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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锡信:临桂县的“群众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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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锡信:临桂县的“群众专政”

  文革期间,我在广西临桂县五通中学任教。在广西桂林地区,特别是临桂县,“群众专政”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当时的人们真真切切见证了它的发生、发展和结局。
  我所亲见的“群众专政”大致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最完整,分成三步:1.先开批斗会。发动群众揭发,列举被斗者的罪名,高呼口号“打倒×××!”一进入高潮,主持人或一名好事者会在台上大喊:“×××老实不老实?”台下只有唯一的答案:“不老实!”“不老实怎么办?”“枪毙!”这时只要有三五个声音就足够了,并不需要在场者举手表决,更没有什么简单多数的判决。2.执行枪决。3.出告示。告示一般由“秀才”执笔,仿照法院判决书,结尾总是:“经人民法庭判决”,“经群众表决一致通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等,大印是没有的,红勾红叉却少不了。这张大字报往墙上一贴,就全部完事了。
 第二种模式较简化,省略第一步。
   第三种模式更简化,也更普遍,只剩下处决一步,连罪名也无须劳神罗织。
   未经历文革大乱的人们,往往对当时的乱杀人难以置信,善良而尚具正常思维的人会对这类回忆提出质疑。笔者将这类质疑总结为如下三问,并试作回答。
   一问:直接将人处死就是“专政”吗?那么当时没有法院、监狱、劳改吗?
   答:别忘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文革初公、检、法已被彻底“砸烂”,“群众专政”成为最高法庭。
  二问:人命关天,难道当时就没有申报审批手续吗?就这么草率处置了吗?
  答:当时根本不存在审批手续,人们心中完全没有法律的概念,对组织机构也没有敬畏。
   三问:被处决的人到底犯什么法?犯什么罪?怎么也得拿出证据,有个说法才杀人的吧?
   答:谁敢跟他们要证据、讨说法?家属来提出还是朋友、同事来提出?至于罪名都是现成的:如国民党残渣余孽,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帮凶爪牙,“妄图颠覆革命政权”,等等等等。
    我所在的五通中学还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群众专政”基本上就是第三种模式,更遑论没有“秀才”的地方和单位。
  文革中广西形成两大派别,“四二二”和“联指”,前者成立于1967年4月22日,要打倒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主要由学生和知识分子构成;后者是“广西无产阶级联合指挥部”的简称,以保卫韦国清为号召,以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居多。双方由文斗转入武斗,由小打小闹转为动刀动枪,闹得不可开交。1968年7月3日,中央发布了“七三”布告,命双方放下武器搞大联合,但不知怎么回事,此后竟变成对“四二二”的围剿,“联指”与地方上的武装民兵结为一体,一方面将桂林“革大老多”(四二二在桂林的主要组织)围困在王城(原明代王府,现广西师范大学)内,向里面扫射、扔炸药包;另一方面在周边县城和乡村实行“群众专政”,从1968年6月到9月,当地上演了一幕幕草菅人命、滥杀无辜的惨剧,其中又以临桂县最为惨烈。
   五通中学为临桂县一个县级中学,位于本县五通镇,当时仅有初中,三个年级有300多学生,教职工不足40人,而就在这期间竟有九名师生成为“群众专政”的冤魂。1962年到1976年,笔者在五通中学任教,亲历文革全过程。
   第一位受害者是数学教师刘增民,二十六七岁,未婚,北京市人,河南某高校毕业,家庭出身虽不好,但本人无历史问题。刘老师是位很随和的人,他的宿舍学生可以自由出入,唯一一件咖啡色西装,他自己很少穿,倒常见一些调皮的男生穿着在校园里招摇。文革初期他曾被批斗,其实也多半将一些琐事上升为吓人的罪名。记得一次开批斗会,当批斗另一名教师时,主持人让刘老师坐下,他半边屁股刚一落凳,立刻又站起来低头弯腰说:“我有罪,还是站着接受批判吧。”文革中,五通中学的教职工清一色皆属于“四二二”一派,但刘老师既不是头头,也未参与任何打、砸、抢的非法活动。武斗的枪声一起,文革中小学都停课了,刘老师无所事事,便常与来自上海的镇诊所丁医生交往。听说丁医生有历史问题,也可能是“反右”时从大城市下放来的。一日,刘老师同丁医生去中庸大队一位男生家玩,却被当地刚刚集结起来的民兵抓获,关进镇派出所。本地的“群众专政”首先拿一名地主和丁医生祭旗,刘老师竟被拉去陪绑。丁医生等被杀后,刘老师还活着,但要学校派人给他送饭。学校既未将刘领回,又不肯好好送饭。一次,民兵又来催送饭,校革委某人回答说:“拉出去干掉算了。”一个大活人就这样给毙了。
英语教师任绍熹,桂南人,六七十岁,身材肥硕。他自己交待很早以前当过凭祥县县长,但“四清”时还属于统战对象。“群众专政”期间,被从学校拉出直接处决,据说在车上自己咬断舌头,满嘴喷血,样子十分吓人。但笔者至今不解,他自己为何要咬舌?
