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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端阳:熊大缜冤案的平反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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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熊大缜的冤案,已有很多书籍记载过,网上就更为详尽。我父亲的这几篇日记,则是记述了最初给熊大缜平反的经过。为了方便读者,我还是把熊大缜冤案简单地介绍一下。

熊大缜,曾是清华大学教授叶企孙的高徒,1935年毕业后留校,1937年考取赴德国留学名额。此时七七事变爆发,清华大学准备南迁昆明,叶企孙全面负责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的抢运工作,熊大缜于是放弃出国和新婚,做了叶企孙的重要助手。抢运工作还没有结束,日军就进了清华园,叶、熊被迫转至天津。

1939年初,冀中军区卫生部部长张珍潜入北平,搜罗根据地急需的知识分子。他找到他的辅仁同学孙鲁,动员他和自己一起工作。春节,孙鲁回到天津老家,在英租界找到熊大缜,并向他介绍了冀中抗战的情况。于是熊大缜找到叶企孙,很郑重地提出自己要到根据地参加抗日。

熊大缜到达冀中军区后改名熊大正,深得司令员吕正操的赏识,三个月后,便被任命为供给部部长,全面负责整个根据地的物资工作。在叶企孙的帮助下,熊大缜还聚集起一百多名平津大学生和其他青年知识分子,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就在这抗战的紧要时期,延安的除奸运动扩展到冀中,冀中军区也成立了除奸部,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被当成国民党的“内奸”被“除”掉。从国统区天津来的熊大缜未能幸免,被定为特务,7月下旬的一天,在军区机关的转移途中被秘密处死。在最后时刻,熊大缜为了省下一粒子弹去打日本鬼子,宁愿被石头砸死。

熊大缜的冤案后来还牵连到恩师叶企孙,使之在文革中蒙受牢狱之灾。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开始为历史上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平反。在这种大气候下,为熊大缜平反已经势在必行。但具体去做,阻力还是很大的。最早提出为熊大缜平反应该是在1982年,在王林1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

与张珍同志谈起抗战初期一九三九年熊大正案件,我说我曾促孙鲁同志写材料,呈请有关机关给予平反问题。张说他也曾给孙谈过想法平反问题。回住处后立刻给孙写信,催他赶快写成书面材料,以便为蒙受冤案而屈死者平反昭雪。

十几天后,孙鲁从天津赶来,在张珍家研究了为熊大缜平反之事。王林日记:

1983年1月7日

孙鲁同志由天津来,晚同他找张珍同志研究为熊大缜(即熊大正)平反昭雪问题。

两天后,是个星期日,他们又来到吕正操家谋划此事。王林在日记中不仅记述了经过,还点了延安来的大员舒同和余光文的名:

1月9日星期日

上午同张珍同志到吕正操同志处谈为熊大缜(即熊大正)平反昭雪事。下午帮助孙鲁同志写申请平反昭雪报告。熊大缜是一九三四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生,为系主任叶企孙的高材生,留校当助教。又被叶推荐去德国留学深造。因七七事变未成行。张珍同志由冀中来平津动员爱国人士去冀中参军,先动员孙鲁,孙鲁因肺病未能去,乃转荐熊。熊当时正同叶搬运仪器迁校昆明。在津遇见孙鲁(清华同学),熊去冀中,不久即任军区供给部长。一九三九年春不幸被误杀。吕等在谈话中透露,当时在晋察冀边区搞极“左”的是舒同政治主任和除奸部长余光文(吾必成),当时株连甚多。为杨经国被诬陷事,孙志远曾流泪。

    这里提到的杨经国,参加过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时和我父亲同在东北军学兵队,后又在冀中相遇,曾任冀中军区骑兵团政治处主任,在1942年五一大扫荡中牺牲。我父亲在《十八匹战马》中提到曾和孙犁找过他。孙志远时任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后任国家三机部部长。

半年之后,吕正操亲赴天津天津大学,走访了孙鲁。王林日记:

7月5日

上午陪吕正操同志访天大孙鲁同志,谈如何为熊大正平反问题。

7月9日

上午孙鲁老同学来,谈寻找熊大正烈士的亲友问题,顺便谈起中国的民主与法制问题,他要求迫甚,但忧上边只有一张空文,下边不听。我说这是一场斗争,马克思主义说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没有人民群众的“创造”(推动),确是只有一张宪法,等于历史文献。他对此倒点头称对。

