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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13-16,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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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从“工宣队”进校到“造反派”整体覆灭

作者:诚言2014-10-19 17:00

    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既没有给我们带来“复课”的局面,也没有使我们看见文革可能结束的希望,日子在无聊、企盼、颓唐的心情中一天天渡过。年青人天生就有渴求知识的本能,于是,学理工科的男生忙着买零件装收音机,学文科的男生在无书可读的情况下抄唐诗宋词练毛笔字,讲求实际的女同学则学习编织毛衣或缝纫。另一个普遍现象是,已进入婚恋期的男女学生中有不少人谈起了恋爱。我们班也不例外,本班男女同学中出现了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四对恋人,其他同学也多有在外面谈的。

    这一年,根据毛泽东5月7日作出的机关、学校、军队、工厂各界人等都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五七指示”,全国各地办起了“五七农场”、“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文化艺术单位、高等学校需要“改造”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都送去“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去了。

   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文章劈头就说:“一个伟大的斗、批、改的高潮正在到来。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有领导、有步骤地开进学校和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是这个高潮到来的信号”。毛泽东发表的什么“最新指示”呢?姚文元介绍说,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工人阶级”凭什么要“永远领导学校”呢?姚文元论证道:“工人阶级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工人阶级最仇恨一切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言行,最痛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最反对某些知识分子破坏国家财产、阻碍斗、批、改的‘打内战’行动,最讨厌言行不一的空谈习气和两面派作风。所以,工人阶级群众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相结合,能够最有力地制止一切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最有效地解决种种所谓‘老大难’的问题。”

    这篇以“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拄——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后盾的强词夺理的文章一出笼,无疑对以大学生为骨干的文革造反派敲响了丧钟,也使非造反派师生发出了当“臭老九”的哀鸣!

    过了两日,在没有任何征兆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数千名军人、工人组成的大队人马以制止武斗为名,突然包围和开进了清华大学,引起不知情的学生们的抵抗。当天深夜,毛泽东召见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及王大宾、谭厚晶、朱成昭等“五大学生领袖”训话。他像算命先生一样警告这批“爱将”说:“现在轮到小将们犯错误了!”此刻尚蒙在鼓里的蒯大富委屈地向毛泽东哭诉,要求揪出闯进清华园打伤无数学生的幕后黑手,一向温暖又慈祥的最高统帅当即脸色一翻,气壮如牛地说:“我就是黑手!”

   在这只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的“黑手”指挥下,全国各地大学无不驻进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所谓“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本身就是一个骗人的名称。像进入我们学校的“工宣队”,“队长”是一个把“趾高气扬”读成“扯高气扬”,把“胜不骄,败不馁”念成“胜不骄,败不妥”的约40多岁的半文盲,在工厂里可能当过车间主任或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或已垮台的保守组织“职联会”的头目,对我们训话时神气十足口水直喷,对知识分子的鄙视仇恨之情溢于言表。真正在幕后主事的是穿着军装的师团级政工干部,他们一般很少抛头露面。各班有一位对学生直接施行“再教育”的工人,军人一般坐在办公室,运筹帷幄控制策划。这支队伍来学校也不是搞“宣传”的,而是搞军管的!“工宣队”打着工人的旗号,实乃盗名欺世而已!像毛泽东这样高明的权谋大师,可能一万年也难找出一个!林副统帅却只把他吹捧为“五百年才能出一个的天才”,真是太低估他了!    

    俗话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工宣队”来我校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控制垄断舆论。《新湖大报》被停刊了,《新湖大革命造反广播台》更改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湖北大学革命委员会广播台》这样一个既不伦不类又名实不副的名称,原来的播音员全部弃用,换上了运动初期在“六.二O事件”中在主席台上领呼“坚决镇压反革命”口号的一男一女任主播。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到,什么“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什么“十六条规定的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解放自己”,什么“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统统都是他妈的骗人的鬼话!在和平年代毛泽东对中国高等院校公然实行变相军事管制,比“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反动”!它不仅是无知对有知的强暴,是枪杆子对笔杆子的欺凌,还是强权对文明的践踏!它不仅摧毁了学术的尊严,也扭曲了人民军队的形象!伟大领袖此举不啻是在世人面前,自己对自己连扇了几个大耳光!

    这支军民混编的队伍既然打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来改造这所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大学,头等大事就是大搞个人迷信,用种种方式训导接受过传统正规教育的老师们和受“十七年教育黑线毒害”的青年学生们,对伟大领袖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瞬时之间,大礼堂各个进岀口贴上了毛泽东各种姿势的画像,画像正下端剪一个大大的红色“忠”字,围绕画像两边贴满黄纸绿纸做的葵花。各学生宿舍也无不按此形式布置。与此同时,全校开始搞起了“早请示” “晚汇报”“天天读”、跳“忠字舞”、做“语录操”活动。

    “早请示” “晚汇报” 起源于驻北京某厂军宣队介绍的治厂经验,受到了领袖的“批示”肯定,遂在全国推广。我们学校是这样落实的:早饭时各班排队上食堂,在食堂门口,在驻班工宣队员的带领下,齐刷刷地把随身携带的“语录本” 举过头顶,先敬祝“四个伟大” 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高喊“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工宣队员根据形势需要,指定几段语录大家齐声朗读,然后解散、吃饭。“晚汇报” 是睡觉前男、女生各自在自己寝室进行。我们班四个寝室的男生集合在“头” 所在的寝室,“头” 带着大家例行一套早上的举动,然后解散。开始我们搞时还十分慎重,时间一长,也就松懈了,甚至变味了。有一次,李祥瑞同学因上厕所迟到了,“头” 正儿八经地叫他“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 。李祥瑞规规矩矩地正对着毛画像作低头认罪状时,“头” 竟和几个同学一拥而上,要解他的裤子叫他“脱裤子割尾巴” 。“忠字舞”是以李劫夫创作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为伴奏曲,编排出舞蹈动作,要求师生员工都要跳。我们年轻人学得快一点,年龄大的老师教授可就惨了。有一次我和李玉华远远观看他们手忙脚乱、狼狈不堪舞蹈的样子,忍不住说了句“群魔乱舞”,李玉华作势要去“举报”我。“语录操”是把毛的若干条语录比如“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备战、备荒、为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等,依照神似或形似,编成一套八节的广播体操每天做。由于当时强调“忠不忠,看行动”,对这一套宗教仪式,我们可是当做“最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的。

    毛泽东的生活规律是白天一大半时间睡觉娱乐,当别人休息时他要“夜理万机”了。为适应他的习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高级领导不得不靠服用安眠药来调整生理机能,以保证他随叫随到。在工宣队进校后,学习和贯彻毛领袖指示放在“大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为表现出“贯彻毛主席指示不过夜,落实毛主席指示不走样”的虔诚,每当毛泽东有三言两语出来,校广播台总会当着天大喜讯播报,什么“红色电报传喜讯,北京城里传佳音”啊,大吹一番。接着,通知我们整队上街欢呼游行。其时,街上空荡荡的,居民早就安寝,我们敲锣打鼓呼口号的吵闹声除了打扰他们的休息,哪有一点意义?开头同学们还能忍受,以后再集合,各寝室干脆把灯一熄,把门紧闭,任凭工宣队员怎样在外面敲门催叫,也无人搭理。第二天,《湖北日报》必然要为他兴之所至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一篇“社论”进行舆论导向。社论开头常常引用的一句唐诗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然后就是“高瞻远瞩”“洞察一切”“照亮了航程”“指明了方向”“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的老八股。一个七十多岁神志昏聩的老人,竟把八亿勤劳、智慧、勇敢的中国人民像三岁小儿一般玩弄得颠三倒四阴阳不分,可谓是世界一绝!

    “工人军人宣传队”进校后,校宣传队的节目也完全成了颂扬毛领袖的专场。像“工人阶级(或贫下中农)最爱毛主席”“战士爱读老三篇”“金色的芒果闪金光”“解放军送来了红宝书”等等,纷纷出台。有一次,有一支部队宣传队到我校演出,竟把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排成大型歌舞,令人叹为观止!

    这样闹腾了一阵之后,工宣队自认为毛泽东思想已经在我校普及了,就叫我校“钢”“新”两派的头头在全校大会上各自做“自我批评”,从“思想上实现革命大联合”。这时,工宣队早就实际上掌权,校革委会已经名存实亡,本来人数就少的“钢派”也没再活动,再开这个“自我批评会”纯粹是多此一举。但军令下达了,两派头头还非照办不可。

    头一天晚上,“红八月”的二把手贾培培同学代表“钢派”发言。自从毛伟人发明了“自我批评”这个词汇后,人人心里都清楚他本人并不信那个东西,也不搞那个东西,下面的人搞“自我批评”,纯粹是出于无奈或走个过场。贾培培自然也懂得其中奥妙。他“自我批评”了一些什么我忘记了,印象深刻的是,他大谈他们反对校革委会对“大好形势”的诬蔑,指责校革委会主要领导人不信任不拥护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是“反军乱军”。针对“红八月”与被武汉军区打成“反动流派”的“北斗星学会”的暧昧关系,贾培培辩解道:“我们与他们(指华工学生鲁礼安、冯天艾)不熟悉,也没有支持他们,我只在上厕所时碰见过鲁礼安一回”。贾培培讲了两个多小时,散会时,主持人宣布,明天晚上彭勋代表“新派”做“自我批评”。一听彭勋明晚发言,同学们顿时来劲了,我班朱芝华同学(她被选为系革委会委员)一再嘱咐我,叫我明天早早地去占位置,以便清楚地观看彭勋的“表演”!

   第二天晚饭后,我立即来到大礼堂,谁知前面正中早已坐满了人,我只好占了稍微偏一点的靠前边的一排坐位。当朱芝华、项德芬、陈君艺及朱的男友马铜铃同学来后,朱芝华直埋怨我位置占偏了。那一天到会的人特别多,还有不少外单位的听众,气氛相当热烈。人们好像不是来看谁作检讨,而是来观赏一部“毒草”电影片。

   会议未正式开始就有故事。台上正中发言席的两边各有一长排会议桌和座位,我系革委会主任叶天放同学先坐在右边,其他新派头头坐在左边。当“红八月”的两个头头来后往右边一坐,叶天放见左边虽然已经坐满了人,还是端起茶杯气鼓鼓地站起来。当他往对面走去时,全场顿时爆发出了热烈掌声,对他“汉贼不两立”的精神予以赞赏!右边空荡荡的两个人与左边挤了十多个人相比,就像一架倾斜的天平。

    彭勋走上正中发言席后,神态自若地环视了一下全场,待会场寂静后宣读:“我发言的题目是,我的自我批评—兼评贾培培昨晚的发言”。彭勋发言的题目就够水平!你们不是叫开展“自我批评”吗?可以,但我不能给新派抹黑,我做的只是“我的自我批评”!另外还公开挑明,我不仅仅只做“自我批评”,还要公开回击对方的不实之词,评一评“贾培培昨晚的发言”!

    彭勋做了哪些“自我批评”我忘了,只记得他在“兼评”时,用不少事实证明校革委会领导人从来没有否定过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一直拥护和支持曾思玉、刘丰同志的正确领导。他抓住贾培培说过的“我只在上厕所时碰见过鲁礼安一回”这句话,既尖刻又幽默地说:“华中工学院校园比我们宽,办公室比我们大,他们为什么不在华工办公,要挤到我校三号楼?是谁把他们勾引进来的?”他说到这里,扭过头去,双眼逼视着“红八月”的两个头头。略做停顿后,又转过身来接着说:“你们不仅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连拉屎都在一起!”这句精彩的反驳辞配合层次分明的形体动作,引起了全场热烈掌声和哄堂大笑!只急得那个“工宣队”队长走到前台,气急败坏地弹压说:“他是在做检讨,你们鼓什么掌?笑什么笑?”这个“二”货,真还以为彭勋是在“做检讨”哩!

    绝没有想到,彭勋老师的这次发言,竟是他以正面形象与我们进行的告别演出!    

    现在再回头评论贾、彭二人的舌战,令人感慨万端!文化大革命闹了两年,工厂停产,学生停课,社会失序,道德日下,死伤无算,民生唯艰。像我们伙食,原来一份荤菜若不是肉类就发两个茶叶蛋,现在只能发一个,1968年半年的布票每人只发2.7尺,远比以前的9尺少,形势好在哪里?贾培培引用毛泽东“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 的妄谈来抹黑对方,怎么能得人心?莫说彭勋等人没敢“诬蔑”,就是“诬蔑”了,又错在哪里?再说新派“不支持不拥护刘丰”,刘丰当武汉军区政委后,对“钢”“新”两派的确有“一碗水没端平”的言行,新派提点意见发点牢骚也属正常,这能扣个“反军乱军”的帽子吗?这位刘丰政委不也在三年之后就被打成“林彪反党集团死党”了吗?从另一方面看,彭勋借“北斗星学会”说事也没有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北斗星学会”是20多名大学生在1967年11月成立的一个组织,华工学生鲁礼安任会长。该会又自兼“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办了一份《扬子江评论》的刊物,发表了一些与主流舆论不合拍的独立见解(“北、决、扬”之称由此而来)。在舆论被钳制、言论不自由的状态下,“北斗星学会”很快被武汉军区宣布为地下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其成员大多被抓。直到1979年10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才判定:“北﹑决﹑扬”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不存在﹐ “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 “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免于起诉﹐先后释放。可见,彭勋当时说“红八月”与“北斗星学会”如何如何,也是人云亦云。可叹在面临“狡兔”既死“走狗”必亡、“飞鸟”已尽“良弓”应藏的严酷压顶而来之际,武汉“钢”“新”两派的领导人浑然不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危局,不仅缺乏同舟共济、抱团取暖的见识,反而徒做意气之争,为专制者所乘。此中教训,足为后来者戒!在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等一系列宏大理论指导下,参照毛泽东说北大“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精神,驻我校工人军人宣传队又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活动。

    在大学是资产阶级统治的“独立王国”的判断下,这次“清队”把凡是在1949年前就有职业的党内外教工、干部都作为怀疑对象,由军人严密地统一指挥,全校组织若干个大型班子集中逐一排队,搞内查外调专案。每个专班有军人亲自掌控,要求抽调人员必须政治上可靠,办事能力强,互相不得交流专案对象情况,对外绝对保密等等,搞得神神秘秘,像做地下工作似的。

    我是我班唯一抽调到全校清查专班的人员。我所在的这个专班大约有40多人组成,究竟搞了多少人的专案一般成员不知道。我和经济系的年青教师徐某某一组,分给我们4名专案对象,到黄石、江西资溪、湖南长沙岳阳、湖北咸宁转了一大圈,调查了五、六个人。我记得在岳阳城的一个小巷子里,找到一名40多岁的家庭妇女,询问她与我校某人有什么作风问题。那个女的家庭条件极差,她面有菜色,一直低着头,没回答我们。我与徐老师的分工是,他问我记,我兼管伙食住宿交通开支。在这一个多月的外调期间,我们顺带上了庐山,看了已被关闭的“八一南昌起义”指挥部大楼、到过长沙橘子洲、韶山、岳阳楼等地,算是搞了一次公款旅游。参观毛泽东故居时,见他家有六、七间大瓦房,他们兄弟每人有一间寝室,都架有蚊帐,外面一大片池塘,心想,这比我们老家的地主还阔气,不知他家划的啥成分?