历史教师莫树年,广西梧州人,近30岁,未婚,华中师范学院毕业,以一手行书著称当地。其父是桂系军阀将领,作为战犯被俘,当时还未获释。“四清”时莫老师被揭发有诱奸女生问题而停职审查。
数学教师秦守刚,四五十岁,已婚,有一子,本县宛田公社人。听说出身不好,但没有其他问题。
   生物教师杨旭日,四十多岁,已婚,有一子一女。据说杨在解放前当过青年军,入过三青团。文革时又被揭发,1959年闹饥荒,他在讲到蛇与青蛙有冬眠功能时曾说:“人也能冬眠就好了,起码有三四个月不会饿得难受。”
在当时看来,莫、秦、杨三人有历史或出身问题,但即便如此,也绝对罪不至死。文革一开始,他们连参加群众组织的资格也没有,便成为学校劳改队中最稳定的成员,每天打扫校园,或在学校农场干活。当地“群众专政”进入高潮之后,学校当权者突然将他们押到桂林麻袋厂,那是临桂县武装民兵指挥所所在地,而那里被关押者已人满为患,指挥所让他们带回自己处理。在回来的路上,学校当权者竟伙同民兵将三人枪杀于野山之中。
最后一名遇难的是政治教师林茂森,30岁左右,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已婚,有一子,家在学校附近的罗江大队宅田村。林老师能言善辩,大家推他为本单位“四二二”组织的负责人,他并没有政治野心,也不过领学生到校外刷刷标语、参加大会,也并未参与打砸抢等恶行。桂林的枪炮声初起,他主持了最后一次教职工会,他忧心忡忡地说:“湖南道县在搞‘群众专政’,随意杀人,这种做法有可能影响广西。”因此他建议解散组织并停止一切活动。从此,林老师仿佛从人间蒸发一般消失了。然而,到“群众专政”闹得最凶时,他居然回来了。他先到公社、派出所自首,然后回到学校,当然就沦为学校劳改队的一员,当时莫、秦、杨三位老师已被处决,只见他一个人形单影只地挑大粪到地里。不久,更大的不幸降临。
大约八月底九月初,公社召开大会,一个民兵负责人跳了出来,只见他身穿褪色的黄军装,腰别一把手枪,有几分像抗日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主角李向阳,他说:“‘群众专政’将要推向高潮,定于几天后某圩日处决100名‘四类分子’和‘四二二’坏头头,各单位各生产队都要将该处理的人送来。”圩日的前一天,我们中学召开教职工大会,负责人说:“规定的日期到了,上边指定要把林茂森送去,怎么办?”多数与会者都沉默不语,终于有位同事说:“各单位都在行动,我们学校怎能例外呢?”然后,大家仍沉默不语,而沉默便等于默许,报上去就变成一致通过了。当时自己也未能挺身而出,救人一命,回首往事,仍令我心有愧疚。
