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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  张建成著(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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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  张建成著(7)

[ 作者:张建成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367    更新时间:2014/6/28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

作者简介:张建成,上海市人,生于1935年。1956年7月毕业于北京电力学校锅炉装置专业。1956年8月至1965年1月在北京电力学校、北京电力学院任教师、动力系党支部书记、电厂化学系党支部书记。1965年1月水电部系统学校院系调整,调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工作,1987年7月退休。文革前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文革中,于1966年12月上旬率院团委干部表态支持造反派,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钢二司)红水院总部勤务组副组长,后任院人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总务处处长、党总支书记,院党委副书记,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从1968年10月到1978年4月,五次被关进各类“五不准”学习班,在学习班总时间为23个月。1984年9月26日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行政职务。

(二)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造反派組織簡介

1. 武漢地區大專院校群衆組織

武漢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即一司,是由省委、各院校黨委、院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組織的官辦紅衛兵。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成立,總指揮崔建瑞(武大數學系總支副書記,湖北省委樹立的左派樣板),政委是湖北大學學生漆林(後任湖北省計劃委員會主任、國務院三峽辦副主任)。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即二司,除華中工學院、華中農學院、湖北大學外,所有武漢地區大專院校均參加,還有不少中學也參加了二司。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成立,司令是武漢測繪學院學生楊道遠(共產黨員,後任武漢測繪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副司令為武漢機械學院學生方保林(後任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常委)、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學生丁家顯(後任武漢市革命委員會常委、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
武漢地區東方紅紅衛兵第三司令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成立,即三司,由各高校中所謂“同意二司觀點、不同意二司做法”的學生組成,一些中學也有三司的組織。
一司屬于保守組織,俗稱“大專兵”、“三字兵”。二司是革命造反組織,一九六七年四月後稱“鋼二司”。三司開始是中間派組織,後來逐步滑向保守,三司中的許多學生造了司令部的反,一九六七年四月成立“三司革聯”(革命造反聯絡站),脫離三司,成為造反組織。
華中工學院、湖北大學、華中農學院的造反派獨樹旗幟,以本校造反派自成組織(華農有一部分造反派參加二司),即新華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紅色造反司令部新華工)、新湖大(新湖大革命造反臨時委員會)、新華農(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新華農東方紅總部),合稱“三新”。一些中學生也參加了“三新”,稱為“三新中學總部”。
除學生組織以外,武漢地區大專院校的教工造反派成立了毛澤東思想紅教工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學校工人造反派成立了毛澤東思想紅工兵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

2.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造反派組織的演變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水院第一個造反組織成立,名叫“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戰鬥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是當時《人民日報》一篇社論的標題),隊長丁家顯,副隊長韓同良(一系學生,後任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紅水院總部勤務組副組長、院革委會副主任);還有六三四一班的“千鈞棒”戰鬥隊(後改名“靈魂深處鬧革命“),領導人王新民。它們後來都成為水院造反派的旗幟。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三系學生王傑生(後任院革委會常委)等在北京參加了毛主席第二次接見紅衛兵,回校後成立了“八三一”總隊,并在總隊內成立“八三一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王傑生任總隊領導人、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負責人。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是“八三一”總隊第一個提出來并建立組織的,此後武漢地區大中學校造反的紅衛兵都稱為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以區別于官辦的“紅衛兵”(三字兵)。
九月,水院造反派成立了很多戰鬥隊,如“紅色尖刀”、“反修防修”、“造反有理”、“星火燎原戰鬥團”(由六五七二、六五七三、六五九二三個班造反派組建)等。這些戰鬥隊以後都成為各兵團的骨幹力量。
一九六六年十月上旬,三系學生李廣元等組織了跨系、跨專業的各戰鬥隊的聯合體“紅色造反聯絡部”,統一步驟、統一行動,顯得很有氣勢、很有力量。丁家顯與王傑生等商量,兩家合并成立“井岡山兵團”。王傑生把“八三一”中一部分人拉到“井岡山”,他本想讓“八三一”總隊全部加入“井岡山”,但遭到一些戰鬥隊的反對,于是“八三一”一分為二,一部分跟王傑生一起加入“井岡山兵團”,負責人是丁家顯、王傑生、韓同良等。“八三一”總隊另一部分人加上後來加入的戰鬥隊,組建成了“八三一兵團”,負責人有嚴菊明(二系學生,後任院革委會常委)、陳大鈞(二系學生,後任院革委會委員)、李秀英(女,二系學生,後任院革委會委員)等。“紅色聯絡部”經過整風後,由李德俊(三系學生,紅旗兵團一號勤務員,後任院革委會常委)、黎良能(二系學生,黨員,後任院革委會常委)、賴文德(一系學生,紅旗兵團勤務員,後任院革委會委員)等負責,并成立了“紅旗兵團”。二司成立時,三個兵團都加入了二司。這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前造反派組織狀况。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開始,“大學校”逐步分化,十二月,趙三其(黨員,三系學生會主席,造反兵團一號勤務員,後任院革委會常委)等組織了“造反兵團”,加入二司行列;胡延漢(二系學生,後任水院三司革聯一號勤務員、院革委會委員)領導部分三司成員,與二司并肩戰鬥。十二月,基本完成分化與組合,大約有80%以上的學生參加了造反派組織。教工中則成立了紅教工與紅工兵,與二司學生一起戰鬥、一起行動。在“三新”樹旗後,我院簡稱“紅水院”,以後在武漢三鎮的廣播台稱為“紅水院廣播台”,院刊名為“紅水院”,校旗除正規的“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外,還有“紅水院”大旗。“紅水院”的名聲在武漢三鎮不亞于“三新”。
截至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二司紅水院總部所屬組織如下:
井岡山兵團:四百人左右,負責人丁家顯、王傑生、韓同良等;
紅旗兵團:一千五百人左右,負責人李德俊、黎良能、賴文德等;
八三一兵團:三百五十人左右,負責人嚴菊明、何遠統(一系學生,後任院革委會委員)、陳大鈞等;
造反兵團:五百多人,負責人趙三其等;
三司:二百多人,負責人胡延漢等;
紅教工:七百人左右,負責人嚴國良(教師,後任院革委會常委)、柳濤(幹部)、陳鑒治(教師)、劉國柱(教師)等;
紅工兵:二百八十多人,負責人熊德才(工人,紅工兵一號勤務員,後任院革委會常委)、柯善交(工人,後任院革委會委員)、羅及時(工人)等。
各兵團人數、成立時間原來都有記錄,二司紅水院總部組織部都有詳細記載。總部的活動,水院大事記也有記載。後來這些材料都被抄走了,最後不知去向。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文革後與武漢大學合并,文革材料均被處理。我曾找過有關部門及有關人員詢問,均稱不知。實在可惜!一個階段的重要歷史資料就這樣被毀了,所以各兵團成立時間及人數是不確切的,僅供參考。
為了加強領導,統一認識,統一指揮,加強戰鬥力,各兵團領導協商,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成立紅水院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丁家顯任指揮長,韓同良、王新民任副指揮長,協調各兵團的行動,兵團與指揮部的關係還不是隸屬關係,仍以各兵團獨立作戰為主。
隨着形勢的發展,于一九六七年一月成立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紅水院總部”,管轄與領導各兵團,實行總部的統一領導,對上則屬二司司令部。總部下屬包括學生的五個兵團及紅教工、紅工兵,即全院所有造反派組織。
總部設勤務組,組長丁家顯,副組長王新民(紅旗兵團)、韓同良(井岡山兵團)、張建成(革幹)。下設作戰部,部長王紹良(革幹),副部長王文忠(井岡山);政治部,部長趙三其(造反兵團);辦公室,負責人李秀英(八三一)。
紅水院總部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院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即宣告取消。
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時,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在冊學生近四千人,在編教職工約一千三百人左右,學生與教職工的比例約為三比一。一九六六年底,師生員工加入造反派組織的人數約占總人數的80%左右,這充分說明了廣大師生員工是積極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也說明了文化大革命運動不是偶然的突發事件,而是植根于廣大群衆要求變革的願望中。這種願望隨着文革的興起噴發出來,成為不可阻擋的群衆運動,在青年教師及學生中尤其如此。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以首先在學校興起,武漢水利電力學院80%左右的師生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站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綫一邊,其內在原因是毛澤東教育革命思想為廣大師生所接受,“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的號召,成為這一代知識分子自覺承擔的使命。而廣大師生參與一九六三年開始的城鄉“四清”運動,則從現實階級鬥爭中受到了生動的教育。
在我的記憶中,從一九五八年開始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共有三次群衆性的教育革命活動。
第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四月,中央召開教育工作會議,對教育部門的教條主義,右傾保守思想,教育脫離生產勞動、脫離實際的錯誤進行了批判。毛主席發出了“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勞動人民要知識化,知識分子要勞動化”的指示。全國高等學校掀起了以思想革命化和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為主要內容的教育革命熱潮。青年教師和青年學生是這次革命熱潮中的主力軍,他們響應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開展了在思想領域中拔白旗、插紅旗的群衆運動,對自身的資產階級思想進行揭露和批判,爭做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同時,對學校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右傾保守的錯誤進行揭露與批判,還對教授、學術權威們的思想作風進行了揭露與批評。在此基礎上,師生開赴工地、工廠與工人階級、與生產勞動結合,向工人階級學習,在生產實踐中學習,發現問題,結合專業特點,師生共同討論課程內容,編寫新的教材,力求符合生產實際的需要。師生意氣風發,參加過那次教育革命實踐的同志,至今記憶猶新。在這次教育革命實踐中,湧現了一批積極分子,他們中的一些骨幹當年畢業時被留下來充實教師隊伍。如水院青年教師陳伯臨、周穆英等人,這批人中多數成為文化大革命中比較早的造反者,成為紅教工的骨幹。
第二次是一九六四年。根據教育部門的安排,進行了一次比一九五八年更進一步的以改革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為主的教育革命群衆性實踐活動。一九六四年毛主席發表了著名的春節談話,專門對學校的課程、教學、考試等問題進行了批判,指出了改革的方向。在談話中提出學生負擔太重,影響身體健康,提出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反對培養學生死讀書,指出歷來的狀元就很少真正有好學問的。說“學生只是成天讀書,不搞點文化娛樂、體育活動,不能跑跑跳跳、打球、游泳、看点电影,又不看课外读物,那是不行的。学生不能培养成书呆子。”毛主席在《改革學校課程設置和講授方法》一文中指出:“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于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面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一九六四年夏,共青團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提出了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毛主席批示:青年一代,要打敗老一代,我們的未來就是他們的。不要為名望、知識所懼怕,青年要敢想、敢說、敢做,要從各種狹隘的限制中解放出來。毛主席的這些話都說到青年師生的心坎裏了,我們倍受鼓舞。根據毛主席的教導,這次教育革命有重要突破,就是把學生放到主體地位,任課教師到學生中去,與學生同吃、同住、同活動。各班成立教改領導小組,把關心教育革命的學生吸收到領導小組裏來。師生一起討論課程改革、課程內容,學生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想批判舊教材,用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觀點闡述科學理論,學生李家沛批判英語課程,學生徐海亮用對立統一的觀點講授理論力學、水力學、土力學等課程,學生登臺講課,師生共同討論教案,新鮮事物不斷湧現。當然,這中間會出現一些問題,但方向是正確的。師生團結一心按毛主席指示的方向進行教育革命,充分調動受教育者的主觀能動性,變被動為主動,體現出主人翁思想。這些做法,實際上是造了資產階級統治學校的反,造了所謂師道尊嚴的反,造了傳統教育體制、方法的反,造了教師主宰學生、權威說了算的反。這種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和做法,對培養青年師生敢想、敢說、敢做的革命精神有着重大的意義。
第三次教育革命是在文化大革命過程中。
一九六五年六月,毛主席對徐寅生《關于如何打乒乓球》一文作了批示,指出“小將們在挑戰”,在學生中組織了學習、討論。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毛主席對一個文件批示: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請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决定實行。(此指示被稱為“七三指示”)。一九六六年春節後,傳達學習了毛主席給王海容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主席批示: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五七指示”)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條)指出: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革舊的教學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以上這些毛主席的光輝思想,進一步激勵了學校革命師生進行教育革命的積極性和自覺性。這些指示也就成為文革中師生自覺進行教育革命的動力。
一九六七年十月,中央下達了復課鬧革命的文件。院革命委員會成立後,立即引導廣大師生復課鬧革命,在鬥、批、改辦公室的具體領導下,許多班級自行選擇課程,編寫與翻印教材,請老師上課;有的師生到工地、農村邊作調查,邊上課,邊討論改革教學內容。在這一輪教育革命中,帶有文化大革命的特色,各系成立了教改串聯會,如“聯合拼命”串聯會、“鋼砸聯”等,提出了砸爛專業界限,水利不分專業,與電力融合起來,對各種方案進行大辯論。有人將各系對教育革命的態度比作農村各階級,說一系(農水系)是貧下中農,態度最積極;二系(水工、施工系)是中農;三系(電力系)是上中農、富農,對把各專業融合在一起,砸爛原有專業界限很不積極。這場教育革命吸引了很多老師參加,包括很多老教師,態度非常積極。
工宣隊進駐學校,在整頓秩序、學生全部分配離校後,于一九七一年春,在中央統一部署下,招收工農兵學員,這是按毛主席有關學制要縮短、課程砍掉一半、從工農兵中選拔學員的指示進行的教育改革,步子跨得比較大。學制由五年改為三年,課程削減五分之二,學生由地方推薦,主要從工廠、農村中選拔,文化考試成績不作主要錄取依據,這一大跨度的教育改革措施,在文化大革命失敗後即被取消,恢復到文革前的教學方針。
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符合青年教師及廣大學生的要求,我向青年教師、學生幹部傳達毛主席給王海容的一封信時那種熱烈的反應可以證明,工作組長李風翔傳達毛主席五七指示時長時間熱烈鼓掌可以證明,宣布停課鬧革命後長時間起立鼓掌可以證明。他們對舊的教育體制、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反感、不滿,在主席思想的熏陶下,要求變革的反潮流精神一旦時機成熟,就會迸發出來。而學校各級領導,受舊教育制度影響較深的老教師,則對此憂心忡忡,怕變革會帶來各種負面影響,所以他們在改革面前顧慮重重,裹足不前,甚至有意無意設置障礙,使得青年教師、學生積極分子感到壓抑。
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從一九六三年初開始的。從防修反修出發,一九六三年二月中央工作會議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厲行增產節約和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發動了“五反”運動,限定在城市施行。一九六三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决定(草案)》(前十條),成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導文件。在這個文件中,提出了農村社、隊要進行“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工分、清理財務”,“四清”運動由此開始。隨着“四清”運動的深入發展,劉少奇根據王光美在桃園蹲點的工作經驗,領導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問題的决定(草案)》(後十條)。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和一九六五年元月,兩次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集中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問題,討論中毛主席和劉少奇之間的分歧一步步地公開化。毛主席批評劉少奇提出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是“四清與四不清是主要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此謂交叉論)。毛主席說:“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批評了“後十條”中提出的依靠工作隊、扎根串聯、大兵團作戰、打殲滅戰等神秘化的地下工作方法,提出要相信和依靠群衆大多數、幹部大多數,實行群衆、幹部、工作隊三結合。毛主席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二十三條),“四清”的內容變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這個文件糾正了前段運動中出現的運動依靠工作隊神秘化的地下工作方式,不相信群衆及幹部的大多數,搞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形“左”而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三届學生(六一、六二、六三三個年級的學生)及近半數的中青年教師參加了湖北省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運動中揭發出來大量階級鬥爭的現實教育了廣大師生,宣講二十三條讓廣大師生進一步理解了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而社會主義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初步認識到毛主席革命路綫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區別,一是鬥爭矛頭指向,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是整群衆;二是對待群衆的態度,是相信和依靠群衆,還是打擊群衆。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暴露了黨內基層組織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組織上的一系列問題,也暴露了黨的高層(中央)在對待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的矛盾。兩條不同的路綫,為黨內開展兩條路綫的鬥爭,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作了鋪墊。薄一波回憶說:“黨內高層領導中發生的這些思想分歧,影響是深遠的。最嚴重的是使毛主席產生了對劉少奇同志的不信任,從而埋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當斯諾問毛主席從什麼時候開始明顯感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時,毛主席也回答說是制定《二十三條》那個時候”。(《毛澤東傳(1949—1976)》第1383頁)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廣大師生經過貫徹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實踐及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實踐的洗禮,對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對革命的矛頭指向,對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對鬥爭方式方法等都有了新的經歷和體會,為即將到來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熱了身。

