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应用 会员列表 统计排行 搜索

  • 1415阅读
  • 1回复

秦永敏  “7•20事件”与武汉的“造反派”和“保守派”

楼层直达
级别: 管理员

“7•20事件”与武汉的“造反派”和“保守派”

作者: 秦永敏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震惊世界的“7•20”事件,与全国各地“造反派”和“保守派”长期共存并实现所谓“革命的大联合”不同,武汉地区一度以“造反派”大获全胜,“保守派”彻底崩溃的独特局面著称于世。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震惊世界的“7•20”事件,与全国各地“造反派”和“保守派”长期共存并实现所谓“革命的大联合”不同,武汉地区一度以“造反派”大获全胜,“保守派”彻底崩溃的独特局面著称于世。

既便如此,“保守派”仅仅蜇伏一两年后,待“走资派”变成“革命领导干部”进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便在名不顺言不正的情况下大规模卷土重来,在“打倒四人帮”后,更是彻底“平反昭雪”,取得了最后胜利,与此同时,“造反派”也真正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了。

由于以上的特殊情况,武汉地区“保守派”与“造反派”相对于全国而言或许最具有纯粹性和典型性,对它们的剖析,无疑可以为弄清“文革”的许多奥秘提供良好契机。

日前,笔者碰巧在一本小册子《军事沙龙》(晓城编 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或许系伪托])上看到一篇题为《‘兵谏’!‘兵谏’!‘兵谏’!——陈再道上将含冤实录》的文章。根据笔者对“7•20事件”的经历,该文为陈再道本人提供素材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因此,笔者不妨以陈再道的叙述当作史实,对“7•20事件”与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进行一番探究。

考虑到对历史进行可以说是同步的研究时,当事人很难不受自己个人偏见影响这一点,笔者不妨将自己有关的经历简介一下。

1966年“文革”开始时,笔者是一个刚刚小学毕业,年仅13岁的少年。一天,偶然与交际广泛的小学同学曾庆普来到位于武汉市青山区委对面的武钢公司大楼——时称“九•一三”大楼,懵懵懂懂地加入了一个叫朱云根的人创立的“武钢机总厂古田兵团”,并领到一个红袖章,算是加入该组织了。不料第二天再去该兵团总部时,另一个头头听说我家出身是“手工业”便立刻又将红袖章收了回去。事后知道,该兵团属“走资派”操纵的“保守派”, “7•20”事件前,已演化成“百万雄师”的一个基层组织。不过,“参加”和“革除”该组织对笔者“文革”中的观点以及现在的看法没有任何联系,只是那个荒唐时代微不足道的小插曲而已。自那以后,笔者再未参加任何“文革”组织。不过,由于受某些亲友影响,在“7•20”事件前后,形成的是同情“新华工”为首的“造反派”的“新派”的观点,认为他们有理论有策略,说话做事都在理。即使今天回想起来,仍觉得当年武汉地区“造反派”中“ 新派”之所以得到知识层次较高的人的广泛支持,的确是与他们严密的思维逻辑和慎重的社会行为分不开的。

(一)“文革”和“7•20”事件的前奏

陈再道在文中谈到,1966年8月中旬,他从疗养地北戴河返汉前在北京停留时曾对徐向前说:“武汉军区没什么问题,搞‘四大’也不怕。”徐向前却不以为然:“你不要以为你那个军区没有问题,‘四大’一搞起来,问题就会成堆的。他(指林彪)是主张在军队开展‘四大’的。”

的确,要说“文革”“造反派”和“保守派”,就不能不从“四大”——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谈起。自从1949年中共武装夺取政权以后,便以“与论一律”取代了言论自由,但某些时候,当局又需要某些普通老百姓说出他们所不愿说,不能说,不好说,但又必须说出的话。于是,从五十年代末开始,毛泽东便摸索出了一条“四大”门径,到了“文革”时代,这种方法竟成了官方认可的最主要的政治运动形式。

徐向前说得不错,到了“文革”时代,任何一个党政军机关,只要允许搞“四大”,问题就一定会“成堆”,因为此时人民群众已经不像五十年代末被一系列的杀人运动(从“镇反”到“反右”,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非命恐永远无法得知了)整得只能说好不敢说坏。像历史上任何时代一样,政治气氛缓和的时间越长,冒死说话的人就越多。“文革”前的十七年里,等级授职制的中国形成了这样一个惯例:每一个党政领导人在职权范围内都是党的化身,特别是57年反右运动后,更形成了党委、党委书记就是党,反对党委书记就是“反党”的政治模式,除非是更上一级的党政领导人,谁也不能对他们有什么意见看法。可以说“文革”前的中国已经产生了数以万计的毛泽东——任何一级党的书记在他的职权范围内都像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和政府中一样,不仅享有绝对权力,而且是绝对真理的化身。

当然,应该指出,由于共产党夺取政权过程中的确形成了一些传统,加上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强制灌输和闭关锁国的绝对封锁信息,共产主义道德在浸透儒教文化的中华民族精神领域于文革前应说从形式上已经得到暂时认同,因此,当时的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一样,恐怕都是有史以来最纯洁最清廉(但绝非有效率,绝非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腐化现象相对来说当然也就最少。

不过,考虑到这时中国普通百姓极低的生活水平和由官方意识形态造成的对任何经济和生活差异的极度敏感,就是那么一点特权及其物质享受上的差距,只要一公诸于众,也会引起巨大的愤懑。

何况,每级官员不允许任何人漠视的绝对权力在漫长岁月里压制民意造成的怨毒情绪,本身就已像积蓄了巨大能量的火山一样,只要找到突破口,随时都会爆发呢?

而且,十七年来长期大规模地整人,整成了“地主富农”、“坏分子”、“反革命”、“右派”、“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不清分子”的人固然从此不再有任何说话的资格,但比起他们来,人数要多许多倍,多年来侥幸过关的“落后群众”却不仅怒火中烧,而且随时必然会借机发泄。这一点,对搞“四大”而言,无疑是比官僚腐败更具有助燃力的引火材料。

与此同时,“文革”造成了一种全新局面,以往的政治运动一直“矛头向下”,各级官员可以任意整治其下属和人民群众,从而给自己树立了无数的敌人。“四大”本来也是“矛头向下”的工具,但这一次毛泽东为整“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则反过来把它交给人民,让人民用它来“矛头向上”,按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串连时人手一册的“十六条”的官方说法就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除毛泽东自己本人和极少数他信得过或不能整的共产党要人外,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到各中央机关和所有省级以下官员都在可整之列,一言以蔽之,毛泽东发动“文革”使除了他本人和几个亲信之外的各级领导人都破天荒的进入了可整之列,这样,“四大”此时才因而成为人民群众和下级僚属对各级官僚进行报复和攻击的工具。

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四大”作为“文革”时代的一种特殊的言论自由方式,必然具有两重性:首先,它使中国人“解放”十七年来第一次有了一点言论自由的机会,尽管这种言论自由必须以拥护毛泽东和“文革”为前提,同时以毁灭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积累和一切外来文化为前提,但就针对毛泽东数人之外的中共高官和省级以下官员进行暴露、揭发、批判来说,确实可以用当时的特种语言,以演说和大字报形式任意渲泄自己心头的积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等级授职制的各种要害。当然,这种暴君下的暴民式言论自由的无穷弊害则是,这些能够运用“四大”的人只要不直接反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便可以对自己的任何言论均不负责,不管这种言论是造谣诬蔑,还是栽赃陷害。

顺便说一句,当1979年邓小评说“四大从整体上说没有起什么好作用”,并通过全国人大将之取消时,笔者正在武汉推进民主墙运动,因而对他的说法十分抵触,现在冷静地反思起来,他的说法其实是十分准确的,问题的要害在于他没有把取消“四大”和用法治手段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联系起来,从而堵塞了人民自由发表意见的最后一点言路。

就“文革”初期大字报的内容而言,数量最多比例最大当然也最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所需要的,当然是以极左语气指责“资反”路线和对各级干部“跟”毛泽东“不紧”的“大批判”文章,但不久以后,“四大”带来的一点思想自由就使人们开始动脑筋揭露各级“走资派”“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比如笔者当时便看到大量揭露陈再道强奸几十名妇女,包括他姪女的大字报,当然如前所述,这些大字报内容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值得研究),然后在一定程度上发展成新闻报导,一些热衷于新闻的“群众组织”不断将全省乃至全国各地的动态,甚至偶尔还将外电(敌台)报导的不利于“帝修反”的消息披露出来(例如苏联宇宙飞船发射失败之类)。显然,如果不是当局后来进行控制,由这种大字报和后来各派组织自办的报刊自发地发展出真正的言论自由局面也并非没有可能。但实际上即使在“文革”中最混乱的岁月,中共对大字报和各派组织报刊内容的监控也从来没有松懈。例如北京一名曰“动态”的报刊因几次报道了“中央文革”的动向,便立即遭到江青点名取缔。因此就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言,绝对不会容忍“四大”的内容像生物进化一样“无限偏离”他打这张牌的宗旨。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徐向前等中共元老对“四大”会搞乱社会的担忧,客观上看也有其两重性:他们希望维持“文革”前的秩序,固然是不愿意眼看着整个社会由此陷入动乱,但从本质上讲这也是害怕人民通过“四大”拥有言论自由以后能随时揭露官僚的问题以及制度弊端,所以,极左派以外的中共元老反对“四大”,当然主要是表现了一元化专制政治对人民可能会享有“言论自由”的本能恐惧。

再看陈文,陈再道说:“1967年2月初,武汉和由北京南下的部分军内外造反派强行占领了设在汉口的《长江日报》的红旗大楼,并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这个声明通篇充满了极左思潮,什么‘子弹上膛,刺刀上枪’,什么‘丢掉幻想,投入战斗,在四面围攻,内外夹击的战场上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等等。

“他们在这个声明发表之后,到处冲杀,到处抓人,甚至连持不同观点的群众也要批评、游街、示众,武汉三镇搅得乱糟糟的,许多干部和群众惶惶不可终日。更为严重的是,到了2月21日,他们竟兴师动众,冲击了军区‘支左’指挥部。他们的这些行动引起了武汉军民的不满,后者强烈要求军区对他们的声明和社论表态。军区‘支左’指挥部的干部甚至要以‘罢工’对此表示愤懑。这些干部找到军区副政委叶明说:‘军区再不表态,我们不干了。’3月17日,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外地执行‘军委八条命令’的做法,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抓、抄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3月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这些措施有效地稳定了局势,制止了打、砸、抢、抓、抄活动,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大批干部和群众得到了保护。”

陈再道的以上说法,的确建立在对他自己和武汉军区当时的作法的客观介绍基础上,不过,凡是涉及到两派的问题,显然丝毫未跳脱他当时便持有的偏袒保守派,仇视造反派的观点。他的这种观点绝不是偶然的,并且几乎可以代表除极少数人之外的中共党政军干部的普遍看法。正是针对这种看法,邓小平才代表中共中央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提出政策性指导意见:“两派都不对。”

为什么中共党政军普遍仇视造反派,青睐保守派?这里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政治生活原因和漫长的历史渊源。

从1949年到1966年,通过十七年的执政,中共不仅将其党和军队的金字塔型权力体系全盘搬进了政府,而且通过它所操纵的各种社团将其盘根错节的控制体系伸展到了全国城乡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控制体系不仅继承了中国古已有之的“保甲”制度传统,而且还利用共青团、工会、妇女会、少先队、民兵、贫下中农协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工厂企业的车间、班组、农村公社生产队等形形色的社会、政治、经济组织,对整个中国进行全面严控,正是依靠这些组织和骨干成员,在中国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当局都能通过它们对老百姓进行从精神到物质(从吃喝拉撒睡到生老病死无所不在)的全方位控制。因为这些组织均深入到社会基层的每一个领域和任何部分进行多层次、多网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控,使任何中国人无不在其掌握之中。虽然所有这些组织都没有独立决策的权力,但是作为党的工具,在党和政府不便管不能管的地方它们却是党的意旨的忠实执行者,这些组织的上层直接由党人担任,其最基层负责人及骨干分子即使不是党人,也是其充分信任的外围,不言而喻,他们也都能依其职位高低和重要程度享受各种等级特权或相应的青睐照顾。顺便说一句,直到九十年代的今天,这种情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出现虽然为人们挣脱其控制提供了一些条件,但从当前来看,当局又以“个体劳动者协会”和工商管理等部门进行了“拾遗补阙”。

以工厂和农村为例,前者的最基层组织是班组,班组的十几名成员中除开具有政企合一性质的班组长(虽然他们绝不是政府官员,却是其控制的工具)之外,还有工会组长、团小组长以及一个或几个党员(这些身份常常是多重交叉的),后者一百多人的生产队里,除了生产队长,还有会计,出纳,记工员,民兵排长,团小组长,妇女队长以及几个生产小组组长。因此,仅从基层看,这些组织中带“长”的成员便至少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几,也就是十几个人中就会有一两个,当然,如果所有人都有特权,,也就无特权可言了。一般来讲每个带“长”的周围,总有一到几个亲信,帮助其完成控制其他成员的任务。而所有的“长”中,只有一个是真正掌握摆布他人的权力的(例如工厂班组长和农村生产队长),其他的通常必须以此人为中心。因此,从社会基层看,真正成为当局控制其他人工具的,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二三十,正是这些人 组成了文革中的“保守派”。这种情况则是毛泽东“子要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的观念的社会表现,也就是说,毛泽东

这种空前复杂而紧密的控制网络,以及在社会基层达总人口一至三成的“群众基础”,便是当局以旷古未有的严密程度牢牢掌握权力的真正基础。由于任何中国人都有一个“单位”,在“单位”里,只要令控制他的这些“长”有任何不满之处,就要受到“批评”和“处分”,既从精神上和物质上予以惩处,如果他们胆敢对这些“长”有什么反抗的表现,就必然会遭受更严厉打击的厄运,如果这种反抗对准的是党组织本身的领导人,那么作为“反党分子”即使不打成“反革命”,“右派”,“坏分子”乃至坐牢杀头,至少也在单位里“永世不得翻身”!

正是这种情况,使中国人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成百万地饿死也无法表示半点反抗的意愿。但是,再可怕的控制手段,也不能使大部分长期遭受压制的人不对当局持消极反抗的态度,其利害关系当然使他们不会站到“保守派”一边。

“造反派”作为十七年中倍受打击的人,大约也占普通百姓的百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三十。不过他们之中还可划分为两类,用毛泽东的手法,一类属于“敌我矛盾”。属于“敌我矛盾”的,包括“历史反革命”,即解放前国民党和日伪政权的党政军特人员,解放时家庭成分判为“地主,富农,资本家”的,以及“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等解放以来大小几十次政治运动中被“杀关管”的人及其这两种人的家属。由于中共在“文革”中变本加厉地实行“专政”,这些人作为“专政对象”虽然是文革前受压最深的人,却只能含悲忍辱苟且偷生,根本不可能表示任何态度,否则立刻会被保守派作为打击对象公开打击,被当局作为“反攻倒算”“企图变天”的阶级敌人加以镇压。但是,在大城市里他们的子女中,还是有少数人“初生牛犊不怕虎”,作为其代表投入了文革,并因此引起过争论

那些因为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家庭,虽然“小错不断”但从来“大错不犯”的人,那些因种种原因在政治运动和日常生活中胆敢与领导顶牛却又整而不垮的人,那些在积极争宠,争权夺利中失意官场却又能维持体面地位的人,还有那些怀才不遇时刻想出头冒尖而遭受领导压制妒恨的人,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虽是领导的眼中钉肉中刺并且觉得比“敌人”更加可恶,却又不可能像对待敌人那样用残酷手段加以镇压。用当时的话说“他们常常说了阶级敌人不敢说的话,做了阶级敌人不敢做的事”。进入“文革”时代,正式这些人组成了“造反派”最主要最活跃的社会基础。

除“十七年的即得利益者”和“十七年的受压迫者”之外,还有占中国百姓一半左右的“普通群众”,这些人由于17年中没有享受什么特殊待遇,从感情上自然也就倾向于“造反派”,希望局势的变化能对自己有利。

应当说,“文革”前十七年形成的这种格局,是理解“造反派”和“保守派”历史递嬗的一个重要玄机,尤其是理解运动头一两年“造反派”为什么会获得极大支持的关键。

陈再道一文没有提及,甚至有意忽略了“文革”早期“打砸抢抓抄”的始作俑者不是“造反派”而是“保守派”的前身这一事实。

尽管毛泽东搞“文革”的正式目的是“整走资派”,但“文革”的起点却是由“走资派”推波助澜整文化人“三家村黑帮”“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在各级党委的组织领导下成立“文革领导小组”,“红卫兵”,“革命造反队”,对“剥削家庭”,“历史反革命”,“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批斗,游街,抄家,毁灭文物等等把中国社会推向动轮边缘的。

直到毛泽东反复强调,要牢牢掌握“整走资派”这个斗争的大方向,一批头脑简单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和思想极左的“革命闯将”才通过“矛头向上”异军突起,大肆揪斗省级和以下各级党委书记,才使曾经嚣张一时的由“血统高贵”的中央党政军子弟(如受到毛泽东接见并且给毛泽东带上“红卫兵”袖章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宋任穷之女宋彬彬、此人曾打死杀死多人)统帅的“老红卫兵”们的“联合行动”黯然失色。

这些“矛头向上”的青年学生组成了新的带偏正词的“红卫兵”(如武汉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即“二司”,“东方红红卫兵”即“三司”,以区别于只有中心词“红卫兵”即由高干子弟统率的“三字兵”。

那些社会上的“革命闯将”则成立了名目繁多的组织,他们不仅完全脱离了各级党委的领导,而且专门以“火烧、炮轰、打倒”后者为目的,正因此,这些学生和社会人士的组织才被称为“造反派”。

毛泽东和中共在“文革”中的政策不仅是经常变化的,而且往往被形势推着走,在成立组织问题上,最先是不准学生以外的人成立,但当“造反派”由造反的学生组织孵化出来(武汉地区夏朱胡等人最先就都在湖北大学学生造反派中“入伙”并设了一个联络站),并且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肯定,社会上的“保守派”才在各级党委操纵下以“文革”前的工会为中心成立了“中华全国职工联合总会”。不料,这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针对它们又规定不准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于是它们又化整为零,并且几次改名更姓以求生存。

所以从天然渊源上看,“保守派”的组织脉络可以追溯到“文革”以前的御用工会,但从正式得名的时间上看,确实由于“造反派”揭竿而起打得“走资派”和他们的追随者措手不及,才在“走资派”支持下集结起来向“造反派”反击而形成的,所以得名反而晚于“造反派”。

回顾到此,不难理解“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冲突,绝不像陈再道所描绘的那样完全是由为“造反派”到处冲杀,到处抓人,甚至连持不同观点的群众也要批斗、游街、示众引起,而是因为“造反派”揪斗“走资派”引起后者的恐慌,便有意无意唆使“17年的即得利者”,那些从前受惠于他们并担任各种基层组织头头(上述朱云根即是)和骨干的人成立起组织(上述“武钢机总厂古田兵团”即是)来保卫自己,从而才造成群众中的两派冲突。

说到这里,必须弄清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口实和目的,如前所述,“造反派”的产生只是因为“矛头向上”,而“矛头向上”恰恰是毛泽东搞“文革”的新发明——“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要求的,毛泽东说“不讲全部,也不讲绝大多数,起码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地方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然而,今天我们越来越清楚的是,持续两年多的运动,到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和“九届大”两个文件出来以后,人们才日益明白他的真实目的,不过是为了把将中国从经济崩溃中引导出来因而威望日升乃至于要和他并驾齐驱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用非法手段打倒、害死,而将神化他的宠臣林彪及自己的老婆江青扶植到关键岗位上来罢了。

不过,就当时而言,几乎所有中国人尚都被他蒙在鼓里,特别是“17年”中受压的普通中国人,几乎无人不认为,“文革”前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毛泽东带给人民的,一切丑恶的事物都是“走资派”们“奸臣误国”的结果。特别是“十七年”中受压的人,除了“专政对象”外,更虔诚地相信,现在是毛泽东带领自己清算“走资派”的罪恶,给自己带来真正解放的时代了!正因此,他们不仅对毛泽东“无限崇拜”,而且对“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冲杀”的“造反派”格外钦佩,并以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方式对“造反派”进行支持和声援。说来好笑,“保守派”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也从另一种角度对毛泽东“无限崇拜”并且感激涕零,在他们看来,自己“十七”年中的受益是毛泽东通过各级党政组织带给自己的,毛泽东发动“文革”针对的绝不是自己的领导而是另外的人,自己保卫党政组织也就是保卫毛泽东!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革”这种荒唐的政治活动在头一两年竟确确实实把全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发动起来了!

