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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广西文革大事记》的问题必须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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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广西文革大事记》的问题必须澄清
杨虎星空 于 2014-12-4 19:29:0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史海钩沉

中共中央、中纪委:

    广西区党委:

    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七年,在广西,以韦纯束为首的广西“处遗”领导小组,违背中央关于“不准搞派性”,“不要翻烧饼”,“着重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过多追究个人责任”的重要指示,大搞派性报复,搞了一个彻底的大翻烧饼。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为了巩固他们的所谓“处遗的伟大成绩”,他们打着“彻底否定‘文革’巩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成果,教育当代,警戒子孙,使其起到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的旗号。他们从1985年至1988年,组织大批人马,从自治区到县。自治区以厅局为单位,大的厂矿企业、大专院校,地、县各写一份,汇集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共18大册,自治区还编有《广西文革大事记》(机密版)之一、二、三、四。

    为了编写这些“大事记”,在韦纯束直接领导下,组织了一个“编审委员会”。人员是:黄云、金宝生、区济文、李殷丹,韦章平、黄嘉、陈泳、黄英、郑少东、杨振宗、王升阶、黄耿、孙善佑、刘洪涛。

    主  编:区济文

    副主编:黄英、孙善佑、林静中、李文忠、何俊、陈绪仓。

    编缉:熊景德、蓝秀珍、阳孟琼、覃振凤、安洁、伍权、李翔、王定、赖伟、黎明光、张国强、秦邕红、林庆芳、蓝天、周国成,杨梅梅。

    这些“资料”、“大事记”,问题很多,现仅就主要问题进行分述。

    一、大量机密资料流到美国,应该彻查。

    这些《大事记》、《档案资料》,后来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流到了美国。由一帮“美籍华人”组织编辑,他们是:

    主编:宋永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主编第一、三部分编辑并合作编辑第六、七部分。

    石之瑜(台湾国立台湾大学、项目负责人合作编辑第七部分)。

    丁杼(美国诺曼学院、第四部分编辑)

    周原(美国芝加哥大学、第二部分编辑)

    沈志佳(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第五部分编辑)

    郭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英文目录翻译)

    何蜀(中国文革研究学者、第九部分编辑)

    周泽浩(美国宾州约克大学、英文目录编辑)

    李晓航(中国文革研究学者,合作编辑第八部分)

    王友琴(美国芝加哥大学,合作编辑第六部分)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工作人员余英时写了序言。

    这些资料,后来编归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并制成一盘光碟,又流入了广西。柳北一个叫孟光的人又从该文库中照抄《广西文革大事记》编辑,于2014年4月22日发贴到柳州新闻网,并号召了解真相的朋友“站出来讲真相,摆事实讲道理,不让不实之词污了自家名声。”

    第八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各类大事记”八文化大革命的各类大事记,标题

    1、容县“文化大革命”大事件

    2、柳州铁路局“文革”大事件

    3、玉林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件

    4、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一册)的目录和前言

    5、桂林地区“文革”大事件

    6、岑溪县“文革”大事件1966—1976

    7、梧州地区“文革”大事件

    8、全州县“文革”大事件

    9、武宣县“文革”大事件

    10、柳州地区“文革”大事件

    11、百色地区“文革”大事件

    12、宾阳县“文革”大事件

    13、南宁市“文革”大事件

    14、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二册)部分县的目录和前言

    15、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三册)部分县的目录和前言

    16、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四册)部分县的目录和前言

    17、钦州地区“文革”大事件

    18、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六册)部分县的目录和前言

    19、广西文革大事记(机密版)之二

    20、广西文革大事记(机密版)之三

    21、广西文革大事记(机密版)之四

    22、广西文革大事记(机密版)之一

    广西文革大事记之后特附:

    南宁市“文革”大事件

    目录

    前言  

    一中“六一三”武斗事件

    永宁公安分局事件

    在金鸡村抢劫抗美援越物资的经过

    航运分公司船舶3次被烧的内幕

    华强粮店事件

    揪假“反团”的始末

    “贯彻七三布告”武力攻打解放路

    解放路银行50多万元是怎么烧毁的

    市直机关西乡塘学习班概况

    清查“五一六”的始末

    工农兵饭店茶厅“四一二”抓人的前前后后

    桂林地区“文革”大事件

    目录

    前言

    “一月夺权”

    专区革委会成立始末

    “民兵”进城武斗

    “八二0”事件

    桂林地区地下党、游击队遭受审查迫害的冤案

    专员吴腾芳同志被迫害致死

    柳州铁路局“文革”大事件

    目录

    前言

    “1、23”夺权事件

    关于张炎同志受迫害及“张炎司令部”事件

    “6、11”6次特快停运事件

    “7、28”夺军权大会事件

    “8、24”文化宫武斗事件

    “5、21”、“5、25”抢援越物资及解放军枪支事件

    “5、26”小鹅山武斗事件

    铁路运输中断两个月事件

    “6、18”灵川枪杀熊兆强等六人事件

    桂林地区舔骨事件

    南宁“53天”会议

    大量机密资料流到美国,这是国家安全机关,保密机关,档案管理机关工作的失职。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非常重视国家安全,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现在还在加强清理祼官,清理社会组织、清理民间宗教组织、清理内奸,全国人大常委会刚通过《反间谍法》。广西大量机密资料流到美国,是否有内奸、间谍,建议广西区党委彻查,并给予严肃处理。

    二、“文革”期间,广西已形成“王关戚——王荔——”“伍、贺、霍、谢、袁”——“4、22”一条黑线。

    《广西文革大事记》(机密版)的大量事实可以看出,在文革期间,广西形成了一条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通过中央文革驻广西记者王荔(后任广西联络组组长),王荔又串连组织伍晋南(区党委书记)、贺希明(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霍泛(区党委候补书记)、谢王岗(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袁家柯(南宁市委副书记)去操纵广西“4、22”,形成了一条黑线,搞乱了广西。《文革大事记》记录如下:

    (1967、2)二日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王荔到达南宁,当晚,受韦国清接见。王荔来邕后,以中央文革记者身份,直接插手地方的活动,特别是参与搞乱广西区党委,制造两派对立情绪,支持武斗,支持冲击京西宾馆,对搞乱广西起了很坏的作用。(王荔专案材料)

