篇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社會上出現了一股潮流,在企事業單位工作的幹部、技術人員、技術工人紛紛走向社會,或自己創業,或到經濟發達地區工作。與本單位的關係,大多不脫離,有的辦“留職停薪”;有的辦理借用手續,由借用單位支付一定費用給本單位,本單位則照常給被借用人員發工資,福利待遇也不變,借用期滿回到原單位;也有一些人乾脆辭職。這股潮流,當時叫“下海”。既然“下海”,就得學會游泳,否則會被淹死。學會了游泳的,是成功人士。失敗的,有的上岸,回原單位;有的則被淹得奄奄一息,元氣大傷,一輩子翻不了身;也有少數被淹死的,再也見不到他的蹤影。“下海”是十分形象的比喻。
我從一九八五年起也從學校走向社會,下海了!
我在大海中游了二十年,游得頭髮花白,游得筋疲力盡,有成功有失敗,學到了很多知識,結交了“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物,閱歷了社會的方方面面,精神上非常充實,物質上仍然是一無所有的無產者。這段經歷同樣值得回憶與珍惜。
一、受聘武漢市青菱鄉工業公司
一九八四年七月,對我的處理下達,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水電部及華北電力學院領導的預料,原先的計劃及努力化為泡影,我本來抱有調回華北電力學院的希望,此時也徹底破滅了。
在經過一段痛苦的思想鬥爭後,我終于清醒過來,要面對現實。俗話說,過去再好,走不回去;前途再難,也要面對。我清醒地認識到,過去的路已到盡頭,一切從頭開始。天生我材必有用,此地不留人,總有留人處。我决定走自己的路,來證明自己對人民、對革命還是有用的,這樣又鼓起了繼續前進的勇氣。
但究竟下一步該如何走?我心中無數,因為我是一個從未出過學校門的幹部,對社會上的情况瞭解不多。到哪里去,該幹些什麼,如何干等問題,都沒有答案。
離開學校是肯定的,如何離開?是辭職,還是停薪留職?
正當我猶豫不定的時候,武漢市洪山區青菱鄉經委主任趙愛國找到我,動員我到青菱鄉工作,具體單位是青菱鄉工業公司,職務是顧問。辦法是借調,青菱鄉工業公司與學校簽合同,借調兩年,由公司每年付給學校一筆錢,我在學校的待遇不變,另外,青菱鄉工業公司每月給我補貼80元。我的任務是協助青菱鄉工業公司引進、篩選、確定建設項目。
這項工作,對我來講再合適不過了,而且不用辭職又可得雙份工資。我考慮後,第三天就答應了。
青菱鄉的領導怎麼知道我的,還瞭解我當時的處境,我就不得而知了。趙愛國主任是一位年輕有為的幹部,工作積極、認真,很好相處,後提升為副鄉長、洪山區信用社主任。我離開青菱後一直與他有聯繫,我們成為很好的朋友。
一九八五年的農村,對搞鄉鎮企業熱情很高,政治運動已結束,各級領導把精力放到了發展經濟上。各鄉都成立了工業公司,發展工業生產,增強集體經濟。為此,廣攬人才,引進項目,是各鄉領導的重要任務之一。我到青菱去的背景就是這樣。
到青菱後,按照我工作的老習慣,先作一番調查研究,瞭解青菱鄉的地域、環境、經濟、人文等情况,以便確定引進哪些項目比較合適。同時,我還給我在上海的朋友寫信,瞭解上海鄉鎮企業的發展情况及發展趨勢。我有同學在上海郊區擔任鄉黨委書記,他對情况很熟悉,對我進入角色很有幫助。
青菱工業公司的領導與同事對我很關心,也很尊重。他們知道我的情况,所以從不向我提起我過去的工作及文革方面的問題,給我創造了一個相對寬鬆的工作環境,我也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
(一)引進活動房營造項目
一九八五年春,我到上海進行項目考察。
上世紀八十年代,國民經濟發展迅速,到處需要增加住房、倉庫,各工地需要臨時辦公用房,這樣,活動房建設需要量比較大。上海市寶山區羅南鎮人民公社的活動房營造公司發展很快,經濟效益也好,成立兩年後即在深圳開了分公司,業務量很大,而且成為寶山區在深圳的窗口,對寶山區、對羅南鎮的經濟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羅南鎮黨委書記常佩榮(後任寶山區工業局長、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是我中學同學。在我考察中,他介紹情况、提供資料等,給予了極大的幫助。
經過調研,我覺得此項目比較適合青菱的情况,可以引進。因為此項目投資不大,技術難度不高,產品是混凝土預製件,到現場組裝,關鍵是根據場地情况進行房屋的結構設計。
回來後,我向青菱鄉的有關領導彙報了考察情况,建議引進活動房項目,并得到領導們的首肯。
第一個引進項目就此確定下來。接下來就開始緊鑼密鼓的籌備工作。
為了節省引進成本,保證產品質量,我們從上海請了兩位工程師來武漢指導生產與負責活動房的設計工作。他們是上海航天局下屬一個單位的科技人員,一位叫王國元,是我的親戚,也是中學同學;另一位叫王順興。依照我到青菱的辦法,青菱與該單位簽了合同,借調1年,青菱付借調費,同時給兩位工程師發補貼。
活動房項目于一九八五年六月開始承接業務,當年底產值就達100多萬元(當時普通人的月工資僅幾十元)。出乎人們的預料,領導對這一成績十分滿意。
第一個項目引進成功,青菱人對我更是刮目相看,待為上賓。星期天會安排我到養殖場釣魚或打甲魚,工業公司派人陪同,有車接送,中午魚場還要負責招待,弄得我不好意思。
因為工作有成效,受到領導和所有人的稱贊與尊重,對我鼓舞很大,增加了我下海學游泳的信心與决心。
在評估這個項目時,到會領導一致看好,所以該項目由工業公司直接承辦,定性為鄉辦企業。
這一定性的有利方面是,領導重視,資金充足,管理幹部相對村辦企業的幹部能力要強一些,這些有利因素促使項目上得快,見效快。
但也有不利因素,主要是因為幹部的任免由鄉黨委領導說了算,所以往往變動大,考慮人際關係多,特別是對某些發展勢頭好、經濟效益好的企業更是如此。
村辦企業的幹部頭腦中考慮的是把企業搞好,為村裏人辦點實事,同時對自己的經濟利益也有好處。而鄉辦企業的領導則不同,除經濟利益考慮外,還有個人仕途問題。村辦企業的幹部一旦到了鄉辦企業,就有可能到工業公司,進而到鄉里工作,到了鄉里就是吃“皇糧”了,成為公務員,可以旱澇保收。
我在青菱,接觸到一些鄉鎮幹部、企業領導人,這種意識非常強烈,不僅為自己考慮,還要為自己的親戚朋友考慮。農村幹部的吃喝風如此厲害,幹部競爭如此激烈,均與此有關。
青菱活動房屋營造公司開業半年,營業額就有100多萬元,在當時的確是少有的。突出的經濟效益,導致很多人想鑽進這個企業,爭當這個企業的領導。有些領導人也在考慮,怎麼把自己需要照顧的人安排進去。因而在企業負責人的任用上,德、才方面考慮少了,在利益方面考慮多了。
一九八六年春節過後,就宣布領導班子調整,原廠長調離,安排了一個當地人都知道有後臺的人當了廠長。我知道後,問工業公司甘開華經理,為什麼要這麼安排?他說是上面安排的,他也沒有辦法。
新任廠長上任後,工作沒有怎麼抓,而人事調動頻繁。會計換了,原來制定的財務制度不管用了,吃吃喝喝多了,不相干的人廠裏“招待”得多了。可想而知,前任廠長帶領大家創業的精神、幹勁沒有了,工作上懶散了,業務量也少了,流動資金逐漸被用掉了。
兩位工程師找我(因有其他項目上馬,我很少去),說這樣非垮不可。他們給廠長提意見,廠長不高興,估計會辭退他們。到一九八六年六月,這個廠長提出,上海的工程師可以不要了,廠裏自己就可以把工作挑起來,可以節省費用。就這樣,他把兩位工程師辭了。
接着就是產品質量出了問題,企業的信譽度下降了,更影響了業務的發展。到一九八七年底,這個企業便壽終正寢了。
此時,我已離開青菱快一年了,聽到此消息不感意外,衹覺得惋惜。
(二)引進電鍍加工項目
一九八五年下半年,在活動房項目投產以後,我又從上海引進了一個電鍍廠的項目。
青菱鄉工業公司將該項目安排到紅霞村,該村在青菱鄉的最南端,當時屬武漢市的遠郊區。
電鍍項目屬于有污染的項目,上海正逐步將此項目向郊區轉移,業務情况較好。據此,我認為武漢市也必將會將電鍍項目向郊區轉移,我們可以先走一步。
工業公司領導認同這一分析,讓我們到上海找合作單位。我到上海考察了幾個電鍍廠,其規模情况都差不多,都願意到武漢合作開工廠,上海方出技術,武漢方出資金,利潤分成。
有一個電鍍廠的技術副廠長找到我,希望我同意他到武漢市幫助開工廠,全部技術他都能拿下來,從建設到投產三個月時間。其條件是,他的愛人(電鍍廠工人)一同去,同時不滿3歲的孩子也帶去,武漢方面安排適當的住宿條件,給一筆安家費,在漢工作期間每月發工資(工資比廠裏稍高一些)。我答應向領導彙報。
我當時認為,這有利于紅霞村獨資建廠,利潤全部歸村,技術人員的工資總是要付的,與電鍍廠合作,還要付管理人員的工資,所以我的意見是同意請這位技術副廠長到武漢幫助建廠并作技術指導,滿足他提出的條件。領導上同意了我的意見。
紅霞村電鍍廠經過3個月的廠房改造、生產綫建設,于一九八五年底正式投產。一九八六年不僅收回成本,且有盈餘,在當時的鄉鎮企業中是一個成功的項目。
一九八七年的收益更好,村裏有錢了,底氣也足了。在鄉里開會時,紅霞村的領導被高看一眼;在各村領導之間,他們也自覺不自覺地表現出高人一等,把電鍍廠的成功視為自己領導有方,功勞歸于自己。對建設、經營電鍍廠的上海來的技術人員,開始時還比較尊重、關心。
經過兩年的經營,紅霞村的領導覺得開工廠成功了,技術掌握了,對上海技術人員就不那麼關心、尊重了,甚至感到是包袱。這樣就引起了技術人員的不滿,一九八七年底,此人被另一家電鍍廠挖走。
紅霞廠的產品質量屢屢出現問題,業務量萎縮,經濟效益下降,最後也逃脫不了垮臺的命運。
青菱工業公司的領導曾經找過我,要我設法將技術人員請回來,我認為根本不可能,因為該技術人員傷透了心,是負氣而走的。他全力以赴,幫助紅霞村建立了這個電鍍廠,在經濟效益很好的情况下,不僅沒有感謝他,反而排斥他,他認為好心沒有得到好報。
按我的判斷,此人是請不回來的;即使願意回來,條件也會開得很高,村裏不會接受,所以我請他們另請高明。
(三)引進塑料製品項目
一九八五年上半年,有人向我介紹有關塑料製品的項目。
負責該項目的是武漢新漢塑料廠的業務人員陳振武老先生,時年60多歲,他手下有一幫人,有搞機械及模具設計的,有搞工藝的,有搞原材料的,有搞設備及產品銷售業務的。
陳老向我介紹說,衹要有地方投資,從工廠設計、設備訂購、安裝調試、產品選擇、模具製作到生產原材料供應、生產管理、產品銷售,他們可以提供一條龍服務。
我當時認為這對鄉、村二級辦企業來講,確是個有利條件。他們還介紹了幾種產品,如革光器(擦皮革使之光亮的製品)、冰棒盒、龍鳳杯(塑料酒杯)、雲香爐(宮廷中點香的器具)、音樂酒壺等。
工業公司領導聽介紹後認為可行,安排到青菱鄉光霞村建廠,為村辦企業,由村裏出資,陳振武等人負責建廠。
他們從溫州購買了5台注塑機(從25克到200克不等),到貨後一看是舊的,引起光霞村領導的不滿。陳師傅強調舊注塑機便宜,說一樣可以用。接着模具設計、加工拖了很長時間,試車過程中,發現設備也有問題。把溫州人叫來修理,試生產過程中模具又不合適,要修改,總之從設備到試生產,每個環節都出現了問題,進度大大落後于合同規定的時間。
村黨支部據此作出决定,停止開工廠,并要陳老先生按合同規定賠償損失。我和經委趙愛國主任從中調解,一方面要求陳老找出問題,儘快解决,另一方面做村領導工作,建議再給一次機會。但張海濤書記(村支書)堅决不同意,最後趙主任决定,塑料廠搬到老橋村辦(趙的老家),設備費由老橋村出,實際上,光霞村還是損失了不少。
塑料製品項目在光霞村的失敗,主要責任在陳老等人,他們話講得很滿,實際并非如此,使投資者失掉了信心。我也有責任,對陳老并不瞭解,盲目相信他們說的話。後來我瞭解到,搞模具設計的劉工,是武漢重型機床廠技工學校畢業的技術工人,時年40多歲,搞機械維修可以,搞模具設計缺乏理論基礎,稍複雜一些的模具設計有困難;搞工藝的熊工,是技術工人,曾在塑料廠工藝科工作過一段時間;陳振武老先生一直在塑料廠搞業務,所以各方面聯繫較廣,他下面的這幾個人購買設備和原材料、銷售產品都要得回扣。這樣一個班子,要把廠搞好,是有困難的。
我為自己不深入調查研究,輕信介紹,盲目上馬,給村裏造成了經濟損失而感到內疚。趙主任他們雖沒有直接批評我,但要我參加到小組中去,一定要把塑料廠搞好。我清楚,在老橋村再搞不好,不僅信譽盡失,而且會給趙主任帶來麻煩。
一九八六年,我們的工作重心放到了老橋村,塑料廠成了我甩不掉的包袱。
我全力以赴,協助小組工作,幫助解决困難,協調小組與村領導之間的關係,也要協調小組內部的工作,因為工作不順利,小組內部互相埋怨,扯皮的事經常發生。
我還要到處聯繫業務,打開產品的銷路,遠到廣州、北京,近去武漢各大商場。經過努力,革光器上市了,冰棒盒上市了,酒廠裝瓶輸送帶下邊的托條上市了。
後又增添了鍍膜機(當時是一種高新技術產品),可以用來鍍金、鍍銀。接着雲香爐做出來了,適應市場需求也做過塑料麻將牌,可以說產品不少,一時也很熱鬧。產品銷售雖沒有預期的那麼好,但定期有資金回籠。
各商場每個月結一次賬,所以每月都有資金回廠。廠裏有錢了,村裏開銷就方便了,當天回來的錢,第二天就劃走了,交電費、買肥料等,資金鏈經常斷裂。我又得為資金奔波,有時由陳老和我墊付,直到現在,我們兩人還有5700元的墊付款未收回(根本收不回來),那時的5700元相當于現在的十幾萬元。
到後來,我成了老橋塑料廠實際上的負責人,什麼事都找我,什麼困難都得由我來解决,我被搞得筋疲力盡。
在老橋工作一段時間以後,我深知依靠塑料廠讓老橋致富是不可能的。維持還可以,發財不可能,這是我的結論,但不能公開說。
為了給趙愛國主任掙面子,我想利用老橋村的自然資源使老橋富起來。老橋有一塊叫林場的地方,有果園、有魚池,山坡上修了一幢小樓,山坡前面是湖,小樓前開挖了一個池塘。這地方原先是為市領導建造的休息地,有些領導人夏天來此休息。
我認為這是一塊值得開發的寶地,可以建度假村,可以建旅游景點,也可以搞農、林、牧、副、漁全面開發。如果有資本投入,一定是可以獲利的,這對老橋村、青菱鄉都會有好處。
我經人介紹認識了“武漢特約書刊批發部”的姚經理,向他介紹了老橋村林場的情况及我的看法,他聽後極感興趣,表示願意考慮投資。
姚經理是武漢地區下海較早、經濟效益顯著的成功者。從編寫出版會計資料開始,到創辦“特約書刊批發部”,業務量很大,經濟效益很好,當時傳說他已是千萬富翁,所謂財大氣粗。
第二天去考察,他看後决定投資。是收購還是合資?是搞度假村,還是開發農、林、牧、副、漁?姚經理叫我提出意見,并作出相應的規劃,提出投資額度。
我向趙愛國主任作彙報後,又與他一起到老橋村,與支書、村長研究方案,最後提出了一個租賃的方案:由特約書刊批發部向老橋村租賃這塊地,每年向老橋村交租賃費及少量的利潤分成(當時提出10%—20%),老橋村可以旱澇保收,虧本時可以保租賃費,盈利時可以多得。
我感到在利益面前,鄉、村幹部的頭腦是清醒的,而且胃口不小。他們希望搞成一個集旅游,度假,農、林、牧、副、漁開發并舉的項目,以此來帶動老橋的經濟發展。老橋人可以到林場工作,旅游、度假人多了以後,可以帶動老橋的商業,讓農民富起來。
這些想法,我也同意。為此,我奔走于湖北省農業科學院、中科院武漢水生生物研究所和各大賓館間,瞭解、請教有關養魚方面的知識、果園方面的知識、養什麼魚、栽什麼果樹,瞭解賓館設施,提出改造計劃及投資額度,最後寫出一個全面的可行性研究報告交給姚總。他看後很滿意。
他要我起草合同,希望儘快簽約實施。為方便我的工作,也為表明他的誠意,他决定為老橋村買一輛小車。我看出他有誠意,而且急于實施,當時我并不知道他正被有關部門調查,急于要將資金轉移。等到合同條款雙方同意、準備簽約的時候,他的公司被查封,人也找不到了。後來聽說他被抓了,財產被沒收,以後不知去向,我再也沒有見過姚經理。
我感到遺憾,一則我與姚經理本可以成為很好的朋友,共同做些事情;二來老橋的項目如能實施,將給老橋人民帶來很大的好處,老橋將成為武漢旅游事業的一個亮點,我也有可能改變此後的人生軌迹。
老橋塑料廠在不死不活的狀態下經營着。到一九八六年底,我的租借合同期滿,趙主任希望我續約,我已疲憊不堪,决定回校。我一走,陳振武小組也全部撤離,塑料廠由村裏接管。
在青菱鄉服務了兩年,搞了3個項目,前兩個是成功的,因為我對項目的市場情况比較瞭解,對實施項目的人瞭解,他們確有這方面的才能。至于後來不景氣以致倒閉,那是地方上的事,與項目本身無關。
塑料廠是個失敗的項目,原因很多,有資金問題,但主要是實施項目的人對項目本身并不十分精通,特別是小型塑料製品門類很多,產品選對了,就能把工廠盤活,產品選不對,則勞民傷財,工廠不能發展。我們一直沒有選對產品,雖然做了很多產品,但銷售量不大,成本都無法收回,更談不上盈利,害人害己,這是我下海後的一大教訓。
在青菱服務的兩年裏,我整天在農村與鄉村幹部、農民打交道,讓我看到了在學校看不到的東西,理解了、看懂了一些問題,學到了書本上沒有的知識,對社會有了初步的瞭解。
例如農村幹部(指村支部書記以上的公務員或准公務員),他們既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做着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工作,同時又是老百姓的太上皇,他們有“權”也有“威”,他們的話就是“聖旨”,他們的下屬與老百姓都得照辦,否則就會影響到幹部的升遷、老百姓的生活。
幹部們把工作與升遷聯繫在一起,因此把上級奉若神明,努力搞好與擺平各級關係,儘量掩飾本單位存在的問題,最腦火的是下屬或群衆越級上告(給領導上造成不好的印象,影響自己的升遷)。請客送禮(那時衹送煙酒、雞鴨魚肉之類的東西)、吃吃喝喝的風氣在農村中非常盛行,我也經常被叫去陪吃(我不喝酒,所以不陪喝)。
鄉村幹部工作辛苦,要管一個村、一個鄉的所有工作,所謂上邊千條綫,底下一根針。上面有這麼多部門,他們的工作都要落實到鄉、村一級。有黨務系統、工業系統、農業系統、公安治保系統、環境衛生系統、財政金融系統、教育系統、計生系統、民兵兵役系統等等。一個鄉就是一個社會,百姓的吃喝拉撒都要安排。