那百分之二三十在“文革”前受压制的人(“专政对象”除外)听到毛泽东关于“整走资派”的“最高指示”,恍然明白自己多年挨整原来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那百分之四五十“文革”前也跟着挨霉受气的“普通群众”,受“无限崇拜”的狂热迷信摆布,此时当然认为毛泽东是在带领自己“继续革命”,而不必对他的指示作任何解释,而那百分之二三十“十七年的即得利益者”,一方面坚信他们紧跟的各级党政领导人是属于“相当大一个多数”之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保住这些党政领导人不仅关系到所谓“政治上的是非”,更关系到自己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切身利益。此外,他们对毛泽东“文革”以来的指示,包括整“走资派”的号召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解释,就是把那些支持“造反派”的官员当“走资派”来打,从思想意识上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反右”时代的那一套东西,并直接提出了“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行动上则更是像当年“反击右派”时那样严厉地压制和教训前两种人,不准他们揭露单位领导的“右倾”政治错误和各种道德及腐化问题。这类作法就是当时所谓的“捂盖子”。

1967年上海的“一月风暴”席卷全国的后果,是各地省级以下党委全部瘫痪,党政领导人物全部被“造反派”打倒。

应毛泽东之命“夺取”了各地党政大权的“造反派”们作为一哄而起的“乌合之众”,事实上不过是冲毁了党政机关而已,他们既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真正掌权,事实上,就连他们自己的命运,也被“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中。毛泽东又是靠什么掌握局势呢?对他的个人崇拜当然不失为摆布虔诚信徒的极好工具。但是,必须指出,不仅全国范围的狂热个人崇拜本身就是依靠权力强加于人民的,而且,离开了专制权力,这种个人崇拜也绝不可能维持多久。因此,毛泽东控制全国的真正秘密并不新鲜,而是与人类历史上的一切超级强人一样——依靠一支绝对效忠自己的强大军队!笔者在“林彪反毛纯属附会”一文中已引证材料指出过,“文革”中北京地区就是调动一个连队去割麦子这样的区区小事,毛泽东都要亲自过问,便是伟大导师精于权术的一个极好证明。对毛泽东而言,为了把“功高震主”的刘少奇搞掉,只有通过“文革”这种“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冠冕堂皇的说法才名正言顺(否则必须找出充分理由交党中央政治局讨论,并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当然,他搞文革也是为了达到进一步神化自己,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威的目的。为此,顺便将大批追随自己多年的有功之臣整死整垮也在所不惜。但是,作为一个极端的专制主义者,他也深知无论何时军队绝不能乱,离开一切行动听他指挥的军队,他将不仅无法维持半神的地位,想收拾混乱的残局也不可能了。因此,1967年初,毛泽东在操纵上海“一月风暴”并进一步搞乱全国以掩盖自己与刘少奇争权的同时,也让林彪等人发出了“军委八条命令”,以稳住帮他打江山保江山的强力工具。

各地“封疆大吏”——即各大军区司令部们,在这种情况下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由于地方上小规模的军事调动一般不至于威胁中央,毛泽东当然犯不着事必躬亲,因此各大军区司令员此时在当地实际上控制着一切权力。当然,他们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早已形成了绝对效忠毛泽东的性格,只要毛泽江一声令下,他们便会不折不扣地去完成任务。但是,这一点却不仅不排斥他们有着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且恰恰是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之上的,只不过是因为以往毛泽东的命令与他们的个人利益高度一致,因而掩盖了后者而已。进入“文革”时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揪“走资派”不仅伤害了他们的感情,而且直接威胁到他们自身的安危。因为“文革”前十七年的中国,从来都是高度军政一体化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通常都兼任军队的第一政委。这样,就当地而言都是军队在行政上受地方领导制约,而地方在军事上受军队控制。比如武汉军区的第一政委就是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兼任。也许,这在平时会造成一些军政摩擦,但在“文革”条件下,地方领导被统统打倒,军方却不能不感到唇亡齿寒。何况,毛泽东已明言要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派”,他们怎么会不清楚,形势发展下去,地方领导人的今天,就是他们军方领导人的明天?此外,中国的地方领导人都是从军队中转业的,按资历和军职往往还高于军方同级官员,并且一直和军方任务保持着紧密联系。因此,各地军区司令怎么能不对地方行政长官乃至整个行政机构被“造反派”打倒感到怒不可遏?

在这种情况下,封疆大吏们虽然不敢公然反对毛泽东本人的“文革”政策,但既然“保守派”作为地方官员(“走资派”)的社会基础正在与“造反派”血战,那么他们接到“支左”指令时,又怎么会不大力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呢?

如此看来,陈再道对当时情况的述评,“述”还是基本客观的,“评”则完全站在“保守派”一面说话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他所谓造反派的“这些行动引起了武汉军民的不满”中的“民”,与以往几千年的官府一样并不指全体百姓,而只指顺从他们的那一部分人,在这里,也就是指占总人口三成左右的“17年的既得利益者”,而他抓捕的“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正是其他响应毛泽东“文革”中的一系列指示,率领百分之七十“文革”前“十七年受压制的人”和普通群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工人总部”人员。

对这时的“造反派”头头,也应做具体分析,他们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社会性代表人物,当然不能和“文革”前十七年受压制的人划等号。固然,“保守派”指责“造反派”中“牛鬼蛇神”多,具有一定的诬蔑性质,不过,后者的成份远较前者复杂,应是不容争议的事实。无疑,“十七年”中的“专政对象”见一直整他们的“走资派”也挨起整来,当然会暗自幸灾乐祸:“原来你们也有今天”!对“十七年”中作为“走资派”牙爪整自己的“保守派”,当然持本能的反对态度,但十七年来反复挨整已使他们失去了能爱能恨的资格和敢爱敢恨的本领,因此,这些人既使从内心里支持“造反派”,也绝不敢溢于言表,因为他们害怕“秋后算帐”。这些人的子女中,虽有几个像遇罗克那样“初生牛犊不畏虎”能够冒死出来说一两句话的,但从比例上看,实在少得微不足道。此外,还有数量更大的比如“职员”成份和所谓流氓无产阶级的市民,“十七年”中当局对他们的看法是“非常复杂”,认为他们本能地对“新社会”不满,但又没有理由对之实行镇压政策,便对它们采取一贯压制的态度,并将其中的一部分“坏典型”加以严惩。这类人的确构成了“造反派”群众基础中十分活跃的一部分,在“保守派”看来,他们当然也应与“牛鬼蛇神”划等号。此外,还有一大批“十七年”中挨了冤枉整的人,认为“文革”为他们要求平反提供了天赐良机,他们在四处为自己鸣冤叫屈的同时,自然本能地支持“造反派”。在“保守派”看来,这更证明“造反派”是“阶级敌人反功倒算”的证明。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文革”是中共形而上学阶级路线“登峰造极”的时期,甚至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家庭出身”都是决定一个人有无政治发言权的根据。因此,上述几种人根本不可能成为“造反派”的骨干力量,更不要说坏头头。我们知道,历来一个社会政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并不一定需要来自该集团本身,何况“造反派”本身还包括许多“苗红根正”的社会阶层?

对任何了解一点“文革”的人,一切在“文革”中载沉载浮的“造反派”头头都必须有一个相对较好的家庭出身是勿须说明的事实,否则不要说敌对派肯定会大做文章,就以此为由将其“揪出”批判斗争,自己的组织就会为“甩包袱”而尽量将其清除。

那么,“造反派”头头大都是什么人呢?首先是头脑简单,思想单纯,热血沸腾,对毛泽东极度崇拜,对毛泽东“文革”思想极为敏感,并且满怀解放全人类的虚幻激情的青年学生。“十七年”的“革命传统”和“道德思想”教育,使当时的青少年普遍具有不切实际的“革命”狂热,以为只要“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多破坏多毁灭一些不好的东西,共产主义就会到来了。既然偶像毛泽东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怎么能不把作为“走资派”的各级党政领导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呢?再说远一点,毛泽东用青年学生来发动“文革”,在某种程序上也是利用了青年人的反传统反社会心理。

其次则是“十七年”中一直较受信任较受重用的“极左”分子。尽管他们也属于“十七年”中的幸运者,但在绝大部分“既得利益者”只会做常规思维追随党委的情况下,他们却随着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即敢于“踢开党委闹革命”,直到成为“造反夺权”的领导人物。例如笔者在囹圄中结识的原“钢工总”二号头头,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胡厚民,“文革”前系武汉锅炉厂(武重)党委宣传科的宣传干事,1966年夏在北京进修,回武汉后见“最高指示”下达,擅自像北京一样组织全厂上街游行欢呼,遭省市委点名办“学习班”后,越压越气越压越左,干脆加入大学里的红卫兵,和激进学生一起“造反”,和其他具有类似经历的人成立了“工人总部”。凭心而论,这类人造反的初衷绝对不是想投机当官,只是受极左思潮驱使“杀上社会”并一发而不可收拾。

第三类人则是大批没有什么头脑的基层工农干部,到1966年底,见前两类人的“造反”不仅没有被压垮,反而因为得到毛泽东“文革”政策的直接支持而气势日盛,便凭着本能觉得“造反”对自己十分有利,而雪崩般拥进“造反派”,并大量成立其基层组织。例如湖北襄樊工人张永善作为苦大仇深苗红根正的培养对象,遇“文革”机会“反戈一击”进行“造反”,“三结合”时竟官任襄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再如武钢工人董明会,作为“钢九•一三”的代表甚至被“选”为“中央委员”,但只要对其人的思想、学识稍作考察,就不难看出他们不具备从事任何领导工作的知识能力及气质,唯一使他们气壮如牛的资本只有“大老粗”的旷达豪放。

正是以这三类人为基础,在他们之外才有一些家庭出身比较不好,“十七年”中经历比较复杂的人混杂于“造反派”之中,因为“造反派”本身的地位决定了它们对“十七年”中受压制和不得势的人敞开大门的特点,并希望借此尽量扩大自己的声势。不过,恐怕无论在什么地方,这类人在“造反派”中充其量处于不惹人注目的幕僚地位,可能充任基层组织头头,但绝不可能作树大招风的头面人物。

应当说“造反派”头头的上述三种类型倒与中共解放前的发展历史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处:热血青年(红卫兵)相当于建党时期的参加者,其特点是理想主义与献身精神;第二种人则相当于大革命至红军时期的参加者,在前景尚不明朗时投身的原因与其说是为了光明的个人前景,不如说是为了反抗不公正的命运;至于第三类人,则和“百万雄师下江南”,即解放战争后期雪崩盘的涌入者一样,已经是在抢登历史的“凯旋车”了。

(二)毛泽东率中央代表团处理武汉保造两派恶斗

但是,“文革”毕竟是“文革”,被盲目热情驱动着慷慨激昂地互斗着的各派群众中,只有极少数人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与其说是“群众运动”,倒不如说是“运动群众”,所有投身这场“运动”的人都不过是全知全能的“大救星”手中的玩物而已。

然而,凡是说出真话的人通常很快就没有好下场,例如“文革”开始时红极一时的陶铸,只因说了一句“大权旁落”,便被毛泽东打倒,中央文革成员林杰说“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立刻从宠臣变为囚犯,更不必说那些讲出真话的普通百姓的命运了。正因为这样,那些政治上的活跃人物也就只能继续随“伟大统帅”的摆布,轮翻上阵表演一番,然后“犯错”下台。

言归正传,从1967年3月武汉军区解散“工人总部”,抓捕“坏头头”,到“七•二O”前夕,武汉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究竟在如何发展演化呢?

如前所述,作为对“造反派”的反击,各级党政领导人的亲信很快就在原来的各级共青团、妇女会,最主要是工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以保卫各级党委为宗旨的“革命群众组织”——“中华全国职工联合总会”,当中共下指示不准成立全国性组织之后,便化整为零,打出多种旗号(其中很大一部分更名为“一月革命”,并被“造反派”讥为“一夜改名”,也被“走资派”痛斥为帮倒忙),随后就又更名为“红武兵”。大约在1967年4-5月份,再次更名“百万雄师”,并且将全武汉市的所有“保守”组织都统一起来了。

由于他们本身就是各级党委的工具,又是在“文革”前“工青妇”基础上组建的,因此按单位按行业按系统实现全市大联合,真是轻车熟路易如反掌。曾以“破四旧”和揪斗抄关“牛鬼蛇神”(即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新老“专政对象”)为能事的老红兵,也就是“三字兵”,此时也恢复了一点元气。

不过,由于中学里的“三字兵”年纪轻,正处于反社会心理阶段,对毛泽东“文革”思想接受得较快较彻底,因而大多已转入“造反派”行列。所以,真正能行动起来呼应“百万雄师”的已经微不足道了,只有在各大学里,由于利害意识相对成熟,“文革”前形成的政治格局较稳固,他们以“大专院校红卫兵”名义开展的活动在社会上还有一定影响。

作为“文革”前中共对城市人民进行控制的一个重要工具的街道居委会,此时也在各级“走资派”的指示下改名为“红城公社”(因以罗嗦婆婆为主体,被市民讥为“横扯公社”),也隶属于“百万雄师”的组织系统之中。

显然,到了“七•二O”以前,成熟形态的“百万雄师”与“造反派”山头林立的局面截然不同,是一个完全按照“文革”前行政系统组织起来的结构严谨、等级分明的有机整体。

“造反派”的情况则复杂得多。“工人总部”被解散后,其他“造反派”组织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压制打击,这就是陈再道所说的武汉军区的“这些措施有效地稳定了局势,制止了打砸抢抄抓活动”。

但这种局面“却又只是昙花一现”,因为毛泽东此时的“文革”政策显然是支持“造反派”们继续造反夺权的。不仅上海的“一月风暴”被完全肯定,各地的“夺权”活动也没有像武汉这样遭到直接镇压。因此,武汉地区“造反派”在打击下清醒过来,左顾右盼之后,便开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语气进行反击了。

首先,是以杨道远、丁家显为正副司令,以武汉测绘学院和水利电力学院等大学为主要基地的“武汉市红卫兵第二司令部”,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它们本来就是孵化和扶持“工人总部”问世的重要力量(如前所述因为1966年10月以前还只准学生成立组织,组成“工人总部”等社会上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们当时也只好挂在学生组织的名下,其最早的办公地点在“文革”前的湖北大学内)。解散“工人总部”也是对他们的重大打击,他们的头头甚至也因此受到牵连。作为充满“革命”狂热的年青人,他们从毛泽东当时的“文革”政策中汲取了巨大能量,认为“斗争的大方向”对准“走资派”不仅没错,而且有功,于是立刻动员起来在武汉三镇大造舆论要 “为工总翻案”。其次,是从“工人总部”中分蘖出来的武汉市“九•一三”兵团,该兵团的主要负责人白玉柱、李湘玉最初和“工人总部”头头一起“造反”,到可以成立组织时,因为武钢、一冶产业工人集中,属武钢、一冶部分的人便在“工人总部”之外以毛泽东1958年9月13日视察武钢的日子为名单独成立了“九一三战斗兵团”。正因此,武汉军区以“3•21”通告镇压“工人总部”时它得以幸免于难,同时又不能不感到唇亡齿寒,不能不感到自身的安全倍受威胁。在“文革”时代,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只能“一贯正确”,只要一“犯错误”,就意味着“永世不得翻身”,所以“九•一三”便只能横下一条心,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也和“二司”一起坚决要求为“工人总部彻底翻案”。

由于“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组织休戚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在此后的岁月里也就团结得格外紧密,并成为日后“造反派”内战时期的“钢派”。由于在与“走资派”、“保守派”和武汉军区的斗争中态度格外坚决,乃至后来都在组织名称前面冠上了一个“钢”字,即“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

