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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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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新湖大三.二八游行”揭开了武汉反击“二月逆流”的序幕

作者:诚言2014-10-11 19:51

     我们还在老家串联的时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元旦社论。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它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在此号召下,全国进入了“全面夺权”“全面内战”时期。

元月14日,《湖北日报》社被内外造反派联合夺权,报头改用毛字体于15日刊出;15日,《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武汉电视台》被内外造反派联合夺权;21日,《武汉晚报》被夺权后恢复老名《长江日报》,出刊“新生号”;26日,武汉造反派夺了湖北省委、省政府大权。但也就在前三天,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成立,军区党委代替原湖北省委领导湖北工作,以填补省委省政府垮台后留下的权力空白,“公、检、法”全部实行军管。

此时毛主席发布解放军“支左”的命令。他本欲指望军队“支持左派”去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大部分支左的军队并没有支持左派,而是支持了保守派。  

在大年除夕的二月八日,“武汉二司”、“工人总部”、武汉钢铁公司“九.一三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字二四八部队“红色造反野战军”等单位联合署名,在《长江日报》上就时局发表了一个声明,时称《二八声明》。《二八声明》声称,全武汉、全湖北要在“大乱、特乱、乱深、乱透”的基础上,由签署联合声明的这些“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掌权”。为表明它们革命的坚定性、彻底性,该声明还不惜给昔日同一战壕的战友华中工学院和湖北大学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莫名其妙地戴上一顶“托派”的帽子,无端指责他们要下山“摘桃子”。短短几天,有五、六十个组织发表声明支持《二八声明》。

《二八声明》的出笼理所当然地引起被指责为“托派”一方的造反派的强烈反对。于是,围绕《二八声明》是“大香花”还是“大毒草”的争论,成为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焦点。在这场争斗中,华中农学院一部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因反对《二八声明》,退出“二司”另建“新华农东方红”。于是,“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并称“三新”)与工人组织“工造总司”“新一冶”“省直联司”等结成同盟,宣称“二八声明”是“大毒草”。这些群众组织以后被称为“新派”。《湖北日报》支持“新派”的观点,也加入了“毒草派”战团。

正当“二司”、“工总”的头头们沉湎于《二八声明》“大涨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的时候,他们却没有意识到,由于他们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满纸的“老子天下第一”的狂妄,已经把自己推到了悬崖边上。一场料想不到的危机正在向他们逼近!

    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八条命令”除了重申“公安六条”中“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等内容外,还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过火行为做了限制,规定不许冲击军队。这个“八条”,使一批军队干部感觉有了对抗造反派的尚方宝剑。

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指责“工总”、“二司”、“九一三”等组织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表示武汉部队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武汉军区的这一声明遭到二司、工总这些“香花派”的强烈反对。他们在《长江日报》、本组织小报上大量发表反驳文章,利用大字报、大标语甚至大游行等各种形式表达不满和抗议。本来就对造反派看不顺眼的武汉军区,又于2月28日发表《严正声明》(即《二.二八声明》),派军队“接管”《长江日报》所在地红旗大楼,《长江日报》于3月21日停刊。

军区《二.二八声明》无异于对这场激辩火上浇油。“香花派”激烈反对武汉军区的声明,攻击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3月3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开信》,警告“香花派”:不要与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为敌,否则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绝不会有好下场!

3月13日,“省抓促办”(即“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在汉口武汉体育馆召开大会,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将军到会讲话。会议公开指责 “工人总部”是被少数坏人控制的组织,强调进一步加强军区支左办公室派往“华工”“湖大”军训团工作。

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逮捕“工总”头目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和各分部头目数百人。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总”及所属组织。当晚,全省上下以“反革命”罪名抓了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

也就在这个期间,我们从老家回到学校。对我来说,围绕《二八声明》的辩论及武汉军区的镇压措施大体上是从留校同学口中知道的。

事后我才知道,武汉军区的行为不是孤立的。2、3月间,全国各地陆续发生过多起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事件,史称“二月镇反”。其中,内蒙古、湖南、湖北、江苏、广西、广东、吉林、四川、福建、青海等地比较突出。据不完全统计,青海驻军在“二.二三”事件中,开枪打死169人,打伤178人。

也是在事后我才知道,在1967年1、2月间的中央军委会议上,特别是在2月1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眼看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和破坏,同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运动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并当面怒斥了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若干年后,主流话语对这个过程进行了详尽的回顾,给予了崇高的评价,对老革命家的英雄壮举极尽赞誉歌颂。

笔者对这些老革命家的英雄气慨当然十分敬佩,并且至今心存敬意。同时,也不由得思忖:他们对高层“文革派”的反击是不是太晚了一点?如果这场祸害中国人民十年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比如,当毛泽东以“莫须有”的罪名拿下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时候,当毛泽东秘密组建“首都安全领导小组”防止臆想中的“刘邓会架空他”的时候,在毛泽东把“学术争鸣”转变为政治运动的时候,在毛泽东遥控中央工作会议“一举粉碎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通过“五.一六通知”的时候,甚至在八届11中全会刘邓陈(云)朱(德)陶(铸)贺(龙)还有资格正常与会、他亮出《我的一张大字报》、通过“十六条决定”的时候,中央这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能够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痛斥企图制造动乱的少数人“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严正指出有人的行为将会对党和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将会把国家民族引入歧途,该会产生多么大的威力啊!可惜,他们错过了一次次机会!在那个可以掐灭文革火苗的时候,包括已被打倒的领导人,有的无动于衷,有的隔岸观火,有的推波助澜,有的甚至放纵子女去帮助“大乱天下”,以致文革烈焰漫天遍地之后,“运动”将矛头普遍对准“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的时候,毛、林、江对“保爹保妈”的高干子弟略施惩戒的时候,在毛泽东元旦前一夜与“文革派”欢宴之际胸有成竹地“祝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开始”的时候,他们才不得不奋起力争,还来得及吗?

笔者同时还不由得思忖:这几位开国元勋“怒斥了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固然余勇可嘉,但是,难道他们到现在还不明白文革的“始作俑者”是谁吗?军队肯定应该“稳定”,难道学生就不应该“稳定”地上课读书?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就不应该“稳定”地生产生活?文革初期工作组打了那么多“三家村”,抓了那么多“右派”“牛鬼蛇神”,“破四旧”“红色恐怖”整死了那么多无辜者,“支左”部队关押了那么多“反革命分子”,凡此种种造成了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他们怎么都一声不吭呢?现在眼看文化大革命毫无章法毫无理性的“群众被运动”将危及自身并且一帮高干子弟因参加“联动”受到“文革派”薄惩,他们才感到革命多年落了个“被批、被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下场而被迫抗争,在他们的思维理念中,是不是少了点“人权”与“博爱”?

当然,历史没有“假设”!自然,由于缺乏“天时、地利、人和”,老革命家们的抗争只能徒具精神上的纪念意义和供后来者做借鉴之用。当完全掌握运动主动权的文革“最高统帅”怒不可遏地对这些老同志发了“雷霆之怒”、又顺理成章地把他们的正义之举及难以定论的“二月镇反”混杂在一起怒斥为“二月逆流”之后,这批无私无畏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只得无奈地向神圣不可违拗的绝对权威写了检讨书。之后,大多顺利过关。只因谭震林副总理遭到了毛泽东“你说你不该那么早入党,不该活到65岁,不该跟我革命,那你可以退党嘛!可以不革命嘛!可以不跟我嘛!至于你该不该活65岁,那怎么办哪,你已经活了嘛!”的一顿酣畅淋漓的讥讽挖苦,才作为“二月逆流”的元凶首恶被彻底打倒。于是,按照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全国上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就武汉地区来说,“新湖大”“新华工”在这场“二月镇反”中完好无损,遭受灭顶之灾的是“工人总部”,受到沉重打击的是“二司”等“香花派”。

不知我校“临委会”是从特殊渠道得知中央对“二月逆流”反击的消息,还是对武汉军区处理“二八声明”之争的过火行为大为不满,抑或是出于道义对曾经同一战壕的战友怀抱深深的同情,3月28日晚饭后,“临委会”忽然召集全校师生员工,在沉寂多日的武汉举行了一次久违的大游行!游行队伍前面两人高举“新湖大”校旗开道,各系各班都打出名目不一的战斗队旗帜,无形中为游行队伍增添了豪气。当时我校保守派早已土崩瓦解,参加过保守派的同学全部回到本班上课军训,全校师生员工都参加了这次游行,因而游行队伍格外显得人气旺盛,蔚为壮观!

