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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临桂县大屠杀(附部分被杀害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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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桂县大屠杀 (附部分被杀害者名单)


     1968年5月下旬,各公社都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县武装部政委龙凤山、部长詹佩喜、副部长刘顺卿等人,以“抓革命、促生产”名义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公社革委常委以上干部和县直机关单位革命领导小组负责入及“联指”一派的头头。会议布暑:大抓阶级斗争,大刮十二级台风,在农村和机关开展“七清”。龙凤山在会上说:“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第一条任务就是要抓阶级斗争,主动地、不停地向阶级敌人发起进攻,将他们一网打尽”。龙凤山还讲了开展“七清”的内容:“一清查打砸抢抄抓杀的违法活动;二清查混进群众组织暗藏的阶级敌人;三清查投机倒把和搞五风(嫖、赌、抢、偷、单干)的为首分子;四清查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翻案活动;五清查国家和集体单位中的贪污盗窃分子;六清查和收缴武器;七清查外来人员,有严重问题的要扣押上交”。会后,各公社都成立了“保卫革命委员会指挥部”,组织“民兵”进驻公社、大队,开始刮起了杀人台风,陆续不断地有一批又一批的无辜群众、干部、学生,被强加上“反共救国军”“暗杀队”等等莫须有的罪名,戴上阶级敌人的帽子,惨死在“三保卫”“七清”的屠刀下,躺倒在“群众专政”的血泊之中。在这段时间,南边山公社有莫光华等18人,六塘公社“农总”头头白先玉等13人,庙岭公社水口大队社员文接风,茶洞公社花岭大队抗美援朝志愿军复员军人李平和社员褚火连、褚兆福等等分别在各地惨遭杀害。

    1968年6月上旬末,桂林军分区调动桂林地区十二个县的武装民兵包围了桂林市,支持“联指”,以保卫红色政权的名义攻击“4·22”。我县武装部按照军分区的命令,组织武装部人员分头到各公社调动民兵进城,分配庙岭公社的民兵驻守阳桥、四塘、五通公社的民兵驻守文昌桥、会仙公社的民兵驻守桂林市人民医院、滨江大道一带,黄沙公社的民兵驻守象鼻山下,六塘公社、六塘镇的民兵驻守象鼻山下面一带河边,县直机关“联指”武装人员加强在桂林市人民医院、象鼻山一带防守。前线指挥部设在舍利塔旁原财政局内,后勤部设在麻袋厂。阳桥以北至北门以南的桂林市中心区域为“4·22”所占据的地区,指挥部设在广西师院内。双方以榕湖、杉湖为界对峙,互相越界进攻达十余次之多,使用的武器有装甲车、机关炮、迫击炮、轻重机枪、冲锋枪、新式步枪、手枪、手榴弹、炸药包等等。县一些当权派也积极参加了武斗的活动。如代县长陈裕修到县农机厂督促修理武器,副县长唐申元参加到兴安夺枪。在此期间各公社到桂林参加武斗的民兵还从本公社抓一些不同观点的群众到桂林杀害,仅保宁公社就在象鼻山河杀了廖振军、莫喜三等五人(详见一九六八年民兵进城武斗事件调查材料)。

1968年6月上旬的一天,县“联指”的“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正副总指挥胥明德、韦英豪、唐秀明及常委邓子友、覃毓芳等人。开会分析民兵进城后的形势,研究将来抓住 “4·22”的人如何处理的问题。首先他们决定杀人由总部集体负责,然后他们根据龙凤山指示“七清”的要求,确定了四条原则:一、公开支持“4·22”的走资派;二、“4·.22”战斗队长以上的骨干分子;三、地富反坏右家庭出身这次站错队又跳得起的分子;四、历史上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这次又跳出来闹翻案冲得起的分子,这些都要镇压(杀)。会后由韦英豪主持召开“联指”战斗队长会议传达,并确定总部成员各自负责审查自己所在战线各单位上报要杀的人员名单(详见胥明德供词)。 1968年6月6日四塘公社“4·22”毛斌带领四塘中学部份学生到公社革委会,要求放出六月五日公社革委抓去的梁心衍(县粮食局副局长),与进驻公社的武装民兵发生武力冲突,民兵用步枪朝大门射击,“4·22”这边也投了四枚土造手榴弹,打死围观群众廖家德(小学生),社员廖来弟,“4·22”未能冲进公社革委会,只好撤退。