    四日,王荔到“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和区党委宣传部“倒海翻江”等组织了解夺权情况后,对”首都三司”负责人李翠英和“倒海翻江”头头刘德胜、秦朝泰等说:广西一月夺权没有成功,关键是没有结合领导干部,还须组织进行二次夺权。王要刘等组织一些人做领导干部的工作。于是,刘德胜、秦朝泰、李鉴、农烈、陈经智、游建安等人成立了一个串连领导干部和整韦、乔材料的“尖刀班”。十四日后又扩大为“尖刀队”,增添了桂林“老多”张欣然和黄干才、刘义光、黄济丰、余济凡、韦玉卿、王杰华、曾纪均等人。(王荔专案材料)。

    八日,刘德胜等人向王荔汇报成立“尖刀班”和揭批韦、乔的情况后,王荔说:在自治区党委书记中,揭批贺希明的大字报比较少,应当鼓励贺出来造反。段远钟、谢王岗,霍泛也不错,可以做他们的工作。为此,王荔同秦朝泰于九日亲自去找贺谈话,鼓励他出来“造反”,但贺起初表示自己有历史问题,有顾虑。十日晚,刘德胜、李鉴、秦朝泰等人串连了伍晋南之后,又串连贺希明等几个领导干部,贺表示:乔晓光“三反”言行多,可以打倒,对韦国清是否打倒拿不准,秦朝泰说,光是顽固推行反动路线这一条,就可以打倒,并给了贺希明一些关于揭发韦、乔的大字报和传单(王荔专案档案)。

    同日(16日)王荔再次和秦朝泰找贺希明,反复劝说和鼓励他站出来“造反”,说骑墙是不行的,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还说,区党委接待站召开的揭批韦、乔大会开得好,揭开了区党委内部阶级斗争的盖子。赞赏贺希明在会上揭发韦、乔,造区党委的反的“革命行动”。王荔几次对贺的鼓励和支持,使贺下决心发表声明(王荔专案材料)

    十九日,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委副主席贺希明,自治区党委常委、工交政治部主任段远钟,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人委副秘书长闫光彩,自治区党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谢王岗,自治区党委候补委员、公安厅厅长管世新,自治区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刘泮江,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洪宁,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孙立海、黄季权,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秘书长高信等十二名领导干部,发表《革命造反声明》(后称《“二一九”声明》),提出“砸烂区党委!打倒韦国清!打倒乔晓光!”此声明原稿经王荔和“尖刀队”审阅同意,王荔还提了修改意见。(声明全文附注七)。“二、一九”声明发表后,伍晋南、霍泛发表声明支持“二、一九”声明。“二、一九”声明公布后,逐渐结束了广西“文革”全面开展后半年来各派组织群起造反,各据一方,争夺共产党的党、政、财文大权的局面,演变为以人划线的全区分为两大派造反组织。两大派造反组织都企图争夺派天下的领导权,建立一派的政权而展开激烈斗争。解放军在“支左”中也公开亮相支持一派的造反组织,形成了两派群众造反组织在夺取共产党的党政财文大权中尖锐矛盾和斗争,以至武斗杀人搞乱广西局势。(王荔专案材料、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1967、2、19)王荔要刘德胜等人整理关于中共广西区党委书记处成员的材料,(包括他们的情况,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造反派”对他们的意见,支持哪些人,打倒什么人等)。刘德胜根据王荔的意见,整理了一份材料给他,继续提出打倒韦国清。(王荔专案材料)

    二十一日“倒海翻江”在区党委宣传部二楼小会议室,召集发表“二、一九”声明的贺希明等十二名领导干部开会。主持人秦朝泰,研究成立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班子问题,强调各单位要由“造反派”掌权,以“造反派为主”,吸收领导干部参加抓革命、促生产。推选贺希明为区“抓促”负责人。(王荔专案材料)

    本月(1967、2)广西师范学院学生潘国球、秦钟标等人来南宁,与西大学生秦朝泰、区党委宣传部干部刘德胜等人联合发起,组成“韦国清、乔晓光罪行调查团”、向全国各地散发了《调查韦、乔罪行呼吁书》,四月中旬,潘国球将收集整理的韦国清“罪行”材料,带回广西师范学院交政治系教师杨为桥、丘国仁带去北京,交中央文革小组王荔(广西师院“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1967、3)周总理打电话给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指示:广西地处抗美援越前线,要实行全面军管,你站出来当军管会主任,黄永胜搞广东、你搞广西。韦国清讲:“现在搞得不像个样子,站不出来了。”总理说:“我们做工作。”还指示军区给韦国清拿一套军装穿,并要空七军派专机把韦国清送到广州。(王荔专案材料)

    本月中旬,秦朝泰、刘德胜等人向王荔汇报说:“军区支左办公室支‘保’不支‘左’,我们要打倒韦、乔,他们要保等等”。还说,现在揭发了不少材料,如“三反”言行,独立师等问题。韦、乔是要打倒的,但伍晋南要站出来,贺希明、谢王岗也可以站出来。王荔说:“最近我要回京汇报,你们认为是对的就做,对军区、对当权派的情况,你们怎么看就怎么写,写好给我”。随后由游建安执笔把韦国清是“走资派”,“三反分子”,要打倒的材料,于当天下午交给王荔 。

    二十日刘德胜又整理一份广西军区支“保”不支“左”,“造反派”受压的材料给王荔。(王荔专案材料)

    二十五日,王荔回京后的第二天,到钓鱼台向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汇报。说:“韦国清是公安部队副司令,罗瑞卿的人。”广西有个林业大队,全是复退军人,是韦的“御林军”,准备和罗搞政变,还说“韦国清过去是跟陶铸跑的,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走资派,造反派主张打倒和批判。但广西军区保韦国清,压制造反派,支持保守派,继续执行旧区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王、关、戚表扬和鼓励王荔说:“你们前段工作是有成绩的”、“广州军区、广西军区支持‘保守派’,压制‘造反派’,你们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是对的。方向是正确的,应该坚持”,“不能盲目跟着(军区)跑”等等,最后王荔表示:“一定遵照首长(指王、关、戚)指示,不怕压力,坚定地站在革命左派一边,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王荔专案材料)