(三)煎熬的兩個月——造反的心路歷程

從一九六六年十月上旬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的兩個月,是我思想上受煎熬的兩個月。在這期間,中央領導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講話,通過各種管道傳到學校,清楚地表明湖北省委、院黨委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鎮壓了群衆運動,把革命群衆打成了反革命。與此同時,造反派對資反路綫的揭露和批判,更把學校某些人執行資反路綫的反動性和頑固性暴露無遺。
在這種情况下,我該何去何從?團委的同志們都看着我,表示與我共進退,更加重了我的思想負擔。如果我决定錯誤,將不僅影響自己,也將影響到團委其他同志的前途,因此我思想鬥爭異常激烈。
從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當時的實踐來看,我應該站出來公開支持造反派,但就是不敢輕易邁開這一步。究其原因,歷次政治運動的影響、組織觀念高于一切、私心雜念這三方面都有。
運動初期,從省委負責人提出“現在的形勢是五七年加五八年”到院黨委摸底排隊劃左中右,從工作組進院“打擊一大片”到反擊“右派進攻”,我認為與“五一六通知”精神不符,加上我對學校情况不太瞭解,所以處于被動消極的狀態。我對被整的同學表示同情,對少數派不反感,無敵意。
我的態度,必然影響到團委同志們,這種情况,黨委領導和少數派學生都看在眼裏。這造成了黨委領導對我、對團委的不信任,而少數派則認為我們是同情他們的,是可以爭取的對象。少數派不斷有同學到團委來與我們談心,介紹北京的情况,被在團委辦公室對門辦公的黨委負責人所窺見,進一步加深了黨委對團委、對我的不信任。
到一九六六年七月中旬,我們基本上被邊緣化了,這又加深了我們對黨委(包括工作隊黨委)違反“五一六通知”精神、整群衆的不滿。
這樣相互作用的結果,我們與黨委的關係逐漸疏遠,而與少數派(即以後的造反派)的感情逐漸接近。之後,院黨委不讓我參加大專兵(即官辦紅衛兵),不讓我到北京參加國慶活動,限制我外出串聯等等,已經注定了我與黨委分道揚鑣的必然性。
歷次政治運動的影響和長期形成的組織觀念,使我即使看到了黨委領導人的錯誤,也不敢毅然决然地與之鬥爭。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影響太深刻,我的老師、我的同學被打成右派,不就是因為響應號召、大鳴大放,給本單位領導人提了意見嗎?再說我是共產黨員,按黨章規定,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但行動上必須與黨組織保持一致,組織上要服從,我不能與黨委背道而馳。這兩個包袱使我在兩個月中受盡煎熬。我怕運動有變化、有反復,一步棋走錯,那麼這輩子也就完了,私心雜念又成了我的第三個包袱。
團委副書記王紹良同志在文化革命前已到中央團校學習,文革初期,團中央向北京市中學派工作組,他就被任命為一個中學的工作組組長。一九六六年八月初工作組撤銷,他回到學校,給我們和部分學生介紹了北京的情况,與武漢的運動完全不是一回事。他很早就主張造反,團委的多數同志也主張公開表態,我一直壓着,老講要看一看再說。
看什麼?我希望黨委領導能夠跟上形勢,改正錯誤,領導群衆進行文化大革命,這樣我就可以不在組織問題上犯錯誤。我當時認為,運動後期,所有幹部,特別是黨員幹部,都要向組織上作出交待,交出答卷:你在運動中幹了些什麼。即使你的觀點是正確的,但違反了組織原則,這一條也是不可原諒的,這是我黨幹部考察中主要的一條,即所謂組織觀念,何况,將來審查你的就是你的領導。
當幹部的都知道一個原則,運動中觀點的不同,是認識問題,衹要你沒有行動,那麼運動後期至多是個教育問題,排隊時可能是個中或最多是中右;而在組織原則上犯錯誤則是立場問題,那就要受到黨紀的處理,重則會被推到敵人的陣營中去。
這就是為什麼運動初期,黨員特別是黨員幹部都不動,到中期,知道錯了,也不參與造反派活動而當逍遙派的主要原因。
這也就是我期望黨委能認識錯誤、改正錯誤,用實際行動來支持造反派的原因。
但形勢的發展,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階級鬥爭的規律是“你不打,他就不倒”。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人,即使在事實面前仍不願認錯,更不願意改正。
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水院的形勢已經十分明朗,整群衆的黑材料曝光,郭明正平反,“大學校”垮臺,少數派轉化為多數派,但黨委中的少數負責人仍無悔改的表示。我失去了等待的耐心,團委的同志也失去了等待的耐心,要我明確表態:下一步該怎麼辦?
我想作最後的努力,我說,我找張茀承副書記談一次,視情况作决定。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我同張茀承副書記進行了一次深入的交換意見,我的用意是說服張副書記認錯,主動領導群衆鬧革命,擺脫被動局面。
我很誠懇地把我的看法和盤托給了他,從摸底排隊、認為文革是“五七年加五八年”的形勢、反擊所謂右派進攻,到抓郭明正,再到兩位教師自殺,我認為我們違背了“五一六通知”的精神。當然,責任在省委、在王任重,我們衹是執行者。因此,衹要深刻地檢討和誠懇地接受群衆的批評,是可以取得群衆諒解、取得運動主動權的。黨委應該站在群衆運動的前列來領導運動,不能像現在這樣被動挨批,黨委失去了對運動的領導權,也就失去了對學校的掌控能力,後果不堪設想。
最後我提出需要我做什麼,我會全力以赴,我衹求黨委能站起來。
張茀承副書記主要是聽我講,我講了一個半小時左右。
張茀承副書記說:“你講得對!黨委執行省委指示,現在看來犯了錯誤,我很痛心。我現在思想很亂,身體又不好,想檢討也理不出個頭緒來。你能不能幫助黨委起草個檢查提綱,越詳細越好。明天上午8點開黨委會討論一下,準備作檢查。”說畢,他痛哭流涕。
當時把我搞糊塗了:他哭得那麼傷心,是感動了?委屈了?還是真認識到錯誤了?事後證明,都不是,是演戲!
但我當時的確受了感染,認為張茀承副書記的確認識到錯了。我當即答應他,今晚一定把提綱列出來,明早送到他手上。
我一夜未眠,起草了一個檢查提綱,第二天早上7點送到張茀承副書記家。
我慶幸自己做了個正確的决定,認為既推動了運動的進展又避免了自己犯組織錯誤。到辦公室後,我向團委的同志們彙報了我與張茀承副書記的談話內容與結果,大家也松了一口氣,我們等待着黨委的深刻檢討。
等了三天,不見動靜,我就去找一位知情人打探消息。他對我說:“你上當了,張書記是要摸你對黨委的態度,他拿着你寫的東西對大家講,張建成的觀點我摸到了。”
我聽後,真是晴天霹靂,矇了。怎麼會這樣!他的誠懇、他的痛哭都是騙我的,都是為了要掌握我的觀點。
其實我的觀點早就表明過,黨委對文化大革命的形勢估計錯了(不是“五七加五八”),整群衆錯了(應整黨內的走資派)。黨委是執行省委指示、是執行者,希望黨委認錯、改錯,站起來主動領導運動。我沒有任何隱瞞,也沒有個人要求,何須來這一套呢?
吃一塹、長一智,經此一擊,讓我認識到政治鬥爭的複雜性與殘酷性,憑主觀意願是無濟于事的。我决心公開支持革命造反派,但仍然心有餘悸。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造反派給我送來一張傳單,是周總理談關于如何對待群衆運動的。
傳單對我影響最大的一段話是:“在群衆運動中,共產黨員不能站在群衆的對立面,也不能站在旁邊指指點點,而是要參加進去,引導群衆,影響群衆,使群衆運動中可能產生的錯誤影響縮小到最低限度……”我以為周總理自己是身體力行的。
這篇講話給了我啟發,給了我公開站出來的勇氣,也成為我公開站出來後的行動指南。當然,由于自己水平有限,沒有全面理解總理的講話精神,以後在處理與造反派中一些同志的關係上發生了偏差,造成不良後果,這是後話。
真誠被耍弄,我對黨委中的某些人徹底失望,使我决心脫離這個集團,跟着毛主席鬧革命。周總理的講話,給我指明了對群衆運動應有的態度和應起的作用。
所以,我决心公開站出來和造反派一起戰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我召集團委全體同志開會,講了我的想法,并告訴大家,這是個人行動,不是組織决定,因此各人自願選擇,同意的大家一起幹,不同意的可隨便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幹,目前情况,團委實際上已不起作用了。
會上除丘沫平外,其他人都表示要一起幹。丘表示不參加戰鬥隊,因長期夫妻分居,希望調動工作,後來如願以償,調到他的老家廣東去了。
我們團委的5個人加上總機房的周世友成立了“革命戰士”戰鬥隊,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發表了造反聲明,表示要與造反派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
在站出來之前,我作了縝密的思考,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群衆運動中由于人員複雜,水準、性格不一,可能會發生很多問題,所以一方面要把可能產生的錯誤影響縮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要做好頭頭的工作;二是站出來後,學校發生的一切問題,將來都是要查清楚的,而我必然成為主要責任者,因此要時刻注意發生的一切,并且要記錄下來,以便運動結束後向党作出清白的交待;第三,在黨組織停止活動、領導靠邊站的情况下,我要力爭學校不發生大的事故,特別是人員傷亡事故,保證學校儀器、設備、電力設施、供水設施以及房屋的安全,以便運動結束後將學校完整地交給黨。我的這些想法,後來證明是自討苦吃,自己把自己放到火上烤。
我們站出來最大的影響是一批原“大學校”的成員,其中很多是團的幹部、學生黨員,宣布脫離“大學校”,參加造反派的行列,成立了“革命造反兵團”。至此,“大學校”不僅從思想上而且從組織上瓦解了,造反派在水院占了絕對多數,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鬥爭取得了初步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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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4-12-07
岁月留痕  张建成著(8)

[ 作者:张建成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475    更新时间:2014/6/29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

作者简介:张建成,上海市人,生于1935年。1956年7月毕业于北京电力学校锅炉装置专业。1956年8月至1965年1月在北京电力学校、北京电力学院任教师、动力系党支部书记、电厂化学系党支部书记。1965年1月水电部系统学校院系调整,调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工作,1987年7月退休。文革前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文革中,于1966年12月上旬率院团委干部表态支持造反派,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钢二司)红水院总部勤务组副组长,后任院人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总务处处长、党总支书记,院党委副书记,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从1968年10月到1978年4月,五次被关进各类“五不准”学习班,在学习班总时间为23个月。1984年9月26日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行政职务。

(四)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中的幾件事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過程中,我認為沒有出現大的問題,造反派比較講究政策,對幹部、對所謂的學術權威,沒有發生過暴力行動。批判時讓他們站到主席臺上受教育,曾經出現過掛牌子、戴高帽,但很快糾正了。
我公開表態支持造反派後,參加了各種批判會,除了接受教育外,也注意造反派執行政策的情况,認為有不妥之處,就和造反派頭頭溝通,取得了一些成效。這讓我認識到周總理講話的深刻含義。
下面幾件事,既說明了我當時的思想情况,也說明了丁家顯等造反派領導人是講道理、講政策的。

1. 關于開除黨員黨籍、燒入黨志願書的問題

深入批判資反路綫中,揭出了一些駭人聽聞的事。如前面講過的劉妙先說要用硫酸腐蝕軟梯的麻繩(我認為說說而已,未必真會幹),群衆聽了很氣憤,提出要開除他的黨籍,在批判會上他遭人打了。丁家顯宣布開除劉妙先黨籍,并要黨委組織部長馮萬秋當場燒掉劉妙先的入黨志願書,馮萬秋照辦了。這樣做是黨委成員在現場討論通過的,黨委成員都同意開除劉的黨籍,由馮萬秋燒掉入黨志願書。此前,因私自處理黑材料,遭批鬥後被開除黨籍的已有兩人,一是三系黨總支書記朱冠先,另一人是行政部門的倪慧慈。
看到發生這一切時,為什麼沒有人出來講清道理,這是不合處理黨員程序的,黨委成員及馮萬秋部長為了某種原因,也不堅持原則。
我到六教學樓找到丁家顯,說了自己的想法。我說:劉妙先有錯誤,可以批判。打人是武鬥,不可以,開除黨籍更不可以。因為現在黨組織停止了活動,組織處理要放到運動後期。再說處理黨員是黨組織的事,群衆組織是沒有這個權利的。燒志願書更不可以,也不解决問題,僅為了出口氣,這樣做會讓人笑話的,志願書燒了以後還可以補起來。我們這樣做,看起來很革命,很過癮,但却很幼稚,我希望以後不要這樣做。丁家顯接受了我的意見,本來準備再處理兩人,後來停止了。
文革結束後,倪慧慈、劉妙先補填了入黨志願書,朱冠先是院黨委委員,檔案在省委組織部,志願書沒有被燒掉。

2. 關于批判班幹部的問題

在批判資反路綫過程中,各班級批判的對象主要是班上的團幹部(尤其是支書)和學生中受過表彰的積極分子,認為這些人是修正主義的苗子。如李貞儒,他是院團委推薦的湖北省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在班上反複受到批判。
我聽說後就主動到他們班上與李貞儒一起接受批判,同學們問我為什麼要這樣,我說,李貞儒是個學習很優秀的學生,他學毛選也很積極主動,用毛主席思想指導自己的學習,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認為要推廣,于是總結了他的事迹,推薦到省團委,被樹為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因此而產生的不良影響或者錯誤,應該由團委、由我來負責,不能由李貞儒負責。我還說了此中道理,李學毛選用主席思想指導學習,他個人并沒有想以此獲得什麼名譽,他衹想把學習搞好,問題是我們這些人發現後,要把他樹為典範,讓大家向他學習,于是人為地拔高了他的形象,有些事就不實事求是了,產生了不好的影響。所以問題應該由團委、由我來負責,從某種意義上講,李貞儒也是受害者。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討論起來了,把一個批判會變成了討論會。從此再也沒有人批李貞儒了。
衹要我知道哪個班批團幹部,我一定會主動去,而且請大家批判我。因為團幹部在班上的工作,一部分是由團委直接布置的,一部分工作是由輔導員布置的,輔導員布置的工作,大部分也是由團委布置下來的。所以大家對團支部有意見,除某些工作方法外,應該由團委、由我負責,請大家揭批團委和我,不要把矛頭指向團幹部,他們與你們一樣都是學生,當了幹部,多了一份社會工作,他們沒有報酬,是義務為人民服務。有不恰當的地方,可以提出來,讓他改正,讓他把工作做得更好,不要搞批判會、鬥爭會,這不僅傷了同學之間的和氣,還會產生負面影響,以後誰再敢擔任吃力不討好的社會工作?不同意見要交換,不要對立。
我清楚,在當時的形勢下,批團委、批我是不可能的,而批班上的團幹部,更多的原因是因為文革中,團幹部中的多數人聽省委、聽院黨委的話,整過少數派,反對過造反派。所以我的作為,不僅要保護基層團幹部,也要化解兩派之間的矛盾。
我對于群衆、幹部在文革中的表現,持理解的態度。由于經歷不同,地位不同,看問題的視角不同,所處的環境不同,人與人之間差異是很大的。保守派保省委、保黨委,因為歷史是這樣過來的,也是這樣要求的。學校一直教育我們要聽黨的話,黨是由各級組織體現的,不聽省委的、不聽院黨委的,那怎麼叫聽黨的話?王任重錯了,省委跟着錯了,院黨委的工作當然是按省委的指示辦的,所以也就跟着錯。“抵制錯誤領導”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所以我一直認為,錯誤路綫應由中央和省委兩級負責,基層組織是負不了責的,衹能是接受教育、跟上形勢。群衆更談不上犯路綫錯誤的問題,僅僅是對問題的認識或對事實的認定不同罷了。
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在運動前、運動中、運動後,對不同認識的幹部、群衆一視同仁。有人在形勢有利于造反派時向我檢討,我不僅不聽,而且批評他們的態度。告訴他們問題不在他個人身上,他們也是受害的,大家要共同提高認識,緊跟毛主席幹革命。
我認為,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要求各級幹部,原來的骨幹、積極分子去認識、去造反,這是唯心主義的,根本辦不到的。黨員造黨組織的反,是史無前例的,也是聞所未聞的,怎麼能文革一開始就要求共產黨員、党的各級幹部做到這一點呢?新民主主義革命用了28年,黨做了多少艱巨的工作,犧牲了多少人的生命纔取得勝利。文化大革命一開始要求人們就認識清楚,并且能主動積極參與,而革命的對象就是當時共產黨的領導人,這個要求顯然太高了,也不切合實際。
我理解他們,因為我自己也是這樣過來的。胡耀邦曾在一個有關“揭批查”工作的會議上說過一段話,大意是:對造反派特別是造反的幹部,要實事求是地分析。文化革命初期,如果毛主席用了我,我也會積極投入文化大革命的。因為從一開始把我打倒了,我就成了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了。胡耀邦當時是負責“兩案”的總頭目,對“兩案”所造成的大量冤案及以清查“三種人”為名對造反派的鎮壓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他說的這段話也是符合實際情况的。
我自己也想過,如果我不是從北京電力學院新調入水院的,運動一開始,黨委讓我在第一綫指揮反擊、反右,我肯定成不了造反派。我也曾想過,如果我仍在北京電力學院,那麼在打黑幫時也可能成為被打的對象了,也就不可能成為造反派。雖然是“如果”,但這種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