    1968年6月12日县“联指”韦英豪带领曲志贤、以瑞芳、李广忠(教育局干部)等武装人员到会仙公社,把正在七星大队抓生产的县委副书记李瑾科押到桂林麻袋厂关押。经过胥明德、邓子友、唐秀明等人的策划,于六月十五日晚,由胥明德指挥以瑞芳、蒋生柱等人以及六塘的一部份民兵,把李瑾科、谢崇晋(县农业局干部)、李明久(六塘“农总”头头)、彭昌林(四塘中学学生)从麻袋厂绑架到象鼻山河边,由胥明德等人将他们手脚捆紧,推入漓江淹死,李瑾科还被蒋生柱用马刀砍了数刀后推入漓江淹死(详见胥明德供词、秦良宣、蒋生柱证词)。

    1968年6月17日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布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军广西分团”的公告,县人武部和“县三保卫指挥部”把我县“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事件当作“反共救国团”的活动和罪行,把部份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看成是反共救国团的成员。后来,全县被强加上反共救国团骨干分子的罪名而惨遭杀害的有234人。

    1968年6月23日,县武装部龙凤山带领石焕光(县武装部政工科副科长)、秦绽(县武装部管理员)到五通公社煽动杀人。龙凤山在机关干部民兵大会上说:“对阶级敌人,不能手软;要稳准狠地打击他们,刮八级十级台风不行,  要刮十二台风才行!”这时龙凤山的一个随从人员插括说:“六塘的民兵很勇敢,已经镇压了好几个牛鬼蛇神,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大灭阶级敌人的威风”。龙凤山接着说:“五通的条件比六塘好,只要公社、大队组织起来,阶级敌人一个也跑不掉,要摸准一个揍他一个”。讲到揍他一个时,龙凤山还作了一个手势,他伸出右手,母指竖起,食指伸直,其余三指勾住作手枪状。龙凤山还说:“搞阶级斗争哪有不死人的,上面讲现在死人还不算多,现在死这么一点人,没有过去一个战役死的人多,还比不上一场瘟疫病。为了革命,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问题大的是怕没有造反派的那种冲杀劲,有没有冲杀劲,就是这场革命的标志”。在龙凤山的煽动下,五通“保革指挥部”决定六月二十九日墟日开群众大会,先拿从上海下放为的药剂师丁志瑜(过去曾被划成右派)开刀。并提出要杀害的李秀亮、于仁龙、肖德旺、董勋等14人,除董勋逃脱外,其余13人均先后被杀害(详见金子俊1982年5月30日证词)。

    1968年6月27日,蒋善忠从永福经过两江时被守卡民兵扣押,县“联指”宣传部于6月28日发出传单说:“阶级异己分子蒋善忠自投落网”说“罪恶累累的蒋善忠将寿终正寝”。

    1968年6月30日,龙凤山到保宁公社,在公社召开的“七清”三级干部会议上放火加温说:“在‘七清’对阶级敌人刮十二级的台风中,由群众决定,群众要如何处理就如何处理,对坏人打死了就打死了,杀就杀了,这是群众的事,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干涉,不要泼冷水”。在龙凤山的煽动督促下,公社在七月十日召开大会枪杀了上祥大队社员周树保、卢英功。事后,龙凤山又到两江放火,要公社开大会压邪气,还特地交待说:“这个大会,我在这里,你们不要开,我走后你们想怎么开就怎么开”(详见罗传琦、雷金生证词及两江“处遗”汇报材料)。