我當時想,一個稱職的大學校長未必能當好一個稱職的鄉黨委書記。這使我懂得了為什麼毛主席、黨中央一直教育幹部到基層去鍛煉,并從基層幹部中選拔幹部的道理。
又如農民問題。農民是勤勞的、現實的。我本人來自農村,在農村生活18年,以為對農民是瞭解的,其實不然。我衹看到了為生存而奔波的農民(如我們村上的鄉親及我的父母),看到了組織起來的農民為農業集體化、為建設新農村努力奮鬥的一面,對于“嚴重的問題在于教育農民”的含義領會不深,也沒有體驗。
我在青菱鄉的兩年工作實踐中,正好是開始土地承包的年代。青菱鄉是城鄉結合部,老年人種地養家,青年人游蕩、玩耍的多,村裏處處麻將聲。他們沒有錢花了,就騎自行車到漁場買魚,然後到城裏市場上出售,一次可以賺20元至30元,夠花一個星期,下周再去。如此來維持生計,這樣的人不在少數。
當然他們是通過自身的勞動賺錢,無可非議,但明顯表現出了缺乏生活目標,因而不去努力奮鬥,隨波遂流。
有一個人申請“萬元戶”稱號,當時當個“萬元戶”是很光榮的。村裏向鄉政府反映此人好逸惡勞、不務正業,後來一查,他的錢是打麻將得來的,結果不僅沒有批准他為“萬元戶”,還沒收了他的錢,因為這些錢是賭資,賭博是禁止的。
青菱鄉藕塘很多,但冬天挖藕的人都不是青菱人,而是比青菱人富裕的江浙人。我問當地人,為什麼不自己挖藕而要讓江浙人賺這筆錢?回答是:挖一斤藕有幾個錢?這麼冷的天誰幹?我問挖藕的人為什麼跑這麼遠來幹這種苦差事,他們說:冬天農閑,閑也是閑着,出來總可以掙點錢。
我們塑料廠的工人,經常為了走親戚不來上班,也不請假。你問他到那兒去了,他們說吃喜酒去了,有的說吃滿月酒去了,等等,反正這些都比工作重要。
凡此種種,反映了個體農民需要加強教育的一面。要想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需要把農民組織起來,加強教育,指明前進的方向,團結一致,共同奮鬥,奔向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如果一盤散沙,我行我素,所謂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衹是一句空話。
在青菱工作期間,再一個感受是市場經濟中(即使當時還是初步的市場經濟),經濟利益驅動的力量巨大,“有錢能使鬼推磨”。回扣、送禮在業務工作中是不可少的,否則就辦不成事。在談項目、銷售產品時,事情還沒有辦成,先問清有什麼好處。我也感受到企業是社會生存、發展的造血細胞,然而又是受盤剝最嚴重的地方,因而生存和發展也是最艱難的。
解放前我就聽說搞工業不如搞商業,搞商業不如搞金融。革命勝利後的毛澤東時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也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了。而今市場經濟、私營經濟又回來了,這個問題也就又出現了。
(四)辦書刊門市部
我在青菱工作期間,與郵局的一位朋友一起辦了個書刊門市部,但搞書刊發行時間不長。我們負責發行了武俠小說《碧血劍》,以後又發行了武俠小說《倚天屠龍記》,惹了麻煩。因為這本書衹准新華書店賣,不准我們賣。我想不通,既然你可以賣,為什麼我們不能賣?我們為此與武昌區文化局杠上了,一氣之下就關門不幹了。
後來想想何必呢?在那個年代,你有什麼道理可講?道理在權力方,他們說行就行,他們說不行就不行。這說明我的思想不適應時代的潮流,即使自己不退出這個舞臺,也會被趕出來的。
二、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
(一)提前退休
結束在青菱的工作,下一步怎麼走又成了問題,回學校已沒有什麼意義。與其混到退休年齡,不如提前離開工作崗位,如能提前退休,既可獲得自由,又可以有老年的生活保障。
一九八七年我的工齡已超過30年,但年齡衹有52歲,還不到退休年齡。我寫了報告申請病退,時任人事處長的吳宏家找我談話,希望我不要這麼早就退休,說病退是有條件的,不是想退就可以退的。再說你的情况比較特殊,我作不了主,要請示領導。我說有心臟病、高血壓(當時還沒有檢查出糖尿病),工作有困難。吳處長說,你的情况我們瞭解,你在青菱幹得不錯(意思是身體狀况還可工作)。聽得出來,吳處長勸我不要那麼早退,是關心我。
後來我瞭解到時任黨委委員、行政副院長的李喜爾是我辦理病退手續的最大障礙,他希望我繼續工作。1987年春節期間,我到李喜爾副院長家拜訪他,向他彙報了兩年來在青菱鄉的工作情况,說現在合同期滿,節後回學校,申請病退,希望他支持。
我對他直說,對我作這麼不公正的處理,已經使我無處可去,而學校已經沒有了我的立錐之地,所以我衹有離開,對大家都好。
李喜爾副院長勸我不要退休,說現在的後勤部門都是一些新幹部,希望我留下來幫他帶一帶,對我個人來講,以後提工資、參加工資改革都不會有問題了,現在退休,工資太低了。他說我還是有前途的,對我的人品、工作能力、群衆關係大家都是肯定的,建議我重新申請入黨,他會幫助我。
聽起來他是真誠地挽留我,而且要讓我“起死回生”,但我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去意已决。
我對李喜爾副院長說:“這個黨决定開除我的時候,已經拋棄了我,我不會再申請加入這個黨了。在我心中,我仍然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的中國共產黨的黨員,我仍然會一如既往,按照共產黨員的標準指導自己的思想和行動。”
我想李喜爾是聽得明白我的意思的。我把現在的共產黨和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區別開來,你們開除了我的黨籍,但我仍然是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的黨員!
我繼續對李喜爾副院長說:“你要我帶一帶新幹部,我以什麼身份去帶他們?搞好了,是領導的功勞,搞不好我負責,說我堅持錯誤立場,搞破壞,我纔不幹呢。”
他看我情緒激動,態度堅决,似乎已沒有再談的餘地了,最後要我再考慮考慮他的建議。
此後,人事處通知我,到湖北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現改為武漢大學中南醫院)保健科檢查身體,檢查結果,保健科蓋上了“高、管、心”的大印,經院衛生科驗證簽字,完成了病退的準備工作。
經領導批准,人事處吳宏家處長正式通知我“同意病退”,從1987年7月1日起正式退休,此前可以不再上班。我的退休工資為82元8角8分,寫在發給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幹部退休證上。
(二)組建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
在青菱工作期間,思想上逐漸形成了“農村需要科學技術”的認識。我覺得農村要富起來,農業要發展,鄉鎮企業要建立與發展,都離不開科學技術,科技人員下鄉大有可為。
因此,我想在服務期滿後建立一個民辦科研機構,以此為平臺,為農村提供科技服務,發展農村的工業、農業經濟,為科技人員提供服務,讓科技人員到廣闊天地中去施展才能,讓科技項目在農村轉化為生產力。
這些想法,和一些朋友談過,大家都贊同,并力促我主辦這樣一個民辦的科研機構。
1. 研究所為什麼落戶黃岡
兩個原因,一是環境因素,二是人員因素。
黃岡是革命老區,大革命時期的黃麻起義,就發生在黃岡地區的紅安縣和麻城縣。我們到麻城拉練時,得知該縣一個乘馬區,現役將軍就有一百多人。李先念主席的老家就在紅安,中央和湖北省的不少領導人都是黃岡地區的人,在大別山地區從事過革命工作的領導人更多。張體學就是在黃岡領導打游擊的,他逝世後,有一部分骨灰安放在黃岡烈士陵園中。
既然要科技扶貧,就應該到老區去,那裏的人民在中國的革命事業中作出了重大的犧牲,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我一直非常崇敬老區人民,也願意為他們做點事情。同時,黃岡也是歷史名城,蘇東坡曾在此為官,寫下《赤壁賦》,故黃州赤壁有“文赤壁”之稱。
我把研究所的位址選在黃岡地區機關所在地——黃岡縣的黃州。
第二,是因為黃州有我所需要的人,便于我們開展工作。在青菱辦塑料廠時,熊工介紹了他的表妹夫方國璋到廠工作,他是搞機械維修的,小伙子工作很細心、賣力,技術也還可以,也能動腦子。廠裏機械、電器的運轉、修理都靠他一個人。
塑料廠搬到老橋後,方國璋的愛人、熊工的表妹陳琳也跟着到了老橋。我第一次是在陳老家見到她的,她與老橋村段書記一起來談塑料廠的事,我還以為她是老橋的婦聯主任,之所以有此誤判,是因為她落落大方,談吐自如,不像是外來人員。陳琳年輕時就來了武漢,他父親在青山從事理髮工作,她跟着別人學做衣服。她從小就在社會上闖,見識的人和事較多,所以比同齡人顯得成熟,比農村姑娘顯得大方。
方國璋原籍在黃岡市團風縣,在黃岡水利局工作,婚後夫妻分居兩地,此次藉着熊工的關係,把方弄到武漢工作,夫妻就團聚了,半年前生了個兒子,這樣一家三口都到了老橋。
老橋塑料廠剛起步,要不了多少人,于是我把陳琳安排到書刊門市部當出納,門市部關門後她又回到老橋,直到我離開青菱,他們也返回黃州去了。
有了這層關係,他們也希望我把研究所放到黃州去,他們在那裏有親戚朋友,辦事方便些,同時他們也可以到研究所工作,解决吃飯問題。
我認為這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案,武漢的人是不可能長期住在黃州的,我也是兩頭跑,大部分時間會在武漢。他們是黃岡人,可以照看所裏的工作。這也是我决定將研究所定址在黃州的重要原因。
2. 組建湖北省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
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是由我發起、共5個人組成的一個集體所有制企業,成立于一九八七年三月,初次的注冊資金為1萬元人民幣,主要經營方式是科技服務。經營範圍是:科技開發,技術承包、轉讓、培訓、諮詢、中介服務。主管單位是黃岡縣科委,辦公地點在黃州賈家街。
研究所組成人員除我(法定代表人)外,都是學校的教授、副教授。有電廠化學學科的王杏卿教授,是我在北京電力學院工作時的搭檔,她是系主任,我是書記,院系調整時一同來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有陳汝慶教授,他是搞熱能動力專業的,原是北京電力學院動力系的老師,是由西安交通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電力學院的,當時我任動力系的書記,所以我們是很熟悉的老同事;第三位是水利系的胡震宇副教授,當時已調葛洲壩水電工程學院任教,他在文革中參加“革幹聯”;第四位是尤書萍副教授,很能幹。
我請這些老師加盟黃岡所,是因為他們在其專業領域都有廣泛的聯繫,有的是該專業的創立者、權威人士,如王杏卿教授是電廠化學專業的奠基人、權威人士;陳汝慶老師在火電廠有廣泛的聯繫,他的學生在電力局、火電廠擔任領導和負責技術工作的很多;胡震宇和尤書萍都是水院有影響的人物,他們各方面交往都很廣,用現在的語言講,就是人脉關係廣泛,資源豐富。
我希望以此來開展研究所的業務,期望值很高。另一方面,這些老師對我也抱有希望,認為我能力強,辦法多,一定會把研究所搞得興旺發達,大家也可以從中得益。
結果雙方都大失所望,我希望的老師介紹項目到研究所來沒有實現,大家希望的研究所辦起來在經濟上有所收益也未能實現。
為了把研究所辦成一個真正能為黃岡地區人民服務的科學技術平臺,光靠我們幾個人是辦不了的,科學技術涉及方方面面。故在研究所成立之前,我已經和有關單位或有關人員聯繫,他們將成為湖北省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的聯繫單位,成為研究所的兼職成員。有相關的項目請他們出面調查,拿方案,洽談,接下來後由他們負責技術服務或項目實施,所得收益按一定比例分成,大家都很願意。
根據農村工農業發展的特點,我走訪了武漢紡織研究所、華農食品科學系、湖北工學院發酵工藝及釀酒專業的老師、農科院及華農果樹栽培及主要農作物種植方面的專家。這些單位或個人在一九八七年三月中旬都到黃州參加了研究所的成立大會,他們都熱情支持。
黃岡縣科委對研究所的成立是熱情支持的,在以後的工作中給了我們很多支持與幫助,創造了很好的工作環境,特別是科委包主任、張科長更是如此,我至今仍很懷念他們。他們經常主動與我們通消息,有時甚至親自到武漢來給我通消息、送文件,這種工作精神、作風值得我永遠學習。
3. 成立水處理服務站及友聯加工廠
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成立前,估計到研究所成立後,不可能立即有業務可做,為了能維持研究所的正常運轉,如辦公室租金、人來人往的招待費用、差旅費、開展業務的費用、工作人員的工資等,一年至少要1~2萬元,必須有一個項目能夠正常盈利,支持這些必不可少的開支,纔能支撑研究所這塊牌子。
為此,在研究所掛牌前,我成立了一個“黃岡水處理服務站”,服務的內容是為工業鍋爐清洗水垢。很多企業都有0.5噸/時~2噸/時的小型工業鍋爐,用了一段時間後,水管壁上結了一層水垢,會影響傳熱效果,生產同樣的蒸汽量就會多損耗煤。水垢也會越結越厚,管壁因得不到水的冷却,會因過熱造成爆裂(即爆管),會造成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
發電廠必須定期清洗鍋爐,但農村小型工業鍋爐由于氣壓不是很高,煤耗也不大,所以經濟損失從不算賬,一般重視不夠。等到水垢結厚了,發生了事故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水處理服務站的任務就是對此進行宣傳,引起人們的重視,進而幫助洗爐,清除水垢,提高效率,確保安全。
我們作了調查,黃岡縣有工業小鍋爐50多台,羅田縣有40多台,浠水縣有50台左右,英山、紅安少一點,各30多台,團風縣也有50多台,蘄春縣、黃梅縣、麻城縣各有40多台。
水處理服務站成立後,聘請水院的李老師、彭老師當顧問,由他們幫助培訓,現場指導。工作人員是方國璋、陳琳以及陳琳的兩個妹妹,方任站長。他們既好學,工作也努力,到各縣調查,去有關廠家作宣傳,與各縣的勞動局聯繫、溝通,都是他們做的。他們在技術上進步也很快,經過培訓、實踐一個多月,就掌握了操作工藝,一般情况下已可獨立操作。
到一九八七年底,洗爐三十多台,盈利一萬多元。
一九八七年七月,又成立黃岡“友聯加工廠”。雖然叫廠,實際上是衹有3個人的小作坊。用剪鈑廠的邊料壓制成直徑為六毫米、八毫米的鋼筋,用于農村建房。這個廠由陳琳當廠長,與水處理服務站統一安排勞力,水處理服務站要洗爐都去參加洗爐,沒有洗爐任務就到友聯廠參加軋鋼筋。
我沒有想着從這兩個項目賺大錢,衹求能維持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的開支。由于友聯廠的投資較大,是靠借錢辦起來的,加之這類生產單位多,購買原材料困難,原料不斷漲價,故未盈利。
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成立初期,在經費與工作極端困難的情况下,方國璋、陳琳夫婦給予了極大的幫助。
一九八八年下半年,他們相繼離開黃岡所,方國璋被黃岡縣勞動局收編,把水處理項目帶過去了,他成為勞動局正式工作人員,繼續從事水處理服務站的工作。
陳琳是一個很有個性的女性,她有志向,有韌性,不怕苦,不怕累,總想做一番事業,并把事業做成功,不達目的不甘休。離開黃岡所後,她從事服裝生產與經營,到過俄羅斯,也到過東歐做服裝出口生意,并取得了成功,在武漢買了房,買了車,現在正籌劃做更大的生意。我祝她取得更大的成就。
4. 科技扶貧
到黃岡去為老區人民做點事,進行科技扶貧是我的心願,將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作為平臺,讓各行業的科技人員為老區人民進行技術服務。
為此,我確實做了不少工作,在武漢,我們聯繫了各方面的科技人員,動員他們在必要時到黃岡去進行科技扶貧工作。我們與黃岡地區科委、黃岡縣科委聯繫,瞭解他們對科技扶貧的要求。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我跑遍了黃岡地區各縣、市,對各地的特色項目進行考察。如團風縣回龍鎮的紡織業,羅田縣的板栗儲存與加工,浠水縣的粉絲加工,黃州的蘿蔔種植以及山區的開發等。
每到一地,政府官員都熱情接待,表示支持與感謝。但與政府官員或業主說到技術升級需要投資時,他們都會告訴你,現在我們的產品很好賣,還沒有到急需改變的時候。這實際上是謝絕技術改造。
團風縣的回龍鎮,是林彪的家鄉,那裏的紡織業很發達,但很原始,很多家庭織布機都是原始的人工織布機,他們主要生產一些當抹布用的粗稀布。
我請武漢紡織研究所的3位工程師一起去考察,這3位工程師看後,提出稍加改造可以使產品升級1到2個檔次,經濟效益可大幅提升。
在與鎮政府官員座談時,提出技術改造方案,使產品升級,提高經濟效益時,官員的回答使我們目瞪口呆。他說,謝謝你們送寶上門,技改方案很好,支持你們的技改方案。你們先搞一部分試試看,確有成效了,老百姓都會要求改的,你們墊的錢我們也會一分不少地付給你們。意思是說,既然你們提出為老區人民做好事,那就先拿出錢來做,有成效,錢付給你;我們不滿意,那對不起,錢不付了。
我們到浠水縣去考查粉絲加工時,本想解决苕粉的脫色問題,當地也要我們墊錢先做,有效果付錢,沒有效果,對不起!