3. 關于胡承群反江青言論的問題

大約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月間,我聽說抓了一個現行反革命,他反對江青,準備報案。
我趕到紅水院總部,看見胡承群坐在那裏,旁邊有兩個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守着。我當即找到丁家顯,問他準備怎麼處理,丁說,他罵江青,這屬于現行反革命行為。班裏已經批判了,準備報案。
胡承群也是學生幹部,我雖然不熟悉,但知道在文革中他是保守派一邊的人,對某些問題有看法,認為是江青所為,因此說了江青的壞話,但說他是現行反革命,我認為過頭了。
我把自己的看法向丁家顯說了,我說,青年人,思想不通,說些過頭話,雖不對,也可理解,批評教育是應該的。如果以現行反革命報案,抓進去,那可是毀了一生,要慎重對待。丁家顯考慮後同意了我的看法,說讓班裏批評教育。
4. 保護唐懋官老師
唐懋官老師,我沒有接觸過,也不認識。一九六七年一月間,有一天下午,唐老師和他教研室的戰鬥隊負責人及三個外單位人員到總部找到我。我問,有什麼事情?外單位的人說,唐老師在文革初期在他們單位放了很多毒,現在要把他揪回去接受批判。教研室的同志不同意,雙方意見分歧,爭吵不休。最後對方要求到總部協商解决,希望我們同意放唐老師回去接受批判。
我把教研室的同志拉到旁邊,詢問了唐老師的情况,他說唐老師人很老實,大家關係也不錯。
我對外單位的人說,唐老師是紅水院的人,有什麼問題你們可以反映、寫材料,由我們來處理,沒有必要到你們單位接受批判,他一不是你們單位的領導,二不是你們的工作組成員,沒有理由回去。他講的錯話,做的錯事,可向我們講,我們按情節處理,我們要對本院教職工負責。即使是學生,也不能任意讓外單位拉去批判。請你們理解。
對方看我態度堅决,也就走了。
我想唐老師如果被他們帶走,那不知要吃多少苦頭,所以我的决定是不放人。由此,我想到應該保護全院師生員工,不准外單位隨意將我院師生員工帶走批判,并將此意見在戰鬥隊隊長會上講了。
我造反後,到武昌市汽運五站去過半個多月,一則是接受工人階級教育,與工人相結合;二是為了促進工人運動的發展,宣傳文化大革命,壯大工人總部(武漢地區最大的工人造反組織)的隊伍,與保守的職工聯合會進行面對面的鬥爭。我院很多人當時都到了工廠,對促進工廠的文化大革命起到了應有的作用。
一九六七年一月,我和王紹良進入紅水院總部工作,我擔任勤務組副組長,王紹良擔任總部作戰部部長。從此,我更感到責任的重大,兢兢業業,一心投入到總部的工作中去。
我公開支持造反派後,與造反派各兵團頭頭接觸多了,對他們的瞭解也就多了。與原來那些學生幹部相比較,造反派頭頭的特點是獨立思考、敏感性強,這些在群衆運動中衝殺出來的領袖人物,堅毅、勇敢、果斷、能吃苦、口才好、文筆好、有組織工作才能,令我欽佩,特別是丁家顯、王新民,更為突出。
丁家顯除了上述優點外,對黨的政策接受能力很強,一旦接受,就堅决地去實行。他在省市造反派大聯合過程中表現突出,受到周總理的關注和表揚。我對他總的印象很好,認為他是在鬥爭實踐中湧現出來的學生領袖,是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我很希望自己能幫他成就一番事業。我勸他不要到外面去活動,要專心把學校的工作做好。我也勸他要與井岡山的“高級群衆”保持距離(原因後面講)。他不僅沒有接受我的勸告,反而引起了誤會。這是造成後來他和我分裂的原因之一,我既痛心又惋惜。

四、部隊支左與文革形勢逆轉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合發布《關于人民解放軍堅决支持革命左派群衆的决定》。决定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這個新階段的主要特點,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頑固分子手裏奪權。……在這場偉大的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的奪權鬥爭中,人民解放軍必須堅决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一邊,堅决支持和援助無產階級革命左派。”
在奪權鬥爭的關鍵時刻,毛主席、黨中央决定派解放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派、支持奪權鬥爭,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部署。正如《决定》指出的:“這場奪權鬥爭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的代理人十七年來猖狂進攻的總反擊。這是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大革命。”《决定》中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解放軍)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問題不是介入不介入的問題,而是站在哪一邊的問題,是支持革命派還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問題。人民解放軍應該積極支持革命左派。”
《决定》非常明確,但實行的結果却事與願違,不少地方的部隊領導違背了《决定》中所規定的方針,他們支持甚至組織保守派,瘋狂地鎮壓無產階級革命左派——革命造反派,破壞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破壞奪權鬥爭。
武漢地區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經過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拼搏後,形勢一片大好。但在武漢軍區介入後,形勢急轉直下。
從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開始,到一九六七年的“七二〇”事件漫長的五個月中,他們取締工人總部,大肆抓人,壓迫二司、九一三,分化造反派隊伍,拉一派打一派;扶持百萬雄師,對造反派實行武力清剿,實行白色恐怖;公然抗拒中央解决武漢問題的方針,發動“七二〇”兵變,扣押毆打中央代表,從武漢逼走毛主席,真是喪心病狂,這也說明了階級鬥爭的複雜性與殘酷性。
正如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所指出的:“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會有阻力。這種阻力,主要來自那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也來自舊的社會習慣勢力。這種阻力目前還是相當強大的,頑強的。”“由于阻力比較大,鬥爭會有反復,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復。這種反復沒有什麼害處,它將使無產階級和其他革命群衆,特別是年青一代,得到鍛煉,取得經驗教訓,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一)“一·二六”奪權與“二八”聲明

一九六七年年初,受上海一月風暴的影響與啟發,武漢地區的造反派也開始了奪取省市領導權的準備工作。
湖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張體學也嘗試有條件的交權活動。據楊道遠回憶錄《奉獻》一書所述,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張體學派張華、劉真(省委正、副秘書長)到紅樓找工總、二司、九一三、紅工兵、紅教工等造反組織負責人,商談有關交權及聯合辦公的問題,但由于職工聯合會(工人中的保守派)的衝擊,沒有談成。
“一·二六”奪權我沒有親身經歷,僅根據當時聽到的情况和近年看到的資料,簡述如下。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晚,由工總牽頭,邀請二司、九一三、工造總司、新華工、新湖大等十幾個組織在武昌紅樓開會,商討成立“毛澤東思想湖北地區革命造反聯合總司令部”,意圖向上海工總司學習,把湖北的主要造反派組織聯合起來,然後向省、市委內一小撮走資派奪權。
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造反派連續開會研究成立總司令部問題,最後一致同意成立“毛澤東思想湖北地區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通過了成立《宣言》,并决定成立辦公室、抓革命促生產小組、省市委奪權小組等三個機構,但沒有落實總司令部及各機構的組成成員。
二十六日上午,各造反派組織的代表在湖北大學召開會議,討論由新湖大準備的奪權方案。在討論中,對革委會名額的分配產生分歧,二司認為“三新”各一個常委,二司衹有一個常委,那是不公平的(因二司是除“三新”以外各大中學校造反派的聯合體,單位多、人多)。在會上,有些人對工總、二司不滿,認為它們造反早、人多勢衆,看不起小組織,看不起後來造反的組織,搞大國沙文主義。有人進而提出工總組織不純,工總頭頭修了(南下造反大隊的張立三提要“砸爛工人總部”)。二司的代表與工造的代表相互指責,二司的周孔信講工造是賣燒餅油條的,不能參加省裏的奪權。工造司令吳焱金則宣稱“與二司水火不容、有你無我”。最終導致二司宣布退出奪權。
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奪省委權的奪權大會如期在省委禮堂門口廣場召開,宣讀了《奪權公告》、《告全省人民書》。與此同時,二司司令部通知有關總部,派人把省委、省政府及下屬各機關的公章奪過來交司令部。
我院總部是參與者之一,紅旗兵團、井岡山兵團參與了此次奪公章行動,下午4時左右,奪得各種公章一口袋(麵粉口袋),歡天喜地回來,交到總部。
我當時不明就裏,認為這是很幼稚的行動,對興高采烈的同學們說,奪公章不叫奪權,只要省委宣布老公章作廢,這些公章就沒有用了,奪了公章不能用,又背上個包袱,何苦呢?後來纔知道,因二司退出了聯合奪權,不讓奪權者奪得公章,所以搶先一步把各機關的公章奪了,司令部集中後交給省軍區保管。
一月二十六日晚到二十七日晨,以工造總司為首的一些組織,召開奪權大會,宣布奪市委、市政府的權,并發表了《奪權宣言》和《通令》。
工總、二司、九一三、紅教工、紅工兵等組織事前均不知情,工造總司排斥武漢地區影響最大的工總、二司等造反組織,使原先產生的分歧與誤會更進了一步。于是二司聯合工總、九一三、紅工兵、紅教工、省直紅司等組織,通令《湖北日報》、湖北人民廣播電臺不准刊登、不准廣播有關“一·二六”奪權的消息及《奪權公告》,并于當日(二十七日)發表聯合聲明,宣布“一·二六”奪權無效。“一·二六”奪權以失敗告終。
“一·二六”奪權失敗後,武漢三鎮出現一股批工總、二司、九一三的逆風。“工總、二司大方向錯了”、“工總、二司頭頭修了”、“工總組織不純”、“九一三領導班子有問題”、“砸爛工人總部”等大標語遍及武漢三鎮。
在這樣的背景下,二司、工總、九·一三負責人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開會研究形勢,認為武漢出現了一股攻擊、分裂革命造反派的逆流,目的是破壞革命造反派的大聯合,破壞奪權鬥爭,幕後是有黑手(走資派)的,一定要進行揭露和反擊。會上决定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要發表一個聯合聲明,把武漢地區目前的形勢講清楚。會上决定由二司起草聲明稿,二司把任務交給丁家顯。
工總、二司、九一三等組織認為武漢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是:工人總部、二司、九一三、後字二四八紅野、紅衛軍、紅工兵、紅教工、中學紅教工、《長江日報》毛主席路綫戰鬥兵團,北航紅旗、西軍電(臨)、哈軍工紅色造反團聯絡站等十二個單位,以後在“二八聲明”上簽字的就是這十二個組織。
丁家顯召集有關人員,主要是井岡山的“高級群衆”,開形勢討論會。會上丁家顯介紹了武漢地區目前的情况,特別是“一·二六”奪權過程及失敗後出現的攻擊工總、二司、九一三等組織的形勢。大家在討論中認為,目前出現的情况,肯定有黑手,記得當時提到老幹部李守憲操縱某個組織奪了省公安廳的權,上躥下跳。另外也聯繫到王任重、張體學的表現,認為走資派聯合并利用了保守派中的頑固派,一些“職工聯合會”及“大專兵”的成員,迫于形勢參加了造反派。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混進革命隊伍中的機會主義者、托派,他們打着革命的旗號,反對和攻擊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那是最危險的,他們起到了走資派、保守派想起而沒有起到的作用。當時會上有的指某某組織、有的指某某人,指名道姓,言之有據。
我對社會上的情况不甚瞭解,主要是聽別人講。討論會開過不止一次,當時我不知道開會的目的是為寫聲明作準備,以為是為提高骨幹的認識。後來“二八聲明”發表,而且是由井岡山兵團骨幹雷志茂執筆的,我纔想起形勢討論會的一些內容。
“二八聲明”在《長江日報》發布後,造反派內部的分歧在社會上公開化了。聲明中點了工造總司的名,把工造總司說成是湖北黑省委的別動隊,起到了“職工聯合會”不能起的作用;暗指造反派中某些人是托派、機會主義者、半路出家的投機商等,這些觀點及用詞,無疑不利于問題的解决,反而加深了相互之間的矛盾與誤會。
“二八聲明”的出臺,客觀地說,無助于這些分歧與誤會的解决,却被走資派、頑固堅持資反路綫的人所利用,用來分裂造反派隊伍,分化瓦解造反派,進一步直接殘酷地鎮壓革命造反派。
二月十八日,武漢軍區發布了“嚴正聲明”(即“二一八聲明”),稱“二八聲明”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是與《紅旗》雜志第三期社論所指出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裏奪權”的大方向背道而馳的,是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進行策劃的,是製造分裂,挑動群衆鬥群衆,轉移鬥爭大方向的。
武漢軍區的聲明并未緩解雙方的矛盾,而是支一派壓一派,使雙方的矛盾更為尖銳,形成了以“二八聲明”劃綫的所謂香花派與毒草派。
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三司、工造總司以及衆多的以本單位為基礎的革司、聯司等為毒草派,受到武漢軍區的支持;而工人總部、九一三、二司、紅教工、紅工兵等則為香花派。
兩派正式拉開距離,成為相互鬥爭的對象,而把走資派、頑固堅持資反路綫的人放在一邊,去爭論“二八聲明”是香花還是毒草,使親者痛、仇者快,武漢軍區某些人則達到了目的,正策劃着進一步的行動。
二一八聲明發布後,為了加強對以工總、二司為首的革命造反派施加壓力,武漢軍區一方面用直升飛機在武漢三鎮散發軍區聲明,另一方面部隊全副武裝,刺刀上槍,頭戴鋼盔,乘坐軍用卡車,在武漢三鎮示威游行。到我院游行的有二十多輛全副武裝的軍車,口號是:“二八聲明是大毒草”、“工總、二司頭頭修了”。
在這種高壓態勢下,工總、二司、九一三等組織進行整風,頭頭們除了聽取本組織成員的意見外,還到武漢三鎮街頭徵求群衆意見,同時向群衆謝罪。
武漢又一次深陷白色恐怖中,革命造反派想念毛澤東,院內到處可以聽到“紅軍想念毛澤東”的歌聲。

(二)武漢軍區“三二一通告”與為工總翻案

毛主席指示中國人民解放軍支左,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明確指示要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而不能支持保守派。此時武漢地區與全國各地一樣,在批判資反路綫過程中,造反派發展壯大,保守派從萎縮到瓦解。
部隊介入地方後,各地以種種理由,壓迫、鎮壓、分化造反派,組織新的保守派改頭換面與革命造反派對抗,以致發展到武力鎮壓造反派,最終不得不由中央出面解决。
全國很多省都經歷這一過程,這就說明不是部隊內部個別首長或少數地方領導的認識問題,也决不是個人行為,而是在上層,有人利用毛主席指示,用部隊介入地方的機會來反對文化大革命。
大軍區一級的聲明、公告、通告之類,有關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都要經過中央軍委文革小組批准的。據說,武漢軍區的“二一八聲明”以及後來發布的“三二一通告”、“六四公告”都是經過中央軍委文革小組批准的(見吳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猶記》,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頁)。
武漢軍區介入地方後,鎮壓造反派的步子走得很大,力度也大。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下旬,中央發文决定部隊支左;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發布“二一八聲明”;二月二十一日宣布漢口高級步校造反派為反動組織,其他軍事院校造反派的命運也一樣;三月二十一日武漢軍區“三二一通告”發布,取締工人總部,在此之前的三月十六日晚至十七日晨,全市統一行動,把工總總部及各分部頭頭五百多人抓捕入獄。
從武漢軍區介入地方到把工總打成反革命組織,時間僅兩個月。這兩個月,武漢地區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又回到了并超過了運動初期“五十天”的恐怖狀態。
一片白色恐怖,革命派遭到了逮捕和鎮壓。

1. 武漢軍區“三二一通告”與取締工人總部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部隊發布通告,宣布從即日起,武漢地區工人總部及其所屬組織一律解散,并明確了對待不同人員的政策,包括對待工人總部中反革命分子及其後臺的政策,對待工人總部中一小撮反革命頭目的政策,對待工人總部中地、富、反、壞、右等牛鬼蛇神的政策,對待工人總部中群衆的政策等。
“三二一通告”同時公布了附件“‘武漢地區工人總部’中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共十大罪狀。這些罪狀都是口號式的寫法,一看就知道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人們要問:在沒有對工人總部進行調查之前,在沒有宣布工人總部為反革命組織之前,為什麼把工人總部的負責人以及下屬組織的負責人都抓捕入獄,難道他們都是反革命嗎?武漢軍區公布的工人總部中反革命分子,是一個、兩個?還是一百個、二百個?這十大罪狀是一個人的,還是一百個人、二百個人的,抑或更多人的?你既然已經掌握了工人總部中的反革命分子,依法抓起來就是,與工人總部的組織、群衆何干?為什麼要解散幾十萬人的群衆組織?為什麼要在通告中單列一條對群衆的政策?
這一切說明,武漢軍區取締工人總部,不是因為工人總部中有反革命分子,更不是工人總部為反革命分子所操縱,而是他們仇恨無產階級革命派,是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蓄意之舉。這與後來知道的北京懷仁堂所發生的被稱為“二月逆流”的事件是遙相呼應的。
“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武漢地區工人總部”是“工總”的全稱。在那個年代,在武漢地區,組織名稱前有“毛澤東思想”五個字即表明是造反派。工人總部成立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成立大會在洪山禮堂召開,湖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省長張體學參加了大會并授旗。
工人總部的起始階段,得益于新湖大紅八月戰鬥隊及新華工紅色造反團的支持與幫助。剛組建工總時,他們非常注意戰鬥隊員的出身及平時的表現。據我所知,工人總部下屬幾個主要單位的頭頭都是響當當的共產黨員,如武漢鍋爐廠的沈復禮、武漢重型機床廠的胡崇元、武昌鑄鋼廠的胡厚民、漢陽軋鋼廠的夏邦銀、武漢電信局的方景清、列車電業局武漢基地的張耀忠等,這些人後來大都成為工總的領導人。這樣的班子怎麼能說工人總部是“壞分子”當權呢?
“三二一通告”附件《罪行》中說,工總市電信局分部“控制要害部門的38人,全系國民黨員、偽軍官、特務、地主、封建把頭、右派分子等社會渣滓。”
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電信局是要害部門,進電信局工作的人都要經過政審的,更不要說電信局內的要害部門,審查會更加嚴格。再說,解放後,經過鎮反、肅反、審幹、反右派、企業“四清”等運動,怎麼可能還會有這麼多專政對象控制了電信局的要害部門?
如果這是真的,那麼武漢電信局在文革前就被敵特分子把持了,那就是武漢市委的問題了。
我想這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的就是武漢軍區領導人為把工人總部打成反革命組織而編造的謊言,編得太離奇,以至于傷到了武漢市委。
工人總部是由後來成為新派的新華工、新湖大支持、幫助組建的,按理也應成為新派,為什麼後來成為鋼派的主要力量呢?第一,因為新華工、新湖大分別衹是一所學校的造反組織,而二司是全市性的學生組織,人數多、能量大,工人總部也是一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組織,所以與二司的聯繫也就緊密些。第二,經省委安排,工總、二司、紅教工、紅工兵等組織均在武昌閱馬場紅樓辦公,因此聯繫自然就多了。第三,主要是思想觀點一致,對武漢地區文化大革命的形勢認識一致,行動一致,因而成為武漢地區文化革命的主要力量,“二八聲明”後,這些組織都成了香花派,而新華工、新湖大則成了毒草派。
“九一三”戰鬥兵團是武鋼、一冶的造反派組織,本來是工人總部的一部分,後來獨立出去的,他們的思想觀點與工人總部一致,所以武漢地區造反派中的鋼派以工人總部、二司、九一三為主要代表,一九六七年五月后稱之為“三鋼”,而新派則以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工造總司為主要代表。