    三月间桂林军分区政委张耀青到广西军区开会期间,曾找王荔征求他对支持“老多”组织的意见,王荔说:“桂林的形势比南宁的好,广西师范学院“老多”组织是个好造反派,造反精神强;南宁形势不行,象一潭死水,还没搞起来。希望桂林驻军派四百名“老多”去南宁作骨干,打开局面。南宁的革命搞好了,对全区有很大推动作用。”张耀青赞成这一建议,表示和一四一师政委张骥研究一下,不久,桂林“造反大军”热烈欢送大批“老多”外出串连。到南宁的‘老多’约七、八百人,(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

    四月(1967、4)伍晋南去“广西红卫兵总部”活动(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1967、4)上午,霍泛骑自行车到西大活动。

    十九日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在广西大学联合发表《我们的声明》(后称《四一九声明》)全文如下:

    三月下旬以来,不少机关干部,根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待犯错误干部的政策,贴出了大字报,希望韦国清同志站出来,彻底检查错误,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线,真正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对此,我们也表示了同样态度,现在时间已经过了将近一个月了,韦国清不仅没有悔改表现,而且避而不见,至今杳无音信。最近在南宁由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泡制的一股资本主义复避的反革命逆流。如围攻革命小将,以种种方式取消、压制革命组织,扶持保皇势力等,使我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夭折的危险,必须引起我们十分警惕。出现这样的局面,不管怎样,韦国清应负主要责任。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在韦国清的错误没有揭露批透,他本人没有认真悔改,以及这股逆流的策划真相没有澄清以前,提出坚决支持韦国清出来搞“三结合”是错误的。我们坚决反对,我们坚决支持广西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桂林“老多”、区党委机关“倒海翻江”兵团等真正革命造反组织,坚持击退这股资本主义复避的反革命逆流的革命行动,并和他们在一起并肩战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口号略)(见档案局“文革”材料12卷)

    二十日“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红卫兵联络站”、“工总”等组织约一千五百多人在火车站广场集会,表示坚决支持伍、贺、霍等三人的《声明》,坚决砸烂《广西日报》。会后游行。游行到广西日报社门前,提出三点要求:(1)撤销广西日报社领导班子;(2)撤销军管小组;(3)砸烂广西日报社群众组织“五八一一二”,限令三十六时内答复,否则静坐示威,(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二日晚,“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广西八、八”、“广西工总”等数十个组织,不同意《广西日报》报导有关广西大学数理系革命大联合的消息,集队到广西日报社同军管小组交涉、辨论、抗议、静坐,并成立“四、二二”指挥部。后改为“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广西四二二”)该校学生何作然、谭乃禧、石怀宇、曹东峰,先后充当了该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和常委(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同日晚,“广西红总”、“南宁小八”、“广西红联”“新工总”等组织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庆祝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和支持伍晋南等领导干部站出来闹革命的大会,外地来邕学生组织参加大会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四、一六”冲击军管广西日报社、支持伍、贺、霍声明等。伍、贺、霍三人参加了大会,伍晋南讲了话,表示“坚决与群众斗争在一起……”等。会后游行。(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南宁市“文革”材料72卷)。

    同日晚上,“南宁红卫兵联络站”头头张俊秋,李朝杰等,拉队伍到广西日报门口静坐。并通知在朝阳广场开会的“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等组织拉队伍来广西日报社门口静坐,抗议军管广西日社,并提出六点要求:交出策划反革命逆流后台;军管广西日报社必须向毛主席请罪,公开检讨、承认错误;必须在报上刊登所谓真正革命造反派文章;不准刊登所谓“保”字号组织的文章;报社军管小组必须改组;办报必须依靠报社内部所谓革命造反派等等。军管小组认为这些要求不合理,不予答复。逐于四月二十三日一时宣布静坐示威,并宣布成立静坐示威“南宁‘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后来发展为广西“四、二二”指挥部)。

    二十四日在北京,王力到中央文革记者站对外地回京学习班的记者讲话。王荔为试探中央对韦国清的态度,和记者高世忠研究,写了一张条问王力:对韦国清应该怎么看?王力在讲话中表示:韦国清没有什么问题,是中央保的。王力在讲话中,攻击各地军区。因而王荔认为自己反对广西军区是对的,并散布这些流毒、挑拨广西驻军和广西军区的关系。他对五十五军副军长孙凤章说,广西军区不支持桂林成立革筹小组,野战军好、军区、军分区不好,等等。(见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广西四、二二”派出汇报团赴北京。广西大学雷激为团长,张振剑、秦尚群为副团长,陈镇西、马秀英、杨福庭、陈寿宣为委员,雷激,张振剑回广西后,于六月十日改组。改组后的汇报团成员如下:团长:曹东峰;副团长:朱仁、陈镇西、秦向群;各县代表:陈寿室、唐忠、马秀英、李仕强、雷鸣等共十三人。汇报团下设四个勤务组:政宣组长:朱仁,材料组长:陈镇西;动态组长:曹东峰;行政组长:秦尚群。李淑英负责联络。清华大学团派和北京大学天、地派,都派有驻“四、二二”联络员(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8卷)。

    二十五日伍晋南、贺希明、霍泛、谢王岗、袁家柯、黄其明、高仕克、梁宁、龙廷驹以及北京学生赵郁民和广西师范学院学生苏庆科等人,开会研究坚持静坐和逐步升级问题。会上,高仕克提出打持久战,引军区跳出来一整套办法,伍晋南表示完全同意。(见区党委“处遗”材料115卷)。

    二十七日上午,广西大学党委副书记高仕克召开“四、二二”骨干会议,布置“目前火线工作”。伍晋南亲自指示:(1)斗争有困难,但必定完全胜利,这是一场决战。(2)采取持久战,斗久了,他们就跳出来,我们就抓住。目前冲击还不到时机,如果时机成熟了,就速战速决。(3)要宣传静坐的意义,调动社会力量,这是总的战略中的一个布置(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处遗”材料115卷)。

    本月下旬,某天下午经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意,韦国清在京西宾馆找王荔谈话。韦告诉王荔:总理指示,广西地处边疆不能乱,要实行军管,并要他当“军管”会主任。(见王荔专案材料)。