羅田縣產板栗,而板栗的儲存在當時是個難題,一般新鮮板栗衹能存放十天左右,涉及到深加工的問題。這是地區科委給我們的課題,希望我們研究解决。我請農學院食品加工系的幾位老師去考查,提出了一些儲存及深加工的方案,得到的回答同樣希望我們幫助解决資金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好像是統一布置似的,其實這是黃岡老區普遍存在的問題。
解放後,黨和政府對老區人民特別關心,每年要給相當數量的扶貧款及補貼。所以一說到扶貧就是給當地送錢,他們拿到扶貧款後并沒有辦什麼事業,而是用于生活補貼了。
所以儘管政府每年撥款,老區人民的生活仍舊沒有多大改善,反而養成了一有困難就想着向政府要錢的習慣。
我在調研過程中,發現黃岡地區一些村鎮一個特有的現象,不少村雖然經濟不發達,農民生活比較貧困,但村裏有小吉普車。陪同人員介紹,這是用來跑武漢甚至跑北京用的。主要是逢年過節帶些家鄉的土特產到武漢、北京看望本地出去的領導,實際上是去要點項目,要點錢,大多是水利、綠化、修路的項目。這樣,全村人一年的吃飯問題就解决了。
在黃岡,有一個故事家喻戶曉,講的是解放初期,李先念調北京任財政部長,撥了一筆數目不小的錢給紅安縣,意在對家鄉人民為中國革命事業所付出的巨大犧牲給一點報答,支持老區人民發展經濟,改善生活,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當時的紅安縣委書記却說,新中國剛成立,百廢待興,需要很多錢,我們紅安人民也都有一個腦袋一雙手,可以自力更生建設家鄉。他把這筆救助款退了回去。央行收到一筆退款,不知原委,報告了周總理,總理一查,知道是李先念所為,沒有聲張,衹給李打了個招呼。李先念的好心沒有得到好報,對此十分惱火,以後有人向他提到為家鄉建設出點力的問題時,他說,你去找×××(即那位紅安縣委書記),他有辦法。李先念解放後過家門而不入,始終未回過紅安,那主張自力更生的書記也就一直沒有得到升遷。
這也說明從上到下,都認為政府給老區人民援助是應該的、天經地義的。
我也認為是應該的,但如何援助,是有講究的。援助的目的,是發展老區的經濟,幫助老區人民加快工農業建設,改善生活,而不是每年以各種名目給點錢,使人們養成有困難伸手要錢、等待救濟的習慣。
我給地、縣兩級科委提出建議,給老區的扶貧款及政府其他撥款,要以建設項目下撥,嚴格控制經費使用,要專款專用。不能僅給老區人民送魚,而更應該送魚竿,讓他們學會釣魚,這樣纔能常年有魚吃。政府每年給的錢不少,沒有用到正道上。科委的領導同志說,我們也想這樣做,但扶貧款由扶貧辦管,下面到省裏、中央要錢,縣、地區領導根本不知道,他們都是通天的。
我想,一些領導同志,因對家鄉人民、對家鄉的眷戀,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幫助家鄉人民是情有可原的。他們認為這是對家鄉父老、對老區的回報,但結果却使人們產生了依賴思想,不思進取,其結果與願望適得其反。當然,我這裏講的僅是一孔之見,并沒有貶低老區幹部、人民的意思。
科技扶貧的願望是好的,但僅是主觀願望而已。
一年的努力沒有成效,證明這種做法不合時宜,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耗費了精力和錢財,也拖累了不少武漢的科技工作者,真的給我打了一悶棍。
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向何處去,我下一步該幹什麼呢?
三、研究生物有機肥料
(一)走自己的路
一九八八年的上半年,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走在十字路口,科技扶貧之路走不通,經濟上入不敷出。我們在考慮研究所向何處去,是關門還是轉向,轉向又搞什麼呢?
我的性格是從不向困難屈服,所以關門的方案是不被採納的。
在此期間,我的一些朋友、同學、學生建議我走別的路,既輕鬆又有發展前景。
如一九八六年我到廣州去,我的好朋友、文革中的戰友、學生李德俊,他建議我留在廣州發展。他聯繫了一個單位——珠海第一建築公司,總經理請我吃飯,希望我留在廣州。我的任務是參加國內外項目的談判,住在廣州,月薪500元(一九八八年的500元相當于現在的多少?)。我婉拒了。如果當時留在廣州,現在是什麼情况很難預料了。李德俊後來搞房地產,3萬元起家,早已成為億萬富豪了。
我有一位老同學是上海寶山鋼鐵公司的元老,時任辦公室主任,他建議我搞點鋼材生意,積累點開發資金。他說,寶鋼有鋼錠,武鋼有型材,他與武鋼老總關係不錯,搞點指標不成問題。當時實行價格雙軌制,一噸鋼材指標能賺200元至300元。我也拒絕了。
有學生來看我,看我那麼辛苦,一無所獲,建議我到各電力局、電廠走一走,很多電力局的領導、電廠的廠長是我的學生,搞點項目,多給點錢,很快就可以搞起來了。我也拒絕這樣做。
我的一位中學同學,在某機場當經營處長,他聽說我搞肥料,對我說,幹嘛搞這種東西,我機場又不用肥料,想幫也幫不了你。你到海邊去養蝦,我給你100萬元,你每年給機場送3噸蝦,我既幫了你,又給機場謀福利,兩全其美。我也婉拒了。
我為什麼拒絕了朋友們的好意,甘願走一條艱苦而前途未卜的道路——最後證明是一條沒有成功的道路?瞭解內情的朋友說我太固執,放着陽關道不走,非要走獨木橋不可。我也經常問自己,到底為什麼?
回答是,我想證明自己是否有能力做成一些事,所以必須靠自己的努力,也就是說走自己的路。
說實話,當時對錢的問題沒有想太多,根本沒有考慮所謂發財的問題。如果當時想到下海發財,肯定會接受朋友們的建議。
後來,當我認識到當今社會資本的功效與力量,沒有錢什麼事也辦不成的時候,已經沒有條件去弄錢了。因為我的同學、朋友都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退休的退休、離世的離世了。而廣州的那位朋友,我上世紀為辦公司向他借過錢,至今仍未歸還,所以不好意思再開口借錢了。
在我考慮下一步如何走時,想到應該去了解農村目前最需要解决什麼問題。在調查中,我發現農業生產中的一個重大問題:農民大量施用化肥,產量是提高了,但作物的品質下降了,土壤板結,地力下降,長此下去,農業生產面臨嚴重的問題。我希望能找到一種解决辦法。
想起了在回龍鎮考察紡織項目時,武漢市紡織研究所的安志遠工程師曾向我說起,他的伯父曾談起臺灣有一種肥料,效果很好,帶回來不少照片和一袋樣品,問我有沒有興趣研究一下。
此時產生了要研究這種肥料的念頭,我找到了安工,他給了我樣品及照片。回來仔細研究一下,覺得這種肥料既可增產,又可改良土壤,可以借鑒。
與研究所的朋友商量,他們表示支持。于是我决定研究一種集生物肥料、化學肥料、有機肥料于一體的生物有機複合肥,後來農民稱它為“三合一”肥料。
從一九八八年七月開始踏上了一條漫長的研究之路,到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日通過省科委的鑒定,歷時三年多。這個項目讓我和農業、農村、農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從農村出來,轉了一個圈,又回到農村,真是有說不出的痛快,雖苦猶甜。當你忘却一切,全身心投入到一個事業中去的時候,感到了自身的存在,自身的價值。特別是當科研工作一個接一個取得階段性成果時,我體驗到了“天生我材必有用”這至理名言的含義。它鼓勵我去克服一切困難繼續向前,直到取得最後勝利。
(二)漫長而艱苦的研究之路
研究“三合一”肥料,涉及很多學科,實際上是一個系統工程。無前例可依,我手上衹有幾張肥效照片和一小包生物有機肥。
肥料對我來說是門外漢,要組織這樣一個多學科的科研項目,的確是困難重重。沒有經濟來源,幾次差點停擺。靠着團隊的團結一致,攻堅克難,在關鍵的時候又得到了湖北省科委及洪山電工研究所的支持,經過三年半的研究工作,終于取得成功。
當時世界上有3種肥料,即有機肥、化肥及生物肥料(菌肥),各有千秋。有機肥最好,但由于有效氮、磷、鉀含量低,所以使用量大,施肥所用勞力也多;化肥肥效高,但使作物品質降低,土壤板結,透氣性不好,地力下降,長期大量使用,對土壤及環境的破壞極大;生物肥即菌肥,本身不是肥料,但通過有益微生物的生命活動,可以促進土壤養分轉化,提高土壤養分有效性,增加土壤肥力,但微生物在土壤中的繁殖成長環境難以控制,菌肥的功效與菌落數量有關,所以生物肥料效果不穩定,因此單一使用生物肥料很難保證作物的穩產、高產。
讓三種肥料結合在一起,發揮它們的長處,克服它們的缺點,使三合一的新肥料能夠達到有利于農作物的增產、有利于作物品質的提高、有利于土壤肥力的平衡與增加、有利于保護土壤環境等諸多效果,解决目前單一使用三種肥料所帶來的問題,這是我們這一科研項目所要達到的目標。
為此就涉及到各種學科,如肥料學,土化學,微生物學及微生物的篩選、測試、培育、應用;也涉及到有機肥的種類和特性、發酵工藝;要為微生物在有機肥中生存繁殖創造最佳條件,就要確定其濕度、溫度、死亡溫度等一系列參數;還涉及土肥學及肥效試驗的方方面面;最後還要涉及到機械學科,因為工廠化生產必然涉及到機械結構、設計、製造等問題;試驗肥效時又會涉及到果樹、蔬菜、大田作物、經濟作物的不同特性等等。
本課題涉及科學門類之多,涉及人員之廣,一般課題是無法比擬的。我除了對機械略知一二外,對其他學科一無所知。當設計了本課題要實現的目標、研究路綫圖以後,我自己也被嚇住了,到哪里去找這麼多科技人員?哪里來這麼多錢解决研究經費?但我决心已下,衹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為了把握科研過程的全局,我向書本學習,登門向專家求教,可以說是廢寢忘食,學到了有關學科的一些皮毛。
從研究內容說,先從微生物開始,然後研究發酵(有機物),再進行三類肥料的混合造粒,進一步進行肥效試驗,最後進行工業化生產的研究。從方法上講,實驗室→小試→中試→肥效試驗→工業化生產。不解决第一步决不走第二步,一步一個脚印,不走回頭路(力求不反復)。每個階段吸收有志從事該項目研究的科研人員參加,既保證研究工作的深入進行,又可以節省經費。
1. 功能微生物的篩選、鑒定
所謂功能微生物,即是對我們所研究的新肥料有用的微生物——固氮菌、解磷菌、解鉀菌,還有幫助有機物發酵及除臭方面的微生物。
微生物無處不在,種類繁多,從中篩選出對我們課題有用的功能微生物,工程非常大。我到湖北工學院微生物教研室請求支持,請他們幫助解决菌種的篩選問題,訂立合同,要求三個月內完成篩選工作。
教研室胡征老師負責此項工作,胡老師從武大生物系畢業,業務能力很強,整個暑假都在實驗室工作。他首先將臺灣肥料中的微生物分離并篩選,選擇活性強、數量大的菌株。研究所也採集了一些樣品供分離與篩選。菌株的篩選可以說是海底撈針,實驗室擺滿了培養皿,有好幾百個。從一九八八年的七月初到十月份,共篩選出數量大、活性強的菌種三十多個,臺灣肥料樣品中有十來個。經交談,胡老師很願意參加課題的工作,成為課題組的第三位成員。除我外還有陳汝慶教授,他是黃岡所的副所長。
從篩選出的三十多株菌種中選擇有用的功能微生物,就要對每株菌種進行功能鑒定,確定它的屬性和功能。這個工作湖北工學院做不了,主要是沒有有關設備儀器。據胡老師說,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可以做。
我到該所找生物固氮研究室的主任王子芳教授,王教授聽我介紹了項目情况後,熱情地表示支持我們,同意做菌株功能鑒定。出乎我的意料,王教授不僅答應做鑒定,還表示願派他的助理研究員、碩士畢業生魏輝直接參加課題組的研究,同時表示,如有需要,她研究室中有關固氮菌種可無償提供給我們。
王主任不僅對我們的工作給予了支持,而且使生物固氮研究室成為我們在菌種研究方面的後盾,更重要的是,她對我們精神上的鼓勵,使我們更有信心去攻克一個個難關,拓寬了我們的視野與聯繫範圍。
王主任的愛人李阜棣教授是華中農業大學微生物教研室的學科帶頭人。因王主任的關係,我們有機會得到李教授的指導,以後我們的菌種在華中農大長期保存。也因王主任的關係,我們肥料的肥效試驗進入國家“863”項目。
一九九○年春節前,菌種鑒定結束,共篩選出8株功能微生物:兩株固氮菌、兩株解磷菌、兩株解鉀菌、兩株除臭菌。8株功能微生物的培養基也相應確定,它們的屬性、形態都有結論。這個工作的功臣當然是魏輝,他在王主任指導下,默默工作了三個多月。
魏輝不僅業務好,工作認真努力,而且為人謙和低調,在以後的幾年共事中,大家都很喜歡他。後來他到國外讀博士學位,畢業後留在國外工作。
接下來的工作是做功能微生物的效果試驗,目的是弄清楚我們選擇的功能微生物有沒有效果,衹有證明有效果,纔能走一下步。
這個工作,我們是請湖北農業科學院的沈中泉、郭雲桃兩位副研究員做的。他們是盆栽試驗的專家,為此試驗設計了許多對照,我們不僅要弄清楚菌的功效,也要弄清楚菌肥功效發揮最好時的條件。
試驗結果,兩個結論:一是有效,二是菌肥和有機物共用時效果更好。這一結論,不僅證明了我們篩選的功能微生物是成功的,而且證明了菌肥與有機肥複合使用肥效更好。這一結論,為我們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
2. 申報立項
在功能微生物確定并肥效試驗成功後,我對該項目的成功已抱有極大的信心。此時,我們申請湖北省科委將這個課題列入正式的科技項目,一方面可以解决點經費,同時列入政府正式的科技項目,更顯正規化,說話底氣就足一點。
我先向黃岡縣科委提出,科委同志讓我直接向省科委申報,需要他們做的,他們一定支持。原因是每年省科委撥給縣科委的科研經費很少,縣裏的項目大的給萬把塊錢,少的給幾千塊,我們的項目起碼要2萬元,縣裏肯定沒有錢,如到省裏申請,會戴帽下達,不占縣裏的經費指標。
我到湖北省科委找主管處長,他正在看材料,聽我彙報了有關項目的情况。我請教他如何申請立項,處長說立項要有條件,你的項目有一定的難度,你先寫個報告來我們研究一下再說。他對我說話時自始至終沒有抬頭看過我。
三天后,我去送材料,他還是在看材料,他讓我把材料放在桌子上,說研究後再說,仍然沒有抬頭看我。
我第三次去省科委,是向處長打聽,我們的項目研究結果如何?處長說還沒有研究,我說,這麼長時間了(兩周了)還未研究?他說要找專家們研究,他們這個有時間,那個沒有時間,要協調。叫我等專家們研究了再說。這次還是沒有抬頭看我,我也沒有看清他的相貌。
雖然我們說過三次話,如果對面碰到仍然互不相識,因為沒有照過面。我哀嘆求人之難。
我的一位學生在省科委任副主任,我不想麻煩他,三次碰壁後,我衹好去求他了。
第四次到省科委先找到這位副主任,他非常熱情地接待了我。他畢業後我們是第一次相見,互相談了些別後情况。他問我有沒有什麼事要他辦的,我就把生物有機肥項目向他作了彙報,也講了三次來科委申報立項的經過,請他幫助催一下,快點研究。他聽後明白了我的意思,要我等一下,并立即打電話請該處長到他辦公室來一下。處長來後,他介紹說:“這是我的老師,他有一個項目,我聽了覺得還可以。你們研究一下,是否可以立項,將結果告訴我。”我聽後,認為副主任的話講得相當有水準,他這樣一講,你不立項也不行了。臨走時,處長對我說,你過兩天來科委。我知道有門了。
兩天后去省科委,此次情况就不同了,說了些家常及項目進展情况,并談到課題組成員。最後他說研究了一下,將你的課題列入湖北省重點科學技術項目計劃,資金2萬5千元,不用還的,能搞成最好,搞不成,你年齡大了也不要為難。
事情雖然辦成了,但給我的感覺不是滋味,好像立項撥款是人際關係的原因,而不是課題本身的品質。但也因此激勵我一定要搞成功,不能給我當副主任的學生臉上抹黑。
第一年款項2萬5千元于一九九○年四月下達到黃岡縣科委,一九九一年又下撥2萬元作為肥效試驗的經費。
我對縣、地、省三級科委很尊重,項目進展情况與階段性彙報書面材料同時送給三級科委,讓他們瞭解我們的工作與進度,以得到他們的監督與支持。
我與省科委的主管處長從此相處很好,他也很關心支持我們的工作,組織鑒定會都是處長親自抓的。
為了解决經費問題,我也曾到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科委、中國農業科學院、化工部科技司去談過。
通過黃岡科委給國家計委的一位領導同志(黃岡籍)寫了一封信,我拿着這封信到國家計委找他。計委辦公室的同志拿着信去找這位負責同志,他沒有見我,寫了一張條子要我去找國家科委的一位負責人。
我到國家科委去,科委辦公室的同志接了計委負責人的條子,回來告訴我到計劃司去談,他們已有電話通知計劃司了。
因為有這層關係,計劃司的同志熱情地接待了我,給我倒水還讓我坐下談。我向接待我的同志(處長)談了項目情况,說現在碰到了經費問題,科研工作無法繼續下去。他聽後說,你的項目是個好項目,按目前的規定看,解决經費問題有難度,因為你的“三合一”肥料沒有“籠子”,目前衹有化肥和生物肥二個“籠子”,所以不好立項,也就無法撥款。他想了一下又說,你到化工部科技司去談談,看他們能否幫助你解决,也可以到中科院計劃司去談一下,前者是管化肥的,後者是管生物肥料開發的。由他們幫我聯繫,要我第二天一定去。
我按要求第二天先到化工部科技司,他們認為這不歸他們管,他們衹管化工系統的科技項目,地方上的項目由科委管。到中科院計劃司同樣碰壁,又轉回到國家科委,那位處長建議回湖北省科委解决。他告訴我,國家科委每年給湖北科技經費幾千萬,你們這個項目應該沒有問題啊,叫他們擠出個十幾萬也就解决了。我一聽,這是在推磨,中央幾個政府部門都跑了,一無所獲。
由于有計委負責人的條子,接待我還算客氣。我看到一位滿頭白髮的科技工作者,從貴州趕到北京,也是談項目問題的。大概沒有什麼背景,輪到他時,不要說沒有水喝,也沒有讓他坐,站着談的。他說完,接待人員說,你這個項目根本不可能,回去吧,有問題找省裏談。他急得直想哭,可沒有辦法,衹好含淚而去,邊走邊說:我從貴州3天趕到北京,等了兩天,談了不到10分鐘,就一句話,回去吧!
哪能這樣辦事?北京之行,讓我領略到了什麼叫衙門作風,什麼叫官場!