2. 二司的處境

武漢軍區《二一八聲明》發布後,鋼派受到三方面的壓力,一是武漢軍區;二是以職工聯合會和大專院校紅衛兵為代表的保守派;三是造反派中的新派,即毒草派。他們均以批判“二八聲明”為藉口,集中攻擊“三鋼”。主要帽子是“大方向錯了”、“組織不純”、“頭頭修了”,提出要改組二司,要砸爛工總。在這種外部形勢下,“三鋼”內部也出現了不和諧的聲音,對領導產生不信任,懷疑是不是做了“三鋼”戰士不知道的事情,會不會把“三鋼”帶上絕路等。
在這種內外交困的情况下,二司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召開了第一届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代表大會,會上討論了武漢地區文化大革命的形勢,認為黨內走資派拉一派、打一派,企圖搞垮工總與二司,所以二司要牢牢掌握鬥爭的大方向。
紅代會確定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策略。例如,不與解放軍辯論,不和解放軍直接發生衝突,在辯論和衝突中有解放軍介入時,要呼“向解放軍學習”、“向解放軍致敬”的口號等。
會上决定組織第二套領導班子,如果一綫領導班子被抓,二綫班子就頂上來,不能讓二司“群龍無首”。這些內容在紅代會結束後向下作了傳達。
紅代會後,二司司令部决定整風,成立了整風辦公室,開始是關門整風。
二月二十七日,北京傳來了中央文革小組工作人員閻長貴的談話,要求二司好好學習《紅旗》雜志第三期社論。對照“二八聲明”,有錯就改,不要堅持錯誤,反托派是錯誤的。這個消息傳來,給香花派當頭一棒。二司戰士有的沉默不語,有的則把氣撒到頭頭身上,認為是他們把二司帶到了絕境,要求司令部向大家講清楚。
于是造成了司令部的開門整風。為表示願真誠地改正錯誤,司令部的頭頭及主要工作人員上街向群衆“請罪”,連續十多天在武漢三鎮不停地向群衆檢討,求得群衆的諒解,這在當時白色恐怖下的武漢,是一道獨特的風景綫。
三月十六日,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找楊道遠談話,對楊道遠進行教育,說二司不講政策、不守紀律,毛澤東思想太少。說一司的紅衛兵守紀律,聽話。說楊道遠反對他們,要奪軍權。楊道遠一一予以反駁。最後他們要求楊道遠要好好學習,把二司整風搞好,把隊伍整頓好,把二司帶好,帶起來。
武漢軍區領導接見楊道遠的談話,說明軍區沒有想把二司打成反革命,二司有救了。這一情况傳達後,大家的心情也就穩定下來了,松了一口氣。
然而好景不長,三月二十一日,武漢軍區發布通告,即“三二一通告”,取締工人總部,宣布工總十大罪狀。後來聽說早在三月十六日晚、十七日晨,逮捕了所有工人總部的頭頭及下屬各分部的頭頭,二司戰士剛放下的心又提了起來,擔心不知何時厄運會降到二司頭上。所以,二司戰士要求二司頭頭把問題說清楚的願望更加強烈。
三月下旬,司令部整風辦公室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召開“二司頭頭對質會”,就是三頭對六面,當面質疑,當面把問題講清楚。那天晚上,參加會的人很多(各校都有人),對質會的矛頭主要對着丁家顯。
我在體育館的後面,聽不太清楚講話的內容,多數時間是在問丁,丁作答,楊道遠也講。關鍵問題是關于與軍隊內造反派的關係,是否插手了軍內的事,是否參與了反軍亂軍等,丁作了否定的答復。
楊道遠講,丁家顯與軍隊的人聯繫多,是工作上的需要,是司令部的分工,與丁家顯個人無關,他的工作情况,司令部是知道的。這樣纔解了丁家顯的圍。
對質會後,丁家顯輕鬆了一些,我却多了一層憂慮,丁家顯在司令部與外面的人接觸多,社會上什麼人都有,被利用了問題就大了。我起了勸阻丁家顯不要在社會上活動的念頭。
我與丁家顯交換意見,從對質會談起,講到社會上的複雜,萬一被利用,被拖進某個陰謀活動,那就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犯了錯誤連怎麼犯的也不知道。我希望他辭去二司副司令的職務,回學校把單位的文化革命搞好。丁家顯說,現在的形勢,要退也退不下來,二司處于困難時期,怎麼能在這個時候退縮呢?我覺得他講的也有道理,希望形勢好轉後考慮我的意見,他不置可否。在以後的時間裏,我又多次提出不參與外面的活動,全力把學校工作搞好的問題,他還是既不同意,也不拒絕我的意見。我意識到,他是不會放棄司令部及外面的工作的,也就作罷了。
客觀地講,在這段時間,二司整風也好,組織二司戰士學習《紅旗》三期社論也好,主要是迫于當時的壓力與形勢,并沒有認真地學習,總結經驗教訓,特別是對“二八聲明”中所反映出來的“唯我獨革”、“唯我獨尊”思潮,把不同意見的戰友罵為“托派”、“機會主義分子”、“半路出家的投機商”、“‘造反’奸賊”等,認識不夠,或者根本沒有認識,更談不上清算這些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所以在形勢變化後,這些思潮又會冒出來,造成造反派內部的不和,進而造成造反派內部的派性鬥爭。
武漢軍區“三二一通告”造成的影響,與軍區領導的願望相反,他們以為鎮壓了工總,壓迫了二司、九一三,就可以為所欲為,把武漢地區的文革運動控制在自己的手裏,讓二司與一司的“紅衛兵”一樣,“守紀律”,“聽話”,任他們擺布。
正好相反,革命小將意識到,軍區的某些領導人并不是要幫助造反派改正錯誤、缺點,更好地投入到文革運動中去,而是要鎮壓、搞垮造反派。工總被鎮壓了,骨幹被抓了,二司也被整得半死不活了,已經沒有什麼戰鬥力了,這是走資派鎮壓群衆運動、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伎倆,必須挺起胸膛,投入戰鬥。
正在這時,我們得到了北京懷仁堂事件的消息,北京開始反擊“二月逆流”。“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是譚震林,一些老帥們也在其中。消息并說,這股逆流是全國性的,各地支左部隊普遍支保,鎮壓造反派。這個消息,使我們頭腦清醒起來,認為武漢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和北京、和全國聯繫在一起的。武漢也有“譚震林”,就是武漢軍區的陳再道。為鬥爭策略的需要,不點名,稱其為“武老譚”。
四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對待革命小將》。
革命小將聽到廣播後奔走相告。大家組織學習,萬分激動,再也按捺不住。
我校紅旗兵團首先發起游行示威,一千多人的隊伍從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出發,經武漢大學、武漢測繪學院到華中師範學院,一路上高喊“打倒譚震林”、“打倒武老譚”、“為工總翻案”、“二司戰士想念毛主席”等口號。
為了表示二司是整不垮、嚇不倒的革命造反派組織,賴文德等同學邊走邊說,應該把二司稱為“硬二司”;到了武漢測繪學院校區內,又有人說“硬二司”不好聽,應該稱為“鐵二司”;在華中師範學院校區內,經商議,認為鋼比鐵硬,應該叫“鋼二司”。
這次游行,不僅使二司挺起了腰杆子,明確了鬥爭目標,也給二司起了個響亮的名字——“鋼二司”。
這個名字後來為司令部所接受,正式將二司稱為“鋼二司”。隨後工人總部稱“鋼工總”,“九一三”稱“鋼九一三”。于是武漢“三鋼”加上“新華工”、“新華農”、“新湖大”“三新”,名聲響徹全中國,也傳布到全世界。

3. “香花”、“毒草”兩派殊途同歸,共同反擊“二月逆流”

武漢軍區《二一八聲明》後,香花派遭到武漢軍區、原保守組織職工聯合會和武漢大專院校紅衛兵、造反派組織中毒草派這三股力量的批判與圍攻,香花派受到的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武漢軍區“三二一通告”發布,取締工人總部,從總部到分部的頭頭被抓,幾十萬人的革命群衆組織被打成反革命,工人戰鬥隊員在各企業遭批鬥,有的挨打,有的被整得有廠不能回,有家不能歸。與此同時,保守力量十分活躍,死灰復燃。
毒草派中的群衆將這一切都看在眼裏,感到不是滋味。一部分人認為這是武漢軍區以批“二八聲明”為由,是要鎮壓整個造反派。毒草派中的造反派在工礦企業同樣受到清算,同樣被弄得有廠不能回,工造總司、新湖大等單位收留了不少這樣的人。
事實是最能教育人的,新派(即毒草派)提出了“為戰鬥隊員平反”的口號,即工總“壞頭頭”不能平反,工總廣大戰鬥隊員要平反。二司和九一三等香花派則提出“堅决、徹底為工總翻案”的口號。
兩派對待工總問題的態度,有原則的區別,但對武漢軍區壓制造反派、呵護保守派的看法趨于一致。
三月中旬以後,新湖大、新華工的戰士們分別到二司的主力單位武漢測繪學院、武漢水利電力學院、華中師範學院等學校游行,支持二司戰友(當時二司處于“抬不起頭”的困難時期),高呼“我們想念二司戰友”、“向二司戰友學習”、“向二司戰友致敬”等口號,給了二司戰友極大的鼓舞。
這是香花派、毒草派兩派學生消除隔閡、團結起來共同對敵的宣示,不僅是對兩派群衆的宣示,也是對武漢軍區某些執行資反路綫的領導人的宣示。
在這個問題上,新派的戰友們爭取了主動,他們一旦認清了形勢,堅决地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糾正自己的錯誤,這是需要勇氣的,他們在兩派團結起來共同對敵這一點上,當時確實功不可沒。
因為在那種形勢下,他們的行動不僅給以二司為代表的受壓迫的造反派戰友以鼓舞和力量,重新站起來投入戰鬥,而且給“武老譚”以迎頭痛擊。
以後的事實證明,擊敗“武老譚”在武漢掀起的“二月逆流”,兩派的團結是多麼重要,團結起來的力量是多麼強大。
隨着北京反擊“二月逆流”鬥爭的展開,《人民日報》四二社論的發表,在“為工總翻案”、“打倒武老譚”的目標上,兩派終于達成共識,團結起來,一致對敵。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二司、三司等,聯合在武昌體育場召開“打倒劉、鄧、陶,批臭黑修養”誓師大會。保守組織中學紅衛兵、大專院校紅衛兵戴着袖章、打着旗幟,列隊進入會場,企圖破壞大會。大會主持人叫他們退出,他們仗着“武老譚”的支持,堅决不退出。無奈之下,造反派轉移到湖北大學開會,這標志着三新與“武老譚”的徹底决裂。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二司第二届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代表大會在洪山禮堂舉行,三新代表、工人代表、革命幹部代表、外地造反派代表先後發言。他們一致表示,二司是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堅决支持二司的一切革命行動。
會議决定,二司的稱謂為“鋼二司”。會上還公布了對工人總部的《調查報告》,批駁了“工人總部十大罪狀”,明確了“堅决為工總翻案”的鬥爭目標。
四月二十六日,鋼二司在武昌體育場召開慶祝二司成立半周年大會,武漢地區和外地造反派數萬人參加大會,會後舉行盛大的游行。隊伍從武昌體育場出發,過長江大橋,經保守派勢力控制的漢陽,高呼:“下定决心,為工總翻案,工總起來,武老譚完蛋。”“打倒武老譚,解放全武漢。”“打倒劉、鄧、陶。”一路上受到武漢群衆的熱情支持與歡迎,路兩旁站滿了群衆,游行隊伍在掌聲與歡呼聲中前進。群衆給大家送茶水、送點心,真是感人,有如當年紅軍重回蘇區的場面。很多小將激動得熱淚盈眶,沒有經歷這個場面的人是很難想像當時的感人場面的。
這是武漢地區造反派在“二八聲明”後第一次大聯合行動,也是反對“武老譚”、為工總翻案的第一次大游行,也是第一次公開向“武老譚”挑戰。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革命造反派在武漢三鎮舉行了規模空前的幾十萬人的大游行,慶祝國際勞動節,誓死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次游行由三新、二司、工造總司、工人總部聯絡站、三司革聯等16個組織組成的指揮部統一指揮。
這次游行打出了“鋼二司”、“鋼工總”、“鋼九一三”三面大旗,從此“三鋼”名號響徹江城。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武漢市大中學校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成立;五月八日,武漢市工礦企業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成立;五月中旬,由兩個指揮部共同組建了武漢市反擊資本主義復辟逆流大聯合總指揮部,統一組織指揮武漢地區反擊“二月逆流”和“為工總翻案”的鬥爭,總指揮由新湖大的張維榮擔任,副總指揮由二司楊道遠和工造總司吳炎金擔任。
至此,歷經曲折,武漢地區的造反派走到了一起,為了一個共同的信念與目標,在統一組織領導下,進入了更為艱難、更為驚心動魄的鬥爭階段。
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外地來漢的造反派成立了“鋼工總五湖四海兵團”,與武漢造反派并肩戰鬥。五月十八日,高等學校革命幹部聯絡站成立(簡稱革幹聯),由武漢測繪學院黨委第一書記毛遠耀任一號勤務員,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張如屏及劉庚申(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中層幹部)等同志參加了革幹聯,我院教師胡震宇是革幹聯的工作人員。湖北省、武漢市及武漢市各區也在此期間成立了革命幹部聯絡站。革幹聯的成立,給武漢地區革命造反派增添了新的力量,使反擊“二月逆流”的鬥爭更加有力。
“武老譚”氣急敗壞,撕下了假面具,明目張膽地與黨中央、毛主席對着幹,組織、恢復保守組織,指揮他們以武力鎮壓造反派,從此武漢進入了腥風血雨的鬥爭時期,革命造反派稱為抗暴鬥爭時期。