走出校门,游行队伍就呼开了口号。主要口号有:“坚决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游行队伍一路向东,首先抵达武汉大学,然后途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测绘学院,穿过街道又经过华中师范学院、武汉工学院等五所大专院校,方收兵回营,徒步行走不下三十里。这几所大学,在“二司”中算得上是骨干力量。在我们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经过这些大学的时候,因亲密战友“工人总部”被解散而唇亡齿寒久久未敢大声出气的“二司”师生员工们,纷纷从各自宿舍或家中赶来,夹道观看他们做梦也不曾料到的这支“托派”游行队伍。在各校校园,我校游行队伍一遍遍高呼“向二司战友学习!向二司战友致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团结万岁!”“誓把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口号。此时,这些曾经的“香花派”、自诩为最革命最坚定最彻底的造反派们方如梦初醒,才明白我们是怀着雪中送炭雨中送伞的善意来的!是带着扫荡他们颓废鼓舞他们重新挺立的动机来的!是胸怀捐弃前嫌再次并肩战斗的大义来的!于是,他们表现得很激动也很感动。我们一路从校园经过时,他们使劲地拍巴掌欢迎。但也仅仅限于鼓掌,没有一个人敢于礼貌性地用嘴巴回敬一句“向新湖大战友学习、致敬!”

这次游行回校后,驻校军训团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响。可能因为在“二八声明”大辩论中,军区与“新派”观点一致(保守派工人组织“联合会”于2月中旬已开会解散,“一司”早已瓦解),军队在武汉已无别的“左派”可“支”, 驻在我校的“军训团”与我校“临委会”的关系依然不错。

凭什么作此判断呢?负责我班军训的是郭排长,23岁,身高约1.72米,河南籍,人长得帅,很精神,与我们关系也很融洽。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说着玩,他突然冒出了一句“鸡巴毛炒韭菜”的粗话。我不解,硬要寻根究底。他笑着道出“乱七八糟”,我才明白这是一句“歇后语”,不由和他相视大笑!在“三.二八游行”后的一天晚上,他召集万学华、朱芝华、刘邦华、向东、樊令文等七、八个同学,挤在他住的小阁楼寝室里,学习3月底《人民日报》发表的《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一文。万学华提议我普通话说的好些,让我读。当我情感充沛地朗读完后,郭排长还和我们一起进行了热烈讨论。由此我判断驻校军训团没有对这次游行大惊小怪,否则郭排长也不会领导我们学习《人民日报》那篇文章了。谁知没过几天,军训团撤了,郭排长也悄然走了。

以后我每当想起了那句生动的“歇后语”,就会想到郭排长英俊的面孔爽朗的笑声,怀念那种亲密无间的军民关系。甚至会想入非非:如果在湖北省委省政府已被“打倒”的情况下,武汉造反派中极少数的头目不那么利欲熏心,发表那么一份“唯我独革”的《二八声明》,造反派会分裂吗?造反派不分裂,武汉军区也无由插足双方之争,由军队、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协商组成权力班子,武汉湖北的局势会不会很快好转?如果在《二八声明》发表后,武汉军区反应不那么激烈粗暴,而是对“香花派”广大群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组织他们选举新的“勤务员”取代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派性”争权夺利的少数头目,不解散“工人总部”那样的诸多造反派组织,军队与造反派群众的对立情绪会不会还那么严重?如果武汉军区陈司令员有郭排长那样的亲民意识,少在群众组织中抓那么多“坏人”,已与武汉军区在《二八声明》大论战中并肩战斗过的“新派”们,还有必要不怀任何私心杂念为曾经的战友挺身而出吗?

当然,这些问题想破脑壳也不会有任何结果!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新湖大三.二八大游行”在全市影响十分巨大,实实在在打响了武汉湖北地区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枪!放在文革那样一个特殊时代背景下去审视那次不同凡响的游行,显然具有代表草根阶层向强权挑战向暴力抗议、为弱势者仗义执言的正义色彩,无疑是正确的!勇敢的!

经毛泽东4月6日批准,中央军委迅速发布命令(又称“军委十条”),先称解放军支左“起了很大的作用”后,又指出:“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目前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应当引起严重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被反革命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受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

……

“军委十条”发布后,驻我校军训团撤出,我校造反派放开手脚,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反击“二月逆流”活动。各式各样的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北京来电”、“中央首长讲话”、各地动态等等贴满校园。校广播台别具匠心地翻出延安时期的老歌《解放区的天》重新播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好处说不完那,呀合咳咳…”充分表达了“新湖大”战士的自信和豪情。我校印刷厂、教工宿舍位于红旗大道(原名熊廷弼路,文革初改的名)另一侧,几个高音喇叭本来就接近大街,嘹亮的战歌响彻武昌上空,更加吸引全市各界群众纷至沓来,尤以“二司”的老战友和被解散的“工人总部”的成员来的最多。他们在这里吸收自由自在的空气,汲取重新投入战斗的动力,把在这里得到的喜讯或信息抄录下来传播开去。大字报长廊一天到晚万头攒动,川流不息,“新湖大”似乎成了全市造反派的精神偶像,以致于市公交公司把公交车停靠的省图书馆站改为“新湖大站”。

回顾这段历史,也许有人责备“新湖大三.二八大游行”是多此一举,是惹是生非。对这个问题,前文已有分析,不再重复。也许,有人会指责武汉军区不该把“支左”变为“镇反”。现在看来,这个批评近乎苛求。军队一向讲究纪律,讲究秩序,讲求“军令如山倒”,他们对乱哄哄的“造反”“夺权”岂能看得惯?连置身事中力求紧跟的地方党政领导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都执行得都“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岂能要求一直置身事外呆在军营的干部战士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那么心领神会,准确无误地辨别出谁是“左派”后再去“支持”?也许有人谴责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不该“镇压反革命”,问题是,他们未奉上级命令介入地方事务之前,怎么没有随便抓人?依我看,问题就出在贯彻毛泽东意图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上。该社论说什么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它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试析这句热昏的胡话,谁是“无产阶级”?谁是“其它革命群众”?王任重、张体学、宋侃夫等省市委领导真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保守派组织的大小头目们真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吗?社论还要求“展开总攻击”!什么叫“总攻击”?如何去“总攻击”?“攻击”的“度”怎么掌握?可以说,这段话的每一个字都大有疑问!这些问题就是今人也难以明白,叫当年的武汉军区如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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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4-12-08

十、我所经历的武汉“七.二0事件

作者:诚言2014-10-11 19:55

    奔腾的江河如果裂开一个缺口,就会冲决拦阻的堤岸!运行的地火如果挤出一丝缝隙,就会形成燎原之势!一时间,武汉街头出现了大量“揪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的大标语!

    在反击“二月逆流”处于初始阶段,传来了《长江日报》总编辑江锋同志自杀身亡的消息,一时议论四起,无不关心。为此,我写了文革以来的第二张大字报《江锋死于十字路口》。拙文分析江锋自杀的原因是,前不久因报纸被停刊个人被整肃造成伤害过重,现在想起来申冤又压力重重顾虑徬徨,因处于两难选择,精神压力太大,故心灰意冷万念俱灰,不惜以一死解脱。文章希望造反派战友们要吸取江锋之死的教训,树立信心,看到光明的前途,勇敢地投入新战斗。当这篇署名为“‘同心干’战斗队评论员”的大字报贴出后,不少人转抄。

     4月18日,压抑已久的武汉二司在红山礼堂召开第二届红代会,主题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这次会议后,二司改称“钢二司”,意即他们才是抗压力“最钢硬”、革命“最钢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同一天,从一司的变种“红三司”中分裂出“三司革联”,加入反击“二月逆流”的大军。

     在23日 ,已被武汉军区宣布解散的“工人总部”的部分队员成立全市联络站,重新树起“工总”大旗。

     在4月下旬,“新湖大”、 “新华工”、“钢二司”等学生组织就释放“工总”的汉阳轧钢厂工人夏邦银问题,与公安局军代表谈判。谈判破裂后,学生们在汉阳公安局门前静坐,要求释放夏邦银。笔者当时也参加了这次静坐。静坐学生分各校各班有秩序地坐在汉阳公安局门口,不分日夜坚守。各校经常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反击火线进行慰问演出。演出节目中,既有情绪高昂鼓舞士气的内容,也有“红军想念毛泽东”“远飞的大雁”悲情类的,给枯燥的静坐者们输入能量。静坐人员吃的饭菜由各单位自己送来。俗话说“行人饱,坐人饥”。穷学生无钱买零食,学校饭菜一送来,同学们一哄而上。食堂工人带来的碗筷不多,先抢到碗筷的同学先吃,别人就在旁边守着,前面的一吃毕,后面马上有人接过碗筷,连找水洗也顾不上,就盛饭吃。我系有一个在校宣传队的张一伟同学,可能刚才蹦蹦跳跳地演出太累太饿,只见他抢过一个碗,没有洗就从饭桶中舀起一碗饭,一时找不到筷子匙子,直接用手指头往嘴里扒拉,看得我暗暗称奇!