3. 建立中間試驗工廠
功能微生物確定以後,我們在實驗室進行了有機物的發酵試驗,解决了有機物發酵的腐熟時間與功能微生物的關係,有機物中放入功能微生物不僅發酵快,而且除臭,微生物的繁殖速度也快,這些情况都是我們所希望的。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建立中間試驗廠,從菌種繁殖到有機物料的發酵、粉碎,複混造粒成為產品,也就是要小規模的生產,從中取得有效的資料與發現問題,產品可以進行農田肥效試驗,所以中試廠的建立是必不可少的。
我們很多科研項目,往往從實驗室直接走向實用,沒有經過中間試驗,到用的時候纔發現問題,也因此而中斷研究。所以,我堅持要建立中試廠,進行中間試驗。衹有在中試、肥效試驗成功的基礎上再進行工業化、商品化生產的研究,循序漸進比較可靠。
至此,研究工作已進行了一年半,費用六萬多元,用于發工資、支付委托協作單位試驗的費用、差旅費等。這些錢都是向我的家人及朋友借的,可以說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申請科委立項已同意,但不知何時可以撥款,撥多少也不知道。建立中試廠刻不容緩,費用估算一下要6萬多元。如果中試成功,還要3萬元~4萬元的肥效試驗經費、科學鑒定等費用,估計到項目完成還需15萬元左右。
不敢想像,對我來講如此巨額的費用從哪里來?衹求把中試廠建起來再說。我找到老同事章賢(電力系教師),他辦的“洪山電工研究所”業務不錯,盈利頗豐。老着臉皮向他開口借六萬元,他聽我介紹後,提出不用借,他參與投資,以後項目所需資金由他來解决,并派他的妻弟丁健夫與我一起工作,所需資金由他到電工所領取。
我簡直不敢相信,對我來講日夜操心而無法解决的經費問題,就這樣三言兩語解决了。
我十分感激章賢,在我最需要支持的時候,他慷慨地伸出了救援之手,項目的研究成功,章賢是功不可沒的。
有錢後,我們很快把中試廠建起來了,其中有整套的微生物生產設備和檢測儀器,有粉碎及造粒設備。在武昌南湖離省農科院、省土肥站不遠的地方租賃了廠房和有機物料發酵場地,有了自己的地盤和工作地點,我們團結一致,滿懷信心地繼續往前走。
中試廠的工作,是要規模化地生產功能微生物菌種,規模化地進行有機物的發酵試驗。
在試驗中要解决如下幾個問題:確定有機物料的種類,特別是哪些有機物料適合功能微生物的生長;確定有機物料發酵過程中的溫度變化,特別是最高溫度,研究如何保證功能微生物的存活;測試發酵後功能微生物在有機肥中的數量,這十分重要,因為要使菌肥發揮功效,數量是一個重要條件;要搞清楚有機物發酵的腐熟過程和必要條件,如水分要求、菌種放置的要求、有機物料堆放的要求、有機物料攪拌的時間要求等等;要解决有機肥乾燥、粉碎,三種肥料複混比例,肥料造粒成型對設備的要求和對水分的要求,對有機肥細度的要求,哪種造粒機合適,肥料顆粒的大小、長短、強度;還有肥料無機氮、磷、鉀的配比等。所有這些試驗,在中試廠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
特別令我們驚喜的是,在有機物料發酵過程中,糞便中的蛆、棉籽殼中的土蠶都會爬出來死在堆料邊,蒼蠅也會遠離有機發酵料,經過發酵後的有機肥鬆軟無臭,有一股清香的味道,這一結果是我們沒有料到的。
中試成功後,就走向項目研究的最後一步——肥效試驗。
為此,中試廠在附近找菜農免費試驗。有些菜農不敢用,說試驗中菜死了怎麼辦?為了讓菜農試用,我們承諾,如出現作物減產或死亡,損失由我們承擔。試用結果,菜農驚喜,我們更具體地看到了成果,試用的蘿蔔、白菜個頭大,外表光鮮好看。有一個菜農對我說:“你的肥料好是好,就是偷蘿蔔的多了,而且都是偷我的。”因為他用我們的肥料種的蘿蔔特別粗大,半截露在外面,所以有人路過就拔一個,故有此說。增產的情况在菜農中傳開了,有人到中試廠要求買肥料,甚至要求高價購買。因為我們要準備在全省範圍內大面積田間試驗,所以肥料沒有賣的,讓他們失望了。
4. 田間肥效試驗
“三合一”生物有機肥經過正規的盆栽試驗及某些蔬菜的田間試驗,證明確有效果後,决定于一九九一年進行大範圍的田間肥效試驗。
試驗工作由湖北省土壤肥料工作站(簡稱土肥站)負責組織,按正規試驗進行。負責人為吳祖咏科長,他對這個項目極為支持,非常熱心,我們合作得很好,後來成為很好的朋友,至今仍有來往。
吳科長是學農業的,實踐經驗豐富,對業務非常熟悉。經過研究,省土肥站徐站長同意組織在六地市十五縣市四十五個點進行試驗。除此以外,我們請華中農大柑桔教研室在柑桔上進行肥效試驗,請農科院在其農場進行西瓜肥效試驗,請武漢市洪山區良種一場在花椰菜上進行肥效試驗,總計將近50個試驗點。每個點由我們提供肥料,另補貼500元經費。
各縣市土肥站負責試驗的同志到武漢開了兩次會,一次是布置試驗工作,一次是試驗結束後的總結。試驗方案由省土肥站制定,每個點上進行三方面內容的試驗,一是等養分試驗,二是等價試驗,三是“三合一”肥料的用量試驗。各試驗點規定了被試作物的內容,要求在試驗過程中仔細觀察并作詳細的記錄,收穫後不僅要測產量,也要測質量,每個試驗點要寫試驗報告。
我和吳科長在試驗過程中到各試驗點看過三次,各點都很認真,記錄很詳細。給我的感覺,農業戰綫上的科技人員比其他戰綫的科技人員辛苦、實在,不管颳風下雨、嚴寒酷暑,衹要工作需要,他們總在田頭。
我們下去時有兩次天氣晴朗,烈日當空,試驗人員在試驗田觀察,數長了幾片葉子,量尺寸。有一次下大雨,大雨一停,他們就下地看試驗田的作物是否受害了,能否補救,令我感動。
土肥站的上下關係都很好,縣站與縣站之間又如兄弟,我感到土肥站有如一個家,上面一布置,下面就照辦,下面有事,上面幫助。我幾次下去,都是一站接一站的通知安排,不讓你為吃、住、行操心。
我原以為,每個試驗點補貼500元已經不少,事實上各土肥站是在貼錢為我們做試驗。他們兩次到武漢的交通費、住宿費、差旅費,我們三次到試驗點時的招待費,對作物產量及質量的測試費,對農民土地的補貼費,加起來大大超出500元。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中旬,各試驗點的工作基本結束,各地的報告也已陸續送到省土肥站。十一月底召開試驗總結會,到會同志都興高采烈,因為從各地的試驗情况看,各種作物產量都提高了,與等養分、等投入比較,“三合一”肥料的增產幅度都在10%以上,證明生物有機複合肥有增產效果。從品質測定看,作物品質均有所提高,西瓜的糖分增加一個百分點以上,甜酸比增加,所以就好吃;蔬菜的維生素、蛋白質含量有提高,幹物質增加;土壤中的有機質有所增加,完全達到和超過了我們的設計目標。
至此,可以肯定,項目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成功。
這裏講一個故事。1994年,沙市王橋建了生物有機肥廠,市長去檢查工作,吃了使用生物有機肥的西瓜,不僅甜,而且味正,就說“吃西瓜到王橋”,後來這句話被不少報刊引用。
我們給三級科委寫了情况報告和申請組織鑒定的報告。
5. 湖北省科委組織鑒定會
湖北省科委將鑒定會定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日進行。課題組所有成員都投入了準備鑒定資料的工作中。
為做好項目鑒定的準備工作,我還完成了兩個重要任務。一是請湖北省衛生防疫站做肥料的毒理試驗,二是請湖北省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查新檢索。這兩項工作分別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和十二月二日結束。毒理試驗結論是:“生物有機肥無急性毒作用,無致病作用,無染色體誘變作用。”即無毒無害。查新檢索的結論是:“檢索國內近十年來的資料,未見有如本課題研製的集無機肥、有機肥、微生物肥于一體的粒狀有機複合肥的文獻報導……研製生產集三種肥料于一體的複合肥,對于改善土壤肥力、保持農業的持續健康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這兩項工作的完成與結論,讓我徹底地放心了,幾年的辛苦終于有了結果。
資料的整理工作于十二月上旬完成,付印裝冊、幻燈片製作于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完成。課題組確定了在鑒定會上的報告人和回答與會者問題的人選。决定課題組5個人都上場,分別就有關專題作報告。答辯時,涉及的內容由相關報告人作答,其他人不插話,以免出現不必要的差錯。
報告內容與報告人如下:
“粒狀有機肥的研製與效果試驗”研究工作總結,報告人張建成。
微生物的選育及功能測定,報告人胡征。
粒狀有機肥生產用菌株的鑒定、功能和生長特性,報告人魏輝。
有機物料發酵工藝的研究,報告人張建成。
粒狀有機肥複混與造粒工藝的研究,報告人陳汝慶。
粒狀有機肥田間試驗,報告人吳祖咏。
由于有了充分的準備,鑒定會開得有條不紊。
對于鑒定委員的人選,省科委要求高水準的專家,經與各方協商後,决定聘請湖北省一流的農業專家、微生物專家、發酵工程專家參加。
生物有機複合肥料項目鑒定評審專家名單如下:
主任委員:王運華,華中農業大學副校長,土化專家,教授。
副主任委員:朱萃法,湖北省農牧業廳總工程師,教授級高級農藝師。
喻永熹,湖北省農業科學院土肥專家,研究員。
委員:章文才,華中農業大學,著名柑桔專家,教授。
          李阜棣,華中農業大學農業微生物學教授。
          陳漱溳,武漢大學微生物學教授。
          李祥瑞,湖北省農牧業廳果樹專家,教授級高級農藝師。
          沈中泉,湖北省農業科學院土肥專家,副研究員。
          李德齡,湖北工學院發酵工程專家,副教授。
章文才教授是世界著名的柑桔專家,本來想請他任主任委員,但他說年事已高(90歲),還是讓王校長擔任為好。我到他家去過兩次,老專家平易近人,和藹可親,他很認真地看了我們送的材料,也到農大柑桔園大棚中察看了施用生物有機肥的效果,十分滿意。在鑒定會後,他拉着我的手說:你們為農業發展做了一件大好事,我要謝謝你們。
這一切,猶如昨日的事,印象十分深刻。可章教授早已離我們而去,雖是自然規律,但仍令我痛惜。
參加鑒定會的人很多,除了與研究工作有關的單位派人參加外,關心此課題進展的有關單位也派人參加,如武漢市蔡甸區農機局、湖北省沙市王橋農場、湖北省孝感土肥站,河南省鄧州市副市長及市經委主任肖勁蒼,也專程前來參加會。
鑒定會由湖北省科委二處張處長主持,省科委副主任李連和參會。在我們報告後,委員們提出問題,我們一一作答。有的問題比較專業、特殊,如武大的陳教授、農大的李教授提出有關微生物方面的問題,當時連魏輝和胡征都講不清楚,就由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病毒所生物固氮研究室主任王子芳教授作答,因為該室是本課題研究的協作單位,所以她有權利和義務作答。
到後來,鑒定會成了研討會,專家們對本課題如何轉化為生產力發表了很好的意見和建議。
鑒定會對本課題的鑒定意見如下:
本項目研究選題正確,設計新穎,具有多學科綜合研究的特點,豐富了多元複合肥生產研究的內容和方法。粒狀有機肥的研製及肥效試驗成功,為充分開發有效利用各種有機肥資源開闢了一條新途徑,展示有機肥料生產工廠化、專業化、商品化的發展前景。鑒定委員一致認為,本項目研究已圓滿完成湖北省重點科技攻關項目預定目標,在國內同類研究中處于先進水準,建議作為科技成果上報。
應該說這一評價是不低的。最後省科委李副主任講話,對我們的工作作了充分的肯定,要我們繼續努力,把研究成果轉化為生產力。
鑒定會的當天晚上,我怎麼也睡不着。我激動、喜悅、沉思、回憶。這一路走來的艱辛衹有我自己知道。這幾年頭髮都白了,這一切都是為了信念:為人民做點事,要證明我能為人民做點事。今天證明了“天生我材必有用”,證明了我可以為我的信仰繼續奮鬥。
這是我第一次主持一項科研工作。我把一無所有的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承擔的涉及如此衆多學科的研究任務完成了,充分發揮了我的組織才能,把這麼多不相干的單位、這麼多不相識的人員組織起來,向着一個既定的目標前進,而且走向了勝利。
我感到自豪,對我的不公平處理算得了什麼?開除我黨籍又算得了什麼?重要的是我不能因此倒下,不能因此喪失信仰、喪失信心。我證明了自己向張茀承表明的態度:革命是自願的,不是你們讓我革命我就革命,不讓我革命我就不革命了。我是一個共產主義戰士,要自覺為共產主義事業獻身,就要脚踏實地地做力所能及的、有利于人民的事情。我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盡我的責任,盡我的力量,這就夠了,其他都不重要。
我們的團隊,來自不同單位、不同專業,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了。各自努力完成自己擔負的任務,有困難自己設法解决,從不給別人帶來麻煩。不以工作時間計算,而是以按要求完成任務為目標,完不成就加班,從不計較得失。
我們沒有什麼固定的報酬,衹有少許補貼,有時還得欠着,從未有人因為待遇低而鬧情緒。許清波和許春生是新洲來的兩個年輕人,他們是來打工掙錢的,但他們也從未為待遇、為勞動時間提過任何要求,他們吃住在中試廠,沒有文化娛樂活動,不管白天黑夜,衹要工作需要,即使後半夜,也要起來測溫度、作記錄,從沒有怨言。
當時社會上已經鼓噪着利益至上、發財致富、給多少錢幹多少事的聲音,我們的團隊不為所動,仍然按照毛澤東時代的要求,工作第一,無私奉獻。
就是因為有了這樣一個團隊,經過艱苦的努力,完成了被認為無法完成的目標。這是什麼力量?這是團隊集體的力量,這是無私奉獻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協作的凱歌,也是毛澤東思想勝利的凱歌!
我回憶着一步步走過的歷程,科技人員的言談舉止歷歷在目。為什麼不管認識不認識,衹要去談一談,就會被吸引住,就會主動表示願意與我一起去奮鬥?為什麼?這不是我個人的什麼魅力,而是項目的內容吸引了他們,是為農業、為農民、為發展農業生產服務的思想鼓舞了他們。
無論我到哪里,一介紹項目就會引起聽者的共鳴與支持。科學院病毒所的王子芳教授是這樣,農科院沈中泉研究員也是這樣,華中農大的好幾位教授,省土肥站的徐站長、吳祖咏等等都是這樣。
有這樣一件事,讓我難忘。一九九一年的春天,我到華中農業大學找土肥專家李教授。他很忙,承擔着國家及聯合國的多個研究課題。第一次沒有見到他,第二次他不在教研室,他的同事說在學校,我就在門外等。不久他從外面回來,我作了自我介紹,想請教他一些問題。他看我年紀較大、頭髮白了,就同意談一下。在樓外的草坪上坐下,給我20分鐘時間。我向他介紹了我們研究的課題,目前進入田間肥效試驗階段。我的主要問題是,請教他在田間試驗時應該注意什麼問題,試驗方案如何設計為好。他越聽越感興趣,等我講完,他說,張老師,我們進屋談。于是我們進屋。他給我泡了茶,我們談了整整一下午,他給了有關試驗方面的資料,并囑咐我以後有事就找他,并給了我聯繫電話號碼。
這充分說明了老科學家的事業心與責任心,本來衹同意談20分鐘的李教授,却談了一下午,因為他看到一種新肥料將對農業發展的影響,對土地的影響。他是土肥專家,當然會感興趣,而且會無條件地支持。第一次見面他就將有關試驗材料送給我,這就是毛澤東時代培養出來的專家的心,一顆為事業、為人民的心!