4. 紅水院——武漢抗暴鬥爭的根據地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前身是武漢水利學院,簡稱水院。在武漢高校中,排在武漢大學、華中工學院之後,位列第三,全國重點大學,小有名氣。
文化大革命中,水院是二司的主力之一,在抗暴中又成了造反派的根據地。因為華工、湖大、華農的造反派稱為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所以水院就稱為紅水院。大旗上是“紅水院”三個字,學校設在武漢三鎮的廣播站稱為“紅水院廣播站”,小報叫《紅水院》,夏天學生穿的背心、汗衫上也印上了“紅水院”三個字,在外地設立的聯絡站也叫“武漢紅水院聯絡站”。
紅水院在武漢很有名,受人尊敬。在外地也小有名氣,很多學生給我講,“七二〇”後,在外地,你說自己是鋼二司紅水院的,就會受到接待、招待,要求幫助辦什麼事也會得到積極協助。賴文德對我講,他到一個地方去瞭解某同學的家屬情况,沒有開介紹信,告訴接待人員自己是武漢紅水院的,對方就給他看了有關材料。
聽起來不可思議,但現實就是這樣。在文化大革命中,紅水院為什麼這樣紅?我想有下面幾個原因。
第一,水院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以後,已經是造反派的一統天下。水院在批判資反路綫過程中,對保守派群衆個人,沒有進行批判鬥爭;保守派瓦解後,很多人要求加入造反派,造反派都表示歡迎,沒有歧視,一視同仁,一起投入到批判資反路綫的鬥爭中去;在“二月逆流”中,原保守派也沒有太大反復。所以紅水院的基礎比較穩固。
有了穩固的後方,纔能使戰士們無後顧之憂地在前方作戰,纔能充分發揮戰鬥力。紅水院能夠在黑雲壓城的情况下,首先衝殺出去,與穩固的後方有極大的關係。
第二,紅水院消息靈通,宣傳攻勢強,有關資料多。在反擊“二月逆流”中,紅水院成了造反派的資訊中心之一,影響極大。
紅水院在北京有兩個聯絡站,由紅旗兵團、井岡山兵團建立的,以後受總部作戰部管理。北京發生了什麼事,中央領導人講什麼話,我們很快就可以知道。
紅水院在武漢三鎮重要地段均設有廣播站,及時把最新動態、最新消息告訴廣大群衆。
我們不僅在北京有很多人跑動態,在武漢也有不少同學跑動態。總部作戰部、各兵團都有動態組,瞭解各方面的情况,向總部、向兵團報告。例如百萬雄師攻打造反派占優勢的學校、工廠或據點,我院總有人及時趕到現場,及時發回進展情况的動態報告。“七二〇”事件時,我們動態組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險進入武漢軍區大院,目睹王力挨批挨打的過程。當時我整天在總部注視事態的發展,每隔半小時就收到一份動態(有時書面、有時口頭)。
由于信息量大、及時,又能及時通過紅水院廣播站告訴武漢三鎮的群衆,所以影響就大。在當時的情况下,不僅造反派群衆渴望聽到紅水院廣播站的廣播,中間派、保守派群衆也希望能從廣播中瞭解形勢。所以紅水院廣播站一開播,就會吸引大批群衆鴉雀無聲地聽。
《紅水院》報也極受歡迎,印量每期在萬份以上,有的報販提出要由他們來發行,我們沒有同意,我們是免費散發,主要是宣傳毛主席革命路綫。
第三,在抗暴中,紅水院是武漢的“延安”,是造反派的根據地。無處可躲、無處可去的鋼工總戰鬥隊員,鋼九一三戰鬥兵團的人連同他們的領導人李想玉、夏邦銀、胡崇元等均到紅水院暫住,最多時有一萬多人,我們管吃管住。他們被百萬雄師用武力趕出工廠、據點後,就跑到紅水院,有如到了解放區,有些人激動得流淚。他們到紅水院後,由他們的領導組織他們學習與戰鬥,我們不干預,衹在後勤方面給予保障。這種充滿革命情誼的經歷,至今很多人仍記憶猶新,老朋友見面仍念念不忘。
第四,重要時刻,各主要造反組織都烙上了紅水院的印記。“二八聲明”是工總等十多個組織的領導人在紅水院開會决策的,起草人是紅水院的雷志茂;二司第一届紅代會是在“二月逆流”猖獗時在紅水院召開的,與二司總部頭頭“對質會”也是在紅水院召開的;二司戰士第一次上街游行,喊出“打倒武老譚”、“為工總翻案”的是紅水院紅旗兵團,喊出“鋼二司”的也是紅水院紅旗兵團;抗暴時期工總總部、九一三總部遷移到了紅水院,他們的很多戰士也吃住在紅水院;鋼二司副司令、革命小將丁家顯在衝擊資反路綫時是闖將,在大聯合時能顧全大局,受到周總理的表揚,他是紅水院的人。以上種種,是紅水院在武漢地區文化大革命中頗具影響的主要原因。
武漢軍區發布“三二一通告”後,一方面鎮壓、壓迫、瓦解造反派,另一方面扶植、復活原保守組織,將原中學紅衛兵、大專院校紅衛兵、職工聯合會的人馬改頭換面組織起來,在武漢市人民武裝部直接操控下,組建了以復員退伍軍人為主的基幹民兵組織“紅武兵”。這些保守組織遍及武漢三鎮和各工礦企業,聲勢很大,組織紀律性也強,成為百萬雄師中的主要力量。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在武漢軍區的策劃下,百萬雄師聯絡站(簡稱“百萬雄師”)正式成立。從百萬雄師成立之日起,武漢就進入了百萬雄師血洗、清除造反派的武鬥階段。
百萬雄師的文革作為,基本就是武鬥,從基層到上層,均有現役軍人具體指導,并配備了軍用卡車、柳條帽、長矛、洋鎬把、鐵棍等裝備,是一支有武裝、有組織的准軍事隊伍,造反派根本無法與之抗衡。
造反派雖然鬥志昂揚,視死如歸,在百萬雄師的進攻面前不退縮、不投降,不少人被打死打傷、被抓,場面既壯烈又殘忍,但到一九六七年六月底,漢陽、漢口基本上沒有了造反派的立足之地。
百萬雄師一個廠一個廠地掃,一個據點一個據點地打,造反派衹有躲到武昌的幾所大學中。
從七月初開始,百萬雄師計劃攻打武昌的大學,用他們的話說:“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踏平工總,鎮壓反革命。”“圍剿二癩子(即二司),鏟平九一三。”
他們所謂的過大江,就是由漢口、漢陽過江進攻武昌,目的是徹底剷除“三鋼”,也要鏟平“三新”,他們同樣進攻了新華工和新湖大。
六月三十日進攻新湖大時,他們使用了改裝的裝甲車,冲進了新湖大校園,打死3人,打傷數十人,抓走了一些革命群衆。如不是8199部隊及時趕到制止,傷亡會更大。
自從“百萬雄師聯絡站”成立之後,從五月十七日就開始用武力大規模鎮壓造反派,隨意毆打革命群衆。鋼二司武漢大學總部宣傳部一九六七年八月編《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對此有記載,摘錄如下:
五月十七日,打傷在漢陽公安局靜坐的學生數十人;
五月二十日,到武漢市二醫院行兇打傷九十餘人;
五月二十一日,百萬雄師上街遊行,遭到沿路群衆的嘲笑與責難,從漢水橋到利濟路沿途打傷群衆一百多人;
五月二十二日,在鐵道部第四設計院、國棉二廠等單位打傷造反派三十多人;
五月二十三日,進攻武漢三中,傷數十人;
五月二十四日,砸新華工漢陽廣播站,砸“五一七”事件(即百萬雄師毆打在漢陽公安局靜坐學生事件)火線指揮部,傷近百人;
五月二十七日,百萬雄師在二十中附近撕大字報,搶造反派的廣播器材,發生衝突,當場打死二司學生張昌森,這是百萬雄師第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當衆殺人;
五月三十一日,武鋼工校二司學生數十人被打傷;
六月二日,百萬雄師進攻水泵廠,打傷造反派二十多人,進攻武漢郵電器材廠,打傷三十餘人,衝擊武東工總豎旗大會,打傷22人;
六月四日,清除駐武漢市委的造反派組織,百萬雄師正式進駐武漢市委大院,建立全市指揮中心,同一天,武漢軍區發布“六四公告”,肯定支左大方向正確,重申不得為工總翻案,于是百萬雄師清洗造反派的行動進一步升級;
六月五日,清除國棉二廠造反組織,進攻財經學校,端掉二司及新湖大“紅八月”反逆流聯絡站,打傷21人;
六月六日,清除二司、新華工等駐漢陽區委聯絡站,在場的學生都被打傷,殺死肉聯廠工人杜世順;
六月八日,進攻第二機床廠,打傷三十多人,綁架14人,毆打新湖大支農返校學生,傷一百二十多人;
六月九日,進攻居仁門中學,傷數十人;
六月十日,攻打漢陽造紙廠、礄口文化園、礄口汽配廠,傷二百多人,死6人;
六月十三日,攻打3506工廠;
六月十五日,進攻水塔,在循禮門鬧事,死10人,傷者無數;
六月十七日,攻打財貿大樓、中南旅社、人民文化園(民衆樂園),死傷數十人;
六月二十三日,攻打鐵道部第四設計院、司門口險峰大樓;
六月二十四日,這一天是武漢文革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他們攻打了武漢水運工程學院,攻打工造總司司令部,攻打漢陽軋鋼廠,共打死35人,打傷數百人,抓走造反派一百多人;
六月二十六日,攻打武漢機械學院(漢口);
六月三十日,攻打人民文化園(民衆樂園),打傷數十人。
至此,漢陽、漢口已無造反派立足之地,所有廣播站、聯絡站均撤回武昌。
紅水院在抗暴鬥爭中共傷7人,包括八三一兵團負責人、總部勤務組成員嚴菊明,動態組成員鍾光超老師(後調廣東佛山,任佛山市委書記、市長),他們都是被百萬雄師的長矛刺傷的。
六月中旬,陸續有工總、九一三等組織的成員來我院,有熟人的找熟人解决吃住問題,沒有熟人的乾脆找總部解决。
六月二十日左右,丁家顯找我商量,工人總部的臨時班子、九一三的領導班子也要撤到紅水院來,無處可去的造反派戰友會有更多的人來水院,問我有什麼意見。
我想,來了肯定會有許多麻煩,拒絕是不現實的,所以我建議總部開個會,統一認識,建議討論兩個問題,一是工總、九一三總部遷來水院及無處可去的造反派戰友來院的問題,二是紅水院自身的備戰問題。當時已經感到水院必有一戰。
總部開會,認識比較一致:武老譚鎮壓造反派,不是對哪一個組織,而是對整個造反派隊伍,是反對文革、反對毛主席的問題。所以從大局出發,必須無條件地接納工總、九一三,這樣可以緊密“三鋼”間的聯繫,加強對抗暴鬥爭的領導。他們來校後,由學校解决吃、住的問題。
因為是夏天,教室、走廊到處可以住。做飯問題,食堂說可以解决。關于備戰問題,由作戰部部署,要早作準備。到七月上旬,住到紅水院的工人造反派有一萬多人,這是水院歷史上學生食堂吃飯人數最多的時期,但是很有秩序,分期分批地吃。
我去過幾次食堂,問工人同志有沒有問題,每次的答復是沒有問題,所以我也未進一步瞭解。這麼多人吃飯的錢、糧票是怎麼解决的,以後也沒有人來要我簽字報銷,幾次審查我也沒有與我算過這筆賬。後來聽說,“七二〇”後,由總部勤務員李德俊起草了一個報告交水電部,錢和糧票是由水電部解决的。
關于戰備的安排,我瞭解的情况是這樣的:總的指導思想是設兩道防綫,第一道防綫是在三個路口設障礙物,在水果湖方向的橋頭(當時有橋)停放平土機(施工實驗室有一台大型平土機),阻止百萬雄師車隊進校;東邊在航海俱樂部方向,挖溝擺路障讓汽車過不來;從南面過來要經過武漢大學,首先與武大交火,我們在附小附近設障,阻止車隊進入。第二道防綫是以四、六教學樓為界,把來犯者阻止在此界之外,確保教學區及學生生活區的安全。辦法是由高壓教研室設計高壓電網,情况緊急時,在進入教學區的路口設置高壓電網和高壓水泵,阻止任何車輛和人員通過。這個方案雖然很殘忍,可能要死人,但對“敵人”的威懾力很大。同時由化學教研室研製土地雷和燃燒彈,在兩道防綫上都可以用。
當時的看法是:既然“敵人”膽敢來進攻我紅色根據地,那就要讓他付出血的代價。後來想想很後怕,如果百萬雄師真的進攻紅水院,那戰鬥一定非常激烈,因為百萬雄師認為紅水院是“牛鬼蛇神”的集中地,他們又是得勝之師,這最後一役,必然出動大批武鬥精英,拼死進攻。對造反派來講,這是我們最後的根據地,又是造反派的精英彙聚地,所謂仇恨滿胸膛,必然也會拼死一戰。如果百萬雄師衹用冷兵器進攻,未必能取勝,但死亡人數一定不會少。真如此,後果如何,可想而知。
工總的朋友們聽了我們的防禦計劃和試製地雷、燃燒彈的情况介紹,很有興趣,也觸動了一些戰鬥隊員的神經,他們也想製造武器,就到實驗室去要東西。當時化學教研室、電工教研室都問我怎麼辦,我說什麼也不能給,否則就失控了,亂套了,實驗室也會被破壞。于是我給各教研室、倉庫發了通知:“外人不得進入實驗室、倉庫,不能將實驗室的設備、原材料、倉庫的物資私自動用。各戰鬥隊必須派人在實驗室、倉庫二十四小時值班,出了問題,由戰鬥隊隊長負責。”
這通知首先遭到井岡山一些“高級群衆”的反對。他們來找我,要我開放實驗室,讓工總的朋友進實驗室製造武器。我講了不能開放的理由,我說,學校的實驗室,教學設備誰也不能動,我們一定要保護好,否則,運動結束,如何向黨交待?你們走了,可以不負責任,我是要負責任的。除非我離開總部,否則誰來講也沒用,我會堅持到底。
過一會兒,他們帶了幾位戰鬥隊員來了,一上來就揪住我的衣服(當天我穿的是襯衣),用匕首指着我的胸口,問我開不開放實驗室。我說不能開,把理由說了一遍。拿匕首的人說,人命快沒了,百萬雄師進攻學校也會破壞一空,你倒想得遠。再說,我們造武器,正是為了保衛學校的安全,你是不是造反派?是不是二司的?我們懷疑!為什麼反對我們?你在幫助“百匪”!你今天要不同意,我就一刀捅了你。
正在這緊張的當口,工總頭頭夏邦銀、胡崇元他們來了,叫戰鬥隊員把匕首放下,有話好好說。他們聽了我的解釋後,表示同意我的意見,批評了那幾個戰鬥隊員,說我們已經給紅水院的戰友帶來了很多麻煩,沒有紅水院的支持,我們生無立錐之地、死無葬身之地。要服從學校的安排,不能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并要他們向我道歉。我說算了,出發點是好的,以後有話好好說。後來我聽說這幾個人是武漢重型機床廠的,先到實驗室碰了壁,就去找井岡山的人,井岡山的“高級群衆”一聽就來找我,碰了壁後不甘心,把武重的戰鬥隊員帶來搞橫的。辦公室的同學一見這陣勢嚇壞了,就去找工總的頭頭。如果夏邦銀、胡崇元等人沒有趕到現場,真不知道會是什麼結果。
在激烈的反擊“二月逆流”和抗暴鬥爭中,有一位學生一直跟隨在我身邊,他叫張純球,是造反比較早的二司戰士。他說是自願當我的“保鏢”,保護我的安全。從一九六七年三月到一九六七年八月,半年時間中,他寸步不離,不僅保護我的安全,還照顧我的生活,經常把飯端到總部讓我用餐,還隨時提醒我當天要做的事。我很不好意思,幾次讓他回班上去活動,他堅持不走,我很感激他。因為歷史的原因,我不知道他分配到了什麼地方。等我的問題處理後,想起張純球,總希望能見他一次面,但一直打聽不到他的消息。
本世紀初,打聽到他在西北。我到西安去,在陝西省電力局工作的同學說,陝西肯定沒有這個人。後來我到甘肅去,找到在甘肅省電力局任教育處長的校友,他幫我找到了張純球,張在甘肅平凉電廠,離蘭州幾百公里。他當即給電廠打電話,想叫張純球到蘭州來,事不湊巧,張出差了,要幾天纔能回廠,我衹好作罷。這是我平生的憾事之一。此書在做最後修訂時,張純球從北京打來電話,他是從他的同班同學蔣繼清處得知我在找他,并從蔣那裏知道了我的電話號碼。他在電話裏說他一生平安,一直在平凉電廠工作,現已退休,到北京看望孩子,不日回平凉。聽到我受處分不理解,他說無論從哪方面講都沒有理由處分我,并說一定安排時間到武漢看我。我十分高興,期待這一天早日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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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4-12-07

岁月留痕  张建成著(9)

[ 作者:张建成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412    更新时间:2014/6/30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

作者简介:张建成,上海市人,生于1935年。1956年7月毕业于北京电力学校锅炉装置专业。1956年8月至1965年1月在北京电力学校、北京电力学院任教师、动力系党支部书记、电厂化学系党支部书记。1965年1月水电部系统学校院系调整,调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工作,1987年7月退休。文革前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文革中,于1966年12月上旬率院团委干部表态支持造反派,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钢二司)红水院总部勤务组副组长,后任院人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总务处处长、党总支书记,院党委副书记,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从1968年10月到1978年4月,五次被关进各类“五不准”学习班,在学习班总时间为23个月。1984年9月26日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行政职务。

(三)關于幹部問題

從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到二月底,湖北省、武漢市的主要領導幹部,都集中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
一九六七年四月,在造反派遭到武漢軍區領導人鎮壓的形勢下,水院老院長、黨委書記張如屏亮相,支持造反派,反對武漢軍區領導人鎮壓群衆運動。對這兩件事,我應該有所交待。