就在我们静坐的时候,武汉部队中支保的军人和部分原“三字兵”中的顽固分子,针对“工人总部联络站”的成立,组织了全市第一起武装游行。他们高呼“镇压反革命!”“粉碎反革命逆流!”“不准为工总翻案!”等口号,好不耀武扬威!人民军队公然站在保守派一方,当然引起造反派不满,他们在路旁对游行的“军人”发出阵阵讽刺嘲笑,引起军区进一步反感,双方对立情绪越来越大。

武汉军区为了树立保守派的威信,证明保守组织才是正统的“革命造反派”,4月底,将被军区关押(保护)的中南局书记、原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交由“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批斗。为戳穿武汉军区假支左真支保的阴谋,“钢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派人冲击会场,将王任重抢走。

5月1日 本来是“劳动节”,人们早已不再有“节日”的概念,全市造反派冒雨进行反击“二月逆流”大游行。省委农村工作部主任任爱生和省委副秘书长刘真一起“亮相”(领导干部按中央要求,表态支持造反派,时称“亮相”),参加了这次游行。

5月3日,早已瓦解的中学红卫兵组成的“特别行动委员会”(类似北京联动)抄了参加游行的省委干部任爱生和刘真的家,惩治他们支持造反派。

5月6日 ,担任过湖北大学校长、 副省长职务的老干部孟夫唐公开支持造反派,发文“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武汉地区工人运动?”,并向中央文革反映武汉局势。

5月10日 ,江汉公安局一百余名干警开赴武汉公安学校,声援该校“扫四旧”急先锋、由“红五类”组成的“红卫兵”,同该校少数派“新公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生冲突,部分“新公校”学生被打伤。随后,“新公校”学生发起“绝食”斗争。许多外校学生前往声援,进行“静坐示威”。

5月15日,在军队保驾护航下,“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成功召开了“批斗王任重大会”。保守派此前也曾多次组织过对靠边站的张体学省长的批斗。在刘少奇邓小平倒霉之际,造反派号召他们“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之时,他们最响亮的战斗口号是“思想兵打我,我打刘邓”!此时又以一次次批斗王任重为能事来表白自己“紧跟毛主席,忠于毛主席”,可见这是一伙“只认权力,没有是非”的无信无义之辈,任何人掌权,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地讨好之,投靠之,以谋一己私利!

5月16日,武汉军区支持和操纵的“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简称“百万雄师”)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举行成立大会。开始,该组织主要成员有“红武兵”和原本解散了的保守组织“职工联合会”的部分成员。会后,他们举行了万人大游行。此后,“百万雄师”队伍急剧膨胀,骨干是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中一部份警察、检察官、法官组成的“武汉公安”。原已瓦解的工人、学生保守组织的所属成员和郊区农民也纷纷加 入,据说人数多达120万。“百万雄师”的成立和势力非同寻常的飞速增强,标志着全市文化大革命从此由“文斗”升级到“武斗”。它们最中心的战斗口号是:“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5月21日,军区支左办公室就当前局势发表了《关于当前武汉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个问题》的声明,文中指责造反派揪“武老谭”转移了文革大方向。军区这一声明,无非是进一步为“百万雄师”撑腰打气!

在这个时间段,我校各班战斗队都展开了宣传攻势。我班战斗队办了份《同心干战报》,我任主编,与我同住一室的杨奉祥同学负责刻蜡纸,另有人用油印机印刷,一张小报可印100份,大家分头张贴或散发。我和几个同学奉系里安排,还到汉阳两所中学办过联络站,运用刷标语、写大字报、贴小报传单等多种方式,宣传我们的观点。直到6月6日,“百万雄师”下属“红武兵战斗兵团”攻占造反派驻地“汉阳中心联络站”后,我们才撤回学校。

6月4 日,武汉军区发布《六四公告》。“公告”重申不准为“工总”翻案,不能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准社会上牛鬼蛇神兴风作浪,趁火打劫。围绕这份“公告”,全市又展开了“六四公告大香花”“六四公告大毒草”的激烈辩论,并引起了一系列武斗。

就在“公告”发布的同一天,“百万雄师”总部进驻市委大院,砸了市委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机关红司”, 将在市委办公的造反派赶走。

6月5日,百万雄师下属组织“武汉公安”和公检法保守派干部开动上百辆汽车上街游行,他们一路狂呼“坚决支持军区《六四公告》!”“坚决镇压胆敢兴风作浪的五类分子!”“坚决镇压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等口号,气焰十分嚣张!同日,“百万雄师”汉阳分部围攻汉阳轧钢厂,武昌分部围攻国棉二厂。

     6月8日上午,我正在宿舍与同学们闲谈时,闻听“百万雄师”出动改焊的武斗装甲车,把我校的大门冲垮了。所幸他们此举的主要目的是恫吓我校师生,没有冲进校园来。随后,“百万雄师”又分别围攻了居仁门中学、武汉汽车配件厂、华中农学院等单位。

     在我校大门被冲垮之后,我感到面对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我们这些文弱师生根本不是其对手,他们随时有可能冲进来打人抢东西。为保护自己那一点可怜的财产,我把装着衣物的木箱提到学校对面家属区,想寄放到写作指导课老师彭澄家中。彭澄是位讲师,平时很喜欢我。我去后,他们一家都在。彭老师说怕放在他家也不太安全,建议我寄放到同住一楼的带俄语课的梁老师(女)家里去。彭老师大概知道年轻些的梁老师也喜欢我,于是他带着我到了梁老师家中,梁老师满口答应。

     到过武汉的人都知道,汉口六渡桥一带是全市是繁华最热闹的商业中心,其中民众乐园又是娱乐中心。武汉各大造反派组织在这里都设有联络点和宣传站,我校也不例外。在“百万雄师”一次次挑起武斗之后,各造反派均在这里加强了保卫力量。我班樊令文和同专业二班的一个胡姓同学这时也被派去守卫。

    6月17日,“百万雄师”为强占这个造反派在汉口的最大据点,调集了江汉、桥口、一治、长航、肉联厂等几十个单位共三千余人,以响应军区“支左办”“抓革命,促生产”号召为名,打着去江汉区财贸大楼“上班”的幌子,妄想先抢占该大楼,作为攻占“民众乐园”的桥头堡。此举遭到驻“民众乐园”的造反派反击,双方发生武汉文革以来第一次全市性大型武斗。血案造成造反派当场死亡十七人,受伤者难以计数,“百万雄师”死亡二人,轻重伤员也不少,“百万雄师”的企图未能得逞。这次血案时称“六.一七”血案。在这次武斗中,“新湖大临委会”负责人之一、法律系学生何一华不幸牺牲,我校不少战士受伤。

6月24日,“百万雄师”在军方专业人员指导下,总结“六.一七”武斗中“牺牲”两人的“教训”,调集近一万人攻打“工造总司”。他们运用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阻击外援”、“先打弱敌”等战术,当场打死造反派工人28名,重伤80余人,而“百万雄师”无一死亡,大获全胜。这次大血案时称“六.二四”血案。他们之所以攻打“工造总司”,理由是该部在“六.一七”六渡桥武斗中,曾派该部“铁军”参战,致使“百万雄师”损失二名队员,所以报复。

经此一战,“百万雄师”自以为打出了威风,更为猖獗,在全市展开了全面出击。铁道部武汉第四设计院、武昌险峰大楼、汉阳轧钢厂、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大学、长江医院、武汉机械学院、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等等,无不受到攻击。

我们学校在经过6月8日突袭后,于6月26日又受到“百万雄师”围攻。在这种气氛下,家在市内或市郊的,基本都逃回家住。像我这样离家远又经济条件差的,只能在学校提心吊胆地苦熬。有一天晚上,我在校内大字报长廊碰见彭勋老师急匆匆地往外走,有一个同学跟着他,责备“临委会”为什么不把大家组织起来武装保卫校园?含有批评头头们右倾的意思。那时报纸上的文章中已经出现了只有毛主席才配享用的黑字体的“文攻武卫”,可见“武卫”实属正当。只见彭勋幽默地把手指向办公大楼,说:“枪就在那里,你要不要?你若要,我马上发给你!”那个同学见彭勋如此应付,只好悻悻离开。对彭勋的回答,我能理解。面对手持长矛头戴柳藤帽的准军队,我们这些从未受过训练的区区几百留校学生,哪里是对手?给你一杆枪,你会用吗?你敢用吗?“临委会”不主张“武卫”,看似怯战丢面子,实乃对同学们生命安全负责。对那位“鹰派”同学的血性,我也能体会,面对犯我之强敌,岂能先自气丧,实行不抵抗主义?