    重点对象由校级专班审查,一般历史问题由系里的班子审查。有一次,我在系门口看见彭澄老师往外走,正欲像往常一样打招呼,谁知他头一低与我擦肩而过。原来,他刚接受系专案班子盘问出来。这种草木皆兵处处有敌人的“清队”,不仅使教师员工极度恐怖,也伤害了青年学生的感情,在批判了刘少奇的“读书做官论”后,全社会又泛滥开了毛泽东的“知识越多越反动”。一次,我与女朋友赵菊荷谈心时,她对我说,看来干啥都不好,还是当个农民最安全。我心里想,是的,人人都不能为自己谋生,全天下人只配为他一人活着!

    外调回来后,听到一个噩耗,我校唯一的最高行政领导林山副校长卧轨自杀了!那个个头不高、戴着眼睛、见了学生总是笑咪咪的学者型领导,为什么要自杀?那个无论是保守派当权还是造反派上台时都没有几张大字报的老革命,有什么理由活不下去?驻校“工人军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此竟无一字解释,还试图捂得严严的,师生之间根本不敢公开议论!据暗中流传的消息说,专案组根据他档案中找出的疑点,逼他承认在早年搞工人运动时,当过叛徒!听了这般议论,加之我参与搞“内查外调”的经验,我认为其中一定大有文章。可惜,去年别个单位一面不识的领导自杀了,我还有勇气写出一篇《江锋死于十字路口》的大字报,今年我们自己学校受人尊敬的老校长被逼自杀了,我和全校师生只能噤若寒蝉!从这个角度说,我校造反派已经整体“死”了!

    就在我校造反派整体“死”去的同时,那道“红色电波”传来了一个善良的人们可能预料又不愿面对的“喜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禁思绪万端!啊,刘少奇,文革初为赞同你的“三自一包”,我反感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因在北京见到你,我喜滋滋地写信告诉家人;为被你的“资反路线”打成的右派师生鸣不平,我当上了“文革造反派”。如今,你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开除党籍,我被“工人、军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阉割了造反精神;你随时面临死亡威胁,我整日活得颓废苦闷;你曾经是国家主席,我始终是小老百姓。我是该爱你,恨你,还是该同情你?

    多年后得知,对刘少奇作出那个决定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根本不够法定人数,有资格与会的人员不足三分之一,另加来自中央文革小组、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实际控制局势的解放军机构的74人,才拼拼凑凑开了那个会来为毛泽东几年前“我伸出一个小指头就能打倒你”的独裁背书。在表决对刘少奇的处理决定时,只有陈少敏一个女同志未举手。满堂大员,真是“竟无一人是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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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4-12-08

十四、“一打三反”:“文革造反派”的葬礼和我那被毁灭的初恋

作者:诚言2014-10-28 19:51

〔1〕暴风雨前

1968年年底,六三级大学生延迟一年后于当年7月分配了,六四级大学生延迟近半年后也分配了,只剩下我们六五级的学生还留在学校。革命、造反、钢派、新派这些内容早已如潮汐退去,我们的心情像空旷的校园,显得荒凉而又落拓。校广播台按照官方的主旋律,每天重复播放着一首《满怀激情迎九大》的新歌,营造天下早已归心、只待新皇登基的喜庆,但同学们已经从两年多的文革实践中体会到,那些“伟大胜利”“辉煌战果”实在不值得我们期待。在与党的“八大”时隔13年之后,1969年4月份召开了中共“九大”,除了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外,没有更多新东西。我们“满怀的激情”就是伸着指头数日子,盼望能准时毕业分配。

在政坛打斗已经远离我们的无聊日子里,私人生活领域不乏一些新故事。我们班的肖玉与曹瑛是来自同一座城市的俊男靓女,相恋已久。肖玉原是班团支部组织委员,在造反派兴起时,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没造反,当了保守派,以后有点消沉。这时,我班头批上京串联又头批参加“八.三一革命队”的向东向曹瑛发起了爱情攻势,向东是早年高中毕业从社会上考进大学的,生活经验相当丰富,此事一时议论纷纷。曹瑛与我一个组,我自然十分熟悉她也十分关心她的感情纠葛。有一天,我到女友赵菊荷寝室闲坐,她的室友朱芝华、项德芬、陈君艺正热议此事,她们都倾向于“肖曹恋”而不耻于向东“挖墙角”的小人行径。我的观点也相当鲜明,肖玉虽当过保守派,但对造反派同学没做过伤害,我班两派同学的私人关系一直还不错。在去年春天我们去宜城支农回来途经肖玉家时,城镇人口物质供应那样紧张,肖玉的姐姐还亲自接包括我和向东在内的十多个同学到她家吃过饭,向东现在怎么能干这种不友不义的事呢?文革站队与个人感情生活应是两档子事,赵菊荷也算保守派,我们相处得不是很好么?正当大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时,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在一起谈论这件事时,朱芝华兴奋地报告了一个好消息:“没事了,曹瑛这次回家,是肖玉送她上火车的。”我傻乎乎地问道:“这能说明他俩定了吗?”陈君艺很精明地分析道:“那当然了!依曹瑛的性格,她若没拿定主意,能让肖玉送吗?”我一细想,觉得还有些道理。此后,果然风平浪静,肖玉的执着与舆论的压力迫使向东知难而退。(注:此时向东已复用文革前的原名,为维护其在他后辈面前的“尊严”,仍用他文革初期改的名字。同时,为了不打扰老同学们平静的晚年生活,亦有部分同学的名字做了技术处理,不周之处,望可能阅读此文的老同学见谅)。

谁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一天,我又到她们寝室去玩,发现空气相当沉闷。细问之下方知,陈君艺闻听她在华中师范学院的男朋友王泰明因嫌她家成分不好,要同她分手。陈君艺眼睛红红的,三位同室女友也干着急。陈君艺与赵菊荷是老乡,虽然家庭成分不好,按党的政策,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呀!况且,陈君艺平时很注意要求进步,与我们班另外两个家庭出身差的男生相比,对政治学习和运动积极多了,男方凭什么背信弃义看不起人?见陈君艺难受的样子,我问她打算怎么办?她默默无语,这更激起我相助一把的同情心。那时我还不认识王泰明,到华师找他劝解显然不可行,于是我就说,我帮你写一封信,向他讨个说法!陈君艺露出感动的模样,其他三人也一致赞同,因为实在是别无良策了。第二天,我以她的名义写了一封不卑不亢的情书,叫陈君艺抄一遍给王泰明寄去。不久,他俩终于重归于好!以后每有王泰明写给她的信和情诗,陈君艺也主动地拿出来让我欣赏。

在漫长的夏季,呆在学校也无事可做,我和赵菊荷打点行装,南下柳州到我姐姐家、北去枣阳到她乡下姨妈家舅舅家(她父母已故)各玩了一次。那时物质条件差,双方亲戚家可都是热情款待。在枣阳玩时,她姨妈羞我不该跟她一样叫赵菊荷的乳名,我俩和她舅舅的两个女儿一起坐在场院的凉席上辨认哪是北斗星、牛郎星、织女星,和舅舅一起赶集割肉,和舅母一起包韭菜鸡蛋饺子;在柳州有次我们夜逛鱼峰山公园回来时迷路了,我姐姐姐夫着急万分等等,都使我们玩得相当开心。在柳州时,我写了一首七律一首七绝以志纪念:



柳州

久闻柳州好风景

今日畅游吾逢辰

鱼峰秀丽连天外

柳水蜿蜒拍山行

大桥飞架业绩壮

高楼耸立市容新

喇叭讴歌东方红

山城齐颂造福人!





晨观峨山

平地拔起直入天

峥嵘巍峨势不凡

旭日跃海红一抹

石奇峰秀分外妍。

柳州文革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过造反派“四.二二”。后来毛又要保韦国清过关,保守组织“联指”在省区司令员韦国清的支持下,用武力对造反派组织“四.二二”进行过多次围剿和屠杀,我们看到的是“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的惨景。(据1992年北京权威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广西》一书披露,广西文革中被“无辜滥杀了8万多人”)但我只能歌舞升平、涂抹形势大好。赵菊荷看了后,用手指点着我的头,亲昵地说:“你呀,真会瞎编!”

现在人们嘲笑周小平、花千芳是“五毛”或“自干五”,其实,我那时还不如周小平。周小平的颂歌写在网上,可图名可图利,自己还有办过黄色网站的积蓄吃。而我呢,只是为练笔自我欣赏或作个“到此一游”的留念,没人赏“五毛”,自己也无“干粮”可带,还颂歌声声,所为何来?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只能这样写,否则,“罪恶”更大!

在九月份,已从广州军区调往格尔木某基地的大姐夫途经武汉,专门到我校看望我,我和赵菊荷、有时还叫上陈君艺陪他痛痛快快地玩了几天。在我和赵菊荷送他上火车的候车室里,已是副团级干部的大姐夫哥问我写过入党申请书没有?在那种动乱的日子里,谁会想这回事?我回答没写也没必要写。姐夫哥开导我,你傻呀,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不是党员,组织上怎么信任你重用你?我回答,反正我们毕业后工资是一般高,一年后都按时转正,重用不重用有啥关系?大姐夫说,你真幼稚!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党的知识启蒙教育。

正当我们一心一意等候毕业分配之际,中国政坛又掀起狂风恶浪!

9月底,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武汉北、决、扬的指示》。该“指示”说,“北斗星学会”、“决派”是“地下组织”,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必须坚决取缔。”“《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北、决、扬”及与之有联系的人员马上又要面临一场无妄之灾!

这年冬天,在全国人民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囚禁于河南开封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折磨死去,死时没有亲人陪伴,骨瘦如柴,头上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完全变形,其名字已被改为“刘卫黄”。

也就在这年冬天,根据毛泽东“要准备打仗”及“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言外之意文科大学不必再办的一系列讲话精神,我校遵从省革委会的安排,迁到荆门县境内,原校舍很快被省市三、四个单位瓜分。因为在乡下找不到够住的房子,学校一分为二,相距30多里,我们财会系与计统系作为分部搬迁到漳河水库边的一个废弃的林场。

所谓“林场”,只是“大跃进”时期遗留下来的几栋徒有四壁的旧平房,没有教室,没有课桌,没有床,连厕所也没有。我们去后,现割茅草铺在地上当床,不足10平米的房间像排竹子似的住十个人,挤的连睡觉翻身都困难。现挖坑围上芦席当男女厕所,在水库边垒石头架上锅烧开水喝或烧热水洗脸洗澡,烧水的燃料是我们自己从山上砍回来的枯树枝,标明我们毕竟从“类人猿”进化到了有羞耻心的“文明人”。每顿饭不仅没有肉,连青菜也不多。这样的“大学”莫说比不上抗战危机时的西南联大,就是连“万恶的旧社会”的乡村私塾小学都比不上!乡村私塾小学尚有老师,还会教学生读书识字。而我们这所所谓的“大学”,没有老师,没有书本,只有监管我们的工人军人,学生唯一的任务就是“改造思想”,就是“炼红心”!在20世纪七十年代初,把中国大学糟践到如此地步,不知是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又一“丰功伟绩”!

社会是混乱的,生活是昏暗的,心情是沮丧的,但我们的口号必须是革命的,态度必须是乐观的,对工宣队必须是拥护的。在我们班办的庆祝元旦的墙报上,我发表了记述学校从武汉迁到漳河的组诗《旅途的欢歌》,三首诗的题目分别是《告别武汉》、《船泊岳阳》、《车过荆沙》;在欢度春节的墙报上,发表了组诗《漳河生活散曲》,两首诗的题目是《砍柴》、《烧水》。后人如果从研究我这个当事人亲自书写的这些“现实主义”诗歌中,一定会得出亲身经历者也不容否定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当时的大学教育就是好、当时的人民就是幸福这些结论。诸君若不相信,请看我笔下的漳河生活:

〔一〕砍柴

腰间系着一根草索

手中握着一把砍刀

朝着深山密林我们进军

嗬,无际的群山到处是宝!



不怕乱石把鞋底戳穿

不怕树枝把衣服划破

喝令荆棘闪开一条大路

我们砍了一捆捆柴禾!



到哪儿去寻找劳动的幸福?

到哪儿去承受战斗的欢乐?

“向光辉榜样金训华学习!”

深山密林中响起豪迈的口号。



干啊,活着就要拼命干啊,

砍啊,众志摧得万山倒!

假若敌人敢来窜犯我亲爱的祖国

咱也就这样狠狠地给它一刀!



〔二〕烧水

依山傍水燃起一堆烈火

在上面安放一口大锅

汲来清清的漳河水呀

我们用它来洗脸和解渴



火焰熊熊烧掉思想上的污垢

开水滚滚恰似心海的波涛

啊,新的课堂、新的老师

啊,火热的年华、火热的生活!



红色的火焰在不断地跳动

多使人想起长征路上的冓火

突然,我觉得烈火不是在烧水

而是在锻造红心颗颗!

在七十年代第一个春节,各班都开了个营造喜庆气氛的文艺晚会。之前,我根据《人民日报》刊登的宣传一位农村生产队队长王国福事迹的长篇通讯《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写了一首250行的朗诵诗《王国福赞》。在我们班的春节晚会上,由我和郭贵秀同学担任男领女领,欧本刚、李祥瑞、饶丽英、曹瑛等人参加,进行了诗朗诵表演。诗的第一段是:“女领:迎着雨啊迎着风,一株青松郁葱葱!男领:迎着风啊迎着雨,一面大旗火样红!众合:王国福!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无产阶级的新英雄!”表演时,个个情绪饱满,精神抖擞,诗作不咋的,还富有感染力,同学们反响不错,住我班的工宣队员老王很满意。对我班首次自创自演的成功,女友赵菊荷也很高兴。她在事后与我谈心中,羞涩地告诉我一个秘密:有一次她与财六五的女同学朱颖一起评论全系的多对恋人时,朱颖说她与我是“最好的一对”。

〔2〕平地恶浪

谁知平静而祥和的春节刚过,一场对知识分子和文革造反派的大围剿不期而至!

