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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  张建成著(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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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  张建成著(4)

[ 作者:张建成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396    更新时间:2014/6/26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

文革篇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對于我們的國家,對于我自己、我的家庭來說,都是永遠不能忘懷的。它改變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的軌迹,也改變了我前進的軌迹,改變了我們這一代人的方方面面。
我生在舊社會,成長在紅旗下,兩種社會的對比是十分鮮明的。因此,我崇敬、感激前輩們的革命行動,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卓絕的戰鬥,犧牲了無數的革命先烈,為我們打下了一個新的中國。我願為此接着戰鬥,加入中國共產黨,願意為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獻身。我常常哀嘆為什麼不早些出世,可以參加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投身于轟轟烈烈的革命戰鬥。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們這一代人享受着革命前輩、革命先烈浴血奮戰創造的勝利果實,一帆風順。我以為衹要跟着毛主席、共產黨走,就可以走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康莊大道,走向人類的徹底解放。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我思想上是沒有準備的,行動上也就跟不上。我努力學習,當我比較清楚地認識了這場革命的任務、方法之後,就積極地投身進去,慶幸自己可以跟着毛主席進行一場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鬥爭。然而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洗禮,體會到革命不是講故事,不像電影中表現的那麼浪漫。革命是艱難的,要做出犧牲,要付出代價。文化革命被扼殺、否定了,付出的代價是非常沉重的。
衆所周知。我作為一個積極參與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幹部,自始至終參與了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文化大革命全過程。我願如實地將情况反映出來,讓後代瞭解文化大革命的真相。

一、文革初期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底何時開始的,說法不一,有人說從批吳晗開始,有人說應該更早,也有人說從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開始,這個問題,留給文革史專家們去考證。
我直接接觸到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下旬,院黨委副書記張茀承從廣州開會回來,在行政樓三樓會議室召開會議,傳達中共中央《通知》,因為這個《通知》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過的,故簡稱為“五一六通知”。
會議傳達了中南局召開會議的情况以及陶鑄的講話,會議參加人員有黨委成員、各總支書記。張如屏院長也從休養地趕回來參加會議,說明會議的重要性。
這次會議,對我及與會者震動很大,知道中央出了大事,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被端出來了,中央决定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矛頭指向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場政治風暴要來了。
會上,黨委書記兼院長張如屏講了話,大意是:他雖然身體不好在外地休養,但學校的情况是知道的,重大事情張副書記都向他作了報告,所以如果有什麼問題應由他負責。并強調,學校工作都是按省委指示辦的,黨委一班人是團結的,工作是努力的,要大家相信黨委能領導好文化大革命運動。
我此前沒有參加過黨委會會議,來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時間不長(一年多),對領導層情况也不清楚,所以感到張如屏院長的講話向大家傳達了一個信息:學院黨委是沒有問題的,請大家放心,相信黨委能領導好文化大革命運動,如果學校有什麼問題,由他擔着。這就為大家壯了膽。
在這次會上,宣布成立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文化革命領導小組。非常意外的是,我是成員之一。我不是黨委成員,也不是總支書記,根據以往的經驗,政治運動的領導成員都是由黨組織的領導人擔任的。
這次任命的小組成員共有5人,他們是:張如屏、張茀承、常樹蔭、李喜爾、張建成,其中衹有我不是黨組織的領導人。後來我想,大概因為我是負責學生方面工作的,政治運動,學生是大頭,所以讓我進小組便于工作,同時也說明了黨委對自己是信任的。
文革領導小組成立後,沒有專門開過會,沒有研究過如何具體開展文革運動,衹是在黨委研究文革問題時讓我列席黨委會。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省委工作組進駐我院,學校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也就不復存在了。
武漢地區高等學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與北京有所不同。北京在聶元梓等7人大字報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廣播後,群衆很快被發動起來,大字報鋪天蓋地,一部分人把矛頭指向單位領導和北京市委,一部分人則反對把矛頭指向領導,認為那是右派向黨進攻。
劉少奇、鄧小平决定派工作組進駐大學、中學領導運動,把領導權控制在自己手中。工作組抓教職工及學生中的右派、反革命,這樣就把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鎮壓下去了,這就是所謂“五十天”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
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下旬,毛主席回到北京,撤銷了工作組,開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運動又出現新的高潮。
武漢在運動初期,一切按湖北省委的安排及指導辦。武漢大學把校長李達、前黨委書記朱劭天、副校長何定華打成“三家村”,大字報也很多,各校都去聲援與學習。各校初期的大字報,多為轉抄,表態支持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對本單位領導涉及較少。
湖北省委决定派工作組進駐高校和中學,名為領導文化大革命運動,實為到各單位抓右派、抓反革命,即所謂抓“游魚”,同時組織紅衛兵,開展掃“四舊”。工作組似乎也把運動搞得轟轟烈烈,但矛頭指向與“五一六通知”背道而馳。
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武漢地區少數受毛主席接見的學生回到武漢,開始成立戰鬥隊,把鬥爭矛頭指向黨委及工作組,運動纔慢慢開展起來。
所以武漢地區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比北京的運動慢了幾拍。

(一)省委工作組進院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湖北省委工作組進駐我院,領導文化大革命。組長是武漢郵電學院的一位處長,叫李鳳翔,是抗日時期參加革命的幹部(即三八式幹部),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經過接觸,我的感覺是李組長很直率、工作有熱情、平易近人、沒有什麼心計。
在接到湖北省委工作組即將進院的通知後,張茀承副書記召開了由黨委成員、總支書記、黨員處長參加的會議,我也參加了。張副書記在傳達了湖北省委的通知後,要求我們熱情地歡迎工作組的到來,聽從工作組的領導,如果他們說了不利于黨委的話,做了不利于黨委的事,不要公開反對、辯論,絕不要頂牛。他分析說,工作組來後,與黨委的關係有三種可能:一是對黨委不相信,撇開黨委,他們單獨搞;二是與黨委一起,領導文化大革命運動;三是當着我們的面是一套,背後另搞一套,我們要有所準備,努力爭取第二種情况。
張茀承副書記說,為了便于工作,黨委决定由李喜爾(黨委委員,保衛科長)負責向李鳳翔介紹情况,照顧好工作組的生活,瞭解李組長的情况及想法,以便我們配合他工作。必要時,也可以向他表態,文革結束後,歡迎他留在水院工作。他要求在座的人不要主動找工作組說話,他們找你們瞭解情况,該說的就說,不該說的就不說。這個要求也要向積極分子打個招呼。
參加會議的人,都經歷過多次政治運動,都知道此次文化大革命來勢兇猛,就怕跟不上形勢而犯錯誤,更怕運動會搞到自己頭上。所以在張副書記講完後,大家紛紛議論開了,不知下一步怎麼搞,擔心工作組來了,不聽我們的,衹聽下面的人說,那就不好辦了。總之,心裏無底,有些怕,因為在座的都是學校內的當權派啊。
其實張茀承副書記比誰都害怕,他是主持學校工作的人,雖說有張如屏院長頂着,但工作都是他做的,如果有問題,他是首當其衝的。但他是幹部的主心骨,心裏再有想法,講話也要理直氣壯。他說,大家放心,工作組是按省委指示辦的,黨委也是按省委指示辦的,衹要我們配合工作組的工作,一定會合作得好。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下午,我們這些人參加了與工作組的見面會。李鳳翔組長講話直截了當,直率地交了底。他說:我們工作組在黨委領導下進行工作,黨委原來的工作班子與工作計劃不變。我們是相信黨委的,我們是一家人,不要分彼此,有事共同商量,把水院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對此表態,大家熱烈鼓掌。
李組長接着說,有一點給大家講清楚,工作組是省委派來的,所以在面對群衆的時候,工作組要顯出獨立性,有些問題的表態可能會與黨委有出入,這是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例如群衆給黨委貼大字報,我們工作組衹能表示支持,但不等于我們不相信黨委,不支持黨委的工作。工作組不能壓制群衆給領導提意見。如果工作組與群衆也對立起來,那誰來做工作呢?
會議結束後,大家的表情都是開朗的、笑嘻嘻的,因為最擔心的工作組來院是整領導班子的這一猜疑肯定不存在了,心中的石頭落地了。
我的感覺也不錯,工作組、黨委目標一致,我們這些人衹要根據領導指示去做就行了,不會犯大錯誤。如果兩個班子對着幹,我們夾在中間,日子就難過了。
現在回想起來,工作組來,是協助黨委把抓右派的工作做好,保證領導權不會落到右派手中。一個老闆、兩塊牌子、兩個班子共唱一台戲,這台戲的名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戲文主要是:把教職員工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學生中的右派挖出來。為此,“學校的文化革命一定要在党的領導下進行。學校黨委沒有問題的,由黨委領導,學校黨委領導不了的,由工作隊領導。”(引自陶鑄給趙紫陽的信,見徐海亮編著《東湖風雲錄》第24頁,銀河出版社2005年版)。
當我們瞭解了省委派工作組的用意後,就比較容易理解李鳳翔組長表態的含義了,也就容易理解工作組從進院到7月份中央表態撤工作組前的一系列表現了。
十二日上午,全院師生員工在院體育館開會,一是歡迎省委工作組進駐我院,二是動員積極投入文化大革命運動,是進一步發動群衆的動員會。
李組長在會上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同學們起立并報以暴風雨般的掌聲,有學生喊起了“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有些學生激動得流下了眼淚。李組長號召大家積極投入文化大革命,揭發、批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形形色色的表現,要挖深批透,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他表示,工作組一定和廣大革命師生一起,排除各種阻力,支持大家的革命行動,歡迎大家向工作組反映情况。
為了表示把運動搞好的决心,工作組宣布從今天起停課鬧革命。當師生聽到這個决定時,又一次全場起立,報以暴風雨般的掌聲。我們當時不清楚停課决定是由黨中央、毛主席作出的,以為是校黨委、省委工作組的决定報省委批准的。所以認為省委、校黨委的决心都很大,群衆情緒高漲。
六月十三日,即我院停課鬧革命的第二天,報紙上公布了“武漢大學揪出李達、朱劭天、何定華‘三家村’”的新聞。全市轟動,很多單位敲鑼打鼓到武漢大學聲援,熱鬧非凡。學生們都去看大字報,回來後結合我院情况,寫揭批大字報,掀起了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第一個揭批高潮。在學生宿舍區、從學生宿舍到行政大樓的路旁都建了大字報欄,都貼滿了大字報。有看大字報的,有抄大字報的,有外校來看的,人來人往,非常熱鬧。工作組首戰告捷。