6. 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
課題組的同志們都為科研成果通過鑒定而高興,但他們沒有忘記任務還沒有完成,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是最後一道難關,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他們按照省科委李主任的要求,馬上投入到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研究中去。
經過反復討論,認為要轉化為規模化、工廠化、商品化的生產,關鍵要解决有機物料發酵的工廠化、肥料造粒設備的選型及改造、有機肥發酵料的乾燥三大問題。
有機料的發酵過程是有機料的腐熟過程,也是功能微生物大量繁殖的過程,涉及溫度、濕度、通氣翻拌等一系列問題。中試時用堆置的辦法、人工翻拌的辦法,少量是可以的,但規模生產中有機料發酵量大,占地面積大,人工用得多,而且勞動強度大,發酵初期階段有濃烈的臭味。這些情况使大規模生產成本太高,工人勞動條件太差,特別是無法解决下雨時大面積遮蓋的問題,所以必須使用機械化、工廠化生產。
我們的方案是設立若干個發酵槽,將有機物料堆置于槽內,投入生產用菌種,發酵過程有專用的翻拌機(我們自己設計製造),按需要進行翻拌。發酵車間除投料、出料需要人力外,平時衹用一個人管理,他的任務是定時測溫度(微生物存活有溫度限制)和濕度,按規定指標開動翻拌機,這就大大地節省了工廠用地、用工,改善了工人的勞動條件,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
肥料造粒是工廠化、商品化生產的必需,而粉狀生物有機肥的包裝、運輸、施肥都會增加很大困難。更重要的是生物有機肥要施在作物根部附近的土壤中,纔能充分發揮其肥效,粒狀肥很容易實現這一點。
“三合一”的生物有機肥對造粒的要求是既要達到一定的強度,又不能使溫度超過限值,而這是一對矛盾。為解决這一矛盾,我們做了很多次試驗。
市場上沒有專用的有機肥造粒機,衹有化肥造粒和飼料造粒的設備。經過多種造粒機的試驗,肥粒強度不夠,都達不到要求,原因是有機物料和化肥、飼料的性能不一樣,纖維多、粗糙,所以肥粒壓不實,容易破碎。
經反復研究試驗,我們採用加厚模板、加大模孔錐度的辦法,這兩項措施提高了肥粒的強度,同時摸索出有機料最佳造粒濕度的指標(即含水量),選定了定點廠生產有機肥造粒機。
有機物料發酵後,含水分較大,不適合粉碎與造粒的要求,所以要將發酵料乾燥,最便宜的辦法是曬乾。這種辦法用工多,但可節省能源消耗,最大的問題是靠天吃飯,連續陰雨就要停產,夏天遇到陣雨就要搶收,冬天不易曬乾,影響生產。因此要實現工廠化生產,必須解决乾燥設備問題。
本來乾燥設備是常規產品,問題是為確保功能微生物在有機料中存活,必須實行低溫乾燥,這樣就給乾燥系統的設計帶來了極大的難度。
陳汝慶教授下了很大的功夫,終于在一九九二年下半年解决了這一難題。至此生物有機肥的工廠化生產的設備與工藝已基本解决。
一九九二年下半年在漢南鄧家口開始建設第一座年產5000噸生物有機複合肥料的工廠(武漢萬全肥業公司),一九九三年春節前建成投產,各項設備運行正常,驗證了我們的設計思想是正確的。接着在孝感、沙市王橋農場相繼建立年產5000噸的肥料廠,實現了科研成果的轉化。
在這裏我要再次提到章賢同志。在項目鑒定會後不久,丁健夫通知我,洪山電工研究所决定退出該項目。我提出目前無力償還電工所的投入,他說:章賢講了,我們是投資,不是借款,我們是自己退出的,所以不存在償還的問題。
我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我是去找他借錢的,他說投資,前後投入10多萬元,項目通過鑒定,成功了,他說退出,也不用還錢。
我衹能作兩種猜測,一是他有意支持我,又顧及我的面子,用這種辦法送我走出困境;二是他認為農業項目開發時間長,效益不如工業項目,所以他不想繼續投資。我想也可能兩者兼而有之,但不管是什麼原因,我都是要真誠地感謝他。因為他在我最困難、最需要財力支持的時候,伸出了友誼之手,投入資金派人協助,送我走出困境,到達成功的彼岸。這種友情、恩德我是不會忘懷的。
為了完善生物有機肥的商品化生產,我們繼續做了如下工作:
制定了企業標準,經黃州市標準計量局批准,我們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發布了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生物有機複合肥料企業標準。
于一九九二年八月申請發明專利,并被受理。
一九九三年在國家工商局注冊了“合力”牌商標,這是生物有機複合肥的專用商標。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七日,湖北省農牧業廳頒發肥料新產品登記證,正式批准合力牌生物有機複合肥生產上市。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七日,湖北省農牧業廳發布公告,宣布:合力牌生物有機複合肥產品自登記之日起,可以進入農業推廣領域。
至此,生物有機肥的生產、產品銷售、質量標準、商標、專利等均辦理了法律手續。
7. 各方反應
項目鑒定後,《湖北日報》予以報導,并對項目作了介紹;漢南、孝感、沙市、河南鄧州、浙江平湖、四川南充等地建廠後,各地方報紙均作了報導。
《光明日報》從項目鑒定到建廠、產品應用情况三次予以報導。
一九九四年九月,由湖北省專利局推薦參加在青島召開的“第八届全國發明展覽會”,本項目榮獲金獎。時任全國發明家協會主席的武衡同志贊揚項目取得的成果,接見了我,并合影留念。
一九九四年九月項目獲獎後曾兩次被推薦出國展覽,一次是法國波爾多國際展覽會,另一次是印度一個農業展覽會。
《中國技術市場報》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發表專題文章《掀起中國肥料工業的第三次浪潮》,介紹生物有機複合肥的研製過程。
《發明與革新》雜志于一九九五年五月五日(第五期,總第107期)發表了長篇報導《為了土地的奉獻》,雜志封面刊登了張建成在第八届全國發明展覽會上的照片,文章詳細講述了項目的研發過程及肥料的特點。
一九九五年五月,獲“聯合國技術資訊促進系統中國國家分部發明創新之星評選委員會”頒發的“發明創新科技之星獎”。
一九九五年夏天,應中央電視臺海外中心邀請參加“希望之旅”發明創造夏令營,製作“希望之旅”節目。我有幸在節目中向全國觀衆介紹生物有機複合肥,在央視二頻道、四頻道、七頻道多次播放。夏令營期間,時任國家科委副主任、國防科工委副主任的聶力同志(聶榮臻元帥之女)曾去看望營員,并與我交談,她說在青島見過我,也知道我的項目。她還與我合影留念。
四、成立科泰新技術有限公司
生物有機複合肥的研究課題,最早的資訊來源于臺胞安繼炎先生。他對這一項目的進展情况非常關注,每年回武漢探親,總要與我見面,詢問進展情况。一九九二年底,他知道該項目不僅通過了湖北省科委主持的鑒定,完成了工廠化、商品化生產的轉化工作,而且在漢南建廠,他提出合資辦公司的想法。
經過幾次協商,他投資10萬美元,占股比例為30%。有關生物有機肥料項目在建或將建廠的收入、知識產權歸合資公司所有,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的中試廠歸合資公司所有,另出資20萬元人民幣現金。
合資公司名稱為“武漢科泰新技術有限公司”,注冊于武漢市東湖高新技術開發區,享受中外合資企業待遇。
(一)公司的三大項目
武漢科泰新技術有限公司成立于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公司成立時的慶祝酒會,也是安先生的生日宴會。
公司主要負責人是:董事長張建成,副董事長安繼炎,總經理張建成(兼),副總經理安繼惠(安繼炎的胞弟)。安子順(安先生的大侄子)為董事、總經理助理,陳汝慶為董事、公司總工程師,魏輝為董事、總經理助理,胡征為董事、司職工程部。公司董事會由7名成員組成,台方3人,我方4人,會計由台方安排,出納由中方安排。以上是公司的人事情况。
公司下設工程部:負責生物有機肥項目的建設與經營,經理黃傑(湖北工學院老師);開發部:負責新項目的開發,經理傅厚瑜(湖北氣象局工程師);貿易部:負責商貿工作,經理王真榮(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教師);辦公室:主任葉其瑤(黃岡汽車站駐武漢負責人、退休幹部),副主任王進(湖北省勞改局幹部)。
在第一次董事會上,除通過上述人事安排外,着重討論了公司的任務,確定了公司今後經營的三個項目。這是我事先準備并提出的,董事會一致同意通過。這三個項目就是:生物有機複合肥,乾式變壓器,雙效農星液(農藥)。
1. 生物有機複合肥料
該項目是建立公司的基礎項目,自然是公司要重點抓的項目。我們是這樣考慮的:該項目每建一個廠,包括設計,指導施工、設備安裝、調試,直到生產出合格產品,服務費收入為8到10萬元人民幣。此外,技術使用費可以一次性買斷(30萬人民幣),或利潤分成(10年),比例為20%至25%。建廠收入用于支持公司的日常開支,技術分成為純利收入。
當時漢南鄧家口的萬全肥業公司已基本完成建廠,孝感土肥站的康源廠剛開建,沙市王橋的津泰廠正在談,尚有河南鄧州市、福建、浙江、四川等地均已有建廠意向,形勢非常樂觀。完成這樣的安排是符合實際的,這一項目的實施即可確保公司能夠盈利。董事會决定安先生投資的10萬美元用于新項目的開發。
2. 環氧樹脂澆注乾式變壓器
該項目是當時的新興產業,全國衹有廣東順德特種變壓器廠在生產,產品供不應求,認為是高新技術產品。
這個項目是由武漢變壓器廠的胡宗工程師介紹的,他是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工農兵學員,畢業後回到武變從事變壓器的工藝及產品設計工作,申請了一個乾式變壓器綫圈製作的實用新型專利。他向我介紹了環氧澆注乾式變壓器的發展歷史與基本特點、今後的發展趨勢。他說,由于乾式變壓器能夠防水、防火、防塵,安全可靠,今後將普及城鄉,銷量很大,前景極好(現在證明了他的估計是對的)。由于進口設備價格昂貴(當時一套澆注設備要1千多萬元人民幣),澆注原料也控制在外國人手裏,所以成本比較高。如果我們自己設計製造澆注設備,解决環氧澆注料的配方,會給國家節省大量的外匯,變壓器的生產成本也可以大幅度下降。
我為他的熱情打動,特別是對研發國產的澆注設備及環氧澆注料,甩掉洋拐棍,我特別感興趣。我不信人家有的我們就搞不出來!我問他有沒有把握,他說有。問他要投入多少錢,他說40萬元至50萬元人民幣。我想這點資金還可以解决,于是向董事會提出了開發乾式變壓器的項目。董事們聽我介紹後,均認為這是一個有發展前途的好項目,同意列為公司開發項目。
3. 雙效農星液
這個項目是江西新建縣科協副主席余克鈞先生介紹的。余先生的女兒在我校上學,托我照顧,所以我們來往較多。他聽說我要辦公司,在找合適的項目,就介紹了他縣裏的一位科技愛好者吳貴華八年來研發的一種具有增產、殺蟲兩種功能的農藥,施用效果很好。因缺乏資金,一直是小敲小打,希望有人投資把項目做大。
我到江西去見了吳貴華,到了他的生產基地,訪問了一些農民,反映還好。我想我們搞了肥料項目,如果再搞個有效的農藥項目,那麼對農業的貢獻就更大了。既然吳貴華搞的農藥有既能殺蟲(主要是棉鈴蟲與紅鈴蟲)又能增產的雙重效果,所以我就給它起名為“雙效農星液”。這個項目同樣獲得了董事會的認可。
公司三個項目,兩個是農業,一個是工業,都是實用的有前瞻性的項目,符合高科技企業的要求。
三個項目中,一個有自主知識產權,兩個是引進的。當時我認為應該從社會上引進有前途的、比較成熟的項目,我們公司應該成為這種項目的助推器,注入部分資金,項目即能投入生產,產生效益,這叫“借雞下蛋”。設想得挺好,實施就不那麼容易了。
(二)實施情况
1. 生物有機複合肥
此項目建廠第一個是漢南鄧家口萬全肥業公司,于一九九三年春節前試生產成功,春節後正式生產,從此生物有機複合肥料項目有了實體,有了樣板。想建廠的單位和個人都會先到漢南廠去考察,眼見為實,我們在向客戶介紹項目時也有了底氣:不信,你去看!
孝感市土肥站早在肥效試驗時,就承擔了試驗任務,他們對肥料的效果確信不疑。萬全廠成功後,他們就籌建康源肥料公司,地點在武漢市與孝感市的交界處,即府河孝感側河堤邊,遠離兩邊城區。他們對土建要求較高,占地近10畝,建築物除了廠房、實驗室、辦公室外,還建了一幢樓房,用于職工住宿(遠離城區,工人需要住在廠內)和領導們的休閑娛樂,有較好的室內設施,還有麻將室和檯球室,廠區有圍牆,因此建設費用比較大。肥料廠于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建成,開業典禮盛大隆重,農業部有關部門、湖北省農牧廳有關領導都參加了。
接着沙市王橋農場建廠。此廠是農場下設的企業,建廠前農場就做了充分的調查研究。先是肥效試驗,然後于一九九三年八月五日召開項目論證會,我親自到場作介紹。通過論證,經市里有關部門批准立項,籌措資金,最後决定于一九九三年底開建,一九九四年投產。
一九九四年又建了黃州台鎂肥料廠,是由安繼炎先生和黃州市糧食加工廠合資興建的。在建設過程中,由于糧食加工廠資金不到位,又把安先生的投資挪作它用,建廠又沒有計劃,引起安先生的不滿。安先生上告到黃州市政府,由政府協調該廠,到一九九五年上半年纔建成投產。由于黃州方領導沒有認真抓,致使該廠始終沒有形成生產能力。
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六年,先後在河南鄧州市、浙江平湖市、寧夏銀川市、四川南充市、福建等地建廠。這些廠規模大小不等,都是私營企業。其中河南鄧州市豐奇集團所建廠規模最大,經營較好,初建年產5000噸肥料,兩年中擴展到年產1萬多噸。銀川的董廠長經營有方,開始年產1000噸,穩扎穩打,逐步擴大,至今仍在生產,效益不錯。
在這期間來公司考察的,打電話聯繫要求寄資料、寄肥料的很多,我的很多時間都用于接待、介紹項目、陪同考察。來考察的人多數是縣裏負責經濟工作、農業工作的領導和農場的領導。上海市派出了一個以陸處長為首的代表團來公司考察。臺灣有三撥人員來漢考察,擬在大陸投資開工廠,臺胞朱禹先生已决定在上海開工廠,後來條件未談妥告吹。日本有一家有機肥菌肥公司聞訊派三人代表團來公司考察座談,我們希望他們來投資,而他們提出合作推出他們的產品,同時希望我們提供菌種樣品給他們,我們當然沒有答應。
總之,這幾年中,生物有機肥項目在全國傳開了,轟轟烈烈地熱鬧了一陣,接待了很多人,寄過很多資料。多數人是真心想搞這個項目的,迫于資金解决不了,沒有成;有些人是以此名義來武漢公費旅游的;還有一些人則是科技販子,希望成為地區的代理,我在青島參加全國第八届發明展覽會時簽了8份代理合同,除山東外還有東北、河北、深圳、廣西、安徽的。
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七日,由武漢市東湖新技術開發區主持,召開了一個“農業高科技項目座談會”,邀請了省、地、縣三級科委的領導同志參加,參加座談會的還有江西、河北、河南等省市的有關單位領導。我們以此機會宣傳生物有機肥項目,擴大影響。項目在全國發明展覽會上獲得金獎,還獲聯合國技術資訊促進系統“發明創新科技之星”獎,中央電視臺的宣傳及有關報刊的報導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實施建廠後,我們感到該項目的推廣不如我們想像的那樣順暢,存在不少問題。比較突出的是三個問題:一是投資過大,一個完全新建的廠(指從徵用土地到電源增容)投資在500萬元人民幣左右,這樣規模的投資,個體農民是無法解决的,而此時人民公社已解體,集體經濟開始改制,所以推廣就有困難了。二是生產設備存在不足,我們沒有有機肥生產的專用設備可選擇,都是借用其他行業的設備。有機肥生產的工况與這些設備原設計的工况不同,所以使用中出現了不少問題,主要在粉碎造粒系統和乾燥系統。在粉碎造粒系統中出現了堵和卡現象,嚴重時燒壞電動機;還有灰塵太大,我們設計的布袋除塵器不能滿足除塵的要求,給工人造成很惡劣的勞動環境。三是乾燥系統的問題,低溫乾燥造成能源消耗大和產量低。這些因素直接造成產量上不去及生產成本加大。這些問題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項目的推廣速度。
2. 環氧樹脂澆注乾式變壓器
環氧樹脂澆注乾式變壓器,開始于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歐美等國,七十年代上海變壓器廠開始研製,但一直沒有大的進展,也沒有推廣應用。九十年代初,廣東順德特種變壓器廠引進了一套澆注設備,生產乾式變壓器,產品銷售很好,供不應求。那時訂貨先付款,半年後交貨,這樣引起了變壓器行業的關注。有些廠家也開始引進外國設備,使用外國的原料,產品價格很昂貴,環氧澆注變壓器的價格在當時是油浸式變壓器價格的一倍以上。
胡宗工程師的設想是用國產設備、國產原材料生產乾式變壓器。這是對的,但我們一無所知,完全依靠胡宗來實施這個項目,主動權完全掌握在胡宗手裏。胡宗說技術上完全有把握,從實施的過程看,他當時并沒有掌握這些技術,衹能說瞭解一些情况,等于是我們出錢,用我們提供的平臺讓他來進行各種試驗研究,取得資料後成為他的技術。最後雖然做出了一台樣機,但却不合格。這也是我們沒有預料到的。
公司决定開發乾式變壓器項目,希望胡宗能全身心地投入。他提出的條件是:先將他夫婦二人從武漢變壓器廠借調到科泰公司,然後調到政府機構或事業單位工作;買一套住房;存3萬元保證金;技術入股,股份占30%。我們研究後,基本上滿足了胡宗的要求,衹是占股比例由30%改為20%。在漢口復興村社區給他買了一套二室一廳的商品房,并與湖北省農牧業廳聯繫,以後將他調往有關單位。
我們花這麼大的力氣辦這件事,是因為看好乾式變壓器這個項目,希望胡宗夫婦能全力以赴地將此項目儘快實施并轉化成生產力。我們把這個項目的成敗看成是公司成敗的大事。
按照常規,實施項目的第一步要建廠,我們要求胡宗提出設備清單和建廠要求,以及產品設計圖。胡宗提出,變壓器生產與一般產品不同,先要生產樣機,通過鑒定。而要鑒定一個產品,必須對產品進行各種試驗,因此首先要做樣機,待產品通過鑒定後再考慮建廠。他建議在建廠之前先租賃設備,“借雞下蛋”,事半功倍。
我們聽了覺得很有道理,以為是為公司着想。他介紹說,武漢變壓器廠原廠長周仁生(音)在漢口有一個生產乾式變壓器的車間,設備基本上有,可以與他商量借過來用,先做樣機,這樣可以減少投入,縮短時間。我們約定了看廠房設備的時間,與周廠長談租賃方面的問題。
周廠長熱情大方,并表示一旦試製成功,他願意合作建廠,共同開發。談定租金一年4萬元人民幣,他們10個工人轉過來(其中2人自行離開,實際衹有8個人)。後來我們瞭解到,那位周廠長因經濟問題判過刑,出來後胡宗建議他搞乾變,搞了這套設備,招了這麼些人,但因缺乏經費搞不下去了。于是胡宗介紹把這些東西租給我們,以減輕周廠長的壓力。
從一九九三月三月下旬開始,胡宗進入做樣機的階段,確定的容量為160千伏安,電壓等級為1萬伏。從設計到做出樣機用了半年時間,到一九九三年九月下旬正式出樣機。