一天,从学校总部来了一个工人一个军人,在两系师生大会上宣读了几份中央文件,要求我们紧急行动起来,开展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同时开展“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的斗争。来人还做了严肃的动员,对如何开展这场意义重大的斗争作了布署。为了防止各班原领导小组有坏人(暗指造反派头头)操纵运动,会上宣布校革委会掌权时成立的原领导小组一律解散,各班在工宣队主持下重新投票选举领导这场运动的小组。

我班在重新选举这个“领导小组”时,许科甲、我、刘春生三人的选票进入前三,成立“三人领导组”。除许科甲同学是原班上“革命小组”成员外,我和刘春生同学都是第一次担任班上的“头”。对当“头”我没有多大兴趣,但选票第二证明了我的群众关系还不错,班上同学不管原来是保是造,总体上对我比较信任。

对这场来势汹汹的“一打三反”运动,尽管上头说的敌情很严重,是一场“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经济犯罪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我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认为,我们班原来属于新派的大多数同学与《北、决、扬》扯不上关系,少数保守派同学与《北、决、扬》更没有关系,到哪里去找与苏修美帝勾结、遥相呼应并乘机蠢动的“反革命分子”?至于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罪行,同学们大都穷的梆梆响,班上一分钱的公款也没有,没有一个人能与外界接触,谈何“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但40出头的老王认为我们的认识太单纯,跟不上形势,亲自组织全班同学认真学习领会文件精神,要求革命群众大胆揭发反革命分子言行和经济犯罪行为。

中国的事情真奇怪,不几天,住在另一房间的以原一组为班底的同学果然发动起来了,揭发出了一个经济犯罪分子田光荣!田光荣同学是班上原团支部宣传委员,是我们一同头批赴京串联的老造反派,家中经济条件差,是不折不扣的“贫下中农子女”。究竟是谁第一个站出来揭发他的,我始终不清楚。待我知道这件事时,那个房间已闹开了,还对他面对面地进行了质问。这事过了一天,老王召集“三人组”开会。他先喜孜孜地说,群众初步发动起来了,后又严肃强调,田光荣不认罪,领导小组要站在运动前头,引导运动深入发展,必须全班集中开会,进一步揭发斗争!

在老王的引导和压力下,全班接连开了三次会。第一次会公布田光荣的罪行好像是,他们一组的废报纸他悄悄地收集一起卖了,谁谁的饭票被他偷了,他还捡了些啥便宜等等。对这些指控,田光荣一一否认。于是,除了他们同一房间的人当面质问他那几件经济案件外,不少人教训他要端正对运动的态度,对党和人民坦白交待!这种“打态度”的发言,虽然措辞严厉,但仅仅是虚张声势地表明个在“紧跟”的态度,杀伤力并不大,被批斗者一般也能够理解发言人的苦衷。唯有原二小组牛庆元同学,撕破了脸面,用蹩脚的普通话像乡下训斥“五类分子”一样,高声警告田光荣必须低头认罪,除了承认已被检举出来的问题外,还要老实交待暂时没有被检举出来、革命群众已经掌握的其他经济问题!其讲话口气之硬、火力之猛,出乎人们意外。

第二次全班逼供大会进行到一半时,田光荣终于“认罪”了。全班同学似乎打了个胜仗,终于松了一口气。最后老王作了小结,肯定了我班运动取得的成绩,并告诫大家不要陶醉,还要深挖,使运动向纵深发展。

孰料没过两天,田光荣对其罪行又否认了!于是,召开了第三次全班大会。这次会议气氛十分义愤,发言一个接着一个,众口一词地反击田光荣“搞翻案”!“大反扑”!“垂死挣扎”!“死心蹋地对抗运动”!好像不把他打成一个犯罪分子,就白白耗费了大家多日来的心血和关怀似的,牛庆元、章尔连及个别女生更是义愤填膺!我心中虽然对田光荣满怀同情,但由于“历史的误会”,已经被选为“领导成员”,也只能像瞿秋白那样“勉强做着政治工作”,发言要求田光荣把问题讲清楚,不要无视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单单一口否认。其实,我这个发言既是违心的,也是站不住脚的。这几件事情,对田光荣来说,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他怎么讲得“清楚”?可惜在国家机器操纵的这部绞肉机中,一旦有痞子、投机分子带了头,其他人还必须卷进去帮忙,无论是杀别人或是保自己,容不得你置身度外!中国人啊,在以“革命”的名义开展的政治运动高压下,什么样的丑态做不出来?有些人说文革时期社会风气好,道德水平高,不知他愿不愿意生活在这种公权力教唆的人整人、人斗人、根本不讲法律不讲常识不讲道德不讲良心的环境中?

在运动要向纵深发展的严峻形势下,我班从“七二O事件”后一直在武汉市中学红代会办小报的万学华同学被弄到校总部隔离审查去了,系工宣队说樊令文同学参与了社会上的抢枪活动,也需要重点审查,全班为此还开了一次审讯会。

一天,老王又召集“三人组”开会。他说除了审查樊令文外,据有人反映,还有几个人也有问题。他一口气点了三个人名,一个是吕佰鉴,一贯占国家便宜,还吹捧过宣扬封资修的反动小说《红楼梦》;一个是牛庆元,有人反映其手脚跟田光荣一样不干净,与田光荣性质相同;再一个是马铜铃,喜欢抄写反动诗词。他说,你们不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揭发批判?说这个话时,他那一双倒三角眼闪射着毫不遮掩的逼问光芒,我心中不由打了个寒颤!

吕佰鉴是非团员,自上大学后一直与我同组同室,在入学初评助学金时故意摆穷,在指标有限的情况下,硬要吃头等助学金,令我这个主持评助学金的团小组长十分为难。虽然以后不得不迁就他了,因还有条件更差的同学被挤下来了,全组同学都对其不耻,再加上他有个屎床的毛病,对他的普遍评价是自私又无赖。他对《红楼梦》的人物也的确发表过若干看法。但要说他是“反革命分子”或经济犯罪分子,我认为真还够不着。马铜铃是原一组团小组长,文革后搬入我们寝室,早期造反时一度退出过“八.三一革命队”,我俩在长期工作中生活中相处得都很好,他的女友朱芝华与我的女友赵菊荷关系也很好。再者,全班大多数同学都抄录过唐诗宋词,那又算得了啥事?我心想,老王搞马铜铃的目的,无非是想牵出当过系革委会委员的朱芝华。至于牛庆元,我们是来自一个县的高中同学,对人对事是喜欢上纲上线毫不留情,在高中阶段他就曾检举某同学说了一句“从山上下来的土匪”是“诬蔑山区的贫下中农”,在教政治经济学的肖老师组织“如何看待大跃进运动”时发言认为“那时人欢马叫形势好得很”,一贯左的厉害,学习成绩一般,群众基础也差。若是为卖几张废报纸就整他,我也抹不开情面。会后,我与许科甲刘春生交换了看法(刘春生与牛庆元同组),他俩与我的看法大致相似。组长许科甲说,有人要贴大字报我们不阻拦,要叫我们组织人写,我们怎么组织?

这样拖了几天,老王突然向全班宣布,为了彻底查清樊令文的问题,由我带队把樊令文弄到离林场有一里多远的农户隔离审查,审查期间,都不许回来,由黄福才同学送饭去吃,为不削弱领导力量,牛庆元进入班上运动领导小组。当时,把重点对象弄到农户办专班审查是常规措施,于是,我和另外两名同学与樊令文四人卷起铺盖到农家办专班去了。

在那户农家,我们四人在堂屋打地铺睡,上午审问樊令文,下午睡午觉后我们三人可就近活动,樊令文做自我检查,反省问题。樊令文入学后就与我同组同室,贫农成分,也是团员,我们同赴北京串联、共同造反,与我关系相当好。因身体结实,“七.二O事件”前被系里派去守卫过学校设在六渡桥民众乐园的宣传站。“七.二O事件”后同学们陆续返校,那段时间社会上发生过抢枪活动,我们学校整体并未参与,樊令文个人是否参与其中,我实在搞不清。樊令文说没有,我比较相信。但身为专班负责人,我还不能公然用感情代替政策,因此在共同审问时,我依然一本正经。有一次,他私下问我:“你给我说个实话,我究竟有多大问题?”看到樊令文痛苦的神情,我实话实说:“其实,我们来时,工宣队老王没有向我提供你的任何问题线索,我也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反正你有什么问题你说,没有的事莫瞎编。”我这样说,实际上等于暗示上面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判他“犯罪”。之后,樊令文心中有数了,我们这个班子就干耗着。

给我们送饭的黄福才同学来自鄂西大山区,非团员,身高约有1.66米,五官端正,爱打篮球,一手字写的好,文章也不错,家里虽然穷,但自尊心很强。在入学初全市举行的万米长跑比赛中,他获第51名,只比能获奖的前50名差一名,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名落孙山”了。批判“资反”路线时,他所在的三组大多数是“保守派”,他也没例外。后来形势一变,他痛苦得“神经”了几天,所以同学们有时开玩笑称其为“黄疯”,以后一直当“逍遥派”。因敬重其才华和骨气,我春节时就为他写过一首诗《山鹰之歌》,打算在毕业分别之际赠给他。他风雨无阻地一日给我们送三餐饭,来后我们总是有说有笑,告诉我班上的新闻轶事。大约20天后,他来后话少多了,有一次还突然冒出一句“鹦其鸣矣,求其友声。”黄福才的反常表现不由令我生疑。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终于有一天,传来了班上贴出揭发我“反动言行”的大字报、也传来了我的女友赵菊荷很痛苦的消息!

这些消息使我倍感震惊,也十分气愤!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老王指派我来负责办樊令文专班的险恶用心。一是像老毛指派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打倒“彭罗陆扬”那样,叫我忙于“螳螂扑蝉”;二是以充实领导小组力量为借口,让牛庆先这种“打手”去带头整人;三是支使我走开后,他再搞“黄雀其后”。在57反右时,有人因上一趟厕所,留下的人就能为完成任务把他商定为“右派”,何况我离开这么长时间,急于邀功的老王和整他人以自保的“同学”不会在背后下黑手呢?想透了这一点,我立刻联想到鲁迅的一句名言:“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

此时,我已经感到“一打三反”运动是冲着造反派来的,我反思自己的造反旅程,一没贴过出格的大字报,二没有打过人整过人,三是出于正义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对我的“反动言行”也不很担心,因为我自信我没有“反动言行”!只是感到人格受到侮辱,老王实在卑鄙,猜测哪几个人会揭发我的什么“罪行”。最为担心的是,女友赵菊荷在这想象不到的打击下该多么难过!在愁闷的日子里,我不由得唱起京剧《沙家浜》中郭建光的一段唱腔:“听对岸,响数枪,声震芦荡,不由我心潮起落似长江…”,来抒发五味纷杂的情感,分析“对岸”响起的“数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想到女友赵菊荷遽然面对压力只能独自承受时,又转唱《洪湖赤卫队》韩英在狱中的唱段:从“秋风阵阵吹进窗”起句,到“望断云海思念长…但念同志如今你们怎么样…”直至结尾“莫难过,莫悲伤,赤卫队员百炼成钢百炼成钢,我们是燎原的烈火,要把那强盗和豺狼,都烧光!都烧光!都烧光!”整段整段地反复唱。反正这里人烟稀少,忧伤委婉的曲调既不足以引起“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枪声”和“强盗”“豺狼”也不怕被人分析为“映射谁谁”、“打着红旗反红旗”。有时,我放开嗓子高亢激昂作野狼嗥叫,有时,我低头吟唱如受伤的鸟儿悲鸣。

〔3〕黑云压顶

放在农户的专班无法再办下去了,4月20号左右,我们又回到了“学校”。回来后我发现,我堆在地铺头上的书籍、日记本明显被人检查过,整个校园笼罩着一派肃杀之气。原先无话不谈的同学似乎只是勉强地打个招呼,原本亲密无间的同学似乎在有意回避,我们班相邻的一间女宿舍及三间男宿舍失去了欢声笑语。全系住的这栋平房除了工宣队员所在的那间屋子时而传出一阵阵男女笑声外,其他房间只有在开饭时才会发出饭盆与匙子的敲击声(整栋房子各间小屋只有半截隔墙,又不铺楼板,不隔音)。当然,本班及外班好友仍有十多个同学还像过去一样与我交往,但从他们不时流露出来的同情目光中,我感到一丝丝暖意也感到一阵阵悲哀。啊,世态炎凉,这就是世态炎凉!回来后听说,那个头批与我们一起赴京串联的“特务”章尔连抽到校总部专案组去了,我的那个老乡牛庆元也抽调到系里办案专班去了,现在只兼管班上运动。原“三人组”的组长许科甲同学一次在走路时突然晕倒,以后不再管事了。刘春生本来就喜喜哈哈的,又不是团员,基本赋闲了。文革前担任我班辅导员的教工易楚序在消失近三年后,重新回来协助老王工作,原班团支部书记梅大姐从三组调到我们这个组,负责政治学习和讨论。李玉华的爱人项德芬回到老家随县生孩子去了。

我很明白已用不着再向老王汇报什么办专案的情况了。住在隔壁房间的女友赵菊荷照说应主动找我谈谈心的,但没有约过我。强烈的自尊心使我决定,你不约我,我也不会先去找你!

“五一”前夕的一天,一开始就被揭发出“经济犯罪”的田光荣同学突然来找我商量办“庆祝五四”墙报的事,说由我全面负责。田光荣文革前是团支部宣传委员,对班上工作一直热心认真,没想到受了那么大的侮辱,还来张罗办什么庆祝专刊。我既奇怪又窝心,没好气地说:“我自己的心都操不完,还有闲情庆祝?”田光荣随即低声说:“莫瞎说,叫别人听见不好,还有毕业分配这一关哩!只当是被狗咬了一口。”听到田光荣如此劝慰,我稍稍平静了一下心绪,用疑问的眼光打量着他。他又说:“是老王叫我来的,说班上原来咋办的还是咋办”。在田光荣的再三劝说下,我忍辱含诟,接受了筹稿改稿排版的任务,并强作欢颜,写了一篇题为《红五月颂》的“代发刊辞”。“献辞”的第一句话是:“火红的火红的五月来到了!”在写这篇“颂”时,老子在心中暗骂:“颂你妈的蛋”!为了凑够版面,也为了不辜负自己主编的名誉,我写了一首《列宁颂》,还把运动前记述我们修焦枝铁路的一首旧作《记焦枝铁路工地》发表在上面。这首诗共四节,在此仅抄录第一节:

一面面红旗迎风抖

一队队大军工地上走

挑土快如飞

打夯铁臂午

战士胸怀凌云志

战天斗地绘宏图!