(二)揭、批高潮

工作組進院後的一周內,是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文化大革命中揭、批矛頭指向各級領導、學術權威的時期。
這是工作組號召這麼做的,大家也相信工作組,師生中沒有分成兩派,因此相互間沒有什麼爭論。
揭、批的對象從輔導員到總支幹部、院黨委成員,行政上從科長、處長到院級幹部,教師中從講師到教授,當時還真有點革命的氣氛。
政治輔導員不敢到學生中去,基層領導也很少在群衆中露面。有這樣那樣問題的行政各級領導,被揭、批得有點灰溜溜的,抬不起頭。給我的感覺,當時的形勢與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時的形勢相似。
從揭、批的內容來看,實質性的內容還不多,都是一些表面現象。對所涉及人員來說,平時與師生接觸較多的基層幹部占多數,核心領導層基本未涉及,大致可以分為這幾個方面:
學生的大字報,一部分涉及政治輔導員的工作作風、思想品德,尤其以工作作風為多。因為學生平時接觸最多的是政治輔導員,思想工作、生活管理等都由政治輔導員經手,輔導員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到學生的前途,如鑒定內容、入黨入團、畢業分配等,都由輔導員說了算。學生平時對輔導員是敬而遠之(少數學生幹部除外),但對有些事的處理是不滿的,特別是談話、做思想工作,往往上綱上綫。所以運動一來,輔導員就首當其衝。
一部分大字報內容涉及教育革命或對教師、學校的意見。運動初期,真誠的青年學生認為文化革命就是要搞教育革命,所以在大字報中關于教育革命的內容占了相當比例。對領導的政治問題,多數是問句式的、不肯定的。如:武漢大學有三家村,我院是否有?張如屏、張茀承、張瑞瑾是不是水院的三家村?等等。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主要領導是黨委書記兼院長張如屏、主持學校工作的副書記張茀承、主管教學科研等業務工作的副院長張瑞瑾、主管學校後勤工作的副院長梁百樸,即水院的“三張一梁”,此時衹有梁百樸遭到大字報公開的揭發、批判。
有人說是黨委領導把梁百樸拋出來當替死鬼的,也有人說他本身就有問題,是被群衆揭發出來的。其中內幕不得而知。
行政部門的大字報主要是揭發幹部在困難時期的多吃多占,當時學校在潛江辦了個農場,他們利用工作方便及職權多吃多占,指名道姓地點出農產品分給了哪些領導,誰在什麼時間送去的。把幾個老科長揭得灰溜溜的。
在幹部方面,很快把矛頭集中在副院長梁百樸和黨委原宣傳部長、時任黨委辦公室主任的胡緒珍兩個人身上,說梁百樸是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胡緒珍是修正主義分子,外號“羊部長”,因他在困難時期養過羊,公然在校園裏牽羊吃草,因此而得了個“羊部長”的稱謂。
梁、胡二人認為是黨委主要領導為保自己把他們當替死鬼拋出來的,因為他們的某些歷史情况是組織部長馮萬秋透露出來的。但主要領導人却不承認有此事(我曾經問過張如屏院長,他說沒有此事)。
梁百樸是一位老同志,土改時任湖北省麻城縣縣長,後任湖北省委書記的姜一當時是縣委書記。梁在當地很有人緣,反映較好。一九七六年,我在總務處任職期間去麻城處理一起車禍,與縣交通局長談起梁百樸時,他很敬重梁。梁百樸曾任湖北省供銷總社副主任,後調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一直擔任黨委委員、行政副院長,主管後勤工作。
梁百樸平易近人,人緣不錯,在學校不是核心領導,對學校的走向沒有什麼影響。批他是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主要有兩條理由,一是他的妻子傅尚志同志家庭出身資產階級(時任我院附屬小學校長),梁百樸曾陪傅尚志給其父母上過墳;二是說他喜歡跳舞,文革前特別是困難時期經常舉辦舞會,每場必到,資產階級思想及生活作風嚴重。這些事情現在看似乎不是問題,可在當時就是問題。
梁百樸因此在文革初期受到了批判與折磨,心靈受到了創傷。他在一九六六年九月至十月間就表態支持造反派,得到了造反派的保護,成立院革委會時結合進院革委會任常委。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省委組織部發文任命梁百樸為院革委會副主任,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七日因病逝世,享年68歲。
梁百樸逝世時我正被隔離審查,沒有權利參加他的追悼會,沒能最後送他一程,可謂終身遺憾。不管別人怎麼說他,我敬重他。我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別是一九六七年“七二〇”前的一段困難的日子裏,一起戰鬥過,我們是同一戰壕的戰友。
胡緒珍是我院的一位秀才,黨委宣傳部長,文筆及口才均很好,是搞理論工作及文字工作的材料,曾是張茀承副書記的得力助手。水院的人都知道,張茀承副書記有兩個得力助手,或叫左右臂,一文一武,武的是李喜爾(保衛科長),文的就是胡緒珍部長(後來是常樹蔭)。
胡緒珍部長是南下幹部,講究外表,經常是一身筆挺的中山裝(當時沒有人穿西裝),尖頭皮鞋擦得很亮,頭髮上油,梳得光亮光亮的。他很注意保養,個子不高,但顯得有風度,敢講話,作報告時常加進一些自己的觀點。他在困難時期養羊,與衆不同。所以在運動中被上綱上綫,認為他從政治上到生活上都“修”了,被扣上修正主義的帽子。
當時揭、批胡緒珍大字報很多,聲勢不小。被批了一段時間後,胡緒珍“瘋”了,說話顛三倒四,問他什麼都“不知道”,能吃的東西什麼都吃,即使很髒的也吃,什麼地方都坐或躺,有水的地方也這樣,最後連尿和屎都拉在褲子裏。
不少人懷疑他是“裝瘋”,想蒙混過關。在文化革命委員會成立後組織的批判會上,在造反派組織的批判會上,他都和真瘋子一樣,叫人無可奈何,最後也就沒有人去理他了,更談不上關心他。
我一直不相信他瘋了,據我和胡緒珍工作中接觸看,胡是一個心胸開闊的人,這樣的人不會瘋。加上他多次參加政治運動,很有經驗,知道群衆說的是不算數的,最後由組織定案纔算數。
我從來沒有在公開場合說過這個想法,後來反倒勸造反派不要再把胡緒珍抓來批鬥了,讓他在家養着。有時我碰到張越(胡的夫人),問老胡的情况,她總說還那樣,但在張越臉上看不到悲傷和無奈的表情。我就說,你好好照顧他吧,該看病就去看病。
軍宣隊第一任指揮長宋國英在校工作期間,他的“病”有好轉,但沒有全好;樊馬義指揮長來校後,他的“病”好得很快,不僅穿着又整齊了,能自己走路了,還主動找軍宣隊領導談問題,而且記憶很好,在黨委成員的學習會(揭蓋子會)上,胡能系統地發言,揭了不少問題。樊指揮長說,水院黨委衹有一個半好人,其中一個好人就是指胡緒珍。一九七一年抓“五一六”的時候,軍宣隊對他委以重任,讓他負責水院造反派頭頭丁家顯的學習班。丁是一系學生,文革中任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紅水院總部勤務組組長、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革委會主任、武漢鋼二司副司令、武漢市革委會常委。
樊馬義指揮長走後,他要求調走,後調到市二輕局任辦公室主任。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讓張越找我,希望我能到他家去,老同志見見面。我去了,他談了自己的工作,談了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一些人和事。他希望我經常去玩,不要背包袱,相信組織會實事求是的。中午在他家吃了餃子,我想這大概是他對我在文革中沒有落井下石、有時還關心他的身體情况的回報吧。
不管怎麼說,我和胡緒珍之間沒有個人恩怨,工作配合挺好。他的那些事被說成是修正主義有點過分。再說即使是裝瘋,這麼長時間,做得這麼逼真,那也不容易啊!所以我也很理解和同情他。至于是不是真瘋了,衹有他自己知道。
在轟轟烈烈的揭、批中,有些人被冲暈了,不知道自己會怎麼樣。但黨委及工作組始終是清醒的。一方面號召大家揭批,另一方面組織人關注大字報的內容,將有關人寫的大字報抄下來,準備適當時候反擊用。
在工作組進院前,校黨委要求各總支對所在單位師生員工進行摸底排隊,并說這是省委指示的。所謂摸底排隊,就是劃分左、中、右。
左派是運動的依靠對象,中間派是爭取對象,右派則是打擊對象。對有問題的人,要整材料。平時的言論、行動都要寫入材料中,可以從“四清”運動中“割尾巴”時自己的交代材料中找有用的東西,以便下一步運動需要時用。
在排隊時,要分院重點對象、總支一級的對象。要控制人數,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學生每個班級在3個人左右,則全院在250人左右,大約占學生總數的8%。當時聽說中南局有位領導估計,現在高校中右派的比例在10%左右。以後清查“五一六”時,我院“五一六”分子的比例也在8%左右,這大概不是巧合。
從運動開始,省委負責人講的“現在的形勢是五七年加五八年的形勢”,在黨委掌握的左派中廣泛傳開。所以,在大揭、大批的過程中,黨員骨幹、學生骨幹寫大字報的比較少,他們的精力集中在關注大字報的內容及由誰所寫上面,大概與“五七年加五八年”的形勢估計有關,這是當時的特點。
張茀承副書記在講這句話時沒有發揮,也未解釋。我當時的理解是右派分子將利用文革之機向黨進攻,我們要有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所以要摸底排隊、整材料,以備反擊右派時使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後,第二年開展向党交心運動,人人過關,交待自己的思想活動,特別要說清在右派猖狂進攻時的思想與態度。這樣估計形勢是要告訴左派,要立場堅定,在運動中少說話,多觀察動向,準備反右派。
現在我的理解是,當時黨委主要領導人宣傳“五七年加五八年”,是為了恐嚇少數派:你們不要向黨委提意見,否則五七年就是例子,反黨(我就代表党)就是右派。其目的是壓制群衆運動,拉一部分人來保自己。
這裏要交待清楚一個問題,即團委是抓學生工作的,那麼在文革初期,團委幹了些什麼?整學生材料以及後來的反擊階段,團委幹了些什麼?
從運動一開始,黨委明確文革運動由黨委——總支——支部這一黨的系統一元化領導,學生工作由政治輔導員直接向總支彙報,由總支布置工作,團委協助黨委瞭解學生動態。這樣團委從運動開始就沒有了具體工作、具體任務,也沒有參與在學生中摸底排隊、整材料的工作。團委的人也從學生點撤了出來。
我想,這是造成團委的幾個人在文革中看問題比較客觀、比較超脫,甚至同情學生,造反派的學生願意找團委幹部談心、爭取團委幹部支持造反派的重要原因。