但是,另外一些“造反派”组织因为与“工人总部”没有多少天然联系,解散“工总”对他们虽然也是一个警告,但压力还不至于大到生死攸关,也就不愿与武汉军区的关系弄得太僵。例如以吴金鑫为司令的“工造总司”和武钢一冶“红旗”总部以及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 “长办联司”等便是如此。或者因为以较有教养的大学生为主,比较注重策略,也同样不愿过分刺激武汉军区,例如以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华中农学院“造反派”学生组成的组织本来是“二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一部分,因为不满“二司”的强硬态度,纷纷从“二司”中独立出来,亦即成了日后的“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等。他们当时的口号就不是彻底为“工人总部”翻案,而仅仅要求为之“平反”。此外,还有“武汉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即“东方红红卫兵”则因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取骑墙态度,则被群众戏称为“康老三”,其中只有一部分人倾向于“造反派”,并因此另立了“三司革联”。而原中学“三字兵”中,此时也有一部分转向“造反派”,成立了“中学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中学红联”。

此外,还应提到,随着“7•20”的临近,江城人民日益分裂为营垒分明的两大派,由于有“走资派”的暗中支持操纵,“百万雄师”在物资上得到当局的极大支持,并且大都直接以本单位为根据地,但这不仅不能改变他们在社会上处于少数派的地位,而且使大部分群众越来越态度鲜明地支持“造反派”。这些群众在单位里害怕打击报复不敢说话,在街头的辩论和武斗中,因为没有单位领导和“保守派”“秋后算帐”的威胁,便纷纷公开站出来为“造反派”喝彩,乃至帮忙。当各“造反派”组织在这些场合要和他们联系时,他们便以“钢八司”自称,乃至“钢八司”成了支持“造反派”的普通江城人民的统称,并且在“7•20”事件以后“北京支持你们”的纪录片中都出现了影子般的“钢八司”的旗帜。

从1967年3月至7月间,以武汉军区、各级人武部为后盾的“保守派”为了压倒“造反派”,迅速以冷兵器(主要是长矛)加解放牌汽车武装起来。随时向由大辩论转化成的武斗场所赶去示威和围剿。因为在街头辩论中“保守派”通常不仅理屈词穷,而且总是遭到大部分市民的唾骂。“造反派”不仅有毛泽东此时的一系列整“走资派”的指示作武器,而且也因广大人民群众“十七年”未能释放的怨毒情绪得到了渲泄机会,而获得极为强烈的共鸣。这样,无论何时“保守派”的辩护士一出现,就立刻成为大批市民围攻的众矢之的。笔者作为十三四岁的少年,便多次在听辩论和看大字报导时突然被从解放牌卡车上跳下来的“百万雄师”包围,在如林的长矛威逼下,“甄别”后赶开,然后远远地看着他们抓走几个“造反派”,或是看着他们撕下“造反派”刚贴的大字报并刷上斗大的标语“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等等。在这种场合,如果恰遇“造反派”的亡命之徒,一场恶战自然不可避免。既然没有任何游戏规则可以遵循,两派之争的方式很快就循着任何无法无天时代的逻辑一拳头越大越有理的方向发展,因此,武斗的升级当然也就不可避免了。

武汉地区“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武斗,最有名的是汉口三民路的“6•17”事件。据说两派参战者人数均以千计,打死的就有十余人,时隔数日,笔者赶到武斗现场,仍可看到三具生满蛆虫的尸体躺在街上晒得冒油发臭。必须指出,两派的武斗多系“百万雄师”车队赶赴现场以武力压人所致,而“造反派”中既然以热血青年居多,便不顾“大敌压境”欲一显“英雄本色”并不惜“慷慨成仁”,因而仓促应战。当然,这以后如果“造反派”援军赶到,“百万雄师”对“小将”的围攻也就转化成了一场血肉横飞的冷兵器大战。此外,据说大规模武斗中,“百万雄师”还借用公安力量调动囚犯上街参战,暴尸三民路的那三具无人收领的尸体便系典型,但这种说法难以确证。不过,“保守派”通过行政系统调动农民进城围攻“造反派”,作为全国范围的普遍现象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如果说“造反派”在武汉军区的压制和“百万雄师”的打击下越战越勇,那也并不是他们有什么伟大的献身精神,更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群众基础,说到底,只是因为他们从精神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毛泽东的鼓励和“中央文革”的怂恿,所以认为“文革”必将以彻底清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走资派”为结果。作为这种“继续革命”的题中应有之意,他们当然也就是应当掌权的“革命英雄”了。注意,在这里必须把那些怀着悲壮情感“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献身的个人和“造反派”这个以夺权为己任的集合概念加以区分。众所周知,集合概念的属性与组成它的个体往往是大不一样的。把毛泽东当时的一系列“指示”当作不受后来修正的历史路标看,恐怕不仅中国的老百姓,就是旁观者清的外国政治评论家,也有很多人误以为他不是在争权夺利树自己的个人权威,而是在真正进行一次革命试验,努力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还政于民。

“文革”毕竟是“文革”,“武斗”只是“文斗”的继续。在这段时间里,“造反派”与“保守派”的矛盾渐渐演变成了“造反派”与武汉军区的矛盾,因为从毛泽东“文革”理论上看,“保守派”没有任何道义力量可言,如果没有武汉军区作后盾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加以支持,他们立刻就会土崩瓦解,而真正能对“造反派”的生死存亡构成威胁的,也不是“百万雄师”的长矛,而是武汉军区的部队和军区首脑的命令。但是,谭震林等老师大闹怀仁堂和青海军区司令赵永夫下令向“造反派”开枪均受到毛泽东的谴责。因此,武汉的“造反派”在和武汉军区日益尖锐的对立中,干脆把希望寄托在打倒“武老谭”陈再道身上。到“6•17”大武斗以后,武汉街头已到处流传着“造反派”争取打倒陈再道的民谣:“嘿嘿,陈大麻子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看你还保不保刘少奇!”针对“百万雄师”、“公鸡下蛋,工总翻案”的提法,则提出“公鸡要下蛋,工总要翻案,陈大麻子要完蛋,百匪要解散”。同时,街上关于陈再道强奸几十名妇女的绘声绘色的报道和关于武汉军区几位正副司令、政委腐化生活和军阀行径的报道也随处可见。对“造反派”这些揭老底作法,“百万雄师”的反击如果放在为将军个人问题的辩护上是不会有任何作用的。因此,他们只能以“反军乱军”这种抽象的政治帽子帮武汉军区进行还击,以冷森森的语气威胁“造反派”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

不幸的是,“百万雄师”此语虽然刻薄,对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奉为绝对真理的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社会来说,却不过是“一言道破天机”而已。

联系陈再道文章的说法,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在北京反击了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黑风”后,武汉“造反派”也大造舆论要揪出他这个“武老谭”,而1967年4月2日《人民日报》“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之类的文章和中央文革的许多指示,都一次次给眼看精神上要垮掉的“造反派”以极大的振奋和支持等等。我们就会再次发现他的“述”客观和“评”的主观。因为在他看来“中央文革”才是罪魁祸首。事实上,“中央文革”却不过是贯彻毛泽东意志的临时工具。另外他认为自己取缔“工人总部”,抓几个头头就能使“造反派”从精神上垮掉,等于说他滥用一点军权就能挡住“毛泽东思想阳光”对“造反派”的巨大作用。虽然说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原子弹”纯属林彪之流制造的现代神化,但对“造反派”来说,毛泽东此时不断发出的“揪走资派”指示确实使他们坚信自己不仅在为真理而斗争,而且因为有毛泽东支持和指引,取得最后胜利将是历史的必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越战越勇,越压越强,应是题中应有之意。

“造反派”的可悲之处也正在于此:他们当作神明崇拜,并且以其意志为自己意志的毛泽东,只不过是把他们当作微不足道的玩偶而已,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一旦刘少奇被打倒,他们的那一点利用价值便立刻消失殆尽,虽然极个别人可以“结合”进领导班子当作个点缀,但就“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组织”而论,则绝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打个比方说,他们就是朱元璋“火烧功臣楼”的纵火人,杀死功臣的人想成为功臣,岂不是利令智昏?不要说“造反派”,就连“中央文革”,既便毛泽东在世时,又有几个没有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

可惜,“大梦谁先觉”?时辰不到,历史再荒唐,也只能按荒唐的逻辑继续演绎下去,让一批批说是英雄未免滑稽,说是小丑未免残酷的历史人物粉墨登场,演出一幕幕悲壮的闹剧,昙花一现后匆匆而去。

且再来看陈再道提供的史料。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住进武汉东湖宾馆,7月15日和16日的两个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李作鹏等,在梅岭1号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贵州、四川和武汉问题,讲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方法。对于如何处理武汉问题,毛泽东指示:“要为‘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让谢富治、王力派专人做好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拥护陈再道。”从上下文看,陈再道或许篡改了毛语录的两个字——“群众”更像是“保守”才说得通,因为在这种指示中,专门用一个陈述句没有意义,以当时的标准衡量“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样一个判断不仅符合事实,也与毛泽东偏袒造反派的通篇指令更加吻合。

“7月18日下午,我们的汇报全部结束。周恩来发表总结讲话,他严肃地说,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有错误,甚至错误是严重的。但是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接着他说:军区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估计‘工总’起来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

陈再道的这些回顾,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造反派”丝毫没有误解毛泽东甚至周恩来此前“揪走资派”的指示,他们自以为“大方向完全正确”也绝非一厢情愿,对“造反派”行为的肯定则并不是“中央文革”“假传圣旨”,而是毛泽东本人作出的决定,并由周恩来亲自执行。正因此,包括当时十三四岁的笔者在内的大部分武汉市民之所以支持“造反派”,就明意识而言主要是盲目崇拜毛泽东并且“深刻领会”了一系列“最新最高指示”所致,并因而在此时表现为“领袖与人民心相通”。

“7月18日晚上,周恩来带领我和钟汉华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地梅岭1号。……‘我们不承认犯方向路线错误。’我这个人有话就直说,不会藏着掖着,也不会拐弯抹角,由于我当时思想不通,说话有点气呼呼的。‘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都是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笑着说”。

在中共历史上,犯“方向路线”错误的人不是死于非命,便是党内的反面教材,甚至只要说是“犯过错误”,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所以,陈再道当然不愿承认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但象上帝一样掌握全党全军全国官员政治命运的毛泽东,说某某人犯了错误则纯粹如同儿戏,几十年里,尤其是“文革”中,因为他的一句话而从平步青山跌入命运深谷乃至命丧黄泉的大小官员不凡几。当然,他也可以先说某人犯了错误,然后再加以重用。正因此,“方向路线错误”对陈再道来说是性命悠关,对毛泽东则不过是一句玩笑而已。这种情况当然并非中共的专利,更不是“文革”的发明,而是中国数千年高度中央集权政治的专制主义传统,唯一和传统有别的只是统统贴上了新时代的政治标签。“文革”之中,毛泽东作为永远正确的绝对权威,为了个人的恩怨和放纵,无数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仅是“走资派”,也包括“造反派”,都随时会因为他的兴之所致忽而打下地狱,忽而捧上天空,就连“中央文革”成员,除开他的老婆江青,何尚不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眼界再放开一点,纵观“文革”之中,甚至周恩来也不时要被他公开讽刺挖苦打击几句,也许除了林彪(70.9.13之前活着时),唯有特务头子康生没有公开挨过他的骂。当然,对这几班帮助他控制全国从而须庚难离的人通常不仅他的训斥有分寸,也掌握了时间和火候,但对再低一级,再次要些的人物,则完全是兴之所致任意臧否了。

“毛泽东……又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泽东“文革”中在武汉做出的的这一指示,是此后处理各地两派矛盾的指导方针,但因为接着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七•二O”事件,武汉地区的运动反而以“造反派”一时大获全胜为结果。

毛泽东与中央代表来汉的目的,就是为了“调和”(解决)“保守派”和“造反派”的矛盾。在他看来,他制造出一个揪“走资派”的“造反派”并造成“造反派”和“走资派”及其鹰犬“保守派”的矛盾,又让这种矛盾服从自己的“伟大战略部署”而归于消逝是很自然的事。他希望“工人总部”平反后,“中央文革”再做点工作,然后让陈再道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表示同时支持两派,武汉的“文革”闹剧便可走向结束。他清楚,尽管“保守派”对他的“文革”政策有抵制,但绝不是针对他本人,尽管“造反派”对他达到进行“文革”的目的有功,但绝不能用他们来代替“走资派”去执掌一切权力。事实上,两派群众在一定条件下都能服务于他的某些目的,而他则希望这些愚昧的群氓在他需要的时候,就会因为“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重新归于统一。

然而,这位高高在上的“大救星”丝毫没有考虑到在世俗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利害关系中生活,各种政治、思想无不打上利害关系的烙印!在武汉这样派性严重斗争剧烈的地区,“造反派”和“保守派”斗争的结果就像毛泽东本人所说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7•20”事件大半年以后,“保守派”在“走资派”庇护下“借尸还魂”时,指责“造反派”想以“保造划线”制造一个高等种性的“造反阶级”和一个低等种性的“保守阶级”,应当说这是非常客观的说法;反过来讲,更精确的历史事实则是“保守派”不仅是“文革前十七年”的“即得利益”阶层,“文革”后因“保守”有功更其如此。两者无非是说法不同,其实际意义并没有多少区别。两派的这些看法,其根源则正在于中共多年来向人民灌输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理论,其逻辑无非是:1、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文革”是“革命”,是“造反派”革“走资派”的命;3、那么“造反派”推翻“走资派”后,除少数人掌权外,广大造反派群众当然要取代“保守派”,并像“十七年”中压制“地富反坏右”一样对付“保守派”。至于“保守派”的逻辑,则是前面提到过的,各级党组织是毛泽东和中共在当地的体现。解放以来他们之所以能享受政治经济好处,正是毛泽东和中共通过各级党组织带给自己的,所以自己保卫党组织和党委书记就是保卫毛泽东和中共。“造反派”则是通过否定党组织和党委而否定毛泽东与中共。因此,只有战胜“造反派”,毛泽东和中共才能依靠各级党组织和党委书记继续领导国家,“保守派”自己也才能重享各种既得利益。当然,“造反派”和“保守派”的这种逻辑在毛泽东的统治下是绝对行不通的。不过,作为两种社会政治力量,它们却不能不对历史的演进起一定的作用,并对毛泽东按自己的逻辑解决问题产生一定影响。

此外,事实上,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即使抽象地讲也只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谬误“无产阶级没有祖国”的翻版。现实生活中工人阶级永远被分为多种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层级,各群体各层级之间是有很多利害冲突的。尽管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三个国际的工作,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将进一个世纪中,世界上的工人运动一度十分蓬勃,并且进行了一些协调,但它们从来都没有也不可能成为理论中想象的那种利害关系高度一致的群体,作为社会的低智力活动群体,作为社会生活的从动性力量,他们除了因经济原因结合在一起,对争取社会公正有贡献外,无论从人类的精神,还是从社会发展的指向来说,按人平均的作用都是很小的。撕下理论家们代他们立的言和给他们戴上的光环,凭心来说,每一个真正始终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工人,无论在什么社会中地位总是十分卑微的,并且从群体上说社会地位永远不可能得到改善,更不可能成为领导阶级。正因此,他们的个人利害关系从总体上说总是大于群体关系。小群体利益大于大群体利益,越上升到大的群体,所获得的虚衔可能越多,但对他们的实际利益也就越没有意义。所以,对工人来说,与其他人其他群体之间的利害冲突比比皆是。工人阶级内部更有多种多样的利害冲突存在,并因此使“工人阶级”除了在极少数情况下例外地结成了一个整体之外,通常只是一个具有无限矛盾内含的集合概念而已。事实上,本文前面早已说过,中国的工厂企业在“文革”前乃至在今天始终都是依靠百分之十几的核心和百分之二三十的骨干来控制另外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普通工人的,而这也正是“文革”中“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渊源之一,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发展成派斗,怎么能说不是根本性的利害冲突呢?换句话说,即使曾经不是“根本的利害冲突”,“文革”的派斗也使之必然要发展到这一步。

从发展的观点看,就连原非铁板一块的“造反派”自身,只要一得势也就会出现根本性的利害冲突。“7•20”事件以后的“钢新斗争”就是明证,这一点暂时存而不论。现在首先要说的是“造反派”本身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前面分析过的三四种头面人物只是占其百分之几的核心和骨干,作为“造反派”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则是一大批处于反社会心理阶段的青年学生和少数青年工人,这些人对毛泽东“文革”的反传统的“革命”思想具有极为灵敏的感受性,其中的许多人都以比他们所崇敬的“革命先烈”更惨烈的方式献出了鲜血和生命,但从狂热迷信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只要假以时日,他们也将会对毛泽东“文革”后的新秩序构成巨大威胁。不过,毛泽东的确英明,在“文革”后期将其中极少数投入牢房的同时,其他的统统赶到无法对国家和社会稳定构成影响的乡下去当“知识青年”,便轻而易举地化解了这股可怕的力量。而形成街头“造反市场”的广大群众,则除了因为“十七年受压”和对各级官僚弄权的“逆反心理”希望借此出一口“鸟气”之外,与“造反派”头头更没有多少休戚相关的利害关系,更清楚“造反派”获胜绝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事实上的好处,他们之所以对“造反派”喝彩,只不过是图个一泄胸中对“十七年”无数政治运动造成的沉闷气氛和精神压力的郁结,获得个暂时的畅快罢了。“文革”的持续使他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积重难返的家庭经济问题,到那时候,他们也就绝不会再对“造反派”的佛头着粪行为感兴趣了。然而,“造反派”头头们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不能“冲杀”出一条通向掌权的血路,那么就是不死,后半生也绝不会活得很轻松。因此,“走资派”和“保守派”指责“造反派”头头想“造反当官”绝非无稽之谈,而是一针见血的“不刊之论”。无论在“朝”的当权派,还是“在野”的“造反派”,无论他们在“文革”中使用的什么时髦的革命词汇,透过其光怪陆离的奇特表象,我们都不难发现其中与几千年专制政治本质上完全同一的东西。专制政治的特点,是把绝大部分老百姓变成权力的奴隶,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就出少数野心极大的政治狂人。当专制政权行将崩溃时,这类狂人的目标就是黄袍加身,在专制政权尚能延续时,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即“只反贪官,不贪皇帝”。就“造反派”而言,便恰如古代的农民野心家遇到强有力的帝王一样,只能按“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模式造反了。正因此,他们一方面是毛泽东“文革”思想的狂热信徒,另一方面与“走资派”和“保守派”在权力问题上绝不可能妥协,对他们来说,那些青年学生的献身精神不过是问鼎权力的借力。那些普通群众的喝彩,更成为他们借以向“走资派”炫耀的民意。事实上,就是这些“造反派”之中,也存在着大量潜在的根本性利害冲突的。