      尽管校方无心“武卫”,但“文攻”一点也没有放松。《新湖大》报对市内武斗惨案一一写出通讯或消息进行报道,发表泣血的评论和控诉。校“临委会”对“六.一七”血案中阵亡的何一华同学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对受伤的二十多名战士(其中有二班那位胡姓同学)授予“抗暴英雄”称号,分别召开了追悼会和表彰会,号召大家继承烈士遗志,学习英雄业绩,坚持斗争,夺取最后胜利!也力所能及地举行过两次反武斗游行,口号主要是“还我战友还我血!”“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向某大麻子讨还血债!”等等。我们书写的大标语及校广播台的常用语是“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及林副主席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等等。“解放区的天”显然不再“明朗”了,校广播台代之而起的是“红军想念毛泽东”啊、“捎个信儿到北京”啊、“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啊、毛氏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及林氏语录歌“完蛋就完蛋”啊之类悲情悲壮的歌曲,用来安抚人心或鼓舞斗志,抒发对领袖的期盼对革命的忠贞!

     与此同时,校园内的大字报丝毫不少,一批批揭露军区某领导人生活腐化、不择手段迫害女方男朋友的大字报格外醒目,校园内人群依然熙熙攘攘。看了揭露那位将军依仗特权、打击报复、生活腐化的大字报,我想到刚入校时经济系两个同学因在蛇山谈恋爱晚了,回校时大门已关闭只好转去在山上空坐一夜,就被双双开除学籍一事,感到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在前几年“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全国一方面大搞学习毛泽东主席著作群众活动,一方面深入普遍地开展“忆苦思甜”活动,要求人民群众警惕“走回头路,受二茬罪”,极力宣扬“权权权,命相连”及论证“无权的痛苦,有权的幸福”。把那两个同学的际遇与这位军区领导人相比,的确证明了“无权”与“有权”的巨大反差!那些大字报的内容当然是真假难分,但一提到那个将军,当时是人神共愤!

      这里附带插上一笔。在“六.一七”壮烈的何一华同学的女朋友也是法律系同学,姓丁,长得很漂亮,也是首批造反派。何同学牺牲后,临委会照顾她专程到何的老家海南岛去看望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万分悲恸!据说因感于丁同学千里送骨灰千里认亲的情谊,他的父母把烈士抚恤费全部赠给了丁同学。就因有此一行,有些饶舌的同学不知是出于同情或是戏谑,在背后把她称做“丁寡妇”。二班那个受伤的胡同学免不了经常到邻近的市三医院看病,每次挂号费0.20元,时间一长,他说发的“慰问费”还不够挂号用。我有时想,不知那个“革命烈士证书”对何父何母有没有一点实际价值?

       愤怒出诗人!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同情造反派、支持造反派、鼓舞造反派的诗歌。如“请松一松手—献给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再见吧,妈妈!”“红旗大楼颂”“在那天快亮的时候”等等,我都读过,只是对作者不熟悉。有一首署名“白桦”的“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我印象最深刻。这首诗每一段的开头都是“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作者用自己年青时代的革命斗争、理想、奋斗,鼓励我们这些正拥有着“青春”的新一代革命者们勇敢投入抗暴战斗。我知道白桦是著名诗人,以前在天津工作,这首诗虽然深深打动人,但我怀疑是否真的是我所了解的那个“白桦”写的,也无从打听白桦是否这个时候在武汉。

由于武汉的武斗太频繁,终于惊动了中央。6月30日,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文革专门致电武汉军区,明确指出“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

     但就在6月30日这一天,乘坐卡车手持长矛头戴柳藤帽的“百万雄师”又一次举行了数十万人的武装大游行。当他们途径我校时,我也挤在大门口观看。当时武汉市的绝大多数市民对这些有军方支持的暴徒们三天两头地出来炫耀武力,十分反感,对造反派持同情和支持态度。当我们出去游行时,两旁的民众会顶着烈日给我们鼓掌助威,自发地递来凉开水、汽水或酸梅汤。他们今天面对这支红眼怒吼的游行队伍,则免不了又怒目而视或戳戳点点。这一来,更加激怒了这些狂呼“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准军队。只见两部武斗装甲车调头一转,向人行道开来,站立的人群吓的四下逃避,我们校园围墙顿时坍塌一大片。我们看了,敢怒而不敢言。“百万雄师”自五月份成立以来一直采用暴力行动“闹革命”,人们普遍称之为“百匪”。

      在学校围墙也被冲垮后,我感到那个装衣物的木箱放在梁老师家也不安全,决定把它转到在华中工学院读书的好友冯家彬姐姐家里去。我只知道他姐姐家住武昌解放路,离我校不远,但具体地址不祥。为此,我得先到华工找冯家彬。

      那时,市内公交车大多无法正常运行。我好不容易借了辆自行车,在上午骑到离湖大有二、三十里路远的新华工。华中工学院远离市区,学校规模大,留在学校的学生也多一些。当我找到冯家彬时,他们宿舍的同学围着我问这问那,显得十分关切。我在那里吃过午饭,顾不上休息,就和冯家彬往回赶。

      我上午骑车到华工,已累得气喘吁吁。回来时,想和冯家彬换着骑,以便坐在车后休息休息,谁知身高有1.76米的他竟然不会骑自行车!我当时已有1.70米了,体重最多有百把斤,瘦不拉几的,只好咬着牙载他走。刚开始,他还说,我还从来没有韵过这个味哩!显得很享受。时间长了,我说,你倒舒服,累死我了!谁知他说,你还说哩,坐在后面车子一腾一腾的,也难受啊!原来水泥路每一段衔接处,确实有一道埂,难怪他会叫苦不迭!好在那时我才20岁,吃得了苦。尽管六月流火,路面不平,回来上坡路多,我们俩赶到我校时,都浑身汗透,因为一路顺利,心里还是挺高兴。晚饭在学校食堂吃的。我们的伙食标准是每天0.45元,一天三顿发早中晚三张餐票,中晚餐米饭4两,荤菜素莱各一勺,若吃面条,一大碗,浇一大勺子鸡蛋汤或肉丝汤。我给他打了一份面条,他笑着说,这在我们学校只有病号才吃得上,还要班上先报上去哩!当晚,我与他把箱子从梁老师家提出来,直接送到了他姐姐家中。

不知是不是中央文革和军委文革的急电起了作用,“百万雄师”的武力围攻、武装示威、武装挑衅行为终于消停了几天。武汉各大学不屈不挠的造反派为了显示并未被“百万雄师”征服和消灭掉,并没有屈服于“带枪的人”的淫威,于7月15日组织了一次大游行。我自然也是“新湖大”游行队伍的一员,跟着游行队伍从武昌一路步行到汉口。在我们队伍之后,当游行接近尾声时,后面的队伍却遭到驻守在武汉电车公司内的“百万雄师”的袭击,造成五人死亡。我们后来听说这一消息,不禁又气又怕!受此惊吓,又有一批同学逃离学校。

过了两日,陆续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说是中央来人了,谢富治来了,王力来了,甚至周总理毛主席也来了!有的甚至绘声绘色地说也有中央领导到过我们学校和华工、水院,如何表态等等。因为我一贯有“天坍下来有长子顶着”的依赖思想,晚上基本上呆在寝室内,因此对中央领导人到过我校的“喜讯”将信将疑。

历史真相是,周总理确实为毛主席亲自处理武汉问题于7月14日打前站到了武汉,来前已电召正在重庆处理四川问题的谢富治、王力、余力金一行火速赶到武汉,协助和保卫毛主席。当天晚上,毛泽东、杨成武乘火车由北京到武汉,住在专门接待他的武昌东湖宾馆。7月18日,毛泽东召见陈再道,向他亲口宣布四条指示:(一)立即释放工人总部被关的朱鸿霞、胡厚明等全部群众组织头头,恢复组织;(二)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三)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四)做好“百万雄师”和造反派群众工作,防止发生报复现象。中央领导人要求武汉军区逐级传达,做好干部思想工作,慢慢转弯子。不料想军区一下子把这四条指示捅到下层,引起下面激愤。在这期间,谢富治、王力为了解情况,的确在晚上到两三个造反派势力强的单位看过大字报,对发现他们身份的群众讲过话,但并没有透露四点指示的具体内容。然而,被四点指示彻底激怒的“百万雄师”、“公检法”群众组织中的骨干和某部队的一部份战士于7月20日凌晨拿着大刀、长矛涌进东湖宾馆,直接威胁到毛主席安全。毛安全转移后直接去了上海,部分来者把王力带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批斗。在这之后,驻汉空军奉命好不容易才把王力解救出来。