(三)反擊

大揭、大批的形勢是工作組進院後形成的,來勢猛,矛頭指向幹部、教師、領導層,這就引起了校黨委一班人的疑慮:工作組組長李鳳翔是不是說一套,做一套?矛頭是不是對着黨委來的?
通過李喜爾與李鳳翔交談,發現李鳳翔沒有對着黨委的意思,而是要通過大揭、大批,弄清楚右派的動向,便于今後更有目標地進行工作。這樣,張茀承副書記他們就放心了。
但此時左派感到壓力很大,有些頂不住了,要求領導表態,有個別的左派學生思想開始動搖了。于是黨委加強了對左派的思想教育和控制,在左派會議上,強調目前的形勢是“五七年加五八年”;強調工作組是在院黨委領導下工作的;強調四個緊跟,即緊跟毛主席、緊跟黨中央、緊跟省委、緊跟院黨委。有一個基層領導回去後又加上了兩個緊跟:緊跟黨總支、緊跟黨支部,變成了六個緊跟。強調王任重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中央文革的副組長,王任重沒有問題,省委也沒有問題,我院是緊跟省委的,所以院黨委也沒有問題。現在聽起來,這種形而上學的邏輯多麼可笑荒唐,但當時的左派却把它當成了聖旨、緊箍咒。

1. “六一八”事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晚上,一系(農田水利工程系)總支書記許志方(一九八四年任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院長)召開系範圍內的左派骨幹會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封到會者為左派,要求大家相信省委、相信院黨委,要大家注意動向,要“頂得住”。
參加這次會議的六三四四班核心小組副組長郭明正(團支部書記)認為這個會有問題。他想,運動剛開始,怎麼就封了一批左派?這和毛主席講的精神不一樣;第二,運動剛開始,怎麼就知道省委、校黨委沒有問題呢?所以有同學問他開會內容,他就將會議內容泄露了。六三四二班的董建平等十幾個同學當即寫了一張大字報《一個大陰謀》,披露了“六一三”會議的內容,在學生中引起了轟動。上千人在學生八舍前集會,要求一系總支書記許志方到會說明情况。過了一會兒,有人出來說:“郭明正造謠,根本沒有這件事,郭明正興風作浪,破壞運動,有意製造混亂。”要求把郭明正揪出來。
局面頓時混亂起來,兩邊各執一詞,相持不下。最後系工作組長出面,說此事由工作組進行調查,會給大家一個交待,混亂局面纔得以平息。這是水院文革史上的第一次群衆性的自發集會。
上述事件後不久,在電力系(三系)宿舍(一舍)門口也發生了一起震動學生的事件。三系又發生了一次群衆性的集會,六一級學生李廣文站在一舍大門的雨陽棚上告訴參加集會的同學們,各班的核心小組(這是運動開始成立的領導運動的組織)成員在抄大字報,準備“秋後算賬”。這時在一舍門口聚集了很多學生,院學生會主席祁萬恒(黨員)也站到雨陽棚上對大家說,根本沒有這回事,李廣文這是造謠。這時電力系的另一個學生蔣繼清(六四級)正從食堂提着一壺開水回宿舍,走到一舍大門時聽到祁萬恒的話,就說李廣文沒有造謠,真有這回事。在大家的鼓動下,蔣繼清也站到雨陽棚上,告訴大家:他在看大字報時,兩個其他系的學生幹部在邊抄大字報邊議論,說要反右了,×××大字報的內容已經夠上右派條件了。這一次集會的結果,最後把矛頭直接轉向了院黨委。
水院的形勢開始緊張起來,同學中的情緒開始升溫。前段時間積極寫揭批大字報的同學,感到上當受騙了,產生了對黨委領導、工作組領導的怨恨情緒。而院黨委與工作組則認為右派進攻開始了,要找出幕後指使者,也加緊了活動。
六月十七日上午,黨委副書記張茀承、工作組組長李鳳翔共同到省委彙報運動情况,聽取彙報的是省委書記處書記許道琦。許聽完彙報後指示:形勢很好,但有逆流,對個別人適當時候可以反擊一下。
六月十七日下午,張茀承副書記召集總支書記及有關人員開會(我也參加了),說了到省委彙報情况及許書記的指示,準備安排反擊,壓一下右派的反動氣焰。他要求大家理直氣壯地到群衆中去,瞭解情况,做思想工作,特別是做中間派的工作。強調輔導員要勇敢地到學生中間去,掌握學生動向,爭取群衆,孤立右派。他還明確了反擊的對象,一系任郭明正,二系徐海亮、晏成禹,三系李廣文、劉靜生,這五人都是學生。
這裏要講一下二系所謂“徐—晏反黨集團”的產生過程。徐海亮是二系(水建系)六二二一班的學生(現為教授,文革史研究學者),從高中時代起,與同學陳德春(陳毅元帥的侄子)對現行教育體制有看法,經常討論一些政治問題。上大學後,陳在北京,徐在武漢,經常有書信來往,探討反修和國內形勢方面的問題,商議上書中央和毛主席。學校知道後,上綱為他們要搞“亮—春共和國”,說徐海亮要當“總理”,所以徐海亮早就成了在黨委掛了號的人物。工作組李組長傳達了毛主席關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後。徐很受鼓舞,認為毛主席的指示說出了自己的心裏話,所以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六月十四日在二系黨總支副書記寇宜春召集的六一、六二年級部分學生的會議上,寇書記說自己有點怕。徐問他怕什麼,接着同學們都問:“你怕什麼?是不是怕群衆?”寇書記認為“徐海亮終于跳出來了”。六月十六日熄燈前,徐在洗臉室門口碰到六二〇一班的晏成禹和六二〇二班的陳應科,他們對輔導員、班幹部按兵不動感到奇怪,認為運動要向前推進。六月十七日中飯前,二系三年級學生在二系宿舍(七舍)前聚集,熱烈議論文化大革命問題。晏成禹站在臺階上呼籲:運動不能冷冷清清,要推動,火力要猛、要集中。徐海亮此時由五教學樓過來,正巧碰到學生聚會,當有人說到校廣播台有問題時,有領導講風凉話,徐說這個人是楊文忠(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就這些事,通過拼湊,就成為有意破壞文革的“徐—晏反黨集團”。
反擊的對象各系都有,方法是由福利科、機械廠組織工人寫大字報,讓工人說話。大字報要在十八日天亮前張貼在各處大字報欄,8點以後,校廣播台要反復播送工人大字報,然後各系組織揭、批會,發動群衆批鬥那幾個重點人物。
這次會上張茀承副書記明確講,這次反擊不是抓右派,抓右派的時機還未到,這衹是壓一下右派的反動氣焰。張茀承副書記對福利科長張瑞禎說,食堂工人文化低,你們科裏要幫助他們,題目要醒目些,如“工人說話了”、“我們有話說”等可作為標題。
張科長是一個“三八”式的老革命,工作勤勤懇懇,對領導總是畢恭畢敬。後來我到總務處工作,他對我這個年輕領導也是這樣,所以我一直很敬重他。
他領受任務後,和科裏幾個屬下到學生食堂,一夜未眠,寫、抄、貼大字報,十八日淩晨,在學生宿舍前、學生食堂、行政大樓大字報欄到處都張貼了《我們有話說》、《工人說話了》等大字報,學生宿舍附近出現了帶紅袖章的巡邏人員。不到8點,院廣播台開始播工人大字報。
各系領導、政治輔導員等都到學生宿舍,不用說,李喜爾的保衛科也忙碌得很,氣氛一下子就緊張起來。早飯過後,有的以年級為單位,有的以系為單位,對“造謠生事”、“破壞文革運動”的郭明正、徐海亮、劉靜生、晏成禹、李廣文等進行調查、揭發、批判,下午以班為單位進行討論,有問題的就檢查自己。前段時間貼了輔導員大字報的、貼了領導大字報的、“說了錯話”的學生紛紛檢討,有的當即去撕掉自己的大字報,有的在合寫的大字報上塗掉自己的名字,還有寫血書、大哭表示悔恨的,不一而足。緊接着就是一批“四個緊跟”、“四個保衛”的大標語及大字報貼滿校園。
六月十七日和十八日,一夜之間兩重天,這就是武漢水利電力學院自文革開始後有組織的第一次反擊,亦稱“六一八”事件。