说到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文革”时代的政治与封建王朝的共同之处。也就是一切专制政权的本质特征——权力高于一切。众所周知,封建时代只要夺取了政权,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人只要掌握了实权,便可“指鹿为马”,为所欲为,帝王掌权,群臣“伴君如伴虎”。反过来呢,则“权归臣兮鼠变虎”。还在“文革”以前,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就逐渐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口实,反复强调要抓紧“刀把子”和“印把子”。进入“文革”,“权”字更被放到了高于一切的位置。说到底,“文革”就是一场“夺权”斗争。按当时的说法,便是“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夺权的艰难,保权的重要”;“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这“一切”当然包括生命。正因此当时还有一句流行语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所以,与封建王朝无异的“文革”,其“派斗”当然与封建时代“党争”一样,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对于“造反派”而言,“文革”必须以打倒“走资派”,压倒“保守派”(但毛泽东必然只能依掌帮自己打下江山的人掌权这一点,决定了这种假设是绝对不可能的)结束。

从理论上讲,由于他们属于是以比“走资派”更“左”更偏激的“全面专政”思想为指导夺取权力的,因此,他们掌权的结果只能是像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之流一样,以不事生产而滥杀无辜为能事。不过,事实上这种局面并不可能再现。因为哪怕加上“中央文革”,“造反派”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不仅没有“走资派”即中共在解放前二十八年血与火的战斗中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建立起来的再生力极强的金字塔形组织结构,因而其整体性能根本不值一提,更重要的是,一旦解决了和“走资派”的矛盾,“造反派”也必将和历代造反农民等一样,会陷入无止境的分裂和争夺之中,其结果与其说将导致“一党专政”,不如说必将使整个中国走向大动荡,甚至大混战。从武汉地区“7•20”事件后到“革委会”成立初期“造反派”的“钢”、“新”武斗比他们和“保守派”的武斗更剧烈,并且从冷兵器升格为现代火器之战的事实,我们不难看出以上推演的端倪。

正因此,毛泽东对解决武汉“保守派”与“造反派”问题的指示,即使“一句顶一万句”也无济于事,它们之间“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绝不会因为偶像一句“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空话而停止。事实上,正是毛泽东的武汉之行和荒唐的解决办法,反而导致了两派矛盾的急剧恶化,并激发了“7•20”事件的产生。也正因此,陈再道将责任归咎于“中央文革”,尤其是王力、谢富治,纯粹是封建时代“奸臣误国”之类荒唐说法的现代翻版。

(三)“文革”大局下的“7•20”事件被毛泽东轻描淡写

再来看看陈再道对“7•20”事件本身的一些述评。“在7月15日至18日四个下午,周恩来召集的汇报会上,当我们汇报时,谢富治、王力坐在那里盛气凌人,态度蛮横。……谢富治恶狠狠地说:‘你们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百万雄师’坏。‘三钢’、‘三新’揪‘武老谭’,是把矛头指向走资派,大方向是对的,你们要180度大转变,不转变,你们自己考虑……’”

“中央文革”此时是毛泽东亲率的“执法人”,其颐指气使之势可想而知。不过,陈再道这里引用的话,一是转述毛泽东的旨意,二是相对客观地陈述武汉三镇街头的气氛,以此作为“中央文革”和谢富治的罪状是没有意义的。

“7月15日、16日的两天夜里,谢富治、王力首先到了造反派的据点,接见造反派并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对造反派表示亲切的慰问和支持。”

“7月17日夜间, 谢富治、王力等人来到了‘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对‘百万雄师’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们一到就让‘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负责人全面开出一张‘头头们’的名单(7月17日,开在这张名单上的13个人全被以种种罪名逮捕了,他们其中的8个人一直被关押到1972年,才能批准‘保外就医’放出来……)。”陈再道以指责口气陈述的王力、谢富治的所作所为,显然均未超出毛泽东的意旨,而他对“百万雄师”头头被抓了几个人关了多长时间不仅记忆犹新而且无限同情,对同时期“造反派”被抓的成百上千人,并且一关关几年几十年,则熟视无睹置若罔闻,无疑是他基于其利害关系表现出的爱憎分明。

“就这样,武汉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非但没有得到缓和,反而一天比一天加剧了。”

事实正是如此,不过,究其原因,这种局面只是毛泽东用来结束武汉问题之指示的必然结果,要归罪于王力、谢富治,实在是极度夸大了他们的作用,他们不过是贯彻毛泽东荒唐意志的两个奴才,虽然此时看起来红得发紫,但实际上给毛干活,办好了无功,办不好则有过,并且必然在某个时期成为替罪羊,王力后来的下场也正是如此。

就当时情况而言,在武汉军区支持下取得了对武汉地区进行武力支配地位的“百万雄师”不服从周恩来、谢富治、王力依毛泽东指令作出的一些安排,从思想上和社会上作出强烈的反应,不仅继续坚持“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的极端态度,而且公然谴责和殴打作为中央代表的谢富治、王力,无疑是激化矛盾的主要方面。

当然,陈再道本人绝不敢背后操纵这些事件,但他心中对“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联合起来上街向“极左派(自然不包括毛泽东)示威和施加压力,无疑是非常欣慰的。该文中他就一再流露出这种意思。

至于“造反派”,从受压中喘过气来后必然会对“百万雄师”进行疯狂报复,但是,此时他们不仅惊魂未定,而且被“百万雄师”借助“8201”部队的力量在全市开展的大围剿大搜捕中打得七零八落,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我直接观察到了这些情况,非常清楚除极少数地方(如被“新华工”守卫的华中工学院)外“造反派”均已转入了地下状态。所以这些日子里“造反派”在街头并无任何力量显现,也就丝毫不必为矛盾的激化承担责任。

“7月19日,我们按照事先的计划,上午召开军区常委会议,通过已修改好的我和钟汉华的检查,下午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由谢富治、王力出面作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百万雄师’对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做出了极其强烈的反应,大有‘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势头。晚饭后,省里直属机关的干部们还有部队里的一些战士,来到了军区大院的门口……军区大门已无法通行,我们只得把王力从后门送出去,接着我和钟汉华立即赶到曹家花园军区招待所,释放了朱洪霞、胡厚民。”

这里又出现了封建时期的政治用语“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但遗憾的是用得却不是地方。历史上“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主要是这么两种情况:第一,官家的剥削压迫使人民无法忍受,乃至纷纷揭竿而起;第二,是官家的某种专制行为触犯众怒,导致激反百姓。从“文革”来讲,无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不属于这两种情况,如果说王力、谢富治(实际上是毛泽东、周恩来)要给“工总”平反并指责了“百万雄师”是“逼”其造反,他武汉军区司令此前抓朱红霞胡厚明,就不是这种逼民造反的“官”?这些事实显然表明,陈再道作为“派性”的奴隶根本不可能性公正地看待史。比起陈再道的观点,应当承认中共关于解放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文革”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由领导者错误地发动的运动的提法虽然抽象了些,却要公正得多。

因为若从陈文看,“文革”的罪魁祸首不应是发动者,而应是“造反派”和王力、谢富治,充其量再加上“中央文革”之类逼反“保守派”和“8201”部队的官家了。

从当时的情况说,迫于毛泽东的压力,陈再道不得不违心地做检查,并释放了朱鸿霞、胡厚民等人,但从内心里他对此是极为不满的。因此,看到半年来在他的政策保护下横行武汉三镇的“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以及军区中的一些干部战士冲击要害部门向中央代表团示威,当然不能不暗自高兴,特别是事后回顾时,更对此充满了由衷的欣慰之情。所以,尽管他一南表明自己与“7•20”事件中“保守派”和“8201”的暴烈行动没有直接关系,却丝毫无法否定他与该事件的精神联系和政治同盟的事实。不过,笔者在“林彪反毛实属附会”一文中早已指出。毛泽东在世时的半神地位,使包括林彪在内的下属中任何人都没有反对他的那份胆魄。所以,陈再道更没有这种勇气,事实上,他自己当时更可能为毛泽东的安全万分担心,因为愤怒的“保守派”万一冲击了毛泽东本人,那么他的政治命运乃至生命本身恐怕立刻全完了。

“7月20日这是许多人开始遭殃的日子,它的分分秒秒我都不会忘记,永远烙在我的心灵深处。”

奇怪的是,事隔二十余年,陈再道仍然无视“保守派”搬起石头打自己脚的事实,如果不是“保守派”自己的过激行为,包括陈再道本人在内的这些人又怎么会遭殃呢?和刘少奇邓小平这类“走资派”本来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整的对象不一样,陈再道挨整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7•20”事件的结果,如果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不走极端,他将和其他各大军区司令员一样始终是毛泽东维持局面的“柱石”。

“我到谢富治房间里刚刚坐下,‘百万雄师’的200多名代表就愤愤地冲了进来……就在‘百万雄师’的代表即将离去之际,又旋风盘地冲进来几百人,这些人多数都是部队的战士,……怒气冲冲地冲进来……那样子真是咄咄逼人,不容分说……冲着我就是一阵拳脚枪托,以此发泄他们心中的愤怒……雨点般的拳脚、枪托,又是一陈猛打,猛砸……”

“这一天,武汉三镇也像开了锅一样,听说,有数千辆大卡车满载着工人、农民和驻军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机关干部和学生的游行队伍也是一望不到头,他们一路张贴标语,一路高呼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注意,这里的引文统统来自陈再道的回忆文章,我们不能不为这位司令既敢于承认事实,又完全不讲道理的蛮横感到惊讶。“百万雄师”的这些做法难道不是最惨无人道的“打砸抢”行为?然而,在陈再道眼里,所有这一切是因为他的基本群众之所为,就不仅不具有暴民性质,反而为其作出发自内心的赞叹,连自己被打了也满不在乎。然而,这正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霸主式逻辑!以上行为如果是“造反派”所为,陈再道难道还会不对之以“反革命事件”论处吗?

当然,从人类历史上看,陈再道不过是一芥莽夫,我们不能指望他有政治家的胸怀和历史学家的公正,但是,既然他完全清楚“7•20”事件的始末纯属“百万雄师”和“8201”的过激行为所致,还要将之怪罪于毛泽东的“文革”鹰犬王力、谢富治乃至造反派,则未免滑天下之大稽。

陈再道对“百万雄师”、“8201”和武汉军区官兵的“7•20”游行充满赞赏之意的回忆,只是出于他个人的政治偏见。作为该事件的目击者,笔者清楚地记得作为“文革”中第一次大规模公车上街的真实场面:从7月20日至7月22日,“百万雄师”借助“文革”前的行政系统将武汉市各大单位的卡车统统集中起来,一个个头戴柳条帽,手拿长矛对准街道两旁的路人,坐在车上在武汉三镇到处炫耀武力,而“8201”部队官兵则干脆在汽车上架起机枪横冲直撞,给江城造成了极度残酷的恐怖气氛,根本得不到多少群众的支持。在他们的疯狂“围剿”下,绝大部分“造反派”都主动从据点里撤出去疏散到市民中,以避免冲突,同时在群众中广泛散发王力、谢富治代表中共的为“工总”平反和陈再道、钟汉华等武汉军区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的“指示”。因此,对毛泽东“文革”政策寄予极大期望的武汉三镇市民大有“快解放了”那种极度压抑的同时又胜利在望的景象,这种景象恐怕和二战时期在日本统治下的东亚各国人民听说美国在广岛扔了原子弹的心情一样。在这里,笔者要强调的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造反派”本身有什么特殊的政治感召力,而是人民群众此时尚对毛泽东的“文革”将带来一个美好新社会抱有幻想。事实上,当时不光是“造反派”,普通市民因为害怕“百万雄师”“临死前的猖狂一跳”也纷纷关门闭户,尽量避免上街。笔者的父亲作为基层干部工作二十余年,从未迟到早退,此时也在同事们劝说下接连三天(7.20~7.22)躲在家里不去上班。笔者本人作为好奇的少年天天溜到街头看热闹,和其他好奇心强的人一样,远远地看着杀气腾腾的“百万雄师”车队敢怒而不敢言。直到车队走光以后,才钻进聚在一起的人群中听大家的议论。这时议论的共同点是:既然中央表了态,“百万雄师”还要这样对着干,真是不知死活!由此也可见,排开主观愿望不论,市民们的认识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听中央文革代表毛泽东作的指示没错,不听就要大祸临头。

从“文革”的角度看,“7•20”事件的严重性还在于毛泽东本人正在武汉“视察”,并且就住在受到“百万雄师”和“8201”冲击的东湖宾馆里。

因此,他们的冲击直接对毛泽东本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何况谢富治、王力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实际上只是毛泽东本人的随员),都挨了打,那么形势稍一混乱,什么事情不会发生!

试问,在中共掌权的近半个世纪里,什么时候发生过第二次普通人冲击毛泽东和中央代表团驻地,并且如此野蛮殴打中共领导人(陈再道是被错当王力打的,王力本人也的确挨了打)的事件?

固然,这种事如果以民主政治的眼光衡量,根本算不得什么,但在一元化专制之下,即使导致大镇压大屠杀也不为怪!

“下午五点钟,邱会作一一告诉毛泽东,外面形势不好,林彪、江青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请毛泽东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翌日凌晨两点钟,毛泽东坐着武汉空军基地的汽车在武空刘丰等人秘密‘护送’下离开了东湖宾馆梅岭1号,踏上了赴上海的行程。”

如果陈再道不是主要当事人,让他来考虑一下在“文革”那种神化毛泽东的历史条件下,恐怕也很难不认为“7•20”是一次反对毛泽东的严重事件!“文革”的特点,一般人都知道是在“整走资派”,却很少有谁注意这个特点的另一面——有整下去的就必然有因整人爬上去的!一旦有人栽了跟头,其他人便赶紧落井下石,在吃屎的中共天经地义。这么做,一则避免受牵连,二则可能的话还会因此而发迹。这样,当陈再道受“7•20”之累处于危难之际时,他的老部下武汉空军政委刘丰却获得了讨好毛泽东的天赐良机,在“救驾”之后再大造舆论,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尽管陈再道对刘丰的这些做法恨之入骨,从当时的国内形势看,如果他和刘丰换个地位,其做法恐怕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7月22日,驻武汉海空军发表声明:“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与此同时,坐镇北京的林彪和“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的武装游行,声讨“7•20”事件。7月25日,林彪亲自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百万人欢迎谢富治回京的集会。由此以“文革”标准给“7•20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百万雄师”则定为“反动组织”。

陈再道对这些定性当然极为不满,因为在他看来,即使说“百万雄师”的作法有些过激也是为了保“走资派”保“文革”前十七年建立起来的秩序的正确行为,并且从直接指向上说绝不是对着毛泽东本人的。笔者作为民主战士当然也不认为“7•20”事件是什么非常值得谴责的事情。但是,从“文革”时代的政治来看,陈再道的看法却根本站不住脚。因为林彪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对“7•20”事件采取的措施也许有一些个人特色。但不管换上谁,从总体上讲,中共当时对“7•20”的定性都不会有原则区别。因为在“文革”的混乱状态下,国家对人民的控制建立在全国人民对毛泽东和中共绝对权威的承认和军队的支撑这两点上,而陈再道作为武汉军区司令支持“百万雄师”,“百万雄师”又无视中共权威,公然进行“武装对抗”,无论其中有多少委曲情节,中共都不能不对这种作法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其政权感到极大的恐惧。如果这种局面蔓延到全国,各地“革命群众组织”都不再听从毛泽东和中共的指示,军队也向“革命群众组织”靠扰,而不服从毛泽东指挥。那么“文革”就将不再是毛泽东玩弄的政治把戏,而成为“天下草昧群雄竟起”的开端和又一代风流人物逐鹿中原的起点。固然,这种情况是很难出现的,但以权力高于一切为宗旨的“文革”发动者更绝对不能容忍任何这类苗头出现。所以,如果不是林彪等人已经以激烈的方式采取了行动,毛泽东本人直接处理时,恐怕反而会更严酷一些。而林彪下令全国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声讨“7•20”,其更深一层的意义恐怕还在于中共担心其他军区是否会有不听指挥的动向,而不仅仅是针对武汉军区和陈再道进行谴责。

7月23日凌晨,陈再道、钟汉华被召去北京。回忆文中说:“飞机上,我的眼前不断出现毛泽东的笑容……但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这么搞法?我们跟毛泽东干了一辈子革命,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都未曾动摇过,为什么现在一个个都跟不上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陈再道当时真这么想,倒表明他还有一点独立思考能力,比只会盲从毛泽东者要聪明一些。不过,从“文革”的正统观念看,陈再道如此怀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也真够得上“反革命”标准了。事实上,陈再道和所有“走资派”之所以不理解毛泽东搞“文革”的作法,当时人民群众就已经很“理解”了——与其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如说是他们遇到了老问题:当年他们和毛泽东打江山是一起把权力从人家手里夺回来并瓜分,因此,利害关系是一致的。“文革”中,毛泽东不仅要把刘少奇手中的权力夺回来,还要把跟他一起打江山夺政权的“走资派”的权力统统夺过来重新分配。这样,毛泽东和他们的利害关系处于对立状况,他们怎么还会乖乖听毛泽东的话呢?至于陈再道作为武汉军区司令,毛泽东要依靠他和像他那样的封疆大使来维持地方局面,并没有剥夺他的兵权,但他出于同僚和“走资派”休戚与共的关系和维持局面也维持自己权力的需要,支持“保守派”保“走资派”,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毛的“战略部署”,因此当然不可能“跟上”了。

我们应当再次指出,陈再道的确没有反对毛泽东,也根本没有反对毛泽东的胆量。不过,绝不因此就使“7•20”事件反毛泽东“反文革”的性质有所变化。正是这个原因,文革时代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整他是必然的,文革后他以此为荣,并被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加以赞赏也是必然的。

“(7月23日)凌晨5点2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的消息。他们为了提高这条消息的宣传效果,连续播送了三遍,从此打响了舆论大围剿的‘第一枪’。”

如果“百万雄师”、“8201”和武汉军区官兵不冲击中央代表团驻地,不殴打传达和实施毛泽东意见的谢富治、王力,以致威胁毛泽东的生命安全,不搞武装大游行,当时的中央怎么会改变毛泽东调合两派的主张而向“造反派”一边倒呢?如果把矛盾激化的开始比作“第一枪”,只能说这“第一枪”是由“百万雄师”、“8201”放的,陈再道将“文革”中央对“7•20”事件定性的开端比作“第一枪”,实在是以自己个人利益为依据评价历史的不智之说。

应该指出,以中共“文革”时期的政策水平看,对“7•20”事件的处理无论是毛泽东的表态还是以林彪为首坐镇北京的党中央的措施,还是比较尊重事实,比较讲政策的。

例如,大者,与1959年整彭德怀相比,彭黄张周充其量只是有一点不同意见,毛泽东便把他们打成“军事俱乐部”,以从政治上置于死地。

小者,与武汉一年以后被毛泽东点名的由几个大中学生搞的“北•决•扬”相比,不过是为几篇文章和一个思潮,就抓了有关系的几十个人,整了多少万人,几个主要头头甚至关押了十年才放!