圩日当天上午,林老师还在清扫校园,有人叫他去公社,他二话没说,放下笤帚,也不用人押送自己就过去了。一进公社大门,他就被捆绑起来,颈脖上挂一大纸牌,上书六个大字“坏头头林茂森”。他和其他受害者先被拉去游街示众,在狭窄脏乱的旧街道上拐来拐去,一路上被推推搡搡,走得踉踉跄跄,每到人多处,便被按倒在地,逼他们磕头认罪。适逢圩日,街道两旁站满了买卖农副产品的农民,看客脸上恐惧与麻木参半。林老师非常驯服,边磕头边念念有词:“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但此举未能带来生机,最后他倒在汽车站附近灌木丛的血泊中。笔者曾随人群到过刑场,只见地上有四十多具尸体横七竖八,血腥场面令人晕厥。枪弹击中林老师的背部,从咽喉出,他身旁有一身材矮瘦、头发稀疏的男子,手拿红纸堵住林老师的伤口。听说那男子是林老师的哥。
这是五通镇最后一次公开处决,被害者虽不及原计划的一半,但仍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还有三名学生遇害。
谢某某,初三学生,本应毕业,却因大乱而未毕业,家住茶园公社。
彭锡贵,初二学生,比同龄同学高大,家住学校附近生产队。彭同学性格暴躁,同学起诨名戏称为“彭匪”。
张灵光,初二学生,灵川县人。
彭、张二生所在班曾由本人任班主任,而没教过谢某某,因而记不全其名。已记不清三名学生的家庭出身,但可以肯定不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等“红五类”,谢、彭二人皆死于校外“群众专政”高潮中,而张灵光则在校内被捕。
   人们从未在小镇上看到张灵光的母亲或其他亲属,听说他父亲解放前在国民党的重庆中美合作所干过事,也不知是真是假,但解放后他又一度是县级干部,我在五通时他已在镇供销社杀猪卖肉。张灵光本人矮小单瘦,十分机灵,文革中时兴画毛泽东头像,他不用打格子描摹,随手就能放大缩小,并画得有几分形似。但他脾气倔强,自由散漫,爱说粗话,不懂礼貌,属于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那类学生,在非常时期,这些小缺点却使他送命。
 当年七月的一天傍晚,正是南国暑气正盛之时,我校已宣称全体倒戈易帜,即由“四二二”变为全部加入“联指”,是日全校教职工在一间平房教室开会。张灵光闲极无聊,猴坐于窗台,一边乘凉一边看热闹。会议主持人喝令他离开,可他嬉皮笑脸地赖着不走,这下惹恼了那位领导,当时便暗地派人到附近的派出所叫来武装民兵。笔者亲见民兵们手持长枪,猫着腰沿墙跟逼近窗台,将黑洞洞的枪口抵住张的脑门,不由分说就将其拽下拖走,从此该生从学校消失,旋即亦从人间消失。据说他被送到桂林麻袋厂关押,然后被拉到象鼻山被刺刀捅死,最后抛尸漓江。这位稚气未脱的十四五岁少年,他本人及在场者最初以为,他被带去只不过遭一顿训斥,最多也不过挨顿揍,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被本校教师塞进虎口!张灵光出事后没几天,笔者又在派出所门口看到张父被带去处决。张父被反剪双手,而他十分镇定,背靠卡车,十分配合地双脚一弹跳,任由卡车上的民兵把他提溜上去,也不知那时的他是不知即将被杀,还是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决心与儿子共赴黄泉?