    三十日、五月五日王荔到北京西交民巷中央农业银行接待站广西“四、二二”汇报团住处,章英、刘德胜、梁琨、张欣然、王呈道、刘少平、史妙甫、李超林、陆成勋、都惠忠、谢家样、沈明轩、秦大宁等人向他们汇报广西情况。当桂林“老多”张欣然汇报说,同广西日报军管小组辩论,“军管”小组不够他们辩论时,王荔说:“广西‘文化大革命’形势比起其他省差半年,广西红卫兵没有造反精神,文质彬彬的。人家说你们是文斗的模范,我看有点像”。“造反派搞点打砸抢算不了什么,造反派哪有不搞打砸抢的?”还多次对他们说:“武汉钢‘二司’敢斗,开汽车到体育馆,冲上‘三司’斗争王任重大会的主席台上,抢了王任重就走,体育馆的门也搞坏了,汽车也开翻了,王任重摔成重伤,很有造反精神。”“这种精神值得学习。”还说:“这次会场打起来了,打伤了不少人,军区拿他们没有办法,很怕‘二司’,表示要把王任重交给‘二司’斗争。”王荔这些话后来在“四、二二”内部广为流传。起到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极坏作用。

    王荔还煽动他们揪军内带枪的刘、邓和赵永夫式的人物,要他们整军区负责人一级的材料和调查军内两派斗争情况。章英等整了一份《广西军区负责人言论摘录》给王荔,王荔赶通宵修改报中央。

    刘德胜,李日明等还问王荔:“我们要坚决打倒韦国清,中央是不是要支持韦国清?此时,王荔已明确知道中央保韦的意图,仍动员他们打韦:“中央支持韦国清,也要看造反派的态度,你们是群众组织,要打倒他是可以的,打不倒也可以整他的材料……”(见王荔专案材料)

    (5月)六日王荔和一联络员到北京西园旅社伍晋南等住处,征求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伍晋南代表二人发言,重申“二、一九”、“四、一九”声明中反韦、反军区的观点,并提出要求中央负责同志接见。王荔表示可以反映,现中央负责同志很忙,可用书面,他负责转达,王要了一份“四、一九”声明印稿。

    伍等在北京期间,王荔多次到他们房间。对他们讲:“广西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当前主要是军区支左问题,你们可着重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贺等将攻击韦国清的材料《十几年来韦国清在广西执行了一系列什么路线》和要求中央调离韦国清,另派人主持广西工作的报告,交给王荔转给中央。(见王荔专案材料)。

    八日广西“四、二二”代表团在北京西苑旅社石怀宇住处,讨论如何向中央汇报的问题,王荔参加了会议。确定农烈整军区的材料:(1)军区支左后,造反派整风受压情况;(2)军区首长一级材料;(3)军区支“保”压“造反派”材料;(4)收集军区以小见大问题的材料;(5)五次接见后“广西军区执行‘反动路线’材料;(6)总理单独接见“四、二二”代表团时口头汇报整理的军区材料。(王荔专案材料)。

    九日五一节韦国清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一事,使“四、二二”派大为震动,“四二二”代表团内部思想有些混乱。刘德胜向王荔汇报了这个情况,并说:“韦国清虽然上了天安门,我们还要继续打”。王荔要刘德胜把大家的思想动态写一份材料,刘写好后交给王。王荔表示将材料转中央文革。(见王荔专案材料)。

    (5月12日)同日伍晋南、贺希明、霍泛自北京拍回《关于“工总”问题的声明》的电报,说“工总”是一支工人阶级的革命队伍。“他们和革命小将并肩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砸烂‘工总’是他们恶毒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欢呼‘工总’的诞生”等。(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七日章英、刘德胜在北京西苑旅社向王荔汇报广西日报问题,并提出要夺《广西日报》的权,请王荔指导,王说:“不要夺权背包袱,你让他军管会掌权,出了问题,当活靶子打,他们可以组织队伍送版面小组,七、八天冲一次,也可组织人写文章批判,这多主动。”六月二日,章英向王荔汇报“四二二”指挥部张俊等人不接受意见夺了军管《广西日报》的权后,王荔说,夺了权也好,军区发了五、二五声明就更暴露了。(见王荔专案材料)。

    十九日由谢王岗主持,在广西艺术学院召开会议,介绍广州等地“造反派”冲击报社的情况,分析报纸“白纸黑字、好抓辫子”,研究了夺军管广西日报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高信、史乃展、吴作凡、谭流。(见“处遗”材料115卷)。

    本月中旬,王荔对刘德胜说:“中央原来以为韦国清问题简单,准备保韦国清的,看了你们的材料后,感到他有蛮多问题,不一定保了,主要看造反派的态度了。”刘德胜将王荔的意思告诉代表团后,大家认为要给毛主席、林彪、中央文革写信,把韦国清的严重问题讲清楚,并表示坚决打韦的态度,信写好后由刘德胜交给王荔送上去。王荔对韦国清的这些看法,刘德胜向下对一部分人作了传达。(见王荔专案材料)。

    二十三日晚饭后,王荔到北京西苑旅社二号楼对刘德胜说:“去军管的京西宾馆揪韦国清,你们现在闲的没事干了,要找点事干,不要太规矩,你们不可以去京西宾馆找韦国清吗?韦国清对南宁西苑旅社每条标语都知道,他并不闲着,不要让他太舒服了。”又说:“武汉钢‘二司’在四月间到京西宾馆把陈再道揪了出来,当然,最好是找到宾馆内部的人配合,就更容易揪到了。”

    晚上,刘德胜在代表团会上讲了王荔的精神:“韦国清对我们每条标语都懂,还在管广西,应当去找他,我们可以组织上访人员到京西宾馆去静坐,要求韦国清出来接见,扩大影响,促使中央知道广西问题严重,早日接见,听取我们的汇报。”代表团采纳了这一意见。曾春生还说,我们已派人去侦察韦国清的住处了。(见王荔专案材料)。