所以很清楚,“7•20”虽然具有反毛性质,并且差一点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但毛泽东知道这主要是出于保“走资派”即他的“功臣”的感情所致,而保除刘少奇以外的“走资派”与他的利益并无根本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具有很大的一致性。从总体上说,他本人也并不准备真正打倒这些人,所以说他一再申明要保陈再道是可以理解的,即便在“7•20”事件以后,毛泽东和中共的正式表态也还称陈再道为同志,更表明处理此事的慎重。但无论如何,对毛泽东和此时的中共,这种可能酿至严重后果的事件不严厉处置以杜效尤也是不行的,这样,定性时用了“反革命暴乱”词句,并说随时准备粉碎之,当然可以理解。话虽说得这么严重,却并没有像“文革”前后遇到类似定性的事件时那样大肆“杀关管”,只不过抓了十几个头头并把他们关了两三年而已。这就说明,毛泽东和林彪及中共并没有把这个事件真的看得多么严重。

毛泽东显然明白,激反“百万雄师”的原因正是他试图在为“工总”平反的基础上调和两派的非现实方案所致,陈再道作为帮他打天下帮他维持政权的军方代表更不能轻易得罪。中央军委的其他老帅多半处于无权地位,有权的林彪则连北京地区一个连队去割麦子也要交给毛泽东本人批准。这一方面是他巴结毛泽东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不敢负责的表现。因此,事实上此时中国的军队几乎每一层都得直接听命于毛泽东本人。但“文革”发展到这种时候,全国的行政体制已经彻底崩溃,所以维持政权的最后力量——军队出面收拾残局已成定势。各大军区负责人作为“封疆大吏”也正跃跃欲试地打算总揽当地军权大权,这样,他们比位于北京的中央军委具有更加重要的性质。而这些直接掌握地方军事力量的司令员们,早已被“造反派”日益增高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呼声弄得怒不可遏,显然,下一步不是他们镇压“造反派”,便是“造反派”将他们也打倒。然而,兵权在握的封疆大吏可不像省长书记们那样有涵养,那样容易听任摆布。例如,当时十大军区司令员中后台最硬的许世友,在南京造反派要揪斗他时,就干脆带着几千人住进大别山的军事基地躲起来,并且告诉毛泽东,如果造反派来抓他,他就要下令开枪开炮(一年以后,许世友正式执掌江苏军政大权时,便以揪“5•16”为名抓了二十多万人,这些人当然都是“造反派”和同情“造反派”的军政人员)。再如青海的赵永夫便真的下令军队开枪打死打伤数百人。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来武汉前就说过,陈再道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他代表着各大军区司令,对陈再道他要亲自出面去“保”。说到底,毛泽东保陈再道就是要保住他本人通过军队对全国局势的最后控制。

正因此,毛泽东不仅始终对陈再道采取慎重、温和的处理方式,而且,当没有政治洞察力和在变幻莫测的文革官场中缺乏生存能力的王力自以为反对陈再道有功,竟然在1967年12期《红旗》杂志上按毛泽东本人的旨意提出要“揪军内一小撮”(其实这本是毛泽东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派”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后,毛泽东作为“枪杆子出政权即真理”的倡导者,听叶剑英问他:“现在政权已经没有了,军队再一乱,我们今后拿什么恢复局面?”立刻明白自已经走过了头,像这样下去必然自毁基业,自寻死路,立刻将王力和关锋、戚本禹这些只有一时利用价值的刀笔吏们统统毫不留情地收拾掉了。毫无疑问,王力奉毛泽东之命抓“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在军内引起了极大的恐惧,也对精通权术的毛泽东起到了极其强烈的反效果。据说,口含天宪的毛泽东在叶剑英的提醒下阅过此文后批上了四个大字“还我长城”,并下令将王力关进秦城监狱后亲笔批上“此人不得提审”几个字,以免旁人知道,王力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反军乱军”的文章其实是在他自己指示下搞的。

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毛泽东不仅不再提“军内走资派”,而且迅速赋予各大军区司令员全盘执掌当地军政领导工作的重任,在将全国各地统统置于“军管”之下的前提下,成立了所谓“有解放军代表、革命群众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而所有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无一例处地由军代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并由此使社会恢复由中共“一元化领导”的常规秩序。

军人干政,从来都遗祸无穷,这种极端专制的形式在中共掌权二十年后复现的意义“文革”史家们尽可评说,但对“文革”来说,想要结束,舍此之外也别无他法。如果说毛泽东造出个“中央文革”和“造反派”,除了清除刘少奇这一点外,从政治上讲只能说是拿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手,那么,他依靠军管来结束“文革”则是用自己的右手来打左手。这样,即使发动“文革”本来还具有从实质上改善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用意。也被结束“文革”的军事管制手段抵消了。

事实上,尽管“全国山河一遍红”后的中国政治面貌与“文革”前颇不相同,但从实质上说不仅完全恢复了“文革”前的基本制度框架,而且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看均更不利于中国人民的生活,民众的收入更少、生活更加难以为继,政治上更加受打压、言论自由社会自由更少了。这一点,除对极少数发国难财当了官的“造反派”头头,即“革命群众代表”外,于当初同情“造反派”并且对其大力支持的广大群众来说,无疑是个非常可悲的事实。

“7•20”事件的发生,使武汉的“造反派”以喜剧形式获得了全面的胜利,这一胜利甚至以全国性的大游行、大声援为特征,其荣耀程度真是无以复加。而作为“保守派”的“百万雄师”一时则成了众矢之的,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

如果历史本是一条直线,那么以后事态的发展也会像非欧几何的出现一样,必将使这条直线在无限远的地方与它的平行线相交,乃至错开,何况在“大救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时代,几年翻一次烧饼已成为中国当时政治生活的特点呢?须知,军方领导人与“走资派”即“文革”前的行政领导人本来就是两位一体的,“保守派”不仅是“走资派”的社会基础,同样也是军方建立新秩序的依靠对象。这样,当“军管”、“三接受”成立“革委会”时代相继到来以后,“造反派”欢庆自己大获全胜时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也就戏剧般地出现了:“走资派”打而不倒,“保守派”卷土重来!

(未完待续)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21799

[ 此帖被bluesky在2014-11-27 12:23重新编辑 ]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4-11-27

下面抛开陈再道文章,以我的亲见亲闻谈谈造反派和保守派后来的较量中的阴阳消长。
    
    (四)
  
    造反派在庆祝胜利中把社会推向混乱
  
   1967年7月22日一大清早,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拿长矛身穿武钢工作服的“百万雄师”在统一指挥下面舍严峻秩序井然,几千人分乘几百辆大卡车从武钢家属区红钢城杀气腾腾地前往武昌,和平大道两旁围观的人群保持着缄默,冷漠地看着他们庞大的车队源源不断地开走。 。
   九点来钟,数以百计的卡车全部开走后,人们紧张的心情开始放松,并慢慢向青山区委和“九•一三”大楼方向的中心地区汇集。三三两两地议论逐渐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多中心聚会。从前,这种群众场面总是以两派辩论为主,此刻,由于“百万雄师”的倾巢出走,反而形成了向“造反派”一边倒的气氛。忽然有人站在高处大声向人群发表演说:“中央代表团已经宣布要为‘工总’平反,朱鸿霞、胡厚民也已经释放,并且指出陈大麻子(陈再道)和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百万雄师’不服从中央领导,打伤谢富治、王力,并且公然发动武装叛乱向中央示威,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彪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猖狂进攻……”

   顿时,在场的人立刻欢呼起来,那一派沸腾的场面,真是群情激愤,慷慨悲壮,表现出普通市民对毛泽东和他的“文革”政策的极大期望。有人提议立刻进行大游行,并向“百匪暴乱”的中心地区武昌进发。
   于是,发自集结的游行队伍喊着口号,浩浩荡荡向西行进,几乎将所有的路人都席卷了进去。前面突然有人高喊,“百万雄师”的武装车队已经向红钢城反扑过来,问大家该怎么办?一闻此讯,几个青年学生大声喊道:“造反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为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献身的时候到了。怕死的走开,不怕死的跟我们走吧!”
   他们的通告号召立刻在年青人中产生了强烈共鸣,游行队伍继续向前进发。不过,没走几十米,人们就发现,除了自告奋勇冲上前的百十个人以外,其余的男女老幼不是留在原地不动,就是四散走开了。
   大大缩小的游行队伍里响起以林彪语录谱写的歌曲:“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这群热血沸腾的青少年包括本人在内,所以我对当时大家狂热的宗教式殉道精神有切身体会,相信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当然这些天来杀气腾腾巡行武汉三镇的“百万雄师”车队中的人又何偿不是如此?)
   当队伍行进到红钢城与八大家分界线的铁路口时,忽然有人骑着自行车气喘吁吁地从八大家方向赶来,在队伍前面大声呼喊道:“停下来,停下来!同志们,我们应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既然党中央已经明确表态,‘百匪’完蛋只是时间问题,现在‘百匪’正在作垂死挣扎,他们已经从武昌杀回来,车子已经开到了任家路,离这里只有五六里路了,情况紧急,请大家赶快疏散,以保存革命力量!”
   此人一定是个造反派头头,但究竟何人也不清楚,听他说得有理,这支自发的游行队伍还是慢慢散开了。
   在此期间中,为避免“围剿”杀戮,造反派纷纷化整为零撤出来疏散到市民中去。笔者的一位堂兄,此时正是湖北省财政金融学校的中专生,因解放时曾是李先念办的“革命大学”所在地,该校已自行更名为“革命大学”,全校师生多属“新革大”成员,即持温和观点的“造反派”。为避风头,他临时来到笔者家中,还带来了一个当时十分少见的半导体收音机。但是,此时钢城一带也不平静,又担心汉口老祖父回,父亲便在7月23日凌晨带着我们去红钢城码头准备乘轮渡上汉口,就在趸船上候船的时候,堂兄的收音机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中央代表团“胜利返回”北京,并在机场受到江青等人迎接的消息。当时,趸船上所有素不相识的人都同声欢呼起来,那情景无疑像经过八年抗战的中国人听到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一样群情激动。
   事过境迁后想起来虽然可笑,但从历史的角度讲,我们不能不承认当时大部分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揪“走资派”的政策寄予了极大期望,而与陈再道所描绘的“7•20”事件时代的社会情绪完全相反。
   中共中央在北京一表态,整个武汉三镇的形势立刻发生了戏剧性变化。7月23日天亮以后,全市居民纷纷自发上街游行,“百万雄师”则立刻自行解散,其大小头目纷纷逃亡各地,“造反派”组织都公开打出旗帜,返回单位抓捕没有跑掉也不敢反抗的“百万雄师”人员,头一天还载着“百万雄师”全市示威的卡车刷上了造反派标语,并载上一切愿意上车的人在武汉三镇漫无目标地狂欢着游行。
   造反派本身确实是一个“大杂烩”,不仅人员复杂,而且山头林立,此前还一度处于半地下状况,全市大游行又没有任何领导中心和调度机构,加上交通警察机构处于瘫痪状况,因此7月23日至7月25日的庆祝胜利大游行处于极度混乱的狂欢气氛中。随父亲单位车辆参加游行的笔者,就亲眼看见卡车冲到汉水桥旁的人行道上压死了行人并撞断了栏杆。
   庆祝胜利大游行三天之后不久,造反派又仓促组织了“八•一”渡江活动,由于渡江组织工作极度混乱,漫无秩序的武汉三镇市民挤满长江大桥桥头,导致武昌桥头下水处不远的地方铁栏杆被挤断,数以百计的人从十几米高的笔直堤岸下饺子一样地落入湍急的江流淹死。此次事故纯属组织工作混乱所致,但社会上则广泛流传“百匪破坏”的流言。可以想像,由此无疑增强了报复“百万雄师”的势头。或许,不久以后打开各级武装部军火库下发枪支与此也不无联系,笔者手头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因此未可妄议。不过枪支的下发埋下了日后“造反派”内部“钢新”两派火器武斗的祸根则无庸置疑。
   “造反派”是不满现实的各色人等的组合,“保守派”则是秩序维护者和“顺民”这一区别,在这段时间以一种特别鲜明的形式表现了出来,那就是“造反派抓革命,老保促生产”。一个七亿人的泱泱大国,让全体人民不事生产,统统去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达到自己的目的来说虽然“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但长此以往,岂不国将不国!为了坚持“政治压倒一切”,又不至于使社会迅速濒于崩溃,“抓革命促生产”大约是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提醒下提出来的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并没有说工作之外的时间抓革命,促工作时间的的生产。因此,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人尽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去对之进行理解。在两派斗争以“造反派”大获全胜,“保守派”彻底失败的武汉,气盛一时的“造反派”中的某些人便提出了这种荒唐的口号,意思是“造反派”不事生产专门去搞揪斗走资派的“文化革命”,以维持到手的权力,而“保守派”群众则必须去上班干活。事实上,由于从政治上受到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打击,这段时间属于“保守派”的普通群众成天提心吊胆,不知“十七年”中“专政对象”的命运是否会长时间的落到自己头上。因此,不仅天天上班,而且干也格外卖力。不过,就是撇开这一因素,从总体上讲,保守派群众多年来大都恪尽职守地勤勤恳恳上班干活,是遵守制度服从领导的顺民,这应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他们不付出这些代价,也就难以在“十七年”中作为“走资派”的亲信获得即得利益了。
   担当“促生产”角色的还只是一般的保守派群众,至于那些头头们,则想“促生产”也没资格,不是避风头逃往外地,便是在单位里关押挨斗。前文提到的武钢机总厂“百万雄师”头头朱云根,便遭到造反派的通辑,被从上海老家抓回批斗。前述笔者同学曾庆普的母亲兰妮青,本来只是百货商店的售货员,作为单位“百万雄师”头头的秘书,也遭到通辑,并从南京老家抓回批斗。另一个熟人阎鹏武的父亲和我父亲同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第一工程公司,则因为参加“百万雄师”受到造反派殴打后说:“我有武功在身,根本不在乎他们那两下。”此话传出去后,竟被少不更事的造反派青年工人用铁锤活活砸死。
   不过应当说明,造反派“7•20”以后对“百万雄师”迫害,并不包含后来保守派重新得势时所指责的“阶级报复”因素,据笔者所知,这种迫害主要是因一般的“观点”所致,致于受迫害程度,则依“态度”为转移,因为“文革”时代“态度”竟上升为最重要的问题,按当时的话说,就是“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相反,后来造反派遭受迫害均直接因为他们前期曾开罪于革“走资派”或“保守派”头目所致,因而才真正具有报复性质。
   细述“7•20事件”前后的以上现象,只在说明中国人民受伟大导师愚弄,以如何盲目的可怕激情投入了一场看似利害悠关,其实毫无意义的运动之中。
   但如果我们以历史的眼光去客观地看待和分析具体情况,就不能不承认抱着“紧跟党政军领导就是紧跟毛主席”这一观点的“保守派”群众的数量,到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就下降到只占总人口很小一部分,而认为“文革”“前十七年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专了我们的政,我们只有揪出一切走资派才是紧跟毛主席”的人则占绝大多数。笔者在论社会公正与社会发展的文章中曾一再指出,在社会生活中,执政党及其社会基础,通常总强调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而在野人士为了夺权则总是打出要求社会公正的旗帜。应当说,“文革”的情况虽然更复杂一点,而“走资派”、“保守派”、军方人士统统以要求维持“文革”前十七年的秩序为特征,没有提出什么公正要求,但以反对“十七年”的“不公正”为宗旨的“造反派”赢得了大部分群众一时的共鸣则是无疑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尽管人们分化成两派的思维路数千差万别,但从总体上分析还是有清晰的动机理路可循,虽然“造反派”从理论上看只是响应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其宣传的东西还是建立在符合多数人精神需要基础上的。
   这一理路若再加以简化,我们就可能发现事实确实与毛泽东沾沾自喜于“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了”的原因大不相同:恰恰是那些感恩于他所领导的“十七年”的人组成了包括“走资派”、党政军内“保守派”,即“文革”的反对者,而从各种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不满于他“十七年”政绩的人(绝大部分人是将一切过错归咎于“走资派”,但也有很多人实际上是归咎于他)却组成了“造反派”这个“拥护”他进行“文革”的社会集合。从这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也受了人民的愚弄。此种情况又是专制制度千年不易的典型表现:上有“愚民政策”,下有“愚君对策”。
   但是“文革”毕竟始终是一场“运动群众”的闹剧,毛泽东绝对不会不明白,“造反派”成分复杂,甚至包容了许多与他敌对的势力。因此,他从来没有打算让“造反派”成为胜利者乃至执掌各级政权。可以揣测在他的心目中群众中的两派,也像中共里众多的山头一样,一时尚可以让它们共存互斗,高高在上的他不仅能同时加以控制,而且还更有助于他本人权利的巩固。
   可“7•20”事件使事态的发展一时失去控制,不过这一地区的形势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决定作用,他也就不能不把让“保守派”和“造反派”同时共存的“国策”暂时搁置起来,容忍武汉地区暂时出现想“造反派”一面倒的形势。
   至少,毛泽东绝不会容忍武汉“造反派”向有独立纲领的方向发展,一年以后他亲自批准在“造反派”中大抓“百决扬”,可说就是他对这个地区“保守派”的特别关照,更是对这个地区“造反派”的特别防范和打击。
  