在此期間,下面的人反應很大,派去協助胡宗工作的尤書萍老師也給我反映,胡宗似乎心裏沒有底,老是變,對工人也沒有計劃安排,基本上是坐等(不知道要幹什麼)。我因不懂,不好表態,但一直關心着乾變廠的進展,從設計圖紙到繞綫圈到環氧澆注,我都是親臨現場,一待就是一整天。我要學習,我要弄清楚到底怎麼回事。
胡宗是搞變壓器出身的,他當然懂得變壓器行業的規矩,來不得半點虛假,所以在設計過程中反復計算,選用什麼樣的電磁密度,什麼樣的電流密度,什麼樣的鐵芯尺寸,電磁綫的綫規怎樣,都要仔細考慮。今天算好的,晚上考慮欠妥,第二天就要改變,又要經過若干天的計算。設計確定了,澆注料用什麼,配方如何確定,他要反復考慮,反復試驗。這一切衹有他一個人知道,一個人做,其他人插不上手。
他晚上考慮得很晚,第二天起不來,往往中午纔到廠。晚上安排加班,工人有意見,公司的人有意見。我看在眼裏,理解他的處境,却無力幫助,也不便公開批評。在我看來,他是在做這個項目的中間試驗,沒有成熟的技術,沒有可借鑒的資料,靠一知半解的資訊,然後自己摸索。
在做樣機過程中,我看清了他的所謂專利是沒有用的東西。按他的專利實施,是無法工業化生產的,產品也是不適用的。經過胡宗夫婦半年的努力,在大家懷疑的目光中和一片質疑聲中,樣機終于生產出來了。
下一步的工作是對樣機進行測試和技術鑒定。我們委托武漢高壓研究所進行測試,結果有一個指標不合格。按理是不能進行鑒定的。但我們實在不能等下去了,再新做一台樣機,又要幾個月,何時纔能進行設備設計和製造?與高壓所的老總和經手測試的工程師商量通融辦法,他們認為這個問題衹要注意一下就可以克服的,下次正式生產時注意就能解决,所以同意了我們的請求,算是合格產品,可以進行技術鑒定。
我們一方面讓胡宗負責整理鑒定資料,一方面由我聯繫主持鑒定的單位和商定鑒定委員的工作。我本意請省科委主持,但省科委提出既然是新產品,僅進行測試是不夠的,應該試用半年再鑒定,即不同意現在就鑒定。于是轉請武漢市科委主持鑒定,市科委同意,并共同商定鑒定委員人選後,發了正式的文件。
鑒定會于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在武漢水利電力大學舉行,華中電業管理局科技處長李文章任主任,順利通過技術鑒定。然後在市科委辦理了“武漢市科學技術研究成果登記”,并發了登記證。市科委和東湖新技術開發區管委會研究决定,推薦該項目申報國家級火炬計劃。在申報項目的推薦材料中,將我們的項目列為第二,後來響遍全國的保健品項目“紅桃K”列為第四。
到北京後,我們沒有資金打點有關單位和有關人員,而保健品“紅桃K”項目,據知情人透露,打點費用去10萬人民幣,這筆錢還是貸款來的。說實話,我那時還不懂得這一套路,根本沒有朝這方面想,認為憑項目本身及當地政府的推薦,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天真的想法給了我們當頭一棒,結果我們沒有入圍,而保健品“紅桃K”項目却得了300萬元的火炬計劃投入,以後很快發展起來。
乾式變壓器通過鑒定後,我們兵分二路,一路由總工陳汝慶與胡宗負責,進行生產綫的設計和製造及變壓器產品的設計;另一路由我負責進行廠址的選擇和聯繫合作單位,解决後續資金的問題。
生產綫的設計按生產工藝需要,有的是購置現成的設備,如真空泵、油泵、水泵之類,有的要自己設計製造,如澆注設備、加熱爐、繞綫機等,到一九九四年四月大體就緒,六月開始租用鋼制家具六廠的廠房(武昌白沙洲陸家街),開始安裝設備,十月進行調試,一邊調試,一邊進行改進,一九九五年春節前認為可以用了。這時乾式變壓器項目已經投入資金近五十萬元人民幣,公司資金已經枯竭。
希望聯合開工廠或投資的單位談過很多,皆因認為條件不合適而沒有談成。其中有兩家我認為應該合作的沒有談成,讓我感到可惜。仙桃市一家鄉鎮企業看好這個項目,很想把它做大,計劃投入3000萬元人民幣,在仙桃開工廠,把胡宗夫婦請過去,提供較好的條件。對科泰公司,希望一次性給于補償,付一筆款(比投入的多),廠辦起來後,仍然算合資公司,利潤分成為15%。我認為這條件是可以接受的,但討論時,台方代表不同意,認為辛辛苦苦搞的項目,拱手送人,不能接受。他們要求對方在武漢開工廠,把錢打到武漢來,人家當然不幹。該企業的地方負責人鎮長、鎮黨委書記都到公司來談,談得很坦率、乾脆。我們不幹,他們也沒有辦法。
另一家是武漢變壓器廠,該廠廠長提出,他們負責技術,投入一部分設備,如繞綫機等,鐵芯由他們做,技術工人他們派,我們負責澆注設備的投入及流動資金,產品以他們的平臺來進行銷售。武漢變壓器廠是個老企業,有產品銷售管道,這樣乾式變壓器廠可以發展得比較快。然而在討論時,又一次遭到反對。反對者認為,既然武變不出錢,我們技術上沒有什麼問題,為什麼要拿股份給別人?銷售問題事在人為,衹要產品好,總可以打開局面。結果也沒有談成。
關于經費問題,我清醒地看到,自有資金衹能支撑到乾變廠的設備投資,生產流動資金必須另外籌措。安先生也清楚這一點,所以我們早就開始想辦法,我到東湖新技術開發區申請貸款150萬元,結果沒有排上隊。
開發區外經外事處對此很負責,也想幫助解决,與農行聯繫,帶我一起去談,我們把項目情况及申請貸款的報告都交給了行長。行長看後很爽快地答應說,衹要乾式變壓器具備了投產的條件,產品通過技術鑒定,生產綫建成,可以貸300萬元作為流動資金,這是一九九三年十月講好的事。到一九九五年春節我們已具備了生產條件,再去找行長時,說行長已經調走了,他們不知道此事。我說:現在再辦理行嗎?新行長說,現在不比從前,不再是領導說了就可以貸,現在要嚴格審查,還要財產擔保,你們有沒有固定資產?如果沒有,就不能貸款。本來以為已經聯繫好的事,就這樣隨着行長的調動而泡湯了。
中國的事就是這樣,很多事情都是因人而變、因人而辦的。
安先生在臺灣找了他的朋友朱禹先生到大陸來投資,他于一九九三年六月、九月、十一月三次到公司。前兩次來談投資辦肥料廠,到上海沒有談成。第三次到公司來談投資,資金額為20萬美元,他希望按原股值的1.2來折算股權,但安先生要按1.5來折算。朱先生覺得公司沒有辦多長時間,現在還在投入,產出不多,沒有盈利,這樣的折算比例不合理。雙方沒談攏,所以他决定不投資了。我們再一次失去了吸納資金、挽救項目的機會。
在資金不足的情况下,產品不能做,沒有產品也就沒有銷售。乾變廠設備在安裝調試後的一年中,衹做了三台小變壓器。
乾式變壓器環氧澆注料的國產化,我們也做了一些開創性的工作。一九九四年三月,我帶着胡宗及我院化學老師朱希珍等4人到湖南岳陽樹脂廠學習。該廠林工程師詳細回答了我們提出的一些問題,如為什麼不用國產樹脂澆注乾式變壓器?你們有沒有研究過國產澆注料的配方?能否給我們介紹環氧澆注料的配方原理、等等。林工說,日本159樹脂是專門用于規模性澆注的樹脂,電氣性能、粘結性能、穩定性都很好。我們引進了該樹脂的生產綫,我們叫CYD—128樹脂。過去中國生產的樹脂,穩定性不好,每批次都可能有變化,所以人們不敢用。現在生產的CYD—128樹脂穩定性好,可以用于環氧澆注料。林工接着對固化劑、增韌劑等型號、性能及生產廠家,使用時的大體比例都作了介紹。我們又請該廠的研究所為我們試驗出一個比較可行的配方。
回公司後,我們就用岳陽的原料與配方做試驗,經過小試,稍加改進,基本可用。
胡宗就用這個配方背着我們做成了環氧澆注料,分A、B二組,用時混合即可,價格比我們自己配的高出一倍還多。他介紹我們到一個地方去買,用來澆注綫圈,結果發現有的綫圈出現裂縫。我不知道是他搞的,以為是專業廠家搞出來的,認為是配方有問題。我與賣方交涉,他們說是胡工搞的,等他來了向他反映,要他解决。商家不知道我和胡工的關係,胡宗的小動作就這樣露了餡。
這個配方,後來我到上海開工廠時稍加改進,一直用到現在,已有不少廠在使用。
環氧樹脂澆注乾式變壓器是個好項目,前景也可以,我們投資搞成後,因沒有流動資金而沒有真正投產。但積累的技術與經驗教訓,以後在其他地方得到了應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這也是我以後闖上海的資本。
3. 雙效農星液
所謂“雙效”,是指既能殺滅害蟲又能使作物增產。為了弄清該項目的實際情况,我于一九九三年四月到江西新建縣,直接與發明人吳貴華見面。給我的感覺,小伙子有點疲乏,幾年的奮鬥,欠了25萬元的債務。有一個簡易的生產綫,極希望有人投資,把項目搞上去。經瞭解,他搞的“雙效”,手續基本上沒有辦,沒有鑒定,沒有系統的正規的試驗報告,沒有生產許可證,沒有登記證。
我原以為是一個已經成熟的項目,衹要投入資金就可以生產、銷售。實際情况是處于中試階段,原則上還不能稱作一項技術。但我對此有興趣,想幫他一把,讓它成為真正的技術。據此,我們提出了合作意向:分兩步走,第一步是一九九三年,我們買一部分產品到湖北試用,同時也是做試驗,爭取在一九九四年通過鑒定,進而解决產品登記及取得生產許可證的問題;第二步,正式合作建廠,把廠建在武漢,因為武漢的經濟比江西要發達些,一些問題容易解决。他也同意這個方案。
一九九三年我們購買了1萬5千瓶“雙效”,通過省土肥站、省植保站在很多縣市試用,在果樹、蔬菜、棉花、水稻等類作物上施用,結果反映不一,一致認為殺蟲有效果,增產有效果,但不能殺蟲卵。藥效利大于弊,特別是能很快殺滅棉花上的紅蜘蛛,但7天至10天后又長出來,主要是蟲卵未殺滅之故。第二是農藥的稀釋度沒有掌握好,有些作物如果樹,按說明書濃度太大,使用後果實外皮緊縮,裏面却還在長,造成開裂,使試驗區的臍橙損失4000多元。
我們弄清了基本狀態,心裏有了底。我請教了省植保站的專家,他們說這些問題弄清楚了都好解决。吳貴華曾經給了我們一個配方,經檢測是假的。因此,他給我的印象是不真誠,你留一手可以,但不要弄假。有了結果,我們認為通過鑒定也不會有多大問題。
在與吳貴華談判合作時,他提出了很高的條件:解决五個人到武漢落戶的戶口與住房;解决他在江西的25萬元債務;吳貴華本人占股30%(技術投資);新建縣科協副主席余克鈞到武漢後由我們解决工作安排,另占10%的股份。這樣的條件,我們是無法接受的。說實在的,根據我們的試驗和對“雙效”成份的測試,實際是幾種化學農藥的複合,然後加入了適量的增產劑或增長素(激素)。這種東西我們也可以搞出來。我不想背個竊取技術的駡名,所以仍希望與他合作。
吳貴華為了抬高身價,說有幾個公司要與他合作,條件都很好。他提出在武漢辦分廠,總廠設在南昌,我聽後覺得這個人不老實。他不是在談合作,而是想通過合作撈一把。
我不喜歡與這樣的人合作,我們也沒有什麼可以讓他撈去,所以最後决定等鑒定後拿了“兩證”再說。
以上就是三個項目的實施情况,後兩個項目由于是別人搞的,主動權在他人手中,我們被牽着鼻子跑,損失了資金,浪費了時間與精力。
(三)公司的落敗
武漢科泰新技術有限公司,經過近四年的拼搏,困難越來越大,主要是缺乏資金,沒有經濟效益。黃岡所內部、黃岡所與台商安家之間矛盾加劇。一九九六年安先生宣布退出乾變的開發,不同意借款(貸款),安家把公章及安先生的私章都控制了起來,一度使公司無法正常工作。我兩次以我個人名義,借款人民幣10萬元用來支付員工的工資及房租、水電費、電話費等,安先生還逼我歸還他借給公司的1萬美元,我處于四面楚歌之中。一氣之下,我决定離開科泰公司,并準備與安家打官司。從一九九七年開始,台方工作人員撤離,由陳汝慶教授維持,直到合作期滿結束。
回頭來看,科泰公司、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的結局,雖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要負主要的責任。
1. 歷史的錯位
上世紀九十年代是中國社會的大變革時期,首先從農村開始,人民公社的解體,集體經濟開始瓦解,土地從集體耕種變為分田到戶。但是社會主義的一些制度習慣還跟不上形勢的發展,例如在農村,人民公社時期形成的農業生產資料先用後付款的習慣沒有改,化肥、種子、農藥、塑料薄膜等農用產品都由供銷社、土肥站發下來,等農作物收穫出賣後再付款。這種狀况給科泰公司和新建生物有機肥料廠的經營造成了無法解决的困難。
公司三大項目中,有兩個是農業項目:肥料與農藥。生物有機複合肥料在建廠初期,銷售勢頭很好,產品供不應求,越到後來越不行了,為什麼會這樣呢?農民按習慣先用後付款,企業承擔不了,流動資金鏈斷裂,各廠到後來已無法再生產。
這樣的項目,是一個有機農業的項目、環保的項目、使農牧業良性循環的項目,如果是集體經濟、人民公社時期,什麼問題都可以解决。公社有養豬場、養雞場,用豬糞、雞糞等作為有機原料,既解决了有機肥的肥源問題,又解决了環境污染的問題。生物有機肥的施用,既提高了土地肥力,又使作物增產,提高品質。肥料廠屬公社所有,資金由公社解决。各生產隊的用肥款,核算時劃賬。如果每個公社辦一個肥料廠,那全國該建多少廠啊!項目的生命力將長盛不衰。
歷史發展到現在,土地向少數人手裏集中,叫種植大戶也好,叫家庭農場也罷,抑或叫新型地主也行。市場經濟的建立,人們必須付款買貨,即使個體農民,也要用現金購買肥料與農藥,肥料廠的資金鏈不會斷裂。現在大農場主也有經濟力量建肥料廠,肥料項目的命運也不會如上世紀九十年代那樣糟糕。農藥項目也是如此。
我把這種歷史因素稱為錯位,即項目的需求與歷史的現實錯了位,早也行,晚也行,唯獨在那個時期就困難重重,這叫“生不逢時”。
有人說,肥料廠的生產設備沒有完全解决也影響到項目的推廣,我認為有一定影響,但不是主要的。存在的兩大問題,在孝感廠顯得很突出,在河南鄧州張豐奇(豐奇集團老闆)那裏、在銀川董廠長那裏就不是問題。我對此作了調查,孝感的問題主要是管理上的問題,燒電動機問題在孝感廠很嚴重,一年中燒15台電機,原因是堵了、卡了一定要清理乾淨再啟動,否則容易燒電機。再是每天工作結束,停機後要將粉碎機、造粒機的模孔清理乾淨,否則第二天上班開機也容易造成燒電機。鄧州廠對此都有明確規定,所以沒有造成燒電機的現象。第二個大問題是乾燥設備的乾燥量不足,影響產量。設計時明確,乾燥設備的產量是總產量的1/3,餘2/3是要靠太陽曬。利用天然能源可大幅降低生產成本,如果全部用乾燥設備解决,則每噸有機肥的生產成本中僅乾燥這一項就需138元/噸,肥料價格就會大幅度上漲。鄧州廠對這個問題解决得很好,他們廠的設計年產量為5000噸,第三年就生產了1萬多噸,工廠管理非常重要。孝感廠還有一個情况,每星期有關部門領導到廠裏吃、喝、玩,不僅花錢,而且也影響到廠領導的精力。他們星期天要陪吃、陪玩,星期一早上送走,已弄得筋疲力盡,等體力、工作恢復正常,又要考慮星期六晚上來些什麼人,如何招待,的確影響工作。
從各地建的十來個肥料廠看,三個是集體企業,隨着企業改制,逐步走向衰敗。個體企業主要是資金問題,自有資金不足,貸款有困難,逐步走向衰落。到目前為止,堅持下來而且有成效的還有三個地方的私營企業:鄧州、銀川、蘇州。
2. 資本的力量
我這裏講的資本是指錢。在我下海游泳過程中,深深地感到它的力量。在崇尚市場經濟、私有制、資本至上的社會中,沒有錢寸步難行,有錢能使鬼推磨,這是一層意思;另一層意思是有了錢,可以為所欲為,可以高人一等。沒有錢就人前矮三分,忍氣呑聲,甚至為了錢可以背叛朋友,背叛事業。這是我以前沒有碰到過也沒有想過的事。
我為了解决科泰公司的後續資金問題,花了極大的精力。找開發區領導,找銀行領導,找合作單位,找投資者,不管到哪里,都要請人吃飯,低三下四地請他們幫助、支持,結果一無所獲,事業也不能繼續下去。有些單位有錢,那就要按他提出的條件辦,否則不成。洪山鄉有錢,同意投資乾變項目,條件苛刻,不能滿足就拉倒,討論的餘地也沒有,完全是高人一等。仙桃有錢投入搞乾變廠,條件是到仙桃開工廠,給你一筆錢,你不能參與管理,否則,拉倒。火炬計劃,明明是我們的項目優于那個保健品項目,人家有10萬元公關經費,我們沒有錢就靠邊站,這一切都是那麼順理成章。
安先生投資科泰公司10萬美元,安家人一再聲稱這是真金白銀,似乎黃岡所的投入不是錢。于是一發生矛盾,就說我投入的可是真金白銀,不是來做慈善事業的。他們可以隨意指責工作人員瞎花錢,指責招待客戶吃飯的發票多開錢,弄得誰也不敢招待客人,都必須由我出面招待。黃岡所的人多是科技人員,在為三大項目的實施拼搏,安家人管錢管賬,制約開支,到後來,發展到連公章都控制使用,甚至不讓用。安先生借給公司1萬美元,逼我還錢,我心臟病發作,臥床不起,安家二兄弟到床前逼我還錢,後來發展到破門而入,逼我還錢,搞得我家人提心吊膽。而我為了發員工工資,借了10萬元人民幣又向誰要錢呢?
因為錢,項目無法繼續下去,因為錢,造成我和安先生之間的矛盾與裂痕,最後不得不分手,弄得兩敗俱傷。
3. 利益的驅動
我這裏講的利益是指私利。社會主義講公字當頭,資本主義講私字當頭,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批判集體企業、國營企業吃“大鍋飯”,培養了“懶漢”,不講效益,不講個人利益,人們沒有了積極性。因而,提倡單位利益與個人利益掛鈎,提倡個人奮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等。
這些宣傳,對我們的隊伍產生了影響。黃岡所的同志,曾經為了一個共同目標不講條件,不講私利,艱苦奮鬥幾年,取得了項目的成功。這也是共產主義大協作精神的勝利。少數人在建立科泰公司時就產生了個人利益的訴求,反對建立公司,說辛苦幾年,現在要收穫了。黃岡所七八個人,一年建立二三個廠,大家分分就可以了,搞大了,人多了,錢用掉了,大家白搞了。
公司建立後,有的人提出股份要落實到人,要求分割。因為合資企業是台方安繼炎與中方黃岡所合資,因此股份暫時還不能分,我也考慮當時還沒有利可分,即使分了股份也沒有用,却容易讓人鑽空子。雖然給大家講了,但少數人還是不踏實,擔心將來被吃掉了。
以胡征為代表,他感到辛苦幾年,僅拿點工資划不來。一九九四年他拉着陳××,買了翻拌機的設計圖紙(翻拌機是公司出錢委托別人設計的,知識產權歸公司所有),為了私利,他們背叛了朋友,背叛了黃岡所和科泰公司,私自在外接業務建廠。我們發現後,將胡、陳等人逐出公司,撤銷了胡征在科泰公司的職務(包括董事),但却造成了黃岡所內部的混亂和科泰公司的工作困難。
有些人與我共事多年,我也一直很信任他們,但在離開公司前還不忘記撈一把。開發部經理傅厚瑜騙我說,到上海、江浙一帶去開展業務,聯繫建肥料廠,限期三個月,如三個月內一事無成,就自動辭職。他請求領三個月工資作活動經費,我同意了。一個多月後我出差路過南通去看他,纔發現原來他接了個土建工程,父子倆在當包工頭。
工程部的一位幹部在協作單位某機械廠借2000元,說我要他去借的,由我歸還。該廠在我公司結算時拿出借條要我還錢。
辦公室副主任王某,是我水院一位老同事的孩子,從小看他長大,是我同意把他從農場搞回來安排工作,以後批准他考大學。他從法學專業畢業,分配到湖北省勞改局工作。因我與安先生之間的矛盾,準備走司法程序來解决,他說他認識法官,可以幫忙,提出要活動經費,我從老同學處借2000美元交給他。第二天法官告訴我,這個案子官司不能打,因為雙方合資合同上規定發生糾紛先仲裁,仲裁不成再訴請法院處理。我讓王交回2000美元,他先說明天給,後說在做藥材生意,一周後還。一周後電話打不通了,人也不見了,到他宿舍找,與他同居的女人說,她也在找他,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問他的哥哥和他媽媽,都說不知道。其實,他們都知道,就是想吞掉這筆錢。人生百態,無奇不有,為了一點小利,如此喪失人格,值得嗎?
4. 自己的反省
從一九八七年開始到一九九六年底整整10年時間,我沒有什麼休息時間,不停地工作着、奮鬥着。科技扶貧失敗了,搞項目研究開了花沒有結果,搞公司失敗了,結果背了60多萬元的債務。
到底是什麼原因?這些失敗該由誰負責?
