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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纯束:广西第一个敢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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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纯束是广西第一个敢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

可以说,韦纯束是广西第一个敢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  1983年3月13日,刚吃过午饭,便接到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的电话,要他下午乘车赴京,具体任务待上火车后再说,且要他保密。他立刻收拾行李。家人问要去哪里,他说:“出差。”上车后,见车上已坐着乔晓光、覃应机(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周光春(区党委副书记)和区济文(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等人。乔晓光对他说:“我们这次上京,主要是向中央汇报调整广西领导班子问题。” 他感到疑惑:调整班子与他有什么关系? 当时他是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乔晓光似乎看出了他的疑惑,接着说:“这次上京名单是中央指定的,区济文同志将介绍 最近有关广西酝酿推荐领导班子的情况。” 到北京的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习仲勋、宋任穷、陈丕显及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分别找他们几位谈话。在谈话中,李锐指出 广西处理好“文革”遗留问题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并郑重地对他说:“中央决定对广西领导班子作较大调整,你要准备挑重担!” 3月21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召开会 议,专门讨论广西领导班子的调整问题,广西赴京的几位同志参加了会议。会上,宋任穷宣布中央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领导成员调整配备 意见:乔晓光仍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纯束、周光春、黄云、金宝生、陈辉光为副书记;覃应机因年事已高,改任区党委常委和自治区政协主席,拟由韦纯束接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工作。他听后深感不安。尽管他已得知,前期考核广西班子,在有1500人县处级以上领导参加 的推荐自治区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选的民意测 验中,他获赞成票1470多票,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属众望所归。但他也深知广西当时的情 况,觉得这副担子实在很重,压力很大,难以胜 任。然而这是组织的决定,其实就是命令。命令和服从此时体现得那么严肃,一令既出,当冒死不辞。上任伊始,迎接他的是处理广西“文革”遗 留问题(简称“处遗”),这是他感到压力最大的 事情。他说:“过去打仗我都没感到有这么大的 压力。” 为什么呢?广西在“文革”期间上上下下分裂成两大派组织,这两派组织发生冲突(即“文 革”时?的特殊现象“武斗”),死了几万人。一派是大派,当时各级班子都有人在,后台大;另一派是少数派,死人多,加上中央1968年7月3日颁布的《七·三布告》把少数派定为反革命,他们怎么会服呢?处理了就会两边都得罪。 前两年也作过一般性的处理,深层次的东西还 没有触动,确切地说是不敢动。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无辜杀害的干部和群众,只当作非正常 死亡看待,没有彻底进行平反昭雪;死难者家属 在生活、工作上的困难没有得到全面妥善解决;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帮派思想严重、搞打砸抢的人(简称“三种人”)大多未受处理,有的入了党,有的甚至钻进了各级领导班子;“文革”中的派性思想远没有消除,有些单位 由于存在严重派性,不认真执行中央的有关政 策等等。这引起了干部、群众特别是受害者家属和受迫害过的老干部强烈不满,积怨很深,造成上访的人日益增多,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团 结和广大干部群众转入经济建设的积极性。还在北京期间,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就决定成立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指 定他为领导小组组长。中央要求广西新班子成立后,在一段时间内要集中精力,把处理“文革” 遗留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要认真清除“左”的思想影响,排除派性干扰,从思想上、组 织上进行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 清理“三种人”和严重违法乱纪的人。中央要求,“处遗”工作“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 势”,“稳妥坚实,稳步前进”。

  怎样做好这一棘手的、艰苦的工作呢?他想,中央《七·三布告》(1968年)把当时群众组 织的一些错误行为定为反革命事件,作为敌我 矛盾;广西在执行上则根据这种错误的定性,号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调动军队和武装民兵,镇压一部分群众,导致大量乱杀人后果。归根结底,“七三”布告成为乱打人乱杀人的合法依据,必须加以否定;其他看似正确其 实错误的东西也应否定。不过,这得经中央同意。 于是,他先从“思想处遗”入手,组织政治学 习。在《广西日报》组织发表了《坚决处理好“文 革”遗留问题》、《分清党性和派性的是非》、《把 认识统一到六中全会的“决议”上来》等社论和评论文章,对干部群众反复进行彻底否定“文化 大革命”,否定“广西在‘文革'期间执行一条正确路线”的教育,使干部群众分清是非,克服派性,增强党性,使在“文革”中犯错误的绝大多数 人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新的认识。 其次,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按照“实事求 是”、“有错必纠”、“宜粗不宜细”原则,平反了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案、“伍修集团” 案、“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案、“广西 反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问题”案、广西地下 党遭受迫害问题等五大冤假错案。同时,抽调人员对各种案件逐件调查,凡属冤假错案的一 律予以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然后是定政策。哪些人该定为“三种人”? 对众多犯错误的干部如何分别对待?这是件很 棘手而复杂的事情。经过一段时间调查研究,并到中央学习研究了一个星期,方才拟定出可 行的政策。对“文革”中杀人的为首罪犯以及手段极端残忍的杀人罪犯予以逮捕法办,对其余参与杀人活动的有关人员采取从宽处理方针,一般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党员干部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以及严重违法乱纪的人,分别给予开除党籍及党纪、 政纪处分;对“杀人”罪行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残 忍的极少数人,按法律程序处以极刑。在一次征求意见座谈会上,有位老干部提出:对“文革” 中被迫害致死的人,光政治上平反还不够,还应 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补偿。他采纳了这一正确意见,采取政治平反与思想弥合、经济善后相结合的方法,对死者家属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从“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认识问题,顾全 大局,清除仇恨,做好愈合伤痕工作。争取国务院给5000万元,广西补够1个亿,作为补偿受 害者的善后问题。对遗属补发丧葬费和抚恤费,以表示党和政府对死者的昭雪和对遗属的 关怀。同时,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许多犯有 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人主动向受害者及其亲属 赔礼道歉,消除积怨,增进了安定团结。向中央汇报工作时,他风趣地说:“搞‘处遗’我两边都不讨好,一派讲我过严,而另一派却说我过宽。”中央领导说:“两边讲你不好,正 说明你搞得好、公道,一碗水端平。如果只有一 边说你好另一边说你不好,就有问题了,特别是弥合伤痕的经验很好。”为此,中央将他的汇报材料发给各省市推广。

  在以周一峰为组长,毛铎和王浩为副组长的中央工作组的帮助指导和以刘田夫为广西整 党工作组组长的帮助下(1984年中央决定广西 “处遗”纳入整党),经过2年多的艰苦工作,至1985年终于解决了悬留10多年的广西“文革” 遗留问题,获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稳定了局势,为广西改革开放和各项工作开创新局面 打下了良好基础。中央书记处1984年10月会议《纪要》指出: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 进行比较稳妥,整党工作也搞得比较顺利,广西的形势会很快发生突变,政通人和,经济繁荣的 局面将很快到来。 早在开展“处遗”工作的同时,他就从广西 的实际出发,注意捕捉改革开放的机遇。“处遗”工作一结束,更是乘势而上,扩大改革开放。广西是一个典型的欠发达的农业省区,农业比重大,经济基础脆弱,农业人口占全区人口 的85%,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山地、丘陵 面积占全区面积的85%,地区间差异大,贫困 面大。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处于战争环 境,至1990年才远离枪炮声,结束作为我国军事前线的历史。但广西资源丰富,属亚热带气 候,光热充足,且面向港澳、东南亚,背靠大西 南,区域位置优越,发展潜力巨大。广西的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开始,但一些干部对此怀疑甚至反对,说这样做是单干,是倒退,是复辟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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