   (五)
   造反派开始自相残杀
  
   “造反派”没有自己的理论,当局也绝不会允许它有自己的理论。
   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即他那一系列随口发出的互相矛盾的语录,就是“造反派”的理论。历史上在“夺权”斗争中获胜的任何在野势力,再愚昧无知也会采取一些系统的办法稳定社会秩序,以巩固其到手的权力。然而作为“跪在毛泽东旗帜下造反”的造反派,没有毛泽东的指令就什么也不能做,而毛泽东“文革”理论实际上又只具有纯粹的破坏性,他“不破不立”的思想,实际上是要人类倒退到野生动物时代。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比动物强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劳动成果在还没有变成现实以前,已经观念地存在于他的头脑中了。再蹩足的建筑师在盖房子之前,房子都出现在他头脑里和图纸上了。毛泽东发动“文革”却像放火烧荒,却不去撒种一样,在茂密的森林化为灰烬之后,怎么能指望自发地生长出更有价值的作物呢?因此,大获全胜的“造反派”除了在混乱中狂欢之外,没有采取任何稳定秩序和巩固权力(以向建立新的“王道”过渡)的自律措施,在必然进行的报复行动之后,更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历史上历代起义者难以克制的顽疾——无休止地内斗之中。

  “7•20”以前受压最厉害的“三钢”即钢工总、钢工司、钢九•一三,此时已成为武汉地区势力最大的造反派,它们以“响当当,硬梆梆,不折不扣,道道地地”的造反派自居,在大量抢夺枪支弹药,拼命扩充人员的同时,极力排斥市民中其他主要属于“新派”的中小规模的造反派组织,也就是把矛头对准自己昔日的战友和同盟者,不愿和他们分享任何胜利果实,在压而不服的情况下,就干脆用武力围剿,从而酿成持续时间比“造反派”与“保守派”冷兵器武斗时间更长的“钢新”两派的火器武斗。如前所述,“新派”以三个大学华中工学院的“新华工”、湖北大学的“新湖大”、华中农学院的“新华农”为主,市民中除“工造总司”较大外,其他都属中小规模,因此在武斗实力上自然大大逊于“钢派”,几乎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比如笔者亲见的一场武斗就是1968年武网“钢九•一三”武卫队和武钢三中“钢二司遵义兵团”围攻武钢动力部“新动力”。“新动力”占据了红钢城八街坊单身宿舍三层楼房上面的两层塔楼(当时为该地区最高建筑),在窗口上遮以挖了枪眼的厚钢板,并囤积了大量武器和粮食记汽水,“钢九•一三”武卫队和武钢三中“钢二司遵义兵团”将其包围,用重机枪扫射无济于事。从三楼往上扔手榴弹也毫无用处,竟架设了“六0”炮准备轰击,无奈找来当射手的一个绰号叫“小丑”的复员军人解释,必须先打几发打校正才能命中,在这人烟稠密的居民区实在太危险,他负不了责,方才作罢。一位被围困者的家属气急败坏地冲向塔楼喊话,想让丈夫出来,不料被塔楼里射出的子弹命中乳房,死生未卜,和笔者一起围观的几个人也被同一颗子弹击伤,从前面一个电车司机大腿穿出又射进后面一个姑娘小腿。最后,还是空手前来阻止武斗的7252部队以调和名义进据点,设法让“新动力”的九名守卫人员换上军装与他们一起混了出来,才制止了这场居民区中心的恶斗。
   各造反派组织及个人恃仗武力横行社会,枪支走火和流弹伤人事件日日增多,社会生活秩序迅速恶化。“7•20”事件以前的社会格局主要是两大派政治观点的对立,或许由于其持续的时间较短,这种对立尚未对社会秩序构成重大破坏。此时派系林立的造反派们不仅政出多门,而且都以盲目“造反”,“造反”,“造反”,“再造反”为能事,所以任何秩序都不可能受到尊重,任何团体一旦获胜就会无限度地分裂。同时,每一个团体都为自己树立大量的“敌人”。说到底,此时“造反派”组织已出现了不断土匪化的倾向。因此,社会日益呈现兵荒马乱的无政府状况,由于枪支泛滥、流弹伤人事件频繁发生。仅以笔者在街头所见所闻为例,如我家附近一栋楼房里一个小孩在走廊里玩,对面武钢一招里飞来流弹将其打死。再如一天红钢城百货大楼门口举行“造反派”集会,命令枪队对天鸣枪庆贺,一枪手子弹哑火,将枪口垂下观察时,子弹突然出膛击中台下观众。此外武钢三中“钢二司”一绰号叫“保长”的玩弄手枪时走火,将自己的大腿打断。以“武卫队”名义横行街头的造反派,如武钢技校“6•19”手枪队名震一时,走到哪里都令人侧目。武钢“钢九•一三”武卫队长田万元抓住一批“新派”头头,其下属为报私仇,竟用自动步枪横扫,一梭子打死打伤多人,而“新一冶”敢死队长徐彪率部下到事关武钢工厂存亡的江心水泵站8216部队抢枪,则当场被部队开枪打死在警戒线内。武钢三中“钢二司遵义兵团”将该校新派组织“红八月”人员全部抓捕关押殴打,然后赶出校门,而武汉钢铁学院“钢新”两派各占该校东西两院一边,校内挖掘战壕掩体无数,武斗中图书馆大楼被炸塌,数以万计的藏书毁于一炬……
   更为严重的是,此时因私人恩怨而搬动各组织武卫队和一般成员乘汽车打架斗殴,抢劫破坏,互相枪战的事件也逐日增多。
   由于这类事件没有任何政治意味,问题的严重性也就可想而知。
   在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街上到处是闲人,“公检法”又完全瘫痪,没有任何维系社会秩序的替代机制的情况下,时间越长,由法律无存和社会生活的失落造成道德观念这种人类社会自律机制的瓦解,给社会造成的永远无法弥补的伤害也就越深刻。因此,尽管1968年春毛泽东通过成立“革委会”开始了社会秩序的重建工作,其所重建的也只是政权机构,人类文明所需要的柔性社会控制系统,即中国古代所说的“纲常”“伦理”“教化”仍然均告阙如。用《管子》的话说i:“国有四维。异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位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古今事异,但异中有同,基本道理是一样的,国家不能专门靠暴力长久维持,还得依靠许多观念性的东西,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民众能从内心接受的正义和公正观念,一个是社会道德观念,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这些东西当然都不可能重建,如此一来,社会秩序无法完全恢复正常是必然的,不仅如此,中国人道德观念的全面崩溃还给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留下了遗害无穷的后遗症。
   前面说过,造反派是是没有理论的,不仅如此,和历史上一切社会边缘集团向权力中心挺进的情况相比,它不仅没有独立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纲领,也没有为此而独立思考的权力。作为毛泽东呼唤出来的一个魔鬼,由于没有灵魂,毛泽东才敢于大胆地放纵它一段时间,并让它以自己的言论为“最高指示”,要它为自己的特殊的服务。“7•20”事件以后,毛泽东的注意力已离开了武汉地区,其新的指示也没有给武汉造反派掌权提供任何指导。
   这样,作为掌权者的武汉造反派已有充分条件表现自己。
   然而,正因为它没有灵魂,它不仅不能收拾局面,而且本身就是致乱之源,这就反过来证明,造反派的确比保守派更不具备掌握权力所需要的基本素质。当然,后来各级政权中结合的造反派头头并不一定都没有头脑,都没有能力,都不称职,对他们应当做具体分析。不过,凡在官场能站住脚,并施展才干的造反派头头,均已如招安后的农民领袖一样,都以成功地同化为封建朝庭所需的官僚为前提,不仅不能代表造反派,在造反派头头中也没有普遍意义。
  
   (六)
   军事管制下“走资派”反攻倒算
  
   笔者认为,老谋深算的毛泽东虽然以肯定上海“一月风暴”的方式促成造反派在全国“夺权”,却从来没有打算真正让这些乌合之众掌权,充其量只是想在原来的党政组织中“掺沙子”,让以“无限崇拜”自己为特点的造反派头头到党政组织中起点维持自己半神地位的作用而已。
   因此,“7•20”事件对全国局势的作用与利令智昏的王力之流愚蠢的预期恰巧相反,不仅没有成为全国范围内大抓“军内一小撮”的序幕,反而促成了毛泽东将地方军政大权全面赋予各军区司令,并以军管结束混乱状态的决心。也就是说,毛泽东敢于以“文革”搞乱全国,是以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底牌的。“7•20”事件和陈再道的被打倒触动了他赖以掌权的将帅们最敏感的神经末梢,他知道,“文革”把戏再也不能照原样玩下去了。必须变出点新戏法,一方面安抚住帮他控制中国的军头们,一方面管束住可能会无法驾驭的造反群氓——“红卫兵’和“革命闯将”,从而避免无法控制的混乱局面出现。更明确点说,图穷匕首见,他必须用枪杆子维持手中的权利了。
   所以,还在武汉造反派取得形势上的胜利,并到处跃武扬威大打内战的时候,毛泽东新任命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已实际上接掌了湖北地区的全部行政权力。而“7252”等多支部队则已取代城防部队“8201”驻进了武汉地区的各要害部门。与此同时,武汉市成立了以方铭为司令的警备司令部,拥有维持武汉地区社会秩序的全权。虽然很长一段时间里新的武汉军区和武汉警备司令部对造反派没有采取行动,但是从根本上说,全国第一批实行军事管制的地区,恰恰就是打倒了原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造反派大获全胜的武汉地区,至于军方实际行使权力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由此可见,揪军内一小撮的实际效用与中央文章和造反派的愿望是如何南辕北辙,而毛泽东恃军权维持其半神的政治本质,也于此表露无疑。
   大约在1968年夏秋,也正是毛泽东号召成立革委会前期,武汉警备司令部开始了在造反派组织和学生中大抓“打砸抢”分子,从此,毛泽东在“文革”开始时候宣称“要留待运动后期处理”的问题,也就是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所谓的“秋后算帐”开始了。
   对“文革”后的第一次大逮捕,应做多种分析。
   第一,毛泽东已经充分意识到,如果让形势继续“大好”亦即大乱下去,他本人也将无法收复自己制造出来的一大群混世魔王。因此,必须通过成立“革委会”,建立新政权,来形成他本人直接统治下的新秩序。
   第二,为此,对造反派中坚持造反的动乱分子,不仅不应再支持其任何造反行为,只要破坏新秩序的建立,就要采取措施坚决镇压,同时,对民众中此前的“犯罪行为”,要进行清理和制裁。
   第三,此时最令他头痛的社会阶层是大中学校的学生,两年来,他利用这些人造反,让这些年轻人出尽了风头,使其中的不少人不仅有了相当丰富政治生活经验,也不可避免地萌发了日渐独立,日渐成熟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大中学生处于反社会心理的年龄阶段,两年来的为所欲为环境也使许多人虽然没有参与政治也已变得桀骜不驯,无法管理。尽管采取了许多镇压措施,大中学生中的这两种倾向都已难以遏止。
   为了恢复秩序,由军方采取强制措施,也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但是,从这些办法,我们也可以更清楚毛泽东的权术。首先拿学生去打“走资派”,然后又用工人和部队(以及最终还用农民)来压服学生,真是卤水豆腐,一物降一物!
   但是更严重的问题是,“文革”已使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处于极为敌对,极为仇视的状况中,对毛泽东而言,为了恢复秩序,适当压制一下造反派和青年学生是必要的。但对“走资派”和休戚与共的军方而言,这不正是大规模报复开始的信号吗!
   笔者生活的武汉市青山区第一批遭到武汉警备区镇压的是武钢三中钢二司遵义兵团(其司令张根生一直关押到1974年“造反派”“反潮流”时才释放),罪名是武装流氓集团,作为武汉市中心的汉口武昌被抓的人就更多了。据估计,武汉三镇被以流氓集团罪名取缔的“造反派”基层组织大约占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遭抓捕的则只限于被取缔组织的主要头目。平心而论,这次大逮捕还是十分节制的。因为从维持社会的起码秩序角度说,若不采取这些措施,不仅这些组织土匪化倾向会迅速增强,在较温和的造反派中也会产生连锁反应,甚至在普通市民中正氤氲化生的流氓帮会组织也会急剧崛起(这个方面我有切身体会和大量降温,但因其和本题无关在此不做深究)。这些措施当然是对造反派的一个打击。

   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更成问题的是,武汉警备区的第一行动既没有法律根据,也没有法律标准,主要是凭直观印象采取措施,抓进去的人审讯几次后就无限期地关押,直到社会政治形势有所变化之后,才不了了之地释放。这就使司法行为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其结果只能是使权力高于一切的专制统治准则在这里进一步得到加强。也许,它之所以没有像日后那样无限制地诛连无辜,主要还是因为“走资派”尚未复出,保守派更惊魂未定,因而仅仅是军方显示力量的一个小小表示。
   这次打击使正热衷于执掌政权,正积极参与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中上层头目更深刻地体会到“无权的痛苦”和“夺权的艰难”,也就更疯狂地去追求“有权的幸福”,从而对他们极力争夺在“革委会”中的席位以维持其政治生命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
   对毛泽东而言,1968年是“文革”的结束之年。
   因为“革命群众组织”如果再存在下去,不仅可能会脱离他的控制,甚至完全可能演变成大大小小的武装政治集团。因此,他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的和象征性的重大措施。
   第一是让全国各省均成立“革命委员会”,以象征“祖国山河一遍红”。
   第二是让江青下达“九•五”交枪命令,即禁止军队以外的任何个人或组织拥有武器。
   第三,是命令所有的“革命群众组织”“倒旗”,也就是不许共产党党政军之外的任何政治组织继续存在。
   第四,是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必须占领上层建筑和管理学校,也就是利用工人来压制他所惧怕的知识分子和虽然为他起到压制知识分子和打击“走资派”作用,但现在却成了对社会对他本人最大威胁的大中学校学生。
   第五,在用工人压制学生作用有限,且多届学生面临分配难题的情况下,他又提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口号,采取了用广阔农村淹没学生中爆炸性社会能量的卑劣作法。
   第六,也是他搞“文革”最重要的一个象征性胜利,就是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宣布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或许他已预料到历史将会为刘少奇平反,特地标出“永远”字样加以强调。但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个“永远”反而表明他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只能局限在有生之年和随后的短暂时间。
   他的所有这些措施,都直接或间接涉及到“造反派”的问题。
   说起来在人类现代史上政治煽动家利用暴民达到目的事例并不鲜见。其中最典型的或许是希特勒的党卫军、冲锋队和伊朗霍梅尼的“革命卫队”。但对希特勒和霍梅尼来说,挟暴民以自重并问鼎政权,使暴民武装不仅是夺权的本钱,也是掌权的支柱。毛泽东与他们不同,早在二十年前就依靠一支强大的正规部队夺取了政权,只是为了以非程序方式搞掉可能尾大不掉且已功高震主的刘少奇,才自上而下地挑动出造反派这个以省为单位开展活动的多系统的暴民团伙,也正因此强大的正规部队永远是他真正的权力基础。造反派这种暴民团伙不过是临时使用的工具。这样,不仅他自己要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对家奴出生的正规部队而言,岂不更欲将于自己在主人面前争宠的外来恶仆置于死地而后快!
   阻止造反派向武装政治集团发展的关键步骤之一是收缴枪支,毛泽东的这一意图主要是以江青1968年9月5日讲话,即“九•五”命令贯彻的。说到这里,有必要剖析一下江青与造反派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至此时为止,两年多“文革”的最大赢家是江青和林彪(如果从1966-1976年来看当毛泽东在世之时,江青一伙甚至是唯一的赢家了,而江青所拥有的唯一政治基础也就是造反派。不过江青的权力基础却绝不仅仅是造反派,作为一个红极一时的政客,她的第一权力基础是自身为代价换得的毛泽东夫人地位,并借此依附于执政党党政军权力基础之上。古今中外第一夫人地位从不像帝王、总统、主席、书记那样,纯粹依靠本人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在施展聪明才智殊死搏斗中,凭运气获得,而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不过,其中但凡有政治野心的均会在利用其夫带来的权力同时,突破其夫的利害关系网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借其夫君的权力基础培植自己的个人党羽,而不能离开夫君的权力和利益完全另搞一套。所以只要对自己有好处,牺牲造反派对江青来说,其实是无所谓的事情。说白了,江青和造反派的关系远不像走资派和保守派那样具有高度的利害相关性,固然,江青需要借助造反派自主,造反派因有江青这个“旗手”而腰杆变硬。但是,造反派离开了毛泽东通过江青操纵的中央文革的支持就不能生存,却并非反过来使江青没有造反派就失势,相反,造反派对江青而言不过是通向权力峰巅的一块垫脚石罢了。只要掌握了最高权力,与毛泽东一样,江青同样必须以正规军队为后盾,以各级党政机构为主要工具对国家进行统治,绝不依靠什么造反派。
   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建立“革命军人”、“革命群众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新领导班子的指示,从上到下各级革命委员会中都吸收了一到几个造反派头头。就像几千年来的中国农民造反一样,“绿林好汉,先来的为王”。造反早、势力大的官就大,而各级政权所能容纳的人数量又极为有限,因此,能作为“革命群众代表”进入权力机构的造反派头头充其量占不了百分之几。通常,除头面人物之外的其他大小头目则落得个竹篮打水一无所获的境地。“革委会”成立后,中共命令所有“革命群众组织”“倒旗”,也就是将之彻底解散,则不仅使没有“结合”的造反派头头顿时一文不名,就连那些有幸当了官的也因顿失后盾而处于凌虚蹈空的窘境。在所谓“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里,根据毛泽东的旨意,第一把手一律由军代表担任,各种重要决定一开始也主要由军代表作出。因此,此时的“革委会”说到底实际上是军政府。而军代表对行政管理多半是外行,只好问计于打而不倒的“走资派”转化来的“革命领导干部”,亦即“文革前的各级地方行政领导人”,这样,仅经过大半年时间,主要权力还是转移到文革前“十七年”的当政者们手上去了。如前所述,“军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不仅是当年一起打天下的人,而且后者从前在军队中的地位比“军代表”通常还高出许多。就武汉而言,曾思玉、刘丰取代陈再道、钟汉华成为军区负责人,丝毫也未改变他们之间二位一体休戚与共的关系。这样,靠整“走资派”也就是“革命领导干部”起家的造反派头头从“结合”进入领导班子的第一天开始就处于“军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的包围之中。何况,从能力结构上看,“军代表”不仅有行使权力的权力,而且也有行使权力的本领,“革命领导干部”则有多年的行政领导经验和社会管理才能。“造反派”头头却都是只善清谈的极左分子,就是泡桐树般的大老粗。“文革”五年中,充其量也只发展了煽动群众进行破坏性工作的能力。他们对行政管理一窍不通,更缺乏施展权力的僚属系统,他们自己之间通常也缺乏共事所需的协作精神。
   若从各自的代表性上看,如果说“军代表”是代表毛泽东和中共,那么“革命领导干部”虽然还是代表“文革前”的行政结构及其社会基础“保守派”势力,造反派头头则丝毫不能代表“文革”开始时支持他们的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十七年”受压的百姓,充其量只能代表原造反派组织中的少数骨干成员的利益。
   须知,“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并不是一个西方议会式的代议机构,而是毛泽东对人民实行全面专政的一元化政权机构,因此,这三元力量要变成“一元化”工具,结果只能是其中最强大的一种力量压倒其他力量而唯我独尊。以上诸种原因使“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注定了要成为内斗的战场。然而,更可悲的是,该战场的第一场战斗却不是发生在它们诸方之间,而是发生在乌合之众的造反派头头之间。
   得到成立“革委会”的“最高指示”,基层造反派组织以为“摘桃”时机成熟,便纷纷以自己为核心分配各级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常委、委员的职位,尽量排斥其他组织,想以此造成既成事实,从而成为名正言顺的掌权派。那些势力较小的组织嫌自己分得的席位太少或者干脆与“革委会”无缘,便将这种革委会斥为“派委会”大加伐挞。一时间各派组织争夺席位的闹剧随处可见,却丝毫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而重建政权恢复秩序则正是他们被再次“打翻在地并被踏上一只脚”的开始!
   毛泽东和中共各级真正掌握国家命运的人,针对此种情况又采取了一个十分英明的策略。为了避免无休止的瓜分权力争斗,他们宣布,对任何“革委会”只许“补台”不许“拆台”。也就是不管成立的革委会有多大问题,成立之后便由上级机关根据情况加以改组补充,从而避免了各级政权在互相攻击和争夺中永远无法重建的麻烦。那么这个“上级机关”又是谁,并且以什么方式“补台”呢?说到底当然是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和江青决定,到了地方事实上从有军代表一级往上事情也简单,只有基层,如厂矿企业以下到车间班组问题特别多,因为不知天高地厚的造反派小头目们此时均误以为这些权力从此非己莫属,争权斗争也就格外激烈。当然,他们作梦也没想到,成立革委会的结果是原来的党政组织迅速恢复和巩固其在“文革”前的一切权力。
   为了调解造反派在成立革委会时的纠纷,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文革多次安排造反派头头上京开会听命并为解决问题拍板定案。笔者所知的事例,是武钢“钢新”两派到人民大会堂“汇报”情况时,“钢九•一三”头头张克勤大肆表现其“造反派的脾气”,当着江青的面仍然和对象大叫大嚷,惹得红都女皇博然大怒,当场下令将他抓起来。如此一来,张克勤不仅分不到半点“造反果实”,反而被当作“现行反革命”被打得死去活来,并送回武钢巡回批斗。笔者本人作为武钢四中学生,便参加过学校安排的“批判大会”,亲眼看到被打得无法站立的张克勤佝偻着身子坐在台上接受批斗。
   “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这样根据个人好恶和一时的表态,决定着大小造反派头目们的个人命运!
   或许正因此,作为“钢九•一三”对立面的“新武钢”头头徐道基本来因为势单力薄没有任何希望做官结果却因祸得福,立即作为“革命群众代表”进入了新成立的武钢革命委员会并担任副主任直到文革结束
   无论如何“革委会”刚成立时,造反派不仅在省市革委会中均获得了席位,而且在基层几乎是以全部瓜分席位的态势出现的,这便是1968年下半年的基本形势。