可推托的理由很多,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如果成功了,就不會發生這一切,也就是說,所以發生這一切,是因為沒有成功的緣故。從辦黃岡所到辦公司,都是我發起和主持的,項目是我選定的,人員是我安排的,失敗的責任當然由我承擔。我反省多年,失敗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思想落後于形勢,適應不了新形勢的變化。我長期在高校工作,接觸社會少,尤其是接觸經濟領域更少,學習和接觸到的是公有制,計劃經濟,公事公辦,提倡公而忘私、事業為重、大協作精神,走群衆路綫,發動群衆辦事等等。進入九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從指導思想到經濟基礎都發生了或正在發生着巨大的變化,我是崇尚計劃經濟的,主張公而忘私的,以事業為重的,這種指導思想在一定時期還管用,如在肥料項目的研究過程中,但總的是不合時宜的,對內調動不了員工的積極性,對外不適應變化了的形勢,社會上奉行的是市場經濟、發家致富、個人利益的驅動,你還在提倡公而忘私、公事公辦,那怎麼能適應已經變化了的形勢呢?落伍了,又不想改變,衹有被淘汰,這是歷史的必然。
第二,主觀主義害死人。事實證明,我當初對科技扶貧,科泰公司項目的選定,以及經營思想都是脫離實際的主觀臆斷,不符合客觀實際,一定會失敗。
先說科技扶貧。當時老區人民要的是經濟上的立竿見影的支持,解决吃飯問題,政府也是這樣做的。而我提倡科技扶貧,給魚竿而不是給魚,不僅拿不到錢還要投入,這從當時實際情况看反差太大,人們當然接受不了。所以說有好的想法,不一定會產生好的結果,因為脫離實際,人們不歡迎。時至今日,再去搞科技扶貧,情况可能會改觀一些。
搞農業項目,為農業服務,方向沒有錯。但農業項目時間長,投入大,收益小。這在講效益、講個人利益的時代,自己又沒有資金,衹有傻瓜纔會這樣搞。在制定肥料實施計劃時,又主觀主義地規定技術投資利潤分成,這是從支持項目開發、有利于農民的角度出發的。實踐證明,這個辦法又是主觀主義的。因為不管是集體的,還是個體的,廠一旦建成,他已經掌握了技術,再也不會需要你,也决不會再給你錢,更不要說每年分紅了。我們為了杜絕這種情况發生,用控制功能微生物的辦法。實踐證明,這又是一種主觀主義的辦法。企業為減輕成本,他乾脆不用你的微生物。我們原想統一商標、統一標準、統一供應功能微生物,都實行不了,他們要搞自己的商標和品牌。他們有的根本不造粒,直接供應有機肥;有的不放微生物,肥效差,有異味,農民不想用,到後來,搞得五花八門,不一而足。鄧州、銀川兩個廠一直存在至今,并有所發展,是因為他們後來在公司買了微生物菌種,自己復壯,自己生產。
事實證明,我原先的設想很多是脫離實際的。我總是要求大家與我一樣,要朝前看,眼光放遠一點,為了事業的成功,要艱苦奮鬥。這些說教在私利面前是蒼白無力的。大家跟着我幹,是希望能得到利益,多少年的苦幹,沒有實際利益,不反對纔怪。安先生來大陸投資,為的是獲利,投資而不能得利,而且看不到得利的一天,有意見,反對我的某些做法是理所當然的。我的這些思想既不符合人們的要求,也不符合當時社會發展的潮流。
第三,固執己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最後碰得頭破血流。科泰公司的兩個後續項目,當我實際接觸以後,就認識到這是在做新的科研項目,想要獲得成功,需投入大量的資金和人力、物力;我也清醒地認識到,公司自有資金能支撑到項目取得成功已經不錯,要真正建廠投產,還需一大筆資金。自己沒有錢,還要堅持幹,錢用完了,項目也就停頓了。
我總以肥料項目為例,鼓勵自己堅持下去,會取得勝利的。有人也向我提出過,要快刀斬亂麻,該上的上,該舍的就舍,不要什麼都想要,結果什麼都得不到。我就是捨不得放棄任何一個項目。
在自己無能力解决資金的條件下尋求合作單位,條件要放低些,我們一味不想放掉所謂的主動權,要人家拿錢來,致使多家談判都失敗,而最受影響的應該是我們,最大的失敗者也是我們。
在公司機構設置、人員聘用上都存在固執己見的問題,不聽別人勸告。公司一成立,設立了三部二室,中層幹部就十來個,當時工作還未展開,設了廟,就要進和尚,而不少和尚既不能化緣,也不能念經。黃岡所的老人向我提出這個問題,安志順也多次提過這個問題,我都未接受,最後證明他們的意見是對的。
第四,不符合企業管理規律的工作作風。一個企業要有明確的規章制度,從總經理到員工都應嚴格遵守,形成一種風氣,像軍隊一樣,令行禁止。可我強調思想教育,有問題談一下算了,給面子。我還有一個毛病,耳朵根軟,好說話,容易輕信。所以員工有事願意找我,有時在安總那裏碰了壁,就來找我批條子,結果造成領導之間的矛盾。有些員工工作紀律鬆懈,布置的任務完不成,也不追究,經費承包不夠用了,我批准借給他們錢或追加經費,其實是有借無還。凡此種種,造成了員工不嚴格要求自己,任務完成不完成一個樣,經費承包不承包一個樣。後來我認識到在市場經濟、個人利益當先的社會中,思想工作、講大道理的確蒼白無力,很多情况下是解决不了問題的。
通過反省,讓我看到了自己的缺點,認識到我的觀念、我的主張是不符合以市場經濟、私有制為特徵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要求的,也就不能從事企業管理的工作,更不能主持企業的工作,這就是我的結論。
五、闖下江
“江”指的是長江,“下江”是指長江下游,武漢人把上海、江浙一帶叫“下江”。
一九九七年春,我分文全無,背負着60多萬元的債務,帶着乾式變壓器項目,隻身闖下江。我到下江去的目的,是尋找機會,重新開始創業,力爭把債務還清。如不行,我就在下江打工,不管多少年,也要把欠的債務還掉。
我的債務有三部分。在黃岡所時,及後來研究肥料項目時,欠下了債務。在籌建科泰公司時籌得的入股款和借款以及4年的紅利分成(每年10%)由我承擔。我當時講過一句話:大家出資入股,組建公司,賺了錢,按股份紅,虧了本,我張建成承擔。因為有了這句話,本不應由我承擔的股本虧損,我要遵守承諾,由我來還。在科泰公司困難時由我出面向朋友借的12萬元,也由我償還。三部分合起來共有六十多萬元,當時的壓力可想而知。
這就是我為什麼决定捨棄無望的科泰公司,放棄我耗費心血搞成的生物有機肥料項目的原因。所以選擇到下江去,因為那裏的經濟比較發達,搞項目的資金較武漢好解决,還因為我是上海人,親戚、朋友、同學多,辦事方便些。
當我想到下江找合夥人建乾變廠的消息傳到上海後,很快就有了回音。我的那位親戚王國元找到了江蘇太倉市新湖鎮鋼窗廠廠長張丁元先生,他同意合作建廠,并很快來武漢見了面,談妥了條件。這是一九九七年初的事情。
(一)蘇州新科變壓器有限責任公司
新湖是太倉市西部的一個小鎮,鋼窗廠是村辦集體企業,張丁元任廠長。該廠曾經風光過,後來因開始廣泛應用塑鋼門窗,使鋼窗、鋼門業開始凋零。當時正處于鄉鎮企業改制階段,張廠長對鋼窗廠的前景不看好,建塑鋼生產綫投資太大,他想搞一個投資不太大、有發展前途的項目,故選擇了乾式變壓器。
在去新湖之前,我對該項目的生產綫作了研究,根據科泰公司設計的生產綫使用情况,作了比較大的改變,并組織人進行了重新設計。
一九九七年三月,我帶了4位工程師到新湖建廠。四位工程師來自不同的單位,衹有武漢整流設備廠的高工魏天民接觸過變壓器,且都沒有接觸過環氧樹脂澆注變壓器,故從設計開始,我要向他們講解這種變壓器的特點、要求、用途,對每一件設備的作用、在系統中的位置、應該注意的問題等詳加介紹,雖然我一知半解,好多事情還搞不清楚,但也得趕鴨子上架。
從製造設備到安裝調試完成近5個月時間,一九九七年七月正式生產出樣機,并開始試生產,開啟了我後半生與乾式變壓器結緣的時代。
試生產證明,所設計的生產綫簡便實用,國產環氧澆注料便宜實用,這讓我放下了心中的石頭,畢竟這是我第一次獨立辦乾變廠。
在合作合同中規定,我負責生產綫的設計、安裝、調試,生產出合格產品,負責產品銷售。如今一半任務已完成,我的工作重點將轉到產品銷售上去。
根據我們廠子小、設備簡單、資金不足、無法與大變壓器廠競爭的特點,我們確定了生產小型電力變壓器的方向,重點放在高壓開關櫃中的電源變壓器,容量在20千伏安到100千伏安之間,電壓在6千到1萬伏之間。這樣的變壓器,大廠不願做,一般的變壓器廠又做不出來(沒有環氧澆注生產綫)。確定了產品,銷售也就有了主攻方向。
我第一個找的是廈門ABB開關公司,這是一家跨國公司,圈內比較有名,如能打入則影響較大,其他開關公司就會比較容易接受。我想不打則已,一打就要打響。我所以首選ABB公司,是因為我的老同學朱學聖工程師在該公司任設計師,櫃用變壓器的選用權在設計師手裏,這是我們在畢業後30年第一次見面時,他告訴我的。
我們的產品出來後,請他到新湖來,他認為外型還可以,質量一定要保證,衹要不出問題,選用是可以的;一出問題,不管什麼廠家,都得停用。他要我一定要保證質量和供貨時間,這樣我就有了第一個客戶。
第二個客戶,找武漢變壓器廠的戰福才廠長,請他幫忙,以武變名義搞櫃變業務,并把這部分業務交由我做。他同意了。
我又到上海變壓器廠,找周賢土廠長,他是北京電力學院畢業的,那時,我是北京電力學院動力系的書記,算有師生之誼。他熱情地接待了我,答應支持,請主管生產的陳廠長與我見面,幫助我們做鐵芯。他還告訴我們上變生產乾式變壓器所用絕緣材料,環氧樹脂、固化劑、增韌劑的型號及生產廠家,可以說他毫無保留,足見對我的真誠,我很感動。以後我多次找過周廠長,他也兩次到我們廠指導。我本想將廠掛靠在上海變壓器廠,這樣可以不做產品的型式試驗,但終因廠子規模太小,設備比較簡單,沒有談成。
新科變壓器公司在試生產期間,一度出現了產品質量問題。在做出廠試驗時高壓綫圈短路,而且連續出現,廢了近20個綫圈。經過對綫圈的解剖,證明都是匝間短路,這說明電磁綫的質量有問題。後來查明短路綫圈的電磁綫是從江陰一家電磁綫廠進的,該廠原來是做電動機電磁綫的,電動機的電壓一般是380伏,而我們做的變壓器一般電壓為1萬伏,試驗時達到2萬8千到3萬5千伏,所以造成短路。張廠長沒有經驗,我也未過問此事,故有此誤,損失不小。
新科變壓器公司在建設及試生產過程中碰到了很多問題,主要是資金問題、人際關係問題。在與張廠長談判時,我提出投資不能少于50萬元人民幣,當時估算生產綫及測試設備30萬元、流動資金20萬元,也寫進了合同。張廠長口頭說沒有問題,但到建廠時,鋼窗廠已不景氣,原計劃沒有完成,收入不夠支出,更不要說拿錢支持乾變廠的建設。張廠長原來的計劃完不成,建設乾變廠的資金就沒有了來源,測試設備建設停止,產品拿到太倉變壓器廠(瀏河變壓器廠)去測試,既加大了支出,又不方便。因為資金短缺,不發工資,說產品出來後再發,造成了武漢到新湖工作的科技人員的不滿,情緒不高。
建廠進度因種種原因落後于計劃,又成為當地人議論的話題,造成武漢人員與當地人員之間的隔閡。
我就忙着兩邊做工作,幫助張廠長找合作單位,寫報告給太倉市科委,請求支持,通過關係找太倉市領導,請求他們幫助解决經費問題。本想到新湖後衹管業務工作,誰知又要操心資金問題和人際關係問題。但因此也獲得了張廠長的信任,他認為我是真心的,是以事業為重的人,不是騙子。我們之間成了好朋友,至今保持着密切的聯繫。
新科變壓器公司聘請胡宗為顧問,他的任務有三項,一是指導生產兩台樣機;二是在生產過程中培訓繞綫和澆注工人;三是產品設計。第一、第二個任務很快就完成了,但在如何完成第三個任務的問題上,我們產生了矛盾。我希望他將容量為20千伏安到100千伏安、電壓為6千到1萬伏的系列產品設計出來,以便我們接到訂單就可以生產;其他型號的產品,接到訂單後再設計。
我之所以這樣要求,是因為很多單位,特別是ABB公司,訂單一到,限期交貨,時間一般在一個月之內,有的衹有半個月,故接訂單後再設計,時間上來不及。趕時間,設計、生產都會產生問題。胡宗以沒有時間、來得及之類的話推托,不想搞系列產品的設計圖。我估計他怕設計完成後就不請他了。
後來發生了我預料中的事,一個單位因我們來不及做而取消訂單。出現技術問題,請胡宗到太倉處理更困難,來去匆匆,有時來後還沒有解决問題,自己有事非走不可。
據此,我和張廠長决定在當地聘請設計人員,請到了原瀏河變壓器廠的技術副廠長顧培琪工程師。顧工中專畢業,從事變壓器設計、製造、試驗幾十年,退休後多家變壓器廠請他設計。他來我廠看後,很坦率地說,沒有搞過乾變設計,但可以試試,願意合作。後來的事實證明,顧工是一位工作認真、業務能力強,精通各種變壓器、電抗器等電氣設備設計的科技人員。我有幸結識他,在他那裏學到了不少知識。他為新科及以後的金寶變壓器公司做了大量的工作,不僅在產品設計上,而且在試驗設備的建設上都做出了貢獻。他設計的產品沒有出現過問題,開發了30千伏安到80千伏安、3萬5千伏的櫃變,這是一般變壓器廠不敢做或不願做的產品。顧工的到來,讓我們在技術上有了真正的依靠力量。
新科變壓器公司從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有產品銷售,到一九九八年六月,總計銷售變壓器30多台,產值近90萬元,初始階段有這樣的業績應該是可以的。當時變壓器的售價較高,原材料價值較低,利潤也就高。我估計張廠長的投資已經回收了。
張廠長承包的鋼窗廠形勢不好,他與人合夥的稀土廠虧損,感到力不從心。我的那位親戚王國元聯繫到上海一家企業,願意投資50萬元人民幣,并提供廠房,希望我們搬過去合作開工廠。經過與張廠長商量,他也同意。幾經協商,算三方合作(上海一方、新湖一方、武漢一方),起名為上海金寶變壓器有限公司,于一九九八年八月搬遷至上海。
(二)上海金寶變壓器有限責任公司
金寶公司地址在上海市寶山區羅南鎮(現已并入羅店鎮),離我老家很近。上海合作方是羅南活動房廠,曾經光輝過,現已改組,成為私企,老闆是該廠的五位原上、中層領導人。該企業實際上已經不再經營,有一片廠區,有不少建築,辦公樓、廠房等都有。老闆們不能坐吃山空,想找合適的項目搞活經濟。
王國元與他們素有往來,與他們聯繫,我們事先不知道,條件談得差不多了纔找我和張廠長談。張以為是我的意思,想把廠遷到上海去;我以為是張廠長想甩掉包袱叫人去聯繫的,我們為了“照顧對方的願望”,都表示同意。所以從一九九八年六月開始接觸,很快就談妥了,八月搬遷,十月開始在新址投產。
新廠建了測試變壓器性能的試驗台。控制室是用有機玻璃做成的房子,所有試驗集中控制,既漂亮又實用,給金寶廠增添了不少成色,來考察的人一看就覺得金寶條件不錯。
我當時真感謝王國元,他做了大好事。
金寶廠從建立到我離開始終處在一種莫名的人際糾紛之中。我在這種人際糾紛中游了最後一程,讓我糾結,讓我心痛,因為涉及的人都是我的至親骨肉。
金寶變壓器公司由上海方任董事長,新湖方張丁元任總經理,我任副董事長,負責技術保障和市場開拓。上海方投入37萬元,除建了試驗台外,增加了一些流動資金,漸漸有了起色。一九九九年產值120萬元,理應盈利,但結果仍然微虧。
王國元認為總經理貪污,進料拿回扣,做假賬等等,搞得關係比較緊張。他對董事長也有意見,說投了資不管事,投資怎麼收回?對我也有意見:為什麼不讓他出任總經理?
我們三方研究解決辦法,張丁元主張辭退王國元,說有王工在他不想搞了;我是王工介紹到上海的,不好說;董事長則認為項目是王工引進的,先不要辭退。這就在張丁元心中產生了怨氣和不滿情緒。張丁元下了離開金寶廠的决心,他提出退股申請,上海方感到不好處理,于是也提出轉讓股份的要求,實際上是退股。這是在二○○○年十一月份發生的事。
我對金寶廠的前途有信心,勸二位不要放棄,但張丁元决心已定,認為衹要不改變現狀,他就無法工作。我衹有動員我的三個外甥把金寶廠買下來。他們都在金寶廠工作,覺得金寶廠有前途,决定三姐弟聯手以70萬元的價格買下所有股權(我的技術股除外)。
二○○一年一月二十日,三個外甥交付定金,并接手金寶公司,由二外甥任總經理,我協助他們工作。不到一個月,兄弟之間發生了矛盾,提出不買廠了。此時上海方、新湖方已退出,衹有我承擔下來。小外甥借給我20萬元用于支付第一筆股權轉讓費,我任命二外甥為副總經理,負責進料及業務工作。這樣的安排引起了小外甥夫婦的不滿,認為他應該當總經理,他的媳婦應該管財務。我問他,你的20萬元是入股還是借款?如是前者,我們另寫協定,根據投資比例確定股權,以後雙方按股權承擔公司的義務和享受應有的權利。作為我向你借錢,按現在寫的借條辦,利息、本金按規定時間還給你。我請他們夫婦想清楚了告訴我,對我來講,兩種辦法都行。第二天他們告訴我,還是按借錢辦法處理。我以為問題說清楚了,他們也選擇好了。
實際上,他們正在研究自己開工廠的問題。小外甥是負責環氧澆注的,那時業務多,幾乎每天都有變壓器出廠。小外甥一星期不上班,就影響到產品的交貨。我去他家,他躲避不見,接着他的好朋友、負責模具製作維修的工人也不上班了,搞技術保障工作的也不來了,王工也沒有來。他們正在商量着如何自己開工廠,把金寶的業務拉過來,金寶自然就會垮。
我採取了斷然措施:辭退了有關人員,并通報所有客戶,原業務員已與金寶無關,請他們不要再和他談金寶的業務問題;所有不來上班的人作自動離職處理;立即歸還20萬元借款的本利。我也乘機對金寶作了一次外科手術,把不安定因素清除掉,重新培養澆注人員,招聘有經驗的鉗工負責模具的製作及維修,日常技術保障由我自己做,如變壓器的出廠試驗都由我自己做,環氧澆注工的培訓工作由我自己擔任。這是被逼無奈,但也因此讓我深入到業務領域,學到了不少東西。
我的小外甥他們在嘉定區辦了個乾變廠,從繞綫到模具製作、澆注等每一道工序的技術工人、技術保障設計人員都是從金寶挖走的。我則是一切從頭開始,困難有多大,造成的損失有多大,可想而知。不僅如此,他們還向各執法部門“舉報”金寶種種“違法”行為,如無證經營、偽劣產品、逃稅漏稅、外地人不登記等等。一時執法部門紛紛上門檢查,發現都是謊報,我們把實際情况如實告訴了他們。
不到三年時間,嘉定廠的領導之間因矛盾而分裂,廠子由我小外甥一人經營,王工又回金寶來上班。說實話,王工曾幫過我不少忙,還是一個很好相處的人。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我沒有滿足他的願望,讓他一次次失望,纔產生怨恨,和我小外甥一起另立門戶。
金寶公司經過二○○一年的劫難,元氣大傷,但堅持了下來,與ABB公司一起開發了小容量高電壓的開關櫃變壓器,容量為30千伏安到80千伏安,電壓為3萬5千伏。這得益于顧培琪工程師的智慧,也由于工人們的努力,每次做出廠試驗的耐壓試驗時,我總是緊張得透不過氣來,要經受7萬伏至8萬伏的耐壓試驗,讓人提心吊膽。通過試驗以後,我則如釋重負。
金寶公司跌跌撞撞地走到二○○四年,新的情况又產生了。任副總經理的二外甥消極怠工,上班玩撲克,不聯繫業務,不去收款,有時錢已到了却讓會計告訴我沒有到,我到處借錢應付日常開支。他這麼幹,是因為我剝奪了他購買原材料的“權利”。過去原材料是由他一手購置的,變壓器銷售也由他管。他每銷售一台變壓器總要報銷500元到1000元的業務費。對于這種產品銷售業務費,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人告訴我,他在購原材料時也吃回扣。當我掌握了他在進矽鋼片時讓對方多開發票款的證據後,我就不能容忍了,决定不再讓他購置原材料。因為這他就鬧情緒,我也懶得再去談這些事。我怎麼辦?處理他,姐姐面前如何交待?為了點錢,六親不認?不處理,公司怎麼管理?我想來想去,衹好收山不幹。
我算了一下應收應付款,還債的任務可以完成。本打算債務還清後,將金寶公司交給我的幾個外甥(加上妹妹的兒子共4個),讓我妹妹、姐姐的日子好過一點。但事與願違,他們中有些人迫不及待,有的公開分裂,有的暗中搗鬼,全然不顧我的苦衷和感受。我又不想發財,就此結束苦海游泳,回頭是岸,决定罷手。
二○○四年中,我以25萬元的低價將70萬元收購的金寶公司處理掉,轉讓給王國元和金寶廠業務員宗文其。
金寶至今還存在,由宗文其一人經營,還在掙扎着向前走,我每年回上海總要去看看。
在這裏,我付出了很多,學到了很多,也得到回報,讓我還掉了大部分債務。金寶公司的工人對我很好,我仍然經常回憶起與他們一起戰鬥的年月,懷念他們。我外甥女徐美琴、外甥婿張金興夫婦在金寶工作期間出了車禍,落下終身殘疾,令我心痛、內疚。
六、回歸
二○○四年六月,我結束在外漂泊的日子,也結束了那種在商海中周旋,有時還要說違心話、做違心事的日子。我回歸到了武漢的家,又可以過溫馨的家庭生活,吃上熱氣騰騰的可口的飯菜,回歸到了我自己的本來面目:一個無產者,一個生活在現實生活中的人。
二○○四年下半年,我主要忙于處理債權債務,打了兩場官司,上海一場,武漢一場,都是因別人欠債不還,訴諸法律。兩場官司都勝了,法院判决限期歸還,但被告人不理會,還得去求人家。上海一家公司欠我13萬元的貨款,法院判如數限期歸還,他們說沒有錢,律師從中調解,還6萬元,我請了兩次客,送了2000元香煙錢,纔拿到。我一算,去掉律師費、上訴費、請客送禮費用,實際上衹拿到5萬元,不到40%。武漢一個客戶欠5萬多貨款,說有一台變壓器壞了,衹算4萬5千元,武昌區法院判决如數限期(一個月內)歸還,我跑了無數次找被告要錢,他不是躲着不見就是說沒有。一年後我申請強制執行,至今已經7年了(欠款至今已十二年),還沒有如數歸還。
法院衹管判,能不能執行,他們似乎無所謂。即使強制執行,也是有名無實的。我真不明白我們的法律怎麼了,法院的尊嚴、法律的尊嚴到哪兒去了?官方報告的,媒體報導的,和我們老百姓感受到的就是不一樣。
二十年在苦海中沉浮,身體上積累了不少病,有的是新得的,有的是原有的,由于沒有時間治療而加重了。一旦負擔放掉,鬆懈了,病情就加重了。除心臟病、糖尿病、高血壓三種治不好的老毛病外,膽囊炎、前列腺增生、疝氣、白內障等病都突顯出來。從二○○五年到二○○七年三年中做了4次手術:切除了膽囊,同時切除了十二指腸和一半的胃;切掉了前列腺增生部分;進行疝氣修補;還有白內障手術。還了債,我心情好了許多,提高了一些生活質量,加上夫人為我精心調理,身體狀况明顯好于以前,熟人們一見,都說我比以前好了。
回歸後我注意學習,關心國家大事。我經常與一些朋友聊天,討論歷史,討論現狀,討論如何看待毛澤東時代、毛澤東思想、馬列主義,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看待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如何看待改革開放。我也看正反兩方面的不同觀點的討論文章及網絡材料,提高自己的認識。心態平衡,心情愉快。
我的朋友王凱歌是武漢科學電源設備有限公司的老闆,聽說我回武漢後,希望我幫他把乾變項目搞起來。他很有事業心,一個人艱苦創業奮鬥二十多年,小有成就。我幫他把乾變生產綫建起來後,主要是控制一下澆注綫圈的質量,一周去幾次,不澆注就不去。他很關照我,要我天太熱了不去,太冷了不去,颳風下雨下雪不去。每個月發給我工資,年終還有獎金,我很滿足。到我們這把年紀,如果健康狀况允許,最好找點事做,但不能太累。我的朋友照顧我就屬于這種情况。當然我的工作對他的企業發展、產品質量提高也是有幫助的,這是兩利的事。我們之間互相體諒,合作得很愉快。
回歸後的老年生活,除工作、學習外,有時與老同事玩玩,每年回上海老家住一個月,探親訪友,生活內容挺豐富,一天到晚總有事,日子過得很快。雖然經濟上不富裕,但還過得去,年近八旬,這樣也就可以了。
一個人的歷史是自己寫的,這句話我聽人說過很多次。特別在受審查期間,專案組的人、領導人找我談話時總愛講這句話。但我有時想,人的一生有許多機遇,也有很多無奈。一個人的歷史在他未走完前,有許多的可能,會走出多種的人生歷史。
就我來講,如果按照我自己想走的路,那麼我的人生歷史肯定不是現在這樣的。
我想:
如果我不到北京讀書,留在上海老家,那我的歷史會怎樣?