    1968年7月2日,两江公社在彭土养(公社主任)的主持下,在两江车站旁边岭坡上召开万人大会,枪杀了两江供销社副主任肖育华、山口大队社员廖大桥、宝山大队地主仔李怀秀等三人(见007卷4页)。

    1968年7月3日,县“联指”派人跟随桂林“联指”到兴安抢枪,副县长唐申元自告奋勇给抢枪“联指”带路。

    1968年7月3日,中央发布了解决广西问题的布告(简称“七·三”布告)。这个布告根据广西革筹小组的汇报把一派群众组织的错误行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提出两派都是群众组织,停止武斗,撤除据点,混进两派群众组织的坏人两派各自进行清理。

  1968年7月3日,县“联指”胥明德又指挥李广忠、秦良宣、贲伦传等人将蒋善忠(县工交办主任)、卢定宣(县林业局副局长)、刘一峰(县供销社教导员)、李源森(县农业局干部)等四人,从麻袋厂绑架到象鼻山河边,用棍棒、手榴弹打昏后推入漓江淹死(详见胥明德供词)。

    1968年7月8日一7月10日,龙凤山、刘顺卿、詹佩喜等人,在县召开了各公社主任、武装部长会议,汇报总结“七清”,布置搞“三查”,向“阶级敌人”刮起更大的台风。会议先由各公社汇报六月份开展“七清”运动的情况,会上六塘、南边山、茶洞三个公社作了较为全面的汇报。六塘着重汇报了他们采用大宣传、大斗争、大游斗的经验,说他们搞了一个被红卫兵“兵管”遭到打砸抢严重破坏的六塘中学现场展览会,打击了几个重点分子,进行分化瓦解,出现父送子、兄送弟投案自首的现象,并讲他们已经杀了十三人。

    南边山汇报开展“七清”后,破获了以“农总”主要成员为主的反革命纠合案,约有五十多人,他们和机关单位的坏头头相勾结,想搞垮革委会,这些人成份复杂。讲他们已经杀了十八人。现在社员开会积极了,再没有人敢搞盗窃、赌博,也没有人敢进山乱砍乱伐了。朗联大队原来闹分队,杀了“农总”头头莫光华后,现已经又合起来了。

    茶洞公社汇报他们破获了一件“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军茶洞地区第一分队”的“反革命纠合案”,抓了十一人。

   在汇报中也反映出有一部份公社革委会主任担心这样搞下去会重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怕杀人多了以后追查起来负不了责任。针对这个伺题,龙凤山在会议总结中特别提出要肯定成绩,认为前段运动存在的问题:一是运动发展不平衡,一些单位落后的原因,主要是对这场阶级斗争认识不足;二是政策和策略掌握不够好,把这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简单化了,急急忙忙地把人杀了,使一些线索中断,不利于一网打尽,这个问题不能向群众泼冷水l罪大恶极的不杀不好,但杀人多了也不利于团绪,要留一些活靶子,当反面教员。

    针对存在问题,他提出:“首先要求各级领导正确认识当前这场斗争的性质,弄清楚这样搞下去到底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说:“我们开展“七清’运动是根据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布署提出来的,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战略措施。“七清”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决不是什么两派的斗争,我们搞“七清”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绝不是什么镇压群众的反动路线。只有这样认识才能全心全意地领导好这场运动。他说:“我们这场运动是对准一小撮走资派,对准叛徒特务,对准不服从管制的地、富、反、坏、右,对准国民党两的残渣余孽,矛头指向这些阶级敌人,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矛头指向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龙凤山在讲话中要求把“七清”集中为“三查”,刮更大的十二级台风。龙凤山布置说:“三查”即:一查走资派的幕后活动;二查叛徒特务;三查阶级敌人牛鬼蛇神的活动。具体方法:1、收缴武器搞展览j;2、把搞出来的材料进行整理,有系统的向群众宣传;3、大造声势,召开大斗争大批判会,4、发动民兵到后进地方去搞大串连;5、摸准后,群众还不起来,可以把石头搬掉;6、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宣传中央(“七.三”布告)的精神。龙凤山在会上还批评了前段行动较慢的黄沙、会仙等公社。会后,刘顺卿特地找黄沙公社在桂林参加武斗的武装部长风有桂,要凤有桂从桂林带十来个精干的民兵回去,限期打开局面,否则要犯政治性错误。此次会议后,各公社不断地开大会杀人,县武装部也派出武装部的人员同县“联指”人员分别到各公社参加杀人大会,  各公社杀人大会上都是先宣读中央关于解决广西问题的“七.三”布告,然后进行杀人(见茶洞公社1968年会议记录和祝家才笔记本,凤有桂证词)。  