1. 省、市委主要領導幹部在紅水院的日子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全面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階段,造反派(主要是二司、工總)把以張體學為首的省、市委主要領導幹部控制起來,集中安排在這兩個組織的辦公所在地——紅樓居住。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任重被揪回武漢,也安排在紅樓,由各大系統輪流批判。各組織、各單位之間,經常發生“搶人”事件,在紅樓居住不安全。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王任重先轉到水院居住,接着張體學、姜一、趙修、韓寧夫、張旺午、王海山、李衍授、宋侃夫、劉惠農、陳扶生、史子榮、張華等二十多人,也都到了水院,集中住在行政大樓,由井岡山兵團的余傑華等幾個人看管,負責他們的生活、安全,陪同他們到外單位接受批判。
他們來之前我不知道,來了以後,丁家顯告訴我,要我配合安排好他們的生活。他說,這批人一方面要接受群衆的批判、接受教育,也要組織他們學習,互相揭發批判。我們可以從他們的表現中發現願意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綫上來的革命幹部,為“三結合”準備條件。
我聽了以後感到革命小將們成熟了,做今天的事想到明天,這是令人高興的。
我領命到他們住地去過兩次,主要看生活上需要解决什麼問題,到教工食堂談過他們的吃飯問題。住宿條件不太好,除王任重、張體學有床以外,其他領導都是地鋪,房間裏有火爐,保證暖和。每餐三個菜,飯菜由教工食堂送到住地。因為保密的原因,儘量不讓他們在群衆場合露面。有病時,王、張二人由衛生科派醫生出診,其他人有人陪同到校醫院看病開藥。
到外單位去接受批判,必須由二司司令部開條子,沒有條子是不放人的。有時身體不好也不放。各單位來人,由余傑華接待,安排去的時間。外單位的人不能事先與被批判者聯繫,也不知道他們關在何處。這樣做主要是為了保密。
余傑華對他們一視同仁,很關心他們的健康,如果有病,就不同意放人。如有一次長辦聯司要批判王海山、李衍授,他們身體不好,來人即使有二司司令部的批條,余傑華也不放人,并做來人的思想工作。對王任重也是如此,王任重在接受批判時常被打,余傑華發現王任重每次接受批判,總愛穿一件新的軍大衣,便建議他不要穿新的,換件舊的。他聽了余的建議,此後就沒有挨打。每次批判會上,經常有人讓王任重低頭、坐飛機,余傑華就主動上去假裝按住王任重,實際上是扶住他。由于余傑華的悉心照顧,這些老同志在水院住得很安心,有吃有喝,沒有人來打擾,安靜,有病可以看病。所以他們感到很好,平時可以學習毛主席著作,可以交流對文革的看法。
文革結束後,余傑華的單位在審查他入黨時,發函向這些老同志調查,余傑華獲得了一致的好評,入了黨。如王任重的材料稱:“我感謝余傑華同志。”余傑華還經常到張體學等同志家裏去玩,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在省委領導同志集中住校期間,學校組織他們學習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主席著作,討論對文革的認識,聯繫實際,面對面揭露、批判王任重的錯誤。他們也有委屈,認為王任重是中央文革副組長、中南局第一書記,是毛主席身邊的人,總以為他的話肯定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肯定是中央文革的意見,誰知道他的講話、指示、信件都是違背毛主席指示的、違背文化大革命要求的,結果讓大家都犯了錯誤,讓省委、市委都陷進去了。
通過學習、討論,面對面揭發批判,使這些老同志提高了認識,與造反派的對立情緒也緩解了,有的同志表示要與造反派戰鬥在一起,團結在一起。張體學的心情也好起來了,又開始談笑風生了。張華主動談了一些省委幹部及王任重的情况,對二司瞭解省、市委幹部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武漢軍區姚喆副司令帶着王任重的秘書(姓喬)來水院,說接周總理指示,要接王任重去治病。小將們堅决按總理指示辦,把王任重交給了姚副司令(姚寫了條子:“接王任重到陸軍總醫院治病。”)。臨走時,余傑華告訴姚副司令,張體學也在這裏。三天后,喬秘書來水院,說奉總理指示,要將張體學送到北京去,我們也二話不說,把張體學交給了喬秘書。所以張體學對此一直心存感激。一九六八年六月我到省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拜訪張體學時,他還專門談到此事。
我們後來纔知道,要王任重看病,接張體學到北京,都是毛主席的指示,總理奉主席指示辦的。王任重在水院期間,給毛主席寫過幾次信,由中央文革記者站的記者和二司駐京聯絡站轉給中央,王的夫人也給毛主席寫信,說王任重身體不好,需要醫治。
毛主席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在王任重夫人給他的信上批示:“我意應說服紅衛兵,讓他就醫,紅衛兵需要,視病情許可,隨叫隨到。”二月十一日,周總理接見西安代表時講:毛主席叫我找王任重回來,休養一個時期再批判。我找了十天都不見,昨天我纔給軍區下命令,限時找到,今天纔把人交出來。
我們不知道總理在十天前就要人,我們是軍區一來人就交人的。
這中間有人在搗鬼,不按總理指示辦,反誣陷我們不交人,以便讓總理認為我們不聽招呼,搞無政府主義,其用心十分狠毒。
王任重、張體學走後,其他領導人也陸陸續續離開水院,到一九六七年二月底,所有領導全部離開了。
當時中南局的李爾重此期間也住在我院,但他住在學生一舍的1108室。他怎麼來的,誰把他弄來的,又何時走的,我就不清楚了。
四月份,王任重被保守派搶走批判,二司組織力量把王搶回來,仍住我院六教學樓,二十多天后離開水院。

2. 張如屏在造反派處逆境時亮相

張如屏,安徽壽陽人,一九○七年生,一九二五年八月入黃埔軍校第六期,同年十一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懷疑張是共產黨而被捕入廣州南石頭監獄,受盡折磨,堅貞不屈,沒有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一九二九年底由壽縣老同盟會員李雨林保釋出獄。
他回到壽縣後,組織領導當地的游擊鬥爭,曾任游擊大隊政委、區委書記等職。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抗大學習,學習結束,黨中央組織部長陳雲親自找他談話,派他回安徽開展敵後抗日鬥爭,任安徽工委組織部長。一九三八年五月,他在指揮攻打鳳陽縣城的戰鬥中負傷,董必武派人送他到武漢治傷,八月,奉周恩來指示,送他到延安繼續治療。一九三九年他入延安馬列學院學習,一九四一年一月調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任組織部幹部科科長,部長是胡耀邦。一九四二年,調任晉綏軍分區武委會副主任。一九四五年秋,他奉命赴東北,十二月任吉黑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長,一九四七年九月任合江省委秘書長兼社會部部長,張聞天為省委書記。一九四九年四月他奉命組織南下工作團,任支隊長、政委,到江西後,任省委委員、宜春地委書記。一九五二年調任中南軍政委員會人事部第一副部長,一九五三年任中南行政委員會民政局局長。一九五四年經國務院任命為武漢水利學院院長、黨委第一書記,一九五八年當選為湖北省委委員。一九六七年九月任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革委會副主任,一九七九年任湖北省政協副主席、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書記,一九八一年增選為全國五届政協常委。一九八三年八月六日在北戴河因病逝世,享年76歲。
老院長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上半生為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反動統治而戰鬥,歷盡苦難,五次負重傷,下半生為培養新中國的建設人才而努力奮鬥。
文化大革命中,初期執行省委、王任重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鎮壓群衆運動,隨着運動的深入,他認識到了問題所在,毅然改正錯誤,在造反派處于困難時期,在武漢軍區領導人高壓政策下,他不畏強暴,公開表態支持革命小將的革命行動。他譴責武漢軍區少數領導人鎮壓學生運動,表明了自己的高風亮節,說明他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幹部、好戰士!
他不僅言論上支持造反派的鬥爭,行動上也有積極的表現。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他親臨武漢市公安局前新公校的絕食鬥爭現場,看望與慰問參加絕食鬥爭的革命小將,并捐獻糧票和款項。他的行動,給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二司戰士以巨大的鼓舞。在湖北、武漢,張如屏有很大的影響,特別在幹部隊伍中更是這樣。
對于老院長支持造反派的行動,我十分高興,也不感意外。因為在他明確表態以前,我們有過多次交談。我感到他對我并不反感,對造反派也不反感,而對王任重、張體學却頗有微詞。對武漢軍區介入地方支左後的所作所為,他從看不懂到反感,最後表示反對,這個過程大約經歷了四個多月的時間,對老院長來講,肯定也是一個痛苦的煎熬的過程,我是深有體會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我决定公開支持造反派之前,到老院長住所找他,這是我第一次到老院長家裏去,有些膽怯,是鼓足勇氣去的,也是瞞着團委的同志去的,怕他們反對。我去的目的,也和找張茀承副書記談話相似。
我談了對學校黨委在文革中所犯錯誤的看法,告訴他我準備站出來支持造反派。他聽後并不驚訝,淡淡地說,黨委是按省委指示辦的,一九五七年的影響太深,是我們犯錯誤的重要原因。另外,文化革命怎麼搞,的確不清楚,現在這樣搞法,與過去任何一次政治運動不同,所以不理解。你看各校的領導都一樣,要說錯,都犯了一樣的錯。他說着苦笑了一下。關于我要站出來支持造反派的問題,他說,站在我的立場上,我不好表態,不能說反對,也不能說支持,因為我也不清楚這樣做到底對不對,你自己决定,認准了就去做,不要有什麼包袱。但是作為一個幹部,一個共產黨員,任何時候要有黨性,不做壞事,不害人,要做對學校、對群衆有利的事。
我認為,老院長講的是真話、大實話。臨走時,他送我到院子門口。第一次和老院長交談,感到他平易近人、親切,不做作,不講套話。我不由想起與張茀承副書記談話的情景,感覺與這次談話截然不同,因而對老院長有一種親近感。
此後,凡得到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和傳單、消息,我都會上山去(老院長住在小山坡上,到他那裏去都說是上山)對他講,把資料給他,有時也介紹一下武漢的形勢。
武漢軍區“二一八聲明”後,我到山上與老院長討論形勢,他總的看法是造反派的“二八聲明”有缺點錯誤,被軍區某些人抓了辮子,但軍區的做法也太過分了,動用解放軍武裝示威,飛機撒傳單,這種做法是異乎尋常的,是對敵鬥爭的態勢。
看得出來,老院長在為造反派擔心。軍區“三二一通告”出來後,取締工人總部,抓了那麼多人,老院長就氣憤了,認為軍區這樣做不對,說他們在犯我們犯過的錯誤。他們支左、軍管,權力更大,將來犯的錯誤也可能更大。
武漢測繪學院黨委書記毛遠耀是毛主席的堂侄,他與老院長熟悉,他們有聯繫,一起研討過文革形勢。兩人在武漢高校革命幹部聯絡站成立之前(四月中旬)公開發表聲明,表示反對武漢軍區個別領導人鎮壓革命群衆運動的行徑,支持革命小將的革命行動。
小將們熱烈歡迎,到處都是“熱烈歡迎老院長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綫上來”、“堅决支持張院長的革命行動”等大字報、大標語。張院長在此時此刻站出來,對水院的造反派是極大的支持,而對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人則是沉重的打擊與震懾,水院在二月逆流中沒有反復,與張院長此舉不無關聯。
張如屏的亮相,在丁家顯為首的井岡山“高級群衆”圈裏的反映并不熱烈,和我們團委造反時他們那種興高采烈的情景形成一定的落差。
我也不好問,衹感到有點奇怪。自我解釋為運動初期以張院長為首的院領導給了他們太多的苦難,還沒有解氣。
後來在成立革委會時,他們對張如屏任革委會副主任也不積極,顯得無可奈何,直到一九六八年校內兩派鬥爭爆發,闖派(丁家顯派)把張如屏打成叛徒,我纔意識到他們從一開始就對張如屏不信任,認為張的歷史有問題。
我不知道丁家顯等人是從哪兒瞭解的情况,于是我就通過有關人員去瞭解丁家顯怎麼會有這樣的認識,結果得知是張體學告訴丁家顯他們的。張如屏是叛徒一說,其源蓋出于此。
這一消息我從胡厚民處得到了證實。胡厚民說,“張體學向丁家顯布置要抓張如屏叛徒時我在場。”後來余傑華也告訴我,張體學在水院居住期間(一九六七年一月至二月)曾3次講張如屏是叛徒,要我們整他(指張如屏)。
由此可見文化大革命的複雜程度,背後有人挑動,就會引起群衆組織之間或組織內部兩部分群衆之間的鬥爭,就會把陣綫搞亂。
後來我問過老院長兩個問題,一是關于叛徒問題,二是關于張體學幾次三番要整張如屏(文革初期在體育場開大會,張體學省長作報告就說過:你們學校領導中有沒有走資派?有沒有叛徒?有沒有蛻化變質分子?大家都應該去查一查。我當時就感到有所指)到底為什麼?
對此,老院長都作了具體的答復。關于第一個問題,他說,一九四一年中央社會部(康生任部長)截收到國民黨特務機關發出的一份電報,得知特務機關派到解放區的人有張如屏等十餘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他進行了審查,審查中沒有發現任何問題。組織部長陳雲親自找他談話,說明了審查情况,說組織上對他是信任的,以後再也沒有談起過這件事。說到第二個問題,老院長笑了,說這要去問體學同志,他平時叫我張大哥,好像很尊重我,他不會這麼幹吧。我說,我已瞭解證實,確實是他讓丁家顯幹的。他仍半信半疑地說:“我就是在省委開會時,對省委工作提點意見,對體學同志也提過意見,別的沒有什麼。”他仍然有些不相信張體學會給他潑髒水。
從老院長亮相後,我們的接觸就多起來了,我有些想不通的問題,總向他請教。我把關心老院長的健康與安全作為自己應負的責任。這樣的老同志,全國已經沒有多少了,文革後一定要安全地、健康地將他交給黨。
一九六七年五月至六月,在武漢軍區領導的支持下,百萬雄師對造反派進行武力清除,全市武鬥四起。百萬雄師除了打殺造反派外,還到處抓支持造反派的幹部。
為了老院長的安全,我安排他七月中旬從武漢出發,走九江經上海轉道到北京,直到武漢安全了纔接他回來。
在水院兩派鬥爭中,他被打成我派的黑後臺、叛徒。有人要他承認我是舊黨委派到造反派中的內奸,他堅稱沒有這回事。後來有人又逼迫張茀承副書記交待此事,張副書記也拒不承認。
軍、工宣隊進院,我被審查,被打成“五一六”骨幹分子,張如屏同志被當成走資派批鬥、監督勞動。但我們彼此瞭解、信任,都不去相信某些領導的講話,有機會就在一起交流。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又被審查,打成“三種人”,批、鬥、抄家、監督勞動,老院長又走上了領導崗位。但他對我并不另眼相看,我們有機會還是一起交流,他多次留我吃飯。我們無話不談,成了忘年交。
省委領導幾次找我談話,要安排我的工作,我都拒絕了。我希望離開水院回到北京母校,老院長隨我的意,不強留我。當我告訴他,焦德秀部長問我為什麼非走不可時,我講了兩條理由,其中一條是有關張茀承副書記的。他聽後對我說:“建成啊,你太年輕了,對高級幹部的政治生活不瞭解,這樣要惹禍的。”
一九八三年七月在他去北戴河休養前一天,要其夫人陶靜冰主任找我。我與院長談了整整一個下午,從他來學校的情况談起,說到文革及文革後,說到對一些幹部的看法。他教育我,將來無論在哪里工作,都要堅持黨性原則。在說到張茀承時,他說:“你們的看法是對的(指我、陳傳綱、黃鳳林曾對老院長說過:你對張茀承的看法是不對的),他現在大權在握,把我也不放在眼裏了。我幾次請他來談學校的情况,他都說忙。有一次我連打幾個電話請他來,他來後也不坐,說要開會,敷衍了十來分鐘就走了。我要他抓緊時間解决你的問題,以便早日安排工作,他要我不要管這件事。看來你的問題在學校解决有難度,等我休養回來後,我會到部裏去一趟,談一下你的事,回武漢,我會找省委去談,你不要着急。”在我起身告別時,老院長痛心地說:“我這一生最大的錯誤是看錯了張茀承。”
老院長的此次談話竟成了他留給我的遺言,我向他告別也成了訣別。老院長逝世的消息傳來,我痛徹心肺、欲哭無淚。但我在被審查期間,不能堂而皇之到靈堂拜祭,因為會碰到很多老院長的生前友好,都是高級幹部,多有不便。我衹好在一切結束後去看望他的親屬,表示慰問。我也不能去參加老院長的追悼會,因為我沒有資格(追悼會是省裏組織的)。老院長若地下有靈,定會原諒我的“不敬”,因為我身不由己,我想老院長會理解我的苦衷,會諒解我的無奈。

(四)“七二〇”事件

一九六七年發生的武漢“七二〇”事件是文化大革命過程中震驚中外的重大事件,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轉捩點。

