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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剿韦氏“三兄弟”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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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剿韦氏“三兄弟”始末

(官方处遗档案)

韦明乐(小学代课教师)、韦明成(农民)、韦明立(中学学生)三兄弟(以下简称“三兄弟”)系凤山县乔音乡巴甲村人。“文革”中,“三兄弟”都参加凤山“七·二九”组织,在派性武斗期间,都持枪参加武斗。一九六八年九月中旬,在部队、民兵大规模围剿凤山“七·二九”基本结束,开始进行“斗、批、改”运动的时候,韦明乐三兄弟等二十五人在战场上幸存后,为免遭杀害,相继持枪外逃,分别到凤山的巴甲、久文、月里和天峨县的更新等地躲藏,当时称这些外逃人员为“散匪”。在遭到多次追剿之后,韦明乐三兄弟认为在凤山县境内躲藏生命难保,为了生存,他们作出了长期外逃的选择。到一九六九年元月初,韦氏“三兄弟”携带武器和一些简单炊具工具逃到天峨和乐业两县交界的高楼山一带,隐藏在深山老林之中,由此,引起了长达十多年之久的清剿“散匪”。

“三兄弟”逃到高楼山一段时间后,见没有追剿的动静了,就凭着高山上的自然条件,搭了个简单的草棚居住,在山上捕捉野兽、采野果、挖山茹等来维持生活,并把打来的野兽皮拿到天峨县境内的更新等地出卖,买些盐油和一些生活必需品。同时,“三兄弟”为作长期躲藏生活的准备,他们把打来的野兽内和皮晒干储存,并在山上开了一小片荒地种点东西。
到一九七0年三月,“三兄弟”在山上的活动被更新乡安延村的社员上山采药时发现,他们回来汇报后,天峨县出动民兵围剿了高楼山。民兵到“三兄弟”居住的草棚埋伏,后因抓不到“三兄弟”就把草棚烧掉。在此期间,凤山县革委、县人武部联合草拟《关于动员外逃上山人员回来的计划》(实为“清剿计划”),上报河池军分区,军分区又将《计划》请示广西军区,军区领导同意《计划》并专程到巴马县传达区党委领导关于清剿“散匪”问题的指示,于是,武装围剿“散匪”正式开始。河池军分区司令员李森亲临凤山督剿,凤山县人武部副部长张金如担任指挥组长,调动河池军分区独立营的一个连,凤山县中队以及机关干部、武装民兵等共六百人,组成五个清剿分队,分别进驻巴甲、久文、月里、更新等地,以夜间潜伏,白天搜山等办法进行清剿,连续清剿了两个多月。在清剿期间,外逃上山人员被打死一人,活捉两人,八人自首。

“三兄弟”在高楼山被发现遭追剿之后,他们认为,要长期在山上躲藏没有群众的帮助不成,于是,到一九七0年的下半年,“三兄弟”就转移到与他们有其宗族关系的更新乡加里村边里屯的附近一带躲藏。他们凭借那里的熟人,与当地群众同劳动同生活,有时还帮群众做点好事。群众对“三兄弟”的遭遇也表示同情,并在行动上为他们的生活和活动给予帮助和方便,他们经常给“三兄弟”送米、送饭、送油盐和送些衣服。过后,“三兄弟”见到群众与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感情逐步加深了,就用他们自己打来的野兽皮暗中与一些群众交换要步枪子弹,先后得了三百发,以作防身的打野兽用。由于得到群众的同情和帮助,所以,“三兄弟”从一九七0年下半年到一九七四年初的活动隐蔽得较好,生活也较方便。

一九七四年二月,在天峨县更新乡和乐业县先后发现两封攻击中央领导的匿名信件,两县公安部门把它作为重大反革命案件来追查,并分别向河池、百色地区公安部门汇报。经两地区公安处及天峨、乐业、凤山三县公安局四个月的联合侦破,确认匿名信是韦明乐所写,于是,在天峨县暗中追捕了“三兄弟”。正在追捕中,发生了“盘平事件”,即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六日,更新乡高楼山盘平生产队长田中山在运秧苗去插秧的路上发现了韦明乐“三兄弟”,他立即回寨向在该村搞中心工作的工作队作了报告,于是,“三兄弟”又遭到追剿。当“三兄弟”得知他们遭到追剿是田中山报告后引起的,于是就采取措施报复。当天下午,他们持枪偷偷摸进盘平寨,强行带走田中山的大女儿田春林上山,直到第二天才放回来。田春林回寨后,报告她被奸污,天峨县公安部门得知情况后,认定为“反革命案件”,并将情况上报地区,地区公安部门派员汇同天峨县公安部门、县人武部进入高楼山地区侦破。(此案于一九八五年四月五日河池地区公安处接到区人大常委办公厅的查办函后,对案件进了查证。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七日地区公安处将查证情况报告区人大常委办公厅。查证报告认定“三韦”强奸过青年妇女田春林是实。对照《刑法》有关条款规定,已超过追诉期限)