    上述九位师生的遇害,实在惨无人道,遇害的三名初中生都不是“四二二”头头,表现也并不突出,而张灵光之死更属偶然,那时是没人跟你讲道理的。原来有一个最活跃的学生叫杨光,“群众专政”风暴一起,校内外都叫嚷抓他,如果当时被抓,必死无疑。而该生十分机灵,“大串联”时曾跑遍半个中国,当时毫不犹豫就逃出险地,单枪匹马在外闯荡了大半年,风潮过后方回来。后来他还回校领毕业证,再无人敢动他一根毫毛。相较而言,林茂森老师的遇害就尤令人扼腕,早在“群众专政”风暴未起之时,他便根据来自湖南道县的传闻作出明智的判断,也一度逃脱虎口,但如此聪明的他却在高潮时飞蛾扑火,最终未能躲过此劫。

   五通中学仅是这场大难中的一角,还有更多的教师、学生及许多普通百姓遇难。仅据笔者所知,记录如下:文革前后调出五通中学的同事至少有六人遇害,其中两位已记不清姓名,其余四位分别是:体育教师庚起士,遇害时在灵川县某中学任教;英语教师丁毅与数学教师谢东生,在本县四塘中学罹难;语文教师梁承义,调县教育局后成为“四二二”头头,后被“专政”处决。
    五通中学的师生有数名亲属遇难:教导主任朱名顺的长子、数学教师毛荣奇的岳父、数学教师邹惠卿的丈夫、数学教师于刚的父亲都死于所谓“群众专政”。而语文教师吴一鹏家最为悲惨,他父亲、姐夫、表哥都先后罹难。吴本人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其父解放前曾任修仁县参议长;姐夫文邦才是中共党员,当时在县教育局工作;表哥姓蒋,在四塘中学教书,情况都不一样,竟先后遇害。
    学生李惠玲父亲被杀,曾在学校轰动一时。李是初一女生,能歌善舞,是学校宣传队的台柱子,因皮肤稍黑,被同学起诨名为“黑马”。李的双亲年纪颇大,似在四五十岁之间,自然视女儿为掌上明珠。其父高瘦,戴眼镜,文质彬彬,也不知干什么工作。其母不识字,但能言善辩,一度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常被请到机关学校作报告,可谓镇上名人。但那时的红色家庭也是朝不保夕的,“群众专政”风暴中李父被抓,也不知何故。李惠玲到学校找驻校的六九五五部队军宣队求救,但那时部队已宣称不介入地方事务,李父终于遇害。尽管生父被杀,李惠玲还得来校参与宣传队的活动,但情绪难以掩饰,往往眼泡哭得红肿,而革命是不允许温情的,一张张大字报向这位孤苦无助的女孩袭来。重压之下,她只能贴大字报检讨,其中最具时代特征的用词至今令我难忘:“某某某死得好,为国家节约粮食。”一语道破历史的天机:国家的粮食弥足珍贵,而人命贱如草芥。
    1958年本人高校刚毕业时,曾被分配到临桂师范学校工作。在临桂师范共事过的教师,有五名在“群众专政”风暴中遇害:化学教师陈慕文辗转调至小学罹难;教育学教师邓秀昆文革前调入县教育局,妻子姓罗,任临桂县医院副院长,夫妇二人同时被处决。语文教师袁熹和魏彦魁同在四塘中学被害,魏的妻子李良英,当时曾被判与夫同时处死,因有身孕才侥幸免死。四塘中学是临桂县唯一的高、初中皆设的完全中学,离桂林较近,受害人数肯定首屈一指。周家齐老师当时已调县银行工作,桂林武斗平定后他还健在,笔者到桂林参观时尚去看望,他因看守金库而被流弹击伤,我半开玩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谁知五六天后,他就被老家的民兵抓回灵川九屋,转瞬即阴阳两隔了。
    据我所知,还有两位湖北老乡在本县六塘中学任教,一位为中老年,仅一面之交,故未记姓名;另一位二十五六岁,姓康,刚从大学毕业,人称“康大炮”。文革后我被调入六塘中学时,却得知二人都死于“群众专政”。
   我所亲见与所记毕竟有限,其实当时屠杀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文革后,小小的广西临桂县曾登上《人民日报》1984年9月10日头版,题为《广西逮捕中杀人犯胥明德》,文中说:胥明德“在临桂县亲自策划、指挥杀害了大批党政干部和无辜群众,其中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等十九名县、区干部。”这些干部我大都不认识,只记得三位在“群众专政”漩涡中遭灭顶之灾的县官姓名,他们是县委副书记李瑾科、副县长周克仁和法院院长刘锡臣。刘院长是河北献县人,因为经常在公判会上露面,他的知名度比县长还高。9月18日,在批斗会上,他和其他四人被活活打死。刘的妻子是县医院医生,早在8月23日,她与其他20人一起被集体枪杀,他们年仅17岁的儿子刘振刚逃回河北老家,也被武装民兵抓回打死。仅县区干部就有19名被杀,那么遇害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应在十倍或二十倍以上,不知当地有关部门是否有统计,何时能公诸于众呢?