2. “七一五”反右

“六一八”反擊後,表面平靜了,大字報少了,特別是揭、批領導的大字報幾乎絕迹了。但實際上陣營分明了,鬥爭更加尖銳了。黨委、工作組組織各總支進一步摸底排隊、整材料,切實準備反右派鬥爭。
學生雖然沒有公開分裂為兩派,但經過“六一八”反擊後,所謂左派和有問題的人之間陣綫清楚了,大多數中間群衆表面上站在左派一邊,又偷偷地同情所謂有問題的同學,而那些被批判的同學以及同情他們的同學,則私底下的議論更深入、更頻繁,這部分同學就是以後公開站出來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作鬥爭的少數派。
與此同時,一系的任乾健(任弼時的堂侄子)、陳寧二位同學,在人不知鬼不覺的情况下,跑到北京告狀去了。他們想找王任重告狀,告省委、告院黨委的狀,希望這位毛主席的好學生、中央文革的副組長能為民做主。他們當時不會知道,省委、黨委所做的一切正是王任重指使的。任乾健、陳寧被從北京送回學校來并受到控制。他們的告狀引起了王任重對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重視,把水院作為一個左派與右派爭奪領導權的典型。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王任重給湖北省委寫了一封信,信中認為武漢大中學校的運動處于三種情况:“1.像武大,左派隊伍初步形成,右派面目已被群衆識破,開始向右派大批判。這種單位中學也有,但不多。2.水利電力學院,正處于大暴露階段,左右派正在爭奪領導權,中間派在搖擺,左派領導尚未形成,右派還沒有孤立。目前這種單位占多數。3.前幾天的農學院,少數右派掛帥,轉移鬥爭目標,企圖把運動搞亂。有的中學也有這種情况,但不多了,也不難解决。”
王任重認為:“多數學校像水利電力學院類型,左右派正在爭奪領導權。目前着重研究解决這一類型單位,暴露牛鬼蛇神,徹底鬥倒鬥臭右派分子。”“首先打擊最猖狂最兇惡的敵人……有的是幹部、教師或大學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賊先擒王,槍打出頭鳥。抓住根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來。水院可以把最壞的右派學生揪出來,集中地鬥,打掉他們的氣焰。”
這就是有名的王任重“七三”指示,成為湖北省委指導文革運動的方針。後來張體學省長公開宣示省長不當去當右派的“勞改隊長”,加上王任重書記在“七三”指示中提出的“擒賊先擒王,槍打出頭鳥”,他們認為足以震懾群衆不敢亂說亂動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九日,湖北省委副秘書長劉真奉命組建工作隊進駐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領導運動。顯然,水院的運動升級了,受到了省委的格外重視。
根據王任重的指示,水院屬于要着重研究和解决的單位,所以工作組升格為工作隊。工作隊成立黨委,領導水院的運動。工作組是在學院黨委領導下工作,工作隊黨委是領導,學院黨委就不起作用了。
張如屏、張茀承為工作隊黨委成員,劉真任黨委書記。劉真說:“我是帶着反右的任務來的。”至于哪些人是右派,批鬥哪些人,如何控制這些人,黨委、保衛科早已有計劃,衹要劉真批准即可實施。七月十四日,黨委召開左派秘密會議,正式布置反右派,布置學生連夜趕寫批判大字報和標語。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五日,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反右派運動正式開始。在工作隊黨委的號召與組織下,全院掀起了揭發、批判、鬥爭右派分子的運動,當天就貼出了大批指名道姓的右派分子的材料,有的雖沒有戴右派帽子,但人們一看大字報內容就知道這些人在劫難逃了。
郭明正、徐海亮、任乾健、劉靜生、晏成禹、李廣文等人當然是首當其衝,留蘇回國的張庭英老師、物理老師羅守琳成為教師中的重點人物,從生活到思想都被“揭發批判”。被點名的學生、教師、幹部都在本單位接受批判,而且還要交待“罪行”。
學校的重點人物主要是跳得高的學生,郭明正因泄露左派會議內容成為破壞文革的罪人,任乾健因到北京告狀成為重點,他們被打成“任郭反黨集團”。徐海亮本來就“有問題”,文革中又跳出來挑動群衆、破壞文革,自然就成了重點,批判他的大字報居然由政治教研室支部書記起草,指定學生抄寫、貼出。這些人自“七一五”後都被控制和看守起來,到哪里都有人跟着,他們失去了自由。實際上每個班裏都有幾個人被控制起來。這些人都是準備打成右派的,即學校排隊時已被劃為“右”的那些學生,如三系六四七二班,僅七月十五日當天就有蔣繼清、劉紹姜、王洪傑三人失去了自由,七月十七日,又增加了李啟鑫,該班共有4人被控制,失去了自由。

3. “七一七”逮捕郭明正

反右開始後,為了進一步造成對敵鬥爭的氣氛,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工作隊黨委召開全院師生員工大會,由湖北省公安廳公開逮捕郭明正,宣布郭明正是“持刀行兇”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予以逮捕法辦。
一個接一個的白色恐怖行動,的確造成了水院最高級別的恐怖氣氛。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陰影的籠罩下,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威力下,被點名批判的人有的精神崩潰了。
張庭英老師割腕自殺身亡,羅守琳老師跳江自盡,有個學生被說成“精神分裂”,關到了武漢精神病醫院。張、羅兩位中青年教師,才華橫溢,本可以為人民作出巨大的貢獻,却因為頂不住這樣的恐怖氣氛離我們而去了。令人不解的是,造成他們死亡的人因為後來不是造反派而沒有受到追究。兩位老師會死不瞑目的,而設計這種連環白色恐怖的人,即殘害了無辜生命的人,如果他的良心還在的話,會終身不得安寧。
郭明正“持刀行兇”案,不僅是一樁冤案,而且是某些人一手導演的誣陷案。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郭明正是農田水利專業三年級學生,出身貧農家庭,從入學到被捕前,連任三年的班團支部書記。文革初期,被總支任命為班核心小組副組長(班上有個黨員,擔任組長)參加“六一三”左派會議。他認為左派要在鬥爭中形成,怎麼能在運動剛開始時就把一部分人封為左派呢?雖然他自己也被封為左派,但他對這種做法仍然想不通,便把自己的想法對同學說了。他還寫了一份大字報《什麼是革命左派》,闡明自己的觀點。別班同學揭了“六一三”左派會的內幕,郭明正就成了會議泄密者,被認為是他引起了上千人的集會,造成同學的思想混亂與同學間的矛盾。領導對此非常不滿,郭明正就由左派變成了右派。他雖然遭受批判、鬥爭、控制,但有些人仍不解恨,還要置他于死地。
在搜索集郭明正材料時,有人發現了可利用的材料。經過是這樣的:七月四日下午,郭明正與同班同學董紀明、張耀先、王景貽、吳明榮一起游泳回來後到食堂用餐,發現他們用餐的飯桌上有一把菜刀(是廚工用後忘了拿走的),董紀明先拿起來玩了一下,接着郭明正也拿起來玩了一下。張耀先在旁邊,王、吳二同學也在旁邊,然後董紀明說,不玩了,碰着人不好,就把菜刀送到工人師傅的房裏去了。接着大家用餐,誰也沒當回事,本來也沒有發生任何事情。可過了十幾天,保衛科整理的材料是這樣寫的:“郭明正伸手拿起了那把刀,在桌子上拍了兩下,流露出殺人的凶相,惡狠狠地叫道:我殺了你(指張耀先)。刀在脖子邊(幾乎碰到了)就要砍下去。張耀先毫無懼色,當時在場的同學極為憤概,張怒視并冷笑,并準備拼個你死我活,郭纔未敢下毒手。”
張耀先後來對同學說:“我本來沒有意識到郭明正想殺我,是領導幫助我用階級鬥爭觀點分析,提高了覺悟,纔逐步認識到的。”事情經過非常清楚,根本不存在所謂“持刀行兇”,“持刀行兇”一說是編出來的,然後誘導當事人認可(提高階級鬥爭覺悟後纔“想”起來的)。除當事人外,還有董紀明等三個證人,可他們衹要當事人,不要證人,這就是省公安廳的辦案風格,也是院保衛科的辦事風格。
水院的老人都知道,水院有一支“神來之筆”,它可以無中生有,它可以移花接木,它可以捕風捉影,它也可以顛倒黑白。它說有就有,即使沒有也有;它說黑就是黑,即使紅的在這支筆下也會變成黑的。這支“神來之筆”在水院屹立幾十年,整倒了很多人,也殘害了很多人。不信,你可以查一下,經這支筆寫出的案情,有多少是實事求是的?
郭明正案即為一例,我自己也領教深刻。當然,即使是“神筆”也是要有人操縱的。按主子的意思去描繪纔能達到主子的要求,纔能“不褪顏色、永駐青春”。但我以為不要去怪“神筆”,他也是被人利用的。然而,終究是出賣良心的奴才,人格、筆格之類是沒有的,自然也就沒有了靈魂。

(四)工作隊犯了方向路綫錯誤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在湖北省委工作隊領導下,正在轟轟烈烈地開展反右派鬥爭,造成嚴重的白色恐怖,有的學生和老師被批鬥,有的被捕入獄,有的被送進精神病院,有的自殺。
此時毛主席在何處?在想什麼?此時的毛主席在武漢,就住在東湖客舍,就在水院對面幾百米遠的地方,中間就隔着東湖一角。毛主席要是看到了這個情景會怎麼想呢?他顯然不知道發生在幾百米之外的事情,一手遮天的王任重騙了他老人家。
七月十八日,即郭明正被抓的第二天,毛主席回到了北京,聽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彙報,也聽了中央有關人員的彙報。他對中央負責人說:“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的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衹有北洋軍閥。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有人天天說走群衆路綫,為人民服務,實際却是走資產階級路綫,為資產階級服務。”“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工作組阻礙革命,必然成為反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組是方向、路綫的錯誤。”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兩天中毛主席接連找中央文革成員、中央領導人和各大區第一書記談話,談到工作組問題時,毛主席說:“最近一個月,工作組是阻礙群衆運動的。阻礙革命勢力,幫助反革命、幫助黑幫。他坐山觀虎鬥,學生跟學生鬥,擁護工作組的一派,反對工作組的一派。群衆對工作組意見不讓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電話,打不得電報,寫信也寫不得……”“我們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總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頭上來。”[《毛澤東傳(1949—1976)》第1424頁]
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决定撤銷工作組。七月二十八日,北京市委發出《關于撤銷各大專院校工作組的决定》。
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大專院校及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會上宣布了撤銷工作組的决定。
會上,劉少奇、鄧小平講了話,“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的名言就是在這次會上講的。
會後,將會議的錄音分發到各省、市播放,我院是在電影場聽的錄音。至此,工作組也就壽終正寢了。由它發動的“反右派”鬥爭初戰告捷,還沒有來得及向縱深發展,就夭折了。這給了湖北省委、學院黨委、工作隊狠狠的當頭一棍。
七月二十九日開始,水院停止了反右派鬥爭,停止了對“右派”的監視,撤銷了對重點對象的控制。
工作隊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善後,一是準備作個檢討,二是組織選舉文化革命委員會,但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必須是他們確認的左派,院黨委不起領導作用了,省委工作隊要走了,但權必須掌握在他們信得過的人的手裏。這也是湖北省委的意思,工作隊組建文化革命委員會的任務是壓倒一切的。
武漢高校與北京高校的文革運動在工作組問題上有差異,北京是在北京舊市委垮臺、很多高校的領導成了“黑幫”以後,由中央决定,新市委出面派出工作組,目的是要控制領導權,維持他們想要的那種秩序,把運動控制在可控的範圍內,定了許多條條框框。當群衆運動突破了他們的條條框框,他們就認為是要篡奪領導權,是破壞文化革命。于是他們組織反干擾(如北京大學等)、抓反革命(如清華大學等),形成了群衆與工作組的對立與鬥爭,所以在北京,抗拒工作組進駐、趕工作組出門的事到處發生。當市委宣布撤出工作組後,群衆又不讓他們走,要他們交待問題,對他們執行的資反路綫進行批判。
而在武漢,在我院,工作隊由省委統一派出,他們進校後與原領導班子結合在一起,目的是來反右派的,但表面上却裝出是來推進文化革命運動的。所以工作隊初期受到廣大師生的歡迎與信任,主動向他們反映情况,有問題找工作隊,把工作隊看成是依靠。但從反擊右派開始,有些人對工作隊有看法了,有人要到北京去告工作隊的狀。隨着反右派深入,發展到抓人、整死人的時候,對工作隊不信任的人增加了,不少人終于看清楚了,工作隊與黨委是一夥的,但對工作隊撤與不撤抱無所謂的態度,既不趕也不留,很平靜。工作隊進院有效時間約50天(六月十一日至七月三十日),在這50天裏,工作隊與院黨委一起,主要工作是抓師生員工中的右派,從摸底排隊,發動揭、批以引蛇出洞,直到全面反右,其結果在水院整死2人,抓1人,院重點批鬥4人,各系、各部門點名批判一百多人。更為嚴重的是,在廣大師生中造成了派別差異,工作隊封了一批左派、鬥了一批右派,這為在以後的運動中形成派系鬥爭、特別是革與保的鬥爭播下了罪惡的種子。
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沒有具體的任務,又能參加一些重要會議,處于一種觀察者的地位。我來院工作一年多,主要是做學生工作,對學校工作、對領導不十分瞭解,所以很少講話,更不出頭露面。對抓學生中的右派,我有思想準備(我也有一九五七年的經驗,加上對文化大革命并不理解),但對工作隊所整的具體人的一些材料總感到牽強附會,特別是對郭明正,他是團幹部,我的確懷疑材料的真實性,又不能干預,更不能表態。另外,我認為右派應該是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任乾健跑到北京反映情况,怎麼能說是右派呢?這一切,讓我無法積極投入運動,因而顯得沉悶。
與此同時,各種思想傾向的學生都來找團委同志交流與溝通,使院團委顯得與別的部門有所不同。由此產生的後果是,領導對我的信任度下降,有些會議不叫我參加了,我也就逐步被邊緣化。