1. 黨中央、毛主席就地解决武漢問題的戰略部署

根據徐海亮著《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的記載,以及我的親身經歷,排列毛主席、周總理到武漢後的活動日程及武漢每天發生的情况,就能具體地透視武漢“七二〇”事件的真相。
七月十三日
毛主席召集中央軍委和文革小組成員開會,宣布要南巡,就地解决武漢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會上沒有具體討論武漢文革中的問題,也未作什麼結論。這次毛主席南巡的安排與歷次不同,一是陸、海、空三軍首長同行,由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負責;二是汪東興布置要多帶警衛部隊,并提出要有為了保衛毛主席的安全不惜流血犧牲的充分準備。足見這次南巡非同尋常,有可能遇到艱難與危險。
當晚,周總理給在四川解决文化大革命問題的謝富治副總理打電話,要他和中央文革的王力、余立金(空軍政委)及北航紅旗小將十四日必須趕到武漢,執行任務。
七月十四日
淩晨2時半,周總理、李作鵬(時任海軍政委)離京飛武漢,由武漢空軍副司令劉豐、政委蕭前接機。總理指定劉豐負責保衛中央首長的安全,由劉豐通知陳再道到武空與周總理見面。隨後周總理到東湖賓館親自安排、檢查、布置保安和接待工作,把賓館職工中百萬雄師的人換成了另一派的人,把賓館內梅嶺一號、二號的警衛部隊換成中央警衛團的部隊。可見周總理對武漢情况非常瞭解,一開始就把陳再道和百萬雄師、8201部隊排除在接待、保衛毛主席的任務之外。
中午,謝富治、王力、余立金,北航小將井岡山、尹聚平、胡慧娟以及文革小組工作人員張根成、記者吳介之等一行到達武漢王家墩機場,李作鵬接機。到東湖賓館後,周總理立即召見,告訴他們,主席今晚到武漢,叫他們來主要是協助保衛毛主席的安全。總理還說,武漢駐軍過去是謝富治指揮的部隊。
毛主席當晚到達武漢,同來的有楊成武、汪東興、鄭維山(時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等。
當晚10點多鐘,謝富治、王力、余立金及有關人員到湖北大學看大字報,湖大學生認出謝、王二人,一下子就傳開了:毛主席派人來了!次日全市都知道北京來人了。總理據此作了臨機處置,說:“這也有好處,群衆不再猜為什麼東湖賓館的燈亮了。現在就說謝、王、余來了,可以掩護主席。”并當即親自布置正式通知軍區支左辦公室,請他們發通知。
七月十五日
上午,毛主席在東湖賓館聽取華北、西南、中南情况的彙報。下午,周總理在東湖賓館百花一號召集武漢軍區黨委擴大會議,到會者近30人,聽取武漢軍區有關文革情况的彙報。晚上,謝、王、余等到華中工學院看大字報,并在該院電影場向師生員工發表講話,謝、王兩人講話要點有二,一是要文鬥,拆除工事,群衆離開據點回單位去,收繳武器,立即停止武鬥;二是要求大家坐下來學習毛主席《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文化大革命現階段的一系列政策,保證四大民主能夠正常地進行,使得武漢地區的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前進。
是日,謝、王、余到武漢的消息已在武漢三鎮傳開。
在漢口武勝路一帶百萬雄師與造反派的游行隊伍發生武鬥,百萬雄師精銳的“雷達兵”、“閃電兵”、“霸王鞭”、“翻江龍”、“鐵臂搖”等專業武鬥隊均投入了戰鬥,據王紹光《理性與瘋狂》一書介紹,此次武鬥中造反派死10人、重傷37人、輕傷80人。
七月十六日
上午,周總理向毛主席彙報,毛主席指示工總要平反,所抓頭頭要釋放。下午,總理繼續主持軍區黨委擴大會議聽彙報,傳達主席指示,做軍區主要領導的思想工作。軍區政委鍾漢華後來在檢查中說:在十五、十六兩日的彙報中,中央首長的插話進一步明確了我們的大方向錯了,工總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對的。顯然我們的攻擊失敗了。但心不死,又把後梯隊(各大單位的領導)調上來攻擊,要中央聽聽下面的意見,企圖逼中央照我們的方案辦。陳再道後來回憶說:“彙報的第二天,我和鍾漢華商量,認為他們(指周總理等中央首長)是帶着框框下來的,解决武漢問題的盤子早已經定好了,彙不彙報都是一個樣。”可見陳、鍾此時的情緒是抵觸的。
深夜,謝、王、余等到礄口區3506工廠(軍需工廠)百萬雄師聯絡總站,做百萬雄師頭頭的工作,要求他們:一、立即停止武鬥;二、停止煽動性宣傳;三、撤除所有的工事;四、不准使用交通、生產工具;五、不准挑動農民進城;六、不准攔車,所有崗哨必須撤除;七、保證不同觀點的人有“四大”權利。百萬雄師頭頭稱:“叫我們單方面回去,等于叫我們投降,舉手投降的事我們不幹!各群衆組織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團也平等對待。”雙方話不投機,會見僅二十多分鐘就結束了。
這天,二司、三新、三司革聯組織了渡長江活動,然後在漢口舉行了游行,受到漢口市民的熱烈歡迎。這是自六月下旬造反派被趕出漢口後首次在漢口的大規模游行,場面的熱烈讓人感動。很多人熱淚盈眶,游行隊伍經過水塔時,百萬雄師的高音喇叭也高呼“向二司的革命小將學習”、“向紅水院革命小將學習”等口號。那天我們很擔心會出現百萬雄師的襲擊,但一切順利。後來瞭解到,因“七一五”武鬥,百萬雄師受到武漢軍區支左辦公室的“批評”,要他們停止武裝衝突,以創造良好的氣氛向中央代表團彙報情况,解决問題。
百萬雄師在武漢三鎮刷標語:“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反對欽差大臣”、“強烈要求謝富治、王力到工農中來”。
七月十七日
上午,毛主席聽取彙報,研究武漢問題,毛主席指明了解决武漢問題的方針。對于群衆組織,毛主席說:“湖北有可能要先進些。‘三新’、‘二司’,你壓嗎?越壓越成鋼了。對工總那麼整,不商量,就是有問題嘛!整工人造反派,就是有意識搞的。工人總部要平反,沒有放的頭頭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對‘百萬雄師’繼續保持名稱,做工作,進行教育,可以轉過來,搞入正軌。三派要達成協定,發表個聲明。”對于武漢軍區,毛主席說:“起草一個稿子,發表一個聲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錯。凡是有錯誤,不管是大錯誤還是小錯誤,衹要承認了錯誤,統統不打倒。承認錯誤了,再打倒,那就是他們的錯誤了。陳再道衹要承認錯誤,打倒也不行,我們是來給他保駕的。”
按照毛主席的方針,軍區領導、百萬雄師轉彎子,承認錯誤,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上來,武漢軍區、陳再道繼續領導武漢地區的文革運動,三派群衆組織(“三鋼”、“三新”、百萬雄師)搞個協議,發表個聲明(我個人理解應該是關于停止武鬥方面的聲明)。這裏的關鍵是陳再道與武漢軍區要承認錯誤,轉彎子,然後做好百萬雄師的工作,沒有這個前提,一切都談不上。
根據毛主席解决武漢問題的方針,周總理在下午繼續主持召開武漢軍區黨委擴大會,繼續聽取彙報,繼續做武漢軍區主要領導人員的工作。陳再道說:“開了幾天會,總理講了,不是真通。……總認為他們看到那方面,沒有看到這方面,沒有看到全面。”鍾漢華問陳再道,我們怎麼彙報?誰去講?陳說,你去講,還要堅决,不能動搖。在總理提出一些與軍區彙報材料不同的情况時,陳再道對總理說:“你們調查嘛!”當總理拿出武漢市人武部關于從廠礦調工人集中訓練搞武鬥的文件時,巴方廷回答,這個文件是假的,并拿出了鑒定報告,頂撞、欺騙總理,沒有一點改正錯誤的誠意。
淩晨1時,謝、王、余等到武漢測繪學院鋼二司司令部,與二司小將見面,同時要鋼工總、鋼九一三的人也一起參加會見。他們首先談了在華工談過的兩個問題,即一是停止武鬥、封存武器、撤除工事;二是坐下來學習,學習中央文件及主席《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接着傳達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對于有群衆的保守組織,甚至是反動組織,也要做深入細緻的工作。”
我認為,主席的這一指示針對性很強,中央代表團到湖大、華工、武測,目的很明確,要造反派高姿態,採取主動,停止武鬥,學習政策和毛主席著作,提高思想,提高政策水準,為解决武漢問題做好準備,特別是在中央對武漢問題表態後要正確對待武漢軍區領導及百萬雄師的廣大群衆。也就是總理講的,中央表態後,造反派可能會報復百萬雄師,這方面的工作由中央來做。所以直到十七日前,周總理、謝副總理、王力等一方面在做武漢軍區、8201部隊、百萬雄師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在做三新、三鋼、三司革聯的工作。
七月十八日
武漢軍區召開軍區二級部部長以上幹部會議,由周恩來總理作總結報告,講了湖北的形勢、文革發展歷程、各群衆組織的情况以及“二八聲明”、“一·二六”奪權、軍區“二一八聲明”、“三二一通告”、“六四公告”等問題後,講了八條結論性意見:
(1)武漢軍區支左犯了方向路綫錯誤,責任由陳、鍾負,建議進行自我批評;
(2)工人總部要平反,被關押的造反派頭頭要釋放。工總、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衆組織、左派,大聯合以他們為核心;
(3)凡群衆組織不能取締、解散,就是保守組織也不能解散,要教育爭取;
(4)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工總起來可能進行報復,這個工作中央幫助來做;
(5) 紅三司是傾向保守派一邊的群衆組織;
(6)軍區要作農民的工作,不要進城來參加武鬥;
(7)軍區要作好部隊教育工作,教育下屬單位支持造反派,長期的影響,不做這工作是不行的;
(8)所有群衆組織要整風。
總理最後講,軍區錯誤改了就好了,對主席的話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
總理的講話內容是經過毛主席審閱批准的,周總理就解决武漢問題的講話是代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
當時陳再道并不知道毛主席就在武漢。他聽後,情緒極端激動,把軍區整的工人總部的材料給總理,并要總理去調查,說讓他支持三鋼、三新、三司革聯是想不通的。他還說毛主席早就說要相信幹部的大多數、軍區戰士的大多數、群衆的大多數,這三個大多數都是支持百萬雄師的,要給軍隊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甚至拍桌子說:“周鬍子,你有什麼了不起,你……我還不知道。”他指着總理講稿說:“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講稿上簽字,我們就執行。”總理也拍着桌子說:你不要以為我們拿你沒有辦法。
這個會開了一天,晚上8時,周總理帶陳再道、鍾漢華見毛主席,主席親自給他們做工作,讓他們回到革命路綫上來。周總理在主席接見陳、鍾完畢,于23點半離漢返京。
送走總理後,謝副總理和王力、余立金、劉豐、蕭前及北航革命小將等人到紅水院,謝、王在接見群衆時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
周總理再三交待武漢軍區領導,他的講話不要向下傳達。但鍾漢華同意8201部隊蔡炳臣政委立即將會議內容傳達到團以上幹部,引起8201部隊幹部的思想混亂和不滿,用鍾漢華自己的話說:“這是‘七二〇’反革命暴亂爆發我點的第一把火。”
七月十九日
下午3時到晚上,在軍區小禮堂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由謝富治傳達總理講話,王力講文革的理論問題,陳再道、鍾漢華作檢查,會議開了近9個小時。在王力講話時,8201部隊師長牛懷龍要求發言,被制止,牛退出會場,後蔡炳臣政委亦離開會場。
周總理講話內容已在8201部隊傳開,并由此波及地方,特別是百萬雄師。下午,部分指戰員到軍區大院造反,要求澄清總理講話。百萬雄師主要領導人從獨立師得知毛主席、周總理都在武漢,試圖找毛、周說理。他們與8201部隊中一些人在武漢鐵路局和軍區討論,并决定揪鬥王力,組織衝擊東湖賓館。
軍區師以上幹部會結束,鍾漢華又一次違反規定,要蔡炳臣快向下傳達,分秒必爭,擴大到排以上幹部、支左人員。鍾漢華後來說:“這是‘七二〇’反革命暴亂爆發點的第二把火。”由于陳、鍾等人長期在部隊和百萬雄師中灌輸錯誤思想,在沒有做好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宣布為工總平反、軍區犯了方向路綫錯誤、三鋼和三新是革命組織及大聯合以三鋼和三新為核心、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等四點結論,很多人一時無法接受,情緒激動,“七二〇”事件的發生就不可避免了。
有人說:“七二〇”事件之所以發生,是因為王力在紅水院講話錄音在武漢街頭播放後造成的。這是無稽之談。第一,在王力到紅水院講話之前,8201部隊、百萬雄師,也包括陳、鍾、牛、蔡、巴等各級部隊領導,對中央代表團已表示不滿,百萬雄師在武漢三鎮刷了很多標語,陳再道公然頂撞周總理并拍桌子威脅總理;第二,王力講話中沒有講上述四點。然而“七二〇”事件中,8201部隊、百萬雄師上街武裝游行,衝擊東湖賓館,揪鬥王力,要質問的就是上述四點結論。
當晚湧向軍區大院的人越來越多,百萬雄師成立了“專揪王力指揮部”,謝敏華(百萬雄師頭頭之一)任指揮長,楊以才(省直聯司頭頭)任副指揮長,指揮部地點設在武漢鐵路局七樓。
武漢空軍採取了措施,調動部隊,加強了機場警衛力量。
七月二十日
零點30分,武昌公安局何××、劉××等14人首先衝擊東湖賓館北門,高喊“我們要謝富治、王力接見”。軍區保衛科王振英科長帶人攔住,相持不下。
3點左右,8199部隊政委張昭劍帶一個排進駐東湖賓館保衛中央首長。
4點多,謝富治决定叫陳再道、鍾漢華到東湖賓館,陳一進門就說:“靠你們做工作囉,我是無能為力了。”
5點40分,從賓館西門冲進一批百萬雄師人員,他們上身赤膊、下身短褲、大口罩蒙臉,手裏拿着長矛,叫喊要王、謝出來。謝副總理同意接見,後到外面草坪上坐下談話。緊接着,冲進來一批端着衝鋒槍的8201部隊的軍人,槍口直對着謝、王等人,有人冲進王力房間搶材料。冲到草坪的人首先碰到陳再道,誤以為是王力,揮拳就打。陳大叫:“我是陳再道,不是王力。”軍人將王力抓來毆打,并毒打中央代表團的張根成及北航小將。張昭劍接到電話,迅速趕來,肋骨也被打斷。王力等人被架上車,車隊向軍區開去,時間是七月二十日上午7點20分。
早上5點半以後,已經有幾十車人冲進了賓館,有百萬雄師的、有8201部隊的、也有軍隊院校的,秩序非常混亂。而毛主席就住在鬧事區的邊上。陳、鍾在現場,不去制止,反而講“我是沒有辦法啦!”他們一點不為毛主席的安危着想,喪心病狂。
王力被押到軍區二號樓三樓46號房間,受到圍攻、批鬥,王力始終按中央精神回答問題,又一次遭到毆打。
鍾漢華見此狀痛哭,并磕頭勸阻,說:“你們這是幹什麼呀,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但都無效。
毛主席得知王力被綁架,責令陳再道、鍾漢華放人,并負責把王力找回來。下午3點左右,在孔慶德副司令員、張昭劍等策劃下,王力獲救,被護送到8199師部。王力多處受傷,腿骨被打斷。
上午10點以後,武漢三鎮有各種車輛幾百輛上街,其中軍車上百輛、消防車27輛、改裝的裝甲車10輛。車上8201官兵全副武裝,百萬雄師人員則頭戴柳條帽、手持長矛,武裝游行示威,高呼口號:“四點指示是大毒草”、“打倒謝富治、絞死王力、槍斃余立金”、“打倒王力”、“王力從中央文革滾出去”、“王力滾出武漢”、“毛主席不要受王力蒙蔽”、“誰為工總翻案就叫他刺刀見紅”、“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陳再道,不要謝富治”等。車隊經過湖北大學時,一軍官開槍,部分車輛冲進校園,毆打學生,重傷3人,死1人。游行示威在三鎮延續一整天。
中央得到了武漢事變消息,林彪、周總理召開會議,决定周總理再次赴漢處理,重中之重是確保毛主席的安全。
下午3點左右,總理從北京起飛,原計劃停王家墩機場,軍區領導接到總理要來武漢的通知,組織了25車的8201部隊官兵及百萬雄師群衆,冲進機場,說是歡迎,實質是要扣留總理,逼迫中央改變解决武漢問題的方針。
陳再道得知總理要來武漢的消息後說:“周總理來了又怎麼樣?還不是與王力一樣。”
據此,劉豐立即報告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吳立即通知機組改道在山坡機場降落。
5點到山坡機場。天黑以後,總理換便服、戴墨鏡乘車到東湖賓館。
在周總理的精心安排下,二十一日淩晨2點,毛主席安全抵達王家墩機場。連日奔波的總理這時纔松了一口氣,中央代表團的同志也都放下了心裏的一塊大石頭。
七月二十一日
上午9點以後,毛主席乘專機離開王家墩機場赴上海,陪同主席到上海的有楊成武、汪東興、余立金等。這是毛主席建國以來第一次被逼離開他的住地,中央規定主席出行不坐飛機後被逼第一次坐飛機,他很生氣,說自己住到賊窩去了。
周總理完成主席轉移後,就安排平息事件的工作,由三軍首長分別與所屬在漢單位做工作,以穩定局勢。
東海艦隊過境部隊發表《嚴正聲明》說,我東海艦隊嚴陣以待,隨時準備粉碎反革命暴亂!
下午2時,劉豐在8199部隊師部找到王力,總理聽後說:“謝天謝地。”周總理與中央代表團全體成員一起吃了晚飯,决定立即返回北京,王力從8199部隊出發,中央代表團從東湖賓館出發,兩路人馬“化妝”後,打着百萬雄師的旗子,闖過百萬雄師設立的層層關卡,順利到達山坡機場。總理到山坡機場後,就問:“王力呢?王力在哪里?”見到王力後,二人緊緊握手,總理抱住王力,抱了又抱,激動地說:“支持王力同志,支持王力同志!”
上午百萬雄師在3506工廠開會,研究奪權。俞文斌(百萬雄師一號頭頭)說:“昨天王力一講,使我們很被動,我們要變被動為主動,我們醞釀了一下,打算奪省、市委的權。”
下午,百萬雄師組織力量控制武漢的水陸交通,防止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决武漢問題。