    1968年7月7日,渡头公社覃日飞(公社主任),陈全辉 (副主任、武装部长)带领民兵包围粟村“4·22”派“农总”的据点,到13日攻下据点,抓获周德晃、粟新生等10人。7月14日,在粟村召开群众大会,枪杀了粟村社员粟亮梅、粟金福等三人。

    1968年7月15日,茶洞公社在现在的食品组对门的岭坡上召开大会,银发忠主持会议,廖世权(武装部长)讲话,廖火桥宣读被害人银可英、周国祥、梁个生、龙冬成、褚田生、梁田妹、吴水林的罪状后,由“民兵”将这七人杀害(详见银可英等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7月16日,庙头(今庙岭乡)召开大会,梁承光主持会议并宣读“七.三”布告,李庭康讲话后,由被害人所在单位的“代表”各自宣读被害人宋振治、朱黑子、朱全保、粟跃文、李矮子、阳称保、唐树生的所谓“罪状”后,公社“保革”指挥部成员、公社秘书刘正哲大声问会场群众,这七个人该怎么办?群众呼喊“该杀”!刘正哲叫唐保胜安排民兵将七人推出会场,在公路旁的岭上开枪打死(详见宋振治等七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7月16日一7月18日,县“联指”“三保卫”指挥部(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革命委员会)出面,召开各公社“保革”指挥部负责人紧急会议,韦英豪在会上布置说:“我们这次行动,开门见山地说,就是把“4·22”中的主要骨干分子和把各公社大队‘七清’‘三查’中清理出来的四类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和其他危险分子,刮他一次十二级台风”。胥明德也布置说:“这次行动是清理社会上一切牛鬼蛇神,具体对象是:一是对立面的主要头头和一切有民愤的对立面骨干分子;二是还有活动能力还没改造好的四类分子;三是对现实不满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子女;四是机关学校企业单位中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伪军政人员和历史上有问题搞不清楚的人”。会后各公社回去贯彻,以“群众专政”的名义,又把公开大规模杀人推向高潮(详见刘副林、秦志文、秦良宣、崔树元、陈荣初等人的证词.)。

    1968年7月22日,四塘公社召开万人大会,蒋运发(公社武装部长)主持会议,袁书勤(公社主任)讲话,宣讲“七.三”布告,大抓阶级斗争,会议进行到一半,武装人员就将覃雨林、廖龙寿、龙才息、周顺弟、龙运赏等八人拉出会场杀害(详见覃雨林等人死亡结案报告)。

    在同一天,庙头公社革委常委梁承光带领民兵到独秀峰大队督促大队杀了苏三喜等三人。八月中旬又带民兵到秧塘枪杀了杨炳兰等六人。八月十三日又到二塘大队杀了苏桥生、阳冬副、陈发息、黄乔佥、李全海五人(详见苏三喜、杨炳兰、陈发息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7月20日,两江公社在墟场召开万人大会,银为斌主持,彭土养讲话,李实强宣读了被害人秦克纯、李有小、刘玉成、秦守钊等四十一人罪状,由匡国柱、李运华指挥“民兵”在两江小学厕所旁和老鼠钻仑(地名)分别将这四十一人杀害(详见秦克纯等四十一人结案报告)。