     所谓“群众专政”并不是自发的,被《人民日报》点名的胥明德,指挥杀人是确凿无疑的,但仅凭胥这条小泥鳅能掀起这滔天浊浪吗?胥最早在县党校任理论教员,中小学教师集中学习时他常来作政治辅导,他的口头禅是:“发言长短是水平问题,开不开口是态度问题、立场问题。”实际上是用激将法撬开教师的嘴,以便利用他们“向党交心”所说的话,进行秋后算账。其实,当地的政治明星是韦英豪,他原是临桂师范的优秀学生,毕业后留校任团委书记,为人谦和沉稳。文革前韦英豪调任县团委书记,文革中他和胥明德都成为县里“联指”的头头,后来韦成为临桂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胥为委员,而县革委的主任是县武装部政委龙凤山。龙政委原是武装部一般政工干部,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还出席过广州或北京的表彰大会,县里曾敲锣打鼓送迎,后升任武装部政委,又兼任县革委主任。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当然不知道他的工作,但他的一次报告令人印象深刻。1968年6月底,五通公社在礼堂召开纪念“七一”大会,龙莅临发表长篇讲话,末尾发出指示:本地抓到的坏人,凡冒充解放军的交武装部,其余由地方自行处理。紧接着前述那位像“李向阳”的民兵负责人宣布,马上就要开宣判会处理“坏人”。当时本人十分纳闷,公检法已经瘫痪,谁还有权宣判呢?如果判徒刑三五年,又送往哪里服刑呢?问问身边人,知情者神秘地说:“送去土地庙呗。”我还以为“土地庙”是某个劳改农场。然而,七月初,当地竟开始自行处决两人,也就是刘增民老师被陪绑的那次,数天后,刘老师也成为五通中学第一个受极刑的人,我这才恍然大悟,所谓“土地庙”即鬼门关、黄泉路的代名词。我不知道,五通镇杀人,是否就是全县的初开杀戒呢?也未敢断言,龙凤山是“群众专政”的始作俑者。但龙政委的讲话,与这一举措的关系,却是再直接不过了。1984年,笔者重返桂林办事,听说清理“三种人”时,龙凤山和韦英豪都被缉拿归案,当时胥、韦都以照顾家庭为借口调回原籍,在当地做官,胥是在重庆綦江县委被捕的,两人被押回临桂受审,同时被处极刑。龙凤山受到什么处置,却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并未与韦、胥共赴黄泉,也许此刻正在某干休所优哉游哉颐养天年呢。

  如果说韦、胥等人是因政治投机而杀人,而当时许多迫害却出于发泄私愤。一些人当上武装民兵,一旦手握钢枪,便有生杀予夺的权力,那时杀几个人是轻而易举的,无须请示汇报,也没人追究责任。记得有位许同学,从临桂师范毕业后,当上小学教师。文革后期,与笔者在桂林相遇,他未及寒暄就迫不及待地问:“毛老师调哪去了?”我问找毛老师有何事,许咬牙切齿地说:“要杀他!”我依稀记得许同学在校时受过什么处分,而毛翊翎老师就是他的班主任。许校友说,“群众专政”时他当上武装民兵,曾问遍全县中小学,都没找到毛老师的影子。其实,毛老师就在邻县的灵川大圩镇,那里也在大搞“群众专政”,民兵去引渡一个人,肯定易如反掌。幸好这位许校友蛮悍有余而机灵不足,才未能心想事成。
    更为荒谬的是,加害者与被害者还会纠结在一起,有的人在此地有权对别人实施“专政”,而他的亲属却在彼地被他人“专政”。革命性、斗争性极高的人还会“大义灭亲”,本校某教师曾给武装民兵写信,告发自己的父亲在解放前当过国军的兵,他父亲不久即从地球上消失。而在文革后广西拨乱反正,曾向“非正常死亡者”的家属发放抚恤金,他也伸手领取,这时有关部门居然找到留存的亲笔揭发信,令这位儿子好不尴尬。其实,早在文革前“大义灭亲”就是被鼓励的。我所认识的被害者中,有一位的妻子早在未结婚时曾揭发其父藏有枪支,只是当时还有点规则,其父仅被关了几个月。过去常说文革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此说不谬,但触及的恐怕是千百年来做人的道德底线吧?