从7月20日上午开始,“百万雄师”进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支持军人抓中央代表王力。他们除了高呼以往的老口号外,宣传车高音喇叭还加了一条“好消息!好消息!中央批准斗王力”!对“百万雄师”组织的武装游行,我已是司空见惯,并不惊慌,只是从他们新加的口号中和口口相传的小道消息中,知道中央确实派人到了武汉,武汉问题解决有望了,因而对“百万雄师”连续几天的大示威游行不以为意。

直到23日上午,我一个人端坐在宿舍内,突然从走廊那头传来急促的跑步声,有人大声呼叫:“快跑哇,‘百匪’冲进来了!”这时我好像才发现我们班四个男生宿舍寂寂无声,不由得脊梁骨生出一阵阵寒意,连毛巾也没顾得上拿,起身“砰”地一声关上寝室门,飞速从三楼往下跑!跑出宿舍楼,只见有寥寥几人也在往外跑。我们宿舍楼在校大门西侧,我没敢往大门口方向跑,而是箭一般地垂直穿过一块篮球场一座教学楼又一块篮球场又一排平房,来到靠红旗大道旁边的围墙下,找到一堆红瓦,踩上去爬上墙头。抬头往东方看去,只见一伙“百匪”手持长矛正往校园里面冲,我蹲在墙头不敢往下跳,墙外的群众着急地喊道“快跳!快跳!”对着我站在前面的两个人把手伸出来,我往下一跳他俩刚好接着,我方始站稳。我怔怔地站在他们一起,好一会才定下神来,竟连感激他们的鼓励和帮助都忘了。如果我那天在寝室没有听到那一声呼叫,如果我行动只迟缓一分钟,以后会遇到什么事就难说了!

      这时,一辆接一辆满载军人和狂徒的卡车从大道上由西往东驶过,他们在车上声嘶力竭气焰嚣张地呼喊着“镇压!”“踏平!”“粉碎”“斗王力!”一类口号。如果中央真有那“四点指示”的话,说他们是顽固对抗、垂死挣扎、孤注一掷、猖狂暴乱,一点也不为过!对他们疯狂的暴行我无心观看,怀着有家难归有校难投的悲痛,沮丧地往老同学最多距离也最近的华中师范学院走去。

     华师王兴和、雷泽荣、张崇诰一班老同学收留了我。他们听了我校沦陷和我逃出来的经过后,既十分震惊又为我庆幸。在狮子山上,他们每天陪着我,给我宽心,又急着打探外面的消息。头两天,收音机里传出湖北电台武汉电台播送的武汉人民如何按照党中央指示开展文化大革命、武汉各界知名人士及各大厂矿都参加军区和“百万雄师”组织的大游行的盛况。从这些消息中判断示威游行还在继续。到26日,这些报道没有了,早上华师到中南路口打探消息的人员回来说今天没有游行了,街上显得很平静,不一会听到中央台消息说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这时,我们都十分激动。我当即想返回学校,他们硬是留我吃了中饭才让我走。

      回到学校,刚刚开张的校广播台正在播报中央对武汉问题的表态,呼喊庆祝胜利的口号,我忐忑不安的心情才踏实了,那股高兴劲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路上遇到同学和老师,无论认识和不认识,都要兴奋地交谈几句。因为现在出现在校园内的,肯定是坚定的造反派!我们能一直坚守到最后一刻,亲自迎来胜利的黎明,首批回到失陷的校园,怎能不万分高兴万分自豪呢?

我进入宿舍楼,只见走廊上一片狼藉,书本、纸张、毛笔到处可见。我走到三楼我的寝室门口,只见室门大开。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寝室的,临逃时分明把寝室门关好了的,现在又第一个进屋,显见他们进来过。果不其然,有两个离校早一些的同学留下的箱子被打开,衣物乱七八糟。看看另外三间宿舍,大致一样。我帮着关好房门,退回自己的寝室,稍微把房间收拾了一下。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我习惯地拿起饭盒向外走去。走到路上,才想起今晚食堂是否能开伙。走到食堂门口,听到里面笑语喧哗,心想有戏。进去一看,只见食堂师傅们个个笑逐颜开,热饭热菜香气四溢,先到的同学正高兴地围着打饭菜哩!大家仿佛都有劫后余生的感受,同学们和工人师傅们互致问候,诉说那几天的经历和今天的喜悦。看到食堂师傅们又高兴又忙得满头大汗,我一下子理解了为什么人们要把读过的学校称为“母校”!当学子们一个个还惊魄未定之时,食堂师傅们却像慈母一样为照料我们先忙开了,不是“母校”是什么?

随后的几天,遭受劫难的校园渐渐红火起来。同学们陆续返校,校园内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热烈庆贺胜利的大红标语比比皆是,随后又出现了“政变”那几天的动态报道,外单位人员和市民又涌进一度陷落的“解放区”。我们兴奋地阅读飞机撒下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阅读武汉军区发表的检讨支左工作犯了“方向错误”的《公开信》,收听中央台广播的《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一系列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向武汉广大革命群众致敬的社论及北京以盛大场面迎接谢富治、王力同志凯旋归来的消息。尤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他们利用‘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党中央号召,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当迅速觉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正确路线,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人”等话语,简直是字字句句都说到我心坎上了!

为热烈庆祝谢富治、王力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为庆祝武汉革命造反派历经半年奋斗取得的文化大革命辉煌战果,7月29日,武汉三镇50万军民举行了盛大集会和游行。当我们在“新湖大”校旗引导下,在“新湖大”毛泽东思想宣传车的欢呼声中战歌声中游过武汉三镇,沿途群众不时报以热烈掌声,不少人自发地高呼“向新湖大战士致敬!”的口号!看到人民群众对我们这样热情和尊敬,心中别提多自豪多幸福了!

没料到乐极生悲。8月1日,为感激党中央和毛主席解救了武汉革命造反派,也为弥补未能准时纪念毛主席7.16横渡长江一周年的遗憾,武汉各界造反派联合举行了横渡长江活动。由于才胜利几天,各单位头头似乎乐观过度,协调很不充分,以至指挥失控。在入水口边,前挤后涌,第一批人刚入水,第二批马上下水,将先下水者压得不能浮起,造成惨案,死亡一百多人。所幸我校参与这次渡江活动的游泳健儿,无一死亡。我是旱鸭子,又不喜欢凑热闹,故未去。一时间各种分析议论迭起。有人以“阶级斗争”观念分析,一定是顽固不化的“百万雄师”分子故意破坏的。我听后颇不以为然,在造反派取胜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谁敢冒此风险去“破坏”?在水中又如何“破坏”?对这一重大惨案,当时已被造反派掌权的新闻媒体均未报道。

这场预想不到的悲剧过后,本以为武汉局势可以从此安定,孰料紧接着又发生了兄弟阋于墙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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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4-12-08

十一、令人扼腕的武汉“钢派”“新派”内讧

作者:诚言2014-10-15 20:00

8月4日,受老家专程赴汉的几个造反派之请求,我们又有十几个同学回家乡串联。这次回家,家乡的造反派实际上在中央关于武汉问题表态后,早已像“烙烧饼”一样翻过来了,不再存在需要我们帮忙“平反”的问题。在“二月镇反”后,家乡也出现了造反派受压受整的问题。此时有人追究整人者的责任,在所难免,但也有许多随大流投机行事的人浑水摸鱼,对以往有矛盾的干部群众乱整胡斗。像我二姐夫,区区一个小股长,腰被单位“造反派”打伤,我哥哥,区区一个镇政府普通干部,竟被当着“走资派黑爪牙”押解游街,气得我母亲“击盆骂街”。这使我感到,已被文革搅乱了的社会秩序、破坏了的人际关系不是一时可以修复的。再加上上面传来了“武装左派”“防止‘红武兵’持枪报复”的小道消息,本地少数造反派也有胡乱抢枪的行为,搞得人心惶惶。我们一行感到久留无益,遂匆匆打道回校。

此时的武汉,已陷入了“万马战犹酣”的可悲状态!

在中央对武汉问题表态的同时,已撤销陈再道、钟汉华担任的武汉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职务,指派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提拔驻汉空军负责人刘丰任武汉军区政委。在有了新的领导之后,已扬眉吐气的武汉造反派本应在军区党委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稳定社会秩序,使各项工作步入正轨,但却有少数利益熏心之人,再次重弹“以我为核心”的论调,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在“七.二O事件”中,中央为“武汉工人总部”等被解散的组织平了反,但恢复组织后的“工总”更名为“钢工总”,原“九.一三兵团”更名为“钢九.一三”。它们与“钢二司”一起并称为“三钢”(时称“钢派”),无缘无故地把其他工人、学生和各机关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再次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扬言他们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央号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中,只有他们才够资格当“核心”、夺大权!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就是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也不可能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能进“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只仅仅是选几个“代表”而已。“三钢”的少数头头如此鼓噪,无非是自抬身价,以加大在新生的权力机构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但他们的谬论竟对下面的成员也颇具蛊惑力。一时间,讽刺谩骂其他革命群众组织为“右倾”“托派”“老机”的大字报大标语刷满武汉三镇!