    (25日)同日在北京,“四二二”代表团、汇报团人员冲击京西宾馆。

    中午,在北京西苑旅社二号楼前,王荔催促刘德胜,“去揪韦的事怎么样了?”刘德胜说,上午,勤务组开了会,下午要开代表团会议,王荔说:“抓紧点,戚本禹讲过,广西造反派打韦国清不要受什么约束。”王荔还告诉刘德胜,韦国清住在京西宾馆五楼。

    下午,曾春生主持召开代表团会议,刘德胜、龙智铭,何作然,盛国福、白鉴平等均参加。讨论决定晚上行动,成立了阵地勤务组,盛国福总负责,李日明、何作然,盛国福、白鉴平、李朝杰五人为勤务组员。

    会议决定后,刘德胜到王荔房间向王汇报,王荔做了如下指示:(1)你们先去,我马上向中央反映,说你们去揪韦国清了,看看中央的态度怎样。(2)你们去后,等一会我也去现场看看,(3)你们可在会议室接待站静坐,不要堵大门,在外面搞宣传,把锣鼓打响点,这样时间可搞得长,比较主动,韦国清如不出来,中央就好说话了,(4)应当取得北京红代会的支持。

    刘德胜向曾春生传达了王荔的精神后,晚饭后行动。

    同日上午,朱仁、曹东风动员广西赴京汇报团成员说:“这次冲击京西宾馆揪斗韦国清,是关系到“四二二”命运的问题,关系到第五个回合胜负的大问题,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后决定秦向群为冲击京西宾馆的队长,陈镇西、李仙严为副队长。下设四个冲击连:第一连为红卫兵,由他们打先锋,连长为李仙严;第二连由“工总”,“南宁市直革联”组成,连长李广;三、四连由各专、县人员组成。

    晚上二十点左右,“四二二”代表团,汇报团人员统一行动。秦尚群、陈镇西、李仙严,李广等带头冲击京西宾馆,秦尚群用广播和口哨进行指挥,在京西宾馆,秦尚群不断接到朱仁藏在送来东西中的指示,要他们“坚持到底,坚决抵制分化瓦解的阴谋,无论如何都要顶住,绝不上当,绝不离开火线”等。王荔和另一记者罗安民到京西看了静坐情况,用手指韦国清住的房间,叫静坐队伍到韦国清房间的窗口下去闹。二十六日凌晨一、二点钟,两个解放军到京西宾馆向何作然,盛国福传达中央文革两点指示:(1)韦国清同志是中央请来商量工作的,不能揪,你们有什么问题可找中央解决(2)京西宾馆是军管单位,不能冲击,你们应当守纪律,把队伍撤回去。何作然、盛国福说这二点指示是假的,顶了回去;刘德胜也赶回旅社问王荔,是否中央文革指示?王荔说可能是京西宾馆搞的,如是中央文革的指示,他为什么不知道等。这样,他们又继续静坐,直到五月三十日晚上,中央文革两个解放军来同何作然、盛国富接洽说:中央文革、中央首长马上要见他们,并派汽车把静坐的人员接回西苑旅社,他们才撤回,共静坐四天五夜,影响极坏。(见王荔专案材料,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8卷)。

    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四二二”大批人马冲进报社大楼又包围进入工厂和电台,当天报纸被迫停印。下午动员职工支持办报。“四二二”指挥部又从民印厂找一些人修机器。当晚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从北京发来支持“五二五”行动的电报,谢王岗到报社看了机器设备情况。报社分工何家松任总管。另外龙延驹、张俊秋、张靖邦三人组成报社管理小组(龙到报社二次,实际是张靖邦一人办事)。(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六月一日晚上十时至凌晨二时,周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广西两派赴京谈判代表,陪同接见的有陈伯达、康生、肖华、王力、汪东兴等,被接见的还有韦国清,陈发洪,李仕才,王希永、徐其海、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

    这次接见主要听取两派的意见。柳州造反大军明在胜,要求澄清关于“毛主席讲过韦国清是好同志、好党员”的说法,康生承认这话是他讲了的。(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

    (6月2日)同日袁家柯在展览馆召开的“四二二”常委会上说:“我们下一步的作法是痛打广西军区”“我们在广西日报上打了他们一下,他跳了出来,如果我们狠狠地打,他必然跳得更高,这样我们就越打越主动了。”(见“处遗材料76卷”。)

    同日章英、秦朝泰、胡隆镁、玉呈道等人在区党校理论研究室会议室开会,王荔参加(五月下旬,王荔二次来邕)。章英、玉呈道等汇报冲广西日报后,军区发表《五二五声明》等问题后,王荔说,现中央正在解决广西问题,军区这个时候来一手是很笨的,他要搞反动路线,必须组织和扶植保守势力,来压造反派。他要章英等尽快整出如下材料汇报中央:(1)南宁保守势力是怎样扶植起来的;(2)革命领导干部是怎样受迫害的;(3)农民是怎样进城的;(4)武斗是怎样发展起来的;(5)收集诬陷“四二二”的政治谣言。章英按照王荔的旨意,组织胡隆镁、玉呈道、蒋锦真等人分专题写,都要与军区挂上勾,点出军区是后台。他们写好后交章英修改定稿,于六月八日交新华社广西分社龚成华转王荔。(见王荔专案材料)。

    七月、本月初,根据周总理第四次接见两派代表时的指示意见,成立“中央文革广西联络站”,王荔任联络组组长。

    本月上旬,一天,王荔叫广西联络组副组长周枫拿着联络组写给戚本禹并经戚本禹批示的《关于增加偏保组织柳州“联指”代表》的报告给王希永看,报告肯定“四二二”是造反派,“联指”是偏保组织,戚本禹嘱:不必增加代表人,将来正式谈判,做为列席代表听听就行了。(王荔专案材料)。

    (7月2日)同日在北京王荔找“四二二”赴京代表刘德胜、农烈谈话,说六月三十日下午中央首长接见两派代表时,不批评韦国清,但戚本禹批得很厉害。戚说韦国清如果不改,他也要打倒韦国清。刘德胜将王荔的意思告诉游建安,游分析当前打韦最主要的抓住韦在广西树自己权威的材料,刘支持写这个材料,后来写成了《广西大树特树土皇帝韦国清权威的反动逆流》一文,由刘德胜交给王荔。(见王荔专案材料)。