這一天武漢形勢依然緊張。在武漢造反派的根據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武漢大學、武漢測繪學院、華中師範學院等幾所高校,由于百萬雄師揚言準備進攻,為避免造成人員傷亡,各總部均疏散師生員工,未離校人員很多晚上就在山上過夜(各校附近均有山)。
七月二十二日
淩晨5點,中央代表團專機從山坡機場轉飛到漢口王家墩機場。上午總理在機場召集軍區的葉明、孔慶德,武漢空軍的劉豐及8199部隊領導、北京來漢人員開會,部署武漢的工作。
令葉明、孔慶德住到8199師部,主持武漢軍區的工作,轉告陳再道、鍾漢華“趕快表態,爭取主動”。
總理要空軍立即調部隊進駐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武漢大學、武漢測繪學院、華中師範學院等院校保護革命小將。
關于武漢問題,毛主席作了許多考慮,主張總理及中央代表團“還是早點離開(武漢)好。”“若總理、軍區負責人、群衆代表談,談不成可能被包圍,還是早離開好。談不攏,會提什麼條件?人扣在那裏強迫簽字,讓承認他們是革命組織。現在不僅是武漢的問題,是全國的問題。”“這類事情已有了幾個軍區——青海、內蒙、四川。同時,還有許多軍區處于湖北的狀態——江西、湖南、河南……軍隊要來一個分化……”主席想到武漢事件牽扯面相當大,影響南京軍區、福州軍區,他主張武漢問題按軍區領導犯錯誤來處理,他知道如果陳再道有什麼决心,自己和周總理、王力也出不來,可見陳并沒有下過死命令。王力在他的“反思錄”中說,主席後來冷靜時,作出了新的分析,認為武漢“七二〇事件”“不過是要王力作為人質,迫使中央改變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
北京在林彪主持下,制定了具體措施。第一步,以中央名義調陳再道、鍾漢華進京;第二步,起草處理武漢問題的中央文件;第三步,北京開百萬人大會,歡迎謝富治、王力回京,全國各地集會、游行,聲援武漢。毛主席通過汪東興指示:陳(再道)是蠢人,頭腦簡單,思想反動,離開(指主席自己)以後,北京採取的措施是對的。
下午中央代表團飛回北京,總理讓代表團專機先走,他處理一些問題後也乘專機回京。為了親自迎接中央代表團,讓代表團專機在機場上空盤旋。5點左右,總理專機到達北京西苑機場後,代表團專機纔降落,總理等中央領導熱烈歡迎代表團平安回到北京,到西苑機場迎接中央代表團的有好幾萬人。
百萬雄師繼續游行示威,出動車輛約1500輛。軍區支左辦公室及8201部隊準備有關材料,以便到北京談判用。8201部隊政委蔡炳臣說:群衆發動起來了,迫使武漢軍區檢查公告不能發表,創造了以三新二司為一方、軍隊和百萬雄師為另一方去北京談判的條件。到北京談判沒有材料是不行的,要求下屬在5天之內,最好在3天之內搞一個響當當、硬梆梆的材料。
武漢周邊部隊調動在進行中,主要是空15軍和8199部隊。
七月二十三日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早上廣播了謝富治、王力回到北京,受到中央領導及北京各界群衆熱烈歡迎的消息。武漢全城輿論大嘩,造反派奔相走告,紛紛從避難處所返回原單位。有的地方刷出了“公雞下蛋了,工總翻案了”的大標語。
空15軍和8199部隊開始控制武漢市主要制高點,控制城市交通要道及重要機關、單位。
總理指名的幾所高校由15軍負責,淩晨全部到位。
中央給武漢軍區來電,令陳再道、鍾漢華、傅傳作、劉豐、吳世安、周志剛、趙蘭田、溫錫、張緒、牛懷龍、蔡炳臣、巴方廷等12人于23日或24日到京。
8201指戰員、百萬雄師群衆思想混亂,有些8201戰士公開向市民謝罪。
七月二十四日
淩晨,陳再道、鍾漢華一行飛抵北京,在京西賓館受到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衝擊。
中央文革碰頭會决定,25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大會(百萬人大會),聲援武漢無產階級革命派,歡迎謝、王回京。康生傳達毛主席指示:同意用“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百萬雄師’中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一小撮壞頭頭”的提法。毛主席對汪東興說,他同意他不在北京期間,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在“七二〇”事件上所採取的一切措施。他還要楊成武回北京轉告陳再道三句話:一是有錯誤就檢查,二是注意學習,三是注意安全。
百萬雄師頭頭開會,决定武器不上交,組織不解散,如果抓百萬雄師的人,加倍還擊。之所以作出這樣的决定,是因為他們認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受了蒙蔽,衹要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沒有公開表明觀點,百萬雄師就不投降、不解散。
白天,百萬雄師出動百餘輛卡車上街游行,呼喊“打倒陳再道”、“踏平工總,鎮壓反革命”的口號。晚上,百萬雄師一萬多人攻打武漢體育學院,體院革命派固守行政大樓,用訓練用的假手榴彈威嚇對方,用38支小口徑步槍阻擊,打死百萬雄師1人,百萬雄師久攻不克。駐武漢大學的部隊聞訊趕到,制止了一場屠殺。
七月二十五日
駐漢三軍指戰員佩戴各造反派組織的袖章,乘坐幾百輛軍車在武漢三鎮示威,呼喊:“向三鋼、三新、三司革聯學習”、“向三鋼、三新、三司革聯致敬”、“打倒陳再道”等口號,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長了革命派的志氣。
晚上,三鋼、三新、三司革聯、外地來漢造反派及解放軍指戰員三萬多人在武漢測繪學院操場集會,憤怒聲討陳再道。
毛主席親擬中央給武漢軍區黨委的復電:(武漢部隊)公告可以發表;對于犯了錯誤的幹部,包括你們和廣大革命群衆所要打倒的陳再道同志在內,衹要他們不再堅持錯誤,認真改正,并為廣大革命群衆諒解了之後,仍然可以站起來,參加革命行列;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隊人員和百萬雄師做工作,使他們轉過彎來;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機報復;要警惕壞人搗亂,不許破壞社會秩序。
毛主席還審定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武漢市革命群衆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該信于七月二十七日正式發表)。武漢部隊“公告”中將“七二〇”事件稱為“明目張膽地反對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反對黨中央、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叛變行動”。中央來信高度讚揚武漢造反派:“你們為着保衛毛主席親自領導、親自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創造出非常巨大的業績”。“你們英勇地打敗了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極端狂妄的進攻”,“你們的大無畏精神和果斷手段,已經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為一敗塗地”。“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開始了”。
下午,首都百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歡迎謝富治、王力勝利回到北京”大會,林彪親自主持,周總理等中央領導人全數參加大會,聲勢浩大,聲援武漢地區革命造反派,聲討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林彪本來不想參加的,後又决定參加,打電話給中央文革小組:“我經過仔細考慮,認為今天下午的大會,我以參加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擊右派的氣焰。這個歡迎大會,實質上要開成一個示威性質的會,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覺得參加利多。”
七月二十五日北京百萬人大會,確實如林彪所說,增加了左派的威力,向右派示威,加速了右派的瓦解。“七二〇”後,全國軍民天天游行示威(武漢也一樣),支持武漢的革命派,聲討陳再道。林彪主持的首都百萬人大會,也就對武漢“七二〇”事件公開表了態。百萬雄師的失敗已無話可說,他們中的骨幹分子及在武鬥中傷人、殺人者害怕報復,撤至郊區,後又逃到地縣,這也是百萬雄師總部在解散前的安排。百萬雄師的十三個頭頭,從七月二十七日開始,陸續被逮捕。
2. 武漢“七二〇”事件中的紅水院
一九六七年六月下旬,我院在武漢三鎮的宣傳陣地已全部撤除,我們的主要任務已轉入準備迎敵,搞防禦方案,準備防禦工事及武器;同時廣泛瞭解武漢文革情况,及時向北京反映,瞭解中央文革對武漢問題的態度,瞭解百萬雄師的動向,特別注意他們何時進攻武昌的幾所高校。
我們的動態組人數多(有兵團動態組、教工動態組、總部作戰部直屬動態組),力量強,從北京到武漢發生的事件,能夠立即匯集到總部。這期間,動態組人員冒着酷暑、冒着生命危險,活動在各個地方,包括百萬雄師的地盤。
我從七月上旬開始,已經日夜在總部堅守。七月十四日,謝副總理、王力到湖北大學看大字報,與新湖大學生接觸,我們當晚就知道了。
在總部的人聽到這一消息,着實興奮了一陣,我也將此消息告訴了山上(井岡山兵團所在地在六教學樓的頂端,丁家顯在校時,大部分時間在井岡山兵團,所以我們要與丁家顯聯繫,就說與山上聯繫)。
當時我們的感覺是中央派他們來瞭解情况,準備解决問題,認為武漢問題已經排上了中央的議事日程。這對長期處于武漢軍區及百萬雄師高壓下、處于武鬥威脅下的造反派來講,絕對是個好消息。
對于為什麼第一訪問地是湖北大學,也有議論,有的認為可能是中央文革重視新派;有的則說,湖北大學受了攻擊,死傷3人,所以先去瞭解武鬥情况。
總之,在總部的學生既興奮,又猜不透中央的精神,更不知道毛主席、周總理已經到了武漢,而且要就地解决武漢問題。謝、王十五日到新華工,十七日淩晨到武漢測繪學院,傳來的消息都是談要停止武鬥,撤除工事、封存武器;第二是要學習中央政策與毛主席著作。
我當時的想法是,中央首先是解决武鬥問題,通過學習,大家冷靜下來,再到北京去談(許多省都是到北京去談的),認為摸到了一些脉搏。同時,我們從沒有挑起武鬥,從未去進攻百萬雄師,我們衹做了一些防禦的準備,防備百萬雄師的突然襲擊。到十七日,我們還看不出中央文革對各派的態度。但思想上確信是支持我們的,工總肯定會翻案。
這一時期,我們主要是準備迎敵,等待中央文革公開表態。十七日二司司令部通知封存長矛等武器,創造和平氣氛迎接中央解决武漢問題。
七月十九日淩晨,大約1點左右,我和王新民正在總部與同學們談天,突然湧進來很多人,大多數穿着軍裝,領他們到總部來的同學把謝富治副總理引導到我和王新民面前,說謝副總理、王力同志來看我們了;又指着我們對謝副總理講,這是我們的頭。我與謝握手,他又介紹了王力、余立金、劉豐、蕭前等人。我請他們坐下,并叫辦公室的同學電話通知丁家顯過來。我向謝副總理講了武漢的武鬥情况,說我們學院沒有學生死亡,但被打傷了7個人,現在嚴菊明、鍾光超等還在醫院,并帶他們看了傷者留在總部的血衣。
謝副總理說,首先要制止武鬥,這是不允許的。把工人集中起來搞武鬥,更是不允許的。看完血衣我準備繼續談我院的情况時,丁家顯帶着工總、九一三的人來了,後面跟了很多學生、工人,一下子把總部堵得水泄不通。我怕首長受到擠壓就去維持秩序。丁家顯與首長們談了些什麼,我沒有聽見。
後來首長同意接見大家并講話,廣播台立即廣播通知,大家一聽是謝副總理、王力同志來院接見大家并講話,已經睡覺的師生潮水般湧向體育館。加上工總、九一三的人,體育館根本容納不下。丁家顯和王新民陪着謝、王等去體育館,我已渾身濕透、精疲力竭,沒有力氣擠進體育館,就躺在體育場地上聽他們講話。聽到不斷地傳出暴風雨般的掌聲,具體內容聽不清。
會見結束後,我回到總部向在裏邊聽的同學打聽首長的講話內容,他們說總的印象是支持造反派的,態度很明確。特別是王力講話,把我們稱為戰友,說武漢有一支鋼鐵般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說毛主席、中央文革是支持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這一稱謂在當時實際上就是指革命造反派。對于謝、王提出的無產階級衹有解放全人類纔能最後解放自己,要團結大多數,以及不要打擊報復等內容則議論不多。
十九日,謝副總理、王力、劉豐等在紅水院接見三鋼革命群衆大會上的講話錄音,在紅水院反復播放,省直紅司的人也在社會上播放了,影響很大。
我們不知道從十五日到十八日,總理主持召開了武漢軍區黨委擴大會議,并于十八日作總結講話,明確了解决武漢問題的方針與政策,引起部隊一些人的反彈。
十九日一天沒有什麼新的資訊傳來,造反派在等待着中央的正式表態。傍晚時分,動態組的同志打回電話,說有情况,看到百萬雄師及部隊開着車到軍區大院,他們不敢進去,大院裏人很多,進進出出,好像有什麼事要發生。我要他們繼續觀察,晚上11點左右,又一動態組成員反映,看到百萬雄師的人向東湖賓館方向去了,通往賓館的路被百萬雄師的人控制了。這時我感到可能真有事情要發生。首先想到他們可能要控制中央代表團,不讓造反派接近,以便向代表團灌輸他們的觀點。但我相信中央代表團是不會偏信他們的。
二十日上午9時左右,動態組李家沛同學從軍區趕回學校向總部報告,王力被抓了,在軍區大院批鬥,院內都是8201和百萬雄師的人,造反派的人一旦被查出就遭到毒打。李家沛是帶着百萬雄師的袖章進去的,沒有人認識他,他就混到樓前看到了王力挨打、挨批鬥的場面。得到這個消息,我們大吃一驚,斷定發生了大事。
快10點時,中央代表團成員、北航紅旗尹聚平到了總部,邊哭邊向我們講述從昨晚起到今天早晨所發生的事情。她是今天早晨7點多一起被抓上車的,送到軍區大院去。由于百萬雄師的人抓到了王力,都興高采烈,一路高呼口號,尹聚平也跟着喊口號,所以車上的人對她不在意了,在一個路口停車,她就乘機跳下車,跑到路邊一戶人家家裏。女主人熱情地接待了她,她先喝了水,然後問女主人到紅水院怎麼走。雖然尹聚平十九日晨到過紅水院,但不知道怎麼走。女主人給她畫了路綫圖,她一路問一路走,將近10點纔找到我們。她哭得很傷心,主要擔心王力、張根成的安危。尹聚平通過我們總機與北航的韓愛晶通了電話,報告了武漢的情况。我們也立即向北京聯絡站通報了武漢的情况。
周總理的聯絡員(對外稱記者)姚克強于十九日晚住到我院,他剛從北京回來,百萬雄師到記者站抓人,他就到我院來住。我們把他安排在馮國棟教授家裏,馮教授愛人馮笑梅是堅定的造反派,住她家很安全。他來後給了一個電話號碼,要我們安排專綫,保證隨時能通電話。作戰部長王紹良與總機房聯繫,告訴總機房與電信局的聯繫方法,要求隨時保持暢通。
姚克強立即向北京作了報告。二十日上午10點以後,有3個電話從紅水院打到北京,及時向中央提供了“七二〇”事件的情况。
以後幾天,我們不斷地向北京報告情况。二十一日上午,中央代表團成員、北航紅旗的胡慧娟也來到了紅水院,與尹聚平匯合,我們派人把她們送到東湖賓館。
二十一日得到情報,百萬雄師要來攻打武昌幾個大學,徹底消滅造反派據點。總部開會决定疏散,并且立即進行。會上决定,除留200名護校人員,廣播台、總機房、司機房、食堂留必要的人外,行政人員、教工、學生都走,無處可去的人,可以躲到珞珈山上去。
我留下值班,開始大家不同意,認為沒有必要冒險。我堅持留下,我認為我走了,如學校發生不測,造成人員傷亡、財產損失,我不好向師生員工交待。如果我在護校中犧牲了,證明我盡了自己的責任,所以這個責任我必須負。最後他們也同意我留下了。考慮到聯繫時需保密,丁家顯、我、王新民編了代號,分別為001、002、003,他們二人指定專人與我聯繫。
經過緊急動員,任務很快落實了,留下的同志都有一些悲壯的感覺,為革命事業獻身的時間到了,大家很鎮定。
進紅水院的路都設置了障礙,安排了觀察哨,我自然仍然在總部,晚上住到教師孫沛華家,他家人已疏散,從教工7舍到12舍十分安靜,似乎衹有我們二人。我一早起來,四處巡查,沒有發現異常。
二十二日一天在緊張中度過,動態組不斷發來電話通報,8201部隊、百萬雄師武裝游行,消防車、改制的裝甲車、軍用卡車、戰備卡車都出來了。解放軍都是槍上刺刀,頭戴鋼盔,車頂上架設機槍。百萬雄師則頭戴柳條帽、手持長矛,殺氣騰騰。
我們聽後更為緊張,我定時和二司武漢大學總部聯絡,詢問武大方向有何動向。他們回答沒事,我心裏稍微鬆快一些。就這樣,在忐忑不安中,在不斷與外面通話中度過了白天。一到晚上,以前熱鬧、歡騰的校園變得死一樣的沉寂、恐怖,校園中除巡邏隊外,見不到人,所有的房子都是黑洞洞的,沒有一點光亮,更沒有生氣。我們又在這種恐怖的、提心吊膽的情况下熬過一個晚上。
二十三日淩晨,我在總部(這晚我沒有到孫沛華家住),有同學帶着幾個解放軍同志進來,一位軍人自我介紹:“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7252部隊團長岳祿佐,奉周總理命令率部隊到紅水院保護革命小將。”
在恐怖和絕望中來了救命恩人,你會有什麼感覺?沒有經歷過的人也許理解不了,在場的學生和我都哭了起來。我緊緊地握着岳團長的手,一邊流着淚,一邊訴說我們的遭遇和感受,感謝親人解放軍來保護我們。
我通知廣播台,打開廣播,報告喜訊,通知大家到行政大樓前歡迎解放軍。岳團長說當務之急是要熟悉學校地形,控制制高點,并說百萬雄師可能隨時會來進攻。
我陪岳團長到行政大樓前,留校師生已經在與部隊同志握手、交談,很多同學都在哭。這些自願留下護校、準備犧牲的男子漢,怎麼都如此脆弱呢?這是激動、感激、宣泄!沒有如此經歷的人是不會理解的。
我陪岳團長到學校各處瞭解地形地貌以及建築結構,决定在行政大樓、圖書館、六教學樓以及學生二舍樓頂上架設機槍。有了安全保障的師生們,二十三日晚上睡了個好覺。
二十五日首都百萬人大會召開,二十六日早上廣播後,武漢問題也就明朗了。外出避難的師生紛紛返校,學校又呈現出歡騰與生氣。文化大革命新的高潮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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