对这种言行,被诬蔑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群众组织当然不服气。于是,以“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工造总司”“省直红司”为骨干的对立面群起应战。因有“三新”在内,这部分组织时称“新派”。

照说,这种无聊的争论,对我这个连班一级的“头目”都不是的群众队员来说,毫无妨害和损失,但我却难以隔岸观火,置之度外。因为我虽然年初没有参加过《二八声明》的大辩论,但我坚决反对那种极力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做派。我曾满腔热情地参加过“新湖大”为“二司”雪中送炭的“三.二八大游行”,更曾累月为“工人总部”的翻案进行过艰苦斗争,因此,对“钢派”主要头头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行为十分不满!

一天,“钢派”一下属单位在我校大门口张贴了一张《“三钢”是武汉当然的核心》的巨幅宣传画,背景是乌云密布、冷风怒号的天空,正中三位分别戴着“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的汉子顶天立地,对着前方怒目而视!过了两天,我校美工队创作了一幅题为《“三新”永远是江城人民的小学生》的巨幅宣传画,张贴于前画毗邻处,与之针锋相对!这幅画的画面是,两位男学生一位女学生分别戴着“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袖章,朝气蓬勃地站在灿烂的阳光下,向意境中的全市人民群众手挥鲜花和“语录本”热情致意。两幅画背景冷暖不同,主人公表情迥异,体现的境界大不相同,使我立马来了灵感,写了一篇《看画有感》的大字报。我同室的杨奉祥同学抄写后,我特意请会写美术字的马铜铃同学写标题,标题设计中把“画”字上部用红色、下部用黑色、其余三个字用兰色写出,落款为红色《新湖大“同心干战斗队”新、新、新评论员》。“新、新、新”三个字又分别使用两种毛体,中间的一个“新”采用“新湖大”校旗中“新”字的毛体,前后两个“新”用毛的另一种字体(“新华工”的“新”字体),以此寓意文章观点能代表“三新”。文章的主题自然是讽刺前画褒奖后画。因为“钢九.一三”的基层组织和成员对“以我为核心”的观点鼓吹得不像另外“两钢”那么厉害,文中我特意指出前面那幅画不见得能完全代表“九.一三”广大战士的看法,注意了“区别对待”。大字报写好后,贴于校门口朝街一面的围墙。由于文章标题与落款都很新颖,加之分析较为客观,不少“新派”队员在上面用钢笔留言支持,也有一个“钢九.一三”的队员题写“向新湖大战友学习致敬”!看到这个留言,我特别高兴!这是我在文革中写的第三张大字报。

“钢”“新”之争似乎成了那一时期的焦点。十月中旬,被毛泽东誉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利亚的领导人谢胡一行在周总理陪同下到武汉访问,说是参观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街上顿时出现了大量“钢派”们写的“热烈欢迎钢阿尔巴利亚战友!”之类的大标语,似乎阿尔巴利亚也成了“钢派”一员。有次我们在湖北剧场看一场阿尔巴利亚的什么影片,当银幕上显示该片由“新阿尔巴利亚电影制片厂”出品时,观众中发出一阵叫好声。这些叫好的观众显然属于“新派”。

在这种气氛下,周总理陪同阿国领导人要到我校参观访问,全校师生员工无不兴高采烈,头一天就在南院足球场布置好了主席台。谁知第二天一大早,发现在我校东南部借住了几栋楼房的武汉外语专科学校的“钢二司”在人行道上扯起了两条“热烈欢迎钢阿尔巴利亚战友参观访问武汉亚非拉外语大学!”的横幅(“亚非拉外语大学”是“外专”在文革中自我加冕的),校“临委会”速即在前院重新布置欢迎会场,以免外语专科学校的“钢二司”沾光!十时许,贵宾们光临我校。中方陪同访问的大人物,有周总理,还有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在他们从校办公大楼出来时,我没见到周总理,挤上去与中方领头的刘宁一同志握手。刘宁一戴着眼睛,皮肤白皙,人清瘦,笑吟吟的。当我用双手握住他的右手时,感觉他的手掌手背像缎子被面一样光滑,手也很瘦,使我不忍心用劲去握。阿方贵宾个头高大,肤色白中透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白种人。他们在刘宁一等人陪同下看了一部分大字报,然后来到接见全校师生员工的会场。在这时,周总理出现在主席台上。这一天许多外面的群众也闻讯赶来,盛况空前。校临委会领导人龙铭鑫致欢迎词后,我系男高音、财六五一的沈仁葆同学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刚唱完一遍,周总理亲自打拍子指挥,又重复唱了两遍,宾主方才尽兴。整个会场接见活动,没超过半小时。

从那之后,我注意到报纸上再没有出现刘宁一同志的任何报道。又过了若干年,阿尔巴利亚二号人物谢胡被该国党中央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以“反党集团头子”罪干掉,怎么也没想到他在我校学习的“反帝反修”的“经验”竟然被别人反弹琵琶,用到了他的身上!

8月上旬,我校亲密战友“新华工革命委员会”诞生。消息传来,“新湖大”上下一片着急,因为我校在文革中事事不落人后啊,怎么校革命委员会这么难产呢?原来经济系梅子惠、贾培培两位“老造反派”挑头成立了一个取名“红八月”的跨系垮班的组织,其成员不足80人,他们持“钢派”观点,从而影响了全校“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他们这种做法无论放在全国大气候下和我校具体环境下看,毫无疑问是错误的。在反复协商无果的情况下,由于该组织人数太少不足以左右大局,“新湖大革命委员会”于11月3日还是成立了。成立之时,武汉军区主要领导出席,《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均在头版报道,全国各大群众组织发来贺电。这些贺电我校都用红纸抄写出来贴在大字报棚。当时全国造反派内讧的现象多已存在。我发现在张贴出来的贺电中,既有“四川8.26”和“重庆反到底”的,也有“红卫兵成都部队”与“重大8.15”的。在“红成”“8.15”贺电文后,有人留言讽刺“新湖大”竟与这类机会主义者为伍!

校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计统系龙铭鑫同学担任主任,我系谢邦柱同学、张维荣老师、原校党委书记赵抱一等任副主任,彭勋和各系革委会主任都是常委,据说还给钢派“红八月”留了一个常委和委员的名额,只待他们回心转意后来上任。这样的处理,照说既紧跟了形势又还算合理。

谁知没过几天,校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谢邦柱发表了一个对时局的“声明”。其引言是:“你要怕狼吗?你就别到森林去”!正文大意是说全市钢派与我校钢派在对时局的看法上不少观点是对的,新派尤其是我校新派哪些做法是错误的,我校“钢”“新”双方应重新“联合”。这纸声明无视武汉革命造反派分裂的历史原因、“新派”为钢派平反的努力及钢派旧病复发等一系列过程,貌似公允公正,实则是对已成立的校革命委员会的否定。这纸有可能制造我校再次陷入派性混战的“声明”,引起了我极其强烈的反感。尽管谢邦柱同学与我同系,他还是造反初期“八.三一革命队”的老领导,对我一直也很不错,我还是忍不住评论欲望,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长达6000多字的大字报:《驳谢邦柱》!落款署名“会六五一同心干战斗队评论员”。

这篇大字报由杨奉祥和另一位毛笔字写得好的原保守派同学李祥瑞花了两整天合作抄写,我仍然请马铜铃同学写标题与落款。标题设计是,兰色排笔字单独写个“驳”字,在下面用黑色排笔写上“谢邦柱”三个字,最后用红色排笔字写出署名,既显得严肃大气,又体现了爱憎分明。仅凭一张大白纸只写个标题、落款就足够醒人眼目,再加上指名道姓地批评全校二把手,因而引起了全校轰动!有一天,带我写作指导课的彭澄老师遇到我问,“那张大字报是你写的吧”?因大字报落款注明了“会六五一”,故彭老师有此一问。我回答了个“是”。彭老师接着说:“我估计就是你写的!”听了这句话,我的心情如同彭老师在课堂上把我的作文当范文读一样,又高兴又有点羞涩。还有一次,我的好友会六五三班的宋秉生同学揽着我的肩膀说:“那篇大字报好有趣呀,不是驳人家的哪些观点,而是叫驳谢邦柱”!听他当面夸赞,我没好意思告诉他那正是我的大作。那篇大字报的题目,其实是学习《人民日报》前几年的一篇《驳邦迪》的评论员文章而来(邦迪是一位英国外交官员)。我们班的欧本刚同学说话一贯幽默,他说:“可惜谢邦柱的名字就起错了,只能‘邦柱’,注定命中当不了正柱!”