    十六日在北京,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开会,讨论处理韦国清问题的三个方案。晚上代表团便通过了给戚本禹的信。(据王荔专案材料)

    十七日王荔看了广西军区给周恩来总理的关于支左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后,用原“中央文革”记者站派驻广西记者的名义,给戚本禹写信,对军区的检查逐条反驳,为戚本禹的反党乱军提供炮弹。由中央文革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转交给戚本禹。王荔说:要争取把信早一点送上去,争取在戚本禹看到报告不久看到信。此信王荔故意叫“四二二”头头刘德胜来抄,以示自己为广西“造反派”出力。这封信《对军区支左检查的一点看法》,经戚本禹批示,登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的中央文革办事组的《每日动态上》。(据王荔专案材料)

    十八日在北京,王荔以广西联络组的名义,给戚本禹写信,要求戚本禹单独接见广西“四二二”代表团,听取对韦国清问题的汇报。并附有告韦国清的所谓八份资料:《反对毛主席、中央文革》,《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站在刘、邓路线一边》、《韦国清是五七年漏划大右派》、《大搞独立王国、搞军队》、《是搞反瞒产、惨杀三十几万农民的刽子手》、《是镇压广西文化大革命、屠杀造反派的罪魁祸首》、《是杀害韦拔群的主谋》、《同刘、邓、陶、罗、薄关系不正常》等问题的材料。

    其中诬陷韦国清谋杀韦拔群的材料,是“桂林老多”头头之一的潘国球,谢荣杰等指使王祥俊等人到百色搜集整理后,派“老多”成员广西师范学院学生覃腾礼、曾德光将材料专程送到北京交给广西“四二二”代表团团长杨福庭。杨福庭和石怀宇等将这些材料整理为韦国清八大疑案之一、之二交给王荔转交中央。(据王荔专案材料)

    二十日左右中央文革广西联络组长王荔到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住处(西苑饭店323号房)对刘德胜等说:“不要以为中央讲了的话,军区就会支持你们了。”要刘等搜集广西军区一些以小见大的材料报中央。并举例说:“如《人民画报》有航运工总的画面,但军管后的邮电局扣押这一期不发。《人民日报》报导六九五五部队的文章,军区接待员说这是毒草。这些材料很说明军区的问题”。后来,由雷激搜集整理这些材料,交给王荔。(据王荔专案材料)

    (1967、8)本月上旬左右,周总理要伍晋南转变态度,与韦国清合作,搞好关系,以便解决广西问题,王荔便和伍晋南去京西宾馆找韦国清。伍晋南和韦国清谈话回来后,对广西“四二二”代表团成员说:对韦国清不要抱希望了,变不好了,并向代表团表示:他就是丢了官也要坚决打倒韦国清,并叫“四二二”代表再去找韦国清辩论广西问题。(见王荔专案材料)

    八日在北京,王荔到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处(北京西苑旅社三二四号房)对刘德胜、杨福庭、李日明等说,戚本禹讲了王力在外交口讲话精神,就是中央放手让“造反派”搞斗争。广西“造反派”应当去揪韦国清,走在中央解决广西问题的前面。(见王荔专案材料)

    本月初,广西“四二二”代表团长、桂林市“造反大军”代表杨福庭和“老多”代表李日明、多次从北京打电话给桂林“造反大军”头头谢荣杰等人,谈及“文攻武卫”问题和外省反军,抢枪等情况并传达王荔叫桂林“造反大军”抢枪的“指示”。桂林“造反大军”头头周兆祥、刘振林、刘天偿、谢荣杰等人,几次召开会议,策划抢枪事宜。(见桂林地、市“文革”大事记)。

    九、十日在北京,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纠集广西“四二二”汇报团和北京红代会人员二百多人,再次冲击京西宾馆,打伤韦国清。上午,曾春生、石怀宇、李跃增、雷激、何作然等人,去京西宾馆找王希永、以攻击“联指”围攻广西日报为借口,要王希永把韦国清找出来解决广西武斗问题。王希永同意了。下午二时,广西“四二二”代表团团长杨福庭在三二四号房代表团全体会议,讨论去京西揪韦国清问题,会议决定:一、由曾春生带五个学生去找王希永,由王希永将韦国清骗出来;二、其他成员第二批去,红代会、汇报团第三批去(红代会由龙智铭同北京地质学院联系来人来车);三、把韦国清揪到地质学院或西苑旅社扣押起来,要挟中央同意打倒韦国清。做法是:先向韦提出四点请求:(1)承认广西日报社武斗是军区支持“联指”搞起来的;(2)立即停止武斗;(3)给伤病员治疗;(4)给“四二二”各据点送粮食。上述决定通过后,刘德胜在三二四号房打电话请示王荔,王问了讨论情况和做法,说了二点:1、你们决定了,研究了就快去吧!2、等一下我也去京西宾馆看看。刘德胜向代表团传达了王荔的“指示”,统一了认识,决定晚上行动。晚饭后,曾春生、何作然、石怀宇,李跃增,雷激第一批到京西宾馆。不久,李跃增、何作然先后打电话给刘德胜,李日明。接见地点在东门接待室,门外停放两台准备揪韦国清的汽车。接见人除韦国清外,还有王希永、徐其海、陈发洪和一四一师政委张骥等人。杨福庭等赶到后,便拿出四点要求,要韦国清签字,韦不签。但王希永马上签了,大家对韦更不满。这时,北京红代会的人已经来了,有人在门外打手势,示意要揪走韦,韦见势不对,说要去小便,想从小门离开。北京红代会黄赛阳和广西“四二二”汇报团一伙人乘机要抢韦国清上汽车,京西宾馆的警卫战士、工作人员和厨师等闻讯赶来保护韦,并把他们隔开,但黄赛阳等一伙人冲进去,扯掉韦国清的领章,卡住他的脖子,把他推倒在地上踢打,韦的小腿、腰部、眼角、面部均受伤,流血不止,昏迷过去(后警卫战士将他送回房间)。保护韦的警卫战士,有的门牙被打落,有的被打得脑震荡,有的肝损伤(伤势重的留下后遗症,退伍后生活有困难,还不断到京找韦国清解决问题)。当时在会议室的“工总”成员,也围攻、辱骂,打伤了徐其海副司令员,并撕去了他的领章和帽微,抢走了他的军帽。