“五一”那天,会六五二班周文芳同学来告诉我,系里在“五四”搞文艺汇演,叫我们把诗朗诵《王国福赞》拿上去。周文芳算是这次筹备全系文艺演出的临时负责人。我说,这不是我该管的事。老书记梅大姐在一旁说,这是全班的工作,莫推了。当我们原班人马在全系登台表演时,我陡然想起一本描写国民党时代普通人生活的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似乎有一种被当众鸡奸的屈辱,几乎头都没抬。其他五位同学也一个个无精打采,再也没有头次自发朗诵时那种神采飞扬全身心投入的劲头。诗读到一半时,赵菊荷在众目睽睽下离开了会场。

几十年后,我方从网上得知,一贯英明又伟大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现了前段运动出现了严重扩大化的问题,下了新的指示,要“刹车”。工宣队此举是在用实际行动落实上头最新指示精神。只是出于一贯维护专制者面子的传统,文件精神不能向群众明说,待将来为你“恢复”名誉时,使你产生重新回到娘的怀抱必然感激涕零的效果,让你像傻子一样感谢党的“宽大政策”,继续“娘打孩子有理”的愚忠。当然,田光荣、周文芳、梅大姐和我此时都尚蒙在鼓里。

若干年后,我读了一位老科学家对文革经历的回忆,他似锥心泣血般地控诉:“那时对知识分子真没有一点人味,一边用鞭子抽着,一边叫你卖力”!我那时算不上知识分子,加头凑尾是一个比高中生只多读了一年半书的在校学生,也早早领悟了“边打边用”的痛楚。

中央那个“刹车”的指示下达了,但“一打三反运动”的战车在全国各地仍以巨大的惯性往前冲。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特色,上面有利于民众的好政策说停止就能停止,要执行却是千呼万唤。进入五月份后,像三、四月份那种一轰而起集中揭发批判某些人的大字报没有了,但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长期的,工人军人宣传队仍未放松用毛泽东思想对我校这块上层建筑领域的占领,仍然把眼睛瞪得像牛卵子一样大,密切注视着师生们的一言一行。除少数积极分子外,大多数老师和同学仍然生活在战战兢兢的状态中。

有一天,不知哪位无耻之徒,检举我系原党总支书记彭崇熙与其在我系当老师的妻子专程到县城旅社住了一夜。此事虽未写成大字报,也被工宣队扩散得全系甚至全分校皆知。自从我们搬迁到乡下后,教师中的夫妻,也像洪秀全搞的“男营”“女营”一样截然分开住宿。彭书记在老毛搞“三结合”后,没有公开“亮相”,原革委会也没有斗过他、批过他、为难过他。工宣队统揽大权后,他一直谨小慎微得像个小跟班,他的妻子也一直很低调甚至我们许多同学还不认识。如今夫妻俩在县城住了一夜,就被众人当做“丑闻”沸沸扬扬地议论,两口子被搞得头都抬不起来。本来是半军管在践踏人权,应受谴责,反而给他俩安上“革命意志衰退”“生活腐朽”“资产阶级思想大暴露”等等恶名,是非颠倒到何种程度!与此同时,有人悄悄议论,有次路过工宣队宿舍时,看见一位军人正抱住一位女同学亲嘴!

二班余思成同学原来与我一个班,半年后分到二班,算是个中期造反派。有次不知他跟哪个同学发生了争执,回了句“现在还不是你们‘老保’当家!”工宣队闻知后勃然大怒,立即对他进行了全班批判。逍遥派扬茂友同学在水库钓了条十斤的大鱼,他本人高兴,众人好奇,马上有人贴出一张题为《十斤重的大鱼说明了什么?》的大字报,上纲上线地分析为“对运动漠不关心”!对前期无辜被整受批者还不允许你难过,有运动骨干分子写出一篇《破罐子岂能破摔?》的奇文,居高临下地教训他们“要振作精神,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一打三反’运动进行到底”!请看,这就是当年中国的大学教育,这就是当年工宣队信任的“优秀大学生”!有人说当今大学堕落了,其实六十多年来,大学哪一天没在堕落?

在运动疯狂高潮过去、余威继续存在的形势下,许科甲约我谈了一次心。我跟许君算不上共同造反的战友,算得上是惺惺相惜的文友,同处过一室的好友。他告诉我,自从我被派到外面搞专班后,他就孤掌难鸣了,当你们组的吕佰鉴出头、牛庆元支持、哪些人哟嗬要贴你的大字报时,我真是急死了!许科甲的介绍与我的判断大致不差,我想他的昏厥也就发生在那一时段。最后他说,看来还是毛主席说的对呀,对景阳岗上的老虎,你不斗它,它就吃你,我俩心肠都太软了!

女同学饶丽英自到漳河后从原三组分到我们组,是系里和班上的文艺骨干,性格开朗活泼,当时她经人介绍刚与一名军人“闪婚”(那个年代军人吃香)。在一次全室学习讨论人还没有到齐时,她闷着头坐在我旁边。我随口一问,你还有什么不顺心的?她说,只因我有部小收音机,前段就被人揭发说我偷听敌台。看来,有思想包袱的不止我一人。还有一次,李祥瑞告诉我:“那时我们寝室分成两派,斗争可激烈了,我和欧本刚公开保你,吕佰鉴要搞你,我们实在搞不赢”。是啊,由工人军人操纵的“一打三反”战车,比“百万雄师”开的武斗改装车,威力何止大十倍百倍,凭个人之力怎么“搞得赢”呢?“百万雄师”的改装武斗车冲进我们校园时,我还能靠个人能力化险为夷,当被国家机器驱动的“战车”作为碾压对象时,我怎能躲得过?大凡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人,不都熟知“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时时警告一小撮“阶级敌人”,不要“螳臂当车,自取灭亡”吗?李祥瑞从来没有参加过造反派,在“七.二O事件”后全班集体活动中只随随大流,因其年龄小个头也小,大家都喊他“小李子”。看到李祥瑞天真纯朴的表情,我特感动!即令在最无理性的政治高压下,也不乏与我关系平平的同学,保持着做人的良知!

〔4〕恋情风波

良知真是一个难以捉摸而又可贵的东西,有时,你认为关系最亲最应具有良知的人,却在你最需要的关头,丧失了它!

自从与赵菊荷确定朋友关系之后,我洗被子她总会主动帮忙。那一天中午,为少给她惹麻烦,我洗净晒干被子正准备装钉时,她来帮忙了。她的出现,自然使我感动,就打个招呼说“你来了”!她轻轻“嗯”了一声,就在对面帮我用针缝。不一会,陈君艺来了。陈君艺来我毫不奇怪,她既是赵菊荷的同乡好友,与我平素交往也不差。这时,赵菊荷一边低头缝着被子,一边说:“我们散了吧。”声音不大,但对我来说无异是晴天霹雳!我立即反问一句:“为什么?”我这一问,她倒不做声了。谁知陈君艺在一旁却急不可耐地说:“这还要问的?事情明摆着…”什么“事情”?她不再往下说了,似乎是铁板上钉钉子,我已被打成了反革命,若恋爱关系再保持下去,就会株连到赵菊荷,只是我太不明白这层利害关系、太缺乏自知之明而已!精明,精明,陈君艺真不愧是个精明人!若是赵菊荷一个人来,纵使她再无情无义,也没有勇气回答我的“为什么?”唯有陈君艺来,才能以“旁观者”的身份说出赵菊荷自己也羞于出口的理由。明摆着,这是预谋好了的一出双簧!顿时,我觉得血直往头上涌,心如刀绞般的痛!如果说,赵菊荷的“反把”我反反复复当做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担忧过的话,陈君艺的“助纣为虐”真使我万难预料!陈君艺,你个见风使舵的变色虫,在你失恋的时候,在你当“狗崽子”被男友要甩掉的时候,我是怎样对待你的?这个时候,你适合说这样的话吗?

不知是愤怒还是出离愤怒,我没有再说一句话!被子钉好后,我默默地抱起来走了。

此后,我陷入了正常人都能体会的失恋状态,那就是痛苦痛苦再痛苦!我不由想到了我们交往的一幕一幕,想到了她在我面前的一颦一笑,想到了她转告我的“最好的一对”,想到了她告诉我姨妈“羞”我时的一脸开心,想到了刘邦华同学写的取笑我们谈恋爱的诗句:“茫茫大地半尺雪,菊荷含笑夜送客,脉脉深情情不断,窃窃细语语不绝”,想到了在工宣队进校后,我们在一起怎样共同反感那种毫无理性的“清理阶级队伍”…为什么现在我遇到这点风浪,你就忽然失去判断力了呢?别人可以借“运动”来无端诬陷我,以邀功,以自保,以当积极分子,难道两年来的亲密接触你也不了解我?难道你也会相信那些胡说八道?难道那几张背着我写的大字报能将我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并损毁你好大的光辉前程?…这些众多的“为什么”,无数次啃噬着我的心,使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这个人行事一贯光明磊落,自尊心强,从不愿意低声下气求人。在突然遇到爱情危机的时刻,我想到在枣阳玩时,她舅舅一家人既真心喜欢我(她的一个表妹还当她的面向我这个哥哥索要过我的一张剪影照),她舅舅舅母又通情达理。她爹妈死的早,舅舅最亲,我何不向她舅舅说明这件事,请她舅舅出面教教她如何处理这道难题呢?怀着试一试的念头,我给她舅舅写了第二封信(头封信是从枣阳回校后写的感谢信加问候信)。

我以前的学生生涯,一直在老师的表扬声中和同学们的友谊声中度过,还没有碰到过什么钉子,我既没有伤害过别人(对徐时澍老师是个特例),也没有人敢公开欺负我,即使那几个揭发我“反革命言行”的无耻小人,也只能在老王支开我后,在背后捅刀子。因此,我与赵菊荷的“情变”,虽然错不在我,但强烈的自尊心也促使我不向任何同学诉说,只能把它深埋在心底,用自己的舌头一滴一滴地舔着自己心头上流出来的血!黄福才同学在送饭时说的“鹦其鸣矣,求其友声”一语,虽含有同情我提醒我的良好愿望,但对我来说,还真用不上!

尽管我没有主动地“求其友声”,但失恋的痛苦毕竟难以掩盖,还是有“友声”陆续传来。首先发出“友声”的,竟是一个我预想不到的“小人”。黄运林是原三组的,身高不足1.60米,是恩施哪个县农村来的我记不清,平时不显山不露水,与我素无交往。正因为与我没有交往,所以在吕佰鉴发起酝酿对我贴大字报时,他可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公事公办地支持吕佰鉴的“革命行动”。一天,饶丽英同学悄悄告诉我,黄运林现在可着急了,他向我说,没想到赵菊荷会是这种态度,我们贴大字报只是搞运动,若是赵菊荷再做出对不起你的事,你有什么意外,我们岂不是在犯罪?黄运林会支持吕佰鉴咬人,早在我预料之中,许科甲也透露过一二,其行为虽然带有国人在“运动来了”时的共性,但起码还保有做人的“底线”。

李玉华是我的老友,性格内向,一般情况下寡言少语,但若要张口,必定说在点子上。一天,他对我说,你要使尽浑身解数了,要是项德芬在这里就能助你一臂之力!项德芬李玉华已经结婚,此时项德芬回老家生孩子去了。项德芬性格泼辣豪爽,曾在全市女子5000米长跑比赛只取前30名时力夺第29名,也是班上文体活动骨干,既与赵菊荷原同一室,又深知我与赵的关系匪浅。一年半前,项德芬、朱芝华、陈君艺甚至赵菊荷对肖玉被人挖墙角一事尚且那样义愤,今日若在,她这个没有把柄的一般群众岂能作壁上观?在项德芬走后,原来与赵同寝室关系又密切的,除陈君艺外,就只剩朱芝华了。朱芝华虽然与我也十分熟识,但在造反派挨整的大气候下,她这个当过系革委会唯一女委员的同学自己都包袱重重,怎好去请她给我帮忙?其他女同学,要么与我是泛泛之交,要么说了也无益。这样一分析,就坦然地对李玉华说,我没有“解数”,也不想请谁帮忙,了不起打一辈子光棍!事过19年后,我在随州住了一个多月的行长培训班,几乎天天晚上到李玉华家中玩,免不了谈起往事。果然,除了李玉华大骂某人连挖墙角不是东西、某人以怨报德太不够人味之外,项德芬十分惋惜地说,如果当时我要在漳河,情况可能会好一些。当然,这是后话了!

〔5〕批斗彭勋

大约在六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分校”全体师生集合到三十多里外的“本校”,参加全校师生员工批斗“反革命分子头目”彭勋的大会。自从一年半前彭勋舌战贾培培后,我们没有再见过他,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了!龙名鑫、谢邦柱、黄牛、叶天放等校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常委,因毕业分配,早已风流云散,彭勋、张维荣老师就成了硕果尚存的造反派头面人物。大会主席台上的气氛与运动初镇压“六.二O事件”无异,只不过主持人由刘少奇派的工作组换成了毛泽东派的工人军人毛思想宣传队,批斗的对象都具有独立思考争取公义的共性。据辨证法说,人类的历史是作蜗牛状前进。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在不断地恶性循环,一直折腾到他死时天怒人怨,国民经济崩溃!

这一次批斗会,除了那个半文盲工宣队队长讲了话外,还有一个军官也讲了话。军官的讲话自然威严许多,水平也高超若干,进一步强化了会议的压抑感。他们宣布彭勋的主要罪行有,搞派性斗争,武斗,篡夺领导权,炮打省革委会武汉军区主要领导,支持反动流派“北决扬”等等。台上在一一公布彭勋的这些罪状时,我想台下坐的众多的有良知的师生,无论是造反派或保守派,都会在分析判断台上人讲的“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我当时想的是,在武汉“钢派”“新派”两次派性斗争中,“新派”总是被动招架,彭勋每每要求“新湖大”成员要“克制”,不要火上加油。我校造反派除了七.二O前在民众乐园被迫对“百万雄师”挑起的武斗进行过自卫外,就是在校园屡遭“百万雄师”侵犯时,彭勋和临委会也不主张“武卫”,他搞过什么“武斗”?说他篡夺领导权,校党委不是工作组踢开的吗?“夺权”不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两报一刊”公开鼓噪的吗?“炮打省革委会武汉军区主要领导”,不是重弹贾培培老调、彭勋早就说清楚并驳回的吗?至于“支持反动流派‘北决扬’”更加荒诞不经。莫说多年后执政者给“北决扬”平了反,即令当时,武汉“新派”不也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北决扬”并仍然被工宣队当做彭勋“搞派性斗争”的一大理由吗?听着台上言之凿凿地公布彭勋这些莫须有的罪行,我不禁暗想,这是一群该要多么无耻多么无德的乌龟王八旦,才能如此蛮不讲理地闯进我们学校来作威作福啊!

在主持人厉声宣布把“反革命头目彭勋”押上台来之后,三四个大汉又是反剪双臂又是强按头部把彭勋从后台往前推,彭勋倔强地尽力把头部往上抬,扭动着双臂挣扎。即使在众多工人军人压阵的淫威下,看到昔日斯斯文文的老师受此辱凌,台下至少有百分之四十的同学还是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阵阵“啊啊”的抗议声!主持人见众怒难犯,赶快叫那几名打手松手,彭勋在抬头的过程中,对旁边的一位说:“你们可要警惕再犯错误啊!”待他把头抬起后,又夸张地把颈项向后仰仰,把双臂甩了一甩,做了个放松的动作。这无声的动作无疑是向主持人和那几个打手抗议,你们这样做违反了“不许武斗”的政策!彭勋就是彭勋,哪怕身在矮檐下,也不肯轻易低下他那颗高贵的头颅!