出现上述事件后,于同年七月初,河池地区公安处和河池军分区拟写了《关于围剿韦明乐股匪的请示报告》,七月二十五日,河池地区革委和河池军分区联名向自治区革委、广西军区汇报了《清剿股匪的行动方案》。八月下旬,广西军区和区党委同意《行动方案》,区党委主要领导对清剿问题还作了指示。于是,大规模清剿“三兄弟”开始,清剿领导小组由河池军分区副参谋长李义川、天峨县委副书记李科、地区公安局副局长李春洋、天峨县人武部副部长周君全、凤山县人武部副政委涂国均、乐业县委常委革委副主任凌振学等六人组成。调动公安干警及武装民兵八十多人,组成八个分队,进行长期清剿。在清剿中,还贴出文告规定:“通匪”、“窝匪”、“济匪”者以匪论处,知情不报者受处分,抓活或打死匪者给予立功授奖……清剿领导小组利用与“三兄弟”胡亲戚关系的更新乡加里村那寨屯农民罗邦辉(原籍凤山县乔音乡合运村)来诱捕“三兄弟”。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三日,韦明乐(三兄弟中的大哥)在天峨县更新乡加里村那寨屯被罗邦辉等人引害。罗邦辉害死韦明乐后,清剿领导小组在边里小学开表彰大会,按规定给罗邦辉等人发奖金,宣布罗邦辉担任“剿匪”班长。过后,又将罗邦辉转为正式工人,调到天峨县酒厂工作。

在大哥韦明乐被害的同时,清剿部队在有关的地区展开政治攻势,向群众大力进行“见匪不报、通匪,窝匪、济匪者,以匪论处”的宣传,并对过去接融和帮助韦氏三兄弟的一些起群众给予不同程度的处理,就此,引起了群众的害怕,再不敢接近和帮助余下的“两兄弟”了。“两兄弟”也尽量避免连累群众,和群众断绝了联系。由于得不到群众的帮助,韦氏两兄弟的生活和活动受到极大的困难,为了保住生命,他们不得不转到贵州边境及红河一带躲藏,直到一九七八年。

一九七九年上半年,“两兄弟”没见有追剿的动静了,又转回到更新乡的加里和高楼山一带躲藏,并暗中和群众恢复了联系,此后,他们的活动又方便些了。兄弟两经常到天峨、乐业县边境的一些地方走走,探听风声,了解形势动态。一九七九年七月的一天,“两兄弟”下山在从安延村到加里村的途中发现了丢在路边杂草中人们解便用过的半边报纸。韦明立见后捡起来翻看,是《人民日报》的报纸,其内容刊登有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情况报道,他们看后,心里高兴,认为形势已好转,对解决自己的问题有了希望,兄弟两商量,决定先给上级有关部门写信。于是,他们就去到乐业县城买了墨水和纸,回到山上把木削尖当作毛笔来写字,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分别向国家公安部和自治区公安厅写信,反映他们受迫害还躲在山上的情况,并要求上级给他们平反。信寄出一个月后,公安部作了批复,同意他们出来,并保护其生命安全。随后,凤山县革委、县人武部派专人拿公安部的批复信到凤山、天峨、乐业三县交界的地方宣传,动员“两兄弟”下山。由于还没有给他们平反,兄弟俩仍未出来,且继续向上写信。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下文纠正关于韦明乐三兄弟“武装外逃反革命”性质后,兄弟俩仍顾虑重重,等待观望,不敢下山。直到一九八三年开展了“处遗”工作,中共凤山县委于同年十月十九日对韦明乐三兄弟“武装外逃反革命案”作出了平反决定,公开宣布韦氏“三兄弟”不是“武装外逃反革命”,对“三兄弟”和受株连的干部群众,一律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所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给予彻底推倒。并且还派专人去做“两兄弟”的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顾虑。到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四日,“两兄弟”终于下山,回到阔别十五年的家园,与亲人团聚。两兄弟下山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照顾下,满弟韦明立于一九八四年结了婚,建立了新家庭。“两兄弟”都起好了新房,生活过得和大家一样美好。大哥的遗属也获得了妥善安处。如今,“两兄弟”每谈到这些他们无不无限感概地说:“想不到我们还有这样的一天”。

在围剿韦明乐三兄弟期间,涉及到广西、贵州两省(区)的四人个县、九个乡、十二个村,因株连韦明乐三兄弟而受到不同程度迫害的干部群众共一百三十二人,其中,被枪杀和迫害致死的有八人;被地雷炸死一人;被斗打致伤残的有十三人;被列为现行反革命拘留的有十一人;被判刑的有两人;被开除公职的一人;被开除党籍和留党察看的各一人;隔离审查的有九十一人;单家独户人家被迫搬迁的有十五户。据统计,损失财物价值约二万三千多元,国家经费开支达二十万零五千九百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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