    零时左右,在京的广西军区支左办保卫干事董坤等分别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和广西联络组。王荔假惺惺地和副组长周枫、组员罗安民赶到京西。当时事已平息,周枫向广西军区同志了解情况后向总理值班周家鼎报告。周家鼎传达总理指示,要“四二二”马上离开京西,如果再这样做,中央就要考虑你们是不是造反派了。周枫向“四二二”几个主要头头口头传达,劝他们回去,才散了。

    王荔到京西后,则叫杨福庭把四点要求写给他,他拿进大楼对韦国清、陈发洪、徐其海、王希永说:“四二二”提出四点要求是合理的,要他们四人签字。韦国清一直未在要求上签字。但王荔出来时对龙智铭等说:“韦国清同意用四人的名义把四点要求发回南宁。他们即印成传单,说韦国清等四人签了字,造成南宁更大混乱。天亮前,王荔还到西苑旅社刘德胜房间,对刘德胜、杨福庭、曾春生等煸动性地说:“韦国清这人也怪,不打不签字,打了他就签字了。”(王荔专案材料)

    本月上旬,驻桂林一四一师政委张骥也做王希永的工作要他支持“四二二”和“老多”。中旬的一天,王荔又积极做王希永的工作,后来,王希永谈了“四二二”是“左派”、“联指”是“保守”组织。以“四二二”为主,联合“联指”的观点,并说“四二二”是“造反派”没有问题了。但陈(发洪)政委是带队的,他通不过不行,军区党委不说话不行。王荔进一步煸动他反对军区党委,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要打破常规。过去我们认为对的,现在就不一定对。有些事党委通过的也不一定对;没有通过的也不一定不对。山西刘格平夺权,军区党委研究不支持所有的委员都不同意,就是张日清一人支持,结果张日清是对的”。王荔还挑拨说:“有的党委里边,是不是都是好人,那也不一定,也得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检验,有些事不一定经过党委的名义,有看法以个人名义也可以表态。”

    王希永回京西宾馆不久,王荔即用保密电话对王希永说:“兰州军区冼政委用写信的方法向中央文革报告,请示问题很快,你是否把你的意见,用写信的办法,请参考。”之后,王荔又对王希永讲,“当天当面没好意思说,你走后从保密电话上告诉你,用写信的办法很快,可直接送到中央首长那里,如你写信,保证送到”。

    在王荔的煸动下,王希永草拟了一封表态信,内容主要说:“四二二”是造反派,过去觉悟低、认识迟,今后要坚决支持他们,“联指”是保守组织,今后要做他们的转化工作,要以“四二二”为主,联合“联指”等,此信王荔看后,叫王希永“带回去研究一下,能以军区名义更好,否则以个人名义也可以”。还列举张日清、洗恒汉就是以个人名义向中央报告的。后来,此信由王荔交给戚本禹的秘书,因而在周总理五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时,戚本禹表扬说:“王希永的态度比较好。”

    十九日王希永当着王荔的面,按照自己的观点(即“四二二”是“造反派”,“联指”是保守组织,的观点,私自篡改了广西军区党委起草准备上报中央的对两派表态报告的主要内容,而后由王荔转送中央。(见王荔专案材料)

    十二日,原南宁市委副书记袁家柯到“四二二”“航运”“工总”桂宏号船上,与航运工总头头赵郁民、邱振贻、苏庆科、梁宅翠等人策划抢军用武器装备。袁家柯说:“夺军火列车的武器这条门路很好,这是夺取大量武器的一条重要门路。一车皮就解决了问题,”会后,袁叫邱振贻上岸联系,要争取时间,赶快下手。邱当天即到新华街向“广西工总”总部的杨朝海、蔡玉华、陈军等人传达袁的“指示”,要求马上想办法去抢一次军用列车。杨等人立即表态,要同展览馆的“四二二”指挥部头头章英等人商量。

    十三日凌晨,章英从展览馆来到新华街,杨朝海、蔡玉华等把袁要搞军用火车的想法告诉章英,章英即表示赞同,随后纠集杨朝海、农烈、周志明、黄卓正、谢云章等人多次开会,统一思想,统一布置。最后确定:在金鸡村附近抢劫援越抗美的军火列车。章英负全面指挥。“南铁工总”谢云章等人负责提供军用列车运行情报和组织拦车,杨朝海负责组织队伍。会后,章英派张权到南宁航运“工总”通知梁宅翠备船待命。

    十八日晚上八时,“四二二”头头章英接到铁路谢云章派廖荣光送来的九0二三次军用列车运行情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布置行动。当晚十一点左右,以章英为总指挥,杨朝海、黄卓正、农烈为副总指挥,纠集了三百余人急速登船出发。十九日凌晨三时五十分到达金鸡村。在八0八点五公里处抢劫军用列车。首先封锁断绝列车和车站的联系,随即把铁路旁的水泥标杆拔起,横放在铁轨上设置障碍,同时由一个叫凌卫文的人打红色停车讯号,强迫司机停车,停车后,把机车上的全部工作人员扣押,并看管随车实习的越南司机黎红香,接着,刘家仁、黄仲民等人用大斧头、撬棍劈开车厢门。押运的解放军再三说明,车上是抗美援越的炮弹,不能抢。但黄卓正,农烈等人不听,当即抢去各种炮弹、高机弹共四千三百二十三发。

    这次抢劫军火列车,中断了铁路交通,影响了其他车次的正常运行。更为严重的是使两趟满载军用物资的列车也无法按时到达,严重损害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

    八月二十日中央文革来电责令“四二二”如数交还抢去的炮弹,广西军区也做了工作,他们交回了四千三百零三发炮弹,尚有二十发一直未交。(见南宁市文革大事件)。

    (1967、8)二十四日周恩来总理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黄永胜。被接见的有广州军区陈发洪,广西军区徐其海、王希永、区党委书记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韦国清因病未出席)。