二、文化革命委員會

(一)成立院文化革命委員會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主席接見中央文革成員,在談到工作組時,毛主席說:“主要是改變工作組的政策。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員會,不那麼革命的人也參加一部分。誰是壞人?壞到什麼程度?如何革命?衹有他們懂得,工作組不懂得。他們到了那裏,不搞革命。”[《毛澤東傳(1949—1976)》第1423頁]。毛主席的講話成為湖北省委工作隊撤走後,把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交給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根據。
在决定撤走工作隊後,黨委與工作隊全力以赴組織選舉產生水院的文化革命委員會。為了體現大民主的精神,在選舉之前進行了大辯論。主要是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前階段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有沒有問題,二是關于候選人的推薦與辯論。
關于前者,八月十六日趙紫陽傳達陶鑄指示說:“華東、中南地區……,各省是否犯方向性路綫性的錯誤,看是否實行反擊,如把革命群衆打成反革命,那就是方向性路綫性的錯誤,反之就不是。”(《東湖風雲錄》第44頁)。據此,湖北高校,特別是水院這樣的重點院校,不僅反擊了,還抓了右派、抓了人、死了人,怎麼能說沒有犯方向路綫錯誤呢?可湖北省委及學院黨委、工作隊黨委認為沒有犯方向路綫錯誤,左派也隨之跟進,堅持說大方向正確。
在辯論過程中,農水系的丁家顯、韓同良、韓玉琢三位同學以三個貧農的兒子的名義給水院工作隊隊長劉真寫了一封公開信,悲壯陳詞,申明青年學生參加文化大革命是響應党和毛主席的號召,參加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參加反修防修,奪走資派的權,何罪之有?而工作隊黨委的反右鬥爭把矛頭對準了青年學生,大大打擊了熱心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學生的積極性。
他們三人在水院成立了第一個戰鬥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戰鬥隊,在衝擊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鬥爭中,始終成為水院的排頭兵。在當時,丁家顯等同學的觀點是少數,多數人是以學生幹部為主的所謂左派及其影響下的中間群衆,他們的觀點則是工作隊成績是主要的,大方向是正確的。
關于文化革命委員會人選問題,自然是左派學生為主,名單是由工作隊黨委確定的,在幹部人選問題上,曾經在我和李喜爾之間有過爭論。
一批北京來的同學,用幾十張大字報介紹我的情况,推薦我為文化革命委員會成員,附和者也不少。事先我不知道,大字報出來後,我找陸和寶(後任山東黃台電廠廠長,現已退休)和駱應龍(後任徐州電力局黨委書記、局長,現已退休),要他們把大字報撤下來,因為我知道工作隊黨委定的是李喜爾,怕領導上誤會,以為我想取而代之,在背後搞小動作。
一天以後,一大批推薦和擁護李喜爾的大字報貼出來了,并有些不同意我作候選人的大字報,認為我來院不久,對學校情况不熟悉,前段運動中表現一般,不夠積極主動等等,一看就知道寫這批大字報是有組織的行動。
最後選舉結果是可想而知的,我失敗了,李喜爾勝利了。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文化革命委員會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成立了。主任委員祁萬恒,共產黨員,三系(電力系)學生,院學生會主席;副主任委員李貞儒,共產黨員,湖北省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一系(農水系)學生;薛傳殿,共產黨員,二系(水建系)學生,系學生會主席。
這三位學生我都熟悉,文革前各方面表現都很出色,畢業後都擔負了重要的領導工作。薛傳殿曾任西北電力局副局長;李貞儒曾任水院黨委組織部長、副書記,後調海南大學任校長,在任上因故自殺;祁萬恒聽說也在某單位任領導職務,因無聯繫,情况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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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4-12-04

岁月留痕  张建成著(5)

[ 作者:张建成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444    更新时间:2014/6/27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

作者简介:张建成,上海市人,生于1935年。1956年7月毕业于北京电力学校锅炉装置专业。1956年8月至1965年1月在北京电力学校、北京电力学院任教师、动力系党支部书记、电厂化学系党支部书记。1965年1月水电部系统学校院系调整,调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工作,1987年7月退休。文革前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文革中,于1966年12月上旬率院团委干部表态支持造反派,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钢二司)红水院总部勤务组副组长,后任院人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总务处处长、党总支书记,院党委副书记,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从1968年10月到1978年4月,五次被关进各类“五不准”学习班,在学习班总时间为23个月。1984年9月26日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行政职务。

(二)破“四舊”