谢邦柱同学一定看到了这篇大字报,也可能猜测得出是我写的。因为我在“八.三一革命队”写出署名“劲松”的《致马兴林同学一封公开信》大字报后,他不仅高兴,而且还取笑我:“你长这瘦,还想当劲松”!对这篇大字报,他没有回应,颇有大哥风度!

这是我文革中写的第四张也是最后一张大字报。

现在再来评论当年的“钢”“新”之争,真是回味无穷!“钢派”的主要头头重蹈覆辙挑起事端,固然不对;“新派”那么认真地反对“以我为核心”,想在即将建立的权力机构中与对方平分秋色,岂不也太天真?上面一句“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就把所有的造反派忙得屁颠屁颠的,帮着毛泽东起哄,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岂不既愚昧又可悲?连刘、邓、陶、彭、罗、陆、杨、贺龙、谭震林、王任重、张体学那些长期跟他并肩战斗的战友或枪林弹雨中追随的老部下,他认为你“修”就“修”了,说你“走资”就“走资”了,你们这些“奉旨造反”不到一年的杂牌军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能够去“夺权”,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再说,什么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有没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度量标准?这个虚拟的标准掌握在谁手里?我当时怀着造反派顺利大联合建立革委会后就能“天下太平”的良好愿望,申张“新派”观点,看似心无邪念,其实也“二”。因为这种有革命群众组织参加的“三结合”班子,本身就是一个权宜之计,是一种“逗你玩”的手段,我却偏偏“捡根棒槌当根针”,不亦是太傻太天真了吗?放眼全国各地数百万个大小单位,有哪一个当年进入“三结合”班子的造反派在以后能够幸存下来?

可叹武汉的“钢派”“新派”的众多头头们,在这种派别斗争中互不服气、互不相让、互相攻击的结果,给了手握实权的军人和“革命领导干部”更多的把柄和借口,成为把他们更快地一锅烩的理由。

就我所知,武汉地区两大造反派的鹬蚌相争,以“文斗”为主,没有造成丧人性命的武斗。须知,在当时不仅造反派有内讧,还有不少单位造反派在收缴原保守派手中的枪支,落实上面“武装左派”的指示。就是在内外矛盾交集的情况下,也未出现前期武斗频频、人们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局面。

我校“临委会”尽管持“新”派立场,但保持了应有的克制,既没有煽动群众狂热地投入内战,也没有参与社会上的抢枪活动。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彭勋讲话说:“对于街头上出现的‘油炸彭油嘴’‘杀鸡(机会主义)煨汤’之类的标语,同志们不要当回事,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更不要针锋相对地去刷‘杀猪宰羊’的标语回敬”。“猪”者,暗指“钢工总”一号头头朱鸿霞,“羊”者,与“钢二司”司令杨道远的杨姓谐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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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4-12-08

十二、幻想,在“斗、批、改”中破灭

作者:诚言2014-10-17 13:21

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标榜文革的程序是“一斗、二批、三改革”。武汉地区在“一斗”中斗倒了王任重、陈再道这些“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后,虽然“钢派”“新派”仍在一争高下,毕竟没有像四川特别是重庆的 “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那样打得炮火连天破坏了秩序安定,因而各单位还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形式上进入了“二批”程序。

在武汉“七.二O事件”后享受中央大员和首都百万民众隆重欢迎、“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回到毛主席身边”不几天,却被毛主席送进了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的秦城监狱!据说,王力写的一篇《红旗》杂志社论宣扬了“揪军内一小撮”,毛在上面气愤地批了“还我长城”四个字,大骂是“大毒草”!另一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当即陪斩,一时社会上流传着“王八七”的称呼。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禁既瞠目结舌又暗中好笑。“揪军内一小撮”是王力发明的么?《五.一六通知》中“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个文化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何如何等,不是我们人人都会背诵的“最高指示”吗?是军队里有“一大批”的提法严重,还是有“一小撮”的提法严重?彭德怀、罗瑞卿、贺龙哪个不是“长城”?他们一个个被“揪出来”与王力有什么相干?被拆毁的“长城”王力有责任去“还”吗?想是这样想,但“鹦鹉前头不敢言”,只能闷在心里。

“王关戚”中的戚在以后新闻报道中念完一长串首长名单之后,被记者意味深长地单独加了一句“还有戚本禹同志”。据说,毛泽东还想“观察”一下。没过多久,戚本禹也在毛泽东“观察”的目光下,押进了秦城监狱。

但在8月份,戚本禹还能命悬一线。他于4月份首次在《人民日报》公开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仍然是我们“二批”阶段的重要学习资料。这时对刘少奇的批判,除了毛在《炮打司令部》中点出的资反路线、右倾、形左实右外,又加上了“卖国主义”、鼓吹“巩固新民主义秩序”“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四大自由”等等。一直作为共产党员必读教材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被诬蔑为《黑修养》,从中归纳出“驯服工具论”“入党做官论”“吃小亏占大便宜论”“剥削有功论”“读书做官论”、“群众落后论”等“黑六论”,要求革命人民“批深、批透,坚决肃清流毒”!总之,怎么能丑化他,就怎么丑化他,怎么能搞臭他,就怎么搞臭他。堂堂大国之国家主席,也被改名叫“刘少狗”了!古往今来独夫们整治政敌手法之下作,莫此为甚!

8月份,《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中共中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又把早年牺牲的中共书记瞿秋白拎出来,与刘少奇结合一起批判。批判文章说刘的“三自一包”与彭德怀庐山《万言书》一唱一合,刘少奇为彭德怀“翻案”,彭德怀在抗日时搞“百团大战”是“背着毛主席”,消耗了我军实力;翟秋白是“叛徒”,刘少奇在安源出卖工人利益,后来一贯包庇叛徒瞿秋白。为了形成革命大批判高潮,我们系成立了好几个专门写作班子,我们班由已担任班领导小组成员的许科甲同学和我组成了一个写作小组,系革委会要求我们限时写出一篇有分量的批判文章。为此,还给了两份“绝密”材料叫我们参考,一再嘱咐这两份材料要严格保密,不得外传。

这两份“绝密”材料,一份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写给毛泽东个人的一封不足5000字的信,一份是瞿秋白就义前写的《多余的话》。前者被当局耸人听闻地说成是“反党万言书”,后者被诬陷为“叛徒自白书”。不看这两份内部“绝密”文件便罢,一看使我的革命观和文革观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1959年,面对毛泽东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瞎指挥造成国民经济岌岌可危的局面,在党的最高会议上,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的彭老总怀着急欲纠正错误政策的责任感,向党的最高领袖写了这封信。信中一方面按照党八股写法先肯定了前段工作“成绩”,说在全民炼钢铁中,虽有物力、财力和人力浪费,“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也是有失有得的”。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存在的问题:“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最后建议“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就因这封信,1959年彭德怀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头子被罢官,1965年被毛泽东当着发动文革的由头,文革中又被毛、江抛出来交给毫不知情的“革命小将”批斗折磨拷打,中央高层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和措施加以保护。在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我因亲自见证了刘少奇“三自一包”政策的实惠对姚文元攀扯刘彭而不忿,看了彭德怀的“万言书”后,我更了解了历史的真相,更对毛泽东抓住文中“有失有得”这个枝节问题大做构陷文章的卑鄙做法不耻!读了“万言书”,使我懂得了什么叫颠倒黑白强词夺理!什么叫一言堂个人专断!

读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给我带来的则是心灵震撼!

此文“代序”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何必说?”仅此一句开头语,就扣人心弦,一下子使我产生了高度共鸣!

瞿秋白的“话”没有一句否定革命和斗争,没有一句出卖组织和同志,但从原来只想当一名“教师”,却因“历史的误会”、“ 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的人生回顾,使我感到他有悔不当初、误入歧途之憾;从“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到“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等句,我认为他感到在这个“组织”中是怎样失去自我,缺乏信任和安全;从“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到“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等句,我看到了他坚决不作烈士状的诚实,对“革命”奉行的斗争哲学的深刻厌倦,和对“什么什么主义”的嘲讽!

这是一份多么凝重的人生总结啊!这是一篇多么坦诚的心灵独白啊!常言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我们这些头脑简单盲从盲信的年轻人,瞿秋白临终时的肺腑之言多么富有鉴戒意义啊!当我一个人暗暗地读着这篇“要求保密”的文字时,我觉得像我这种和瞿秋白一样“软心肠”的人,无论如何难以适应“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路线斗争,也从事不了血流如水、积尸为山的阶级斗争。细读全文,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此刻在我心目中辉煌不再,革命造反派的光荣称号,也不是一顶金色的王冠。我仿佛醍醐灌顶,感到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了!