    这次接见,总理指示几点,停止武斗,封存武器,欢迎出去的人回原单位,不强占地方,不动员农民进城。

    接见中,总理批评“联指”代表说:“联指”越搞越不象话了,老进攻人家,越走越远了。又说:“你们批判资产阶级路线是不能抹杀的,支韦是可以的,打倒贺、霍是对的,但不能压人家,压人家就不对。”。并对“四二二”代表说:“‘联指’过去压你们不对;你们抢援越物资不对,你们到京西宾馆去,韦国清接见你们,把他打伤了,这就不对了。”“过去你们受压,现在不能再反过来压别人。”“中心问题是搞好与解放军的合作。军区过去支一派压一派,现在军区要支持你们,你们是造反派,军区要端正态度,积极支持你们,也帮助他们(指“联指”)”。并说:“军区错了,能改就要拥护,提出一小撮口号,主要是指党内,对军队不能用这个口号。……如果不是这样,就要犯错误。你们对韦过火了,对贺、霍上当了。”“你们要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通过大批判,实现大联合。”(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南宁市、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八二四总理五次接见两派后,总理把广西联络组长王荔,副组长周枫找去(黄永胜、戚本禹在场),要他们做“四二二”的工作。说:好几个省的经验证明,一宣布他们为“造反派”,也就是他们犯错误的开始,要他们不要去压“联指”,不要骄傲。黄永胜说:“‘四二二’对军区还有怀疑”。戚本禹还对王荔说:“我知道,你在‘四二二’说话算数,你要多做他们的工作。”(见王荔专案材料)

    三十日桂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毕可周到北京参加学习,到京次日即邀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保卫干事、韦国清的警卫董坤到王荔处,请示汇报桂林军分区“调屁股”三点意见:(1)“调屁股”支持“四二二”;(2)对造反派进行武装保护;(3)要进行调查研究,摸摸情况。王荔当时表示要分区自己研究,实际上同意了分区的意见,毕可周还将“老多”整理的桂林军分区第二次电话会议记录材料给王荔看,王表示同意,认为很好,还说要把此稿给中央首长看一看。(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0卷)。

    本月下旬,王荔去找“四二二”头头刘德胜和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团长杨福庭,告诉他们,中央不久将解决广西问题,你们对韦国清要有几手打算,现在只有一种打倒韦国清的打算,到时候被动,要早一点把自己的几种打算写给中央,供参考。根据王荔的意见,召开了代表团成员会议,由刘德胜和杨福庭执笔,写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对韦国清的问题提了几种打算:一是坚持打倒;二是调出广西 ;三是靠边站;四是不能当广西第一把手。刘德胜将此材料拿到王荔住处,交王荔转中央。

    在他们给中央的报告中,以及杨德华通过李刚所写并转中央首长的声明中,要求王荔到广西当革筹第二组长、副组长和革委会副主任。刘德胜、杨福庭还分别向王荔提出,要他到广西工作。王荔厚颜无耻地说:“广西情况已熟悉,认识不少人,我是愿意到广西工作的”。(见王荔专案材料)。

    (1967、11、8)同日毛泽东亲自批发了《中央关于处理广西问题的决定》、《广西两派大联合协议》、《成立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三个文件(简称“三个照办”。)十一月十九日,周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第八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的负责同志。周总理代表中央向代表们对《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逐段地进行说明。中央认为:“一是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同志《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联名检查是好的,中央同意他们的检查;二是广西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三是中央决定由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红光、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同志以及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1968、4、4)是日南宁地区革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会议强调“革命大批判要持久地开展下去,要始终地把矛头指向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中南、广西的代理人王任重、贺希明、霍泛、傅雨田之流。还要深入揭发和批判杨成武、谭震林、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反革命两面派,阴谋家的罪行。(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王荔在广西期间,没有与“联指”任何一个组织或支持“联指”的任何一个领导干部有过联系。

    以上大量事实已完全充分证明,在“文革”期间,广西的确形成“王、关、戚——王荔——伍、贺、霍、谢、袁——广西“4、22”一条黑线。

    而“王、关、戚由于煽动极左思潮,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煽动夺外交部大权,煽动围困中南海等问题,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和一九六八年初已被毛主席、周总理分别隔离审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关被开除了党籍,戚本禹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判处18年徒刑。为什么被王、关、戚及王荔扶持起来,在广西大肆搞、打、砸、抢、烧、杀的伍、贺、霍、谢、袁及“4、22”中的一些骨干却成了“受压者”,被韦纯束一伙予以平反重用,这不是跟中央对着干吗?!如:

    伍晋南,“文革”中他发表“4、19”声明,煽动“4、22”夺军管广西日报的权,是广西动乱的乱源,在北京,周总理劝他与韦国清搞好关系,他不但不听周总理的劝导,还煽动“4、22”去冲击京西宾馆,打伤韦国清及解放军战士。仅凭这三条,给他党纪处分都是应该的,但区党委没有给他任何处分,仅群众对他进行批判,有何冤可平,完全是韦纯束一伙操纵下的派性炒作。

    朱仁、“文革”期间带领几百人到北京“控诉”,说是控诉团副团长,实际是主要领导人,幕后操纵指挥冲击京西宾馆,还在清华大学主持召开全国造反派会议,企图成立全国造反组织,受到周总理严厉批评,在北京大肆造谣,被北京卫戍区收容送回广西,这些问题,广西区党委考虑到当时历史背景,没有追究他的责任,但他于一九六八年二月九日,窜到融安县,亲自指挥融安“造反大军”攻打融安“联指”的东墟、铜鼓桥和直属粮库,他将县人武部一位领导和一名干部做人质,站在船头,使“联指”不敢还击,因而强渡融江,攻下“联指”住地,打死七人,并抢去大批粮食,因此,法院以抢劫罪判他五年徒刑,这是应该的。这段罪行事实,韦纯束一伙搞的“文革大事记”帮他隐瞒下来,没写在“大事记”上。“处遗”一开始,韦纯束一伙即为他“平反”,放他出来,并立即派往自治区纪检会搞“处遗”工作。这就是典型的派性行为。

    刘德胜、从王荔到南宁起一直追随着他,干了一系列的坏事,仅他策划冲击京西宾馆,打伤韦国清这件事,就应该给他处分,可是,韦纯束一伙在一九八三年“处遗”起,就提拔他担任广西科技馆的领导工作,这就证明韦纯束派性“处遗”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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