接下来,自然是官方早就选定的人上台揭发批判。我至今还记得有这样两个情节。

一个是原经济系农六四班一姓张的高个子同学,控诉彭勋在“七.二O事件”后,如何支使人迫害他,叫他站在桌子上低头认罪、一屋子人怎样整他斗他等等,讲得声泪俱下,鼻涕涟涟,不知内情的人确实会被打动。他一边控诉,一边声色俱厉地质问彭勋有没有这回事。彭勋听后,双手一摊,回答道:“我像在听天方夜谭”。这件事对彭勋来说,的确是“天方夜谭”,但我清楚。在“七.二O事件”后,全校有些班确实出现过造反派对参加过“百万雄师”或原在“六.二O事件”后整过师生黑材料的“左派”师生进行报复的现象。这种现象完全是自发的。如我们系,有的班辅导员如杨顺羽老师被批过被打过,段文波老师被批过被惩罚她洗过厕所,但我们班的辅导员易楚序却一直安然无事,因为我们班造反派想都没有想过这回事。有些班的保守派头头被班上批判过,挨过打的也有;像我们班当时就没有对原文革小组领导成员搞过这些事,当有几个同学要把家庭成分坏的汪惠明同学当“软柿子”捏时,我尽管不是头目,也激烈反对,他们执意要开他的“批判会”时,我特别嘱咐他们不能打人。这不是说我有多么高明,而是汪惠明入校后一直是我文艺演出的伙伴,我能理解“子女们”在歧视环境下的鳖屈。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造反派掌权的校临委会或革委会从来没有布置过这种事!农六四班这个发言的同学与我的一个中学校友同班,故我了解这个班的情况。这个班钢派同学在全校各班中占比最大,打他的人是钢派同学。他自己控诉的是“一屋子人怎样整他斗他”,就恰好证明了他是在寝室内遭受的同班同学的报复,彭勋会专门跑到他们班去支使学生斗他打他吗?怎么能把这个屎盆子扣在彭勋头上呢?这个被工宣队物色来对彭勋进行张冠李戴控诉的同学,其时已经分配。在我们分配时,又被工宣队相中调回当了留校教师。

第二个情节是,一人上台质问彭勋是如何炮制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的“黑材料”、怎样“反军乱军”的。彭勋回答,自己也好、新派也好,没有反对过刘丰和武汉军区,没有整过刘丰的“黑材料”。去年武汉钢新两派代表被中央召去解决武汉问题,在会上谈得好好的,我回到武汉一下飞机就被拘留了,我也不知是咋回事。他刚说到这里,马上被主持人打断!此后,会议就只剩下揭发、批判和呼口号,再没有面对面的质问,也再无彭勋声辩的机会了。从那次大会以后,我再没有见到过彭勋了。

彭勋到中央文革开协调会后下飞机被拘留,与四年前师生代表到省委请愿回来下车被批斗,是多么相似的惊人一幕啊!湖北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仿佛给人们开了一个玩笑,从批斗师生起,到批斗师生终,画了一个大园圈,我们却为此白白付出了四年青春!

批斗彭勋不久,从“本部”又来了一个工宣队的工人,在“分校”召开了一个两系师生大会。他含而不露地传达了中央“运动刹车”文件中要“掌握政策”“分清两类矛盾”的若干精神,同时带来了一个骇人的消息,经济系的一个同学(名字我忘了)抗拒运动,在树林中上吊自杀了。这个消息一公布,全场顿时鸦雀无声!是整人者在忏悔整人的冷酷,还是受整者因兔死而狐悲?与会者是慑服于运动的巨大威力,还是在感叹生命竟那样脆弱?至于台上那个人再讲些什么,同学们也无心听了。散会后,同学们严格遵照工宣队“不准瞎议论”的要求,对一个同类生命的消失集体缄口不语,活像一群沉默的羔羊。

这个同学我也还熟悉。1968年工人军人宣传队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我和他抽在同一个专案班子。能抽在专班的,说明已通过了工宣队严格的政治审查。当时主持专班的军人强调每个人要搞好保密工作,不得泄露自己分管的办案情况。为避嫌,大家互相接触都不多。我只记得他个头不高,也瘦,常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上衣,一看就是农家子弟。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全专案组近40人,只有他一人晚上住在办公室,床头上放有《资本论》等一撂理论书。若手头无工作,他就坐在床上专注地学习。我猜想他之所以自杀,必定与钻研这些书籍有关,正如郭沫若的一个儿子因成立“学习马克思主义小组”被整死一般。

有学者在文革结束后著书评论“一打三反运动”时说:“这个‘一打三反’的目标集中于文革以来‘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各地文革中的对立派虽已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大致解决,最后的镇压,特别是对思想犯、政治犯的镇压,却是在七○年完成的”。

从这个同学自杀一事看,此论不谬!

这是我校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三个惨死者。法律系何一华同学死于1967年6月保守组织“百万雄师”的疯狂武斗,副校长林山死于1968年工人军人宣传队主持的“清理阶级队伍”,经济系这个同学死于1970年工人军人宣传队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何同学之死,校临时权力机构还给个“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向其家人慰问抚恤,在全校公开赞扬;林校长和这个同学之死,实际掌权者诬其为“叛徒”“反革命”,尽量封锁消息。两相对比,谁光明,谁卑鄙?谁该被原宥,谁该受谴责?可以说,他们死亡的原因与我校造反派没有一点关系,全部来自官方或半官方!然而,文革结束后,主流话语却把文革中的恶行统统推在“文革造反派”头上!假若鲁迅先生在世,必将愤怒得又一次重复:“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6〕心在流血

批斗彭勋之后的一天晚上,赵菊荷约我会面,这是继钉被子后我们俩的第二次交谈。她告诉我,她舅舅来信了。我问,你舅舅怎么说的?她没有正面回答,却说,这件事我还没有告诉他们,你既然说了,我就不用再写信了。说毕后,一言不发站在那里。

他舅舅的意见我分析有两种可能,一是他舅舅反对她的做法,二是以不了解更多的情况为由叫她自作主张。如果他舅舅是第二种态度,她一定会直接地或委婉地说出来,她既然不说,就表明她舅舅不同意她的做法,她也不愿意采纳她舅舅的意见。正因为如此,她才无法回答我“你舅舅怎么说的?”问题。她再补一句“这件事我还没有告诉他们”,表明至少到目前为止,她还有一点羞耻心,对自己最亲的长辈也不敢说出自已无德的行为。但为了“划清界线”,为了不影响自己的远大前程,她还是要固执己见,坚决与一个相恋经年的“现行政治犯”划清界线!见她说完后还站在那里不动,似乎要当场得到一个她满意的表态使她不再背负前行的包袱方才罢休,我二话没说,掉头就走。

孤独痛苦,辗转反侧,左思右想,心绪难平!

在最痛苦的日子里,给我带来最大慰藉的,不是威力无比的“红宝书”,不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没有也无法按“出了问题怎么办?毛主席著作找答案”的现成公式去寻求解开心结的钥匙,而是反反复复默读抄在日记本上的一首俄罗斯普希金的短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成为亲切的回忆。



读啊,想啊,回忆啊,反思啊,一遍,两遍,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遍灵魂上的自我拷问和道德上的自我审判,我终于肯定我是一个不幸的文革参与者,是一个无辜的运动受害者,是一个对得起女方的恋人,也应当做一个能正视冷酷现实充满自信的男儿!我不需要她来恩赐怜悯,更不会恳求她来施舍爱情!

这样的女人不值得爱!尽管我对她付出了两年多的情感,尽管我与她的关系得到了双方长辈的认同,尽管我与她的恋情得到了我哥姐和她表妹及她众多乡亲的赞美,尽管我与她的未来受到过众多同学的祝福!

这样的女人不值得爱!虽然她曾大大方方地与我的家人合过影,虽然她曾高高兴兴地领我到她老家认过亲,虽然她曾实实在在地陶醉过我们是“全系最好的一对”,虽然她也曾明明白白地指责各类“运动”太无人道理性!

这样的女人不值得我爱,我不能保证我一辈子都顺风顺水!这样的女人不值得我爱,我不能做到事事都要俯仰于人!这样的女人不值得我爱,我无法制止别人在我背后施放冷箭!这样的女人不值得我爱,我预想不到今后还会有什么样的“残酷斗争”!

没过几天,陈君艺找我来了。她转达赵菊荷的原话说,天气热了,你箱子里面装的衣物要拿出来晒晒了,不然会发潮发霉。我理解这句话的内在涵义,那就是赵菊荷已认为我们的恋情该一刀两断,她再无帮我保存和管理衣物的责任义务了;只有我把箱子拿回来了,才能断绝我对她的最后一丝情缘,她才能毫无羁绊地重新开始。

陈君艺见我作沉思状,又说:“一开始我也多次劝导过她,说这只是个小事,但她听不进去。就连梅大姐以前也说过,她原来对赵菊荷那样好(她是梅任团支书时发展的唯一团员),后来保守派垮了,赵菊荷见了她理都不理,比造反派同学还冷淡。你想,她那么固执,我怎么劝得好呢?”

陈君艺说这番话时显得十分诚恳,也表现出对我爱莫能助的关心。毕竟我们也是老朋友,她没有非要拆散我们的动机和理由。替她作想,在讲阶级、讲成分、讲突出政治的大环境下,她必须比一般人表现得更紧跟更革命才能适应形势需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生存之道呀!再说,她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尽管与赵菊荷是同乡是好友,她又岂能看不清我们俩谁是谁非?她劝过赵菊荷我相信,她劝了没有用我也相信!这样一想,我不仅对陈君艺的怨气怒气大大减少,而且通过她介绍梅大姐对赵菊荷为人的切身体会,更进一步帮我认识到赵菊荷的势利眼和对谁都能翻脸无情的本性,更加深刻地理解到“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辨证法。有此一念,我原谅了陈君艺缺少正义感的“以怨报德”,让她转告赵菊荷,等过两天我就去拿。

没等过到两天,肖玉同学和我谈了一次心。肖玉长我两岁,遇事比我冷静,对待恋爱中出现的波折也比我有办法。他听我说赵菊荷叫我把箱子拿回来时,就说,你莫慌拿,等我去做做工作再说。我对肖玉的建议虽然不抱多大的幻想,但对肖玉在我最难过的时刻能第一个挺身而出直接劝解十分感动!我为什么会不抱幻想呢?因为这时已经失去了正常的舆论环境,我的处境与去年肖玉的处境大不相同!

这一天在路上碰见郭贵秀同学。郭贵秀与赵入学后一直同组,在文革中算是个标准的逍遥派,在我眼中是位对人和蔼超然物外的老大姐。不承想,她也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进展。她告诉我,她们寝室人多(全班8个女生同住一室),有些话不好对赵菊荷当面讲,她父母死的早,缺少关爱,叫我耐心些,多多与她勾通。最后她说了一句,你们这长的关系能说断就断?

郭贵秀的本意虽好,但也提示了我,赵菊荷父母早亡,幼失庭训,本人缺少关爱,也不懂得如何爱人!若用老百姓的话说,不就是“有娘生无娘教养吗?”

就在与郭贵秀路遇的当天晚上,我从专班回来后从来没有搭理过他一次的工宣队老王找我谈话。他一开口就说:“群众运动嘛,就是这样,你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你要不暗中操纵,急于立功,“群众”会贴我的大字报?我与这些“群众”相处近五年,他们以前怎么不这样干?是谁以“革命”的名义,最大限度地激发出他们身上潜在的人性之恶?他见我默不作声,又用关切的口气说:“近来与赵菊荷的关系么样?你要叫她不要胡思乱想”。见他提到这件事,我气不打一处来,脱口而出:“还能怎么样!”他见我激动的样子,似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知是真情还是假义,生气地说:“不像话,真不像话,我要找她好好谈谈!”我一听这话,心中怒骂:“你他妈莫猫哭老鼠假慈悲了,老子不稀罕你帮忙!”

老王果然是假慈悲!临走时,他仿佛刚刚才想起来似的,顺带说了这样一句话:“有人反映你和赵菊荷有过不正当的关系,你仔细想想有没有这回事?想清楚了来告诉我。”

听到老王这貌似随意的一问,我不由愣住了。卑鄙啊,真卑鄙啊!你们不仅想搞我的“政治问题”,还想把我打成“道德败坏”之徒,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尽管我与赵菊荷过从甚密,在柳州我换衣服她不避嫌,在枣阳她能半夜起来关心我失不失眠,我不乏“乱来”的机会,但我一直恪守“清清白白做人”之道,从来不行非礼之事。尽管发生过“那事”对女方的名誉损伤更大,但我也不能任由那些以整人为乐事的肖小们向我身上乱泼脏水,然后再得出“整得不冤”的结论,露出快意的笑脸。这空穴来风的“反映”,来自哪里?想到文革中大量夫妻反目、兄弟相残、背信弃义、杀友自保的丑恶,决定先去找赵菊荷问个明白!

第二天,我第一次主动把赵菊荷叫到无人处,问她“我们在一起‘那个’了?”这一次她倒很快地回答道:“听谁说的?”见她回答得如此干脆,我略微放心,就说:“为什么老王会那样问我?”赵菊荷随即说道:“那你自己去找他说嘛。”这是我与赵菊荷的最后一次对话,双方交谈得那么顺利,恍然使我回到热恋时声息相投的状态。由于造谣者太无耻,我不屑再去找老王澄清这件事。

没过两天,肖玉到我寝室走近我身旁,低声说了一句话:“你把箱子拿回来。”

我二话没说,朝我班女生寝室走去。这是三个月来,我第一次踏进只隔一间小屋的女生宿舍。在这间十平米左右的小屋里,曾留下我多少次出出进进的身影啊!我挤坐在赵菊荷的小床上和她们一起有过多少次谈笑、吃过多少次饭啊!今天,该是我最后一次踏进这个熟悉的房间吧!一进门,朱芝华、梅大姐、曹瑛、郭贵秀、安保玉、陈君艺、饶丽英及赵菊荷似乎都在,她们有的坐在木棍搭的床上看书,有的在闲聊。我一进门,没有向往日一样和这些老同学们打招呼,她们从我毫无表情的脸上感觉到哪儿不对劲,一起盯着我。当我熟练地从赵菊荷床下拿出木箱准备提起来时,她们(应该不包括陈君艺及赵菊荷)才意识到我这一次不是来拿换洗衣服的,一起陷入了沉默。那一刻,空气仿佛凝固,整个房间静得掉根针都听得见。在她们的注目礼中,我提起木箱往门外走去。木箱里面,安葬着我那刻骨铭心的初恋!(预告:下一节:我的绝地反击及“一打三反”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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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4-12-08

第十六节:四十年后的同学欢聚和沉思

作者:诚言2014-11-09 21:02
第十六节:四十年后的同学欢聚和沉思

1、我在文革后期的人生扫描

1972年春节过后,我来到鄂西北大山深处的一个地方国营煤矿当会计。这个近200人的小煤矿位于离县城30多里远的高山上,工人是“亦工亦农”身份,“两班倒”地下矿井开采石煤,月工资在30元至36元不等。在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我们每天仍然要坚持早上一个小时“天天读”,晚上政治学习一个小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矿上有一个被学校视为“有政治问题”的中专毕业生,仍旧生活在“监督改造”的阴影下。年青工人发生一点磨擦,负责抓政治思想工作的副矿长总要上升到“阶级斗争新动向”的高度大做文章。为落实干部劳动制度,矿上全体干部和后勤服务人员每个星期最少下矿井采一天煤。虽然矿山条件艰苦,对我这个经过军垦锻炼的“国家干部”来说,倒也得过且过。

“9.13”事件后,毛泽东把“批陈整风”运动又转入“批林整风”运动,其麾下的一文一武两员干将被先后推上政治祭坛。陈伯达,这位中共党内公认的头号理论权威,曾写出过《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一系列机关枪式的政治论著,为毛泽东打江山造足了舆论,没料到自己今天也成了“窃国大盗”、“人民公敌”。林彪,这个曾写入《党章》的“接班人”,一生戎马倥偬,转战南北,在毛“倒刘”的初期,还自信十足地总结出“夺取政权靠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两杆子”的著名论断,如今竟落个死无全尸、葬身异域黄沙的悲惨下场。他们为何开罪于伟大领袖呢?原因是他们想要叫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老毛不干!于是,高层又上演了一出“以设国家主席为纲”的反党路线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之间的“第九次党内路线斗争”。这种任何一个天才作家都构思不出来的魔幻剧,由毛泽东这位浪漫的诗人,挥洒极权的大椽创作出来了。在“批陈”“批林”运动中,报纸广播天天宣传毛泽东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所谓“三要三不要”最新指示。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他文革前整彭黄张周及文革中整彭罗陆杨、刘邓陶贺、王关戚、杨余傅、林陈黄吴叶李邱及上百万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上千万“革命小将”的一系列“战迹”,这个大搞个人独裁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老手,怎么好意思来教训别人不搞分裂不搞阴谋诡计?  