   九月底十月初,桂林方向的爆炸声骤然停息,周边地区滥捕滥杀的现象也日渐稀少,许久不敢入城的人们纷纷涌进桂林,一睹经炮火洗礼的桂林城。五通中学也不甘落后,组织全校师生自带行囊前往,美其名曰:“参观‘’成就,学习体会贯彻‘七三布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我们步行二十余公里入城,庙头公社是必经之路,只见大道旁山麓下有腐尸横陈,不知是战死者还是被处死者,当时竟无人收殓掩埋。
     按惯例我们住在临桂县干部招待所,当地人称桂林麻袋厂。我们住在二楼,师生全体打地铺。这时民兵大都被遣散,仅留一个小分队看守未处理完毕的在押人员。我们从楼上俯瞰,能看到楼下相对封闭的小院中还关有“犯人”,他们男多女少,有时出来排队打饭。其中有一位白发老人,上身佝偻,稍上年纪的人几乎都认识他,他是县医院的中医,姓黄,在当地较有名气,干部都乐意找他治病,那时都客客气气的,好一派礼贤下士的模样。而这时县太爷也都成过河的泥菩萨,再无人保护这位落难的老郎中。仅过一晚就见不到这位古稀老人了,他没有逃过劫难,还是被处决了。一次外出归来,看到院中停有一具中年女性的尸体,脖子上套有绳索,显然是自缢身亡的。胆大又无聊的男生捞起绳索拖着尸体追逐嬉戏,吓得女生惊叫四散。那时身为教师已不能喝斥学生,只能在心里想:小小年纪,竟敢亵渎尸体为戏,还能指望他们成人后为善类吗?!
    到桂林的第二天上午,吃过早餐就直奔广西师范学院,这是此次参观的重头戏。师院位于明代靖王府遗址,武斗后的桂林王城,大门依然高耸巍峨,气宇轩昂,正殿端坐在高台之上,飞檐斗拱,排列有序的幢幢建筑物,一律为大屋顶结构,古朴庄严,显现出昔日的皇家气派。仅少数屋顶被炸开一两个洞,屋脊有个别地方坍塌,墙壁有弹洞,整体来看,王城损坏并不十分严重。出乎意料的是,前后门洞开,无钢枪把守,并无森严恐怖的气氛,任何人都可自由出入,大学生似乎销声匿迹,来来往往的多是一队队中小学生,孩子们有说有笑,有如旅游团队。
   然而,正待步出后门,心情陡然沉重起来。后门的右侧便是桂林的标志性名胜之一——独秀峰,山峰依然苍翠挺拔,而山脚原本绿草如茵的草坪已变成乱葬岗,高不盈尺的黄土坎上胡乱放些砖头、石块,表明是遇难者的临时坟茔。可见,在“联指”与武装民兵的合围下,参加“老多”的大学生插翅难飞,必然死伤惨重。今日桂林又成为旅游胜地,想必王城内的独秀峰下又游人如织了吧,不知还有几人能知晓其下有多少冤魂?

  (作者简介:1958-1978年先后在广西临桂县师范学校、五通中学、六塘中学任教,1978年秋调回原籍湖北,退休前在襄樊市第五中学[今襄阳中学]任教,退休后于深圳居住。)

来源: 《炎黄春秋》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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