    1968年7月23日,渡头公社革委和“保革指挥部”召开大队支书、大队长、“七清”领导小组长会议。会议由陈全辉主持,徐天寿介绍两江在7月20日公开枪杀四十一人的“盛况”后,要求各大队汇报“4·22”骨干以及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活动情况,报要处决人员的名单和罪恶材料,决定7月24日开誓师大会。当晚(7月23日)陈全辉和覃日飞召集徐天寿、周业光、黄永光等“保革指挥部”成员审查、决定了在誓师大会上要刮台风的人员名单。7月24日,在粟村大队的长岭上召开大会,陈全辉任总指挥,周业光主持,徐天寿宣读了被害人粟桥生、粟冬弟、粟新生、粟大三、粟秋苟、徐霭平、徐宝森、周成光、周德录、廖竟业、刘剐斌、王志明、卢邦伍、卢生保、粟生、李家元、徐曾寿等十九人的罪状,由黄永光安排“民兵”执行枪杀。其中:廖竟业等四人是在会场旁边的菜地上打死的,其余十五人是用汽车运到老墟杀害。这一天谢家大队在到公社开会途中还枪杀了二人(见粟天才等二十一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7月24日,县武装民兵团召开了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誓师大会,县武装部副部长刘顺卿在会上大讲“七清”、“三查”刮台风的成绩,并讲:“在杀人问题上,我们只能搞阶级报复,不能搞私人报复,什么是阶级敌人?“三查”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走资派、叛徒黑手,我们打击的锋芒,一定要稳准狠地指向阶级敌人”。会后还派人分头到各公社传达这个讲话的精神。刘顺卿的这些讲话,为后来大肆屠杀无辜群众,起了推波助浪的作用。

    1968年7月25日,县“保革”指挥部向全县工人、贫下中农、干部、学生发布《关于坚决贯彻、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七月十八日批示,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总动员令》,提出了以“七·三”布告为武器,更加深入地开展“一批三查”,更好地向阶级敌人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同时还翻印发出与他们《总动员令》内容相同的桂林专区革命委员会七月二十一日的公告。

    1968年7月24日,南边山公社在车站梨子园召开万人大会。林志忠主持,吴殿龙作报告,张崇德宣读石钟纪、黄联辉、银发璋、陈慕文等十六人所谓罪恶材料,然后由莫才刚指挥民兵将陈慕文等十六人押到朗联大队三角地(地名)杀害(详见陈慕文等十六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7月26日,六塘公社召开万人大会,呜枪二十响后,石继唐(公社革委主任)宣读“七·三”布告,廖家祥(民兵团政委)宣读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三忠于”信,会上“联指”代表秦志文、镇革委代表、工人、贫下中农、学生、教师代表作了发言后,由廖家祥宣读了被害人唐四生、胡敦秀、张有才、翁守约、翁善可、张开宏、白野、白月秋、海绍兴、杨俸先、郭荣钧、诸葛高、李世纯、滕建德、滕茂清、李正斌、李日亮、周义才、李贱荣、邱水渭、李永荣二十一人的所谓罪恶材料,然后用汽车将以上二十一人押运到六塘墟北面翁家塘(地名)杀害(详见杨俸先、海绍兴等二十一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7月27日,会仙公社在会仙中学大礼堂召开大会,全贻斌主持,张国良讲话,宣读“七·三”布告,刘副林传达县总部紧急会议精神,秦新胜宣读了被害人张群英、兰雪英、陶培英、廖乔松、李文喜、张国威、蒋小弟、蒋祖祯、.龙猪仔、李振荣、莫世聪、吕祖旺、秦大悦、刘枝玉、龙凤生、吕六发、秦保生、石来喜、蒋祖相、秦天然共二十人的所谓罪状,宣布完后由执行“民兵”秦继忠、白云姣、李社苟等二十人押往牛行上(地名)全部枪杀(详见会仙乡关于张群英等二十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7月30日,茶洞公社副主任彭忠才带领“民兵”到仁义大队界底村召开批斗会,仁义的徐乔生(支书)主持,彭忠才讲话,蒙老火(仁义治保主任)、梁焕兴(温良支书)先后宣读了被害人李福全、周老乔、彭水成、梁老征、李必信、蒙维勤、姚老征、梁大升八人的“罪状”,然后全部枪杀(温良大队在会前还召开了生产队两委会,宣布处理人.员名单,大小队干帮、贫协都表示同意,并签了名)。(详见茶洞乡李必信、李福全等八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8月3日,宛田公社召开批斗杀人大会,会前李志武(公社革委主任、武装部长)召集社直各单位负责人,派头头朱明光、杨光华、蒋吉贵等人作了研究和布置,决定批斗枪杀李光烈、石旺德、于宝鼎、于春华、于老庆、于安庆、阳万春、孙业强’、秦剑新、蒋崇清、曾凡远、李洲田等十二人。大会由朱明光主持,谢茂林宣布孙业强、蒋崇清等五个国家干部的“罪状”,于景山宣布于春华、阳万春等七人罪状,蒋吉贵安排“民兵”执行枪杀(详见孙业强等十二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8月4日,临桂县民兵团向地、市“造反大军”发出声明:必须交出我县“阶级敌人”秦乔苟、黎运钊、谢务咎、唐家副、胡本庆、曾昭悦、阳守基、卢永芳、张兆祥、龙炎运、阳武胜、朱玉林、黄国杰、张云高、李开旺、海鸥、。阳彬林、刘老贱、蒋小光、王振庭、申柏球、王保林、陈树保、覃明元、李季有。在这二十五人中除张兆祥、申柏球、覃明元幸免于难外,其余二十二人均在“八·二O”以后惨遭杀害。