1973年9月份,我被抽调到县委工作队在农村住队,领导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搞“农业学大寨”。在住队期间,我进一步了解到农民劳动的艰辛,生活的不易,对所谓的“五类分子”,始终保持人道的同情。(参见拙文《刻骨铭心的送别》)我住过了两个生产队,合计时间有一年半。这两个队人均口粮都只有30斤左右的“毛粮”,以自产苞谷为主。一个队的“劳动日”是0.32元,一个队的“劳动日”只合0.27元。男社员每月规定“出勤天”28天,满劳力干一天活记十个工分(即一个“劳动日”);女社员略有区别,姑娘26天,有孩子的妇女不少于15天至20天,女劳力一天最多挣8个工分,少则5分4分。住队期间,工作队除了抓农事安排、改组大小队领导、清收外出劳力、割资本主义尾巴、密植、预留行、督助完成交统购粮统购猪任务外,就是组织农民利用一切农闲时间搞“治山治水治土”。

那时盛行的口号是“大干促大变!三年建成大寨县”!“万里千担一亩田,石头缝里夺高产”!还有就是毛泽东的一个“最新指示”,大意是“大寨能做到的,你们做不到?一年不行,二年不行,三年四年怎么样?”我所住的大队是二高山,“三治”的内容就是炸山垒埂填土造“大寨田”。对改变山区平田平地少的面貌,我认为很有必要。所以我在工地上,既负责测量土石方,给各个小队分配任务,计算应搭配的“补助粮”,又负责广播宣传,表扬好人好事,有时间了和社员一起挖土垒石。早上,社员天不亮出工,晚上,顶着星星回家。而我则住在工地,吃在工地,每天早上老早来到工地登记各个队来的早晚,以写稿表扬哪个小队出工早、进度快、工程质量好。总之,工作十分卖力,县、局领导十分欣赏。直到春节前四天“三治”工地才歇工,正月初八又正式开工。正因为对土地有这样一段深沉情缘,目睹当今社会各地官商勾结,大肆毁损和贱卖农村好田好地,真为当年的劳动成果被人恶意糟蹋毁坏而痛心!

同年8月,召开了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届大会钦定的“接班人”及“林彪集团成员”受到众口一词的痛批,对死者恨不得鞭尸,对活着的清理出局,王洪文当上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当上常委,江青姚文元进入政治局,“四人帮”正式形成。中共“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

根据“十大”精神,张春桥撰写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发表于“两报一刊”。当时除了少数体制内享受特供的掌权者外,全国人民又苦又穷。这篇文章的作者却以毛泽东的一系列“光辉教导”为立论依据,自封为“无产阶级”,大谈对子虚乌有的“资产阶级”如何实行严酷有力的“全面专政”。今时大名昭著的《红旗文稿》《环球时报》抛出的 “社科理论专家”鼓吹的“不能用法治代替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不输理”“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100年以后也会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等文章,无非是袭用老谱,拾人牙慧,与张氏臭文出自于文革极左理论一个娘胎。

在1974年元月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听到中央文件中传达了毛泽东反对“三箭齐发”一个讲话:“从后门进来的有好人,从前门进来的有坏人”。这个从天而降的“批林批孔运动”虽然与我无涉,但听到毛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开后门”这样评说,还是忍不住想,什么混账逻辑,这不是公然纵容有权力的人去“开后门”吗?

从毛泽东当年公然包庇“走后门”,到文革结束后另一党内大佬鼓吹“用自己的孩子放心,不会挖祖坟”,到1989年武装弹压“反官倒,反腐败”的学生,直至今日全国资财过亿者中高干子女占91%,特殊利益集团不断坐大,历史脉络不是清晰可寻吗?

更想不到的是,在文革初期北师大学生领袖谭厚兰奉江青之命率人到山东曲阜挖了孔子的坟、拆了孔子的庙、毁了孔子的林之后,毛泽东无视自己“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总结继承的讲话,1974年又无事找事地把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与死去的林彪拉扯到一起,开展了“批林批孔”“批儒评法”运动。看来,毛泽东还嫌文革初期“破四旧”运动对孔子的惩罚不到位,现在又借清算林彪罪行之机,对“孔老二”再进一步开展精神上的扫荡。那时最著名的一首儿歌这样唱道:“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在“批儒评法”中,毛江一伙把孔子作为“儒家祖宗”骂得一无是处,郭沫若吓得连连低头认罪,把秦始皇、汉朝吕后、唐朝武则天封为“法家代表”,梁效、杨荣国、余秋雨一类马屁文人立马把他们吹上天。这就是执政者当年所开展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比照现如今全社会一方面从上到下提倡虚无缥缈的“国学”,满世界大办“孔子学院”,到“传统文化”里去“寻根”,神州大地处处耗资重建历史古迹赝品,再想想四十年前毛泽东团队的荒唐之举,前后三十年不知道叫人们如何“对接”得起来?

1975年,我调到南昌。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后,巧妙地把毛的三句话捏合在一起,提出了“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治国策,全国各项工作慢慢有所起色。谁知最大领袖毛泽东对邓小平不得不借用他的讲话来恢复国民经济的无奈,也不能容忍。他愤怒地批驳:“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翻案不得人心!”这些罔顾国情无视民意的“圣旨”一下达,“两报一刊”无不照例地“高瞻远瞩、明察秋毫”地吹捧一番,邓小平再次下台。看来毛泽东不斗到生命最后一息,不把中国人民斗到山穷水尽全面赤贫哀鸿遍野,他死不瞑目!随着毛泽东颠三倒四地一声令下,神州大地又刮起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十二级旋风!

在国家满目疮痍、党心民心尽失的时候,各级电台播送的最时髦的一首歌曲,是著名歌唱家耿莲凤张振富的男女声二重唱《祖国一片新面貌》。歌中他俩欢快地唱道:“哎!山也笑,水也笑,毛主席革命路线指航向,形势无限好哇”!“哎!天也新,地也新,一代革命新人在成长,一片新面貌哇”!不少所谓的“革命文艺战士”,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不仅说不出一句真话,而且马屁声声,颂歌悠悠!这就是“红歌”!这类给国人灌迷魂汤打麻醉药的“红歌”,从建政之日起直到今天,仍旧很吃香,被一帮人视为“正能量”!这一年,河南安徽一带发生了死伤数十万人的特大洪水灾害,为了“不影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健康”和全国人民“莺歌燕舞,形势大好”的幸福生活,这一重大悲剧被官方全面封锁,新闻工作者整体失声!

1976年,是中国人民大悲大喜的一年,也是中国现代历史大转折的一年!

元月份,周恩来总理去世。在信息刻意被封锁的环境下,我和中国善良的老百姓一样,不可能知道周恩来在文革中“相忍为安”、甚至曲意逢迎毛泽东的一面,因而对周总理逝世既十分难过,又为国事将更加不堪而担忧,传抄了著名的《总理遗言》。在清明节前,南昌街头也出现了怀念周总理、支持邓小平、抵制毛江团伙倒行逆施的小字报和诗词。

4月5日,北京执政当局残酷镇压了天安门广场自发悼念周总理、抵制毛江极左路线的群众革命运动。这种不惜用武力大规模镇压人民群众的野蛮行为,再次证明文革《十六条》规定的“不许镇压群众运动”、“要文斗不要武斗”是多么虚伪!

不久,深孚人望久负盛名在文革初就被中央工作会议批判的“大野心家”朱德委员长与世长辞了!死了20多万人的唐山大地震发生了!在唐山大地震期间,中国政府公开拒绝外国政府和民间的一切援助,声称中国人民有志气靠毛泽东思想自力更生战胜震灾,要“抓深入批邓,促抗震救灾”!

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文化大革命闹腾了足足十年之后,天际终于出现了曙光!

9月9日,那颗“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无法挽留地陨落了,第二天清晨,八亿人民再也不靠他来东方红了!那个上亿人衷心敬祝了千遍万遍“万寿无疆”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没有活满83周岁,还是无可奈何地与世长辞了!据守护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后来撰文介绍,他临终前吐出的最后几个字是“我好难受,快叫医生”。

这个介绍我相信,“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嘛!谁还会要求一个垂危的病人高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呢?谁还敢要求他也昂首面对“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呢?比起他硬搞“三面红旗”饿死的几千万中国百姓,比起他从1949年开始推行的一轮轮“运动”下无辜丧生的上百万冤魂,他这点“难受”算得了什么?用西谚说,在上帝面前,生命都是平等的!用中国人话说,阎王叫你三更死,不会留你到五更!

再据介绍,掌权终身的毛泽东在临死前终于承认“只好在腥风血雨中交班了”,并忧心忡忡地对那条“毛主席叫我咬谁就咬谁”的“狗”说:“我死了,看你怎么办”?据此判断,弥留之际的毛泽东在十年文革闹得国穷民痍惨云愁雾铁的事实面前,最终还是从浪漫主义回归到了现实主义。

可惜,一旦回归到现实主义,毛的高瞻远瞩就马上失灵!以华、叶、汪领头的党内健康力量,兵不血刃地一举粉碎“四人帮”!天佑中华,中国人民避免了他一手酿成的“腥风血雨”!他不是担心那个老妖婆“怎么办”么?好办的很,秦城监狱围墙那么高,牢房那么牢固,打发她去那里去度过残生就行了!这一巨变,充分说明了历史是人民写的!这个世界无论离开了谁,地球一样转动!

人们欢呼啊,庆祝啊,打腰鼓啊,扭秧歌啊,著名演员常香玉高唱“大快人心事”啊,诗人贺敬之放歌“1976年,中国的十月”朗诵诗啊,哪种方式能表达获得“第二次解放”的兴奋与激动,人们就运用哪种方式!在万物开始复苏的神州大地上,各种报纸杂志逐渐恢复了应有的生机,作者、记者、编辑慢慢找回了久失的诚实。在当时的新闻媒体上,对十年文革毛的那一套定性为“封建法西斯”,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发动的一场场惨无人道的“运动”,归结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当时,“四人帮”一个个还好好地活着,谁是“庆父”,还用明说吗?

毛泽东死了,党中央马上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我的十年文革史也正式结束!

对给我带来屈辱、毁灭我初恋的“一打三反运动”,原湖北省委书记、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张体学同志在1972年说:“湖北整‘五一六’﹑‘北﹑决﹑扬’﹐全省搞了六十几万,确实搞错了”。1974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同志临走前在洪山宾馆召开军队师级以上干部﹑地方省革委会常委以上干部会议上说﹕“湖北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搞了几十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批的批了﹐不该抓的抓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张体学、曾思玉所说的清查“北、决、扬”“五一六”就是湖北的“一打三反运动”。众多像我一样不包括在“60几万”“几十万”之内的无数学生、工人、农民、干部,不也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了严重伤害吗?

1978年底召开的开启改革开放新航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毛泽东一生所办的“两件大事”之一—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否定!在粉碎“四人帮”中立下大功的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同志1978年12月13日在这个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嗣后,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2、40年后的同学欢聚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一眨眼,历史老人走进了2013年!

这一年金秋十月,我和退休后居住在十堰市的朱芝华同学登上了十堰直达广州的火车,南下珠海,去参加大学同学项德芬牵头并做东的同学聚会。这将是全班同学从大学毕业后,人数最多的一次聚会。

朱芝华从大学毕业后,与男友马铜铃双双回到朱芝华老家工作。朱芝华从县局局长位置上退休,马铜铃从县人大副主任职位上退休。我与朱芝华虽然工作地隔得较近,也难得见一面。在车站门口,看到她衣着入时风采依然款款而来时,久候的我起身相迎!

在卧铺车厢里,我们交流了这么多年来的经历,畅谈了各自的人生感受,我也向她回顾了大学毕业后我与项德芬陈君艺等老同学如何联系的经过…

我告诉她,1972年10月,我从南昌探亲归来刚出武昌火车站,意外碰到了行色匆匆的柴国亥同学。从交谈中得知,他分在省革委会辖下的印刷厂当会计,李玉华分在附近的五台闸中学教书。柴国亥因有急事,来不及陪我去了。当我出现在李玉华寝室门口时,他惊喜得腾地一下从床上坐起来,并硬留我在他那里玩了一天,第二天一直把我送上火车。从李玉华口中,我又得知陈君艺分在汉口一所中学。不久之后李玉华调回隋州,我再到南昌探亲路过武汉时,总要到陈君艺家中去玩。我1975年调到南昌后,陈君艺的儿子降生了。他们在写信告知我这一喜讯的同时,征求我给儿子起个名字。我毫不谦让地说,或叫王超,或叫王越。王泰明随后复信说,就叫王超,愿下一代超过我们这一代!

我还向她讲了我调回老家后,趁到襄阳出差的机会,如何与王道南、饶丽英与肖玉曹瑛夫妇等同学见面的情形。

最后我说,2011年11月,我与老伴去广州参加我大姐孙子的婚礼,并约上陈君艺,首次到了早就邀请我们到珠海市玩的项德芬家。在那里,我们电话联系上了梅大姐。去年国庆节,项德芬的母亲过九十华诞,我带上孙女从十堰、梅大姐陈君艺从武汉同去隋州为项母贺寿。在项母生日宴过后,肖玉、王道南、饶丽英、曹瑛四位老同学闻讯从襄阳匆匆赶来。就在那次聚会上,项德芬盛情邀请我们今年一起到珠海去欢聚一起…

朱芝华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我的叙说。从她的脸上,我读出了她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同学友谊的珍惜,对这么多老同学即将见面的激动以及对我老伴去世的同情。

在我絮絮叨叨讲完这一系列过程后,朱芝华无限感叹地说“我们要不是碰到那个背时的‘一打三反’运动,全班同学联系咋会这么艰难”!

“一打三反”,那个给我带来剧痛的“一打三反”!那个罪恶的“一打三反”!

朱芝华问我:“这么多年,你跟赵菊荷见过面没有”?