思考的结果自然是,对这个写一篇有分量大批判文章的任务,坚决拒绝!我没有胆量公开为刘少奇、彭德怀鸣冤叫屈,但绝不能向伤痕累累奄奄待毙的刘少奇、彭德怀身上再撒一把盐!许科甲同学没有怎么看这两份材料,他本来也不感兴趣,加上系革委会也不过是做做样子,此事也就算了。文章虽然没写,但我从内心里感谢信任我的系领导,因为他们使我无意中发现了一小块被严密封锁的历史真相,看到了被谎言层层包裹的真理。也许,正是从那时起,革命、造反这些观念,从我脑海中慢慢淡出。

在“天天读”“学习讨论”的单调枯燥的节奏中,进入1968年。那时,我最盼望的一件事,就是赶快成立省、市革命委员会,待局面安定后,能再扎扎实实地读一年半书。不然,四年大学时光就算白白耽误了!

在我们的企盼中,元月20日,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那时成立各级省、地、县革命委员会,都要召开盛大的群众集会,都要以“成立和庆祝大会”的名义发一封给“最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致敬电》。《致敬电》的格式一般都先“深情缅怀”毛泽东在这个省、市光辉的革命活动和无限关怀,再极力“赞颂”毛泽东怎样带领这个地方的革命人民开展文化大革命夺了“走资派”的权,最后向伟大领袖献上“忠心”,表示要怎么怎么的拥戴、紧跟、夺取新胜利等等。其言语之肉麻兼空泛、阿谀且虚假,非亲眼阅读者难以领会。为了使后人了解毛泽东是怎样慑服人心,一步一步走上没有皇帝称号的皇位的,笔者不嫌麻烦,在这里抄录“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给毛伟人《致敬电》的最后一小段以饗读者:

“敬爱的毛主席呵!龟蛇山上的青松当笔,写不尽我们内心的激动,长江的流水当墨,写不完我们无限的幸福。您老人家最最关心我们武汉三镇的人民。我们—江城的儿女也是最最热爱您—我们最最伟大的英明舵手。现在,金太阳在我们头顶高照,《东方红》的歌声在三镇上空激荡,我们千万颗赤红赤红的心向着天安门,再一次怀着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心情,敬祝您—我们最伟大的导师、最伟大的领袖、最伟大的统帅、最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文辞如何?马屁拍的响不响?比当今周小平王兆山花千芳那类语无伦次谎话连连的小文人的水平要高多了吧?

武汉市革委会成立了,湖北省革委会的成立当然也指日可待了。对于省和直辖市革委会的成立,方方面面肯定更重视些。《人民日报》除了发消息外,还要刊登《致敬电》,更要发表一篇代表中央表态的“社论”,以证明这个新生的权力机构是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认可的,授权的,是合法的。这些“社论”的标题既要体现地方特色,又要振奋人心,对喜欢文字的我来说,相当富有观赏价值和研究价值。如《辽阔中原奏凯歌》《华北山河一片红》《春风已到玉门关》《井岗山红旗飘万代》《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等等,一看就知道是为哪个省专门炮制的。我们基层“革命小将”对即将诞生的省政权,操不了大心,帮不上大忙,唯一的任务是用到处刷标语的实际行动为它的出生营造良好的革命气氛。那时刷标语的方式有所改革,可能因“促生产”促的不太好,纸张有点供应不上,我们发明了直接用墨汁在墙上在马路上刷大幅标语的方式。有一次,我和杨奉祥一组,我提墨汁桶,他用大毛笔在红旗大道刷标语。在常规的“欢迎”“迎接”“庆祝”之外,我还揣摩《人民日报》将为湖北省革委会成立发表个什么标题的社论,就新编了一条“武汉三镇红烂漫,长江万里起宏图!”的标语。没想到,在2月上旬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人民日报》配发的“社论”题目正是《长江万里起宏图》!为此,我还暗暗得意了两天。

新生的红色政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用毛泽东的话说,该从“天下大乱”进入“天下大治”了。其实不然,恰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我亲自目睹了一件小事和经历了一件事关全校的大事!

有一晚下半夜,我和我班三、四个同学在校园搞安全巡逻,在校办公楼右面土路的旁边,发现一个人卷缩在地上。听交班的说,他是小偷,挨了打。我们有个同学用脚踢踢他的腿,他没什么反应。当时天气寒冷,我们也没有管他。后来打听到他死了,是打死的还是受伤后冻死的?无从判断。学校第二天到当地派出所报告了,问怎么处理。警察回答,没人来找,你们就出点钱火化算了。那年头,死个普通人真不当回事。

一件大事是这样的:春节期间,我校把毛泽东以前所有未再出版的旧文章、旧诗词收集到一起,印了一本《毛泽东思想万岁》的红皮厚书,全校师生员工人手一本,引起社会各界企羡。在那个对毛泽东个人迷信极盛的年代,也许是“物以稀为贵”吧,毗邻我校的华师一附中几个中学生晚上到我校图书馆去偷这本书,恰被我校武装巡逻的工人民兵发现,喊叫他们站住,他们不理,一工人开枪误中一个学生腿部动脉,抢救不及,这名学生不幸死了。这的确是一件难以料到的伤心事,我校革委会也专门与学校和死者家庭勾通,但愤怒的中学生不理不饶。无论白天晚上,这所中学的学生公然纠集一帮一伙的到我校打砸抢。他们不仅抢了图书馆,砸了学生食堂的大锅,还手持木棒到各学生宿舍搜索“杀人凶手”,对堵在寝室内的同学像对待俘虏一样进行审讯和殴打。可怜全校白面书生,不知是不敢拦阻呢还是不跟他们一般见识,有几天竟全校集体避难于校对面蛇山,在小饭馆里买饭吃。在这闹腾的十多天里,学校多次向有关部门汇报,要求协助处理误伤打死人及制止中学生胡来的问题,但一直无人过问。迫于无奈,在3月5日这一天(又是学雷锋日),校革委会组织全校同学喊着“人民军队应该保护人民!”“保障大学生人身安全!”“省市革委会有责任维护社会秩序!”等口号,列队徒步游行到设在汉口的省军区警备司令部进行请愿和静坐!请愿多日后事态方才平息。

这种在旧社会也没有听说过的荒唐事,却发生在新生的“红色政权 ”成立之后,真是亘古未闻!一些未经历过文革的人,总爱大赞文革如何如何好,羡慕“造反派”如何神气,“新湖大”该是全国著名的响当当硬邦邦的造反派吧,有几人知道全校师生在省、市、校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也过了这样一段提心吊胆屈辱的日子?

1968年5月初,我校师生奉省革委会之命到襄阳地区宜城光化两个县“支援春耕生产”一个月后,被匆匆召回,说是要投入反击为去年的“二月逆流”翻案的斗争。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回来后,听了一个林彪在一次高级军官大会上的讲话录音,大致明白中央又出现了严重的敌情,端出了“杨、余、傅反党集团”。录音中乱哄哄的,最后是毛泽东突然来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全体代表,表示对“杨余傅事件”处理决定的支持。当毛泽东出场时,下面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的“万岁”声,“拥护”声。

  后来又读了一份中央文件,才明白这个“反党集团”的罪行是:解放军总参谋部代总长杨成武同空军政委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司令员吴法宪;杨成武同北京卫戍区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控制公安部。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们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高层领导人在毛泽东那里接连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文件还讲了杨成武的另外两大问题,一是他不择手段捞取政治资本,叫写作班子写了篇“大树特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绝对权威”的文章,他以个人名义发表不说,还亲自打电话到《人民日报》想刊登于《人民日报》头版,《人民日报》结果发表在第二版,他十分不满;二是有野心,连当总参参谋长。对杨成武的这两条罪状,毛泽东发话,“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何人?”还有,“他是想去掉那个‘代’字哩!他是有野心哩!”除了这些具体的罪状外,另有“他们一伙烂透了,坏透了”等等笼统的指责。

听了这个传达,我估计全校老师同学连惊讶的心情都没有了。什么你勾结我、我排挤你的,这些复杂的关系我们理不顺,记不清,从何处下手“反击”?“四个大树”叫嚷两年多了,现在才听出来有问题?什么“坏透了,烂透了”,从彭罗陆杨、刘邓陶王、王关戚到杨余傅,对哪一个下台时不是这样说的?揪出来的“烂透了”,没有揪出来的那些人,难道个个都白玉无瑕?

在从大礼堂听完文字传达回到寝室的路上,我与知己欧本刚同学悄悄议论起来。我说:“没想到越揪坏人越多,看来还难搞啊!”欧本刚说:“你咬我,我咬你呗,与我们有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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