破“四舊”是院文化革命委員會成立後領導的第一件事情。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百萬群衆大會,也就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的大會。
會上林彪講話,號召“要打破一切資產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簡稱“破四舊”。
北京的紅衛兵響應號召,立即行動,掀起了一場震驚中外的破四舊運動。凡帶有封建色彩的名字都改掉,店鋪、道路改名的也很多,你不改,紅衛兵就去砸;廟宇及菩薩也不能幸免,被砸、被毀的不少,殃及很多古迹文物;大街上看到所謂的奇裝異服、長頭髮,就要強行剪掉,有的被剃陰陽頭(即一半剃掉、一半留着);對所謂學術權威、曾任過國民黨高官者、滿清遺老以及地、富、反、壞、右的家庭進行抄家,沒收封、資、修的物品如金銀財寶、字畫。
總之,搞得這些人家提心吊膽、人人自危,呈現了一片打、砸、搶的景象。後來我聽我的老同學張一純說,張治中將軍為避免抄家時帶來不必要的麻煩,竟把他的舊軍裝、與國民黨上層人士相關的合影、字畫、書信,以及他到北京時帶在身上的一些物件統統燒掉、處理掉,以致後來出版他的回憶錄時這些資料未能載入,實屬可惜。
破四舊的風由北京吹到武漢,省、市委也行動起來,改路名、改店名之風盛行。學生中改名字之風更盛,如有一學生把“壽眉”二字改為“解放”,有個同學把名字改為“衛東”,這就符合時代要求了;還有一學生為了體現參加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與資產階級鬥爭到底的决心,改名為“怕啥”,他姓曾,就叫曾怕啥,在學校此名字一直很有名,很響亮。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我院紅衛兵在院文化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對院內的“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和“牛鬼蛇神”進行了大規模的抄家活動,這時出面抄家的紅衛兵是官辦的,由院文化革命委員會領導。這批最早的紅衛兵後來被稱為“三字兵”,屬于保守派,不是後來造反派的紅衛兵。
因此,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紅衛兵打砸搶是前期的“三字兵”所為,而非造反派所為。這一點,不少人被蒙騙了!一些文人墨客,所謂的文革研究者,一提文革初期的破四舊、打砸搶,就把污水潑到造反派頭上,說造反派搞打砸搶。事實上那時根本沒有形成造反派,武漢地區(包括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是這樣,北京地區也是這樣,全國也都一樣。
學校抄家三天,抄到的東西着實不少,有金銀財寶、書籍、字畫、生活用品,如郭暄教授從美國帶回來的電熱毯,當時不知道叫什麼名字,衹知道是通電被子,一通電,被子熱了,那時沒有暖氣、沒有空調,這被子是很奇特的。還有張如屏院長的老戰友送給他的一支獵槍,被認為是做官當老爺、變修的證據。
抄來的物品,堆放在行政樓三樓會議室中,組織大家參觀。一方面讓大家受教育,另一方面展示破四舊的成果。這種情况,我在一九五〇年見過,那是土改時期農民協會抄地主家的浮財。
抄來的東西,後來是怎麼處理的不得而知。據反映,金銀細軟都沒有退回原主,張院長的獵槍也未退回,找了好久也未找到。因為這支獵槍是他的一個戰友送給他的,他很珍視這支槍,直到老院長離世也沒有找到。
總之,這些東西找不到了。物質不滅,總有人拿走了,但因為這不是造反派幹的,所以也就無需追查,更不必立案。連死了人都可以不追查,何論物品。
這裏要澄清一個問題,關于紅衛兵運動的問題。
現在有些人把紅衛兵運動中曾經出現的打、砸、搶、抄、抓、武鬥等等一系列罪名統統扣到造反派頭上,這是某些人的蓄意所為,為的是醜化造反派,達到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文革初期在北京一些中學出現了紅衛兵組織,如北京101中學、清華附中、北師大附中等學校,這些紅衛兵的組織者、領導者多是高幹子弟,他們講究家庭出身,提出了“紅五類”(工人、貧農、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和“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的概念,提倡血統論,北京工業大學譚力夫極力鼓吹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就是這種血統論的典型論調。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師生時,北師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宋任窮女兒)向毛主席獻紅衛兵袖章,從此老紅衛兵聲稱毛主席是他們的紅司令。此後北京掀起了“破四舊”的熱潮,普遍發生抄家、侮辱人格、打人、抓人、關牛棚、批鬥、戴高帽子游街等情况,他們的手段是極其殘忍的,所謂“黑五類”人員及其子女,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致殘,有的被強制遣送回原籍。進而發展到批鬥學校領導、老師、工作組成員,有的被害致死,有的戴高帽子游街,開批鬥會更是普遍的現象。
這股風很快吹遍全國,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間,各地在當地領導機關的組織與支持下,在學校也成立了“紅衛兵”組織,也進行“破四舊”活動,也搞打、砸、搶、抄、抓。就武漢市及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來講,這些都做了,但沒有北京激烈。
這個時期還沒有出現造反派組織,把文革運動初期發生的一些問題,說成是造反派的“罪惡行徑”,要麼是無知的張冠李戴,要麼就是無耻的蓄意誣陷。
文革初期的紅衛兵是“官辦”性質,也叫官辦紅衛兵,他們是保省委、保黨委、保工作隊的保守組織。在北京,有些人走到了極端的地步,如北京的東、西城糾察隊,就是由這些人組成的,主要成員是高幹子女。他們橫行霸道,置黨紀國法于不顧,對看不順眼的人,想抓就抓,想打就打,搞得人心惶惶,最後被公安機關取締,骨幹分子被抓捕。這批人執行的是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形左而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他們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綫,破壞文化大革命的順利進行,用心極其險惡。
二〇一三年底、二〇一四年初,北京上演了兩場鬧劇,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炒得沸沸揚揚。這兩場鬧劇的主角,一是陳小魯(陳毅之子),二是宋彬彬(宋任窮之女),他們是文革初期在北京搞打、砸、搶、抄、抓的那幫人中的代表人物。陳小魯是北京西城糾察隊的頭頭之一,宋彬彬不僅在北京搞“打擊一大片”,還受王任重的指使帶了一批人到湖北武漢狠抓“南下一小撮”(指從北京到武漢串聯、主張“炮轟湖北省委“的學生,湖北省委主要領導稱他們為”南下一小撮”),保湖北省委,破壞湖北武漢地區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武漢人對此記憶猶新。陳、宋二人對在文革中被他們批鬥而致殘、致死的校領導、老師道歉,有錯認錯,這本是無可厚非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同歷史階段,犯有這樣那樣錯誤的人多得很,人們認識了錯誤,向被害人賠禮道歉,我也做過,別人也向我道過歉,這種例子在我們學校很多。為什麼說陳、宋二人的道歉是鬧劇呢?因為他們的道歉是沒有誠意的,不實事求是的。陳、宋等人在文革初期的行為與“重點是整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文革宗旨背道而馳,他們的行為是破壞文化大革命,怎麼能說成是“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呢?無論按五一六通知精神或按公安六條規定,都應受法律的制裁。他們搞打、砸、搶、抄、抓,視人命如草芥,禍害社會,殃及全國,後果十分嚴重。五一六通知不允許他們這麼幹,那麼到底是誰讓他們幹的?一批中學生有這麼大的膽子,這麼大的能量?沒有後臺誰能信?宋彬彬到武漢來,擺出一副北京來的大人物架式,到處指手劃脚,省委及各校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革初期的官辦組織)待為上賓,是因為她是奉王任重的旨意南下的,沒有王任重這個後臺,宋在武漢也就寸步難行了。因此,我認為,陳、宋要認罪,必須講清楚,他們這麼做的原因所在,他們殘害的絕不止學校的幾位老師和領導,他們應當揭露真相,讓人民群衆在四十八年後的今天,看到文革初期他們破壞運動,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歷史真相!這不是一句空洞的道歉,還冠以“反思文革”的詞句就能解决的。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想從陳、宋鬧劇中進一步抹黑文革的圖謀也不會得逞。
以陳小魯、宋彬彬為代表的一部分幹部子弟,文革初期在北京施行的暴行,破壞性很大,影響面甚廣,就是“五十天”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典型表現。這些人中的骨幹分子,本應該在文革結束後受到清算,承擔法律責任。然而因衆所周知的原因,這些人都受到了保護,不少人進了各級領導班子,有些人發了大財。為什麼會這樣,也到了該還歷史真相的時候了!不能再讓這些人繼續招搖撞騙了!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官辦紅衛兵,是學院“破四舊”及對“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進行打、砸、搶、批、鬥的急先鋒。在革命群衆反擊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過程中,他們改頭換面,變成了“毛澤東思想大學校”。武漢各高校在省委組織下,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成立了武漢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後稱一司)。資產階級反動路綫被衝垮後,保守派的紅衛兵瓦解了,武漢一司也垮了,絕大多數成員轉向造反派,參加由造反派組織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極少數堅持原來立場的人,在學校無法立足,遂與工廠的保守組織——職工聯合會結合,參與他們的活動,一直發展到參加百萬雄師。“七二〇”事件後,他們怕被抓、被打,有一段時間就躲到農村去了。
武漢地區高等學校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份出現造反的組織——名稱各異、不相統屬的戰鬥隊,十月份各校成立造反派聯合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十月二十六日成立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二司),開始領導廣大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進攻,矛頭直指湖北省委,主要是王任重。各校的鬥爭矛頭指向工作隊及校黨委的主要領導,從來沒有把鬥爭的矛頭指向群衆。按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辦事,不會也不可能發生打、砸、搶、抄、抓的違法違紀行動。就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來說,造反派從來沒有抓過人、關過誰牛棚,更不存在打、砸、搶、抄的事情,這是經得起調查的。
由此可見,不能籠統地說所有紅衛兵都是打、砸、搶、抄、抓分子。兩大派紅衛兵組織是有本質區別的,他們的目標不一樣,鬥爭矛頭不一樣,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態度不一樣,對待群衆的態度不一樣,對犯有錯誤的幹部的態度也不一樣。保守派的紅衛兵組織是按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指示辦事,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他們支持、保護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當保不住的時候,就破壞文化大革命,大搞無政府主義,對群衆實行資產階級專政,擾亂社會秩序。造反派的紅衛兵組織反其道而行之,聽從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指揮,依靠群衆,把鬥爭矛頭牢牢地指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而他們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而今,一些仇視毛澤東思想、仇視文化大革命、仇視造反派的人,企圖把水攪渾,把保守派紅衛兵的錯誤強加到當時還不存在的造反派頭上,這衹能欺騙那些沒有經歷過文革時代的年青人,一旦把他們的詭計戳穿,這些人的醜惡嘴臉就大白于天下。

(三)抓”南下一小撮”

文化大革命進入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各校的文化革命委員會均已成立,在省委領導下,開展了破四舊運動,水院也一樣。
九月上旬,水院文化革命委員會研究如何批判工作隊的錯誤,要把工作隊的負責人叫回來作檢查和接受批判。到底是讓李鳳翔回來,還是讓劉真回來,有兩種不同的意見。
按當時的情况,李鳳翔似乎傾向于少數派,而劉真當時是緊跟省委的,站在多數派一邊。經請示省裏,回復是要回去兩人都回去,要不回兩人都不回。
事情還沒有解决,武漢發生了一件未曾預料到的事情,即北京學生南下串聯到了武漢,掀起一股批判湖北省委所犯方向路綫錯誤的浪潮。
于是省委領着各校的多數派,同南下學生進行鬥爭,驅趕這些前來“點火”的學生,掀起了一股大抓“南下一小撮”的熱潮。這突如其來的事情完全打亂了省委和各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計劃步驟。
在南下的北京學生中,以中國人民大學學生趙桂林為首的一批人,是來煽風點火的(當時叫煽文革之風、點革命之火),矛頭直指湖北省委,認為湖北省委在文革中壓制不同意見,鎮壓群衆運動,把不同觀點的學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把武漢的文化革命運動搞得冷冷清清,犯了方向路綫錯誤。他們要求省委公開檢討,號召武漢地區的學生起來造反,這就觸怒了省委,于是决定反擊,把這些人稱為“南下一小撮”。
趙桂林等人來後不久,有一批北京的中學紅衛兵也到了武漢,領頭的是宋要武。她在北京是很有名的,毛主席八月十八日接見紅衛兵時問她叫什麽名字,她說叫宋彬彬,毛主席詼諧地說了一聲“要武嘛”,于是宋彬彬被稱為“宋要武”。他們是王任重請來的,是來保省委的。
省委和各校文化革命委員會對這兩批人的態度是絕然相反的,拒絕接待前者,對後者則熱情接待。前者衹能在各校少數派中活動,他們在湖北大學(現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設立了聯絡站,以後北航、清華都有學生到來,成立了“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隊”,成為武漢各校少數派的後盾,也是少數派的資訊中心。
湖北省委為了確保自己的地位,把抓“南下一小撮”作為中心任務,從九月一日起,連續召開省委常委會、常委擴大會,研究形勢和對策,不斷請示王任重,指示湖北大學搞“呼籲書”,稱北京來的“一小撮”是一股“逆流”,說這些人在北京呆不下去了,跑到武漢來搗亂,把水攪渾,企圖渾水摸魚,破壞湖北、武漢的文化大革命。省委號召人們行動起來,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堅决支持湖北省委的正確路綫。
接着,武漢市以群衆名義發出了“緊急呼籲信”,內容與湖北大學的“呼籲書”大同小異。每天晚上在省委門口組織多數派紅衛兵與“南下一小撮”和支持他們的武漢少數派學生辯論,唱《湖北省委好》的歌,跳《湖北省委好》的舞。
我到湖北省委門口看過一次辯論會,說是辯論會,實際上是圍攻南下學生,以多壓少,北京學生講話時,多數人起哄。
我們學校在抓“南下一小撮”的過程中,除了派部分師生參加辯論外,有兩件事當時很有影響。一是湧現出了所謂“省長的好兒女”,學校有幾個學生提出“保衛好省長張體學”,據說張體學以後接見了他們,少數派嘲笑他們是“張省長的好兒女”。另一件事是我院學生周宏(周小舟的兒子,是“張省長的好兒女”之一),有一個關于保衛湖北省委的演講,在武漢三鎮播放,影響很大。
在抓”南下一小撮”過程中,九月十二日武漢地區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造反派稱之為“大專兵”)在武漢大學成立,湖北省委、武漢軍區領導仿效中央领导人乘三十輛敞篷吉普檢閱,以震懾、威嚇南下學生。
王任重指示湖北省委要查清南下學生的名字,以便運動後期處理。張體學聲言,這些人運動後期要劃為右派,弄到湖北來勞動改造,他不當省長了,要當他們的勞改隊長。
九月十五日,湖北省委在洪山禮堂召開大會,張體學“代表三千萬湖北人民控訴”南下學生趙桂林等,并宣稱:“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我就是湖北佬,我是不好惹的。”引起了武漢三鎮更廣泛的辯論,圍攻南下學生的事件增多,一時三鎮氣氛緊張,這種形勢一直延續到九月下旬。
直到從北京傳來有關領導的講話,說南下學生到武漢宣傳文化大革命是革命行動,不要再次把矛頭指向學生,抓”南下一小撮”纔開始降溫。
省委大抓”南下一小撮”,事與願違,火種不僅沒有撲滅,而且越燒越烈,南下學生不斷增加。省委的剿殺行動,反而使得武漢學生更多地到南下學生的大本營湖北大學去找南下學生交流,看他們寫的大字報,瞭解更多的資訊。通過大辯論,許多問題更清楚了,武漢革命風暴的能量越積越大,一旦時機成熟,就會噴發出來。這是湖北省委及王任重沒有預料到的,更是各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人沒有預料到的。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隊對于促進武漢地區文化大革命的發展是功不可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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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4-12-04