在大学期间,我与朱芝华是无话不谈,她还经常“欺负”我。朱芝华虽然是我们恋情的知情人,但这么多年我们难得见面,她对我和赵菊荷以后的关系也不甚了了。

我告诉她,我有次从南昌探亲回来,在陈君艺家中玩了二、三天,陈君艺谈及赵菊荷和向东一同分在武昌某某厂,已有了两个女儿。我当时向陈君艺提出让她明天带我去赵菊荷家看看,陈君艺嘴上答应了,却没有行动,最后只好作罢。

我把这个过程介绍完后,又补充说:“我有什么怕见她的?当初是她对不住我,又不是我对不住她!再说,我除了不会搞鬼外,哪方面比向东差?”

朱芝华见我越说越激动,忽然冒出来这样一句话:“你恨不得她死吧?”

听她这么一问,我不由得一楞!纵然赵菊荷后来对我那样寡情薄义,但她毕竟把我作为男朋友带到她老家玩了大半个月呀!尽管她后来一声不吭地离开了我,我们终究在一起有过两年多甜蜜的初恋呀!即令我在感情上对她有千恨万怨,这与她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在上帝面前,我与她的生命不也是平等的吗?包括我在内,早晚都会死的,我怎么会巴不得她死呢?她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想到这一点,我回答朱芝华:“不至于吧!那时她的绝情的确让我一度难过得要死,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恨她死。现在我还想乘我们都活着的时候能再次见一面,向她问清楚那时她为什么那样做哩”!是的,当年在漳河林场钉被子的一幕,我没告诉过任何人,赵菊荷从来没有正式回答过我的“为什么?”,就是陈君艺也没有代她说完整。那种刺入肺腑的痛楚我只是深埋在自己心底,朱芝华不清楚。就是现在,我也不想再向朱芝华提到那刻骨铭心的一刻。

也许作为一个老同学好朋友,朱芝华很能体会得到赵菊荷对我的伤害有多深。她现在见我这样回答,露出了理解的或宽厚的一笑。

不知不觉间,火车停靠襄凡站。事前我已经从电话中与饶丽英联系好了,约她也乘坐这趟列车与我们会合。肖玉曹瑛已提前出发,王道南因岳母生病不能去,她单身一人,我理应下车去接接她。

谁知在站台守望多时,不见她的人。待列车要启动时,我只好上车。我一走进车厢内,就听到饶丽英的声音,不知她啥时候已经上车了,正在忙着找我们哩!

三位老同学见面,少不了一番亲热。朱芝华与饶丽英已经有整整43年没见过面了!在漳河分别时,我们正是青春年少,此时再会,都当爷爷奶奶了。真是时光无情催人老,别时容易见时难!与朱芝华比起来,饶丽英的服饰显然差一个档次,不知是否腰部得过毛病,身材看似比朱芝华还矮了一点。而在大学,饶丽英比朱芝华个头还高一些,和朱芝华、项德芬同为文艺骨干,靓丽度丝毫不输于朱芝华的呀!

老同学阔别多年再度相逢,人人都有说不完的话。作为男士,我自然让她们俩先嘘寒问暖,交流各自的家庭情况和生活情况。她俩聊着聊着,饶丽英见把我冷落在一旁,把话题扯到我身上,问朱芝华:“你知道赵菊荷跟他为啥子散的吧?”朱芝华几乎想都未想,随口答道:“经不起考验唄!”饶丽英虽然与我在一个组,但她与赵菊荷原来并不同寝室,所以她要向朱芝华询问这其中的缘故。其实,就是朱芝华又何曾知道详情?只能这样抽象地回答她。

饶丽英见我也没有想细说的心情,就转换话题问我:“你现在还写网文吧?”我回答“写”。她接着说:“去年你在隋州给我们念的那篇文章真不错,写写好,免得一个人寂寞”。

饶丽英话题一换,我的脑细胞活跃起来。去年“十.一”期间项德芬妈妈过生日时,我们八个同学相聚了一次。当他们知道我老伴“走”后,梅大姐关心地问我有没有再找一个的打算,陈君艺这次代我回答“他不会再找了”。梅大姐随即问“那为么事?”陈君艺答曰:“我了解他,他心肠太好了”。陈君艺也只能这样简单地回答,她怎么能向梅大姐说清我或“曾经沧海难为水”或“一朝被蛇咬”的复杂心情呢?当他们问我怎样打发时间时,我说闲时上网写博客。他们一听都非常好奇,硬要叫我读一篇博文给他们听听。我根据我们都经历过的往事,选了《蒯大富为何难舍“毛泽东情结”?》上篇。像以前在大学期间读《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我斗私批修的收获与体会》一样,我读得朗朗上口,他们听得屏气静声。这篇文章主要批驳了蒯大富认为毛泽东搞文革的动机是好的、他是民族英雄、他关心弱势群体三个观点。念完后,肖玉首先说:“文革是应该否定”!王道南接着说:“写的好,说的都是大实话!”五位女士也大多露出赞同的表情。我们这代人都在“毛泽东时代”活了半辈子,尽管在文革中观点不尽相同,但对前三十年的认识基本趋同。那种无法无天的“运动”、“专政”、“斗争”,中国人民再也经受不起了!

见饶丽英提到这件事,我不由得又和她们共同回忆起“七.二O事件”前与饶丽英在汉阳办宣传点的事,朱芝华在彭勋与贾培培辩论时怎样埋怨我把位置占偏了的事,又谈到他妈的“一打三反”害得我们连集体照都没留一张的事…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

有三位同学结伴,旅途不会寂寞。第二天下午6点,项德芬开着小车在珠海汽车站接我们,一路欢笑到了她家。

项德芬家里已是热气腾腾,笑语喧天。老团支书梅大姐和陈君艺从武汉来了,肖玉曹瑛比我们提前三个小时赶到了,“一打三反”前的班领导小组组长陈兴旺从英山来了,从枣阳来的刘春生正穿着围裙拿着菜刀在厨房当大师傅哩!我们四人一进屋,就更热闹了!幸亏项德芬家客厅够大,又是楼房,不然非把房顶吵翻不可!

这十个人中,有许多同学走出校门后从来没有见过面,相互之间少不了问长问短。尤其是女同学,这个说你一点不显老,那个说你就是胖了一点,这个问你的孩子是否都成家了,那个说你有几个孙子外孙子了。我与陈兴旺、刘春生是毕业后第一次见面,就先与他俩打招呼。我对陈兴旺说,项德芬邀请你,你还推说走不开,要不是我打电话一再动员你,你还错失了这个大好机会哩!刘春生陈兴旺与我都是我们班头批到北京串联的,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陈兴旺侥幸自保,刘春生与我虽然一起选进“三人组”,皆因不愿乱整同学,我中箭落马,他也靠边站。其他几位同学,自隋州一别,亦有一载,免不了也要握手问候。

这里,要把女主人项德芬好好介绍一番。在大学读书时,项德芬就才华出众。她的外语成绩与我不相上下,除了是班上的文艺骨干外,打篮球是女队第一主力,当年她力夺全市女子5000米长跑第29名刚冲到终点时,就是我搀扶着气喘吁吁的她。工宣队进校后大家都无所事事时,她买了一部缝纫机,自学裁剪,包做全家衣服,用欧本刚同学的话说,把男友李玉华也“打扮得像个洋娃娃”。分配到隋州工作后,她辗转几个单位,取得了高级会计师证,作为家中长女,陆续把父母及5个妹妹都花钱“买”了个城镇户口。1993年,已经47岁的她毅然辞去市纺织品公司副经理的职务,南下珠海开始了第二次创业。经过多年打拼,现在已是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广东分所的董事长了!她到珠海后,又把几个妹妹、妹夫从老家介绍到珠海工作,尽职尽责地履行了长姐的义务。对乡梓建设,亦多有赞助。农村习俗多重男轻女,隋州也不例外。项德芬“谁说女子不如男”的优异成就,不仅使众乡亲刮目相看,亦使我等同学自叹弗如!前年我第一次来到她家,她自我介绍,文革中生活那样艰苦,我都过来了,到珠海后,什么样的苦不能吃?我是60岁后学开车,60岁后学电脑!到现在还在上班!她见我只会用一指禅写网文,专门给我印了一张五笔打字法,鼓励我学,并把我U盘中的文章拿到公司复印后装订成册。勤奋是其一大特征,还颇有正义感,敢说敢担当,喜怒哀乐不假于形色。在她身上,始终洋溢着一股自强不息挑战世俗的精神,既令我感动,又叫我敬佩!

当然,人生总有不如意事。1989年秋天,省行在随州办县支行行长培训班时,她家是我每天必去谈心之处。以后我到武汉出差,无论往返,李玉华家总是温馨的一站。只可惜项德芬只身南下打出一片天地后,李玉华患上了肾衰竭。项德芬日费千金,为其治疗三年,终未挽回李玉华生命。项德芬痛失老伴,我也失去了一位待我如兄的知己。上次在项德芬家,项德芬拿出一张我已弄丢的我与李玉华在天安门广场上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合影,不禁回想起我们相处的幕幕场景,更叫我生发“斯人已逝”的悲哀!假若李玉华仍然健在,项德芬的晚年不是更加幸福?今天的气氛不是更加欢乐?

不一会,刘春生站在厨房门口高喊:“开饭罗!”

晚宴十分丰盛,一半是项德芬的手艺,一半是刘春生的功劳,五位女士喝红酒或饮料,女主人项德芬陪我们四位男生一人喝了一小杯白酒,同学之间互相敬酒,推杯换盏,煞是热闹!

晚餐一毕,大家七手八脚收拾碗筷,项德芬把众人赶到客厅看电视,一个人要去厨房清洗整理。这怎好意思?好说歹说,她才答应去一个女士帮忙,由此形成习惯,以后顿顿如此。

待她从厨房忙完出来,大家围坐一起,她公布了她的安排,市内怎么玩,孙中山故居哪天去,香港、澳门哪天去等等,井井有条。我们问她,你还在上班,哪有那么多时间陪我们?她说,不要紧,最近业务少一些,在市区玩时,若单位有重要事务,我把你们送到旅游点后,再回去办理,若到中山县和澳门,我和二女婿开车一直陪。因有两个同学已去过香港,且我们几个打算去香港的同学说不准在香港玩几天,就不叫项德芬陪了。

安排好了旅游的行程,她又征求大家怎么住宿?项德芬家三间卧室。我前年来时住在有电脑的单人床房间,我老伴独住一间,她与陈君艺合住一间。见她这么一问,我因已养成了晚上上网的习惯,就主动说,我还住原来的一间。项德芬还有一部笔记本电脑,其他老友还没有喜好上网的,因此也没有人认为我“自私”。项德芬就说,好,梅大姐与陈君艺一间,朱芝华与饶丽英一间,我到对面酒店再开两间双人房,肖玉曹瑛一间,陈兴旺与牛春生一间。霎时,把我们住宿都安排停当。我们见她唯有没安排自己,就问她睡哪儿?她指着沙发说,这宽的沙发,还不够我睡?这一来,我们五个留在家里住的不干了,都要与她换位置休息。她说,这里没有蚊子,夜里又不冷,我睡沙发看看电视,已习惯了。见她执意如此,我笑着说,你是活着的王国福,心中装着全人类,唯独没有自己!王国福,是我们年轻时代报纸宣传的英雄,这句话,出自报道他《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的通讯。我这样一说,大家都笑起来了。

余下来,就是四处游玩了。公园、植物园、海景、小岛、赌场、逛街、购物、拍照、集体合影、自由组合留念、项德芬的事务所、香港、澳门、中山县等等,不一一赘述。有时项德芬一边开着车,一边对公司员工下达最新指示,有时她把我们送到公园,又返回公司处理紧急业务。中午在外面吃饭,早饭晚饭她亲自操作。十个人的娱乐、生活她一人打理,显得忙而不乱,安排得有条有理。如此操心忙碌,她竟然精力那样充沛,毫无年近70岁的老人应有的疲态,叫人赞服不已。

同学聚会自然少不了交流全班同学的情况。1992年底,我到恩施参加全省银行工作会议时,途径巴东县找到了曾在漳河时给我们“农户专班”送过饭的黄福才同学,那时他担任财政局副局长兼县政协副主席。2000年我到孝感市出差,找到了在文革中一直因“家庭出身”当逍遥派的付益珊同学,那时他担任市审计局副局长。欧本刚一直在东风汽车公司配套处搞财务,是业务专家,近几年定居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家。我还听说李祥瑞担任大悟县检察院检察长。他们说柴国亥在省政府处长职位上退休,杨奉祥在江汉大学当教授也早已退休。截至到2013年,全班老同学中逝世的,有郭贵秀、章尔连、田光荣、刘邦华、李玉华、安保玉。

李玉华去世的情形项德芬是这样介绍的:本来李玉华在珠海治病治得还好,那天,投奔到项德芬麾下打工的章尔连来家中打“拖拉机”,李玉华与项德芬联手,给章尔连他们剃了个“光头”,李玉华一兴奋导致脑溢血,抢救无效。听到李玉华这样个“走”法,我不知该为他高高兴兴地离开人世而稍得安慰、还是为他的过早离去而悲伤?新世纪初,我到襄凡出差,就听肖玉说过章尔连病危在住院,因第二天要回去没来得及去看他。没想到这个受工宣队信任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被直接分到襄凡一家国营工厂上班后,也因企业改制而生活窘迫不得不在晚年还要外出打工。

听肖玉说,梁安发分配在襄阳一个市郊小厂当会计,与上下搞不拢,肖玉还曾帮他换了个单位,还是混得不咋样,以后再无联系了。许科甲、刘绍烈、黄福才、李祥瑞、吴昌荣、付益珊、樊令文、万学华、汪惠明、潘玉成、苏祥雄等人现在一直没联系上。至于“一打三反”时跳得颇高的牛庆元、吕佰鉴、黄运林三个人,没有一个同学提到他们。

看来,历史是公正的,没有强权的挤压,没有运动的威胁,谈人论世时大家心中都有一架天平!

肖玉在毕业后,先分到一家工厂。因工作出色,当了厂长,后又调入机关,在襄阳县财办主任职位上退休,曹瑛经肖玉“活动”,从工厂调到一事业单位,两个儿子工作单位也不错,尤其是孙子,肖玉最感骄傲,他说“太聪明了”!饶丽英在市一所中专学校教了一辈子书,获得了高级职称,梅大姐夫妇俩都在武汉体育学院工作到退休,陈兴旺在县供销社改制后自己办了一个药店,刘春生在原上班的工厂改制后自己办了一家企业。最有趣的是陈君艺,学会计专业的她当年分到中学当了政治老师,干到副校长后退休,而读华师中文系的丈夫王泰明分到市五金公司搞商业,后来却公司改制他早早下岗,以后才办正式退休手续。这次没有来的王道南同学在襄凡市樊西区税务局局长位置上退休。

文革的阴影、改革的阵痛和改革的成果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刻下了各不相同的烙印。社会现实不仅与我们读书时的“共产主义理想”对不上号,与改开初期唱的“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的期望也相差甚远!

我与赵菊荷的关系,自然是这次“班友会”关心和议论的重点。记得在去年隋州短暂的相聚中,肖玉就当着大家的面问过我:“你希望向东两口子来吧?”我当即口不择言地反问一句:“你问问曹瑛愿不愿意向东来”?这次到珠海后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在凉台上乘凉,不知哪位同学又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为什么?”的问题,项德芬说,我那时回隋州生孩子去了,哪会知道?梅大姐说道,我那时倒在漳河,也不晓得哩!饶丽英事后单独问陈君艺,就是为写几张大字报,赵菊荷才反悔的?陈君艺说,也不全是。

赵菊荷还有什么理由,陈君艺至今也难以全部道出隐情?我希望有更加知情的当事人和旁观者,在看到我这篇网文后,能帮我解开这个困惑我了40多年的“为什么”!