如果畢業後去工地、工廠,而不是留校工作,那我的歷史會怎樣?
如果我不做政工幹部,而是當教師,那我的歷史會怎樣?
如果我不調到電廠化學系工作,就不會到武漢,那我的歷史會怎樣?
如果文革中同意我調到華北電力學院,那我的歷史又會怎樣?
如果……
人生有太多太多的如果,但實際上沒有如果。
人生的歷史不完全是自己寫的,但主要又是自己寫的。
短暫的人生在歷史的長河中衹是一個瞬間,但却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足迹。此中是是非非,任人評說,但願問心無愧就可以了。

                                 初稿:二○一三年五月于武昌
                                   第一次修改:二○一三年八月于武昌
                                   第二次修改:二○一三年九月于武昌
                                   第三次修改:二〇一四年二月于武昌


近二十年以來,投身文化革命運動的學生、工人、軍人、幹部,已有不少人記錄這歷史事實的文字面世;作為文革最先發動和青年學生運動最先崛起的高校領域,可能是書寫回憶錄最多的地方,但高校當年的領導、幹部(含教師),寫出來且公開出版的并不多。我讀過的有清華大學當年主持校黨委工作的劉冰寫的《風雨歲月——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憶實》(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有北京大學聶元梓寫的《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有內蒙古師範學院高樹華老師口述的《內蒙文革風雷——一位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明鏡出版社,2007年)。這裏是剛讀到的,原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今并入武漢大學)當年主持團委工作的張建成老師撰寫的回憶錄。他一九六五年調水院做團委書記,恰好我就在該院讀書,讀到他的自述——特別是他個人經歷側映出的武漢水院文革歷史,自然有另一番感受。我畢業離開武漢以後,初識者知我曾在武漢水院上學,往往恍然大悟,要麼是:“啊,就是王力去講話的那個水院!”要麼是:“啊,你們學校有個張瑞謹(著名泥沙專家)嘛!”這個地球村很小很小,水院的歷史,水院裏個人的歷史,就這樣與國家的政治、文化緊密聯繫。
讀了張老師的回憶錄,我不禁想起——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毛澤東在八届十一中全會上憤怒指出:“從這次鎮壓學生的文化大革命行動看來,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團中央不僅不支持青年學生運動,反而鎮壓學生運動,我看該處理。”他質問:有人講團中央“三胡”糊裏糊塗,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有什麼糊裏糊塗?
按張建成老師回憶的史實,他所在的武漢水院團委,沒有在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裏積極參與鎮壓學生,後來反而積極支持和參加了青年學生運動。我們知道,張老師在當時業已列入學院文革運動“五人領導小組”成員,按常例,他完全可能順勢執行、參與和積極投入湖北省委、水院黨委組織鎮壓學生的行動。共青團是党的助手,政治工具嘛,團的領導幹部理所當然是接班人培養對象,且不少高校團的幹部在文革初期皆如毛澤東批評的那樣——沒有支持學生運動。誠如毛澤東在書寫《炮打司令部》前抒發的那種義憤,團中央暫時被處理了,而全國對文化革命不理解而參與了“五十天”壓制群衆的各級幹部,無需人人過關、個個打倒。不過,在毛澤東去世以後,隨着毛澤東的文化革命運動被徹底顛覆,這時“該處理”的不是參加鎮壓學生運動的人,却是諸如張建成老師這樣投身于革命群衆運動的團委幹部,如與武漢水院同為水電部下屬的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黃河水利委員會的團委領導幹部,都成為本單位的造反頭頭,結合進省革命委員會,文革以後皆被清查并入監多年。張老師是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唯一因參加文革運動被開除黨籍的幹部。這裏面有一些偶然因素,所以原湖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余英曾感嘆張建成老師“生不逢時”。但我讀了他的回憶錄,結合我對水院歷史的瞭解,我覺得文革十年,秋後算賬,最後輪到毛澤東曾經贊成的人和事被處理,確是必然。我想水院內外,只要不帶偏見的人,讀了這本個人回憶,都能得到這個印象。
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等尚能挺身保護反蔣學潮裏的進步學生;六十年代,共產黨高校的領導和共青團幹部,居然不能挺身保護和支持擁毛學潮的造反學生,我們的教育和我們的社會,究竟是進步還是倒退了呢?
毛澤東認為共青團應該支持學生,那是因為共青團就是做青年工作的,團幹最接近、最理解青年學生。我在做教師時也常常傻想:為什麼當年學校做教育工作的領導和教師,竟不瞭解不理解自己的學生,忍能將純真向上、熱誠衝動的青年打成“反革命”呢?當然,這涉及如今政界、學界認識大相徑庭的關于“五十天”問題,我們還是回到張建成老師作為共青團的“異數”問題上來。他的回憶比較細膩地記述了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十一月的心理衝突過程,懷疑、離開管理他制約他的單位某些党領導的過程,這是多數曾忠誠于當年“馴服工具”傳統政治的基層幹部真實而痛苦的過程。我觀察過一大批院校青年工作骨幹(包括團領導幹部、輔導員、教師、學生幹部、學習毛著積極分子),他們能夠響應中共中央與毛澤東的號召,逐漸真正投身于文革群衆運動,有一種很平凡的真情,即他們認可毛澤東的文革路綫,熟悉和理解青年思潮,他們不同意把文革運動變成又一次在青年學生中的反右運動,他們普遍有一種政治傾向,嚮往進步、正義,他們已不認為個別基層党領導就一定代表黨組織、代表党的正確路綫。他們理解一九六六年形勢怎樣也不同于一九五七年。大量個人文革回憶陳述了這一事實。
我覺得,在張建成老師文革前的生涯裏,潛伏着也綜合着他站到或游離于造反學生一邊的多種複雜因素,相信讀者均能從文中看出來。而水院團委集體造反,他們理解與同情造反學生,也非一日之功。張老師是一九六五年春隨北京電力學院電力系科成建制調到武漢的。此前,武漢水院的幾届學生業已經歷了中蘇論戰的學習、四清、教育革命多個政治活動,《國際歌》天天激蕩在校園,那是震撼學生心靈的幾年。同時,在院團委的直接組織推動下,國防軍體和革命文藝活動,非常活躍,特別是水院學生游泳渡江、文藝演出,聞名武漢三鎮。誠如張老師的回憶:毛澤東關于教育的春節講話傳達、毛澤東與王海容談話精神貫徹,是驅動張老師本人和師生奮起、解放思想的關鍵。實際上,到文革運動爆發前夕,學校的生活已經開始進入“頭脚倒立”的時代。我始終覺得,武漢水院之所以在文革時期在三鎮乃至全國有那樣的影響,不能忽視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業已積累、聚集的突出政治的能量和青春奮發的能量。水院團委集體造反,帶動一批政治輔導員造反,張建成老師成為水院造反派的一個頭頭,非他一人之力。當時團委副書記王紹良,從中央團校受訓回來,在我們年級繪聲繪色地客觀介紹了北京六、七、八月運動情况——他曾被那個“該處理”的團中央派去做北京某中學工作組組長。他的宣傳的直接結果,就是促成了一些同學立即去了北京,并參加了八月三十一日毛澤東接見。
如今“211”了的武漢大學一片鶯歌燕舞,櫻花爛漫,產業化教育的銅臭和斯文掃地的超級腐敗浸淫着校園,文革過去了三十幾年,一切都沿着當年試圖改革的原路倒退回去,偏有一個水利電力大學的“活古董”在記憶文革、記載歷史。在這個曾經發生過學潮與“六一慘案”(一九四七年,武大學生參加中共領導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學生運動,受到國民黨軍警鎮壓)的地方,爆發過文革學生浪潮的地方,從學校當局到新編校史都在竭力要年青一代回避最不應該忘却的文化革命歷史,沉湎于洋文、網絡、卿卿我我,深陷于自我美好憧憬的新一代,幾乎不知道半個世紀前東湖邊究竟發生過什麼。老一輩的人,可能有平庸之徒正對張建成老師的回憶竊竊私議,罵這“文革餘孽”又鑽到文革舊事裏去。
我想起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的改良主義》中也恰好講過:“又‘鑽到’革命那裏去,在已經改變了的環境中始終不倦地努力鼓吹革命,努力準備工人階級力量去實現革命,——這在改良主義者看來就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主要罪惡,就是革命無產階級的過錯。不要‘鑽到已經被打敗過一次的那個地方去’,——這就是叛徒和一遇見失敗便灰心喪氣者的聰明想法。”列寧對政治庸人和機會主義者批判得多好!
列寧還說過:“他(馬克思)指出,德國反動派已經從人民的意識中完全抹去了1848年革命時期的回憶和傳統。這真是一個鮮明的對比,它說明在對待一個國家的革命傳統的問題上反動派負的是什麼任務,無產階級政黨負的又是什麼任務。反動派的任務是消滅這些傳統,把革命說成是‘瘋狂的自發勢力’(這是……德國員警式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們,甚至說得更廣泛些,是德國大學教授歷史學家們,形容1848年的用語)。反動派的任務是迫使居民忘記革命時期所產生的豐富多彩的鬥爭方式、組織形式、思想和口號。愚蠢地贊美英國小市民的維伯之流力圖把憲章運動,把英國工人運動的革命時期說成是簡單的兒戲,是‘年輕時的過錯’,是不值得認真注意的幼稚行為,是偶然的反常偏向,而德國的資產階級及歷史學家也同樣藐視德國的1848年。反動派對法國大革命的態度也是這樣。這次革命直到現在還不斷激起狂暴的憎恨,這證明它直到現在對人類的影響還具有的生命力和力量。”(見《反對抵制》)馬克思和列寧這裏說的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有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資產階級的學者(諸如馬克思研究的法國復辟王朝時期的史學家)不能正確認識他們本階級的革命歷史,我們頭頂“無產階級”冠冕的歷史學者不幸也淪為這樣的資產階級史學者,不能正確、科學地判識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這也恰恰說明這場失敗了的革命運動對中國的影響和深遠的生命力。
張建成老師的回憶,另一個重要啟示是文革運動凸顯的幹部問題。
好些文革的回憶著作,出自普通群衆之手,反映的主要是運動中的群衆。固然,群衆是文革運動裏最活躍的因素,群衆活動是最可深究的問題,但文革運動畢竟是一場全民性的黨政幹部整風,對幹部問題認識不足乃至缺失,是迄今文革研究的短板。我們當年學生群衆的眼界,可能更多地是對教育方法、階級路綫、機械呆板還是生動活潑教學、培養革命接班人還是所謂“紅色工程師”、教材優劣、師生關係、先進落後的人為分野等等問題的關注,開初多以為文革就是單純的教育革命,什麼党的幹部路綫或幹部人事關係,幾乎是學生難以捉摸和深入的問題。張老師的回憶,陳述了党的傳統教育培養教育他、黨組織重用他,文革運動後期上級黨組織試圖使用他的過程(湖北省委和水電部都試圖提拔、重用這位文革湧現出來的老團幹部,這是不能回避的事實);同時,回憶又以個人視角觀察,記錄了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院、系一大批領導幹部在文革前、運動中、改革開放以來的衆生相,從一個文化單位角度,為研究提供了較豐富的幹部人事與社會心態的素材。武漢水院在五十年代初的院系調整中從武漢大學剝離出來,融匯了各學校和地方的幹部,是一所新型的重點工科院校,如要與清華大學、武漢大學那種名牌老校做比較,會有很大的區別。不過,清華大學在五十、六十年代作為全國高校的楷模,清華治校的經驗——特別是清華培養、管理幹部的特色,無不經教育部、高教部、湖北省高教廳的條條指導,貫徹與普及到水院。事實上,文革之前,武漢水院也十分認真地貫徹過以清華蔣南翔為代表的“高教六十條”式的規範整頓。在上述學生群衆關注的學校問題背後(抽象到毛澤東說過的學校的問題是培養什麼人的問題),不能不上升到用什麼樣的幹部,走怎樣的幹部路綫的高度上。文革以後,一些本校和外校的同齡人,多次嚴肅地談到自己學校的領導,究竟是不是修正主義者和“走資派”的問題,我覺得,無論是清華大學的蔣南翔們,還是水院的院領導們,主觀願望都是在按當年黨中央的部署精神,按當時的教育制度和路綫,在努力做工作,對中央內部的思想、路綫分歧,多數不甚了了。文革運動裏學生群衆對學校原來教育制度的懷疑、批判,也來自于當時經黨委傳達、貫徹的上級正面精神和社會潮流的推動。儘管這些領導可能是不自覺或半自覺地貫徹執行,個別人心底有抵觸,口頭上不敢表露。文革激進學生群衆當年不滿意的狀態,與高校現狀基本還是兩回事,畢竟當年還是理想主義主導下的高校教育。儘管水院也如清華大學提倡的“做不漏氣的發動機”幹部路綫那樣,最終是走向個人集權管理、背離理想。
但是,張老師披露的學校幹部路綫、人事制度上的種種弊端,不能不是讀者可以深思的問題。在這樣的文化單位,開始出現立黨為私、任人唯親,張建成老師在文革的特殊條件下脫離了這種異化了的黨政體制,自然被體制邊緣化,從而外在地體會到水院幹部體制的某種荒謬。應該講,水院的問題,不一定在運動前就充分暴露,也不完全在運動初顯現,“五十天”中對群衆的鎮壓僅僅體現其部分問題。同時,原體制也曾拋棄、打擊部分領導幹部,來運作荒唐的“運動機器”,但原體制的領導個人,畢竟在疾風暴雨裏自身難保,失去文革運動的話語權,造反運動致使此機制一度失靈。但在運動後期,幹部逐漸解放出來;特別是文革運動遭受清算,教育秩序恢復,步入“改革開放”以後,體制性的弊端就充分暴露出來。八十年代以來,高校校園理想蕩然無存,犬儒化彌漫招搖,普遍步入庸人治校時期。平庸和實用主義充斥校園,幹部培養與晉升,成為商品交易,學術空前腐敗,有人假公濟私、名利雙收,有人周遊列國以圖文化“接軌”,有人藉購置、營建大發橫財,有人辦學受賄索賄、變賣文憑,有人為教不尊——聚衆賭博、權色(權錢)交易……這些“人”,决非一般下層幹部。
水院沿着舊有的“為私”幹部機制,逐代領導被推往前臺。
教育領域,真個是:金玉在外,敗絮其中。
就在高校領導層藉“改革開放”走向政治、文化、經濟全面腐敗的同時,提前退休的張建成老師隨著改革潮流,步入民間科技開發的行列,自我有所作為。有意思的是,同在武漢、與水院同屬水利系統的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原團委副書記、長辦造反組織頭頭顧建棠,為了生存,也走向了體制外的科技發明、創業之路。
路遙知馬力,日久識人心。我們上學時耻笑過的“假左派”、“假馬列主義者”,他們一收當年打“右派”、“反革命”、“五一六”的兇惡形象,現出媚洋媚修的原形,成為學校裏實質最右的人。在所謂對組織忠誠上,有人常顯變色龍特性:既可忠實于某前領導個人,又可擇機拋棄。二三十年過去,黨已不黨。領導層如此,人心不再思教,難怪高校會“水博士”、“爛碩士”泛濫了!
武漢人嘲笑宏偉的“211”工程,嘲笑水院、武測、湖醫與武大合并說“武大——大了,武水——水了,武測——拆了,湖醫——糊了”。實際上,即使沒有風靡一時的合并到武大的“211”壯舉,在這種大環境和幹部路綫下,武漢水院也勢必“水”下去。
誠然,張建成老師的記憶和描述、判斷,出自他個人的視角和思考,水院主要領導群的個人是否確實如此,水院不同的人還會有各自不同的認識。但有一點令人確信:文革全過程的確是觸及了和袒露了水院每個人的精神,如今,顯然不是用“派”來審視一個人,而是用品質如何來看一個人,誰個優誰個劣,大多數水院的過來人,感覺基本上是一致的。
政治品質,自然是治黨治校、幹部路綫的一個關鍵。
這個回憶,涉及到一批高校的領導幹部,包括水利學院的老院長——他也亮相于群衆運動,支持自己的學生革命造反,被視為“五一六”的後台;同時,回憶也涉及到一些校外的省、部領導言行,涉及到一些參加支左的軍人幹部。這些人,都是文革歷史研究較為寶貴的對象。
在此將一些讀後感受記下,代為跋。

                       碧峽
                     二〇一四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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