岁月留痕  张建成著(6)

[ 作者:张建成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364    更新时间:2014/6/27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

作者简介:张建成,上海市人,生于1935年。1956年7月毕业于北京电力学校锅炉装置专业。1956年8月至1965年1月在北京电力学校、北京电力学院任教师、动力系党支部书记、电厂化学系党支部书记。1965年1月水电部系统学校院系调整,调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工作,1987年7月退休。文革前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文革中,于1966年12月上旬率院团委干部表态支持造反派,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钢二司)红水院总部勤务组副组长,后任院人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总务处处长、党总支书记,院党委副书记,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从1968年10月到1978年4月,五次被关进各类“五不准”学习班,在学习班总时间为23个月。1984年9月26日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行政职务。

(四)文化大革命的轉機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從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九月,基本上是先由黨委領導,後由工作組、黨委共同領導,矛頭向下大揭大批,然後是省委工作隊黨委領導反右派,最後由文化革命委員會領導破四舊、抓”南下一小撮”,這些都是由湖北省委領導的、有組織的運動群衆。
到八月底,少數對黨委、工作隊不滿意的學生,到北京上訪、學習、看大字報,接受了毛主席的檢閱;也有一些戰鬥隊成立,但人數不多,沒有話語權,沒有公開地向省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開火,運動基本上沒有按照五一六通知的精神進行。
南下學生的串聯,與多數派、省委的辯論喚醒了一些學生的革命鬥志,但總的來講還沒有形成組織力量,一盤散沙,各自行動,也就沒有力量,與北京的運動相比,差距很大。
我以為,從當時情况看,主要是缺乏革命的組織與革命的動力,不少人在觀望、猶豫。這是關鍵時刻,向前推一步,群衆運動就真正發動起來;往後退一步,群衆運動就會被鎮壓下去。就是在這個節骨眼上,中央要求省委組織武漢部分師生到北京參加國慶活動。
院文化革命委員會接到省委通知,着手從組織上、思想上、物質上做準備工作,决定以班、系、行政各處為單位成建制到北京。除少數審查不合格者(如認為右派學生、有反動思想的人、當權派等)外,基本上都可以去,我是屬于不准去北京的,表面上說我是當權派,實質上是認為有背叛黨委的嫌疑。
院文化革命委員會強調組織紀律性,到北京後,要以集體活動為主,特別是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看大字報,一定要集體去、集體回,到北京也是集體去、集體回。物質上,除派人到北京準備吃、住、交通等條件外,在武漢準備了校旗、彩旗等物品及聯繫列車。全院師生幾千人,浩浩蕩蕩上北京,組織工作是很繁重的。
文革前,類似的組織工作,離不開李喜爾和我,此次我是旁觀者,無事一身輕,李喜爾則忙得團團轉。師生大部隊走後,學校顯得非常冷清,我也落得休息了幾天。
到北京去的團委的同志回來後,給我講了到北京的活動情况。“十一”前,主要是準備參加十一國慶活動,參加國慶慶典,見到了毛主席。學生的情緒都很激動,這可以想象。
我在北京工作時,每年都要擔任這方面的組織工作,每年看到一年級的新生第一次見到毛主席的情景,他們拼命地呼喊“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激動得流淚,回到學校後,互相談論,給外地的同學、給父母寫信,報告他們見到毛主席的喜訊。我們到北京的師生也都會有同樣的感受。
問題在于“十一”過後。到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參觀,看大字報,去的時候還好,回來的時候就不聽招呼了,很多人自由活動,有的走馬觀花,有的仔細看,還要抄,有的去找老同學,無法統一回去的時間。
更重要的是,同學們到北京,受到了真正的群衆運動的影響,與湖北、水院比對,感到湖北省委、水院黨委、工作隊黨委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綫,而文化革命委員會則是省委執行資反路綫的產物。有些學生在北京時就成立了戰鬥隊,表示回漢後要積極戰鬥。
這次赴京參加國慶活動,是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乃至武漢地區文化大革命的轉捩點。從此以後,人們把鬥爭矛頭指向了湖北省委、水院黨委、工作隊黨委所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指向了王任重。
少數派開始組織起來,與多數派(保守派)形成了分庭抗禮的局面,進而發展成為多數派,逐步掌握主動權,在鬥爭中形成了一個派別——革命造反派。
院黨委、工作隊黨委、院文化革命委員會都靠邊站了,由革命造反派領導全院師生員工向資反路綫發動全綫進攻。

三、造反派在鬥爭中成長

一九六六年國慶後,到北京參加國慶活動的師生大多數按省委要求按時返回學校,大約20%的師生仍留在北京,他們中的不少人參加了十月六日召開的“全國在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猛烈開火誓師大會”,其中有後來成為我院造反派學生領袖的丁家顯、王新民(農水系三年級學生,文革中任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紅水院總部勤務組副組長、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革委會副主任)等人,當時他們受到極大鼓舞。
從此,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文化大革命運動起了質的變化。
首先,明確了鬥爭的大方向——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發起猛烈攻擊;鬥爭矛頭也集中指向了幾個主要領導——王任重和湖北省委第一書記張體學、校黨委書記張如屏、副書記張茀承、工作隊黨委書記劉真。
其次,明確了鬥爭要達到的具體目的——為在運動中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學生平反,銷毀所有黑材料,為郭明正平反;為了摧毀資反路綫的統治,造反派懂得必須組織起來,統一行動,不斷地壯大自己的隊伍,必須獲得話語權(宣傳陣地)。
從此,開始了水院風起雲湧的鬥爭熱潮。造反派把矛頭指向了省委、院黨委及省委工作隊黨委的當權派,而以文化革命委員會為代表的多數派則堅定地站在當權派一邊,反對和阻止造反派的一切行動。
于是,形成了群衆中革與保的兩派鬥爭。

(一)深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

學校的少數派在北京見到了毛主席,又到有關學校參觀訪問、學習,參加了在京學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猛烈開火誓師大會,也參加了有些學校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大會,耳聞目睹,大開眼界。回到學校後,這些人一方面轉抄了大量的中央領導人關于批判資反路綫的講話、中央領導在誓師大會上的講話及有關學校批判會的報導,另一方面着手進行批判資反路綫的具體行動。

1. 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誓師大會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我校由少數派組織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誓師大會在體育館召開,除少數派人員參加外,中間群衆去得比較多,會議由丁家顯主持,張茀承副書記等領導人被邀請參加大會并坐在主席臺的一側,另一側則是少數派的領導者。
會上各造反組織代表講話,表决心,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綫,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鬥爭到底。會上介紹了中央有關領導的講話和北京批判資反路綫的情况。
最後,張茀承副書記講話,表示運動初期犯了錯誤,向被傷害的革命群衆賠禮道歉,誠懇接受革命群衆的批評,願意與革命師生一道把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會場由少數派的同學維持秩序,呈現出一種全新的氣氛。
這次誓師大會的意義在于造反派第一次由自己組織群衆集會,不僅合法而且請院領導到會并講話。從此造反派不再聽任黨委、院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擺布,而是獨立地、主動地組織群衆、領導群衆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開火,宣告造反派登上了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舞臺。
誓師會後,由少數派組織的北京文化大革命情况介紹會在六教學樓的階梯教室召開,參加的人很多,走廊裏站滿了人,說明人們對文革的關心,說明人們已經改變了一段時期把不同意見的少數派看作是洪水猛獸敬而遠之的態度。不管你是誰,衹要講有關文革的事,大家都願意聽。我也是屬于這一類的人。
參加北京國慶活動回校以後,少數派幹了三件事,一是出一批大字報,介紹中央領導講話,介紹北京運動情况。二是組織召開批判資反路綫誓師大會。三是召開北京文化大革命情况介紹會。這三件事就是宣傳群衆、組織群衆,使少數派獲得了群衆的好感與信任,取得了運動的主動權。而多數派的領導人回校後無所作為,在等待省委的指示,脫離了群衆,陷入了被動。

2. 抄黑材料,促批判資反路綫深入發展

運動初期,院黨委在省委指示下,整理了一批師生員工的黑材料,以便在反右階段使用。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五日反右派時已經用了一部分,很快就刹車了,但所整的黑材料仍在,少數派師生對此十分在意。
黑材料問題,成為當時雙方關注的焦點。
在少數派師生看來,查抄黑材料,一是為了以此事來教育群衆,證明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是如何鎮壓群衆的,說明階級鬥爭的殘酷性。二是為維護自身的利益,這些黑材料如放到檔案中,不予清除,則將禍害一輩子,所以大家十分關心。
對當權派來講,這批黑材料掌握在手裏,處于兩難的境地:交給革命群衆,就會證明自己鎮壓了群衆運動,把革命群衆打成反革命,當然不能交出去;握在手裏不交,若被少數派發現了,就會罪加一等。所以有些人開始私下裏處理掉一些黑材料。
一九六六年十月底,全院批判資反路綫進行得轟轟烈烈。有一天晚上,有人發現行政大樓某單位有人在燒東西,便報告了造反派組織“井岡山”兵團。丁家顯立即組織人到行政大樓,發現有人在處理黑材料,于是要當事人交出沒有燒掉的黑材料。但對方說沒有黑材料,丁家顯下令撬開櫃子,搜出了不少由各系上報的黑材料。
這對院黨委、各總支來講則是致命的一擊。黑材料是黨委把革命群衆打成反革命的鐵證,從而也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鐵證。
燒毀、轉移黑材料是違背中央指示的,丁家顯又以此次抄黑材料為基礎,掀起了從班到院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高潮,這對于教育中間群衆十分有效。此時水院的保守派紅衛兵(“大專兵”、亦稱“毛澤東思想大學校”)已經陷入被動,無所作為,但其組織結構和骨幹成員依然相當完整。