   就在这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在造反派组织中大抓“五•一六”分子的政治迫害运动。
   “五•一六”是高干子弟组织的反“文革”集团,在武汉并无影响,从武汉来说,则表现为大抓“此决扬”,并以“5•16”“北决扬”并称。据著名民运人士王希哲介绍,在这场全国性思潮中,湖南的“省无”比“北决扬”走得更远,也更有代表性,但限于孤陋寡闻,笔者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何况本文以谈武汉为主,因此下面只谈“北决扬”问题。
   其实从政治上说,“五•一六”和“北决扬”的政治性质是是完全不同的。
   所谓“北决扬”:“北”是“北斗星学会”,“扬”是《扬子江评论》,后者是前者的会刊,“决”则是指“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彻底革命派”这样一个组织。“绝派组织”没有什么代表人物,只是匿名贴了一些大字报,所以“北决扬”的主体还是“北斗星学会”和《扬子江评论》。
   《扬子江评论》的主编是武汉大学学生冯天艾,副主编是华中工学院学生“新华工”红色造反团团长鲁礼安。“北决扬”的核心观点在《扬子江评论》上有较充分的阐述。《扬子江评论》一共出过六期,不过由冯天艾、鲁礼安主编时只出了三期,他们被脯后,一位曾经多次与他们联系的社会青年颇有才华的蔡万宝随后又接手出了三期。他们从毛泽东“文革”理论的“走资派”之说继续前进,认为“走资派”已经结成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只有用巴黎公社三原则彻底铲除产生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制度温床,“文革”才能进行到底。这里,无疑有着用马克思的传统观点打被毛泽东“文革”正统观点的积极意义,即要求以普选制取代等级授职制,从这种观念继续往前走,完全可能进入现代民主与法制的理论天地。不过,“文革”的绝对专制不容许他们这么做,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要开辟出基本理论阵地也十分艰难。因此,他们当时主要还不是在开拓,而且在清理废墟,所以,行文的特点是虽然有自己独立的思路,语言则不能不沿用“文革”和毛泽东口吻,如大声疾呼:“北斗北斗,几十年后谁主沉浮”?
   照说“文革”中全国省级以下党政组织和“公检法”系统全部瘫痪,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上层很难了解民间乱七八糟的“革命群众组织”和无数刊物传单的具体内容,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从对“5•16”、“北决扬”和“省无”之类占总人数、总组织数、总刊物传单数微不足道的比例的情况都了如指掌看,无疑有着一支大的秘密警察队伍不受“文革”影响,高效率地开展工作,一刻不停地注视着所有“革命群众组织”和刊物、传单的内容,他们虽不干涉具体事物,却将所有社会变化状况收集起来加以分析后报告上去,从而为毛泽东和中共掌握全国情况制定对策提供了依据。例如北京某大学出了一份名为《动态》的报纸,江青阅后立刻大发雷霆,说该报是专门报道中央文革动向的特务报刊,便立即加以取缔和抓捕。因此,毛泽东和中共对本来并无多大影响,但在用自己头脑考虑问题的“北决扬”如此了解,并恐惧万分,也并不奇怪。
   这样,北京大抓“5•16”的同时,新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立即大动干戈,在武汉市揪“北决扬”分子是理所当然的。好容易找到一个给造反派看颜色的机会,武汉警备司令部至少将数以千计的造反派大小头目以此罪名投入监狱。但最后确定与“北决扬”真正有关的只有十二人,而且除直接从事“北决扬”活动的冯天艾、鲁礼安、蔡万宝等人外,像所谓大后台中共老干部王盛荣不过是看了文章后赞赏了几句,“小后台”周凝群、张子扬(“钢九•一三”宣传部长)也仅仅是看过他们的文稿并且提了些看法,“打手”严宁则作为“工造总司”铁军敢死队长为鲁礼安等人的讲演维持过秩序。就是这样一些人,抓进去一关三五年七八年后,才不明不白地放出来。精神失常的冯天艾和鲁礼安、蔡万宝三名“主犯”和严宁则关了十一年,直到1979年还准备以“反革命”罪判刑,幸而此时已进入“平反冤假错案”时代,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研究决定以“免予刑事处分”全部释放。
   从已表现出的思想看,“北决扬”无非是将毛泽东整“走资派”思想往前推进了一步,把众多的“个别”归纳为“一般”,而且,与数年之后毛泽东本人提出的“党内资产阶级”概念,无论就内涵还是就外延均基本一致。但在“十亿人只有一个大脑”的情况下,任何人在毛泽东之前提出毛泽东随后提出的思想,也同样是重大犯罪。而“北决扬”作为造反派中有头脑的激进分子,给毛的震动更成了给“造反派”带来第二次重大打击的导火索。
   1968年12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煞有介事地向全世界宣布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这标志着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已经达到。可笑的是,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其他成员,除邓小平暂时下放外,都还保留在中央委员会之内,并且在随后的毛泽东时代里,几乎全部官复原职,许多还一出来就升了几级。例如原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张体学,“打倒”三年出来后反而获得了此前可望而不可及的“中共中央委员”头衔,而邓小平本人一九七四年底复出后,更从“打倒”时的党和国家第七位领导人一跃而成为事实上的第三位。自古以来,为政者都讲究赏罚分明,毛泽东晚年这种无端将绝大部分官员“打倒”,又无端将他们再提拔上来委以重任,无疑使他将自己划入了昏聩专制者行列,也为他自己死后的风云突变埋下了伏笔。在毛泽东生前,复出的“走资派”们从政治上固然对他本人和“文革”无可奈何,但要想他们在职权范围内不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不把恶气出在“造反派”们身上又怎么可能呢?
   从1968年秋各级成立“革委会”到1969年春,短短几个月里,市级以下的基层单位,尤其是厂矿企业里,“文革”前党政组织领导人大多便从“走资派”摇身一变而为“革命领导干部”,并迅速将“文革”前对人民群众进行控制的那些工、青、妇之类的辅助组织恢复和发展起来。这样依靠再生能力极强的官僚系统,他们很快就在基层建立了极为强大的权力基础,只要可能,就将“结合”进去的造反派头头排挤掉,并且以打砸抢罪名抓起来,那些几个月以前还梦想以“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常委、委员资格永享权力的造反派们,在“走资派”正式运转起来的强大行政权力面前,几乎是眨眼功夫便从冠冕堂皇的新贵变成了阶下囚!
   众所周知,直到九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厂矿企业不仅掌握着人们的经济命运,而且对职工拥有巨大的行政权力,其“保卫处”、“保卫科”随时可以根据单位里的主要党政官员的意思,将任何职工关押在厂内。一时间,几乎绝大部分“造反派”及其支持者在单位里都挨了整。既然借助政权的力量进行报复,其特点就不会像造反派当权的那几天,或是痛打一顿,或是大吵大闹地批斗几次,表面热闹而不着边际,而是长期关在单位里办“五不准学习班”,不准回家,不准单独活动,不准串供,不准离开指定地点,不准和其他人交谈等等,事实上也就是不折不扣的非法监禁,如果认为整出来的问题够份量,就送交公安局看守所无限期关押起来。
   此时,笔者作为“69届”初中生正在武钢四中“复课闹革命”。上学途中必须经过武昌至黄石的铁路与和平大道的交汇口,短短两三个月中,至少看到红钢城通武钢勤火车站一带有近十起造反派头头因挨整而卧轨自杀的事件。另外,笔者直接认识的自杀者也有两个。其一是在红钢城八街坊与一位同学举重玩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位笑喝喝的中年莽汉,一手抓起扛铃轻轻松松地举了十几下,第二天傍晚笔者再去时,发现有许多人围在那里议论什么,同学告诉我昨天举重那人是造反派头头,在单位里挨了整,并且要办他的五不准学习班,他一气之下竟跑回家里用菜刀砍死了自己!笔者年少好奇,立刻与其他围观者一起亲自去其家中查看了鲜血淋漓的现场。其二是笔者所在学校的工宣队长吕照来,来校不久便因是“造反派”被勒令回厂办“五不准学习班”,挨整不过而愤然自杀。
   作为第三次对造反派的报复性打击,这一次的特点和武汉警备司令部抓“武装流氓集团”及武汉军区抓“5•16”、“北决扬”不同,它直接由以前的“走资派”转化成的“革命领导干部”进行,也不是以社会治安或思想倾向为理由,而是以“清理阶级队伍”等“文革”前就经常开展的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形式进行。因此,这次是对除开已当上省市革委会成员以外的造反派进行全面调查,除了少数人实在“苗红根正”找不出毛病,而且也需要留下来装点门面的以外,统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处理,最少也要交待清楚参与了些什么活动,并检举他人的言行,然后才能写检查和保证以后过关。
   至此,武汉市因“7•20”事件形成的造反派掌权局面已彻底改变,除了在形式上,省市和大企业革委会中尚有少数几个造反派头头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常委、委员之类并不给予实权的职务外,其他人均已回到“文革”前受单位领导和他们的亲信即“文革”中的保守派压制的传统状况,而这些人也大都意识到造反除了使自己的地位每况愈下以外,什么也得不到。所以,此时,即1969年春夏,从政治上说,造反派的力量已彻底瓦解。不仅在普通群众中,就是在原造反派组织的中下层头目和骨干里也失去了影响力。
   必须指出,造反派落得如此下场绝非偶然。第一,毛泽东操纵造反派玩弄的夺权把戏只是达到弄垮刘少奇的障眼法,所以他们的命运只能是当猴耍。第二,造反派沐猴而冠,掌权的几天里小人得志颐指气使,却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基础。这样,随着毛泽东重新启用“走资派”,他们也就必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顺便说一句,即使造反派真的长期掌权,对国家对人民来说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他们的极左纲领和野蛮的“群众专政”方式,从政治上必将使中国倒退到丛林法则统治的愚昧时代,受毛泽东晚年思想影响的波尔布特之流在柬埔寨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例子。
  
   (七)
   保守派重占上风 造反派江河日下
  
   如前所述,“走资派”转化成的“革命领导干部”们重新掌权的结果,是全面恢复“文革”前的党政制度和工、青、妇等外围组织,不消说,构成他们权力基础的这些控制网络当然只能是原保守派的骨干人物和一切曾有恩于他们的人。利用强大的行政力量和控制网络,“走资派”对造反派的报复虽然不像“7•20”以后“造反派”对他们那样狂暴,却更为严厉、冷酷,因为后者只会发泄压抑几年甚至一二十年的怨气,打过骂过就算了,作为乌合之众也拿不出系统的办法来。“走资派”却是运用政权体系的力量,用长期而系统的方法,加上作为权力基础的保守派无日无时处处事事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和精神压迫来报复“造反派”,因此,这种报复不像造反派一年多以前那样因暴民运动而表现出狂热的社会气氛,却远比那时阴郁、沉重和全面,而且以每个中国人都必须隶属于其中并受其政治经济约束的“单位”为中心,也就真正具有“打下十八层地狱,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意味。