从这两篇日记看出,平反的事并不那么简单,下边有阻力。转眼就到了1984年。为此吕正操还去了趟上海。

1984年4月5日

上午到吕正操同志家。他说去冬到上海找到熊大缜(正)的兄弟。此人是上海市委的常委。他写的情况,与孙鲁老同学写的一样。

不管怎么说,平反工作进入文字阶段,我父亲义不容辞地拿起笔。王林日记:

4月20日谷雨

为熊大缜(熊大正)平反昭雪事,替吕正操同志起了申请草。并补写了个材料:《关于冀中区党委在一九三八年夏与天津地下党取上直接联系,以及有关天津的“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的情况》一文。

张珍同志看了同意,由他与吕约定时间当面研究定稿。

但最大阻力还是一位当事人王文波,熊大缜任供给部部长时,他任政委(后曾任商业部副部长),他的证言十分关键。可是他的态度……王林日记:

5月4日

昨同张珍同志找王文波同志,谈为熊大缜(熊大正)平反昭雪事。王当时任军区供给部政委。他根据当年的印象,一方面对此案划问号,一方面认为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是蒋介石系特务组织。我请他叫冀中抗战史研究分会首先弄清这个组织的性质。看来,熊的平反问题,尚很复杂。

    一个星期后,王林来到王文波的家取证明材料,同行的还有冉淮舟和小崔。可是看完材料,王林的火就来了,不顾情面地当面指责王文波,场面十分尴尬。据冉淮舟讲,王林当时气的直用拐杖敲打地板,他们都甚为吃惊。王林日记:

5月13日星期日

王文波同志以当年供给部政委的身份,为熊大缜(熊大正)案件写了书面材料。我看了看,当面质问他:“从你写的材料看来,熊大正仍然是当时用逼供信逼出来的罪状:汉奸兼国特。”他哼哼唧唧不肯明白说出自己的观点,因而推托不是这意思。

我指着他写的材料问:“炸药研究所,为冀中军队研制了大量军用炸药,有的,如门本忠(清华大学毕业)在白洋淀牺牲得非常英勇,其他成员如汪德熙同志至今仍任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可以说这个研究所的成员,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三十多年,没有一个出问题的,而且都有贡献。”可是王文波政委写的材料,仍然用含沙射影的口气说得这个研究所十分可疑,并说他们有秘密电台。

他是用含沙射影的口吻写材料,企图坚持使冤假错案不得平反,却又不肯明白说出自己的心思,所以才用一些含沙射影的字句和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的手段。这种人就用这种手段,一直升官!

我当面戳穿了他的用意,冉淮舟和小崔都感到吃惊。王文的客观效果,一言以蔽之,继续用含糊其词、含沙射影的口吻巩固当年错误的肃反扩大化的恶果。澄清此文造成的混乱,要花费一定的文字证明才行。张珍同志低估这种反面势力的作用,是不现实的。

冉淮舟说,从王文波家里出来,王林的气仍未消,用拐杖戳着地说: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屁股后面冒烟吗!(指部级干部配给小汽车)第二天,

5月14日

张珍同志下午对冉淮舟、小崔做第三次叙述,谈到一九三九年五月因熊大缜(熊大正)案遭株连而被逼供信式审讯时,审讯者最后居然这样引供:“你对你们冀中的吕正操、孙志远、黄敬……也都谈谈吧!”由此看来,当时晋察冀“逼供信”大师们的目标尚不止在熊大正、张珍等这些爱国的科技知识分子身上,而已侧目于创造冀中平原根据地的人们!

呜呼!其实这次冀中除奸运动隐藏在后面的目的是吕正操、孙志远、黄敬。很多历史的真相,尚待揭开。

遗憾的是,我父亲没有等到熊大缜的平反,一个半月后他因手术事故去世。

以后听说为熊大缜平反的事,吕正操还找过曾当过河北省委书记的刘秉彦,具体的细节我就不清楚了。结果是又拖了两年,熊大缜的平反才于1986年10月得到中共河北省委的批准。



                                               201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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