3. 搶奪廣播台,建立宣傳陣地

一九六六年的十一月初的一天晚上,武漢水利電力學院行政大樓裏發生了造反派與保守派之間直接的大規模的衝突。
造反派要占領設在行政大樓四樓的廣播台,“毛澤東思想大學校”(保守派)則組織人保衛廣播台,雙方發生了直接衝突。
造反派為什麼要搶奪廣播台?院廣播台被稱為黨委的喉舌,廣播的內容除報刊社論等重要文章外,主要是廣播保守派觀點的稿子,造反派的稿子一律不予播出。原來廣播台的工作人員,稍有不同意見,則被清除出廣播台,如徐海亮、宋志榮、劉萍、伍必慧等先後均被清除。
造反派認為,廣播台應該為文化大革命服務,應該廣播批判資反路綫的稿子。丁家顯等人認為廣播台掌握在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人手裏,應該把它奪過來,讓廣播台為革命路綫、為革命派服務。
丁家顯召集有關人員開會,研究奪取廣播台的戰鬥方案。會上决定由王傑生、韓同良組織30個人主攻,丁家顯率領造反派增援。
造反派搶奪廣播台的打算,早為“大學校”所掌握,衹是不知道何時動手。他們調集“大學校”的學生及部分工人進駐行政大樓,24小時有人值班。
造反派為了麻痹對方,動手的當天晚上在體育館召開批判資反路綫大會。中途,王傑生、韓同良帶人冲入行政大樓。守樓人員還未反應過來,他們已冲到頂樓廣播台門口,由于廣播台門口的樓梯很窄,人多沒有用武之地。廣播台的人頂住門,冲不進去。接着,廣播員向全院廣播:“緊急呼籲!緊急呼籲!現有一小撮反革命暴徒正在搶占廣播台,全體革命師生趕快行動起來,保衛黨的宣傳陣地、保衛廣播台,堅决粉碎一小撮階級敵人的反革命陰謀。”
很快,聽到廣播的人湧到行政大樓,工人冲進去把王傑生他們拽下來,逼到三樓。王傑生、韓同良等商量,攻不上去,也不能退出行政大樓,要乘機在行政大樓搞個據點,于是進入三樓西頭大會議室據守。大樓外面,丁家顯率領大隊人馬增援王傑生等人,但“大學校”的人馬也已到達,互相僵持着。又不能硬冲,怕造成人員傷亡,後來丁家顯與王傑生取得聯繫,指示王傑生堅守行政大樓,待機行動。到下半夜,雙方人員逐步撤走,行政大樓門口由屬于“大學校”的工人把守,學生不能隨便出入。
三樓的造反派不能從行政大樓的正門出入,第二天他們設法做了個軟梯,人員出入、食品及水的供應均經軟梯來解决,行政大樓的工作人員可以經大樓門口出入上下班。
就這樣相持了半個月以上,隨着文革的形勢越來越有利于造反派,“大學校”中的學生、工人開始分化,無心堅持與造反派鬥下去,廣播台纔順利地為造反派掌握,開始了內容全新的廣播。水院的老人對學生廣播員宋志榮、劉萍的播音是記憶猶新的。
在相持階段,我得知有人在策劃用總機房蓄電池的硫酸腐蝕軟梯(從三樓下垂的軟梯,要經過總機房的窗戶),以切斷造反派進出行政樓的途徑。我聽後感到問題比較嚴重,搞不好會摔死人。在一次造反派學生來訪時,我要他告訴有關人員,軟梯用時放下,不用時收起來,結果沒有發生什麼問題。
批判資反路綫取得勝利,“大學校”垮了,造反派一統水院天下,武裝部的劉妙先被批鬥,有人打了他,說他想用硫酸腐蝕軟梯,要害死革命小將,并將他“開除黨籍”,強迫黨委組織部長燒掉劉的入黨志願書。
這給劉妙先極大的打擊,嚴重地造成了劉妙先的心靈創傷。雖然我不知道腐蝕軟梯的這個策劃人是誰(我聽到的是“有人”,沒有講誰),也沒有給造反派講過是劉妙先,不知道其他人給造反派講過沒有。但我給造反派出過點子,肯定引起了他們的警覺,他們會想到我的“點子”不是空穴來風,于是追查。所以這事我應負一定的責任,也向劉妙先表示歉意。
4. 為郭明正平反
郭明正事件是水院文革初期院黨委、省委工作隊黨委把革命群衆打成反革命的最典型案例,也是他們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典型案例。
因此,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鬥爭中,造反派必然要提出為郭明正平反這一問題,而那些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人(包括王任重、省委和院黨委中的某些人),則要千方百計地阻礙為郭明正平反,鬥爭異常激烈。
把郭明正打成反革命,而且公開逮捕,本身就違反了“十六條”的精神,把革命群衆打成反革命,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突出表現之一,何况郭明正根本不存在所謂“持刀行兇”問題,那是堅持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人為了自身利益而編造的一個謊言。
在全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形勢下,黨委應主動提出為郭明正平反纔對。然而當造反派提出“立即釋放郭明正”、“為郭明正平反”的要求後,有關人員却說:“郭明正是省公安廳抓的,黨委無能為力。”“你們可以向省公安廳反映。”
造反派到省公安廳要求放人、平反,得到的答復是:“郭明正是學校報上來要求抓捕的,既然抓了,就要按司法程序進行調查、取證,哪能說抓就抓,說放就放。”“有什麼問題讓學校來談。”
總之,學校推給省公安廳,省公安廳推給學校,他們玩推磨戰術,忽悠造反派。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工作隊黨委書記劉真在全院師生員工大會上作檢查,為運動中被打成右派的幾個學生“平反”(口頭)、賠禮道歉,要他們上臺去拿被整的材料(他們沒去),但就是不提郭明正的問題。
這說明,領導上的檢查也好、平反也罷,都不是真正認識到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危害性、嚴重性,更不打算認真改正。他們衹是在應付,因為中央說錯了,要檢查,要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革命群衆平反,所以他們纔不得不檢查、平反。
但觸及他們靈魂的東西就不敢去碰,也不願去碰。因為像郭明正這樣的案子平反了,將會使有些人暴露出極其醜惡的靈魂。
省裏解决不了,無奈的造反派决定派代表團上訪。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代表團出發了。
到北京後,他們向中央文革及有關首長遞交了郭明正案件的材料,希望中央首長接見聽取面訴。在等待接見期間,他們兩次參加了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活動,兩次見到了毛主席,同時到北京高校學習、參觀,開闊眼界。
在此期間,學校與省委知道了造反派已派了為郭明正平反代表團赴京上訪,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釋放了郭明正,釋放的理由不是抓錯了,而是因為郭明正“出身貧農,在獄中表現好,可以教育、寬大處理”。省公安廳副廳長徐耕耘親自談話,對郭明正說:“他們(指到北京上訴的人)這些人是受過打擊的,想出口氣。你回去後要把握運動的大方向,不要搞這件事了,因為這是個人的事(指平反)。”“現在有些人在給你翻案,你要慎重地對待這個問題。運動反復是很大的。”
他們在玩權術,他們心裏很虛,知道一旦上告到北京,北京肯定會下令釋放,所以他們先把人放了。北京叫放人,他們早已放了,說明已經改正錯誤了。但對郭明正本人,對水院的廣大師生,决不能說黨委、工作隊錯了,省公安廳錯了;衹是因為郭明正出身好,進去後表現好,可以教育、寬大處理,所以纔釋放的。也就是說把郭明正打成反革命是對的,抓他是對的,現在放他也是對的。既然沒有錯,當然也就沒有平反之說了。
郭明正被釋放出來後,造反派把他送到北京與上訪團匯合,成為上訪團的一員,可以有機會直接向中央領導控訴院及省兩級有關人員對他的殘酷迫害。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上午9時,謝富治副總理率公安部、最高檢察院的有關領導接見了上訪團,謝副總理與上訪團成員一一握手,詢問名字,問老家在哪里,很親切。聽取了上訪團的彙報及郭明正的控訴後,謝副總理表態,郭明正是好同志,應該平反,他堅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在整個會見中,謝副總理與郭明正握了四次手。謝副總理當即决定,由公安部向省公安廳打電話,最高檢察院向省檢察院打電話,明確告訴他們,要為郭明正平反。上訪團取得了徹底的勝利。
如果省委、院黨委按公安部、最高檢察院的指示辦,為郭明正同學徹底平反,對所犯錯誤作個檢討,事情也就完了。但對于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少數人來講,他們還要作拼死的抵抗、垂死的掙扎。
省委要人、書記處書記李衍授得知公安部及最高檢察院的指示後,不甘心地說:“他們坐在北京也不下來調查,聽了片面之詞就做决定。”李的這一表態,院裏的某些人心領神會,立即組織反對為郭明正平反的上訪團赴京。上訪團的關鍵人物董兆花(郭明正班上的文革領導小組組長、黨員,“大學校”的中堅分子)當時正在徒步長征,學校即派出小車將其接回。保衛科到省公安廳複製了郭明正案件的全部材料。他們到北京後找到公安部、最高檢察院,遞交了證明郭明正有罪的材料,反對公安部、最高檢察院的决定,要求撤回為郭明正平反的指示。他們到北京就是為了“反平反”,但他們的行為是逆歷史潮流的,所以不會得逞。接待站接了材料,接待員聽了他們的敍述,要他們正確對待,勸他們回學校參加運動。,當然更不會有中央領導接見,他們的北京之行以失敗告終。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郭明正案件,是一面鏡子,它照出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與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的鬥爭是何等的激烈、尖銳、殘酷,又是何等的艱難。
郭明正作為一個學生左派、團支部書記、班領導小組副組長,因為講了在運動初期黨委封左派是不對的,竟然被打成右派、打成反革命,坐牢107天。
在中央指示此舉錯誤、要為郭明正平反後,省委有關領導抵制、鼓勵學校派出“反平反”團上訪,企圖阻止歷史車輪的前進。這說明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人不會甘心失敗,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他們還要作垂死的掙扎,還要進行瘋狂的反撲。正如毛主席所說:“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决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而對于革命者來說:“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决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
從參加北京國慶活動返校到十二月底,經過三個月的揭發、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揭露院黨委、工作隊黨委整革命群衆的黑材料及“七一五”反右、抓捕郭明正等執行資反路綫的事實,到黑材料的曝光、郭明正平反,反反復復的一系列事件,讓人們清楚地看到什麼叫鎮壓群衆運動,什麼叫把革命群衆打成反革命,什麼叫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什麼叫兩條路綫的鬥爭。一系列的事實使大家具體地看到了,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是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的,從而教育了廣大群衆。
保守派的“大學校”從組織上、思想上都瓦解了,很多人轉到了造反派一邊。原來堅定的人,也開始懷疑省委、黨委中一些人言論、行動的正確性,于是開始逍遙起來了。“大學校”已經不攻自垮了,院文化革命委員會也在鬥爭中靠邊站了,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人孤立了,造反派隊伍壯大了,在鬥爭中組成了各種兵團,相互支持,形成了有戰鬥力的組織,掌握着運動的大方向、主導權,控制了學校的宣傳陣地(廣播台與院刊)。造反派已經在政治上、組織上、宣傳上都處于主導、主動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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