   说到这里,应该回过头来谈已销声匿迹一年多的“保守派”问题了。
   毛泽东还健在,“文革”还得到肯定,“7•20”事件就不可能平反。因此,“保守派”也就不能以“百万雄师”的名义返回社会政治舞台。
   “7•20”事件虽使“百万雄师”从整体上被否定,使其十几个大头头被捕,但数以千计的中小头目不过是在单位里被殴打揪斗一番,接着造反派忙于争权和内斗,在没人管的情况下,他们自然纷纷和“靠边站”的“走资派”们暗中通气,商讨对策,随时准备重新集结起来东山再起。作为跟随毛泽东和中共几十年的“走资派”们,深知“打倒”的原领导干部如此之多,大家统统复出当属必然,因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绝不可能将原有的基层党政官员乃至党政组织统统抛弃,而让政治上靠不住,能力上不顶事,组织上一团糟的造反派取而代之。在这种共识下,“走资派”和保守派人物采取静观待变的策略。果然,不出一年时间,“革委会”的成立使“走资派”纷纷官复原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采取先易后难的方针,先将不易引起造反派争议的保守派人物安插到各要害部门,然后,随着上层打击造反派政策的逐渐加码,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将几乎所有的保守派人物委以重任,以便为其权力建立起远较“文革”前更为强大更为强硬的社会基础。于是,保守派也就实际上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了。
   上文提到过笔者所知的武钢机总厂“百万雄师”头头朱云根,此时就作为工宣队长进驻了武钢三中,并从此开始步步高升,而笔者同学曾庆普的母亲兰妮青,也因先前作为“百万雄师”骨干并受过造反派迫害而“纳新”入党,作为其保“走资派”的犒赏。
   至此,保守派作为“走资派”权力基础的事实,终于充分显露出来,文革前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又成了三年“文革”后的既得利益者。
   形式上大获全胜,实际上却重新受压的武汉造反派中,当然不会没有几个不服气的“响当当”者,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到毛泽东、江青和中央文革肯定的“革命闯将”,只要能引起上层的重视,情况总会有所改变。这样,“革委会”成立大半年之后,也就是1969年上半年,为数不算很多的造反派大小头目终于纠合起来开展了一场捍卫自身生存权,因而也是第一次完全不依靠毛泽东“最新最高指示”而发动的小规模政治运动——“反复旧”。
   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造反派的演化情况。
   此时的造反派,第一大特征是头头们两极分化。
   毛泽东对造反派的肯定,使极少数造反派头头作为“革命群众代表”进入各级革委会担任副主任、常委、委员,甚至纳入中国共产党九届中央委员会,这些为数很少但也最重要的造反派头头便有了合法的保护,成了“人上之人”。例如,“钢工总”的朱鸿霞、胡厚民以及“新华工”的张立国当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钢九•一三”的李湘玉、“工造总司”的吴炎鑫当了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长办联司”的顾健堂当了省革委会委员,“新武钢”的徐道基当了武钢革委会副主任,“新一冶”的曹承义当了一冶革委会副主任等等。此外,“钢工总”的夏邦银和“钢九•一三”的董明会还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然而,那些没有被授予职务的造反派头头则如前所述,都留在原单位挨整,基本上都进了“五不准”学习班,一部分关进了牢房。当时,尚发生了这样一个趣事:“工造总司”头头吴炎鑫当了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他的副手不久却被关进了武汉市第一看守所,这位极讲义气的司令一怒之下闯入看守所,公然以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名义将之带走了!当然,造反派头头大部分是个人野心家,当官之后均不同程度的和自己的难兄难弟们划清了界限以求自保,以他们的官场地位,客观上要保全自己的社会基础也绝无可能,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造反派头头要么被“走资派”同化,要么想和原有社会基础保持联系也心有余力不足。相反,没能进入体制而顽强坚持的极少数基层造反派头头则对他们原来的领袖绝望,指责他们被收买,“受招安”,他们自己则以“响当当、硬邦邦”自居,一直坚持在街头贴大字报,刷标语,被民众称为“街头派”,自然,他们最终没有不被抓去坐牢的。
   第二大特征是,不仅原来占人口百分之七十的普通群众不再支持造反派,甚至那些没有进入体制并且挨整了的大小造反派头目大都也不再愿意投入政治活动了。因为这些群众和原造反派头目终于明白,即使造反派胜利,也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何况造反派失败还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同时,造反派不仅不代表大部分群众的利益,他们自己也不成其为整体,其活动的结果充其量是造就几个政治暴发户。所以无论是造反派本身的作为,还是造反派的前景,都使他们完全失望。不过,也应说明,包括曾经自命造反派却从未参加任何组织的鄙人在内,由于“文革”历史的关系和对“走资派”的逆反心理,在感情上,这些人大部分还是不同程度上同情造反派的。
   其实,作为政治暴发户结合进各级政权的少数造反派头头日子也并不好过。考虑到毛泽东对他们的保护,复出的走资派们对他们采取了能拉过去的就拉,拉不过去的就孤立起来,可能的话就予以猛烈地打击,并排挤出去。这些被结合的造反派们也面临着两种选择,要想明哲保身,只有认同和同化于走资派们,让自己变成适合此时政治要求的行政官僚。通常,为人比较克制,也较有涵养和学识,并且有一定领导能力的都作了这种选择。上述张立国和曹承义或许属此类典型;想继续坚持造反派身份并代表造反派活动的,则始终在革委会中充当反对派角色,并往往无目的无意义地滥用造反精神,始终不与“走资派”合作,但因为他们人数极少,又分散在各级革委会中,因而势单力薄,处于军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虎视眈眈的四面围困之中,从来没有任何安全感可言,用胡厚民对笔者的描绘,那就是“在刀尖上跳舞”。由于此时造反派还盼望毛泽东能像“文革”开始时那样突然表态大力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因此,取后一种态度的人此时尚占多数。
   从此时来说,当由没有被结合而处于挨整状态的少数造反派中小头头率先发难的“反复旧”运动开始以后,那些已被结合当官的造反派头头在没有了组织后而不得不凌虚蹈空,见自己的小兄弟们再次走上街头,便也纷纷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于是他们在武汉三镇到处刷满标语:“反复旧反复辟,江城人民齐努力,反复解,反复旧,江城人民齐战斗”、“打倒复辟狂风暴雨,消灭还乡团”、“继续革命造反,不许老保翻天”等等。
   不过,由于前篇说过的诸种原因,造反派的这些活动再也得不到多少共鸣了。
   笔者不清楚,1969年的“反复旧”是否具有全国性,是否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重视,但是从社会现象上分析,他们应当有所表示。因为“反复旧”运动虽然很快就烟消云散,但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似乎也告了一个段落。由于“走资派”和保守派的反攻倒算受到遏制,造反派的被压状态有所缓和,不久以后,社会就走向相对平静的时期。当然,这种平静是暂时的,只要国家、社会有一点政治波澜,斗争就又会公开化剧烈化。
   在此,有必要提一下,一些与造反派和保守派毫无关系,却具有真正群众运动意义的社会活动。。
   从1966年“文革”发轫,许多厂矿企业职工便开始为自己面临的迫切而明显的工资、待遇、福利问题集合起来开展斗争,却被“走资派”和造反派同时用“反对经济主义”、“反对工团主义”的政治高调强压下去了。经历了近三年“文革”的折腾后,厂矿企业职工的这些具体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变得日趋严重,随着空头政治的沉寂,他们的这些要求也骤然明确起来。
   不管怎么革命造反,“文革”前和“文革”后(这里指1966年-1969年的狭义“文革”)高度政治经济一体化状况都丝毫没有改变,所有工厂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福利制度不仅统统由国家制订,而且大多数人从五十年代末就没有增加过一分钱,所有工人进厂转正定级升二级工后便从此冻结,时间最早的是1958年的二级工,此外还有1956年进厂的则停留在三级工水平。当年这些人是光杆一个,时隔十多年,大部分已是老少三代之家的唯一生活支柱,仍然只拿三十几元一个月的工资,人均生活费通常只有5-10元左右,家庭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迫于生活无法维持,他们从单个人公开找领导吵闹,发展到凝聚成千上万工人一齐请愿。不过这一过程直到1974年才走向高潮。一天,笔者正作为“知识青年”从农村回家省亲,忽见数以千计的工人拖老带小漫无秩序地吆喝着走向笔者家斜对面的楼房(武汉红钢城五街坊),把当时主持武钢工作的李振江家里围个水泄不通,不知究竟何故中向旁人一打听,才知道是“582”(即1958年的二级工)造反要求增加工资,多年前就听说过的“582造反团”终于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不光武钢,全国各地大型企业中也有类似运动,并且纷纷上京请愿。在这种情况下,一段时间以后,因中共下文件“582”和五六年的三级工普遍上调一级(时人戏称“虾子”过河,猴子上树)运动方才告一段落。
   此外,也肇始于此时而数年后才获解决的,是“武钢一冶长期家属临时工造反”,这些家属临时工是丈夫在武钢一冶工作,她们自己因生活艰难也作为“家属工”到武钢一冶干最粗笨最劳累的活计,工作十多年却仍在正式编制之外,干活累,工作时间长不说,工资待遇福利享受也远远低于正式职工,而最令她们气愤的是,干完几十年退休以后还没有劳保工资!大约也是闹到1974年前后,她们终于推举出代表上京请愿,并且恰好在北京碰到了唐山和其他地区同类型的请愿团。据说因为多系文化程度不高,性格泼辣的中年妇女,请愿过程中与接待人员发生争吵,她们又不像“582”那样是国家最大厂矿的生产主力,较易对付,导致一些最重要的代表被捕,其他胆小的赶回了本地,一时才被压制下去。不过,这个问题最终还是做了解决(笔者母亲就是这类最终获转正的武钢家属工之一)。
   1969年闹得最欢的却是所谓“老单身”和“复退军人”。“老单身”指五十年代从农村招工进城,工作多年妻子儿女仍在农村,全家无法团圆的单身职工,尤其是看到“支左部队”进驻仅一年便把妻子儿女从农村弄来安家后,他们由嫉妒愤怒而集结起来,很快就走上街头刷标语造舆论,把自己的运动推向了高潮。“复退军人”则指从部队复员转业后,福利待遇和住房家属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人集结起来,造舆论提要求。这两种人也是城市企业生产工作中的骨干,他们的运动也受到当局的很大重视,一方面进行压制,另一方面事后也逐步进行了统筹解决。

   所有这些真正的群众运动,都借鉴了“文革”的“造反”方式,通常为避免镇压,总是由几个胆大的人在要道贴上几张海报,说某年某月某日某类人将为某事到某处集合,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届时,具有同类利害关系的人便自动到该地集合商量后,一起去找某领导或某机关请愿,既避免结成组织,也避免个人过分地出头成为“枪打出头鸟”的目标,而当局也确实以极大的恐惧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派出大批的便衣人员混杂其间,寻找“幕后指挥者”和“煽动闹事”的人。因此,这些运动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发展出稳固而独立的工运组织。
   言归正传——造反派与保守派问题。
   1969年4月,中共召开“九大”作为“文革”胜利结束后新时代的起点。为将毛泽东“三结合”指示贯彻到底,中共要求在武汉地区选送两名造反派头头充任九届中央委员,主持挑选的当然只能是新武汉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和刘丰。为了这两个可怕头衔的人选,他们可谓是煞有苦心,最终挑选了“钢工总”三号头头夏邦银和“钢九•一三”基层组织头头董明会,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两个非常容易对付的人物。
   夏邦银本是武汉市汉阳轧钢厂工人,文革初期因为革命造反几抓几放,在“工人总部”中他的位置排在第三号,为人则相对低调,故曾思玉刘丰越过了朱洪霞胡厚民选种了他。
   这里,我们着重来介绍一下“董明会现象”。
   作为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矮矮墩墩的工人,在工厂里干活的话董明会可能还十分称职,但这个一无组织领导才能,二无必要的知识素质,三没有任何功绩可言的大老粗进入拥有七八亿人口的国家事实上的最高决策机构,则未免令人纳闷。说起来,奥秘也十分简单,既然中央明确要求遴选两名造反派头头当中央委员,武汉军区负责人不能不服从,但中央委员这个头衔实在非同小可,不要说“曾刘首长”本身以前也不是中央委员,就连伟大舵手他老人家本来不也只是个“毛委员”吗?万一造反派头头以中央委员名义对武汉军区和省市委发号施令,岂不连他们自己都要拱手服从?于是“曾刘首长”灵机一动,在“钢九•一三”基层中找来这么一位“苦大仇深”且入党多年的工人作为阿斗,既可搪塞毛泽东,又容易受他们的操纵,至少是绝不会难以对付,不至于对武汉军区和省市委的权力构成任何威胁!毫无疑问,“董明会现象”是军人干政弄权的杰作,由此也可见这种制度下拼凑各级领导班子中包含着多少尔虞我诈阴谋鬼计!
   如前所述,1969年“反复旧”以后,倍受打击的造反派作为“走资派”的臣民,日子或许好过了一些。这些“革命领导干部”和保守派人士毕竟有多年的从政经验,深知“专政之道”在于全面而严厉,但又不能超出臣民完全不能忍受的程度,同时为了长治久安,还得采取“怀柔政策”,以“王道”而不是“霸道”使大多数人变成“驯民”,何况毛泽东毕竟健在,一直要求“对造反派高抬贵手”。因此,随后不仅放松了对已成平民的造反派的压制,让他们能安于日常生活,对结合进各级革委会的,也尽量加以笼络。
   当然,与此同时,他们对顽固坚持造反,拒不进行合作的,也绝不“心慈手软”。例如,作为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原“钢工总”二号头头胡厚民,因无休无止地与新武汉军区和省革委会顶牛,他们竟干脆采取栽赃陷害方式,将一台报废电台藏到胡厚民家中,然后大张旗鼓地去抄家,以通敌罪名将他逮捕下狱。
   但是,只要毛泽东健在,“文革”没有被否定,造反派中总会有极少数人不计个人利害得失,一定要争赢争赢这一口气。当然,他们的活动已不再是以传统的组织持续不断地进行,而是根据政治气候的变化及现实可能性,以个人或几个人的名义张贴一些大字报,乃至举行一些群众集会等等。由于他们和当了官的造反派头头不一样,永远没有“结合”机会,他们自己也只以批判现实和精神发泄为主,并不指望有大红大紫的一天。人民群众将他们称为“街头造反派”,简称“街头派”,他们也以此为荣。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甚至还发起了针对“结合”进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进行了“反招安”宣传。但他们与“招安”了的造反派头头也并不处于对立地位,当“招安派”有时因政治形势变化走上街头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合流了。从1970年到1976年期间,“街头派”以“革命群众”为名义在街头刷标语造舆论,断断续续地坚持着与“复辟”后的保守派对垒。
   保守派中当然也有热衷于社会活动的人,为了不让造反派独领风骚于街头,他们以“工农兵”为标榜和“革命群众”对着干。这样,直到1976年,武汉街头都时常可见双方互不相让的大字报大标语。
   可以肯定,以上过程中武汉造反派的命运和全国各地的大不相同,不同之处首先在于武汉造反派曾经有过大获全胜的日子,因而从1967年7月23日以后到1968年秋天它们曾志得意满不可一世,同时把社会带进了混乱、武斗、失序的灾难中。这样,新组成的以曾思玉、刘丰为首的武汉军区虽然不得不给其主要头头一点面子,为了恢复秩序还是照样对它们大开杀戒。至于武汉以外,上海怎么样我不清楚,其他地方造反派连一天完全掌权的日子也没有,正因此,那一年中各地造反派非常羡慕他们的武汉同伙。其次在于,由于“7.20”事件涉及毛泽东本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对武汉的造反派长期给予了更多的首肯,包括让“工人总部”和“九一三”各选派一人进中共中央“九大”的中央委员会任中央委员,这是何其荣耀何其显赫的恩宠!因此恐怕除了上海以外,也没有哪里的造反派能有武汉的这么神气,没有哪里的造反派在和“走资派”恶斗中能有武汉的这么强硬。
   当然,不管差异多大,全国造反派的结局是一样的。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发动军事政变,抓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并立即通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将当地“三结合”的造反派头头及其社会基础一网打尽。
   这样,武汉地区的“工人总部”的朱洪霞、夏邦银、胡厚民,“九一三”的李湘玉,“工造总司”的吴炎鑫,“长办联司”的顾建堂、严常、“新武钢”的徐道基,“新一冶”的曹存义为代表的当了官的造反派头头全部入狱,那些街头派活跃分子也概莫能外。
   相反,保守派代表人物则在大获全胜的“走资派”即“革命领导干部”的保举下大都也开始为官为宦,捞了个盘满钵满。
   把陈再道对保守派人物的赞赏和怜惜一看,任何人都不难明白,在没有毛泽东施压的情况下,中共党政军领导人会如何犒赏它们。
   就是邓小平,虽然从政治家的角度说两派都不对,实际对待上也不可能不对保了他们的保守派施以恩惠,这方面的具体事例在其儿女的回忆中比比皆是。
   综上所述,文革中的保守派,不过是中共掌权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是中共基层组织负责人或者亲信骨干,文革中的造反派情况复杂,其主要头头则基本上是希望走捷径做大官的极左分子。这样,保守派的存在天经地义,造反派则来得突然,说白了只是毛泽东为了“火烧功臣楼”,利用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煽动起来的一批极左分子。毛泽东利用他们来给跟随他打天下的大小官僚看颜色,迫使他们绝对服从自己,这些极左分子则利用依附毛泽东打击中共官僚以迅速爬上高位。
   因此,就其上层而论,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和希特勒手下的党卫军和冲锋队的斗争如出一辙。
   无论怎么否定造反派,造反派归根结底还是中共自己的一个派别,正因此,文革后中共落实政策时还是给了武汉造反派头头一些“自己人”的特殊待遇。
   80年代早期胡耀邦到湖北襄樊调研后作出指示,凡曾任省级以上职务的,在监狱中一律住独院单关(还派几个刑事犯伺候)。
   因此胡厚民从和我同一栋监楼调走,住进了专门为他盖的独院中的平房。
   满刑以后,这些人则按处级干部分配住房、拿退休金,也就是仍然视他们为中共的高级干部。
   这方面胡厚民无福消受,他在满刑前几个月死于襄樊监狱,但是,本来是“工人总部”第三号头头因而屈居胡厚民之下,却因为当了中共中央委员而被当局视为湖北地区头号造反派头头的夏邦银,则在出狱后住进了以前他没有享受过的高干楼。
    1993年
    
    后记
   1978年,我作为新生代民主义士走上社会,为了学习政治活动经验,曾四处寻找文革时代的“造反派”和“保守派”人物。
   “造反派”方面:
   找到了“街头派”人物李峰,此时他刚关两年出来,居然一句话也不敢说,
   “北决扬”人物鲁礼安,这个当年威震武汉的“红色造反团团长”刚坐十年牢回来,也什么话都不敢说,
   “北决扬”人物蔡万宝,他倒是积极联系,并参加了我们的一些活动,表现出了我望尘莫及的宣传和组织能力,只是生活需要和不想再为没有希望的事业坐牢,才很快就又退出了。
   “北决扬”“小后台”(当局抓他的理由),“九一三”宣传部长,关押七年出来的张子扬,这是我见到的“造反派”中的人物中最有头脑、最有知识的人,以后成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然后辗转去了多个大学和科研单位工作。
   此外,我还拜访了一些不出名的造反派人员,由于没有多少收获,印象已经谈漠了。
   “保守派”方面:
   当时只知道有个笔名为“寒城牛”(韩陈刘)的写作群体,但已经无法寻访,而这个班子在保守派中也是例外,因为绝大多所保守派人士都只是“走资派”即“革命领导干部”的心腹,并不开展独立活动,所以他们里面的人都缺乏政治个性,在社会上也就不好找。
   不过,由于我自幼的好友、搞民主运动的帮手任秋光的原因,原武汉市一冶一中保守派组织三字“红卫兵”(当时被造反派指责为“保爹保妈派”)司令,老红军子弟吴山屯(他们二人多年一直是打篮球的球友)则从民主墙运动以来一直是我的好朋友,给了我许多帮助,通过他,我了解了不少“文革”和两派的情况。
   1981年为民主墙坐牢以后,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我几乎认识了所有也关在那里的武汉市的著名造反派头头。
   以后在襄樊监狱,又和武汉地区第二大的造反派头头,对“走资派”态度最强硬因而也判刑最重的胡厚民来往了很长时间。
   所以,虽然文革开始我只有十三岁因而没有过深的卷入,但由于有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已经能够对之进行深入观察,加上以后又在文革人物中做了大量调查了解,故多年来写了不少关于文革的文章,可惜的是,其中绝大部分早已在一次次抄家中丢失。

  这次出狱后将能够找回的残稿加以清理,纯粹的文革回忆与思考文章居然仅剩这一篇,而且还不完整了,故上文的结尾是重写的。

    2011.7.4

(“7•20事件”与武汉的“造反派”和“保守派” 全文完博讯


http://blog.boxun.com/hero/201108/qyming/4_15.shtml

快速回复

限100 字节
如果您在写长篇帖子又不马上发表,建议存为草稿
 
上一个 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