    1968年8月7日,县武装部以龙政委指示的名义给各公社发了一个电话通知。说:“对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要支持,现在是贫下中农帮助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要支持贫下中农,不要怕乱,乱杀人要防止,但不要急刹车,不要泼冷水,对过急行动,不要当面指责,不要影响发动群众……。”(见蒋运发记录本)

    1968年8月17日,桂林军分区在一o四部队召开各县民兵团长、县武装部负责人会议,部署进入“4·22”派据点,强行收缴武器的问题。军分区政委慕石启在会上讲了话,说:广西形势大好,南宁抓了八千多人,桂林也要象南宁一样,桂林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桂林是贫下中农的天下,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今后转入政治斗争,现在是收缴武器清理外地人员,各地要成立纠察队,对外地人员一个个地清理,牺牲同志的家属要照顾安排好,桂林不是一般的武斗,而是激烈的阶级斗争。会后,县武装部和民兵团作具体布署和分工。

    1968年8月20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发出贯彻执行中央 “七·三”布告的《公告》。原桂林军分区调来的桂林地区十二个县的武装民兵仍在桂林“4·22”据点外围固守。这天,在桂林警备区和桂林市革命委员会支下,以部队出面,桂林地、市县“联指”武装人更配合,以贯彻执行党中央“七·三”布告为名;进入“4·22”据点,强行收缴武器。我县武装部和九九分队除留值班外,由部长詹佩喜,刘顺卿等人带队进入阳桥以北的据点收缴武器,大肆抓人。我县仅被抓到军管会关的四十余人中,除少数释放和周德生一人在杀场死里逃生外,大部分被杀害。当时就地被枪杀和未经关押被杀的人数无从统计(见陈荣初,蒋作侣证词)。

    1968年8月21日,县“保革”总部正副指挥长韦英豪、胥明德在县卫生局召开了有总部成员、县直各单位“联指”战斗队长参加的会议,研究和部署处理在押人员。决定从据点清理出来的人分三种情况进行处理。凡是“4·22”战斗队以上的骨干、国民党残渣余孽、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站错队,冲杀得起的,都要刮十二级台风(杀掉)。“4·22”总部成员由总部负责完善手续(杀掉)。战斗队以下,认为也应该杀掉的,要先报总部审批;二凡是不属上属人员,但又冲得起,比起上述人员又好一点的人,就送军管会关押起来;三对一般不大起作用的就尽量放出去抓革命促生产,但也要和群众商量决定(见莫增克、李广忠证词)。