在有次游玩回来大家又扯闲篇时,有个同学问项德芬,这次你邀请了赵菊荷和向东没有?项德芬回答,怎么没有?凡是我打听到了的同学我都邀请了!一向消息灵通的肖玉接着说,赵菊荷的身体差得很,她们厂改制后她工资只有2000多元,若不是向东是厂的个头儿帮她报药费,连治病都困难哩!

赵菊荷身体差了,这我知道。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陈君艺家玩时,陈君艺就告诉我,赵菊荷饭量太小了,这不吃那不吃的。当时我就感到奇怪,一个农村长大的姑娘,怎么会这样挑食呢?在大学时她身体十分健康的呀!以前她还担心我人长的瘦、身体单薄、长个龋齿还发几天烧,怎么没过5年,她自己身体会这样虚弱呢?在1993年陈君艺王泰明携儿子黄超来十堰渡暑假时,他们又说过,赵菊荷身体更差了,甚至有只胳膊还抬不起来。现在听到肖玉说赵菊荷身体状况差,我并不感到突然,只是对她连药费还要以向东的名义去报销暗暗吃惊和同情!

将心比心,对赵菊荷身体差的原因我有某种程度的理解。在毫无理性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她一直信任和喜欢的男友突然一夜之间被几张大字报打成“反革命”,岂能不给她造成重大的精神压力?她在决定是否与我分手的过程中,岂能不产生反复思考的心理折磨?即使她下了最大的决心断然与我分手,岂能不会面对我的“为什么?”与她自己良心上的双重拷问?即使她与向东暗中“闪恋”,岂不害怕一旦被人察觉就会受到公众舆论的谴责?我在那段时间里,尚且要用舌头一点一滴地舔着心头上流出来的血;而她在那段时间,却又要舔血又不能流露再结“新欢”的喜悦,岂不更为艰难?我能够通过读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来抚平心灵的创伤,坚信“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谁又会来为她读这首诗,开导她“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一切都将会过去”呢?我能把我们从同学关系演变为恋人关系的“过去”变成为“亲切的回忆”,她能吗?她对我们到柳州、到枣阳、共同谴责向东挖肖玉墙脚、俩人一起陶醉于朱颖所说的“最好的一对”的种种“过去”,也“会成为亲切的回忆”吗?再说,如果向东那么爱她,为什么不早点向她表明心迹?为什么不先来挖我的“墙脚”而要去挖肖玉的“墙脚”?如果她把向东带回老家,是不是还要顾虑她的姨妈、舅舅、舅母、表妹和众多乡亲,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打量她、审视他、并把他与她的前男友做个比较?我们的年青时代,人们的“道德观”“爱情观”,毕竟与现在大不一样啊!

啊,一切有形的东西都可以挪动,唯有人的记忆、人的感情是不能说挪开就挪开的!想到这儿,我立刻感到“一打三反运动”不仅伤害了我,也同样伤害了她!只因我是个男子、性格一向乐观自信,而赵菊荷是个女子、恰恰性格又内向封闭,才对那场运动采取了不同的人生态度。如果不是那场运动的话,说不定她还是比我健康!一想到这里,我不仅彻底原谅了赵菊荷,还真诚希望赵菊荷能读到此文并接受我在远方的祝福,不要再顾虑我当年“为什么?”的追问了,尽量健康愉快地安度晚年吧!

老同学相聚既十分欢乐,又无拘无束。这里只略举一例。有次我们沿着项德芬所住小区门前的小道观赏海景时,围坐在草地上休息。别人坐下时都没说什么,唯独饶丽英坐下后说了声“好扎”。我马上幽默地问道:“饶丽英,你穿内裤没有”?其他男生女生马上都瞪大眼睛不解地望望我又望望她,饶丽英既惊奇我有此一问,又照实回答:“我穿了哇,你问这干什么”?我慢慢说道:“你里面有层内裤,外面又穿着裙子,有两层布隔着,这软茸茸的小草又有好扎?”我还没说完,大家都笑得前俯后仰!朱芝华用手指着我用家乡话说:“你真是个鬼娃子”!梅大姐一边笑一边说:“我还在想你为么事关心人家穿没穿内裤呢”!饶丽英发觉我在捉弄她,也笑得合不拢嘴!这事刚放下,项德芬接通了欧本刚的电话。欧本刚在大学时曾暗恋并形容过某位在场的女士是“一朵带刺的玫瑰”,项德芬一与欧本刚讲完,我马上接着问候两句,在介绍有“玫瑰”和哪几位同学都在珠海后,把手机递到“玫瑰”手里,“玫瑰”落落大方十分热情地向对方致以问候,其他同学也都一一与他通了话并遗憾他未躬逢这次聚会。跨越半个世纪的同学之谊,永远是那么纯洁,那么新鲜!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痛痛快快地玩了八、九天后,尽管项德芬再三挽留,我们还是要走了!于是,项德芬又给我们买好了从珠海到各自家乡的汽车票和火车票,每人赠送了一个大红包,准备了一份路上吃的水果、点心。这一下,众人都说太破费了,不仅不接红包,而且还要付车票钱。在你推我让之际,还是我给项德芬解了围。我说,大家都别再客气了,前年我们三人从珠海回去时,项德芬就是这样办的,她怎么会厚此薄彼呢?再说,我看过她的工资单,这笔开支对她来说真算不了什么,大家就接受她的一片盛情吧!

陈兴旺的老伴也“走”了,他现在正在两个候选人中确定哪一个。大家相约,等陈兴旺找好老伴后,一起到英山喝喜酒!

3、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

十年文革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习总上任后反复强调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我这个普通党员管不了别人,管好自己不虚无自己最宝贵的十年青春年华,该是不成问题的吧!

文革结束后,主流话语把祸害中国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恶行,上归咎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下强加于“造反派”。我写这篇回忆录的目的,就是想对扭曲历史本来面目、可能误导后辈子孙的一切企图进行力所能及地抵制和澄清!

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是怎样发生的?在我看来,文革就是1949年以后一系列“左”的运动的继承和放大,它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批《武训传》”、“批愈平佰红楼梦研究”、“批胡风”、“批胡适”、“五七年反右”、“一大二公”、“五九年反彭黄张周右倾”、“六四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脉相承。它是毛泽东用错误的手段,妄图解决党内认识分歧、工作分歧的一次最极端化的破坏国家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项工作的超大型运动。用邓小平的话说,文革赖以发生的“左”的根子又粗又长,根深蒂固。它之所以能够在1966年发生,得益于一系列“造神运动”,得益于党内政治生活极为不正常,得益于民主法治长期被践踏,得益于公权力不受任何监督,造成了强势个人就是党的化身、毛泽东凌驾于全党之上的绝对权威。早就因工作分歧、思想分歧对刘少奇不满的毛泽东,曾扬言“伸出一根小指头就能打倒刘少奇”。这一次为了“彻底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毛泽东及党内极左势力不惜调用一切手段,把全国人民推向了十年“内乱”。“文革”与“反修防修”、“破旧立新”、“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反对腐败”、“反对官僚主义”“探索”“试验”等等动听的说词没有一点关系。

谁是“文革造反派”?这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用当年官方话语讲,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又是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个又一个“伟大战略部署”指挥而组成的。若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笔者不揣冒昧,仅结合我校运动和我的认知分析一下什么是“造反派”。

无论官方和历史学家,都把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当做点燃文革烈火的导火索。在这个点火阶段,秘密炮制这篇文章的江青、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及帮姚文元收集资料的极少数人属于“造反派”,毛泽东背着中央领导集体当了这伙造反派的“总勤务员”。这一小伙造反派,文革后都受到否定或清算,唯有“总勤务员”被“三七开”仍耸立在庙堂之上。

随后,这伙人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对《海瑞罢官》及更多的“大毒草”进行批判,文革进入“预热阶段”。在这个阶段,积极支持对包括《海瑞罢官》等“大毒草”进行批判的,属于“造反派”。这批“造反派”多数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及体制内原来的左派作家,受害者是一大批所谓“宣扬封、资、修”的著名作家、戏剧家、画家、诗人、导演。这批“造反派”中的不少人物,以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但从整体上讲,只要能熬到文革结束,就能受到善待。

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发表被视为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由于这个《通知》由高层制定和通过,与中层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无涉,可以说,凡是积极制定这个《通知》的中央高层领导是“造反派”,被迫举手或违心赞成的算“顾全大局派”或“中间派”。在《五一六通知》发表后,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个《通知》的领导干部属于“造反派”。这一部分“造反派”,绝大多数在以后受到迫害或冲击。其中一部分惨死者,文革过后“平反昭雪”,渡过文革的则是“革命领导干部”

在“破四旧”阶段,积极支持和参与“破四旧”搞“彻底砸碎旧世界”的干部、学生及其他各界人士属于“造反派”。这批“造反派”中的骨干和先锋以干部子女及“政治表现好”的“红五类”为主。他们以后既是工作组时期的“左派”和依靠对象,又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的“保皇派”“保守派”。这支“破四旧”队伍,大学生较少。    

工作组进校后,前期只有少数施害者和少数被迫害者,后期尤其是进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才出现旗帜鲜明的两大派。拥护工作组及拥护派出工作组的党政机构的师生成为“保守派”,被工作组迫害的和同情被迫害者的师生组成“造反派”。随着打倒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各级走资派为目标的《文革十六条》被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造反派”人员逐步增加壮大,“保守派”逐步瓦解。这批“保守派”的不少头面人物,在1970年后陆续受到重用,文革后进入“第三梯队”。

毛泽东明确支持张春桥、姚文元搞“一月革命”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处于混乱状态。为填补权力真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命令军队开进学校和文化单位及大型工厂进行“三支两军”。由于各地军管领导对地方文革情况不熟悉及与地方党政领导原本有工作关系,不少地方军队支“保”不支“造”,在对“造反派”武力镇压的同时,扶持“保守派”,如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压制以“三钢”“三新”为代表的“造反派”。“七二O事件”后,“造反派”翻身,不少地方造反派发生内讧。各省“造反派”内讧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形成了大规模武斗,有的以文斗为主。前者如四川,后者如湖北。就基层来讲,湖北省大多数单位建立了造反派组织代表与亮相的领导干部相结合的权力机构,像清华那样内讧对立严重的并不多。无论属于哪种情况,到1968年8、9月份,各省、直辖市还是成立了以军队干部为主导力量、以地方干部为办事力量、以造反组织代表为陪衬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

1968年8月份,工人军人宣传队开进各大专院校,执掌了“领导一切”的大权,其依靠对象基本上是原保守派,造反派逐步失势、靠边、走向消亡。从我们学校来说,“造反派”从兴起到没落,只有短短两年。本人就是这一时期的“造反派”。从1968年下半年在教师队伍中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到我们离校前搞的“一打三反运动”,都是工人军人宣传队直接组织和领导的,其造成的冤假错案,与“造反派”不仅毫无关系,而且造反派师生还属于被整肃对象。

通过工宣队进校、清队、一打三反等“战略部署”,当着陪衬进入省、市革委会的“群众组织代表”基本淘汰,不少人被逮捕判刑,其中还有没搞武斗、没搞打砸抢、没有人命的群众组织代表,如我校教师彭勋。而在“清队”、“一打三反”中逼死一领导干部一学生、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的我校“工人军人宣传队”并未听说被追究应负的责任。

1970年以后开展的“办五七干校”、“批陈”、“批林”、“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镇压“四五广场运动”、“批邓”、“追查政治谣言”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又造成了对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迫害和伤害。这些活动完全是国家机器行为,与原有意义上的保守派和造反派都扯不上关系。对那一系列祸国殃民运动持反对态度的,除极少数文革既得利益者外,是广大人民群众。

鉴于以上分析,所谓“文革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各个不同时段,应有不同的特指,不存在一个固定的人群或阶层总在当“造反派”。如果把文革中发生的恶行统统归于短时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至工宣队进校)存在的“造反派”的话,不仅于史实不符,也不利于正确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

通过上述分析还可以看到,不仅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是毛泽东破坏的,省、市以下的各级党委政府被“踢开”也好,公检法被“砸烂”也好,这笔帐都不应算到包括造反派、保守派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头上,一大批领导干部是毛泽东授意或利用群众冲击的,真正打倒他们的是当时的最高执政者。如彭罗陆杨、刘邓陶贺、杨余傅等等,哪一个是“造反派”揪出来的?不都是最高层要打倒他们的决心一下、下面的群众跟着瞎咋呼一气吗?所谓“林彪江青集团利用了毛主席的错误”一说也经不起推敲。林彪“利用”毛主席会把自己“利用”到身葬异域的地歩?江青“利用”了毛主席还会说“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这种“为尊者讳”的做法不仅不实事求是,而且不利于清除对党的建设危害极大的“个人崇拜”。

历史是一面镜子。当前,我国在经济实力巨大增长的同时,又面临着贫富分化、贪腐蔓延、社会不公、利益阶层固化等一系列问题。中国又一次走到十字路口。一些死抱着陈腐观念不放的人,要么鼓吹加紧意识形态控制,重弹“阶级斗争”老调,妄图靠强力“维稳”,要么希望再来一场文革式的运动,用“大民主”来洗涤官场丑恶。笔者此时重忆文革,就是想提醒人们,文革中没有什么“大民主”,无法实现对官员的有效监督。无论是“维稳”也好,“文革”也好,其本质是相通的,都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也都无助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笔者通过对自己文革经历的回眸,还想表达这样一层意思,大学应是学术的殿堂,不应是权力政斗的场所,掌权者用任何借口任何名义把青年学生拖入政治运动,都是在浪费他们的青春,虚掷他们的年华,都是在损害国家教育牺牲民族未来。学校是青年求知的园地,也是探索真理的阶梯,任何单一的意识形态贯输,只会桎梏思想的飞翔和知识的创新!对任何不属于刑事犯罪的言论和学术研究,绝不能挥舞政治大棒去封杀和打压!我们那代人的悲剧,不应当再重演!

笔者通过对个人青年时期一段感情生活的回忆,不仅意在对文革的控诉,不仅只是为了揭示运动高压下人性的丑恶和扭曲,而是谴责一旦公权力横行无忌,不仅公共生活受到破坏,属于私人领域的美好的纯洁的爱情也会被摧残。希望一再表示要带领我们去建设美好未来的新班子,对毛式治国运动要有高度的警惕,永远结束“后人复哀后人”的恶性循环。希望年青的一代能从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中吸取必要的经验和教训,在学习中,工作中,生活中,爱情中,保持勤奋,保持清醒,保持骨气,保持忠贞,走好人生之路!

衷心希望后代人的时代是智慧的时代,他们的信仰是不自欺的信仰,他们的季节是光明的季节,他们的春天是 美好的春天!
     诚挚祝愿我们的后代人超过我们这一代!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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