    1968年8月23日晚上,由“联指”胥明德指挥带领邓子友、李广忠、黎寿息、贲伦传、苏泽沛、廖瑞祥、廖显朝、秦丙未等十多名武装人员,将关押在麻袋厂的熊和钧、王福才、粟德钧、谢渊太、莫锡发、韦新亨、谢大朝、黄惠芬、邓惠萍(蒋善忠之妻)共九人绑架到秧塘飞机场杀害(详见胥明德案卷,)。

    1968年8月26日,成立临桂县革命委会,县革委有委员共五十二人,以龙凤山、詹佩喜、刘顺卿、唐申元(副县长)、蒋明光(县监委书记)、曲志贤(财办主任)、周建民、何奇舜(茶洞公社书记)、石继唐(六塘公社书记)、杨光华(宛田公社书记)、韦英豪(县团委干事)为常委,龙凤山任主任,詹佩喜、刘顺卿、唐申元为副主任。革委会成立,乱杀人并没有停止下来,而是变本加厉的加速进行着。县革委成立后立即把原来“联指”控制的武装班扩充为纠察队,由邓子友任队长,李开成、李广忠任副队长,崔树元任指导员,参加纠察队的人有九十三人(见011卷223页)。

    1968年8月下旬末,县革委会副主任唐申元、常委韦英豪等人分别找还在驻桂的各公社民兵团负责人交待说:“要抓紧清理公社大队关押人员,要搞的对象赶快搞去,下一步要转入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怎么搞法可交群众讨论处理,由群众专政”根据这个部署,全县又再次出现乱杀人的高潮,白天黑夜突击杀人(见庙岭乡唐良胜证词)。

    1968年8月27日晚上,庙头公社在沙塘大队公路边山脚下枪杀了莫英豪(该公社党委副书记)、陈国良、梁英跃、彭丽霞等四人(详见刘正哲案卷)。

    1968年8月29日晚上,县“。联指”的“保革”指挥部胥明德、唐秀明,带领李开成、邓子友、以瑞芳等十多名武装人员,将关押在麻袋厂的潘其万、李景发、牟新生、赵良才等十多人绑架到秧塘飞机场杀害(见胥明德案卷)。

1968年8月30日,县l“联指”“保革”指挥部韦英豪、胥明德、唐秀明带领“工人纠察队”包家明、李广忠、邓子友、秦世达、周冬生、邓智辉、秦康息、付善元、贲伦传、曲志贤、秦良宣、以瑞芳、周维新、刘素珍、伍天锡等武装人员,乘坐四辆大汽车,将关押在麻袋厂的“4 22”头头秦乔苟、胡本庆、梁承义以及周英丽(李瑾科之妻,民政科长)、唐德秀(秦乔苟之妻)、林再(刘锡臣之妻,农业局会计)、马家副、卢永芳、谭广三、秦金珠、李开明、胡明富、卢连生、陈树保、翁玲(学生)、刘日明(学生)、秦天生、刘作英、李进、周业彰、王振庭(县人委办副主任)等二十多人,挂牌到六塘墟游斗后,在杀人冲(地名),在韦英豪、胥明德、唐秀明等指挥下,全部杀害。在游斗杀人的前一天下午,韦英豪在麻袋厂召开了工纠队员会议,作了动员准备工作,他说是县革委决定要把“4·22”的坏头头拿到六塘、两江、五通三大墟镇游斗,要求除看家值班的人外,都要参加(详见韦英豪、胥明德案卷)。

    1968年8月31日,县“联指”的“保革”指挥部胥明德和 “工纠”成员,将周克仁(副县长)、王文启、李继全、龙宗培(在刑场逃脱后在二塘又被抓)、徐承汉、楮振益、周秦芳、覃光恒、罗家复、罗俊烈、唐超、李双荣、王长青、章守先、熊保功、粟振德、周德生(杀场逃脱幸存)、秦明珠、廖日光等二十三人绑架到秧塘飞机场杀害(详见胥明德案卷)。

    1968年9月1日,南边山公社由朗联大队支书毛合全和彭乔次等人指挥,在黄竹山(地名)杀害了宾文活、经继修等八人(详见南边山乡宾文活等八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9月3日,茶洞公社再次召开万人大会,“八·二 O”从桂林抓回来的毛开兰(公社团委副书记)、王纯亚、李习民、陆森隆、黎秀珍等12人,在批斗会上被用棍棒活活打死,其中毛开兰被入挖去心肝。这天,会仙公社也开大会,杀害了李继西、李者田、周裕业、周妹妹、谢六生、龙寿范、李国华、梁关材、刘肇书等十人(详见茶洞乡、会仙乡有关王纯亚、李继西等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9月5日,胥明德带领包家明、蒋永辉及农械厂的秦德威、司机周文友把关押在二塘农械厂的袁清渭、文邦才及林云仪三人绑架到二塘水利桥头附近杀害(见胥明德案卷)。  

    1968年9月7日,五通在新墟场召开大会,由全子俊宣读被害人于仁龙、彭茂功、彭茂述、苏永杏、黄仲华、秦芝保、于火炉、李宁发、苏启祥、林茂长、苏桂荣、苏年达、于衡瑞、吴德胜等十四人的“罪状”,由钱喜春布置杀人凶手。会后将以上十四人拉到五通大祖(地名)杀害(详见五通镇关于仁龙等十四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9月5日,庙头(今庙岭乡)游斗杀害了马云高。

    1968年9月上旬末,县革委会挑选了“三保卫”中的积极分子组成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县管的四所中学,领导学校斗、批、改。每个“宣传队”都派有一、二名领导干部参加。

  “贫宣队”进驻学校,四塘中学仍杀了四人,被迫自杀一人,两江中学1968年11月18日,批斗中还打死教师刘义友。
    1968年9月18日,在县革委召开的全县贫下中农代表会上,经龙凤山等人同意,将关押在军管会看守所的刘锡臣 (县委常委、县法院院长)、龙炎运(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志辉(县工会干部)、谢务咎(临桂中学学生)拉到大会主席台上亮像、批斗,被打成重伤后,由胥明德等人指挥“工纠”队员将刘锡臣等四人和被关押在红卫(今民主路)小学的茶洞一教师共五人一起拉到秧塘飞机场杀害(详见龙凤山、胥明德案卷)。

    1968年9月26日,由胥明德指挥,从军管会看守所将经过军管会以冲击军管会罪批捕的,从河北省刘锡臣老家抓回来的刘镇光(桂林市二中学生、刘锡臣之长子)以及按县革委通知到军管会自首同意给回原单位上班的蒋益寿(县粮食局干部)刚走出公安局门口,正好碰上胥明德拉刘镇光上汽车,也一起被抓上车,绑架到秧塘飞机场杀害(详见胥明德案卷)。

    1968年10月初的一天,县“联指”“保革”指挥部从军管会要出从湖南抓回的黎运钊、胡德猛、冉洪彬给县机关群众批斗,用棍棒将黎运钊打成重伤,后黎死去。其余二人也被打成重伤。(详见胥明德案卷.)。

    1968年12月6日,县革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早巳惨遭杀害的县委副书记李瑾科、副县长周克仁的“罪行”材料,通过定性决定,李瑾科定性为“死不改悔走资派”;周克仁定性为“历史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1968年在乱打死人期间,全县共发生了一千二百余起乱杀人案件。其中5月份以前打死五人,6月份打死七十一人,7月份打死四百七十五人,8月份打死七百五十八人,9月份打死二百二十四人,10月份二人,11月份一人,时间无法查明的四十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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